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篇)2026年10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录
一、党政机关
1.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司课题组:
关于税务系统年轻公务员队伍建设的调研与思考1
2.河南日报社、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联合课题组: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8
3.接力探索“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之路关于西峡县创建“两山
”实践创新基地的调查与思考…22
4.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局长程双:聚焦绩效改革实践探索
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以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26
5.泸州市融媒体中心徐勤勇:
泸州融媒人才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33
6.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
税务公正执法引导企业纳税遵从路径研究…38
7.刘微、戢宏:
提升县级党校基本培训质效的实践探索与路径…51
8.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第八调研组:
完善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的调研报告…56
9.联合课题组:
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72
10.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工信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
先进制造业调查:锻造大国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引擎78
11.广东省佛山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抓实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治理85
12.资阳市现代农业服务中心霍川:
资阳市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87
二、高校
13.杨柳:
党建引领高校贯通校院系三级组织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实践探索 …… 9714.山西应用科技学院陈珍:
乡村振兴战略下高校思政教育服务“三农”的实践探索…102
15.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王旭隆:
新时代教师教育综合改革的实践探索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108
三、企业
16.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创新破瓶颈助农有实招黔西南农商银行积极
探索强农惠农服务模式…117
17.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普:
党建红链赋能产业强链党建引领企业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12118.农村金融时报调研组:
挥毫泼墨绘黔山贵州农信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中书写精彩答卷……12519.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
精准匹配支农支小山东临沭农商银行多维度服务支持乡村振兴……12820.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胡加慧唐树明:
新时代国企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131
四、医院
21.李昕:
某大型公立医院多院区后勤管理标准化建设实践探索…134
五、其他
22.创业故事联合调研组:
从百亿市值到千亿阵营沪电股份的PCB进阶路…141
23.河南省供销合作社监事会:打造“一盘棋”形成“一张网”关于供销
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调研报告…146
24.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农业农村局闵迪:
贵州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实践探索…151
25.河北沧州市供销合作社监事会:合力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来自
河北沧州市供销合作社的调研报告…156
26.临沂市供销合作社王绪峰:让基层社活起来、立起来、强起来山东
蒙阴县供销合作社探索“联农带农富农”新路径调研报告…161
27.山东省创新战略研究院李苗苗:
山东省科协党校赋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166
28.山东省农村经济管理服务总站刘磊:
山东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路径实践探索…170
29.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守护红色根脉焕发时代光彩对我国多地红色
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调查与思考…177
30.湖南郴州市供销合作社监事会郴州苏仙区供销合作社监事会:
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来自湖南供销合作社的调研报告…18331.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河南新型文化业态…188
32.王树强: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破局之道与实践探索…191
3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任晋兰:新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实践探索基于湖南、内蒙古的实践借鉴…200
34.四川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课题组:
银龄就业的思考与探索…204
关于税务系统年轻公务员队伍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司课题组
总书记在党的大会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青年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战略性地位,为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加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准确把握“00后”年轻公务员的思想状况、成长规律和个人诉求,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司综合运用数据统计、问卷调查、实地调研访谈等方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就进一步加强年轻公务员培养管理提出意见建议。
税务系统“00后”公务员队伍整体情况分析
截至2025年底,税务系统“00后”公务员共5.24万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占99.97%,高于税务系统整体水平9.37个百分点。作为税务系统干部队伍的新生力量,“00后”税务干部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和发展活力。
“00后”公务员政治素质较好,规则意识和平等观念较为突出。一是政治素养较好,家国情怀深厚。问卷调查显示,在“00后”的公务员中,95.07%的受访者对“税务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表示高度认同,93.46%的受访者认为政治理论学习是干部的“必修课”,两项占比均为各年龄段受访者的最高值,反映出“00后”公务员政治机关意识和理论学习意识总体较强,国家认同和制度认同较为稳固。二是规则意识鲜明,底线较为清晰。调研发现,“00后”公务员群体的规则意识更为突出,对程序公平、机会公平有更高期待,更加偏好制度清晰、程序透明、逻辑明确的管理方式。三是平等观念突出,注重价值认同。调研反映,“00后”公务员在尊重集体和遵守组织纪律的同时,更加注重个体感受与自我体验,更关注“为什么做、怎样做才有价值、付出能否被看见”。
“00后”公务员基础素质较好,能力转化和实践应用仍需加强。一是知识基础较好,知识优势向履职优势转化能力较强。问卷结果显示,超半数“00后”公务员认为自身优势主要集中在“学习能力强,上手快”“接受新事物、新政策快”“责任心强,执行力到位”。二是创新意识较强,系统性转化落地能力仍需提升。调研了解,部分“00后”公务员能够通过整理业务笔记、梳理高频问题、总结沟通话术等方式提升工作质效,体现出较强的主动思考和服务改进意识。但创新尝试多集中于个人层面“小改革”和“微设想”,创新想法向系
统性改进措施和实际成效转化方面仍显不足。三是数字素养较好,深度应用与数据治理能力仍需提高。“00后”公务员数字能力素养整体较高,普遍擅长使用短视频与AI辅助工具。同时,多数“00后”公务员深度数据思维和综合治理意识不足,主要停留在“拿来即用”“生成即交”的“短平快”“浅运用”层面。
“00后”公务员组织认同度高,成长发展诉求比较多元。一是职业归属趋稳,长期稳定性需持续观察。在当前就业压力较大、择业求稳背景下,公务员岗位对“00后”具有较强吸引力。问卷结果表明,99.01%的“00后”公务员认可其所在单位的工作氛围,94.56%的表示有在税务系统长期发展的意愿,也有5.06%的表示对长期在税务系统发展尚处于观望状态。二是短期目标清晰,长期发展路径认知不足。“00后”公务员普遍能够围绕执法资格考试、“五师”资格、业务能力提升等制定短期计划,体现出较强的阶段性目标管理能力,但对工作岗位、专业方向、职业发展和组织培养缺乏较全面的认知,呈现出短期目标较为具象、长期规划和发展路径不够清晰的特点。三是对正向激励反馈积极,期待多方面的发展支持。问卷结果显示,“00后”公务员对职级晋升所体现的组织肯定和正向激励的认可度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00后”公务员在成长中最希望组织上提供的支持分别是“更系统、更贴合工作实际的培训”“允许试错、氛围宽松的成长环境”“靠谱的导师帮带”“更多轮岗交流机会”以及“更多的一线实践锻炼机会”。
“00后”公务员现实诉求务实,生活关切和保障期待更加具体。一是生活成本差异明显,部分群体压力更加突出。问卷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城市类型和是否异地工作对“00后”公务员生活成本影响较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大城市高小城市低、异地工作高本地工作低的格局,“00后”女性干部出现职场焦虑或迷茫的占比高于“00后”男性干部4.49个百分点。二是服务保障需求注重实效,对组织关怀的期待更加具体。“00后”公务员入职时间较短,薪资收入和购买力水平有限,普遍面临购置住房、组建家庭、改善通勤条件等现实压力。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数“00后”公务员呈现出明显的务实取向,最认可的组织关怀方式是“解决实际难处”(71.90%),更看重组织上能否回应具体问题、改善实际体验,呈现出实用化和细节化特点。三是情感和社会交往更加多元,个人边界意识较为清晰。调研发现,“00后”公务员婚恋观念更加理性务实,受职业起步期工作任务较重、异地工作比例较高、社交圈有限等因素影响,
部分干部婚恋进程相对滞后。异地干部对干部交流调动政策关注度较高,双职工干部家庭对晋升回避政策感受较深,反映出其在职业发展与家庭稳定之间存在较强的平衡诉求。
“00后”公务员整体廉洁意识较高,个别人员不同程度存在思想、作风和廉洁等方面问题。“00后”公务员成长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环境,总体上能够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知敬畏、存戒惧,能够自觉遵守各项作风建设规定和守住廉洁底线。但也发现,一些年轻干部理论学习浮于表面,纪律规矩意识不够牢固,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不够坚实,对人情往来背后的廉政风险预判不够,在小事小节上警惕性不强,强化日常自我约束意识还不够,尚存在苗头性、倾向性廉洁隐患,个别“00后”公务员已触碰了纪律红线,甚至发生严重违规违纪和违法犯罪问题。对此,应引起各级税务局党委高度重视。
税务系统加强年轻公务员培养管理系列举措成效显著
近年来,税务总局党委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建立健全总局党委统一领导、上下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深入组织实施“党建铸魂领航、组织赋能助航、严管厚爱护航”三大工程,为年轻干部成长成才、担当作为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坚持政治引领、铸魂育人,筑牢年轻干部思想政治根基。税务总局党委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年轻干部培养首位,以党建带团建,以团建推动全系统抓实抓好青年工作。2023年税务总局组建全国税务团工委,推动省、市两级税务局全部建立健全团组织,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全面覆盖的税务系统团青工作组织体系,有效组织和教育引导年轻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把个人成长融入税收事业发展大局,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成长成才。一是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坚持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引领青年,把青年理论武装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各级税务局成立青年理论学习小组1.9万余个,将全系统40岁以下干部全部纳入学习体系,每季度制发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工作指引,有针对性地推送重点学习内容和“书单式”学习目录,常态化推进推动理论学习向基层延伸、向青年聚焦,引导年轻干部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二是强化党性锤炼,锻造政治骨干。把“青马工程”作为加强青年政治引领和党性锤炼的重要抓手,在团指导支持下,构建“省局班、系统班、全国班”梯级贯通的培养体系。目前,已会同团举办全国班3期、培养115人;税务总局组织税务系统班5期、培养500人;36个省级税务
局结合实际通过省局班培养1400余人。通过理论教育、党性锤炼、实践历练和跟踪培养,引导税务青年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青马工程”已成为广大税务年轻干部“心向往之”的政治课堂。三是突出阵地建设,凝聚青年力量。创办《中国税务年轻人》团刊,立足青年视角、用好青年话语、吸纳青年参与,聚焦年轻干部所思所想,搭建“核心专题引领+多元板块支撑”的栏目架构。围绕八小时之外管理、导师帮带、青年婚恋交友等开展问卷调研、征集案例故事,展示攻坚案例、先进事迹,汇集青年心声和帮扶建议,探索形成了“线上+线下”“纸质刊物+AAA公众号”的立体式多元化传播格局,积极打造展示青年风采、倾听青年心声、服务青年成长、凝聚青年力量的思想宣传矩阵。
狠抓组织培养、赋能助力,搭建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机制平台。税务总局始终坚持把年轻干部培养作为队伍建设的头等要事,先后制定实施税务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加强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若干措施等制度文件,推动年轻干部在基层一线、改革前沿和攻坚任务中长才干、壮筋骨。一是抓教育、提素质,夯实履职能力。构建新录用公务员三年培训体系,总局重点组织示范,省局精心组织实施,切实提升新进人员培训的针对性系统性实效性,助力实现从业务经办向业务骨干的转变。实行“政治+业务+生活”的导师制度,由局领导班子成员、业务骨干、岗位负责人分别担任新进公务员的政治导师、业务导师和生活导师,充分发挥“以老带新”的传帮带作用,贴心关怀和帮助新入职干部尽快转变角色。二是搭平台、强历练,锤炼过硬本领。坚持把工作实践作为最好的课堂,税务总局机关统筹建立常态化、多层级干部轮岗交流机制,组织机关年轻干部前往基层蹲点调研,着力提升年轻干部解决复杂问题、服务发展大局的能力水平。分层分类、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比武,推动练兵比武从阶段性活动向日常化训练延伸、从知识测试向实战检验延伸、从少数参赛向全员提升延伸,在以学促干、以赛促练中提升专业能力。三是建机制、择优才,激励岗位建功。统筹推进“2271”工程,充分发挥税务系统条线贯通优势,健全分层分类、上下贯通、梯次衔接、动态更新的人才选育机制,推动形成战略人才高端引领、领军人才攻坚带动、青年才俊蓄势储备、业务标兵岗位示范的税务人才体系,促进各类优秀人才竞相涌现、各展其长。用好职务职级晋升“双通道”,对政治素质好、专业能力强、工作实绩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年轻干部,同等条件下优先晋升职级,助力年轻干部在税务实践中加快成
长。
严管厚爱护航,夯实青年敢担当、守底线的组织管理保障体系。各级税务局坚持既为年轻干部干事创业搭台赋能、排忧解难,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做到正向激励有力度、组织关怀有温度、监督管理有硬度,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奋发有为的成长环境。一是立典型、强示范,树立鲜明导向。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税务总局设置“青税先锋”“十佳税务人”等荣誉表彰,各级税务机关聚焦征管一线、服务前沿、攻坚任务,挖掘年轻干部先进典型,加大事迹宣讲、风采展示、经验分享力度,年轻干部担当作为、争先创优的氛围更加浓厚。二是真关爱、优服务,强化组织保障。坚持把关心关爱融入年轻干部日常,依托工会、团委等平台,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文体联谊、兴趣拓展、服务实践等活动,增强队伍凝聚力与向心力。建立困难帮扶机制,协调帮助解决住宿保障、婚恋交友、子女教育等问题,年轻干部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打消年轻干部履职尽责的后顾之忧,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三是严教育、强监督,护航健康成长。驻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常态化编发税务系统违规违纪案例,用好年轻税务干部的反面典型案例,分析案情,查找原因,排查苗头性问题和风险,有针对性地对各级税务局党委和年轻干部个人提出措施建议,筑牢年轻干部廉洁从税防线。
近年来,在税务总局党委正确领导下,税务系统坚持政治引领,对年轻干部加强党建铸魂、组织赋能、严管厚爱的基础更加坚实、机制更加完善、成效更加彰显。2023年以来,税务系统累计有18名优秀青年获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85个集体、52名个人获评全国“两红两优”,2个优秀青年集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132个优秀集体获评第21届“全国青年文明号”。
进一步加强税务系统年轻公务员培养管理的思考和建议
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年轻公务员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生力军,各级税务局党委必须站在事关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以前瞻性眼光和系统性思维,把年轻公务员锻造成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重任的栋梁之材。
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组织广大税务青年深入系统学习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税务工作实际,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依托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主题党日等载体,创新青年领学、案例导学、情景研学、云端共学等方式,深化党性教育和正确zjg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年轻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把个人成长的“小坐标”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的“大蓝图”。注重用青年视角解读宏大主题、用生动表达阐释深刻思想、用身边故事回应时代课题、用鲜活案例讲清发展大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
注重关心关爱,构建年轻干部健康成长良好生态。针对年轻干部群体成长成才意愿强烈但耐性韧劲有不足的特点,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初任培训内容,围绕角色转换、职业认同、压力管理、情绪调适、挫折应对等开展专题辅导和训练,将强化税费服务意识、增强群众沟通能力等融入日常教育管理,帮助新入职干部顺利度过岗位适应期。健全新入职公务员动态跟踪机制,通过谈心谈话、问卷测评、日常观察等方式及时了解思想动态,对岗位适应困难、心理压力较大的情况综合采取导师帮带、谈心疏导、专业咨询等方式精准帮助,严防心理问题演变为思想问题、纪律问题。顺应年轻干部思想活跃、重视平等交流的特点,推动管理方式由“单向命令”向“引导赋能”转变,鼓励年轻干部讲真话、提建议、亮观点,营造平等对话、互相尊重的组织氛围。聚焦年轻干部婚恋交友、住宿住房、就餐出行、文体活动等现实需求,分类建立需求清单,用心用力用情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完善阅览、健身等场所,努力提供更加稳定便利舒心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把组织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
加强培养锻炼,做好年轻干部源头储备和成长历练。坚持把年轻干部培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建立健全“发现储备—重点培养—实践历练—择优使用”递进式培养机制,分层分类建立优秀年轻干部储备库,实行动态管理、跟踪培养、优进绌退。坚持把改革发展主战场作为年轻干部成长的“练兵场”,以各类青年攻坚行动为载体,推动年轻干部在党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强基工程”纵深推进、税收合规管理和重点领域监管等攻坚任务中挑重担、解难题、打硬仗。坚持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鲜明用人导向,让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严把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和作风关,把考准考实政治素质作为干部考察工作的重中之重,坚决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规范做好日常选拔任用工作,有计划地把优秀年轻干部纳入组织选人用人视野,形成老中青合理搭配、近中远有序衔接的干部梯队。
突出纪法教育,牢固树立纪律规矩意识。坚持教育在先、提醒在前,深入开展“青税廉”行动,依托团支部“青廉讲堂”等平台,创新开展青年喜闻乐见的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年轻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做实基层党组织的日常监督和谈话提醒工作,认真开展系列家庭助廉活动,切实扣好廉洁从税的“第一粒扣子”。丰富拓展警示教育方式,依托AAA、微博、微视频等青年易于接受的方式,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教育,讲清纪法红线、岗位风险和违纪成本,教育年轻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坚决防止把利益交换和网络圈层思维带入工作履职,持续增强拒腐防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严格监督管理,持续强化一体化综合监督体系。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压力传导和责任落实,紧盯由风及腐、风腐交织问题,在持续加强执纪问责的同时,注重查缺补漏、建章立制、完善内控机制,构建严密的廉政风险防护网。坚持严管就是厚爱、监督就是保护,把关心关爱体现在经常性提醒、全过程管理和全方位监督中,把廉洁要求贯穿干部培养使用、岗位历练、日常考核、作风评价等全过程。针对年轻公务员社会阅历相对不足、岗位经验不够丰富、易受网络影响等特点,注重从日常言行、岗位履职、社交交往、生活作风等全方面加强跟踪了解和分析研判,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偏,督促年轻干部养成遵规守纪、崇廉拒腐的内在自觉,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河南日报社、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联合课题组
(2026年10月22日)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河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决策地、出发地和著名战斗发生地,同长征有着深厚的血脉联系。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从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孤军北上,艰苦转战,策应党,最早到达陕北,和西北地区红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回望来路,方能照亮前程;传承精神,重在开创未来。新时代新征程,研究好、阐释好、宣传好长征这部壮丽史诗,特别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艰辛历程,对于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贯彻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1.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从来没有哪次战略转移像红军长征那样在极限绝境中转战万里、成功破局,也从来没有哪次军事行动像红军长征那样被称作“无与伦比的史诗般远征”,对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站在当下回首过往,长征不愧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不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开启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以及鄂豫皖、闽浙赣、川陕、陕甘等革命根据地。1933年9月,国民党当局置日寇侵略、民族危亡于不顾,对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革军委和红军被迫撤离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和红
六军团为冲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配合红军长征,实现共同北上抗日等目标,相继从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四支红军队伍经过艰苦转战,纵横江西、福建、广东、湖南、
贵州、云南、四川等10余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前进至陕甘宁地区,实现红军主力大会师,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大本营和出发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从河南出发进行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4省,转战近万里,是红军长征中人数最少、平均年龄最小、最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队伍,也是长征途中唯一成功创建根据地、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红二十五军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红军之向导”,红二十五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
长征创造了同强大的敌人英勇斗争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奇迹
红军长征的直接动因是革命根据地面临的“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险恶局面,而这种军事实力不对等的态势贯穿长征全过程,红军往往需要在装备简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绝对劣势下与数倍、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作战。对此,红军将士全然不惧、视死如归,一往无前、浴血奋战,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哪怕付出惨重的牺牲和代价也在所不惜。以红一方面军为例,二万五千里行程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用一双铁脚板与敌人的飞机汽车竞赛,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奇迹。红军长征途中的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等八大战役,每一场战役的胜利都是无数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血战湘江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直面敌人近30万兵力的“追剿”堵截,苦战5昼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尤其是在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付出极大牺牲,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后断肠明志,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重伤之下宁死不当俘虏。鏖战独树镇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一次关系生死存亡的战斗。1935年11月26日,开始长征仅10天的红二十五军途经河南方城县独树镇、准备向伏牛山区挺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的堵截,时逢寒流降临、冷风刺骨、
雨雪交加,敌人又占领有利地形,部队处境十分危险。危急时刻,红二十五军领导身先士卒,带领全军将士英勇作战,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于当晚进入伏牛山,挫败了敌人的围歼计划。
面对长征途中强大的敌人,各路红军一切从大局出发,展现出精诚合作、密切配合、相互策应的积极态势。1934年10月,为策应红军战略转移,红二、红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共击溃国民党军15个团、歼灭近5个团,至1935年1月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迫使国民党军从“追剿”红军的部队中抽调
4个师驰援湘西,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红军的行动。1935年5月至7月,为策应红军北上、早日实现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发起土门战役,共歼灭川军1万余人,控制了以茂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为长途跋涉、艰苦转战的党和红军到达川西北后的休整创造了条件。1935年7月,已在长征途中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在得知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陕甘地区是主力红军会师后的行动方向的消息后,立即作出了继续西征北上、配合红军主力的决定,全军再一次踏上长征路,此举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北上起了重要配合作用。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与陕甘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相继取得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征创造了同严酷的自然环境英勇斗争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奇迹
红军长征时除了要与强大的敌人进行全程几乎不间断的遭遇战、阻击战,还要直面险山恶水、风霜雨雪等自然条件的严峻考验,很多时候面对的都是足以把人类生理和心理承受力拉到极限的自然环境。红军万里长征全程都是步行,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跨越于都河、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等近百条江河,攀越大庾岭、骑田岭、岷山、六盘山、桐柏山、伏牛山、秦岭等高山和夹金山、梦笔山、玉龙雪山等雪山合计40余座,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还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虽然每前进一步都要面临生死考验,红军还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征服了高山、大河、雪岭、草地,挑战并超越了人类生存极限,书写了战胜严酷自然环境的悲壮凯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
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的这首《七律·长征》,正是红军将士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的真切写照。
红军长征过程中同险恶自然环境的英勇斗争,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军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奋斗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勇于跋山涉水、敢于改天换地、善于追梦圆梦的强大信心和本领。正如
《长征组歌》里《过雪山草地》一曲所唱:“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1935年6月,红军开始跨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山高谷深、禽兽无踪,气候变幻无常、常有狂风暴雪。经历长途跋涉和多次战斗的红军将士疲惫不堪、缺衣少食、缺医少药,更缺少御寒的烈酒、辣椒等物资,单薄的衣衫根本抵挡不住刺骨严寒,不少战士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即便如此,红军还是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成功战胜风雪严寒、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把这座有“神山”之称的大雪山甩在了身后。1935年8月,红军右路军踏上了征服松潘草地的艰难征程。松潘草地纵横数百公里、渺无人烟,沼泽遍布、泥潭暗藏、水质极差难以饮用,加上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雨季泥泞难行,时而晴天时而冰雹,气候极为恶劣。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之下,红军将士战胜饥饿、疾病、中毒、严寒、陷入泥潭、高原反应等致命威胁,经过数日的艰苦跋涉,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走出了人烟稀少、补给枯竭的茫茫草地。
长征创造了同党内错误路线英勇斗争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奇迹
长征途中,红军不仅面临着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和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还面临着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需要战胜党内各种错误路线和倾向的挑战,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党和红军在长征中,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取得了最终胜利。红军长征初期,“左”倾领导者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导致红军将士付出惨重代价,血战湘江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然而“左”倾领导者无视敌人已在沿途布下重兵的新情况,仍坚持执行原定的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这使党和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关头,党先后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转兵向西、到贵州开辟新根据地的建议。1935年1月召开的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当时最紧迫、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党率领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先后召开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主要解决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行动以及与张国焘的分歧问题,并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刘伯承曾指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
在与党内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领导展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加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各路红军共同北上,使长征最终取得胜利。经过长征洗礼的广大红军将士坚定地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站在一起,自觉抵制党内错误路线和倾向。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贺龙、任弼时等了解到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下定决心坚持原则、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促进党的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而努力。他们自觉同朱德、刘伯承站在一起,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作斗争,既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讲究方法策略,极大增强了与张国焘错误行为作斗争的力量,为推动张国焘北上会合作出重要贡献。1935年10月,党率领红军主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面临冬季保障物资匮乏、饥寒交迫的困境,毛泽东亲自写信向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借款。徐海东毫不犹豫地将红十五军团所有钱款的大部分送给,并从红十五军团划拨一部分人员、武器弹药等物资支援红军。此后,他坚决服从党决定,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带领部队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红一方面军的东征、西征,并取得了骄人战绩,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陕甘创造了有利条件。
2.伟大革命壮举铸就伟大长征精神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伟大长征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高度契合,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斗争精神、
崇高品格等方面实现了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全方位传承和弘扬。
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理想信念的胜利。长征途中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生存斗争相互交织,革命的艰难程度前所未有。红军将士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能够始终做到“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长征出发之初,红军将士并不知道将走向哪里、经过什么路线、要走多久。正是由于心中始终装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远大目标,红军将士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坚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走出黑暗、走向光明,宁可牺牲生命也不放弃信仰,宁可冻死饿死也不背弃理想。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前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明确部队前进的目标和方向,“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在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激励指引下,这支年轻的部队视死如归、一往无前,在艰苦转战途中历经鏖战独树镇、血战庾家河、奔袭荆紫关、袁家沟口伏击战、激战四坡村等生死战斗,最终完成艰苦的战略转移,胜利到达陕北。程子华、刘华清曾评价:“我们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具有自觉为革命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的高度自觉,敢于打硬仗、打恶仗、能攻善守的军事素质,全军上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这就使红二十五军成为一支打不垮、拖不烂、冲不散、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革命战斗集体。”正是拥有“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的坚定意志,红军将士在长征路上不移志、不动摇,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斗争精神的胜利。长征之路,是一条铺满荆棘、充满生死考验的艰难道路,是无后方依托、无休整空间的流动作战,是在敌人重兵围堵的夹缝中求生存,是革命遭遇重大挫折后的突围与重生。血与
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磨砺出红军将士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淬炼出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征服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聂荣臻曾说:“碰到了困难,人们就想起长征,想想长征,就感到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红二十五军的将士年龄尚小、看似稚嫩,却以超越年龄的成熟和顽强的意志,视死如归、一往无前,不屈不挠、愈挫愈勇,在一场场殊死搏杀中冲出重围。鏖战独树镇,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前后夹击,全体将士毫不畏惧、浴血奋战,徐海东在军部的紧急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红二十五军经过了几次重建,其威风是打出来的!只有抱定死的决心,才会起死回生。红二十五军的番号,绝对不能在独树镇终结!”全军上下靠着超乎寻常的铁血意志,打赢了这场关乎部队生死存亡的战斗;血战庾家河,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部队领导一马当先、冲锋在前,程子华被打穿双手落下终身残疾,徐海东身负重伤昏迷数日才苏醒过来,战斗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入陕西途中的图谋;激战四坡村,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吴焕先挺在一线指挥战斗,高呼“压住敌人就是胜利,跟我上”,不幸被子弹射中,壮烈牺牲。正是与穷凶极恶的敌人殊死激战、同艰苦恶劣的环境顽强搏击、对党内错误思潮坚决涤荡,红军将士涵养出舍我其谁的冲天豪气、敢打必胜的斗争精神、能征善战的过硬本领,不断突破绝境、赢得生机,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长征初期,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遭受巨大挫折。血的教训和生死存亡考验使党和红军逐步觉醒,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遵义会议召开后,我们党彻底摆脱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的教条主义束缚,开启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由此,被国民党当局认定“流徙千里、四面受制”的红军,走出了一条“向死求生”的新路。1935年2月,中共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提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回忆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红二十五军进行的战略转移,并非被严峻的革命形势所吓退,而是在危局中勇担使命的自觉担当,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体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
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当局采取“围剿”“驻剿”“追剿”“清剿”等形式,致使根据地面积持续缩小,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党曾指示红二十五军走出鄂豫皖并建立新的根据地,鄂豫皖省委对此有过讨论,但对走出去的方向没有十足把握。据程子华、刘华清回忆,花山寨会议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虽然是根据指示或者在指示启发下作出来的,但这不是机械执行指示的产物,而是一年来不断转变斗争方针、策略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血的教训和严酷斗争考验中,红军将士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符合革命实际的斗争策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实现了伟大的思想觉醒和路线转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坚持真理的铮铮誓言。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团结精神的胜利。长征是一场涉及多支红军部队、多个战略方向的宏大军事行动,没有铁的纪律和全局观念,不可能实现最终胜利。尽管各路红军的出发时间、地点和行军路线不同,但面对时而要为保全主力主动放弃局部阵地、时而要跨区域机动策应友邻部队的斗争形势,各支部队都能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互相配合支持,勇于牺牲奉献,既力争夺取每一场战斗的实际战果,更牢牢掌握整个战局的战略主动权,最终汇聚成北上抗日的滚滚洪流。陈云谈到长征胜利曾感慨地说:“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从坚守大别山红旗不倒,到建成鄂豫陕根据地,直至主动北上策应红军,最终到达陕北,红二十五军在革命斗争形势极端复杂多变、长期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服从党、迎接党”的信念从未改变或动摇。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继续西征北上,军政委吴焕先说:“现在我们就像一枚攻过河的卒子,只能朝前进攻,不能往后退了!”徐海东回忆说:“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继续西征后留下的700余人组成的红七十四师,继承和发扬红二十五军不畏强敌、不怕艰苦的优良作风,先后打破敌人三次“围剿”,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红军的压力。毛泽东曾问过陈先瑞等人红七十四师的活动情况,并说:“红军在西北取得西征胜利,你们在东南‘闹华山’,配合得好啊!”正是秉持顾全大局的品格、严守纪律的自觉、紧密团结的共识,红军将士摒弃局部利
益、服从整体部署,令行禁止、同心同向,凝聚起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闯过一道道生死难关。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路线的胜利。民心所向是红军在极端艰难条件下勇往直前、勇克难关的最深厚底气。毛泽东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红二十五军长征所到之处,宣传党的政治主张、铲除贪官污吏,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基层政权、帮助穷苦群众翻身解放,遵守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人格力量赢得人民群众这个“真正的铜墙铁壁”的真心拥护和支持。1934年11月,部队经过泌阳县围寨时油印散发传单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北上抗日。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行军途中还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布告,指出“我们调动队伍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工农穷苦群众弄吃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部队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群众坦诚相见、交朋友。1935年8月15日,部队进抵西吉县兴隆镇之前,军政委吴焕先对全体指战员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禁止打回民中的土豪;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回族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等。程子华、刘华清回忆说:“部队执行群众纪律,态度异常认真。我们每到一地,还尽心尽力地为群众治病、修房以及济贫等等。群众也确实把我们当成了亲人。”“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正是怀有这种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鱼水深情,红军才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最终突破重围、战胜强敌、赢得胜利。
3.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伟大长征精神形成于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但始终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团结奋进。总书记强调,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要善于把蕴含其中的信仰力量、斗争智慧、全局观念、求实作风、为民情怀等精神
品格,源源不断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汲取理想信念之力,筑牢思想根基
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理想信念是伟大长征精神生成和维系的内核,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种在生死考验中不改其志的定力,支撑党和红军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受考验而斗志愈强。新时代新征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最要紧的就是把“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追求转化为思想建设的自觉行动,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一是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懂弄通做实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对党忠诚体现在坚决贯彻落实党决策部署和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地工作的实效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是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和政治忠诚教育,将伟大长征精神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三是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深化党性教育。河南红色资源富集,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与伟大长征精神一脉相承,焦裕禄纪念园、红旗渠、鄂豫皖苏区首府、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何家冲、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等都是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课堂。善于把党性教育课堂搬到红色遗址旧址,组织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征集讲述,运用数字化手段立体呈现红色资源,增强红色教育的参与感、体验感、代入感,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融入血脉。
汲取攻坚克难之力,强化责任担当
总书记强调,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斗争精神是长征中战胜强敌、征服困难的重要支撑和现实力量。这种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品格,支撑党和红军在绝境中杀出血路、在危局中打开新局。新时代新征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奋斗力量,就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攻坚克难中强化责任担当,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
地。一是增强敢于斗争、攻坚克难的勇气。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敢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在攻克制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破解体制机制障碍、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在打基础、利长远的硬任务中冲锋在前、奋勇争先,在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和高效能治理第一线检验实干担当。二是提高善于斗争、精准施策的本领。立足河南正处在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的实际,引导党员、干部把干事创业热情和科学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深刻洞察改革发展中的时与势、准确识别复杂局面中的危与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破题开局,接续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三是保持顽强斗争、久久为功的韧劲。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前景广阔、任务艰巨,必须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强化“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定力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往实里做、务求符合客观规律,确保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汲取实事求是之力,砥砺务实作风
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从挫折中觉醒、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这种立足实际、审时度势的清醒,支撑党和红军在绝境中找到生路、在变局中赢得主动。新时代新征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实践力量,就要把求真务实的作风贯穿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全过程,使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一是坚持立足实际谋划推进工作。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省情复杂、区域差异明显,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各不相同,谋划工作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坚决防止一刀切、简单化,做到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任务落实;纵深推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深入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做强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以县域高质量发展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二是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坚持“四下基层”制度,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听实话、察实情、谋实招,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群众期盼,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赋能增效,让党员、干部把精力用在抓落实上。三是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强化务实作风,着力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勇于担苦不贪图安逸、担难不回避矛盾、担重不推卸责任、担险不
畏首畏尾,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汲取顾全大局之力,汇聚团结伟力
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是长征能够形成合力的关键所在。这种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品格,支撑党和红军在分散转战中相互策应、形成合力,在生死考验中凝聚成一个坚强的整体。新时代新征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团结力量,就要树立系统观念,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事上作为,把国家所需、河南所能、群众所盼结合起来,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一是胸怀“国之大者”服务全国大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准确把握河南发展的优势所在、机遇所在、潜力所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筑牢粮食安全底座,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扛稳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政治责任,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水质保护,持续做好移民安置后续帮扶。全力保障黄河安澜,筑牢黄河生态屏障,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上展现河南担当。二是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做强“空中丝绸之路”、做优“陆上丝绸之路”、做大“数字丝绸之路”、做实“海上丝绸之路”,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三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持续办好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共识,用好根亲文化、姓氏文化资源,讲好“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故事,在传承中华文脉中增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四是以高效能治理支撑团结稳定大局。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干事、群众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以河南的安定有序服务全国大局。
汲取人民至上之力,厚植为民情怀
总书记强调,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人民立场是伟大长征精神的价值原点,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长征胜利的力量之源。这种处处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的政治品格,支撑党和红军在
极端困苦中扎下根来、发展壮大。新时代新征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为民之力,就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为民之策。一是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善于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自觉接受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奋斗,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二是用心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做深做实做细服务群众工作,坚持就业优先、促进教育提质、推动医疗强基、优化养老服务,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好做扎实,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三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着力建设农业强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让群众更多分享产业发展收益,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汲取自我革命之力,永葆生机活力
总书记强调,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党在危局中开辟新局的关键所在。这种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品格,支撑党和红军在生死关头实现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新时代新征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自我革命力量,就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是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学细悟笃行总书记党建思想,深化对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认识,推动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明责、守责尽责、各负其责,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真正把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二是毫不动摇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锲而不舍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三是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河南党员队伍体量大、基层党组织多,管党治党任务重。坚定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不断优化选育管用工作,打造党性过硬、视野开阔、善于创新、真抓实干的干部队伍,为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从伟大长征精神
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攻坚之志开辟发展新局、以务实之风创造过硬业绩、以大局之识汇聚协同合力、以为民之情厚植幸福根基、以自我革命之勇永葆生机活力,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接力探索“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之路关于西峡县创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的调查与思考
(2026年10月28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水墨龙乡生态西峡,把答卷写在绿水青山间,也写在万千百姓心坎里。市生态环境局西峡分局局长郭金鹏介绍,20XX年,西峡顺利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2025年,西峡县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让“中国恐龙之乡”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这些年来,西峡县深入贯彻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打造“豫鄂陕接合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为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推进“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实践探索,为我市各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生动范例。
思路:“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是西峡县建设“民富县强、幸福西峡”的实践路径
“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由西峡县委、县政府2012年提出并推进至今,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设“民富县强、幸福西峡”的实践路径。
在此之前,西峡提出生态优先和生态立县战略,当时强调“三保”(保源头、保民生、保转型)、“三调”(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经济等)和“三增”(增强发展活力、动力、合力)。
“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核心内涵是,既让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生态资源产生经济价值;也让经济活动符合生态要求,进而用经济优势反哺生态建设,通过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目标。
所谓“生态经济化”,就是把好山好水转化为产业优势。西峡地处伏牛山腹地,森林覆盖率超80%,依托资源培育出“菌果药旅”四大生态产业——“菌”是香菇、“果”是猕猴桃、“药”是山茱萸等中药材、“旅”是生态康养旅游。
“经济生态化”,即为产业升级向绿色低碳转型。工业方面,推动特钢、新材料等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农业方面,推广“四季出
菇”智能菇棚、水肥一体化等绿色技术,香菇、猕猴桃、山茱萸三大产业是富民支柱,覆盖全县近30万人。文旅上,依托老界岭等生态资源发展旅游,发展森林康养,把生态保护融入产业链条。
目前,西峡已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经验被列入全国学用“千万工程”典型案例。作为自然资源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县,西峡还探索“林业碳汇+市场交易”等模式,把生态价值变成真金白银,争创全市首个千亿级制造业强县,并打造全国知名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
路径: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在保护与发展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成功破解山区县发展的二元难题
西峡县牢记总书记考察南阳的殷殷嘱托,深刻领会、坚决践行关于维护南水北调中线“三个安全”的重大要求,站在守护生命线的高度,用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硬举措打造国家战略性水源地,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向“好”规划,强化体系保障。聘请同济大学、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等规划机构,编制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规划,确定一批重点支撑项目。完善多元投资体系,积极推进环保投入机制和林权制度改革,通过用好国家投资、激活社会投资等方式,多渠道筹集生态建设资金。近3年,全县财政累计投入3.3亿元,争取各类生态项目资金9.6亿元。
向“优”提升,确立转化逻辑。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避免“只保护不发展”的僵局,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做“减法”,以减污降碳为硬约束,倒逼落后产能退出,腾出宝贵的环境容量;做“加法”,以生态修复增加碳汇,大幅提升自然资本存量;做“乘法”,依托优质生态本底,培育高附加值绿色产业,实现生态溢价。这一清晰的转化逻辑,让西峡在保护与发展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成功破解山区县发展的二元难题。
向“清”图治,夯实绿色基底。家里污水、日常垃圾面多点广,处理不好就是污染。推动治理从“末端”向“系统”跨越。先后建起15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超过10万吨,实现城乡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污水“零直排”;垃圾实现日产日清,并全部送去焚烧发电,年处理42.8万吨,发电1.2亿千瓦时,变废为宝。还深化“河长+检察长+警长”联动机制,常态化清理河道“四乱”,确保地表水常年Ⅲ类以上。此外,坚决取缔“散乱污”,对钢铁、水泥等重工业实施深度治理,从源头削减碳排放。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近5年造林4.6万亩,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森林抚育10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0.35%,打造伏牛
山天然“碳库”;严守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落实长江十年禁渔。
向“智”图强,驱动绿色转型。工业企业是能耗和碳排放的重点,西峡不搞“一刀切”关停,而是帮企业找问题、想办法。针对重点企业,上门排查生产环节的短板,给出节能改造建议,比如合理利用生产余热、优化用电结构,让企业生产更节能、更环保。现在,西峡已拥有省级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企业2家、节水型企业2家;国家级绿色工厂6家、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环保绩效分级A级企业1家、B级企业13家,4家企业入选河南省民企100强。
向“链”而行,实现点绿成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胜势,探索出一条“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的绿色致富路。如,在香菇产业中,以“护绿”为前提,全面改用秸秆、玉米芯等农林废弃物替代天然林木作为原料,既守护伏牛山的郁郁葱葱,又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难题;以“降碳”为手段,推动灭菌烘干环节“煤改电/气”,让清洁生产成为产业底色;以“增值”为目标,构建起“香菇柄制酱、废水提取多糖、菌渣还田肥土”的全产业链闭环,将曾经的“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实现农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向“全”而融,惠及全县百姓。全域旅游,重在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全县建成开放景区17家,其中5A级景区两家,4A级和3A级景区各5家,A级景区数量位居河南省首位。创成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2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12个。去年,全县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带动1.5万农民吃上“旅游饭”。西峡被命名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县、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启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zjg,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生西峡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根本在于深入全面贯彻践行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将其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zjg,形成一些经验启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依靠谁”和“为了谁”的问题。践行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落脚点在群众,着力点也在群众。西峡县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主动破解生态建设、生态产业、生态经济等问题,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同时,科学切好分好“蛋糕”,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因此,无论在植树造林生态建设,还是融合三产发展生态经济,西峡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都释放出极大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zjg,处理好绵绵用力和久久为功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一场接力赛,也是一场耐力赛,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西峡历任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坚持生态立县发展战略,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坚决摒弃好大喜功、“放卫星”等浮躁心理,始终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昂扬精神,以长期主义托举高质量发展。
坚持产业驱动和融合赋能,实现好生态价值激活和维度拓展的梯度进化。首先,以“菌、果、药”三大特色生态产业为核心引擎,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链条化延伸,将生态资源优势高效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山头毛桃变金果”“深山药材成良方”“小蘑菇撑起半边天”。接着,推动生态农业与生态工业、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附加值;挖掘生态景观、文化(恐龙文化、中医药文化)资源,打造全域旅游目的地;开发菌菇宴特色餐饮、农事体验等,形成“生产在景区、生活在社区、致富在产业”的融合格局。
坚持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生,描绘出山清水秀和民富县强的崭新图景。坚持生态立县,统筹推进城乡生态建设。县城建设突出“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着力塑造“显山露水、大气舒朗、绿洁畅美”的山水产业新城风貌。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建成全国文明村镇5个、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2个,形成“县城—特色小镇(香菇小镇、猕猴桃小镇、避暑养生小镇等)—美丽乡村”三级联动、融合发展的生态宜居格局。先后获得“国家园林县城”等国家级荣誉30多项,“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先进县”“全省首批森林城市”等省级荣誉60多项。
伏牛之绿,鹳河之碧,是西峡高质量发展的新语法。发展与保护,在这里并非零和博弈,而是一场政府主导、全民参加、企业参与且实现多赢的“和鸣共进”。
聚焦绩效改革实践探索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以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
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局长程双
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抓手,也是优化财政资源配置、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近年来,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严格落实安徽省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部署,坚持“绩效跟着产业走、资金围着实效转”理念,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深度嵌入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苏滁高新区”)产业培育、项目建设、科创升级、产城融合全链条,通过制度筑基、数字赋能、成本管理,持续激活园区发展内生动力,实现财政资金效能最大化与园区产业发展质量最优化。
一、预算绩效管理深入园区发展的核心要义
(一)从改革部署看,“省市县一盘棋”要求绩效管理向下延伸
安徽省立足全省财政科学管理试点部署,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全域协同的绩效治理体系,明确基层财政预算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标准化建设要求,推动绩效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培育、基层治理深入融合。苏滁高新区财政局坚持“跳出财政看财政”思维,探索将预算绩效管理从财政业务向区域产业发展、园区经济培育延伸。苏滁高新区作为中新两国、苏皖两省、苏滁两市重点共建的跨区域合作平台,是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长三角省际产业合作标杆载体,也是滁州市培育新质生产力、开展“双招双引”、集聚实体经济的核心阵地。依托省市县(区)绩效联动机制,强化园区财政绩效闭环监管,既是落实全省财政改革部署的重要任务,也是完善基层财政治理体系、规范园区资金运行的必然要求,能够有效凝聚省市县(区)三级治理合力,保障园区重大战略落地、重点项目落地、惠企政策落地。
(二)从发展实际看,园区财政运行现实难题亟待破解
当前,基层财政收支矛盾持续凸显,财政管理全面进入“重效益、重产出、重实效”的转型阶段,粗放式资金投入模式已难以适配高质量发展需求。苏滁高新区经过多年深耕发展,产业能级持续跃升,营收突破600亿元,“十四五”期间经营收入年均增长30.8%,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9.5%,累计引进工业项目357个、总投资近千亿元,其中60%的外资项目、70%的投资额、80%的引进项
目均来自长三角区域。2025年,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68亿元、同比增长12%,税占比达93.9%,财政支出10.9亿元,其中近六成资金用于企业培育和产业政策兑现。随着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科创平台建设、民生服务保障投入持续加大,“三保”支出、债务付息、产业扶持等刚性支出逐年递增,财政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在此背景下,常态化抓实预算绩效管理、严控资金使用效益,是盘活有限财力、平衡保障与发展关系、筑牢园区财力底盘、支撑产业持续扩容升级的现实刚需。
(三)从治理取向看,是践行财政科学理念的内在要求
滁州市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财政改革,自《安徽省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实施方案》印发后,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高位部署推进试点改革,推动全市上下树立“学财政、懂财政、用财政”的治理思维,将绩效管理作为优化资源配置、规范资金运行、赋能产业发展的核心中枢。即决定哪些项目能进、哪些资金该压、哪些政策要调、哪些企业值得财政奖补和信用赋能。立足苏滁高新区跨区域合作、市场化运作、产业化集聚的独特优势,苏滁高新区财政局将园区作为财政绩效改革的重点实践载体,把绩效理念贯穿预算编制、资金拨付、项目实施、政策兑现、成效评估全过程,通过绩效研判甄别优质项目、压降低效支出、优化政策供给、精准赋能企业,以科学化绩效管理破解园区财政管理痛点、产业发展堵点,打造财政精细化治理、绩效赋能实体经济的示范样板。
二、预算绩效管理助力园区发展的实践探索
(一)夯实制度基础,健全闭环绩效管理体系
1.量体裁衣定标尺,把绩效“硬标准”焊进园区制度链。滁州市严格对标省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实施方案,坚持省市制度衔接、市县(区)协同推进,出台6项配套绩效管理制度文件,构建上下贯通、层级清晰、全域覆盖的制度链条。聚焦苏滁高新区跨区域合作、高新产业集聚、重大项目集中落地的发展特点,对准园区的“业务语言”做适配。针对性细化园区产业扶持、项目建设、企业奖补、科创培育等各类资金的绩效管理标准、流程规范与责任体系,将绩效目标管理、运行监控、评价应用、成本管理全流程要求,实质性嵌入园区预算编制、资金拨付、项目实施、政策落地各环节。实现园区财政资金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确保每一笔财政资金精准服务园区产业发展。
2.拆掉“专属财政”隐形墙,让绩效从“一家管”变“人人扛”。苏滁高新区财政局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打破“绩效管理专属财政业务”的传
统认知,树立“人人都是绩效主体、岗岗肩负绩效责任”的核心理念,构建“全员参与、全程融入、全面覆盖”的运行体系。聚焦苏滁高新区“双招双引”、产业培育、科创研发、企业服务、产城建设等核心业务,推动财政绩效骨干与园区业务人员深度联动,一起跑项目现场、一起拆政策条款、一起对产出指标做可量化定义。围绕园区产业成本管理、重点项目绩效研判、惠企政策落地实效、科创资金效益提升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课题研究。通过常态化绩效研讨、案例复盘、实战攻坚,推动绩效思维全面融入园区日常运营管理,形成“管预算必管绩效、管项目必管效益、管产业必管产出”的工作共识,打通绩效赋能园区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依托省市立体化培训机制,通过“线上直播+线下实训+现场研讨”模式,常态化开展绩效专项培训,累计参训超千人次,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绩效实操能力,夯实基层绩效工作人才根基。
3.严把四道硬关卡,守护园区资金使用效能。坚持关口前移、全程监管、闭环落实,依托省市预算一体化系统,搭建适配园区发展的“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结果运用”全链条绩效管理体系,实现园区重大政策、重点项目、惠企资金、基建投入绩效全覆盖。一是把好事前绩效评估关。严格落实重大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机制,将绩效评估作为园区重大项目立项、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从严论证项目可行性、资金经济性、产业适配性,从源头杜绝低效无效投入。二是把好绩效目标审核关。建立“主管部门初审→财政业务科室复审→绩效科室专审→预算科室终审”的四级联审机制,从严把控园区资金绩效目标编制质量,对目标虚化、指标缺失的项目不予安排预算。在系统中设置强制规则,项目入库阶段就同步填报年度绩效,不再后续通过年中追加绩效目标方式来补录。三是把好执行监控关。全面推行预算执行与绩效目标“双监控”,依托省预算一体化系统实现园区资金动态预警、实时纠偏。四是把好结果运用关。完善多层次绩效评价体系,落实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项目存续刚性挂钩机制,在开展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时,对被评价对象存在核心目标未达成、财政资金使用存在重大违规等情形实行“一票否决”,原则上评价等次不得为“优”或“良”。在一体化系统中设置审核规则,对执行进度小于80%的项目,部门自评却评为“优”的,系统自动调整为“良”。对园区优质产业项目优先保障、低效项目压减退出,持续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最大化释放资金赋能产业发展效能。
(二)深化数字赋能,创新财金协同惠企模式
滁州市立足数字财政一体化建设部署,深化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改革,创新推出“免申贷”财金协同绩效新模式,以数据融合、绩效增信、多方联动为抓手,精准破解苏滁高新区科创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痛点,持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为园区实体经济蓬勃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1.搭“数字跑道”,政策“免申即享”跑出兑付加速度。2022年,苏滁高新区财政局认真落实惠企举措,配合上级财政部门搭建“免申即享”服务平台,2023年,推动与“皖企通”、财政涉企系统、预算一体化系统全链路“四网融合”,实现省市县三级惠企数据互联互通、政策智能匹配。聚焦苏滁高新区科创企业集聚、新兴产业集中的发展优势,针对性拆解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障、产业扶持、人才奖励等颗粒化惠企政策,形成适配高新企业、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的专属政策库。精准适配园区企业发展需求。截至2026年6月,苏滁高新区累计落实政策服务29条,兑付财政资金6403.72万元,惠及企业64家,政策兑现时限平均压缩60%,彻底改变传统申报流程繁琐、兑付周期长、企业获得感弱的问题,切实降低园区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2.铸“信用凭证”,绩效“免申贷”释放金融乘数效应。打破财政奖补与金融服务壁垒,创新构建“财政牵头、省市联动、部门协同、金融参与、数据增信”的“免申贷”服务体系。将园区企业合规享受财政奖补、政策落地高效等数据,转化为企业专属“信用凭证”,接入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为金融机构授信审批提供精准、可信的数据支撑,实现“政策找企业、数据换信用、信用换贷款”的全新范式。无需企业重复申报、额外提交材料,金融机构即可精准筛选优质企业、快速授信放贷。自2026年3月全面推广以来,苏滁高新区“免申贷”累计投放贷款1450万元、服务企业5户,重点覆盖新能源、新材料和人工智能等主导产业。例如,安徽可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光学应用类薄膜相关材料、功能结构类材料等产品的自主研发、生产、销售,近来凭借“免申即享”平台奖补数据成功获得中国银行滁州分行授信,300万元信贷资金及时足额发放至企业账户,有效缓解了研发及生产资金压力,助力企业技术迭代升级。奖补资金本身是一次性的“财政投入”,但通过信用化撬动的贷款是持续性的“金融乘数”,“免申贷”的推广使得财政资金从“单向拨付”变为“信用种子”,有效延长了预算绩效管理的价值链条。
3.通“协同回路”,机制闭环运转促进产业良性循环。建立“财政统筹、多部门联动、金融协同、市县一体”常态化工作机制,打通发改、科技、市场
监管、数据资源等部门数据通道,健全跨部门联合审核、联合研判、联合监管机制。依托大数据精准甄别优质市场主体,确保信贷资金、财政资源精准滴灌园区实体经济。通过线上线下多维政策宣讲,持续擦亮苏滁“最苏心”、滁州“亭满意”营商环境品牌,逐步形成“财政奖补培育优质企业、企业绩效撬动金融资源、金融‘活水’反哺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全方位赋能园区实体经济提质扩容。
(三)深耕成本绩效,释放园区降本增效红利
1.进厂驻点算“细账”,把运维“黑箱成本”拆成阳光账单。园区每年在道路保洁、绿化亮化、市政维护、污水处理、餐厨垃圾收运处置等基础设施运维和生态环保等领域,都有一笔体量不小、只增不减的经常性支出盘子。“建得起”靠招商引流,“管得好、管得省”需要绩效发力。苏滁高新区财政局紧扣安徽省零基预算2.0改革要求,把成本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核心抓手,打法思路是“拆解成本结构→对标行业基准→核定合理定额→反推预算上限”。聚焦资金体量大、定价机制复杂、政企博弈空间大的污水处理服务费领域。工作组不坐在办公室审报表,而是常态化进驻污水处理厂,实地采集设备运维、人工成本、药剂消耗、水电能耗等一手运营数据,全面梳理业务流程、服务范围和处理标准;再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数据分析法等,把污水处理总成本拆成固定运维成本(设施折旧、人员底薪、固定检修)和动态可变成本(电量、药剂投加量、污泥处置费随水量水质波动),综合园区进水水质特征、出水排放标准(一级A/准Ⅳ类)、运维年限等变量测算,最终形成12项精细化成本定额标准,专项成本绩效分析报告成为行业预算管理和政企定价谈判的重要参考。据此测算,仅污水处理一项每年可节约财政资金投入约2100万元。同步推进的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沿“收集→密闭运输→集中处置→资源化利用”全链条拆成本构成,对标省市行业标准识别冗余环节,建立适配园区“产业+生活”混合特征的管理标准,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从“大概差不多”走向“每项单价说得清”。
2.立标建制锻“标尺”,从单点破局到标准库建设。标杆项目的意义不仅在省下几千万元本身,而在跑通一套可复制的方法论并向全域推广。苏滁高新区借鉴苏州工业园区经验,已将道路保洁、绿化亮化等29项城市功能纳入一体化管理模式;苏滁高新区财政局在此基础上系统整合基建运维、生态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成本数据,推动建成园区专属成本定额标准库和支出标准体系,
把污水处理、餐厨垃圾处理等标杆分析成果固化为“可复用标尺”。下一步目标是研究制定园区版运维支出定额标准,立下一条硬规矩,让每一类经常性支出都有对标基准,让每一次预算安排都被成本逻辑“咬得住”,从根子上扭转运维支出“基数依赖、只增不减、糊里糊涂”的惯性,填补省内高新产业园区公共服务绩效管理标准的空白。
3.调活“资金盘”优配置,把省下的每一分钱喂到产业“刀刃”上。建标准、控成本是上半篇文章,而如何引导资金投入高质量发展亟需领域是预算绩效管理重要的下半篇文章。财政部门精准压降园区各类低效、闲置、冗余财政支出,将成本管理节约的财政资金精准倾斜投向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园区主导产业和未来产业,实现“压减无效支出、保障刚需支出、倾斜提质支出”的调控目标,构建“成本可控、效益可评、资源最优、产业提质”的良性发展循环,全面提升园区财政资金集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为园区常态化运营、高质量发展筑牢成本绩效保障。
三、深化绩效改革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思考
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苏滁高新区“十年再出发、奋力开新局”的关键阶段,财政科学管理改革持续纵深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省际产业合作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成为园区核心发展任务。结合园区产业发展短板与绩效改革实践经验,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绩效改革与园区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高质量财政治理赋能园区跨越式发展。
(一)拓面提质成本绩效,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
持续扩大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覆盖面,推动成本绩效分析从传统基建、公共服务领域,全面延伸至人工智能、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科创研发等新兴产业领域。立足园区产业特色,健全分行业、分领域的成本定额标准和绩效指标体系,动态更新高新产业、科创项目评价标准,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精细化管理体系。依托成本绩效管理成果,持续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精准压降低效无效支出,集中财力保障园区重大科创平台、重点产业项目、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推动园区产业迭代升级、能级跃升。
(二)优化财金协同模式,放大惠企赋能效应
持续深化“免申即享”“免申贷”改革迭代优化,依托省市数字财政一体化平台,进一步打通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数据壁垒,完善惠企政策颗粒化拆解、线上并联审核、精准兑付全流程机制。深化政银企绩效协同机制,将企
业年度绩效评价、资金使用效益、政策落实成效全面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引导更多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园区中小微企业、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放大财政数据增信、绩效成果赋能作用,构建“绩效优、融资易、发展快”的良性生态,全面激活园区实体经济发展活力。
(三)完善全域绩效治理,提升园区财政治理现代化水平
持续拓宽事前绩效评估覆盖范围,实现园区重大政策、重点产业项目事前评估应评尽评。建立产业绩效指标动态更新机制,适配省际产业合作、高新产业发展新形势优化评价体系。强化绩效运行动态监控与结果刚性应用,健全绩效问题整改闭环、问责激励长效机制,推动绩效管理全面融入园区产业规划、项目建设、企业培育、产城融合全过程。依托省市县联动机制,加强与省内先进园区经验交流,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绩效赋能产业发展模式,全力打造全省绩效改革赋能省际合作园区发展标杆。
(四)深化全员绩效协同,构建产城融合发展新格局
持续深化全员绩效管理模式,推动绩效理念深度融入园区各岗位核心工作,强化财政、园区、行业主管部门“业财绩”一体化协同联动。聚焦园区“双招双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产城融合、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绩效专项攻坚,以绩效思维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配套短板、优化资源配置。全方位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集聚向高质量发展跨越,全力争创省际产业合作样板园区,助力滁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泸州融媒人才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
泸州市融媒体中心徐勤勇
党的大会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新要求新任务。建强用好地市级融媒体中心,事关融媒事业高质量发展,事关壮大主流舆论。媒体融合以“内容生产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机制为保障”,说到底,靠的是人才。媒体的影响力和创造力,本质是软实力和软实力变现,优势特色都体现在人才队伍上。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决定媒体深度融合成败的关键要素。
2024年以来,泸州市融媒体中心以地市级主流媒体融合为起点,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切入点,向管理要效能、向创新要动能、向发展要潜能,有效增强新闻采编队伍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充分发挥新闻采编队伍的凝聚力、引领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切实培养一支在互联网主战场管得住、用得好、顶得住、打得赢的新闻采编队伍。
一、行业吸引力下降,地市媒体人才出现断层
近40年来,泸州日报社和泸州市广播电视台通过招聘、考调等方式,引进和培养了一批业务精、能力强、作风正的新闻采编人才,其中不少同志成长为业务骨干。但在传统媒体转型中,由于种种原因,泸州日报社和泸州市广播电视台均出现了人才断层现象。
队伍年龄老化。据统计,原泸州日报社的新闻采编人员的年龄集中在33岁~55岁,30岁以下人员仅有2人。队伍年龄老化、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突出,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有效解决。原泸州市广播电视台全台平均年龄40.3岁,占编人员平均年龄47.5岁。队伍年龄老化是媒体融合发展中最为致命的问题之一,在传统平台和新兴平台并存的状况下,媒体转型期面临双线作战甚至多线作战,一线采编人员的需求量剧增,而在编制压缩的背景下,新人进不来,老化的采编队伍只能苦苦支撑超负荷运转。
人才流动性不足且成长空间有限。受体制机制的掣肘,市级主流媒体干部缺乏宽松的流动机制,难以优化队伍结构、释放人才活力。一些年轻人才看不到未来成长空间,因而陆续辞职或申请调离。2013年以来,原泸州日报社(含川江都市报、新闻网、泸州日报社印刷厂)辞职或调出在编人员数十人。媒体地位日渐下降以及长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也是造成年轻采编人才流失的原因之
一。另外,市级主流媒体缺乏相应退出机制,少数冗员没有办法淘汰。
全媒体人才缺乏。融媒体新闻产品的策划、采集、加工、制作和发布,需要全媒型、专家型人才。市级主流媒体因为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空间、发展资金有限,以及体制机制、待遇、职称、落户等方面的限制,很难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
高层次媒体人才稀缺。市级主流媒体是听民声、察民情、汇民意、解民忧的最直接、贴心的媒体机构,需要兼具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高层次人才。媒体转型不仅需要高层次新闻人才,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等人才缺口。近年来部分媒体受融合改革编制冻结的影响,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停滞不前。
二、人才引进困难,目光向内提升现有人员能力
党的大会报告指出,要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近年来,泸州市融媒体中心领导班子敏锐意识到队伍年龄老化、全媒体人才缺乏、高层次人才稀缺的问题,聚焦新时代使命任务,目光向内,不断加强人才培养工作,着力打牢促进媒体融合的人才基础,采取创新机制,送出去、请进来培训,以及在“干中学”等方法,在夯实人才队伍力量、推动能力素质提升和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突出重点,不断夯实全媒体人才队伍力量。泸州市融媒体中心强化政治理论教育培训,组织全体采编人员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开展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等,要求全社采编人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入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有效提升采编人员履行使命任务、推动事业发展的能力本领,锤炼敢担当、崇实干、善创新的优良作风。中心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的重要任务。在选人用人上,打破身份,同工同酬,从“身份管理”转变为“岗位管理”,中层管理岗位实行竞争上岗,年度考核、任期述职制,职工实行双向选择制。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办法,逐步完善了人才的培养、使用和管理机制,建立起泸州市融媒体中心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聚集人才、用制度激励人才的工作机制,为各类人才营造了一个优良的工作环境,为全中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强化培训,不断提升全媒体人才能力素质。2024年以来,泸州市融
媒体中心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制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计划,通过选派中层干部、优秀年轻干部到市级重要部门开展一对一、全天候、近距离跟岗培训,或选拔干部到省内外媒体单位(人民日报或四川日报等)进行上挂式学习培训;扩大培训覆盖面。共派出40余批次120多人(次)到广州、上海、杭州、北京、厦门、海南、重庆、南京、丽水、柳州、定州、成都、银川等地参加培训学习和交流考察,人数多、覆盖面广;挖掘内生动力,依托中心“周五大讲堂”“廉洁讲堂”“三会一课”,开展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的大会精神、网络安全意识、媒体融合发展、廉政党课等60多场次培训,采取“领导干部带头讲、中层干部现身讲、邀请专家现场讲”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模式,采编人员综合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立足“学中干、干中学”,举办了多期中干读书班,提升全中心干部“会写”“会说”“会做”“会干”能力。泸州市融媒体中心举办的每周三业务培训活动,获得了泸州市直机关工委“青年学习示范小组”的荣誉。结合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在泸州转战54天的红色历史,中心每年安排骨干采编人员到红军四渡赤水转战地的古蔺、叙永两县驻村采访,通过实地感受长征精神和报道红军转战地的变迁,采编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三)探索创新,不断优化全媒体人才发展环境。一是建立留住人才机制。泸州市融媒体中心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关爱职工,改善采编人员干事创业环境,增强在职采编人员的荣誉感;改善办公环境,新建“职工之家”,增设图书角、运动器材、咖啡机等供采编人员业余时间学习、锻炼和休闲。二是建立人才干事激励机制。泸州市融媒体中心出台《泸州市融媒体中心采编人员绩效考核方案(试行)》,增加了好稿绩效分和流量绩效分,鼓励采编人员多写好稿,多转发稿件,多名采编人员得到奖励。年终开展评先评优,鼓励全体同志争先创优。严格“岗位薪酬+绩效激励”的分配制度。实行以岗定薪,岗变薪变。严格遵循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共建共享原则,授权部门可依据实际工作成效,制定符合实际、科学合理、导向鲜明、有利发展的考核细则,进行二次优化分配,充分发挥绩效工资分配的激励导向作用。引导激励全员干事创业、成长成才。
泸州市融媒体中心通过上述方式,人才培育成效显现。截至2025年底,川江号新闻客户端UGC获全国地市党媒融合发展创新项目优秀奖。纪录片《阿布的心愿》入选广播电视总台“可爱的中国”国际传播项目;短视频《匠人匠心·蜡染》获网信办“创四优”优秀作品。“酒城e通”客户端入选国家广
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发展项目库、四川省广播电视媒体融合优秀案例,“有话请您说——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4.0跨平台系统荣获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奖,被收录到《中国新闻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年鉴》。“泸州发布”AAA公众号被网信办评为“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全国百个成绩突出账号”。《泸州日报》印刷质量继续保持全国精品报、全省精品报标准。截至目前,在天府融媒传播力指数榜中,泸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传播力、抖音账号传播力、客户端常态化传播力三项均排名前三。中心的新媒体矩阵全网粉丝量超1133万,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超4640万次。
三、创新机制,着力解决人才不足问题
新时代有新要求,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要完成这一任务,更需要筑牢人才根基。泸州市融媒体中心近期制定的《泸州市融媒体中心推进系统性变革“十五五”工作方案》中提出,将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革新理念,创新方法,通过“五个进一步”,着力解决人才不足问题。
(一)进一步高度重视人才引进规划。媒体的未来靠年轻人。中宣部副部长王纲指出,要相信年轻人。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要求,让人品好、三观正、朝气蓬勃养—挂职”或“转岗—回引”模式,将符合转岗条件的优秀人才有计划地外放到市委宣传部、区县相应岗位锻炼提升。给各类人才提供更多锻炼实践平台和成长发展空间,让年轻干部人才看到成长希望。
(三)进一步健全人才引进培养机制。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设立全媒体人才资金,引进一批全媒体青年领军人才。实施新时代青年骨干培养计划,重点加强媒体融合发展方面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向深度内容生产人才倾斜资源,着力培养文章高手、视频能手、技术强手、经营好手。
(四)进一步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市融媒体中心打破“大锅饭”,有序淘汰“庸懒散”人员,不搞落后生产力的“人工呼吸”,向优质生产力、向优秀人才倾斜资源。完善以工作业绩为导向的绩效考评体系,坚持向一线倾斜、向关键岗位倾斜、向创新创优倾斜,科学合理设定绩效激励措施。
(五)进一步畅通服务机制。泸州市融媒体中心建立并落实领导干部直接联系人才制度,组织开展经常性走访慰问、座谈联谊等活动,认真听取意见建议,积极为人才排忧解难。探索建立人才服务事项清单,大力营造惜才、爱才、
留才的浓厚氛围,牢固树立重视人才、关注人才、服务人才工作的鲜明导向,不断增强人才荣誉感,提升影响力。
结语:
推进全媒体人才队伍建设,要切实打破人才体制壁垒、身份障碍,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人才管理体制。首先,要以事业留人,优化人才使用、管理制度,要让中青年人才到关键岗位。其次,向外引才,制定人才引进机制与方案,形成多元化、专业化队伍。只有“两条腿走路”,才能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
税务公正执法引导企业纳税遵从路径研究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
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税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下,推进依法治税是贯彻总书记法治思想、实现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近年来,税务部门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法治思想,强化党建引领,加强依法治税,扛牢主责主业,高质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迈出坚实步伐。但随着经济形态日趋多元、税源结构日趋复杂,税收治理正面临一系列深层次挑战,特别是税务执法公正性与企业纳税遵从度有待持续提升等问题,构成当前制约依法治税质量提升的突出矛盾。本文深入剖析税收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构建税务公正执法与企业纳税遵从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以期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一、税务公正执法引导企业纳税遵从的现状及问题
税务公正执法是对税务部门依法依规履行职权的基本要求,是保障企业合法税收权益、引导企业纳税遵从、维护税收公平与社会正义的重要保障。企业纳税遵从是企业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基本要求,是其依法享受合法税收权益的前提条件,是衡量税务公正执法效果的主要标尺之一。税务公正执法和企业纳税遵从构成了依法治税的“一体两翼”,二者良性互动、协同促进,有助于推动税收治理生态的持续完善与优化。
(一)税务公正执法引导企业纳税遵从的实践成效
“十四五”时期,税务部门认真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深入贯彻中共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着力推进税收立法,健全税法体系,并且坚持促进守法、查处违法和规范执法一体推进,以法治为保障的税收治理体系不断健全、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为税务部门依法依规组织税收收入、完成预算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法治公平的税收环境。
1.税收法定原则加速推进
截至2026年5月,我国现行18个税种已有14个完成立法,特别是关于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法律已于2026年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主体税种立法工
作取得关键进展,对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2与此同时,适应新经济新业态发展要求的税收征管法制建设也取得明显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自2001年全面修订以来,历经二十多年后开始再一次全面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修订施行,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子发票的全面推行提供了有力保障;《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出台实施,有效打破了平台经济“注册地与经营地分离”所带来的信息壁垒,在促进公平竞争的同时,持续推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税收监管力度持续强化
依托智慧税务建设,我国构建了“无风险不打扰、有违法要追究、全过程强智控”的税务执法新体系,依法查处一系列偷逃税案件,对虚开骗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有力规范了税收秩序。
2025年,税务部门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人员,通过对包括加油站在内的成品油企业、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企业以及股权转让、文娱直播等领域高风险个人加大监管力度,查补收入300多亿元;依托八部门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机制,查实骗取和违规出口退税超过100亿元。同时,持续加大对纳税遵从正反典型的宣传曝光力度,着力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法治公平的税收环境。
3.企业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法治公平的税收环境下,企业主动开展税务合规管理的意愿不断提高。从将税务合规视为“非生产性成本”的理念到“合规即战略资产”的认知,企业主动将税务合规管理纳入企业发展战略的趋势日益明显。《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实施后,大多数平台内商户依法如实进行纳税申报,平台内商户应登记未登记以及隐匿收入、拆分收入、转换收入性质等违法操作空间大幅压缩,缴税商户数明显增加,线上与线下商户的平均税负差异显著缩小。
(二)税务公正执法引导企业纳税遵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近年来,税务部门一体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在引导企业纳税遵从方面取得一定实效,但从曝光的企业逃避税、涉税中介违法违规和税务人员违纪违法相关案件的数量看,尚未出现明显下降,表明依法治税还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税务公正执法引导企业纳税遵从方面还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
1.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企业逃避税问题仍较为突出。从税务部门近年来曝光的案件看,企业通过隐匿收入、多列支出、提交虚假证明、变更所得性质、变换产品品目等方式逃避税、骗享优惠的问题还较为突出,有的甚至通过制造舆情等手段干预税务执法。例如,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因产品品目认定问题,将应缴消费税的产品按照非应税品目进行申报。在收到主管税务机关风险提示和《税务事项通知书》后,该公司公开表达了自身对税务处理的不同意见,并提及补缴税款可能对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引发社会关注。经多轮沟通,企业最终依法补缴了税款、滞纳金和罚款。二是税务执法力度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运用法定手段执法不够有力。《税收征收管理法》赋予税务部门较多的执法手段,但税务部门使用最多的还是欠税公告和数额较小的罚款,扣押、拍卖、代位行使撤销权等强制执行手段则较少使用,导致企业欠税规模尚未出现明显回落。《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指出:“税务部门应征未征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房产税、增值税等449.42亿元。”6另一方面,征收“过头税费”问题时有反复。《国务院关于2024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指出:“28省市税务部门向631户企业等,多征收或提前征收耕地占用税、增值税等税费及滞纳金331.89亿元;14省市地方政府通过将无偿划拨土地变有偿划拨等方式,多收取土地出让收入等558.08亿元。”7此外,从近年来曝光的税务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税务人员执法犯法导致国家税款损失的案件时有发生,与企业和税务中介共同作弊的现象屡禁不止。“靠税吃税”“涉税贪腐”等问题不仅影响税务公正执法的形象,而且为企业纳税遵从带来负面效应。
三是涉税中介违法行为还较为普遍。梳理税务部门公布的案件发现,少数“黑”中介为牟取私利,严重践踏法律红线。个别涉税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仅自身直接实施税收违法行为,主导整个违法犯罪链条,还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冒用被代理人名义甚至伙同不法分子实施税收违法行为,严重扰乱税收秩序,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给涉税中介服务行业信誉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2.成因分析
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涉及税收守法意识、税收执法理念、税收法治刚性、税务执法能力和管理机制等方面。
一是企业纳税遵从意识还较为薄弱。其一,受传统观念影响,部分企业未把逃避税视为有损声誉的行为,存在“以事后补救替代事前防范”的想法,从
源头上缺乏纳税遵从意识。其二,税务违规违法成本较低。税务部门对中小微企业的日常违规行为处罚力度普遍偏低,配合检查、主动整改的企业往往适用最低处罚标准,企业失信受惩戒力度相对有限。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偷税行为最高可处5倍罚款,但近年来公开案例中罚款倍数多集中在1~2倍甚至更低,这也是导致欠税规模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三,合规收益的隐性化与遵从成本的显性化。税务合规的企业,其来自纳税信用评级提升、融资成本降低等的收益难以量化为短期财务回报;同时,面对复杂的税收政策,企业需额外支出费用以避免合规风险,比如聘请专业机构进行政策解读、设计交易架构,为对接税务部门的系统升级需支付用于系统改造和人员培训的成本等,为企业带来支出压力。其四,政策适用依据较为模糊。在现行税制体系下,各类税收规范性文件数量多且更新频繁,部分政策条款的表述较为原则,纳税人在判断业务性质、界定适用范围时往往缺乏明确依据,导致在实际合规操作中难以做到精准适配。
二是税务执法理念存在偏差。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企业盈利、居民增收压力持续加大,加之我国在前些年实施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和“放管服”改革举措,导致税务部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服务、轻征管”倾向,税务执法理念偏向柔性。截至2022年年底,条件不符的纳税人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优惠达179.19亿元;92023年,2568户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违规享受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等税费优惠24.03亿元。
三是税收法治刚性不足。制度是保障执法公正的硬约束,但在部分关键领域,制度供给的缺失或不足成为制约税务公正执法的瓶颈。其一,裁量基准差异导致执法不统一。尽管近年来通过制定区域裁量基准的方式,使得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过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规制,但在非税务行政处罚的税费管理环节,如税款核定、优惠政策适用等,仍缺乏统一的裁量基准。其二,新兴业态与现有规则不适配导致监管难题。我国现行税收监管制度主要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的逻辑构建,未能完全涵盖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业态新模式。以平台经济为例,不仅纳税主体界定难、税基计量难,而且现行税收收入归属机制和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也与此不相适应。制度供给不足不仅导致税企双方均面临较高的纳税遵从成本与不确定性,而且为部分企业利用规则漏洞进行“税收筹划”甚至规避纳税义务提供了空间。其三,对复杂涉税违法的责任追究多停留在企业层面,对实际控制人、直接责任人的追责机制尚不健全。比如,实践中部分
实际控制人为规避责任,把企业员工或亲戚朋友等非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法人代表。
四是税务执法能力存在短板。面对企业日益多元、集团化、数字化、跨区域甚至跨境的复杂交易,税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执法技术保障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方面,在税务执法专业性方面,面对新型复杂涉税案件,单纯依靠执法人员办案经验难以解决问题。比如:随着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执法人员在跨境税收领域对税收协定、转让定价、受控外国公司等规则的熟悉程度和运用能力不足,已成为明显短板;在新兴业态监管方面,执法人员对数字经济盈利模式与技术架构的理解不深,数据素养与用数能力缺乏,制约了监管成效。另一方面,在税务执法协同方面,尚未形成穿透力强的全链条监管网络。不同税(费)种、各管理环节、跨部门跨区域以及人机关联等“结合部”尚未打通,前端体现为预填报与申报比对功能不足,后端体现为联动监管作用发挥不够。当前,部分企业的合规风险已呈现跨域化、隐蔽化特征,通过关联担保、虚开发票、资金挪用等手段制造跨部门、跨主体合规漏洞,在合同、资金、发票、物流等多维度协同造假。而基层税务部门的数据分析资源仍困于单一税种、单一环节的碎片化治理框架,增值税管理侧重发票核验,企业所得税监管聚焦税前扣除,与市场监管、银行、证券等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尚不完善。
五是税务机构及岗责体系设置不够科学。纵向看,我国税务机构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层级较多,各级税务部门在公正执法方面存在受不同层级地方干预的问题。横向看,税务部门内设机构职能交叉。总局、省局和市局既有按照税种设置的部门,也有按照征管功能和企业类型设置的部门。各条线布置的任务最终需在县局甚至分局落地,基层执法力量分散,难以形成上下贯通的执法合力,与外部门的协作也难以有效开展。《国务院关于2024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3月底,税务与海关、财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尚未建立有效的数据共享和利用机制,税务部门内部的涉税数据关联分析协同不够,2021年以来共少征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等税费724.23亿元。
二、税务公正执法引导企业纳税遵从的国际经验
在全球税收治理深刻演进与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以公正执法引导企业纳税遵从正成为各国税务部门的核心任务,全球税务执法趋势从“惩罚威慑”向“引导服务”再向“协同治理”深化。税务执法的公正性体现于精准打击违法
行为、保障纳税人合法权利、强化数字化监管等方面,推动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管理税务风险,将税务职能嵌入企业价值创造链条。
(一)公正执法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引导企业纳税遵从
许多国家的税务部门树立并践行“执法+服务=遵从”理念,通过构建一套激励约束机制,正向引导企业行为,既降低守法成本,也使纳税遵从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例如,加拿大税务局(CRA)推行“辅助合规计划”,税务人员会主动联系因理解偏差或无心之失而申报有误的纳税人:首先通过发送个性化信函阐明潜在的税务风险,随后进行电话跟进,提供量身定制的信息,最终协助其自我更正,从而改变了以往事后再实施稽查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执法效能与纳税人体验的双重提升。对企业而言,该计划避免了其因无心之失而直接进入正式审计程序的风险,节省了高昂的合规成本(如时间成本、专业顾问费用),减轻了心理压力,使其感受到公平且具有支持性的执法环境,从本质上增强了对税收体系的信任感与自愿遵从度。对税务部门而言,大量因知识欠缺导致的简单错误案例在审计前端予以解决,使有限的审计资源能够从海量普通案件中解放出来,更精准地聚焦于主观恶意强、手段隐蔽的恶意逃税案件,实现对不法分子的“精准打击”。12匈牙利税务部门实施的“安全港”规则规定,若企业集团成员在遵守全球反税基侵蚀(GloBE)规则方面已尽审慎义务,则相关规则不溯及以前年度。这一制度设计为企业的前期合规投入提供了明确的过渡期保护和可预期的政策稳定性,消除了企业因担忧政策溯及既往而产生的顾虑,激励其更积极、更自信地开展长期遵从能力建设。
(二)公正执法通过“确定性”与“数字化”引导企业纳税遵从
企业纳税遵从的最大挑战之一源于规则的不确定性,当企业能够预见其遵从行为的后果并感知到公平对待时,自愿遵从的意愿将显著提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导推出的跨国企业国际税收遵从保障项目
(InternationalComplianceAssuranceProgramme,ICAP),引入标准化申报模板、取消国别报告自我评估、细化交易披露要素、强化附属文档报送要求,并首次将税务战略披露纳入范围,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可预测的税收结果。尽管ICAP在形式上仍属于自愿性的多边合作风险评估机制,但其演进趋势显现出强烈的制度化特征。参与企业通过承诺更高标准的透明度,获得了与多国税务部门建立确定性合作关系的遵从收益,这实质上构建了一种新型跨国企业纳税遵从的“软性标准”。
同时,数字化为执法公正性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通过将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流程等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税收征管各环节,执法模式可以实现从依赖个人经验的主观判断向基于全量数据客观分析的根本性转变,使执法决策更加精准、过程更加透明、结果更加公平。美国国内收入局(IRS)将人工智能深度应用于审计实践,通过强化数据分析能力,精准识别高风险领域并优化执法优先级。在人工智能辅助下,IRS不仅破解了对对冲基金、房地产投资、法律服务等行业的复杂合作企业实施精准审计的难题,而且有效推动了对高收入、高净值个人的针对性执法,充分印证了数据驱动执法在应对复杂避税安排方面的显著成效。15新加坡税务局通过构建多层次数据分析工具,系统性地识别和优先处理高风险案件,实现了从普遍监管到精准打击的跃升。与传统事后核查不同,该系统能够主动识别已停止运营但仍保留税务登记的空壳实体,并自动引导其前董事提交《豁免申报表》,有效避免了对非运营主体的无效执法投入,将有限行政资源集中于确有经营实质的潜在风险纳税人。16爱尔兰推出的债务管理服务应用程序(DMS)是一个集数据监控、智能合规管理和柔性执法于一体的现代化债务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够持续监控所有在爱尔兰税务部门注册的企业,并利用高级分析技术对特定案例进行剖析,为精准管理和快速响应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三)公正执法通过国际税收“协同治理”引导企业纳税遵从
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与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境税收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单一国家的独立执法不仅难以应对高度隐蔽的跨国逃避税行为,更可能因规则差异引发国际税收争议。在此背景下,国际税收合作也从初期的自愿、松散协作,逐步向具有约束力、系统化的制度化协同体系演变。这一演进标志着全球税收治理正从“软性倡导”迈向“硬性约束”,通过构建统一的标准、共享的平台与协同的机制,使公正执法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的挑战。一方面,OECD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发起“无国界税务稽查员”项目,通过整合各国执法资源,系统性贯彻“整体政府”理念,打破部门壁垒,构建制度化的协同网络,形成打击跨境税收犯罪的合力。18另一方面,以往单一企业的纳税遵从努力在碎片化的监管环境中事倍功半,而由OECD主导的ICAP从“自愿”向“准强制”的转变,以及智利等国家在法律中纳入联合审计条款,表明企业面对的不再是孤立的税务机构,而是一个日益融合的“全球税收治理共同体”。这要
求企业必须拓展全球视角,采用一致、透明的高标准来构建其纳税遵从体系,从而在源头上杜绝利用规则差异进行套利的动机。
(四)公正执法通过“实质重于形式”的价值回归引导企业纳税遵从
全球税收治理的另一深刻转变,体现在监管重点从“形式合规”向“实质合规”的全面升级。
2024年10月1日,新西兰税务局发布跨国公司税务合规性重点文件,列明其认定的“十大BEPS风险”,不仅包括规避常设机构地位、混合错配安排等传统手段,而且将债务工具定价错误、税收驱动的供应链重组带来的利润剥离、激进税收筹划下的非商业安排纳入监管视野,表明税务部门的审查重点已从交易形式的合法性,彻底转向商业实质与经济现实的匹配度。19这种转变对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税务策略必须与整体商业战略协调一致,任何脱离业务实质的税收安排都将面临严峻挑战,从而引导企业将合规重点从形式要件准备转向商业实质构建。公正执法正在引导企业将税务策略与真实的商业价值和创造过程深度融合,推动形成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纳税遵从模式。
上述国际经验的启示在于,税务执法将继续沿着公正化、透明化、数字化与精准化的路径演进。对于税务部门而言,应秉持“执法+服务=遵从”的理念,即无论执法还是服务,目的都是提高税法遵从度,聚焦纳税人办税中的痛点难点而提供的服务举措,都是为了方便纳税人高效申报纳税。对于企业而言,理解并顺应这一趋势至关重要,应将纳税遵从视为一项战略性投资,积极运用数字化工具,主动寻求税收确定性,并将遵从理念融入全球商业决策的每一个环节。一个以公正执法为引导、以企业自愿遵从为特征的良性互动生态,既是对监管要求的回应,更是在构建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三、税务公正执法引导企业纳税遵从的对策建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并强调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上述部署为全面依法治税指明了方向,也为做好税务公正执法引导企业纳税遵从提供了基本遵循。本文对标《“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决策部署,针对税务公正执法引导企业纳税遵从中的问题,借鉴
国际先进经验,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着力营造依法诚信纳税氛围
总体而言,社会大众对税收的重要性已有广泛认知,能够理解税收是政府运转、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的重要基石。但对于税务部门、纳税人、地方政府等相关涉税主体而言,仍需进一步凝聚共识,形成依法诚信纳税的合力。
一是税务部门应牢固树立执法部门的职能定位,切实处理好执法与服务的关系。税务部门的职责和使命,在于依法依规组织税收收入。这就要求税务部门厘清执法与服务边界,树牢执法是本职、服务是助力的理念,把是否有利于企业纳税遵从作为衡量执法与服务的标尺,切忌以服务为名淡化执法刚性。具体而言,应将公正执法视为法定职责和促进纳税遵从的重要途径,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地适用税法,确保税收法律法规执行的非歧视性与透明度,有效降低市场寻租空间与政策不确定性,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增强企业对税收制度的认同,进而内化为主动遵从的自觉。
二是经营主体应牢固树立纳税是法定义务的理念,切实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依法纳税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是其持续经营的基本前提。一方面,应将依法纳税作为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并将税收作为企业必不可少的经营成本,从思想上根除逃避税动机。另一方面,应将纳税遵从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把依法纳税作为企业的战略资产和信用资产,切忌因短期逃避税行为影响企业长远发展。
三是地方政府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zjg,切实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个别地方政府把违规出台税收返还政策等作为招商引资措施,甚至助长“开票经济”、吸引“空壳企业”、袒护企业逃避税,实际上是通过非规范手段人为做大国内生产总值(GDP)、制造虚假繁荣,直接违背了党关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策部署。各级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zjg,坚决贯彻落实党、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纠治违规招商引资与“开票经济”中的涉税乱象,推动GDP与税收收入实现同步协调增长。
(二)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着力增强税收法律制度刚性
依法治税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当前,应结合我国实际,在加快税收立法进程、提高税收法律法规质量上发力,建立健全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税收法律法规体系,确保税收政策可操作、征管举措易落地。
一是加快税收立法进程。继续推动消费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
地增值税等税种的立法工作,实现对现行18个税种立法的全覆盖。加快《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进程,使之与现行法律相衔接、与征管实践相适应、与国际税收规则相协调、与新经济新业态相契合。同时,主动参与和引领国际税收规则制定,推动将非金融资产纳入信息交换范围,构建针对跨境逃避税的全球治理网络,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
二是优化税收政策供给。针对税制滞后于形势的变化、不利于税收监管等问题,特别是聚焦近年来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后所暴露的政策漏洞和问题,应全面评估税收政策实施效果,做好政策的适配性调整。重点在于明确政策的适用口径、增强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从根本上防范政策执行可能导致的后遗症,确保税收政策遵法理、行得通、真管用。例如:针对高净值人群的跨境避税问题,建立自然人境外资产强制报告制度,完善弃籍清税操作流程等;进一步明确离岸信托、加密资产等领域的涉税政策,为精准执法提供清晰依据。
三是强化程序约束与透明度建设。通过制度化手段和信息化建设提升税收执法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减少税收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空间。首先,制定并实施全国统一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程序。21任何对纳税人权益产生影响的裁量决定作出前,应书面告知拟处理意见、事实依据、法律理由及纳税人享有的权利;决定书中应详尽阐述最终结论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政策考量及裁量因素的选择与权衡过程,杜绝“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等模糊表述。其次,大力增强税务裁量信息的透明度,在保护隐私和商业秘密的前提下,通过税务局官网、媒体、电子税务局等平台,系统性地公开各类裁量基准、政策解读、典型指导案例及常见问题解答。此外,可探索建立全国性的税务裁量案例数据库,供税务人员和纳税人查询参考。
(三)进一步严格公正执法,着力保障税收法律制度有效实施
保证税收法律制度的严格实施,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关键环节。推进严格公正执法,须加强内部监督、接受社会监督,着力解决税收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增强企业对税收执法公正性的信任,促进企业自觉遵从税法,确保税收法律制度有效落地。
一是增强法治思维,规范执法行为。税务部门应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权,规范执法活动,及时公布税务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事项,全面推进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对标
《税收征收管理法》赋予的权限,用好强制执行手段,提高税务违法成本。对涉及虚开发票、隐瞒关联交易、偷税等重大故意违法行为,严格按《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进行罚款,依法追究企业实际控制人、财务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对配合检查但整改不力的企业,用足一般性处罚措施,避免出现违法成本低于合规投入的逆向激励。当前,应聚焦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大对涉税违规招商引资的整治力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二是强化智慧监管和联合打击。其一,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优化智能化税收监管平台,对企业涉税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分析与比对,精准识别税收风险点,探索推广区块链技术在发票与交易追溯中的应用,提高执法效率、降低执法成本,使税务执法更加科学、精准、高效。其二,持续完善并发挥好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八部门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机制的作用,依法严厉打击虚开发票、偷逃税等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增强对涉税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形成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愿违法的税收法治环境。其三,充分运用我国加入的《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和《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AEOI)等多边公约,发挥银行、公安、法院、检察院、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反洗钱联合打击机制的作用,严厉打击跨境逃避税行为,切实维护国家税收权益。
三是完善争议解决机制。依法依规高效处理税企争议,切实维护企业合法税收权益,确保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应有惩罚,努力让纳税人在每一个税务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税企争议申诉制度,将常规易发、争议金额不大、事实较为明确、法律适用相对简单的税费争议控制在萌芽阶段,高效快捷地解决问题。完善并落实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机制,加强行政复议与信访、行政诉讼等的衔接,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化解税企争议中的主渠道作用。
(四)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机制,着力优化机构设置与监督体系
我国税务系统实行垂直管理,队伍大、链条长、层级多,需要在优化机构设置及岗责体系方面采取适当措施,有效解决压力传导层层递减及地方政府干预执法问题。
一是优化机构设置和岗责体系。在纵向上可考虑适当压缩管理层级。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信息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特别是智慧税务的赋能和税务执法口径日趋统一,95%以上的办税事项都可以在电子税务局办理。22适当压缩管理层级尤其是基层管理层级,有利于进一步减少基层执法随意性和地方政府干预
税务执法的可能性。在横向上优化内设机构和岗责体系。按照越往下“税政功能越弱化、征管功能越强化”的思路,打破上下级税务部门对口设立机构的模式。在总局层面,重在强化税政与征管部门的统筹协调,建立健全税种立法及政策出台的协同机制,强化各税种内在联系,解决好因立法不协同导致的征管衔接不畅以及“结合部”无人负责等问题。在省、市局层面,重在强化征管、严格执法,完善机构职责。可探索按照纳税人类型设立征管机构,统筹税政与征管功能,研究不同类型纳税人的遵从行为,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监管举措。
二是加强执法监督问责。税务部门应一体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和从严治税,加大税务人员执法监督、执纪问责、正风肃纪反腐力度,切实强化税务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廉政素养。上级税务部门应通过案卷评查、执法督察、专项审计等方式,定期对下级部门的裁量行为进行抽查,重点检查是否违反裁量基准、程序是否正当、理由是否充分。充分发挥智慧监督作用,在智慧税务等信息系统中深度嵌入裁量规则引擎和风险监控模块,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对执法的干预。主动曝光税务人员涉税贪腐案件,发挥以案示警、以案促治作用,防范化解税收风险、执法风险、廉政风险,推动税务人员秉公执法、公正执法,有效引导企业纳税遵从。
(五)进一步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全民守法意识
全民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我国有数千万企业纳税人和数亿自然人纳税人,强化税法普及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尊崇税法与遵从税法的氛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把税法纳入全民法治教育范围。应将税法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不仅大学要把税法作为必修课,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都应设置税法相关内容;增强税法普及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落实普法责任制,税务部门在强化财税人员税法学习的基础上,重点将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企业高管人员纳入普法对象。
二是推动企业建立健全税务合规管理体制。其一,推动大型企业集团单独设置税务管理机构,统筹指导集团涉税事务,制定税务合规指引,为集团投资并购、业务模式设计、关联交易定价等重大决策提供税务合规保障。其二,推动企业搭建“税业财”融合系统,适应数字化转型要求,在传统企业资源计划
(ERP)系统与采购系统之间嵌入涉税审核标准,将业务、财务和税务数据无缝对接,实现从订单到申报的全流程自动化处理与实时风控。其三,优化税收激励和惩戒联合机制。完善纳税信用评价体系,优化对失信企业的联合惩戒,将
企业纳税信用与市场准入、融资信贷、政府补贴等挂钩。扩大纳税信用应用场景,将企业纳税信用与法人代表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的评先评优、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推选以及高消费等相关联,推动企业将纳税信用评价结果纳入绩效考核关键指标,把诚信经营、税务合规落实到每一笔业务中。
三是加大税收法治宣传力度。税务部门应常态化梳理正反两方面典型,发挥纳税遵从正面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和负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作用;创新传播方式,推进媒体融合,广泛运用新技术加快形成精准普法新模式;注重运用新媒体并及时曝光负面案件,利用传统媒体深度报道企业的违法行为和经验教训,发挥以案说法、以案促改的作用;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税务中介及社会公众的作用,协调开展合规管理宣传,引导企业依法纳税,持续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纳税、合规管理的浓厚氛围。
提升县级党校基本培训质效的实践探索与路径
刘微、戢宏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核心在人,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更是重中之重。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强化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1]县级党校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抓实抓好基本培训,既是贯彻落实上级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部署的政治举措,更是基层党员干部筑牢政治忠诚、夯实理论根基、淬炼党性品格、提升治理能力的核心载体。
一、深刻认识县级党校开展好基本培训的重要意义
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
从2024年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首次提出“基本培训”概念,到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明确提出“健全常态化基本培训机制”,再到2025年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中明确基本培训应当落实的具体要求,充分体现了党对基本培训的高度重视和明确要求,彰显了开展好基本培训的必要性。“党校姓党”是党校工作的根本遵循,开展常态化、规范化基本培训,是县级党校贯彻落实好党对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部署要求的根本职责。县级党校开展好基本培训,要强化党校政治属性、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发挥基层党校政治培训功能。
践行“为党育才”使命任务,夯实干部队伍建设根基
“为党育才”是党校与生俱来的核心使命,县级党校肩负着规模庞大的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任务。基层干部是推动县域治理、落实各项政策的中坚力量,县级党校抓实基本培训,是建强基层干部队伍的基础性工程。县级党校面向乡镇、农村、社区、机关一线党员干部常态化开展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能够有效补齐基层党员干部理论短板、能力弱项、经验盲区,锤炼干部坚强党性与务实工作作风。通过常态化开展基本培训,县级党校能够为基层治理、地方发展培育政治过硬、作风优良、履职尽责的基层骨干力量,全面提高基层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
紧扣“服务大局”工作定位,赋能地方经济提质增效
县级党校立足县域发展实际开展基本培训,是紧扣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
抓手。县域发展的重心在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工作。县级党校通过常态化开展基本培训,精准对接地方发展需求,把县域重点工作部署、发展规划、惠民政策、基层实务融入基本培训课程,能够引导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吃透发展政策、理清发展思路、掌握工作方法,推动基层干部将培训所学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际行动。县级党校以基本培训培养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凝聚共谋发展,形成共抓落实的强大合力,全方位赋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恪守“质量立校”发展理念,提升办学治校能力水平
质量立校是党校长远发展的立校之本。扎实开展规范化、常态化基本培训,是全面提升县级党校办学综合实力与育人实效的关键路径。2025年,中共组织部、中共党校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基本培训班次和课程设置的通知》,对基本培训的班次、学制和课程设置等作出明确规范,为县级党校规范开展基本培训提供了根本遵循。规范化开展基本培训,能够倒逼县级党校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完善教学模式、建强师资队伍、健全管理制度。在常态化基本培训实践中,县级党校需要持续总结办学经验、补齐教学短板、改进教学方式、强化教学管理,推动办学治校水平稳步提升。
二、提升县级党校基本培训质效的九台实践探索
基本培训开展以来,中共九台区委党校始终
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县级党校办学实际,梳理教育培训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持续探索破解路径,围绕培训统筹、全员覆盖、课程供给、服务保障等关键环节,稳步提升基本培训工作质效。
健全统筹联动机制,确保基本培训科学合理
中共九台区委党校始终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对基本培训工作的部署要求,建立健全统筹联动机制,构建分级分类、全覆盖的培训体系,推动基本培训科学化、规范化开展。一是加强统筹规划,落实全员参训要求。协同联动区委组织部等相关职能部门,科学谋划年度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共同研究制定2026年度基本培训计划及实施方案。全面摸排梳理全区各级各类党员干部队伍底数,精准掌握人员结构、层级特点与能力短板。按照分层施策、分类施教原则,分层分类开设区管干部、乡科级干部、村(社区)“两委”干部、中青年干部、党员示范等班次,确保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二是规范学制周期,实现培训科学
化。严格对标干部教育培训相关要求,结合不同对象学制与周期,持续修订完善培训计划与方案。立足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党员干部岗位职责与成长需求,精准区分培训学制及学习周期,科学划分长期与短期班次,合理设置培训时长。紧扣统一部署,依据党代会周期,常态化开设进修班、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三是聚焦关键对象,实施重点培训。办好新任职领导干部进修班,将党性教育、正确zjg培育、履职能力提升作为核心内容,帮助干部快速提升履职能力。针对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锤炼年轻党员干部坚强党性,提升政治素养。
整合多元教学资源,促进党员干部培训全覆盖
九台区党员基数大、分布广,仅依靠区委党校难以实现全员参训。为破解这一难题,区委党校整合区域内教学资源、盘活现有办学力量,全力实现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
一是构建“3+2”培训体系,精准赋能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结合基层党组织书记履职实际划分学习阶段,安排参训人员在区委党校集中开展3天系统理论学习,夯实思想理论根基;配套设置2天分领域特色课程,贴合党建工作实际定制教学内容。通过分段式、差异化教学,实现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全覆盖,切实提升党务工作水平与履职能力。
二是推行“1+19”培训模式,打通基本培训“最后一公里”。以区委党校为核心,联动全区19个乡镇(街道)党校协同开展党员教育,实现党员学习教育全域覆盖。为提升乡镇(街道)党校办学质量,区委党校对其开展常态化指导、送课下乡、师资培训。选派8名骨干教师兼任乡镇(街道)党校教学校长,在制定培训计划、优化课程开发、培养师资队伍、加强培训督导等方面给予常态化支持;组建高质量送课团队,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党性教育、基层党建、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点单式”送课;各类主体班次向乡镇(街道)党校师资开放,支持跟班听课、现场观摩,提升基层教学能力。
三是采用“线上+线下”“主课堂+分课堂”融合模式,提升培训便捷性与覆盖面。打破地域与时空限制,综合运用乡镇(街道)党校、长白山先锋大讲堂、党员大讲堂等平台,实现基层党员培训全覆盖。
创新办学育人模式,丰富基本培训课程供给
在基本培训班次中,坚持把学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学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主业主课地位,同步
加强履职能力培训。为丰富课程供给,区委党校优化教学方法、创新教学载体、拓宽培训渠道,切实增强教育培训实效性。
一是聚力课堂提质,优化教学方式。推动教学模式由“教师主导”向“教师引导+学员主体”转变,综合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访谈式等教学方式,加大案例教学比重,增强教学互动性,提升理论学习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二是盘活特色资源,开展现场教学。依托域内“一馆一基地三园七遗址”
(一馆:九台区党史展览馆;一基地:九台区红色教育基地;三园:南山公园烈士陵园、其塔木烈士陵园、上河湾烈士陵园;七遗址:其塔木、焦家岭、张麻子沟、沐石河、石屯、城子街、沙子山解放战争时期战斗遗址)打造红色教学点,强化党性教育;依托清水村、马鞍山村等生态优势打造绿色教学点,深化生态文明理念;依托红光村现代农业、公园社区基层治理等打造专业特色教学点,提升实践能力。2023年以来,“红色、绿色、专业特色”现场教学点已承接近30期班次、2000余人次现场教学。
三是拓宽教学渠道,保障课程供给。针对本校课程供给不足问题,积极申请长春市委组织部、长春市委党校基本培训课程“兜底”工程,同时充分运用网络培训平台,多渠道丰富课程资源。截至2026年5月末,已使用党校网上党校、吉林省干部网络培训学院课程64节。
夯实办学服务保障,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设
通过完善阵地设施、建强师资队伍、优化管理服务,持续补齐办学短板,全面夯实服务保障。一是加强阵地设施建设,筑牢办学根基。九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党校工作,将党校经费列入财政年度预算,保障各项工作平稳运行。持续优化校园基础设施与办学条件,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改善学员学习、食宿及文体活动条件。建设线上教学直播间,打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党性教育”“廉政教育”三个主题教学直播间,不断提升办学承载能力。
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办学水平。坚持专职为主、专兼结合,常态化充实培养专职教师队伍。通过“导师制培养”“跟班听课”等方式提升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建立兼职教师人才库,择优聘请55名区管领导干部、先进模范、基层优秀工作者担任兼职教师,构建高素质师资队伍。三是加强培训管理服务,涵养优良风气。健全教师与学员双向管理制度,从严规范教风学风。从严规范
教风管理,严格落实每季度至少一次集体备课评课制度,严把课程准入关。严格执行授课课件审核机制,把好意识形态关口,确保教学方向正确、内容规范。从严抓好学风管理,建立“组织员+联络员+督导员”制度,教学副校长担任督导员,运用人脸识别、课中动态考勤等方式强化管理,提升办学规范化水平。
三、提升县级党校基本培训质效的实践路径
提升县级党校基本培训质效,是筑牢基层党员干部思想根基、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在教育培训工作中,要始终坚持应训尽训、应教尽教、应会尽会,推动常态化基本培训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科学统筹规划、整合教学资源,做到应训尽训
科学统筹培训布局、系统整合教学资源,是提升县级党校基本培训质效的首要抓手。县级党校要结合本地党员干部队伍实际,精准摸排参训底数,科学制定并完善培训方案与计划,确保培训对象应训尽训、班次应办尽办。要整合域内办学资源,盘活现有力量,破解培训任务重、资源分散、利用不充分等问题,提升基本培训保障能力。加强顶层统筹,健全常态化全员培训机制,补齐基层培训短板,开展分层分类培训,构建系统化、常态化、全覆盖的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格局,切实做到应训尽训。
规范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式,做到应教尽教
规范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式,是提升县级党校基本培训质效的核心关键。县级党校要以学习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以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为重点,规范课程内容设置。要立足县域发展大局与基层党员干部工作需求,综合运用讲授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突出实战实训,增强培训吸引力。通过规范教学内容帮助基层党员干部构建完整知识体系,通过优化教学方式调动学习积极性,构建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丰富课程供给,切实做到应教尽教。
强化服务保障、抓实学员管理,做到应会尽会
完善服务保障体系、从严抓实学员管理,是提升县级党校基本培训质效的重要支撑。县级党校要持续完善软硬件设施,改善教学条件、食宿保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后勤服务,为学员营造优良学习环境。健全常态化学员管理制度,从严抓好出勤考勤、课堂纪律、作风建设,引导学员潜心治学、务实求真。强化服务保障优化办学环境,严抓学风促进学用转化,推动干部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能力,全面提升综合素养,切实做到应会尽会。
完善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的调研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第八调研组
为深入贯彻《中共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推进新时代审判工作现代化,以高质量司法审判工作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第八调研组以“完善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问题研究”为课题,赴上海、辽宁两省(市)开展调研。调研期间,实地走访了2家高级人民法院、5家中级人民法院(专门法院)、4家基层人民法院和2个人民法庭、7家相关企事业单位,召开9场座谈会,参会人员涵盖当地部分党政部门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调解委员会负责人及员额法官代表等。同时,对福建、四川、甘肃法院相关情况进行书面调研,全面了解和梳理相关法院近年来在审判权力运行制约监督、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优化、类型化纠纷治理、数字赋能审判管理等方面的困难问题、经验做法,把司法实务与前沿理论,内部评价与外部感知结合起来,深入总结、分析、研究和论证,形成以下报告。
一、审判管理实践成效
近年来,全国法院始终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总书记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大会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以尊重司法规律、回应人民关切、适应审判工作发展需求为遵循,推进审判管理现代化。审判管理不是简单的“排座次”,而是要管好“案”、管住“人”、治好“院”,推动审判管理从粗放式、行政化向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转型。经过持续努力,新时代审判管理体系逐步建立,审判质效稳步向好,司法公信力持续提升,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标志性成效。
(一)理念重塑:构建现代化审判管理价值体系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纵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速提质,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各类矛盾纠纷迭代升级,司法工作所处的时代方位、发展环境、履职场景发生全局性、根本性变化。最高人民法院为适应新形势,牢牢把握司法机关政治属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可感知、可体验、可评判的公平正义为根本目标,全面树立“大审判管理”理念,将审判管理工作置于人民法院工作全局,发挥审判工作中枢作用,打破不同主体、不同部门、不同条线、不同层级法院之间界限分明、各自为战的管理壁垒,构建起全员参
与、全程覆盖、全域协同、全链闭环的审判管理新模式。各地法院依托理念革新带动工作机制重塑:上海法院聚焦跨部门流程协同打通审执衔接堵点;辽宁法院围绕人案配比优化内部资源调度;四川、甘肃等地法院立足基层人案矛盾,以一体化审管破解条线分散、监管缺位问题,为全国法院审判管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样本。
(二)监督提质:织密公正司法制度防线
为有效处理审判与审判管理之间的关系,做到“放权不放任、监管不缺位”,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创新内部监督机制。通过压实层级监督责任,聚焦疑难复杂、涉访涉稳、涉民生重点案件开展实质性审核把关,杜绝应付式监督、空泛式履职;依托案例库确立类案处理裁判基准,消解地域裁判差异、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搭建法答网实时答疑平台,变滞后文件指导为动态精准释法,从源头防范和化解法律适用偏差问题。近三年,案例库入库案例超过5300件,实现对常见罪名、多发案由的全覆盖;法答网全国法官在线咨询超过92万件、答疑率超过95%。〔1〕上海高院制定《上海法院审判权责清单指引》,明确阅核权责,压实监管职责,实现类案统一水平稳居全国前列;辽宁高院建立发回重审、指令再审案件双向评查、异议反馈机制,全省发回重审案件数量同比下降21.55%。福建、四川法院通过常态化实质监督、专项积案整治,有力化解司法监督虚化弱化难题,破解“类案不同判”顽疾,切实维护法治统一、平等保障群众诉讼权益。
(三)指标重构:树立实质解纷履职标尺
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牵头构建并试行《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历经五次优化完善,将原有28项指标精简至11项,尤其是充分尊重司法办案普遍规律与个案特殊性,大幅精简指标数量、取消机械排名与层层通报机制,有效破除基层数据内卷、形式履职的不良生态;确立“案-件比”核心评价标尺,切实推动考评导向从“重数量、重速率、重排位”向“重质量、重实效、重民生”转变,推动全国法院审判质效持续趋优,〔2〕“案-件比”下降0.07个百分点,上诉率、申诉申请再审率分别下降2.4个、0.6个百分点,减少衍生案件220余万件。辽宁高院按照收案体量、案件类型及法官办案情况对各中院辖区分为A、B、C三组,差异化设置合理区间,实现科学精准评价。福建、甘肃等地法院以科学化考评机制倒逼司法履职规范化、纠纷化解实质化。
(四)治理延伸:激活多元解纷新引擎
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审判管理已不局限于法院内部的闭环系统,而是日益成为预判社会矛盾、治理风险的“晴雨表”和科学决策的“智囊团”。最高人民法院自2023年起建立司法审判数据会商机制,深挖数据背后反映的经济社会问题和审判能力短板弱项,全国法院基本已搭建“发现—研判—反馈—治理”的司法审判数据分析研判模式。
2023年以来全国法院向党委政府报送高质量司法分析报告数以万计,针对金融风险、平台经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养老诈骗等领域的专题研判频频转化为社会治理行动,有效实现司法审判与社会治理的同频共振、深度融合。上海法院将类案纠纷数据对接全市216个街镇治理网格,布设397个社区巡回审判点,针对物业、相邻关系、家事等纠纷精准匹配调解资源,依托“审管数据+基层网格”模式诉前化解纠纷8700余件;辽宁法院委派678名工作人员入驻县级综治中心,提供指导调解、联动解纷等服务,在全国率先建立省级联动机制,将婚姻家事等9类纠纷引导至综治中心先行调解,就地化解近3万件。
(五)数字赋能:驱动审判管理现代化转型
伴随数字中国建设纵深推进,最高人民法院站高谋远,历史性地建设全国法院“一张网”,统筹构建全流程数字化审判监管体系,实现案件办理、流程监管、质效研判、司法公开全链条数字化、可视化、闭环化覆盖。截至2025年,全国法院适宜线上办理的民商事、行政等案件主要办案环节全流程线上办理全覆盖、办案流程智能预警提示功能持续提升,全国法院整体平均办案周期近年来呈现明显的缩短趋势。全国法院充分运用技术赋能,服务解决审判实践中的真问题,已成为新时代审判管理的一道亮丽风景。上海高院充分运用数字化思维和现代科技,系统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建立了覆盖立案、审判、执行、监督、诉讼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全流程智能审判辅助系统”,开放了智能辅助场景模型1100多个,实现案件审理周期从90天压缩至45天以内;四川高院依托信息化手段精准串联关联案件,梳理纠纷脉络、找准问题症结,助力法官一次性实质性化解矛盾,累计减少衍生案件8.29万件。
(六)队伍提质:彰显人才专业化优势
伴随审判管理精细化、数字化转型,全国法院持续优化审管队伍专业结构,通过人才引进、岗位交流、专项实训补齐业务短板。上海、辽宁等地三级法院审判管理在岗人员法学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占比99.1%,较三年前提升8.3个百分点;具备法官任职经历、一线审判业务工作背景的人员占比76.5%,彻底
扭转了以往审管岗位兼职多、专业弱、新手集中的人员结构短板。全国常态化开展技能专项培训,重点提升队伍案件复盘、数据挖掘、治理建议撰写三类核心能力。上海、福建法院组建专业化审管研判专班,聚焦超期未结案清理、类案尺度统一、发改案件复盘开展常态化专项分析;甘肃等地法院依托数字化审管专班定点帮扶基层法院整改质效短板,辖区审判质效稳步提升。审判管理队伍已成为推动法院建设现代化、规范审判权运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核心骨干力量,这种转变不仅是人员结构的优化,更是治理理念、工作方式和能力体系的全面升级,为新时代人民司法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结合本次全面实证调研成果及全域量化数据支撑,我们得到三项启示:一是铸牢政治之魂,是确保改革行稳致远的根本前提。只有始终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跳出单纯业务管理思维,将审判管理改革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大局,锚定新时代司法使命担当,才能确保改革始终贴合司法规律、契合民心民意、顺应时代大势。二是恪守为民之本,是推动质效破立并举的核心路径。我们深刻认识到,司法审判工作必须立足并践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根本宗旨,系统性破解制约司法事业健康发展、影响群众权益保障的深层次难题,不断推动审判管理工作实现从“重数据”向“重实质”、从“重约束”向“重服务”的深层次转型。三是汇聚共治之力,是实现治理系统集成的关键支撑。实践证明,只有不断增强审判管理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才能大幅提升司法治理效能,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新时代司法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制度根基和实践支撑。
总体来看,审判管理自1999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正式提出后,经过20多年的探索、研究、发展,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在提升审判质效、提高队伍素质、增强司法公信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力指导下,各地法院对审判管理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理念、模式、方法等方面实现了系统性重塑,逐步形成了一套更加符合司法规律、契合审判工作实际、适应新时代人民法院职责要求的审判管理体系。
〔3〕审判管理是门实践的学问,既要不断在法院工作中再检视、再完善,更要主动地、积极地适应法院工作全面发展带来的更重责任。因此,对审判管理开展一次系统性梳理、整体性检视、规范化完善尤为重要、正当其时。
二、审判管理问题检视
构建现代化的审判管理是一项全局性工作、系统性工程,需要整合相关管
理事项,形成结构完整、程序严谨、制约协同的制度体系。但在具体的推进方略上并非“齐头并进”,而应有所侧重。〔4〕具体到审判管理实务,我们既要深刻把握新时代审判管理的使命任务,〔5〕也要把握当前审判管理面临的难点重点。调研组认为,在“大审判管理观”理念的指引下,完善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至少包含四个工作目标:一是对审判权力运行的有效规范,以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二是对办案质效的有效把控,以实现人民法院的组织目标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统一;三是由管理到治理的有效延伸,以应对人案矛盾的严峻形势和满足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四是强化信息化应用,以数字赋能推动审判管理的深层变革。
基于此,调研组秉持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思路,对应每一个目标选取其关键抓手,即从案件阅核、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类型化纠纷治理、“一张网”深度应用四个方面进行检视。在检视过程中,调研组既关注制度机制层面的问题,也关注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行的应然实然状态,结合调研情况,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和困难。
(一)案件阅核方面
案件阅核制首提于2023年全国大法官研讨班。普遍认为,阅核制的提出补全了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填补了“四类案件”监管局限,有效回应了2015年新一轮司法责任制改革后出现的“监管弱化”“裁判文书质量下降”等问题,被许多学者视为审判管理迈入新阶段的标志。因此,检视阅核制的运行成效对观测审判权力运行监督意义较大。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完善案件阅核工作机制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阅核指导意见》),对阅核目标、阅核原则、阅核范围等作出明确规定,为全国法院规范开展案件阅核提供了指引。其中,对阅核范围,要求各地法院因地制宜、动态调整。〔6〕绝大多数法院依据《阅核指导意见》细化本地方案,对如何做好分层、分类,因案、因人等作出规定。但实践中,一是有的法院对阅核范围把握不准,有的法院存在“应阅未阅”,有的法院不当纳入阅核,比如将调撤案件纳入阅核,既缺乏必要性,也增加工作负累,或者将“常见、多发,已有典型案例可供参考,审理难度不大”的案件纳入阅核。〔7〕二是有些法院实质阅核不足,首次阅核“无异议”案件占比偏高,阅后提出修改意见的案件中,仅作文字修改或表述调整的案件数占比较大,提出实质修改意见的案件数较少。三是对案件阅核激励与追责等配套机制还需细化完善。院庭长是法官队伍中政治素质高、业
务能力强的代表,是宝贵的司法资源。一方面,院庭长带头办案,尤其是办难案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而《阅核指导意见》也对院庭长优先办理刚性阅核案件提出明确要求,提倡鼓励办案、鼓励阅核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目前对员额法官的追责机制已较为完善,但对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责任追究机制还较为粗略,如果追责不当,有可能过于加重院庭长的责任,也有可能造成监督追责落空,一定程度上影响监督实效。
(二)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方面
推进审判管理现代化,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是重要抓手。而建立系统、科学、具体、明确的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让审判质效相关要素可量化、可对比、可评估,是科学开展审判管理的必备工具。〔8〕并且,指标体系一头连着审执工作,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调研发现,现行指标体系总体方向正确,对推动审判质效提升、贴合人民群众感受发挥了积极重要作用。但在具体运行中,还可以继续完善。一是部分法院反映,个别指标设置与审判实践还存在不完全适配的情形。比如,“平均结案时间”指标,由于各类案件审理特点、审理周期不一,且结案时间并非越短越好,尤其是涉众、涉稳和疑难复杂案件,在已纳入“审限内结案率”指标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设置平均结案时间。又如,“再审审查询问(听证)率”指标,属于审判过程类指标,是否听证应由审判组织根据案件实际需求决定。此外,部分法院反映,有些指标合理区间还应结合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案件类型和专门法院进行差异化设置。尤其是专门法院案件结构、审级结构、案件标的、审理周期与普通法院差异较大,应予必要区分。二是部分法院运用指标体系检视、推动工作,发挥其“体检表”作用存在不足。各地法院质效总体向好与区域、条线不均衡并存,运行态势呈现一定不稳定性,存在“一抓就好、一放就劣”的风险。比如,取消“上诉案件移送时间”指标考核后,部分地方上诉案件移送用时增多。此外,各地法院对虚假结案、违规拆分案件、不当变更审限、程序空转等问题高度重视,治理力度不断加大。但仍有反映,个别单位和人员在指标压力下,可能出现不规范处理数据、过度追求排名、以技术性操作改善指标等“反管理”倾向。三是部分法院反映,指标体系贴合人民群众外部感知还需进一步加强,数据达标之下存在感知落差。比如,有的法院多个执行指标处于甚至优于合理区间,但从代表委员意见及涉诉信访数据来看,执行难仍是人民群众关注最高、反映最强烈的领域。人民群众感受司法公正,主要依托亲身经历的个案,而非区域性
整体统计数据。现行指标体系更多聚焦宏观数据,对微量个案瑕疵反映不足,这些案件在整体统计中占比极低,但直接影响当事人切身利益和司法获得感,形成宏观数据向好、微观体验不佳的结构性矛盾。
(三)类型化纠纷治理方面
“审判工作延伸到哪里,审判管理的职责就应当延伸到哪里。”这要求我们树立全案全周期抓审管理念,“将前端的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中端的案件管理和后端的社会治理一并纳入审判管理视野”。〔9〕正如有学者指出,推进审判管理现代化也是法院应对当前严峻工作形势的必然之选。人案矛盾、法官工作负荷过重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强审判管理本质上是一条管理增效的路径。考察近年来案件增长态势,民事、刑事、行政、执行等各领域呈现类型化批量增长、争议焦点集中等特点,热点案由增长幅度对案件总体增幅产生较大影响。精准锚定增幅较大的热点案由,推动纠纷类型化治理,有利于推动扭转案件高速增长态势。调研发现以下问题:一是内部条线指导不够,纵向协同对应性不足。类型化纠纷治理需要上下联动、条线贯通,但当前上下级法院在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机制上缺乏系统性对应。比如,有些省份上级法院已将不同案件类型分别交由不同业务庭牵头,但基层法院普遍存在“一人多岗、一庭多线”的情况,没有对应的专门审判力量承接上级条线指导。上级法院对下的传导、培训、督导机制,难以有效落地到基层办案一线;上下级法院之间未建立类型化纠纷联合研判、问题会商、经验共享机制;上级法院对基层法院类型化纠纷治理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指导不及时、不精准,导致各地治理水平参差不齐,先进经验难以复制推广。二是多元解纷联动不够,实质协同效能不足。部分联动单位参与积极性不高,部分行业调解组织专业性不强,解纷能力和公信力有待提升,影响纠纷分流化解实效。群众“信诉不信调”的观念尚未根本转变,非诉解纷的社会认同度有待提升,调解优先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类型化纠纷治理前端减量效果不及预期。
三是多元解纷力量薄弱,持续性稳定性不足。类型化纠纷前端化解高度依赖专业化、常态化解纷力量支撑,但实践中普遍存在资源配置不足、专业能力不强、保障机制缺位等问题。有的反映调解组织人员老龄化严重,多数调解员缺乏法律专业背景和行业知识,难以胜任金融、知识产权、建设工程等专业类纠纷调解工作;有的反映调解队伍流动性大,经费保障、激励机制不健全,难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才。四是考核配套缺位,内生推进动力不足。该项工作未
纳入常态化管理考评,缺少类型化纠纷治理成效的配套评价、引导指标,有的法院重审理、轻治理,治理工作阶段性、运动式特征明显,难以形成长效治理闭环。
(四)“一张网”深度应用方面
随着全国法院“一张网”全面铺开,依托全国法院统一办案办公平台,审判流程、办案节点、管理环节普遍实现线上运行,为审判管理提供了数字化基础,有利于我们更好拥抱科技,赋能审判管理提质增效。调研发现,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部门协同、应用系统衔接还需加力。过去,各地法院结合本地实际推进信息化建设,取得一批较好的建设成果。有的法院开发的应用场景已与全国法院“一张网”对接,作为本地成熟建设成果的“利旧”手段,但还有部分已建成的地方自建项目无法接入“一张网”,影响相应工作开展。二是配套改革推进还需加力。“数字化”是“智能化”的前提,数字赋能深度应用高度依赖司法档案数字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但当前档案数字化改革进度不均衡、制作质量参差不齐、电子卷宗智能编目识别准确率较低,一定程度制约数字赋能审判管理成效。三是数字深度赋能还需加力。智能化工具与办案流程匹配度还需加强,风险预警分析、智能审判辅助等深度应用还处于探索试点阶段。
三、审判管理问题成因与优化路径
立足本次调研情况,调研组认为应当结合审判管理改革经验与司法运行规律,对推进审判管理再作深层次、系统性思考,并以此提出对策建议。
(一)成因分析:基于四组辩证关系的深层审视
1.基于“整体”与“局部”的再思考。审判管理是一项覆盖全院各条线、诉讼全周期的系统性工程,其效能的发挥有赖于各个主体、各个环节、各项机制协同发力。但实践中,“小审判管理”传统思维依然存在,限制了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尚未能真正形成全域化、系统化、一体化的管理格局。有的法院认为审判管理只是搞统计分析,有的法院将审判管理现代化等同于信息化建设,有的法院仍将审判管理局限于流程管理、质量评查、绩效考核等常规工作,还没有深刻认识新时代审判管理的系统性。〔10〕有的法院对类型化纠纷治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从管理到治理是更高层次的审判管理。此外,推行阅核制,若只强调院庭长监管责任,不同步完善激励机制、责任追究制度,易导致实质把关不足;优化质效指标,若只考虑单项指标,不关注科学的运行机制,可能引发盲目追求数据达标的功利化行为。推进数字赋能,配套改革若
跟不上,势必影响赋能实效。这提醒我们:必须秉持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兼顾局部优化与整体协同,既要以局部精进支撑整体协同,又要以整体协同带动局部精进。
2.基于“宏观”与“微观”的再思考。内外部感知出现落差,一部分原因是宏观与微观有机统一不够。基于指标数据的宏观更多反映审判执行工作的整体发展趋势,是服务决策的重要参考。基于个案的微观、定性评价是衡量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基础。指标体系设计初衷是作为司法运行“体检表”,重在态势研判、问题诊断、决策参考。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三令五申,强调要防止唯数据论、唯排名论,杜绝违背司法规律的层层加码、盲目追高、数据造假等“反管理”现象,但实践中依然难以杜绝。这种异化的根源在于:一是过度依赖定量评价方法,而忽略定性评价的优势,妨碍质效评估的全面性。〔11〕二是仅凭宏观数据无法完全反映微量个案中的事实认定是否准确、法律适用是否正确、释法说理是否充分,而这些恰恰是司法公正的微观根基,从而造成内外部评价的“错位”。这提醒我们:必须坚持精准化、精细化原则,既以宏观数据衡量“基本面”,又兼顾微观视角,促进内外部评价相统一。
3.基于“共性”与“个性”的再思考。审判权是事权,国家法律具有普遍和统一效力,捍卫和执行法律的审判工作也必须有统一的程序管理规范,统一的审判质量、效率、效果评价标准。为此,必须从维护国家法律和相关制度统一的高度,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12〕但与此同时,司法实践具有天然差异性,东中西部司法环境、纠纷结构、办案力量均有所差异,上下级法院职能定位、审理重点各不相同,民商事、刑事、行政案件审判规律、审理周期也存在明显区别。所有管理制度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既要坚持统一性,又要考虑差异性,是审判管理制度设计内在逻辑必须面对和遵循的客观规律。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制度设计统一与差异之间的弥合,反复强调,各地法院推进各项制度落地时,既不能让政策走样、打折扣,也不能简单照搬、机械套用,必须兼顾本地工作的实际情况。但从调研情况看,有些地方在把握阅核范围、科学考评等方面依然照搬照抄、简单套用、机械执行,呈现出“自上而下管控有余、自下而上赋能不足”的现象。这提醒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化、差异化原则,既要确保审判工作基本方向一致、基本标准统一、基本质效达标,又要充分尊重司法实践的差异性,赋予各地法院一定自主空间,指导和鼓励其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创新。
4.基于“治标”与“治本”的再思考。面对审判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实践层面易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化、应激式应对,甚至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怪圈。有学者认为,审判管理改革的脉络呈现离散性、反复性特征。〔13〕这种“放乱收死”的循环,根源在于未能真正建立起内化于法官职业行为、根植于司法运行规律、依靠内生动力驱动的治本机制,导致问题反复,治标不治本。这提醒我们:必须坚持人本化、自主化原则,既要立足当前、靶向施策,以精准有力的治标举措破解突出矛盾;又要着眼长远、固本培元,以系统深入的治本之策培育内生动力、构建长效治理机制,推动审判管理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施策,实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深层改革。
(二)对策建议:聚焦四大领域精准发力
结合调研发现的问题及成因分析,调研组建议聚焦案件阅核、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类型化纠纷治理、“一张网”深度应用四个核心领域,精准施策、以点带面、系统推进,加快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现代化审判管理体系。
1.完善案件阅核机制,提升监督实质效能。案件阅核制是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关键抓手,是在“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基础上压实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责任,实现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督动态平衡的重要制度安排。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需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完善配套机制,推动院庭长监督管理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切实保障审判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一是科学把握阅核范围。按照《阅核指导意见》有关规定,各高级法院制定细化实施办法,并指导辖区中基层法院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则,确定刚性和弹性阅核的案件范围和相关规则,尤其要剔除调撤案件、简单程序性案件等可不阅核的案件,将阅核重点聚焦于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涉众敏感、可能影响裁判尺度统一的案件。建立阅核范围动态调整机制,各级法院应当将确定和调整案件阅核范围纳入审判委员会日常工作事务,原则上每半年研究一次案件阅核范围、人员等情况。由相关职能部门会同审判业务部门,根据制度运行情况和审判管理工作需要,提出阅核范围调整方案,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后报上一级法院批准,实现精准阅核,将有限的监督力量投向重点领域,从源头上破解阅核形式化、低效化困境。
二是完善分级分类阅核。〔14〕打破“层层报核”传统模式,建立分级分类阅核模式,为待阅案件精准匹配阅核主体。一是将副庭长、审委会非专职委
员纳入第一层级阅核主体,副院长、审委会专职委员作为第二层级,院长作为第三层级。二是根据案件繁简程度、影响大小、有无意见分歧、有无裁判规则意义等因素,分层级负责阅核。原则上,案情相对简单、意见一致的,由第一层级负责;法律适用分歧较大、疑难复杂因素较多的,由第二层级负责;第二层级认为有必要的,提请第三层级负责。具体可由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结合实际研究决定,并报上级法院批准。
三是完善阅核激励机制。首先,积极探索阅核工作量折算标准,将院庭长的阅核工作量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院庭长才有条件认真阅核、实质阅核。科学测算阅核工作量,一种可行的思路是,先基于案件本身繁简程度测量对应的办案工作量,在此基础上,以一定的折算系数将办案工作量折算为阅核工作量,作为关键的折算系数,则由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结合实际确定,并报上级法院批准。其次,统筹办案工作量和阅核工作量,落实院庭长优先办理刚性阅核案件要求,鼓励院庭长尽可能以直接办案形式完成阅核,实现办案与阅核的最大化重合,避免产生“以办代阅”与“以阅代办”的抵牾。最后,健全绩效考评机制。建立阅核数量和质量相匹配的绩效考评机制,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阅核主体,一方面,将经阅核案件上诉率、改判发回情况、阅核成果转化等作为绩效考核加分项,通过看质量、看效果激发院庭长实质阅核动力,但不宜将“阅核异议数”“提出异议率”等指标作为加分项,可能导致院庭长的过度审查或不适当提出异议,造成内部程序“空转”;另一方面,将怠于阅核、不当阅核等情形,作为绩效考核扣分项。对阅核发现的文字错误、办案程序错误、主文不利于执行等问题,可对承办法官的绩效考核情况相应扣分,以强化员额法官责任担当,防范一味上交矛盾、推诿责任。
四是健全责任认定机制。按照“权责一致、错责相当、梯度区分”原则,细化责任认定规则。严格把握“怠于行权”认定:仅当院庭长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基本阅核职责导致严重后果的,方可认定为怠于行权,不得以“未发现错误”为由简单归责。科学理性看待“意见分歧”,因认识差异、专业分歧导致的阅核意见偏差,只要程序合规、不存在徇私情形,不应追究监管责任。区分责任轻重梯度,审判责任与监管责任实行梯度划分,审判组织承担主要审判责任,院庭长仅承担监督管理责任,坚守“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核心原则。审判组织经复议仍坚持原意见的,按程序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
五是完善信息技术支撑。依托全国法院“一张网”,深化信息技术应用。推进办案系统对刚性阅核案件的智能标注,对弹性阅核范围个性化定制,将阅核关口前移至承办法官办案前端。系统自动筛查简单程序瑕疵、文书疏漏、法律适用偏差等问题,为法官提供自检自查工具。对需要提交院庭长阅核的案件,自动推送类案裁判规则、风险提示,提升阅核效率和精准度。
案件阅核制是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关键抓手。正如有学者指出,阅核制通过制度化的安排弥补了我国法官职业化进程中职前培训的短板,形成了在岗学徒式的培养模式,将传统的“传帮带”改造为“嵌入审判权运行流程的制度化培养路径”。〔15〕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以更长远的目光审视制度,须在提升阅核实效的同时,更加关注通过阅核促进法官,尤其是年轻法官的专业成长,把外部强制约束转化为内在专业自觉。定期总结分析阅核发现的共性问题,针对普遍性问题及时开展业务培训、发布审判指引、完善相关制度,实现“阅核一件、规范一类”的叠加效应,推动个案监督向系统治理升级,促进法官由外部推动向内生驱动转变,最终使法官群体普遍具备卓越的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
2.优化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统筹内外评价统一。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作出了关于“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的重要部署,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zjg学习教育也要求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自2024年以来,指标体系经历若干次修订、持续得到完善,努力实现内部管理效能与外部群众获得感、宏观整体态势与微观个案公正的有机统一。
(1)优化指标设置,科学引导审判工作提质增效。指标设置直接关系审判工作的价值导向和工作导向,既要全面涵盖、整体反映审判质效情况,又要纲举目张、高度凝练,避免贪多求全、大包大揽。
一是以“案-件比”为统领。“案-件比”是推进审判管理现代化的核心指标,目的就是引导各级法院注重实质性化解矛盾,防止“一案结而多案生”,以“质量优先、兼顾效率、注重效果”的办案理念处理好每一起案件,更好维护老百姓合法权益。对于已经“做起来”、指标达到合理区间的,重在督导、引领做优做深“质”的工作,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质量、效果上。“案-件比”对实质解纷、减少当事人诉累等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进一步引导办案人员关注从当事人向法院递交诉状到拿到“真金白银”、从立案到执行完毕的全过程,而且,完全站在当事人视角,更加贴合群众外部感知,
有助于破除“内部效率数据好看、群众实际等待漫长”的错位问题,也有助于引导法院更加关注实质解纷、胜诉权益兑现等。
二是合理精简部分指标。按照“能减则减、能合则合”的原则,对实践证明易异化、不能客观反映审判质效、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的指标,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予以取消。调研过程中,各地法院反映较为强烈的指标主要有“平均结案时间”“再审审查询问(听证)率”“首执案件终本率”等。截至目前,这几项指标已在最新修订的指标体系中予以取消。这也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动态、合理调整指标的一贯思路。
三是适当引入微观分析。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16〕针对当前“宏观数据向好、微观个案不佳”的结构性矛盾,建议适时将微观数据纳入指标,既用宏观指标把握整体运行规律,又用微观指标保障每一个案件的公正高效,破解“整体数据掩盖个体问题”的顽疾。比如,将“案-件比”超过一定阈值的案件数纳入重点监管范围,深入剖析衍生原因,促进法官向办好个案用力,实现整体态势与个案公正的有机统一。
(2)优化合理区间,精准契合审判实践需求。最高人民法院统筹指导全国法院,必须“统”的是底线、标准、方法,统一全国法院的办案价值导向和质效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给各地域、各条线、各层级留一定空间。
一是契合地域差异化。最高人民法院设置统一合理区间,可结合区域发展特点、案件总量、司法资源、纠纷结构等,对全国法院进行适当分类别管理,使同类地区的法院具备可参照性。同样,授权各高级法院对辖区内法院进行适当分类别管理,在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的合理区间内,对不同类别法院的合理区间进行细化适用,确保自上而下“心中有数”、自下而上“放而不乱”。
二是契合条线差异化。不同审判条线、不同案件类型的审理逻辑、周期规律、评价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合理区间不能采取“一刀切”。应在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四大条线的基础上,由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部门牵头、统筹研究,对金融、知识产权、破产、海事等特殊案件类型设置适配性合理区间,各高级法院据此细化完善对辖区内专门法院、专业法庭的评价。
三是契合层级差异化。四级法院职能定位各有侧重,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设置的合理区间是基于省级辖域整体审判质效。各级法院不能照搬照抄,直接适
用于其中某一层级法院。各高级法院应统筹指导辖区各级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合理区间测算标准,细化设置适配性合理区间,不搞“层层加码”,也不宜“上下一般粗”。
(3)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及时回应审判实践变化。指标体系既要保持一定稳定性,对法官办案形成合理稳定的引导目标,也要定期迭代更新,与审判实践同步发展、稳步提升。
一是从时间维度动态调整。依托审判质效数据会商机制,适时对指标设置、合理区间开展评估,研判其是否契合司法规律、是否契合办案实际等,对滞后于实践、易引发异化的指标或合理区间及时调整,实现动态适配。
二是从工作维度动态调整。指标是反映审判工作的“晴雨表”,指标设置必须贴合审判工作本身需求。如果一项工作已整体性、常态化趋优,或者被常态化工作机制所涵盖,该项指标可以逐步由评价性指标转为分析性、参考性指标,增强指标体系“体检表”功能,引导形成“指标促进工作”的良好局面。
(4)完善与绩效考核衔接机制,激发法官内生动力。指标体系主要用于对一个地区审判质效宏观层面的评价和管理,不能直接用于法官个人的绩效考核。要通过指标将案件管理与人员考核有机贯通,完善针对性强、级差合理、简便易行的全员绩效考核办法,区分人员类别、岗位特点、案件类型,全面、客观、科学、合理反映办案质效,通过“管住案”实现“管住人”“治好院”。〔17〕科学测算工作量是法院进行审判管理的重要决策依据。“以审判实绩为中心”的审判绩效考核作为一种直接的信息反馈机制,不仅能客观地展现法官的业务工作量和工作能力,还能直接呈现各审判部门业务总量、人均办案量、办案量集中的时间段等。〔18〕因此,要依靠人工智能对法院全业务全流程各类工作的数据计算,了解不同法官团队及个人的表现并进行精准画像,最终有效激发队伍争先创优活力。
3.深化类型化纠纷治理,破解人案矛盾突出难题。以“抓前端、治未病”为导向,完善类型化纠纷治理机制,破解条线指导缺位、联动虚化、力量薄弱等问题,实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社会效果。
一是强化条线协同指导。逐步完善上下级法院对应的类型化审判指导机制,上级法院明确类型化纠纷牵头部门,中基层法院根据本地纠纷特点,设立对应的专业审判团队,承接上级法院条线指导。建立类型化纠纷联合研判、经验共享机制,及时总结“示范性诉讼+批量化调解”、具体类型化纠纷综合治理的经
验做法、制度机制,及时解决基层治理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推动条线治理走深走实。
二是深化多元解纷联动。推进类型化纠纷治理不是法院一家的独角戏,必须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与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常态化联动,建立纠纷线索实时移送、解纷进度同步反馈、疑难案件联合调处的闭环流程。充分依托综治中心平台枢纽功能,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发力。推动法院与行业主管部门共享司法大数据,提升司法建议针对性和转化率。
三是加强解纷力量建设。充实基层调解组织力量,吸纳退休法官、律师、行业专家等加入调解队伍,提升调解员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完善调解经费保障和激励机制,提高调解员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加强对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定期开展法律知识和调解技能培训,提升解纷实效。
四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对外,压实案件增量大的行政主管部门的主体责任,凝聚各部门解纷合力,以类型化纠纷综合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对内,完善差异化考评机制,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纠纷类型、体量、成因各不相同,不同案由纠纷的产生规律、化解难度也差异较大,可由各高级法院结合实际,对辖区各地法院建立起兼顾审级差异、地区差异、类型差异的综合评价体系。
4.推进“一张网”深度应用,释放数字赋能效能。以“互联互通、深度应用、赋能增效”为目标,加快破解系统衔接不畅、配套制度滞后、深度赋能不足等问题,推动审判管理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型。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打通系统数据壁垒。持续优化“一张网”政法协同模块,更新数据共享资源目录,实现办案数据、协同业务的一体化管理,提升政法各单位办案效率,着力为基层政法机关、一线政法干警减负赋能。健全完善“一地创新、全国共享”机制,将经实践检验有效、适宜推广的信息化成果纳入“一张网”,让全国法院共享由此带来的便利,防止重复建设。推动数据有序下沉至中基层法院,完善全层级数据共享机制,为中基层法院精准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二是深化配套改革推进,推进系统迭代优化升级。依托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推进系统不断更新完善。研究形成各类程序性业务规则,深度嵌入“一张网”,以平台统一促推业务规则统一,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加快推进电子卷宗全域标准化建设,实现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智能调取、深度应用,为
智能辅助办案应用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三是拓展数字赋能场景,规范运用人工智能辅助技术。推动“一张网”从“流程上线”向“实质增效”升级,提升风险预警、类案推送、审判辅助、质量评查等应用的智能化水平,实现对案件全流程、各环节的实时监测和风险预警,自动识别异常、违规问题。依托司法大数据开展区域纠纷态势分析,为社会治理提供决策参考。在总结人工智能辅助审判试点经验基础上,加快推动制定规范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的伦理指引,稳慎有序在“一张网”中部署相关智能化应用。
四是提升数字应用能力,防范数据安全风险。加强对法官和审判管理人员的数字技能培训,帮助审判管理人员、一线办案人员掌握“一张网”各功能模块的使用方法,提升其运用智能化工具办案和管理的能力。建立数字应用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基层用户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和用户体验。围绕保障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工作目标,对司法数据流通和公开实施全过程动态管理。各高级法院切实担负起对辖区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统筹管理和督导职责,共同做好安全运营工作。
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联合课题组
(2026年10月16日)
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迫切要求,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25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预计到2035年左右,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老有所养问题将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效如何?还存在哪些困难挑战?新形势下如何加快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为了解相关情况,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和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成立联合课题组,开展深入调研。
一、养老服务体系从“有”向“优”加速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深刻把握人口老龄化趋势,高度重视、统筹谋划老龄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X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大会和二十届三中、四中X会对新时代新征程老龄工作作出全面系统谋划,出台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我国养老事业快速发展。
养老保障网越织越密。国家层面加强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建立健全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两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适用于职业群体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适用于所有参保者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加快发展。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不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稳步提高待遇领取水平。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10.76亿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3343万人参加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1452亿元。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为基础的社会救助体系,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制度实现省级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超3亿人参加长期护理保险,5353.8万人享受老年人津补贴。
养老服务供给持续优化。发布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基本养老服务的重要内涵、工作原则和16项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服务项目。各地区各部门相继出台规划、土地、财税、金融、保险、人才等系列扶持发展政策,持续加大投入,强化多元供给,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底,全
国有县级公办养老机构4730个,覆盖率为100%;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养老床位767.9万张,养老服务从业人员139.5万人。
健康服务支撑更加有力。深入实施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和老年健康促进专项行动,加强关口前移、医防融合,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从2015年的18.5%下降到2025年的14%。持续做好老年人健康管理和服务,2025年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获得健康管理服务的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约1.46亿人。医养结合加快发展,截至2025年底,全国设有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占比超90%,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综合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超85%,医养结合机构8289个。
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稳步推进。“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建成57万张家庭养老床位,为224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实施了居家适老化改造。从家门内的防滑扶手到家门外的公交地铁,再到指尖上的网络应用,老年宜居环境不断优化。老年人权益保障持续加强,全国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9万余件、解答老年人法律咨询70余万人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将老年群体消费需求纳入国家促消费政策“主赛道”,更好满足他们的多样化高品质需求。
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有哪些短板
按照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的目标,到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老龄化任务最重的国家,预计“十五五”时期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净增超过1300万,养老服务需求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养老服务需求从过去简单的生活照料向多层次、个性化服务转变,当前服务供给总量和方式还不能很好满足这样的期盼。
社区对居家养老的支撑能力不足。受传统观念和成本考量影响,多数老年人倾向于“晚年不离亲,养老不离家”,居家养老仍是主流选择。但社区作为居家养老的重要支撑,功能发挥还不到位。一是设施网络不健全,部分社区养老服务站点面积小、位置偏、可及性不足,一些设施建成后长期闲置。二是服务供需不匹配。根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社区养老服务前五位需求分别是:上门看病(29.1%)、助餐(22.1%)、文化娱乐(22.1%)、
健康教育(17.2%)、上门做家务(15.8%),而现有服务多集中于助餐、日间照料和文化娱乐等项目,上门医疗、健康管理等服务供给不足。三是市场化运营机制不健全。社区助餐和上门服务普遍面临成本高、盈利难等问题,较为依赖政府补贴和试点资金。同时,相关服务质量监管和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造成部分老人“买不起、不敢买”,养老需求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消费力。
失能失智老年人专业照护服务缺口较大。据测算,我国目前约有3600万失能老年人、1700万失智老年人,未来十年还将显著增长。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周期长、专业要求高,普通家庭照料往往难以满足专业照护要求,而专业照护服务面临人才短缺和运营成本高昂的双重挑战,相关经营主体少,普惠型照护机构发育不足,精准化、个性化照护服务有限,部分地区养老床位空置率高和失能失智照护“一床难求”并存。
农村养老服务存在明显短板。伴随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人口流动加速,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更深,出现比城镇“老得更快”的现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比城镇高约8个百分点。走访中,我们也深切感到农村养老服务面临的挑战严峻复杂。一是服务设施可及性不足,特别是偏远地区医养资源下沉困难,高龄失能群体覆盖不到位,部分“空心村”、“高龄村”出现照护“真空”。二是农村养老机构建设与运营普遍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化养老服务培育不足,且由于缺乏市场机制、服务收费定价低,社会力量介入意愿不强。农村互助养老尚处于起步阶段,推广难度大。三是农村老年人支付能力和消费意愿普遍较弱,难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社会化养老。现有的社会救助和福利保障对象主要集中在特困老年人以及部分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保障范围较窄、标准不高。
医养结合发展不充分。我国约78%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近20%患有三种及以上慢性病,医疗卫生服务与生活照料需求叠加趋势显著,但医养深层结合仍有不少卡点。比如,老年人呼声最高的家庭病床、上门巡诊、康复护理等居家健康服务发展不足,社区养老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之间转介机制不通畅;医保支付有瓶颈,部分居家医疗和护理项目如针灸、推拿等中医服务,以及伤口和造口换药、导管更换、压疮护理等医疗操作,尚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送医上门服务定价低,难以覆盖人力、交通等成本,相关人员执业安全和风险责任等制度尚不完善,医务人员上门服务积极性不高;等等。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紧缺。受传统认知、劳动强度大和社会认可度不高等因
素影响,养老服务行业“招工难、留人难”问题突出。从数量看,从业人员总量不足、流动性较大,养老服务机构人员流失率普遍较高。从结构看,一线照护从业人员以45岁以上务工人员为主,青年人才供给严重匮乏,不少年轻人坦言:“干这个工作不好意思。”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也制约人才队伍发展。比如,长期照护师作为适应长期护理制度发展而设立的新职业工种,还存在持证人员总量难以适配用工需求、培训机构师资和硬件投入不足等问题,人才培育体系亟待完善。
三、如何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更好保障老有所养,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维护老年人尊严和权利,而且能促进经济增长、增进社会和谐。“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专章部署,要求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十五五”时期还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应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从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出发,加强对养老服务的规划引导、政策支持、组织保障、监督管理,明确阶段性目标和实施路径,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民生根基。
加快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根据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养老服务需求,合理确定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规模和空间布局,支持闲置公共资源改建为养老服务设施。平衡养老服务公益属性和市场化运营,完善社会化运营扶持政策,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发展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运营可持续且符合本地实际的普惠养老服务。鼓励社区联合家政、互联网平台等主体,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和上门照护等多样化服务。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统筹协调作用,加强政策衔接和资源整合,引领各类优质养老服务资源向居家老年人身边聚集。
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依托基层医疗卫生和养老机构,建立覆盖城乡的失能失智风险筛查网络,重点向高风险、高龄独居、农村留守等群体倾斜,推动关口前移,从源头减缓失能失智进程。根据评估结果、老年人意愿和家庭自主选择,形成轻度失能失智以居家照护为主、中度失能失智居家社区机构多途并举、重度及完全失能失智优先入住专业机构的服务格局。大力布局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就近就便向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上门照护、日间照料、康复训练等服务。支持发展专门收住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和照护专区。
探索推行家庭病床和家庭养老床位转换模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信息共享和功能兼容。探索建立家属照护补贴制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为家庭照护者提供照护培训、喘息服务、心理疏导,为家庭照护减负赋能。
探索适配农村实际的养老服务和保障体系。加快完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健全高龄独居、重度失能失智等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机制。优化整合农村公办养老机构资源,对闲置或运营效率偏低的机构,可按规定引入企业等社会力量,开展专业化、连锁化运营。鼓励村集体依法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方式,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统筹协调作用,整合政府、村集体和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有条件的地区可按规定设置农村助老员公益性助老岗位,组织留守妇女、低龄健康老年人开展探访关爱、互助养老和志愿服务。支持执业医师、乡村医生到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和老年人家庭巡诊,提供健康监测、医疗护理、康复指导等服务。同时,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差距,稳步提高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让农村老年人同样享有安稳晚年。
健全医养结合和长期照护保障机制。推动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在政策体系、服务标准和业务流程等方面有效衔接,强化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协作,完善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简化转诊就医程序。加强老年人群重点慢性病早期筛查、干预及分类指导,提高失能、重病、高龄等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提升服务质量。支持医联体内医疗机构拓展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居家医疗服务,将符合条件的服务项目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合理制定上门服务价格,并通过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方式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稳定可持续的筹资机制,合理确定保障对象、服务项目和待遇标准,更好满足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
多措并举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和引导各类院校加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力度,大力发展养老服务职业教育,通过定向培养、劳务协作等方式培养年轻化、专业化力量。落实养老护理员入职补贴、岗位津贴和城市落户加分等激励政策,定期发布基于技能等级的薪酬指导线,引导养老服务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完善薪酬分配办法,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稳定壮大从业队伍。加强养老服务师制度建设,健全人才成长通道。加强对家庭照料者和低龄健康老年人的照护技能培训,探索推广互助养老模式,鼓励低龄健
康老年人参与养老志愿服务。加快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智能康复辅具等的研发和场景化应用,以智能化手段减轻照护压力、提升服务效能。
先进制造业调查:锻造大国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引擎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工信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
(2026年10月1日)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制造业置于国家发展战略优先位置,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CR450动车组刷新世界轨道交通速度极限,“京华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创穿江越海纪录,“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深潜,福建舰成为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型航母,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持续刷新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认知。一个曾经在世界工业化浪潮中奋力追赶的发展中大国何以在新时代跑出创新突破、产业落地的加速度?一个错失前两次工业革命机遇的经济体又缘何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调研。
一、我国先进制造业何以行稳致远
先进制造业代表着一国工业体系中最活跃、最具引领性、最能经受竞争检验的部分,是新质生产力在实体经济领域最集中的载体。调研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先进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从来不是单一产品、单项技术的较量,而是国家战略、组织机制、产业基础、开放格局等叠加形成的系统性、体系化竞争。产业变革浪潮中,如何洞察趋势、把准航向?技术封堵之下,如何集聚力量、攻克瓶颈?科技成果问世,如何快速转化、实现量产?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交织,如何优化产业链布局、高效配置全球资源?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命题,共同构成理解我国先进制造业崛起的分析框架。
以前瞻识变的战略决断和战略定力抢抓变革窗口。每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为产业跃迁打开机会窗口,能否在关键节点顺势进行产业战略布局并持续投入,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产业升级和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成败。我们在洛阳轴承集团调研时了解到,这家诞生于“一五”时期的重点工业企业,曾一度深陷亏损困境,面临外资并购风险。绝境之中,这家企业依托国家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布局抢抓机遇,累计投入20多亿元改造传统产线,建成国内首座风电齿轮箱轴承“黑灯”智能工厂,生产效率提升约30%,高端轴承产值占比提
升至70%,实现从持续亏损到年营收突破60亿元的蝶变。一家老牌轴承企业的重生,正是国家因时应势调整、接续推进工业化战略的微观缩影。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到推动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再到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国始终立足发展阶段,结合技术发展趋势,动态调整战略重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叠加演进的变革浪潮,从2012年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到2015年部署“互联网+”行动,从20XX年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2026年发布《“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国家战略持续引导产业发展紧跟大势、抢占先机。面对“低碳转型是陷阱”等疑虑,我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一体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推动传统行业在节能降碳中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等优势产业,实现全球领跑。
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协同攻坚合力。2026年9月14日,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移交联合国。这份“礼物”,是我国近3000家单位、约
10万名科研人员20余年勠力同心、协同攻关的结晶,见证了我们面对国外长期
技术封锁、核心设备禁运、技术体系垄断,从零起步推动深空探测技术从空白到领先的跨越。航天领域的攻坚实践折射出一条现实规律:重大装备与前沿技术攻关往往投入巨大、链条冗长、不确定性高,单靠市场力量难以完成,单靠行政动员难以持续。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正在于把国家战略统筹与市场竞争机制结合起来,既依托国家力量整合跨领域、跨区域科研和产业资源,又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通过市场竞争、场景验证和规模应用促进技术优化与成本下降。北斗导航系统同样印证了这一体制效能:400多家单位、30余万名科研人员协同攻关,突破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核心器部件实现100%国产化,北斗终端社会保有量超22亿台(套),产业总产值突破1.3万亿元,成功实现战略安全与产业繁荣的有机统一。
以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融合塑造竞争优势。调研发现,我国能够形成并不断强化先进制造能力的关键,在于坚持推动市场需求、产业配套与空间布局相互促进,将静态禀赋转化为动态竞争力。一是广阔内需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帮助企业更快跨过盈亏平衡点。例如,5G模组商用的初期成本高昂,随着全国落地超2.5万个“5G+工业互联网”项目,规模化量产随即带动模组价格下降90%以上,形成“场景扩容—产能提升—成本下行—市场再拓展”的正向循环。二是完备产业体系兼顾效率与韧性的特征。在合肥,
我们看到一条自动化连廊将全球最先进的玻璃基板工厂与面板工厂直接相连,零部件“下线”即“上线”,实现直供零等待;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介绍,其研发所需的伺服电机、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在半径10公里内几乎能找到所有配套供应商”。这种紧密协作在缩短交付周期、促进知识共享、增强产业黏性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产业发展成本和大规模外迁风险。三是广袤国土空间赋予产业转型战略纵深。东部部分产业有序向中西部转移,既保持产业链完整性,又激活内陆工业化潜力,为工业化持续迭代提供空间支撑。成都一家高新企业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相比东部研发基地,本地厂房租金、人工和单件物流成本分别降低60%、30%和40%,投产6个月产值就突破10亿元。
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嵌入全球产供链网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20XX年6月,我国取消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特斯拉随即宣布在上海建超级工厂并在20XX年实现首批交付,到2025年底累计下线整车已达400万辆。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其Model3与焕新ModelY两款车型的零部件本土化率超95%,60多家中国供应商进入特斯拉全球供应链体系。从准入开放到本土配套,再到融入全球网络,资本引入、技术学习与市场拓展相互贯通,有利于带动本土企业提升能力,并将国内产业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位势。高水平开放还体现在以“走出去”主动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上。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已从单纯产品出口转向技术合作、联合研发和本地化经营。宁德时代海外工厂扎根欧洲本土产业链,以自主技术体系服务欧洲汽车集群;奇瑞投资韩国KGM,将新能源动力总成、整车平台技术与KGM的产品设计、开发经验及本地市场渠道结合起来,既为自主技术和配套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也为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深化跨国产业协作创造条件。
二、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面临哪些时代课题
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制造业跨越式追赶意味着先发国家历时数百年缓释的结构性矛盾和技术短板问题,短期内在我国集中显现,形成多重矛盾交织、多重任务叠加的现实挑战。“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既要巩固已经形成的规模和赛道优势,又要补齐需要长期积累的技术短板;既要实现单项技术、产品的突破,又要打通创新转化、价值提升、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中的堵点;既要抢抓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变革机遇,又要防范新的技术代差,守住产业安全底线;既要依托开放整合全球资源,又要应对外部遏制、增强自主可控能力。这种多重目标、多重约束、多
重博弈的复合发展场景,无成熟经验可鉴、无固定路径可循,构成了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考验着我国产业发展韧性、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治理水平。
源头创新与技术积累仍有短板,产业发展根基仍需夯实。一方面,随着我国越来越多领域进入“无人区”,现有技术和成熟路径难以借鉴,保持领先更加依赖自主基础研究突破。但源头创新供给尚不能充分适应这一要求,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为7.08%,虽创历史新高,但与世界科技强国15%—20%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既需要快速突破的“短赛道冲刺”,更需要持续迭代的“长周期耐力赛”。比如,发达国家在航空发动机、工业软件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研发投入、复杂工况验证和多代产品演进。美国通用电气与法国赛峰在民用航空发动机领域合作长达半个多世纪,其CFM56系列发动机累计飞行超过13亿小时,为新一代LEAP发动机研发提供了重要支撑。相比之下,我国商用航空发动机起步较晚,国产大飞机依然面临一些“卡脖子”问题,必备的积累过程是实现追赶必须跨越的门槛。
产业体系协同存在堵点,链条融合效能有待释放。从创新链看,产学研用衔接不畅的问题尚未根除,应用需求未能充分融入研发前端,技术成果往往到产业化阶段才暴露出适配缺陷;从价值链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不够,重制造、轻服务的路径依赖尚未打破,服务型制造的价值潜能有待释放;从产业链看,整机突破与基础配套能力提升尚不同步,大飞机、远洋船舶等“大块头”不断取得新进展,但部分关键零部件等“小家伙”仍存在薄弱环节;从空间布局看,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尚不均衡,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集聚全国六成以上国家级集群,东北、中西部集群规模与配套能力仍需加强。同时,跨区域技术协同和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完善,也制约了优势集群的辐射带动作用。
“人工智能+制造”竞争加速,抢占先机仍受多重短板制约。近年来,人工智能加速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主阵地。对照这一变革要求,我国新一代智能制造仍面临多重制约。调研发现,基础数据层面,我国全谱系工业场景蕴藏大量生产经验和工艺知识,但数据分散、标准和接口不统一,“老师傅经验”等隐性知识难以有效沉淀,制约着人工智能向生产核心环节深度渗透;算力模型层面,高端算力芯片、工业大模型等仍有短板,特别是制造业细分领域具有“一米宽、百米深”的特点,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和深厚工业知识的行业垂直模型和智能体供给不足;规模应
用层面,现有应用以局部环节、单点场景为主,贯通生产全流程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供给不足。同时,企业数智化转型成本高,中小企业缺乏“开箱即用”成熟解决方案的困境仍然突出。
全球产供链重构趋势加剧,外部约束更趋复杂。依托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这一优势的发挥有赖于稳定可靠的国际环境。近年来,地缘冲突与国际竞争持续冲击全球产业网络,部分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全球产业网络受到更多非经济因素干扰。有的国家围绕先进计算芯片等领域多次加码出口管制,并通过“硅和平”等框架强化与盟友协作,加大我国获取先进技术、参与国际产业合作的难度。欧盟对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税的同时,还综合运用投资审查等工具加强监管,使我国企业面临从产品出口至海外投资限制的制度性障碍。技术封锁、市场壁垒、规则博弈叠加,对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韧性建设、全球布局和国际合作构成持续挑战。
三、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在哪里
制造业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基石,支撑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的每一次跃迁,但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也伴随着资源环境代价高、发展成果分配不均等突出问题。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全面推进,创新范式、生产力布局、分工体系与治理规则面临深刻调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约30%,既是世界工业体系的重要稳定器,更是全球产业变革中不可替代的系统性力量。今年9月16日至17日,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更需要在全球工业文明演进和人类共同发展的大格局中谋篇布局,既要实现从规模赶超向质量领跑的跃升,也要为破解增长动能不足、技术壁垒高筑、绿色转型承压、南北发展失衡等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务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与体系支撑。
激活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个“动力源”。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就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必须把科技创新的势能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能。一要强化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支持前沿领域多路线探索。支持企
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底层“根”技术协同攻关。健全稳定支持和长周期评价机制,为产业向前沿迈进提供持续创新供给。二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是要坚持重大技术装备突破与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并举,以整机需求牵引上下游协同攻关,补齐工业基础短板。三要贯通成果转化与应用迭代。推动需求端、研发端、应用端协同攻关,完善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体系,优化首台
(套)、首批次、首版次政策,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场景支撑,在持续应用中提高产品成熟度。
做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这篇“大文章”。调研发现,实践中仍存在这样的认知偏差:将传统产业简单贴上低端标签,把新兴产业当成短期风口,把未来产业简化为概念包装。事实上,先进制造业不是孤立的新兴赛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样能够孕育新增长曲线,三类产业共同构成先进制造业的完整生态。做优传统产业存量,深入实施传统产业焕新行动,以数智、绿色技术赋能存量产能,稳住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基本盘”。做大新兴产业增量,立足本地产业基础发展赛道,以大规模场景示范牵引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培育未来产业变量,鼓励多条技术路线并行试错,建立适配高风险、长周期的投融资和风险分担机制,在市场应用中筛选成熟技术。
把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这个“方向舵”。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方向,三者相互赋能共同重塑生产方式、发展模式与价值逻辑。智能化是核心引擎,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工业智能体深度落地,同时统筹技术进步与就业转型,完善技能培训、转岗保障,实现人机协同、技术向善。绿色化是鲜明底色,要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制造、节能降碳技术,优化工业用能结构,把绿色约束转化为绿色竞争优势。融合化是价值新增长点,要顺应产业链价值分布变化趋势,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培育全流程解决方案服务商,促进制造与研发设计、运维服务、供应链服务深度融合互促。
用好制度供给和产业治理这个“调节器”。技术迭代越快、产业融合越深,越需要政策供给的及时响应、治理方式的动态调整,使标准、政策和发展环境更好适应产业变革。调研中我们了解到,经过近几年的改革优化,一项国家标
准从立项到发布的周期已由3—5年压缩至1.5年左右,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关
键指标迭代已从数月压缩至数周,但标准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仍存在时差,同时部分政策支持方向、资金配置方式和项目验收指标也未能及时适应产业的快
速变化。要健全新兴领域标准快速制定和动态更新机制,促进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应用协同推进。要增强产业政策的动态适应性,探索滚动评估、分阶段支持模式,提高对技术试错和快速迭代的包容度,让政策跟得上技术,资金投得准方向,项目容得下试错。要推动产业治理与发展格局相适配,对内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规范整治地方非理性竞争,加强产能监测预警,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对外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支持出海企业提升本地化经营与合规能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调研手记:
从薄如蝉翼的手撕钢,到连片布局的智能工厂,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成林成势,1.76万家“小巨人”企业破局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每天都在发生产业迭代的生动实践,这些实践跳出了传统理论的窠臼,为我们理解后发国家产业赶超的全新路径提供了新答案。我们常说,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但中国走的这条路不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而是一条不封闭、不依附、不掠夺、不僵化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深刻印证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工业化不止于单一范式,为缺少原始积累、没有先发技术优势、希望自主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抓住世界百年变局与产业变革难得机遇,扎根本土自主创新,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不仅是夯实制造强国硬核底盘所必须,更是冲破西方工业化理论话语藩篱、为全球产业治理变革和现代化理论创新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应有之义。
抓实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治理
广东省佛山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2026年10月29日)
二十届纪委五次全会强调,突出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教育、学会协会、开发区和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有力遏制腐败易发多发现象。广东省佛山市纪委监委结合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实践,坚持以系统思维深化办案整治、完善制度机制、统筹监督力量、强化科技赋能,持续提升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治理效能。
坚持办案引领,始终保持高压震慑。坚持查办案件是最有力的监督理念,聚焦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重拳出击,持续释放“零容忍”强烈信号。紧盯重点对象严查关键岗位,聚焦“一把手”、审批、招标投标、资金拨付等关键岗位,严肃查处政商勾连、利益输送等问题,坚决清除行业“蛀虫”。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将打击范围向招标代理、评标专家、监理等延伸,坚决查处长期“围猎”腐蚀公职人员的政治骗子、工程掮客。深化专项整治净化市场生态,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坚决纠治围标串标、资质挂靠、违法分包转包、吃拿卡要等行业顽疾。做实以案促改深化源头治理,建立“一案一剖析、一类一研判”机制,精准剖析权力寻租规律、利益输送链条、制度机制漏洞,重点查找招标投标规则设计、评标定标流程、标后履约监管等方面廉洁风险点,用好纪检监察建议书、工作提示函等,加强跟踪督办、压实整改责任,推动案发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举一反三、建章立制。
坚持制度创新,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坚持问题导向,以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完善规则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强化刚性约束,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优化评标定标规则,推动制定全市统一的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全面清理地方保护、行业壁垒、排他性条款,严格限定定性评审适用范围,将主观评分权重压减至合理区间。健全管控机制,坚持“标前、标中、标后”全流程监督,完善履约评价体系,推动构建权责清晰、全程可控、闭环管理体系。完善内控管理制度,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权力过度集中、内控机制薄弱等问题,严格落实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制度,健全项目决策、招标投标、材料设备采购、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内控制度,督促业主单位完善集体决策机制,健全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定期排查关键岗位、重点环节风险,筑牢权力运行的制度防
线。
坚持监督协同,提升监督治理效能。树立“一盘棋”思维,加强纪检监察监督与行业监管、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等的贯通协同,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监督格局。整合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组、镇街纪(工)委力量,聚焦招标投标、造价审核、竣工验收、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完善“室组地”联动、片区协作等工作机制,统筹人员力量、共享问题线索、联合监督检查,形成上下贯通、攥指成拳的监督体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管业务必须管监督,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履行监管主体责任,把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加强对招标投标事项和中介机构的日常监管,加大抽查频次、提高检查质量,严查违规干预招标投标、评标专家违规打分、招标代理串通舞弊等行为。充分发挥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建立健全纪检监察、巡察、审计、财政等部门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办案、成果共用机制,将监督关口前移至项目立项、规划设计、投资审批等前端环节,从源头防范虚增造价、利益输送等腐败风险。
坚持科技赋能,构建智慧监督体系。坚持将科技赋能作为提升监督质效的重要支撑,构建全链条、智能化、精准化监督体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打造一体化智慧监管平台,整合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审批、企业信用、资金流向、履约监管等数据资源,构建统一数据标准、共享数据接口、协同应用场景,实现数据实时归集、动态分析、智能预警,实现工程项目从立项到招标投标再到标后履约的全生命周期智慧监管。全面推行电子招标投标、智能辅助评标、随机抽取异地专家线上评标,实现招标投标全流程线上留痕、全程可溯、不可篡改,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预、防范利益勾结。开发智能化风险预警模型,紧盯围标串标、资质挂靠、异常报价、资金异常流动、专家异常打分等突出问题,建立智能识别、自动预警、快速处置机制,实现监督关口前移、有效防范风险。
资阳市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资阳市现代农业服务中心霍川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1],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5-7]。资阳市地处川中丘陵区西部,是一个农业占比较大的地级市。行政区域面积5747km2,总人口327.6万人,耕地23.7万hm2,粮油作物播种面积(含复种)33万hm2,是四川省水稻、玉米、小麦、薯类、油菜等粮油作物的重要产区,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之一。该市近郊区农村基础条件好,交通便利,生产、文化、教育、科技和管理相对发达,生活较富裕,离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已越来越近,而远郊区农村表现为生产和生活基础条件较差,信息相对闭塞,人们思想观念比较落后,文化、教育、科技和管理相对滞后,离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资阳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该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出问题。本文在概述该市乡村振兴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1.发展现状
1.1已具备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
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是产业兴旺。资阳市作为四川省粮油作物的重要产区,粮油生产是该市的主导产业,近年来粮油作物播种面积一直稳定在33万hm2以上,总产量维持在168万t左右,有效稳住了农业基本盘。2024年农业总产值196.1亿元,在GDP中的占比达17.99%,农业增加值增速稳定在10.0%左右,农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较2010年增长近5%[2]。雁江伍隍猪、乐至黑山羊等畜牧品种已通过地理标志认证,2024年蔬菜及食用菌种植面积近7万hm2,总产量197.7万t,水果种植面积20.2万hm2,总产量105.9万t,资阳市已成为成都、重庆等大城市重要农副产品供应基地。雁江区已建成“一早一晚”柑橘产业带,有着“中国早熟蜜柑之乡”之美称;安岳柠檬种植面积3.3万hm2,总产量55万t,位列全国第一,以种植规模大、产量高、质量优为特色,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柠
檬之乡”和世界五大柠檬主产地之一;乐至县凭借蚕桑产业,获评国家级蚕桑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和四川省优质蚕茧基地县。天府黑兔、资阳香橙、尤特香薯等特色产品已走入市场,备受消费者喜爱。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这些已经形成并逐步走向兴旺的农业主导产业为资阳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较好的产业基础。
1.2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资阳市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始于20XX年,是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起步相对较晚的地区之一。经过7年时间的建设,已建成国家级园区2个、省级园区7个、市县级园区31个[2]。其中,雁江区粮油现代农业园区被命名为四川省三星级现代农业园区。一批聚焦粮油、生猪、蔬菜、柑橘、柠檬、蚕桑等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园区,如临江寺豆瓣产业园、柠檬产业园、佛山橘海现代产业园、马蹄湾粮经复合现代产业园、资阳酱肉产业园、四川(乐至)现代畜禽种业园区等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雁江区已推广“稻+虾”“粮+菜”以及“果+粮”等多种复合种植模式,正朝着建设天府最大的稻虾综合养殖基地及“天府粮仓”丘陵示范区目标迈进。这些园区和示范区建设为乡村经济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新的活力。
1.3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实现乡村振兴创造了条件
高标准基本农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土地整治建设形成的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且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田[8]。据评估,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粮食产能平均提高10%~20%,粮食产量提高1500kg/hm2左右[9]。资阳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17.18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72.4%,且每年还以1万hm2的速率新增。这为粮油生产和“稻+虾”“粮+菜”复合种养或种植模式的推广应用,以及“天府粮仓”建设和粮油生产“五良”融合全程机械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
抽样调查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资阳市拥有各类农业生产机械19406台,配套农具2218部,总动力248.4万kW,较20XX年分别增长11.1%、17.5%和34.8%。粮油作物生产机耕面积29.6万hm2,占播种面积的68.0%;机播面积10.7万hm2,较20XX年分别增长16.0%和38.9%,机播面积占比提高6.8百分点。机电灌溉面积13.0万hm2,较20XX年增长22.6%,机灌面积占比提高5.5百分点;机收面积13.8
万hm2,较
20XX年增长55.0%,机收面积占比提高11.2百分点。全市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8.0%,较20XX年提高13百分点[10],有效加快了资阳市农业增产增效的步伐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步伐。
1.5城镇近郊区美丽乡村正在形成
资阳市按照“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要求统筹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临空经济区临江镇红碑村聚焦人居环境整治和风貌塑造,村内由普通民居改建而成的原野餐吧民宿,白墙红瓦民居错落有致,已从小村蜕变成远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村”。每当夜幕降临,民宿内灯光璀璨、光影交织,梦幻唯美。春夏季节,游客漫步于雁江区保和镇晏家坝村整洁平直的水泥路上,大小庭院别具风格,田间地头满目翠绿,一幅舒适惬意的田园画卷展现在眼前,目之所及皆是生态美景。安岳县文化镇燕桥村、隆恩村及周边区域以柠檬产业为主导,打造了集生态农业、科技文化、休闲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业态,奏响了农旅融合发展的“协奏曲”。其中,燕桥村宝森柠檬旅游区已成为国家4A级农旅融合景区。乐至县高寺镇清水村利用村落院坝、党建文化广场等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电影放映等文化活动,营造涵养文明乡风、以文化滋养群众的良好氛围,提升村民的精神风貌,村民幸福感不断攀升,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逐步变为现实。
2.存在的问题
2.1产业发展基础较薄弱
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目标就是产业兴旺。资阳市被定位为粮油作物的重要产区,水稻、玉米、小麦、油菜、薯类、大豆等粮油作物生产及猪、牛、羊、兔、家禽养殖仍是该市的主导产业,占农业产业总量的70%,但大多属于家庭自给自足模式,规模化、市场化、商品化程度较低。雁江早熟柑橘和安岳柠檬虽有特色,但存在品种单一、标准化种植水平低、品质欠佳、市场竞争力较弱等问题[11],且加工品种类型少、规模小、销售渠道不畅、增值空间有限,产业以鲜销为主,制约了柑橘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雁江伍隍猪、乐至黑山羊、大宗蔬菜及食用菌除满足本市消费需求外,也是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农副产品供给的重要补充;天府黑兔、资阳香橙、尤特香薯等特色农产品虽已进入市场,备受消费者喜爱,但因规模化种养发展不足,产业带动效应十分有限。城市近郊区乡村旅游等新兴业态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城市远郊区交通不畅,信息闭塞,
在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期间,多数区域千篇一律地发展果树(柑橘、桃、李、苹果、梨、葡萄等)、中药材(板蓝根、桔梗、黄连等)、特色香料(花椒、辣椒等)等种植业和猪、牛、羊、兔、家禽等养殖业,产业同质化发展问题突出,造成产能供应严重过剩,存在产量提升、产值效益下降的现象。另一方面,区域产业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农产品精深加工环节薄弱,产业链条较短,制约了农产品产后销路与增值[12]。因此,资阳市乡村产业发展基础整体薄弱,特色辨识度不高,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2.2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乡村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2,13]。在2013—20XX年实施的精准脱贫攻坚战中,国家、省、市投入大量资金,社会力量与群众广泛参与,乡村基础设施条件有较大改善,但同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多短板。一是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离乡村振兴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14]。该市虽已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17.18万hm2,但多数农田是依户、依田埂顺势修建,未开展截弯取直、挖高填低、小块并大块等标准化整治,田间机耕道建设不配套,很难适配机械化生产要求。全市主要农作物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仅68%,低于全省(70%)和全国(74.3%)平均水平[10]。二是乡村道路虽然通达率较高,但80%以上道路宽度小于4.5m,40%以上道路未硬化,且存在弯道多、排水不畅、路面破损、路桥坍塌等问题,通畅率有待提高。三是水资源短缺,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省人均水平的1/10,水利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人畜饮用自来水保供率仅为80%,农田保灌率40%左右,农业生产基本处于“靠天吃饭”状态。
四是人多耕地少,人均耕地0.07hm2,与全省平均水平(0.06hm2)基本持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09hm2),且存在土层薄、土质肥力差、土地经营规模小等问题,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较低。五是村级综合服务、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信息网络、公共照明、健身设施、垃圾储运、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仍较落后。六是入户道路建设、农户卫生厕所改造、人畜粪污治理仍存在短板。七是土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加之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造成地力严重退化,重金属污染问题日益加剧[12,15]。
2.3农民增收难度大
当前,资阳市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依旧以外出务工和家庭种养殖为主,收入水平偏低且稳定性不足[2],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值差距达21564元,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0%,且收入绝对值差距呈拉大趋势。种子、肥料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工农业产品价格差距较大、波动剧烈,是农民增收困难的重要原因。种子价格较10年前翻倍,肥料价格涨幅接近50%,而粮油作物收购价格基本与10年前持平;100kg小麦或稻米可满足三口之家2~3个月的口粮需求,但其售价不足400元[15]。猪、牛、羊、鸡、鸭、鹅等畜禽产品价格与10年前基本持平,部分时段价格甚至更低。若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农民将难以实现“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乡风文明建设与村级民主管理也将沦为空谈。
2.4人才支撑能力不强
资阳市地处成渝双城经济圈轴心连接带,全域范围内除645所普通中小学校外,现有4所本(专)科高校均为民办或挂靠办学性质,师资薄弱,办学质量欠佳,区域内无涉农专业院校及地市级以上农业专业科研机构,科教资源难以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求。农村实用人才仅占农村总人口的4.3%,且整体学历偏低,专业技能薄弱[11]。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均衡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以及农村就医难、就医贵等问题,持续制约农村发展,促使农村具备文化、技术、胆识与活力的青壮年高素质劳动力,为提升收入、便利子女就学与老人就医,选择弃农进城务工、经商或定居生活。2001年以后,辖区多数村级小学陆续撤并,农村学生仅可前往乡镇或县城就读,部分家庭因教育负担加重,出现辍学务工、辍学居家的现象,持续扩大的城乡教育差距导致乡村振兴后备人才储备不足[16]。同时,农村基层管理人员队伍老龄化、文化层次偏低问题突出,部分村组干部年龄超过70岁,村干部多为初高中文化水平,组干部以小学文化水平为主,导致基层管理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思想保守、观念滞后、经营管理能力欠缺,“等、靠、要”思想突出,对农村经济发展缺乏有效思路与举措。
2.5财政支撑能力较弱
资阳市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接合部,但区域经济实力偏弱,发展增速平缓。截至2024年,全市城镇化率仅为45%,较同属农业大市的遂宁市、乐山市分别低15百分点、11百分点,较四川省、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15百分点、22百分点。2024年,资阳市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1090.0亿、72.1亿元,在四川省21个地市州中分别位列倒数第5位、倒数第4位。全市财政涉农投入占比不足20%,对乡村行道绿化、环境卫生、公共厕所、公共区域水电、污水管网、
垃圾储运等公益性设施的建设与运维支撑能力不足,导致多数乡村公益性设施建设质量不高、管护缺位。目前,农村及乡镇街道污水乱排、垃圾乱倒、粪土乱堆、杂草乱垛、畜禽散养、农业废弃物随意堆放等问题仍然突出,乡村脏、乱、差现象未彻底根除。同时,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大幅缩减,乡村公益设施管护、生态环境保护缺乏稳定的经费保障,距离“生态宜居”的建设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2.6社会化服务组织不健全
资阳市农业农机技术服务、农业生产托管、幼儿托育、养老服务、普法咨询、农家书屋、文体赛事、影视文娱等公益性与经营性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滞后,农耕、石刻、刺绣、竹(藤)编等乡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力度不足,导致乡村人气不足、凝聚力偏弱。尽管国家倡导移风易俗、各地相继出台村规民约,对涵养乡村文明风尚起到积极作用,但受传统习俗影响,红白喜事随礼宴请等现象仍普遍存在,与乡风文明的建设目标仍有较大差距[15]。
3.发展对策
3.1立足优势产业,差异化发展特色产业
按照国家及四川省对资阳市的发展定位要求,应将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首要任务,通过政策引导、科技引领、资源整合、市场调控等手段,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守住口粮与重要农产品自给安全底线[17-18]。以粮油生产为根基,强化粮油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大力推进粮油高产创建,保障粮食总产量常年稳定在170万t左右;稳步推广粮经复合种植模式,稳定蔬菜种植规模,保障蔬菜总产量常年稳定在200万t左右;推进猪、牛、羊、兔、家禽标准化绿色种养,保障畜禽产量稳中有升,在实现粮油、蔬菜、肉蛋等主要农产品自给有余的基础上,提升农产品市场化、商品化水平,打造服务成渝经济圈的重要农产品辅助供给基地。以雁江区早(晚)熟柑橘、甜橙及资阳香橙、安岳柠檬为核心,以品种改良、技术升级为抓手,打造特色水果绿色生产与精品加工产业基地。以雁江伍隍猪、乐至黑山羊、蚕桑、天府黑兔等特色品类为重点,打造资阳特色畜禽与特种动物生态养殖基地。依托临江寺豆瓣、资阳酱肉、乐至蚕桑等特色产业基础,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开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与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培育特色农产品加工品牌。推广稻虾、稻鳖、稻鱼等新型循环种养模式,提升传统水产养殖经济效益。依托乐至陈毅元帅故居、报国寺,安岳石刻、柠檬产业园,雁江半月山大佛、花
溪谷等文旅资源,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新业态。依托雁江区现代粮油产业园区、佛山橘海现代产业园,安岳县燕桥村、隆恩村柠檬产业园,乐至县马蹄湾粮经复合现代产业园、高寺镇清水村党建文化广场等平台载体,持续扩规模、拓项目,以点带面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将农业产业收益留在乡村、惠及农民。结合远郊区海拔、气候、土壤、交通等基础条件,因地制宜布局产业类型与发展规模,坚持宜粮则粮、宜蔬则蔬、宜果则果、宜茶则茶、宜牧则牧,落实“一村一品、一镇一特色”发展模式,实现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18]。积极探索农户以闲置房屋、宅基地资产入股龙头企业,以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方式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土地流转与资产入股发展模式,助推农业产业良性发展,夯实乡村“产业兴旺”基础[19]。
3.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产业发展根基
相较于发达地区,资阳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较多短板,这是制约区域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发展根基[13]。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契机,紧扣乡村振兴与农机宜机化发展要求,推进耕地宜机化整治与质量提升,为规模化、机械化农业生产创造良好条件[20];通过土壤培肥、化肥农药减量施用[21],遏制耕地质量退化与土壤重金属污染,稳固并提升耕地生产能力。加快病险水库整治、人畜饮水提质、农田灌排渠系配套、节水改造等水利工程建设,完善乡村交通物流、市场流通、生态环保、病虫害防控、自然灾害应急防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配套设施,为农业生产、村民生活及农产品绿色生产、市场流通提供基础保障[15,22]。完善村级综合服务、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信息网络、公共照明、健身设施、公共厕所、污水处理、垃圾收运、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农村户厕改造,改善村民生产生活与健康人居环境。
3.3强化科技支撑,提高科技创新水平
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及天府国际机场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扩大本地现有院校办学规模,提升办学水平与师资力量。出台配套优惠政策,吸引四川农业大学、西南大学等涉农高校在资阳设立分校、教学点或校外实践基地,全面提升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与农产品科技附加值,赋能资阳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以柑橘、柠檬特色产业为核心,引进省内外涉农科研院所,在资阳市布局农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与科技示范园区。招引农产品加工、种业龙头企业落地,开展粮油作物良种繁育、新品种示范及规模化推广
应用。全面推广粮油、果蔬等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经济效益与综合机械化率,打造一批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于一体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11]。
3.4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均衡发展
当前,应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保持帮扶政策与措施的稳定性、连续性,保障城镇远郊区不发生规模性返贫[23-25]。此外,城镇远郊区基础条件薄弱,发展底子不足,群众综合素养、发展能力与内生发展动力偏弱,需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步缩小城镇远近郊区之间、本地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整体均衡发展。
3.5守住生态底线,创建美丽乡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已显著提升,区域发展必须牢固树立生态理念,严守生态底线。一是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严禁破坏山体、河流、沟渠、林地等自然生态屏障。二是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防控土地重金属污染;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加快生物农药、绿色饲料示范应用[26];以沼气工程为纽带,推进人畜粪污、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推行沼液沼渣还田还地[20]。三是整治农村垃圾乱倒、生活污水乱排、农业废弃物乱堆等问题,减少人为引发的生态环境污染。四是实施“天蓝、地绿、水净”生态整治工程,推进乡村山水田园绿化、美化、净化;立足乡村特色、传承地域文化,杜绝大拆大建,科学塑造乡村风貌,适度优化农房外观、内部居住条件及乡村人居环境,打造生态宜居、生活美好、人文和谐的美丽乡村,留住乡村“乡愁”。
3.6强化政策支撑,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一是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力度,补齐农村生产基础设施、交通水利、电力医疗、基础教育、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建设短板,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二是充分发挥财政补贴杠杆作用,调动农民种粮及农产品生产积极性,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拓宽农民经营性收入渠道。三是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契机,优化原有土地承包边界,规范土地流转整合,鼓励农户以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种养殖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生产经营、享受收益分红,助力农民增收。四是培育壮大农村流通主体,创新流通业态,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20]。五是鼓励符合条件的基层技术人员依托专业优势,带资金、带技术、带项目参
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以技术、资金入股领办、创办农业经营实体,通过股份合作机制联结村集体、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推动分散的资金、土地、技术、产业资源整合,开展规模化生产经营与社会化服务,变分散经营为抱团发展[29],并将产业发展成效纳入地方政府年度绩效考核体系。六是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探索集体土地、林权、农田水利、公共服务设施运营管护新机制,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3.7加强“本土化”人才培养,破解人才缺乏困局
乡村振兴,人才为要,需多措并举挖掘人才资源潜力。一是稳定现有基础教育办学规模,改善办学条件,扩充师资队伍,提升师资教学水平,实现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推动农村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30];完善教学内容,建设实训实作基地,恢复中小学生每周半天的生产劳动实践课程。二是设立财政专项经费,选派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综合素质优良、管理能力较强、具备致富经验与专业素养的青年农民、退役军人前往中等专业学校(技校)或高校深造,将其培育为乡村文化建设、产业发展带头人及村党组织骨干力量;通过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助力其创新创业,优先吸纳优秀乡村青年入党,并将其纳入村级后备干部队伍重点培养。三是加大大学生村官选派力度,扩充选派数量、提高薪资待遇;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选聘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科技人员担任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科技推广、技术指导、农民培训及创新创业服务[31];以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生产技能与管理水平为核心,面向农民开展定向、定岗、订单式免费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农民综合素养与从业能力。四是坚持“筑巢引凤”、以商招商,积极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入驻,在带动本地就业、畅通农产品销路的同时,传播新发展理念、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同步培育本土产业人才。五是拓宽乡村人才引进渠道,推行“以项目引人才、以人才带项目”的引才模式,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支持乡村引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建设,允许其依规获取合法劳务报酬。六是依托“移动医院”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鼓励中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为村民提供安全、高效、便捷、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推进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均等化发展,32]。七是破除唯学历、唯论文、唯科研成果的人才评价壁垒,人社部门出台专项政策、开辟人才“直评直聘”通道,对于在基层服务期满2年及以上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基层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符合条件的可直接申报聘任高一级职称或职级,不受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评审通过即
可聘任;建立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机制,从新型职业农民、乡村能工巧匠中遴选培育“土专家”“田秀才”,充分激发乡村人才发展活力。
3.8加强文化及法治教育,创造“乡风文明”的良好氛围
搭建乡村文化补习平台,定期开展文化补习与法律法规宣讲教育,提升村民文化素养与法治意识;建设田间课堂与技能实训场地,面向村民开展农业技术、实操技能普及培训;依托乡村文化广场,培育本土乡村文化能人,按照自愿参与、形式多样、规模灵活、寓教于乐的原则,组建乡土文化宣讲表演队伍,引导村民忙时务农、闲时学艺,结合传统节日与农闲时段,开展兼具趣味性、知识性、劳动性、娱乐性与民俗性的群众性文体活动,营造团结和谐的乡村氛围。完善农村书屋配套建设,为村民提供文化、技术、经济、管理、法律等多元知识学习平台。强化村规民约宣传宣讲,规范村民言行举止,推动村规民约深入人心、落地践行,弘扬尊师重教、尊老爱幼、崇德尚礼的文明风尚,持续涵养文明乡风。
扎实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提升乡村干部依法决策、依法管事、依法办事和化解乡村治理难题的能力,增强村民遵纪守法、自我约束的法治意识,夯实乡村治理的法治与思想道德基础,助力乡村长治久安、乡风文明建设。健全村级议事决策制度,落实村务公开透明制度,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33-34],调动群众参与村级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积极推行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的文明新风尚,传承弘扬优秀乡土文化,保护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乡村生态建设与文化建设协同发展。
党建引领高校贯通校院系三级组织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实践探索
杨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总书记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不断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1]。第二十八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发挥党建工作在把准方向、整合资源、支持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党建引领高等教育改革”[2]。这些重要论述为高校党建工作提供根本遵循,也对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校院系三级组织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高校贯通校院系三级组织面临的现实挑战
1.纵向维度:压力传导存在“温差”
校级党委决策部署在向院系党组织和党支部延伸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逐级递减”效应。宏观战略细化分解时若未能精准对接基层实际,容易导致基层政策承接转化能力不足;考核“指挥棒”与资源保障若未能同步下沉,院系和党支部容易滋生“等靠要”的被动思想,致使执行动力不足、落实节奏滞后。
2.横向维度:党建与业务融合互促不足
部分高校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深度融合上缺乏有效抓手。有的教师党支部组织生活形式单一,局限于会议传达与理论学习,未能将党建工作融入学科攻坚、课程思政等核心业务;部分学生党支部活动存在“重形式、轻内容”倾向,在思想引领、价值塑造、先锋作用发挥等方面实效性不强,难以真正走进学生内心、引领青年成长。3.运行维度:权责配置失衡与联动机制不畅部分高校治理重心偏高,院系党组织在人才引进、职称评聘、资源配置、考核评价等关键领域话语权不足,党支部参与治理缺乏制度化通道。同时,三级组织之间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信息传导多依赖会议部署或行政指令,缺乏稳定的议事协商和资源整合平台,跨层级、跨部门协同存在资源分散、多方部署等问题。
优化高校校院系三级组织贯通的实践探索
应对上述挑战,关键在于运用系统观念重构组织治理的底层逻辑。近年来,财经大学(以下简称学校)积极探索构建“校级高位统筹—院系赋权增能
—支部强基固本”的三级组织贯通机制,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强化校级政治统领,构建“上下联动”的责任体系
制度不清则责任不明,权责模糊则执行乏力。校院系三级组织贯通的核心在于强化政治统领,通过“制度确权”厘清权责模糊地带,破解纵向传导“温差”难题,解决好“如何统筹、怎样管好”的问题。
第一,强化政治统领,夯实高位统筹的制度根基。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构建“部署—落实—考核”的闭环体系,将上级决策部署有效融入三级组织的功能定位、建设目标与重点任务,是实现三级组织贯通的重要保障。学校制定《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聚焦职能配置与体制机制、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关键少数”示范引领三个关键抓手,为三级组织贯通提供清晰的顶层设计指引。学校建立“党委定题—院系领题—支部破题”的责任链条机制,推行项目台账与销号制度,实现任务可追踪、过程可监督、结果可考核,依托党委工作部门基层联系点机制,强化党建精准指导,确保上下同向、协同发力。
第二,深化融合互促,发挥典型示范的带动效应。
“一融双高”是实现党建工作与事业发展同向同行的重要路径,其关键在于找准融合切入点、深化融合内容、创新融合方法。学校印发《“一融双高”提质增效建设方案》,汇编《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集》,实施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围绕“方向、思想、机制、队伍、文化、评价”六个融合维度,构建“六融六促”工作机制,着力打造具有校本特色的“一融双高”实践范式。
第三,优化考评体系,树立实绩实干的鲜明导向。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是实现三级组织贯通的重要驱动,其关键在于将宏观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以实绩和贡献为导向,激发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的内生动力。学校深化党建“双创”工作,完善培育、创建与评选机制,实施定期考核和动态评估,强化专项经费激励保障。推动二级单位绩效考核突出实干实效导向,坚持分类评价,针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型单位设置差异化考核指标,凸显质量核心与特色发展;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考核结果与资源配置、绩效分配、干部任用等挂钩,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激发院系领导班子干事创业的热情,营造崇尚实干、注重实绩的浓厚氛围。同时,充分发挥党支部工作和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坚持党建任务落实与特色成效“双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评优的重要依据,切实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
2.激活院系组织势能,锻造“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
院系党组织是三级贯通的“腰部”力量,既要承接校级层面的战略部署,又要接通基层党支部的执行末梢,其枢纽作用发挥直接决定组织链条是否畅通。针对权责配置失衡与联动机制不畅的双重挑战,激活组织势能的关键在于,一手抓赋权增能以解决“权责对等”问题,一手抓机制优化以打通“联动堵点”,切实解决好“如何承接、怎样落地”的问题。
第一,把准政治方向,提升决策执行转化效能。一方面,以“两个议事规则”为抓手强化政治功能,印发学院党委会、党政联席会议事决策事项示范清单,细化议事范围、规范议事流程、明确重大事项及关键环节的政治把关要求,确保决策在院系层面精准承接、规范执行。另一方面,对标对表上级要求,及时修订二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三张清单”,明确党组织、书记和班子其他成员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制定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考核细则,推动管党治党责任从“软任务”变为“硬指标”。
第二,激发改革活力,深化校院两级管理赋能。
放权赋能是激活院系内生动力的关键举措。按照“权责对等、重心下移”原则,进一步优化校院两级管理体系,通过明晰权责清单,推动管理资源、考核指标及专项经费向院系下沉。在此基础上,学校实施“一院一策”分类管理,赋予院系在人才引进、经费使用、绩效分配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以绩效为导向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坚持“先谋事、后排钱”,确保经费精准匹配发展规划与重点任务,从而切实增强院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锻造过硬队伍,拓宽党务业务双向成长路径。高素质专业化党务工作队伍是院系党组织发挥枢纽作用的人才支撑。学校选优配强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的骨干力量,构建结构合理、梯队衔接、素能互补的基层党务工作队伍。持续实施党务工作者“添翼计划”,开展常态化培训赋能蓄力,助力政治能力与履职能力“双提升”。每季度举办“书记工作坊”,搭建校院系三级党组织书记常态化交流研讨平台。健全“三进”培养机制,即优秀“双带头人”进干部培养梯队、优秀学术带头人进教师党支部书记队伍、优秀青年教师进支委培养,畅通党务干部与业务骨干双向转化的成长通道。
3.夯实支部战斗堡垒,筑牢“强基固本”的组织根基
基层党支部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三级组织体系中,党支部处于贯通链条的末端环节,既是上级决策部署的最终落脚点,也是联系服务师生的第一线,其组织力直接决定党建引领能否落地
见效。针对部分党支部引领作用不突出、与中心工作融合不紧密等现实问题,建强支部阵地的关键在于优化组织设置、强化政治功能、发挥先锋作用,切实解决好“如何扎根、怎样作为”的问题。
第一,抓覆盖强规范,推动党支部建设向一线延伸。组织覆盖是党支部发挥作用的前提。遵循学科特点和师生流动规律,优化党支部设置,推动党支部向科研团队、课题组、学生社区等育人一线延伸,促进组织设置与业务单元深度融合。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每月发布《党支部理论学习月度指导》,构建“精准导学+成果展示”双驱机制,丰富内容供给、强化学习实效。系统推进有组织的党建联建共建,支持师生党支部发挥专业优势,深化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激发党支部发展动能。
第二,抓队伍强引领,构建“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党支部书记是支部战斗堡垒的“领头雁”。以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学生党支部书记“头雁领航”工程为抓手,高标准选优配强党支部书记,同步做好后备干部人才梯队建设。积极推进优秀党支部工作法的培育和挖掘,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依托党支部书记专项培训、工作例会及述职评议考核等载体,构建常态化赋能与全周期管理相贯通的履职提升机制,推动党支部书记由“会干”向“善干”跃升,为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第三,抓融合强担当,彰显服务大局的先锋本色。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最终应转化为服务中心大局的实际成效。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为契机,落实将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3],推动党建工作与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深度融合,让党旗在攻坚一线高高飘扬。例如:学校金融学院金融科技系教工党支部带领30余名学生,自主研发“中财融通大模型”和“上市公司研报智能体”,精准服务国家金融安全;保险学院保险系教工党支部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参与发布全球首个保险领域大语言模型评测标准。通过强化典型示范引领,有效激发广大党员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一线当先锋、做表率。
面向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必须充分发挥政治统领的“航标”作用、激活院系枢纽的“引擎”功能、夯实支部堡垒的“基石”地位。通过构建闭环赋能的三级组织贯通机制,将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立德树人的强大治理效能,从而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夯实坚强的组织根基、提供坚实的制度支
撑。
乡村振兴战略下高校思政教育服务“三农”的实践探索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陈珍
摘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人才振兴、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工程。高校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手段,也是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新时期高校应打破校园课堂教学束缚,响应国家号召,连接校园内外,把思政育人的多种功能融入农村。本文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为基础,分析高校思政服务“三农”的时代性、育人性和社会性价值,在校地实际基础上提出高校思政服务“三农”长效机制建设方案,培养知农爱农兴农为农的优秀青年人才,为助力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实现思政育人提升与乡村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高校思政教育;“三农”工作
0.引言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基础在教育[1]。党的大会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对“三农”工作作出部署。乡村振兴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而人才振兴是激发乡村内部活力、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服务社会的功能,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责任,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思政教育旨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热爱祖国、敢于担当的品质,与乡村振兴需要能吃苦、肯付出、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目标高度一致。随着乡村振兴推进,基层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给思政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推进高校思政教育与服务“三农”紧密结合,在乡村振兴中挖掘思政教育资源,把培养人的成效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力量,是高校承担立德树人使命、发挥自身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农村地区人才短缺问题、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因此,本文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思政服务“三农”的重要意义,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以期为形成“思政育人+助农兴农”的育人模式以及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借鉴。
1.乡村振兴战略下高校思政教育服务“三农”的意义
1.1筑牢青年理想信念,培育“三农”建设核心人才
人才不足是阻碍乡村振兴的最大障碍,目前农村尤其是村一级普遍存在青年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导致人才匮乏严重、高层次人才缺乏以及本土人才素质不
高的问题,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文化繁荣等各方面需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2]。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正确的思想教育人、培养人,解决大学生的认识偏向和思想困惑,造就一大批扎根农村、服务“三农”、无私奉献的新时代青年。传统教育教学方式中,一些同学受就业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对乡村发展存在一定偏见,一味认为基层工作环境差、发展空间有限,不愿意从事与“三农”相关的工作,甚至存在轻视农业、远离农村、忽视农民的思想。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可以突破学校围墙,使学生走出教室、走向田野、走进农村,切身了解新时代“三农”的新变化、新气象、新农村建设的需求以及基层工作的意义。高校借助思政课教育、社会实践锻炼、先进人物示范等多种途径,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时代赋予青年的历史任务,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自觉抵制趋利性就业观念,树立“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理念。
1.2创新思政育人模式,提升高校育人实效
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改革的方向是打破理论脱离实际的育人障碍,开展知行合一的育人工作。乡村振兴战略为高校思政教育改革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以及大量育人资源,农村发展的事例、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农民群众的奋斗事迹、农业农村的发展成就等都是一流的思政素材,可以极大地丰富高校思政教育资源[3]。高校将思政教育与“三农”服务相结合,在思政小课堂与乡村振兴大课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融合,从根本上解决以往思政教育中的“空洞化、形式化、单一化”问题。一方面,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脱贫攻坚成绩、乡村治理新探索、特色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移风易俗做法等,都可以充实思政课内容,使那些枯燥乏味的概念变得有形、有感、有味,从而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趣味性和时效性。另一方面,学生在参加下乡调查、帮助农民、到农村支教、产业扶贫、乡村治理等工作后,亲身经历并体会到其中的道理,磨砺意志、锻炼动手能力,由原来的“听讲者”变成“参与者”,达到真正把思政课学到心里、落实到行动上。这种浸润式、体验式、参与式育人方法,对于提高高校立德树人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高质量发展。
1.3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三农”发展根基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任务,既需要政策、资金、技术支持,也需要思想引导、文化润泽、人才智力支撑的保障。“三农”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丰富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是思政教育的重要素材[4]。高校思政工作服务“三农”,不是简单的支教支农,而是在思想、文化、智力、人才等方面全方位助力乡村产业发展、人才培育、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以及组织建设,为“三农”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思想引领方面,高校师生走进农村,宣传政策、普及理论,讲解乡村振兴、惠农政策与社会治理等相关内容,改变一部分农民的传统观念,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形成乡村振兴的思想基础。文化赋能方面,发挥高校文化传承创新优势,发现挖掘乡村民俗、红色文化等地域文化资源,进行文化活化利用及品牌打造等工作,促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破解乡村文化空心化问题,夯实乡村振兴的文化基础。智力与人才赋能层面,高校利用自身学科特长组织师生深入一线开展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如帮助乡村发展产业、规划村庄、社会治理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规划设计、资源整合等一系列智力支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和治理能力。
2.乡村振兴战略下高校思政教育服务“三农”的实践策略
2.1优化思政教学体系,融入“三农”振兴核心内容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5]。建立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三农”工作的基础性工作。高校要打破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固有模式,适应新时代对“三农”的新要求,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课程思政同频共振,让乡村振兴、“三农”情怀、基层担当等进入教学全过程,丰富教学内容。一是改进主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在《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中增加有关乡村振兴的内容,通过介绍“三农”取得的成绩、事例、典型人物以及建设农业强国的相关内容来进行教学,使学生了解我国基本国情和农情,增强他们到基层去的意愿。根据专业进行分类施教,涉农专业加强强农兴农、科技助农意识培养,非农专业注重对学生的基层服务、乡村治理能力教育,做到精准育人。二是推动课程思政全覆盖。在每个专业的课程中寻找助农育人因素,形成“1+N+X”的课程思政教材体系,思政主干课程加上多个相关专业课程以及乡村相关的事例。经济管理类课程加入乡村产业发展、电商助农等内容;土建规划类课程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
村建设等;文艺传媒类课程关注乡村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方面内容,让学生用所学帮助“三农”。同时编写校本特色思政教材,融入校内助农实践活动、地方乡村振兴成就以及当地“三农”故事等,丰富本土化教学素材,培养学生的“三农”情结。
2.2搭建多元实践平台,构建知行合一育人场景
实践是思政育人以及高校服务“三农”的重要途径。高校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打破学校边界,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地合作实践平台,形成“课堂教学+基层实践+成果转化”的闭环育人方式。一是共同建设校地实践育人基地。在乡镇、行政村、乡村振兴示范区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志愿服务、调研实训等基地,促进校地资源共享。依托该基地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乡村志愿服务活动,进行宣传教育、学业指导、产业发展调查和技术普及等工作,把“大思政课”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二是打造特色助农实践品牌。发挥学校办学及专业优势,组织志愿服务队、调研团、科创小组等,提供精准助农服务。涉农高校重点进行农业科技推广、品种改良升级;综合性大学主要开展文化宣传、电商助农、乡村振兴规划等工作,形成“一校一品、一院一特色”的实践品牌。采取“以教师指导为主、学生为主体”的方式,在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带领下,通过实地考察、分析研究、撰写报告等形式使学生了解农村实际情况,掌握为民服务本领。三是搭建助农创新创业平台。利用学校创新创业园促进学生围绕乡村产业发展、文化旅游开发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创新研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服务于农业农村发展。
2.3强化育人队伍建设,提升助农思政育人能力
高校思政课与“三农”的结合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纵深发展、巩固落实的必由之路,也是高校思政课自身发展、拓展的必然需要。高校要建设一支既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又有专业知识并具有丰富基层“三农”工作经验的复合型育人队伍,整合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以及基层导师的力量,形成合力,提高服务“三农”的育人能力和水平。第一,强化校内育人队伍专门化培训。定期对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进行有关乡村振兴战略、“三农”工作形势、基层工作方式方法、社会实践思政课教学方式等内容培训,使他们自觉学习乡村振兴相关知识,明确新时代“三农”工作趋势,改变以往育人观念,形成“以实践育人为导向、以帮助农民增收致富为目标”的育人理念。第二,支持教师到农村基层任职、考察、帮扶等实践活动。在实践中锻炼能力,
把乡村真实事例、“三农”问题带到课堂上,增强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和针对性。第三,完善育人队伍建设。把教师参与乡村振兴思政实践活动、助农扶贫、校地合作服务等纳入教师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审等方面内容,调动教师积极投身“三农”工作、做好实践思政教育的热情和积极性,建设一支愿意服务“三农”、了解“三农”、善于育人的高素质复合型育人队伍,以更好地服务思政教育促进“三农”发展。
2.4革新评价考核机制,构建长效育人保障体系
科学合理的评价考核制度是保证高校思政教育服务“三农”工作经常性和持续性的必要条件。传统的思政教育采用以笔试成绩、课堂表现等为标准的一元化评价方式,不能满足实践育人的要求,也不能准确反映学生对“三农”的热情、到基层服务的能力以及取得的实际效果。因此,高等院校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突出实践育人特点,摒弃“唯分数论”观念,建立“过程性评价+结果性评价、校内评价+校外评价、多方共同参与”的全方位评价体系,通过评价促进学习、通过评价指导行动、通过评价提升效率。第一,改进学生考评方式。在思政课中增加乡村振兴相关内容,并将其作为学生思政实践学分的一部分,如学生参加“三农”志愿服务活动、到农村进行考察调研、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到基层开展实践活动、创业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以及撰写社会实践报告等,均可折算成思政实践学分,在学生年终考核、评选优秀学生、推荐就业等方面发挥作用。第二,改革学生考评方法。在传统教师考评基础上,融合学生自我评估、同学间相互打分、村“两委”及村民意见、实践单位反馈、教师评价等多种考评形式,从学生对“三农”的认识程度、服务态度、动手能力、取得成果、群众认可度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尤其注重对学生在基层工作的效果以及思想变化的评估。第三,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在高校设立乡村振兴思政育人专项经费,用于支持实践基地建设、师生到农村社会实践、助农活动实施、教师培训等;形成常态化运行机制,制定乡村振兴思政育人方案,确定工作目标、工作任务、职责分配以及工作方法,使思政教育服务农业农村工作成为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避免短期行为、走过场,不断巩固育人效果和服务农民的效果。
3.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改革创新提供了新契机、新平台;而高校思政教育提升内涵,又能为乡村全面振兴培养人才、输送思想
与智慧,两者相得益彰。高校思政教育助力“三农”,是高校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也是解决农村人才匮乏问题、激活农村内部活力、推动“三农”事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在人才培养、教育教学改革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让乡村振兴理念、“三农”相关内容及基层实际案例贯穿整个思政教学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以及对“三农”的热爱之情,在他们心中种下奉献祖国、服务农村的种子。高校要围绕服务乡村振兴这条主线,以问题、需求、效果为导向,改革课程设置,扩大实践领域,加强教师配备,完善制度保障,把思政小课堂同乡村振兴大舞台结合起来,把学生培养成果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结合起来,培养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农业人才,集聚青春力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时代教师教育综合改革的实践探索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王旭隆
总书记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1]。从历史与现实看,师范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一条成功经验,[2]也是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特点。新时代以来,在各项教师教育政策导向下,我国教师教育体系正向高质量、开放化加速发展。师范院校以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基础教育教师队伍为主责主业,具备长期育师的深厚积淀,是教师教育的主力军,肩负着不可替代的时代使命。
从体系定位来看,我国教师教育相关政策持续强调师范院校的主体性和首位性。中共、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和“地方政府、高等学校、中小学‘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总体框架;《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细化这一定位,提出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发展机构为纽带、优质中小学为实践基地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将“全面提高师范教育办学质量”作为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的首要内容。从功能引领来看,师范院校是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标杆引领力量。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流师范院校和一流师范专业,全面引领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教师教育的质量标准建设以师范类专业认证为重要标尺,由师范院校作为重要主体实施推进,为建立健全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供实践范式。从任务承载来看,师范院校是国家重大教师教育项目的核心实施主体。部属师范大学承担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核心任务,定向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培养研究生层次中小学教师;“国优计划”“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等国家层级的专项行动以师范院校为关键依托,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教师。总结起来,师范院校是我国教师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是教师培养的主体且不可替代,[3]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肩负着培养时代新人和大国良师的双重使命,在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中发挥“压舱石”作用。[4]
东北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处于师范院校的“国家队”。学校始终坚守师范特色,聚焦国家政策导向,以价值铸魂为根本锚点、以协同增能为关键路径、以衔接贯通为重要抓手、以数字融合为创新引擎,四维并举深
化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全力探索高质量教师教育的有效路径。
一、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夯实未来教师思想根基
中共、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坚持教育家精神培育涵养,融入教师培养、发展,构建日常浸润、项目赋能、平台支撑的教师发展良好生态。教育家精神已成为教育界广泛认同、共同遵循的价值追求,是教师职业精神的凝练与升华。教师培养单位普遍对涵养教育家精神的重要意义有共识性的认识。但从认识转化为体系化的实践行动,形成优良生态,进而达成培养优秀的未来教师目标,还面临着一系列实际问题。譬如,高校对师范生教育家精神培养的统筹规划不足,[5]培养目标不够清晰;教育家精神和思政引领力这两大思想资源在师范生群体中尚未形成有效的互构与共振;[6]缺乏系统设计,教学方式不够多元,[7]育人载体协同联动不足,尚未形成全程贯通、多维浸润的系统育人格局;通过发挥榜样示范作用促进师范生教育家精神培养有所欠缺,育师的人文环境有待完善。
面对这些问题,东北师范大学传承延安的红色基因,从培养规格锚定、思政育人体系构建、涵育载体建设三个方面系统发力,推动红色基因传承与教育家精神培育深度融入师范生培养过程,增强未来教师的职业信仰与师道底色。
一是始终将师范生的思想引领作为思政教育的重中之重,深度嵌入教师培养的顶层设计与系统规划。20世纪50年代学校创立早期,老校长成仿吾便主持设立马列主义教育四个教研室,奠定了系统化思政教育的传统根基。新时代,学校党委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办学治校与教师培养全过程,深入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将涵养教育家精神有机融入教师培养各环节,从培养目标、评价标准两个维度锚定设计未来教师的培养规格:以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为统领,提出“创新型未来教师”培养目标,构建以“红师精神”为核心的“一核六力”①素养结构体系;面向乡村教师培养,将“教育报国理想、乡村教育情怀、吃苦耐劳品格”三素养作为学生培养规格的重要内容,厚积学生心怀家国、扎根基层的教育情怀。将思想铸魂与师德素养纳入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体系并置于首要位置,充分发挥评价“指挥棒”作用。
二是立足教师培养主业,体系化推进铸魂育人。学校围绕教育家精神的涵育,构建并持续完善“五位一体”大思政工作格局,系统推动课程思政、日常思政、文化思政、网络思政、学科思政从分兵作战转向集成作战,实现思政育
师要素通盘配置,相关做法入选中组部主编的《新时代攻坚克难典型案例选编》丛书。作为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牵头高校,学校着力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开发小初高本硕博六学段贯穿的专题讲义、教学案例、方法体系和示范课堂,成立全国“师范院校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协作体”“教师教育试验区”,为师范生构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一脉相承的思政育人场景。学校同步推进理论主课堂强基铸魂工程与实践大课堂砺行笃信工程,将思想引领深度融入师范生培养的理论教学与实践历练各环节。理论上,聚焦师范生的思想认知重点、成长困惑难点梳理形成问题链,采用“问题—主题—课题—专题”的递进教学路径,推动思政课堂从知识灌输型向启发式、探究式、互动体验式转型,实现从“知”到“信”的价值内化,夯实其开展教育教学的思想根基与育人能力。实践育人维度,打造“红烛”支教团、“厚普”公益学校、“思政戍边”实践育人矩阵,连续组织学生深入边疆、山区等基层学校开展支教助学、思政宣讲实践,在真实教育场域中践行价值理念、锤炼育人本领,形成引领未来教师思想的全场景培育闭环。
三是系统构建多元师德涵育载体,为教育家精神培育提供坚实支撑。阵地平台上,建成师德师风馆、东师名人馆、校史馆等育人阵地,推进郑德荣学院省校共建,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师德师风教育培训平台;成立以优秀校友冯志远命名的“志远书院”,涵养“扎根基层、教育报国”的书院文化。典型引领上,持续宣传学校原副校长、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教师”郑德荣先进事迹,开展“郑德荣式”好老师评选,构建多层次教师荣誉体系,由一个典型拓展到一组群像,为师范生树立可对标、可践行的职业标杆。文化浸润上,深入推进“文蕴东师”文化建设行动,凝练《东北师范大学师铭》,编创《师德公约》主题歌曲,并在新生开学典礼等重要场合宣传唱诵。总结凝练东师学子“信仰坚实、学识扎实、为人朴实、作风踏实”的“四实”品格,通过彰显东师学子群体特质涵育师范生,潜移默化滋养师范生的职业品性。营造“课比天大”的课堂文化,形成“乐教、善教、示教、研教”教风,推动其内化为师范生的职业自觉。
总体而言,学校在多年教育实践中始终紧扣教师职业特质,构建起目标清晰、载体多元、全场景浸润的师范生铸魂育人工作体系,彰显了师范院校育师为本、师德为先的办学本色。
二、以协同增能为路径,完善多元集成育师机制
1996年国家教委《关于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将非师范院校明确纳入师范教育体系,[8]《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健全教师教育体系,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全面提高师范教育办学质量,构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校、行业企业等协作机制,完善企业实践制度。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走向开放、协同、联动,这也成为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但在教师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过程中,诸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师范院校在开放体系中的功能定位有所模糊,部分院校一度出现“去师范化”倾向;[3]一些地方师范院校师资薄弱且保障不足,低层次师资培养占比偏高,[9]制约自身可持续发展。而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存在教师教育专职师资储备不足、学科结构与教师专业设置和中小学实际教育需求脱节的问题,[10]教师教育相关学科处于边缘化地位,在师资建设和组织架构方面缺少积淀。
面对这些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坚守师范教育主责主业,坚持协同共治、集成共育,积极探索育人新路径,实施“U-G-S”(师范大学主导、地方政府协调、中小学校积极参与)优秀师资人才培养模式,有组织推进与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合作育师,组团帮扶薄弱师范院校,巩固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为构建开放、协同、联动的高质量教师培养体系贡献力量。
一是立足深厚的师范教育积淀,创新师范生培养范式。21世纪初,东北师范大学在继承“长白山之路”“优师工程”基础上,实施“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创造性提出并实施“U-G-S”模式。该模式为深化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师范大学办学模式、建构新型教师教育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立足新时代,东北师范大学继续坚守师范院校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枢纽地位,推动“U-G-S”教师教育模式迭代升级,完善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校三方协同机制,组建“学科专业导师+教学论导师+中小学实践导师”多导师指导组,实验区建设从东北的区域试点走向全国布局。迭代升级过程中,各个彼此孤立的实验区逐渐联结起来,实现了基础教育资源信息的充分交互。“U-G-S”模式从破解师范生实习、教师培训、教育者发展“三难困境”,转向促进学生高质量实习、高质量培训、学科教育教师高质量发展的“三高成效”,实现从1.0版本到2.0版本的升级。
二是面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基础教育的新要求,探索开放融合的“集
成育师”模式。学校依托“国优计划”,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打造东北地区研究生培养共同体。东北师范大学承担课程与教学论、学习科学、教育实践等教师教育类课程;其他3所高校承担科技史、工程创新导论等“国优计划”特色课程,实现师范教育优势与综合大学前沿学科优势互补。构建由公共基础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和学科专业课程三大模块组成的融合型课程体系,定向培养兼具扎实学科基础与教育能力的高素质的科学类课程基础教育教师。突破单一院校培养局限,牵头汇聚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行业企业、中小学校等多方主体,构建新时代教师培养共同体,比如与中国一汽共建红旗学院,推进产教融合,强化未来教师的科技素养和跨学科素养。截至目前,学校已与国内外近20所高水平大学、10余家科研院所、77家企业以及260多所中小学校、教研机构建立深度合作,构建起覆盖“培养—实践—就业”全链条的协同育人体系。
三是加强师范院校间协作帮扶,提升师范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在提升自身教师教育能力的同时,东北师范大学全力承担国家使命,辐射带动本区域师范院校和相关薄弱师范院校育师质量提升。学校落实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要求,以“1+M+N”的模式建立院校组团,由东北师范大学(1)统筹相关省属师范院校(M)开展对薄弱师范院校(N)的帮扶。围绕人才队伍建设、学科专业建设、基础教育服务能力建设、学校管理与发展建设四大领域,以项目制形式明确21项重点帮扶任务。通过“项目招标”形式明确1校、M校帮扶主责,强化顶层设计、工作会商,在学校—学校、学院—学院、教师—教师各层级上形成协同提质工作网络,构建起从短期“输血支援”向长效“造血培育”转型的协同运行体系。牵头省内5所省属师范院校组建吉林省高校师范教育协同发展联盟,搭建师范生教学创新平台,将连续举办27年的师范生教师基本技能大赛升级为吉林省师范生教学创新大赛,围绕教学、教具、实验、课件、微课等创新点完善竞赛体系,鼓励跨学科组队参赛。搭建师范教师教学创新平台,研制课程建设标准,组织教学研讨,建设专题网站,以课堂改革带动区域师范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总体而言,在开放协同的教师教育体系中,学校坚持集全校之力深耕师范教育,依托长期积累的整套教师教育办学经验、教研团队、学科专业课程优势,承担起教师教育的中枢联结功能,串联整合多元育师主体,实现“以我为主”的多元集成。
三、以衔接贯通为抓手,构建高起点长周期的未来教师成长支撑体系
中共、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了促进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的总体方向,大力推动研究生层次教师培养。这一政策指向在《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一以贯之。教师教育本研衔接培养和职前职后一体贯通培养是提升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的必然要求。但从实践运行来看,仍存在诸多结构性短板:现有师范生培养多存在本硕阶段“简单叠加”问题,常见的“4+2”模式机械划分为4年本科与2年研究生学习,未能充分考量两个学段的培养差异与衔接逻辑。教师教育各阶段培养目标缺乏统筹规划与相互观照,课程设计与实施难以实现有效衔接与实质贯通。国家宏观教育战略在教师全周期培育中出现传导断层、落地弱化;教师缺乏系统化的专业培训与持续性的学术支持,难以顺利实现从新教师到成熟专业教师的成长跨越。
针对上述现实问题,东北师范大学聚焦“贯通、衔接”系统优化教师培养工作机制:探索实施6年一贯制本研衔接的师范生培养,加强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培育,打通校地育人场域与专业成长链条,强化教师贯通培养资源供给,为教师高起点职业发展与终身学习提供体系化支撑。
一是打通本研培养链路,完善一体化育师课程体系。学校聚焦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对于提高教师培育层次的需要,深入推进6年一贯制本研衔接培养,打造“3+1+2”人才培养新模式:通过3年通识教育与学科专业教育夯实学生学科基础,1年学科理解课与教育素养系列课程强化本研衔接,2年学科高阶课程与研究性实践提升育人能力,实现学科素养螺旋进阶与培养质量的集成跃升。为提升贯通式课程的适应性,学校组织开展新一轮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对国内外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状况进行全面调研,研制涵盖本科层次、研究生层次及本研衔接层次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方案,系统探究全球教师培养实践经验,将前沿成果反哺课程体系建设,确保教师培养从本科层次向研究生层次的转型跃升一体连贯。
二是打通职前职后壁垒,服务教师终身学习。学校依托U-G-S协同育人平台,落地置换培训与顶岗实习、双导师制、双向挂职三项核心运行机制:师范生到基地学校顶岗承担教学与班主任工作,补足基层教学缺口,腾出岗位供一线中小学教师赴校脱产研修;推行高校学科教学论教师与中小学一线实践导师共同育人的双导师制度;落实高校教师教育者下沉基地驻校教研、中小学名师
走进大学课堂授课的双向挂职机制,打通校地育人场域壁垒,推动各方从事务性合作走向深度育人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学校构建“基础实践—应用实践—研究实践”三位一体螺旋进阶的实践教学体系,并将其迁移应用于新教师入职研修,推动职前实践培养与职初入职适应有效衔接。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衔接职后培训模块,学校依托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等国家级培训平台,发挥教师干部培训学院制度优势,构建“幼小初高大”一体化教师培训体系,并推动职后培训从短期集中向长期深度研修转型。不断创新培训模式,以理论学习、研究反思、深度实践为基本途径,促进培训对象在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深度涵育理想信念与职业情怀。
三是加强教师衔接贯通培养的资源供给。建立教研资源共同体,推动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资源双向流动:将一线教学案例、校本教研成果反哺更新职前课程体系,将高校教育研究成果转化为职后研修内容,形成资源互融、互相滋养的共建格局。为强化职前职后各阶段、各环节教师教育的智力支撑,学校依托教师教育研究院深化教师教育研究,凝练教师培养、科学教育、教材研究、AI+教师教育等重点研究方向,推进有组织科研,持续研制发布《中国教师发展报告》系列标志性成果,打造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国际论坛等学术交流载体,面向全球汇集教师教育领域的前沿理念与实践智慧,为学校深化教师贯通式培养改革、优化培养方案乃至国家教师教育政策研制提供决策参考。
总体而言,学校立足自身师范特色,将支撑基础教育教师的长周期培育与终身发展作为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优质办学资源优先保障一体化教师教育的连续性、延展性,突出了师范大学全过程育师的优势特色和使命担当。
四、以数字浪潮为契机,推动教师教育数智升级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并向教育领域深度渗透,数字技术与教师教育深度融合已成为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教育部办公厅2025年印发的《关于组织实施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要以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创新应用为牵引,开辟教师发展新赛道,塑造教师发展新优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作出部署,将教师人工智能大规模专项培训纳入国家教育发展总体规划,对新时代教师队伍数智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对于教师而言,数智时代背景下的学习环境、学习资源与教学方法正经历系统性重塑,教学观念也在发生系统性转型,这些共同构成教师教学关键能力变革的现实语境。
[17]教师教育体系正在快速演进以适应未来教师的数智素养需求,但现阶段存在追求短期目标的现象,在局部零散推进而非整体系统规划;[18]有的仍以传统教学理论为核心,缺少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的有效结合,忽略智能教学系统设计、数据驱动教学反馈等核心技能培养。[19]此外,师范院校也不同程度存在数智化水平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问题。
为此,东北师范大学抢抓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发展机遇,将数智赋能作为教师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从顶层战略布局、数智素养培育、支撑体系建设三个维度系统推进教师教育数智转型,着力提升未来教师运用数字技术解决教育问题的核心能力。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机制建设。学校将拓宽教师教育数智转型新赛道纳入“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系统擘画“AI+教师教育”发展蓝图;汇聚全校合力成立数智化行动工作组,设置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管理服务、技术支撑四个专班,统筹推进数智转型各项任务落地。出台《数智赋能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行动方案》,系统谋划数智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实施路径。创新校内协同、校企联合的研发推进机制,统筹多学科力量,联动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开展教师教育数智化应用研究,增强教师教育转型发展的组织与机制保障。
二是聚焦未来教师数智素养,健全育人要素体系。学校围绕未来教师数字能力核心要求,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工具性支持走向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嵌入,构建覆盖助教、助学、助评、助管的全链条数智应用场景,将数智素养培育系统融入师范生培养全过程。推进AI赋能的专业课程建设,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设立“人工智能+”微专业,增列智能科学与技术等新兴交叉学科方向;依托教育部虚拟教研室建设AI特色课程,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展“AI教学应用”专项培训,推进课程、学习、培训全链条AI赋能。借助大模型与虚拟仿真技术,搭建“AI模拟+场景实训+实战研习”的新型教育实践场景,探索人机协同育人新模式,引导学生在真实教育场景中锤炼数字工具运用、教学设计优化、学情精准分析等核心能力。建设“学在东师”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服务平台,覆盖注册、选课、教学、学习、评价、反馈等教学全流程,打造AI教务助手,让师范生在常态化的数字化教学环境中感知数智应用价值、提升数字实践能力。
三是完善数智育人配套支撑体系。学校统筹全校高性能计算资源建设,优化算力资源配置机制,努力为教育教学创新、学术研究提供算力支撑。推动智
慧教育基础设施升级,规划建设未来智慧教育中心,升级智慧教室、AI实训智能空间等教学场地,推进全校智慧教室、实验室、实训室和图书馆联网集成,打造功能齐全的一体化智慧教育空间。建设教师教育数据服务平台,系统汇聚教师教育相关数据资源,打通教学、学习、评价、管理的数据链路;依托教师教育数据中心平台系统汇聚多维度教育数据,实现全校教师教育数据的智能检索;教师教育智慧平台覆盖职前培养、职后发展全链条,已在校内规模化应用并推广至多所合作院校,为教师教育数智转型提供坚实的条件保障。
总体而言,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浪潮,学校坚持特色导向的转型思路,不与综合类、理工类院校展开同质化竞争,而是充分发挥自身教师教育的专业积淀优势,将数智技术聚焦于教师培养全场景,服务育师主业,力求形成师范院校的比较优势。
结语
多年来,东北师范大学等师范院校坚守教师教育主责主业,筑牢师范生思想根基,构建多方协同的开放育人生态,强化教师的衔接贯通培养,探索数智赋能,形成了服务国家战略、有力支撑基础教育需求的教师教育实践路径。多年的深耕实践充分证明,师范院校作为教师教育的主力军,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面向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师范院校应扎根中国大地、坚守主责主业,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不断探索完善师范教育发展模式,当好教师教育的中坚力量,为筑牢教育强国师资根基,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师教育体系不断努力。
创新破瓶颈助农有实招黔西南农商银行积极探索强农惠农服务模式
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
(2026年10月22日)
仇幸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街道上纳灰村马口组村民,20XX年开始经营茶馆,2023年根据市场变化、结合客户需求,增加了事无长留之山民宿项目。
仇幸做民宿时间不长,但依托优美的环境、凭借良好的服务,发展很快,也深得广大游客青睐。
仇幸介绍,从开茶馆到做民宿,朋友和游客给了很多思路与帮助,特别是黔西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义万峰林支行从最初授信45万元逐步到现在授信200万元,保证了项目流动资金的稳定。
仇幸是黔西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西南农商银行”)支持众多经营者的一个缩影,也是践行贵州农信“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千家万户”初心使命的体现,积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
“金融外卖”
点亮新市民新生活
黔西南州曾是全省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较重地区,面对庞大的新市民群体,黔西南农商银行通过设点服务、专属产品、互联共建等多种形式和渠道构建起丰富立体的新市民金融服务体系。
针对新市民即时需求、发展需求和综合需求的金融需求特点,黔西南农商银行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同贵州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金融部联合研发以“金融外卖”为核心的新市民金融服务体系,开发“贵州农信微银行”小程序。
同时,黔西南农商银行成立新市民金融服务中心,组建“金融外卖”骑手队伍,配置电动车,依托线上平台,客户“掌上下单”,以“流程化”提高业务受理效率,以“上门服务”降低客户的时间成本,将金融服务送“货”上门,实现金融服务“无处不在、触手可及”。
在解决放款难题上,黔西南农商银行依托“贵州农信微银行”小程序,丰富线上业务申请渠道,组建“快贷小哥”队伍,建立“外卖抢单”机制,实施30分钟“限时服务”,实现业务线上线下融合的“金融外卖”服务模式,扭转
了客户对金融机构服务的传统认识;
坚持“实质大于形式”原则,减少公共数据依赖程度,建立“眼见为实、交叉验证、业务闭环”的核验方式,丰富“尽职免责”机制,建立“激励有效、约束有力”激励机制,激发员工服务新市民的主观能动性。
截至目前,黔西南农商银行新市民金融服务中心“金融外卖”骑手送“金融外卖”7000余人次,支持5060户新市民创业发展,现有余额4506户、6.11亿元,中心客户经理占全行客户经理11.49%,新增贷款客户占全行18.37%,新增贷款金额占全行35.85%,人均客户数增长是其他客户经理的1.6倍,人均贷款增长是其他机构的3.12倍。
党建引领
金融睦邻显担当
当前,部分银行存在“重业务指标、轻服务温度”的倾向,如何有效破解“金融服务隔着一层玻璃”的现象,是一道难题。
针对上述难题,黔西南农商银行兴义神奇路支行联合党支部主动对标关于发展普惠金融、做好民生保障的具体要求,结合网点周边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多、邻里互动需求多的实际,提炼出符合自身定位、呼应群众期盼的党建品牌——“农信黔行·百花睦邻”。
牢牢抓住“睦邻”这个发展关键词,党支部聚焦“强堡垒、抓主业、惠民生”主线,以党建铸魂、以金融赋能、以服务暖心,将睦邻理念融入普惠金融、网点运营、客户服务全过程,推动金融服务跳出柜面、贴近群众,真正让金融服务有温度、基层党建有载体、邻里共建有实效。
聚焦社区、商户、单位、企业、百姓五大服务场景,党支部设立党员先锋岗、组建党员服务小分队,以“快”破题,刚性践行“15秒派单、30分钟上门”服务承诺,党员带头跑市场、走商户、进企业,主动打通服务堵点、破解服务梗阻。
以“党建网格+金融网格”双网融合为抓手,党支部将网点周边5个社区细化划分党员责任区,依托“家庭服务联络簿”深耕邻里服务、做实精准帮扶,推动金融服务从“窗口之内”延伸至“群众心坎”。为此,黔西南农商银行兴义神奇路支行创新推出百花“先锋贷”、百花“贴心贷”、百花“活力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为不同群体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精益化金融支持。
用一件件实事、一次次坚守,黔西南农商银行兴义神奇路支行联合党支部
真正成为辖内百姓可信、可靠、可亲的“金融好邻居”,先后获评“全省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示范点”“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所辖网点获评中国银行业协会“五星网点”“千佳示范单位”。
迎新路上
做银发一族的好邻居
在兴义市迎新路29号——黔西南农商银行兴义迎新路支行外,一块白底,红、黄、绿等颜色点缀的标识牌格外抢眼,上面写着:“银邻主题银行:做银发一族的金融好邻居”。
这是黔西南农商银行兴义迎新路支行深入调研老年客户需求,结合当地人口老龄化特点,以党建引领、金融赋能银发一族的重要策略之一。
具体思路:组织实施上,总行成立银邻主题银行打造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确保各项服务措施落地落实;产品设计上,针对老年客户风险承受能力、对传统金融服务及传统存款金融产品的兴趣等,结合老年客户需求,提供特色化的“金融+非金融”增值规划服务;服务模式上,支行创新性地提出“银邻”服务理念,打造银邻主题银行,以党建互联共建模式打造“农信黔行爱满银邻”党建品牌,为老年客户提供集金融、健康、文化、休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以“金融助养老夕阳无限好”为愿景,以“做银发一族的金融好邻居”为目标,兴义迎新路支行探索打造出了贵州农信首家以养老金融为主题的银邻主题银行。
银邻主题银行聚焦多样化养老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适老化水平。兴义迎新路支行内设立“银邻服务专区”,配备爱心服务专员,全程陪同老年人办理业务;与黔西南州老年大学合作建成全州首个“校银合作”教学点,开设银邻公益课堂,提供书法、手机摄影、舞蹈、二胡、金融反诈知识等课程;定期组织老年客户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获得了老年客群的广泛好评。
银邻主题银行服务模式在贵州农信系统内部得到了广泛关注,系统内其他地州行社纷纷前来借鉴学习,主题银行还作为典型案例成为“贵州农信党委书记研修班”第二期、贵州农信2026年度宣传舆情培训的现场观摩教学点。
扎根基层、服务为民,黔西南农商银行紧扣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践行贵州农信“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千家万户”的初心使命,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为黔西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
动能,书写了一份有厚度、有温度、有力度的金融答卷。
党建红链赋能产业强链党建引领企业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普
产业链供应链是实体经济的命脉,也是大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支撑。党的大会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对于身处市场一线的国有企业而言,这道时代命题不是抽象的要求,而是每天要面对的具体考题——原料能不能供得上,成本能不能控得住,链条能不能转得顺。
采购供应环节作为企业产业链的中枢节点,兼具物资保供、成本管控、内外协同、风险防控多重职能,是国有企业稳生产、降成本、强链条、促协同的关键阵地,也是检验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融合成色的一块“试金石”。
北元集团作为陕煤集团化工板块核心企业,生产经营高度依赖原材料稳定供应,原煤、电石等核心原料的供应稳定性与价格波动,直接决定企业生产负荷与经营效益。采购供应部承担公司物资采购、仓储管理、供应链统筹核心职责,身处产业链衔接内外、贯通产销的关键位置。立足岗位职能与发展使命,采购供应部党支部深刻把握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新要求,坚决摒弃党建与业务割裂的传统思维,以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为抓手,构建全链条党建赋能体系,推动党组织建在供应链上、党员嵌在攻坚岗位上,全方位以党建红链筑牢产业强链、稳链、补链、固链根基。
铸魂建链:党支部定机制,党员扛任务
内部协同是产业链运转的基础。如果采购、生产、仓储、财务各干各的,供应链就转不起来。为此,党支部构建“一核三联”工作体系,以党支部为核心,联机制、联党员、联业务,以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基础,全面发挥采购供应战线上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联机制,就是把党的组织纪律性转化为业务刚性执行。党支部牵头成立高效协同工作领导小组,梳理9项重点协同任务,建立“月度考核、季度通报、年度兑现”机制,将协同任务纳入党员积分管理。通过这一机制,用党建考核的刚性约束保障业务协同的执行力。过去协调跨部门事项平均需要一周,现在三天内必须响应,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联党员,就是让党员在关键岗位上扛硬任务。党支部实行“出题—领题—交账”机制,把供应难点列成攻坚清单,党员主动认领,过程中党支部持续跟踪支持。在原煤长协定价攻坚中,党员骨干3个月往返西安、北京20余次,最终
建立长协定价机制。创新性提出电石采购“以量换价、现金增量”策略,增强客户合作黏性,稳定陕西区域采购基本盘。水泥原料采购中,党员调研小组跑遍榆林及内蒙古产废企业,推动“零元采购、有偿处置”模式落地,年创效300余万元。
联业务,就是让决策建立在调研之上。党支部组建党员市场调研小组,制定“定频次、定方法、定输出”工作法,每次大宗采购决策前先听调研汇报、再集体研究。不是一个人拍板,而是调研先行、集体决策。
通过党支部定制度、出题目、建机制,党员领任务、跑市场、交结果,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内部协同的治理效能,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联动、执行有力的建链工作格局。内部协同的基础筑牢了,党支部才有底气向外延伸,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一起转起来。
赋能强链:党支部搭平台,党员破壁垒
发挥产业链重点企业的带动效能,要靠党支部的组织信用和党员的持续跟进来支撑。采购供应部党支部总结形成了“三联三共”工作法,联企业、联行业、联供应商,实现资源共享、需求共商、难题共破。
联企业,就是靠组织信用建立合作信任。企业之间有竞争、有分歧,建立合作不能只靠打电话。党支部组织骨干党员带头逐一开展对标走访,党员攻关队同步逐户跟进。在相互交流中增进了解,在共同解决问题中实现合作,用行动建立信任。最终协同13户重点企业签订物资共享协议,搭建共享平台,急用物资调拨24小时内响应,党员全程盯办。
联行业,就是靠组织纽带聚合分散需求。党支部推行“三统一、一灵活”的工作思路:统一需求归集、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竞价规则,灵活履约方式。与21家同行企业开展了7次集中协同采购,用实实在在的降本成果稳固协同采购的工作根基。同时把主题党日开到石化联合会供需对接现场,让组织生活与业务攻坚同频共振。不搞“先开会学文件、再另找时间谈业务”的“两张皮”,让党建和业务在同一个场景里发生。
联供应商,就是靠组织担当破解技术壁垒。国产化替代周期长、风险大,很多人有顾虑。党支部明确表态:验证过程中的探索性失误,纳入容错纠错机制,由党支部扛责,不让干事者背包袱。党员攻坚小组按“摸家底、找资源、做验证、固成果”四步推进,累计打破10类物资独家供应、21类进口物资技术壁垒,完成18类备件专项测绘。有的党员为找到合适的替代供应商,跑了5个省
份、十几家工厂。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越是周期长、风险大、短期看不到收益的工作,越需要党支部的激励和保障,党员才有定力花长时间去磨一件事,磨出来的效果往往非常明显。
通过党支部搭平台、建机制、担责任,党员跑企业、联行业、破壁垒,把党的组织信用转化为产业链协同的合作基础,形成了内外贯通、供需对接、互利共赢的强链工作格局。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机制建起来了,党支部才有能力把服务延伸到生产保供的最后一环,让协同的成果真正落到装置现场。
聚力补链:党支部建品牌,党员沉一线
供应链的价值最终体现在生产现场:装置不停、物料不断、服务不缺,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最终目标。为此,党支部打造“红采先锋”服务品牌,构建“三驻三送”机制,驻场保供、驻点服务、驻链攻坚,送物资、送服务、送保障。
驻场保供——让党员突击队下沉一线。检修前一个月,党员突击队主动对接生产部门,逐项核实物资清单。检修期间党员分片包干,建立三级响应机制:黄色预警由驻场党员协调,橙色预警启动紧急采购通道,红色预警党支部书记直接上手。大检修期间,150人次党员突击队全程驻场,实现零断供、零窝工。
驻点服务——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效率。党支部把数字化项目作为“党员攻坚项目”推进,由党员骨干牵头。党员在走访调研中发现,生产一线抱怨最多的不是“没东西用”,而是“领东西跑太远、等太久”。因此,投用无人智能配送车和智能物资柜,实现24小时自助领料。同时上线采购商城,采购周期从5~7天压缩到1~2天。在重点区域设前置仓,把高频物资提前备到一线。
驻链攻坚——以精准破局畅通产业链路。聚焦供应链堵点、断点、难点问题,党支部组建党员攻坚专班,紧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薄弱、小众物资采购难、应急物资储备不足、外协供货滞后等核心问题,靶向施策、专项攻坚,打通供应链贯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党员骨干主动扛起链上攻坚责任,全面梳理各类物资供应链路,分类排查常规物资、特种物资、应急物资的采购、运输、供货全流程,精准识别产业链存在的短板弱项和风险隐患,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销号式推进。
通过党支部建品牌、定标准、给授权,党员驻现场、解难题、送服务,把党的宗旨意识转化为生产一线的保障效能,形成了快速响应、精准服务、闭环管理的补链工作格局。建链、强链、补链三个环节贯通起来,党支部在产业链上的作用就形成了完整的闭环——内部协同有机制,外部联动有平台,一线保
障有队伍,三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构成党建与供应链管理深度融合的实践体系。
问效固链:党支部交答卷,党员显担当
通过常态化深化“六型”党支部建设、落地“铸魂—赋能—聚力—问效”党建工作体系,北元集团采购供应部党支部实现了党建工作与供应链管理、产业链建设的深度融合、同频提质,取得全方位、实质性成效。经营创效方面,原煤长协定价、行业协同采购、关键物资国产化替代等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核心降本指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保供能力方面,构建起全时段、全场景保供体系,实现装置检修零断供,日常保供响应效率大幅提升;合作引领方面,成功搭建行业资源共享、协同采购平台,联动数十家上下游、同行业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链凝聚力、影响力、带动力持续提升;底线防控方面,采购关键环节、关键节点风险核查全面覆盖,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廉洁从业零问题,营造出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
回顾实践历程,有三点体会尤为深刻。其一,党支部必须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只是“配合角色”。协同机制谁来牵头?党支部。攻坚方向谁来把?党支部。探索性失误谁来担?党支部按容错纠错机制扛起来。党支部如果只是配合行政做工作,就没有号召力,党员也没有主心骨。其二,党员必须在具体事项中发挥作用,不能只是挂名。3个月跑20趟谈长协的是党员,驻守煤矿的是党员,跑5个省份找替代供应商的是党员,检修现场最后一个离开的是党员——党员的先进性不是写在材料里的,而是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其三,党建和业务必须一体化设计,不能“先干业务再补台账”。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长协定价、物资共享、国产化替代、智能配送,既是业务工作,也是党建实践。“六型”品牌的意义就在于,把党建要求转化成业务行动,把业务成果作为党建成效来检验。
下一步,采购供应部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六型”党支部建设,迭代升级“铸魂—赋能—聚力—问效”工作体系,持续夯实内部协同治理、深化行业协同共建、攻坚核心技术壁垒、提升一线保障能力,持续擦亮党建融合品牌,充分发挥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高质量发展,以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的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全方位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质、增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行业产业升级贡献基层党建力量。
挥毫泼墨绘黔山贵州农信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中书写精彩答卷
农村金融时报调研组
(2026年10月12日)
时下的贵州,乌蒙山腹地激荡着改革发展的澎湃浪潮,黔西南州沃土上普惠金融的种子生根发芽,毕节试验区内绿色金融正将“绿水青山”化作“金山银山”作为扎根县域,服务“三农”的金融主力军,贵州农信坚守“支农支小”初心,立足“资源整合者、能力孵化者、治理监督者”三重定位,将政治担当转化为服务质效,通过定制化信贷解决方案,让服务精准直达田间地头,为黔山大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一、体制改革聚合力普惠金融暖民心
2025年12月9日,贵州农商联合银行获批开业。根据农信改革安排,贵州省先是将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改制为农商联合银行,然后再由农商联合银行自上而下注资,推动组建9家市(州)农商银行。改革完成后,将形成“1家农商联合银行+9家市(州)农商银行”的新型省市两级法人架构。
2026年8月18日,六盘水农商银行、毕节农商银行、黔西南农商银行获批开业,标志着贵州农信社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三家市(州)农商银行通过减量提质、改制创新,普惠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六盘水市六枝特区落别乡返乡青年张顺勇的创业史,就是普惠金融实践的生动注脚——从20XX年一笔10万元的创业贷款,到七年间授信额度动态提升至50万元,再到企业年销售额增长至如今的700万元,“一次核定、随用随贷、周转使用”的灵活机制,正是贵州农信深耕本土、既扶“点”更带“面”的真实写照。
二、创新开路润沃土绿色金融探新途
产业兴则乡村兴。贵州农商联合银行紧扣地方特色产业,量身定制信贷方案,让“土特产”长成“大产业”。在毕节市,毕节农商银行围绕天麻、威宁马铃薯、肉牛、茶叶等12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推出“天麻贷”“旺牛贷”“金土豆快贷”等一揽子专属信贷产品,截至目前,12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贷款余额达268.84亿元。在黔西南州,黔西南农商银行按照“一县一业、一村一品”思路,推出“金牛贷”“民宿贷”等特色产品,助力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六盘水农商银行创新推出“生物多样性积分贷”,
将企业生态治理、绿色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等表现量化为积分,直接挂钩贷款额度与利率,让生态贡献转化为企业的“融资通行证”,助力刺梨产业上游企业及时支付3.7万户农户的鲜果收购资金。毕节农商银行率先探索“绿色+普惠”双驱动模式,截至目前,绿色普惠贷款余额达220.33亿元,生态账
户建档10.7万户;赫章县海雀村通过林业碳票质押获得贷款,让空气变成“真金白银”,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三、数字赋能提质效服务触角再延伸
数字化转型是提升服务质效的关键引擎。毕节农商银行大力推进“线上+线下”融合的数字化转型,“十四五”末,“黔农云”认证用户达367万,线上贷款替代率达97.07%;在村级设置普惠金融服务点3556个,评定信用农户153.91万户,真正把金融服务送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
六盘水农商银行推出“扫码流水贷”,商户仅凭日常经营收单流水即可在手机上快速完成贷款申请,截至2026年9月末,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02.54亿元、惠及4.02万户小微企业。
在贵州农商联合银行指导下,系统内各行社积极行动,推动“服务跟着外出务工人员走”。六盘水农商银行工作人员驱车230公里、跨越省界开展上门服务,解决异地授信难题,外出就业创业人员贷款覆盖6.74万户。
黔西南农商银行联合研发以“金融外卖”为核心的新市民金融服务体系—
—客户在“贵州农信微银行”小程序“掌上下单”,银行组建“金融外卖”骑手与“快贷小哥”队伍,建立“外卖抢单”机制,实施30分钟“限时服务”,将金融服务送“货”上门。截至目前,该行已送“金融外卖”7000余人次,支持5060户新市民创业发展,现有贷款余额6.04亿元、覆盖4454户,真正实现金融服务“触手可及”。
四、情系乡村守初心文旅金融助振兴
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是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实践之一。随着贵州旅游品牌持续走红,万峰林下、喀斯特群山之间的民宿经济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春天。黔西南农商银行牢牢把握这一机遇,把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制定出台支持旅游业发展的金融服务实施方案,并通过普惠大走访等方式主动上门服务。
黔西南农商银行倾力支持当地民宿业发展的细致服务,让“事无长留之山”的民宿负责人仇幸对此深有体会。三年前,他看准万峰林一带民宿发展商机,
将茶馆改造为民宿,随后又开办第二家、第三家,农商银行的服务始终相伴左右。如今,在农商银行持续信贷扶持下,第四家高标准建设的民宿已开门迎客,预计年收入1000多万元,并带动周边1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黔西南农商银行兴义万峰林支行行长胡志舟介绍,近年来万峰林民宿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作为属地支行,该行将以最优质的服务为其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截至目前,万峰林景区民宿已达341家;黔西南农商银行累计授信130户,向123户发放贷款5624.19万元,贷款余额1847.01万元,为民宿产业发展注入澎湃金融动能。
五、惠民利民无止境养老金融暖夕阳
养老服务,尽显农信温度。黔西南农商银行兴义迎新路支行以“农信黔行·爱满银邻”党建品牌为引领,以“金融助养老、夕阳无限好”为愿景,以“做银发一族的金融好邻居”为目标,打造出系统内首家以养老金融为主题的“银邻”主题银行。
“银邻”主题银行围绕“便捷在银邻”,聚焦多样化养老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适老化水平;围绕“安心在银邻”,聚焦老年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围绕“康健在银邻”,挂牌黔西南州老年大学教学点、开设特色公益课堂;围绕“幸福在银邻”,推动银行网点成为社区养老服务前哨。
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同样是贵州农信干部员工的牵挂与担当。毕节农商银行在七星关区柏杨林易地搬迁安置点设立新市民金融服务中心,对6372户搬迁群众评级授信,投放新市民贷款超2.89亿元,并联动农信公益基金会捐助141.39万元、资助54名随迁子女。黔西南农商银行通过“新市民家园”系列信贷产品,为易地搬迁“新市民”评级授信7.25万户,向3.7万户搬迁群众发放贷款29.4亿元,选派客户经理挂任社区党支部专职金融委员,将金融服务融入基层党建。
风正时济,自当破浪扬帆。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贵州农商联合银行将继续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以赴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让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滋润黔山秀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新篇章贡献更大的金融力量。
精准匹配支农支小山东临沭农商银行多维度服务支持乡村振兴
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
(2026年10月15日)
“得益于国家政策好,也得益于临沭农商银行长期持续不断的信贷支持,今年收购800万斤小麦。”临沭县红方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秀亮开心地说,“一开始贷款50万元,随着规模逐步扩大,贷款逐步提高到100万元、170万元、270万元,现在达到490万元,一次授信3年,额度内可循环使用,十分方便。”
临沭县红方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临沭县青云镇,是一家主要从事小麦收购、存储、加工、销售的企业。张秀亮是山东临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沭农商银行”)支持的众多经营者之一,也是临沭农商银行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写照。
一、围绕产业优服务
临沭是全国闻名的柳编工艺之都和柳编产业基地,全县有柳编企业100多家,临沭县柳之韵工艺品有限公司是众多柳编企业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最早做柳编工艺品,后来根据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增加了藤编,以及制造铁艺工艺品和户外灯具等项目。”临沭县柳之韵工艺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贵达说,“我们产品主要出口,资金回笼周期相对较长,保持资金充足很关键。2012年订单增加急需补充购买原材料资金,多亏临沭农商银行提供了200万元授信。现在授信提高到1300万元,订单不断,几乎没有淡旺季之分。”
支持乡村振兴过程中,临沭农商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推进乡村振兴工作部署,紧扣全县“北瓜南豆、东莓西栗、中部食用菌、全域白羽鸡、全链机械化”特色产业布局,以乡村振兴重点产业和项目为主战场,坚持金融赋能、产业带动、普惠金融服务下沉一体推进,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全面延伸服务触角,为乡村振兴强村兴业富民一体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支持乡村振兴过程中,临沭农商银行坚守支农支小定位,扎实做好重点行业客群走访和“四张清单”客户营销服务工作,严格落实领导班子成员、支行行长、客户经理“235”下沉走访机制,引导更多人员深入村庄、社区、专业市场、产业园区开展营销服务,切实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对生产发展有信贷需求的及时提供信贷支持。
坚持应贷尽贷、能贷快贷,临沭农商银行依托257处农村金融服务点、29处营业网点,构建起“村两委+农户+周边商户+银行”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驻点办公,激活无感授信客户1.35万户,真正把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户家门口。
二、链式服务兴产业
李守友是青云镇人,种植地瓜多年,随着种植技术逐步成熟,牵头注册成立临沭县若飞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更多农户一起种植地瓜。
去年,李守友因手头资金不足,影响到采购农资和产销储备,也影响了扩大种植地瓜规模的计划。正当李守友为资金犯愁时,临沭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上门走访,深入了解他的地瓜种植规模、经营现状及资金缺口,并及时给予20万元授信。有了信贷支持,李守友的地瓜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60余亩。
支持乡村振兴过程中,临沭农商银行将支持产业振兴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聚焦不同经营主体生产发展和信贷需求情况,坚持“一企一策”“一户一策”,精准匹配金融资源,推动辖内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龙涛是临沂启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去年开始在临沭县大兴镇嘉禾村养殖白羽鸡。龙涛介绍,现在有16个养鸡棚,每个鸡棚养殖6.6万只,40天出栏,一批约106万只,现在最大的投入是买鸡苗和买饲料,资金量大还都是现金支付,今年2月购买饲料资金紧张,在临沭农商银行申请1500万元贷款,现在流动资金相对充足。
针对全县的白羽鸡、柳编、地瓜、蓝莓等主导产业,临沭农商银行推行“一链一策、全链覆盖”的链式金融服务模式,分别制定专项金融服务方案,从育种育苗、生产养殖到加工流通、外贸出口全环节匹配信贷产品,既为龙头企业提供综合授信支持,也为种养户提供专属信贷服务,全力提高服务不同经营主体的质量和水平。
三、凝聚合力添动力
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客户需求出发,临沭农商银行根据乡村不同产业并结合季节特点,制定对应的营销方案和配套服务政策,全力提高信贷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亿膳方营养食品(山东)有限公司是临沭县一家以从事食品制造业为主的企业。公司负责人刘林青介绍,旺季集中在中秋节前两个月和春节前两个月,去年12月赶制订单关键期,不巧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出现缺口,是借助临沭农商
银行提供的300万元贷款才顺利购买到原材料。随着市场进一步打开,今年亿膳方营养食品(山东)有限公司订单大幅增加,对信贷需求进一步提高,临沭农商银行结合公司发展情况追加了300万元贷款,支持企业发展壮大。
支持乡村振兴过程中,临沭农商银行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对接协作,主动对标全县乡村振兴发展规划,与当地政府签订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双向联络、常态会商、项目共推工作机制,凝聚政银合力,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支持乡村振兴过程中,临沭农商银行以整村授信为基础,将整村授信与支持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推行“批量授信、线上签约、随用随贷”服务模式,对辖内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行整体授信、名单制管理,做到“乡村振兴建设推进到哪里,金融服务就覆盖到哪里”。
与此同时,临沭农商银行全面推广农户无感授信,依托大数据精准画像,实现授信免申请、免担保、免跑腿,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客户少跑腿”,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更加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以多维度金融服务支持乡村全面振兴、支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截至9月末,临沭农商银行实体贷款余额99.33亿元,较年初增加2.37亿元,户数21419户;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5.36亿元,户数2469户,临沭农商银行正将更多金融资源引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项目。
新时代国企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胡加慧唐树明
(2026年10月15日)
引言
在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基层党组织是企业治理的前沿阵地和坚强战斗堡垒,建设成效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质量、安全底线和未来发展。近年来,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盐集团)以省属国企职能使命为立足点,在深耕基层党建、赋能主责主业过程中,探寻出一条契合行业特点、对接企业实际的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一、把稳政治方向盘,凝聚企业发展向心力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国企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江盐集团承担着民生保供和市场经营的双重任务,既要守住食盐质量安全、保供稳价的民生底线,又要深耕市场、转型升级,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特殊行业的属性决定企业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经营发展的全过程,以党建定向领航、凝聚合力,破解党建空转、脱离主业的形式主义问题,使党建工作紧贴经营实际、服务发展大局、赋能民生保障。
制度融合是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根基。江盐集团持续巩固党建入章成果,明确党委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明晰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权责边界,构建起协调顺畅、制衡有效的现代治理体系。江盐集团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在产业布局、项目投资、市场拓展等重大经营管理事项上,由党委前置研究把关、定向把控,真正发挥出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
江盐集团在日常经营中坚持党建提升治理效能,精准对接政策导向与行业走向,把上级的决策部署转化为企业发展思路和实干行动,不断把党建制度优势转化成民生保障、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优势,保证企业稳健有序发展。
二、深耕主业主战场,激活融合发展新动能
保供稳价、保证食盐安全是盐业国企的民生职责。江盐集团以党建为引领、以一线为服务端口,把党支部建立到保供最前沿,把党员力量下沉到市场最深处。对节假日、极端天气、应急突发等重点时段,以党支部为单位成立党员保供突击队、市场配送服务队,坚守仓储调度、物流配送、终端走访等岗位,全
天候保证市场食盐供应平稳有序。党员骨干主动担当作为,在库存管理上定时盘点、价格调控方面定期研究、现场配送环节实时掌控,保证区域内食盐存货有保障、配送无漏洞、市场价格无波动、产品质量无短板。同时推进政企党建联建,联动市场监管、应急管理、属地单位常态化开展食盐科普、市场检查、便民服务等,用党建实干守护群众食品安全,彰显国企担当。
党建破解经营困局,激活市场内生动力。盐业市场化改革之后,行业全面进入充分竞争阶段,产品趋同、市场内卷、利润收缩等问题愈加明显,传统经营方式很难跟上市场的变革步伐。江盐集团坚持党建破局、党建赋能,把党建深度嵌入市场开拓、渠道提质、降本增效、品牌培育的全过程,用红色攻坚力量破解经营难题、激活发展潜力。各个基层党支部根据经营重点任务,设置党员示范岗、责任区、攻坚项目,以带动全员拓渠道、优服务、控成本、提效益。针对传统盐品附加值低、竞争力弱的短板,党员骨干主导开发健康盐、功能盐、精品盐等新产品,不断改善产品结构,塑造出差异化竞争优势,孕育出新的增长点。依靠党建和经营同频共振,彻底改变“党建务虚、业务务实”的局面,营造全员积极投身经营发展、奋力推进发展的良好氛围。
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企业冲破瓶颈、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江盐集团以党建为引领,将党建工作融入技术改造、绿色生产、数字化升级、人才建设等各方面,创建出“党建+科创”“党建+技改”等多种模式,用红色动力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利用党建阵地建立创新平台,发动党员技术骨干带头攻坚工艺改良、节能减耗、数字营销等关键项目,从而不断提升生产、治理、经营的智能化水平。
三、健全长效硬机制,筑牢融合发展压舱石
优化双向考核体系,树立实干实效导向。为根除党建与经营“两张皮”现象,江盐集团打破双线考核的壁垒,创建起“党建+经营”一体化闭环考核体系。以民生保供、经营业绩、科技创新、降本增效、深化改革为重点,制定具体量化考核指标,把考核结果同支部评优、党员考评、干部履职、薪酬晋升直接挂钩,形成鲜明的实干导向。这些考核机制摒弃重痕迹、轻实绩的倾向,让基层党组织把重心放在围绕经营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上,使得党建工作由重形式变为重实效。
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放大融合示范效应。结合行业特点,企业深耕“党建+”特色品牌创建,聚焦民生保供、市场攻坚、科创赋能、惠民服务,开展辨识度
高、见效快的党建项目。用党建品牌来夯实基层建设,用党建软实力来赋能企业经营硬实力,实现党建与企业发展双向赋能。企业坚持典型引路、以点带面,评选出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先进党支部、攻坚团队、岗位先锋等,总结推广一线可复制的经验,以标杆带动全域提高,促进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整体提质。
严守从严作风底线,护航企业稳健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对企业稳健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江盐集团坚持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党风廉政建设与合规经营,把党风廉政建设、作风建设贯穿生产经营的全过程。紧盯物资采购、产品销售、仓储物流、项目建设、资金运转等廉政风险点,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体系,筑牢廉洁经营防线。企业坚持党风廉政建设与作风建设常抓不懈,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廉政之风、务实之风和创新精神,严格遵守纪律规矩,自觉接受监督,努力创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结语
未来,企业应从党建与民生保供、市场经营、科技创新、作风建设四个方面出发,全面推动党建与各项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不断健全完善机制、创新载体形式、提高工作实效,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发展的优势,履行好国企的政治、经济、社会责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某大型公立医院多院区后勤管理标准化建设实践探索
李昕
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与区域均衡布局,大型公立医院“一院多区”模式快速推广。多院区建设有效拓展医院医教研业务空间,补齐硬件资源短板,但院区分散、管理范围扩大,对医院精细化、同质化运营提出更高要求。后勤保障是医院稳定运行的基础,直接影响医疗服务质量与整体运营效率,传统单院区后勤管理模式已难以适配多院区运营需求。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医院智慧管理分级评估标准体系(试行)》[1],将设施设备运维、后勤运行保障纳入智慧管理评价范畴,对后勤服务、安防保卫、医疗废物处置、楼宇智能管控等工作明确智慧化建设导向。推进多院区后勤标准化、同质化、智慧化建设,已经成为多院区医院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现实课题[2-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以下称案例医院)目前已形成西城院区、通州院区、顺义院区“一院三区”协同发展格局,各院区错位发展、功能互补。随着院区全面运行,后勤分散管理的短板逐步凸显。本研究以案例医院实践为基础,探索大型公立医院多院区后勤标准化建设可行路径,为多院区公立医院后勤管理高质量开展提供参考。
1.案例医院后勤管理现实困境
1.1管理制度与服务标准不统一
由于3个院区建设时间跨度较大,西城院区(主院区)长期沿用适配老旧硬件的后勤管理模式,而通州、顺义院区(新建院区)依据不同建设标准独立制定制度体系,形成典型的“一院多制”格局。各院区后勤作业流程、现场服务要求、质量管控尺度存在明显差异,缺少统一的后勤服务过程监督口径,尚未形成可量化、能够横向对比的考核、评价与奖惩制度。医院前期曾尝试推行主院区统筹下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但受院区之间地理距离阻隔、管理人员固有认知差异等现实因素影响,出现信息传递阻滞、跨院区决策链条拉长、部分岗位权责边界模糊等问题,难以凝聚后勤管理整体合力[4]。
1.2设备运维管理体系碎片化
案例医院3个院区设备采购计划相互独立,预算编制阶段缺少全院层面统筹规划,各院区分别建立自身设备台账,巡检周期、维保作业执行标准互不统一。
大量运维工作依赖各院区管理人员过往经验开展,院内缺少能够覆盖全部院区的统一监管载体。锅炉、电梯、配电系统等关键设备安全风险由各院区自主管控,总务处难以站在全院视角研判设备整体安全态势,尚未构建起覆盖故障处置、环境管控、检修作业、人员培训和考核评估的完整标准化链条。院内出现同类设备维保执行频次不一致、备件分散储备、故障抢修处置能力不均衡等现实问题,增加设备运行潜在安全隐患[5]。
1.3信息化建设缺乏统一顶层设计
各院区后勤信息化系统均按照单院区业务需求分期立项建设,前期没有开展全院统一顶层规划。楼宇自控、能耗监测、安防监控和维修维保等数十套后勤子系统分散部署在不同院区,系统接口标准不统一,业务数据相互割裂。在跨院区人员支援和突发事件处置场景中,跨院区、跨系统协同处置效率低下,无法支撑后勤管理部门开展集中管控与数据分析决策。管理人员开展全院后勤运行状态研判时,需要登录多个业务系统,汇总多份独立报表,不仅抬高了内部管理成本,还容易发生信息错漏、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6-7]。
1.4后勤人员队伍能力不均衡
3个院区后勤在编职工共计44人,50岁及以上人员占比63.6%,人员队伍老龄化问题突出。改革之前,3个院区后勤岗位设置标准、人员储备规模、绩效考核规则均由各院区自行确定,不同院区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差距较为突出。部分高龄职工具备丰富的传统现场运维经验,但对于智慧化设备和信息化管理平台操作掌握不足;通州、顺义新建院区后勤人员整体年龄结构年轻,但缺少大型综合医院复杂医疗场景运维处置经验。受院区地理位置分隔、现有排班模式约束,跨院区人才联合培养、人员机动支援机制落地难度较大,人力资源不能根据各院区业务高峰和重大保障任务等实现灵活调度。
1.5外包服务管控难度大
伴随新建院区全面投入运营,后勤外包业务体量持续扩大。3个院区外包服务商超过90家,外包工作人员超过3000人,每日院内流动外包人员接近万人次。外包业务覆盖物业保洁、设施维保、安保、洗涤和医疗废物转运等多个领域,且多属于人员密集型业务,部分作业环节安全风险较高,外包经费在后勤整体支出中占比很高。改革前主要依靠各院区管理人员现场巡查开展监管工作,受管理人员人力有限、院区空间分散限制,很难实现外包作业全过程监管,实际运行中出现作业标准执行打折扣、外包人员流动性大和岗位培训落实质量参差
不齐等管控难点[8]。
1.6考核评价体系不统一
缺少一套3个院区通用的后勤量化考核指标,未形成完整评价、反馈和奖惩闭环管理机制。物业运维、设备维保、能耗管理等业务的服务质量、作业效率和成本管控指标均由各院区单独设定,无法开展院区间横向对标分析。后勤管理质量改进缺少客观的数据导向,难以精准定位各院区后勤工作短板,持续质量改进缺少有力抓手,制约了全院后勤整体保障质量提升[9]。
综上,案例医院后勤管理核心痛点集中在管理层面缺少各院区同质化统一管控机制,业务层面存在标准、数据、业务、流程、接口和界面等6方面割裂。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技术构建标准化体系,打通多院区业务壁垒,成为破解后勤管理困境的可行路径[10]。
2.案例医院多院区后勤标准化管理体系构建
案例医院以实现3个院区一体化管理为核心目标,围绕运行质量提升、作业环境改善、保障医疗服务、运行成本管控、工作效率提升、减少资源浪费、安全风险防控、设备专业保障和后勤稳定供给等9项核心目标,立足人、事、地、物和设备等5大管理要素,搭建标准化管理体系[11](表1)。
2.1安全管理标准化
安全管理是多院区后勤管理的首要任务。改革阶段,医院针对场所环境、设备设施和作业活动开展全面风险辨识,梳理后勤全链条风险点,建立全院统一的风险数据库,落实风险分级评估、台账登记与现场风险点位标识工作,对锅炉房、配电间、液氧站等高风险点位增加巡检频次,实施差异化管控。结合人员结构,分别为在编职工和外包人员设置安全生产培训体系,内容覆盖设备操作规程、隐患识别和应急处置等,人员考核不合格不得上岗。院内开通安全隐患“随手拍”上报通道,实现隐患上报-派单-整改-验收闭环处置。对锅炉、电梯等特种设备,设置任务前置提醒功能,杜绝设备超期维保运行。关键设施加装物联网传感器,实时采集运行参数,出现异常自动推送告警信息,推动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筑牢各院区后勤安全底线。
2.2设备管理标准化
针对各院区设备运维碎片化问题,医院统一设备管理全业务流程,将台账登记、巡检、维修、维保和备件管理等全部纳入标准化管控。后勤人员完成全院后勤设备盘点,整合设备台账,统一设备分类编码,消除各院区台账统计口
径差异。全面推行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完整留存设备从采购入库到报废全流程资料,对配电、锅炉、医用气体、空调等关键设施实行全院统一管控。摒弃被动抢修模式,落实预防性维护,参照行业规范统一巡检维保周期、作业内容与验收标准,保障各院区同类设备作业标准一致。建立全院备件统筹机制,梳理通用备件清单,推动备件跨院区调剂,减少重复储备带来的资金占用,提升故障抢修响应能力[5]。
2.3应急管理标准化
多院区医院突发事件存在事发地点不确定、需要跨院区统筹调配人和物资的特点。结合院区分散现状,医院搭建7级应急响应标准化体系,涵盖预警分级、现场定位、多渠道告警通信、应急调度和预案数字化管理等内容。通过信息系统实现多渠道消息推送,打通多终端融合通信。遇到突发事件时,可快速组建线上处置会议,现场人员可回传视频便于后方研判。对全院危险源进行数字化标记,建立统一应急物资台账,实现全院物资统一调度、应急通讯录自动同步。将分散的应急预案完成结构化数字化改造,规范编制审批流程。同时,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实战演练,开展复盘评估,依据问题修订预案,形成“预案-演练-评估-修订”完整闭环,全面提升各院区后勤突发事件协同处置能力。
2.4服务质量标准化
为实现各院区后勤服务同质化,医院组织后勤管理人员、临床代表及行业专家编制全院统一的后勤服务质量标准,覆盖物业、维保、洗涤等核心业务,细化岗位作业内容、频次、响应时限与现场规范,缩小新旧院区服务差距。通过指标筛选、释义和权重赋值,结合专家意见与临床反馈,构建包含作业质量、响应时效和医患反馈的量化评价体系。从人员、设备、物资、制度和作业环境5个维度重塑业务模式,将服务标准纳入外包合同,评价结果与服务商考核和费用支付直接挂钩。常态化收集临床意见,针对服务短板开展专项整改,依靠标准化指标持续优化服务,确保不同院区临床科室获得同等水平的后勤保障服务。
2.5成本管理标准化
针对多院区后勤成本分散管控、难以横向对比的痛点,医院搭建全院统一的成本核算框架,将后勤成本划分为外包物业、物资采购、设备购置、能源消耗、维修维保和工程改造6类,将洗涤、医废处置等外部服务纳入核算。落实3级能源计量,实现水、电、气、热等分建筑、楼层、科室采集,为能耗分析和节能改造提供基础。设计多维度成本报表,支持同比、环比、科室核算等分析
功能,每笔支出均可溯源到院区、项目与责任部门,实现成本可视可控。管理人员可横向对比各院区同类项目经费消耗,识别浪费与节能空间,为预算编制和项目立项提供客观依据,推动后勤经费管理走向精细化[9]。
2.6人员管理标准化
面对后勤队伍老龄化和院区人员能力不均衡的问题,医院实施全院一体化人力资源规划,统一全院后勤岗位设置、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改变各院区自定岗位的旧模式。出台全院统一绩效考核制度,将安全履职、设备运维、临床评价、成本管控和培训结果纳入考核,保障同岗位考核口径统一。建立分层分类常态化培训,面向年长职工重点培训智慧平台与新设备操作,面向新建院区年轻人员强化复杂医疗场景运维实训。搭建跨院区轮岗学习与机动支援机制,在重大保障或人员紧缺时可跨院区调配人力。通过标准化建设推动后勤人员由经验型向专业技术型转变,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均衡各院区保障能力,降低整体人力成本。
2.7信息管理标准化
信息管理标准化是多院区同质化管理的数据底座。医院首先统一信息化规范与基础数据标准,对设备编码、工单、风险等级和成本分类实现全院统一。账号权限集中管控,岗位变动则同步调整权限。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体化综合运行支撑管理平台,采用“一平台三院区”部署,对接消防、门禁等原有异构子系统,实现跨院区数据互通。项目分期实施,优先落地通州院区,对接顺义院区模块,西城院区预留接口;打通业务与数据壁垒,把制度转化为系统规则,为标准化落地提供技术支撑[7]。
2.8采购管理标准化
强化采购全院统筹,预算阶段统一谋划全院后勤设备与服务项目,兼顾各院区业务差异需求,编制全院后勤年度采购计划。统一采购审批流程,明确不同金额项目审批节点与岗位职责,同类项目全院执行相同审批逻辑。推行全院集中招标、统一配送,物业维保和通用物资全院招标,各院区按需申领,减少重复招标,提升议价能力。完善采购全流程制度,规范需求编制、供应商遴选、合同和验收,做到全程留痕。强化人、财、物精细化管控,从源头规避物资不兼容带来的运维难题。总务处建立需求论证和服务商履约复盘机制,持续优化院内采购流程。
2.9监督评价标准化
标准化体系建成后,依靠统一监督评价检验成效,避免制度流于表面。医院建立覆盖各院区的一体化后勤考核机制,围绕安全、服务、设备运维、作业效率和成本控制设置量化指标,明确指标数据源、计算口径和评分规则,实现院区横向对标。考核对象包含在编后勤人员以及全部外包服务商,考核结果与职工绩效、外包服务商履约评分和服务费用直接挂钩。建立考核反馈、整改下达和复查复核闭环,强化整改任务的跟踪落实和反馈。医院每年结合政策、业务和临床反馈修订指标权重,使之更贴合本院业务实际,以考核驱动业务改进,保障各维度标准真正落地执行。
3.实施成效
标准化体系与一体化管理平台落地后,医院后勤管理效能得到明显提升。管理方面,破解了“一院多制”困境,3个院区后勤制度、服务及考核标准实现统一,院区协同能力显著增强。业务效率方面,一站式后勤服务使工单平均响应时间缩短32%,故障处置时长下降27%,临床后勤满意度由81.2%升至94.7%,服务投诉明显减少。成本管控方面,依托统一核算与3级能耗计量,后勤能耗同比下降8.3%;外包经费实现精细化管控,经费支出可控可追溯,能够有效支撑预算优化。安全方面,借助物联网实现风险前置预警,隐患闭环整改率100%,未发生后勤类安全责任事故。信息化方面,打通了多院区“信息孤岛”,自动提取各类后勤业务数据,减轻了管理人员统计负担,夯实了智慧管理基础。
4.实践启示
4.1顶层设计是改革的先决条件
多院区后勤改革不宜局部修补、分院区碎片化整改,需立足医院整体战略,确立“一体化管理、同质化服务、差异化发展”思路,自上而下系统性构建体系。院级管理层要重视后勤的战略保障作用,在组织架构、人力和信息化经费上予以配套支持,破除院区本位主义。改革涉及多方利益调整,如果仅靠后勤部门推动,制度易流于表面,难以落地见效[4]。
4.2完备的标准化制度体系是同质化管理的核心根基
多院区管理的诸多矛盾源于制度、服务和考核标准不统一,仅靠人工现场巡查无法弥合新旧院区软硬件差距。医院需搭建覆盖安全、设备、应急、服务、成本、人员、信息、采购和监督全链条的标准化体系,明晰业务流程、量化指标与岗位职责,形成可执行的制度文本。编制标准时,充分调研各院区实际,守住全院统一底线,兼顾新旧院区客观差异,拒绝简单“一刀切”,保障标准
可落地[8]。
4.3智慧信息平台是标准落地的重要技术支撑
纸质制度难以确保全员严格执行,要通过信息标准化将管理制度、业务流程转化为系统强制节点,将静态制度转化为管理效能。一体化平台建设可以破除多院区间的“信息孤岛”,实现跨院区业务协同,推动后勤管理从人防转向技防、由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使管理人员从事务统计转向风险研判和质量改进。信息化建设要业务标准先行,强化业务与技术协同[6,12]。
4.4常态化迭代改进是标准化长效运行的保障
多院区后勤同质化并非一次性建设任务,随着医院规模、院区功能、设备和行业政策变化,管理要求也会动态变化。医院应建立标准动态迭代机制,收集临床反馈、考核及系统运行问题,及时修订制度流程,常态化开展制度培训;定期复盘标准落地成效,及时纠正执行偏差,保持标准化体系活力。
4.5以人为本、坚守安全底线是根本导向
后勤的核心是服务临床与医患,保障医疗业务连续运转。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标准化建设要将安全嵌入全部业务流程;正视后勤队伍老龄化、能力转型难题,依托统一岗位体系、分层培训和绩效激励调动人员积极性。集团化背景下,后勤属于医院运营战略支撑板块,标准化建设要统筹安全、服务、效率和成本等多重目标,服务医院高质量发展。
5.结语
“一院多区”是大型公立医院扩大优质医疗服务供给的重要路径,后勤标准化建设是多院区医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案例医院的实践证明,采取顶层设计引领、标准化体系构建和智慧平台赋能三位一体实施路径,能够有效化解多院区医院后勤制度不一、标准各异和数据割裂等现实难题,实现后勤同质化保障与精细化管理。
当前,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为医院智慧后勤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13]。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标准化前提下的智能化自适应管理模式,平衡全院同质化管理要求与各院区差异化业务需求,破解后勤队伍老龄化转型带来的现实挑战。
从百亿市值到千亿阵营沪电股份的PCB进阶路
创业故事联合调研组
(2026年10月27日)
编者按:一家企业的创业史,往往藏着一个时代的经济密码。凡基业长青者,皆有来路可循。上市公司的价值内核,不只藏于财报数字之间,更镌刻在创业求索、创新突围、迭代升级的奋进征程之中。
为落实新“国九条”关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部署,立体展现深市公司开拓进取、守正创新的精神风貌,本报今起推出“创业故事”系列报道。联合调研组深入一线,探寻深市公司鲜活发展细节,忠实记录从技术攻坚到产业化落地、从初创拓荒到依托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成长脉络,呈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让广大读者更好领略中国实体经济向上生长的澎湃力量。
印制电路板(PCB)被称为“电子产品之母”,从手机、家电,到汽车和人工智能(AI)服务器,都离不开这块绿色的“底座”。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电股份”)的故事,就从这块绿色“底座”开始。1992年,创始人吴礼淦、陈梅芳夫妇在昆山起步,从一笔笔订单做起,开启了公司的创业之路。
历经34年发展,沪电股份已成长为全球PCB产业的佼佼者。资本市场同样给出了积极回应——自2010年登陆深交所至今,公司已从上市首日的百亿元市值跻身千亿元市值行列。而2026年三季度业绩预告则进一步印证了其增长韧性:预计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净利润预计54.5亿元至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0.54%至109.74%。
业绩的强劲增长,离不开AI算力对高端PCB的结构性需求。在这一轮产业浪潮中,沪电股份如何巩固优势?记者近日走进昆山工厂园区,试图从一线找到答案。
一、从昆山到深交所上市铺就技术进阶之路
中国PCB产业的整体崛起,是沪电股份快速成长的时代背景和产业土壤。自2006年起,中国PCB产值跃居全球第一,近年来占全球份额始终维持在五
成左右。以珠三角、长三角为核心的电子产业集群,构筑起坚实的产业底座,使得中国制造的PCB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品已实现全球化供货。
回顾沪电股份三十多年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扎根期”(1992—2010年)。公司在昆山扎根,从双面、四层普通消费电子PCB做起,逐步转向中大板面、厚板、高多层PCB,面向数据通信基础设施领域,并进入到汽车电子领域,确立数据通信和汽车双业务赛道。
2010年,沪电股份在深交所上市,IPO募资总额12.8亿元,成为这一阶段的关键转折。陈梅芳回忆:“在深交所上市,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完成了搬迁加扩建。有了资金,公司迅速砍掉消费电子业务,切入数据通信领域,完成新建产线、技术升级。”上市带来的不只是资金,还有更规范的公司治理、更清晰的人才激励、更从容的技术转型空间。
值得关注的是,深交所持续陪伴企业成长。陈梅芳介绍:“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来企业调研时也会关注我们的扩产进度。”深交所还通过“一对一”沟通方式,对信披、公司治理、股东回报、股权激励等规则问题,为企业答疑解惑。对长周期的PCB产业而言,这种稳定的制度环境,为后续的产能扩张和研发迭代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二阶段是“升级期”(2010—20XX年)。借着昆山“退二进三”搬迁的契机,沪电股份青淞厂区按照高多层数据通信板的要求设计,新建了20层以上高多层板、HDI(高密度互连板)等高阶产能的产线。这次战略转身,让沪电股份在20XX年5G基站建设高峰期成为主要受益者,当年沪电股份的归母净利润约为12.06亿元,同比增长约111.41%。
眼下,沪电股份已步入第三阶段。这一次的关键词是“AI放量”。AI正在把PCB从低端制造推向高端精密制造。从多层板、HDI,到高速材料、封装基板,AI算力军备竞赛背后,承载着一整条PCB产业链的价值重估。
为何沪电股份能抓住这轮AI机遇?“不是我们踩准AI风口,而是本来就在PCB这一赛道上。”陈梅芳坦言,“公司早年服务通信客户,积累了生产高性能、高信赖的PCB板的工艺能力和产品经验。”
灼识咨询数据称,按2025年收入计,沪电股份位居全球PCB制造商前列,并在数据通信PCB、数据中心PCB、22层及以上PCB等细分市场占据领先位置。
从昆山起步,到深交所上市完成技术升级,再到站稳全球AI算力基础设施的“骨架”位置,沪电股份三十余年的三段式跃迁,既是一家电子制造企业的进化史,也是中国PCB产业突围的缩影。
二、从5G到AI:技术积累夯实算力底座
PCB层数越高、纵横比越大,工艺窗口就越窄,良率控制也越难,这对制造
端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陈梅芳随手比画着PCB的层数,“一般PCB板约3毫米厚,沪电股份做的厚产品可到14.6毫米,我们能做100层以上,技术难度非常高!”
而这恰恰是沪电股份多年来服务通信客户、应对高标准要求所积累的本事。陈梅芳回忆:“早期还得从国外请工程师、买设备,去做通信板,下游客户对产品指标、交付与验证流程要求严苛。做一块板、测试运行、判断稳定性,至少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才决定能否通过认证。”沪电股份的工艺标准、品质要求不断拔高,这样才接得住AI服务器、数据交换机的订单。
PCB行业还有“连带赔偿”的规矩。陈梅芳向记者解释:“PCB板子运行出错,上面贴装的芯片、元器件要一起赔。”
沪电股份能够接住AI带来的机遇,离不开5G时代的技术积累。5G基站电路板对信号完整性、散热性和可靠性要求极高,这些技术能力和工艺经验,恰好可以平移到AI服务器领域。
从上游看,尽管北美服务器厂商在尝试简化电路板设计,但AI服务器机柜越来越大,需要将更多功能集成到一块大型基板上减少连接点,这对电路板的要求反而更高。大型基板需承载所有芯片,如同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且篮子必须足够结实。
眼下,更多PCB厂家涌入AI高阶板领域,外界不免担心同质化与价格战。“入场者多、通关者少,高多层板的认证很难,这本身就是门槛。”陈梅芳介绍,尽管AI爆火,沪电股份仍保持客户结构的多元性,除了AI服务器、数据交换机等通信业务订单,汽车板、工业控制板的订单也持续承接。
一家来自长三角的数据通信设备商企业市场负责人对记者介绍:“25年前,第一次跟沪电股份合作背板产品,如今,合作产品已经拓展到了高速网络交换机、路由器等领域。”目前,沪电股份与5家主要终端客户的合作时间在20年以上。
AI时代,能做高阶电路板的公司,业绩跟着GPU厂商,一路腾飞,也愈发重视投资者回报。公司10月16日公告称,控股股东提议,针对2026会计年度实施的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22亿元。
当全球算力竞赛进入硬件决胜阶段,PCB产业链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高盛认为,随着AI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产能持续扩大且利用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对AI领域的PCB市场持乐观态度。
目前,深交所已聚集约30家PCB上市企业,总市值约1.37万亿元,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产业板块。其中,沪电股份与深南电路、鹏鼎控股、东山精密、胜宏科技等头部公司,均加入千亿元市值阵营。这些企业虽同处PCB高景气赛道,但各自依托自身技术积淀,既有技术、产品路线的差异化布局,也在数据通信、汽车电子等市场直面同位竞争,多元并进,共同构筑起中国PCB产业的领先格局。
沪电股份董秘李明贵是跟随吴陈夫妇创业的老员工,他透露:“公司也在加快资本开支以满足客户群体需求,2026年上半年资本开支超过35亿元,近两年宣布的投资规划超过前30多年的投资总额。”
三、从中国到全球:产能网络织就交付弹性
全球化始终根植于沪电股份的基因之中。创业之初,订单便来自全球各地;如今,外销占比已稳定在80%以上。2022年,公司设立泰国生产基地,随后上下游配套企业也陆续跟进布局。陈梅芳坦言,此举意在满足海外客户对本地化供应和供应链多元化的需求,泰国生产基地在2026年已迈入规模化运营期。
李明贵介绍,算力订单要效率,昆山的配套设施齐全,水电稳定、熟练老师傅都在岗,更适合做高端板;海外客户要的是产地全球化布局,保持供应链稳定。因此昆山总部继续“啃”最高等级的产品,待工艺成熟后再交给湖北黄石、泰国生产基地。
当前,泰国生产基地已实现30层以内相关PCB产品批量量产,从产能爬坡期逐步迈入规模化运营期,2026年前三季度实现扭亏为盈。
去年至今,外资机构不止一次组团前往泰国生产基地调研。全球化对沪电股份而言,不仅仅是产品外销,更在生产效率与供应链约束之间,搭建起一套可灵活调配的产能网络。
当前,PCB产业正处于由AI驱动的强劲上行周期,产能供给维持高位、有效产能受限,东亚供应链尤其是中国的PCB制造商受益最大。
“公司目前的研发聚焦于高速、高密度数据通信等下游应用领域。”沪电股份技术负责人介绍,就数据通信而言,重点研发高速材料、信号与电源完整性、复杂高密度结构,多层压合PCB的产品可靠性。
中证鹏元研究发展部资深研究员翁欣表示:“PCB在散热、隔离等综合功能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推动行业迈入长周期强劲发展阶段。随着全球核心算力产品的大规模批量出货,行业景气度有望迎来拉升,产能利用率攀升与订单饱满,将在业绩端得到直接验证。”
面对外界对PCB行业的乐观预期,陈梅芳的态度更为笃定。她表示:“我们只做PCB一件事,相信未来20年,没有其他国家能超越中国的PCB。”
打造“一盘棋”形成“一张网”关于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调研报告
河南省供销合作社监事会
近年来,河南省供销合作社以“三动推进”做好顶层规划,推进为农服务中心、龙头企业、基层组织、社村共建四项建设,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方式,依托标准建设、多类托管、数字赋能、延伸产业链,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社企发展,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国家队”的品牌形象,得到了政府认可、市场认同、农民好评。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强化“三动推进”,做好顶层规划
高位推动。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时任省委书记先后5次、省长先后4次,对供销合作社做出批示,要求供销合作社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发挥应有作用。河南省社成立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推进专班,定期研究工作落实,及时化解存在困难与问题,建立定期通报、约谈机制,共开展专项督导6次,排查项目县47个,发现并整改问题165个。
政策驱动。财政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支持供销合作社独立负责试点项目管理,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发现问题即时研判解决。省财政厅支持供销合作社建设为农服务中心。省社设立并提取内部合作发展基金370万元,12个省辖市35个县级社共提取基金1272万元,用于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
示范带动。2024年6月,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现场会在信阳市召开,“为农服务中心+村‘两委’+农户”的淮滨探索向全国推广。今年6月,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训班在南阳市举办,通过实地观摩、现场教学、研讨交流等方式推广南阳做法。河南省社三次召开现场推进会,通过比速度算时效账、比产量算增收账、比质量算成本账、比变化算生态账,让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深入基层、落到实处。
(二)突出“服务主体”,推进四项建设
推进为农服务中心建设。充分利用财政资金、政府专项债、社会资本等,以乡镇为重点,高标准推进不同类型的为农服务中心建设,打通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全省系统共建成综合性为农服务中心81个,生产性为农服务中
心816个。推进龙头企业建设。河南省社重组六大集团,通过资本、股权、业务联接,实现全省“一盘棋”“一张网”。河南省农服集团与17家县社农资企业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24万亩次,销售化肥19万吨。全省系统组建县级农资企业230家,通过“县域企业+基层网点”的方式,建设农资配送中心131个、农资经营连锁门店2.36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254个、庄稼医院3965个,形成了完善的农资经营服务网络。
推进基层组织建设。河南省社以“千县千社质量提升行动”为抓手,扎实推进基层组织建设。通过资产剥离、新老划断、分类改造,规范提升基层社为农服务能力;通过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及联合社、农民经纪人协会及其它经营服务网点,强化组织体系建设;通过完善流通网络、拓展经营领域、发展农村电商,强化经营体系建设。目前全省系统建成59家示范基层社,带动152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25家为农服务中心协同发展。
推进社村共建。65个涉农县加强与村“两委”的合作,通过“供销合作社+村级党组织+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方式,为农民提供耕、种、管、收、储、加、销全流程服务,科学破解了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土地碎片化、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后管护、村集体经济发展等“三农”关键难题。郾城区新店基层社通过社村共建,开展玉米密植滴灌全程托管服务,亩产达1600斤,增加农民收入40万元。
(三)抓住“服务主业”,创新服务模式
制定服务规范。河南省社以全资企业为主体、控股企业为补充,建立了全省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名录库,实行动态管理和黑白名单制度,目前在库服务主体165个。以场所、人员、设备、制度等9个要素为基础,科学设置了服务标准范本。以位置、面积、作业、价格等为主要内容,规范制定了服务合同文本。以主体、合同、质量、评价等为主要依据,出台了服务验收操作指南,确保服务的规范开展。
创新服务方式。根据农民需要,立足供销合作社实际,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实化服务内容。许昌市社按照“公司+银行+担保+保险+农户”的模式,实现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兰考县社积极参与高标准农田管护和运营,探索“五统一”生产托管服务方式,实现了托管服务规模化、资源利用集约化、农民增收持续化、供销合作社发展快速化的四化同步发展。浚县供销合作社为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9家分公司和服务队,覆盖全县各镇街道,打
造县域农服龙头企业,按照“公司+村集体+农户”的方式,开展全托管服务11.06万亩。
数字赋能发展。长垣市供销合作社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数字平台,汇集气象等实时数据,依靠大数据分析,形成数字决策方案。借助北斗定位技术,实现物联网数据接入,收集服务期间影像资料,记录服务过程,对全市服务主体实行动态管理,实现了农业生产立体化感知、精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和可视化操控。
延伸服务链条。积极拓宽服务领域,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从产前向产中、产后延伸。确山县朗陵供销合作社探索“订单农业+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的“三产融合型”农业社会化服务路径,带动农户种植荠菜、红薯5万多亩,日产酸辣粉9万桶,初步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四)呈现“四个成效”,达到各方共赢
农业增效。通过集中耕地连片作业,种植面积增加1%至3%,粮食作物每亩增产3%至5%;通过使用优质化肥、测土配方施肥,控制化肥使用量,减少肥料面源污染,每亩减少化肥使用量5%至10%;通过统防统治科学用药、精准用药,降低农药使用量10%至15%,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率90%以上。
农民增收。通过农业生产资料的集采集配和优化组合、精量播种、农业社会化试点项目实施,综合测算,每亩农户增加收入60元至110元,同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叫响了“农民外出打工赚钱,供销合作社为农民科学种田”的口碑。村集体每亩获得居间服务费10元至20元,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了资金支持。
供销合作社发展。河南省供销合作社通过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拓宽了服务领域,提升了服务能力,健全了服务体系。2025年,全省系统控股的龙头服务主体达165家,同比增加55.7%,全资服务主体120家,同比增加71.4%;全省系统承接全托管试点任务192万亩。
受到各级党委、政府认可,社会关注。2023年至2024年“三夏”期间,全省系统组建1501支机收服务队,组织农机设备2.5万台,收割小麦500多万亩,烘干小麦17万吨,省委、省政府给予肯定。近两年,全国和省“两会”期间,关于供销合作社服务“三农”的建议和提案超过10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二、存在的问题
(一)服务能力仍需加强
目前,全省系统纳入名录库管理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仅有165个,缺乏省市县三级共同持股、协同联动的大型涉农龙头企业,在强化层级联结、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整合资源打造服务联盟等方面短板明显,难以形成服务合力,亟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创新运营模式加以改善。
(二)人才队伍断层
供销合作社系统人才老化、断层现象较为严重,缺乏懂经营、善管理、熟悉农业农村工作的专业人才,“待遇偏低、晋升受限”成为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主要原因,严重制约了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
三、建议
(一)培育壮大服务主体
整合系统资源,培育省市县三级协同联动的涉农龙头企业。持续推进为农服务中心提质扩面,因地制宜建设综合型、专业型、平台型服务站点。深化基层社分类改造,打造一批示范基层社。扩大“村社共建”覆盖面,通过“供销合作社+村集体+农户”模式,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及联合社,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服务体系。
(二)搭建联合持股平台
聚焦“层级联合、股权设置、业务链接、政策支持”核心环节,深化调研论证,按照“一县一公司”布局,组建省、市、县供销合作社联合持股的为农服务企业集群,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夯实服务基础,提升供销合作社经济实力与专业化服务能力。
(三)组建省级农服联盟
依据省政府相关改革意见,按照“政府主导、农业农村部门主管、供销合作社主办”原则,借鉴山东、浙江、湖南等地经验,开展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与资源调研,争取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支持,适时成立河南省农业社会化服务联盟,推动服务资源整合、标准统一、信息共享,助力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四)继续做好项目督查
经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被列为2025年省级督导检查备案事项,目前,两个工作组已完成5个省辖市23个项目县的督查工作,下一步将继续“以资金量大、资金兑付率低的县”为重点,开展督导检查工作。
(五)健全人才培育机制
通过现场培训、在线交流、文件指导等方式,加大对基层的培训力度。进一步完善培训内容,对市县级供销合作社主任的培训侧重于背景意义、整体谋划、资源整合等宏观方面,对业务科长和基层社主任的培训侧重于业务规范、操作指南、案例分析等微观方面,分类施策,提升培训效果。
贵州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实践探索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农业农村局闵迪
摘要: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是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贵州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受地形制约,建设成本居高不下,亟须引入社会资本缓解财政压力。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总结分析当前贵州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多元化投入的难点堵点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探索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标准农田建设;社会资本;多元投入机制;问题;建议;贵州
省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
举措,是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统筹农业资源开发、推动农业现代化以及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重要战略部署。贵州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面临一个核心矛盾:山区农田建设成本显著高于平原地区,亩均投入需超过4000元才能达到实效[1,2],仅依靠财政投入远远不够,亟须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
1.基本情况
近年来,贵州省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出台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的通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2023—2035年)的通知》,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贵州省积极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规范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出台了《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贵州省分行关于积极利用政策性金融支持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设的意见》,探索创新金融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共同推动贵州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新成效。
2.当前贵州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的困境
2.1地形制约与资金压力并存
一是建设成本居高不下。贵州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山地和丘陵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92.5%,其中喀斯特地貌占全省总面积的61.9%,耕地破碎度高,田块小且分散,平均每个地块面积不足0.1公顷,坡耕地占比大,15°以上坡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耕地“细碎化”程度高,农田整治需要大量土石方工程,配套基础设施(道路、水利)建设难度大、成本高。相较于平
原地区,贵州高标准农田建设亩均投资需达4000元才能达到实效[1,2],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一些山区,由于地形起伏大,交通不便,施工难度大,建设成本高,导致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不高[3,4]。二是社会资本顾虑回报周期。山区农田改造工程量大、施工周期长,加之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周期性特点,导致投资回报周期较长[5]。社会资本普遍期望在5~7年内收回投资,而农业项目回报周期往往长达10年以上,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矛盾。特别是当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时,项目收益不确定性增加,进一步影响社会资本的参与意愿。
2.2盈利模式不可持续
一是过度依赖指标交易。现有收益主要来源于新增耕地指标、“旱改水”指标交易。然而,这种模式面临双重局限:一方面新增耕地资源有限,随着时间推移,可新增的耕地指标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指标交易市场波动较大,受土地政策调控影响明显,存在不确定性。过度依赖指标交易收益,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二是产业融合度不高。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后续农业产业发展协同不足,存在“重建设、轻产业”的倾向。农田基础设施改善后,但相应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建设滞后,未能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的经济价值。部分项目区仍以传统粮油种植为主,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不足,导致农田产出效益提升有限,影响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
2.3参与主体结构失衡
一是参与主体单一化。当前参与的社会资本以大型国企、政策性银行(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民营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多元主体参与不足。二是农民主体地位弱化。虽然建立了“六方会审”机制,但农民代表在项目决策中的话语权仍有限。同时,农民参与建设多限于劳务层面,在规划设计、质量监督等环节的参与深度不够。三是村集体作用未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连接农民与市场的关键纽带,在项目中的组织协调作用和利益分配地位不够突出。村集体在项目收益分配中的比例偏低,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虽然政策提出“把更多利益留给村集体和当地群众”,但具体操作中缺乏制度化保障,村集体在项目决策、收益分配中的话语权较弱。
2.4项目管护机制不健全
一是管护资金缺乏保障。财政资金未将管护费用纳入预算安排,村集体和农民自主管护能力有限,社会资本退出后设施维护面临资金困境。虽然2021年
联合制定出台的《贵州省农田建设项目工程管护实施细则(试行)》中要求“各县应根据项目工程管护需要合理安排年度管护经费,每年可从下达到县的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中提取2‰补助管护专项经费,鼓励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筹集项目工程管护资金”,但管护资金比例偏低导致后期使用无法实际解决问题[4,6]。二是社会资本退出机制不完善。目前缺乏社会资本退出的制度化安排,特别是通过项目公司模式参与的社会资本,退出渠道单一。如大方县项目约定“合作时限届满尚有合作项目处于在建及管护状态,合作时限经双方确认后相应顺延直至在建项目竣工验收及管护期结束”,但未明确具体的退出方式和补偿机制,增加了社会资本的投资顾虑。
3.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多元化投入的几点建议
3.1创新融资模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一是推广“新增耕地指标+”融资模式。在现有指标融资基础上,探索“新增耕地指标+土地经营权质押+政府风险补偿”的组合担保方式,提高项目融资能力。建立省级统筹的指标交易平台,对新增耕地指标、产能指标进行统一收储和交易,稳定指标价格预期。推动金融机构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贷款”产品,提供中长期优惠贷款,匹配项目回报周期。二是深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基金运作。优化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基金投资机制,扩大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投资比例和覆盖范围。放宽基金投资标准,对具有稳定现金流的高标准农田项目,适当降低净资产门槛,扩大受益面。设立基金“风险池”,对投资高标准农田项目可能产生的部分损失进行补偿,提高社会资本的参与意愿。探索建立基金与政策性银行的“投贷联动”机制,形成“基金投资+银行贷款”的融资支持体系。三是创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应用。鼓励地方政府发行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债券,重点支持项目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相结合,通过产业收益增强债券偿还能力。
3.2优化参与机制,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
一是推广“六方会审+三方共建”机制。在全省范围深化推广“六方会审”和“三方共建”机制,强化农民和村集体在项目全周期的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2,7,8]。建立农民代表列席项目公司董事会制度,保障农民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在项目设计阶段,增加农民需求调查权重,确保建设内容符合农民实际需要。二是创新村集体主导的微小型项目模式。针对山区地块分散的特
点,在大型项目之外,探索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实施的微小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对500亩以下的工程,由村集体直接申报实施,财政资金按“以奖代补”方式支持。鼓励村集体以集体土地经营权、资产资金等入股项目公司,分享长期收益。通过组建群众务工队伍参与建设,为村集体主导模式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扩大其决策参与权和收益分配权。三是探索“保险+”管护模式[2]。研究出台“高标准农田保险服务方案”,以农业设施财产保险和机器损坏保险为重点,按照高标准农田补助资金的1‰缴纳年度保险费。发生保险责任事故时,由农业农村部门和保险公司共同指定第三方维修企业进行快速限时维修,业主、保险公司、维修企业三方共同验收合格的,由保险公司支付理赔款至维修企业,实现快速修复,保障建设项目持续发挥效益。委托保险公司负责高标准农田日常管护费、维修费及清杂清淤费资金的支付等业务,把高标准农田设施放进“保险箱”。同时,建议授权区县一级整合全区项目管护经费,优先用于粮食生产功能区的项目修复,鼓励将管护保费纳入项目概算,确保管护经费来源稳定。
3.3强化政策支持,健全制度保障
一是构建多元化盈利模式。改变单一依赖指标交易的现状,构建“指标收益+土地溢价+产业分红+政策补贴”的复合型盈利模式。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主体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农产品品牌共建、加工销售分成等方式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对建成后流转用于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的项目,给予经营主体每亩200元/年的补贴,其中50元作为项目公司管理分成。二是完善社会资本退出机制。设计灵活多元的社会资本退出渠道,降低投资风险。针对不同项目特点,提供股权转让、资产证券化、政府回购等退出方式选择。对通过项目公司模式参与的社会资本,可在项目建成运营满5年后,由县级政府按评估价回购其部分股权,保留其继续参与经营的选项。三是建立风险补偿机制。设立省级高标准农田建设风险补偿基金,对因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因素导致的社会资本损失给予一定比例补偿。建立项目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定期发布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风险提示。对在偏远山区开展的项目,提高财政补助比例,补偿因运输成本增加导致的额外支出。
3.4拓宽增收渠道,增强项目造血功能
一是深化“以工代赈”与技能提升结合。在现有“以工代赈”基础上,增加技能培训环节,提升农民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专业化水平。项目公司应拿
出劳务报酬总额的3%~5%用于农民技能培训,培育农民监理员、农民技术员等本地化专业队伍。探索建立农民技能评价体系,对获得相应资质的农民给予工资上浮10%~15%的激励。二是推动“农田建设+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在高标准农田规划阶段预留10%~15%的设施农业用地,配套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业态,拓展增收渠道。建立农田建设主体与村集体的股权合作机制,项目公司持股不超过49%,村集体和农民持股合计不低于51%,确保农民分享长期收益。三是创新“数字农田”增值服务。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同步部署农业物联网设施,采集土壤、气象、作物生长等数据,形成农业数据资产。项目公司可通过提供数据服务、精准灌溉、测土配方施肥等增值服务获得收益。探索农业数据确权和交易机制,允许项目公司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下,对脱敏数据进行商业化利用,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合力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来自河北沧州市供销合作社的调研报告
河北沧州市供销合作社监事会
河北省沧州市供销合作社推进土地全托管服务,逐步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初步实现农民、基层社与社有企业“三方共赢”。为持续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助力农民增收,沧州市社将精准宣传示范,消除农户顾虑,建立托管服务全流程标准并落地执行,补齐仓储加工短板,做强品牌,延伸产业链,联合院校培育并引进农业专业人才。
近年来,在河北省供销合作社龙头社有企业的带动下,沧州市供销合作社系统以浅埋滴灌节水农业为切入点推进土地全托管服务,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逐步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成为全市参与人数最多、辐射面积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规模化经营系统,为保障粮食安全与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农业社会化服务现状
在2021年全省推广节水农业与土地全托管服务前,沧州市社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县、乡为单位“各自为战”,聚焦产前的种子化肥供应、基础农机服务等传统业务,服务分散、规模有限。2021年后,服务方向转向以土地全托管服务为主导,逐步形成三类较为成熟的模式:一是“土地全托管(田保姆式)”,由村集体整合土地与供销合作社农服公司签约,农服公司提供“从种到收”全程服务;二是“土地半托管(菜单式)”,农户按需选择“耕、种、防、收、储、加、销”单项或多项服务,供销合作社系统服务组织以低于市场价收费;三是“全产业链托管(土地流转)”,村集体流转农户土地后再托管给农服公司,农服公司承担种植风险、享有产出,农民获固定收益,村集体获30元/亩协调费及分红。
在服务主体培育上,近年来,沧州市社系统新成立全资、控股农服公司10余家,总量达到29家,并与数十家系统外主体建立稳定合作,服务实力显著提升。综合效益方面,通过浅埋滴灌技术推广助力华北地下水“大漏斗”治理(政治效益),整合碎片化土地提升生产效率、增强农民认可度,拓展基层社与社有企业收入渠道,初步实现“三方共赢”。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农民认知偏差与参与意愿低,制约规模化经营
一是老年农民普遍将土地视为“生存保障”,担忧托管后失去对土地的直接掌控,即便无力耕种也不愿放手;中青年农民则因长期外出打工形成“半农半工”状态,若离家较近可实现“闲时打工、忙时种地”,认为托管“没必要”,甚至担心农服公司服务质量不达标导致减产。二是部分农民对托管收益的核算存在偏差,简单将自家种地的“收益—成本(未折算自身劳动价值)”与“托管后的收益”对比,认为托管收益低于自种收益,忽视自种过程中的时间、人力等隐性成本。三是部分村社因前期宣传仅停留在“政策解读”层面,未组织农民实地考察试点地块,导致农民对供销合作社农服公司的技术实力、履约能力存疑,甚至误信“搞托管就是政府要收地”的谣言。上述认知问题直接导致“插花地”现象普遍,阻碍大型农机连片作业,还可能因相邻地块种植品种不同引发病虫害交叉感染。
(二)龙头主体带动力弱与系统合力散,导致服务管理“大而不强”
一方面,县(市)社“积弱已久”的现状短期难以扭转。多数县(市)社自身经济实力薄弱,虽通过托管业务带动下属企业略有起色,但企业注册资本普遍低于500万元,缺乏购置大型智能农机、建设仓储设施的资金;且县(市)社工作人员多为“老供销合作社人”,对现代化农业管理、市场对接的知识储备不足,难以支撑服务升级。另一方面,省级龙头主体与市县社“脱节”严重。河北省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承接沧州农业生产托管业务的省级社全资龙头企业,其运营管理团队与市、县社的沟通多局限于重要节点事项与突发问题协调,尚未建立常态化现场调研、问题会商机制。例如,某年度省公司统一制定的小麦品种未考虑沧州部分县(市)土壤及气候条件,抗寒性不足,导致局部地块减产。
(三)种植管理无标准流程,规模化优势难以转化为质量优势
一是耕种环节无统一规范,不同托管地块的化肥用量、灌溉频率完全依赖田间管理员的个人经验,部分管理员为追求短期高产过量施用氮肥,导致小麦倒伏风险增加;部分管理员未根据土壤墒情调整浅埋滴灌时间,干旱地块灌溉不足、低洼地块灌溉过量,同一托管片区内作物长势差异可达30%。二是病虫害防治无协同方案,病虫害监测依赖管理员田间巡查,缺乏统一的预警机制,导致同一片区内不同地块防治时间不一致:先防治的地块因邻地块未防治再次染病,后防治的地块错过最佳防治期,既增加农药使用成本,又影响防治效果。例如,某县部分地块灰菜于夏收前爆发,但药物配送不及时,又不允许管理员
自采,最终造成减产。三是收获、仓储环节操作无统一标准,收获时间由管理员根据肉眼判断决定,部分地块因收获过早导致籽粒不饱满,部分因过晚导致落粒;仓储环节无统一的干燥、储存标准,粮食堆放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中,受潮发霉率达3%至5%,远超行业1%的标准。追其根源,前期为快速扩面忽视了标准建设。
(四)服务链条“重生产轻经营”,农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
当前系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聚焦耕种防收等生产环节,对储、加、销等后端环节重视不足,形成“前端投入大、后端收益少”的失衡格局。在存储环节,自主场地严重不足:沧州市社系统仅3个县(市)有自有仓库,且均非粮食专用库,无烘干设备,多数托管粮食收获后只能地头堆放或临时租赁社会仓库存储,不仅面临受潮、发霉、鼠害风险,还需支付租赁费用,侵蚀利润空间。而加工环节,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托管的小麦、玉米全部以原粮形式销售,未开展任何初加工(如小麦磨粉、玉米制糁),更无精深加工(如面粉制成面条、玉米加工成淀粉),附加值极低。以小麦为例,原粮地头价约1.2元/斤,加工成普通面粉后售价可达1.8元/斤,有机面粉加工后售价超3元/斤,但当前状态导致完全错失这部分收益。在品牌建设方面,现有盐碱地公用品牌的影响力仍然偏小,系统自主品牌影响力更为有限,且相关产品无绿色认证、有机认证,无法进入高端市场,进一步限制了收益提升。
(五)专业人才缺口巨大,服务扩面与质量提升“后继乏力”
相较于目前十余万亩的全托管面积和数十万亩的社会化服务规模,供销合作社系统本身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现有从人才培育与引进看,存在两难:内部培育难,现有培训多为短期讲座,内容聚焦政策解读,未结合沧州土壤、气候特点开展实操性培训(如浅埋滴灌技术调试、智能农机故障排除),且未与专业院校建立长期合作,培训资源有限;外部引进难,农村地区对专业人才吸引力不足,一方面,农业岗位薪酬低于城市同类岗位;另一方面,农村医疗、教育等配套设施不完善,年轻人才不愿来、留不住。
三、对策建议
(一)强化宣传引导与示范带动,破解农民认知误区
一是精准化宣传,对不同群体有针对性设计不同宣传内容。如对老年农民,重点宣传托管后收益稳定、无需承担种植风险,组织村社干部上门“一对一”解读;对中青年农民,重点宣传托管节省时间精力、可专注打工增收,制作托
管与自种收益对比表(含人工成本折算);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拍摄试点村托管前后的地块变化、农户采访,增强宣传感染力。二是场景化示范,选取3至5个托管成效显著的村社作为示范基地,组织周边农民实地参观,安排试点农户现场分享托管后的收益变化、生活改善情况,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在示范基地设置标准种植区与传统种植区对比地块,直观展示标准化托管的产量优势。三是保障化承诺,在合同中明确承诺性条款,明确服务内容、产量保障、亏损赔偿等内容,联合村集体建立服务质量监督小组,全程公示托管进度与成本,消除农民顾虑、增加农民信任。
(二)推进全流程标准化,释放规模化优势
一是分环节制定标准,参照《安徽省小麦农业社会化服务规范》等技术规范,结合沧州实际制定《托管服务全流程标准手册》:耕种环节,明确不同土壤(如盐碱地、沙土地)的化肥用量、种子品种、灌溉频次(如浅埋滴灌每次每亩用水量不超过20立方米);病虫害防治环节,根据沧州病虫害发生规律,制定统一的监测时间、用药种类与剂量;收获仓储环节,明确小麦、玉米的最佳收获期(如小麦籽粒含水量13%~15%时收获)、仓储湿度控制标准(如玉米存储湿度不超过14%)。二是强化标准执行,对县社管理员、农服公司人员开展标准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在托管地块设置标准公示牌,标注种植品种、管理标准、责任人,接受农户监督;建立标准执行台账,详细记录每个环节的操作时间、用量、负责人,便于追溯。三是保留合理灵活度,允许管理员在标准框架内,根据地块实际情况(如突发降雨)微调操作(如延迟灌溉),但需提前报备县社并说明理由,平衡标准化与灵活性。
(三)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一是补齐存储短板,利用供销合作社现有场地,通过自筹资金、争取项目、合作共建等方式,建设一批烘干、仓储和物流设施,实现托管粮食应收尽收、安全存储。二是突破加工瓶颈,优先开展初级加工,在旱碱麦主产区引入小型面粉加工设备,将部分小麦加工为全麦面粉、饺子粉,包装后销售;与本地食品企业合作,开发其他粮食产品,打造精品礼盒,提升附加值。三是拓宽销售渠道,积极对接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开设沧州供销农产品专区,推广产地直供模式;推进品牌建设,积极推广区域公共品牌,加快培育发展系统自主品牌,择优开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逐步实现主要产品有品牌、有认证、有溯源,提升市场认可度。
(四)建强专业人才队伍,筑牢服务发展根基
供销合作社要想做好社会化服务工作,必须将现有的管理团队建设成以农业职业经理人为核心,以新型职业农民为骨干的高素质农业人才队伍,确保农业生产能够遵循科学的原则合理有效推进。实际操作中,一方面可尝试采取同省供销学校共同开发课程的形式,即在开展生产托管等社会化服务的县(市)展开有针对性的培训,培育一批懂全托管服务、会农业管理、能科学种植的高素质农业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是外部引入,快速填补人才缺口。不仅限于在系统内部挖掘,更要面向系统外更广阔的空间寻求人才,尤其是在众多建立合作关系的机构和个人中选拔和引进人才,尽快扩充农业人才储备规模,为农业社会化服务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奠定基础。
让基层社活起来、立起来、强起来山东蒙阴县供销合作社探索“联农带农富农”新路径调研报告
临沂市供销合作社王绪峰
山东省蒙阴县供销合作社以综合改革为抓手,立足山区农业发展实际,创新推行“县基一体化”建设、“4+4+2”果园托管模式,完善县、镇、村三级为农服务网络,破解基层社发展困境与果农生产销售难题。通过全链条农业社会化服务、多元利益联结机制,探索出一条适配山区特色、可复制的供销助农共富新路径。
近年来,山东省蒙阴县供销合作社全面贯彻落实深化综合改革部署,立足山区林果产业实际,以体制机制创新破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赋能,着力推进基层供销合作社组织体系、经营体系、服务体系建设,成功走出一条从“沉睡复苏”到“全面跃升”的改革路径。蒙阴县供销合作社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授予“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一、主要做法
(一)坚持系统思维,推进“县基一体化”建设,提升为农服务原动力
统筹联动,变“单点发力”为“协同发展”。按照“强社带动弱社、就近整合资源”的思路,对基层社优化整合,以重点镇为依托打造区域性中心社,辐射带动周边乡镇。探索“1+N”帮带模式,支持社属企业恒力农业发展公司与垛庄、城关、坦埠等基层社结对共建、联合发展。做强县级农资配送、农产品运营两大平台,实行统一集采、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对接,为基层供销合作社提供货源、资金、技术、渠道支撑,构建“县级平台扛大梁、基层供销合作社冲一线”的分工格局。盘活闲置社有资产,筹资2000余万元建成野店、岱崮基层供销合作社3万余平方米商贸综合体,分批将供销合作社老旧门市改造为集农资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收购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推动为农服务资源跨镇域联动。
监管赋能,变“各自为政”为“规范运营”。改进管理服务模式,整合监督力量,提升监管成效,保障社有企业、基层供销合作社规范发展。落实“四监管”措施,创新“资本运营股+蒙供企业管理公司”“合作指导股+蒙供农业服务公司”管理模式,收缴行政章12枚、财务章10枚,集中管理合同376份,对
2家社有企业3个银行账户实施动态监管。设立社有资产监管专用账户,严格落实“收支两条线”,1万元以上支出由蒙阴县供销合作社党组集体研究决定;推行房产证、土地证统一集中保管,合同统一审查备案制度,构建常态化审计监督机制,实现社有企业、基层供销合作社监管规范化、制度化,有效防范经营和财务风险。
强化激励,变“等靠要”为“比着干”。深化绩效激励机制改革,一方面,通过建立以经营业绩、服务成效为核心的绩效评价机制,其中有6名基层供销合作社主任月工资待遇由原来的每月2000元左右提升到5000多元,打破了“大锅饭”“等靠要”的思想藩篱,促进干部职工从“被动应付”向“主动作为”转变;另一方面,拓宽人才引育渠道,盘活现有人力资源,面向乡土人才、种植能手、专业技术人员等吸纳骨干力量,充实基层经营服务队伍。2024年以来,累计调整基层供销合作社主任3人、副主任4人,新吸纳具备专业特长的经营、技术人员4人。
(二)立足主导产业,创新“4+4+2”托管模式,探索“强基惠农”新路径
开展“四项服务”,精准回应果农核心诉求。采取“龙头企业+基层供销合作社+示范户”模式,围绕蜜桃种植管护、产销经营全链条痛点,统筹供销农资、技术、人力、市场资源,面向果农精准提供四项闭环服务。一是提供技术指导服务,组织农技专家、本土种植能手深入果园,在修剪、防虫、水肥管理等关键期开展现场指导,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稳定果品品质。二是全环节托管服务,优化“菜单式”自选托管方案,针对农村老龄化加剧等难题,推行无人机飞防作业,植保效率提升10倍,大幅降低果农劳动强度,有效破解山区人工管护短板,解决“想管没人管、想干干不动”难题。三是绿色农资服务,依托三级供销网点集中采购有机肥、低毒农药,压缩流通成本,科学施肥用药,发展生态种植。创新“示范户转型经营户”模式,择优扶持120余户托管示范户转型为村级绿色农资经营户、供销联络员,推动其由“受益者”到“合伙人”转变,实现服务网络“裂变式”扩张。四是产销对接服务,畅通总社、省社、市社供应链公司及各大商超、农批市场,拓宽农产品销售路径,托底收购与市场销售双轨并行,今年已助销蒙阴蜜桃、甜瓜、杏等果品6000余万斤。四项服务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全周期,精准回应果农“不会管、管不好、卖不掉”的核心焦虑。
落实“四项制度”,夯实托管运行长效根基。坚持以制度管人、以机制管
事,全面规范果园托管服务流程,推动托管工作标准化、长效化开展。一是示范带动机制,择优培育种植大户、家庭农场打造托管示范片区,以样板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参与。二是建立跟踪回访机制,对7650户果园托管示范户建档立卡,推行实名制管理,建立分片包保台账,定期巡查果园作业情况、收集农户反馈,及时整改服务漏洞。三是常态培训机制,结合蜜桃生长周期,定期开展管护技能、电商营销专题培训,同步提升服务队能力与农户种植水平。今年已开展清园、春季管理、套袋前3轮培训480场次,线上授课50余场次,培训果农5000余人次。四是规范服务机制,统一托管作业内容、收费标准、验收细则,做到价格公开、权责清晰,维护农户利益,树立供销服务口碑。
锚定“两大目标”,切实释放强社惠农成效。通过服务和制度的双向发力,推动实现果品品质和基层供销合作社服务能力同步提升。截至目前,已建成托管示范园3.7万亩,托管蜜桃优果率提升10%~20%、亩均增收2000元以上;托管苹果优果率提升至80%、亩均增收3000元。野店镇东山村朱为敬的苹果园连续三年托管后,优果率从50%跃升至90%,亩产稳定在1万斤以上;野店镇新庄村苏立邦的果园苦痘病彻底根除,优果率从不足10%提高到80%以上,收入增长约10倍。野店镇马头崖村的伊廷国,因产量年年下降,打算刨掉1982年栽下的4棵老苹果树,供销合作社技术人员主动上门协商开展托管服务,通过测土配肥、土壤改良,把板结得像石头的土地重新“唤醒”,第二年4棵老树平均结果3000个,产量翻了三倍。
(三)聚焦问题导向,延伸服务触角,织密“联农带农”共富网
贯通三级网络,构建“1小时服务圈”。直面山区村庄分散痛点,构建“县级农资配送中心+镇级供销农资综合服务站+村级供销农资综合服务社”的三级贯通体系。培育蒙供农服、恒力农业两家龙头企业,建成县级绿色农资仓储集配中心1处、镇级农资综合服务站12处、村级服务社130处,推行“电话预约、配送到田”,果农一个电话,农资1小时内送达果园地头。落实“两账两票一卡一书”制度,春耕期间调运储备化肥5000余吨,在今年国际形势引发化肥价格持续攀升的情况下,供销托管套餐肥坚持不涨价,切实让利于民。强化支撑保障,提升基层综合能级。着力推进全县供销合作社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建设,2023年以来,累计整合投入资金710余万元。硬件改善直接转化为服务能力和经济效益双提升,野店供销合作社销售额增长16%、利润增长21%,高都供销合作社农产品销售额增长30%以上。坚持社企联动、县域统筹,成立无人机植保
大队,建立测土配方实验室和数据库,整合科研院所、省社骨干企业和县域农技专家力量,构建“专家把脉—精准配药—飞防作业—效果回访”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人才、科技和数据支撑,有效解决山区土地零散和人工植保效率低、成本高、安全风险大等果农面临的现实问题,擦亮“崮乡农服”品牌。
推进闭环服务,共享链式增值收益。在推进服务阵地提档升级、织密农资服务网络、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的同时,着力在蜜桃拓市溢价上下功夫,通过产供销“一体化”服务,延长特色产业链条,推动实现果农与基层社共享链式收益。一是现款收购立信。岱崮供销合作社果品交易市场推行现款收购、当场结清,彻底打破果农多年“打白条”心结,入驻客商8家,日均销售3万斤。界牌供销合作社2026年新建交易市场,引进客商5家、对接电商10余家,日均助销蜜桃10万斤。针对困难果农,基层供销合作社实行优先收购、兜底保障,设立“兜底收购价”托住增收底线。二是分级分选增值。常路供销合作社投资建设蜜桃数字化分拣中心,引进国际领先智能分选设备,实现“重量、糖度、外观”三维精准分级,分拣效率提高5倍、成本降低70%,日均供应高端商超优果5万斤以上。麻峪村果农李大军通过分拣中心售卖蜜桃,5亩桃树比往年多赚4万元,“特级果卖到20元/公斤,比统货高一倍多”。常路镇北松村果农戚兆蓬加入供销合作社托管后,优果率达到99%以上,卖价比往年高出45%,真正实现了“好果卖好价”。三是线上线下联动。蜜桃销售季在全县设立32处收购点,搭建联采直供盒马鲜生、鑫荣懋、都乐等品牌企业和农批市场的线下平台。线上,建设运营常路、高都、岱崮、界牌4处电商直播基地,带动周边农户触“网”上“云”拓市增收,其中,高都供销合作社主攻抖音直播带货,日均销售5000余单,高峰期达1.7万单。全系统年销售蒙阴蜜桃、苹果、山楂等农产品6000万斤以上。
二、经验启示
(一)县基一体破困局,让基层社“活起来”
蒙阴县社的实践表明,县级社要充分发挥“统”的功能,以资产统管、业务统筹、财务统核、人员统配为核心,建立“县基一体化”运行机制。县级社要承担起资产监管、平台搭建、风险兜底等基层社无力承担的功能;基层社则聚焦属地服务与一线执行等细致事项,两者形成权责清晰、功能互补的运行架构。再辅以刚性监管和差异化激励,在规范运行中防范风险,在正向激励中释放活力,把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为农服务效能。
(二)果园托管显作为,让基层社“立起来”
基层供销合作社要摆脱“空壳”有所作为,就要将自身深度嵌入县域主导产业,把服务做到农民最期盼、产业最关键的环节。从蒙阴县实践看,基层社将果园托管作为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抓手,坚持精准施策,将技术服务、环节托管、绿色农资、产销对接有机串联,并以示范带动、跟踪回访、常态培训、规范标准等制度保障服务落地,同时强化科技装备和专业队伍支撑,以标准化、可追溯的服务体系赢得农民信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在这一过程中,供销合作社以服务成效赢得农民信任,以产业服务能力做实主业,让基层社在有为中实现有位、在服务中彰显价值。
(三)利益联结促共富,让基层社“强起来”
服务下沉是基层供销合作社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难在动员成本高、信任建立慢。蒙阴县社有效贯通县镇村三级网络,以现款收购、兜底保障、分级分选、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有效打通农产品上行“最后一公里”。同时,创新“示范户转型经营户”模式,把服务受益者转化为服务合伙人,通过赋予农资经营、联络推广等职能和相应收益渠道,构建起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让基层社在服务中获益,让农民在获益中深度参与,形成了“接受服务-参与经营-共享收益-反哺服务”的良性循环,实现了服务网络的内生拓展,使基层社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山东省科协党校赋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
山东省创新战略研究院李苗苗
一、山东省科协党校基本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群团改革、科协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1]。中国科协党组始终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团结在党周围。20XX年5月,中国科协党校(人才学院)揭牌成立,为全国科协系统党校建设提供示范引领[2]。
山东省科协党校是山东省科协根据中国科协部署设立的区域性教育培训平台,由山东省科协党组领导,属省级科协内设的非实体性机构,以线上学习与属地培训结合为主。山东省科协党校严格遵循“党组办党校”原则,设立校(院)务委员会,作为办学议事决策机构。校(院)务委员会主任由省科协党组书记兼任,副主任由省科协分管领导担任。校(院)长由省科协党组书记兼任,副校(院)长由省科协分管领导担任。校(院)办公室设在省科协组织部,承担党校(学院)日常运营与统筹协调工作。
省科协党校的工作职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面向全省科技领军人才、智库高端人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省科协委员会员代表、省级学会理事会员代表以及海外科技界人士等科技工作者,通过国情省情考察、专题研修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学习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着力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助力科技工作者更好创新创业创造,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服务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建功立业、实现价值。二是通过学习培训、考察研修等方式,不断锤炼科协系统干部解决实际问题、为科技工作者办实事的政治素质和能力水平,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科技组织干部队伍。
二、山东省科协党校品牌亮点项目及工作成效
办学以来,山东省科协党校始终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大会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及关于群团工作、科技创新、科协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与中国科协党校工作要求。在省科协党组的坚强领导下,
锚定“服务人才、锻炼队伍、赋能组织”核心目标,持续强化科技工作者思想政治引领与科协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一)实施“红色引领”工程,打造示范引领标杆
山东省科协党校每年常态化面向直属事业单位、省级学会、省属企事业科协及市科协,开展“红色引领”系列活动项目征集推选工作,将与科技工作者团结引领、科协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相关的优秀项目纳入年度重点培训计划。截至2026年5月,累计81个项目入选并落地实施。党校对入选项目实行全周期跟踪指导,深度挖掘典型内涵,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根据实施成效、组织保障、创新水平及社会反响等情况,评选优秀活动案例,激发全省科协系统开展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增强对全省科技工作者和科协系统干部的政治引领力、思想凝聚力和组织动员力。
2025年,中国科协启动科协系统优秀工作案例征集暨科协党校案例课程开发工作。山东省科协党校积极响应、精心组织,发动各省级学会、市县科协系统梳理工作亮点、总结改革经验,凝练形成一批贴合基层实际、具有推广价值的优质案例,集中展现山东省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履职尽责、创新发展的实践成果。全省共16个案例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各省(市、区)前列。
(二)充分利用优质资源,开展专题研修
充分整合红色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基地、科学家精神宣传教育基地等优质资源,发挥省科协党校统筹全省科技工作者与科协干部教育培训的平台枢纽作用,将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9家单位认定为山东省科协党校教学实践基地,与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签订共建山东省科协党校“红色引领”学习教育基地协议,构建起“理论教学+现场研学”的一体化教学体系。先后组织数百名科技工作者与科协干部,赴陕西延安、青海海北州、山东威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等地,开展“弘扬延安精神牢记使命担当”“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等专题研修活动。通过沉浸式学习,切实增强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的实效性与感染力,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全面提升科协系统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
(三)举办专题研讨班次,提升服务发展能力
山东省科协党校连续三年举办“全省服务科技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该班次被纳入省委组织部年度重点培训计划。研讨班聚焦地方党政领
导班子成员,市、县(市、区)科协及省级学会负责人,辐射带动省科协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园区、高校、“两新”组织基层科协负责人及工作骨干、基层“三长”代表等群体,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科协干部队伍,全面提升服务创新发展的能力水平。研讨班紧扣“服务科技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主题,课程设置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
2025年研讨班上,学员围绕山东省科协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开展座谈,聚焦科协组织服务科技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做好科协工作开展分组研讨交流,提出意见建议,学员对师资配置、教学质量及培训成效给予高度评价。
(四)创新教育培训模式,健全规范育人体系
为进一步完善党校管理制度体系,推动教育培训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研究制定《山东省科协党校学员管理规定》,强化学员管理、严肃培训纪律、改进学风建设。探索建立省科协党校师资库,通过遴选推荐、定向邀请等方式,先后两批共36名专家入库。研究制定《山东省科协党校师资库管理办法》,明确师资入库标准,实行分类动态管理,按类别对师资库专家进行精细化分类,为每位师资建立“数字档案”,不定期邀请师资库专家授课,不断提升党校培训教育能力和水平。
优化资源整合机制,将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读书班、树立和践行正确zjg学习教育读书班、省科协党支部书记暨党务干部培训班、科协干部讲堂、省级学会负责人工作能力提升、山东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能力提升等培训活动统筹规划、一体实施,提升教育培训质效。适应新时代教育培训需求,创新线上线下融合模式,依托“学习强国”“网络学院”等平台,常态化开展在线学习,实现干部教育培训全员覆盖,持续强化政治动员、政治引领与政治教育效能。
三、经验和启示
(一)坚持党校姓党、铸魂领航,把准人才建设政治方向
省级科协党校必须始终锚定“党校姓党”根本原则,彰显红专并举的政治本色,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持续增强科协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3],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将科协党校打造成为团结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的价值引领高地,确保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推进[4]。
(二)立足科协特色、赋能成长,构建全周期人才服务体系
省级科协党校必须紧扣科技群团属性,凸显科技特色与人才导向,将服务科技人才成长成才、创新创业、担当作为贯穿工作全过程。依托科协党校平台,持续提升干部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建强“科技工作者之家”,激活科协系统“一体两翼”组织活力,构建全链条育才、全周期服务的人才工作新格局。
(三)紧扣中心大局、服务发展,激活科创赋能发展动能
省级科协党校必须坚守服务高质量发展初心使命,面向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与国家重大需求,为科技工作者搭建学术交流、科学普及、建言献策、成果转化的高能级平台。深度融入“科创中国”“科普中国”“智汇中国”建设,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山东打造高水平科技人才集聚地与科技创新高地,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四、结论
山东省科协党校成立五年以来,聚焦政治引领、能力提升、服务赋能三大核心,探索形成“政治铸魂+分类施教+平台赋能”的科技人才培育模式,有效推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与科协事业发展深度融合。实践证明,省级科协党校作为党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桥梁纽带,是强化科技人才政治引领、提升专业能力、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载体。未来,山东省科协党校将持续深化办学模式创新、资源整合优化与育人效能提升,为全国科协系统党校建设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更多山东经验、贡献更大山东力量。
山东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路径实践探索
山东省农村经济管理服务总站刘磊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趋势日益明显,导致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农区出现较为严重的农房闲置现象,“空心村”问题日益凸显。这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带来农房破败、安全隐患增加等乡村治理难题。如何盘活这部分“沉睡资产”,使其转化为乡村发展的新动能,成为当前“三农”领域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山东省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积极探索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新路径、新方法,通过租赁、入股、合作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培育发展了多种模式的新型乡村经济,取得显著成效。截至当前,全省已有效盘活约7.2万亩农村闲置农房。
1.闲置农房盘活利用赋能乡村新型经济的内在逻辑
1.1空间重构:从“沉睡资产”到“生产要素”
传统视角下,农房仅具备单一的居住保障功能,而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房的财产属性与资产属性日益凸显[2]。通过集体开发或商业资本注入等方式,将闲置农房从闲置状态转变为民宿、工坊、仓储等生产空间,实现从“沉睡资产”向“活态资本”的跨越,为新型经济发展注入活水源泉。
1.2产业重塑:从“单一居住”到“跨界融合”
闲置农房的盘活不仅改变了农房使用状态,更是对乡村产业生态的重构。依托农房这一空间节点,资本、技术、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得以向乡村汇聚,推动农业与文旅、康养、加工、电商等产业深度融合,催生出一系列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3]。
1.3价值共创:从“个体收益”到“共富共享”
在盘活过程中,通过“农户+村集体+社会资本”的多方协同,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农户通过租金、股金和工资多渠道增加收入;村集体通过资产入股或居间服务等方式壮大村集体经济;社会资本通过投资实现价值增值。这种价值共创模式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内在动力。
2.山东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模式创新与经济形态培育
2.1依托特色旅游资源,培育乡村“文旅经济”
依托优质生态与特色文化,将闲置农房转化为文旅产业载体,是山东省最
普遍的盘活模式。该模式通过租赁、入股等方式,重点发展民宿产业、文化体验与红色旅游。一是打造精品民宿集聚区,通过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对连片闲置院落进行高标准改造,形成规模效应,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住宿、餐饮等消费需求。二是建设文化体验场所,将闲置旧屋改造为农耕博物馆、乡村记忆馆等,在保留乡村肌理的同时叠加文化消费场景。三是发展红色旅游,在革命老区将闲置小院建设为纪念馆或党性教育基地,以红色文化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2.2以美丽庭院创建为抓手,培育乡村“庭院经济”
引导农户利用房前屋后闲置空间,发展特色化的庭院经济。一是发展家庭小作坊,结合当地特色手工业(如草柳编、风筝制造等),将闲置农房作为加工车间,采取“订单+工坊+农户”模式,让留守妇女和老人在家门口实现增收。二是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对荒芜院落进行改造,打造苗圃、菜园等“共享菜园”,或将闲置农房改造为特色养殖房(如蝎子、食用菌等)。三是将传统工艺与红色文化融入庭院改造,培树“文化小院”“红色小院”等,开发特色文创产品。
2.3以农村养老为出发点,培育乡村“银发经济”
针对目前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现状,利用闲置农房开发个性养老服务点,破解村级养老痛点。一是建设“幸福庭院”,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日间照料型、第三方托管型幸福小院,吸引城市中低龄健康老人旅居康养,发展“候鸟式”“度假式”养老产业。二是建设“孝善食堂”,解决老人就餐难题,或创新将单一就餐升级为集饮食、娱乐、医疗于一体的综合为老服务场所。
2.4以带动农民增收为目标,培育乡村“品牌经济”
以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产业集聚为目标,结合当地的“土”资源,将闲置农房改造为种养基地、仓储基地、生产基地,为乡村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差异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用地支撑,助力打造乡土特色品牌。一是建设繁育基地,通过闲置院落建设特色养殖大棚,注册自有商标,发展“一村一品”。二是利用空闲院落建设冷库、烘干室、加工车间等配套设施,补齐农产品仓储保鲜短板,提升特色农产品附加值。
2.5以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为目标,培育乡村“共享经济”
一是完善基础设施,将拆除的废弃闲置宅基地建设为停车场、文化广场等,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二是保障居住需求,一些企业周边村落将收回的闲置房屋改造为职工宿舍,租赁给企业。
3.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3.1集体统筹与专业运营: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张家楼街道的“文旅经济”
模式
张家楼街道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但长期面临农房闲置与村集体经济薄弱的困境。其盘活路径的核心在于“集体统筹+专业运营+利益共享”。
运行机制:村集体作为资源整合者,盘活15处农户闲置房屋(总面积5000平方米),规划建设“艺术创客街区”,免费提供给艺术家开办工作室,先后吸引高伟、刘鸿信等30多位国家级和省级艺术大师入驻,打造了高伟艺术馆、叶建明陶瓷馆等艺术家工作室,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学习和交流,形成了“艺术创作—展览交易—游客体验”的文旅产业链。
利益联结:引导村民以闲置农房入股,变身股东享受收益。推行“保底收益+运营分红”机制,房屋托管保障稳定底租,并设立“811”分红模式。运营一年来,相关业态营收增幅超40%,运营收益270余万元,村集体与惠民基金各分得27万元,带动1500余名村民增收6750余万元。
3.2党建引领与庭院微工厂:成武县苏张庄村的“共享经济”模式
对于缺乏资源禀赋的地区,成武县汶上集镇苏张庄村探索出一条低成本、低门槛的盘活路径,核心在于“支部领办+分散加工+统一收购”。
运行机制:依托“服装特色小镇”的产业优势,由村党支部牵头,将141间闲置农房(总面积2200平方米)改造为38处分散式“共富工坊”。这实质上是将企业的生产车间下沉到农户庭院,农户利用闲置房屋进行缝纫加工,企业负责技术指导与订单回收。
利益联结:此模式打破了传统工厂的集中生产模式,极大降低了企业的厂房建设成本,解决了企业扩产缺场地的难题。同时,采取“合作社+服装企业+家庭作坊+入股分红”模式,让留守妇女和老人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带动310人月增收超2500元;村集体通过收取居间服务费,年收入10万元以上,实现了三方共赢发展。
3.3产业拓展与品牌赋能: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后湾村的“品牌经济”
模式
枣庄薛城区后湾村立足枣庄辣子鸡文化IP,打造“辣子鸡小镇”,走出闲置农房盘活新路径,其核心在于“特色业态+产业IP+村企共建”。
运行机制:依托闲置农房发展辣子鸡餐饮、主题民宿、预制菜加工等业态,整合20处闲置住宅入股共富公司统一运营。创新“村集体+平台公司+经营主体+
农户”合作模式,引进知名餐饮品牌与专业运营团队,通过电商拓宽销路。利益联结:项目综合营收2500万元,村集体年增收20万元,村民增收18万
元,带动330户订单养殖,实现240余人就业。不仅让闲置资源转化为产业资产,还改造空心村落成为特色文旅街区,塑造了区域美食品牌,形成可复制的乡村振兴样板。
4.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对乡村振兴的系统性效应
实践表明,闲置农房的盘活利用并非单一的经济行为,而是触发乡村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催化剂,协同推进了乡村“五大振兴”。
4.1延链强链,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闲置农房盘活为优质项目落地提供了空间支撑,有效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文旅经济、庭院经济等新业态不断涌现,打破了传统农业单一的产业结构,构建了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数据显示,通过特色养殖、精品民宿等模式,不仅实现了村集体年增收数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更带动了广大村民就近就业,实现了乡村经济多点开花。
4.2优化治理,促进乡村组织振兴
闲置农房的盘活过程也是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通过年度集体资产摸底调查及“三资”专项整治行动,村集体摸清了家底,规范了承包租赁合同,理清了权属关系。同时,将闲置农房改造为幸福院、孝善食堂,破解了农村孤寡老人无人照顾的难题,极大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自治能力,实现了农村自治与服务的统一。
4.3引育并举,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闲置农房的盘活为人才返乡入乡提供了物理空间与创业平台。一方面,政府搭建众创平台,吸引文化创客、民间艺术家等多元主体集聚;另一方面,微工厂、共富工坊的建立,吸引了一批“农创客”和“新农人”回乡创业。人才返乡不仅带来了资本,还引入了农村缺乏的新理念与新模式,提升了乡村经营管理水平。
4.4修复风貌,促进乡村生态振兴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可以将破败不堪、长久废弃的残垣断壁进行拆除或修缮,既消除了潜在安全隐患,又美化了村级环境;同时,将闲置荒地改建成“口袋公园”、休闲小广场,加强周边环境整治,使村容村貌实现了从“破败凋零”到“生态宜居”的转变。这一过程既改善了人居环境,又践行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4.5活化传承,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闲置农房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将其改造为非遗民俗村、民俗馆等,为传统技艺、乡风民俗提供了展示与传承的场所。通过组织非遗演出、培训教学等活动,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留住了乡愁记忆,激活了乡村文化内生动力。
5.现实困境与制约因素
5.1顶层规划缺失,空间布局碎片化
当前部分闲置农房盘活仍处于“单打独斗”状态,与乡村环境治理、美丽乡村建设及产业规划的系统衔接不够。由于缺少统筹规划,资源整合难度大,项目布局碎片化,难以形成规模发展和联动发展效应,导致部分项目生命周期短、抗风险能力弱。
5.2资金供给乏力,社会资本引入难
闲置农房改造提升需要统筹规划,投入大量精力、物力、财力,而村级集体经济普遍薄弱,财政专项补贴较少,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作用发挥不够充分,闲置农房融资担保机制尚不成熟,导致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意愿低。社会资本因投资回报周期长、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参与积极性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盘活利用效率。
5.3专业人才匮乏,运营管理粗放
乡村新型经济的发展亟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然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严重,留乡人员多为老人和妇女,难以胜任新业态的专业运营。部分民宿、小作坊仍采用传统的家庭经营管理模式,缺乏现代企业营销理念,导致宣传力度不足、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
5.4利益联结机制弱,农民参与意愿不强
在部分盘活项目中,农户参与力度较弱,往往只获取固定租金收入,未能充分享受产业增值带来的红利。此外,部分村民对闲置宅基地盘活的政策认知不足,存在观望心态,参与的内生动力未完全激发,“企业热、农户冷”的现象依然存在。
6.优化路径与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困境,进一步深化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培育壮大乡村新型经济,需从以下维度寻求突破。
6.1强化顶层设计,编制协同开发规划
将闲置农房盘活纳入县域乡村发展总体规划,坚持“多规合一”。一是科学划定盘活利用重点区域,优先盘活城郊、景区周边及交通干线沿线的闲置资源。二是结合村庄规划调整,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全域环境进行系统统筹与修复,改善居住环境与村容村貌。三是因地制宜编制产业规划,避免同质化,强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6.2创新融资机制,拓宽资金保障渠道
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破解资金瓶颈。一是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导向作用,通过以奖代补、贴息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二是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全闲置农房资产评估体系,探索农房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打通金融资本入乡通道。三是鼓励村集体通过作价入股、合作开发等方式与社会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降低单一主体投资风险。
6.3构建人才引育体系,激活乡村智力“引擎”
坚持引育并举,夯实人才支撑。一是实施“新农人”培育计划,依托高校院所与行业协会,开展乡村新业态经营管理、电子商务等专题培训,提升本土村民专业技能。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软硬件设施,通过设立乡村创客基金、提供创业工坊等方式,吸引大学生、退伍军人及城市创客返乡创业。三是大力引育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从事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经营性财产运营等经济活动,提升经营管理专业化水平。
6.4拓展业态深度,构建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坚持产业赋能,提升盘活项目综合效益。一是推动业态跨界融合,实施“闲置农房+数字电商”“闲置农房+研学实践”等高附加值模式,促进乡村百业数字化转型。二是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推动市政服务下乡,实现物流、网络等公共服务全覆盖,为新业态发展保驾护航。三是创新利益分配机制,引导农户以农房使用权、劳动力等要素入股,探索“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分配方式,让农民深度参与产业链并分享增值收益,实现从“被动盘活”向“主动创业”的转变。
7.结语
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一招。山东省的实践经验表明,通过统筹规划与产业重塑,能够有效将闲置农房转化为培育乡村文旅经济、庭院经济、银发经济、品牌经济与共享经济的重要载体。然而,这一过程并非
一蹴而就。持续推进这项工作,需要当地政府长期做好统筹布局、优化运行机制、夯实政策支持。未来,应进一步探索农房盘活利用新模式、新业态,优化城乡要素流动机制,让闲置农房真正成为乡村新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守护红色根脉焕发时代光彩对我国多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调查与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6年10月29日)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百年来奋斗的历史见证、革命精神的厚重载体,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的宝贵源泉,兼具存史、育人和铸魂的时代价值。新时代以来,全国各地持续加大对红色文物保护修缮、红色文化挖掘阐释、红色精神宣传弘扬的力度,不断探索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的新路径、新方式,红色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感染力持续提升。近期,本报记者会同北京市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的专家组成联合调研组,立足全国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整体态势,深入北京、上海、江西、黑龙江、河南、湖南等地,围绕全力推进红色遗址集中连片保护、创新红色资源运用方式讲好红色故事以及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开展专项调研,系统梳理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实践经验。
串珠成链推进红色遗址集中连片保护
作为革命历史的见证,红色资源是我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如何将数量众多、分布零散、情况各异的红色资源保护好、运用好、传承好,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担当。
近年来,河南信阳用心用情用力推动红色遗址从“单点保护”走向“集中连片保护”。当地树立大保护理念,统筹推进革命文物本体保护与风貌管控、单点修缮与集群保护,全市省级以上革命文物旧址本体基本实现应修尽修。以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信阳段)建设保护规划》为引领,多处红色遗迹串珠成链,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在北京,红色文化始终是首都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漫步五四大街,仰望百年红楼,追忆红色往事,北大红楼一层东北角的房间内,倚墙放着写好的条幅,“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的呐喊仿佛仍在耳畔回响。文华胡同24号,古朴的小院中,李大钊的半身铜像静静矗立,仿佛穿越百年,凝望今日中国是否如其笔下描绘,成为青春之国家。
当前,北京拥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47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在北京市已公布的两批革命文物名录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88处,包括22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另有2646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
北京将全市革命旧址和红色文物作为有机整体,统筹规划、整体提升、分类施策,抓重点、塑特色。结合遗址情况,分“重点保护”“一般保护”“立牌存念”三类,实施差异化打造提升;在保护修缮重点革命文物时,恪守适度、恰当原则,切实把保护作为第一要务,一个个兼具科学性、富有人文温度的方案,破解了不少文物保护难题。
北大红楼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卢沟桥“七七事变”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香山革命纪念地见证党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丰富厚重的红色资源承载着历久弥新的革命精神。依托红色资源,北京着力打造系统化、立体化的红色文化传承体系:北大红楼、李大钊故居等31处旧址保护传承利用工程陆续完成,以卢沟桥、宛平城为中心,平西、平北、冀东等区域的抗战遗存得到系统性保护,香山公园内8处革命旧址完成修缮,“进京赶考之路(北京段)”全线贯通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彼此呼应,人们可以深切感受北京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2025年7月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历经10个月改扩建正式对公众开放。为最大限度保护好宛平城的“东西文物轴”文脉肌理和古城风貌,改扩建方案采用地下联通的模式进行整体串联:不改变地上建筑格局,向下挖掘利用南侧醒狮广场地下空间扩建展厅,并以地下通道连通南侧雕塑园,打造连续的纪念空间序列。红色资源的集中连片保护不是简单点位拼接,而是历史脉络、空间格局、精神传承的有机统一。唯有统筹规划、保护利用并举,才能让红色文脉在城市更新中永续传承并焕发时代光彩。
共情共鸣沉浸感受让红色精神入脑润心
如何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渠道和机制,让红色精神真正入脑入心,成为激励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今年“七一”前夕,四川都江堰,身着红军服、头戴红军帽的王全英端坐在电视机前,胸前两枚纪念章静静地闪着光。彼时,这位当时全国唯一健在、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迎来105岁生日。
“老奶奶,祝您生日快乐。这是我们送给您的礼物。”当天,国防科技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师生为王全英送来两幅复原画像:一幅是她14岁参加红军时的模样,一幅是她16岁与部队走散后到汶川时的模样。老人看到画像中年轻的
自己,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这一刻,被铭记的不只是历史功勋,更是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首府加格达奇,每逢暑假,阳光社区离退休党支部书记高丹便围绕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的历史,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往事,带领听众重温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的峥嵘岁月:20世纪60年代,八万多名铁道兵奔赴高寒林区会战,官兵们直面极寒天气、物资短缺等重重困难,仅凭钢钎、铁锹等简易工具开山架桥,建成792公里林区铁路摒弃说教式知识灌输,以温情细节、真挚情感讲述革命故事,建立历史和受众之间的情感联结,已成为近年来红色文化传播的新趋势。年轻人从“受教育者”变成“传播者”,红领巾讲解员、青年志愿讲解员、大学生宣讲团不断涌现。当青少年用自己的话语讲述红色故事,红色基因便在这样的讲述中自然传承。
“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格外打动人心!”北京大学图书馆大钊阅览室徐宇深有感触。成功的关键是充分准备和形式创新。一场讲解通常约一小时,却并不枯燥。讲解员将历史叙述与展品结合,穿插朗诵、合唱等互动环节。她印象最深的是带领小学生齐唱国歌的场景:“孩子们特别投入,歌声嘹亮,这份纯粹的爱国热情,让我热泪盈眶。”在这里,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让人心潮澎湃的集体记忆。
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的夜色里,实景演出《恰同学少年》拉开帷幕,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以“学生”身份沉浸其间,感受百余年前毛泽东等进步青年的壮志豪情。“书本中的文字,大家齐声诵读时,震撼、激动”“近距离看演出很容易代入,跟着百年前青年学子的故事共情”不少观众看完后这样评价。
守正创新激活红色资源时代活力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红色文化创新发展路径,依托沉浸式体验强化认同、社会化参与促进传播、创新性表达推动传承,构建起从“文化感知”到“精神共鸣”再到“行动自觉”的完整闭环,让红色文化既有历史厚度,又焕发时代活力。
沉浸式体验,拉近历史与当下距离。依托主题化呈现、沉浸式体验,尤其是“让文献说话、让历史复活”的讲故事方式,使革命历史由静态陈列转化为可感可知的鲜活场景,也让参观者在情感共鸣中完成从“旁观者”到“传承者”的身份转变,红色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浸润着心灵。“乘坐地铁就能邂逅鲜活的红色历史,太有意义了。”一位游客感慨。上海将城市交通网络转化为流动的
红色文化空间:地铁1、2、4号线分别连接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纪念地;“一大会址·新天地站”举办的“初心之地——上海·党的诞生地巡展”主题展,让乘客在步履匆匆间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
烽火岁月中的前线将士,将年幼子女托付给后方,延安保育院由此成为守护革命后代的“红色摇篮”。红色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正是依据这段真实历史创作。“情节特别感人,我的眼泪就没断过。”对观众而言,这不仅是一次观剧,更是一堂直抵人心的党史课。
“守常先生在家吗?”“各位先生好,我是李葆华,请问是来找我父亲的吗?”一场沉浸式导览剧《守常先生》在北京李大钊故居上演。演员的引导与对白,巧妙地将静态文物、故居空间转化为流动故事,让历史变得可感、可知、可对话。“沉浸式导览充分结合故居的博物馆属性,借专业演员的演绎,让沉默的展品‘开口说话’,让凝固的空间‘重现生机’。”一名故居工作人员说。
在重庆,2026年暑期,《重庆·1949》接待游客近8万人次,较往年大幅增长。“课本里读《红岩》已令人动容,实地观看红色剧目更觉得震撼。”成都市民李女士带着儿子随研学团完成“观剧+旧址寻访”行程,感慨不已。
特色文创IP,让红色文化触手可及。在热门影视与文创风潮的双重助推下,红色场馆正经历着一场“青春化”转型。“逛完上海一大会址,一定要看看文创,把红色纪念品带回家,这里简直是红色文创的宝库,从文具到生活用品,每一件都融入了党的诞生地元素,让红色文化触手可及。”一位年轻游客说。这些文创产品从红色资源中提炼设计元素,又与多家上海老字号开展品牌联名、跨界合作。截至2024年底,已累计开发919个品类单品,覆盖十大领域,总营收突破亿元。
左权家书复刻品、左权像章、子弹造型U盘、英雄人物剪纸在第七届山西文博会“文创山西”主题展区,红色文创板块尤其受到观众关注。产品以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吕梁抗日英雄等为主题,涵盖剪纸、烙画、夜灯、徽章等品类,以创意设计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走进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博书屋”,印着《新青年》封面的帆布包、镌刻鲁迅手迹的笔记本等文创品琳琅满目。“这款帆布包我们已卖出超10万个,经常要补货!”博物馆工作人员指着爆款单品介绍。数据显示,该馆日均客流突破3000人次,较10年前增长近5倍。“每卖出一个文创产品,就是播下一颗红色文化的种子。”
多元主体参与,持续增强红色文化传播新动能。2026年暑假,江西井冈山,清华大学和井冈山大学的同学们联合开展思政实践课程。两校学子坐在“三湾改编”旧址枫树坪,走进毛泽东同志写下光辉著作的八角楼,探访发生巨变的神山村。罗霄山脉、红色井冈,成为青年接受思想洗礼的思政大课堂。清华大学日新书院历史学专业本科生聂紫豪说:“亲身站在八角楼那张书桌前,走过挑粮小道、听老乡讲神山村的变迁,这就是‘思政实践’真正的意义:不是简单地看课本上如何描述,而是亲临历史现场,感悟先辈精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来到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人们常会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歌。1943年,音乐家曹火星受当地民间艺术“打花棍”的启发,创作了这首红色歌曲。如今,当地村民自觉守护歌曲诞生的红色记忆,将“打花棍”演变为独具特色的“霸王鞭”,该表演已成为当地传唱红色歌曲的重要形式。
近年来,不少地方还持续扩大红色场馆志愿讲解员、引导员等招募范围,在校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各行各业的青年踊跃参与,为红色文化传播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固本拓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启示与思考
进一步做好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作,必须坚守红色根脉、立足时代需求、聚焦群众期盼,坚持守正创新、系统施策、久久为功,推动红色资源从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从单点保护向全域提质、从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切实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
坚持系统谋划布局,推进红色资源集中连片保护。做好红色资源保护,首要是树立系统思维、强化顶层设计,摒弃单点修缮、零散管护的传统模式,以重大历史脉络、革命发展主线为核心,统筹推进红色资源集中连片、系统化、整体性保护。科学划分红色文化主题片区,构建脉络清晰、特色鲜明、覆盖完整的红色资源保护格局。
要进一步破解红色资源保护碎片化、价值挖掘不深、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坚持保护优先、修旧如旧的原则,聚焦重点红色遗址、经典革命地标,实施常态化修缮提质工程,精准盘活存量红色资源,补齐革命文物保护修缮短板。以规模化、片区化、系统化的保护举措,完整留存革命历史印记,还原红色历史场景,筑牢全国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物质根基。
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夯实红色文化传承制度根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
色文化传承弘扬绝非短期工程,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机制是保障红色基因永续传承的关键支撑。需着力构建保护、挖掘、传播、教育四位一体的长效工作体系,推动各项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运行。
调研组认为,应进一步破解红色文化传播表层化、同质化困境,需健全内涵挖掘研究机制,立足红色资源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精神,开展系统性党史研究、理论阐释和史料考证,深度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核、时代价值和精神内涵,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红色文化研究成果、精品展陈和专题内容。
进一步深化青少年思政教育协同机制,推动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将更多红色场馆、革命遗址打造为常态化思政课堂,搭建系统化、常态化的红色教育活动体系。推动红色教育常态化进校园、进课堂,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革命精神、传承红色血脉。完善全链条工作机制,持续夯实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的制度基础。
坚持守正创新,以红色资源赋能高质量发展。红色文化传承发展,既要坚守历史根脉与精神内核,也要主动适配时代发展、贴合群众需求,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知、深入人心。
调研组建议,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全媒体的红色文化传播体系,依托影视戏剧、融媒体矩阵等载体,打造接地气、轻量化、高品质的红色文艺作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红色故事、弘扬革命精神,有效提升红色文化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同时,推动红色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红色产业业态,延伸红色文旅产业链条,打造特色红色研学、红色体验品牌,推动红色资源向教育、文旅等领域拓展。将红色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区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让红色资源成为涵养社会文明、凝聚民族力量、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精神引擎,真正实现红色文化永续传承、红色价值持久释放。
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来自湖南供销合作社的调研报告
湖南郴州市供销合作社监事会郴州苏仙区供销合作社监事会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供销合作社监事会和湖南省供销合作社监事会第四调研组,对邵阳、衡阳、湘潭、郴州四地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情况如下。
一、主要情况
(一)做实产前环节,有效解决“种地用什么、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做好顶层设计,精心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郴州市社联合郴州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构建品牌引领、社企合作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综合服务体系实施方案》,整合多方资源,以基层社建设为抓手逐步健全供销合作社服务体系,有力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降本增效。湘潭市社联合湘潭市农业农村局出台了《关于拓展“镇村一体、十代十好”模式促进基层社建设和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实施意见》,以创新引领基层社高质量发展,助力粮食生产和乡村特色产业培育。
做实农资保供稳价,保障粮食安全。郴州市社建立化肥淡储机制,在全省首度公开化肥销售指导价,打造1个市级农资配送中心、11个县级农资配送中心和44个乡镇农资配送点,全市化肥价格更加透明,有效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探索农业金融服务,解决农户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郴州市社创新推出市社社员卡,同步提供加油、医药等行业500家企业集采集配服务,有效解决了农民贷款需求。同时,该社还创新推出了郴州“农资E贷”专项金融信贷产品,通过授权委托支付、资金封闭运行、白名单制等举措,有力破解长期困扰农资企业的赊销难题,保障春耕备耕。
(二)做活产中环节,有效解决“地怎么种、农产品质量如何控”的问题
培育多元化服务力量,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率。一是“社村联动”。供销合作社积极整合系统内外资源,联合当地有实力的村委会、龙头企业和能人,共同打造新型基层社,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郴州市社近三年来累计投入资金,撬动社会力量共同打造规范化村供销合作社,将“收集订单、实施订单”贯穿育、耕、插、防、管、收、烘、储、加、销“十代”环节。二是“龙头企业带动”。供销合作社通过控股或参股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龙头企业,精心培育了一批农业社会化服务专业力量。衡阳市社依托所属控股
企业衡阳安合农业有限公司,成立衡阳县安合农事服务中心,负责全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搭建和开展工作。三是“大联盟平台引领”。四地供销合作社系统都成立了市级、县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大联盟,积极整合农业生产主体、农资企业、金融机构等入住平台,通过资源信息共享、协同服务引领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开展。
创新服务方式,满足农户多样化需求。一是开展托管服务。郴州市社下辖的安仁生平现代农机合作社联合社推出包种子、包插秧、包农机、包产量、包销售的“五包服务”,每年种植高档优质稻10万余亩。二是做优农业科技服务。创新开展“互联网+”服务,湘潭市社依托湘潭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整合“农机、农技、农资、农产品电商”四大核心功能,搭载供销“十代”服务,构建“四位一体”服务生态,接入智能农机终端,通过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控农机作业轨迹,确保服务标准化,农机利用率提升了30%,跨区作业响应缩短至30分钟内。
(三)做优产后环节,有效解决“农产品怎么卖、如何增收”的问题
做好农产品加工服务,提升农副产品附加值。四地供销合作社采取联合合作方式,建设农产品加工厂,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解决农产品集中上市“卖难”问题。邵阳市新邵县新田铺供销合作社积极开展水稻“供、耕、种、管、收、售”一体化服务,建设粮食储藏加工仓库两座,年烘干粮食4000多吨,加工粮食5000多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推动产销对接。四地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整合系统内外资源,精心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发展订单农业,组织“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农企对接”“农校对接”等,大力推动农产品从基地走向餐桌。
郴州市社建设并运营“832平台”郴州区域服务中心和乡村振兴馆郴州馆,推动企事业机关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同时,创新开展供销小集市活动。衡阳市社对接省社“巧供网”,搭建数字供销平台,助力农产品销售。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受制因素多
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对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市场主体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实施主体必须是社有企业或基层供销合作社(不包括登记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层社),且供销合作社占股比例要超过50%,导致一些参股龙头
企业被排除在外,市场主体参与供销合作社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积极性不高。
试点资金拨付难。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无论是在实施环节、验收环节,还是在资金拨付环节,都需与农业、农机、农经、财政等部门沟通协调。部分市场主体反映,申报试点实施难度大,而且资金拨付难。
(二)市场主体服务能力不强
控制力不强。由于企业改制、历史包袱以及投入不足等原因,四地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大部分基层供销合作社或社有企业,自身实力不强,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和主导权,导致政策传导力和执行力不足。
服务内容单一。除龙头企业外,大部分市场主体普遍规模较小,技术力量薄弱,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集中在农资供应、农机作业、稻谷烘干等方面,在农产品加工、品牌建设、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服务相对薄弱,难以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发展需求。
协同能力不强。一方面,一些市场主体盲目购买农机设备,导致一些地方农机设施设备存在重复建设现象,造成浪费;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社会化服务大联盟和农合会等行业组织的统筹力和引领力不强,导致服务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与联合,各自为战,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存在无序竞争的现象。
(三)发展环境不优
人才短缺。大多数基层社多年未进新人,队伍老化,制约了基层社发展和农化服务工作的开展。比如,既会操作旋耕机、无人机,又懂农技服务的全能型人才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化服务质量和效益。
风险防范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是对股权风险管控需要加强。为拓展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范围、提升竞争力,一部分供销合作社采取联合合作方式,对一些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进行参股,存在“参股企业破产后补缴股本金的风险”。二是对经营风险管控不到位。主要表现一些企业在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研究不深。比如,对农资淡储风险把控不严,导致进销价格倒挂、造成亏损;对参股企业监管不到位,造成社有资产流失;对农机手培训不到位,农机手操作农机不当造成安全风险等。
三、对策及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
出台《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通过《条例》明确供销合作社法律地位,规范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维护供销合作社及其成员社的合法权益,推动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统筹推进农化服务试点工作。建议成立由农业、财政、供销合作社、金融等部门组成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共同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高效开展。
(二)做强做活服务平台
培育一个龙头。坚持市场化运作,牵头整合农资、农技、农机服务力量,培育省级、市级、县级大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服务企业。建议湖南省社牵头各市州社,组建全省大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服务企业,统筹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
夯实一个基础。强力推进“千县千社质量提升行动”和“强基强能工程”,广泛吸纳农民、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等加入,扩大基层社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建立健全基层社理事会、监事会组织体系,完善基层社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管理,增强发展后劲;做活基层社主营业务,服务好农民生产生活。
夯实一张网络。建立健全省、市、县、乡镇、村五级农资配送中心和配送网点,完善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镇服务站、村服务站的服务功能,推动农资保供稳价和“绿色农资行动”高效开展。精心培育农产品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农副产品连锁经营网络,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加强农产品品牌创建和推广,大力发展电商线上线下服务,积极组织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农产品进城、进超市、进社区。
做活一个平台。加强农合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大联盟建设,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推广“互联网+农业社会化服务”,打造智慧农业服务平台,提升农化服务协同能力。
(三)强化政策资金扶持
建强一支队伍。一是加强与乡镇农技站合作,吸纳“土专家”“田秀才”充实供销合作社农化服务队伍,提升服务能力。二是加强农技人员培训。建议省级层面设立专项资金,采取委托、联合培养等方式,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同时,提高服务人员的待遇水平,吸引和留住人才。
妥善防范化解风险。一是加强对参股企业监管。要采取供销合作社品牌入股或调整公司股本金等方式,做实入股实缴股金,防范入股资金不到位带来的风险;同时,要采取委派监事或开展审计等方式,加强对参股企业监管,防止社有资产流失。二是加强经营风险管理。要坚持为农服务方向,坚持市场化运作,加强对企业的投资风险管理和经营风险管理,确保企业健康发展。
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河南新型文化业态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数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赋能文化领域。河南是文化大省,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抓住科技进步的历史机遇,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既是将河南文化建设融入文化强国建设的应时之举,也是将河南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经济增长优势的关键举措。
一、强化技术支撑,夯实文化科技融合技术基础
建设河南文化数据库。全面梳理河南文化资源,整合河南非遗信息系统、黄河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等文化数字化成果,进一步汇集省内古籍文物、民间文艺、文明遗址等数据资源,关联新闻出版、网络文艺等其他文化资源数据,对文化资源进行科学分类、规范标识和统一标准录入,建设河洛文化、河南红色文化等专题数据库,为河南文化的当代表达奠定数据资源基础。
打造文化智算服务体系。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中原算力谷、郑州数据交易中心等平台,聚焦文化资源数据整合交易、文化企业数智化发展等,建设涵盖大规模算力调度、跨机构数据协同、文化数据资产化、版权保护与交易等功能的一体化文化智算服务中心,为河南文化数智化建设提供合规交易平台和算力服务保障。
推动文化领域科技创新。聚焦文化内容生产、传播消费、版权交易等关键环节,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超高清视频技术、数字安全技术等关键技术研发攻关,推动VR一体机、轻量化AR眼镜等新型装备研发生产。将文化领域关键共性技术需求纳入省科技计划,鼓励郑州等地布局建设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吸引技术研发、内容制作、装备生产等上下游企业集聚,打造文化科技融合的创新载体。
二、坚持人民至上,丰富新时代文化产品供给
传承发展中原文化。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数字化手段对其进行采集、保护、研究与转化,重点推动河南本土标志性文化资源的活态传承。系统整理河南红色文化,通过场景复原、沉浸式演绎等方式增强其精神感召力和教育功能。推进新时代河南文艺发展,鼓励创作单位或创作者围绕时代主题、现实题材开展创作,反映新时代河南社会建设成果和人民奋斗精神。
创新内容生产引导机制。健全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为导向的内容生产引导机制,通过设立专项扶持基金、开展主题创作征集、搭建协同创作平台等方式,鼓励创作单位和创作者产出能够满足新时代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内容,重点推动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发展。完善内容审核与文艺评论体系,既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又要尊重艺术规律和创新精神,推动形成积极健康、多元包容的文化创作生态。
优化文化产品供给。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向数字内容转化。建设数字博物馆、网络文艺平台,拓展沉浸式展览、云展演等新型文化场景。鼓励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文化产品的智能推荐与精准传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触达率。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延时开放、错时服务,结合移动互联网打造“指尖上的文化服务”,优化文化消费体验。
三、做强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引育新型文化企业。分层分类支持文化企业来豫留豫发展,对网络文学、数字动漫、网络游戏等领域的头部文化企业,重点支持其在豫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中心;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项目研发补贴、应用场景开放和投融资对接支持;对传统出版文化单位,实施数字化转型专项诊断和改造补助,支持其培育内部数字化团队或与科技企业结对发展。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结合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对照“文化资源储备—内容生产分发—衍生创意开发—适配技术研发应用—沉浸互动式场景转化”的数智文化产业链条,明确河南优势领域和相对薄弱的领域,以“链群建设”为抓手,推进优势领域产业链群集群化升级和品牌化建设,对相对薄弱的领域实施延链补链强链,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施“文化+”计划,系统性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制造业、农业、康养等实体产业深度融合,提升相关产业的文化含量与产品附加值。拓展“文化+”消费新场景,将文艺IP、文化活动与助农公益、商品展销、体育赛事、研学旅行等相结合,积极推动“农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
四、完善机制建设,推动文化科技融合行稳致远
提供综合性政策保障。研究形成覆盖文化资源采集利用、复合型人才引育、内容创作生产、文艺IP孵化、技术研发、市场推广和知识产权保护全链条的综合性政策体系,避免政策碎片化供给。建立政策实施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通
过绩效评估、示范评比等方式分析政策实施成效,确保制度红利真正转化为文化科技融合的强劲助推力。
创新市场体制机制。完善多层次投融资机制,建立“财政支持+市场化运作”的投融资体系,鼓励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共同投资,探索股权投资、风险补偿等模式。健全成果转化市场机制,打通产学研创新链条,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制度,推动科研成果在影视制作、数字艺术等领域落地转化。
完善治理体系建设。构建文化领域治理共同体,明确文化、宣传、科技、工信等政府相关部门或机构的职能分工,同时引导文化企业和人民群众深度参与文化治理,发挥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畅通群众维权投诉渠道,以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评价指标。构建与新型文化业态相适应的容错治理机制与数据安全保障机制,通过财政奖补、税收优惠激发创新活力,同时加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力度,确保产业规范安全发展。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破局之道与实践探索
王树强
县域经济作为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石,在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以县城为核心,涵盖乡镇与农村的区域单元,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关键节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
从经济总量来看,我国县域GDP达到50万亿元左右,占全国经济总量40%左右,这充分彰显了县域经济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县域经济的成色较好,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近三成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布在县域产业集群中,县域产业集群已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体系的中坚力量。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一方面,县域之间以及县域与市辖区之间发展不均衡,部分县域产业结构单一,产业梯次不健全,产品同质化严重,缺少特色优势产业支撑,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一些县域就业机会少、工资收入低、基础设施不健全、公共服务质量不高,导致县域人口外流严重,人才匮乏,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要素资源。此外,受财政收入增速减缓、地方债务问题以及财政资源分配不均衡等因素影响,县域财政面临挑战,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亟需转变。
面对这些挑战,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迫在眉睫。只有立足县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找准重点发展领域,才能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特色产业驱动的县域经济转型升级路径
县域特色产业的培育逻辑
县域特色产业的培育需遵循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产业选择逻辑。每个县域都有其独特的自然、人文和产业资源,如矿产、农产品、传统技艺等,这些资源是发展特色产业的基础。同时,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导向,只有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才能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以地理标志产品开发为例,雅江县立足“有机之州”战略定位,依托雅江黑猪、三白牦牛、高原食用菌等三大地理标志产品,构建“1+3+N”特色农业体系。以“数字松茸”为引领,建设数字化溯源体系,实现生产端智慧管理、加工端提质增效、销售端渠道拓展的闭环发展模式,推进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
通过这种方式,将当地的资源优势与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相结合,推动了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
从产业图谱来看,县域特色产业的培育应围绕核心资源,构建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同时,要注重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传统产业高端化转型实践
传统制造业如烟花、陶瓷等在县域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实现其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是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绿色化改造。以烟花产业为例,传统烟花生产存在高污染、高能耗等问题。一些县域通过技术创新,研发环保型烟花产品,减少火药使用量,降低污染物排放。同时,采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实现生产过程的绿色化。例如,某烟花生产企业引入新型环保火药配方,使烟花燃放时的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了50%以上。
智能化改造。陶瓷产业的智能化改造主要体现在生产设备的自动化和信息化。通过引入先进的陶瓷生产设备,实现原料加工、成型、烧制等环节的自动化控制,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和管理,优化生产流程。比如,某陶瓷企业建设了智能化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了30%,产品次品率降低了20%。
产业链延伸与标准制定。传统产业高端化转型还需要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例如,烟花产业可以向文化创意、旅游演艺等领域拓展,开发烟花主题公园、烟花表演等项目。陶瓷产业可以发展陶瓷艺术创作、陶瓷文化旅游等产业。此外,制定行业标准也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一些县域通过参与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产业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认可度。
产业融合与集群发展模式
“电商+产业带”融合模式。“电商+产业带”模式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县域特色产业与市场紧密连接,实现产品的快速流通和销售。以某县域的农产品产业带为例,通过电商平台,当地的农产品可以直接销售到全国各地,拓宽了销售渠道,提高了农民收入。数据显示,该产业带在引入电商模式后,农产品销售额增长了50%以上。
“文旅+生态”融合模式。“文旅+生态”模式将县域的自然生态资源与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特色旅游产品。例如,雅江县立足全域旅游目的地建
设,向东积极融入大贡嘎旅游圈,向西全力对接大香格里拉旅游圈,以雅砻江、G318走廊为主轴,串联北部天龙湖生态度假区、西部康巴文化体验区、中部农旅融合示范区、南部户外运动基地四大特色板块,全力构建“一廊四带多港”文旅产业格局。预计到2030年,游客接待量超51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56亿元。
跨区域产业协同机制。跨区域产业协同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一些县域通过与周边地区建立产业合作联盟,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活动。例如,相邻的几个县域共同打造一个产业集群,每个县域专注于产业链的某一个环节,实现专业化分工和协同发展。通过这种方式,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了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培育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治理
数字基础设施是县域数字化转型的基石,涵盖5G基站、智慧物流等硬件布局,以及政务“一网通办”等软性服务创新。
在硬件方面,5G基站的广泛布局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它不仅提升了网络速度,还推动了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例如,一些县域利用5G技术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管理,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温度等信息,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智慧物流的建设也在加速,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能够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产品流通效率。
软性服务创新同样重要。政务“一网通办”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减少了办事环节和时间成本。通过整合政务资源,实现了政务服务的在线办理和信息共享。
不同县域的数字化转型进度存在差异。一些经济发达的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政务服务也更加智能化;而部分欠发达县域由于资金、技术等因素的限制,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但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投入的增加,欠发达县域的数字化转型步伐正在加快。
电商经济与产业升级
电商经济为县域产品流通带来了深刻变革,直播电商和跨境电商成为推动县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直播电商通过主播的实时讲解和演示,让消费者更直观地了解产品特点和
使用方法,增强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以永顺猕猴桃为例,当地果农通过直播电商平台,将新鲜采摘的猕猴桃直接销售给消费者,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销售价格。同时,直播电商还带动了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知名度。
跨境电商则为县域产品打开了国际市场。一些县域的特色产品,如手工艺品、农产品等,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远销海外。跨境电商的发展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收入,还促进了县域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也是电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溯源体系,消费者可以查询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等环节的信息,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永顺猕猴桃在电商销售过程中,采用了溯源二维码技术,消费者只需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猕猴桃的种植过程、施肥情况等信息,提高了消费者的信任度。
科技创新赋能县域制造
科技创新是推动县域制造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聚焦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与产学研合作机制至关重要。
专精特新企业专注于细分市场,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特点。培育专精特新企业能够提升县域制造业的竞争力。例如,某县域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培育了一批专精特新企业,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等方面表现出色,成为县域经济的新增长点。
产学研合作机制能够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县域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例如,索菲亚智能制造作为数字化转型标杆,与高校合作开展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从技术研发投入数据来看,部分县域企业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一些企业将销售收入的5%-10%用于技术研发,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新技术。通过科技创新,县域制造正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区域协同与开放发展的双向突破
县域国际合作的创新实践
县域国际合作的创新实践为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醴陵烟花论坛等国际展会经济模式便是典型范例。醴陵作为世界著名的花炮产地,通过举办烟花论坛,吸引了全球烟花行业的专家、企业和采购商。论坛不仅展示了最新的烟花产品
和技术,还为各方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促进了醴陵烟花产业与国际市场的对接。通过这种展会经济模式,醴陵烟花的国际知名度和市场份额不断提升,推动了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跨境产业链整合也是县域国际合作的重要路径。以醴陵与意大利燃放团队合作为例,双方在烟花燃放表演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意大利团队拥有丰富的表演经验和先进的创意理念,醴陵则具备强大的产品生产能力。双方通过整合资源,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烟花燃放表演项目,不仅提升了表演效果,还拓展了国际市场。这种跨境产业链整合模式,实现了优势互补,促进了县域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
城市群协同发展是县域经济融入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昆山融入长三角、雅江对接成渝经济圈等经验值得借鉴。
昆山地处长三角经济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产业基础,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昆山与上海、苏州等周边城市实现了产业协同发展,承接了大量的产业转移。同时,昆山加强与周边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实现了与周边城市的快速通勤。这种协同发展模式,使昆山能够充分利用周边城市的资源和市场,提升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雅江则积极对接成渝经济圈,依托自身的生态资源和特色产业,加强与成渝地区的合作。雅江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特色农业等产业,吸引了成渝地区的游客和消费者。同时,雅江加强与成渝地区的交通联系,改善了交通条件,提高了区域可达性。
不同区域协同模式存在差异。长三角地区以产业协同为主,通过产业转移和分工合作,实现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成渝经济圈则更注重生态和旅游资源的整合,通过发展生态经济和旅游产业,促进了区域的协调发展。
城乡要素流动与融合创新
城乡要素流动与融合创新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试点,为城乡要素流动提供了新途径。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进入市场交易。这一改革打破了城乡土地二元结构,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例如,某县域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吸
引了企业投资建设产业园区,推动了农村产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
人才返乡创业激励机制也是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举措。以曹县汉服产业为例,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在外就业人员回乡创业。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场地租赁补贴等,同时加强电商人才培训,为创业者提供技术支持。在政策的激励下,曹县汉服产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
从结构化分析来看,城乡要素流动与融合创新需要从土地、人才、资金等多个方面入手。通过改革试点和政策激励,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典型模式解析与经验启示
醴陵烟花经济的全球化突围
醴陵烟花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突围,关键在于国际标准制定与品牌价值提升。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醴陵积极参与国际烟花行业标准的研讨和制定,将自身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安全规范融入其中。这不仅提升了醴陵烟花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也为产品出口提供了有力的质量保障。通过遵循严格的国际标准,醴陵烟花减少了贸易壁垒,顺利进入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
在品牌价值提升上,醴陵注重品质塑造和文化内涵注入。一方面,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高烟花的品质和效果,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产品。另一方面,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烟花设计,使产品更具文化底蕴。
文化IP打造也是重要策略。醴陵以烟花为载体,打造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如烟花节、烟花艺术展等,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和专业人士。通过这些活动,提升了醴陵烟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从产业博览会运营数据对比来看,醴陵烟花在国际博览会上的展位面积、参展企业数量和成交额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醴陵烟花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全球化突围取得了显著成效。
雅江清洁能源走廊的生态经济
雅江清洁能源走廊采用水风光蓄一体化开发模式,实现了多种清洁能源的协同发展。水电方面:依托雅砻江丰富的水资源,建设了多个水电站,为区域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风电和光电:充分利用当地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建设了大规模的风力发电场和光伏发电基地。储能环节:通过抽水蓄能电站等方式,解决了清洁能源发电的间歇性问题,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
“绿电+数字经济”融合路径也是雅江的重要探索。雅江依托绿色电力优势,研究布局区域算力中心,推动绿色电力与智能算力集群融合发展,实现清洁能源的就地转化。
从装机容量与产值数据来看,“十五五”规划期,牙根二级、两河口抽水蓄能电站将开工建设,牙根一级、柯拉二期将投产,柯拉光伏基地装机突破200万千瓦,实现装机超1000万千瓦,年产值突破百亿元。这表明雅江清洁能源走廊的生态经济模式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吉水数字治理的县域样本
吉水在数字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聚焦智能制造工厂改造与政企服务创新。
在智能制造工厂改造方面,吉水以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智改数转网联”全覆盖为目标。例如江西华澳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采用全国顶尖技术建设全自动智能涂装线,生产效率提升1/3左右,良品率高达99%。通过“破点”“协链”“扩面”行动,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迈进。
政企服务创新方面,吉水打造数字化“诊所”,建立全周期数字化转型服务流程,分级分类指导企业精准提档升级。目前,数字化“诊所”已入驻服务商7家,配备诊断专员及接诊员共25名,启动入企诊断162家,初步出具诊断报告155份,启动改造企业102家。
营商环境优化举措也是吉水的亮点。吉水全力打造“四到”营商环境品牌,以“亲清连心政企恳谈会”制度为抓手,构建企业与政府沟通桥梁。今年已召开17场恳谈会,邀请115家企业参会,交办并解决问题125个,办结满意率达100%。同时,为重点项目和企业配备“首席服务官”和“一对一”帮扶专班,设立惠企资金兑现“直通车”。
对比数字化转型前后经济指标变化,今年1月至10月,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分别完成44.8亿元、219.8亿元、2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3%、7.7%、17%。这充分显示了吉水数字治理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政策赋能与未来图景展望
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
“放管服”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是提升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放管服”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为市
场主体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例如,一些县域将多个部门的审批事项整合到一个窗口办理,实现了“一站式”服务,大大缩短了企业办事时间。财政体制改革则致力于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加大对民生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县域投融资模式创新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贵州县域在金融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铜仁市江口县的“梵净生态账户”,实现了生态产品价值可度量、可抵押、可变现的目标,为相关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了运营资金保障。这种创新模式不仅解决了企业融资难题,还推动了县域经济的绿色发展。此外,一些县域还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项目,拓宽了投融资渠道,提高了项目建设和运营效率。
通过“放管服”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投融资模式创新,县域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要素保障体系构建
土地集约利用:部分县域通过开展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工作,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例如,某县域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同时在城镇周边建设集中居住小区,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人才引进培育:一些县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回乡创业就业。同时,加强与高校、职业院校的合作,开展定向培养和技能培训,提高本地人才素质。
跨区域资源调配:建立跨区域资源调配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例如,相邻县域之间通过共建产业园区、共享基础设施等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从要素配置改革试点成效来看,土地集约利用使得土地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益;人才引进培育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促进了产业升级;跨区域资源调配加强了区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提升了县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
氢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县域应积极布局这些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
在氢能产业方面,一些县域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具备发展氢能的良好条件。可以通过建设氢能生产基地,开展氢燃料电池研发和应用,推动氢能在交通、能源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例如,某县域利用当地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建设了氢能制备项目,为当地的公交车和物流车辆提供清洁能源。
生物制造产业也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县域可以依托当地的农业资源和生物科技优势,发展生物制药、生物农业等产业。通过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高生物制造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县域创新生态体系构建对于培育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昆山元宇宙产业规划为县域创新生态体系构建提供了有益借鉴。昆山通过建设元宇宙产业园区,吸引了一批元宇宙相关企业和创新团队入驻。同时,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保障。此外,昆山还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营造了良好的创新氛围。
未来,县域应加强创新生态体系建设,完善政策支持、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良好的环境。通过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和构建创新生态体系,县域经济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实践探索基于湖南、内蒙古的实践借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任晋兰
党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明确要把新疆打造成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粮食生产“区内结余、供给国家”,是新疆的重大政治责任。
近年来,自治区各地各部门持续建机制、强质量、严监管、抓管护,加快推进全区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设,有力推动粮食产能稳步提升。截至2025年底,自治区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359万亩,占耕地面积51%以上,项目建设标准、实施进度、工程质量、群众满意度等均大幅好于往年。为进一步巩固拓展建设成效,规范和完善项目管理环节,有效应对招标投标过程中的各类风险挑战,研究和应用更加公正透明、精准高效的全流程电子化模式显得尤为必要。
1.基本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电子招标投标办法》
《标准施工招标文件》《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研究起草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3个招标文件示范文本,试点开展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工作。据了解,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在全国率先启用高标准农田建设电子交易系统,在招标投标全程电子化方面积累了丰富且成熟的经验,相关成果获得农业农村部认可。其中,湖南省实施“机器管招投标”工作,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取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三盲”(招标主体、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与投标主体之间相互不知)措施。
2.充分学习借鉴经验,推进新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制度化
湖南、内蒙古坚持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撑,通过完善机制和技术赋能,推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有效防范了围标串标、“打招呼”等情形,为新疆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制度建设、专家库搭建扩容,逐步在全区推广实行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工作落地提供了宝贵经验。
2.1坚持高位推动,系统谋划设计
湖南省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全省十大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纳入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责任制、大抓落实激励等考核范围,实行省级领导联系指导万亩连片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组织召开全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攻坚战动员部署会,省委书记出席并部署工作,分管省级领导督战推进情况。2021年启动电子化招投标示范文本编制工作。2022年4月,省农业农村厅、发改委联合印发《湖南省农田建设项目工程电子招标投标施工招标文件示范文本(2022年版)》。2024年10月,启动“机器管招投标”部署工作。2025年4月,公布《湖南省农田建设项目工程施工“机器管招投标”模块化招标文件范本(2025年版)》,全面实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机器管招投标。
内蒙古自治区将全流程电子化纳入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和数字政府建设重点任务。2022年制定出台《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十一条政策措施》(以下简称“田十一条”)。根据近年来发现的新问题、总结的新模式,在对“田十一条”实施效果全面评估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先立后破”。2024年4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高质量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通知》,明确全区推行全过程电子化招标投标和远程异地评标。2025年1月,又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参建单位信用评价办法》,进一步将招标投标行为关进制度的笼子。
2.2强化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创新
湖南省农业农村、水利、住建、人社等行业部门建立主体库,收录高标准农田参建单位关键信息与基础数据。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立“主体信息阳光房”,实现各行业部门数据全贯通、全透明。投标主体投标时无需自主填写投标文件,系统自动对接主体库,关键信息、关键岗位人员与业绩证明材料实现一键上传,避免造假。
内蒙古自治区由分管副主席牵头,成立推进电子化招投标专项工作组,区农业农村、发改、公共资源交易等多部门协同推进。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三随机”运行模式,打破农业专家资源壁垒,实现跨区域专家库资源共享。同时,扩充远程异地评标机位,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100%全覆盖,保障每个项目及时入场交易。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与农业农村部门提前沟通,摸排需求,有效化解项目扎堆入场导致的场地资源紧张问题。开通“7×24小时”服务专线,项目入场即来即办。专门设立专家休息室楼层,专家不离场且手机信号屏蔽,减少人为干预。
2.3深化技术支撑,推进公平公正
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开发独立高标准农田电子招投标系统,全省实现“一个CA锁(电子身份认证)、一个招标投标平台、一套招标文件示范文本”通用模
式。关键评审因素和参数由系统自动锁定,将以往可“自主编辑”的内容转变为“自动生成”或“限定选择”项,从源头上防止为特定企业“量身定制”条款。从招标文件编制、公告发布、投标文件制作、开标评标,到投诉质疑、合同签订,全程在平台上完成,数据上区块链。依托全省统一的投标主体信息库,投标人制作标书时可直接一键获取相关信息,需手动填写的内容从数百项大幅缩减至数十项。系统建立了“不锁定就用不了、锁定了就动不了、用过了就抹不掉、造假了就跑不了”的全透明运行机制,显著降低企业投标成本、提高投标效率。
内蒙古自治区着力排除人为干预,开标前,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均无法知晓投标人具体数量和名单(三盲);评标中,评标专家分配评审内容全程保密隔离,互不知晓;技术标、投标报价采用“暗标”形式,隐藏投标单位标识(双隐藏),评委随机乱序评审。开标和评标全过程视频监控、机器处理,数据全留痕,最大程度压缩了“打招呼”“围猎专家”等乱象空间和专家评标滥用自由裁量权。
3.推进新疆高标准农田项目招投标制度化、规范化的对策建议
新疆高标准农田项目招投标应重点从三方面突破:一是加快电子化招投标试点,完善示范文本、深入调研、分层培训;二是搭建扩容评标专家库,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动态更新和数字赋能;三是健全配套制度,推行信用监管与远程异地评标。
3.1在推进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电子化招投标工作落地上实现新
突破
借鉴湖南、内蒙古成熟工作经验,尽快在自治区选择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试点,总结经验,逐步在全区推广。一是加快完善示范文本。对标国家法律法规规范与地方实践经验,对已编制的《农田建设项目工程电子招标投标施工招标文件示范文本》开展多维度意见征询。联合发改、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及行业协会、招标代理机构、施工企业召开论证会,聚焦条款合规性、技术适配性及操作便利性征求意见。建立“意见分类—反馈修订—专家复审”闭环流程,确保示范文本兼具标准化与地方适用性。二是深入开展工作调研。与地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项目业主单位及乡镇基层代表座谈,了解堵点难点,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对示范文本有针对性修改完善后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不少于30日)。三是分层分类组织培训。会同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
接相关第三方技术支撑单位,结合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培训班开展“电子招投标实务课程”,重点讲解全流程电子化操作、围串标智能监测技术,“不见面开标”“暗标评审”等案例实践经验等,提升项目管理水平。由地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同相关单位组织开展“送教下乡”模拟演练,针对招标文件编制、电子投标工具使用等环节手把手指导,确保基层人员“学会用好”。
3.2在推进自治区农田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库搭建扩容上实现新突破
为提高评标专业化水平,联合自治区相关部门,搭建扩容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库,形成覆盖全面、管理规范、高效透明的运行机制。一是部门协调联动。联合自治区相关部门制定《自治区农田建设项目专家库管理办法》《自治区农田建设项目专家动态考核管理办法》,明确专家准入条件、分类标准及动态管理机制,确保专家覆盖土地整治、规划设计、灌溉工程、耕地质量提升、土壤污染防治、道路桥梁房建、工程造价、资金及绩效管理等细分领域。对接水利、发改、住建、人社等行业部门,推荐专业水平和信誉度均处于较高水平的专家,实现专家库规模与质量同步扩容。二是强化动态更新。建立专家履职评价体系,实行“一标一评”机制,由交易中心、招标方(项目法人)及监督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对专家评标行为进行量化打分,对存在违规或评分连续不合格的专家予以约谈、暂停资格或清退,并定期更新专家库信息。三是数字赋能管理。依托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开发专家库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专家随机抽取、自动回避、在线评标等功能,并与“信用中国”平台数据对接。同时,定期组织培训,强化专家电子评标技能与法规意识。
3.3在推进自治区农田建设项目招投标相关制度建设上实现新突破
围绕电子化招投标全链条,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研究制定相关配套制度文件。研究制定《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电子招投标实施细则》,明确CA签章、远程开标、电子归档等操作规范。联合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搭建全区农田建设领域评标专家库,研究制定《自治区评标专家异地抽取管理办法》,推动远程异地评标进程。参考“五统一”模式(统一范本、平台、流程、监管、信用),将农田建设项目纳入自治区级电子招投标监管体系,实现与水利、住建、自然资源、人社等行业数据的互联互通。联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行业部门,研究制定《自治区农田建设项目从业主体信用评价办法》《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标结果复核复评管理办法》等制度办法。
银龄就业的思考与探索
四川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课题组
本课题所研究的银龄就业,特指法定退休后老年人的再就业行为,核心特征为“弹性适配”,以灵活就业、兼职服务、项目合作等多元形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课题核心研究银龄群体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体系建设,聚焦分层分类培训、全链条服务、全方位保障、动态化评估四大协同体系,探索适配我国国情的银龄就业发展路径。
本次研究以法定退休后有再就业意愿或已实现再就业的老年群体为核心对象,重点研究低龄银龄群体技能储备、中高龄银龄群体健康状况对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严格遵循提纲设计、资料收集、初稿撰写、专家论证、定稿发布的规范流程,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有效样本272份)、实地走访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确保研究成果真实、精准、可行。
一、银龄就业发展现状
(一)银龄群体特征受访群体中,55—64岁银龄群体占比62%,在业率24.63%,半数有再就业意愿,是就业核心力量;65—74岁群体占38%,多数身体健康,不少人无慢性病,具备就业条件。收入与学历成正比,大专及以上群体薪资最高。从业人群分为专业技术、服务经验、体力劳动三类,各有不同就业特点。多数人就业为补充收入、丰富生活,普遍偏爱灵活岗位,城乡就业选择存在区别,超四成期望月薪3000元以上。区域发展差距明显,东部再就业率远高于中西部农村地区。
(二)国内外银龄就业成熟经验国际层面已构建起成熟的银龄就业支撑体系。日本设立“银色人才中心”,帮助老人实现再就业,配套税收优惠、弹性岗位与数字培训形成完整服务链条;德国依托“老年工作坊”开展培训,参训者再就业率达72%,以代际协作模式兼顾制度弹性与市场需求;美国打造志愿、灵活就业、创业相结合的发展体系,借助公益项目、低息贷款、线上平台,有效释放老年人力资源潜力。
国内多地积极探索银龄就业,全国老年人才信息库已收录超30万人,浙江推出“时间银行”、广东设立银发就业服务专区。北京、上海、四川等多地结合地方特点,打造出讲学、社区服务、志愿帮扶等特色就业模式。目前国内银龄就业仍存在不少问题,就业信息多依靠熟人、社区传播,线上渠道使用较少;
岗位以服务业为主,灵活就业占比偏高,普遍面临权益保障不足、人岗适配度低等困境。
二、银龄就业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一)认知层面:观念束缚与自我设限并存社会对银龄就业存在刻板印象,76%的企业基层岗位设置60岁年龄上限,超三成企业对老年人学习能力存在偏见。仅35%的低龄老人有明确再就业意愿,隔代照料、家人反对制约就业。同时银龄群体数字鸿沟明显,线上求职能力弱,农村老人就业信息渠道闭塞。
(二)服务层面:公共就业服务供给质效不足基层银龄就业公共服务供给短板突出,仅12%的社区设有专属就业服务站,人员配置不足、服务负荷较重。仅有25%的培训课程适配老年群体,岗位供给与老年人就业需求匹配度不足、供需错配明显。线上平台适老化建设滞后,服务模式单一,且缺乏多部门间的常态化联动,难以形成就业服务合力。
(三)制度层面:法律政策与社保体系滞后当前银龄就业法律保障存在空白,缺乏反年龄歧视专项立法,老年劳动者劳动关系界定模糊、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财税激励政策缺位,68%的企业因用工成本顾虑不愿聘用老年人。社保体系适配不足,超龄人员工伤保险覆盖难、医保衔接不畅,就业风险难以兜底,双向制约企业用工与老人就业意愿。
(四)市场层面:歧视、错配、渠道困境突出就业市场年龄歧视常态化,显性年龄门槛与简历、面试中的隐性淘汰现象普遍。银龄适配型优质岗位供给不足,岗位要求与老年人能力、时间需求不匹配,供需结构性失衡突出。同时,专属就业平台稀缺、主流招聘渠道适配性差,老年人求职依赖熟人网络,市场化、数字化就业渠道尚未畅通。
三、银龄就业发展的系统性对策与创新探索
立足国内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建议从九大维度发力,构建全方位、可落地、长效化的银龄就业高质量发展体系:
(一)顶层设计:构建四级联动闭环政策体系强化银龄就业政策统筹与分层落地,打通政策落地堵点。
国家层面立足战略引领与制度建设,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纳入人口与银发经济发展规划,完善劳动就业法规、增设反年龄歧视条款,明晰劳资双方权责。同时建立全国政策督查机制,统一能力测评与培训标准,组建国家级专家团队,夯实银龄就业标准化工作体系。
省级层面聚焦统筹协调与资源整合,建立人社、民政、卫健、财政、教育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整合分散政策、资金、服务资源;结合省内产业布局、经济结构,制定地方性实施细则与扶持政策;吸纳退休专家、资深职业指导师、行业骨干,组建省级银龄职业指导团队,统筹区域就业服务工作。
市级层面聚焦精准落地与模式创新,搭建市级银龄就业综合服务中心,设立区县分中心,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市场化运营;开展“银龄就业示范企业”评选,试点弹性退休、就业激励创新机制;建立常态化县域工作指导机制,依托市级专家团队深度赋能基层服务,推动区域银龄就业模式创新。
县级层面聚焦基层服务与供需对接,推进乡镇、社区银龄就业服务站全覆盖,搭建本地银龄人才与企业用工双向信息库。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与技能提升行动,健全政策跟踪反馈和基层维权机制,下沉开展一对一职业指导、岗位匹配与政策解读,保障政策红利精准落地。
(二)意识重塑:搭建多元立体宣传教育矩阵为全方位破除社会、企业、个人及家庭层面的银龄就业认知壁垒,需多方发力重塑就业观念。社会层面依托各级主流媒体开设专题宣传,展示银龄就业成果,宣传老年人的专业价值与独特优势,扭转社会刻板印象。面向企业常态化开展专题培训,引导企业结合老年群体特点优化岗位、管理与考核机制,主动吸纳优质老年人力资源。同时,依托老年大学、社区阵地开设生涯规划、职场适应等课程,强化老年人就业赋能,并开展家庭宣传活动,普及就业模式与保障政策,打消家庭顾虑,营造全社会支持银龄再就业的良好氛围。
(三)能力提升:构建三维度分层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为精准补齐银龄群体能力短板、适配市场岗位需求,需搭建通用、数字、专业三维培训体系,系统提升老年人就业综合能力。通用能力模块聚焦沟通协作、职业素养、学习适应三大核心素养,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实战演练等多元教学方式,夯实银龄群体职场基础适配能力。数字能力模块采用分层教学模式,普及手机操作、线上求职办公等基础技能,同时培育电商运营、短视频剪辑等新兴数字技能,切实破除数字鸿沟。专业能力模块依托老年人原有职业经验,通过经验转化、技能更新、新技能拓展的培育模式,落实“培训—认证—就业”一体化机制,推动传统从业经验对接现代岗位需求,助力银龄群体完成技能迭代,筑牢就业核心竞争力。
(四)就业拓展:打造多场景精准岗位开发体系立足银龄群体年龄、技能、
体能、地域特征,精准开发十二大类适配就业场景,实现人岗精准匹配、优势互补。一是咨询服务类,面向退休专业技术人才,开发行业顾问、政策讲师、智库研究等岗位,发挥经验壁垒优势;二是社区服务类,适配服务型老年群体,设置社区治理、养老督导、矛盾调解等岗位,贴合就近就业需求;三是健康照料类,依托退休医护、养老服务人才,开发康复护理、陪诊、慢病管理等刚需岗位,保障就业稳定性;四是教育文化类,面向退休教师、文化从业者,布局课外辅导、非遗传承、场馆讲解等岗位,适配知识型银龄群体。
同时,拓展专业技术、商务客服、零售服务、乡村振兴、手工创意、平台灵活就业、公益志愿、轻体力劳动等多元岗位,全面覆盖高、中、低不同技能层级和城乡不同区域的银龄群体。所有岗位均推行兼职、短时、远程、项目制等弹性就业模式,契合老年人时间灵活、就近就业的核心诉求,大幅提升岗位适配度与就业意愿。
(五)机制创新:多元模式激活银龄人力资源活力创新多元化就业运营机制,破解传统就业模式局限。推广全国统一“时间银行”互助模式,规范服务时长存储、兑换、传承机制,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公益服务,积累养老服务权益。搭建省级银龄共享用工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短期、项目制用工需求与退休人员闲置技能资源,实现灵活用工、按需匹配。推行企业非核心业务外包模式,鼓励企业将技术攻关、文案策划、市场调研等工作外包给退休专家团队,盘活高端老年人力资源。
统一弹性就业岗位认定标准,规范兼职、短工时、远程办公等就业形式的运营规范。建立特色激励机制,推出银龄灵活就业保障卡,实现工作时长与补贴权益挂钩;设立财政专项奖励基金,按区域再就业率提升幅度实施阶梯式奖励;编制《银龄再就业适配指数》,持续优化人岗匹配精准度,充分调动政企社三方积极性。
(六)政策保障:构建全链条制度支撑体系需构建法治化、精细化、全方位的保障体系,筑牢银龄就业权益底线。法律层面出台老年劳动者权益保障专项条例,明确老年劳动用工规范、劳动关系认定及纠纷处置机制。财税层面落实双向激励政策,对吸纳银龄就业的企业给予社保补贴、税收减免,对再就业老年人实行个税优惠,有效降低用工与就业成本。社保层面打通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险参保通道,优化医保异地结算与报销服务,补齐就业风险保障短板。同时搭建全国统一的老年人力资源动态数据库,依托大数据实现就业精准管理与
智能匹配,并配套贴息贷款、创业担保、创业指导等金融扶持服务,全方位支撑银龄就业与创新创业发展。
(七)平台搭建:构建三方联动服务体系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信息共享机制,统一信息交换标准,实现岗位信息、培训资源等互联互通。健全服务转介机制,公共平台负责基础服务并将个性化需求转介至市场和社会组织平台;联合开展就业服务活动,形成服务合力。建立监管协作机制,共同规范就业市场秩序,保障银龄就业市场健康发展。银龄职业指导专家团参与三方联动机制建设,为跨平台服务转介、联合服务活动开展提供专业支持。同时,编制
《四川省银龄就业帮扶实操手册》,助力银龄就业。
(八)职业赋能:构建全周期精准培训服务体系依托“能力基线—岗位需求—区域特色”构建三维靶向培训框架,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分类培训模式。推行“企业订单+基地实训+顶岗试炼”训战一体模式,联动商超、养老机构、农业合作社、文创企业等搭建银龄实训基地,落实“1天理论+1天实操+2天顶岗”的高效培训节奏,实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建立“测评—匹配—辅导—跟踪”全周期陪伴式服务机制,从能力测评、岗位匹配、岗前辅导到在岗跟踪,全程跟进服务,持续提升银龄就业稳定性与适配度。
(九)实施策略:试点先行、分步推广、动态优化坚持科学稳妥、循序渐进的推进思路。优先选取老龄化程度高、经济基础好、改革意愿强的地区开展综合试点,重点验证四级政策体系、创新就业机制、社保优化、平台运营等举措的可行性。实行分阶段推广,短期1—2年总结复制试点成熟经验,扩大区域覆盖;中期3—5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试点成果;长期5年以上构建成熟完善的银龄就业生态体系。建立常态化政策评估与动态优化机制,结合市场变化、就业成效、老龄化发展趋势,持续优化政策举措,保障银龄就业工作长效高质量推进。同时,编制《四川省银龄就业帮扶实操手册》,助力银龄就业。
推进银龄再就业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激活银发经济、盘活老年人力资源的必然举措。当前银龄就业仍面临认知偏见、自我设限、公共服务薄弱、政策保障滞后、市场供需错配、就业渠道闭塞等多重困境。需秉持系统思维,从顶层设计、认知重塑、技能提升等多方面发力,构建多元协同的发展体系,充分释放老年人力资源价值。
随着数字化技术普及和银发经济深度发展,适配老年群体的新业态、新岗位、新模式将持续涌现,银龄就业的灵活性、适配性、规范性将不断提升。未
来,通过系统化、精准化、常态化的培育与保障,银龄再就业将从个别现象转变为社会普遍实践,既能够帮助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丰富晚年生活,又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银发动能,形成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社会赋能、多方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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