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文章选编40篇

关于论述调查研究的

重要文章选编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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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学习毛泽东经典调查研究文献

“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早在1931年作出的这一著名论断堪称妇孺皆知，其实它还有下半句“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则是其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调查研究始终是毛泽东了解国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和制定决策的关键依据。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当年大力倡导的这种工作作风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事业成功的“法宝”

通过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心理和核心诉求，才能更好地发动和引领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对于这番道理，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青年毛泽东就有相当认知。1917年和1918年，他专门抽出时间，到湖南的长沙、安化、沅江、浏阳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增进了对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了解。

五四运动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毛泽东开始在调查研究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他笔下诞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典范之作。他撰写的调查报告让无数党员干部获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被当作“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还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不可分。大革命失败后，他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才能打倒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但如何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革命力量的源泉在哪里？他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中国农村，并于1927年9月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中国革命就此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敏锐捕捉到蕴藏在农村和农民中的伟力，与他在农村地区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直接相关。

即便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下，毛泽东仍坚持做调查研究，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些调查报告为当时的党和红军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也成为后人研究当时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经济、政治和各种社会状况的宝贵历史资料。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涉及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实际上都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切相关，且都有一个核心指向，即发动和领导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倒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取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向建设，毛泽东依然时刻不忘调查研究。1961年1月，他发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分为3个大组，分赴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调研农业生产情况，每个大组再分为2个小组，每组3人，调研时间为10天至15天。他在写信指示工作人员如何开展调研工作时提出，“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这样一来，便能在较短时间内了解整个村子的实际情况。调研完成后，3个大组去广州与毛泽东会合，向他汇报情况。然后，他们转入广州市调查研究工业生产情况，为期1个月。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搞调查研究的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提升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方法论是调查研究取得实效的“挖掘机”

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一以贯之。延安时期，他撰写和起草了《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章和文件，经过多年努力，他逐步把重视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推广到全党范围内，为党员干部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调查研究是为了得到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真相。调查研究所花费的一切人力、物力等，都是为了更好地接近真相、发现真相、解析真相。而所谓真相，就是真实的国情社情、民心民意。

那么，如何才能找寻到真相呢？这就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谈到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泽东经常提到“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对这些细节的观察，了解人民群众的基本状况。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不仅自己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中“察言观色”，还一直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都要这样做。

毛泽东做调查研究的方法灵活、技巧多样，甚至随时随地进行。《木口村调查》就是他途经江西省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时做的一次专题调查，尽管时间短暂，却收获颇丰。

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有过精彩阐述。他提倡调查会式的调查研究，并总结了7条技术，其中第二条是关于“调查会到些什么人”。他指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在7条技术的第五条，他还重点告诫党员干部搞调查研究“都要亲身出马”，“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和干部要学习的不是“本本”，而是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他提出，调查研究通常可以采用归纳法、演绎法。归纳法是指理论是从现实材料的分析得来，演绎法是指通过调查研究检验理论。二者相辅相成：运用归纳法时，必须制定调查规则，否则得到的只能是现象和随感；运用演绎法时，一定要围绕问题进行，否则容易把调查会开散。

毛泽东做调查研究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带着问题去调研，并在调研过程中不断打磨问题，让问题愈发清晰，最终找到解决问题之道。

研究是让调查实现升华的“催化剂”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在这段话中，他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调查，二是研究。仅做了调查，如果不认真加以研究，是无法发现事物背后的内在规律的。研究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归纳、提炼、总结；二是随时捕捉各类有效信息，窥一斑而知全豹。

毛泽东指出，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于如何进行研究，他曾举例说，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一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再如，一个国家要出兵事先总有很多迹象，如动员、军事运输增加以及舆论变化等等。通过对这些迹象的研究，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结论。毛泽东还强调，从报刊和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时，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经过研究，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大问题。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并带头积极践行。如今，我们已步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党员干部很有必要把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传承好、发扬好。

从《寻乌调查》看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得失的大问题。”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闽西进入赣南，攻克赣粤闽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城，在寻乌开展了为期二十余天的社会调查。1931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镇，抽空将此次调查的资料整理成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一文。《寻乌调查》是一篇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光辉著作，也是学习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经典教科书，时至今日对于我们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制定符合实际的正确政策首先要搞好调查研究、掌握实情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调查研究，直接的动力在于其想改造中国；而为了改造中国，就需要形成正确的政策；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就必须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除了读书看报这个间接途径，关键是要了解现实社会；要了解现实社会，关键就在于进行调查研究。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开始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这一崭新事业。在此过程中，他经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两次反“会剿”的胜利喜悦和“八月失败”的沉痛教训，经历闽西和赣南根据地建设的艰辛，遇到了土地改革、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如何科学处理和协调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如何正确处理革命根据地的阶级关系这一问题。

土地革命初期，中央对待富农的政策不断发生变化，令各根据地感到无所适从。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主张对富农采取在限制政策基础上的既联合又斗争的方法。但1929年6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又发布指令，要求各根据地将富农驱逐出农民协会，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富农。中央在政策上的变化，使毛泽东意识到要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关键是要深刻认识农村的阶级状况，尤其是认识具有一定复杂性的中国富农的基本情况及其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搞清楚其与地主的区别何在、搞清楚广大贫雇农对于富农的态度如何等。

此外，毛泽东对于城镇工商业政策的制定工作亦相当重视，要作出正确决策，就必须了解当地工商业者的具体情况及其在社会中的位置。

正是带着这一系列疑问，毛泽东最终下定决心，在繁忙的军政工作中挤出时间，到寻乌做一番大规模调查研究。

毛泽东经过调查后发现，寻乌的富农是由半地主性质的富农与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组成，前者“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后者则“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由是他们没有半地主性，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的”。

通过调查，毛泽东对寻乌富农的情况有了深刻了解，对整个赣南农村的阶级状况也有了真切认知，这些成果对中国共产党后来提出没收地主土地、限制富农、按照人口平均分配、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这一更加正确的土地政策，提供了宝贵实践基础。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

调查对象的选择要有代表性

任何调查都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做调查研究必须精心选择合适的调查对象和调查范围。

毛泽东为何要选择寻乌县作为调查对象呢？因为寻乌地理位置特殊。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是江西赣州和广东东江地区商品流通的中转站、物资的集散地，商业比较发达，且已开展土地革命。因此，选择其作为调查对象具有示范意义。

地点选择好后，就需要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毛泽东很注重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以防止片面化的产生。寻乌调查座谈会的组织者是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其余访谈对象主要涉及十人，均为颇有见识的当地人——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会长，家族从事布匹生意一百余年；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出身，当过小学老师，时任县苏维埃职员；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和小商贩，在陈炯明部下当过排长，时任县苏维埃委员；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时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维埃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后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时任区苏维埃委员；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生意，时任乡苏维埃委员；钟步嬴，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时任区政府主席；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小生意和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参加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

这十一位调查对象颇具代表性，从年龄上看，最大的六十二岁，最小的二十三岁；从职业上看，有县委书记、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也有军人、商人、农民和教师。这样由老中青三代、拥有不同经历的人员组成的调查对象群体所提供的信息，相对权威细致，也为准确全面 寻乌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保证。

除通过座谈会掌握寻乌基本情况外，毛泽东还在当地走访了四十七家商店和九十四家手工业店铺，以了解其所经营商品的来源、种类、销售额、行业竞争等情况。这些商铺涉及木器、伞、裁缝、黄烟、药材、水货（列出三十九种商品）、屠坊、豆、油、杂货（具体列出洋货一百三十一种）、盐等二十三个大类，几乎囊括当时南方城乡商铺的所有类型。

调查内容要广泛细致

《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考察分析。

第一章介绍了寻乌的政治区划，对全县七区作了大致介绍。第二章介绍了寻乌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电报、邮政、陆路交通器具情况。第三章“寻乌的商业”是《寻乌调查》中篇幅最长的一章，其中，在第八节“寻乌城”中，毛泽东列出二十五个条目详细记述寻乌城的状况，内容涵括寻乌城是什么、盐、杂货、圩场生意等。经过细致调查，他得出“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这一重要结论。第四章从九个方面对寻乌旧有土地关系加以调查。第五章集中介绍了寻乌的土地斗争，涉及分配土地的方法、山林分配等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城乡各地的政治、地理、经济、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深入（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都尽量搞清楚）、细致（比如将农村人口成分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破落户、新发户、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等十一个类型，有名有姓地统计出全县共有八名头等大地主、一百一十三名中地主）。如果没有如此翔实的调查研究，他就不可能深入了解国情，也不可能进一步作出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此次调查研究的重点是了解寻乌的阶级状况。通过调查，他了解到寻乌县城的人口构成：在全城近两千七百人中，农民占60%，手工业者占11%，两者共占71%；城市贫民（包括游民和妓女）占16%，商人占5%。这些数据表明，该城仍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居民基本都出身农民，属于被剥削和被压迫阶层，他们对于目前的生活状况普遍不满，所以能够通过宣传引导使其参与到革命中来，很有潜力成为无产阶级在城市的同盟军，故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土地革命争取之。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细致生动地展现了南国苏区的现实图景，使其对中国红色革命的主力、路径、方式方法、根据地建设等问题有了新的更加符合实际的认识，也为其制定正确的中国苏区革命战略和策略提供了“千里眼”与“顺风耳”。

2011年11月，总书记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把改进调查研究摆在第一位。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阐释了调查研究的意义、内涵、方法、途径，并身体力行亲力亲为，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典范。学习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重视并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决策和部署就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会顺利向前推进；否则，就会造成决策失误，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运用好调查研究这个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心怀“国之大者”，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本职工作做实做好。

九十二年过去，在寻乌这片诞生伟大文献的土地上，《寻乌调查》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实践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原则永远熠熠闪光！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从三个维度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可有效促使领导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破解难题，推动党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领导干部可从认知、方法、制度三个维度循序渐进，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认知维度：以客观的态度重视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转化为一种实际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极其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邓小平指出，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党的十九届四中X会更是上升到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层面加以强调，要坚持和完善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制度，严格决策程序，切实做到没作过调查研究不决策、没经过科学论证和风险评估不作出决定，坚决防止和克服拍脑袋决策、随意决策，切实防范决策风险。调查研究作为一项优秀传统，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传家宝。

调查研究是提高领导能力的有效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高党的领导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经过长期调查研究，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邓小平调查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调查研究为党提高领导能力提供了可靠依据，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有效结合。

调查研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需要调查研究。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深度调整，国际格局剧烈变化。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遇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相当复杂。解决这些新问题、新矛盾不能光靠经验，而是要深入调查研究，利用调查研究这个利器，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这样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把握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沿着时代进步的逻辑前行。

方法维度：以科学的方法实施

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调查研究不能停留于口头，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实际工作中，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对策。

做到上情与下情相统一。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

做到务实与自省相统一。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树立求真务实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领导干部必须正视现实，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相互逢迎、一叶障目。

做到调查与思考相统一。只调查不思考，就会蜻蜓点水；只思考不调查，就会脱离实际；又调查又思考才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结出丰硕成果。为了防止调查有余而思考不够的问题，要边调查、边思考，要多跑、多看、多记、多动脑，这样才会使调查步步深入，认清事物本质，得到规律性认识。

做到以往与当下相统一。调查研究应注重以往工作经验的总结，做到推陈出新。在信息化背景下，要调查研究的对象多、范围大，在坚持走访、蹲点等传统调查方法的同时，应注重运用现代化手段，创新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通过新媒体、大数据等方式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为研判形势、科学决策提供精准可靠依据。

制度维度：以完备的制度保障

完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陈云认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决策是一个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全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该通过什么调研程序决策的事项，就要严格执行相关调研程序，不能走捷径、图省事。

完善领导干部调研工作制度。领导干部要带头调查研究，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基层，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调研程序的准备、调查、研究和总结阶段等皆不应缺席，且应拿出全局性指导性调研报告。

完善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是防止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重要手段，也是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领导干部要坚持这一制度，总结经验，不断完善。领导干部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始终关心基层联系点，关心联系点的群众。通过联系点调查研究，直接和及时了解基层干部群众所急所想。

红色文物丨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一生极其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亲自进行过许多次社会调查，留下许多调查报告和著作，形成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还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认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是践行和推动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中，系统展示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系列文物，主要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调查工作》以及毛泽东修改的《关于调查工作》。

1927年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1926年下半年起，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也遭到党内右倾错误路线的怀疑和责难。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32天的时间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调查回来后，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并着手撰写考察报告。3月，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发表。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瞿秋白作序出版单行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正是这个版本。

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指出贫农大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肯定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报告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革命时期农民的一些所谓“过分”举动，正是革命的需要。报告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大革命失败后，在探索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述。关于红军建设、根据地发展和土地革命的正确思想决策的形成，都是与他深入的调查工作分不开的。

1930年5月，毛泽东著《寻乌调查》

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10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他希望通过对寻乌的调查，大致了解赣南、闽西的基本情况。深入调研取得丰硕成果，毛泽东写出了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就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一个月，毛泽东根据寻乌调查以及多年调查研究的感受和经验，写出了《调查工作》。文章开门见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生动地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文章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也就是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调查工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在党内最早把“调查研究”提到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

由于战争环境，《调查工作》哒哒君散失。直到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茶地公社(今茶地乡)农民赖茂基将珍藏在居室泥墙中的《调查工作》石印本上交到当地政府，才使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失而复得。1959年中央革命博物馆(即后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从福建龙岩征集到这本小册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正是赖茂基珍藏的《调查工作》石印本。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汇集保存的1927年至1934年期间进行农村调查的材料，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到1941年春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1956年春，为了准备召开党的八大和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度过了紧张繁忙的43天。毛泽东经过充分细致的调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全局性长远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月18日，毛泽东在主持党的八届九中X会全体会议上讲话，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正值此时，毛泽东看到自己写的《调查工作》文章。3月11日，在广州召开的南三区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转发这篇文章，并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他在批示中写道:“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了这份毛泽东修改批示的《关于调查工作》。

　　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逐节介绍《关于调查工作》的主要内容，强调调查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同日，在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指出：《关于调查工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1964年，在将《关于调查工作》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毛泽东将该文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珍贵文物，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是党的宝贵的思想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中央八项规定第一条，就是要改进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著作，旨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重温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坚持和弘扬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机关干部要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

机关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政策性工作为主。机关干部的重要职责，是为进行科学决策、制定和执行政策等当好参谋。调查研究，是我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机关干部必须要传承党的优良传统，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

一、为什么要开展调查研究

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中阐明了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观点：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是“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

陈云同志也曾指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总书记更是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二、怎样开展调查研究

毛主席说过，调查研究是“比什么大学还要好的学校”。1927年3月，毛泽东特地到湖南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调查使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的农村状况了如指掌，为他制定农村政策，解决战争时期制定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政策，都起了重要作用。

总书记要求机关干部要经常走出机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各级领导机关要坚持和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经常督促领导干部执行我们党关于调研的制度规定。

1.在求深上下功夫。“深”，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善于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到田间、厂矿、群众和社会各层面中去解决问题。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收到实效。

2.在求实上下功夫。“实”，就是作风要实，做到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真正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科学方法，坚持务实作风。毛主席说过，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在党内，陈云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是出了名的。他每解决一个重要的财政经济问题，每作出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事前都有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过程。毛主席多次赞扬陈云，说他懂经济，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

3.在求细上下功夫。“细”，就是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分析问题，掌握全面情况。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41年5月，边区政府作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个别干部心怀疑虑，认为用牲口长途运盐得不偿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解运盐情况，以便制定相应的政策，毛泽东让西北局的同志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8月13日，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找到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归来的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三人，了解他们带队运盐的具体情况。经过算账，他们发现：一只能驮150斤盐的毛驴，运一趟可赚115元；好驴赚得多，弱驴赚得少。这一结论证明边区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高克林根据记录整理了运盐过程、沿途困难、经验教训等七方面情况，形成调查报告，送往延安。毛泽东看到这份不足3000字的报告后高度评价：“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他将其定名为《鲁忠才长征记》，并附上按语交《解放日报》发表。

4.在求准上下功夫。“准”，就是不仅要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实际情况，更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随后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为此，毛泽东呼吁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他带头提倡下，刘少奇到湖南，周恩来到河北，朱德到四川、河南，陈云到上海，邓小平到北京郊区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同时，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农业问题，并派出十个调查组分赴“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山东、四川等地的有关省区市调查。根据安排，习仲勋到河南长葛，廖鲁言到山西晋东南，胡耀邦到辽宁，王从吾到黑龙江，钱瑛到甘肃，陈正人到四川，王观澜到陕西，徐冰到山东，杨尚昆到河北安国和徐水，分别进行调查研究。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同志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为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坚实的基础，而国民经济调整又成为推动调查研究广泛深入发展的强大动力，两者起到了很好的互相推动作用。

5.在求效上下功夫。“效”，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较强操作性，做到出实招，见实效。1943年2月，刚上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就提出“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的要求。如何将服务意识转化成行动？1944年秋，在绥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习仲勋讲得很明白：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二、不当“官”和“老爷”；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其他部门也要深入基层，转变作风，真正为群众想办法，办实事。为了解决全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根据冬季农闲的特点，习仲勋主张办冬学。仅1943年，全区办起冬学905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70715人。由于不占劳动时间，冬学深受群众欢迎，成为绥德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

各级机关党组织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这一主责主业，不断提高机关工作科学化的水平，深化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切实让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掌握和运用我们党的这个重要传家宝，都能通过调研练就了解实情、正确决策、制定政策这些机关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要教育、引导、组织机关年轻干部到基层进行深入、长期的调研和实践锻炼，通过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基层学习，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党情，锤炼优良作风，提高能力素质；要积极推动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广接地气，倾听群众心声、了解群众疾苦、服务基层群众，让广大机关干部在开展调查研究中深化群众感情，增强群众观念，加强党性修养，提升素质能力，改进工作作风；要积极作为，经常组织年轻干部到基层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了解政策执行情况，了解党群干群关系情况，不断提高为民服务的能力。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学习时报曾于20XX年刊发“领袖与调查研究”一组文章，介绍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方法。本公众号将转发这组文章。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等等。

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仅仅从下面几次集中调查中，便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做调查研究的。

战争年代，作了大量的调查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把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

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对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损失了，毛泽东痛心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除了已经痛失的“永久也不会忘记”的调查报告以外，毛泽东还留下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

毛泽东早期留下的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调查报告，长的达几万字，短的不足2000字。他写的《寻乌调查》，就有8万多字。也就是在作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于1930年5月从理论上总结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头”等论断。他还特别强调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指明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道理，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途径。1931年4月，他又在起草一份关于调查工作的通知时提出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时期，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也开始有了雏形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也开辟出正确途径。

到了延安时期，正是伴随着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步伐，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花了几年工夫，尽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到1941年春天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这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由于毛泽东大力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动，使党的整个作风得到了根本好转，我们党也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

20世纪50年代开展“十大关系”调查，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调研材料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要“有骨有肉，生动活泼”。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和更为复杂的世界，党内大多数同志情况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够的危机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针对当时的绥远省有关干部在开展工作和搞生产建设过程中出现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我们有责任搞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

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干部了解新情况、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是毛泽东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到了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历时两个多月，他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随后，他又用了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为进一步了解各地方的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10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并提出：汇报材料中“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就是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两个多月来中央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认识成果。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时，曾这样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次调查，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

20世纪60年代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自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进入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怎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呢?毛泽东认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为此，他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第二次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X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

在三次提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留下了许多调查研究的精彩篇章，这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各方面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毛泽东发起的这次全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②

毛泽东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告诫做领导工作的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学习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工作能力、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为今后的工作提供指引。

毛泽东非常注重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是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革命战争年代，他通过密集的调研，写出许多调查报告名篇，如：

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6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遭到了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的诋毁和迫害，也遭到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怀疑和责难，有人说“好得很”，也有人说“糟得很”。为了回击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诽谤和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迅猛的湖南进行考察。在32天时间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每到一地，都要“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泽东亲自操笔把实地调查的情况写成报告。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发表。4月，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瞿秋白为单行本作序。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运动，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指出，贫民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报告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革命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报告认定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件。

2.《寻乌调查》。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始了创建中央苏区的艰苦斗争。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奋斗，不仅巩固和扩大了红色区域，红四军本身也得到很大发展。但在红四军党内，却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严重化的现象。有些人把共产主义决议和苏联经验奉为经典，致使许多正确的主张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党内团结也受到破坏。1930年3月，红四军先后攻占了大余、南雄、信丰、安远、会昌、寻乌等地，因分不清城市商业与地主财产的区别，一度将城市商业店铺查封、没收，造成城市生活不便，引起了城市贫民不满。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些问题。5月4日，他率领红四军二纵队来到寻乌县城，徒步对县城进行了详细考察，并一连十多天召开调查会。通过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土地分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确立土地分配“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对于寻乌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非常珍惜，经过长征带到延安，直到1937年筹备出版农村调查文集时才送到出版社，后来因故推迟到1941年正式出版。全国解放后，为指导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毛泽东又将《寻乌调查》细读了一番，亲笔将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作了精心修改，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1卷。

3.《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全国革命呈现出新的局面。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加紧其反革命活动，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也日渐尖锐复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对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认为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右翼阴谋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是由于共产党“太包办”了。陈独秀只看到资产阶级的力量，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忘记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群众，因而感到力量薄弱，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畏首畏尾，束手束脚，不敢斗争。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则只注意工人运动，也忘记了广大农民，因而感到力量不足，不知到何处寻找革命力量。毛泽东经过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的科学分析和结论，初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并有力地驳斥国民党右派的言论，批评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倾向。

不逐一列举，毛泽东堪称开展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仅在革命战争时期，就给我们留下许多光辉名篇，如《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同时，他还注意写文章，论述他的思想，如《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关于农村调查》《整顿党的作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毛泽东认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调查；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就要亡党亡国亡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主义；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调查研究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的实质是一个作风问题。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大力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等系列活动，使党的整个作风得到了根本好转。我们党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

毛泽东搞调查研究的方法

毛泽东把搞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途径，多次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那么，毛泽东究竟是怎样搞调查研究的呢？

一是要“躬身深入”“要和人民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毛泽东倡导搞调查研究，就是要深入实际生活，哪怕是革命斗争年代战火纷飞，条件再复杂，生活再艰苦，也要沉下心来搞调查研究，才能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以正确的思想引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二是要“甘当小学生”“拜人民为师”“以心交心，了解真正的实情”。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在韶山200多天，大半时间都在进行调查。他一家一家走访，一个人一个人长谈，并尽可能扩大覆盖面。不管是“好得很”的表扬还是“糟得很”的批评，他都要认真倾听。1926年12月，毛泽东找来老家的佃农张连初，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交流，了解了张连初家基本情况，包括粮食、猪油、茶叶等支出情况，以及粮食收成、喂猪、工食等收入情况，并详细记录。毛泽东认为，搞调查研究就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可以“下车伊始，哇啦哇啦”。

三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认真思考总结”。毛泽东注重理论总结，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考。如，毛泽东长期深入群众调研一线，听真话，察真情，善于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分析研究事物的本质规律，因此提出了很多适合中国实际的好思路、好方法、好举措，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方向和指引。毛泽东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去思考，善于研究事物的本质材料，所以撰写的许多调查报告，都是传世经典之作。

毛泽东倡导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上世纪60年代，面对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重重困难，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八届九中X会。1961年1月，八届九中X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希望参会同志回去以后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在全党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有很强针对性的。1958年秋冬，党中央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不少问题。虽然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作了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形势有所好转，但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期间，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主要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以“农轻重”为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综合平衡是整个经济工作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随后，党中央决心从调查研究入手，纠正一些地方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和“瞎指挥”风气，科学调整产业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党中央八届九次全会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毛泽东于1961年3月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全党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逐步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1961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中央发布施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对于恢复和建立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于如何做好调查研究，毛泽东强调做调查研究工作要目的明确。1961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上毛泽东所写《关于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全文，要求县以上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信中要求县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身来，亲自进行有系统的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并将其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5月，毛泽东针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中提到的“十多十少”问题，即“（1）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2）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3）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4）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5）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6）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7）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8）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9）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10）‘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的情况，作了批示，推动了全党形成调查研究之风。

咩咩：据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中国官方26日发布消息，国务院任命王正谱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

官方资料显示，王正谱1963年8月生，山东烟台人。2003年8月至2010年10月先后担任原农业部财务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财务司司长等职。履职国家乡村振兴局之前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

2021年1月开始，王正谱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

今天咩咩推荐给各位读友的文章是，2021年4月15日，王正谱在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一期暨“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第一期论坛上开讲第一课时的讲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乡村振兴工作高质量发展》（摘选）。

这篇讲话围绕的主题是调查研究，为什么确定这个主题，一是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新的时代课题需要新的应对；二是新的队伍抓新的工作，需要尽快熟悉全面情况。这些都指向调查研究。只有把调查研究搞扎实，乡村振兴的道路才能走踏实，制定的系列乡村振兴工作措施才会更务实。

正如王正谱局长所言：“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在我们职能调整的过渡期，和大家交流调查研究，我觉得恰逢其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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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乡村振兴工作高质量发展（摘选）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正谱（2021年4月15日）同志们：3月16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启动“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活动以来，各司各单位组织全体干部，围绕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农篇”“脱贫攻坚篇”“乡村振兴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学习。总的看，“大学习”活动，达到了预期目标。一是政治站位进一步提高。通过大学习，大家深刻领会到，将扶贫工作机构重组为乡村振兴工作机构，在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由农业农村部门管理，这是加强党对“三农”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举措。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乡村振兴一体推进，才能上下一条心、全国一盘棋。二是责任担当进一步增强。通过大学习，大家深刻领会到，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新的历史方位。必须自觉对标对表总书记的要求和党中央的精神，忠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三是工作定位进一步清晰。通过大学习，大家深刻领会到，国家乡村振兴局的主要职能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关具体工作。具体来讲，就是组织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帮扶、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开展相关考核工作；牵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协调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等工作。四是精神状态进一步激发。通过大学习，大家深刻领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更加突出，丝毫不能松劲懈怠，必须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以更坚定的决心、更旺盛的斗志、更昂扬的姿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开好局起好步。“大学习”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各司各单位要再接再厉，结合工作系统学、全面学、深入学、反复学，进一步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往深里走、往实处抓。根据“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活动实施方案，下一步要启动大调研活动，请综合司会同各司各单位认真研究制定调研方案，细化调研问卷。局党组同志要分别带队，各司各单位都要派员参加，集中一段时间，赴有关省份进行重点调研，分析点上情况，指导面上工作。要组织各省乡村振兴（扶贫）部门同步开展调研。通过全国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到当前工作的瓶颈制约，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尽快打开局面。这次大调研活动，是乡村振兴局成立以来，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调研，大家务必高度重视，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下面，我就调查研究工作，结合工作和实践经历，从认识和操作层面谈些体会，与大家进行交流。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对调查研究，我们党一直作为传家宝，纵观党的发展史，实际就是重视调查研究、不断解决问题的历史。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在我们职能调整的过渡期，和大家交流调查研究，我觉得恰逢其时，很有必要。对调查研究，我从中“尝到不少甜头”。无论是在农业部，还是到市一级，后来到两个省的组织部工作，我都把调查研究作为干好工作的“金钥匙”和“敲门砖”。在四川工作期间，我用1年4个月时间，跑遍了183个县；到2年5个月离开时，四川21个市州至少跑了2遍（多的去了9次，多数情况是白天到基层，晚上与领导班子成员逐一谈话），所有省属高校、国企、省直部门及在川全国重点高校基本全覆盖调研。对调查研究，我也经历了从不重视到重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受用到受用的过程。下面谈四个问题：一、如何认识调查研究的意义什么是调查研究？为什么要调查研究？大家都有些自己的认识和感悟。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第一，从理论和实践看，调查研究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调查研究是运用科学方法去探索未知，认识事物发展方向，寻求解决问题方法的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是对客观事物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认识过程。调查研究是一门科学，这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遵循的是实践——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不断地进到更高一级的程度。在认识——理论——政策——执行这一逻辑链条中，认识是起点，而调查研究则是认识的重要途径。从我们的工作实际来看，了解情况、认识事物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下基层调研；二是开会座谈交流；三是在办公室看材料。在工作中，要把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充分掌握情况。在这三个途径当中，调查研究 的是直接经验，后两种方式是在间接掌握情况。所以，提高认识、加深认识，要更加注重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也是一门艺术，这是因为它的实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有其自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这就决定了调查研究本身也有规律性，不是深不可学、无法可循，但也不是人人都擅长。要积极探索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只要我们真正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对工作的热爱、对工作的执着就能调动起来，不断激发干事创业的源动力。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如果每天坐在办公室，不下基层调研、不接触实际、不与干部群众打交道，就会觉得工作是枯燥无味的，就会越干越没意思、越干越麻木，慢慢地就落后于形势、落后于时代。第二，从历史和现实看，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关系事业成败的大问题。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老一辈领导人都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强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说：“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陈云同志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张闻天同志在《出发归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任何伟大的天才，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非常细小的事物，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前，是决不能发表任何正确的意见的。那末像我们这类普通的人才，怎能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前大发议论呢？”江泽民同志说：“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研究。”胡锦涛同志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切实提高政策水平，切实提高工作水平。”习总书记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2011年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就做好调查研究作出系统科学的论述，20XX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一中X会上，又号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书记还率先垂范，作出重大决策必调研，实施重大战略必调研，推进重大工作必调研，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确保中国这艘巨轮始终把准方向、破浪前行。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上下重视、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比如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办“经济特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一系列重大改革和重大战略；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农村大锅饭”。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看，面对的形势任务越是艰巨繁重、使命责任越是光荣伟大、风险挑战越是严峻复杂，越是需要重视调查研究。当前，我们的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移到巩固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多数工作是新内容、新领域，也需要新方法，这就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哪摸“石头”？要在基层干部群众中去摸，在各地具体探索中去摸，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去摸。第三，从功能和作用看，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做好任何工作，都要首先认清所处的“时”“势”和“事”。认清“时”，就是要有时代感，与时俱进把握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深入分析新情况新挑战新要求，“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认清“势”，就是要有方位感，分析形势、研判走势、把握大势，既要看到存在的良好机遇和有利条件，又要审视面临的复杂矛盾和突出问题，把握好工作的立足点和着力点。认清“事”，就是要有职责感，聚焦于我们两大方面主责主业，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调查研究，牢固树立一切工作都要依靠调查研究的理念，真正把调查研究贯穿工作全过程。首先，做决策要靠调查研究找依据。实践决定认识，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决策快、决策准，很重要的就在于熟悉情况、经验丰富，平时用大量的时间去搞调查研究；相反，一些领导干部不敢拍板、决策很慢，往往也是因为没有深入具体地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心里没底。为什么有的工作到基层就走形式、搞应付？这表象在基层，根子还在我们。一个重要原因是出台的政策和举措“不接地气”，没有充分研究基层实际和群众需求。其次，破难题要靠调查研究找答案。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讲：“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到基层调查研究，“调”就是调取样本、调阅材料、调访群众；“查”就是查实情、查问题、查数据、查来龙去脉；“研”就是研机析理、研寻经验、研析规律；“究”就是究其根源、究其实质、究其对策，以达到破解难题的目的。再次，抓工作要靠调查研究促落实。正确的决策要靠调查研究，正确的执行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既有当面问计，又有现场办公；既要了解情况，更要解决问题；既是联系群众，也是推动工作。我们的工作，既要抓政策，也要抓执行；既要看过程，也要看结果。有的认为主要任务是制定政策，落实是基层的事情；有的认为打打电话、收收报表、看看报告，就可了解基层，不需要调查。这些思想和认识都是要不得的，说明眼睛里没有看到问题，脑子没有去琢磨事。比如防止返贫监测，我们提了不少要求，具体怎么落实？各地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探索？我们怎么指导落实？不去调查研究，我们也是“瞎子”，最后推动落实只能是“瞎子牵瞎子”。规划财务司的同志在这方面调研很深入，也很有成效。大家要向他们学习，抓落实就要下深水、抓活鱼。

二、如何把握调查研究的特点认识事物主要是认识特点，区别事物主要是区别特点。认识和把握乡村振兴部门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从中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对于我们搞好调查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李瑞环同志说，要学哲学，更要善于用哲学，反复出现的东西要从规律性里去找答案。乡村振兴部门的调查研究工作，具体说至少有六个特点：（一）政治性。所谓政治性，就是不能偏离正确政治方向。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每项工作都有政治。正确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认真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切实践行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都要求我们加强调查研究。从政治上来认识和把握乡村振兴的调查研究工作，就要把坚定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根本要求贯穿调查研究工作全过程，确保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时代性。什么是时代？时代就是不断前进的实践。调查研究要使主观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相符合，就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关切、解决时代问题。把握时代脉搏，就是要坚持社会历史过程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注重立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乡村振兴工作的新情况新趋势；回应时代关切，就是要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深入研究对我们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解决时代问题，就是要观大势、谋全局，注意研究我们工作与中心工作、大局工作有密切关联和影响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当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在新时代作出的英明决策。我们作为落实者、执行者，就要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深入调查研究，把准战略考量，摸清现实需求，紧扣重点任务，答好时代课题，为新时代、新战略贡献更多力量。（三）政策性。我们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职能部门，重要任务就是调查研究、拟制政策、服务决策。调研成果的转化运用很多是要形成政策性文件，指导某一方面工作。在调研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挖掘某一事物中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形成有建设性的调研成果，进入领导的决策，争取变为具体的政策，更好地指导工作、推动实践。比如，防止返贫监测、东西部协作、重点县帮扶、工作队管理、易地搬迁后续帮扶，等等，都需要我们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来完善政策措施，指导推动落实。今后，要健全重大决策先调研后决策机制，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前置程序，各司（中心）提交审议的重要政策性文件，要事先开展调查研究，切实提高决策科学性、实效性。（四）针对性。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关键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乡村振兴工作千头万绪，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但是，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都去调研。我们的调研工作要主题明确，必须围绕中心工作；要抓重点，必须有所取舍，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抓热点难点问题，必须考虑决策需要、形势需要。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理清思路、破解难题，找到关键点和突破口，力争在“量”和“质”上都有显著提升。比如防止规模性返贫，涉及不少部委，我们最重要的抓手是在有效动态监测上求突破，及时掌握情况，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又比如乡村治理，是更大的课题，除了在面上有要求、有指导意见，还要花大量精力研究易地搬迁安置点、城乡结合部、民族地区等重点区域治理。要解决好诸如此类问题，只有有针对性搞好调查研究才能有的放矢。（五）应用性。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我们是执行、落实机关，调查研究一切都是为了“用”。调研工作要紧扣现实需要，出发点是为推动工作管用、为科学决策管用，目的是解决具体问题。客观事物极其复杂，调查研究只有抓住事物的“根”和“本”，调研成果才有使用价值，对策建议不能笼统含糊，结论观点不能模棱两可，措施办法不能泛泛而谈，做到符合实际、思路清晰、措施具体、操作科学。我们凡是调研，要聚焦解决问题，开展针对性调研，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这样的调研才是务实管用的。（六）时效性。形势任务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要掌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时机在变，调研动作要快，慢了就要误事，晚了就没有用。特别是对紧迫问题和领导关注的重要问题，必须集中力量，及时调查，快速反应，才能适应决策和工作需要。工作在变，领导的注意力也在变，调研成果要快，如果时过境迁、重心转移，才慢腾腾地拿出调研成果，即使写得再全面、再正确、再深刻，也为时已晚、难有大用。情况在变，调研成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调研跟进要快，打提前仗、有预见性，及时调整、完善，做到“时”和“效”的统一。比如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调整了，工作重心也有变化，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又比如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标准是什么？怎么有效开展？还有工作队管理，队伍怎么调？任务派什么？如何确保发挥作用？等等。基层都在等我们拿出明确的意见。这些都要求我们要及时开展调查研究，尽快拿出成果，指导面上工作，慢了就会影响全国工作进度。

三、如何抓好调查研究的实施搞好调查研究，既要掌握认识论，弄清楚怎么看；还要把握方法论，搞明白怎么干。根据我的体会，开展调研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十个步骤，这些阶段和步骤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脉络。在具体调研过程中，要根据调研题目的大小、紧迫的程度、组织的规模有所取舍。（一）准备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开展调查研究，必须把“功课”做在前头，不打无准备之仗。1.先行学习。主要是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加强理论学习、做好知识储备，重点要学习领会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学习掌握党中央、国务院系列决策部署，学习了解调研事项的来龙去脉，学习借鉴与调研事项相关的做法和经验，做到上下左右的情况心中有数。2.拟定提纲。调研开始前，要事先拟定调研提纲，列明需要了解的情况，提纲越详细越好。比如，调研乡村振兴工作，“乡村振兴”是大纲，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是目，每个目下还可分若干细目。调查研究不是搞突击检查，调研提纲要提前发到被调研地区或单位，这样有利于增强调研工作的针对性。3.搜集资料。主要是做到“两个了解”：一是对选定的调查对象要有一定的了解；二是对调查的事项也要有一定的了解，做到心里有底、胸中有数。比如，到市县调研，调研前都应搜集了解所到市县的经济社会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基本情况。我感到，深入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对调查研究至关重要，这些工作看似笨办法、实则是捷径，我们要不怕辛苦、不嫌麻烦，把准备工作做实、做深、做细。（二）调查阶段。这是调查研究的关键环节，主要任务是采取多种方式，深入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4.拉家常。最重要的是和气、亲热、自然，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对调查对象要有感情。要真心把基层干部群众当老师，诚心诚意抱着学习的态度，少说多听多问，不懂的事情虚心请教。态度不可太严肃，不要使人感到不好接近。二是对调研事项要感兴趣。感兴趣了才能让人感觉很亲近，才能认真去做、去研究，才不会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三是提问要简单直白。语言要接地气，有“泥土味”，说大白话、说简单话，问简单问题、具体事情，不要故作高深让人听不明白，也不要油腔滑调让人瞧不起，民族地区还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惯。5.讲方法。开展调查研究，每个人的方法差异很大，要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调查方式，可以采取开调查会、座谈会、个别谈话、实地调研、走访等。在完成一项调查任务时，这些方法要结合起来使用。调查中要有主见，要同当地部门取得联系，寻求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调查中要完全独立自主，不要依赖他们。要善于控制局面，听调查对象介绍情况，当他说清楚了、说得差不多了，我们的头脑要清醒，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差不多了，没有搞清楚就一定要坚持问下去，不要稀里糊涂跟着别人的节奏走，防止“被调研”，确保调研越客观越好、主观判断越少越好。6.抓典型。这是调查研究最重要、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根据调查目的，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剖析问题。典型选择尤为重要，必须要事先对这类事物有一定的了解。在典型的选取上，好、中、差三类典型都要选，在比较分析中找到之所以好的原因、之所以差的症结，以及由差转好、不断提高的有效途径。需要指出的是，抓典型一定不要被“盆景”“样板”迷住了眼睛，要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判断，看要看到“里子”、问要问到“要害”，分清哪些是“活的思想”，哪些是“包装的典型”，做到“雾里看花”清清楚楚。7.勤记录。说者无意，听者要有心。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都在减退。能当时记录的，即应随手记录；当时记录不便的，事后即应记录。特别要注意记录一些观点、理由、数据和老百姓的土话，力求原汁原味、见事见人、活灵活现。8.多讨论。讨论是一个交换信息、深化认识的过程，实质是间接调研。“一个苹果交换一个苹果，每个人只有一个苹果；一个点子交换一个点子，每个人就有了两个点子。”大家一起搞调查，要注意互相交流，白天同群众交流，晚上与同伴交流，特别是调研中遇到的问题要多讨论，通过思想的火花碰撞、观点的相互启迪，达到步步深入的状态。调查研究可以让人进入“场景”状态，精神紧张、集中精力、开动脑筋，平时在办公室思考深入不下去的问题，在调研中一起讨论、挖掘，就会产生新的认识，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9.善整理。对调查得来的材料及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至关重要。整理工作应该紧跟在调查工作之后，而且最好就地进行。不足的补充，缺乏的增加，发现中间有矛盾的、不确实的，及时问清楚，给予校正，确保调查材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真实性。（三）出成果阶段。这是调查研究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关键是要运用科学思维方法进行“深加工”，确保形成高质量成果。10.形成报告。调研报告是调查研究成果和精华的集中呈现和高度浓缩。调查研究后，重点是要做好调研报告起草、修改和转化应用。起草报告，一定要把握主题、重点突出，言之有物、论证有力，文字准确、生动朴实，结构自由、不拘一格，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修改报告，重在对主题、观点、内容进行反复琢磨，加以增、删、改、调的工作，如此反复几次，方能定稿。转化应用，关键是要将调研成果转化为政策措施，打通调研从认识到实践的“最后一公里”。好的调研报告，不用长篇大论，关键是抓准了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这是最重要的。邓小平同志在调查研究时，亲自动手撰写的调研报告文风朴实，分析精辟，见解深邃。毛主席曾幽默地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希望大家的调研报告不要干巴巴的，变成了写讲话、写文件，也要给人有“吃冰糖葫芦”的感觉。四、如何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任何工作都有一个标准和质量的问题，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是一个永不懈怠、与时俱进的过程。第一，坚持把学懂弄通做实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始终。这既是做好新时代调查研究的根本遵循、根本方向，也是提高调查研究质量的根本路径、根本方法。要把学懂作为前提，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始终保持在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自觉用以指导调查研究工作。要把弄通作为基础，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调查研究中融会贯通、活学活用。要把做实作为落脚点，把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在调查研究中做到知行合一。第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搞好调查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提高调查研究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要学好用好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注意在调查研究中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学好用好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把握局部和全局、历史和现实、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防止调查研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要学好用好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使调查研究根植实践、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第三，坚持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围绕中心大局开展调查研究，才能忙到点子上、谋在关键处。我们的调研是一个“点”，但是在调研中不能忘了全局，这是一个辩证关系，胸中有全局，调研才有方向。要围绕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列出调研题目，做到凡是该掌握的情况就掌握清楚，凡是该研究的问题就研究透彻，拿出有分量、有价值的调研成果，推动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和完善重点课题调研制度，确定调研课题要与落实重点任务、破解重点问题结合起来，评选调研成果要与转化应用成效结合起来，防止关起门来搞调研、为调研而搞调研的现象，坚决纠正研而无用、一研了之等问题。第四，坚持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为大敌。调查研究就是为了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持之以恒在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上下功夫。要增强下马观花的脚力，多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去，多到情况复杂、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多到自然条件差、工作基础差的地方去。要增强明察秋毫的眼力，淬炼观察力、发现力、判断力、辨别力，善于发现问题、明辨是非、捕捉亮点、抓住根本。要增强研机析理的脑力，多学习、多思考，脑筋一动、活水自来。要增强以文辅政的笔力，弘扬“短实新”的文风，出思想、出精品、出力作。第五，坚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调查研究制度。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关键在领导带头。要坚持局班子成员为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作表率、局机关为全国乡村振兴部门作表率，推动调查研究在系统蔚然成风。我首先要带头坚持，局班子成员要带着分管司、中心搞调研，司长、主任要带着干部搞调研，层层搞好传帮带、发扬好传统。一是人人都要过这一关。调查研究工作，无论是对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是绝对必要的。过不了这一关，你的能力和水平永远上不去，你对客观事物的了解永远上不去，也就难以胜任领导工作和岗位职责，增强本领就是一句空话。领导干部不搞调查研究，就会瞎指挥、拍脑袋；一般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不搞调查研究，机关待久了就成了“小官僚”，“温水煮青蛙”也就“废”了。二是自己多体验。调查研究不是什么高深理论，主要是实践，关键是靠自己身体力行。只有通过调查研究，自己动手，自己动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才能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水平。自己亲自调查研究以后，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经验体悟，再加以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得益就会多些，提高就会快些，进步就会大些。三是坚持下去。时时事事处处都有调查研究，有工作就有调查研究，关键是要时刻绷紧调查研究这根弦。调查研究是一件很辛苦、很费力的事情，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不是一个时期的突击工作，应当成为一种常态、一种习惯、一种工作，只有起点、没有尽头。不怕苦、坚持下去，日积月累就会有质的飞跃，一定会终身受益。总书记指出：“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我感到，调查研究就是最好的学习，是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实践的学习。局机关全体干部首先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养成学思践悟的习惯，在调查研究中锤炼忠诚坚定的政治品格、精专高强的过硬本领、唯真求实的良好作风，激发对乡村振兴工作的热爱和执着，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学习时报曾于20XX年刊发“领袖与调查研究”一组文章，介绍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方法。即日起，学习时报AAA公众号将这组文章再次推出，供广大领导干部学习和借鉴。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等等。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仅仅从下面几次集中调查中，便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做调查研究的。战争年代，作了大量的调查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把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对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损失了，毛泽东痛心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除了已经痛失的“永久也不会忘记”的调查报告以外，毛泽东还留下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毛泽东早期留下的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调查报告，长的达几万字，短的不足2000字。他写的《寻乌调查》，就有8万多字。也就是在作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于1930年5月从理论上总结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头”等论断。他还特别强调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指明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道理，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途径。1931年4月，他又在起草一份关于调查工作的通知时提出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时期，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也开始有了雏形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也开辟出正确途径。到了延安时期，正是伴随着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步伐，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花了几年工夫，尽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到1941年春天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这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由于毛泽东大力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动，使党的整个作风得到了根本好转，我们党也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20世纪50年代开展“十大关系”调查，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调研材料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要“有骨有肉，生动活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和更为复杂的世界，党内大多数同志情况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够的危机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针对当时的绥远省有关干部在开展工作和搞生产建设过程中出现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我们有责任搞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干部了解新情况、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是毛泽东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到了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历时两个多月，他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随后，他又用了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为进一步了解各地方的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10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并提出：汇报材料中“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就是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两个多月来中央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认识成果。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时，曾这样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次调查，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20世纪60年代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自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进入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怎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呢?毛泽东认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为此，他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第二次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X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在三次提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毛泽东的号召下，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留下了许多调查研究的精彩篇章，这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各方面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毛泽东发起的这次全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④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等等。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仅仅从下面几次集中调查中，便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做调查研究的。

战争年代，作了大量的调查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把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

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对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损失了，毛泽东痛心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除了已经痛失的“永久也不会忘记”的调查报告以外，毛泽东还留下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

毛泽东早期留下的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调查报告，长的达几万字，短的不足2000字。他写的《寻乌调查》，就有8万多字。也就是在作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于1930年5月从理论上总结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头”等论断。他还特别强调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指明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道理，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途径。1931年4月，他又在起草一份关于调查工作的通知时提出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时期，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也开始有了雏形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也开辟出正确途径。

到了延安时期，正是伴随着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步伐，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花了几年工夫，尽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到1941年春天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这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由于毛泽东大力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动，使党的整个作风得到了根本好转，我们党也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

20世纪50年代开展“十大关系”调查，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调研材料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要“有骨有肉，生动活泼”。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和更为复杂的世界，党内大多数同志情况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够的危机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针对当时的绥远省有关干部在开展工作和搞生产建设过程中出现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我们有责任搞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

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干部了解新情况、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是毛泽东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到了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历时两个多月，他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随后，他又用了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为进一步了解各地方的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10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并提出：汇报材料中“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就是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两个多月来中央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认识成果。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时，曾这样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次调查，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

20世纪60年代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自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进入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怎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呢?毛泽东认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为此，他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第二次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X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

在三次提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58年4月30日，对广州棠下的群众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天。那天下午，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合作社里，听取了大家对合作社的反映和当年早稻生长的情况、农民的副业收入和生活情况，并实地察看了水稻试验田。此后，广州市棠下村达善大街27号被辟为“毛主席视察棠下纪念馆”，毛泽东此次展现的调查研究之态度，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针对当时党内许多干部不调查、不研究，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瞎说一顿的倾向，他尖锐地作出批评，指出要“努力作实际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身体力行。早在主持广州农讲所工作期间，他就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亲自带领学员到韶关和海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八次来到广东，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接触普通劳动人民，了解人民的生产生活。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主持召开“三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特别是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求各级书记要“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

回首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深入调查研究始终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一件传家宝。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总书记到地方考察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广东。六年后他再次视察，从珠海到清远，从深圳到广州，调研足迹遍布广东大地、深入群众心中。放眼全国，总书记也始终坚持考察调研，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情温暖民心。

这次主题教育的一个重点措施就是调查研究。开展好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同时，必须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深入具体接地气，切忌一刀切、表面化，坚决防止为调研而调研，防止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调研，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身入心至搞好调查研究，我们一定能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推动各项事业乘风破浪、再创佳绩。

老一辈革命家是怎么搞调查研究的?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从老一辈革命家的调研故事中汲取思想智慧，对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调研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同志一生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毛泽东同志搞调查研究常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采取同志式、讨论式、商量式的态度，把群众当作真正的英雄。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浙江人多地少，旱灾、水灾、风灾、虫灾连年发生，粮食产量很低，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同志对此忧心忡忡。

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期间，曾就浙江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展开调研。1954年年初的一个早晨，毛泽东同志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但他说想去杭州市郊的新登县（1958年新登县建制撤销——编者注）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人们还沉浸在睡梦中，毛泽东同志已和随行人员乘车来到新登县。下了车，又步行了一两公里。那天早晨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脚踩在路面冰碴子上，咯咯作响。

毛泽东同志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健步走在前面。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村里有十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因此村名叫王家水碓村。1953年年初，这个村的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在村口，毛泽东同志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儿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王关林家走去。

在王关林家，毛泽东同志亲切地问了他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毛泽东同志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毛泽东同志听后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毛泽东同志：“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毛泽东同志详细了解了连作稻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一开始，王关林并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泽东同志。王关林家门前人越来越多，随行人员建议可以结束交谈了，但毛泽东同志说：“不忙。”他又向大家详细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同志和农民在一起交谈，就像朋友间聊家常一样，没什么距离感。临走时，不少群众拥着毛泽东同志送到村口。直到很多年后，王家水碓村的农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来调查了解情况的干部就是毛泽东同志。

离开王家水碓村，在回来的路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没有前途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思想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在浙江期间，他还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农场、杭州郊区等地的农村，下农田、进农家，为研究解决问题 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周恩来与调查研究

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学习时报曾于20XX年刊发“领袖与调查研究”一组文章，介绍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方法。学习时报AAA公众号现将这组文章再次推出，供广大领导干部学习和借鉴。

今天推送《周恩来与调查研究》一文。

2013年，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风靡全国，荣获当年的金鸡奖和华表奖。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周恩来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研究，在四个昼夜里同村民们朝夕相处，发生的一连串感人的故事。

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央指示至迟在12月中旬以前把《紧急指示信》传达到农村中去，使中央的政策直接同群众见面。周恩来强调指出：“其中要有意识地在同级党委中找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然后再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其中也要有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

针对不断发展的形势，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声疾呼：“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

在随后党的八届九中X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要搞调查研究。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率先行动，直接领导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的调研工作。1月1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在困难面前，我们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

3月13日，毛泽东专门就开展调查研究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生产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3月19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说：“要敢于听取不同意见，敢于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问题。调查研究，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要摆脱局限性、片面性，必须进行比较、综合、分析。要改正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入手。”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领导同志陆续带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也带人到河北邯郸地区搞起了调查研究。

关于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周恩来曾做过详细阐述。他说：“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1961年4月初，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先期到河北邯郸地区开展工作，共20天。4月28日午夜，周恩来放下手中的繁重政务，也前往邯郸亲自调查。此后一连3天，他在邯郸听取了地委书记庞均、工作组许明和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的汇报。5月2日返回北京处理要务后，3日凌晨又赴邯郸。

这一次，他来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深入调查，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视察了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还到公社商店了解商品价格。他走乡串户，看见社员家中“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感到十分震惊。

在伯延公社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说：“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周恩来后来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座谈后周恩来来到张二廷的家，张二廷又向周恩来如实反映了伯延公社遭灾情况和公共食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来伯延。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来，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每年都派人到伯延去，代他看望这位农民朋友。

在伯延调查过程中，周恩来发现社员最担心多征购粮食和挤掉他们的自留地，便当着地委、县委、社委负责人的面，保证不收回分掉的自留地、不再以自留地顶口粮指标。

通过认真深入的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5月7日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情况，谈了四点看法：第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目前主要解决如何解散食堂和社员回家后如何做饭的问题。第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第三，社员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包产到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的办法能够真正实现多劳多得，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势在必行。第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麦收减产。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收到其他领导人从各地发来的调查报告，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不赞成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

当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讨论并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际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为国民经济调整开了个好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庐山会议以来，由于我们缺乏分析，而把反右倾和工作上的问题混淆起来，更重要的是没有实事求是，所以尽管想搞好一点，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劳动关系上的命令主义，上层建筑上的规章制度一般化、简单化，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作风上的“五风”问题，有些问题在理论上也说不通。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周恩来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在一旁插话说：“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

周恩来主持的邯郸调查和其他领导人主持的调查研究，促使中央逐步纠正了前一阶段一些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制定出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从而为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仅使党的决策更加贴近实际，而且对推动全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XX年12月25日至26日，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则，推动各级干部动起来、深下去，使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

周恩来：这一回，看到实际情况了

1961年5月3日上午10时许，几辆吉普车悄然停在了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伯延村的农机站门前。从车上走下来的是身穿灰色棉布中山装，脚踩一双半旧圆口布鞋，眉宇间挂着深深忧虑的周恩来同志。

当时，三年“大跃进”已经给生产带来严重问题。特别是农业，情况更是触目惊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同志来到了伯延村实地调查，重点考察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

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后，伯延与周围的17个自然村落5000多户农民合成一个公社，人口2.7万余。此时的伯延，已是困难重重。

周恩来同志一到伯延，片刻未休息，就在伯延公社办公室召集了11名社队干部开座谈会。公社和大队领导从秘书马列那里得知了总理要在社员食堂吃饭的消息，便精心准备：让社员提早把饭打走，再端出做好的面条、馒头、稀饭和红薯。这样一看，好像的确如公社和大队领导汇报的那样，食堂虽然吃得不好，但能够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

周恩来同志吃完饭，什么也没说，留下粮票和饭钱，走了。

第二天中午，周恩来同志突然提出，还要到社员食堂去吃饭，而且不是到昨天去过的食堂。社队领导都慌了。他们以为总理昨天去社员食堂吃过一次饭后，就不会再去了，因此没有作任何准备。周恩来同志快步走进一个社员食堂。炊事员和司务长见总理突然来到，赶忙把剩下的玉米糊糊和代食品盖上。跟随的公社领导对周恩来同志说：“总理，食堂没有饭了，还是回公社去吃吧。”

周恩来同志不说话，径直奔向灶台，揭开锅盖，锅里还有些能照出人影的玉米糊糊。

“这不是还有吗？”周恩来同志问。

“这是炊事员们吃的。”有人回答说。

“那好嘛，我与炊事员一块儿吃。”说着，周恩来同志和炊事员、司务长一一握手。炊事员拿来一个大碗，给他盛了一碗玉米糊糊。总理接过碗，喝了一碗玉米糊糊，还掰了一块代食品尝了尝。吃完后，照例交了一两粮票和5分钱。周恩来同志走后，人们慨叹道：“总理的眼睛该有多亮，一看就知道头一天的食堂是有准备的。这一回，总理看到实际情况了。”

刘少奇：是我们请教你们

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还认识不足，经验不够，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为了掌握真实情况，1961年4月至5月间，刘少奇同志到湖南宁乡、湘潭、长沙三县农村蹲点调查44天。所到之处，多是光秃秃的山头、荒芜的田野、炊烟稀落的村庄。

4月13日，刘少奇同志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上讲话。他一开始就讲，这次调查“是我们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到底是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中央，还是我们帮助你们？第一，是你们帮助我们；第二，才是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帮助县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县委的政策，就不会正确。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县委也好，要靠你们帮助，就是说要靠老百姓帮助”。

调查中，他先后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44天的调查，他有33天吃住在农村，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食物残渣。

这样的调查方式，让刘少奇同志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当时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一面红旗，调查前，刘少奇同志看到的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调查开始时，干部在群众中统一口径，向调查组封锁情况。但刘少奇同志从不少社员患水肿病、小孩得干瘦病等现象中，感到材料和汇报有问题，就专程到农民家里做工作，要他们打消顾虑，终于弄清了真实情况。经核实，大队的粮食产量，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虚报了48万斤，这为解决天华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可见，在“深入”上下功夫，真正地沉下去，是了解真实情况，站稳尊重群众、问计于民立场的基本途径。

刘少奇与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保证。刘少奇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屡次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他几乎每年都安排调研活动，有些年份多达几次。每次调研时间不等，短则几天，长达数月。通过一次次的实地调研，刘少奇为全党正确认识形势，制定一系列重要决策作出了突出贡献。

以民为师求实话

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是诚心诚意拜人民为师，听干部群众讲真话，这是全面了解基层情况的基础。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探究困难之因，扭转困难之势，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调研之初，刘少奇最渴望听到人民群众最真实的心声。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不敢讲真话。对于基层干部群众不敢说真话的情况，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以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为例指出：“长期以来，这个大队的社员和干部不敢说心里话，乔木去调查时，大队已把一些乱说话的人调走。我最初去找干部和社员谈话，大队干部都在事先交代过。有些小队开会，我们工作组的人去参加，说的是一套，工作组的人离开后，他们又再开会说了另一套。因此，我在天华的前十天几乎不能同大队的人认真讨论问题”。

为了了解群众心中真实的想法，在一次座谈会上，刘少奇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用地道的宁乡腔恳求道：“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会场上霎时静了下来，大家看到的是国家主席真诚的表情，体会到的是国家主席渴望了解实情的真心。此后，刘少奇不让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径直来到生产队，请社员座谈。经过40多天与群众心贴心交流、面对面沟通，刘少奇终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大家打消顾虑，纷纷向他反映真实看法。由此，刘少奇认识到，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天灾，而是如农民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是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1961年5月至6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并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个决策受到群众的极大欢迎。

扑下身子探实情

有时候只听报告和汇报并不能准确掌握实情，需要亲自探察实情。

对于报告和汇报，刘少奇认为：“下面的报告和干部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有的根本不可信。”1958年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开始泛滥。此时河北省徐水县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消息传来，刘少奇不敢相信。9月，他视察了徐水县，发现严重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现象。当县委负责人汇报有的地方一亩小麦播撒种子700至1000斤时，他产生了怀疑。他说：“1000斤种子就是1500万棵苗，这恐怕草也长不起来吧!”同时他看到徐水的“共产主义新村”只是在一些房子上分别挂上“食堂”“养老院”“托儿所”等牌子，连必要的设备都没有。针对当地干部将全民所有制与共产主义混淆的情况，他明确指出，“全民所有制不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叫共产主义不好”。这些问题，毛泽东也觉察到了，于是党中央自1958年冬起召开多次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

1961年春，刘少奇在家乡湖南进行调研期间，除了听汇报、请干部群众开座谈会外，还直接到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走访父老乡亲。他挨家挨户到社员群众中摸情况，揭开锅盖看到农民吃着糠菜窝头，打开油盐坛子发现没有一滴油，还看到许多社员因为吃代食品得了水肿病。刘少奇对农民生活有了清醒的认识。调研结束后，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调研情况。刘少奇仍以天华大队为例，指出：“社员生活远不如1957年”，“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因此，都感到不够吃”，“去年下半年也有相当多的人害浮肿病”。5月31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总结讲话，指出：“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刘少奇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意见建议，促进了中央对相关政策的调整。

直面问题出实招

倾听民声、了解实情，启发和促进深刻的思考。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的建议后，刘少奇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不但对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将产生深远影响。会议结束后，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约请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单位有关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南下五省，围绕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一次深入广泛的专项调研。

在保定农村调研时，有同志讲，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是大队范围内生产队的统一分配。有农民讲，好的生产队的粮食往差的生产队拉，大家不敢反对，但心里难受。刘少奇听了后说：“从你们的反映中间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很好地解决。”

通过调研，刘少奇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义的主张和设想，诸如：要重视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防止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产生;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而应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等等。

在毛泽东倡导下，1957年全党和全国形成了一个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展开的学习热潮。刘少奇南下五省的调研及其思想成果，对推动这次学习起了重要作用。

博采众长制实策

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有的成为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八大的准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刘少奇负责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为此，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刘少奇找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到他那里去汇报。一直到1956年3月上旬，连续听了30多个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一般情况下，一个部门谈一天，个别部门也有谈上两天的，经常从白天一直谈到午夜。这样一天连着一天谈，进行7到10天，算一个段落，然后间隔个把星期，再谈七八个部门。总之，刘少奇是集中心思来进行这项调查研究工作的。

毛泽东听说刘少奇正在召集中央各部委逐个听取汇报的事，说这个方法很好，让人帮他也来组织这样的汇报。经过一系列的调研之后，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后，立即引起刘少奇的共鸣，决定将其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全方位的调查研究为写出一个好的八大政治报告奠定了基础。

除了党代会报告这样的大政方针，还有很多具体政策措施的制定，是深入调查研究的成果。全国各地区人民法庭的普遍建立，就是一例。1961年在天华大队调研时，刘少奇过问过一个“饲养员破坏耕牛”的案子：天华大队的一头耕牛死亡，解剖后在牛肺内发现一根铁丝，调查人员就认为是饲养员冯国全有意破坏。听完调查组汇报此事后，刘少奇当即指出：“这不可能吧?牛皮那么厚，牛劲那么大，怎么能钉进去呢?这件事还要查，不仅要查当事人，还要问问老兽医或专门学过这种医的人。”经过认真调查，原来是一个小孩出于好奇将铁丝喂给牛吃，后来铁丝窜到耕牛肺中造成死亡。冯国全破坏耕牛案完全是冤案，因此为冯国全平了反。由此，刘少奇主张在农村区一级设立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方便群众告状，并有利于案件的及时正确解决。也是在刘少奇的积极推动下，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区人民法庭。这一措施，对推进我国法制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朱德：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进行正确决策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朱德同志对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十分重视，而且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朱德同志不顾年事已高，坚持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曾经教育孩子说：“深入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把工作推向前进。”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去世，他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党内领导人调查研究工作方面创造了两个之“最”：一是走的地方最多。朱德同志每年都要拿出两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从北方草原到南疆胶林，从茫茫戈壁到东海舰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二是给中央写的调查报告最多。朱德同志每次外出视察回来，总是不顾旅途劳顿，认真地撰写调查报告，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建设的重大决策。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保存的朱德同志的调查报告有一百多篇。这些报告蕴涵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朱德同志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深入厂矿、农村，远至东北林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即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要找机会到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看一看。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产，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他的每一篇报告几乎都涉及当地的经济形势，包括工业、农业、外贸等情况；几乎每一条建议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朱德同志认为，“我们得到政权后，就是要搞生产”“无论工业、农业，都要想方设法发展生产，这是最重要的”“只有生产的东西多了，一切矛盾才能解决”。

听汇报时，朱德同志总是鼓励大家讲真话，他常说：“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朱德同志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到工厂、生产队、田头、水库边，或直接到百姓家中看一看。比如，他视察内蒙古包头市白云鄂博时，曾到蒙古包中同牧业社社长和生产队长谈话。在新疆，他也曾到毡包中看望牧民。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调研，工作人员下去前，朱德同志总是叮嘱他们：“看到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朱德同志对他们在调研中形成的报告十分重视，总是依次审阅改定后上报中央。朱德同志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的这些做法，对各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德与调查研究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在调查研究方面是一位楷模。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年事已高，但朱德不辞劳苦，每年都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仅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间，他就到过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他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了解实际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他向中央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从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朱德在报告中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真知灼见，比如，他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他比较早地提出国防工业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他提出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农村自由市场、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等，这些都是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么，身居高位、事务繁多且年事已高的朱德是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呢?从他的调查经历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方法。

找准问题、有的放矢

调查研究主要是为国家建言献策，要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相结合。朱德的调研工作也一直遵循这个原则。

1956年，为党的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做准备，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密集的调查工作。70岁的朱德，也积极投入其中。5月16日至23日，朱德赴山西考察。6月6日至13日，他前往辽宁考察。这两次考察的重点，都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新情况。在八大的大会发言上，朱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1961年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并决定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之后，朱德带着草案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调查，感到调整农村政策效果明显。5月9日，他向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六十条”贯彻以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正因为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带着草案下农村调查研究，中央对如何调整农村政策有了较深入的认识。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调查研究要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

朱德始终坚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注重倾听群众意见。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深入厂矿、农村，并且找当地的领导干部、专家和工人、农民谈话，同他们交换意见。他视察白云鄂博时，曾到蒙古包中同一个牧业社社长和生产队长谈话。在新疆，他也曾到毡包中看望牧民。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要找机会到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看一看。他说：“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深入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把工作推向前进。”

为更深入地了解情况，朱德每到一地，常常亲自召集座谈会。他曾说：“开会也是调查研究。”座谈会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座谈会、群众座谈会、民主人士座谈会等等。朱德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聆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听汇报时，他总是鼓励大家讲真话，常说：“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这种真诚态度使许多干部和群众敢于在他面前反映问题，这是他能够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的重要原因。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重要观点同样依靠实事求是。他说：“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很多内容都是他结合各地的生产建设问题谈到的意见。

1960年2月至3月，朱德赴陕西、贵州、四川、河南等地调研，切身感受到人民生活困难和“左”的做法的错误。在老家四川仪陇马鞍公社，他问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堂兄弟直截了当地说：“还不是肚子吃不饱!”为此，他向仪陇县委负责人指出：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发山区资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4月2日，朱德向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农作物的品种又非常多，生产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各种机械必须是又经济又适合当地要求，是多种类多型号的，不能求其一律。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1962年5月，朱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他不赞成那种认为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倾向”的错误看法，认为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农业)和副业两不误。会后，朱德先后去陕西、四川、云南、广西等地视察。5月20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要允许私人或供销社在集镇上开几家饭铺，小煤窑的零售价格应当允许地方上适当调高，不要统死。在四川西昌地区视察时，朱德派人重点调查了一个生产队。5月26日，朱德致电中央，如实反映了这个生产队的情况：“这里群众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这个生产队的群众，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只有十斤(十六两秤)，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十一斤四两，在夏季插秧大忙季节，一个全劳动力也只能吃到十六斤。”“口粮不足的原因，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在执行政策上也还存在问题。如公社规定：在完成征购和储备任务后，即便生产队还有余粮，每人每天的口粮也不得超过十二两。口粮是十天一发，主要是怕群众吃了过头粮。对群众开垦小片荒地还有限制。总之，对农民箍得太死，因而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制度化、经常化

调查研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要持之以恒，始终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朱德搞调查研究，不但坚持的时间长，而且调查研究的主题也一直较为稳定，即大多围绕经济建设问题，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着眼点。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对于手工业的关心。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就认为“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发展大工业的同时，对手工业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1952年7月10日，在党中央酝酿制定“一五”计划时，朱德即致函毛泽东，专门提出要“注意发展地方性的小工业和手工业”。1953年2月13日，朱德再次致函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有计划地帮助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为进一步推动手工业的发展，朱德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1955年1月，朱德在广东、上海等地视察时，对当地负责人提出要组织和发展手工业。他还派秘书在各地调研，并将情况提交中央。回京后，朱德立即找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谈话，就如何发展手工业提出意见。

1956年5月，朱德从山西太原视察回京后，立即找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邓洁谈话，就手工业如何管理的问题提出意见。半年后，他再次找邓洁谈话，提出想把合作社都收归国有的想法是错误的。

为掌握手工业发展情况，1961年3月，朱德赴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视察。5月9日，他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食堂、手工业合作社和自由市场等问题的调查报告，提出手工业在“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于大，存在不少问题”。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朱德在会上积极发言，继续提出加强手工业建设。会后，为了解“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贯彻执行情况，朱德多次派人到北京郊区和武汉、广州等地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及时转报中央。7月29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泽东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9月15日，他转报了关于庐山附近执行农业六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的情况报告;11月21日，他转报了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的报告。

1962年5月至6月，朱德视察陕西、四川、云南等地。6月20日，他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谈到了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呼吁给予手工业合作社适当的自主权。

在朱德的关心下，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者都得到很好的发展和保护。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时明确说：“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本文收集整理了一组文章，介绍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方法，以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借鉴。

任弼时怎样开展调查研究

1947年，任弼时在转战陕北途中。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任弼时始终秉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工作作风，不做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情况、不符合实际的讲话和指示。王震曾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陆定一也说：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建制立策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从参加工作之日起，任弼时就提醒自己不能专注于“玄空的理论”而忽视实际工作，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

1925年1月，任弼时在团的三大上被选为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组织部主任。当时，全国已经建立了30个地方团。但整体来看，这些团组织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团干部缺乏、团员中的学生比重较大、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职责等，严重阻碍了团组织的发展。任弼时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从1925年2月中旬开始，他用了9个月的时间，通过发放调查提纲、表格和实地调研等形式，对各地方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一方面是调查各地的基本情况，包括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学校、学生的数量，学联、学生自治会等组织的情况以及学生参加其他团体的情况等等。另一方面是调查地方团组织的基本情况，包括团员的数量、各种阶级成分比例、年龄成分比例、男女比例，支部或小组的数量，各级会议召开的情况，以及地委和干事会内部的干事工作态度、分工负责情况等。

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任弼时马上采取了一系列改进团组织工作的措施。首先，适当调整入团标准，简化入团手续，大力发展工人入团。其次，建立团员持证、报告、通信、组织工作月报制等多项规章制度，加强纪律规范，严格团内秩序。再次，根据斗争需要即时调整组织常设机构及职责。此外，还采取措施加强团内的教育和训练工作，培养团干部。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团中央和各地团组织领导机关的工作效能显著增强，工作也逐步规范。

坚持实事求是，明辨是非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也是任弼时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准则。在工作中，他时刻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人、对事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争取做到明辨是非。

1931年4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进入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央局组织部部长。7月，在苏区团中央局工作的张爱萍被派到敌后万泰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肃反扩大化期间，张爱萍因别人的假口供而被诬陷为“AB团”青年总部负责人之一，并遭到了逮捕。任弼时看到张爱萍的材料后，大为吃惊。对于张爱萍，任弼时是了解的。大革命失败后，张爱萍转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都没有屈服。后来，由于在上海暴露，就被派往红军队伍中工作。负伤后，又被周恩来调往中央苏区做青年工作。他怎么会是“AB团”呢？任弼时便找来递交材料的同志，询问为什么要逮捕张爱萍，有什么根据。那位同志说是有别人的口供。对此，任弼时表示质疑：“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这一时期工作的检查中找出根据。”于是，他便派时任江西中央根据地少共中央局书记的顾作霖去万泰地区检查工作。行前，任弼时再三叮嘱顾作霖：“要先了解下层组织，再了解少共本身工作，要从少先队工作到儿童团工作，从党到政府等各方面去调查了解。”顾作霖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证明任弼时的判断是正确的，张爱萍一事纯属诬陷。张爱萍因此得救，并在后来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随后，任弼时就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从而保护了一批在肃反扩大化期间被错误对待的同志。

坚持问题导向，科学解决问题

问题是实践和创新的起点。在革命实践中，任弼时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1940年2月25日，任弼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结束代表团的工作，同周恩来等人从莫斯科回国。3月26日，任弼时一行平安抵达延安。之后，任弼时继续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对延安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经过调查，他发现延安地区的状况让人又喜又忧。喜的是，三年前还只有三四万人口的延安，如今已有十几万人，并且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心脏，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后方以及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忧的是，由于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的党政机关等三大系统都在延安，人员十分复杂。再加上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机关和规章制度，作息、收发、供给等都不统一，三大系统各行其是，要么是机构重叠、办事交错，要么是无人负责。这就导致延安的工作常常出现无章可循的问题，充斥着散漫拖沓的游击作风，效率十分低下。

为了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任弼时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一级的行政管理机关，即中央办公厅。由他兼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处、行政处，分别由王首道、邓洁负责。接着，他还主持建立了干部供给、行政、工作、收发、会客、财务会计、文件管理和档案保管等制度，明确了各部门之间的行政关系，使工作开始规范化、条理化、制度化，以前那种自由散漫、各自为政的游击作风也逐渐消失。对此，毛泽东十分赞赏。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眼睛向下”的精神深入基层，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任弼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工作作风。

1947年9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各解放区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高潮。但在此期间，一股“混淆敌我，错划成分，扩大打击面，大搞平均主义、唯成分论、乱打乱杀”等“左”倾错误开始在各解放区蔓延，搞得人心惶惶，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此时，由于艰苦的转战和夜以继日的工作，任弼时的血压越来越高，甚至出现了晕倒的严重症状。为了他的身体考虑，中央特意安排他到清净的钱家河休养。但是为了掌握土改情况，他还是利用闲余时间在附近的村庄作了一系列调查。他亲自访问农民，询问生产生活情况，虚心听取人民群众对土改的意见，甚至参加一些村子斗地主的大会，亲身感受土改运动。他还发动身边工作人员利用与群众接触的机会，按村、按户调查他们分得的土地面积、质量、粮食产量以及评定成分情况和他们对土改的意见。此外，他还查阅了大量党内文件，详细研究老区、半老区土改的区别。并向各解放区了解他们是怎样划分阶级的，研究他们在土改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就这样，任弼时经过汇总分析，大致掌握了周围30多个村子的基本情况。

在此基础上，1947年12月，任弼时在杨家沟会议上指出当前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中小工商业、对地主乱打乱杀，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1948年1月，他又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阐明了“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反对乱打乱杀”等几个问题。对此，毛泽东非常赞同，他亲笔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成小册子。”不久，这篇报告就被大量印刷成单行本，作为中央学习文件下发各地。可以说，这篇报告对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保证土地改革的正确开展、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起了很大作用。

邓小平：一个警卫员、一匹马，轻骑简从

不搞形式，注重实效，是邓小平同志开展调查研究的显著特点。他在中央苏区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时，经常是一个警卫员、一匹马，轻骑简从，前往瑞金、会昌一带调研。

针对一些党政机关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任何脱离群众、不问群众态度如何的干法，必然要失败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达小康”的宏伟目标，“翻两番”究竟靠不靠得住？“翻两番”目标实现后，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些思考，1983年2月，邓小平同志到经济发展较快的江浙沪地区调研， 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实地调查的结果，不仅肯定了“翻两番”目标的可行性，而且逐步形成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深入改革开放前沿开展调查研究，看到特区发展取得的巨大变化和可喜成绩，更加坚定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同志重视调查研究的重大成果。南方谈话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廓清了迷雾、铺平了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走上了加快发展的轨道。

邓小平同志开展调查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问数字”“爱算账”，常常通过算账摸清建设进展、发现存在的问题、纠正工作失误，为重要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力依据。

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句名言：“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前，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改革发展稳定都呈现出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无论是推进发展还是改进作风，调查研究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邓小平与调查研究

邓小平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的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都来源于调查研究。他曾说，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本文记述的几则调查研究事例中体现的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关心群众生活的人民情怀和紧抓主要矛盾的战略思维，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意义。

“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1961年4月7日至22日，为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邓小平带着几位工作人员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针对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他的调查研究，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分别召开县级、公社级和生产队级干部座谈会，二是派工作人员住到农民家里了解社员生活的真实情况，三是深入实地进行现场察看。他召开的座谈会有：4月7日、8日、17日、20日4次县委负责人座谈汇报会；4月12日3个公社党委书记座谈会；4月15日生产队干部座谈会；4月21日县、社手工业座谈会。为了了解社员生活的真实情况，他派卓琳到上辇村农民孙旺家住了一个星期，派其他工作人员分别到上辇村和北小营村实地调研。他还亲自到白庙村公共食堂、城关公社拖拉机站、生产落后的芦正卷生产队、工业搞得比较好的牛栏山公社、顺义县城关和牛栏山公社的集市等地深入现场实地调研。

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就公社规模、基本核算单位、超产购留比例、食堂等问题有了明确的意见，他认为当前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赶快把基本核算单位定下来，小队和小队，社员和社员，都不要拉平，要克服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多产多卖多留多吃。

在办食堂问题上，通过调查研究，他的认识由开始时的努力把它办好，转变到后来的尊重社员群众的意见。他在牛栏山公社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明确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为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也为他随后支持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提供了实践依据。

“要照顾原则，不要照顾面子”

在1961年调查研究年中，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六十条”上，他把“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等城市工作的具体政策交给邓小平去负责。

邓小平认为，只有结合调查研究，工业条例才能搞出来。1961年7月13日至24日，邓小平赴东北调查研究鞍钢生产问题，同时就制定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进行调研。关于鞍钢生产问题，他在14日至19日持续6天听取东北局汇报后指出：保鞍钢是个战略问题，保鞍钢三分之二生产能力是个界限。关于工业企业工作条例问题，他提出要搞试点，从定任务、定员、定原材料消耗定额、定协作关系等入手，规定责任制，建立起正常的管理秩序和正常的协作关系。

在调研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不要再照顾原来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那是照顾不住的。”“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在考察尚处于会战阶段的大庆油田时，他特别关心石油工人的生活，亲自到工人们因陋就简盖的“干打垒”住房详细了解情况。他提出办供销合作社送货上门、开展多种经营、成立专业队种地、办牧场养猪、栽树榨油等细致入微的具体办法。

通过调查研究，他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这对推动当时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4月1日，邓小平还真切地回忆说：“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

“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向何方去的关键抉择。邓小平1978年9月13日至20日在北方四省一市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的“北方谈话”，呼应了当时正在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崭新命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X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9月13日，邓小平访朝归来，但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按事先安排开始了在东北地区的调查研究。在8天的时间里，邓小平从辽宁到黑龙江、吉林，再到辽宁、河北、天津，针对我国工业建设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先后在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调查研究，发表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强调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号召全党破除僵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极大地促进了全党思想解放。

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工作，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新论断，他认为全党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次讲话给在场的人以很强烈的震撼。9月17日，他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一改往日的庄重严肃，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在这次调研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全党工作中心转移的战略问题。9月17日下午，他在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师以上干部时明确提出，要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他说：“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这实际上提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抓纲治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主题。

“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保持着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在设计现代化建设蓝图过程中一如既往、始终坚持，并且带有用数字来“算账”的鲜明特色。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50美元，提高到20世纪末的1000美元，翻两番。这个目标是邓小平根据国内外材料作出的科学判断。但到底可行不可行，他要到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算算账”，调查一下实际可能性。

1980年六七月间，邓小平专门到几个省做了一次调查研究。7月22日，他在赴郑州的途中说：“这次出来到几个省看看，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1000美元，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们河南地处中原，你们算账的数字是‘中原标准’‘中州标准’，有一定的代表性。”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描绘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蓝图。

这个“小康水平”是个啥样子？具体标准是什么？能不能实现？带着这个问题，1983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经济发展较快的江、浙、沪地区再次进行调查研究。

1983年2月6日，邓小平抵达苏州。第二天下午就在下榻的宾馆开门见山地向江苏省负责同志了解：“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

江苏的同志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近年来全省及苏州工农业生产情况，表示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准备提前五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实现“翻两番”。

邓小平急切地想知道，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水平，社会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江苏的同志向邓小平具体汇报了6条：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

邓小平为苏州人民取得的成绩兴奋不已。之后，邓小平又到杭州、上海等地调研。这次江、浙、沪三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坚定了邓小平对“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介绍了调研时了解到的“小康水平”的社会状况和6条标准，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之后，邓小平为我们设计了70年的发展蓝图。1986年9月，他在会见一位外宾时幽默地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摆脱贫困，实现一个小康的社会。所谓小康社会，就是不富裕，但是日子好过。至于下一个世纪，那不是我的事了，我采取不介入态度，总不可能活到100岁嘛。但是，我们现在有权制定一个战略目标。到下个世纪，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个时候，才能说我们这个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的中国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这才真正是为实现我们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做了准备，创造了条件。”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部署。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这可以说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调查研究，他谆谆教诲各级干部：“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陈云：同他们建立固定的、长期的联系

陈云同志曾经讲过，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另一种是通过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曾在身边的工作人员调查，同他们建立固定的、长期的联系，从他们那里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真实呼声。

1961年6月，“大跃进”失败后，为了尽快恢复生产，陈云同志邀请了薛暮桥、顾复生和陆铨3人，深入农村作全面的调查。陈云同志专程赶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蹲点调查15天。蹲点调查时，陈云同志从不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而是深入调查地点，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与当事人、参与者交谈，群众都乐于向他讲实情。为了更科学地制定“一五”计划，深入了解我国农业生产的现状，陈云同志直接从青浦县请来两位敢于说实话的农民，一个叫曹象波，另一个叫曹兴达，都是他通过老战友和组织找来的。陈云同志对他们和蔼可亲，他们的感觉是见到自家人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陈云同志先问他们土改前后农村的变化；农村土改后，农民认为自己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哪些坏处。这两位农民回答说，满意的有五条：一是每人分了两亩四分地，无人催租、逼债，也无人外流；二是物价稳定，人民币值钱；三是修理了排灌机器，收成好的年份，人均可收1200斤稻谷和蚕豆；四是肥田粉（一种进口的化肥）供应增加了；五是受干部的气比在国民党时期少多了，不用打耳光子了。几点不满意的地方：一是外来干部说话听不懂，有时处理问题简单粗暴；二是镇上商店关门的多，买东西不方便；三是有人造谣言，人心不安，地主趁机挑拨离间。之后，陈云同志还特别与两人约定，让他们成为其研究农村变化的长期联系人，和他们有过多次交往和面谈。

陈云与调查研究

陈云是全党公认的善于调查研究的楷模。他提出了著名的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认为“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主张“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我们选取陈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三次重要实践，来看看他是怎么作调查研究的。

华北敌后根据地党建调查：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1937年全国性抗战开始后，陈云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随着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许多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区建立起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1938年春天，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例会上，陈云提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要面向全国组织系统，并着手调查研究党的建设状况。

当时延安与华北敌后交通阻隔。陈云建议从华北敌后六个大区选调一些同志回延安汇报敌后根据地党的建设情况。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后，他要求每个区党委来一位副书记，选送一位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则各来几位乡党支部书记。1938年十一二月，中共六届六中X会后，陈云又指示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组织工作巡视团前往华北敌后根据地，检查各地党的建设工作。通过调人来、派人去的调查研究，陈云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情况，发现了不少问题。

1939年四五月份，陈云同来延安的七个支部书记谈话，每个乡的支部书记都谈了三天三夜，边谈边记，秘书刘家栋做记录。陈云了解到，大多数支部是不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的，经常性的工作是依照区委的布置，发展几个党员，动员几个人当兵，要多少粮食和军鞋，而且一概是分派。至于群众要些什么，就不管了。其中四个支部书记，都说妇女工作重要，但陈云问他们的老婆是不是入党、入妇救会了，得到的回复是：“她懂什么事?有什么用?”

陈云从中组部巡视团汇报中了解到一件事。他们参加的一个乡支部的小组会，没有提出任何要讨论的问题，就要党员发言。一个党员先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同志要缴党费，这是为了惦记党。党费是每月三个大子儿，没有大子儿，缴鸡子儿也行，小米也行，完了。”接着发言的三个党员都讲“缴党费”，然后小组会就散了。陈云担心：这样的会议如果多开几次，恐怕谁也不愿再来了。完全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区委、支部和小组，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是非常危险的。

陈云还了解到，有些地方，一个老百姓在七八个群众团体名册上都有名字，而每个团体又规定五天或七天开一次小组会，十天或半月开一次大会。他想：如果真有这样老实的老百姓，遵守纪律，每会必到，即使不种地，时间还不够分配。

他们反映的问题中，更有甚者，有个县的地主把持乡政权，他们把各种负担都加在抗日军人家属及贫苦工农身上，却美其名曰“起模范作用”。

根据调查研究了解的情况，陈云于9月和11月在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指出：“我与华北六个不同地区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谈话以后，觉得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要使抗战前进一步，要使我们党的工作前进一步，问题的根本，在于开展群众工作。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他提出划小区乡党组织工作范围以便接近党的支部和接近民众、支部要经常注意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团体领导机关的人要深入下层工作、组织妇女等措施，主张“我们要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支部掌握乡或村的全局，即掌握全乡或全村的党、政、军、民、学的工作。做到了这一点，支部才算得是群众的核心，党在群众中的堡垒”。他还在中央讨论各地工作时，针对不同地区党的组织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为加强抗战时期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浦农村调查：“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

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X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了进一步弄清国内情况和问题症结所在，毛泽东在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中央领导人都下到基层搞调研。

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了15天农村调查。为什么选在自己的家乡?陈云的考虑是：“这里是我1927年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

当时陈云心脏有病，医生只允许他工作半天。但到小蒸后，他第二天就开始工作。每天上午在家里开座谈会，下午三四点钟到田间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集体食堂等地方考察。

陈云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有几次主要是向农民作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委员交换意见。农民也敢于提意见。他们的意见和情绪，概括起来有四：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的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

那时，农村只有可以走人的土路，汽车、自行车都不能通行，到各个村落去都要步行七八里路，陈云仍然坚持到处去看。他看到，私养母猪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鳅，猪圈也干净，产苗猪多，苗猪成活率高。公养母猪喂食不分大小、强弱，像开“大锅饭”，猪圈脏得很，母猪流产多，苗猪成活率低。

当时为了多产粮，上级改变当地农民种一季水稻一季蚕豆的习惯，改种双季稻、种小麦。陈云和当地干部农民一算账，表面上亩产多了，但算上多投的种子、劳力，多占的寄秧田等，其实并不合算。

那时候有人担心农民自留地多了，会影响集体生产。陈云调查后发现，自留地少了更不利。农民肚子很饿，不但搞不好生产，连当肥料的红花草都吃了，青蚕豆也是吃了再说，掼麦子的时候故意不掼干净，回去自己搓麦秆。

回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印发8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

宝钢调查：“大家要同心协力，把宝钢建设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X会后不久，197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3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同时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调整工作。

陈云的议事日程上，急需处理的是上海宝山钢铁厂的问题。这是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新建特大型钢铁企业。在确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后，宝钢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有些人甚至认为宝钢建设是上了外国资本家的当，现在是骑虎难下。

陈云没有轻易下结论。他的办法还是调查研究。他在北京了解了许多有关宝钢的情况，又要薄一波邀集长期从事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进行座谈讨论。5月30日，他又亲自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听取上海市委和宝钢工程指挥部的汇报，另一方面派他办公室主任王玉清到宝钢工地现场实地考察。他还与上钢一、三、五厂和冶金局的负责同志以及生产专家进行座谈。

陈云边调研边考虑宝钢建设问题。最初的考虑是基本立足国内、关键设备进口；到上海开始调研时，考虑设备全部进口，还要买技术、买专利；调研后离开上海时，才确定还是按照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1979年5月9日提出的《关于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办，继续建设，推迟进度。

6月16日，陈云在财经委会议上讲话，要求宝钢干到底，买设备同时买技术、买专利。陈云提出：“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总之，大家要同心协力，把宝钢建设好。”经过7年多建设，1985年9月宝钢终于胜利建成投产，并以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创造出世界一流钢铁企业的业绩。

除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陈云还提出另一种调查研究不可缺，就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这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他曾找两个青浦农民朋友给他写信，还要评弹界的朋友给他讲讲社会上的反映，群众的意见。

陈云每决大事，必定先作调查研究；他搞调查研究不是走形式、摆样子，而是认认真真、深入细致；他特别注意调查研究要听真话、查实情、见成效；他的调查研究不限于一时一事，而是随时的、经常的、广泛的。他在调查研究上的思想和经验，能为我们在新时代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在调查研究中提高本领——读《陈云与调查研究》有感

《陈云与调查研究》一书2004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列举了多篇陈云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总结了陈云调查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并编入了相关珍贵历史资料。读完《陈云与调查研究》一书后，感到陈云在调查研究方面的独立见解、独特方式、独到总结，今天依旧闪烁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熠熠光辉。

把调查研究作为谋划工作的“基本功”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北满中央分局书记。当时分局有些干部曾幻想苏联撤军时将大城市管理权和武器装备留给我们，但后来却交给了国民党。陈云从实际出发，在东北地区进行了大量细致调研，1945年11月份主持起草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应暂时撤离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在包括中小城市和铁路支线在内的广大乡村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将来转入反攻和取得全局胜利奠定基础，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党在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后来，又有一部分干部群众对和平抱有幻想，寄希望于国共停战带来和平。陈云根据自己在北满农村调查研究中总结的大量数据，准确把握形势任务和实际需求，1946年7月，起草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史称“七七决议”)。力图使领导干部认清敌强我弱的现实，认清必须长期斗争，以战争胜利取得和平。这份决议，中共中央做了部分修改后批准执行。根据“决议”要求，东北局明确了主要任务，其中就包括号召共产党员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下乡发动群众等。在此影响下，1948年东北野战军进关时，部队数量由1945年的10万迅速扩充到百万以上，装备也得到明显改善。

陈云初到东北并没有麻痹大意，而是分析形势后通过下基层、访群众、查资料的方式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用数据说话，得出了与相当一部分干部不同的结论，之后再通过更深入细致的调研，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确定了发动群众的工作思路，改变了东北的整体局面和干部思想作风，为今后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云这种谋后而定、调研先导的工作方法正是党员干部应该学习的“基本功”。

把调查研究作为改进工作的“总抓手”

1944年到1945年，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当时，陕甘宁边区加上晋绥边区共有150万人口，却要养活5万脱产军民，财政极端困难。物价飞涨，1942年比1941年上涨了3倍多，1943年又上涨了20多倍，边区人心不安，群众拿着边币抢购物资，对当时的大生产运动，是个巨大的冲击。陈云到任后，迅速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底数后确定了发展生产、加强外销、减少印币的总体思路。他几乎每天都去延安南门外新市场转一转、看一看，随时了解和研究市场情况，及时和边区银行的干部交换意见，对边区的生产经营和市场交易情况了如指掌。一年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基本生活物资正常交换。

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一年的工作中每天都在进行调查研究，随时掌握第一手数据和资料，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加强和改进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依据。在陈云看来，任何工作都离不开调查研究，越困难的时候越要细致调研，绝不能草率下决定，只有找到困难和问题的核心，才能找准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办法，才能扭转局面、摆脱困境。这一年的经历不仅为发展边区经济、保障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也为陈云日后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部署的“定心丸”

1978年底，中日双方达成总投资320亿美元建设宝钢的合同，其中中国国内投资200亿人民币，这对当时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100多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1979年初，我国对22个国外引进的重点工程重新安排建设计划，宝钢是其中最大的项目，列为需要重新审议和调整的项目首位。宝钢对外已签的合同由于国家缺少现汇而无法批准生效，待签的一大批合同的对外工作也告停顿。当时很多人有悲观论调，认为“建成后每年只能支付利息、贷款，几辈子也还不清”“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后遗症”等。197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请陈云出面解决宝钢问题。陈云先是在北京召开了多次调研座谈会，详细了解了宝钢的来龙去脉;然后又亲自到上海，听取上海市负责同志以及宝钢工程指挥部负责同志汇报，认真了解情况。同时，安排人到现场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经过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1979年6月16日，陈云对宝钢建设提出了“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宝钢建设只能搞好”等建议，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向中央的专题报告并经中央批准执行，为宝钢的建成投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云对宝钢的调查研究，既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也说明了实事求是做好调查研究对决策部署的至关重要。陈云用了50天的时间，从各维度各层面认真细致深入调查研究，摸准实际情况后又站在国家信用和形象的高度，提出了符合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工作方针，扭转了宝钢建设初期的困境。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超大规模的投资，如果没有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没有详细充分的数据支撑、没有历史担当的胸怀气度，是很难下定决心作出决策的。

陈云在工作中，长期坚持调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效，越是面对困难，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能用调查研究的手段解决问题。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作风和“交换、比较、反复”的严谨方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总书记在20XX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陈云与调查研究》这本书，为党员干部学习、实践、运用调查研究方法解决问题提供了丰富经验和宝贵参考。

习仲勋与调查研究

早在抗日战争中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对习仲勋的鉴定中有这样一句评语：“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由此可以看出，习仲勋一生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走出“衙门”，深入实际，“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

习仲勋曾经讲，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是替老百姓服务的，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老百姓这一方面，坐的端端的。这是调查研究的根本立场；要做好调查研究就必须走出“衙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通过人民群众找到最恰当、最真实、最正确的办法。

1943年春，习仲勋奉调占陕甘宁边区人口1/3的绥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他到任后，即通过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地方士绅在内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很快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对抗战以来当地特殊的复杂政治状况与斗争形势做到了心中有数。根据党中央指示和面临的实际情况，他提出：深入调查研究，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政策教育干部群众，处理好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彼此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对于留在人民政权和学校中的旧职员，也要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和社会事业服务。

1942年12月，毛泽东发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提出了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为了使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迅速开展，习仲勋要求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要深入农村，推动大生产运动。他同时决定带领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一个月的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

习仲勋带领工作组通过一个月的蹲点调查，座谈访问，个别指导，总结经验，帮助群众改革完善农业生产措施，理顺了土地租佃关系，制定了扶持贫困农民、教育落后分子、改造二流子的措施，提出了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意见。地委根据调查组在郝家桥总结取得的经验，讨论通过了绥德地区生产计划和移民工作方案，一时间在绥德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对提倡自力更生、劳动光荣和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厉行节约、渡过难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至当年年底，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口吃饭问题。

发现典型，学习先进，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习仲勋曾经讲，我们的工作人员，既然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就应该站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板起面孔，摆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认为，群众中蕴藏着很大的积极性、创造性，有许多典型模范人物。要做好工作，就要当好小学生。这不仅是个作风问题，还是对群众的感情问题。

习仲勋在郝家桥调查时了解到，该村40岁出头的刘玉厚，通过辛勤劳动，带动了全村农民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习仲勋即约请刘玉厚到自己住的窑洞详细叙谈。他一见面就紧握刘玉厚的手拉起了家常，详细询问刘玉厚当年的生产计划。习仲勋听着刘玉厚的生产计划，内心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过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

真切关心群众疾苦，及时排解群众的实际困难，是习仲勋调查研究的一贯作风。一次调查中发现，当地医疗卫生情况差，群众中脓疮、头癣、红眼等传染病流行较广。习仲勋便派人从地委领来来苏、碘酒、红丹和眼药，调查组同志亲自为群众擦洗疮口、滴眼药水，帮助孩子们洗澡、理发，进行讲究卫生的宣传。

只有做好调查研究，才敢于实事求是

习仲勋在长期工作实践中体会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坚持调查研究作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做好调查研究是实现实事的前提条件和有效途径，是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判断，定政策，办事情的基本遵循。他常说，调查研究是做领导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力量所在。

1947年冬，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过程中，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左”的思潮一度蔓延滋长。习仲勋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与西北局其他领导分别到边区广大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土改要区别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确定方针政策，正确引导，有序进行。他先后在1948年初一个月之内三次致信毛泽东，提出坚决防“左”纠偏建议。

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作了报告。报告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传达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三）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

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即于1月9日给西北局及贺龙、习仲勋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4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镇薛家渠驻地。19日，习仲勋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左”的影响和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之后，是在占有大量翔实可靠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加上对各类材料、数据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

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20日复电习仲勋：（1）19日来信完全同意。（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同日，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特别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

2月6日，毛泽东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等问题征求意见。电文最后写道：“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于2月8日复电毛泽东，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后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遇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旦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

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从边区实际出发，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促进了生产发展。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之时，习仲勋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不仅在当时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以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全国大规模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些都表现出习仲勋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兴起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调查运动。这场调查运动，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严重困难和挫折时重新振作和奋起的关键。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后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初步扭转了农业农村的困难局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全党调查研究的缘起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更是激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愿景的向往和追求。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出发点是相信群众的力量，反映了党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客观规律认识不足，于是就使盲目求快成为经济工作中的主导方针，并且在执行和贯彻总路线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发动“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原本是希望以此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而且给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再加上一些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生产大幅减产。到1959年下半年，农业生产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下滑，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冲击。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困难，毛泽东忧心忡忡，他痛切地感到很大程度上是吃了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亏，决心带领全党认真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农村整风整社试点经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工作就没有基础。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毛泽东还作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郑重地向全党倡议“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指导下，紧随召开的八届九中X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号召“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他抓住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这两个主要问题，派出3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的农村，以10至15天为期，各调查一个情况最好和情况最坏的生产队，直接向他汇报。不久，毛泽东也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的心情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调查。南下途中，毛泽东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七省委和3位秘书的汇报。

制定完善“农业六十条”

经过中央和地方各省的初步调查，严峻的形势让毛泽东感到需要搞个条例，把急需解决的问题固定下来。196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又称“农业六十条”。条例规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实行三级所有制，允许和鼓励发展家庭副业，社员生活资料不得侵犯，等等。“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出台解决了一批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性问题，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还存在不足，仍然主张坚持公共食堂和供给制。

广州会议后，政治局常委率先垂范，带着“农业六十条”草案深入农村开展调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县和长沙县蹲点调查44天，他不住宾馆招待所，自带草席被褥，把办公和居住的地方设在了生产队的养猪场。调查的结果让刘少奇感慨万千，沉痛地说应当把因政策错误导致的损失刻碑警示以后再不犯错误。在河北武安县，周恩来召集群众的征求意见会实际上开成了社员的诉苦大会。他向社员们道歉工作没有做好，总理没有当好。在四川、河南，朱德发现公共食堂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而允许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农村浮肿病不到一个月就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在上海青浦县，陈云发现农民最关心的是“吃饭还是吃粥”，他提出要给农民多分一点自留地，这样可以多得一些口粮。在北京，邓小平和彭真率5个工作组进驻顺义、怀柔。发现问题严重的邓小平向群众明确表态“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吃不吃食堂由群众自己决定。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带领下，各省、自治区第一书记也都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此全党上下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村调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

在全党近两个月的深入农村调查，充分掌握了民心民意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重要修改，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和取消供给制。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两个事关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得以彻底解决。“农业六十条”在保持人民公社总体框架的前提下，纠正了公社化以来农村工作中的若干突出错误，解决了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是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正是因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才使全党真正了解到农业农村的真实情况，才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有了真切的感受，从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自1961年起，我国农业开始摆脱1959年以来连年下降的被动局面，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

在集中力量调整农村政策的同时，中共中央将调查研究贯穿1961年全年，先后制定了“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条例。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不合实际的错误政策，对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效果，国民经济终于从最困难中走出来了。

关于调查研究，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值得反复研读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多次强调这一问题。我们摘录了一些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一起学习！

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要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021年9月1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年轻干部要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调查研究要经常化。要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不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一得自矜、以偏概全。对调研得来的大量材料和情况，要认真研究分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经过充分研究、比较成熟的调研成果，要及时上升为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措施；对尚未研究透彻的调研成果，要更深入地听取意见，完善后再付诸实施；对已经形成举措、落实落地的，要及时跟踪评估，视情况调整优化。

——20XX年10月10日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长期以来，我们党在出台重要方针政策、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前，都要求有关部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认为调查研究的方法“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第二是开调查会”。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建言献策。

——20XX年9月17日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努力取得最好成效。

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要防止为调研而调研，防止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调研，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

——20XX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跳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化文艺不接地气不行，要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要把好脉，中国身体怎么样，如果有病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来治，对这心里要透亮透亮的。号脉都号不清楚，那治什么病？

——20XX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

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

——20XX年3月1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党的十九大之后，我就强调要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去年12月15日，我就中宣部做的《寻乌扶贫调研报告》又专门作了批示。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不了解真实情况，拍脑袋做决定，是做不好工作的。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迫切需要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把存在的矛盾和困难摸清摸透，把各项工作做实做好。调查研究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搞浮光掠影、人到心不到的“蜻蜓点水”式调研，不能搞做指示多、虚心求教少的“钦差”式调研，不能搞调研自主性差、丧失主动权的“被调研”，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的“嫌贫爱富”式调研，而是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既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调查研究，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20XX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世界上只有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瞎说一气，不需要依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而坚持唯物辩证法，则要求用大气力、下真功夫。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

——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要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基层单位，掌握实情、把脉问诊，问计于群众、问计于实践。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是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也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否强大，发展后劲是否充足，人民群众生活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工作开展的情况。

“党的根基在基层”“走遍基层才能心里有数”。总书记始终倡导并带头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他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就提出“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总书记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诠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才能真实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状况，才能真实了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凝聚起共克时艰、共创伟业的磅礴力量。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改革发展遇到各种困难，各项工作都需要新思路和新办法。办法从哪里来？来自实践，更来自群众的创造。局面越是复杂，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越是艰巨，就越需要深入基层，到实践中去寻找改革和发展的良方。比如，在脱贫攻坚战中，我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他们从调查研究入手，一步一个脚印去过最偏远的村庄，走过最艰险的道路，根据每个贫困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脱贫方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做好调查研究，要带着问题下基层。如何为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如何加快推动消费回暖？如何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如何持续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心中不装着问题，到基层也只能是两手空空，不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既要有“身入”基层的行动，更要有“心到”基层的自觉。带着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听听基层干部怎么说，看看一线群众怎么干，我们就能收获更多接地气的办法。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大会精神的开局之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这是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需要，也是新时代新形势的呼唤。党员干部要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并以此获得真知灼见，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

领导干部要深耕“解剖麻雀”之功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解剖麻雀”这一重要论述，形象生动且寓意深远，对于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开创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解剖麻雀”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的一种科学调研方法，一般是指通过深入研究具体典型，以小处见大处、从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从中找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毛泽东指出，“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总书记强调，过去常用的“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的调研方式依然是管用的，提出要多深入基层寻计问策，多“解剖麻雀”小中见大，多专心致志深入研究。

深耕“解剖麻雀”之功，是每位领导干部都要掌握的工作本领。它是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更是党风政风的集中反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面对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领导干部学会“解剖麻雀”，才能对一地一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需求有深切感受和全面了解，为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领导干部用心“解剖麻雀”，带着感情与群众打交道，才能发现群众面临的困难，掌握群众反映的意见，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领导干部善于“解剖麻雀”，注重用实践检验效果，才能为力戒形式主义、弘扬求真务实的良好党风政风树立鲜明导向。

如何深耕“解剖麻雀”之功？总书记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跋山涉水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深入24个贫困村调研指导，而且年年去、常常去，直接到贫困户看真贫、扶真贫，直接听取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让发展成为消除贫困最有效的办法、创造幸福生活最稳定的途径。由此看来，领导干部深耕“解剖麻雀”之功，至少要从三点着力。一是端正态度，培养“解剖麻雀”之心。沉下心来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避免浮在表面、流于形式。接地气、通下情，扑下身子、吃得了苦，听得进批评、看得到问题，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对群众负责，在务实戒虚上下功夫，真正把情况问题摸实摸透。二是选好典型，把握“解剖麻雀”之效。精准选择“麻雀”关系到调查研究的成效。必须带着明确的方向和目的，选择问题多、情况复杂、矛盾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基层单位进行调研，才更容易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对策，也更容易从典型代表推而广之找到同类问题的共性规律。三是细致解剖，抓住“解剖麻雀”之要。既要统筹兼顾，运用全面的观点，总体分析事情的全貌，又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具体问题想深想细想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提出可行的政策举措和工作方案，再进一步推广经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把党的大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新征程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精神状态、作风形象提出了更高要求，领导干部只有深耕“解剖麻雀”之功，从摸准摸透一只只“麻雀”开始，不断增强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做到有的放矢、心中有数，真正下实功出实招见实效。

善用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

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这为我们做好调查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反复强调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这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功夫，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问题。

调查研究要在求“深”上下功夫。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做到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要在求“实”上下功夫。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是不行的！比如，有些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正视现实，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这些现象都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在调查研究中，我们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避免浮在表面、流于形式。

调查研究要在求“细”上下功夫。调查研究是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现在通信很发达，通过打电话、发AAA、看材料也能了解很多情况，但毕竟隔了一层。对过去蹲点调查、“解剖麻雀”等方法，要学习、要弘扬，同时又要不断改进方法和手段。既要抓点、搞好典型调查，也要注重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用好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重视听取各方面意见，立体式地进行分析，三思而后行，不能以点概面，以偏概全。

调查研究要在求“准”上下功夫。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即使花再多的时间亲力亲为，也难免有其局限性。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遵循调查研究的特点和规律，掌握科学的调研方法，提高调查研究的效率和效益。具体来说，对于调研得来的大量材料和情况，要认真研究分析，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

调查研究要在求“效”上下功夫。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毛泽东同志曾十分形象地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调查结束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较强操作性，做到出实招、见实效。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我们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自觉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大会精神，围绕深入学习研究宣传贯彻总书记法治思想，围绕党中央重要法治建设规划、重大立法事项、重点改革举措等，深入调查研究，集中进行攻关，服务政法工作现代化，服务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深大力弘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

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党的十九届六中X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最鲜明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六中X会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大力弘扬我们党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使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加深对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领会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干好本职工作、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重视调查研究是党的重要传家宝

在我们党百年辉煌历史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不断拓展，都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为依据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重要的任务是学习运用科学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用大量时间深入到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中进行调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都是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光辉著作。194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调查研究对于总结工作、发现问题、纠正偏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同志就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绥属各县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专门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就区别老区和新区情况提出意见。毛泽东同志回复：“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随后，习仲勋同志还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问题”，提出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在实行土改的内容、步骤上应有所不同等建议。这些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形成的方针、政策，有力推动了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回顾我们党的历史，调查研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开启，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把改进调查研究摆在第一位。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阐释了调查研究的意义、内涵、途径、方法，并身体力行、亲力亲为，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典范。从提出重大战略、作出重大决策，到破解现实问题、推进具体工作；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到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到谋划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总书记调查研究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总书记重视调查研究一以贯之，在浙江工作时，到温州、台州等地反复调研，提出再造浙江体制机制新优势的一系列举措；到杭州、宁波调研，抓住城镇化进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着力探讨如何加快构建具有较强辐射力和凝聚力的大城市；到湖州、嘉兴、绍兴调研，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加快融入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步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八八战略”。这个高瞻远瞩的战略从2003年贯彻至今，取得了卓著成效。

学习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会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甚至造成决策失误，使党和人民事业蒙受损失。

重视调查研究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重视调查研究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有效途径。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就在于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种政治特质要求党的全部决策和工作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重、以人民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调查研究正是深切了解群众需求愿望、创造精神、实践经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效途径。

重视调查研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体现。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深入基层、深入实际，面对面向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商量问题，对领导干部实际感受和思想认识所起的作用是听汇报、看材料所无法比拟的。只有经常地、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才能掌握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律，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实际情况，使工作的思路、点子、举措符合基层和群众意愿，使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难题得到有效解决。

重视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坚持实事求是，一个基本途径就是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事实、掌握真相、得出正确结论，真正把实际情况摸深摸透，做到胸中有数、有的放矢；把目标任务搞清搞准，弄明白具体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把政策措施落实落细，搞清楚怎么干、怎么干好。

重视调查研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调查研究是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种科学方法。我国古代就有这种方法，调查的主题和形式多种多样，如行政类调查、人口类调查、土地类调查等。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是升降赏罚、激励问责、改善吏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可以说是一种广义上的调查研究。西周的采风，便是观风俗、察政事。《管子•问》，开篇讲的就是进行调查要遵守一些根本原则，之后提出诸多要进行调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了解民风民情民意的做法，形成一系列调查研究制度，有力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保证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运用好调查研究这个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心怀“国之大者”。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大力弘扬我们党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尤为必要和重要。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心怀“国之大者”，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深入调查研究、扎实做好工作中全面领会和把握统筹“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判断，准确认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本职工作做实做好。

恪守为民情怀。总书记曾引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古语阐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带着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的真情调查研究，“身入”基层更“心到”基层，真心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民情，才能了解群众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回应群众所急所盼；才能在真心实意向人民请教中拓展工作视野、丰富实践经验、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在倾听人民呼声、虚心接受人民监督中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教育，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提升政治站位、增强工作能力、不断完善自己。

经常体察实际。总书记强调：“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解决问题，必须力戒形式主义，做到持之以恒、久久为功，防止走马观花、蜻蜓点水，防止一得自矜、以偏概全。要结合本地本部门本单位本岗位实际，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需要解决的问题，紧紧围绕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扩大高水平开放等重大工作，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深入车间码头、田间地头、市场社区，尤其是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多、矛盾风险多的地方去，掌握第一手材料、听取基层一线声音，解剖麻雀、研究问题、寻策问道，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找得更准一些，为补齐短板、解决问题、提高工作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善于研机析理。毛泽东同志说过：“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这表明，调查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制定、实施、优化政策，更好地把工作做细、做深、做得有效果。要把调查研究得来的大量和零碎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确保信息真实、准确、有用。深入研究问题，通过交换、比较、反复，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了解清楚，找到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尤其是对各种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了如指掌、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遏制在萌芽。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真正对所从事的工作、所担负的责任胸中有数、心中有方，措施对路、方法有效，促进各项工作守正创新、取得突破。

重视成果运用。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仅要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还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必须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确保决策对头、措施对路。对通过调研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新经验新创造，及时总结提炼，加以宣传推广；对经过充分研究、比较成熟的调研成果，及时上升为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措施，在政策制度层面明确下来；对尚未研究透彻的调研成果，更深入地集思广益，完善后再付诸实施。调查研究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对已形成举措、落实落地的政策跟踪了解、综合评估，视情况修订调整、优化提升，以此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不断提高抓落实的质量。

总书记在浙江如何作调查研究？

在《学习时报》近期刊发的《总书记在浙江》采访实录中，曾任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曦同志，重点讲述了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调查研究”故事，这对当今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有着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总书记在浙江究竟是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的呢?学习时报AAA公众号“长春桥6号”工作室带您一探究竟。

率先垂范，短短118天时间连续跑了11个市和25个县

总书记一到浙江，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

2002年10月12日，总书记在干部见面会上说：“我初来乍到，对浙江的情况不熟悉，首先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熟悉工作，尽快进入‘角色’，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工作职责。”从10月13日到18日，他白天忙于各种会议，有几个晚上还有工作安排，难得的没有安排工作的晚上，他还开展了“特殊”的调查研究活动，连续看望了7位正省级离休老同志，听他们讲浙江省情，征求他们的建议。

总书记还强调听汇报不能代替亲自调研，再忙也要尽快跑遍全省。因此，到2002年底前短短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除绍兴、舟山两市，他已经调研了9个市，还去了海军东海舰队机关等10多家单位。

后来，为了酝酿出台“八八战略”，总书记深入基层一线调研，用短短118天时间连续跑了11个市和25个县，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问计于干部群众。

以点带面，努力推动全省领导干部开展调研

2003年2月10日，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浙江省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总书记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要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做好春季开局。会上通过了《2003年省委、省政府领导调研计划及有关重点工作》和《关于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两个文件，形成了2003年关于加快经济发展、加快社会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21个重点调研课题，明确由分管的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牵头，并规定了落实的时间表。

总书记作为这项工作的总负责人，还具体承担了经济建设专题的调研。第二天，总书记主持召开全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作讲话。在他亲自倡导和推动下，全省进一步掀起了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改变工作作风的热潮。

总书记曾经说过：“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市区。我履行了这一条。”在浙江任职期间，他率先带头走遍浙江各个县市区，他还经常告诫领导班子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大家积极创造条件进行调查研究。一次他在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说：跟随领导调研，有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多去一两个人;我出差了、出国了、外出开会了，你们可以抓紧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搞些调查研究。

求质求效，提出调查研究“四个提高”的具体要求

在浙江工作期间，为了提高浙江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总书记围绕调查研究，提出了“四个提高”具体要求。

一是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总书记在调查研究时，既到基层调研，又到机关调研;既调研群众，又调研干部;既解剖典型、又了解全局;既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又到困难群众较多、情况复杂和矛盾尖锐的地方进行调研。而且调研的重点往往放在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特别困难的地方。

二是提高调查研究内容的针对性。总书记要求每次调研都要有明确的主题。他指出，调查研究“要围绕中心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决策，忙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

三是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他要求党员干部在具体实践中，根据调查任务和要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把微观调查和宏观调查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大胆创新，多管齐下，提高调研工作的效率和调研成果的质量。

四是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他要求调研选题必须紧扣现实工作需要，出发点是为党和政府工作提供所需的对策建议，落脚点是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视野上必须宽广开阔，既要预见潮流和大势所趋，又能看到“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在调研中，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精心分析和研究，抓住事物的本质和症结所在，反映事物的全貌和特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和途径。在调研基础上形成建议时，必须兼顾需要和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方法论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用好调查研究这一我们党的“传家宝”，练好调查研究这项“基本功”。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是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人民至上、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思维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导。

坚持人民至上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通过调查研究，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掘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出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从而更好地作出决策、服务人民。

调查研究首先要站稳人民立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总书记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父老乡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想一想是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他在《谈谈调查研究》一文中指出：“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他身先士卒、心系群众，多次到基层一线甚至偏远农村开展调查研究。2013年到湖南十八洞村、2015年到陕西梁家河村、20XX年到河北德胜村、20XX年到四川三河村、20XX年到云南司莫拉佤族村、2021年到贵州新仁苗族乡化屋村、2022年到山西冯南垣村等等，深入考察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倾听百姓的心声，竭尽全力为人民排忧解难，提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整治“四风”、为基层减负等许多为民、惠民、富民政策，体现了强烈的爱民、为民、惠民情怀。

调查研究要虚心向人民请教。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不仅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实践来检验。“不同的县有着不同的资源和禀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总书记强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搞浮光掠影、人到心不到的‘蜻蜓点水’式调研，不能搞做指示多、虚心求教少的‘钦差’式调研，不能搞调研自主性差、丧失主动权的‘被调研’，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的‘嫌贫爱富’式调研，而是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只有基于这样的调研成果，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经得起人民检验的战略决策。总书记不仅这样要求党员干部，而且以身作则，在调查研究中轻车简行、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切实做到接地气、通下情。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守正创新是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2015年1月，总书记在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指出：“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就是守正创新的过程。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要守其正。坚持调查研究是我们党一贯的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法宝。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开展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和成功经验。只有始终坚持并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才能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即使发生了失误也能迅速纠正并继续前进。“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调查研究是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要出其新。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都没有现成的经验，都是全新的课题，必须在学中干、干中学，而调查研究就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正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找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正确工作方法。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层出不穷的新矛盾新问题、瞬息变化的客观事物和科学技术，要坚持一切从新的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开展调查研究，适应社会信息网络化特点，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调查研究的手段和方法。

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声音。只要科学认识、准确把握、正确解决每个时代的问题，就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党的大会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坚持问题导向是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方法论的鲜明特征。

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调查研究要聚焦现实问题。“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领导干部搞调研，“要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尽力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为了客观、准确、透彻了解掌握事实真相，在调研中不能只有“规定路线”，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就如何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方案提出“情况要摸清”“目的要明确”“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五点要求，强调要“深入调查研究，搞好基础数据测算，善于解剖麻雀，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胸中有数，有的放矢”，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此外，在党的十九届一中X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要求：“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察看、亲身体验。”

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调查研究要切实解决问题。调查研究包括调查与研究两个环节，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存在调查不够或研究不够的问题，有的同志只调查不研究，装回“一兜子材料”并以“报告”草草了事；有的领导干部连调研汇报也不听，调查材料也不看。“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出台，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了提升调查研究的质量，还应注重对调查研究的评价和评估，形成“调查研究—对策建议—评估优化”的程序闭环。“对尚未研究透彻的调研成果，要更深入地听取意见，完善后再付诸实施；对已经形成举措、落实落地的，要及时跟踪评估，视情况调整优化。”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每一项历史性成就，无不是我们党顺应人民期待、把握客观规律，基于“问题意识”作出正确决策的结果。

坚持系统思维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性存在。只有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坚持系统思维是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方法论的又一显著特征。

坚持系统思维，就是调查研究要全面、客观、准确。总书记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调查研究是认知事物、发现问题、解决矛盾的活动，是科学决策的先决条件。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是否全面系统，方法、手段是否全面到位，决定我们对客观事物认知的程度以及进行决策的科学程度。总书记强调：“要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只有这样调查研究，才能获得全面、真实的情况，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对策。

坚持系统思维，就是调查研究要“解剖麻雀”、突出重点。总书记要求坚持系统观念，不仅强调全局、整体，而且强调重点、特殊，要把握好“全局与局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学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新时代以来，围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调查研究的重点问题、主攻方向也不同。例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总书记特别关注老少边穷地区群众，坚持把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作为调研重点，花更多时间了解和研究。2013年11月，总书记深入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调研，提出“精准扶贫”战略，为决胜脱贫攻坚工作精准把脉、精准制导。通过重点调研，解剖典型、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推进工作。

总书记强调的“传家宝”

传家宝是一个家庭中代代相传的珍贵物品。对我们党来说，传家宝不仅是有形的珍贵物品，更多的是无形而又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精神品格、工作作风、成功经验等，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获得人民群众支持、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宝。学习总书记关于传家宝的重要论述，对我们在新时代把这些传家宝继承好、传承好、发扬好，从中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汲取智慧和力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13年12月26日，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持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以贯之地坚持践行群众路线，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就是为了更好地把群众立场、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落实在解决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为此，党员干部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际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要心中有群众，认真落实党中央各项惠民政策，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办，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要注意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法开展工作，提高群众思想觉悟。

2015年11月6日，总书记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发表题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创中新关系美好未来》的署名文章，文中提出了发展中新关系的3点建议，第一点就是要继续做好顶层设计，要把战略规划和高层引领的中新关系“传家宝”继承下来。中新关系的“传家宝”就是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势头，增强政治互信，加强战略沟通，坚持相互理解、彼此尊重，不断夯实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中新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得益于两国领导人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规划两国关系发展，这为中新关系始终走在发展快车道上提供了坚强保障。得益于双方紧扣中国发展的战略方向，契合新加坡的独特优势和发展需求，顺应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发展的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务实、包容合作，精心打造合作旗舰项目，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开花。得益于双方以不断创新意识和开拓思维共谋合作，孵化出社会治理、食品安全等具有时代特点、符合两国发展战略需求的合作新领域，为中新关系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这三个“得益于”的核心就是战略规划和高层引领，也就是中新关系的“传家宝”。

20XX年12月25日至26日，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好调查研究，并积极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工作中，一定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功夫。不仅如此，总书记还身体力行、亲力亲为做好调研工作，从提出重大战略、作出重大决策，到破解现实问题、推进具体工作，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典范。新时代，要继承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就要深入调研，扑下身子，接地气，拜人民为师，通过解剖麻雀，善于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要经常调研，经常到群众中去，多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不能一得自矜、以偏概全。只有使调查研究成为科学决策、推动工作的必经环节，才能有效增强工作的主动性、系统性和前瞻性。

2021年3月1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党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党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通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隐形变异新动向时刻防范。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勇挑重担、苦干实干；要时刻警醒自己，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总书记强调的“基本功”

基本功是从事一项工作必须具备的才能、知识和技能。广大党员、干部作为治国理政的中坚力量，必须不断增强干事创业的基本功，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总书记关于共产党员基本功的重要论述，既是对我们党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面对新情况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为广大党员干部能力提升提供了根本遵循。

总书记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根本指导思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领导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是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与解决问题。

总书记强调，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功。密切联系群众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党的基本功就是联系群众，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是我们党任何时候都不能丢的传家宝。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需要发挥全体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做好各项工作的传家宝。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并创造性地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的新论断，丰富了党对调查研究规律和科学决策规律的认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深入研判、深入调查、科学决策，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苦练调查研究这一基本功。

总书记强调，学习党章是全体党员的基本功。党章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根本准则。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每名党员都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不只是原原本本学、反反复复学，做到“知其然”，还要联系实际学、深入思考学，做到“知其所以然”。而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党内的“关键少数”，更要在学习党章上做好表率，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

总书记强调，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庞大的网络群体对我们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提出诸多新挑战。网民来自百姓，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党的群众工作就应该做到哪儿。这就要不断提升运用互联网的能力，练好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的基本功，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及时了解民情民意、分析把握舆论动态。运用网络语言同群众交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解疑释惑。运用网络收集好想法好建议，引导群众理性发声。

总书记强调，善于 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互联网快速普及，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大数据不仅是一场技术和产业革命，也是一场国家治理的深刻变革，正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和人民生活。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大数据思维，练好善于 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的基本功。加强驾驭数字经济能力，促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提高运用大数据科学领导决策、精准社会治理、高效公共服务等能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这几项基本功，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为领导干部增强执政本领指明了方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能力保证。广大党员干部练好基本功，需要加强理论学习，站稳人民立场，勤于实践锻炼，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加强理论学习。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下功夫修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门必修课，深刻领会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丰富专业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

站稳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练好基本功就要站稳人民立场，鲜明回答“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

勤于实践锻炼。在实践中自觉践行党章，在“做”中强化党的意识、宗旨意识。将密切联系群众融入工作，俯下身子“沉”到群众中去，磨炼“线下”和“线上”群众工作能力，增强干事创业的“底气”。淬炼调查研究能力，增强干事创业的“地气”。锤炼运用大数据的能力，增强干事创业的“智气”。

新时代调查研究能力的内涵、价值与提升路径

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指出，“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面对新时代的新矛盾、新问题，领导干部要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工作主动权，作出科学决策，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必不可少。

一、调查研究能力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不断深化的、能动的辩证发展过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勇于实践，深入调查， 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的、一手的调查材料；二是对调查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加工，从而获得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前者即为调查，后者即为研究。因此，调查研究能力就是在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和研究活动中的认知能力，具体表现为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

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首先，调查研究是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本质和规律。实事求是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思想指针，做到实事求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其次，调查研究就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最后，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通过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才能真切地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最需要党委、政府干什么，从而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能够集中民智、体现民意、反映民情，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总之，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主要体现为做到实事求是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能力。

二、提升调查研究能力的时代价值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重视调查研究、提升调查研究能力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重视调查研究、提升调查研究能力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坚持深入实际、了解实际，而这离不开调查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以调查研究为工具，认识中国国情，探索革命之路。例如，李大钊亲自到唐山煤矿调研工人状况；陈独秀在武汉委托包惠僧等调查汉口工人的状况；毛泽东则是我们党从事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的开拓者、践行者。党的十一届三中X会前夕，邓小平通过对世情国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率先垂范，坚持调查研究。据统计，仅2012年11月至20XX年9月期间，总书记就到基层考察调研50次、累计151天。

（二）重视调查研究、提升调查研究能力是应对新时代错综复杂形势，破解现代化发展难题的重要抓手

党的十九届五中X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需要领导干部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需要领导干部走出机关、走出办公室，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特别是要多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多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

（三）重视调查研究、提升调查研究能力是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的基本路径

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贯彻落实实际上就是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并实现预期目标。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才能有针对性地、创造性地贯彻和落实。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

新时代，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加强调查研究中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在不断化解现实矛盾和问题中有效提升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努力发挥调查研究应有的时代价值和重要作用。

三、提升调查研究能力的路径分析

（一）学习和掌握科学方法，提高调查研究的水平和效果

“调查研究是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也是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因此，提升调查研究能力，必须学习和掌握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和途径。

首先，学习调查研究的基本原理，熟练掌握调查的基本方法，充分了解问卷、访谈、观察等多种调查方法的优势、不足及适用范围，确保能够在问题意识驱动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有效的调查方法。

其次，熟悉和掌握研究的基本方法。充分发挥抽象思维法和实践检验法等研究方法的作用，将大量的、零碎的、粗朴的原始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概括，使之条理化、系统化，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

最后，调查研究方法也要与时俱进。在运用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有效方法的同时，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质量。

（二）传承和发扬优良作风，增强调查研究的实用性和实效性

在调查研究中能不能、敢不敢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不只是认识水平问题，更是党性问题；不仅是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蕴含着人民至上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在调查研究中，必须传承和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实事求是。

首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厚植为民办实事的真挚情怀。在调查研究中，领导干部只有心里装着人民，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才能及时发现、抓住并解决好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其次，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弘扬实事求是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党的十七届四中X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坚决杜绝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浅入式”调查、让基层提供调查报告或抄袭他人的“拿来式”调研、言之无物和空洞泛化的“假把式”调研、只看“前庭”和“窗口”而不看“后院”和“角落”的“观景式”调研、选取“经典路线”“景点路线”的“作秀式”调研等。

最后，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要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调查研究是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要充分发挥其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疏解民忧的重要作用。

（三）建立和完善制度机制，推动调查研究的常态化和规范化

新时代大力发扬调查研究之风，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和完善调查研究的制度机制，并促使这套制度在我们党各层级、各领域、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中切实发挥作用。

首先，坚持和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决策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为了防止和克服“凭经验办事”“拍脑袋决策”，必须将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要严格执行调研程序，切实做到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使调查研究成为决策的必经环节。重大决策要深入调研，要有不同方案作比较。

其次，坚持和完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调研工作制度。在调研中，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负责人要亲力亲为、身体力行，作出表率，要拿出对全局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调研报告。

最后，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联系点制度是防止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重要手段，也是发现和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能够切实推动调查研究工作更持续、更深入、更扎实、更有效。

重温总书记《谈谈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总书记同志2011年11月16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专门以《谈谈调查研究》为题，系统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方法和要求。2011年11月21日的《学习时报》刊发了这篇文章。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我们在十年后重温总书记同志的这篇文章，更能深刻认识到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

调查研究工作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工作的重要传家宝。无论党的思想路线还是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在出台重要方针政策、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前，都会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坚持好这一优良传统，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使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好群众路线，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和把握社会方方面面真实情况，才能在制定政策、谋划工作、解决问题时做到心中有数。总书记同志在《谈谈调查研究》中指出，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要“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这五个“深入”就是让领导干部抓住国家和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大事要事，聚焦对党的全局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着眼于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焦点，因时而进、因势而谋、因事而新，在观念、思路、措施、方法、机制等方面主动适应，时时跟进，使调查研究更好地服务领导决策，推动工作落实，引领创新发展。

调查研究的问题来自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来自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来自推进全面社会治理实践。只有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才能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正如总书记同志所说的，由于我们所肩负的任务不断变化，也由于党的领导干部是要不断地进行新老交替和不断地调换工作岗位，更由于客观事物也总处于变化之中，要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领导干部就必须真正把调查研究变为自觉的经常性活动。如果只是沉溺于“文山会海”，只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不深入实际，坐在办公室作决策，就会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也会损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形象。即使现在的交通通信手段再发达， 信息的渠道再多，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地进行调查研究。所以，调查研究不是一阵子的事，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并在全党蔚然成风。

调查研究水平和成效的提高，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掌握正确方法

总书记同志在《谈谈调查研究》中指出：“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

调查研究有没有成效，得人民群众说了算。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领导干部在困难面前带领群众克难攻坚、奋力前行，而解决困难的好措施、好办法都来自于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就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过程，更是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作出正确决策，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

坚持群众路线就是在调查研究时，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迈开步子，走出院子，进行实地调研，取得扎实有效的成果，拿到真实可信的结论。能够解决群众实际难题的决策，绝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堆人，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就能够产生的。总书记同志为我们作了很好的表率，从河北正定，到福建宁德，再到主政浙江，每到一处工作，他总是要跑遍那里的山山水水，也加深了与广大干部群众的真切感情。

用脚步丈量出来的调查研究才有泥土气息，有群众声音的调查结论才有说服力。调查研究就是要“和群众坐一条板凳”，让群众打开话匣子，说出真心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带着一片真心去向群众“取经”，群众一眼就能看出来。沉下去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但仅仅和群众打成一片是不够的，群众的意见有褒有贬，所以既要听顺耳好话，也要听逆耳之言；既“面对面”让群众直接提意见，也“背靠背”让群众敢开口、敢于提意见，真正把群众意见充分收集起来，使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成为密切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

制度化的调查研究，能够保证决策更加科学，作风更加扎实

新形势下，我们面临国内国外诸多挑战，调查研究工作对我们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党在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方面建立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更应该切实落实好，使这一优良传统真正成为领导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

切实将决策调研论证制度坚持好。各项政策方针的制定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总书记同志指出：“决策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坚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就必须坚持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防止和克服决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从程序上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作出决策前，要八面来风，要兼听意见，找出规律，先谋而后断。

根据实际完善领导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制度。总书记同志在工作中曾要求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这是为调查研究的工作制度立下了规矩。“重大问题的决策，最后都需要主要负责人去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由领导集体决断，而主要负责人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同大家有着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就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更容易做出决定。”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规定领导干部每年有一定的时间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从制度的角度使其成为一项经常化的工作。

更加重视调查研究联系点制度。总书记同志对调查研究总结出“五字诀”，即“深、实、细、准、效”。调查研究要了解真正的社情民意，达到“五字诀”的标准，建立固定的调查研究联系点是非常有效的途径。一以贯之，一竿子插到底，深入调查才能有助于了解实情、问计于民，提高调查研究质量。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始终关心基层联系点，关心联系点的群众。联系点制度的时间积累有助于增强调查研究的协同联动，实现上下贯通、点面结合，更加有效地指导推动工作，真正实现与普通百姓交朋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解决基层干部群众的所想、所急、所盼。

《谈谈调查研究》是总书记同志指导全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工作方法、做好科学决策的一次系统阐述。如今重温这篇文章，依然能感受到总书记同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我们今天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建评：调查研究要“三转三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第二批主题教育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主题教育不划阶段、不分环节，但是要求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有机融合、贯穿始终。调查研究作为其中一项重点措施，意义重大，但做好不易，用好调查研究可以服务决策、解决问题，用不好调查研究不仅会沦为“形式主义”，更要“失去民心”。

调查研究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总书记指出，要了解客观实际，就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践进行调查研究，把客观存在的事实搞清楚，把事物的内部和外部联系弄明白，从中找出能够解决问题、符合群众要求的办法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也没有决策权。因此，做好调查研究是走好群众路线的关键所在，必须要做到“三转三改”。

一是要转变思想认识、改掉“形式主义”。如果思想上没有对于此次主题教育的高度认可，带着情绪，随便基层找几个点走走看看“敷衍了事”，不仅无法发现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不仅给基层造成负担，更损坏了党员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因此，各级各部门要加强主题教育的动员部署，督查党员干部自觉开展学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坚定政治立场。在开展调查研究前，要转变思想认识，做好充分的准备，针对自身业务范围，选择矛盾突出的几个问题，制定调查研究方案，带着问题下去，沉下去、沉到底，到最基层的地方去，到矛盾最突出的脱贫攻坚一线去，反复调查、反复研究，与群众一起查问题、找“病根”，与基层一起想办法、找对策，让调查研究结果在基层可行，让问题在基层得以解决，真正发挥调查研究的作用，切实改掉“形式主义”，拉近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距离”，提升群众对于党员干部的“好感度”。

二是要转变方式方法、改掉“千篇一律”。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方法不当、事倍功半。只要工作用心，没干好是能力问题，但是工作不用心，那就是态度问题。过去很多调查研究，大家为了图方便，都爱往工作做得好、经验较多、干群关系好的地方去，“扎根调研”的现象普遍存在，给基层造成了较大的负担，一些地方一天接待无数个单位下来调研“苦不堪言”，最后形成的调研报告相互借用、“千篇一律”，毫无价值可言。因此，各级党员干部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本职工作对待，始终保持“文经我手无差错，事交我办请放心”的工作态度，转变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轻车简从，严格控制调研人数，不要基层陪同，自己深入基层、深入农户，只有这样群众才会跟你说真话，只有这样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现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精准施策”，改掉调研报告“千篇一律”。

三是要转变运用方向、改掉“虚而无用”。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找问题、想办法，主要运用于服务领导、服务决策。过去，许多调查研究课题较大，涉及范围较广，往往拟定的对策“大而空”，基层无法操作，“虚而无用”。因此，此次主题教育开展调查研究，就要转变结果运用方向，从服务领导、服务决策转变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本单位本部门改进工作方式。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从未基层、为群众解决问题出发，还要倾听基层、倾听群众对于本单位本部门的意见，在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的时候，找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只有放下自身“身段”，转变调查研究方向，基层才不会“畏惧”，才敢说真话，只有以群众为中心，以为民办事解困为目的，群众才会接纳你，才会与你“掏心窝”，因为群众的眼睛最“雪亮”，群众的意见才最“动听”。调查研究只有转变运用方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彻底改掉“虚而无用”传统印象，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调查研究是共产党员的一把重要“利器”，用好解决问题，深得民心，用不好便沦为“形式主义”，受人“唾弃”。党员干部在调查研究时要切实做到“三转三改”，带着这把“利器”在基层“打怪升级”，为基层“斩妖除魔”，真正解决问题。

用好调查研究“24招”

全文如下，一起来看。

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一项优良传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把调查研究作为察实情、找问题、解民忧、出实效、练队伍的重要抓手，总结形成了聚焦预研、深蹲、实查、连心、求效5方面“24招”，推动调研工作切实取得实效。

充分预研夯实基础。预研是调查研究不可或缺的案头工作，是确保调查研究工作高效有序开展的基础。调研工作需用好对标对表、系统梳理、案头推演、结对支撑、混编借力5招，明确工作方向、加强知识储备、找准抓手支撑，有效夯实调研工作基础。

对标对表。以总书记相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准确把握科学实质和精神内涵，找准工作站位、明确工作方向、路径方法。精准对标对表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锁定调研“靶向标”，高效开展调研工作。

系统梳理。系统总结政策文件、背景材料、国际做法、研究报告、统计数据等多方面材料，建立调研资料基础库。在此基础上对庞杂资料总结提炼、精细分类，梳理出基本情况、政策要点和重要观点，努力做到“在案头知全局”。

案头推演。科学设计调研提纲，周密谋划调研步骤，采取有针对性的调研方法，预判障碍阻力，设计工作预案。通过事先推演切实把案头工作做实做细，保障调研工作有条不紊开展。

结对支撑。聚焦评估督导重点领域，加强与研究机构的深度合作，努力发挥其人才、专业优势，联合开展调查研究，提升工作专业化水平。

混编借力。针对调研任务特点邀请高校智库、研究机构、行业协会、企业专家参与，凝聚合力、有效借力，确保参与调研的每个工作组都得到专业化的人才支撑。

深入蹲点解剖麻雀。蹲点调研是深入群众、了解实情、锤炼作风的好方法。可通过深蹲真蹲、下沉到底、全面解剖3招，深入解剖麻雀，找出事务本质，发现问题背后的问题，切实找出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

深蹲真蹲。通过深蹲真蹲精准调研，把情况摸准摸透、把数据搞准搞实，找准群众最盼、最急、最忧的问题，有效发现工作堵点、难点、重点和突破点。

下沉到底。“沉到底”就是以钉钉子精神直插一线，直抵现场，到最能发现问题的地方去，真正把心沉下去，认真扎实开展调查研究。

全面解剖。对发现的情况、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地系统分析，抽丝剥茧细解麻雀，避免蜻蜓点水、盲人摸象、以偏概全。

多措并举深查实情。实查是调查研究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一环。为真正把实情“挖”出来，可从细查、精查、巧查、暗查、快查5个方面入手，采取技筛人查相结合、座谈访谈相结合、明察暗访相结合的9招工作方法。

高效率“摸排”。通过遥感、大数据技术辅助调查研究，用好互联网舆情分析和企业信用等多维度数据库，在开展调研工作时进行宽领域搜集，摸清情况现状、缩小问题寻找半径，提升调研效率。

智能化“穿透”。对摸排出的情况和问题进行初筛核查，将信息手段与实际情况相互印证，对情况和问题进行穿透式了解，对问题进行精准定位。

两条线“深挖”。将实地调研提供的情况与线上了解情况有效结合、深入分析、互相印证，提高调查研究质量和效率。线上用好技术手段提供资料数据支撑；线下组建精干队伍，结合线上有效信息进行深查细挖。

多开“热烈茶话会”。多唠家常、说“大白话”，引导被访企业、居民打开话匣子，与群众、企业围坐一起深度访谈，深入了解他们的所难所盼所思所困。

多开“重点上门会”。对于重点部门、重点企业及时上门座谈，充分体现对相关市场主体意见的重视。深入沟通了解真实情况，为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建议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开“个别访谈会”。对调研重点和发现的重点问题，与群众和企业主体开展一对一深入座谈，使受访企业、群众卸下包袱，敢讲真话、实话。

调研路线灵活机动。不打招呼、不走“经典线路”，直奔一线抽查，根据掌握的问题线索，随时调整行程路线，有效发现问题。

不露声色暗访。通过专家、记者等随行人员掩护身份，采用小股部队游击战术，不露声色大幅提高暗访工作效率。

“点穴式”突击。用信息手段筛选网络舆情后再人工精选锁定问题线索，借助当地熟悉情况人员，快速出击、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开展“点穴式”突击，有效 真实情况。

讲百姓话采集民意。为了解企业和群众所难所盼、所急所怨，就要聚焦“如何走到群众心坎上”这个命题，用好用白话促交心、以诚意听民情、用真心问愁盼3招，真正做服务群众和企业主体的知心人。

用白话促交心。讲老百姓的话，把机制、收入、程序、工作这些词变为“这个怎么办的”“挣多少钱”“需要你做些什么”“在哪忙活”等老百姓一听就懂的话，到了当地学几句老百姓常用的“土话”，真正走进群众。

以诚意听民情。深入一线和企业、基层群众围一张桌子、坐一条板凳，聊经营、谈家常、听困难、记诉求，让企业和群众敞开心扉，以诚意让受访群众和企业人员掏出心窝讲出真话。

用真心问愁盼。联合技术支撑单位提前掌握当地企业和群众的问题诉求，在调研中着力跳出精心打磨材料的“包围圈”和早有准备的“场面话”，重点围绕企业和群众最直接、最迫切的事项进行求证，切实把调研工作做到位。

对症下药力求实效。能否取得实效是衡量调查研究工作成败的重要标尺。为实现政策的优化和工作质量的提升，需把握去繁取精深析解剖、聚焦问题推动整改、纠偏完善疏通堵点、提出建议改进优化4招，确保调查研究成果得到有效应用，真正取得实效。

去繁取精深析解剖。去粗取精、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去掉无效信息、理清逻辑链条，把真实情况提炼出来、把正确观点总结出来、把问题短板揭示出来、把意见建议准确提出来。

聚焦问题推动整改。对梳理出的问题形成问题清单，明确责任对象。建立问题整改机制、压实主体责任，努力用好通报、约谈、评优评差、工作晾晒等手段，对各方形成有力督促约束。

纠偏完善疏通堵点。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和不当做法，及时督查纠正纠偏，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努力协调解决。

提出建议改进优化。从推动政策更好发挥效能的角度出发，将调查研究的经验和结论转化为能落地、真管用的意见建议，并积极协调政策制定部门改进优化相关政策。

碎碎念‖青年干部调研方法18条

2022年4月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在“学查改”专项工作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民生问题，从党中央关注和群众关切的“关键小事”入手，组织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开展“关键小事”调研攻关活动。各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106个部门2052个青年理论学习小组3.1万多名青年干部自愿参加、自主选题、自由组队，积极开展调研攻关。青年干部以“办好群众关心关切的小事，成就为民服务的大事”的情怀，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攻坚克难的新招实招硬招，形成近2000篇调研攻关成果，并总结提炼了“青年干部调研方法18条”，供交流借鉴。

青年干部开展调查研究，要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问题导向，运用系统思维方法，以了解真实情况、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为目标，并注意在调查研究中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发动群众，更好为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服务。1.问卷调查。设计问卷的过程是对调研做整体谋划的过程，要充分考虑各方关切，反映对工作的全方位思考。问卷发放要有一定数量。教育部青年干部就多孩家庭入学问题面向教育行政领导、中小学和幼儿园校（园）长、家长等设计3种不同问卷，全国31个省（区、市）共回收问卷3.27万份。国家统计局青年干部选取住宿餐饮业、建筑业等4类受疫情持续影响的行业，在河北等7个省份开展小微企业问卷调查。2.召开座谈会。参会人员要有代表性。提前设置好议题，会上营造畅所欲言的氛围，引导交流碰撞、相互启发。中央财办青年干部调研“平台经济红绿灯体系建设”，从监管方和被监管方两个视角研究问题，邀请中央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青年干部，以及互联网头部企业有关人士进行座谈交流，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3.一对一访谈。一对一、面对面深度交谈，投入情感，说心里话，建立信任。时间要尽可能长，把问题聊深聊透聊彻底。财政部青年干部与卡车司机交朋友，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了解他们的“急难愁盼”。全国总工会青年干部通过与家乡农民工敞开心扉、促膝谈心，调研了解超龄农民工的所思所想。4.AAA群互动。以建立AAA群、关注朋友圈等方式，与调研对象保持及时沟通联络，随时掌握情况，互动交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开展政策宣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青年干部与全国500多位货车司机共建纾困AAA群，深入了解国务院保通保畅各项政策落实情况，关心货车司机生活需要，并宣传有关政策。5.实地和蹲点调研。一竿子插到底，带着问题、带着感情沉下去，虚心向干部群众学习，学会“刨根问底”，掌握第一手鲜活材料。中央组织部30余名同志组成10个调研小组，利用15天时间分赴湖北等10省份的10个村蹲点调研，了解村班子运行情况和村情村貌。住房城乡建设部青年干部在北京、上海等5省市实地调研走访80个居民小区或公共充电站，深挖充电难问题的根源。6.体验式调研。转变身份，以第一视角体验群众“急难愁盼”，做到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司法部青年干部深入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交警中队、派出所等，随一线执法人员上街道、下工地、进社区，全程参与机动车违停取证、夜查酒驾等执法辅助工作，了解行政执法辅助人员工作生活真实情况。7.跨部门联合调研。与有关部门、机构、基层单位等开展联合调研，克服本位主义，从全局出发研究问题，共克难关。住房城乡建设部青年干部聚焦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问题，与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北京市海淀区住房公积金服务网点实行“三级联合”调研。自然资源部青年干部联合国家开发银行青年干部，共同研究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问题，调研过程中还促成了有关企业与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8.委托和延伸调研。借助第三方力量，委托专业机构，发挥专业优势，延长调研手臂。商务部青年干部委托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对四省50余家纺织服装行业中小企业开展调研。市场监管总局青年干部依托下属成都标准化研究院，发挥其对外交流方面的优势，了解我企业受国际规则影响的情况。9.网络调研。充分借助网络平台，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教育部青年干部用2个月时间，通过线上调研的方式，广泛搜集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用户的体验情况。文化和旅游部青年干部对2022年“五一”劳动节和端午节假期的网络舆情进行分析汇总，从中了解疫情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假日文化和旅游需求。10.大数据分析。多渠道收集海量数据，抓取有效信息，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精准“画像”。税务总局青年干部抽取有关基础信息数据导入调研问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青年干部利用算法模型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对比疫情前后社会反映找线索。11.案例分析。研究剖析典型案例，好的差的都要有，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共性，总结经验，发现规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青年干部围绕惠农资金管理抽样分析一批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查找监管薄弱环节。公安部青年干部收集整理近5年发生的60起电动自行车火灾典型案例，深入分析火灾特点及关键致灾因素。12.信访办理和分析。通过信访渠道、求助热线等了解群众诉求，并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中做进一步调研。国家信访局青年干部围绕“双减”课题，抽取部分群众信访件进行综合分析。国家卫生健康委青年干部借助热线电话，收集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电话和留言，了解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13.心理分析。引入心理学专业机构、专业手段，收集情况、研判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等都要考虑心理因素。中国科协青年干部联合中国心理学会开展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心态调查。应急管理部青年干部注重分析应急值守岗位普遍性压力的主要表现和具体成因，并在心理专家指导下就减轻、释放岗位压力提出对策建议。14.文献查询。吸收借鉴已有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避免重复研究，少走弯路。国家发展改革委青年干部在关于产业工人的调研中，梳理近10年来学术界对产业工人的研究成果和媒体的相关报道。应急管理部青年干部针对社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研究分析1万余份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申报资料。15.信息比对。广泛收集比对各方信息，核实情况，比较优劣，从大量信息中抓住重点，找出最优解。国家发展改革委青年干部开展“跨省通办”调研，梳理比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委出台的政策文件与31个省（区、市）的实施意见，研究推动形成政策落实最佳方案。16.专家咨询。多向专家请教，邀请专家指导，为调查研究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意见。财政部青年干部在调研过程中，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建议，包括来自37家科研单位的6名院士、188名一线科研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等。17.试点先行。通过试点，解剖麻雀，发现并解决问题，总结提炼成功经验。中国工商银行青年干部针对中小微外贸企业跨境收款中面临的难题，在上海分行试点实施跨境电商结售汇及资金收付业务新模式，取得良好效果，拟在全国推广。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青年干部在进京列车停靠站开展北京健康码自动核验研发测试，总结经验，逐步在全路推广。18.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培养国际视野，多渠道了解掌握相关领域其他国家的规则做法，积极借鉴有益经验为我所用。外交部100余个驻外使馆青年干部深入了解驻在国国情，分析以色列的农业社区组织、新加坡社区养老模式、韩国垃圾分类、南非国家公园建设等利弊得失，为国内相关政策制定和管理提供参考。海关总署青年干部对中国、美国和欧洲童装、童鞋、儿童滑板车等技术法规及标准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提出跨境电商进口婴童用品质量安全指数，填补了跨境电商监管领域指数研究的空白。

调查研究要在“四深”上下功夫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强调“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真正沉下心来、扑下身子，多开展随机调研、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式调研，察实情、听真话、取真经，不作秀，不走‘经典路线’”。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纵观我们党的发展历史，都是在不断的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发现真理，在运用调查研究的成果中不断增强领导发展的本领和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须臾离不开调查研究。提高调查研究实效，就要力避“经典路线”“景点路线”，而是要走好“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搞调研。重点在做好“四深”上下功夫。

在“深入”上下功夫，增强调查研究“脚力”。“涉深水者得蛟龙”。要有所“研究”，就必须有所“调查”，要想调查到“一手资料”“真实情况”，就必须“深入”，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问题，才能更好更有效的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做细。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总书记同志强调，“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总书记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任职时，通过“踏遍山山水水”，深入企业、农村、社区调查研究，提出并实施了“半城郊型”经济、“八八战略”等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案，群众受益匪浅。

经验在基层，智慧在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是了解基层实情、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是总结经验、寻找计策、科学决策、解决问题的过程，领导干部必须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深之又深、慎之又慎开展调查研究，切实做好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大文章。

在“深察”上下功夫，增强调查研究“眼力”。察者，观也。搞好调查研究就要学会“察言观色”，学会洞察细节、明察秋毫，就要提升“看功”，增强“眼力”。

葡萄甜不甜，只有亲口尝一尝才有体味；事情真不真，只有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才有明辨。我们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更何况眼见的也不一定为实,更不用说“道听途说”。孔子的学生颜回在煮米饭时，发现有炭灰飘进锅里了，就连忙用手抓出来连米带灰吃了，此景恰巧被孔子看见。吃饭时，孔子含沙射影地说:“刚刚梦见我的先人，我自己先吃干净的饭然后才给他们吃。”颜回心知肚明，回答道:“刚才有灰飘进了锅里，丢掉太可惜，就抓来吃了。”孔子叹息道:“有时眼睛也不一定可信，应该相信自己的心，自己的心也不可以相信。要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啊。”由此可见，凡事不能只相信“亲耳”“亲眼”，还应“实际查”“仔细察”，谨防被假象所迷惑甚至被蛊惑，由此造成错误的判断和选择，于人于己有害无利。

调查研究有时要如盲人摸象、管中窥豹，即使亲耳听见、亲眼所见，也要明辨是非、识别真伪、弄清缘由，切勿妄下定论，误判错判，伤心害人。对此，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一定要练好“看功”，增强“眼力”，提高“察能”，识真伪、辨曲直，真正做到调研结果“实事求是”“客观实际”。

在“深思”上下功夫，增强调查研究“脑力”。“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敢于思考，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能力和素养。“调查”的过程是了解事实真相、收集事实资料，倾听民急民盼、民情民意的过程。而“研究”则是分析论证、决断判定，认真思考，锻炼“脑力”的过程。

“行成于思毁于随”“善学者明，善思者智”。善于思考，体现领导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智慧与能力。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的领导干部缺乏“思”的意识，什么事都习惯于让别人去“考虑”“拿意见”，基层调研也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调研报告全部由他人“代劳”，甚至奉行“拿来主义”，让基层提交“报告”，把他人的“作品”作为自己的“杰作”，他人的“意见”当成自己的“思想”，调查研究成为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消极思考只会让思维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固化，这是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中的“拦路虎”“绊脚石”。

“三思而后行”。领导干部必须要做“思考者”，当思维型干部，敢于思考、勇于思考，打破束缚头脑的条条框框，真正从实际出发观察和分析问题。敢想善思不是漫无边际，不计成本、不讲价值的“胡思乱想”“凭空幻想”，而应立足于对客观实际的充分把握、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对时代发展潮流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党和国家事业、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忠诚与负责。敢于思考，善于思考，就要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遵循正确的思考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善抓主要矛盾、学会用辩证思维，做到以学促思，深思笃行、思行一致。

在“深用”上下功夫，增强调查研究“效力”。调查研究既要防止“调”而不“研”，又要防止“研”而不“用”。求真务实搞调研，就要在深化成果运用上下功夫。只有践行一致、知行合一才能行之有效，行有所成。

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推动发展。调查研究搞得再好，如不把调研成果运用到工作中，就是徒劳无功，就会流于形式、走了过场，甚至劳民伤财，无形中又成了“形式主义”。据了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各级各部门，有关领导都开展了“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加强和改进了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干群联系，同时也总结出了不少理据充分、内容饱满的“调研成果”。但是，很多调查研究仅仅停留在调研的阶段，成为应对上级“检查”“考核”的“证明”“依据”，至于问题落实如何？成果运用怎样无关紧要，很多调研往往一“调”了之，“研”而无实，不仅让调查研究成为“烂尾”，也损伤了党和政府威信、领导干部形象。

“文以载道，以用为贵”。调研不是目的，形成调研报告也不是调研的“终点”，而解决问题，办好实事，为民谋福，才是调研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将调查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具体的工作举措，才是确保调查研究生命力、战斗力的根本举措。只有将调研成果充分运用好，做实做深做细调研“后半篇文章”，才能凝聚干事创业的正能量，才能更好地倒逼各级各部门更加注重调研的针对性、实效性，才能让调查研究走向“良性循环”，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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