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引言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主要经济形式,是以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和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20XX年在乌镇举行,会上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正式启动,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六个试验区获批开工建设。会议公布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强调在数字经济要素的资源配置、流通机制、新型生产关系等方面,各试验区要结合自身优势和结构转型的特征进行深入的探索,充分发挥新的活力[2]。展望未来,在数字经济空间布局、产业集群、生态环境等方面,试验区将更加具有探索和创新意义,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建设的先行示范区,为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治理提供新模式、新路径。因此,通过对试验区建设进展进行动态的跟踪和观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转型的理念、模式和路径。
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的定义,刘雷梳理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定义,分析当前数字经济的典型特点,并针对一系列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发展重点和努力方向[3]。魏中龙对当前的数字经济概念进行了梳理,提出数字经济新的定义,并从八个层面对其本质特点进行了剖析[4]。二是数字经济统计的分类与测算,许宪春等在深入分析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结构进行了系统的监控,为中国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5]。吴翌琳等从广义概念视角明确数字经济统计界定[6]。三是数字经济相关的实证研究,韩璐等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人才集聚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7]。叶胥等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行业、技能三个层面就业结构的影响[8]。程文先等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化特征[9]。
关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研究,学者们从试验区发展情况、经验做法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指出了试验区的发展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徐滢对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及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对六个试验区进行了调查,并对其在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体系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进行了研究[10]。覃剑提出试验区的建设前景,认为要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模式等方面入手,然后形成一种可复制利用且受欢迎的经验[11]。李志起等对试验区的发展路径、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应建议,为更多省市的发展提供借鉴[2]。韩骞等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相关的关联评价指标体系,对试验区的科技创新投入与数字经济发展效果的关联评价进行了研究[1]。这些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支撑。
综上,可以发现,虽然已有研究大多直接对试验区的发展情况、经验做法进行了探索,但缺乏相关数据资料对其进行理论支撑。鉴于此,我们在总结了目前的研究成果后,收集近年来试验区的相关数据资料,结合各地区出台的政策,通过数字经济规模、信息化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数字交易水平和发展路径等方面来分析试验区的发展现状。并从统筹规划、治理水平、技术创新、法治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设立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和四川省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其2021年GDP总量占全国GDP的32.25%。近年来,我国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围绕数字生产要素充分流通、数字要素高效配置等数字经济发展关键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试验区建设与探索工作,并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一)数字经济规模逐步扩大数字经济规模是反映一个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数据统计(见图1)2019—2021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数字经济规模均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从总体来看,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数字经济规模总量由20XX年的12.3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6.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4.8%。从不同试验区来看,数字经济规模最大的是广东省,其占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数字经济规模总量的36.4%,其次是浙江省(占比22.2%),最小是重庆市(占比8%)。2019—2021年,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数字经济规模从20XX年的1.1万亿元、2.7万亿元、1.7万亿元、4.9万亿元、0.5万亿元、1.4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39万亿元、3.6万亿元、2.3万亿元、5.9万亿元、1.3万亿元、1.7万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4%、15.5%、16.3%、9.7%、61.2%、11.2%。由此可知,自20XX年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获批建设后,六个省市的数字经济规模受试验区建设影响都得了良好的发展。其中,重庆市数字经济规模增长最快2021年重庆市数字经济规模增速超过20%,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贵州省。
(二)信息化发展水平数字经济是在信息化技术和平台的共同推动下产生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与信息化发展高度相关。信息化发展是指通过信息化技术把信息资源与服务平台相结合,从而逐步实现生产、运营的智能化。参照王海艳等[15]的研究,区域信息化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光缆密度、移动电话基站密度、电信业务总量和软件业务收入等指标进行衡量。
1.从光缆密度来看(见图2),2019—20XX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光缆密度除福建出现略微的负增长以外,其余均为正增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光缆密度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10%、7.12%、
-0.51%、10.42%、7.49%、6.21%。可以看出,20XX年光缆密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浙江、广东、重庆、福建、河北、四川;2019—20XX年光缆密度增长最快的是广东。
2.从移动电话基站密度来看(见图3),2019—20XX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移动电话基站密度均呈现增长的态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移动电话基站密度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05%、10.76%、11.38%、10.55%、11.01%、14.46%。可以看出,20XX年移动电话基站密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浙江、广东、重庆、福建、河北、四川;2019—20XX年移动电话基站密度增长最快的是河北。
3.从电信业务总量来看(见图4),2019—20XX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电信业务总量均呈现增长的态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电信业务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5.93%、23.72%、20.80%、24.73%、22.56%、45.73%。可以看出,20XX年电信业务总量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广东、浙江、四川、河北、福建、重庆;2019—20XX年电信业务总量增长最快的是四川。
4.从软件业务收入来看(见图5),2019—20XX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软件业务收入除了河北和福建出现负增长,其余均为正增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软件业务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7.84%、15.18%、-23.45%、14.79%、17.29%、15.08%。可以看出,20XX年软件业务收入从高到低
(三)互联网发展水平数字经济是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互联网发展水平则是衡量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所谓互联网发展,就是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参照已有研究,互联网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等指标来衡量。
1.从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来看(见图6),2019—20XX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只有河北、广东和重庆实现正增长,其余均为负增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1.90%、-24.47%、-4.34%11.29%、0.38%、-0.96%。可以看出,20XX年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河北、广东、浙江、福建、重庆、四川;2019—20XX年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增长最快的是河北。
2.从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来看(见图7),2019—20XX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只有河北、重庆和四川实现正增长,其余均为负增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9%、-9.63%、-2.96%-8.41%、0.62%、3.40%。可以看出,20XX年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广东、浙江、重庆、福建、河北、四川;2019—20XX年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增长最快的是河北。
(四)数字交易水平
数字交易是包括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交易,其利用数字技术建立数字服务平台,以提升数字产业的交易效率,从而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参照已有研究,互联网发展水平可以通过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电子商务销售额和网上零售额等指标来衡量。
1.从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来看(见图8),2019—20XX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均呈现增长趋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45%、4.27%、6.25%、4.63%、10.48%、6.78%。可以看出,20XX年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重庆、四川、浙江、福建、广东、河北;2019—20XX年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增长最快的是重庆。
2.从电子商务销售额来看(见图9),2019—20XX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电子商务销售额均呈现增长趋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电子商务销售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1.48%、5.60%、13.50%、1.21%、21.99%、9.94%。可以看出,20XX年电子商务销售额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广东、浙江、四川、重庆、福建、河北;2019—20XX年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最快的是河北。
3.从网上零售额来看(见图10),2019—20XX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网上零售额均呈现增长趋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网上零售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83%9.10%、16.31%、12.94%、9.07%、12.81%。可以看出,20XX年网上零售额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广东、浙江、福建、四川、河北、重庆;2019—20XX年网上零售额增长最快的是福建。
(五)发展路径各具特色
当前,我国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发展综合考虑了所在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发展状况等,已经形成了雄安新区以数字城市建设带动数字经济发展,浙江省以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福建省积极完善“数字福建”整体架构,广东省以“双轮驱动”+多维发力推动数字经济创新,重庆市多措并举强化数字化转型的要素供给,四川省以产权驱动创新做大做强数字产业的发展模式,为全国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发展探索崭新的路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试验区区域分布、试验重点以及具体措施如表1所示。
三、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体系不完备
当前,我国各省市存在数字化水平发展不均衡、政策供需不一致的情况,数字经济资源与应用资源竞争日益加剧,各省市纷纷积极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制度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由于缺乏统筹协调和省份间的分工协作,一些区域在发展路径和举措方面纷纷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例如各省市均提出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快发展,但其中河北等省市并未列明细分领域及重点发展方向。由于数字经济企业间使用的业务架构和体系不尽相同,使得数据在联通、整合、共享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出现较严重的“数据孤岛”现象,例如根据《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XX年)》显示,广东出现超过4000类“数据孤岛”。
(二)治理水平不高
政府必须正确认识数字经济这一全新的经济形态,理性地分析这种经济形态发展的道路。政府在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上缺乏对它们之间协同性的考虑。在建设过程中,没能充分考虑到试验区发展的基础条件以及实际需求。项目管理的制度不够健全,工作管理机制也不够完善。例如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河北省政府和财政的数字化转型明显滞后,体现为数据标准不统一、政务平台分散等,特别是对财政数字化转型而言,河北省尚未打破部门间“数据烟囱”。
(三)创新水平滞后
我国的数字产业基础比较薄弱,即使是广东省和浙江省等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地区,在核心技术方面的研究也仍然比较弱[17]。并且,各省市还存在创新人才引进不足、技术创新水平不够、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不足、数字软硬件存在短板等问题。从各省科技经费投入情况来看,20XX年福建省、河北省和重庆市RD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1.92%、1.75%和2.11%,排名居第12、13和16位。从引领创新浪潮的独角兽企业看,2021年我国共有301家独角兽企业,前六名分别为北京(91家)、上海(71家)、深圳(32家)、杭州(22家)、广州(10家)和南京(10家),而福建省和河北省都只有1家。
(四)法规政策不健全
目前,试验区都相继出台了有关数字经济的法律、法规,例如《河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福建省大数据发展条例》《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和《重庆市数据条例》等。但当前只有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其余试验区均未出台实施专门的数字要素市场建设方案。并且,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出台的管理制度和政策法规未能很好地将数字化要素与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有效的融合,使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激励机制不足;统计指标体系存在行业代码多、统计口径不统一、实施难度大等问题,不能很好地评估数字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间接带动效应。
(五)经济发展存在差距
从试验区内部发展的格局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试验区数字产业的发展也就越强。并且,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吸引技术、人才等要素的集聚,也更有利于推动试验区的发展。2021年,河北省和重庆市的GDP排名相较于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四川省来说比较靠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不足。从数字经济规模看,2021年浙江省和广东省的数字经济规模分别达到3.6万亿元和5.9万亿元,而河北省和重庆市均未达到1.5万亿元。
四、推动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统筹规划
根据独特的区域产业特色、发展基础、战略需求等,积极完善目标体系,实现精细化和差异化的发展,制定并实施具有独特发展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例如作为全国互联网产业发展高地的浙江省应当积极将各类产业与互联网融合,形成新业态、新模式。各省份之间也需要积极应对和推动变革的强大合力,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认真研究编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中、长期规划,确保目标不要太大、太空,明确数字经济发展理念和实现路径,提出发展目标和主要预期指标。在新型基础设施和不同行业中,应该制定顶层设计和专门的标准,以推动数据的标准化,打破“数据孤岛”。
(二)提高治理水平
应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政府的业务协同和管理能力,打破分散的“信息孤岛”,推进政府信息系统的集成和共享,实行差异化的监管。要加强工作管理,例如项目申报评审、专家咨询、绩效评估等。要强化对数字平台的监管,特别是那些在行业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且业务范围十分广泛的平台。要允许企业在许可范围内进行尝试,应对一些行业规模不是很大的企业或者一些新兴业态给予适当的宽容。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实际需求和基础条件,防止新的生产过剩[11]。要推动信息安全、开放、共享,提高社会数据资源的价值,完善数字要素的市场化运作,促进数字经济的创新要素价值流通在国内领先。
(三)提升技术创新
各试验区要加强科技创新研发水平,构建产业、地区的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平台,加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不断创新数字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要加强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重要技术人员实施激励,继续增强核心技术方面的研究。积极鼓励企业、高校院所不断加强研究投入,支持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加强合作,打造政产学研一体化数字创新人才培养基地。通过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方式提高关键数字软硬件的自主研发、设计、制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推动数字软硬件与传统基础设施的融合,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支撑。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需要得到有效的利用和持续的发展,打破企业想依赖原有路径和“不想”数字化的想法。
(四)优化法治环境
要为新技术、新要素的发展和运用提供相应的法律保证,健全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18]。在管理制度、政策、法规等方面,要推动数字化要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融合,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强化区域政策协调,制定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特点相匹配的年度评价机制,推动共建共享。在知识产权保护、公民隐私保护、反垄断和公平竞争等配套支持政策方面,应当积极推进改革。与时俱进地调整法规的内容、监管的形式,推动治理向科学化、精细化和精准化方向迈进,促使数字经济向法治化、规范化不断发展,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潜力和发展活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促进经济发展
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形成强大市场。努力满足各方面的消费需要,提升产品的质量,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和旅游等服务业的不断发展,改善消费环境,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更好地激发居民的消费需求。继续保持各省市消费持续不断扩张,牢牢把握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升级的大趋势,努力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开拓和升级我国消费市场。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切实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健全区域战略统筹机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有效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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