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调研报告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是深化国企改革的核心方向,也是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必由之路。为系统掌握当前国企市场化转型的进展成效、瓶颈制约及突破路径,本课题组以“改革攻坚、融资创新、风险防控”为核心维度,通过文献研究、数据梳理、案例分析(选取中国联通混改、重庆国企“五个重塑”、华电清洁能源REIT等典型案例)及专题研讨等方式开展调研,形成本报告。
一、调研背景与意义
(一)时代背景:市场化转型是国企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从内部环境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进入深水区,高质量发展对企业效率效益、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国有企业传统发展模式中存在的体制机制僵化、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风险防控能力薄弱等问题日益凸显。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党的大会进一步强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此背景下,以市场化转型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内生动力,成为国有企业的必然选择。
(二)现实意义:市场化转型事关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
一是筑牢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需要。通过市场化转型,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发挥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作用,在保障民生、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担当。截至2024年末,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401.7万亿元,负债总额260.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109.4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资产规模亟需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保值增值。
二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需要。市场化转型能打破行政化束缚,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上取得突破,破解“大而不强”的困境。
三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需要。当前国企资产负债率保持在64.8%的水平,部分企业债务负担沉重,通过市场化转型优化融资结构、强化风险管控,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关键举措。
二、国企市场化转型的现状与成效
近年来,各地各企业深入贯彻落实党、国务院关于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在治理机制、融资模式、风险防控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市场化转型呈现稳步推进的良好态势。
(一)国企改革纵深推进,市场化经营机制逐步完善
1.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
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电力、石油、电信等重点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中国联通作为央企集团层面混改的首个试点,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实现了从“困境反转”到“标杆示范”的蜕变。改革前,中国联通面临收入利润“双负”增长、债务负担沉重(2016年带息债务超1600亿元,资产负债率超60%)、市场份额持续萎缩(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份额仅20.18%,利润总额份额不足0.1%)的困境。20XX年混改方案获批后,公司首创“国有股权多元化+民营股权多元化”模式,引入腾讯、阿里等四大类战略投资者,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从62.7%降至36.7%,既保持了国有资本主导地位,又注入了市场化活力。改革后,中国联通实现收入利润“双V”反转,市场化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显著提升,为重点领域混改提供了宝贵经验。
地方国企层面,重庆以“五个重塑”为引领深化混改,建立市属国企与央企、民企、外企“三企”联动机制,通过股权合作撬动社会资本,累计签约金额逾3800亿元,有效推动了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优势互补。
2.公司治理结构不断优化
国有企业普遍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明确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实现“党建入章程”全覆盖。中国联通在混改中制定《关于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党组研究是重大问题决策的前置程序,通过科学设置董事会结构确保党的领导,公司党组累计召开76次党组会研究混改重点事项,为改革定向把关。
同时,董事会建设不断加强,外部董事占比显著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增强。重庆通过完善国资监管制度图谱,构建“1+N”核心业务应用体系,以数字化改革推动治理流程再造,实现了国资监管的穿透式覆盖。
3.经营机制改革持续深化
“三项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分配)取得突破,国有企业逐步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重庆对国有科技型企业实施股权期权、项目收益分红等中长期激励,对研发费用增加额100%视同利润考核,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中国联通建立与经营业绩紧密挂钩的薪酬机制,解决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一线员工积极性显著提升,队伍士气明显好转。
在主业聚焦方面,各地普遍出台主责主业管理办法,推动国有企业“瘦身健体”。重庆明确主业核定标准,要求主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原则上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2024年累计压减法人1191户,市属国企全级次企业法人从2260户压减至1069户,集团总部部门和人员分别减少17.2%、18.3%,企业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二)融资模式不断创新,资本运作能力显著提升
1.融资结构逐步优化,直接融资占比提升
国有企业逐步改变依赖银行贷款的单一融资模式,通过债券、股权、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在债券市场,国企凭借信用优势成为发行主力,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券等创新品种不断涌现,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在股权融资方面,更多国企通过IPO、增发等方式登陆资本市场,实现资本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2.资产证券化取得重大突破,存量资产有效盘活
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成为国企盘活存量资产的重要工具。华电清洁能源REIT作为首只央企天然气发电公募REITs,2025年8月在沪市成功上市,发行规模达18.945亿元,底层资产为杭州优质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该项目通过REITs运作,不仅为华电集团盘活了存量能源基础设施,预计实现资产负债率下降0.25个百分点,还构建了社会资本参与能源建设的通道。截至2025年8月,沪市上市REITs达48只,发行规模1305.73亿元,其中清洁能源板块REITs已形成规模效应,7只清洁能源REITs复权后价格较发行价涨幅均值超45%,展现出良好的市场认可度。
地方层面,重庆建立存量资产盘活“一本账”,通过国资监管与规划、税务部门联动,累计盘活存量资产973.2亿元,回收资金389.8亿元,有效提升了资产使用效率。
3.绿色融资加速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在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引导下,国有企业积极利用绿色金融工具推动转型。华电清洁能源REIT底层资产采用天然气热电联产模式,实现“一次能源、两种产出”,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是金融支持绿色能源的典型案例。上交所构建了包含REITs、绿色债在内的多元化绿色融资体系,为国企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风险防控体系逐步构建,底线思维不断强化
1.债务风险管控成效显著
各地国企通过“高改低、短改长”等方式优化债务结构,压降高息债务。重庆建立穿透式债务监测体系,实时监测2475户国企2万余条债务信息,2024年压降超6%高息债务147亿元,年均节约利息支出超27亿元。同时,通过建立市级应急周转资金池,有效兜住了防“爆雷”底线。从全国范围看,国企资产负债率连续5年保持在65%以内,2024年末为64.8%,风险总体可控。
2.重大风险排查处置常态化
国有企业普遍建立重大经营风险动态排查机制,形成“排查—预警—处置”的闭环管理。重庆累计排查208个重大经营风险事件,影响金额718亿元,已完成104个处置,影响金额降至338亿元;针对142个涉法涉诉问题,通过三级专班体系合力推动,回收债权约52亿元。中国联通在混改中清理消化226亿元历史遗留资产问题,夯实了资产基础,降低了风险隐患。
3.监管协同机制不断完善
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出资人监督与审计、纪检监察等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逐步形成。重庆建立国资监管机构与相关单位的联席会议机制,形成监管合力;通过构建国资国企“1+N”监管体系,实现了对投资、财务、人事等核心业务的全流程监管,提升了监管效能。
三、国企市场化转型面临的瓶颈与挑战
尽管国企市场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但调研发现,当前仍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制约了转型的质量和效率,主要集中在改革深化不足、融资结构失衡、风险防控薄弱三个维度。
(一)改革攻坚仍存“硬骨头”,市场化机制尚未完全理顺
1.混改“形混神不混”问题突出
部分国企混改仅停留在股权层面,战略投资者的话语权和参与度不足,“同股不同权”现象普遍。一些民资股东难以进入董事会或参与重大决策,无法有效发挥市场化经营优势;部分国企混改后仍沿用传统管理模式,战略协同效应未充分释放,如部分地方国企引入社会资本后,在业务整合、文化融合上存在障碍,未能实现“1+1>2”的效果。
2.公司治理仍存行政化痕迹
虽然“党建入章程”全面落实,但部分企业党组织与董事会、经理层的权责边界不够清晰,前置决策程序存在“一刀切”现象,影响决策效率。一些地方国企董事长、总经理仍由行政任命,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比例偏低,经营者的激励约束与市场接轨不够,“行政思维”替代“市场思维”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3.经营机制改革不够彻底
“三项制度”改革在基层和子企业推进不均衡,部分企业仍存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能增不能减”的问题。在薪酬激励方面,与业绩挂钩的浮动薪酬占比偏低,中长期激励覆盖面窄,尤其在传统行业,对核心人才的吸引力不足。重庆调研显示,尽管已推行激励政策,但仍有部分国企科研人员薪酬与市场水平存在差距,人才流失问题时有发生。
4.主业聚焦与创新能力不足
部分国企仍存在“铺摊子、上项目”的冲动,非主业投资占比过高,资源分散导致核心竞争力不强。2024年重庆市属国企中仍有15.2%的企业存在经营性亏损,部分就是源于主业不突出、盲目多元化。同时,国企研发投入强度虽有提升,但与民营企业相比仍有差距,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四链”(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不够紧密。
(二)融资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资本运作水平有待提升
1.融资结构失衡,直接融资占比偏低
尽管直接融资有所发展,但多数国企仍以银行贷款为主,债券、股权融资占比不足30%,远低于发达国家企业水平。这种结构导致融资成本受利率波动影响大,财务风险集中。部分地方国企由于信用评级不高,债券发行难度大,只能依赖高息贷款,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
2.融资成本存在“双轨制”,国企效率优势不明显
国有企业凭借隐性信用背书,融资成本普遍低于民企,但部分国企由于经营效率低下,资金使用效益不高,形成“低成本融资与低效益使用”的反差。调研显示,部分地方国企资产周转率不足0.5次,远低于行业优秀水平,融资资金未能有效转化为经营效益。
3.创新融资工具应用不足,区域与行业差异大
REITs、绿色债券等创新工具主要集中在央企和沿海发达地区国企,中西部和传统行业国企应用较少。部分国企对创新融资模式认知不足,缺乏专业资本运作人才,导致大量优质存量资产难以盘活。华电REIT的成功案例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复制,多数能源类国企仍依赖传统融资方式。
4.融资服务体系不够完善,配套支持不足
针对国企市场化融资的中介服务体系尚不健全,资产评估、信用评级、风险缓释等机构服务能力不足。地方政府对国企融资的政策支持多停留在财政补贴层面,在税收优惠、融资平台建设等方面的系统性支持不够。部分区域国资运营公司功能定位不清晰,未能有效发挥资本运作平台作用。
(三)风险防控机制存在短板,系统性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1.债务风险仍处高位,隐性债务问题突出
虽然全国国企资产负债率控制在65%以内,但部分地方国企和重资产行业负债率超过70%,远超安全边际。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国企通过关联交易、表外融资等方式隐藏债务,隐性债务规模难以精准统计,成为潜在风险点。某省调研显示,地方国企隐性债务占显性债务的比例达15%-20%,处置难度极大。
2.风险预警与处置能力薄弱
部分国企风险监测仍依赖传统财务指标,缺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支撑,难以实现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风险处置机制不完善,面对债务违约、投资失误等问题时,往往依赖政府“兜底”,市场化处置工具(如债务重组、破产重整)应用不足。中国联通改革前长期积累的账外资产问题,反映出部分国企风险防控的滞后性。
3.内控体系不健全,监督问责力度不足
部分国企内控流程流于形式,投资决策、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监管缺失,导致盲目投资、违规担保等问题频发。监督问责机制不够严格,对风险事件相关责任人的追责力度不足,难以形成有效震慑。重庆排查的208个重大经营风险事件中,有30%以上与内控失效直接相关。
4.风险防控协同性不足
国资监管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存在监管盲区。地方政府与央企在风险处置上的协同配合不够,跨区域、跨层级风险处置难度大。部分金融机构对国企风险评估不够精准,盲目放贷导致风险积聚。
四、深化国企市场化转型的对策建议
深化国企市场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改革提效、融资创新、风险防控”为核心抓手,构建市场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体系。
(一)以深化改革为核心,构建市场化经营机制
1.推动混改从“形似”向“神似”转变
一是优化股权结构设计,保障战略投资者话语权,明确不同股权比例对应的决策权限,推动民资、外资股东实质性参与公司治理。二是强化战略协同,围绕主业选择具有技术、市场、管理优势的战略投资者,推动业务整合与资源共享,避免“为混而混”。三是建立差异化混改模式,对竞争性行业国企可适当降低国有持股比例,对公益类国企则保持国有资本主导地位,实现“一企一策”精准改革。
2.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一是厘清党组织与董事会、经理层的权责边界,制定前置决策事项清单,避免前置程序泛化,提高决策效率。二是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常态化,扩大市场化选聘比例,实行“契约化管理、市场化薪酬”,建立“能上能下”的退出机制。三是加强董事会建设,提高外部董事比例和专业能力,完善董事会考核评价体系,确保董事会依法行权履职。
3.全面深化“三项制度”改革
一是推行全员市场化招聘,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核心的录用标准,打破身份壁垒,实现“能进能出”。二是完善差异化薪酬体系,提高绩效薪酬占比,对核心人才实行股权、期权、项目跟投等中长期激励,实现“能增能减”。三是建立市场化干部考核机制,将经营业绩、创新成果等作为核心考核指标,推动干部“能上能下”。重庆“研发费用视同利润考核”的经验可在全国推广,激发创新活力。
4.聚焦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一是严格落实主责主业管理办法,建立非主业投资负面清单,对非主业资产实施“应退尽退”,推动资源向核心业务集中。二是加大研发投入,构建“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体系,推动“四链”深度融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三是推动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如重庆文旅集团、新华出版集团的整合模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二)以融资创新为支撑,构建多元化资本运作体系
1.优化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一是推动符合条件的国企登陆资本市场,通过IPO、增发、可转债等方式扩大股权融资规模,降低负债水平。二是发展债券市场,支持国企发行绿色债、科创债、供应链金融债等特色债券,拓宽融资渠道。三是建立市场化信用评级体系,打破国企隐性信用背书,让融资成本与经营效益、信用水平挂钩,倒逼企业提升经营效率。
2.推广创新融资工具,盘活存量资产
一是常态化推进基础设施REITs发行,重点支持清洁能源、新基建、保障性住房等领域优质项目,建立REITs项目储备库,如华电清洁能源REIT的成功经验可复制推广。二是发展资产证券化(ABS),对应收账款、特许经营权等资产进行证券化运作,提升资产流动性。三是建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资本运作平台”,通过并购重组、股权运作等方式盘活低效存量资产,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3.发展绿色金融,助力低碳转型
一是加大绿色融资支持力度,设立绿色产业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绿色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二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统一绿色项目认定、评估和信息披露规则,降低融资交易成本。三是推动国企发行碳中和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将融资规模与减排目标绑定,强化绿色转型激励。
4.健全融资服务支撑体系
一是加强专业资本运作人才培养,通过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打造一支熟悉资本市场的专业团队。二是完善中介服务体系,培育一批高水平的资产评估、信用评级机构,提升服务质量。三是地方政府出台差异化融资支持政策,在税收减免、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方面给予支持,降低融资成本。
(三)以风险防控为底线,构建全流程风险管控体系
1.严控债务规模,优化债务结构
一是建立债务规模动态管控机制,根据企业经营状况、行业特点设定差异化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对超标企业实行限贷、限投。二是推进“降本减息”行动,通过债务置换、展期、重组等方式压降高息债务,推广重庆“高改低、短改长”的经验做法。三是规范隐性债务管理,全面排查隐性债务存量,建立台账式管理,严禁通过表外融资、关联交易等方式新增隐性债务。
2.构建智能化风险预警体系
一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财务、经营、市场等多维度数据,建立风险画像系统,实现风险的实时监测与智能预警。二是完善风险指标体系,除传统财务指标外,增加现金流、应收账款周转率、关联交易等关键指标,提高风险识别精准度。三是建立重大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机制,对预警风险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明确处置责任和时限。
3.健全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
一是推广市场化债务处置工具,如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破产重整等,减少对政府“兜底”的依赖。二是建立国有资产损失问责机制,对因违规决策、内控失效导致的风险损失,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三是完善风险应急处置预案,针对债务违约、投资失误等不同风险场景,制定差异化处置方案,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4.强化监管协同与信息共享
一是建立国资监管、金融监管、审计等部门的协同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享风险信息,形成监管合力。二是构建全国统一的国企风险信息平台,实现地方与、企业与监管部门的信息互联互通,消除监管盲区。三是加强金融机构与国企的风险共担机制,推动金融机构精准评估国企风险,理性放贷,避免盲目授信。
5.完善内控体系建设
一是健全内控流程,对投资决策、资金使用、关联交易等关键环节实行全流程管控,防范操作风险。二是加强内部审计监督,提高审计独立性和专业性,实现审计全覆盖。三是推动内控体系与风险管理深度融合,将内控要求嵌入业务流程,形成“内控防风险、风险促内控”的良性循环。
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路径,事关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当前,国企市场化转型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混改攻坚、融资创新、风险防控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仍面临机制僵化、融资失衡、风险隐患等深层次问题。
未来,需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大会精神,坚持“两个一以贯之”,以深化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融资创新拓宽发展空间,以风险防控筑牢安全底线,推动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化转型,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让国有企业在保障国家安全、推动经济转型、服务民生改善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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