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一、研究背景
建设一支高素质、规范化、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构建其科学的职业体系,对加强基层党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社区工作者”在我国都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实际工作中的社区工作者指哪些人员并不确定,既包含职业化、半职业化的社区党委、社区居(村)委会、社区服务站成员,也包括其他以社区服务为主要工作的专业或非专业的行政人员和社会组织人员,以及在城乡社区从事志愿服务的人员。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社区治理受到党的高度重视。中共、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对社区工作者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指出将城乡社区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员以及其他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纳入社区工作者队伍统筹管理。这就明确了社区工作者的三类构成人员:社区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员以及社区专职工作人员。
目前,学界对于社区工作者的认识主要有三个方面共识:一是社区工作者界定难。学术界对于社区工作者的定义有较大争议。在“三社联动”提出之前,大部分学者认为社区工作者队伍在狭义上就是指社区居委会干部,广义则是指从事社区建设的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1]。刘霞认为社区工作者还应该囊括除了两委班子之外的来自社会招聘的专职人员以及志愿者[2]。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定义不利于社区工作者职业身份的确定以及今后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建设[3]。自“三社联动”提出之后,专业社会工作者进入社区工作,原有的社区工作者在专业化方面得到较大提升[4]。“五社联动”提出后,社区志愿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性要素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在社区发挥自己作用的同时,也成为“五社联动”的重要补充力量之一[5]。二是定位难。长期以来,社区工作者不属于公务员编制也不属于事业编制,但却承担着落实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服务居民群众的“公务”重任,角色一直处于模糊定位的尴尬状态。陈天祥等指出,政府应是规制者、供给者、指导者,居委会应是供给者、代言人、助手,但实际上两者均存在角色迷失的现象[6]。换言之,这种权责利不相适配的组织架构,导致社区行政化是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7]。社区行政化本质上就是社区组织的行政78化,如组织设置行政化、组织功能行政化、运作方式机关化[8]。三是建设难。“弱话语权”与“本领恐慌”一直伴随社区工作者。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于队伍定位、队伍保障、队伍能力三个方面[9]。张威等指出,社区工作者缺乏统一的管理办法,从到各省,乃至市、区一级都没有专属于其的政策法规,管理办法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局限性。作为政府的“腿”,社区工作者承揽了大量行政性事务。例如,有研究者在20XX年访谈了某省11个县(市、区)的167名社区工作者,发现一个社区要承担党建、综治、低保、卫健、医疗、养老、矛盾调解、劳动保障等大量任务,有的任务多达几十甚至上百项[10]。“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状态,表明政府落实工作向社区的深入延伸,社区工作者作为贯彻国家任务的群体,已经具备“准公务员”的性质[11]。尽管随着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和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各地也相继出台了规范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但目前对社区工作者的要求更加侧重职业化参与和全方位管理。也就是说,虽然社区“去行政化”改革仍在推进,但是在实际工作层面却越发加深了行政化程度,社区工作者的行政属性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
本文中所指社区工作者主要包括三类人员:社区(村)书记或主任、社区(村)两委成员(书记/主任除外)﹑专职社区工作者。
二、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现状
本文基于20XX年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社区工作者抽样调查数据①,对我国社区工作者队伍的政策现状、基本特征和职业发展水平作了全面梳理,拟为优化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一)政策回顾
2000年,中办、国办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首提“社区工作者队伍”概念,指出社区建设需要大批专业的社区工作者,要采取向社会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等办法,选聘社区居委会干部,努力建设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社区工作者队伍。2010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7号),明确了壮大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队伍的方向,从扩大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来源渠道、加强对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关心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成长进步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20XX年,中共、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发〔2017〕13号),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提出加大从社区党组织书记中招录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力度、注重把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选拔到街道(乡镇)领导岗位、推动符合条件的社区党组织书记或班子成员通过依法选举担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人或成员、对获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的给予职业津贴等一系列具体政策。之后,20XX年中共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2021年中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都对加强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从地方政策出台情况看,目前约有13个省级单位、40个大中城市出台了有关社区工作者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从文件内容来看,已出台的地方文件多集中于城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较少涉及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总体框架均围绕选拔使用、教育培训、评价激励、薪酬待遇、依法退出和组织保障等环节做了系统的制度设计。
然而在政策执行中暴露出以下问题:一是政策更新不及时。出台了很多政策,但一些地方更新本地政策不够及时,结合本地实际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体系尚有不足。二是政策中的社区工作者的构成不统一。除规定社区党组织成员、自治组织成员和区(县)统一聘用的社区工作者外,各地还有将社区服务站人员、物业管理人员、社区劳动保障协管员、劳动关系协调员和残疾人专职委员、专兼职网格员、街道(乡镇)自行招聘的和有关部门在社区配备的专职工作人员等纳入。工作力量配置上,从260户/人到500户/人,标准不统一。三是出现专业化和“全岗通”两种岗位设计思路。地方文件中既有科学设置工作岗位体系,明确岗位职责和人员分工的思路,也有提倡“全岗通”,一专多能、一岗多责的思路。它们的考核机制也相应不同。四是文件规定的薪资结构多种多样。地方文件规定的社区工作者薪资构成有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岗位报酬、职务年限补贴、学历补贴、星级补贴、奖金津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区福利等,科目较多;薪资锚定标准也不同,有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地区职工平均收入和街道同工龄工作人员收入三种不同情况。五是城乡政策供给不均。20XX年27号文和“十四五”规划均明确提出城乡社区的工作者队伍建设,但目前已出台的地方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较少涉及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多集中于城市社区的工作者。
(二)发展现状
1.社区工作者的基本特征
城市社区工作者队伍性别结构失衡现象较为严重。调查显示,城市社区工作者男女性别比为1∶2.09,女性(67.6%)明显高于男性(32.4%)。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年龄构成、文化程度趋于合理,中青壮年群体占比超过八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其中,30~39岁的青年社区工作者人数最多,占比37%;40~49岁的占比34.9%;50~59岁的占比16.2%;30岁以下的占比9.6%;60~79岁的最少,占比2.3%。文化程度方面,40.6%的为本科学历,37.6%的为大专学历,较少社区工作者为高中学历(17.1%)或高中以下学历(3.7%),仅有0.7%的为硕士学历。
农村社区工作者主要由81.8%的村两委成员、9.3%的非两委专职会计或文书和8.9%的监委会成员构成。在性别分布上,农村社区工作者性别结构则相反于城市,男性社区工作者(73.6%)数量明显高于女性(26.4%),男女性别比例大约为2.79∶1。农村社区工作者主要以年纪偏大的中老年人为主,青年工作者偏少。49岁及以下占比48.0%,39岁及以下占比21.5%,50岁及以上占比超过半数达到52.0%。受教育程度方面,40.4%接受了高中或技校、职高、中专教育,28.7%接受了初中及以下教育,22.7%接受了大专教育,仅有8.0%左右接受过本科及以上的高等教育,这表明我国农村社区工作者整体的最高受教育水平偏低,专业人才相对缺乏。
2.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发展水平
(1)城市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发展水平
薪资收入方面,调查显示,城市社区工作者的收入包括基本岗位工资、按薪级评定的技能工资、绩效工资、津贴(比如降温费、取暖费等)、加班费、奖金以及其他收入福利,主要以基本岗位工资(91.1%)为主。除了基本岗位工资之外,约五成受访社区工作者表示其工资收入一般还包含绩效(52.3%)和奖金(48.4%),还有39.4%的受访社区工作者表示其收入中包括了技能的薪资收入,该收入基于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的评级,36.6%的社区工作者收入构成包含津贴。可见,基本岗位工资、奖金和绩效是当前城市社区工作者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薪酬结构总体上比较合理。另外,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受访城市社区工作者的工资水平处于6000元以下,占比92.1%,其中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占比45.3%。6%的社区工作者工资处于6001~9000元,超过9000元的仅占1.9%(表1)。由此可见,城市社区工作者整体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在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个地区的城市社区工作者平均工资进行对比后发现:全国受访城市社区工作者平均月收入为3731.9元,东部地区城市社区工作者平均月收入4638.7元,西部地区城市社区工作者平均月收入为2655.5元,中部地区城市社区工作者平均月收入为2707.9元,东北部地区城市社区工作者平均月收入为3002.9元。这反映出,城市社区工作者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东北部、中部、西部地区,且除东部地区外,东北部、中部、西部地区城市社区工作者平均月收入低于全国城市社区工作者月收入平均水平。
福利待遇方面,如图1所示,超过八成的受访社区工作者所在社区设有法定节假日(90.0%)、养老保险(88.3%)、医疗保险(84.8%)、女职工哺乳假(82.2%)、病假(90.8%)等福利;约七成受访社区工作者所在社区设有工伤保险(70.2%)、失业保险(69.5%)探亲假及婚假(74.6%)的福利;只有不到一成的受访社区工作者所在单位设有住房补贴(5.5%)和购买商业保险(7.1%)的福利。此外,住房公积金(61.5%)、大病统筹保险(49.5%)、工作餐(21.8%)、带薪年假(60.3%)、定期体检(66.3%)和职业年金(9.6%)等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的社区供给率稍显偏低,实际享受率自然较低。这说明,城市社区工作者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的相关制度设计有待完善,应建立起社区建设经费保障机制,加快完善社区工作者在住房补贴、工作餐、商业保险和职业年金上的设置,推进社区工作者福利制度的建设。
教育培训方面,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城市社区工作者的培训制度较为完善。86%的社区工作者参加过在岗培训,5.2%的社区工作者表示组织了在岗培训但自己没有参加,8.7%的社区工作者表示没有组织过在岗培训。64.1%的受访城市社区工作者未持有相关资格证书。在持证社区工作者中,持有证书最多的是国家助理社工师资格证(17%),其次是当地社工员资格证(9.2%),然后是国家中级社工师资格证(9.1%),仅24人持有高级社工师证(0.6%)。对于证书的作用,95%的持证社区工作者认为证书有作用,仅5%的持证社区工作者认为证书没有用。
专业能力方面,半数以上社区工作者对自己的沟通能力(88.0%)、组织能力(81.9%)、学习能力(78.9%)、办会能力(75.7%)、活动策划能力(69.7%)、调研能力(64.7%)和创新能力(63.1%)表示认可,其中对自己的沟通能力认可度最高。专业知识方面,社区工作者普遍觉得对本地民俗的熟悉程度最高(88.6%),能够很好地以群众喜欢的形式组织各种特色鲜明的活动;其次是对相关对口部门情况(85.3%)、各级政府的政策法规(75%)熟悉度较高;对社会学知识(57.9%)、心理学知识(45.5%)的熟悉程度较低;对人类学知识的熟悉程度最低(29.1%)。
工作强度方面,65.6%的受访城市社区工作者所在单位要求周一至周五白天工作,在周末、节假日采用轮流值班的坐班制;19.1%的单位采取“无固定周末,保证社区一周7天有人”的倒班制;9.3%的单位采取“周一至周五白天工作”的坐班制;4.3%的单位上班制度正在向倒班制转变,1.7%的单位采取其他上班制度。在加班情况方面,只有12.9%的受访城市社区工作者上个月没有加班。其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周末加班,81%的受访社区工作者上个月周末加班过,57.6%的社区工作者在上个月工作日内加班过,54.5%的社区工作者上个月法定节假日加班过。这表明,加班的现象较为普遍,也从侧面体现了社区工作任务繁重,社区工作者具有一定的工作负担与压力。
职业晋升方面,近年来,不少地方以定向招录、破格选拔、体制纳编等方式,试图打破身份流动壁垒,将一部分优秀的社区工作者纳入国家正式编制中。这些以打通社区工作者职业发展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社区工作者的身份认同,有利于保持社区工作者的稳定性和吸引优秀人才投身社区治理。调查显示,73.1%的城市社区工作者反映所在地区实行了干部选拔优选政策,即在干部选拔过程中优先照顾优秀的社区工作者。可见,通过干部选拔优选政策来给基层的社区工作者提供晋升途径,已经成为各地的共识。
(2)农村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发展水平
薪资收入方面,调查显示,超半数的农村社区工作者年收入水平分布在12000元至36000元的区间内。其中,月平均收入在1000(不含)~2000元之间的农村社区工作者占比30.3%,月平均收入在2000(不含)~3000元之间的农村社区工作者占比26.4%,还有23.2%的农村社区工作者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仅有不到18.0%的农村社区工作者月平均收入超过3000元(图2)。这表明我国农村社区工作者的收入水平整体偏低。此外,调查数据还显示,农村社区工作者存在一定的年龄结构分化:老年社区工作者主要以岗位工资收入为主,收入水平稍低;中青年农村社区工作者除岗位工资外还有农业、个体、租金等收入补充,整体水平稍高些;另外少数乡贤能人善于致富,收入水平较高。农村社区工作者的收入构成最主要部分是职务基本补贴,占比达到45.4%,其次是绩效奖收入和专项补贴收入,占比分别为26.3%和9.1%。这三项收入作为农村社区工作者收入的三项最主要组成部分,所占比重高达80.8%,成为其收入的主体部分。其他额外的一些津贴收入、加班费、经济发展奖金和分红收入在整体收入中占比1%~6%,它们作为激励性和补贴性的收入用于奖励农村社区工作者坚守岗位、积极工作。
福利待遇方面,农村社区工作者的职业福利主要包含假期休假类、保险类和住房类相关补贴及公积金三大类。首先,农村社区工作者当前享有的职业福利中保障程度最高的项目为假期休假类,有41.1%的社区工作者能够在法定节假日按期休假,11.8%能够享受到带薪年假福利。其次是基本的健康养老福利待遇,38.8%的农村社区工作者享有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33.4%享有定期体检福利,25.6%享有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福利。最后,还有一到两成的农村社区工作者能够享有工伤、生育、失业及大病保险等福利待遇,但仅有7.9%的农村社区工作者享有住房公积金福利,1.0%能够享有住房补贴福利。这表明,我国农村社区的整体福利水平不高,保障覆盖范围有限,在福利供给方面优先于法定的节假日保障及基本的健康和养老保障,其他类别的保险、商业保险和住房类的公积金及住房补贴福利供给水平偏低。
专业能力方面,从调查的数据来看,56.5%的农村社区工作者正式入职前参加过岗前培训,81.8%的过去一年参加过在职培训,76.7%的认为培训对于更加顺利地开展社区工作是非常有用的。这表明,岗前及在职的培训对农村社区工作者更快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及顺利开展社区工作是颇有助益的;培训是优化农村社区工作者能力素质结构的有力抓手。实践中,在农村社区工作者岗位上顺利履职需要多元的综合能力,不仅要善于沟通、组织、协调、宣传,还要有知识技术、能致富、优良作风和值得信任。对农村社区工作者三项能力的调查结果显示:54.8%的农村社区工作者认为能够带领群众致富是当好村干部最重要的能力,24.6%的农村社区工作者认为做事民主是当好村干部第二重要能力,17.7%的农村社区工作者认为善于获得村民的信任是当好村干部第三重要能力。
工作强度方面,调查显示,28.4%的农村社区工作者一直从事与岗位职责相关的工作;超过71.6%的都做过与岗位职责不相关的工作,这其中近一半(32.5%)农村社区工作者甚至需要经常做与所在岗位不相关工作。关于是否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工作,60.7%的农村社区工作者能够很好地负责属于自己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31.3%的农村社区工作者偶尔会遇到职责范围内不能负责的工作,但仍有8%左右的农村社区工作者经常遇到工作超出自身的职责范围。这表明我国农村社区工作者职责外的工作压力仍不容忽视。
职业晋升方面,最受广大农村社区工作者关注的莫过于岗位晋升渠道的合理性。统计显示,45.1%的农村社区工作者认为当前的岗位晋升渠道合理,契合所在岗位的职业期待;持晋升渠道非常合理及基本合理态度的农村社区工作者分别占两成左右,比例大致相当;对当前社区岗位晋升渠道合理性持质疑态度的比例超过8.0%。这表明,我国农村社区的岗位体系设置整体较好,能够满足大多数农村社区工作者的职业成长需求,但当前的农村社区工作者岗位体系规划晋升渠道完善方面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此外,大多数农村社区工作者在基本的生存和社交、尊重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会有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就关于自我成就实现、人脉拓展和面子地位三个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农村社区工作者认为能够在岗位上践行理想信念(65.0%)和实现自我的效能感(63.8%),这意味着超过六成的农村社区工作者能够满足高层次的自我成就需要。此外,也有将近六成的农村社区工作者能够增加人脉资源(62.4%)和与上级领导建立关系(54.9%),这对农村社区工作者而言,其社交圈子得到拓展也是一种较明显的工作收益。与此同时,有少部分的农村社区工作者通过担任的岗位获得了一定的等级头衔和个人荣耀。
(3)城乡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发展水平比较
通过对比城乡社区工作者的基本现状发现,目前我国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的性别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城市社区工作者是典型的“巾帼不让须眉”,妇女在社区治理工作者中占2/3;在农村社区,则是男性社区工作者扮演重要角色。城市社区书记、主任的男女比例达到1∶1.26,农村社区书记、主任的男女比例达到10.27∶1,后者差异程度更为显著。第二,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年轻化和专业化水平差异明显。城市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年轻化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城乡社区工作者的受教育水平差距悬殊,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水平远低于城市。第三,城乡社区工作者的收入福利差异。城市社区工作者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农村社区工作者,其薪酬制度体系建设更具备绩效激励性,加薪的空间也略大于农村社区。
三、对策建议
(一)科学界定社区工作者的范围与职责
一是明确范围对象。将社区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成员、职能部门统一聘用在社区从事社区党建和社区服务管理的全职工作人员纳入社区专职工作者范畴,其他社区辅助性、公益性岗位人员则不被纳入。二是实行员额管理。综合考虑社区规模、人口密度、服务半径、居民构成、特定人群服务对象、工作任务等因素,科学合理规划社区工作者名额。按照“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出的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者18人的要求,建议大约每200~300户配备一名社区专职工作者,3000户以下社区的社区专职工作者控制在15人以内,超过3000户的社区控制在20人以内,并实行动态调整,提高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三是明确职责任务。明确社区工作者在社区“两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接受街道(乡镇)和基层职能部门指导,主要承担社区党建和居(村)民自治事务,协助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开展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做好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并且,要在总体职责目标下编制社区岗位体系。在岗位设计上,可借鉴上海的做法:设立“专干+全能”模式,将街道职能模块化为六大模块(六大中心),不再对上一一对应,模块内岗位相通,在每一模块内要求工作者“一专多能,全岗通用”。
(二)全力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规范化建设
一是规范选任招聘。鼓励各地探索出台社区“两委”干部人选条件审查办法意见,引导各地严格落实社区“两委”成员人选标准和资格条件,依法组织选举。除了社区“两委”专职成员,社区专职工作者不足的社区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择优录取。二是规范薪酬福利标准。鼓励各地量力而行,建立与职级等级序列相对应的动态薪酬体系,使薪酬平均标准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农民年度平均收入水平。为社区专职工作者足额办理城镇职工“五险一金”,落实免费体检、带薪休假、调休补休等待遇,建立应急补贴发放制度。三是规范管理考核。以县(市、区)为单位制定社区工作者考核办法,由街道(乡镇)组织实施。考核实行居民评议与组织考核、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和群众满意度,考核结果作为社区专职工作者调整等级、续聘解聘、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四是规范退出机制。对连续两年或累计三年考核不合格的,或者有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和社区管理制度行为的,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三)探索建立科学的社区工作者职业发展体系
一是建立晋升通道。建议各地推广以县(市、区)为单位每5年至少组织一次招录工作,符合条件的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居(村)委会主任,可被破格选拔为街道(乡镇)干部。此外,在机关事业单位招录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一般社区工作者。二是建立职级体系。在编制不变动的前提下,转入体制内只可能是对少数优秀社区工作者的激励,不可能普遍化。因此,应综合考虑岗位职责、工作年限、文化程度、专业水平等因素,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职级序列,参考公务员的职务职级并行体系或者参考教师职称评审工作。虽然大部分社区工作者依旧不能转入体制内,但应探索其薪资待遇随着“职级”“职称”的提升的路径。需要指出的是,从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体系转化过来的职级体系有助于社区工作者队伍规模、职位和运作方式的控制,对稳定队伍作用巨大,但在应用于非公务员的社区工作者时,还应关注其面向社会的服务质量与效率,通过加强居民满意度考核,加大结果导向的岗位价值、职级体系探索。三是开展评优推先。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表彰制度,制定国家级社区服务人才荣誉管理办法,鼓励推广浙江省开展的省级社区工作领军人才遴选、山西省和福建省开展的“最美社区(村)干部”评选活动等做法,指导地方每3年组织评选表彰一次优秀社区工作者。鼓励各地对长期服务社区的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优秀社区居(村)委会主任,在其退休时给予荣誉表彰和一次性物质奖励。四是增进职业认同。鼓励各地探索通过增列界别、名额倾斜等方式,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优秀社区工作者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参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等,增强社区工作者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度。
(四)进一步提高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水平
一是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在人员招聘中,优先录取有社工师资格证的应聘者。同时,推动各地实施社区工作者素质提升计划及学历教育,推动社区工作者考取社工师资格证。对获得社工师等职业资格的社区工作者,采取增发职业津贴等形式,给予相应待遇激励。二是开展分级培训。推动各地将社区工作者队伍纳入省级人才发展规划,制定队伍职业培训规划。健全省、市、县(市、区)、街道(乡镇)分级分类培训体系,落实初任培训、岗位培训、政策与技能培训。三是支持学科教育。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加强社区相关学科建设,支持优秀社区工作者参与社区人才教育。四是建立实训基地。推动各地以县(市、区)为单位,依托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先进社区等建立社区人才实训基地,鼓励通过跟班学习、现场教学、项目践学等形式组织实训。
(五)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中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首次对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作出统一要求,适应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但在政策执行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城乡社区工作的差异和城乡社区工作者人群的特点。从实践来看,城市社区以开展社区服务为主,而农村社区工作的范畴更加广泛,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调解村内各种矛盾为主。城市社区工作者大都属于全职工作,职业化特色更为明显,居民对社区工作者的定位多是“服务者”的角色;农村社区工作者多为兼职,“两委”成员特别是村书记(村主任)多为村中的精英和村民心中的“能人”。事实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基层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重担直接落在村书记(村主任)和社区工作者的肩上,这对农村社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上,建议:一是积极吸引离乡精英人才回归。那些积累了一定资本、技术与能力的返乡精英,是乡村发展的新兴力量。作为本土人才,他们更愿意为乡村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应采取回引回请的方式,动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退休人员、中小企业家等乡贤能人回乡,更要打通制度壁垒,为返乡人才参与乡村建设与治理提供便利。二是拓展人才来源渠道。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诸多外来人员将进入乡村,应使这些有意愿在乡村长期居住、创业发展的外来人员成为人才的重要来源。三是建立薪酬保障体系。目前,多地大幅提高了村书记的待遇,但是村“两委”其他成员的待遇都还较低,有的地方村书记和村主任之外的“两委”成员一年只有千元左右的补贴。应积极鼓励村书记(村主任)实行专职,其他“两委”成员探索实行按工作量取酬,并将乡镇考核结果和村民评议结果纳入薪酬待遇体系设计中。四是加强荣誉激励,打通突出人才职业上升渠道。对作出突出贡献但不想纳入公务员或行政事业编制的社区工作者,应加强荣誉奖励,对表现突出有进入体制内想法的,应建立进入乡镇公务员或行政事业编制的渠道,充分发挥激励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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