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篇）2025年12月调研报告汇编

（49篇）2025年12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录

一、写作技巧

1.刘昂：

调查研究的要义在于“真”与“实”1

二、党政机关

2.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联合调研组：

“百千万工程”：如何破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3

3.石家庄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课题组：

“双争”活动激活新时代文明实践内生动力的研究与思考石家庄市

以“双争”活动为抓手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10

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统计局离退休支部课题组：

川中丘陵四市崛起的“五个着力点”19

5.双鸭山市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从“单一路径”到“多元驱动”

“黑土煤城”双鸭山的产业升级之路24

6.东乡区发展改革委：

东乡区数字经济调研报告…28

7.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研究”课题调研组：

关于海南省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338．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关于江门市教育领域信息化建设的调研报告…39

9.巴南区人民检察院：

关于新时代基层检察院思想政治工作的调研报告…46

10.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小学戴宏娟：教师发展现状和需求调查

报告以上海市奉贤区教院附小教育集团为例5311．桐庐县人大常委会课题组：

扩大民意参与激活重大事项决定权…56

12.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发展服务中心王红：

临朐县农村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59

13.四川省总工会课题组：锚定四川现代化建设深化“产改”赋能增效

四川省加强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探索与思考…65

14.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嵌入式税收征管课题组：嵌入式税收征管

的路径探索基于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的征管实践…70

15.光明日报调研组：

上海科创是这样的做看不到尽头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做满足市场

需求的事做加强区域协同的事做播撒科创种子的事…80

16.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李凤：涉海基层单位党建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交通运输部系统的调研与实践思辨87

17.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课题组：

深入理解把握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95

18.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联合课题组：

数智化趋势下提振消费如何在供给侧发力…99

19.福建省三明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提升基层派驻监督质效…105

20.中共南充市委政策研究室、南充市统计局联合课题组：

西充“老疯杨”品牌崛起启示录…107

21.保定市委研究室联合调研组：

小沙薯大产业关于曲阳县推动沙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与思考…11222．新疆日报调研组：

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疆样本新城西门村调查…118

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源县图书馆李红胜：新源县关于“聚焦公共文化

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亲民便民图书馆”的调研报告127

24.经济日报本报调研组：

一个工业大省的升级样本…129

25.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课题组：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石家庄高质量发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精神…140

26.宁波市鄞州区人大常委会课题组：

优化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事项决定的路径…147

三、高校

27.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职业教育中心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陕西省宝鸡

钛谷钛镍锆材料加工有限公司曹先娉：

关于人工智能背景下陕西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调研报告…149

28.贵阳人文科技学院郭付美：

民办高校教师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54

29.杨静、还丽君：

审计机关运用内部审计成果需要注意的问题及对策…160

30.孙晗霖：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对返贫风险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2212

户脱贫家庭的调研数据…164

31.陈云涛、吴德银：文化强国视域下高职学生文化认同的现实之态与增进

之道基于全国1965名高职学生的调研分析…17332．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金冠华：

医学院校大思政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182

33.湖北经济学院高鹏：以党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对策研究以湖

北某高校调研情况为例…188

34.江苏商贸职业学院课题组：

在变局中开新局构建供销合作社联合合作新机制的研究…195

四、企业

35.南阳日报社、南阳市工商联专题调研组：汇聚向上向新向强的主力军

力量2025“蹲点百企看发展”年度报告…201

36.上海证券报调研组：破译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资本密码证券行业服务

科技创新调研之中信建投证券样本…209

37.上海证券报调研组：三维协同以全周期服务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证券

行业服务科技创新调研之申万宏源样本…214

38.中泰高质量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现代化强省

与创新力研究院课题组：

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的内涵特征及实践意义…218

39.长三角百强企业课题组：

长三角百强企业再上发展新台阶…221

五、医院

40.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丁洁琼：

某公立医院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及对策…226

41.镇平县中医院侯豪：县域医共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力资源现状研究

基于镇平县第二医共体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调研数据…229

六、其他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23543．罗文全、叶莉：催化融合质变：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地市篇章基于

全国首批地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的调查报告…262

44.济南社会科学院肖亮：

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71

45.宁夏区社监事会：

宁夏区社关于“百供通”试点建设的调研报告…279

46.文山州绿色发展中心陈辅春：

文山州农业产业招商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282

47.于帅卿：

我们怎样才能体面老去？北京“一老一小”嵌入式服务调研报告……28748．江阴市融媒体中心（数据集团）纪检部副主任张菁：系统化构建

“三重护航”的队伍治理机制基于江阴市融媒体中心的调研分析……29849．《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以山东省为例》

课题组：

以县域城镇化建设为战略支点构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303

调查研究的要义在于“真”与“实”

刘昂

（2025年12月18日）

调查研究是党员干部谋划事业发展、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善不善于做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做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干事创业的成效。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做好调查研究，就要下足真功夫、实功夫，不能满足于“走过”“看过”“听过”，而要在求真务实中找准问题症结，在问计于民中破解发展难题，让调查研究真正成为推动工作、服务群众的有力抓手。

调查研究的要义在于“真”与“实”，但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跑偏走样的现象。比如，有的党员干部把调研当作“打卡任务”，提前踩点、预设路线，看的都是“盆景式”亮点，听不到真实声音；有的“纸上调研”，对着报表数据“闭门造车”，用书面材料代替实地走访，调研结果与实际情况脱节；还有的满足于听听汇报、翻翻材料，对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左耳进右耳出”，把调研报告“束之高阁”，没有后续跟进举措。这些形式主义的调研，不仅浪费行政资源，更会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导致政策与实际情况脱节，贻误发展时机。

真调研必须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在“脚沾泥土”中摸清实情。在河北正定，总书记同志扛着自行车蹚过滹沱河，在河两岸走村串户访民情，把桌子摆

上街头，发放调查表，问计于民，带领正定走出“半城郊型”发展路子；在福建宁德，总书记同志赴下党乡，一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同村民共谋脱贫计。曾在宁德地委工作的同志回忆说：“一年里他半年的时间都在下乡，入户看得很细，不知道掀了多少锅盖、掀了多少桌盖、掀了多少铺盖。”真调研，摒弃的是“走马观花”的形式主义，承载的是为民解忧的赤子之心。“脚沾泥土”是放下架子、扑下身子的真诚投入，是不预设路线、不提前彩排的务实态度。只有既“身至”又“心至”，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拉家常、问需求，才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精准捕捉群众急难愁盼，从而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

让调查研究实起来，就要奔着问题去，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办法。总书记指出：“带着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善于透过现象看本

质，提高把握问题实质、把握矛盾规律的能力，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踏踏实实推动工作、解决问题”。“时代楷模”廖俊波常说“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车上常年备着衣服、雨鞋、雨伞、被子“四件套”，随时下基层。在廖俊波担任县委书记的政和县有一个发展落后的石圳村。有一段时间，廖俊波每个月都到村里三四趟，在巷弄里听怨言、在田间听期盼，摸清了村庄发展无门的痛点。他带领村民整治环境，以石圳村的古码头文化为基础搞旅游项目，一步步把石圳村打造成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白茶小镇。带着问题去调研，就是要围绕乡村全面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随机走访与蹲点调研相结合，既看“门面”也看“后院”，既听“赞歌”也听“牢骚”，全方位、多角度掌握实情，把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弄明白。

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必须强化调研成果转化，把从调研中收集到的“金点子”转化成破解难题的“金钥匙”，做到出实招、见实效。建立调研、分析、决策、落实、反馈的工作闭环，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分类梳理，形成整改台账，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推动问题解决、换来百姓笑脸。

“百千万工程”：如何破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联合调研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一直高度关注广东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寄望广东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牵挂中蕴含着殷切期望，激励着奋进脚步。广东在历届省委省政府工作基础上，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于2022年12月启动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着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2025年11月，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你们实施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让乡镇面貌有了新的变化，要持续抓下去。”在“百千万工程”实施3年之际，调研组深入南粤大地，实地探访广东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做法与成效。

“百千万工程”缘何实施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党的大会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广东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清晰地指明了方向。

广东是全国的经济大省，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基本省情。打开广东地图，在近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22个县（市、区）、1612个乡镇（街道）、2.65万个行政村（社区）星罗棋布。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但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发展相对较慢，区域发展不平衡；同时市域城区相对发达，农村地区相对落后，城乡发展不平衡。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这是广东现代化建设绕不开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广东继续走在前列必须跨越的关口。如果只有珠三角地区的现代化、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发展仍然落后，抑或只有市域城区的现代化、广大农村地区发展仍然滞后，那么广东现代化建设就是不够的，也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只有下大功夫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让全省人民整体迈进现代化，广东现代化的成色才更足。

广东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症结何在？2022年底，广东县域面积占全省的71.7%，常住人口占全省的28%，但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12.5%，县域一般地方公共预算收入占支出比例不到三成，县城及乡镇对人口的吸引力偏弱。由此不难发现，广东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短板在县、薄弱环节在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解决发展不平衡难题，广东面临困难，但也具备有利条件。珠三角地区经济实力雄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等战略机遇难得，现代化的产业分工体系与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推动城乡和区域之间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内在联系愈加紧密。这些都为优化珠三角地区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生产力布局，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向着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奠定了基础。

向最难处攻坚，向最关键处挺进。广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自身条件，瞄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创新实施“百千万工程”，努力把短板变成“潜力板”。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何以破题

3年来，广东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进“融珠入湾、山海联动”，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从开局起步、全面铺开、加力提速迈向纵深突破，绘就了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南粤新画卷。

壮大县域经济。县域是连接城乡、承上启下的关键单元。广东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短板在县、潜力在县、突破口也在县。“百千万工程”扭住县域这个重要发力点，推动各县走差异化发展之路，产业聚链成群，县区协作发展，以县域之强带动全域之兴。

发展县域经济关键在于立足资源禀赋、找准功能定位。广东引导各地“靠山唱山歌、靠海念海经”，“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推动各县（市、区）在不同赛道上各展所长、争先进位。作为广东面积第二大县，河源市东源县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是万绿湖的青山碧水。过去，东源守着绿水青山却变不出金山银山。“‘百千万工程’让我们转变了认识，守护水源不是一项被动的工作，‘守绿’是底线，关键是‘活绿’。”当地干部向调研组介绍，这几年，东源大力发展水饮料和食品产业集群，培育起百亿级的水经济，并在省里统筹支持下，打造环万绿湖世界级“湖泊+”绿色发展区，把生态“好水”变成发展“活水”。“一个县要激活内生动能，首先要找到一个特色

化、差异化的发展方向。”调研中，基层干部谈起自己的思考，“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发展路径，县域发展才有独特性和竞争力。”

在确定的地理空间条件下，产业集群可以通过产业的梯度有序转移，延伸产业链、加速要素流动、放大辐射效应，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近年来，广东着力建强一批县域省级产业园和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推动产业成链成群、聚势增效。梅州广梅产业园见证了这样的质变：晟鑫公司铜压延加工项目落户，带来的不仅是当年23.1亿元的产值，更如一块关键拼图，精准补充了当地亟待完善的铜基材料产业链，有效带动梅县区经济发展。3年来，15个省主平台累计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超2200个，总投资逾7200亿元。这些项目不仅为当地带去资金与技术，还催生新的产业生态与市场网络，成为广东以产业集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动注脚。

当单一县域的“特色棋”与“内外功”练至深处，更深层次的发展命题随之浮现：如何跳出“自留地”告别“单打独斗”？连绵的南昆山与罗浮山脚下，一条“最美旅游公路”串联惠州博罗、龙门和广州从化、增城4个县（区），铺展成一幅“富春山居图”。在省里统筹、两市协调下，4县（区）打破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治理运营等领域的属地壁垒，共同打造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去年以来，骑行客多了，订房量也涨了。”罗浮山下显岗水库驿站民宿的老板说。连片推进、优势互补，以更好实现产业提级、管护提档，成为几个县区干部群众的共识。如今，联动协作发展在广东遍地开花，不仅让相关县的经济发展从点状突破走向整体成势，也通过跨区域连片协作为协调发展注入动能。

优化城乡格局。推动城乡融合不是“城乡一样化”，而是要做到经济增长均衡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广东发挥县城和中心镇的带动作用，加快形成功能互补、深度融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县城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载体，广东着力推动县城内涵式发展，重在提升其聚人聚商聚产能力。一方面，聚焦基础设施的功能完善与标准升级，强化公共服务供给的普惠性与均衡性；另一方面，通过高校托管帮扶县中、珠三角医院跨区域靶向共建等方式，提高教育、医疗等服务供给，有效提升县城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在这里上班离家近、待遇也不错。”在广州从事10年销售的小周，如今选择回到茂名高州就业。3年来，高州有1.8万余人从珠三角等地回流，县城新增7万进城农村人口，这是“广东农业第一县”蓬勃发展的缩影。实践证

明，民生供给的厚度，能重新定义县城发展的底气和魅力。

乡镇一头连着农村、一头接着城市，但由于基础设施跟不上、建设标准不够高，不少地方“镇镇如农村”，改造升级需求迫切。广东紧紧把握乡镇这一节点，推动65个中心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建设，着力培育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文旅名镇等专业镇、特色镇。比如，清远阳山秤架瑶族乡挖掘民族文化特色，开发集合生态、文化等功能的沿江碧道，打出民族地区、绿色产业、南岭生态“三张牌”。惠州龙门永汉镇从当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的形象上汲取灵感，推出文旅IP，吸引游客“寻猫打卡”，2024年接待游客417万人次。如今，广东已建成914个圩镇客厅、1037条示范主街，3个镇地区生产总值超千亿元，展现出强劲的综合实力。

打造和美乡村。乡村风貌是一个地方发展水平、治理效能、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广东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如何推动“万村万景更新”？“百千万工程”紧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塑形、铸魂、兴绿”多维发力，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化“归园田居”。

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系统推进厕所、生活垃圾、污水“三大革命”，让广大乡村旧貌换新颜。调研组来到广州黄埔迳下村，模块化住宅正像拼积木一样有序吊装。走进已经建成的一栋栋乡村民居，室内是现代、智能、低碳的家居装置，推窗可见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田园风光。“房屋更美，环境更好，住得更舒心。”村民由衷点赞。3年来，广东累计完成农房风貌提升26.4万户，新增“口袋公园”579个，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乡村成为众人向往的美好之地。

培育文明乡风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是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需求的迫切需要。广东深入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五大行动，持续涵养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文化，推动岭南乡村实现由表及里全面跃升。茂名柏桥村村民以“种树庆喜事”替代办宴席，宅畔田间尽是绿荫；潮州以龙湖宗祠故居为载体，创设家风文化品牌；佛山紫南小学编写“紫小有礼”微课，4门精品课入选全国德育课程资源库。如今，广东2.8万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县镇村全覆盖，文明乡风在基层落地生根。

自然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和宝贵财富。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广东扎实推进绿美乡村建设，3年新植苗木超3800万株，完成12.8万亩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四旁”绿化，粤北乡村森林覆盖率稳定在78%以上。

这份“绿色家底”正转化为“金色财富”：清远连樟村引进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麻竹笋加工厂等产业项目，村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约2.47万元；汕尾施公寮村开发“咖啡+文旅”休闲空间，盘活碧海银滩生态资源，成为热门打卡地；河源林寨古村以“古村+生态”模式吸引游客，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增收”，绿色成为乡村发展的幸福底色。

改革破局开路。广东靠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还要靠改革开放开创美好未来。“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是“百千万工程”的鲜明特点。

“责任大、权力小”束缚手脚、“等靠要”思维制约能动性，是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堵点之一。如何打通这一堵点？关键是放活权限。广东完善县（市）“点菜”，省、市“上菜”的菜单式赋权方式，将60项省级行政职权调整为县级实施，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扩围至全部57个县（市），赋予县级更大自主权、统筹权。调研中，不少基层干部表示，省与县（市）税收分成比例的调整，极大调动了地方大抓产业、培植税源的积极性。职权下放后，项目审批环节减少了、上马进度加快了。放活权限，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权责不对等问题，让基层抓得起来、管得起来、负责起来，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作为，更加积极谋划产业、优化环境、吸引资源。

“地从哪里来、钱从哪里筹”，是欠发达地区发展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破题重在激活要素。针对缺地难题，广东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拉动投资4694.47亿元，完成农用地整治84.24万亩、建设用地整理18.77万亩、生态保护修复176.20万亩。佛山南海区推出地券、房券、绿券“三券”制度，通过用地指标跨区域调配、实物补偿化解退出阻力、生态价值转化反哺等举措，构建城乡空间集聚新格局。针对缺钱难题，广东深化县域投融资体制改革，出台金融支持“百千万工程”实施方案，推动金融资源向县镇村倾斜、金融服务向县镇村下沉。农业银行广东分行开展“千人驻镇”，广东农信选派3万多名金融特派员驻村入户，投资平台联合农银投资设立100亿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金，各类金融主体积极作为，为县镇村解决资金难题。

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盘活各领域资源，凝聚各方面合力，是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务实之策。广东把纵向支持、横向帮扶、内部协作统筹起来，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社会、群众各方力量。3年来，省有关单位选派干部组成62个纵向帮扶组团，珠三角6市选派300余名干部投入横向帮扶工作，实现对全省57个县（市）及粤东粤西粤北市辖区全覆盖；深入推进“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

村”、百校联百县“双百行动”，企业、行业协会、学校等单位都参与进来。目前，4家重点建筑业央企助力819个乡镇，投资达1140亿元；广东国资国企累计投资超2200亿元；2000余家商会、11688家民营企业结对8992个村，累计实施项目超1.1万个，总投资超600亿元。全省125家高校与86个县（市、区）结对，达成校地合作清单800多项，推动10万名省内外高校大学生入县下乡、带动50万名青年“三下乡”，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活力。

“‘百千万工程’是家门口的路，路通了快递就到了；是爷爷屋前的池塘，水清了鱼就多了……”调研中，揭阳普宁一位青年乡村教师朴实的话，反映了老百姓的情感共鸣。3年过去，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正在开启新图景。2023年以来，全省57个县（市）经济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较之前提高，首次实现整体人口净流入，县城聚人聚商聚产效应更加凸显。2025年，17个区、3个县（市）、134个镇获评全国百强区、百强县、千强镇，较之前有所提升。全省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由75%提高到80%，农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下薄弱村基本清零，和美乡村建设绽放新光彩。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由3年前的2.41：1缩小至现在的2.31：1。俯瞰南粤大地，极目粤东西北，山川秀美，风华焕新。

“百千万工程”探索有何启示

广东是全国的缩影，“百千万工程”为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提供了一个省域样本，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等任务落地见效，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坚持因地制宜与突出特色相一致。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措施，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广东在推进“百千万工程”过程中，“一县一策”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深挖“土特产”潜力，推动产业向特色化、集聚化、融合化发展，让“小特产”形成“大产业”。从千亿级的粮食蔬菜，到百亿级的岭南佳果、茶叶、药材，再到蓬勃兴起的预制菜新赛道，各地纷纷培育最具竞争力的“王牌”产业。实践表明，基于地方实际，不盲目跟风，找准特色优势产业，才能走出一条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发展之路。

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统一。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市场也不能“唯利是图”，必须把“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结合起来。在“百千万工

程”实施过程中，省级统筹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创新“财政+金融+国企”多元投入模式，提高市场造血效能；政府完善制度保障，营造公平环境，市场促进要素流动，增强发展动能。政府机制创新与市场活力激发同频共振，有利于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中保障社会公平，在促进社会公平中增强发展动力。

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顶层设计定方向、划底线，基层探索找路径、求突破，二者协同发力，才能充分释放机制创新红利。“百千万工程”探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创新路径，构建“上下联动、横向协同”的改革推进体系：省级搭建系列政策框架，通过“扩权强县”下沉审批与财政权限，赋予县域乡镇更多发展自主权，同时，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联动平台，兼顾系统性与灵活性。以机制创新激发基层活力，以实践探索丰富制度设计，这是持续破除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的重要路径。

坚持造福群众与依靠群众相贯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造福群众，根本动力是依靠群众，二者贯通方能凝聚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百千万工程”构建“共建共享”体系，通过产业培育、服务提升、环境整治让群众直接受益；创新共建模式与诉求响应机制，搭建群众参与平台；建立利益联结与能人带动机制，推动群众深度融入发展，成为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与创造性，真正让发展成果惠及于民，必将汇聚起不断攻坚克难、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进程，是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重点任务。“百千万工程”实施3年初见成效，但在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方面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比如，县域经济还需持续壮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尚未完全破解，新型城镇化建设仍有差距，县镇村规划建设还待进一步提升等。牢记总书记“持续抓下去”的殷殷嘱托，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战略部署，广东将继续锚定“一年开局起步、三年初见成效、五年显著变化、十年根本改变”的目标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推动“百千万工程”向深向实，不断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

“双争”活动激活新时代文明实践内生动力的研究与思考石家庄市以“双争”活动为抓手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石家庄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课题组

党的大会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促进物的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为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指明了方向。“双争”活动以“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为号召，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将精神文明建设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乡热情，凝聚奋发奋斗奋进力量，营造向真向善向美氛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一、“双争”活动激活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内生动力的必要条件

“双争”活动的开展紧密契合了推动社会进步的迫切需求，精准回应了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时代呼唤，以其深厚的理论支撑、坚实的物质保障和丰富的文化滋养，成为激活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内生动力的关键依托，为精神文明建设从“外在推动”向“内在驱动”转变提供了必要条件。

（一）总书记文化思想为“双争”活动提供科学指南

总书记文化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揭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为“双争”活动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1.“双争”活动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总书记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21。“双争”活动紧紧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文明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引擎，使河北省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环境得到不断优化，广大群众团结奋进的精气神更足，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双提升”。

2.“双争”活动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总书记强调，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2]22。在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基础上，要“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

合发展”[3]。“双争”活动准确把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注重加强组织领导，广泛动员社会参与，持续深化实践成效，在河北省营造了“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的浓厚氛围，凝聚起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坚实力量。

3.“双争”活动突出文化建设意义之重。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特别是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双争”活动立足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弘扬文明新风活动，深化拓展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扎实开展文明创建、文明实践、文明培育过程中，坚定推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精神文明建设凝聚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的强大精神力量。

4.“双争”活动践行精神文明建设价值旨归。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24-25这既指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也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双争”活动充分调动了广大市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人都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通过志愿服务、文明行为等提升个人修养，实现个人价值；又通过为城市争光争气，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实现集体价值。这种双重价值的实现，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双争”活动提供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先后11次视察河北，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为河北指路领航、擘画蓝图，鼓励河北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河北省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矢志不渝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为“双争”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双争”活动的坚实保障。

《共产党宣言》指出，“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4]。这一论断明确了经济发展对精神文明的决定性作用。精神文明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始终依赖经济基础的支撑。而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经济基础支撑精神文明”转

化为治国理政的实践指南。

正如总书记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是文明存续的有力支撑”[5]。河北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奋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全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生产方式不断变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大力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不断促进产业创新能力整体提升，不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为“双争”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2.增进民生福祉是“双争”活动的核心目标。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6]物质生活富裕是精神生活富足的基础，而民生保障则是打通从“物质满足”到“精神提升”的关键桥梁。近年来，河北省将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作为核心民生领域，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通过推动就业稳定、收入提升、社会保障完善、教育公平等系列民生举措，强化基本民生保障，回应民生之盼，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的精神追求扎根心底、外化于行，实现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同频共振。

3.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是“双争”活动的精髓要义。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总体目标，从六个维度擘画了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崭新画卷。其中，“文明”作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核心目标之一，更加突出城市的文脉赓续和人本精神，是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点睛之笔。

“双争”活动深刻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尊重河北本地城镇化的基本现实、阶段特征和内在要求，将“文明”植入全省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目标要求之中，植入以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之中，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总基调之中，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不断夯实文明根基，培育文明风尚，凝聚文明力量，激活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内生动力。

（三）文化赋予“双争”活动独特魅力和深厚内涵

1.中华文化为“双争”活动积蓄了文化滋养。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7]。“双争”活动作为新时代精神文明

建设的创新之举，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积淀，将中华儿女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逐渐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自觉的价值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潜移默化中增添了群众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2.燕赵文化为“双争”活动构建了“精神骨骼”。燕赵文化以慷慨悲歌的爱国情怀、兼收并蓄的宽阔胸襟和经世致用的理性精神为基本特质[8]，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燕赵大地上进行一系列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李大钊精神、狼牙山五壮士精神、董存瑞精神、冉庄地道战精神、一二九师精神、白求恩精神、晋察冀精神、塞罕坝精神、唐山抗震精神和李保国精神等精神财富。燕赵儿女正是脱胎于这些伟大的精神之中，坚毅忠诚、艰苦奋斗、砥砺奋进、争光争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河北乐章的塑造者和“双争”活动的推动者。

二、石家庄市“双争”活动激活新时代文明实践内生动力的生动实践

“双争”活动以来，石家庄市立足自身实际、发挥特色优势，将谋福祉、惠民生、促发展融入“双争”具体行动中，不断激发精神文明实践内生动力。2025年石家庄市、正定县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平山县、新乐市获评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20个村镇获评全国文明村镇，20家单位获评全国文明单位，5所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4个家庭获评全国文明家庭，市民刘荣秀、郭进考被授予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文明之花在石家庄市绚丽绽放。

（一）加强阵地建设，搭建文明实践“大舞台”

石家庄市紧紧围绕群众需求，坚持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提档升级，把各级各类阵地打造成群众家门口的“爱心点”“加油站”，为群众提供精神文明“一站式”服务。

1.三级联动，实现阵地全覆盖。石家庄按照有场所、有队伍、有活动、有项目、有机制的“五有”标准，高标准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2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6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4828个，实现县、乡、村三级全覆盖。

2.功能完备，凸显服务特色。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充分利用现有场地，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道德讲堂、文体活动、科普宣传等各类文明实践活动。井陉县积极搭建文明实践平台，通过精准

问需，整合乡村各类阵地资源，建成了55个功能定位精准、位于村居主街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驿站，打造了爱心洗衣驿站、书画墨香驿站、文韵润心驿站、爱心理发驿站、故事讲堂驿站等特色文明实践阵地，形成了爱心洗衣日日有、文化传习周周练、故事讲堂月月讲的文明实践模式。

3.阵地拓展，关怀“新”人群。石家庄市聚焦新就业人群，积极拓展文明实践阵地范围。如，依托贝壳找房石家庄门店，设立507个“贝+美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为外卖配送员提供饮水休息、充电上网等8项标准化服务，通过细化关爱服务，有效提升新就业群体的社会归属感和职业荣誉感。

（二）丰富活动载体，奏响文明实践“最强音”

石家庄市高度重视丰富群众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充分尊重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策划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明实践活动，吸引广大市民积极参与，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1.开展理论宣讲。各级组建由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基层宣讲员等组成的理论宣讲队伍，通过“理论+文艺”“理论+故事”“理论+案例”等形式，深入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以“365百姓故事汇”宣讲品牌为代表，通过邀请普通群众讲述身边奋斗故事、典型事迹，将党的创新理论和方针政策融入生活场景，让群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主流价值观。截至目前，“365百姓故事汇”群众性主题宣讲活动在石家庄市已成功举办12届，巡回宣讲活动覆盖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数十万人次。

2.举办文化活动。石家庄市创新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打造了“双争”有我·舞动河北、唱响河北、画说河北、书香河北、活力河北等系列活动品牌。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期间，举办广场舞大赛、戏曲大赛、书画展览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外，积极开展文化下乡活动，组织文艺团队深入农村、社区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大餐；持续开展“彩色周末”文化活动，内容涵盖文艺演出、电影放映、非遗展示、趣味运动会、科普讲座等多种形式，力求满足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兴趣爱好居民的需求，真正实现文化惠民常态化。

3.倡导移风易俗。石家庄市聚焦婚丧嫁娶等群众关心的领域，以“小切口”推动“大转变”，通过举办“文明婚俗为爱减负”集体婚礼、“双争有我·说说咱村的那些事儿”村规民约故事讲述活动、“‘双争’有我善美家风”

——石家庄市家风节活动等，进一步加深了群众对移风易俗的认知，推动“零

彩礼”“低彩礼”在农村蔚然成风，促使村规民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壮大志愿服务，汇聚文明实践“正能量”

石家庄市着力打造一支有理想、有担当、有奉献精神的志愿服务队伍，为“双争”活动提供有力支撑。截至目前，全市注册志愿者已突破250万人，志愿服务网络覆盖全市城乡社区。

1.提升服务能力。石家庄市紧扣“双争”活动对志愿服务的实际需求，构建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针对不同服务场景和岗位特点，开展精准化、专业化培训。开发“石志兴石”AAA小程序，依托“石新石驿”服务驿站模块，为广大志愿者和新就业群体搭建实践锻炼平台，提供精准“导航”服务，展示服务事项和清单，组织志愿者参与“双争”主题活动，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锤炼本领，确保队伍既能“热心服务”，更能“专业服务”。

2.打造特色品牌。石家庄市坚持社会需求在哪里，志愿服务就延伸到哪里，着力打造“石志兴石”志愿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鲜花送雷锋”志愿活动、寸草心爱老敬老行动、爱心爸妈结对关爱行动、“工惠暖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志愿服务、“小橘灯”助残接力计划、“爱心敲门情暖万家”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等，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其中，“鲜花送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已连续开展12年，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以实际行动传播雷锋精神，向身边的“活雷锋”赠送鲜花和祝福，用温暖的方式传递雷锋精神。

3.选树先进典型。为让各行业各领域学有标杆、行有示范，石家庄市常态化推荐宣传文明市民、身边好人、文明家庭、新时代好少年等先进典型，通过开展道德模范学习宣传和交流、“双争有我好人在身边”学习实践活动、“中国好人”先进事迹宣讲、“感动省城”十大人物评选等活动，激发广大市民的参与热情，吸引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中，形成“奉献有回报，付出受尊崇”的正向激励。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共有10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含提名奖），103人（组）入选“中国好人榜”，3人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四）完善机制建设，筑牢文明实践“压舱石”

为推动“双争”活动逐步融入百姓日常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石家庄市不断完善“双争”活动机制举措，科学推动“双争”活动走深走实。

1.加强工作统筹。积极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文明办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持续深化《石家庄市公共文明行为条例》和“石家庄市民文明10条”的实施。以《2024年“我

为群众办实事”文明实践重点项目实施方案》为依据，指导各县（市、区）按照“一中心一亮点、一所一特色、一站一品牌”标准，打造县乡村三级各具特色的文明实践项目。

2.强化常态调度。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聚焦群众所思所盼和社会热点问题，积极谋划新思路、新办法、新载体，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和社会期待。二是开展观摩交流，适时召开“双争”活动推进会，举办“双争”活动现场观摩交流和擂台赛，及时总结推广创新经验做法。

3.健全激励保障。石家庄市以积分奖励和评优评先为重要抓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依托“石志兴石”志愿服务积分平台，实现服务时长自动记录、积分实时累计，志愿者可凭积分兑换文旅优惠、公共便利服务等奖励，让奉献得到实实在在的回馈。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基金”，为文明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资金支持。对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在全社会营造争当先进、争作贡献的良好氛围。

三、“双争”活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启示

石家庄市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引领，通过“双争”活动汇民智、聚民心、促发展，激活新时代文明实践内生动力，实现了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双提升”，探索出“以人民为中心、融治理于日常、靠群众强根基”的文明建设路径，为进一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思路遵循。

（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

“双争”活动的本质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具体实践。要始终把牢牢站稳人民立场作为文明创建的根本原则，不断夯实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群众基础，在保障群众、服务群众中，实现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1.坚持信仰铸魂与立根塑形相结合。石家庄市始终高擎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大会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三级文明实践网络传播新思想、弘扬新风尚、服务大民生的重要作用，将党的创新理论以百姓视角、百姓语言、百姓情怀生动融入城市文明血脉，转化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力量之源。

2.坚持文明创建与惠民利民相结合。石家庄市于细微处着力，不断完善便民服务体系，入选全国首批全域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城市。打造184个便民生活圈”，基本实现二环内社区全覆盖，满足辐射区域内柴米油盐、早餐夜宵、维修缝补、养老托幼等日常所需。同时，整合理发、健康咨询、

义诊按摩等志愿服务资源，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等，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坚持提升服务与解决“最后一公里”相结合。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明实践阵地数字化升级，积极探索文明实践1+1>2的融合发展之路。一方面，在敬老助老、扶贫帮困、关爱未成年等服务领域，建立“百姓点单—中心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的闭环服务机制，通过线上小程序、线下意见箱等渠道精准收集群众需求，按需配置服务力量，把优质服务送到家。另一方面，统筹区域内社会资源，推动资源下沉基层，健全基层服务阵地功能，在社区、乡村增设便民服务点、文化活动角，推动服务场所“大门常开、活动常办、群众常来”。

（二）融入城市日常治理

文明创建与城市治理是“一体两面”——文明是治理的目标，治理是文明的保障。文明创建要避免孤立的“运动式”活动，将精神文明建设与城市发展、文脉传承、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以常态化创建推动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1.城市更新筑牢文明之基。石家庄市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坚持还空间于城市、还绿地于人民、还公共配套服务于社会，以城市更新为抓手，不断推进城市颜值换新和文明内涵提升。大力推进“6+2+2”等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建设，累计改造完成老旧小区2208个，新建公园、游园401座、新增绿地2105公顷，一大批基础性、全局性重大城市建设工程相继实施，优化了城市空间布局，提升了城市功能品质，营造了宜居宜业环境，擦亮了城市的文明底色。

2.文脉传承凝聚文明之魂。石家庄市植根于燕赵文化，坚持守正创新，增强文化自信，在保护传承中，焕发千年文脉生机，在发展弘扬中，筑牢城市文明之魂。石家庄市着力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和谐共生，用足用好城市历史根脉、地标性工业遗址、优秀历史建筑等，为石煤机老厂区、石钢工业遗址、原棉纺厂旧址、正太饭店等一批城市的老建筑，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筑牢了文明之魂，增强了市民的归属感与自豪感。

3.融合赋能点亮文明之光。石家庄市在精神文明创建过程中，始终坚持将“双争”活动融入社区治理、交通管理、市场监管等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大力实施基础设施、消防设施、养犬行为、小广告治理等常态化专项提升行动，通过融合赋能，让文明出行、文明游园、文明观演、文明养犬的意识在全社会

蔚然成风，实现活动有热度、治理有精度、文明有厚度。

（三）激活群众主体力量

“双争”活动的生命力在于群众的广泛参与，石家庄市坚持以群众为主角，广泛搭建活动平台，让群众在参与中提振精气神、提高文明素养，从“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

1.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群众作为文明创建的“价值主体”与“实践主体”，其内生动力的激活是活动持续深化的关键。石家庄市始终把激活群众主体力量作为深化活动的核心路径，以解决问题为抓手，科学识别人民群众中的“能工巧匠”“行家里手”，通过搭建“百姓议事厅”“金点子征集”等参与平台，畅通群众意见表达渠道，让群众在文明创建中“有话语权、有行动力、有成就感”。

2.完善典型培育机制。石家庄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以先进典型树旗引路，持续深化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文明市民等先进典型的挖掘选树，通过媒体宣传、线下巡讲等方式放大榜样效应，在全城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形成“人人争当先进、户户争创文明”的价值引领，让群众在身边人、身边事的感召中激发向上向善的蓬勃力量。

3.搭建文明实践平台。石家庄市以“双争”活动为抓手，突出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建立健全文明实践活动常态化机制，重点谋划打造了28个品牌文明实践项目，深入基层开展“强基工程”活动200余场，设立“志愿红助诊”医疗健康文明实践点，精心培育“帮小西”公益大集文明实践品牌等等，让文明实践点遍布城乡，将文明触角延伸至最末梢，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实现邻里守望相助的同时，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参与感和幸福感。

川中丘陵四市崛起的“五个着力点”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统计局离退休支部课题组

川中丘陵四市发展取得新突破

自贡、遂宁、内江、资阳川中丘陵四市位于成都“东进”、重庆“西拓”战略交汇处，是成都平原经济区东向、南向开放要地。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经济总量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比重为7.8%，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经济规模持续扩大，20XX年川中丘陵四市经济总量不足5000亿元，20XX年迈上5千亿台阶，2023年迈上6千亿新台阶，2024年进一步提高到6779.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2020—2024年年均增长5.6%、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XX年川中丘陵四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为4.7万元，2021年、2023年分别迈上5万元、6万元台阶，2024年超过6.4万元。财政金融支撑能力增强，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2.0亿元，2020—2024年年均增长7.3%；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7861.4亿元，2020—2024年年均增长13.3%。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新型工业化深入推进，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工业增加值达1786.2亿元，2020—2024年年均增长5.3%，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初步形成了低空经济（含无人机）、节能环保、盐氟化工、锂电、页岩气、口腔医疗等特色产业集群。服务业较快发展，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482.7亿元，2020—2024年年均增长6.6%，对经济增长贡献突出。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加快培育，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共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5个，粮食总量达到640.7万吨，生猪出栏超过1000万头，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数量256个。

特色优势产业初具规模。自贡不断擦亮“千年盐都”“恐龙之乡”“中国灯城”等城市名片，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无人机及通航4个主导产业，无人机及通航入选四川省首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成德绵自凉航空航天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遂宁聚力发展“锂电新材料、食品饮料、油气化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五大支柱产业，加快建设“锂电之都”“中国肉类罐头之都”“中国白酒之乡”。内江着力打造“页岩气+”“钒钛+”两个1000亿产业集群、“甜味+”“装备+”两个500亿产业集群，培育壮大电子信息和生

物医药两大新兴产业，目前“钒钛+”产业被纳入省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培育并申报国家级产业集群。资阳加快中国牙谷建设，推动口腔医疗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形成资阳雁江区口腔医疗器械1个国家级、高新区口腔医疗器械等5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内外市场需求持续扩大。投资压舱石作用有效发挥，2020—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年均增长12.0%；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构建，拥有成宜、成渝高速铁路与成遂渝铁路等大通道，成达万高铁、成渝中线高铁正加紧建设，内外联通网络不断完善。消费市场持续扩容，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90.2亿元，2020—2024年年均增长5.0%。对外贸易快速增长，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91.2亿元，2020

—2024年年均增长24.7%；其中，出口额、进口额年均分别增长27.1%、19.5%。区域发展协调性有所增强。城乡融合发展成效明显，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4.3%，比20XX年提高4.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1，比20XX年缩小0.2。县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19个县（市、区）平均经济规模为356.8亿元，是20XX年1.4倍；其中，经济总量超过400亿元的从20XX年仅射洪1个增加到6个。

当前发展水平与“产业高地”目标仍有差距

产业基础仍需夯实。第一产业占比较高，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3.1%，高于全省4.4个百分点、高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6.0个百分点；农产品附加值仍处于较低水平，精深加工产业链有待加快构建。工业化率过早过快下降，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工业化率为26.3%，比20XX年下降2.1个百分点、比全省低1.3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1.2%，比20XX年下降2.7个百分点、比四川低1.1个百分点。产业协同发展不足，自贡、遂宁、内江、资阳同为丘陵地貌，区位条件接近、资源禀赋相似，支柱产业集中于先进材料、装备制造、化工、电子信息等行业，服务业多布局物流、文旅、金融、商贸等领域，主导产业较为接近，错位融合发展不够。

创新动能偏弱。研发投入强度较低，2023年川中丘陵四市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46.0亿元，仅占全省的3.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2.2%；研发投入强度（RD经费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为0.72%，大幅低于重庆、四川整体水平。数字经济赋能不强，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仅295.3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4%，比全省低3.9个百分

点。市场主体培育仍显不足，2024年末川中丘陵四市经营主体数量83.8万户，占全省的9.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7.5%，均低于经济总量占比；大企业偏少，企业关联度较低，缺少能够形成产业聚集效应的创新型企业，缺乏有效承载产业转移和延伸产业链的经营实体。

生产要素支撑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根据20XX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川中丘陵四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20.8%，除遂宁外，其余3市均超过20%，进入超老龄化社会。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常住人口1044.1万人，比20XX年减少47.6万人，比户籍人口少337．8万人，人口外流现象明显，外出人口以务工为主、劳动力居多，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素质偏低，20XX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自贡、遂宁、内江、资阳四市16—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00、9.82、9.8、9．55年，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民间投资活力不足，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43.2%，比20XX年下降11.1个百分点，其中除自贡外其余3市均呈下降态势。

自身优势发挥不足。发展能级有待提升，川中丘陵四市尚未将成渝发展主轴独特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环保容量相对较大等比较优势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GDP总量均未突破2000亿元。经济外向度偏低，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仅为4．5%，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以上。县域经济规模偏小，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19个县（市、区）中，没有一个经济规模上千亿，8个县（区）经济规模不足300亿元、不及全省183个县域平均水平。区域综合竞争力不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人均GDP低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1万元/人、不到成都的60%，区域经济生产效率、竞争力有待提升。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8个百分点、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低11.8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水平偏低，2024年川中丘陵四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3万元，低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未来“中部崛起”的五个着力点

找准发展定位。川中丘陵四市要坚持市场导向、需求导向，主动作为、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省级层面要加快完善川中丘陵四市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加大区域统筹与支持力度，健全合作机制，推动区域优势互补与高质量发展。市级层面要围绕服务成渝双核加强产业配套，同时统筹考虑与泸州、宜

宾等地协调发展，紧跟成渝双核发展需要，联动打造“总部、研发在成渝，生产、服务在中部”的协同发展模式，紧紧围绕“八小时之外”需要，主动加强与成渝双核生活配套。

坚持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优化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强化在生物制药、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等应用领域科研攻关，不断提升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和水平。聚焦制造业最有基础和潜力的领域集中发力，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含无人机）、清洁能源、食品饮料、绿色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等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积极探索丘陵地区农业发展新模式，加快构建具有丘陵特色优势的现代农业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深入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天府旅游名县建设，积极打造旅游品牌和精品旅游路线。

强化生产要素保障。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大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加快构建全龄友好型社会，助力破解人口收缩、劳动力外流等困境，同时，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强人才引进交流，开展跨区域人才合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化产业发展支持配套政策措施，持续开展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加大低效工业用地清理整治力度，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要素保障。抢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机遇和“十五五”规划编制窗口期，加快谋划推动一批跨区域重大项目，出台一批支持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建设的政策措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快培育链主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瞪羚企业，提升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

深入挖掘区位资源优势。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特征，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产业门类齐全、能源资源富集等区域比较优势，将一头连成都、一头接重庆的区位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快实现由“通道”向“脊梁”转变，增强对两大极核的服务保障能力。内江、自贡要加强合作，共建铁空结合的川中物流配送中心，加快大型产业集群聚集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形成川中经济核心。遂宁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打造县域百亿主导产业，推动经济体量较小、发展相对落后县域加快发展。资阳要深化毗邻地区合作，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和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持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共抓，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健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建设沱江、涪江流域生态廊道，共建绿色低碳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坚持民生为本，加大稳岗支持力度，着力提升产业发展的就业带动能力，积极探索农业经营新模式，着力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合作经营等共同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从“单一路径”到“多元驱动”“黑土煤城”双鸭山的产业升级之路

双鸭山市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双鸭山市作为全省重要的煤炭、电力、钢铁和粮食生产基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突出自身特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构建具有双鸭山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本课题从双鸭山市产业发展现状入手，重点探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方向路径。

一、产业格局初步形成，转型升级态势显现

近年来，双鸭山市紧紧围绕黑龙江省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坚持以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为重点方向，推动产业发展呈现规模持续壮大、结构逐步优化、新动能加速孕育的积极态势，初步构建了多元发展、多点支撑、多业并举的产业格局，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综合实力稳步增强。双鸭山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持续扩大有效投资、释放优质产能。煤炭产业通过淘汰整合矿井、退出落后产能，实现了向集约高效转变，形成勘探、开采、洗选到综合利用的完整产业链。全市现有煤矿50处，规划总产能4065万吨/年，近年来年均新增优质产能285万吨。在粮食深加工方面，通过引进黑龙江省万里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双鸭山鸿展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龙头企业，粮食加工能力达到1384万吨，加工转化率由20XX年的50.6%提升至目前的65%。

二是结构调整成效显现，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双鸭山市坚持把转方式调结构作为重中之重，在规模扩张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质量与效益，初步构建了以煤炭、钢铁、粮食深加工等产业为主导，风光新能源、石墨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为补充的产业体系。全市煤炭占比从20XX年的64.4%下降至目前的57.2%，新能源装机突破55.9万千瓦，电力、钢铁、煤化工等产业比重稳步提升，电力行业占比从8.5%增至10.8%，钢铁行业占比从11.7%提升至17.9%，全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三是创新驱动能力提升，绿色低碳底色鲜明。双鸭山市不断强化科技投入和平台建设，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已成功与黑龙江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合作，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挖掘和破解企业在技术方面的

问题需求，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目前，全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41家，建成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7家。同时，扎实推进重点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累计投入3.2亿元完成钢铁、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十四五”期间淘汰改造燃煤锅炉112台，从源头推动产业端减排。

四是产业融合深化拓展，协同效能逐步释放。双鸭山市聚焦促进要素集聚和链条整合，以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为牵引，推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例如，依托煤炭优势发展矿山设备，推动黑龙江集佳电气自动化智能化研发基地项目建设，加快发展双煤机电采掘装备研发标准化数字车间，加快推动金诺恒业机械制造数字化智能化生产。在粮食加工方面，大力发展宝清县冷链物流项目，加快完善一体化物流增值体系，初步形成了上下游衔接、企业协同的产业体系框架。

二、产业升级基础尚需稳固，深层矛盾亟待破解

双鸭山市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仍存在有资源缺开发、有规模缺效益、有数量缺质量、有产业缺链条、有产品缺品牌等问题，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仍处于攻坚爬坡阶段。

一是产业结构尚需优化，资源依赖亟待突破。产业结构偏重，“一煤独大”格局较为突出，煤炭产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近六成，与钢铁、电力三者相加占比近86%，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市场。产业链条不长，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产品多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如，煤化工产业尚未深度破题，原煤增加值占比54.3%，煤化工仅占2.3%；粮食加工尚停留在初级产品阶段；钢铁产业高端材料生产能力不足。产业效益不高，制造业百元销售额税收产出仅为1.45%，远低于发达地区16%以上的水平，反映出产业结构与创新能力方面存在的差距。

二是优势转化尚需提速，市场通道亟待畅通。比较优势释放不足，丰富的褐煤资源及其衍生的腐植酸、褐煤蜡等，产业化进程较为缓慢。资源开发存在瓶颈，储量丰富的石墨资源因多种因素开发受限，目前仅有1处矿场投产，原料保障能力不强。尚未形成合作互补效能，矿地、垦地、林地及各县区之间在资源、产业、招商等方面协同不够，存在“销售端不够卖、生产端无处卖”的现象。

三是创新动能尚需增强，要素保障亟待夯实。创新驱动动能不足，企业工艺装备亟待更新。科技型企业数量不多，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落地不多。内生发展动力较为疲弱，部分市场主体对转型升级存在“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

的焦虑。要素支撑方面存在短板，企业在融资及人才领域面临较大困难。

三、明晰破局突围方向，探索产业升级路径

一是探索改进招商方式，推动模式升级。从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两方面共同推动招商引资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跃升。以产业链招商筑根基，聚焦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食品深加工、对俄贸易加工等优势特色产业链，精准招引产业链缺失环节和关键配套企业。以专业化外包招商提效能，针对生物经济、数字经济等方向，组建或聘请专业团队进行市场化“招商外包”。以供应链招商促集聚，瞄准本地大型重点企业的供应链需求，吸引其上下游配套商就近布局，形成“引来一个、带动一串”的效应，实现工业企业数量、体量、质量的“三量齐升”。

二是建好建强产业链条，推动产品升级。双鸭山市好资源好产品多，但产业链条不长，产品多为初级产品，标准化程度不高，难以创造最优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努力做好“建链、强链、补链”文章，支持“链主”企业发展壮大，开发比较优势明显的高附加值产品，在供应链体系建设上积极探索，立足供应链重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紧盯钢铁、粮食加工、商贸物流等产业，以需求端为导向，以提高产业链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以整合资源为途径，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集聚渠道、物流等资源，推动上下游企业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协同，提升整体价值。

三是改革创新园区建设，推动规模升级。双鸭山市各级园区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发展水平有待提升。依据地区特色与产业基础，明确各园区产业定位，推动规模升级。重塑体制机制，推动园区“握指成拳”。以双鸭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打破园区管理的行政区划桎梏，整合全市各类园区，实行集约化管理，构建市场化运营模式，破解多头管理、资源碎片化难题。明确主业，推动园区“减脂瘦身”。调整行政权力事项、精简国有企业组织机构，让园区集中精力于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经济发展主力军作用。优化管理，推动园区“增肌通脉”。探索企业化运营，选拔引进市场化、专业化人才，将精干力量投向发展一线，培养“懂经济、懂产业、管项目”的行家里手，提升“亩均效益”，让园区成为高质量发展关键引擎。

四是突出打造地域特色，推动品牌升级。推动实施政府主导的品牌战略行动，以品牌拉动资源汇聚。强化顶层设计，深入挖掘全市独特优势，构建“双鸭山·黑土优品”“双鸭山·煤基精品”“双鸭山·北国康养”等区域品牌，

完成从“资源输出地”到“价值创新地”的升级。实现价值重塑，借鉴“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成功模式，围绕生态、绿色、富硒、有机、边陲特色等核心价值，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制定严格准入标准、质量体系和溯源机制，为优质产品提供“官方认证”。整合营销方式，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同向发力，精准宣推双鸭山的自然风光、资源禀赋、产品产业、利企政策，邀请从双鸭山走出的成功人士、文化名人担任“城市推荐官”，讲好具有情感穿透力的双鸭山发展故事，以品牌形象助力产业升级。

五是坚持科技创新赋能，推动质量升级。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科技企业培育制度，支持一批科技领军企业。以黑龙江新双锅锅炉有限公司为例，其通过自主研发节能锅炉技术，既破解传统装备高耗能痛点，又开辟环保新市场，印证了科技创新的杠杆作用。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以主导产业关键技术攻关为抓手，加强“校企合作”“院（所）企合作”，在重点领域加快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强化成果转化，在新品种、新工艺、新设备研制上争取突破。强化人才支撑，推动校企联盟建立联合项目，推广现代学徒制，大力培养科技人才。同时，推广柔性引才政策，畅通人才交流渠道，形成英才汇聚局面。

六是强化要素服务保障，推动环境升级。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从“制度优化”向“服务升级”转变。从“拼速度”变为“拼政策”，变办事“快”为“快、准、实”。完善政策体系，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策略，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激发企业活力。从“给要素”变为“给环境”，在提供要素保障的基础上，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保障，深化政务系统集约建设，推动管理建在制度上、制度建在流程上、流程建在系统上、系统建在数据上，让数据多跑路，帮助企业松绑减负。变“等进门”为“送上门”，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问需于企”，将服务搬到基层一线，完善企业包保机制，企业问题随时“挂号”，领导干部及时“问诊”，打通营商环境“中梗阻”。同时，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打通数据壁垒，有效提升企业诉求回应效率。

东乡区数字经济调研报告

东乡区发展改革委

一、“十四五”数字经济重点领域发展成效

1.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1-9月，“1+1”首位主导产业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15.34亿元，同比增长

8.4%；上交税金1.5亿元，同比增长29.3%。该2个产业集聚度42.39%，较去年同期的37.86%上升4.53个百分点。首位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06.04亿元，同比增长10.5%；上交税金0.56亿元，同比增长69.7%。主导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9.3亿元，同比下降9.1%；上交税金0.93亿元，同比增长12%。汽车零部件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4.63亿元，同比增长2.67%；上交税金0.08亿元（去年同期-0.04亿元）。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4.8亿元，同比下降11.5%；上交税金0.06亿元，同比下降36.8%。

2.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今年纳入调度的已签约和在建重点工业项目37个，其中已投产或部分投产项目13个，在建项目18个，未开工项目6个。施美药业手性降压药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技改）制剂三车间设备安装完毕，研发部分已投产，已进行比拉斯汀口服溶液和乳果糖口服溶液2个产品工艺验证。彭彩新材料新型包装材料全产业链产业园项目一期土地平整、挡土墙施工已完成，纬一路挡土墙建设和产业园规划方案基本完成，已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项目已确定总包单位，合同已签订，施工设备已进场，正在进行现场试桩和施工许可证办理。麦宏电子年产1000万套智能家居电气生产基地项目稳评、水土保持、用地规划许可证、安评预评价、环评等前期手续已办理完成；W1号楼生产车间、E2栋宿舍楼重新设计的施工图审已完成，工程规划许可证已办理完成，正在办理施工许可证，临电临水已进场，目前W1生产车间承台基础施工已完成，正在进行土方回填和宿舍楼E2承台基础施工。金光高科年产6000吨六氟磷酸锂溶液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完成安评、环评、节能报告等前期手续，部分立式/卧式储罐、配置反应釜等设备正在采购，厂房正在改造，因设备设计定制方案确定较晚，预计11月底前设备进厂，2026年2月预投产。

3.企业数字化改造情况

自全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目标提升至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后，

我区迅速动员，从3月份开始，实行每周一调度，全面梳理区域内规上企业数转进展，截至11月，全区规上工业企业180家，已完成改造134家，改造完成率74.44%；共完成41家企业L6级改造，通过省级贯标37家，市级贯标41家；积极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4家企业获评省级小灯塔，7家企业获评省级“数智工厂”。

4.数字经济重点企业相关荣誉

针对台德智慧科技、联坤智能等重点数字经济企业，大力开展项目申报及企业培育，其中台德智慧科技成功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台德智慧科技、智合科技、联坤智能3家企业获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台德智慧获评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台德智慧科技获评省级绿色工厂，联坤智能LEM708SM高像素大底OIS模组、LEP733SM1亿像素OIS模组获评省级优秀新产品。

二、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一是企业数字化赋能程度不高。我区传统产业数字化的融合应用深度、广度不够，尤其是中小企业，数字化应用局限在财务、物料管理等初级环节，生产制造、故障预测、流程管控等深层次融合应用较少，企业内部无论是生产、销售、管理等环节，各数字化平台间存在信息孤岛，没有形成真正融合的数字化业务能力，多个软硬件平台的信息系统同时运行，但这些系统数据相互独立、隔离，无法实现数据共享，以致于企业的生存环节受市场因素影响较大。

二是产业数字化发展相对较慢。传统产业转型创新能力不足，农业、工业数字化还需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仍较低。我区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设备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水平较低，要实现数字赋能需要加装一些先进设备实现联网和数据联接，改造难度较大，需要投入的成本较高（大几十万到百万以上），在收益不明确的情况下，一些企业由于缺乏相关人才和资金等原因，导致进行数字化改造的积极性不高。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不愿”“不敢”“不会”的困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

三是核心规上企业发展后劲不足。我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整体规模不够大，产业特色不够，缺乏突出的产业优势以及重大项目支撑。2025年1-10月，25家数字经济核心营业收入21.4亿元，同比下降12.7%。只有13家企业实现增长，却有8家企业营收下滑，另外还有4家企业处于停业状态。其中台德智慧科技实现营收10.6亿元，同比增长1.84%，联坤智能科技1.5亿元，同比下降62%，智合

科技实现营收0.76亿元，同比下降30.9%，大部分在库企业存在“小、弱、散”突出问题。

三、“十五五”数字经济发展思路及发展目标

1.夯实数字经济建设基础。全面推进5G网络部署，加强5G网络统筹规划，推动5G网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5G网络、“双千兆”网络、数据中心、云平台、中国联通国家级骨干直连节点中继站、遥感卫星数据与应用中心等建设，加强数据平台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进数据中心机架数增加，着力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强化技术创新能力，推进技术与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新格局。全力完善智慧东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实现信息服务全覆盖，推动智慧政务、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城管等建设，增强城市智能化管理水平。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实现城乡信息化协同发展。

2.巩固产业数字化改造成果。深入实施制造业“智改数转”行动，抓牢国家、省市推行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数字化转型契机，不断推动企业朝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一方面，积极融入全省“千项技改万企业升级”行动，充分利用上级对企设备更新政策优惠，加快推动台德智慧科技、诺保光电、华晨纺织等企业实施低效老旧设备替代和数智化改造，进一步促进企业拓展信息化深度，提高市场竞争力。重点针对高信前沿科技、众一铜业等高耗能化工、矿山行业，鼓励企业开展节能节水、固废资源化利用改造和老旧设施综合安全改造，努力提高行业绿色和本质安全水平。另一方面，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阶，鼓励建设一体化数字平台，实现研、产、供、销、服全流程数字化贯通，打造智能决策中枢，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促进智能化软件应用，汇聚经营生产等数据建模形成一批高质量数据资产。力争“十五五”期间完成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100个，培育工业机器人协助生产制造、工业检测等各类智能应用场景5个，永冠科技、膜法新材料打造AI智能制造和示范引领典型应用场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100%，全区L6及以上企业达80家。

3.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以应用为先导，积极推动全区数据资源的采集、整合、共享和利用，加速数据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进程。推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产业发展，培育一批第三方数据资源提供商和数据应用提供商，发展数据服务、数据分析、大数据交易治理等新业态。推进面向工业企业的软件、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大人工智

能、AR/VR、工业机器人等前沿产业的高端软件研发和应用，支持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众包众创、个性化定制等。加快区块链产业布局发展，重点推进区块链技术应用、短视频内容制作、移动电子商务、北斗应用技术等数字技术产业，推动区块链在政务服务、政府采购、金融服务、物流仓储、数字版权、农产品溯源等领域创新应用。搭建应用场景供需对接平台，建立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征集、遴选和发布制度，鼓励构建应用场景“联合体”，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参与场景建设。协同抚州市建设全省数据备份中心，盘活现有算力资源，积极对接“东数西算”工程。拓展服务新业态，推动智能物流、智慧交通、数字金融等领域发展，促进共享经济健康发展，推进体验式消费、个性需求定制、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

四、拟纳入《规划》的数字经济相关项目

1.江西彭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软包袋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项目。总投资

5500万，主要对现有印刷、复合及后加工等工序部分机器设备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更新升级现有温控系统，增加自动灭火设备，并购置印刷机、数码烫金机、制袋机、复卷机、贴标机、收卷机、检品机等智能化设备。

2.科伦药业大容量注射剂产业升级智能生产线改造项目。总投资2亿元，在现有的厂区内对已有的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的注吹、灭菌、上下瓶、灭菌、灯检及全自动贴标、标签检测、自动包装、纸箱喷码信息检测等设备系统进行智能升级改造，并增加一条智能化高速软塑输液生产线，完善升级配套锅炉系统、仓储系统等，技改完成后，年产能新增2.5亿瓶，最终形成年产6.5亿瓶（袋）输液产品的生产能力。

3.江西凯思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汽车涡轮壳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技改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对现有的一期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技术改造，购置混料机、射芯机、烧结炉、冰水机、抛丸机等自动化程度更高、产能更大、节能环保的设备。

4.东乡区数字乡村智慧农业平台建设项目。总投资3亿元，1、构建全区农业农村“1+N”长效管护智慧平台，其中包含高标准农田平台、人居环境整治平台、蔬菜大棚平台、防返贫监测平台、农业产业化平台、粪污一体化平台、中国蓝莓大数据中心、“双碳”智慧监测平台、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平台）新时代文明实践一体化服务平台等。2、构建智慧数字化种植技术服务，其中包括智慧生态蓝莓技术病虫害统防统治、智慧监管服务、蔬菜大棚技术服务等。

5.抚州市东乡区智慧东乡建设项目。总投资1.2亿元，1、技术支持主核（云计算底座、城市中枢、数字驾驶仓、运行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台）；2、数据赋能中枢、数字档案：提供数据资源开发机制，通过数字城市接入、治理和分析，将城市生产数据凝练成面向应用的资产；3、AI开发中枢：提供AI模型开发与使用机制，满足智慧城市各场景AI模型需求；4、业务开发中枢：提供面向智慧城市应用的业务开发与使用机制；5、开发服务枢纽（智慧养老、低空遥感、播控系统、智慧停车应用）。

预期成效贡献。一是提升数字经济规模和质量。通过实施一批数字经济重大项目，推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显著提升，数字经济规模和质量迈上新台阶。二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升级，提升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对抚州市“十五五”数字经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1.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差异化发展格局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如江西荣华人工智能产业园、专精制造产业园），将东乡区定位为“抚州市数字经济核心承载区与智能制造示范区”，重点发展智能终端制造、电子元器件、锂电池材料等细分领域，形成与抚州高新区（数据中心、超算中心）互补的产业链分工。

2.夯实数字基建，提升算力与网络支撑能力

依托三大运营商资源部署，在“2+4+N”产业园内打造物联网传感器、智能管网系统，实现能耗、物流、安全等数据实时监测与优化。搭建园区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企业间设备共享、产能协同，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

3.壮大数字产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

聚焦细分赛道突破。一是智能终端制造，以台德科技为龙头，引进摄像头模组、传感器等配套企业，形成完整产业链。二是电子材料，依托金光高科锂电池材料项目，拓展固态电池、氢能源等前沿领域。

4.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优化数字营商环境

在东乡区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园区内可设立孵化器和加速器，为初创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同时建立“数字经济企业服务专员”制度，提供政策解读、融资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关于海南省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研究”课题调研组

2023年7月，中共海南省委出台《关于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在海南省、市县（区）、乡镇全面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以下简称票决制）。2024年1月25日，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的决定》，为全面施行票决制提供法治保障。

27日，大会依据该决定票决确定海南省2024年10项为民办实事项目，标志着我省在全国率先实施省级票决制。至2025年，票决制在全省乡镇及以上实现全覆盖。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意见》精神，省人大常委会成立了以常委会党组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研究”课题调研组，采取座谈交流、调查问卷、个别访谈、实地考察等方式，深入了解情况，认真听取意见，梳理成效、查找不足、探究对策。

一、票决制的理论逻辑、法理逻辑与实践逻辑

票决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充分的理论逻辑、法理逻辑和实践逻辑，彰显了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优势。

从理论逻辑来看，票决制符合新时代新思想的精髓要义。首先，票决制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与最高实现形式。总书记深刻指出，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票决制将民生实事项目的决定、实施、监督等关键环节纳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轨道，让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决定事关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项目；人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全程监督，既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具体事务上的体现，也拓展和深化了人大职能，助力人大更好地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推动人大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其次，票决制是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必然结果。总书记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票决制全面覆盖项目建议提出、民主决策、执

行推进、监督评价等全环节，人民群众在每个阶段都能参与其中，成为民生实事的知情者、参与者、决策者和受益者。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特征，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以具体实践深刻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

第三，票决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民生领域的生动体现。总书记明确要求，谋划推进工作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票决制在项目遴选阶段通过多渠道广泛征求意见，找准群众的“急难愁盼”，实现政府工作与群众需求的同频共振；经票决确定的项目由政府组织实施，全程接受人民监督，人民群众既是项目的受益者，也是决策的参与者、实施的监督者。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模式，能更直接、更充分、更有针对性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实增强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民生工作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从法理逻辑来看，票决制的实施过程，综合运用了人大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监督权。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这为地方人大探索实践票决制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2022年新修正的地方组织法第十一条和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权包括“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城乡建设、民政、社会保障、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和项目”，在涉及的具体工作领域中，新增了“城乡建设”“社会保障”，特别是在“重大事项”后，新增了“项目”，为票决制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2025年新修正的代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代表有权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表决。这一规定保障了代表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时能够依法行使表决权，使票决结果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2024年新修正的监督法完善了执法检查工作机制、增加了专题询问制度，这也为开展票决制监督、推动票决项目有效落实提供了更加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刚性的法治保障。

从实践逻辑来看，一些省市基层进行了有效探索，为我省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票决制发端于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2008年由宁海县率先试行，20XX年浙江省实现了市、县、乡三级票决制全覆盖。

近年来，各地票决制工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全国人大2024年统计数据，全国已有29.3%设区的市（自治州），49.8%的县（区、县级市）和49.7%的乡镇人大开展了这项工作。目前，票决制已覆盖到除北京以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海南省不仅是全国率先且目前唯一一个在省级层面实施票决制的省份，也是全国首个且明确提出2025年底实现全省市、县、乡全覆盖目标的省份。经过多年探索与深化，各地已普遍构建起“党领导、群众提、代表决、政府办、人大督”的闭环工作体系，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经验。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在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提升人大监督效能和政府工作质效、激发人大代表履职热情等方面取得扎实成效，成为生动诠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典型实践样本。

二、省级层面开展票决制工作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海南在推进票决制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办事贯穿全过程，以2024年10项省级项目100%完成、全部被评定为满意等次的显著成效，印证了党心和民心、决策与民需的高度契合，为新时代地方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海南样本”。2025年6月，在课题组对全省284名省人大代表、3576名群众开展的问卷调查中，89.79%的人大代表和84.34%的群众认为开展票决制很有必要。其主要做法与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委意图”与“群众意愿”的统一。省委对票决制工作高度重视、高位推进，制定出台《意见》，明确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强调各级党委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在实施过程中，省委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审议民生实事候选项目，之后由省政府提交省人民代表大会表决；2025年8月，省委八届七次全会强调，要落实好票决制。省委书记冯飞同志多次就票决制工作作出指示批示，提出具体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党组认真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重大事项、重要问题向省委请示汇报；组织召开全省工作推进会；引领省人大常委会将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列入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制定监督评价和督办分工方案，明确“年初问计划、年中问进展、年底问结果”的监督路径，确保票决制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有力推进。问卷调查显示，82.47%的群众认为2024年票决出的10项省级民生实事，是实实在在的好项目。

（二）转变决策机制：从“政府定菜”到“群众点单”。以往，省级民生

实事项目候选项目主要由政府部门研究提出。问卷调查显示，72.89%的人大代表认为在票决制实施前，民生实事项目存在“决策机制封闭化，代表和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票决制实施后，项目的产生过程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项目由政府部门从群众意见、代表建议中层层筛选出来，使得政府工作和群众需求更加吻合，社会支持度更高。一方面，注重征集意见的广泛性、深入性、常态性。通过“两个联系”“三进三问”代表工作机制，以及媒体、热线等方式征集各方面意见。2024年、

2025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共收集到人大代表和群众的意见2000余条，真正实现了“以民声定民生”。另一方面，充分发扬民主进行审议和票决。在代表大会上，由省政府常务副省长作专项说明，让人大代表充分了解情况、审议票决“心中有数”；安排必要时间保障人大代表深入审议，并注意防止出现干扰人大代表自主思考判断的“引导”行为，确保人大代表投出真正符合民意的神圣一票。问卷调查显示，63.73%的人大代表投票依据是收集了解到的民情民意和群众需要，32.04%的人大代表是依据项目实施可能产生的效果，可见其投票充分基于民意与项目实效，决策民主性得到有力保障。

（三）升级监督体系：从“单打独斗”到“合力推进”。省人大常委会在推进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实施中，通过专题审议项目进展、开展“代表督查周”活动等方式，构建起“领导督办、代表问效、调研破题、暗访纠偏、审议整改”的五维联动监督闭环，倒逼行政部门优化工作流程、提升工作质效，特别是有力推动解决跨部门协同、上下级联动、复杂问题处置等方面的难点堵点，改变了过去项目由牵头责任部门单独实施的做法，形成了人大上下联动监督、省直部门密切协作、市县政府全力推进的协同发力局面。人大代表填写的调查问卷显示，79.23%认为监督体系得到升级。68.31%认为“项目监督”环节代表作用发挥最好，95.07%对当前“专（工）委+专业代表小组”的监督模式表示认可。

（四）优化评价模式：从“自我评定”到“群众评判”。过去，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仅在每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简要体现全面完成的实施情况，完成效果如何，或者未予评估，或者由实施部门自己进行评价，缺乏广泛的民众参与和外部监督，难以充分反映群众真实感受。票决制实施后，省人大常委会在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对项目进行满意度测评的基础上，委托各选举单位组织其他省人大代表全员进行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呈报省委，并在次年召开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予以通报，形成了“项目由代表定、实施让代表督、结果请代表评”

的工作闭环。2024年省级10件项目代表投票满意率均达96%以上。

（五）提质代表履职：由“被动响应”变“主动作为”。省人大常委会在推进票决制工作中，注重将人大代表履职嵌入“征集—审议—票决—监督—评估”全流程，让代表在大会与闭会期间均有实质性履职内容，改变了传统履职模式下

“重会议、轻日常”的状况，有效激发了代表依法履职、主动履职、常态化履职的热情。比如，2024年项目征集阶段，组织300多名省人大代表通过走访649个联络站和社区，将6万余名群众的诉求转化为207项具体建议，免费接种乙肝疫苗等建议最终纳入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同时，调查问卷显示，59.86%的人大代表希望“加强代表培训以充分发挥作用”，60.21%的人大代表认为“相关专业知识不足”是履职短板。这也反映出，票决制让代表增强了能力提升的紧迫感。

三、票决制工作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从省级层面推进票决制工作的情况看，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一是项目征集渠道较为单一，征集方式较为传统。二是项目整体统筹上有待加强，个别省级和市县项目存在重复、“撞车”现象。三是在项目资金预算安排上坚持系统思维不够。四是代表监督质效仍需提升。五是差异化评估标准缺失。针对上述问题，建议重点围绕以下四方面改进完善。

（一）进一步健全项目规划与决策机制，筑牢“民声定民生”基础。一是构建多维度征集体系。打造“线上+线下”全域征集网络，同步依托人大代表“三进三问”等机制，组织代表主动收集项目诉求；建立需求分析与项目储备机制。二是优化项目统筹与筛选。完善分级备案与查重机制，建立省、市（县）、乡镇三级票决项目备案登记系统；优化项目筛选标准，确保民生实事“大小兼顾、供需匹配”。三是开展分众化宣传。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制定宣传策略，形成“群众提、代表议、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二）进一步加强项目实施与资源保障，确保将“实事办实”。一是构建全周期实施管理体系，项目立项时同步编制实施计划书，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时间节点；合理统筹项目周期，土建类项目前置筹备期不少于6个月，服务类项目提前3个月完成底数摸排；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建立“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对跨部门协作项目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推进会协调解决堵点问题。二是完善资源动态调配和长效运维管理机制，对残疾评定、

疫苗接种等基数动态变化项目，根据实际实施进度调剂余缺；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及时对历年民生实事项目开展“回头看”，分类建立运维台账，杜绝“重建轻管”。

（三）进一步优化监督机制与评估体系，压实“责任链条”。一是厘清监督权责边界，明确“政府主责、人大监督”定位。二是改进监督方式，推行“计划性监督”，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为基层减负赋能。三是完善科学考评体系，确保评估客观公正。

（四）及时总结推广经验，推动实践创新。系统梳理典型案例，形成《票决制工作典型案例汇编》，供学习借鉴；召开全省票决制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适时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化票决制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江门市教育领域信息化建设的调研报告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0.引言

江门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部，东邻中山、珠海，西连阳江，北接佛山、云浮，南濒南海，毗邻港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和“承东启西”的枢纽门户。2024年末江门市常住人口约482．26万，共有中小学562所，教师约4.5万名，在校学生约67万人。

新时代背景下，教育信息化已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江门市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报告立足江门市教育信息化发展实际，系统梳理其建设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以助力江门市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1.教育信息化建设现状

1.1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网络覆盖全面提升

江门市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的硬件基础建设，将其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经过“十三五”期间的快速发展，全市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

宽带网络建设全面提速，实施“教育宽带网络提速工程”，江门市教育城域网接入互联网带宽1.6G，完成IPv6网络升级改造，为在线教育、远程教研、视频会议等高带宽应用筑牢根基。目前，江门市所有中小学校宽带接入超300Mbit/s，全市接入宽带高于1000Mbit/s的学校有172所，占全市30.94%，接入宽带在500~1000Mbit/s的学校有353所，占全市63.49%，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开展提供了高速稳定的网络环境。

江门市中小学网络接入带宽分布如图1所示。

多媒体教学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江门市中小学校（含教学点）多媒体教室100%覆盖，“互联网+教育”应用环境全域建成。2024年，通过第三批超长期特别国债普通高中提质升级项目，江门市成功争取到资金2000多万元用于教育数字化装备更新，同时从省补助资金中获批400多万元，专门用于改善农村学校教育数字化基础条件，切实保障城乡学校在数字化教育方面的均衡发展。江门市基础学校数据如图2所示。

区域先行示范成效显著。全市学校公共区域视频监控覆盖率达到100%，蓬江区部分学校试点部署物联网感知设备（如智能烟感、消防水压监测传感器、倾角监测传感器等），并引入智慧门禁系统，提升安防智能化水平。针对紫茶小学、范罗岗小学、棠下中学等规模大、人流密集的学校，特别建设了周界入侵防范系统，及时发现并预警翻越、闯入等异常行为，切实防范安全风险。在江海区高新第一小学，搭建了智慧安全校园示范系统，依托数字孪生可视化管理平台，融合人脸识别与行为算法，对校园实施实时监控。一旦系统识别危险动作（如学生进入天台、攀爬栏杆），立即触发预警并报警，极大提升了校园安全防控能力。

1.2智慧教育平台与资源体系初步建成，推动资源共享与服务改革

江门市以信息技术赋能教育现代化，初步建成贯通市县校多级的智慧教育平台与资源体系，持续推动资源共享与政务服务改革，有效提升教育公平与公共服务效能。

资源汇聚与应用广泛实践。持续推进“江门市智慧教育平台”建设，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用的架构逐步形成，与国家、省平台互联互通。目前，平台已汇聚各类教育资源558万个，本地优质教育教学资源近3000个，涵盖基础教育各学段、各学科的教学设计、课件、微课、试题等资源类型。2025年，启动“粤教翔云数字教材应用平台——江门市教育资源专区”建设，搭建“1（市级）+7（县区）+N（校本）”资源矩阵，进一步优化应用环境，确保优质教学资源能够广泛覆盖各级各类学校。

集成服务改革成效显著。建立“江门市中小学招生服务平台”，积极响应国家“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部署，将“义务教育入学一件事”作为政务服务重点任务推进。通过打通教育、公安、民政、社保、医保、税务等多个部门数据孤岛，构建统一平台，户籍、房产、社保等信息自动核验，实现招生入学“一网通办”。相关数据纳入一网统管，实现各部门实时数据共享，赋能各级部门教育决策。家长通过“粤省事”“江门易办事”等入口一次登录、一表填报，大幅减少重复提交材料、多头跑动等问题，真正实现“指尖办、一站办、智能办、一次办”，提升了家长的办事满意度和教育服务体验。

资源共享机制不断创新。全市建设省级信息化中心学校31所，省级基础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示范培育推广项目8个，通过开展“基础教育精品课”“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邑微课大赛”等活动，产生大量可共享、可推广、可

复制的优质教学资源。同时，积极推动“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建设，通过线上方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和薄弱学校的辐射，有效促进教育公平。

1.3人工智能与智慧教育应用深入开展，教学模式创新成效显著

江门市严格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明确人工智能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构建具有江门特色的A（I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将AI教育纳入高质量发展任务，组建专项工作专班，以提升学生的AI素养和创新能力为目标，推动AI与教育教学的有机融合。

改革创新教学模式。通过“粤教翔云数字教材应用平台”开展智能课堂实践，探索利用“AI学伴”“AI教研助手”“数字虚拟人”等智能体教学工具，开展人机对话式学习、双师课堂、个性化自适应学习、跨学科项目式教学等多种AI驱动的智能课堂场景和教学课堂模式，构建新型“师-生-机”关系，推动AI赋能教学全流程精准化、智能化。

创新丰富教学实践活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AI普及活动，鼓励学校以实际应用为导向，探索中小学AI跨学科教育的实施路径。在科学、信息科技、劳动等学科中嵌入AI相关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在各类信息科技创新比赛中，江门市学生表现出色，屡获佳绩。在2025年粤港澳学生信息科技创新大赛中，江门市学生获得一等奖23项、二等奖15项、三等奖22项，其中4支队伍入围全国赛，2名学生获得全国最高荣誉“创新之星”。在过往的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中，江门市学生4次获得“创新之星”的荣誉，充分彰显江门学子在AI领域的优秀素养和创新能力。

区域特色发展各有亮点。在新会区尚雅学校，利用CSMS（课堂智慧评价系统），构建“数据驱动-诊断-优化”的教学闭环，实现学情动态跟踪，同时及时调整教学设计；蓬江区农林双朗小学则是依托CSMS探索英语分层教学体系，助力学生根据自身水平开展个性化学习；鹤山市沙坪街道第一小学运用CSMS的思维层级数据，推动数学课堂向深度思考转变，形成一批可推广的智慧教学模式。

1.4师生信息素养不断提升，专业发展机制逐步完善

江门市将师生信息素养提升作为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逐步建立起覆盖全面的能力培训与发展体系。

教师培训体系持续优化。全面实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

程2.0”，开展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培训学习活动。通过课例研讨、专家讲座和主题交流等多种方式深入各个学校，提升广大教师信息素养与教学相结合的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融合。截至2025年5月底，已开展AI专项培训28场，共培训教师近4万人次，教师实施智能教育的能力得到增强。

种子教师培养计划取得成效。启动“种子教师培养计划”，首批选拔出100名骨干教师进行培养，着力打造本土化专家教师队伍。在2024年底举办的省教育“双融双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中，江门市共有143件作品参赛，其中4件作品获得省一等奖、16件获二等奖、28件获三等奖。借助这批获奖作品，省生成式人工智能助研团队及高校专家，与江门本地17个教师工作坊组成种子团队，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上组建了学科数字素养提升工作坊教研群，开展网络研修活动。

学生信息素养培育体系不断完善。通过开展科技劳动节、科创实践、AI体验等系列活动，加强学生网络安全与信息素养教育，提升学生数字应用能力。同时，印发《江门市推动义务教育项目式学习实施行动方案》，遴选第一批江门市义务教育项目式学习标杆校56所，实验校294所，鼓励学生在探究中体验学习乐趣，提升综合素质。

1.5安全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数据保护得到加强

江门市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安全，特别是在数据集中管理、权限控制和隐私保护方面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初步建成教育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江门市要求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相部门设立首席数据官，明确了数据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强化对数据共享、开放和利用过程中安全风险的监管，确保数据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流通使用。

规范公共数据管理。江门市出台了《江门市公共数据共享和开放利用管理办法》，要求在所有数据管理活动中遵循此原则。该办法为公共数据的采集、汇聚、共享、开放和利用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依据和操作规范，并要求数源部门需依据最小授权原则核定数据共享要素，确保公共数据按需、安全共享。

确保数据统一与安全存储。蓬江区作为先行区，通过“教育综合管理平台”实现了对学生基本信息、学业成绩、考勤记录、综合素质评价、教师人事档案等教育数据的统一归集、集中管理和标准化处理，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信息孤岛”。关键业务系统如教育OA（办公自动化）的数据文件，集中部署于区中心机房服务器，进行集约化管理，确保数据存储环境符合电子政务安全标准和规

范，有效避免了因数据分散存储带来的泄露和丢失风险。

应用SASE（安全访问服务边缘）架构。鹤山市教育局在城域网中采用了SASE架构，通过本地自建私有POP（接入点），统一管控教育专网内78所学校，以及教育机构的网络出口流量，各学校通过查看本校园网络安全情况，快速发现和处置安全隐患。SASE架构实现了安全能力云化交付和安全风险可视可控，支持统一管控专网安全状况和上网流量分析，实时监测全网安全状况，有效避免了安全问题滞后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2.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江门市东西部区县在教育信息化投入、硬件设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制约了全市教育信息化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硬件设施方面，农村学校网络设备老旧、更新慢等问题突出。多媒体教学设备数量不足且老化严重，无法满足常态化信息化教学需求。应用水平方面，城乡学校在信息化教学应用上存在差距。在开展智慧课堂、在线教研、跨校协作等方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创新不足。

2.2资金投入不足，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教育信息化建设依赖资金投入支持。目前江门市在教育信息化方面的财政投入仍显不足，难以满足快速发展需求。信息化投入占比略低：以江门市华侨中学（篁庄地块校区）为例，基建以外的总体建设投资为3032.96万元，其中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为462.84万元，占比约15%，投入占比偏低。根据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现代化智慧校园的信息化建设投入（不含基建）占总建设投资的比例通常建议在20%~30%，甚至更高，尤其是在智慧教学、校园网络、数据中心、网络安全、智能终端设备和软件平台等方面需要持续投入。社会资本参与不足：教育信息化建设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缺乏有效的市场参与机制和社会资本引入渠道，难以形成多元投入、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江门市华侨中学（篁庄地块校区）总体建设投资费用如图3所示。

2.3资源供给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提升

教育信息化深入发展面临专业人才和优质资源短缺问题。人才队伍方面：教育信息化高端人才储备不足，缺乏专家团队为江门市教育信息化出谋划策，影响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资源建设方面：本土化、系统性教学资源匮乏。原有的“一师一优课”等现有资源存量虽多，但结构分散，难以满足现时教育教学的需求。产学研协同不足：校企合作机制不健全，未能有效整

合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资源，制约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水平提升，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存在差距。

3.发展建议

3.1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机制，优化信息科技发展环境

完善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市级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吸纳专家、一线校长和信息技术骨干教师参与政策决策咨询。健全政策标准体系：制定江门市教育信息化建设标准、数据标准、应用规范和评价指标，为全市提供统一规范。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协同推进机制。强化督导考核机制：将教育信息化建设纳入政府履职评价和学校评估体系。建立争先创优机制，激发创新创造热情，通过组织策划丰富多彩的信息科技比赛，营造全市师生你追我赶、不断攀登的氛围。

3.2拓宽资金来源，保障持续发展

提高财政支持力度：推动教育信息化经费纳入各级财政教育经费预算，争取上级资金支持，重点倾斜农村，并确保农村薄弱学校得到均等发展。优化资金使用结构：合理配置硬件建设、软件资源、教师培训、运维服务等方面资金比例，建立效益评估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创新投入机制：探索政企合作模式，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和运营。建立教育信息化发展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拓展多元投入渠道。拓展资金来源，争取国家级、省级的专项资金、扶持资金或科技发展资金，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

3.3深化师资培训与资源建设，提升应用水平

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增加信息技术教师编制，优化队伍结构；引进高端人才，打造素质优良技术支撑队伍。优化数字资源供给：打造市级普惠性人工智能教学平台，开发本地化教学资源包，整合各方优质资源，并建立资源评审和更新机制，确保资源质量和时效性。创新教师培训模式：持续推进“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工程”，构建“教研培一体化”机制；采取线上线下方式，开展案例教学、工作坊、跟岗实践等多种形式活动，增强培训实效。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与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开展教育信息化研究和应用示范，举办教育信息化创新大赛，激发创新活力。

3.4推进全域信息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安全防线

加快建设全域教育专网：依托政务外网构建教育专用光纤网络，实现校际

高速互联互通。统一部署核心网络及安全设备，集中管理网络资源。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IPv6、物联网等新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推进教育云计算平台建设，提供计算、存储、软件等基础设施支撑服务。构建智能运维体系：建立统一监控、统一维护、统一升级的运维管理体系，提升故障响应和安全保障能力；引入AI技术，实现网络故障预测和自动修复，提高运维效率和质量。

4.结束语

教育信息化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经过多年努力，江门市教育信息化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智慧教育平台初步建成，AI教育应用深入开展，师生信息素养持续提升。这些成就为江门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江门市教育信息化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均衡、资金投入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等挑战，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解决。

面向未来，江门市将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投入力度，推动数据共享与应用创新，保障网络安全，提升师生信息素养，构建与教育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为建设教育强市、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支撑，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关于新时代基层检察院思想政治工作的调研报告

巴南区人民检察院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深入推进总书记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具有直接、关键的引领保障作用，是确保检察队伍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保证，是检察机关落实“讲政治与讲法治有机统一”要求的具体实践和必然选择。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创新开展基层检察院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其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问题提出：基层检察院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要求

新时代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总书记强调，“政法机关要旗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多次提出，要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政治建设与业务建设深度融合。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法律监督、社会治理等方面面临更高要求，同时也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基层检察院作为检察体系的根基和前沿阵地，直接面对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思想政治工作成效不仅关系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更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切身感受和信任度。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多元多样，检察干警的思想动态、价值取向、职业认同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诸多挑战。例如，司法改革深化背景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对干警政治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检察干警思想压力增大，年轻干警思想多元化特征明显；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化、表面化问题较为突出，存在“重业务、轻政治”倾向，难以有效适应新时代检察工作的需要。与此同时，数字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手段，但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严峻的现状，对传统教育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基层检察院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创新路径，对提升检察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推动新时代法律监督

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状剖析：基层检察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成效与发展困境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和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各地检察机关在思想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诸多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部分以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为例，从实践做法、存在问题、原因剖析三个维度，分析基层检察院思想政治工作现状与困境，为后续创新路径研究提供实证基础。

（一）主要做法与成效

1.深挖思想潜能：政治建设取得新突破。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理论武装强基、组织建设固本、思想引领聚力。在理论武装方面，坚持不懈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构建“党组领学、机关党委督学、支部研学、干警自学”联学体系，坚持双周“理论学习日”制度，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考核，测试成绩作为干警评先评优、选拔任用、晋职晋级的重要参考。在组织建设方面，建立“党建+业务”双融双促工作机制，结合巴南“温泉之乡”地域特色，打造“泉心为民”党建品牌，建立“泉源党建、泉涌纾困、泉润人心”工作体系，下好党建业务“一盘棋”。1个支部成功创建巴南区直机关“示范党支部”，1个案例获评巴南区清廉建设优秀实践案例。在思想引领方面，在全院开展“解放思想求突破、凝心聚力促发展”学习讨论活动，制定《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五年发展规划（2022-2027）》，明确打造“直辖市中心城区现代化检察院”五年工作目标，实施党的建设、能动履职和监督能力现代化建设等“七项工程”。2022年以来，全院绩效考核排名总体稳步提升，表彰奖励数量呈跳跃式增长，7项工作机制、经验做法在全市推广。

2.强化人才动能：队伍建设展现新气象。创新实施“人才强检”工程，构建全链条培养体系。在青年干警培养方面，制定《青年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办法》，针对9名“苗子”量身定制培养方案，通过专案专项“压担子”“搭台子”，其中2人提拔为中层干部，2人确定为员额检察官递补人选，1人遴选至上级检察机关。在专业能力提升方面，开展“总书记法治思想”“理论研究”等专题培训，辩论赛、出庭能力竞赛等岗位练兵，举办优秀法律文书、典型案例评选活动，一体锻造“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能力素养。涌现出全市十佳公诉人、控告申诉业务标兵、刑事执行业务能手等“标兵”“能手”8人。完成调研成果80余篇，2个课题获得最高人民检察院立项，1个课题获得市检察院立

项，获评“全市案例工作先进单位”。在先进典型示范方面，树立“有旗必夺、有奖必争”理念，坚持以科学机制激励人、以先进典型引领人。出台《创先争优奖励办法》，选树“季度之星”42人次，制作巴检先锋墙、召开分享会，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2022年以来全院获得市级以上荣誉102项，形成“检察成就人才，人才成就检察”的生动景象。

3.厚植文化势能：文化建设呈现新亮点。深入挖掘检察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在阵地建设方面，2024年1月建成巴南区法治宣传教育实践基地，探索打造法治文化现场教学点，开展党校学员、中小学生学法讲法、宪法宣誓等现场教学活动，已接待市内外40余批次500余人次参观学习。打造“职工之家”“职工书屋”“党员活动室”等文化阵地，成功创建“全国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重庆市工人先锋号”“重庆市模范职工之家”。在文化宣传方面，创新打造具有巴南辨识度的《对话检察官》普法品牌，已有近40万粉丝，线上解答法律问题1000余条，制作的节目被《学习强国》等市级以上平台转发100余次，2022年以来16个原创作品获市级以上奖项。该院获评重庆市“八五”普法中期表现突出单位，2名干警获全国政务微博“金牌主编”、2024年度全国检察新媒体精品展示活动“运营人员三十佳”等荣誉。在文化活动方面，开展新春联欢、读书分享、健身徒步、摄影比赛等活动，举办插花沙龙、瑜伽课堂、舞蹈课堂，引导干警愉悦身心、陶冶情操，营造快乐、健康、文明、和谐的工作氛围，荣获文学艺术类奖项47项。问卷调查显示，89%的干警认为文化建设的加强显著提升了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

4.激发创新效能：改革探索实现新进展。顺应时代发展，助力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在数字建设方面，深化和凝聚“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思想认识，出台《关于推动“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自主构建“工程领域塔机安全监督模型”，2024年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首批上线，办理的“建筑行业‘工程塔机’安全生产监管行政公益诉讼案”获评全市“检察护企”十大典型案例。在机制创新方面，在全市率先建立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机制，督促居民饮水安全、城乡环境卫生等问题得到及时解决，获评“2024年度全市检察机关检察改革实践案例”。在方法创新方面，建立思想政治工作预警机制，把谈心谈话、干部家访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紧盯“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处置。

5.汇聚关爱暖能：从优待检取得新成效。坚持以人为本，落实落细从优待检政策。在政治上关心，2022年以来晋升公务员职级54人，开展员额检察官等级晋升5人，选拔科级干部4名，新提拔2名领导干部、进一步使用1名领导干部、推荐交流领导干部1名、推荐选拔领导干部1名，人才环境持续优化。工作上解压，积极落实最高检党组“一取消三不再”决定，聚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让检察官“不被数据所困，不被考核所累”。优化检察人员考核办法，坚持平时考核、专项考核、年度考核相结合，管案与管人相统一，将案件质量评查、司法责任追究等情况与考核结果运用相衔接，奖优罚劣、奖勤罚懒，激励检察人员求真务实、担当实干。在生活上关爱，常态化开展生日慰问、生病探望、走访慰问、退休座谈，开设职工子女寒暑假托管班，打造“爱心妈咪小屋”“心理咨询室”，落实体检、心理疏导等制度。做好困难干警慰问帮扶，为困难干警申报工会慰问金、困难党员临时救助，排除后顾之忧，队伍凝聚力、向心力显著提升。

（二）存在问题与短板

1.干警思想动态方面。司法体制改革后，员额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在工作中承担的工作量相差并不太大，但在工资收入却有较大差别。员额检察官名额相对稀缺，等到个别员额检察官退休还有好几年，个别干警出现心理焦虑，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及工作要求和标准有所降低。司法行政人员感到自己有一定的“边缘化”倾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和发展方向感到困惑，对职业待遇差异有思想落差，了解到部分区县院员额绩效分配有更平均的做法。个别干警对岗位不满意，提出的转岗申请暂未得到满足。

2.思想政治引领方面。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工作实践中见行见效仍存在不足。部分干警忙于业务工作，学习上“挤”和“钻”的精神有所放松。党建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出现学习质量不佳、转化为工作能力程度不高，党建业务促进检察业务程度不够的问题在意识形态工作方法和手段上比较传统，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部分人员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够。

3.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促进高质效办案方面。部分人员认为释法说理仅是一种形式，无需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导致释法说理工作流于形式，随意性较大。一些人员受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影响，更关注案件的办理结果，忽视了释法说理在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等方面的作用。部分人员法律功底不深、文字表达能力不强，释法说理时重点不明，证据罗列、分析主次不

清，说理混乱。部分检察官在阅卷审查过程不够细致，案件事实和证据把握不够准确，难以深入浅出地进行释法说理。

4.助力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方面。伴随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与深入，伴随薪酬待遇调整产生的差距，检察队伍思想不稳定的问题凸显。比如现在我院检察官职数已无空缺，加上基层院层级较低，流动较小，员额因年龄、家庭、岗位等原因向上级院遴选可能性很低，目前我院四级至一级检察官助理的职数基本用尽，通道减少所带来的流动性下降，流动性下降所带来的成长周期拉长，原来三至五年都可以独立办案，现在基本得等上十年，甚至更长，成长周期拉长必将消磨职业的进取意志，导致部分年轻检察官助理出现前途无望的消极思想。

（三）深层原因剖析

1.客观环境制约因素。一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带来的现实压力。员额制改革实施后，基层检察官办案量明显增加，部分干警反映办案压力挤占政治学习时间，加之绩效考核等压力，客观上导致重业务指标、轻思想建设”的工作倾向。二是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念冲击。新媒体环境下，40岁以下青年干警日均接触网络信息时间长，其中一些内容涉及价值观争议。部分干警存在“政治理论学习形式化”认知，坦言存在“功利主义”思想。三是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以巴南区检察院为例，该院政工干部7人，在全院占比7.8%，专业力量有所不足。

2.主观认识偏差因素。一是领导决策层的认识局限。部分基层检察院仍然存在院领导研究过问业务工作多、关注思想政治工作少，对机关党建、队伍建设等工作指导、督促力度不够等现象。二是政工队伍的能力短板。基层检察院政工干部存在人员变动频繁、专业能力欠缺、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面对新要求、新任务，部分政工干部有“老经验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本领恐慌。

3.制度机制缺陷因素。一是政策供给的适配性问题。针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部分文件存在“原则性要求多、操作性指引少”等问题。在制定具体考评指标时，因部分内容难以量化评估，缺乏刚性标准，导致评价标准不实，有虚化倾向。二是保障体系存在薄弱环节。思想政治工作经费在基层检察院年度预算中占比不高，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相关工作的开展。

三、破局之策：新时代基层检察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路径

（一）理念创新：构建思想政治工作新思维

1.在业务融合维度，确立“思想为魂、业务为体”的融合理念。将思想政

治工作融入办案日常。办理重大敏感案件时，嵌入政治效果评估，同步开展“政治三查”：查案件政治背景、查处置政治影响、查办案政治立场，做实做细追赃挽损、化解群体性上访风险等工作，提升办案综合质效。探索推行“思想引导员”“政治辅导员”等制度，为业务部门配备具有政工和法律双重背景的引导员、辅导员，在参与案件讨论时提供政治视角，定期组织开展意识形态风险、办案政治风险点等专题研判，强化干警“从政治上着眼、从法治上着力”的意识。

2.在技术赋能维度，强化“数字赋能、智慧政工”的创新意识。例如，充分运用数字重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等载体，将思想动态监测、学习需求评估、政治表现量化、风险研判预警、教育培训管理、成效评估等模块集成运用，实时采集分析干警参加理论学习、廉政表现等数据，实现干警数字画像，为精准培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3.在服务保障维度，践行“以人为本、分层施策”的服务理念。针对干警不同情况，探索建立“重点关注、一般关注、常规关注”等分类管理工作机制，针对不同人员采取差异化教育引导措施。同时，综合运用心理咨询、压力疏导、危机干预等工作方式，缓解“案多人少”等工作压力下的心理焦虑问题。

（二）载体创新：打造思想政治工作新平台

1.构建立体化学习矩阵。线上用好“学习强国”“中国检察教育培训网络学院”等资源及其“政治理论”“党性修养”“职业伦理”等学习版块，同时动员干警积极开发具有本院特色的“精品课程”。线下创建“思政工作室”，创新采用“角色扮演+情景模拟+圆桌讨论”等模式，围绕热点案件开展“政治效果评估”；开设“思政沙龙”“初心讲堂”，邀请老党员、老检察官讲述从检初心、办案故事，优化教育方式。

2.打造沉浸式思政平台。红色教育阵地持续拓展，借助革命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红色资源，设立现场教学点，设计“重走长征路”“检察为民情”等检察版红色教育课程，组织干警开展沉浸式学习。法治实践平台深入基层，以“送法进校园进社区”机制为载体，设立“检察服务站”，打造“家门口的法治课堂”，帮助解决群众法律诉求，既锻炼干警群众工作能力，又强化司法为民意识。廉政教育推陈出新，充分利用“院史馆”“法治基地”等已有设施，运用全息投影、虚拟现实等技术建立警示教育展陈区，设置“铁窗忏悔”“重忆初心”等体验区，强化教育效果。

3.培育特色思政文化生态。立足文化育人功能，培育具有检察特质的文化品牌体系，形成与“立体化学习矩阵”“沉浸式教育平台”相互支撑的文化育人新格局。例如，开展“法治文化季”等主题活动，通过检察文创设计、微电影制作等形式，传播法治能量，讲好检察故事；举办“青年思想汇”，设置“新时代检察人的政治担当”等议题，采取“主题沙龙+观点辩论”等形式，引导青年干警交流碰撞，激发思想活力。

（三）机制创新：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新体系

1.创新责任落实机制。制定完善《党组责任清单》《支部任务清单》《个人落实清单》等，建立“三单联动”责任体系，形成“党组统筹-支部落实-个人践行”的责任链条，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其中，

《党组责任清单》明确主体责任，提出刚性要求；基层党支部的《任务清单》细化具体措施；干警个人的《落实清单》设置理论学习时长、参与组织生活次数等量化指标。

2.优化考核考评机制。在业务考核维度，将“政治效果”作为重要指标，将“化解群体性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等办案成效纳入考核，推动政治效果与法律效果统一。在思政考核维度，将干警的政治理论学习情况量化评分，将日常表现依托“数字画像”动态记录，将群众评价引入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等，实现政治考核

从“软指标”变成“硬约束”。

3.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将干警政治素质培养纳入其职业发展的全过程，建立全周期培养体系，入职阶段实行“政治导师制”，为新进人员配备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具有10年以上党龄的导师。成长阶段建立《政治素质档案》，跟踪记录参加政治培训、重大政治表现等情况。晋升阶段严格执行“政治表现一票否决”。同时，积极向上推优、向外荐才，通过遴选、向区内推荐干部、检察官遴选、竞争性转任等方式，利用“外循环”有效拓宽职业发展空间。

4.强化保障支撑机制。经费保障方面，强化思政工作经费保障。人才保障方面，提高政工干部配比，适时充实具备政工专业背景的优秀人才。技术保障方面，积极将思政工作融入数字建设，研发或运用现有数字平台，打造学习、考核、服务等功能集成化的数字化平台，为新时代思政工作提供坚实支撑。

教师发展现状和需求调查报告以上海市奉贤区教院附小教育集团为例

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小学戴宏娟

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小学（以下简称“奉教院附小”）作为上海市新优质学校和教育集团理事长学校，面对成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多元需求和发展瓶颈，开展了市级科研项目“集团化办学背景下教师集群‘立体式’发展模式的设计与实施研究”（C20058），以更好地发挥教师发展对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核心作用。

一、调研设计与方法

1.调研目的：深入了解奉教院附小教育集团教

师的发展现状与核心需求，聚焦职业发展通道优化，为构建“立体式教师集群发展模式”提供实证依据。

2.对象与样本：调研覆盖集团内7所成员校，共532名专职教师参与问卷，占在编教师总数的90.63%，样本代表性良好（详见表1）。

3.分析方法：采用定量统计（描述性统计、交叉分析）与质性分析（开放题编码）相结合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多维度处理。

二、教师发展现状的多维分析

（一）结构特征

1．年龄梯队：26~45岁青壮年教师占71.04%，46岁以上占16.59%，队伍年轻化特征显著。

2．职称分布：中级教师56.19%为主体，高级仅5.2%，整体职称结构有较大提升空间。

3．学历结构：本科（93.81%）学历为主流，硕士（2.23%）占比偏低，与教育高质量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存在差距。

（二）专业发展状态

1.自我定位：36.89%的教师自评为“卓越/骨干/优秀”，另有22.28%的教师选择“其他”。交叉分析发现，其中包含56名初级教师与32名中级教师，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自我评价标准模糊或自信心不足。

2.发展动态：60.4%的教师处于“平稳发展”期，以中级教师为主；23.76%的教师面临“停滞/瓶颈”，同样以中级职称为主。此外，88.6%的教师曾主动寻求专业突破，显示出较强的内生动力。

（三）专业发展阻碍因素

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可分为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累计49.5%）主要包括“进修途径或名额受限”“学习平台不够”“团队研究氛围缺失”等；内部因素（累计30.94%）则主要为“视野狭隘缺乏创新精神”与“个人缺乏目标、安于现状”。

三、教师发展需求的集群化重构

（一）专业素养需求

1.教学能力：超过53%的教师将“课堂教学与命题能力”视为首要需求。职称交叉分析显示，初级教师的需求高度集中于“课堂教学”（50.23%）；中级教师在“教学论文和案例反思”（64.49%）、“作业设计和命题”（65.67%）及“校本课程开发”（66.67%）上的需求显著高于初级教师；高级教师则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13.95%）展现出更高的关注度。

2.育德能力：教师的需求集中于现代德育的核心能力。“学生个别化教育和心理疏导”为首要需求（43.05%），其次为“人际的沟通协调”（19.36%）与“家庭教育指导”（16.54%）。这反映了全员导师制背景下，教师对“三全育人”能力的全面追求。

3.综合素养：科研素养（35.15%）、文化素养（20.11%）、创新素养

（17.48%）是教师最为迫切的三大综合素养需求。

（二）阶段性适配需求

基于数据，不同发展阶段教师的需求呈现出清晰的差异化图谱。

1.初级教师：夯实基础，实现专业认同。其需求核心在于掌握教学与育人基本功。教学上聚焦“课堂教学”，育德上关注“班主任管理”与“沟通协调”，素养上亟待扩充“文化素养”。支持策略应侧重于系统化培训和“手把手”带教。

2.中级教师：突破瓶颈，追求专业自主。他们是“科研引领实践”需求最强烈的群体，在“课程开发”“命题研究”“心理疏导”与“家庭教育指导”等方面需求占比最高。支持的关键在于提供科研平台、跨学科教研机会及创新实践空间。

3.高级教师：引领示范，达成专业自觉。其需求超越个人教学精进，转向“现代教育技术”融合与团队引领。支持重点应是为其设立“名师工作室”，鼓励其主持教改项目，系统提炼和辐射教育成果。

（三）机制保障需求

1.集团文化：64.11%的教师认同“规划引领，建立‘和而不同’的集团文化”是共同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2.培训方式：教师偏好的培训方式前三位为“优质课送教”（31.68%）、“名师带教”（29.21%）和“TCG工作室活动”（17.57%）。

3.协同路径：“共享学习或培训资源平台”（31.44%）与“和有着共同成长目标的教师集群”（26.49%）是教师最期待的协同发展方式。

4.期望支持：教师最渴望集团提供的帮助依次是“优秀教师带教”

（31.68%）、“教科研或论文指导”（29.21%）及“管理能力和团队组织能力的提升”（16.83%），见图1。

四、对策与建议

基于上述发现，课题组从三个维度提出“立体式”发展模式的构建思路。

1.纵向：基于专业发展阶段，实施阶梯式支持。我们需要改变“一刀切”的培养模式，构建与初级、中级、高级教师需求精准匹配的支持体系，实现从“夯实规范”到“研究赋能”再到“引领创新”的阶梯式成长。

2.横向：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打造多元发展集群。我们需要鼓励教师根据自身兴趣、需求与项目，自发形成“科研攻关组”“课程开发共同体”“班主任工作室”等非行政化集群，促进经验共享与协同创新。

3.路径：基于成人学习理论，创新协同研修方式。我们需要尊重教师作为成人的学习规律，优化研修内容与形式，通过“三阳”工程、“筑基”工程等模块化研修内容，赋予教师更多的自主权；强化“名师带教”“项目式学习”和实践反思，提升研修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五、结论与展望

本次调研系统诊断了集团教师发展的现状与需求，为“立体式”发展模式的构建指明了方向。未来的实践探索旨在实现两大愿景：于教师个体而言，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维协同”的成长，催生“教育家型教师”；于集团整体而言，实现从“资源虹吸”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态，通过管理、队伍、教学、评价的“四个一体化”，为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

扩大民意参与激活重大事项决定权

桐庐县人大常委会课题组

基层人大可以通过制度、渠道、技术、主体等多维度协同，构建全过程、立体化的民意参与机制，激活重大事项决定权中的民意参与。

全链条参与

事前建立“下沉式”议题生成机制。注重培育协商精神、会商文化，为民意参与广泛搭建场景、形成平台矩阵。聚焦社会公众“急难愁盼”重要事项，通过“邻里议事”“代表夜谈”“社区圆桌会”等场景，利用问卷调查、公开征集等方式，由群众“点题”形成协商会商议事项目清单，打破政府单方面议程设置。

事中推行“分层式”协商程序革新。针对决议决定目标内容建立分层协商机制，如涉及教育医疗等基础民生事项，开展普惠式协商，广泛利用基层代表联络站，多点位、多轮次开展“交互式讨论”，允许群众提出修改建议并现场回应修改可能性；如涉及规划、制度改革等专业类事项，开展专题性协商，以“专家+人大代表+利害关系人”的形式，开展专题研讨，共同论证。

事后健全“评估式”闭环反馈机制。在决议决定出台同时，条目式公布民意采纳情况，对未采纳的重大争议意见，附专家论证报告或风险评估说明；探索“民意回溯评估”，决议决定实施满1年后，通过问卷调查、满意度测评等方式评估民意预期与实际效果的偏差，形成建议报告，要求职能部门作出说明。

多主体协同

开展“治理合伙人”计划。重视青年群体的创新活力、技术能力和社群影响力，以建设“青春议事厅”、培育“青春观察家”为抓手，深化“共青团与人大代表面对面”等活动载体，鼓励青年参与基层决策、社区议事、数智治理等协商民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环节，提升青年群体对重大事项的关心关注。

优化协商会商平台。加强代表联络站（点）、街道居民议事会、立法联系点等平台建设，注重与“共享法庭”、矛调中心、文明实践中心等功能结合，畅通不同利益和诉求群体参与和表达的渠道，方便基层群众就近就便参与协商，并通过协商，完成对民意的整理、加工、提炼与升华，以民众需求为导向，有效平衡和协调公共决策与公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提供牢固的民意支撑。

发挥社会组织正能量。充分利用行业协会商会、公益组织等不同渠道作用，

为重大事项决定提供更具多元性与科学性的“民意方案”。如行业协会商会可依托行业网络开展企业调研，传递产业发展诉求，为经济领域决策提供市场主体声音；公益慈善类组织聚焦弱势群体需求，收集民生痛点，推动社会政策向公平普惠倾斜；专业服务类组织（如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则以行业标准制定、合规性评估等方式，可在立法调研、政策合规审查中嵌入专业民意视角。

数字化支撑

健全民意大数据分析平台。整合政府网站、社交媒体、12345热线等渠道的民意数据，生成民意热词库，实时预警潜在争议点。打通政务数据、互联网数据、第三方机构数据壁垒，精准定位不同群体需求（如老年人对社区医疗的诉求），避免民意收集的碎片化，为决议决定内容提供参考。

建立智能动态反馈机制。向参与者推送其意见的处理进度（如“已纳入决议决定参考”“因政策限制暂不采纳”），避免“提交即终结”。基于用户历史参与数据，通过算法以政务App或短信形式推送相关事项，如要作出关于人才引育方面的决议决定，可优先推送给曾参与人才政策讨论的用户，提升参与的精准性与持续性。

坚持数字赋能与人文补充并行。在应用数字化征集手段基础上，保留线下纸质问卷、流动意见征集等传统方式，覆盖老年群体、残障人士等数字化弱势群体，确保参与无死角。

制度化保障

明确民意参与的法定效力。结合区域实际，在重大事项决定权办法中进一步明确公众参与重大事项的法定权利，将民意采纳情况纳入合法性审查要件，特别是明确涉及民生、环境、安全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民意调查，可探索设置最低参与率和决议决定事项提交审议的民意支持率底线，切实将民意征集从“柔性倡导”转为“刚性义务”。

优化民意转化制度。制定民意分级梳理标准，按战略性建议（如空间规划）、政策性建议（如交通补贴）、具体性建议（如基础设施建设）分类建立处置流程，明确不同类别意见的承办部门、研究时限及转化路径。将民意参与成效纳入决定后评估指标体系，根据决定效果存在的负面情况，追溯、倒查民意参与，并纳入监督，有效避免参与形式化。

建立效能评估指标体系。从参与覆盖率（如不同类别群体参与比例）、意见有效率（被采纳意见占比）、反馈及时率（几个工作日反馈）等指标，对决

议决定的落实部门进行评价，并与综合考评挂钩。

临朐县农村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发展服务中心王红

临朐县地处山东省潍坊市西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18°14′～118°49′、北纬36°04′～36°37′[1]，总面积约1831km2，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临朐县山川秀丽、气候宜人、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条件得天独厚，是典型的农业县。因农业环境优越，当地农业发展较好，临朐县是天然的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地。据统计，2023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8.6亿元，粮食总产量42.3万t，有大樱桃、柿子、山楂、朗德鹅、奶牛、板栗、中草药、薰衣草、蜂产品等超100种特色农业产业，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当地农村经济仍面临转型升级压力。文章通过系统分析现状与问题，提出针对性对策，为临朐县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1，临朐县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1.1农业特色产业初具规模

临朐县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较大，产量相对稳定，保障了当地居民的基本粮食供应。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临朐县粮食种植面积约2.79万hm2，年均产量17.2万t。同时，临朐县发展起了一批特色农业产业，如大樱桃、山楂、柿子种植以及鹅养殖等。临朐县大樱桃种植面积达到了1万hm2，其中大棚樱桃0.33万hm2，是中国四大樱桃种植区之一和最大的温室大棚樱桃生产基地，产量占全国的1/3。鹅肝年产量稳定在5000t左右，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是亚洲最大的鹅肝生产基地。还有板栗、中草药、薰衣草等超100种特色农业产业。这些特色农产品不仅丰富了市场，而且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2]，成为临朐县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1.2产业结构转型压力仍存

临朐县农村产业结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和服务业为支撑。在农业方面，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以大樱桃、山楂等特色果品为主的种植业，以及以奶牛、朗德鹅等为重点的养殖业。在工业方面，初步形成了农产品加工体系，带动了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但是从整体来看，传统农业占比仍超过60％，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的问题仍然存在。在农产品加工方面，

90％以上加工产品为初加工，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导致产品竞争力较弱。乡村旅游多数停留在观光采摘阶段，对文化资源挖掘还不够深入，链条延伸不

足，无法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乡村旅游产业进一步升级难度比较大。

1.3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近年来临朐县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仍存在发展不均衡现象。交通方面，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已初步建成了具有一定水平的农村公路网，方便了农产品的运输和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利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提升了农业的灌溉能力，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需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推进，部分地区已实现网络覆盖，为发展数字农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整体来说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村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部分远郊地区交通仍不完善，道路硬化不到位；水利设施老旧程度较严重，部分设备已超出使用年限；数字设施薄弱，5G网络覆盖率不到40％，远低于县域平均水平，不利于农村电商的发展，农产品线上销售占比仅15％。这些短板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1.4劳动力结构与人才状况

临朐县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大量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农业生产的一线劳动力主要为老年人，劳动力素质不是很高，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与技术水平提升。同时，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农业生产管理方面缺少高素质农业人才，本地人才专业技能不足。这不仅影响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也制约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缓解这一难题，临朐县做了很多工作，实施了农村人才梯队诱导新模式，通过优化完善人才服务政策体系，吸引农村人才返乡创业、灵活引进高层次人才，助力农业生产企业建设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人才支撑。

1.5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规模化经营受限

临朐县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土地规模化经营受阻。当前临朐县土地流转率仅40％，远低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分散农户大量经营，不利于土地规模化生产发展。在土地权属管理方面，部分村内土地纠纷较多，导致一些项目无法落地。例如九山镇九山薰衣草小镇项目就因土地确权问题晚开工半年之久，反映出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亟待完善。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土地利用规划滞后，零碎状耕地多，导致土地机械化作业效率低下，难以开展土地规模化经营。这种土地利用格局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2.临朐县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各环节联系不紧密

临朐县产业结构单一问题较为突出。长久以来当地以传统农业为主，形成了较为传统的生产模式，短时间内不容易实现转变。临朐县地处内陆，交通不畅，造成与外面沟通交流较少，难以发展对交通和物流要求高的产业。同时，临朐县缺少资金，难以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发展比较单一。传统农业占比较大，在遇到市场价格剧烈变化时抗风险能力较低，例如2023年玉米价格下滑导致一些农户收入大幅度缩水。虽然临朐县的一些特色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较大，如临朐柿子，但加工企业多数为小微企业，缺少龙头企业支撑。产业链各环节缺乏紧密联系，三产融合深度不够，乡村游与农业脱离、农产品加工与销售相互分离，很难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使当地农业拥有一定的增值空间，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临朐县农村经济的发展。

2.2人才流失

临朐县人才外流问题严重。在政策方面，没有优厚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政策，缺少足够的引才育才政策和人才待遇补贴；在环境方面，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生活、学习、医疗环境与城市相差较大，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匮乏；在待遇方面，农业相关行业收入较低，且工作环境艰苦，留不住人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6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占比达45％，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在外务工，农业生产效率较低。临朐县缺少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不足6％，新型职业农民占比仅8％。当地高校毕业生由于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等原因不愿意返乡，2023年临朐县返乡创业人才不到50名，无法给予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充足的人力支持。

2.3基础设施滞后，影响发展效率

临朐县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明显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在交通方面，一些山区村庄受道路狭窄陡峭的限制，外运农产品费用较高。九山镇蜂子窝村因为崎岖山路导致山楂运输损耗率超过15％，严重减少了农户实际收入；水利设施老化问题严重，全县50％的水利设施建于20世纪，抗旱能力不足，2023年夏季干旱导致部分村庄减产达到30％以上，给农户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数字化基础建设滞后进一步加剧了发展困境，5G网络覆盖率不足40％，农村电商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全县农产品线上销售占比仅15％，难以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在产品仓储、物流环节上存在明显不足，农村农产品物流过程的损耗率达到25％，冷链物流仓储设施不完善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同时影响产品品质和竞争力，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

2.4政策支持不足

临朐县缺少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影响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农业项目投资资金不足，项目资金安排不合理。一些亟需支持的农业项目无法获得资金支持，影响了实施进度或使其难以落地。在金融政策方面，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民和农业企业贷款难。没有专门针对农业的保险产品，农业的生产风险难以有效缓解。在土地政策方面，土地出让政策不完善，土地确权问题时有发生，土地规模化经营难以实施。在人才政策方面，缺乏留住人才的有效政策，难以留住和培养大量亟需的农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产业政策方面，没有完善的产业政策支持农村新兴产业发展和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投入力度、提升产业水平，进而导致农村产业结构难以调整升级。

2.5土地资源整合困难，集约化程度低

临朐县土地资源整合面临较大困难，土地集约化程度低。当前全县土地流转率仅40％，散户经营占比高，大量土地分散在众多农户手中，远低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更为严重的是，部分村庄存在土地纠纷问题，使得产业项目落地缓慢，如九山镇九山薰衣草小镇项目就因土地确权问题晚开工半年之久，对当地产业发展造成显著影响。从土地利用现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土地利用规划滞后，不能有效引导土地资源优化；耕地碎片化严重，无法充分发挥大型农业机械的作用，难以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从长远来看，这种粗放的土地利用模式限制了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不利于全县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建议在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加强规划指导、推进适度运营等方面努力，有效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3.促进临朐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3.1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

临朐县需立足自身特色，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使特色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形成齐头并进的局面。

1）要深度发展既有特色。可以加快推进既有特色产业的发展，比如加大临朐樱桃、鹅肝的品牌培育力度，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销售范围，打造全国乃至国际知名的品牌。

2）对新兴产业发展予以扶持，实行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投入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农业和互联网深度融

合，发展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率。发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农业+旅游”“农业+文化”等融合发展模式，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农村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3.2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

临朐县在大力引进和培育人才的同时，要多方发力解决人才流失的困境。临朐县应通过政策创新和双轮驱动培养，不断解决农村人才短缺问题，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出台更加优惠的人才引进、培养政策，例如通过创业资金扶持、购房补贴、税收减免等吸引高层次人才回乡创业或工作。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人才培养基地，为乡村输送农业管理经营人才。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通过专业技能培训、田间技术指导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生产经营的能力。建立乡村人才工作站，把人才引进需求和供给相对接，搭建人才集聚高地。鼓励支持本地青年农民通过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综合水平，使其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为当地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保障。具体来说，当地应通过优化创业环境、完善激励机制、提供技术培训等扶持措施，进一步完善农村人力资源生态系统，优化农业人力资源结构，有效提升农业产业水平。

3.3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临朐县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力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交通方面，要持续推进农村“四好农村路”建设，提升农村道路等级，改善偏远村庄的交通条件[3]，减少农产品运输时间和成本；在水利设施方面，要加大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对老化灌溉渠道进行维修和提升改造，提高农业灌溉效率，从而保障农业生产；在数字设施建设方面，加快5G网络等数字设施建设，扩大数字信号的覆盖范围，为数字农业和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建设现代化冷链仓储设施，降低农产品损耗率，增强农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加强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环境改善，提升农村的生活质量，吸引更多人才留在农村[4-5]。通过加强交通、水利、数字基础、仓储物流和公共服务等硬件设施建设[6]，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及生产生活条件，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有效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3.4深化政策保障，强化支持力度

要实现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在多方面加强和完善相关政策。在财政方面，加大对农业建设项目的投入力度，补充和完善资金投入的运用和调配机制，保证资金的投入落实到位，投放在亟需资金扶持的项目上；在金融政策方面，健全

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放宽农民和农业企业贷款的标准，开发适合农业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例如开发特色农业保险产品，降低贷款标准，最好是将还款期延长至3～5年，解决农业生产中面临的部分风险；在土地政策方面，完善土地出让政策，加快农村土地确权进程，解决土地纠纷，引导土地规模化开发经营；在人力资源政策方面，出台相应的有效政策，吸引人才到农村并留住人才，培养农业技术和管理方面人才；在产业政策方面，加大对新产业项目的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发展力度。加强和完善各项保障措施，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

3.5党建引领，构建长效治理体系

在健全和完善村级集体经济长效化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必须发挥好党组织的领头羊作用，选派政治坚定、实战经验丰富的党员干部担任村集体经济发展第一责任人，以党建引领产业振兴，让组织优势与党的引领优势变为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源转化优势。在临朐县沂山镇草山亭村，由党支部书记发起创办的木耳种植经济合作社的运作实例，充分证明了这一办法的有效性。山亭村党支部充分发挥领头羊作用，整合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劳动力和专业技术资源，建立“党支部+合作社”协同机制，通过推行标准化种植、塑造特色品牌和延伸产业链，形成产销一体化的生产模式，年产值跃升至超200万元，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实现了20％的增长。这一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以党建工作为桥梁有效汇聚了多方资源，既突破了以往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的局限性，又凭借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参与热情。此外，该合作社还引入了数字化管理平台，提升财务管理的透明度，确保集体资产稳健增长，在党领导下，乡村发展和产业振兴真正惠及草山亭村的每个村民，为乡村振兴提供长远动力。

4.结束语

临朐县农村经济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在目前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既要注重本土人才培养，也要完善人才引进机制，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应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交通、水利、信息等方面设施条件，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深化政策保障，给予有力支持，推进生态农业发展；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临朐县通过多措并举创新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将持续推动农村经济现代化、多元化及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提供保证。

锚定四川现代化建设深化“产改”赋能增效四川省加强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探索与思考

四川省总工会课题组

2022年10月17日，总书记在参加党的大会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不能瞧不起产业工人。我们建设现代化，就要抓制造业，搞实体经济。一定要转变观念，大力培养产业工人。”党的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四川省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关键构成、西部重要经济科技交通枢纽，在全国产业布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党的大会及二十届三中四中X会精神、四川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部署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简称“产改”）相关要求，四川省总工会组建调研团队，召开专题座谈会38次，实地走访企事业单位308家，开展各类访谈249人次，深入实地摸实情、析实例、提实招，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供坚实支撑。

四川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取得新成绩

“产改”赋能，“匠心”筑川。四川省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本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际，从思想引领、权益保障到队伍优化、技能提升等等，一步步扎实推进全省“产改”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一、队伍壮大，结构优化，影响力明显增强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四川省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约1124万人，其中制造业635万人，覆盖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关键板块，服务业及城乡产业工人分布均衡。近年来，产业工人队伍规模持续扩大、分布更趋多元，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的关键力量。

全省秉持“产业工人在哪里，工会就组建到哪里”的理念，推行“重点建、行业建、兜底建”模式，开展三大建会专项行动，已建基层工会13.4万个，发展会员1678.6万人，百人以上企业建会率超97%，组织化程度显著提升，契合

“管产业必须管就业”工作机制要求。

二、技能提升，匠心突显，创造力明显增强

以党建带工建，搭建技能学习平台，开展培训、竞赛、劳模工匠评选等活动，弘扬“三种精神”，承办“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仪式，推出系列宣传载体。截至2025年6月，四川省技能人才总量达1308万人，高技能人才271.79万

人，新增大国工匠9人、命名四川工匠380人。

建成115个职教集团（联盟），8个入围国家级示范培育单位，59所现代产业学院，14家工匠学院（45家入选全国示范点），线上“工匠学院”上线课程1700余门。

推进西部高技能人才培育总部等项目建设，建成127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81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各级创新工作室超500万家，每年产出创新成果2000项，节创效益超120亿元，为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提供人才支撑。

三、管理民主，保障到位，向心力明显增强

健全职代会、厂务公开等制度，“民主管理进百强民企”专项行动成效显著，建制率动态保持在90%以上。

提升产业工人政治地位，工人党员代表、人大代表比例稳步提高，省总工会设产业工人兼职副主席2人。

打破技能与专业技术人才评价界限，近五年“五一”劳动奖章一线职工和产业工人获奖比例超60%，首次集中表彰四川技能大师等人才200名。

落实礼遇“四川工匠”政策，发放“天府英才卡（A卡）”，完善工资增长、技能激励等机制，推行“新八级工”制度。

打造工会普惠服务品牌惠及近9000万人次，建立川渝工人疗养院联盟，常态化开展职工文体活动，全面提升产业工人获得感，践行高质量充分就业要求。

四、航向明确，信念坚定，凝聚力明显增强

坚持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与作用，深化总书记重要论述学习实践，强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2024年，四川省组建各级劳模工匠宣讲团超2000人，开展“千人千进”等宣讲活动3000余场、“劳模工匠进校园”300余场，线上专题同步发力。

通过“三会一课”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产业工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明确自身使命，凝聚起推动四川产业发展、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四川“产改”实践的几点启示

新时代“产改”工作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国际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西方国家推行“脱钩断链”“制造业回流”战略，在前沿科技领域对我国持续打压，全球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国内环境演变，产业工人面临新要求。数字贸易、跨境电商规模快速增长，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速，机器人

密度大幅提升，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产业工人面临新担当。

另一方面，从人口要素来看，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降至63.35%，老龄化加剧。产业用工与劳动力分布不匹配，产业工人队伍年龄老化，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后备力量短缺，生产要素变动加剧，产业工人面临新压力。

在此复杂背景下，“产改”工作任重而道远。四川省“产改”工作成效及实践经验可为各地提供了以下启示：

一、构建政治领航建设体系，坚定理想信念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定盘星。只有把党的领导贯穿“产改”各方面全过程，才能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及本省“产改”工作部署，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总体要求，筑牢“一盘棋”思想。

二是加强组织领导。调整充实“产改”领导小组，强化宏观指导与统筹协调，巩固“党委统一领导、行政担当主责、工会牵头组织、部门协同推进、职工广泛参与”的工作大格局，契合全省“大就业”工作格局建设。

三是强化思想引领。常态化开展党的创新理论与优秀文化宣传教育，创新网络宣传方式，组织专家学者、劳模先进开展接地气的宣讲活动，传承工会红色基因，强化产业工人思想引领与网络文明引导，确保队伍稳定、干劲充足。

二、健全职业发展体系，激发创造活力

技能人才的成长成才需要系统化、阶梯式的培育体系支撑，四川“产改”成效得益于精准把握产业发展需求与工人成长需求，构建了多层次、全覆盖的职业发展机制。

一是优化梯度培养政策，按技能水平划分职业发展阶段，明确培养目标与晋升标准。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推动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岗位晋升直接挂钩。

二是推行带薪培训制度，依托企业职工技师学院开展多类专项培训。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优势产业，设立技能专家、首席技师等岗位，加大物质与精神奖励力度。

三是打破行业壁垒，实现职业技能等级跨行业、跨企业互认，为产业工人流动提供便利，落实技能人才评价改革要求。

三、构建技能培训体系，提升就业竞争力

完善的技能培训体系是“产改”工作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既能应对产业转型、破解“工学矛盾”，又能增强产业工人职业竞争力，提升获得感。

一是针对不同行业、岗位技能需求，制定精准培训计划与课程体系。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邀请龙头企业参与课程设计与教学，确保培训内容贴合实际。开设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培训课程，采用“理论+实操”模式，聘请企业技术骨干兼职授课。

二是选取重点企业开展终身学习机制试点，企业提供学习保障，政府给予政策与资金支持，总结经验后全省推广，搭建全省性终身学习平台，整合资源为产业工人提供便捷学习渠道，助力应对技术变革与岗位替代风险。

四、健全权益保障体系，维护合法权益

保障产业工人合法权益是“产改”工作的重要落脚点，只有让产业工人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发展上有空间，才能充分激发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一是要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低技能劳动者基本生活。扩大社保覆盖范围、提高待遇水平，完善养老、医疗等保障政策。

二是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开展建筑、餐饮等行业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拖欠工资、违法用工行为，探索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从源头防范欠薪问题。

三是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强化企业用工约束。扩大工会组织覆盖率，重点推进非公企业与新兴产业建会入会，推动企业建立集体协商、民主管理机制，落实产业工人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夯实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障基础。

五、强化实践创新体系，推动改革走深走实

“产改”没有固定模式，需要结合地区产业特点和企业实际灵活推进。四川“产改”实践表明，鼓励各地各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创新，才能让改革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是开展典型企业试点，选择不同行业、规模的企业，探索“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个性化职业规划指导”“员工关怀机制”等创新管理模式，总结经验并全省推广。

二是支持各地结合产业特点制定差异化政策。比如四川省，成都平原经济区针对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川南经济区围绕能源化工等产业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川东北经济区强化劳务协作与就地就业培训。

三是省级层面加强政策协调，确保各地政策与全省规划衔接，形成工作合力，不断建立健全改革创新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在技能培养、权益保障、管理模式等方面大胆探索，推动“产改”与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深度融合，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嵌入式税收征管的路径探索基于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的征管实践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嵌入式税收征管课题组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对依赖申报和人工稽查的传统税收征管模式构成严峻挑战（李平等，2023）。交易虚拟化、去中心化以及支付方式的多样化，使得税源认定和税款征收日益复杂，传统税收征管模式在覆盖范围和监管效能上愈显不足（于海峰，2024）。然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带来新机遇。税务部门依托大数据分析、智能接口和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以下简称“数电发票”）系统，在交易发生的同时自动采集和比对涉税数据，能显著降低征纳双方的时间成本与合规负担。企业借助系统实现自动计税与实时开票，在减轻操作负担、提升税收确定性的同时，也显著降低了税务风险。此外，在以往征管难度较大的终端消费环节，移动支付、发票二维码等技术的普及，使得小额现金交易等的税务监管成为可能。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在冲击传统征管模式的同时，也为构建新型税收征管模式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能主动适配数字经济发展、实现精准治理的新型税收征管模式，已成为各国税务部门共同面对的核心课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税收征管3.0：税收征管的数字化转型》中提出“嵌入式税收征管”理念，强调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将税收遵从机制无缝嵌入纳税人日常经营与信息系统（OECD，2020），推动税收征管从事后申报逐步转向实时、无感的自动化合规新阶段，为构建新型税收征管模式指明了方向。这一理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在互联网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传统经济活动的发生地、价值创造地与机构所在地往往相互分离，供应链中多重角色的参与使得税收发生行为在时空上更为分散且难以捕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行税收征管模式所依赖的“数”仍主要基于发票数据，税务机关通过发票数据校验纳税人申报与真实交易是否一致。然而，在数字经济中，大量经营者存在不开票行为，导致征管活动缺乏足够的数据基础，单纯依靠企业自觉遵从已难以实现有效监管。因此，迫切需要以自然、无感的方式获取企业真实交易情况及涉税数据，这也构成了嵌入式税收征管的必然要求和紧迫性所在。

在实践中，嵌入式税收征管的模式选择与具体实施路径，高度依赖于各国

（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技术基础和征管能力（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课题组，2024）。与其他国家（地区）多从单一税种或特定行业起步不同，我国采取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相结合的方式，在制度引领、技术赋能与协同共治方面逐步走在全球前列。近年来，我国明确了“以数治税”的改革方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构建“以数治税”的现代征管体系。①在此基础上，国家税务总局于2025年启动了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税费征管“强基工程”，数字技术日益成为支撑嵌入式税收征管的关键支撑。特别是以金税四期工程和全面推广数电发票为代表的举措，正推动涉税数据采集、风险管控与纳税服务向跨部门共享与实时化处理演进。在顶层设计指引下，地方税务机关积极开展前沿实践，为嵌入式税收征管模式的落地提供了丰富的基层样本。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嵌入式税收征管实践因其前瞻性、系统性与实效性而颇具代表性。本文聚焦广州市税务局依托“乐企”平台与数电发票系统开展的嵌入式税收征管探索实践，剖析我国嵌入式税收征管面临的挑战，展望我国嵌入式税收征管的完善路径。

一、嵌入式税收征管的内涵特征与主要模式

（一）内涵特征

嵌入式税收征管源于OECD在《税收征管3.0：税收征管的数字化转型》中提出的“合规于设计”理念，其核心在于运用数字技术将税收规则内嵌于纳税人的日常经营与信息系统，使税收申报、缴纳和信息传递在业务流程中自动完成。与传统事后申报模式不同，嵌入式税收征管强调在交易发生的同时完成涉税数据的生成、验证与归集，通过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税收管理流程，显著提升征管效率、透明度与合规水平，最终实现无感化与实时化的税收遵从（OECD，2020）。

嵌入式税收征管并非简单的流程电子化，而是将税收规则与合规义务，借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ProgrammingInterface，API）、标准数据模型等技术工具，无缝集成至纳税人所使用或所对接的企业资源计划

（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ERP）系统、财务软件、电子商务平台、支付平台等自然系统（OECD，2020；OECD，2022a）。在这一模式下，税务合规不再是交易完成后的独立操作，而是伴随交易、支付、记账等环节自动实现数据的生成、校验、传输与归集。因此，嵌入式税收征管的本质，是将税收遵从由一项事后发生、具有额外成本的外部要求，转变为业务流程中自动执行、顺畅无感的内生机制，从而提升征管效能与纳税人遵从意愿，重塑整体税收征管生态。

基于现有研究与各国实践，嵌入式税收征管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融合性。通过标准化API和统一数据模型，将税收规则深度整合至企业ERP系统、财务软件、支付平台等业务环境中，重构税企互动关系。二是实时性。基于事件驱动架构，涉税数据在交易发生时即时生成并传输至税务系统，消除传统税收征管模式下数据报送的滞后问题。三是自动化。将税收政策逻辑转化为系统可执行的程序代码，实现从税额计算、发票开具到申报预填的全流程自动化处理。四是数据驱动。以原始交易数据为基础构建动态化征管数据库，支持税务机关开展风险识别、政策评估与精准服务。

（二）主要模式

本文依据嵌入环节和对象的差异，将嵌入式税收征管归纳为企业端嵌入、

第三方嵌入，跨部门协作嵌入三种主要模式。

1.企业端嵌入。企业端嵌入模式指税务机关通过发票系统、ERP系统等途径，将税务功能深度整合至企业内部交易与财务管理流程，主要适用于增值税管理及高频交易场景（Bunn等，2020；OECD，2021），具体实现方式包括发票管理系统嵌入和企业经营管理系统嵌入两种。发票管理系统嵌入通过电子发票或实时数据传输技术，将税务合规功能嵌入企业交易流程，实现交易数据的实时采集与监控（OECD，2022a）。比如，欧洲多国推广的电子发票系统要求企业在开具发票时同步向税务机关传输数据，以完成增值税的实时核验（OECD，2022b）。企业经营管理系统嵌入通过API或专用软件将税务合规功能集成至ERP等系统，整合财务、库存、销售等数据，减少人工干预。比如，德国和奥地利要求企业ERP系统通过API定期向税务机关传输加密财务数据（OECD，2020）。总之，企业端嵌入模式通常适用于数字化基础较好、管理系统健全的大型企业或连锁集团，有助于从源头控制税基、防范发票虚开，尤其适合开票量大、交易频繁的行业。

2.第三方嵌入。第三方嵌入模式指在支付或交易环节中，借助第三方平台实现税款扣缴和数据采集，主要包括支付平台嵌入和交易平台嵌入两种嵌入方式。支付平台嵌入通过与银行、支付机构或移动支付工具对接，将税款扣缴与数据采集嵌入支付流程（OECD，2021）。比如：印度要求商户通过统一支付接口实时上传发票数据至税务部门，不上传则不得抵扣进项税（OECD，2022a；OECD，2023）；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基于“乐企联用”，将税收征管嵌入银联等第三方支付系统，实现“支付即开票”（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

务局等，2024）。交易平台嵌入是指税务部门要求平台运营商履行数据共享和税款代扣代缴的义务，将税收征管嵌入其交易流程（赵涛，2019；OECD，2021；OECD，2025）。比如：芬兰将税收征管嵌入共享经济和电子商务平台，平台运营商通过API向税务机关传输服务提供者的数字身份信息和收入数据，生成预填报税表；美国要求部分平台通过API接口实时采集和传输交易数据，对年收入超过600美元①的纳税人代为履行申报义务（OECD，2022a；OECD，2024）。总之，第三方平台嵌入模式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尤其适用于线上交易密集、技术改造成本较高的场景，可借助平台力量提供标准化、低成本的自动化纳税服务。

3.跨部门协作嵌入。跨部门协作嵌入模式是指税务机关通过整合市场监管、社保、金融、环保等部门的数据接口，将税收征管嵌入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全流程，主要包括面向纳税人的“一户式”综合嵌入和适用于特定税种的专门嵌入两种方式。面向纳税人的“一户式”综合嵌入是指税务机关通过整合多部门数据，实现纳税申报的预填与服务自动化校验，将申报功能嵌入纳税人业务流程（OECD，2020；OECD，2021）。比如：美国税务机关通过整合金融机构和支付平台数据，实现所得税申报信息的自动预填；澳大利亚的MyTax平台依托“单一触点计划”与雇主、银行等机构实现数据互联，自动获取纳税人收入和扣除信息生成预填报申报表（OECD，2021；OECD，2024）。适用于特定税种的专门嵌入主要面向环境税、金融服务税等特定税种，借助物联网、机器学习等技术，将税收征管嵌入企业管理流程（Nose等，2023）。总之，跨部门协作嵌入模式适用于需整合多源信息、提供一体化公共服务的场景，在提升税收征管效率的同时，也有助于增强政府的整体治理能力。

二、嵌入式税收征管的广州实践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深入践行“以数治税”，借鉴OECD将税收遵从机制无缝嵌入纳税人日常经营与信息系统的思路，依托“乐企”平台探索嵌入式税收征管的实践路径。广州市税务局灵活采用“乐企自用”“乐企联用”“乐企他用”以及跨部门数据共享联动等多种模式，通过以点带线、以线拓面，“点、线、面”相结合，构建数据驱动、流程融合、多方协同的税收征管新生态，覆盖交通、零售、文旅、公共事业等多个重点领域。这一做法有效降低了对纳税人主动提供涉税信息的依赖，大幅节约了征纳成本，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详见表1。

1.点上突破：“乐企自用”嵌入企业经营，实现无感融合。广州市税务局推动企业端嵌入的核心实践在于将税收规则深度融入企业的业务和财务流程。通过推广应用“乐企自用”技术，将发票开具、税额计算等功能模块无缝嵌入企业ERP系统，实现交易、开票、入账、申报的一体化和自动化，达成“支付即开票”的效果。该模式在停车场收费场景中率先取得突破。大型运营商通过系统改造，建立了“泊位停车识别、线上计费缴款、自动开具数电发票”的业务闭环，使税务机关能够实时掌握纳税人经营数据。试点停车场日均开票量同比增长近50倍，显著提升了开票效率与收入确认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广州市税务局进一步将“乐企自用”经验推广至更多行业，形成广泛示范效应。比如，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平台企业通过AAA小程序搭建会员平台，与加油站合作推出“线下加油—线上支付开票”的便利模式，实现发票流、货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四流合一”，有效防范隐匿收入与发票虚开风险。税务机关可实时获取的销售数据增长近4倍。在民航领域，航空企业借助“乐企”平台，与民航清算中心及离港系统智能交互，自动抓取票面信息并开具数电发票，在节约成本的同时提升了管理效率。此外，“乐企自用”模式也已广泛应用于公共事业与医疗健康领域。自来水企业、燃气集团、医院等企事业单位实现业务全场景的“交易即开票”，大幅优化了开票体验与数据集成能力。

2.线上延伸：“乐企联用”“乐企他用”嵌入第三方，推动产业协同共管。为应对中小微企业技术能力薄弱、系统改造成本较高的现实困难，广州市税务局探索出一套创新模式，有效降低了企业参与税收征管数字化的门槛。其一是支付平台嵌入。广州市税务局积极联合广东银联等第三方支付机构，依托“乐企联用”服务，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标准化的“支付即开票”解决方案。这些企业无需投入复杂系统开发，仅通过使用指定收款码或智能终端，即可在交易完成时自动开具发票。目前，该模式已在餐饮、住宿、零售、旅游等终端消费领域广泛落地，有效实现了低成本、轻量化的税收征管。其二是交易平台嵌入。该方式将税收征管规则直接嵌入大型电商或服务平台。在电商领域，头部平台企业通过“乐企自用”实现自营业务的自动开票，保障了海量线上交易的税务合规。在网约车领域，平台企业通过接入“乐企”系统，实现“支付即开票”，平台交易数据以数电发票形式实时、全量同步至税务机关，有力堵塞了税收漏洞。其三是第三方服务商轻量嵌入。企业无需对自身系统进行深度改造，可直接选用由提供软件即服务（SoftwareasaService，SaaS）的服务商、

银行或支付机构等第三方服务商开发的标准化“支付即开票”工具或小程序。这种方式技术门槛低、实施周期短、投入成本小，适用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数字化基础薄弱、对开票自动化要求不高的应用场景。

3.面上协同：跨部门数据共享联动，构建共享共治生态。广州市税务局在推进嵌入式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将视野从单一的税企关系拓展至更广泛的跨部门社会协同共治，逐步形成多方参与、信息共享的共治格局。比如，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天河区税务局联合区商务局等政府部门和天河路商会等社会组织，共同成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商圈示范服务联盟”，推动治理模式由被动管理向主动服务转变。通过设立政务服务驿站、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等举措，将纳税服务前置于企业经营的关键环节，为商圈内的“首店经济”“夜间经济”等新消费业态提供全流程、多样化的政策支持和合规辅导。在更深层次上，跨部门数据共享与协同治理机制不断夯实。广州市税务局联合商务、海关、文旅、财政等政府部门，建立离境退税联动工作机制，依托实时数据共享，推动“即买即退”等便利措施落地见效。这一做法在增强国际消费吸引力的同时，也织密了事中事后监管网络。

广州市税务局构建了点上突破、线上延伸、面上协同“三位一体”的嵌入式税收征管模式，并实现了从局部试点到系统集成的有效推进。该模式以“四流合一”为核心，切实破解了“不开票、少开票”等征管难题，推动企业收入足额申报、经营数据显性化，从源头上遏制“富余票”和虚开发票风险，增强了税收数据的真实性与全面性。在流程层面，嵌入式税收征管以系统化操作替代传统人工开票，显著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在服务体验上，通过“支付—开票—推送”一体化流程，实现发票实时推送与政府系统无缝对接，大幅提升纳税人便利度与满意度。此外，该模式还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以税收征管数字化赋能社会治理整体效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三、我国嵌入式税收征管面临的挑战

尽管嵌入式税收征管在提升税收治理效能方面已展现出积极成效，但作为一项征管范式的重要变革，其全面推广与深度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当前，国家层面的战略引领、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以及征纳关系的持续优化，为嵌入式税收征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然而，法律制度建设滞后、中小企业技术适配能力不足、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凸显，以及区域、行业、国际间协同推

进不均衡等问题逐渐显现，成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瓶颈，亟需在后续推进中系统应对、精准破题。

（一）法律法规滞后与制度不完善

嵌入式税收征管模式在推广过程中，面临法律法规支撑不足的现实挑战。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法规虽规定了纳税人有报送涉税信息的义务，①但并未明确授权税务机关通过数据接口直接获取企业实时经营数据，也缺乏相应的操作细则。在法律依据不充分的基础上，企业普遍担忧经营信息过度透明或核心数据泄露，因而缺乏主动开放系统接口的意愿。税务部门往往依赖行政协调手段推进，不仅行政成本高，也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运行机制。此外，各级政府在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台了数量众多的文件，这些文件在数据接口、技术标准和安全规范上的要求存在重复甚至冲突，缺乏跨层级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导致基层税务机关在执行中无所适从，企业也因需适应不同地区的标准而合规成本高企，严重制约了嵌入式税收征管整体效能的充分发挥。

（二）技术瓶颈与中小企业适配困境

嵌入式税收征管的深入实施，在技术层面仍面临挑战，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适配难度较大。当前，大型企业通常可借助“乐企”直连等方式实现ERP系统与税务系统的顺畅对接，技术路径相对成熟（王焱等，2024）。而多数中小企业受限于资金与技术能力，往往需要额外投入进行系统改造或升级，面临较高的合规成本。尽管“乐企联用”等通过与银联等第三方合作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接入门槛，但在实际推广中仍存在老旧设备兼容性差、功能定制灵活性不足等问题，尚未从根本上纾解广大中小企业的技术困境。

（三）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机制缺失

嵌入式税收征管在运行过程中涉及大量敏感数据的采集与处理，包括支付信息、身份数据和经营轨迹等，对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全国层面尚未建立统一的数据安全技术标准与隐私保护框架，容易引发公众对数据过度采集与使用的担忧，影响社会接受度与配合意愿。以停车场“支付即开票”场景为例，车牌号等敏感信息的加密强度与存储规范尚不明确，存在数据泄露与滥用风险。在“乐企联用”等涉及第三方服务的模式下，平台方的接入资质、业务监管责任与数据使用权限缺乏清晰界定，可能引发数据垄断或跨平台安全漏洞。此外，随着嵌入式税收征管模式延伸至跨境消费等国际场景，

其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也趋于复杂化。比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DataProtectionPegulation，GDPR）等国际规则对个人数据出境设置了严格限制，与电子发票数据（内含消费者身份、消费记录等数据）需安全高效跨境流动的税收征管要求存在矛盾。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已成为亟待破解的合规难题。

（四）区域、行业与国际间协同失衡

嵌入式税收征管的推进进程因地区、行业间数字化基础与应用水平不均横而呈现显著差异，可能造成税收治理能力的结构性断层。在区域层面，部分地区可能为追求政策成效而变相降低数据接入标准，引发跨区域监管“逐底竞争”，加剧了发达与欠发达地区间的征管能力差距。在行业层面，交通、航空等标准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已率先应用嵌入式税收征管，而餐饮、零售等传统行业因交易方式分散、现金使用率高，系统渗透率较低，导致行业间实际税负差异扩大，影响税收制度的整体公平性与协同性。在国际协同层面，嵌入式税收征管依赖高程度的数据联通与规则互认，但在当前国际税收治理体系中，我国在参与制定跨境数据交互标准、推动税收管辖权协调等方面的话语权仍然有限，难以对跨国企业实施全面有效的嵌入式税收征管，制约嵌入式税收征管模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延伸应用。

四、我国嵌入式税收征管的完善路径

随着“以数治税”理念深入推进，我国嵌入式税收征管正经历从局部试点向全面推广、从单点嵌入向生态融合的深刻转型。未来，企业端嵌入将逐步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第三方平台嵌入将持续推动交易与开票的实时联动，而跨部门协作嵌入则致力于打通数据壁垒、构建共治格局，整体发展将呈现阶段性演进与差异化适应特征。为顺利实现上述转型，需要从法律制度、技术支撑、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系统推进改革。

（一）健全法律法规与制度体系

建议完善法律法规等顶层设计，构建权责清晰、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一是建立权责明确的法律保障体系。推动修订《税收征管法》或出台专门的法律，明确税务部门获取涉税数据的法律授权，以刚性约束明确纳税人向税务部门开放系统接口、提供涉税交易数据的法定义务。同时，必须建立严格的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明确数据泄露的法律责任，从根源上解决企业因担忧数据安全而配合意愿不强的问题。二是出台配套实施细则，明确奖惩措施。对接

入“乐企”等指定系统的纳税人，可参照税控设备费用抵扣方式①，允许其系统的初次改造支出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以降低合规成本。对拒不配合、延迟响应或提供虚假数据的行为，应建立与纳税信用评价挂钩的惩戒机制，形成有效的约束合力。三是强化顶层设计，制定统一规范以破解政策冲突。针对当前各级标准不一的问题，必须由国家层面统筹，制定全国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加密传输规范和存储使用规则。

（二）强化技术支撑与中小企业适配

在技术层面，需要深化技术升级，重点解决中小企业适配难题。一是推行分级分类的技术解决方案，降低接入门槛。核心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资金与技术短板，由税务部门主导或认证第三方服务商，开发和推广低成本、模块化、即插即用的“轻量化”解决方案。同时，通过财政补贴或税费减免等方式，直接分担企业的系统改造和接入成本。二是优化与拓展现有接入模式，解决应用痛点。针对“乐企联用”等模式存在的兼容性差、灵活性不足问题，应推动其技术迭代，增强对老旧设备和系统的适配能力，并提供可配置的个性化功能选项，提升方案的普适性。三是引入市场竞争，促进服务优化与成本降低。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参与，形成良性竞争，从而激励服务商不断优化产品、降低服务费用，最终让利于广大中小企业。为从根本上提升系统效能与安全性，应前瞻性地推动技术架构升级。可以以成熟平台实践为基础，探索建立国家级云端安全认证模块，确保数据全程可信。同时，构建分层开放的API生态，在保障核心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有序释放数据价值，赋能产业创新，为各类企业提供更广阔的数字化发展空间。

（三）构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体系

应构建全方位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体系。一是完善制度框架，确立数据分类分级治理机制。推动制定专门的嵌入式税收征管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建立以纳税人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数据治理架构。可设立跨部门的数据治理与伦理委员会，对涉税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并针对不同级别数据实施差异化的安全管理措施。二是强化技术防护，推动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应用。积极引入“可用不可见”的隐私计算技术，实现在不接触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完成涉税数据分析与处理，从技术上筑牢数据安全屏障，提升系统公信力。三是加强第三方监管，明确数据使用边界与责任。建立第三方服务商准入审核机制与数据利用负面清单制度，要求平台在接入前通过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认证，并定期接受合规审计。

严格禁止将纳税人数据用于非征税用途，防范数据垄断与滥用风险。四是保障纳税人数据权利，增强社会信任基础。建立统一的数据足迹查询门户与独立的线上申诉渠道，保障纳税人对个人数据的知情权、授权权与监督权，形成公开透明、权责清晰的数据使用环境。通过分级加密、平台监管、跨境适配的立体化防护，系统性解决嵌入式税收征管中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五是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的合规规则。专门针对跨境消费等场景，研究并制定电子发票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办法与标准合同条款，确保数据跨境传输符合GDPR等国际规则的要求。

（四）推进区域、行业与国际协同治理

为系统应对前文协同失衡问题，建议从以下三个层面构建治理体系。一是建立区域协同推进机制。应由国家层面牵头制定嵌入式税收征管全国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数据安全底线要求，防止地方为追求政绩而降低监管标准。同时，设立区域协同示范试点，鼓励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开展技术帮扶与经验共享，以逐步缩小征管能力差距。二是实施行业分类推进策略。对数字化基础好的行业，深化系统集成与应用，对餐饮、零售等传统行业，则着力开发轻量化、低成本的接入方案。同时，探索将税收征管与行业扶持政策相结合，对积极接入的中小微企业给予财税激励，提升行业整体协同度与税负公平性。三是主动引领国际规则构建与合作。积极参与并寻求主导数字经济跨境税收规则的制定，推动建立符合我国利益的国际数据交换与征管协作机制。在“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等框架下，务实推进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嵌入式税收征管合作试点，提升对跨国企业的监管能力。

上海科创是这样的做看不到尽头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做满足市场需求的事做加强区域协同的事做播撒科创种子的事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5年12月19日）

平均每天诞生323家科技企业；每万户企业法人中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上海居全国之首！

全球首个Pb（1Pb约等于100万Gb）级超大容量光盘存储器在上海问世；全国首个基因治疗药物在上海诞生；国产大飞机C919在上海起飞“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引领创新颠覆性技术”“开辟全球影响力的产业新赛道”“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这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衡量标尺！

这一切，上海都交出了亮眼的答卷。

日前，本报派出调研组奔赴上海，探寻上海解题的每个步骤。

做看不到尽头的事

从上海市中心出发，跨过黄浦江，穿过陆家嘴，一路向东，这座大都市便展现出另一个侧面：热闹的老弄堂、别致的小洋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祖冲之路”“张衡路”“达尔文路”这样一块块指路牌，是一个个闹中取静的科技园区。

正是看中了这科技氛围，9年前，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在这里扎下根，先后吸引了全球100多位科学家会聚于此，从最基本的科学问题入手，探索科学的奥秘。

记者见到了其中一位，徐东莲。此刻，人在上海，但他的科研设备却在几千公里外的太平洋里。

“我们叫它‘海铃’——海里的铃铛，我们用它聆听宇宙的‘声音’！”这位“海铃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指着实验室的一个“玻璃球”模型对记者说。

“玻璃球”的直径有两个足球大，是一个布满高灵敏感光元件的光学探测球舱。它的“学名”，是深海中微子望远镜。

“在南海海平面下3500米深处，我们将布设2万颗这样的‘海铃’，‘捕捉’中微子发出的特殊的光。”徐东莲解释，宇宙大爆炸、黑洞爆发等会产生大量中微子，它能穿透行星、恒星和星系等几乎所有物质，是揭开宇宙射线起源的

“理想信使”。而在地球上，可以屏蔽各种干扰的深海，是探测中微子的最佳场所。

“海铃计划”构想于20XX年。在实验室，记者看到一张项目推进表——2024年11月到2025年6月，海试与系统优化；2025年7月到12月，实时观测；2016年1月到6月，小型阵列组装与海试联调直到2030年后，这个国际先进的深海中微子望远镜才会建成。

但这，远没有大功告成。这张推进表的后段，是一个长长的时间轴，而对应的任务栏里却是一片空白。

“像‘海铃’这样的基础研究，往往看不到尽头！没有人能预测它会取得怎样的成果。”徐东莲说，“但我们坚信，这看似‘无用之用’，将极大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具备孕育多项原创科学发现的重大潜力”

科技创新，潜心数十年厚积薄发，是寻常事。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实验大楼，18束激光链路同时指向一个直径2.4米的靶球。

一阵警报声后，蓦地，一次击发完成。

“这是物理实验打靶。”在安全区，项目总调度张国文向记者介绍，“多路激光脉冲作用于靶上，创造出极端物理条件，实现聚变反应。”

聚变反应，与太阳燃烧的原理基本相同，因此也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射出这高能量激光的，正是我国大型高功率激光装置——神光Ⅱ。“它能在十亿分之一秒的瞬间，发射出功率数倍于全球电网总和的激光束。”张国文说。

利用聚变反应产生能源，被认为是解决人类未来清洁能源问题的终极方案。我国科学家正借助神光装置，开展惯性约束聚变科学实验研究。而这束“神光”的由来，要追溯到60多年前。

1964年，一批科学家在上海远郊建起上海光机所。“那时一穷二白，孕育中的‘神光’只有100瓦，然后，是1万兆瓦、10万兆瓦、100万兆瓦1985年，神光I建成，总功率达1万亿瓦量级，令我国成为世界少数几个能研制高功率激光器的国家之一！”谈起这段历程，张国文眼里闪着光。

又经过近20年，神光Ⅱ于2002年研制成功；又经过2015年、2024年两次升级改造，神光Ⅱ性能提升一倍。同时，瞄准未来激光聚变的新型装置，也已启动研制这不断“升级”之路，他们还会继续走下去。

“未来，上海可能诞生世界上第一座激光聚变电站。一座电站，就足以点

亮一个200万人口的城市！”张国文眼里的光，更亮了。

研制飞往半人马座探测类地行星的光帆飞行器、到2400米地下捕捉暗物质、揭开“大号电子”缪子的神秘面纱在上海，做这样“看不到尽头的事”还有很多。

“基础研究常常看起来‘无用’，十年甚至数十年才能磨一剑。但它是‘无用之大用’，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首要驱动力。”上海市科学学所党委书记陈海鹏道出了这些“看不到尽头的事”的意义。

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实现原创突破，早已成为上海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坚定选择。2021年，上海在全国率先设立“基础研究特区”，对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有稳支持、容失败、重诚信的制度设计，有保障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生态，科学家才能专心研究而无后顾之忧。”陈海鹏说。

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在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上，记者结识了这样一个团队。

“这是介孔材料，不过你们看到的是模型，真实的材料以纳米计，肉眼可看不见。”说话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创新学院院长赵东元，他手上摆弄着的一块满是孔洞的奇怪材料，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1纳米大约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六万分之一。介孔材料的孔径在2纳米到50纳米之间。别看它小，如果将每个孔道铺开，面积大得超乎想象。就拿我手中这块材料来说，只需要1克，就能造出1000亿亿个纳米孔，所有孔道铺开，能覆盖半个足球场！”赵东元张开双臂比画着。

如此神奇的新材料，在能源、医疗、环保等诸多领域有广泛应用前景。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人类合成介孔材料以来，它一直是无机材料。直到有一天，赵东元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创造出有机的介孔材料，又软又轻又好用？

这个想法被科学界认为太过“异想天开”，因为介孔材料的实用价值在于其孔道的稳定性，而有机材料的柔性是其无法逾越的一道坎。赵东元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就想尝试做“第一个”。

经历5年如同“在黑箱子里乱撞”的摸索，赵东元团队终于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合成有机介孔材料的方法，为其在劣质原油加工领域的应用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以前难以利用的渣油变身高质量油品。

这样的“异想天开”，在上海还能看到很多——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八研究所的年轻工程师，面对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船高难题，提出“全世界没有先例”的下沉式月池设计方案；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青年“追光者”，为破解光信号从太空到地面的传输难题，主动选择难度“如同从万米高空飞行的飞机上，连续将硬币投入地面旋转储蓄罐”的技术攻关；

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课题组发现，许多疾病的一个共性原因是某些蛋白发生变性并失去功能，由此提出“熟鸡蛋返生”设想，让“死掉”的蛋白“复生”，恢复原有性质和功能不做“跟踪式”研究、勇于涉险“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正在上海形成，越来越多高风险、高价值的研究在上海落地开花。这背后，是这座城市对创新勇气的尊重和嘉许。

迎难而上，迎的是前沿难题，得到的是颠覆性科技创新。颠覆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供新动能。

做满足市场需求的事

今天，提起上海的时尚打卡地，“模速空间”一定榜上有名！在这里，你能真真切切感受到，新技术是如何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

“模速空间”，位于上海徐汇区黄浦江西岸。供游人打卡的人工智能产品体验店不算很大，但500平方米的室内，竟汇聚了200多项黑科技。

走进这里，瞬间就会被眼花缭乱的人工智能（AI）产品体验“钉”住脚步。瞧！不通音律的记者，经过几分钟的“培训”，也能用一把智能无弦吉他

弹出美妙乐曲。原来，这把吉他通过智能化捕捉手的动作，模拟真实弹奏，并辅助多种音色和节奏模式，让初学者迅速入门。

套上一个AI戒指，记者的心率、血压、血氧，被实时监测并同步至手机，生成健康报告。这个戒指的算法基于医疗级大模型优化，精准度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膝盖不要内扣，收紧核心”在智能健身区，搭载AI动作捕捉技术的健身器能纠正记者的健身姿态，生成个性化训练方案……

其实，“模速空间”最出彩的地方，不在体验店，而在街对面一座上百米高的写字楼里。那里，入驻了不少人工智能初创团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技术策源地、标杆应用涌现地。

记者走进大楼里一家名为“相风科技”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他们的“王

牌”是名为“风乌”的人工智能天气预报大模型。它可将天气监测的分辨率提升至10公里级以内，可预测未来60天气象变化。这些，可都是气象行业的世界纪录！

“有了这大模型后，一块GPU芯片就能完成未来数十天的气象预测，算力成本只有原来的两千分之一。”公司首席执行官张伟说。

有创新产品，却不知如何推向市场，往往是最让科学家头疼的事，但张伟却没有这种烦恼。

“‘模速空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在各类展示活动上亮相的机会，更对接了能源电力部门等有‘AI+气象’需求的潜在用户。”张伟说，在“模速空间”支持下，“风乌”已在一些省级电力公司落地，与大型水电集团及各地气象局展开深入合作，以更精准的预测能力为气象服务与能源保障注入新动能，满足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

目前，“模速空间”入驻企业已超200家，累计推动62个备案大模型落地，约占上海市备案大模型总数的61%。

创新成果只有走向市场、经受市场检验，才能真正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对此，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宏建深有体会。

20多年前，周宏建还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从事制造及装备研究。当时，国内轮胎制造企业使用的都是进口超声波设备，不仅价格贵，而且一旦出现问题，需要从海外购置配件、请人修理，耗时漫长。

“设备坏了就得停产，企业哪里挺得住？搞研究，不能解决产业链的实际问题，那多没劲？！”周宏建和他的团队走出实验室，在闵行区“大零号湾”组建公司，面向市场从事超声波设备的研发。

从切割橡胶轮胎，到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超声波金属焊接设备，再到进军半导体封测与先进封装装备，20年来，他们贴近市场搞研发，一个个产品成了国内外厂商的抢手货。

做加强区域协同的事

上海科创人常说这么一句话：上海科创的根在上海，但开花不必在上海！因为他们明白，唯有加强区域间的协同联动，让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创新

主体高效协同，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不断延伸创新链和产业链，才能在世界科技竞争中走在前列。在调研中，记者见到上海普陀区沿沪宁协同创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陆海，他正在为区域合作“手拉手”忙得不亦乐乎。

“从上海发出，高铁就是我们的移动办公室。”陆海笑道，今年2月以来，普陀区党政代表团连续4周每个周一都会去江苏一趟，商讨服务“沿沪宁产业创新带”。

“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以上海普陀区作为“始发站”，联动江苏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等城市，成为上海构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关键“两翼”之一。

另外一“翼”，是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这条产业“走廊”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多个城市之间，已形成了一条C919大飞机产业链。

上海企业承担整机设计集成和制造，江苏企业专注尖端材料攻关，浙江企业承担机身装配和精密零部件制造，安徽企业主攻氧气系统和油箱防护系统开发一架大飞机，串联起一条长三角创新链、产业链。

“上海很清楚，区域协同是创新发展的高招！”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说，“这些产业‘廊’‘带’，将上海的科创资源辐射到周边区域，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向深向实。”

可不，在2021年到2024年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长三角参与19项，占比约50%。

这些“廊”“带”甚至把长三角一起“输送”到了全世界。英国《自然》杂志发布的2024年全球十大科研城市榜单中，上海、南京、杭州携手入围，组成亮眼的长三角方阵。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长三角科研城市的集体跃升，正源于区域协同创新的深厚积淀与积极实践。”

做播撒科创种子的事

科技创新，最终得靠人。但，人的科学素养并非凭空产生，需要长期浸润。“鸡蛋壳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倒垃圾的时候，复旦大学附属

中学的学生桑浩然有了疑问，“很多人都把蛋壳丢进‘湿垃圾’回收箱，可蛋壳是碳酸钙，是无机物，既不能被微生物‘吃掉’，也无法为发酵提供营养。它怎么能是‘湿垃圾’呢？”

带着这个问题，桑浩然走进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通过向专家请教，他竟然有了意外发现：“干垃圾”焚烧后，会产生铜、铬、镍等重金属，容易造成土壤污染。但鸡蛋壳中的碳酸钙高温分解后，可以有效固定重金属，不让它们进入土壤。由此，桑浩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把蛋壳归为‘干垃圾’进行焚

烧，会不会刚好派上用场？”

为了一探究竟，他加入了上海理工大学的青少年环境科学实践站，做了三个月实验——把蛋壳磨成粉和“干垃圾”一起“模拟焚烧”，并检测炉渣中重金属的变化。

结果令人惊喜：不仅重金属的稳定性增强了，连初期燃烧效率都提升了！小小蛋壳，一下子变废为宝！

超市阿姨浦赛红也有科创成果——一套对付蚊子的科学方法！

“蚊子从哪里来？该如何灭？”在超市工作，备受蚊子困扰的浦赛红一门心思想要搞清楚这些问题。一有空闲，她就蹲在绿化带边上“看蚊子”，就这样，花了整整13年，把蚊子研究了个透。掌握了蚊子最喜欢的温度、湿度等习性后，她制作了一份被网友称为“灭蚊宝典”的《蚊虫作息表》，还自制了一套灭蚊方法，立马火出了圈。

“无论什么年龄什么职业，只要有一颗热爱科学、探索未知的心，上海的‘城市科考之路’就欢迎！”上海市科委科普处处长何家骥介绍，上海市科委专门设置了“公众参与科学研究”专题方向，推动科研机构推出公众参与科研的科普项目。

“市民和科学家一起探究科技奥秘，既传播科学知识，又传播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何家骥说，上海市政府还创办了上海科技节，这是中国第一个、世界第二个由政府主办，一年一度面向市民的“科技大会”。

今年上海科技节上，受邀参加的赵东元就收获了一大堆“拥趸”，好多都是孩子。他轻轻翻开笔记本，向记者展示上海科技节上孩子们天马行空的“科学好问题”：

——我们大脑里的记忆能不能有备份？

——“梦想”号为什么要钻探到地幔？地幔有什么秘密？

——月壤来到地球会不会水土不服？它可以种菜盖房子吗？

……

在孩子们的问题边，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认真地写下一行小字批注——“一座城市科技创新的希望，就在这些问号中！”

涉海基层单位党建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交通运输部系统的调研与实践思辨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李凤

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度变革、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背景下，涉海单位承担着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等多重使命。作为党在涉海领域的战斗堡垒，基层单位党建工作质量直接影响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海洋领域的贯彻落实成效。受特殊工作环境、复杂业务形态、多元利益诉求等因素影响，涉海基层单位党建工作面临诸多独特挑战。既有研究多聚焦于陆域党政机关或城市社区，对“点多、线长、面广、流动、涉外”的涉海情境缺乏系统分析，对船舶动态编组、远洋长航、跨域救助等作业形态带来的组织空转、身份隐匿、融合乏力等难题关注不足。本文将研究视域锚定于交通运输部系统海事、救捞、船级社及港航一线单位，以海洋强国战略需求为牵引，构建兼具行业特质与实践可操作性的党建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以期填补该领域研究空白，并为新时代涉海基层单位党建创新提供学理支撑与政策参考。

1.涉海基层单位党建工作的特殊属性与时代要求

1.1涉海基层单位的特征解析

本研究界定的“涉海基层单位”主要指交通运输部直属或管理的沿海港口、海事局、救助打捞局、船级社等一线生产经营和服务保障单位及其所属基层党组织。这些单位普遍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工作地域分散，点多线长面广；二是业务专业性强，涉及航海、轮机、通信等多个技术领域；三是作业环境艰苦，长期远离陆地；四是涉外交往频繁，意识形态斗争前沿。选取此类具有代表性的基层单位作为研究对象，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涉海党建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

涉海基层单位区别于陆域单位的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空间分布上的离散性导致组织管理难度加大；业务流程中的高风险性要求党组织具备更强的应急动员能力；人员结构的多元化（含外籍船员、劳务派遣人员等）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复杂度。这些特征决定了涉海党建工作不能简单套用传统模式，必须创新方式方法。

1.2新时代对涉海党建工作的新要求

总书记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赋予涉海基层单位新的历史使命[1]。党的大会报告强调“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这对涉海党建工作

提出更高标准[2]。具体而言，需要进一步强化党组织在重大任务攻关、突发事件处置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提升党员队伍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素质；构建适应国际化发展的党建工作机制。

1.3涉海党建工作的价值维度

涉海党建工作具有多重价值内涵：政治价值层面，是捍卫国家海洋权益、彰显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经济价值层面，是促进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社会价值层面，是凝聚职工力量、维护和谐稳定的关键纽带；生态价值层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海洋的思想引领。准确把握这些价值取向，才能找准党建工作着力点。

2.交通运输部系统涉海基层单位党建工作现状评估

本次调研覆盖交通运输部系统直属单位，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82份，访谈党员干部67人次，召开座谈会12场次。调研内容包括党组织设置、党员教育管理、党建活动开展、党建与业务融合等情况。

2.1党建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交通运输部系统涉海基层单位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实现了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四级贯通、班组以上应建尽建。目前，系统内所有营运船舶、工程项目、基地码头均按“一船一支部、一项目一支部”原则设立党组织，覆盖率保持100%。在组织形态上，创新打造“海上流动党支部”“北斗+党建”“深蓝卫士”等特色品牌，依托北斗船位系统和卫星互联网，将支部活动由岸基延伸到深海，实现“船行万里不断线、大洋深处有党旗”。

品牌创新方面，“海上流动党支部”针对船舶常年远洋作业、党员分散流动的特点，建立“航次建支部、归港再提升”的动态机制，确保每名党员在航次中都能过上组织生活；“北斗+党建”则把北斗船载终端升级为“红色课堂”，实时推送微党课、安全提醒和气象预警，累计推送学习资料12.7万条；“深蓝卫士”以救助船舶为单元，把党员责任区镶嵌到人命救助、防污染、拖轮护航等关键战位，形成“一船一品牌、一人一先锋”的示范矩阵。

实践成效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得到充分检验。近三年，系统累计出动救助力量两千余航次，成功救助遇险船舶近两千艘、遇险人员近万人。其中，党员突击队参与率100%，立功人数占救助功臣总数的78%，涌现出“东海救101”轮党支部、“南海救115”轮党员先锋岗等一大批先进典型。特别是在防御台风、跨

国救援、碰撞溢油处置等重大任务中，党员带头冲锋、昼夜鏖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关键时刻站得出、生死关头豁得出”的硬核担当，充分彰显了高质量党建的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

2.2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当前涉海基层单位党建质量在“最后一公里”出现明显衰减，突出表现为责任链断档、组织力递减、身份感弱化、融合度不高、保障力不足五大痛点，形成“上热中温下冷”的传导断层。

一是责任链断档，“一岗双责”悬在空中。问卷显示，仅38.4%的受访者认为单位党政负责人真正把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调研发现，一些行政领导把“一岗”理解为“业务岗”，把“双责”简化为“年底听汇报”；支部书记则因缺乏考核刚性，出现“述职时讲党建、考核时看效益”的错位。责任清单层层转发，却缺少量化指标与刚性问责，导致“谁都在抓、谁都不抓”。

二是组织力递减，“三会一课”流于形式。越到基层，会议越容易被“航行任务、作业倒班”冲散，62.7%的支部只能在靠港间隙“挤时间”开会，学习内容停留在念文件、读报纸，批评和自我批评“辣味”不足。部分船舶党支部因船员换班频繁，一年仅召开两次党员大会，记录补记、照片摆拍成了“留痕式”应付。

三是身份感弱化，青年党员“隐形化”。在465份有效问卷中，仅29.3%的青年党员愿意在日常工作中主动佩戴党徽、亮明身份。原因在于：职业晋升与党员身份关联度低，技术序列更看重证书与业绩；海上封闭环境缺少组织关怀，青年党员“找不到组织、说不上话”；网络舆情多元，部分青年对“标签化”表达产生顾虑，宁愿选择“潜水”。

四是融合度不高，党建与业务“各唱各调”。

45．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建活动“自拉自唱”，与中心工作“贴不紧、靠不上”。具体表现为：党建品牌与业务链条脱节，安全、救助、检验等主业难以嵌入；考核指挥棒“双轨制”，业务指标硬、党建指标软，导致“抓业务是硬道理，抓党建是软任务”；党务干部不懂业务、业务干部不懂党建，出现“各说各话”的沟通壁垒。

五是保障力不足，“人财物”短板明显。44%的支部没有专用党建阵地，船舶会议室、船员餐厅“一桌多用”，缺少仪式感和归属感；56%的船舶政委为兼职，平均承担行政、人事、工会等多项职责，党务工作时间被大幅挤占；党建

经费投入不足，船舶远航期间无法及时补给学习资料和宣传设备，线上平台又因卫星流量费用高昂而受限。

五大痛点相互交织，形成“责任虚化—组织弱化—身份淡化—融合泛化—保障缺化”的连锁反应，成为制约涉海基层单位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亟需通过制度重塑、资源重构、文化重建予以破解。

3.问题溯源：五重困境的生成机理与内在逻辑

3.1目标置换：考核指挥棒偏向“硬业绩”

在现行绩效体系中，水上安全、救助成功率、营运收入等业务指标被量化到小数点后两位，与薪酬、晋升直接挂钩；而党建考核多以“台账完整、活动次数、学习时长”等过程性指标为主，权重低、弹性大、问责弱。目标层级的价值错位，使得党建在事实上沦为“软任务”，甚至被工具化为应付检查的“素材库”。

3.2条块分割下的“双头管理”

交通运输部系统对人事、资金、业务实行垂直管理，而党组织关系又归属地方党委，形成“业务一条线、党建一条线”的双重领导体制。两套指标体系在时间节点、工作要求、评价标准上常常错位：垂直系统强调“急难险重冲得上”，地方党委侧重“规定动作不走样”。基层党支部不得不准备“双重台账”“两套说辞”，一份材料改头换面应付不同检查，既消耗人力，又稀释了工作专注度。结构张力的本质是权责配置碎片化，导致治理重心悬浮、政策信号相互抵消。

3.3海上作业的时间—空间悖论

远洋船舶一次出航少则十天、多则数月，昼夜倒班、连续作业，传统“集中授课、统一活动”模式天然受阻。公休船员又呈“潮汐式”流动，难以同步返港。调研显示，一次覆盖全体党员的集中培训需经历数次协调，最终参与率仍然不高。时间与空间的离散，使“三会一课”极易简化为“线上签到+截图回传”，组织生活的严肃性、仪式感被稀释，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3.4角色超载与专业缺位并存

船舶政委本应是党建第一责任人，但现实设置中半数为兼职，平均兼管行政、工会、人事、纪检等多项工作，航行期间还要值班、带班、参与应急。政委来源多为航海技术或管理专业，系统接受党务培训的比例不足30%，对组织工作规律、党员教育方法掌握有限，“想干不会干、会干没时间”成为常态。能

力赤字背后，是编制总量控制与任务刚性增长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3.5技术滞后：智慧平台的“孤岛效应”

近年来各单位陆续上线“船·党建”“深蓝云支部”等应用，但功能模块由不同厂商开发，数据接口不统一，船员一次活动需在3个系统重复录入；加之海上卫星带宽昂贵、信号不稳，船员更愿意用AAA、钉钉建群交流，导致官方平台使用率不高。技术滞后不仅增加了基层负担，上级无法实时掌握动态，考核只能回到“查台账、数照片”的老路，进一步放大了形式主义风险。

4.涉海基层单位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4.1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思想根基

一是健全理论武装长效机制。建立“线上+线下”“固定+流动”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党组织把宏大政治要求拆解为船员可感可及的微场景。利用船舶航行间隙开展微党课，每一次船舶靠港，党支部利用交接班间隙，把党中央最新精神化作微党课，结合航线上的热点事件进行案例式解读，让党员在短暂停留中完成一次精神充电；组建宣讲团巡回授课，邀请劳模工匠现身说法；开发定制化学习课件，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易懂的行业语言[3]。

二是深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加强对外派机构、远洋船舶的宣传思想工作，定期推送国情海况信息；在党员的政治生日时发放电子贺卡与定制书籍，在驾驶台、救助甲板等关键部位设置了公开承诺栏，党员姓名、职责与目标一目了然，通过这些微仪式，党员对党的声音不再停留在文件层面，而是转化为情感共鸣与行动自觉。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和舆论引导，稳妥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和热点敏感问题[4]；挖掘身边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航海故事，增强文化自信。

4.2优化组织设置，激发红色动能

一是创新党组织组建形式。针对船舶动态编组、项目动态部署、区域多点作业的特点，传统固定式党组织难以实现有效覆盖，探索推行“浮动党支部”“临时党委”“联合党支部”模式；浮动党支部以单船单航次为周期，随船建立、随航撤并，确保船舶离港不离党；临时党委在跨海域、跨部门的重大救助或科考任务中设立，统一指挥党员突击队与青年攻坚组；在重大项目工地设立联合党支部，依托岸基指挥中心建立区域化党建联合体，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横向交流。

二是完善组织运行机制。制定《涉海单位党组织工作规程》，依据不同场景明确职责边界、决策程序与考核标准，破解“条块冲突”与“职责模糊”难

题；建立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制度，将述职结果与职务晋升、薪酬激励挂钩，强化责任传导；推广党建信息化平台，依托北斗船位、人脸识别与区块链存证技术，实现组织生活全程留痕、数据不可篡改，为精准考核提供可信依据。

4.3建强党员队伍，锤炼过硬本领

涉海作业的高技术、高风险特征，对党员队伍的专业能力与政治素养提出双重挑战。党员培养因此转向“精准分类+项目历练”的复合模式。一是精准施策分类培养。对船长、轮机长等关键岗位党员实施精英培养计划，船长、轮机长等核心职务由组织部门与海事院校联合制定个性化成长路径，通过“岸上理论集训+船上实操导师”双课堂，系统强化政治能力与专业技能；将年轻海员纳入职业导航课程，围绕航海新技术、国际法规、心理健康等主题开设模块化培训；建立师徒结对制度，由经验丰富的高级船员进行一对一技术传承与作风熏陶；建立师徒结对制度，传承优良作风和技术技能。

二是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设立党员攻坚项目小组，聚焦北斗卫星应用、LNG加注、智能航行等前沿领域，实施“揭榜挂帅”，成员跨部门、跨船队自由组合；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比武，将比赛成绩与职称评定、职级晋升直接挂钩；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明确改革创新中的免责情形与程序，消除党员“怕犯错”的心理顾虑，营造敢想敢试的氛围。

4.4打造特色阵地，延伸服务触角

一是建设标准化党建阵地。按照“一室多用”原则改造船员服务中心，集成教育培训、文体活动等功能；在灯塔、码头等标志性场所设立党建文化长廊；利用VR技术再现红色航海历史场景。阵地建设不再满足于物理空间的改造，而是致力于构建“岸基旗舰—船舶微阵地—移动服务终端”的立体网络。岸基船员服务中心按照“一室多用”原则，集成宣誓教育、情景模拟、文体活动、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等功能，成为船员离船期间的“红色港湾”；灯塔、码头等标志性场所建设党建文化长廊，通过浮雕、灯箱、互动屏展示中国航海史、救捞英雄谱与廉政警示案例，实现公共空间的价值植入；VR技术再现“东方红”轮穿越好望角、“雪龙”号破冰救援等历史场景，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精神洗礼。

二是移动服务终端方面，为每艘远洋船舶配备装有党建资源、法律数据库、心理测评工具的便携式设备，随船出海、随取随用；开通“海上党群直通车”，定期邀请律师、心理咨询师、海事法官随航巡诊，提供合同审查、家庭纠纷调

解、心理危机干预等一站式服务；在沿海港口与船员家属集中居住地设立家属联络站，开展亲子教育、老人陪护、应急救助等延伸服务，解决船员后顾之忧，形成“岸—船—家”全链条支持系统。

4.5厚植文化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一是培育海洋特色党建品牌。文化建设的重心在于把行业精神转化为船员可共享的意义系统。通过系统梳理救捞、海事、科考等不同领域的价值诉求，提炼党建品牌，构成“一支部一品牌、一船一特色”的文化矩阵。强化文化传播，依托“三微一端”全媒体矩阵，鼓励船员党员拍摄短视频、快闪等。文化浸润的最终指向，是让党建不再以“制度”的刚性面孔出现，而以“带着盐味、带着海味、带着人情味”的柔性方式，成为涉海职工在惊涛骇浪中仍能感知的精神灯塔，进而转化为投身海洋强国建设的持久动力。

二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明确船员在薪酬分配、安全投入、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民主权利，定期审议集体合同与福利方案，保障程序公开透明；依托企业工会与党组织共建“船员权益服务站”，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劳动争议调解一站式服务。设立困难党员帮扶基金，实施医疗救助、子女教育、重大灾害应急支持。常态化举办家属开放日，邀请船员家属登船体验工作环境、参与安全演练，建立“船员—家属—企业”三方恳谈机制，增强家庭对航海职业的理解与支持，构建以情感认同为核心的和谐劳动关系共同体。

5.涉海基层单位党建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机制

5.1制度矩阵：从碎片化文件到系统化规范

制度矩阵以“1+7”体系为核心，旨在破解涉海基层单位党建中“纵向递减、横向冲突”的结构性难题。“1”是指交通运输部党组发布的《涉海基层单位党建工作规程（试行）》，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及船舶党小组的职责边界、运行规则和问责条款；“7”为配套子制度，涵盖船舶党支部书记任职资格、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重大任务党员突击队建设、海上党群服务阵地标准化、党建经费使用、智慧平台数据治理与绩效考评等关键领域。各项制度均以“流程图—风险点—责任链”三位一体方式呈现，确保制度可操作、可检查、可追责。

5.2智慧平台：基于“云—边—端”架构的数字治理

“船·党建”2.0版运用“云—边—端”混合架构，以微服务方式集成五大

功能模块：组织管理、学习教育、考核评价、关爱帮扶与风险预警。平台通过北斗船位数据与船员电子档案的实时同步，实现组织关系随船流动、动态更新；利用VR微党课与离线缓存技术解决远洋无网络环境下的学习需求；基于人脸识别与北斗定位的“双因子”考勤，确保组织生活真实性；船员诉求通过“心愿墙”直达岸基党委，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风险预警模块则接入气象、海事、救助等外部数据，向支部书记推送台风、海盗等预警信息。

5.3品牌工程：示范—扩散—迭代的动态机制

“十百千”示范工程遵循“典型示范—经验扩散—动态迭代”的逻辑，构建党委、支部、岗位三级示范链。十家示范党委聚焦顶层设计，形成“党委领航—支部攻坚—党员冲锋”的闭环责任体系；百家示范支部按照“六有”标准

（有组织、有阵地、有制度、有活动、有品牌、有成效）打造“红船讲堂”“深蓝驿站”等场景化阵地；千个示范岗实行挂牌亮诺、积分亮绩、群众亮评，把党员身份嵌入安全巡检、技术攻关、救助抢险一线。通过现场观摩、线上直播、案例集萃等方式，示范经验已复制至全国多家涉海单位，形成“盆景”变“风景”的扩散效应，为基层党建整体跃升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涉海基层单位党建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是一场面向深蓝的组织变革与治理创新。只有把政治首位度作为方向标，把组织适配度作为方法论，把融合有效度作为检验尺，才能将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海上治理效能，把组织力转化为生产力、竞争力和凝聚力。未来，伴随海洋强国战略的纵深推进，涉海基层单位仍需在跨域协同党建、数字化治理、国际化船员管理等方面持续突破。唯有以系统思维久久为功，方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行业特点的涉海党建新路，为经略海洋、向海图强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深入理解把握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

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课题组

各级党和国家机关是党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重要阵地。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围绕新的时代条件下为什么要抓好机关党建、如何抓好机关党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机关党建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难点堵点、工作着力点、科学方法、条件保障，科学回答了机关党建领域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刻理解、系统把握，从更高政治站位认识机关党建，以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推进机关党建，充分发挥机关党建的政治引领和坚强保障作用，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一、科学内涵

深刻阐明机关党建的重大意义。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机关党建，亲自主持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从党的建设全局、机关建设系统工程、机关党建同其他领域党建关系3个维度，科学标定了机关党建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强调“机关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从党的建设全局，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的事业辩证统一关系中认识和把握机关党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机关党的建设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科学揭示机关党建在机关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强调“领导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机关，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鲜明指出机关党建对其他领域党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深刻阐明机关党建的目标任务。总书记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总布局基础上，根据机关的政治定位和功能特点，明确了机关党建践行“两个维护”、当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全面提高质量的目标任务。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是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机关的意识”，把带头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首要任务；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当好“三个表率”，即“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提出“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深刻阐明机关党建必须着力解决的难点堵点问题。总书记指出机关党建存在的“灯下黑”、“两张皮”、“不走心”、“机关病”等突出问题。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出问题危害很大，属心腹之患而非皮癣之忧”，多次就解决机关党建“灯下黑”问题作出批示、提出要求；指出一些部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两张皮’、没有什么效果”，要求坚决防止党建和业务各定各的调、各弹各的曲，坚决防止机关党建脱离机关职能职责和主要业务自我循环、自说自话；指出“党的理论武装工作不能搞形式，必须持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要求在推进机关党建中防范和解决“不走心”问题，提高学习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指出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工作，特别是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求在推进机关党建中防范和解决“机关病”问题，坚决打好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正风肃纪反腐的攻坚战持久战；指出机关党建要“抓紧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求在推进机关党建中防范和解决“宽松软”问题，将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深刻阐明机关党建的工作着力点。总书记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明确了党建工作的努力方向。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指出“各部门各单位职责分工不同，但都不是单纯的业务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强调要以科学理论武装为重点，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必须走在理论学习的前列，在学懂弄通做实上当好示范”；强调要以抓实基层组织为基础，指出“只有持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机关党建工作才能落地生根”；强调要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抓手，指出“机关党建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党对机关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能力的要求，以及机关党员干部追求进步和全面发展的需要来展开”；强调要以从严管理监督为保障，指出“要强化党组织日常监督，切实提高穿透力和有效性”，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习惯在监督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深刻阐明机关党建的科学方法。总书记总结我们党100多年来加强机关党建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的新鲜经验，凝练概括出抓好机关党建需要处理好的“五对重要关系”，为高质量推进机关党建提供了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强调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指出“要重视总结提炼机关党建实践中

的创新经验，从特殊到一般，从个性到共性，从感性到理性，不断上升为规律性认识，使其能够长久发挥作用”；强调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系，指出“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使各项举措在部署上相互配合、在实施中相互促进”；强调处理好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的关系，指出“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既要以目标为着眼点，在统筹谋划、顶层设计上下功夫，以增强方向感、计划性；又要以问题为着力点，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用力”；强调处理好建章立制和落地见效的关系，指出“要搞好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空白缺位的抓紧建立，不全面的尽快完善，成熟经验及时推广”，“要加强督促检查，对党内法规制度执行不力、落实不好、问题突出的，要敢于亮黄牌、掏红牌”；强调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指出“要推进理念思路创新、方式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创造性开展工作。要紧扣机关党建时代特点和党员思想行为特征开展工作，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难题的新途径新办法，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开展工作的新载体新路数。要探索分众化、差异化的招数，增强工作有效性”。

深刻阐明机关党建的条件保障。总书记既提出任务要求，又注重支持保障，对各方面支持机关党建、共同抓好机关党建提出明确要求。注重扎牢制度“铁篱笆”，提出“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和宏观设计，形成定期评估、清理、修订机制，该填充的填充，该链接的链接，该替换的替换，使党内各项法规制度便利管用”；注重牵住责任制“牛鼻子”，提出“各部门党组（党委）要牢固树立抓机关党建是本职、不抓机关党建是失职、抓不好机关党建是渎职的理念”，切实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注重用好考核评价指挥棒，提出“要改进完善机关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选拔任用的导向作用”；注重建强党务干部“主力军”，提出“要加强和改进专兼职党务干部教育培训，提高素质能力，把党务干部培养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党建工作的内行人、干部职工的贴心人”。

二、实践要求

一是要将机关党建摆在重要位置。机关党建的质量和水平，关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各级各部门党组（党委）必须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坚持抓常、抓细、抓长，高度重视、高位推动、高效落实机关党建各项任务，防止任何人

以任何理由把机关党建虚化、弱化、边缘化，确保机关建设正确方向。

二是要围绕目标任务常态化抓好基础性工作。抓好机关党建，关键要围绕目标、落实任务，抓在经常、融入日常。要深化政治机关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强政治机关意识教育、对党忠诚教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提高机关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将理论武装作为基础性重点工作，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扎实推进创建“四强”党支部，选树“四好”党员，重视发挥党小组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以优良作风作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

三是要着力解决机关党建存在的突出问题。机关党建需要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改进。要坚持问题导向，既解决老问题，又敏锐察觉和及时解决新问题；既解决显性问题，又警惕并善于发现和解决隐性问题；既果断解决情况明晰、表现突出的具体问题，又敢于解决原因复杂、盘根错节的深层次问题。对那些久治难愈的老大难问题、反复发作的“牛皮癣”问题，要在根治上下功夫。

四是要全面提高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要紧紧围绕实现党的中心任务部署推进机关党建，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成绩检验机关党建成效，想方设法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等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要深刻领会“机关党建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重要论断，深入研究和把握机关党员干部的思维方式、思想动态、工作特点，以真诚的态度、有效的措施、灵活的形式把工作做到党员干部心坎上。要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解决机关党建问题，处理好总书记强调的“五对重要关系”，不断深化对机关党建规律的认识，有力有效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

数智化趋势下提振消费如何在供给侧发力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联合课题组

当今中国，居民消费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基础满足”跨越到“品质体验”新阶段，加之数智化浪潮奔涌而来，消费内容、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和消费取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传统供给模式与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需求升级态势已不相匹配，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潜力释放。近年来，各地从供给侧出发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围绕市场新需求创新供给体系，以新供给满足、创造、引领消费需求，努力推动形成供需适配的良性互促发展态势。从全国各地看，以新供给引领新消费，进展和成效怎样？还有哪些堵点卡点？如何推进？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研。

一、如何以高质量供给提振消费需求？

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和企业通过技术深度赋能、创新供给形态、构建协同网络等方式显著提升供给效能，供需适配度明显增强。总体来看，基本消费、服务消费和数字消费等领域呈现出一系列升级扩容新特征。

基本消费提质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换芯转型”。在福建，我们在一家莆田鞋定制工厂看到，顾客站上3D脚型扫描仪，15秒完成54项身体数据测量，2小时即可定制出鞋，不仅能选择颜色、图案、材质，还能定制足弓支撑、加宽鞋楦。市场反馈数据显示，相较于传统鞋款，“私人定制”让消费者满意度提升80%，复购率提升30%。当地同志介绍，这种以“用户直连制造”为特征的“莆田定制”已经大面积推广，标志着素有“鞋都”之称的莆田鞋类制造从传统代工生产转变为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数智化生产。2024年，莆田鞋服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超千亿元，工业增加值同比提升8.7%，鞋履产量占全省约30%、全国近10%。在上海、宁波等地调研中，还看到能够根据人的情绪变化自动调节的按摩椅、搭载“智慧大脑”的人形机器人、会“呼吸”的运动背心等一批高颜值、科技感、潮流范的创新产品，这些也都是近年来传统产业“智改数转”结出的丰硕成果。

服务消费加速扩容，“单打一”思维转向“组合拳”策略。以文娱旅体为代表的服务消费进入“黄金时代”，音乐节、戏剧周、脱口秀巡演、体育赛事季等活动异常火爆，吸引力拉满。其中既有专业演员的倾情演绎，又有科技手段营造的“沉浸式”场景，更有“村BA”、“苏超”等各类赛事，极大激发了

人们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浓浓乡情。这些文娱活动以票根为核心，吸引人们走出家门，到户外、到场外、到另一个城市，感受不一样的生活元素，在烟火气中邂逅诗意，于日常处发现远方。从经济形态看，以票根经济为代表的文旅消费，不同于购买一件商品、体验一次服务，是包含吃、住、行、游、购、娱等环节的综合业态消费链。对此，很多地方积极探索、精准把握数智化趋势下消费者兴趣广泛、需求多变、决策过程碎片化的特点，着力构建与之相匹配的产业链协同、各部门联动的复合型生态系统。比如，海南以票根为媒介，吸引人们“为了一出戏来一座城”，以点带面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2025年上半年在三亚举办的一次连开三天的演唱会，观演总人数超12万人次，岛外观众占比82%，带动总消费超11亿元。又如，福建通过跨域联动，借助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机制，通过客源互送、联票运营、联合营销等，串联精品旅游线路，打造链接长三角、珠三角的文化旅游圈。2024年厦门港共接待邮轮31艘次、旅客9.47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82%、320%，位居全国前列。

数字消费催生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年轻态”IP平台强势崛起。2024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3.8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居民消费的44.2%。其中，以年轻群体为主要受众的游戏、演艺、动漫、影视作品等娱乐休闲活动，成为增长最快、最具引领性的热点板块之一。2025年初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以近160亿元全球票房位居全球影史票房榜第5位，贯穿整部电影的中国传统美学特质掀起IP衍生品消费热潮。成都着力打造城市文创IP平台，围绕熊猫、三国、诗歌等标志性文化符号，通过新的设计思维和叙事方式，融合数字技术和光影艺术，形成包括图书出版、动漫游戏、影视演艺在内的城市文创IP矩阵，擦亮了本土化、年轻化、潮流化的“成都创”、“成都造”文化名片。福州以“电竞福州”IP为抓手，孵化电竞俱乐部10家，汇聚游戏开发、赛事组织、直播转播平台、衍生品开发等相关企业主体400余家，集中举办电竞福州大师赛等20余场赛事活动，吸引超百万观众线上线下参与。第二届旅游景区创意大赛获奖作品《福州英雄·古厝峡谷——City特种兵即燃挑战赛》，将“闽都文化”与潮流玩法相结合，游戏体验直接赋能城市空间价值提升，溢出效应十分显著。近5年，福州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增速20.7%，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55%，数字消费日益成为福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数智化趋势下提升供给效能面临哪些堵点卡点？

从调研情况看，各地在增加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释放多样化消费需

求潜力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很多地方和企业在探索过程中涌现出不少技术渗透、模式突破、业态创新的好做法好经验。但同时，从一些地方提振消费的实践看，在全面创新供给体系、实现供给效能整体跃升方面，仍面临多重因素的制约。

消费需求多样化与供给差异化不足矛盾突出。调研发现，很多企业长期习惯于提供大规模、大批量产品，对数智化趋势下消费升级态势有所感知，但在供给响应上往往表现为“看不懂、摸不着、跟不上”。供需信息不对称、供给方式落后等问题，极大影响潜在消费需求转换为有效需求。在养老、育幼、健康、体育等领域有效供给整体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也导致“内卷式”竞争加剧，一些企业在产品性能提升、款式更新上准备不足、能力不够，希望通过短期“以价换量”来实现销售增长，结果导致产品质量下降，陷入“低质—低价”循环。

文旅体等服务消费“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国际经验表明，消费结构一般要经历“非耐用品—耐用消费品—服务消费”的发展路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万美元升至3万美元期间，是服务消费发展的黄金期。2025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已提升至10.5%，同比增长11.8%，但特色体育赛事、高水平演出等供给扩容速度远远滞后于需求增长。比如，在2025年上半年全国剧场演出中，原创精品剧目占比较低，多数依赖经典剧目复排；原创IP爆款少，多数依赖经典剧目改编或明星效应，缺乏常青作品；“非遗”、民俗多限于节庆展演，未能开发常态化演出，难以形成稳定的消费市场。

新兴业态供给不足与数智化转型不足并存。不少地方和企业普遍对新业态的产业特性、产品创新以及带动效应认识不够。从我们对首发经济的调研情况看，首发经济高度集中于餐饮和零售两大传统领域，文体娱乐、医疗康养、生活配套、科技体验等领域新兴业态的引入与发展明显不足，呈现“头部扎堆、尾部薄弱”的不均衡格局，部分细分领域甚至处于“零首发”状态。在智慧化建设方面，全国范围实现消费数智化分析的商圈少之又少，客流热区识别准确率不高。在杭州、广州等先发城市，仍然存在商圈商户规则独立、积分难互通、指标设置偏技术应用而忽视民生体验、线上平台“重建设轻运营”、中小商户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大部分城市利用智能交互工具、AR/VR、元宇宙等技术创造沉浸式、交互式、体验式消费场景的经验普遍缺乏，导致多地商业运营效率低下。在基础设施配套方面，适老化及亲子设施达标率偏低，适老卫生间普遍缺

少紧急呼叫装置，银发旅游等特色消费场景稀缺，难以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消费市场下沉与农村消费资源供给质量不匹配。近年来，县乡消费基础设

施建设提速，但总体上下沉市场培育不足，部分地区农村商业网点数量少、规模小、功能单一，存在农产品“上行难、成本高”与工业品“下行不畅、效率低”双向流通瓶颈。在多地调研发现，由于物流体系及冷链物流不完善等原因，

农产品运输损耗率居高不下，部分易腐农产品损耗率达20%—30%。农村充电桩、

物流等基础设施难以满足消费需求，比如，20XX年至2024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车型总销量从39.7万辆增加到近760万辆，但配套基建与服务发展显著滞后，农村公共充电桩覆盖率仅10%，远低于城市85%的水平。还有一个农民普遍反映的问题是，电动自行车多以通勤设计为主，动力、载重和环境适应性难以满足农村田间作业、农资运输等差异化需求。

三、如何以新供给创造新消费？

消费领域供需不匹配问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从农耕文明时期“自给自足”，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大规模生产+中心化分销”消费模式，再到进入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赋能新消费场景呈现出无限可能，消费形态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内容上，以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休闲娱乐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增速远高于商品消费增速；结构上，以智能绿色便利为特征的升级类商品消费占比快速提升，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穿戴腕带设备市场，出货量占全球30%；方式上，线上线下融合成为潮流，电子竞技、票根经济等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成为新消费增长点的重要载体；取向上，从注重使用功能向社交娱乐情绪价值转变，“沉浸感”、“体验式”互动消费成为新趋势，单一的“功能满足”拓展为“情感共鸣”、“身份认同”和“价值实现”等多维度价值集合。而与之相对应的消费供给侧，新技术渗透、新模式推广、新业态孕育尽管也在加快，但仍需一个由点到面再逐渐系统化的过程，没办法一蹴而就。如何加快这一进程、少走弯路，如何更好应对需求侧深刻变革、技术迭代加速冲击以及产业链供应链有效协同等复杂要求，如何着力破解一系列技术性、结构性与制度性的深层次挑战，是当前扩大有效消费需求面临的重大课题。

加大新技术赋能，创新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内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流通模式和消费业态，而且重新定义了产品形态和内容呈现方式，极大地拓展了传统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物理边界，通过多触点联结消费者，及时预测、回应消费需求，从而使定制化、个性化的按需供给成为可能。

因此，要鼓励企业深度应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以数据赋能生产企业，根据年龄、地域、生活习惯等为消费者“精准画像”。比如，针对老龄群体进行适老化产品开发，进行个性化设计和柔性化生产，培育定制消费、智能消费、信息消费、时尚消费等商业新模式。同时，要加速推进新消费相关上下游一体化服务供应链转型，加强无人驾驶汽车、消费级无人机等实物型商品和云直播、等服务型商品研发，打造潮流商业街区、品质步行街、商旅小镇、智慧商圈等消费平台，形成区域性品质消费示范中心和引领高地，增加消费市场多样化的有效供给，以差异化供给满足多元化需求。

推进多业态融合发展，加大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供给。多业态融合可以打破产业边界，构建一站式、复合型消费场景，实现功能服务与体验价值的系统集成，是数智化趋势下创新消费供给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消费供给设施升级，如加快5G网络技术应用场景研发，鼓励定制化服务消费发展；如通过信息技术渗透推动服务消费场所数字化、智慧化改造，建立虚拟交互、社交融合、情感联结的线上消费新场景。另一方面要深挖具有地域符号的文化、体育、生态资源，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文旅产品、体育赛事和观光线路，营造文旅体融合的消费新空间。如在四川有乡镇以夜色为幕布举办音乐节，通过打造灯光舞台、音乐派对、互动体验和美食市集活动融于一体的综合业态，给游客留下强烈视听记忆，较好满足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丰富县乡市场业态，创造更多消费“新鲜气”。近年来，县乡消费增速已超过城镇，成为消费市场的“蓝海”。在网络信息技术加载下，城乡之间信息时滞逐渐消弭，城乡居民消费理念加速趋同。但从现状看，县乡消费基础设施供给密度、供给结构和现代化水平相较于城市仍有较大距离，尤其一些乡村多以夫妻店、小卖部为主，在商品质量把控、品类选择及内容供给方面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因此，要进一步丰富县乡市场业态，鼓励大型流通企业渠道下沉，有效满足人们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需求。中国邮政集团通过“邮掌柜”供应链服务平台直接赋能乡村商超、夫妻店，为小店免费提供双屏收银机，通过集采平台、分销平台、农产品二维码墙等，帮助传统商户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带动县乡小店数字化转型，为乡村消费市场带来了新活力。

精准施策优化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消费环境是消费市场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既涉及“硬件”层面的基础设施，也包括“软件”层面的体制机制。目前，部分消费品质量标准的执行存在差异，大数据“杀熟”、售卖假冒伪劣

产品等现象仍未杜绝，消费纠纷处理机制不够高效顺畅，影响了消费者的体验和信心，亟待通过加强市场监管进行治理。一方面，要加快推动质量标准、消费维权、信息保护等相关制度建设，从运动式整治向常态化治理转变。另一方面，要通过数据开放共享与联合执法，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着力破解因场景分散形成的信息孤岛，锁定核心产业链集群，系统梳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智化转型的堵点难点，加快构建适应新消费的供应链生态圈。

提升基层派驻监督质效

福建省三明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2025年12月18日）

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因地制宜深化县级派驻机构集中办公、片区协作等工作机制。规范省以下派驻机构考核工作，用好考核结果，发挥激励作用。实践中，福建省三明市纪委监委持续深化基层派驻机构改革，通过压实责任、统筹力量、强化监督、优化保障等方式，不断将监督优势转化为改革效能。

聚焦责任落实，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坚持系统观念，突出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着力实现“形”的聚合和“神”的融合。扛牢政治责任，细化基层派驻机构改革事项，明确施工图、时间表，健全党委领导、市级统筹、县级主责、市县联动的工作机制，加强统筹指导、组织协调和机制保障，围绕改革目标加强协同配合，做到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坚持全市“一盘棋”统筹推进，结合各县（市、区）发展程度、县域规模、工作基础等差异化实际，市纪委监委强化对下的联系指导、调研督导、会商研判，沟通协调、及时解决面临的具体问题，因地制宜推进派驻机构集中办公、片区协作。围绕构建协同高效监督体系深化片区协作工作机制，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出台监督工作指引、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定期通报情况、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协调解决跨部门监督难题，着力破解力量分散、条块分割问题，推动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

聚焦力量融通，强化派驻监督协作配合。统筹用好派驻机构力量，深化片区协作机制，突出力量优化整合，强化以室带组联动地方，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实现优势互补、同向发力。办案一体统筹，按照“任务均衡、区域相邻、业务相关”原则，实行“委领导+纪检监察室+派驻机构+乡镇纪委”协作办案模式，发挥派驻机构近距离掌握被监督单位“活情况”的优势，将问题线索“打包入片、统管统办”，对一般案件采取“组内”“组组”协同方式，对疑难案件采取“室组”联动调查方式，对重大案件采取“室组地”联合办案方式，同时根据任务需要抽调派驻、巡察、审计等部门干部联合编组，运用“纪巡审”联动监督方式，实现线索联商、问题联办、案件联查。监督一体推进，建立健全“组组”“室组”“室组地”联动监督工作机制，聚焦重点领域突出

问题，按照“具体化、项目化、可操作”要求，采取“派单制”“清单制”等监督方式，跟进监督、靶向监督、嵌入监督，切实提升综合效果。质量一体把关，建立协作片区审核把关、审理部门与派驻机构常态化沟通协调、“乡案县审”、一案一评查一反馈等机制，探索案前提前介入审核、案后纪工委初审和审理室协审、“送审进组”靠前指导、案件查办前置指导等方式，做实案前会商研讨、案中联动推进、案后总结复盘的监督闭环，守牢案件质量生命线。

聚焦方式创新，提升派驻监督精准度。差异化选准“小切口”，通过监督“打深井”提升工作质效。做深会商联动，健全派驻机构与被监督单位党组（党委）、内设纪检机构的联动机制，紧盯“三重一大”事项、项目建设、资金管理使用、干部选拔任用等重点，围绕有关问题加强研判会商、提出工作建议，推动“两个责任”同题共答。做实日常监督，针对被监督单位权力特点、行业特征和廉政风险点，主动谋划、靠前监督，灵活运用清单式、“点穴式”、报备式、参与式、督导式、提醒式、巡回式等多种方式，加强日常监管、推动规范履职。做准专项监督，在因时因势根据重大任务开展的专项监督中，由市纪委监委监督检查室牵头，抽调具有财会、审计等专业背景的派驻干部，组建专项监督小组，对重点领域、重要事项进行靶向监督，着力拓展监督深度广度，推动问题整改系统治理。

聚焦组织保障，提升派驻监督战斗力。探索建立融合履责、规范管理、考核激励等机制，实现人员力量统一管理、干部队伍统一培育、重点工作集中攻坚，着力提振派驻干部精气神。规范管理促提升，纪委监委机关与派驻机构同标准同要求一体加强管理，制定派驻机构管理办法、派驻监督流程指引，全链条规范派驻监督业务流程、工作标准，加强对派驻机构督促指导，全方位提升派驻机构组务管理、办案程序、案卷文书等规范化水平。实战练兵强本领，紧贴派驻工作实际和培训需求，搭建“室组”“组组”交流平台，安排派驻干部有序参与集中整治、重大专案、监督检查、专项巡察等重点工作，完善“师徒帮带”、专题培训、跟案锻炼、轮岗交流等机制，常态化开展“干部讲堂”“纠错课堂”“审理微课堂”等业务培训，强化派驻干部历练锻炼，推动互学互鉴、补齐短板。严格考核激活力，优化派驻干部选育管用，发挥考评“指挥棒”作用，完善派驻机构量化考评办法，建立一体化考评机制，加强对派驻监督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的公开晾晒、分析研判、监控预警，并将考评结果作为年度考核、选拔任用、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激发派驻机构干部队伍活力。

西充“老疯杨”品牌崛起启示录

中共南充市委政策研究室、南充市统计局联合课题组

流量赋能实体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催生的新模式，也是推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融合、带动就业创业的重要引擎。“老疯杨”是一个因执着于公益救助流浪动物而全网爆火的社交媒体账号，作为公益救助的投资者、宣传者和执行者，是国内宠物救助界头部标杆，全网粉丝量突破1400万，目前发展为集公益救助、网络电商、宠物服务、有机农业和农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品牌。依托“老疯杨”这一品牌已成立3家公司，注册资本6065万元，现有员工148人。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6700万元，带动村集体收入超10万元，村民人均增收1.8万元。

从“一场善行”到“一条赛道”风口是如何抓住的？

“老疯杨”的崛起，在于形成了“公益吸附流量、流量带动电商、电商赋能产业、产业反哺公益”的发展闭环，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新路径。

敏锐捕捉商机。一是公益与商业跨界。20XX年以来，“老疯杨”自费投入4000多万元，累计救助1.4万余只流浪动物和400多只野生动物，坚持不接受任何捐助。然而在救助直播中，很多粉丝希望代购自制宠物零食和当地柑橘。为缓解资金压力，团队在关注到这一需求后，决定用商业反哺公益，探索销售宠物相关产品和特色农产品。20XX年起，“老疯杨”陆续上线快手、淘宝、抖音、京东、AAA和自营APP网店，众多粉丝通过网购支持“老疯杨”开展公益救助。二是产业与品牌协同。为维护品牌口碑和消费信任，“老疯杨”坚持源头“带货”，与村集体、农业企业、农户开展合作，流转2000多亩农田和果园，发展有机农业种植、粮油初加工以及鸡鸭养殖等产业，打造“天兴桥”有机农产品品牌；凭借多年积累的流浪动物科学养育经验，严格筛选供应商和原料，定制化开发“老疯杨”系列宠物食品、保健品，以产品质量维护品牌形象。三是宠旅与文旅融合。

8年来，建成3个救助基地和1家动物医院，常态化收容2000多只流浪动物，不断吸引大量粉丝实地探访。为将线上“爱心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留量”，2021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老疯杨”以“携宠出行”为主题，启动“天兴桥·治愈小村”农文旅融合项目，通过盘活闲置村屋、丰富乡村旅游业态，逐步探索出“动物救助+宠旅经济+农文旅融合”的流量“变现”路径。

精准洞察趋势。一是洞察平台推流的转型趋势。自媒体时代，内容真实可信是吸引关注的重要前提。“老疯杨”在救助过程中不断遭受质疑时，发现公众极度关注其真实性和透明度，于是将未经剪辑的全过程救助视频上传网络，回应社会关切，进而产生超高完播率、互动率、分享率等，精准匹配自媒体平台的流量推荐机制，契合数字时代从“滤镜内容”向“真实内容”转型的发展趋势。二是洞察情绪价值的消费趋势。“身临其境”的救助短视频和直播，引起了众多粉丝强烈的情感共鸣。“老疯杨”的网络带货模式，赋予了商品消费的情绪价值。三是洞察“宠物经济”的增长趋势。

《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城镇宠物（犬猫）市场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大关、预计2027年将达到4000亿元。据“老疯杨”粉丝数据调查，43%的粉丝来自一线、新一线等经济发达城市，携宠旅游意愿占比约64%。随着单身人口增加和老龄化、少子化加剧，未来宠物经济还将爆发式增长。

深度匹配需求。一是匹配情感需求。众多具有充沛同情心的网友，受限于时间、空间和能力，无法亲身参与动物救助。“老疯杨”的救助直播和视频，为粉丝提供了“可触摸的”情感代偿与道德实现，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购买商品就能“云参与”救助活动，获得做公益的成就感和道德满足感，精准切中爱宠人群的情感共鸣点。二是匹配市场需求。当前宠物食品和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同质化严重，“老疯杨”作为一个“倾家荡产”救助流浪动物的理想主义者，通过公益身份的信用背书，解决了消费者网购产品的信任痛点，推出的宠粮和有机农产品，更好满足了养宠群体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三是匹配乡村振兴需求。随着“老疯杨”团队发展壮大和产业链不断延伸，直接创造电商运营、物流配送、乡村旅游等就业岗位300余个，本地青年返乡率从5%提升至32%，并吸引了一批外地专业人才，有力带动农业和乡村文旅发展，为解决乡村空心化、农业效益低、发展动力弱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新手账号”到“行业顶流”大V是如何练成的？

坚持多平台运营。一是全域组合运营。根据不同平台用户偏好差异，精准定制各平台账号的发布内容，如抖音、快手聚焦常态化的导购直播和快节奏、高反转的救助日常；小红书渗透高净值养宠等用户，打造温馨种草场景；AAA公众号主要发布“老疯杨”创始人的个人思考；B站（“哔哩哔哩”网站）以救助纪录片和弹幕文化为主。二是强化大小号联动。建立“1个主号（‘老疯杨’）

+N个子号（旗舰店、雄鹰基地、‘老疯杨’生产队、治愈小村等）+N个业态号

（萌宠学园、竹编等）+N个员工号”的矩阵体系，通过多账号、多元化、多视角内容补充，引导游客粉丝以话题标签、位置分享、评论点赞等方式与“老疯杨”矩阵账号互动，实现账号运营定位互补、资源共享、流量互导，不断拓展泛垂直领域关注人群。三是深化与官方媒体互动。积极联动西充县融媒体中心、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等官方平台，主动参与“助农增收”、农业有机大会、电商活动促消费、文旅宣传等主题合作，入选商务部全国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农村电商带头人典型案例以及文旅部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创作的《“老疯杨”最幸福的瞎子》获评第三届“温暖中国”优秀公益微视频作品，吸引央广网、四川观察、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等媒体机构深度挖掘解析其经验做法和发展模式，进一步扩大了品牌影响力。

坚持多创意固粉。一是从“苦难纪实”转型为“治愈陪伴”。随着“它经济”爆发式增长，“老疯杨”进一步将目标受众从爱心人士聚焦到极具同理心又非常敏感的爱宠养宠人士，并突出“拟人化养宠”品牌定位，将早期侧重苦难纪实的内容视角，调整为以“治愈感”为核心、侧重记录分享被救助动物美好生活日常，获取粉丝持续关注。二是从“直播救助”拓展为“在线认养”。开发线上认养数字平台，将“云救助”活动拓展为“云养宠”模式，粉丝可24小时在线观察宠物成长过程，定期接收健康报告，线下探访参与互动训练课程，不断深化与“老疯杨”的情感联结。截至目前，累计签约宠物“云认养”用户5.2万人、年留存率达85%。三是从“后台留言”升级为“在线客服”。建立智能客服、人工客服、在线医疗等专业团队，将原本被动、无序、低效的后台互动，转变为系统、高效的专业服务，集中一个渠道处理所有平台的用户意见和咨询反馈，兼具建立深度沟通、挖掘潜在需求、开展市场调研等功能，有效解决粉丝群体关于救助、领养、产品和诊疗等问题，进一步增强了粉丝的体验感和信任度。

2024年，团队累计在线服务68.8万人次。

坚持多活动引流。一是深耕公益救助。组建7个专业救助团队，在全国开展“摸摸头计划”救援行动，不仅救助流浪动物，还资助困难家庭，不断提升品牌公益属性。行动中产生的救助故事引起广泛关注，话题阅读量超5亿。二是开展节会赛事。将“萌宠元素”融入西充承办的有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四川省万人赏月诵中秋分会场集中展演、“一乡一节”花朝季、草坪音乐节等活动，同步推出“毛孩祈福庙会”、宠物汉服节、萌宠运动会等，前来打卡的外地游

客超3万人次。三是丰富民俗文化。通过民俗品牌塑造与非遗项目传承，在春节等传统节日推出川剧、杂技、木偶等非遗表演，精心打磨“非遗蓝染”“手工竹编”等精品研学课程，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

从“千万粉丝”到“亿元经济”红利是如何转化的？

2024年，“老疯杨”仅线上宠物消费品板块，粉丝消费转化就达75万人次，客单价稳定在82元左右，粉丝消费转化率5.36%，远超电商行业1%－3%的平均水平。

深耕“内容+带货”。一是组建专业团队。成立创意策划、后期制作、账号运营团队，精心管理维护各平台账号；建立专职直播团队，搭建3个固定直播间、2个流动直播站和“救助现场+田间地头”直播场景；打造“村播学院”，培育乡村主播30余名，带动“新农人”就业创业。二是创作优质内容。坚持以“内容营销”为电商核心经营理念，重点围绕情感共鸣、用户需求、文旅场景等开展内容创作，通过短视频、直播引发空间“转换”，以叙事情节的开展激发消费冲动，推动情感认同向消费转化。三是精选产品带货。创立“老疯杨吃饱吃好”等宠物食品用品品牌，研发有机宠粮、营养品、药品、竹编宠物窝等产品86款；依托西充优质有机农产品资源，优选果蔬、粮油、禽蛋等产品，开展从采摘到质检全流程的“溯源直播”。截至2025年“618”活动结束，网络销售收入达6200万元，其中宠物用品占比63%、农产品占比37%，预计全年销售收入将突破1.3亿元。

延伸“科普+服务”。一是注重公益科普。联合四川农业大学共建犬猫科学研究实践基地，设立动物行为研究实验室，在“老疯杨”直播间开设双语科普专栏；常态化开展“视频科普+在线答疑”等科学养宠指导，定期举办“宠保卫士”“动保卫士”系列现场公开课，线下累计吸引超2万人次参加。二是做优宠保服务。依托救助团队、动物医院、宠物学校等资源，组建专属宠保服务团队，提供寄养领养、行为训练、医疗护理等定制化服务，推出宠物SPA、宠物旅拍、宠物社交派对等增值服务。2024年，宠物服务营业收入超300万元，实现“公益引流+服务变现”的良性循环。

拓展“宠旅+百业”。一是做强宠旅主业。以“携宠出行”为主题，开发“张澜故居—天兴桥村—有机玫瑰园”等精品旅游线路，建成集非遗研学、农事体验、户外营地、治愈花田于一体的农文旅产业园区，携宠旅客单日消费近400元。二是聚焦业态创新。为避免项目建成之日即是亏损之时，“老疯杨”建立精心

筛选、内部评审、试运营考察等项目投运机制，结合市场反馈和游客需求，推动全域业态实现“策划分次分批、发展错位布局、落地循序渐进”。培养周边村民、企业员工成为“主理人”，“零租金”承包运营园区项目，推出蔬果采摘、鱼虾垂钓、非遗手工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发展充国蒸笼宴、田园火锅、草坪烧烤等特色餐饮，带动村民灵活就业3000人次。三是突出延链补链。目前，正着手打造宠物竞训场、宠物友好餐厅、宠物美容院、携宠民宿、携宠剧场等业态，规划建设宠物食品加工厂、救助博物馆等，持续深化三产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产品供给能力，推动流量红利向产业价值的持续转化。

小沙薯大产业关于曲阳县推动沙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与思考

保定市委研究室联合调研组

（2025年12月8日）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近年来，曲阳县立足太行龙脊之地土壤含沙多、昼夜温差大、农民经验足等沙薯种植优势，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导、农户参与”，着力破解品种不优、产量不多、销售不畅、效益不高等突出问题，全力推动沙薯产业从“种得多”向“种得好”，再向“卖得好”“品牌响”转变。

实践篇：曲阳县充分利用沙质土壤优势，全链条发展沙薯种植加工，将“小沙薯”做成了“大产业”，打造了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新样板曲阳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半山区，广袤的沙质土地、充足的光照时间、显著的昼夜温差造就了沙薯香甜软糯的特殊口感。历史上，曲阳人民曾以沙薯为主要口粮，适宜种植面积达到9.3万亩，农民大都有沙薯种植经验，但受制于各种因素，一直未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嘉禾镇地处曲阳县东部，距县城8公里，西依嘉禾山，东部以平原为主，境内有唐河、南水北调工程经过，地质、气候、水质等非常适宜，成为曲阳沙薯的主产区。依托自然优势和种植基础，嘉禾镇与河北上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双向奔赴，打造“薯千岁”高端沙薯品牌，将其作为创建“曲阳沙薯”区域品牌和地理标志的核心支撑，“薯”写了乡村振兴新篇章。

一片赤诚奔赴的家乡沃土。原本从事汽车销售行业的90后创业者张荣在南方参加展会时偶遇一间烤薯小摊，味蕾被软糯甘甜的烤薯口感瞬间征服，联想到家乡种植沙薯的天然条件，产业发轫的种子，于不经意的瞬间播散：如此优质的沙薯，能不能引回家乡种植？是否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能否将其引入自己的事业版图？张荣怀揣着产业理想和对故土的深切眷恋，毅然踏上归乡创业路。产业的选择，根植于乡土情怀；项目的落地，得益于环境的契合。张荣的创业之路与曲阳县寻求产业突破、发展现代化农业的规划之路不谋而合。嘉禾镇及相关部门在土地流转、基础设施、政策扶持、项目申报、融资协调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张荣团队于2021年8月在嘉禾镇程东旺村成立河北上下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上下农业）。自创立以来，一直深耕于高端沙薯的规模化种植、销售和产业链化发展。目前公司种植面积2700余亩，产值3000余万元，销售网点覆盖除西藏、青海、宁夏之外的各省（区），旗下“薯千岁”品牌已成为国内高端沙薯代表品牌，计划两年内沙薯种植面积达到万亩，开启带动一方、富裕乡亲的特色发展之路。这场双向奔赴既是游子对桑梓的反哺，亦是沃土对赤子的成全。

一条上下贯通的产业链条。从薯苗的培育到香甜的沙薯端上餐桌，只有打造出一条环环相扣的沙薯全产业链，才能让“好薯”的价值走得更远。

种苗——适地改良秧苗，培育科技金种。县农业农村部门积极帮助张荣寻求科技支撑，主动与中国农科院甘薯研究中心、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在原有沙薯秧苗的基础上，针对曲阳的土壤、气候特点，经过多次培苗试种，研发培育出适应本地环境、品质更优、产量更稳的“上下2号”沙薯秧苗，自此一株凝聚科技之光的“金种子”诞生。

种植——精准水肥调控，个个匀称达标。传统沙薯种植依赖经验化水肥管理，难以精准控制水量和肥量，不仅影响产量和品质，还造成资源浪费。上下农业种植的“薯千岁”沙薯创新引入膜下滴灌种植技术，通过控制灌水量、施肥量、营养元素，提高水、肥的利用率，达到节约水、省人工、提品质的效果。这种“按需供给”模式，让沙薯像被精心呵护的“定制产品”，每亩沙薯不仅节水40%，人工成本减少60%，还显著改善沙薯品质——裂果率下降70%，糖度提升2-3度。此外，种植密度也是影响沙薯个头的关键因素，每亩4500-5000株，株距15到17厘米，保证个个都在2-8两的“黄金尺寸”，大小均匀，蒸烤都方便。

选品——智慧AI筛选，精准分级提效。曲阳县整合资金，支持上下农业建设沙薯智能分选中心、电商云仓与冷链配送中心（万吨级智能储存保鲜库2.2万

㎡、速冻库2000㎡），配备AI智能光选分拣机，高清摄像头结合高精度称重传

感器，按重量、表面瑕疵自动分类，大幅提升分选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实现日处理鲜薯20万公斤。

储存——智能储存锁鲜，块块口感极佳。全智能恒温保鲜库通过精准调控温度、湿度和气体环境，加速沙薯的糖化过程，不仅防霉防缩水，还能提升口感，减少营养消耗。同时，与常规窖藏储存方式（供应周期3-4个月）相比，可实现鲜薯全年供应，通过供需调节，显著提高价值增量。

加工——开发多元产品，激活产业动能。上下农业以沙薯深加工为突破口，

延伸产业链条，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增强市场竞争力。深耕休闲食品赛道，聚焦年轻消费群体需求，开发即食薯条、薯干、冰薯、沙薯烘焙等产品。布局健康代餐领域，结合“轻食”“低卡”消费趋势，针对健身人群、上班族等需求，研发沙薯轻食代餐系列功能性产品。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将沙薯藤叶进行机械粉碎处理，压入土中作为绿肥施用。通过构建“初加工保底、精加工增值、综合利用增效”的分级加工体系，推动沙薯产品从“原字号”向“精字号”转型，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销售——线上线下结合，打通销售渠道。构建“线上+线下”的立体销售网络，线上与“与辉同行”、盒马鲜生等头部电商平台及知名网络达人建立深度合作，在“与辉同行”直播间上架3分钟卖出4546单18万元；线下对接各大高端商超并实现稳定铺货，同时深化与新发地、首衡等全国性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对接，设立产品专属摊位；积极参加香港全球水果展览会和广州国际农业农产品展览会，计划明年进军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际市场，全面拓宽销售渠道。

一个“薯千岁”沙薯品牌。深入实施品牌强企战略，多措并举提升品牌影响力。打造“薯千岁”高端品牌。设计“薯千岁”沙薯IP形象（千岁老神仙—曲阳沙薯IP：曲阳县作为古北岳文化发祥地，从汉代至清朝初，北岳恒山是历代帝王祭祀的地方。山势广阔雄伟，原始次生林遮天蔽日，冬春白雪皑皑，夏秋紫气升腾，加之恒山上寺庙众多，相传为神仙居住的地方，因此民间称其为“神仙山”）。依托“薯千岁”沙薯品牌，积极申请“曲阳沙薯”区域品牌和地理标志商标，构建层次分明的品牌矩阵。升级产品包装设计。聘请国内知名专业团队进行包装设计，结合当下消费者审美，更新“五斤鲜薯”“轻食代餐”“小薯仔”等系列产品包装，以“好颜值”带给消费者“好体验”“好品质”。强化品牌宣传力度。参加广州农友会第九届新农人节暨地域美食品牌展览会，集中推介“薯千岁”系列产品；策划制作“薯千岁”沙薯广告片并在央视一套播出，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10月18日，组织召开2025年薯千岁首届经销商合作会暨曲阳农特产品产销推介会，全国31个地市近百家经销商齐聚一堂，共同推动曲阳优质农产品从田间高效通达餐桌，从特色名品成长为畅销名牌。

一个三产融合的现代园区。曲阳县委提出“一产深化衍生、二产创新突破、三产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全面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科学规划曲阳沙薯现代农业产业园，谋划实施“薯千岁”三产融合项目，占地410亩，总投资1.2亿元，建设集科技育苗基地、智能仓储、深加工中心、电商直播、物流枢纽、

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园区。打造科技组培育苗基地。借力科研院所，全面引进脱毒育苗技术，配套物联网温控系统，建设智能化、数字化现代育苗基地，实现年产优质种苗5000万—8000万株，满足万亩种植需求，同时种植成本将大幅降低，由目前的0.3元每株降至0.2元，实现降本增效。建设精深加工中心。当前上下农业以售卖鲜薯为主，为更好地提高沙薯附加值，创新开发多元产品，依托产业园区建设，增加深加工车间，配置冰薯生产线、沙薯馅料加工线（供应烘焙企业）、爆浆薯条、小薯仔加工线，同步开发沙薯叶高附加值产品和功能性饮品等，全面形成从沙薯单一种植售卖到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条，实现由“论斤卖”到“论个卖”，由售鲜薯到多种薯制品的华丽转身。以文化赋能与体验重构实现沙薯价值升级。规划观光研学专区，开发沙薯甜品DIY课程，结合健康膳食教育，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让游客在互动中了解全产业链。设立文化博览区，利用旧农具、影像资料等，展示沙薯从“闯关东粮种”演变为现代健康食材的百年历程，呈现其营养价值与科技种植成果。开辟农事体验区，提供“土地认养+APP远程种田”服务，支持游客亲身耕种或托管式种植，通过

APP远程监控沙薯生长。同时，提供食育工坊、沙薯主题餐厅等特色场景，推出芝士焗薯等创意菜品，打造“从农场到餐桌”的完整体验闭环。

一个联农带农的共赢机制。上下农业通过土地集约化、生产标准化、产销一体化，将分散农户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构建“四方联动（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两次分配（土地流转收益分配、订单种植收益分配等）”的利益共享机制，实现“政府搭台、企业获益、村集体增收、农户增富”的多赢格局。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上下农业在保障自有2000亩种植基地标准化生产的同时，计划2年内带动周边种植8000亩。采用两种模式：一是与合作社对接，农户将土地经营权流转至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上下农业提供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并订单式回收。二是入股产业园，签约农户可享受保底租金+浮动分红，并设定“二次返利”机制，激发农户积极性。通过“产业带动+技术赋能”的双轮驱动模式，有效激活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形成企业规模扩张与农户收入增长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

一套高效精准的服务体系。为推动沙薯产业发展，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曲阳县成立沙薯现代产业园项目专班，主动靠前服务，在手续帮办、政策保障、土地流转、项目融资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作为“有事找支部”工作机制试点镇，嘉禾镇在推进“薯千岁”项目过程中，通过盘活低效利用的扶贫微工厂、

协调闲置宅基地资源，建成储量达500万斤的沙薯智储分选中心，实现快速投产。在用地保障方面，嘉禾镇仅用1个月高效完成400余亩土地收储，全过程零纠纷，为沙薯三产融合产业园如期开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有事找支部”机制推动产业发展的鲜活实践。

近年来，曲阳县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为抓手，在培育优势产业与打造本土品牌的道路上蹄疾步稳。涌现了以生产新鲜好牛奶为宗旨的益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打“天鲜态”品牌牛奶及奶制品，养殖业、研学、餐饮等多板块融合发展；做强生猪（羊）屠宰加工产业，依托河北卓利食品有限公司（河北地区单厂生产能力最大的生猪屠宰基地）、河北东霖食品有限公司，推动生猪、肉羊产业链条做大做强；扶持梨果深加工，延伸林果业发展链条。同时，加快推动工业矩阵焕新升级，聚焦专用设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定瓷产业多元化、雕刻产业规模化、生物基产业链条化、煤炭产业增值化、采矿产业规范化、绿电产业协同化持续发力充分释放优势潜能，不断擦亮曲阳产业品牌，扎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启示篇：曲阳县沙薯产业从无到有、由小做强的生动实践，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带来深刻启示

启示一：有为政府是激发首创精神的良田沃土。青年企业家张荣的市场敏锐与乡土情怀是产业火种，曲阳县委、县政府敏锐捕捉、迅速跟进，将其纳入特色产业布局精准培育，变“民间星火”为“燎原之势”。一是精心选产。发展县域经济，重点扶持哪些产业（企业），考验的是地方政府对于县域产业发展的深度研究和精准把控。要敏锐识别有潜力、产业链条长、带动力好的产业和专心干事创业的企业家，鼓励引导其敢于创新、做大做强。二是精准滴灌。选定产业后怎样扶持，地方政府不能大水漫灌，好钢用在刀刃上，精准滴灌，在政策、服务、基础设施等关键点、痛点难点大力扶持。曲阳县整合资金扶持上下农业建设AI筛选设备和智能存储库，一举解决了沙薯品控和储存问题，为扩大产能、提升品质、提高价值提供了先决条件，有力加速了产业崛起。三是适时适度。避免“政府热、市场冷”或“大包大揽”，重在搭平台、优环境、解难题，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

启示二：因地制宜是推动产业振兴的关键一招。曲阳县没有盲目复制外地产业模式，而是立足本地沙质疏松、光照充足、无霜期适配的自然禀赋，精准锚定沙薯种植这一契合水土条件的方向，从改良传统秧苗培育“上下2号”本土

良种，到布局沙薯全产业链，每一步都紧扣“本地能种好、市场有需求”的核心，让产业扎根乡土、避免“水土不服”。乡村振兴绝非“千村一面”的复制，而是“一村一品”的精准发力——需先摸清本地“家底”，梳理土壤气候、传统技艺、区位优势等资源，研判市场缺口与消费趋势，再筛选适配性强、差异化明显的产业，不搞盲目的产业跟风。唯有让产业“接地气”、跟本地资源“对味”，才能避免资源浪费与同质化竞争，让乡村产业真正“扎下根、结出果”。

启示三：科技赋能是提升价值链条的核心引擎。从培育本土良种“上下2号”沙薯，到引入膜下滴灌、AI智能分选、冷链锁鲜技术，再到开发深加工产品、探索藤蔓综合利用，科技赋能贯穿种植、加工、储运、营销全链条，显著提升品质、效率和附加值。要聚焦农业产业痛点，大力引进推广适用技术，破解传统农业“靠天吃饭、低质低价”困境，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跃升，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启示四：“三产”融合是增收致富的关键路径。“薯千岁”沙薯跳出单一农产品销售思维，深度挖掘沙薯文化价值、体验价值，谋划打造观光研学、文化博览、农事体验、主题餐饮等多元业态，切实提升产业综合效益和抗风险能力。乡村产业振兴不能局限于“一产”，更要做好“接二连三”文章。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农业+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融合模式，通过场景营造、文化赋能、体验升级，将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产品变礼品，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增值收益。

启示五：联农带农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上下农业创新“核心园区+千亩基地+农户”模式，通过统一供苗、保价收购等方式，有效破解技术、销路、抗风险难题，让产业发展红利精准滴灌至广大农户。要梳理现有产业，研究创新利益联结模式，确保农民在产业链各环节有参与、有收益、有保障。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发挥其资金、技术、市场优势，通过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形成“企业做大做强、农户持续增收、产业根基稳固”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疆样本新城西门村调查

新疆日报调研组

（2025年12月21日）

2022年7月14日，总书记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视察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要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这为包括新城西门村在内的万千村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3年来，新城西门村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总目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探索“有形、有感、有效”的实践路径，用多元产业筑牢富裕根基，用暖心服务守护幸福同心，用环境治理建设美丽乡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荣誉。近期，本报派出调研组深入新城西门村蹲点调研，与村干部、企业主管、企业员工、民宿经营者、普通村民、援疆干部等100多人访谈交流，了解新城西门村的发展路径，探寻新城西门村的成长密码。

新城西门村之变

新城西门村地处高昌区西郊，距离吐鲁番市区1.5公里，属于城乡接合村，辖区总面积2.4平方公里。下辖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863户3152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比98.4%，现有耕地面积2700亩，其中葡萄面积1920亩，人均耕地面积0.85亩，主要产业有葡萄种植及葡萄干精深加工、鸽子养殖、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

新城西门村村集体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年均增速在高昌区名列前茅。2022年新城西门村村集体收入32.6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1669.79元；2023年村集体收入53.8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3438.04元；2024年村集体收入128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6670.14元。为了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新城西门村坚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富民产业上做文章，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上持续发力，三年来发生了精彩蝶变。

村民的精气神更足了。总书记视察新城西门村，给各族干部群众带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激发乡亲们“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行动自觉。

“我们村是总书记来过的村子”，成为干部群众铭刻心底的幸福自豪。村委会主任艾斯卡尔·买买提说：“村民干劲更足了，村里关系更和谐融洽了，大家想致富，主动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意愿更强烈了。”眼中有光、脸上有笑、手中有活、身上有劲，成为村民日常状态，整个村子呈现一派力争上游、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新风貌。

富民产业更强了。新城西门村始终把集体增收与群众致富作为乡村振兴的“牛鼻子”工程，既抓“强村”也抓“富民”，推动“土地生金、产业增值”。在壮大集体经济上，村子通过建设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车间、蔬果冷链物流基地、群众创业中心等重点项目，发展资产租赁业务；整合农文旅资源，依托合作社成立旅游开发公司，推出“葡萄云认养”“研学体验营”等经营性项目，形成“资产租赁+产业经营”双轮驱动。在带动群众增收上，持续精耕细作葡萄产业，实施架式改造、高效节水设施建设及品种改良，推动鲜食葡萄销量从2022年的420吨增至2025年的3000吨，每公斤单价从2—3元提升到5—10元；聚焦产业带动，推动丝路明珠、丝路骄子等企业转型升级，引入优才餐饮等科技型涉农企业，扶持二手车交易市场规模化发展，村域内企业年产值从2022年的3000万元增至当前的2.24亿元，2025年新增就业岗位123个，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此外，深化农文旅融合，升级坎儿井文旅综合体，打造“老爷爷的博物馆”网红打卡点，规范化发展六泉民宿、克然木民宿等家庭客栈，培育一大批特色商户，截至目前，今年全村接待各类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更多群众吃上“旅游饭”。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预计达2.9万元。乡村产业富民作用更加凸显，特色产业在延链拓链中更可持续。

基层治理更高效了。新城西门村以乡镇履职能力现代化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群众治理与服务新模式，构建群众参事、议事、管事的运行机制，增强群众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认同感，不断强化精准服务、高效服务和系统服务，推动33项民生事项在便民服务中心“一站式”办理，延伸11项帮办代办事项，健全困难诉求首问负责、情况报告、信息沟通等闭环体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新城西门村不断增进基层治理能效，夯实民生保障，有学校1所、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768人，无辍学学生。村卫生室1个、村医2人，医保参保率达100%。农家书屋藏书量1.3万册，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3个，年均举办文化活动12场。日间照料中心1个，服务覆盖人数353人，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乡村环境更美了。新城西门村统筹资金4754.32万元，对道路、绿化、建筑外立面等进行提升改造。全村污水接入城市管网，给排水、电采暖、道路硬化与亮化覆盖率均达100%，绿化覆盖率达32.8%，强弱电管线全部入地。村里有垃圾集中收集点2个，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100%，卫生厕所普及率达100%，煤改电完成率100%。花园一样的村庄、干净整洁的庭院，让村子成功升级为国家3A级景区。从辽宁省锦州市来村里送温暖的“石榴籽小分队”负责人芦志红说，我几年前来过这里，这次进村居然迷路了，村子变化太大了。行走在村里，一步一景、一院一画，“乡村更美丽”的蓝图正变为群众家门口的实景画。

各族群众的心更齐了。新城西门村在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上着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总书记视察新城西门村的日子（7月14日）定为“幸福日”，每年的这一天，乡亲们总会身着节日盛装，通过升国旗、文艺会演等形式，重温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感恩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同时，该村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挖掘打造红石榴百米彩绘路、红石榴葡萄文化长廊等阵地，建成23个文化大院、党建小院等微阵地，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中华文化熏陶。积极保护传统民居风貌，在修建“阿娜尔小院”“阿地力大哥的家”等13家民俗客栈时，融入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元素，“五个认同”的根基更加牢固坚实。正如75岁的老党员克伊木·阿吾提所说，我们村各族村民生活在和谐美好的“大家庭”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处处石榴红，处处石榴香。

新城西门村的变化密码

新城西门村用3年时间成长为一个充满自信、全科创优的示范村，具有深刻的原因。调研组分析发现，这些变化得益于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得益于将新发展理念融会贯通于乡村建设中，在创新发展中解锁了一系列“发展密码”“成长密码”“幸福密码”。

精神动力。牢记殷殷嘱托，将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是乡村蝶变的动力所在、根本所在，也让聚力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成为新城西门村的奋斗目标和实践起点。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新城西门村在真抓实干上持续用力，保持“干”的队形，激发“干”的冲劲。3年多来的所有变化，都是村党总支带头干、创新干、与村民一起干出来的。首先，该村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提高站位、找准方法、拓展路径，在干中学、学中干，系统高效破

解乡村振兴中的“硬骨头”难题。其次，推行党员积分管理，激发干事热情。第三，实施“党员责任田”制度，让责任意识融入乡村治理的“毛细血管”。第四，发放“党群连心卡”，2025年以来接到群众诉求22件，办结率100%；开展“需求清单”行动，收集解决村民“订单式”问题18条。正如新城西门村第一书记王伟所说，干才能破解难题，让干部干有压力、干有动力、干有价值、干有成效，形成撸起袖子干的强大合力，营造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不辜负总书记的关心关怀。

“总书记来过我们村”，成为群众心中最珍贵的荣誉。2022年7月14日，总书记在吐鲁番丝路明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视察，和总书记面对面交流的员工是买克力古丽·艾合买提。总书记的和蔼可亲、殷殷嘱托，激起她“我要入党”的热切愿望，2023年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三年来，该公司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员工有16位。“十四亿分之一”的幸福，已经成为深植于心的精神动力，促进村民思想认识飞跃，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的行动自觉。

“总书记来过我们村”，不断释放红色基因的磁吸力。新城西门村已成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红色基因传承之地。基于此，该村精心培育“循足迹、看发展、感党恩”群众性教育实践品牌，拓展“沿着总书记的足迹前行”活动，组建了由69名党员组成的红色讲解队和143名群众骨干、

16名乡村青年组成的百姓宣讲团。

今年装修一新的新城西门村乡村振兴教育实践基地，将3条红石榴研学路线21个点位串联在一起，最近基地创排了由村民表演的短剧《葡萄架下日子甜》，生动展现乡村新变。负责排练的高昌区委党校副校长马英说，我们就是要讲好总书记与新城西门村、葡萄产业、各族群众、乡村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的“五个故事”，让各族群众知道福在何处、惠从何来，吸引更多人走进新城西门村、爱上新城西门村。

产业动力。依托产业发展，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甜蜜事业”，是新城西门村的着力方向。新城西门村在推动乡村特色产业上不断探索新路径、释放新潜能。

首先，处理好产与销关系。新城西门村无论是葡萄产业、文旅产业、家鸽产业、二手汽车产业，都始终保持产销良性循环。在市场营销端投入更多精力，比如丝路明珠公司、丝路骄子公司，一个主营产品供给，一个主营电商销售，两者联袂，产销互促。同时，新城西门村积极探索“互联网+”经济发展新模式，

电商直播基地有50人的研发与营销团队、44名本地主播及207名合作主播。其中，“白雪公主”古丽孜把·艾孜买提创下单场销售额150万元纪录，成为该村名副其实的“村播一姐”。

其次，处理好产业个性与共性关系。葡萄产业是吐鲁番的主要产业，基于这样的共性，新城西门村如何找到特色优势成为产业发展重大课题。换种新品种、推广深加工、尝试“云认养”，都是产业发展打出来的组合拳。如今，新城西门村强化品牌建设，凡是该村产品都要有村子的厂址、标识，凸显产品溯源的品牌差异；强化文创产品研发，让葡萄文化、坎儿井文化具象化、生动化，释放与众不同的品牌魅力；强化“葡萄产业+”的延链拓链，促进农文旅融合更加紧密，扩大深入人心的品牌辐射。

处理好取长与补短关系。吐鲁番沙疗产业蒸蒸日上，让新城西门村有了“我们也要分一杯羹”的意识，在产业取长补短中增加了沙疗项目。2025年开张的六泉民宿，就因提供沙疗服务而爆火。该民宿经营者艾孜海尔·热西提说：“夏天生意非常好，客流最高时一天有100多人，95%的客人为沙疗而来，现在民宿正改造升级，提升承载力。”新城西门村的民宿、客栈，现在或多或少都增加了沙疗项目，让特色民宿的服务更多元。

处理好“有”与“优”关系。新城西门村有155户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400个就业岗位，其中今年新增21户，反映出当地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2025年引进净菜加工企业，引入智能加工设备，搭建标准化生产体系，直接创造就业岗位20余个，可带动周边200户农民发展蔬菜种植，实现“家门口就业、田间地头增收”的双重效益。当前，新城西门村的各类产业正在从“有没有”向“优不优”升级，探索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创新动力。乡村振兴，靠的是创新，尤其是工作模式和方法的创新。新城西门村立足村情实际，创新提出“12345”党建工作思路：巩固好一个总目标的成果，抓好集体和个体两个层面的增收，探索群众、党员、干部三个群体的治理与服务路径，提升地面、建筑物、院落、空中等四个空间维度的管理水平，做好思想、组织、人力、宣传、纪律五个方面的组织保障。

村党总支团结干部群众，以“党建链”串联“发展链”“治理链”“服务链”，通过“链动共富、五感治理、四维攻坚、先锋赋能”四大工作法，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党建链动共富法。即以党总支为核心，构建“党总支+合作社+公司”运营

模式，推动特色农业与研学产业深度融合，实现集体、个体经济“双增收”。五感聚力治理法。新城西门村以“党建引领、多元参与”为治理机制，将

“五感”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温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自豪感。2025年共举办群众性活动15场次，参与群众3635人次；党团活动20场次，参与党员团员2276人次。对比今昔变化，培育荣誉感。通过“老照片里看变迁”“驻村干部讲发展”等活动，组织群众对比生产生活条件的今昔差异，全年组织讲学活动12场次。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幸福感。通过“阿依努尔工作室”全年化解邻里纠纷、土地流转等矛盾24件，调解成功率100%；依托“阿娜尔爱心妈妈团”“党员中心户”开展“小事不出村、服务送到家”行动，让村风民风更文明、邻里关系更和睦。鼓励干事创业，增强获得感。始终将就业率稳定在98%以上，让勤劳致富成为新风尚。完善民生保障，夯实满足感。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服务，让群众在“吃住行学医”中感受稳稳的幸福。

值得关注的是，打通民生“最后一米”，发挥桥梁作用的“小院议事会”，是新城西门村强民主、聚民心的创新品牌。“小院议事会”是从今年4月开始，在“党建小院”等几个议事机制的基础上升级形成。4个片区，每月各开一次。议事会上，晒成果，向群众报告一个月的民生实事清单；剖问题，共同解决荣誉下的“成长烦恼”；谋共识，引导群众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群众满意度从3年前的82%提升至当下的96%。调研组在调研期间，旁听了议事会，村民就致富新门路、社区服务细节、生产生活最关切的话题进行热烈讨论，而村干部一边深入浅出宣讲党的最新政策，一边现场解答村民提出的问题，充分体现了议事会不是茶话会，而是办事会。它既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有效方式，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正如村党总支书记塔巴热克·艾克拜尔所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四维焕新攻坚法。聚焦地面、建筑物、院落、空中四个空间维度，实施“党总支统筹、村小组党支部包片、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的攻坚行动，推动村庄环境“精细焕新”。

先锋铸魂赋能法。该村构建“三级组织体系”，强化党建赋能，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心骨”。组织体系全覆盖：建立“行政村党总支+村小组党支部+党员中心户”三级组织体系，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信息收集、矛盾化解、为民服务，确保党的政策落实到每一寸土地，党的声音传遍每个角落，党的温暖送达每户人家。

合作动力。新城西门村的发展，离不开援疆力量的强力支持。到2025年，湖南省已累计派出十批1363名干部人才来到吐鲁番，接力培育的援疆品牌“红石榴”覆盖产业、医疗、教育、文化各领域。为建设美丽乡村，湖南援疆投资1600多万元建设红石榴产业园区；为提高村民收入，湖南援疆因地制宜帮助发展乡村产业，协助打造新城西门村首个年产3000吨的葡萄干精深加工企业；从“毛医生”的定期医疗惠民，到湖南十八洞村与新城西门村的两地情深，这些跨越山海的互促共进，化为干事创业、携手奋斗的不竭动力。

“门洞”模式。

湖南十八洞村，曾经是“山山是穷山；洞洞是穷洞”的贫困村，2013年11月，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为全国脱贫攻坚工作指明了方向。12年过去了，首倡之地彰显首倡之为，如今的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20XX年，在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的牵线搭桥下，新城西门村和十八洞村结成“姐妹村”，让总书记亲临视察的两个村子共担使命责任，在比学赶超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探索出了具有示范意义和创新价值的“门洞”合作模式。

“门洞”合作模式，门是新城西门村的“门”，洞是十八洞村的“洞”，这是一个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工作模式，一个打开视野、拓展思维的学习模式，也是一个促进文化交流、共筑文化根基的“连心”模式。两个村线上线下双管齐下，干部群众AAA群“取经”“送宝”；两地不远千里，互相结对走亲。新城西门村到十八洞村观摩学习派出5批26人，十八洞村来新城西门村4批29人。这种共享经验、互促共进的工作模式，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织密了跨越山海的民族团结连心网。

“毛医生”工作模式。

每周周六周日，“红石榴”援疆医疗队就会在新城西门村坐诊。乡亲们亲切称呼他们为“毛医生”（即“毛主席家乡来的医生”）。2021年以来，援疆医生来新城西门村坐诊已制度化、常态化。他们把一腔援疆情、家国情融入对每一位村民的服务中。调研组调研期间，正遇上来自湘潭的艾昆仑、蒋思医生，他们一上午就为40多位村民提供了服务，敬业、专业、贴心的服务赢得了村民的点赞。

2024年参加工作的村医开萨尔江·库尔班已为20多位援疆医生当过助手，他说：“我在援疆医生身上学到了不断学习钻研的精神。只有怀着对每一位村

民深沉真挚的爱，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坚持在基层为民服务。”

新城西门村发展的启示

新城西门村的快速发展并非“天上掉馅饼”，而是在各级党委政府支持下，大家合力奋斗的结果。追溯它的成长轨迹，可以得出一些重要启示。

乡村振兴需要党建做好“强”的文章。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配强建强村“两委”班子是首要任务。党性强、纪律强、作风强、组织强，工作的基础、发展的动力才会强。新城西门村以“双好双强”为导向，通过“内选+外引”建强队伍，打破“守摊子”思维，打造复合型“两委”班子。注重党员示范带动，形成“骨干党员带头干、普通党员跟着干、群众学着干”的梯队模式，鼓励党员在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中亮身份、作表率，促进“支部有思路、党员有行动、群众有干劲”的良性循环。实践证明，只有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磁场”，乡村振兴的前进动力才会更加强劲。

乡村振兴需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做好“聚”的文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把共同体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新城西门村之所以呈现和谐团结、同心同向的生动景象，全在于抓紧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以“有形、有感、有效”举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产业融合同心、文化浸润铸魂”，通过产业联结、文化共情，推动各民族在空间、经济、心理上深度嵌入，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心，把各族群众的心聚在一起、劲聚在一起，让各族村民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上“抱成团”。实践证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

乡村振兴需要在工作机制上做“效”的文章。制度是管长远、固根本的关键。新城西门村聚焦“干部能干事、群众好参与、发展可持续”，构建起三项长效机制：一是“全链条”干部培育机制，通过“老带新”、“挂职锻炼”、援疆资源培训等，锻造懂政策、会治理的“领头雁”队伍；二是“零距离”群众工作机制，推行党员、干部、群众“三级积分制”，确保工作下实功、出实招、见实效；三是“可持续”产业赋能机制，出台电商培训、民宿扶持等激励政策，既给群众“搭台子”支持创业，又为集体“拓路子”盘活闲置资产，确保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乡村振兴需要在发展势能上做“好”的文章。一个村要想发展得更好，既要自己“想好”，有主动向好、自觉变好的意愿和作为，也要借力外界的看好，

把源源不断的支持和鼓励转化为成长动力，形成“越被看好，发展越好”的良性循环。新城西门村，几乎每月都会有人前来观摩学习和调研。作为“模范生”，既要习惯在这种眼光下做得更优秀，更要时时刻刻提示自己要“争气”“不能落伍掉队”“不能骄傲自满”。

如今，新城西门村正在铆足劲实现新的发展愿景：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样板、全国乡村振兴示范点、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村、建设全国精准援疆示范点。这些愿景目标呼应国家和自治区“十五五”的战略目标，契合全村3152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需要，激励新城西门村朝着“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目标，以更自信、务实的奋斗姿态砥砺前行。

新源县关于“聚焦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亲民便民图书馆”的调研报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源县图书馆李红胜

（2025年12月9日）

一、图书馆发展现状

新源县图书馆于2006年11月15日动工兴建，2008年10月28日开馆服务，占地面积3000㎡，设有8个服务窗口。馆藏图书11.5万余册、阅览席位600个，2023年12月在文化广场建设城市书房，有效弥补了传统图书馆在服务覆盖范围和服

务时间上的不足，成为城区重要的文化休闲新空间。20XX年依政策建成新源县总分馆体系，以县馆为主馆，含11个乡镇文化站及城市书房为分馆，涵盖93个村（社区）图书室为架构的服务体系，实现资源共享，2022年获评国家二级图书馆。

二、工作中的典型做法

（一）大力推进数字化建设，拓展多元服务

1.线上平台便捷高效。积极建设并推广“新源县图书馆”AAA公众平台，搭建数字资源服务平台。读者可通过电脑、手机、平板等设备随时随地访问平台资源，享受移动化、个性化的图书馆服务。

2.智慧服务持续升级。图书馆持续加大数字资源投入，新增电子图书5万册、电子期刊3000种、学术数据库5个。创新推出“AI+图书馆”小程序，上线AI虚拟图书馆员，提供智能咨询、图书推荐等服务。

（二）深化阅读推广活动，促进文化普惠共享

1.打造品牌活动。围绕“全民阅读”主题，精心策划组织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成功打造了“童声琅琅·经典咏流传”语言艺术培养品牌。

2.关注重点群体。持续开展“亲子阅读”“少儿故事会”等系列活动。同时，积极服务特殊群体，举办老年读者阅读分享会，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送上阅读机，向孤儿院捐赠图书。

3.延伸服务触角。与驻地部队、消防、教育等单位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常态化开展“图书展览”“阅读交流”等活动，推动优质阅读资源和服务进军营、进校园，有效拓展了公共图书服务的覆盖面。

三、调研发现的问题

（一）人员匮乏，智能管理滞后

1.全馆仅有4名在编工作人员，远低于同等规模图书馆的基本配置要求。

2.面对读者日益增长的数字化资源利用如电子书刊数据库访问、信息检索、线上借阅如预约、续借、查询、新媒体平台使用等需求，现有人员因知识技能所限，难以提供有效指导和支撑。

（二）珍贵文献保护困难，存在损毁风险

1.征集整理修复经费匮乏。缺乏专项经费用于系统性地征集、整理、修复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如手稿、老照片、地方出版物等。

2.保管设施条件不达标。现有保管室空间狭小，容量严重不足。缺乏符合文献长期保存要求的恒温恒湿环境控制设备及必要的安防设施。

（三）服务网络覆盖不均衡，效能有待提升

1.覆盖仍有盲区。部分区域，尤其是人口密集的新建社区、大型住宅区、城乡结合部和偏远乡村居民反映“看书远、借书难”“15分钟便捷阅读圈”尚未完全实现。

2.服务适配性不高。部分分馆和服务点的开放时间与居民上下班时间冲突、服务内容如资源种类、活动形式与群众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脱节。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强化队伍建设与智慧赋能，提升服务能力争取增加专业编制

希望县编办能酌情考虑增加事业编制名额，重点引进图书情报、信息技术、活动策划等专业人才，加强现有人员提升计划与激励机制。

（二）加大投入，强化地方文献保护利用

每年申请专项地方文献征集、整理、修复及专业保管条件改善经费。优先用于抢救性修复已受损的重要文献。

（三）优化服务网络布局，提升覆盖效能

科学规划布点，依据人口密度、交通便利性、服务半径，重点落实“15分钟阅读圈”等因素，对全县图书馆、分馆、服务点、城市书房、布局进行系统评估和优化调整。加强对分馆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

图书馆承载着知识的重量，更承载着民生的温度。为使图书馆能更好地履行保存文化遗产、传播知识信息、促进全民阅读、服务社会发展的核心使命，真正成为新源县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家园。

一个工业大省的升级样本

经济日报本报调研组

（2025年12月25日）

山东作为全国唯一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背后屹立着一支可担大任的国资力量——截至2025年9月底，其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均居全国省级监管企业第一，利润总额、净利润全国第二。

2024年5月，总书记赴山东考察，赋予其“走在前、挑大梁”的崭新使命。这片曾以“大象经济”闻名的厚重土地，正以国企为引领，政企协同发力，在传统产业转型与政府市场关系重构的探索中，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实践之路。

凭啥敢“十年磨一剑”“八年不挣钱”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科研的“冷板凳”比以往更难捱，也更需要坐得住的人。当短期回报成为市场普遍追求，一个现实难题摆在面前：谁来为那些高风险、长周期的关键技术攻关“押注未来”？

在山东，调研组发现这里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国家队”——他们能够承受“战略性亏损”，专注于长周期研发，敢于以持久投入换取关键突破。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正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代表。2024年9月，在德国汉诺威车展上，中国重汽黄河氢内燃机牵引列车惊艳亮相。这辆车搭载潍柴自主研发的15升缸内直喷氢内燃机，发动机功率高达560马力，可兼容甲醇、天然气等多种清洁燃料，成为中国自主动力技术迈向世界领先的新标杆。

“甲醇发动机的研发，从立项到试运营，我们干了整整8年。这8年没有一分钱盈利，但换来了未来10年的发展主动权。”潍柴动力战略规划部部长王华杰向调研组道出跨越周期投入的价值。

“更早之前，经过10余年攻关，潍柴将柴油机热效率提升至53.09%，4年4次创下世界纪录。”潍柴动力总经理助理兼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李志杰说。

同样的创新坚守，也在其他领域同步上演。在高端制造领域，中国重汽以140亿元研发投入牵头组建“研发共同体”，联合近百家企业不断取得突破。“市场虽有波动，但研发不能停。国企的职责，就是在不确定中提供确定性。”中国重汽集团党委副书记蒋朋朋的话语掷地有声。

这些企业的实践共同勾勒出山东国企的创新群像：有的向“天”攻坚算力

与大模型，有的向“地”深掘矿山与能源，有的向“海”进军氢能与航运装备。正如时任山东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满慎刚所言：“很少有人能在两三年内造出世界级技术，但国企必须有人能十年如一日地去造。”

这样的战略定力，需要坚实的制度保障作为支撑。

今年年初，浪潮集团有限公司率先探索“研发准备金制度”，计划每年从上年度净利润中提取20%，设立专属研发资金池，集中支持重大技术攻关。“我们宁肯少赚一点，也要让创新不停步。”浪潮集团科技创新部副部长魏磊说。

浪潮的底气，源于山东清晰的考核导向。2024年，山东省属企业科技创新在改革绩效考核中的权重从12.5%提升至33%，同时，将战新企业项目培育、科技型企业培育纳入考核内容，引导企业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

这套制度体系的核心，在于重塑企业发展逻辑。“我们要求企业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战略账、未来账。”山东省国资委考核分配处处长董晓波说，“国企必须有不怕亏几年、不怕慢一步的底气和格局。”

除了考核机制引导，还有“真金白银”助企创新的政策。近年来，山东省国资委持续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政策支持力度，在“研发费用视同利润加回”的基础上，对国家、省级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分别按2倍、1.5倍比例加回，仅2024年，全省省属企业加回总额就达428亿元，企业创新积极性持续提升。

“研发投入视同利润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支持。”山东能源集团科技发展公司（技术研究总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隋建才介绍，“十四五”以来，其研发投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5%。

长期主义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回报机制实现闭环。

“科研人员挣得多，还是公司管理层挣得多？”面对提问，潍柴集团企业文化总监张正强毫不犹豫地回答：“成果论英雄，只要是做出了成绩的团队，收入比管理层高。”

这套激励机制在潍柴已延续20余年。自1998年起，潍柴每两年举办一次科技创新激励大会，近三届大会均拿出近亿元重奖科技功臣，个人最高奖励达1000万元。20XX年，潍柴动力原内燃机可靠性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张纪元，就拿到了这笔重奖。

其他企业也有各自的激励机制——浪潮集团建立技术经理人专业人才队伍，规定对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和报酬；山东高速集团成立4家科技成果转化公司，推动技术产业化运营；山东能源集团实施“放权

松绑+中长期激励”改革，探索股权激励等机制从单个项目的“科研回报”到系统化的“创新收益”，山东国企的长期主义正在形成正向循环。创新不再只是投入的消耗，而成为企业持续成长的内在驱动力。

正如山东省国资委科技创新处处长王明华所言，科技创新的收益不只体现在账面利润，更在于带动整个产业生态的跃升。这种制度刚性，正塑造着“不以一时得失论英雄，而以十年磨一剑论担当”的新型企业文化。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山东正在以实际行动践行长期主义的创新路径。这种由国家战略引领、国企平台承载、市场机制驱动的“三元动力结构”，有效弥补了高风险、长周期领域的短期回报偏好，形成了一条更具战略耐性的中国式创新路径。

“链主”做好创新“带头人”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国内经济转型升级进入关键期，企业“单打独斗”的方式已不适应新形势，而且造成严重的同质化竞争。

尽管山东工业基础雄厚，但长期以来，省属国企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停留在简单的供需层面，采购研发主要与集团子公司、孙公司合作，很少在市场上寻求最优选择。

20XX年7月，山东省委提出全面推行“链长制”。这一决策打破了过去“大而全”的自我配套思维，标志着山东开始从顶层设计层面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让产业链上下游从“各自为战”变为“组团发展”。

经过5年的实践探索，在“链长制”的统筹框架下，19条标志性产业链成功“链”起了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其中，25家省属国企担当“链主”，串联起13条标志性产业链和分支上的多条细分产业链，合力深耕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特色农业等领域。

链主究竟能干些啥？核心就是一件事：带着链上的兄弟企业一起发展。

——链主是产业生态的构建者。

产业生态的培育，犹如玫瑰生长需要阳光雨露。济南市平阴县是世界三大玫瑰主产区之一，但多年来受困于信息化水平低，花农靠天吃饭，企业同质化竞争，一朵玫瑰的附加值不足5元。

20XX年起，浪潮云洲将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在花田里，为平阴玫瑰量身打造数字化解决方案。1.3万户花农领到玫瑰卡，2.8万余亩鲜花基地开始科学

农事管理。通过15处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关键数据，智慧种植模型向花农推送灌溉、施肥指令；花农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采收指导，收花预测准确率超90%。如今，平阴玫瑰品牌价值达32.36亿元，农户年均增收5000元以上。

“精准补链”思路同样贯穿在潍柴的发展历程中。潍柴集团联合200多家上下游企业构建研发共同体，构建了以动力总成为核心的产业众创生态圈，带领产业链在高热效率发动机、氢燃料电池等前沿技术领域不断突破。为打破“技术+供应链”的枷锁，10余年间潍柴累计投入数十亿元，成功开发近百款电控产品，实现了电控系统自主设计，还催生了一批行业领军者。如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成功上市，从地方小厂跃升为全球第二大重型曲轴、最大连杆生产企业。

——链主是产业创新的带头人。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链主”企业不仅是“行业一哥”，还是众多中小企业的“创新带头人”。“过去，一些中小企业想给我们做配套，却摸不清需求方向，技术也跟不上。”中国重汽集团战略规划部副部长王霞说，“现在以‘链长制’为纽带，我们加强对供应链企业的指导，他们普遍增加了研发投入，产品合格率明显上升。”

这正是中国重汽作为汽车产业链“链主”的作用之一。通过搭建创新平台，促进技术转化和人才集聚，中国重汽推动产业整体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为促进创新协同与资源共享，山东省国资委推出三项关键举措：组建联合体攻难关、开放资源降成本、揭榜挂帅避重复。这一创新机制在浪潮集团的大模型研发中得到充分体现。两年前发布的千亿参数开源基础大模型“源2.0”，就是由浪潮带领多家科技创新企业共同研发的。在全面开源后，它又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了趁手的AI工具。

浪潮集团科技创新部副部长魏磊介绍：“作为‘链主’，我们不能只考虑自身研发，还要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创新。”在山东省政府绘制的产业链图谱指引下，浪潮集团牵头组建了20余个产业子联盟，吸引2000多家配套企业加入，形成高效联动的产业集群。

“让‘链主’企业牵头，把创新资源整合起来，把中小企业的活力激发出来，才能形成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合力。”王明华总结说。

——链主是开拓市场的组织者。

今年7月，山东重工旗下企业在拉美市场表现抢眼：潍柴与莫达萨集团在秘鲁签约、中国重汽（秘鲁）有限公司揭牌、895辆中通纯电动客车在智利交付。今年1月至9月，山东重工集团营收近4400亿元，出口收入727亿元；预计全年出口收入将达到1000亿元。

作为四大产业链的领头羊，山东重工在全球制造业动荡中勇闯天涯的诀窍在于联合作战。“前一阵，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客户想买重卡，山推就把客户推荐给我们，促成了上千万元的销售额。”中国重汽集团汽车研究总院院长王意宝说，“兄弟”之间相互帮忙的事情经常发生，特别是在海外市场，比如中国重汽与中通客车、潍柴共享销售渠道、研发平台和服务网络，仅采购费用就累计节省350亿元。

“以前帮忙是‘情分’，现在是‘本分+收益’，干得好就有真回报！”山东重工集团国际商务部副部长丁伟道出了企业协同发展的关键窍门。《山东重工集团出口协同激励政策》将模糊的“协作贡献”转化为精准可算的绩效指标，激励全部直达一线业务员，且上不封顶，激活了协同动力。

2024年，集团内部出口协同收入达100亿元。

“链长制”实施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延链布局的“千项千亿”企业和项目新增产值2576亿元。王明华表示，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推动要素自由流动。表面上，“链长制”是领导挂帅、专班推进；实质上，它是通过“拆墙组队”提升产业韧性，实现创新资源高效配置。面向未来，山东还计划到2027年培育5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形成200项重大创新成果，新增2400名高层次人才。

当前，提升产业韧性不能再靠企业“孤军奋战”，而必须构建以本土龙头企业为枢纽、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这也是“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强调“滚动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目的。山东的实践表明，一个治理良好的国企，可以成为整合创新资源、贯通产业链条的“系统集成者”，这是“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动体现。

谁说“老树”发不出“新枝”

在“链长制”串联起大中小企业，形成抱团发展的合力之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随之浮现：产业升级，往哪里升？腾笼换鸟，换什么鸟？

近两年，各地都在努力发展新兴产业，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杭州“六小龙”人人艳羡，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一两个拿得出手的人工智能和芯片

企业，这个地方好像就落后于时代了。

然而，在这样的氛围中，调研组在山东却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根深叶茂的产业之树，正稳健地生长在坚实的传统根基之上。在这里，新质生产力不是新兴产业的“专属品”，传统制造业通过技术创新与智能化改造，同样迸发出强劲的新动能。

总书记深刻指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总书记还指出，山东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大有可为。

满慎刚说，“我们理解，这个因地制宜，首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企业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

这种转变，首先体现为产品高端化，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日前，15台2000kW的潍柴大缸径柴油发电机组在浙江云计算大数据中心交付。它们是数据中心的备用电源，即便意外停电，也能瞬间顶上，确保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持续运行。

“我们很早就开始研究大缸径柴油发电机组。”潍柴动力大缸径发动机相关技术负责人说，经过多年消化、吸收，潍柴逐步掌握关键技术，并形成独有核心技术，填补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空白。

“去年，我们美洲的客户做了当地知名品牌机组和潍柴机组的对标，相同功率下，潍柴机组的性能表现比他们要好。”该负责人说，“多年潜心研究，等来了黄金时代，今年前三季度，潍柴大缸径发动机数据中心业务销量增长高达400%。”

这种转变，也体现为生产智能化，重塑传统产业模式。

“这是‘重介选煤分选密度AI控制系统’，它可以深度学习老师傅的选煤操作经验，实现精煤产率提升。”在兴隆庄煤矿综合管控平台上，山东能源云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周建朋自豪地指着屏幕说道。据他介绍，过去操作员只能依赖经验手动调整，往往采取保守策略。现在有大模型辅助，可稳定精煤质量，并精准提升0.1%—0.2%的产率。“别看就0.1%的提升，那可是年增收百万元级的经济效益。”周建朋感叹道。

这套系统背后的操盘手叫“盘古矿山大模型”，是全球首个矿山大模型，由山东能源与华为联合成立的创新中心自主研发，截至目前，已覆盖矿山、化工等领域的220个智能场景。云鼎科技副总经理曹怀轩说，“没有华为的底层算

力和通用模型能力，我们做不到；但没有山东能源和云鼎的数据积累、经验交流、应用场景，华为自己也做不出来”。

这种转变，还体现为场景多元化，拓展产业应用边界。

在山东重工集团的展览馆内，陈列着一台轮胎比人还高的“绿色巨无霸”。“这是雷沃的最新款大马力CVT智能拖拉机，一台能卖近200万元。”集团战略与协同发展部负责人吴智增介绍，这种机器主要适用于农业大片集中连片区域。

作为中国最大的农机企业，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很早就开始研发CVT重型智能拖拉机。这台新款拖拉机马力达到340匹，每小时可犁耕作业40亩以上，配备无人驾驶和智能电控液压系统，能自己搞定犁耕、深松、播种等重负荷作业。

“去年，我们的拖拉机在海外卖了超13亿元。”吴智增满怀信心地说：“预计未来这种CVT拖拉机出口后，营收还会有很大提升。”

雷沃不断拓宽CVT拖拉机市场的同时，中国重汽也在用智能网联拓宽着商用车的边界。

“我们对智能网联开发的投入已经接近研发投入的20%。”蒋朋朋表示，近年来，我国商用车自动驾驶已站上规模商业化的临界点。为了找到新市场，中国重汽持续加大智能网联研发投入，实现了港口、矿山、高速等多场景应用落地。

“这款豪沃矿山霸王搭载L4级自动驾驶系统，可实现在作业工况恶劣的砂石骨料矿、煤矿、铁矿等矿山封闭场景下的自动驾驶。”蒋朋朋说，该款车凭借雷达组、双目摄像头、车载高精度组合导航系统的加持，让无人驾驶车辆在矿区作业成为现实，目前保持零重大事故。

一系列重大转变背后，是一场由政府精心布局、企业主动求变的系统性变革。

为做好“存量优化”，2024年12月，山东省国资委在全国省级国资委中率先发布《关于推动省属企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施意见》，明确了5个方面内容、16条具体措施，推动企业立足传统产业布局，巩固既有技术优势，加快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拓展，打造细分领域知名品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为做好“增量崛起”，山东省国资委开展育新行动计划。印发《省属企业育新行动方案（试行）》，遴选资源条件好、市场潜力大、技术成熟度高、技术先进性强的战新企业及项目，精准制定支持政策，实施梯次培育，促进创新

型企业聚链成群。目前，共有250余项育新项目及企业纳入省国资委重点培育清单库。

在企业和政府的同时发力下，通过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深入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山东正在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对于中国这个传统产业体量巨大的国家而言，山东“老树发新枝”路径具有极强的现实参考价值。它雄辩地证明：转型不等于“另起炉灶”，升级的关键在于用新技术赋能旧格局，实现“存量优化”与“增量崛起”的协同演进。在自身有优势的传统产业基础上，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同样能长出引领行业的新质生产力。

“多元经营做大做强”，还是“心无旁骛攻主业”

在很多省份，国有企业都曾面临战略布局过散、主责主业不聚焦的现实问题，一度还有“多元经营才能做大做强”的说法。

“凡是成功的企业，要攀登到事业顶峰，都要靠心无旁骛攻主业。”20XX年3月，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对国企改革和发展寄予厚望。

山东深刻领会这一要求，开启了一场以“聚焦主责主业”为核心的深刻变革。山东省国资委规划发展处副处长魏建介绍，目前省属企业主业数量严格控制在1个至3个，在核定主业时，严禁泛化主业、偏离主业发展；严禁无关多元、过度延伸低端产业链；严格把握主业与生产经营辅助性业务的关系。

这一理念如何落地？在山东高速上开车走一段，就会有直观的感受。

从济南市区驾车出发，不到1小时就能到达青银高速济南东服务区。这里的停车场撑着一排排“大伞”，仔细看，那水泥伞面上竟是一块块光伏板，服务区入口处的一小块空地上还开起了专营进口商品的便利店。

“济南东服务区是全国首个零碳服务区。”山东高速集团副总经理房建果介绍，服务区内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日均发电量超1万千瓦时，除满足服务区用电需求外余量可存储或外送，实现100%绿电自给。

服务区里建光伏电站，怎么看都像是“不务正业”。但这些看似跨界的举措，恰恰体现了山东对聚焦主责主业的深刻理解——不是僵化地固守传统业务，而是在主业基础上进行合理延伸。服务区里建光伏电站，既充分利用了高速公

路的闲置空间资源，又服务于交通运输行业的绿色转型；开设进口商品便利店，则是基于山东高速统筹运营山东中欧班列的便利条件。这些探索都紧紧围绕高速公路运营这一核心主业展开。

山东重工也在坚守主责主业中获得了意外惊喜。“在前几年房地产热潮中，我们坚决剥离出售包括房地产在内的非主业业务，专注高端装备制造，2024年实现利润总额281亿元，盈利能力显著提升。”山东重工政研室主任王光远说，“要是当时没有出售房地产业务，现在可卖不了那么多钱了。”

“通过这种方式引导企业合理划分主业范围，有利于企业将资源集中在主业赛道，从源头上避免‘内卷式’竞争。”魏建说。

除了聚焦主业，山东还通过重组整合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自20XX年以来，围绕“十强产业”布局实施了20余次重组整合，形成了两种有效模式：一是同类企业横向合并，如原兖矿集团与原山东能源集团联合重组成立新的山东能源集团，2024年营业收入较重组前增长30.1%；二是产业协同重组，如20XX年整合沿海港口资源成立的山东港口集团，2024年货物吞吐量超18亿吨，位居全球第一。山东省国资委改革处处长薛洁介绍，在整合过程中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原则，不搞“拉郎配”，真正做到“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一定成”。

改革的具体措施千条万条，说到底是要实现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在山东调研期间，各企业负责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方面，省国资委对我们是有考核要求的”。这一细节，恰恰说到了山东经验的点子上。

董晓波介绍，山东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考核机制，推动考核指挥棒着重转向对企业核心竞争力、主业行业地位以及服务国家战略成效的综合考量。只有在核心领域做到极致，才能形成不可替代的竞争力；而任何多元化探索，都必须以巩固和反哺核心主业为根本目的。

山东国企用实际行动清晰说明，“聚焦主责主业”是“体”，是国企安身立命的根本；“审慎相关多元”是“用”，是做强做优主业的手段。所有的发展与扩张，最终都要服务于增强主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国家产业链韧性这一根本目标。这一原则，为“十五五”时期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

政府与市场怎么“牵手”，何时“放手”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个根本性问题亟待回答：政府与市场，究竟该如何相处？山东这个传统工业大省正在用实际行动探索新路。

山东转型实践的背后，站立着坚定有力的战略推手。省委、省政府对国资

国企工作高度重视。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到任两年多来，40多次深入省属企业调研，对党建、管理、治理、压缩层级、治理亏损等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这条新路的核心智慧，精炼为一句话：该“牵手”时主动担当、精准发力，该“放手”时尊重规律、厚植生态。

当市场存在空白、高风险让民营企业望而却步时，政府的主动介入便成为创新的“第一推动力”。

“鲁A02022F”。时隔3年，蒋朋朋仍能脱口而出这个车牌号——它属于中国第一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雪蜡车。在北京冬奥会前，这种高端特种装备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国内市场一片空白。正是国家以“首购者”身份，将冬奥保障任务交给中国重汽，催生了企业攻克79项专利的极限挑战。

“造车，我们当仁不让。”设计工程师刘希平回忆道。从可变追光系统到超低位鞍座，从降噪技术到轻量化车架，这台凝聚创新智慧的雪蜡车最终与“冰墩墩”一样成为冬奥网红。

通过“担当首购”，政府不仅完成了重大活动保障，更重要的是为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初始应用场景，助力实现从0到1的突破，最终锤炼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明星产品，为创新破冰。

这一创新模式的核心枢纽，正是完成角色转变的国有企业。政府从直接干预转向战略引导，支持国企承担战略任务，以此创造和引导市场。在芯片、工业母机等高风险、长周期研发领域，山东支持浪潮、山东能源等国企牵头攻关，展现了“有为政府”的战略担当；同时要求这些企业建立市场化机制、参与全球竞争，恪守“有效市场”的效率原则。

这样的理念，催生了一批充满活力的经营主体，它们在政府的战略引导下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

“我们每10元ETC交易额中8元来自省外，依托多场景布局与商业模式、体制机制创新，从区域性ETC企业蜕变为行业领军者。”山东高速信联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王宇开门见山，用直观数据勾勒全国化服务版图，道出发展进阶之路，“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我们始终站在行业变革前沿，用一项项首创实践定义ETC服务的新范式。”

他历数了公司的多个“第一”：“我们在全国最早实现ETC互联网发行，率先开拓‘ETC+’多元应用场景，抢先布局车企前装领域。”目前，山东高速的ETC用户数和年交易额分别约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和四分之一，ETC前装市场份额

占全国一半以上。

这种创新求变的精神已深深融入山东国企的血脉——山东高速把服务区办成网红打卡点，提供婚礼仪式等服务；山东发展投资集团在新能源行业发展早期，果断投资入股华电新能，收获投资红利；山东港口集团更是先后在国内布局建设54个内陆港，开通106条海铁联运班列，从“守着海岸等”到“闯到内陆找”，走出了一条打破地理边界的市场开拓之路。

当前，“十五五”规划的大幕已经拉开，如何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在这一背景下，山东的转型实践展现出重要启示：“机制市场化”远比“所有权归属”更为根本。政府的“有为”，体现在“构建平台、设计规则、配置资源、担当首购”，而非替代企业决策。

从重构创新逻辑的“长期主义”，到重塑产业范式的“链长制”；从“老树新枝”的务实转型，到“主责主业”的战略定力，再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创新平衡——山东所实践的，正是一条“走在前”的进取之路。它不追逐虚浮的泡沫，而是扎根于41个工业大类的厚重土壤，以“挑大梁”的自觉，探寻“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最富生机与韧性的结合点。

这条路，通向人心。它通向科研人员收到千万元重奖时的自豪，通向花农因一朵玫瑰年均增收5000元后的笑容，也通向企业家在清晰预期下甘愿“八年不挣钱”搏未来的坚定。走在前，需要方向的判断，更依赖人心的凝聚；挑大梁，是能力的体现，更是信任的托付。

这条路，指向未来。它雄辩地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并非缥缈的蓝图，它就蕴藏在一个个敢于探索、勇于实践的生动样本里。山东的答卷表明，“走在前”需要不惧试错的勇气，“挑大梁”离不开系统性的战略耐性。这份从齐鲁热土生长出来的智慧，正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着一份沉甸甸的区域范本。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石家庄高质量发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精神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课题组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擘画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新蓝图，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石家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较为强劲，要牢牢抓住“十五五”历史机遇期，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前瞻谋划、整体部署，着力打造新质生产力茁壮成长的“良田沃土”，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书写崭新篇章。

一、石家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基础较为坚实

自石家庄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以来，石家庄锚定经济总量过万亿的目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2024年全市生产总值8203.4亿元[1]，在全国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排名第35位，较2021年提升5位，连续三年获评“中国年度最佳引才城市”，并入选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城市等试点城市名单，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较好基础。

（一）聚焦五大主导产业持续发力，产业基础愈加坚实

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2021年，石家庄锚定五大产业集群，从产业聚集、科技研发等方面鼓励企业创新发展。2023年，生物医药和电子信息两大优势产业营业收入突破千亿，2024年再攀高峰，分别达到1257.2亿元[2]和突破1381.7亿元[3]，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领域。生物医药产业已形成以生物技术药物为引领、化学药为主体、现代中药为特色、高端医疗器械为补充的全产业链条体系，培育出一类创新药9个，在研一类创新药80余款[4]。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不断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突破，形成以半导体、现代通信、汽车电子和信息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建成国家级创新平台10个[3]，涌现出5G基站用射频芯片、MEMS（微型电子机械系统）传感器等一批国际领先的创新成果和产品。

（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能力稳步增强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创新主体持续壮大，截至2024年底，石家庄市拥有高新技术企业359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1530家，省、市级领军企业51家[5]，数量均居河北省首位。创新平台建设不断推进，高端政产学研机构

突破性设立。依托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技术创新中心，拥有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485家[5]。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校地协同创新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创新成果不断涌现。2024年石家庄市有效发明专利21706件[1]，成为河北省首个有效发明专利突破2万件的城市。

（三）优化人才引进政策，人才资源日益充实

人才是最根本、最活跃的要素，也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和保障，石家庄不断积累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人才资源优势。石家庄人口总量正增长，新型劳动者总量相对充足。在全国人口总量有所下降的趋势下，石家庄连续三年实现正增长，2024年末全市常住总人口1124.66万人[1]。创新人才招引政策，吸引大量人才落户。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其中推出的“人才九条”为正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石家庄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连续两年推出人才新政，含金量足、突破性大，释放了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强烈信号。截至2025年3月，人才绿卡持卡人数超11万人[6]，人才结构不断优化。

（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园区建设成效显著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石家庄率先在河北省颁布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入选“城市营商环境创新城市”，推动营商环境法制化进程。全部审批事项实现网上办理，全面推行“AI审批”，审批效率跻身全国第一方阵。打造公正透明市场竞争环境，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双盲”评审改革获评“中国改革2024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市场主体活力显著提升。园区是产业的聚集地，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石家庄坚持“房地产开发为产业发展让路，插花式开发为集中开发让路”，打造具有坚强配套服务能力的低成本化园区，落实“园区事、园区办”，提升管理运营水平，投融资、市政、担保、科创等四个平台建设实现省级以上园区全覆盖，最大程度提高审批和服务效率。

（五）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机遇，搭建协同创新发展新格局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石家庄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牛鼻子”，强化协同

创新和产业协作，全市累计承接京津转移项目489个，总投资2751.7亿元；2023年共落户央企二三级子公司38家，实现历史性突破[7]。与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建立全面合作关系，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落户石家庄。

二、石家庄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综合经济实力相对不强，亟需为新质生产力夯实坚实基础

唯物辩证法指出，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近年来，石家庄经济虽然保持了稳快增长，但仍不足以支持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2024年，石家庄经济总量排名与2001年全国排名第21位的历史高位相比，仍退步14位。作为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已被郑州、长沙、西安、合肥等城市超越，亟需夯实发展基础。

（二）产业升级任务较为艰巨，高科技龙头企业引领能力有限

石家庄产业结构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行业龙头企业较少。新一代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产业实现率先突破，具有较强的产业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具备国内一流水平的科研机构和企业集团较少。在产业结构中，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规模相对偏小，规模效应尚未完全形成。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企业，通过自主创新能够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驱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目前，石家庄拥有高新技术企业3594家[5]，仅为长沙（8609家）的41.7%[8]。

（三）创新投入不足、产出不高，创新统筹能力亟待提升

研发投入是衡量城市对创新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具有创新产出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近年来，石家庄市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但依然存在科技创新基础较为薄弱、起点水平较低的严峻问题。创新投入强度有待提升。石家庄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76%[5]，虽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但低于合肥（4.11%）[9]和长沙（3.3%）[10]。财政科技投入质量不高。石家庄市科技支出主要内容包括支持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和企业技术创新以及支持高层次人才落户。反观培育出“六小龙”的杭州市，主要用于深化“名校名院名所”工程，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科创大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助力人才净流入等方面。创新产出不高。2024年石家庄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有效量、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技术合同成交额等同郑州、长沙等城市相比仍存在差距，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偏低，创新产出更是差距较大（见表1）。创新统筹能力亟待提升。科研成果不能快速进入市场，市场所需技术不能及时得到解决，产学研对接不畅通，尚未形成梯次发展、多元协同、产学研融合发展态势。

（四）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能力不足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和风险较高，金融支持成为关键要素。金融产品供给不够充足。金融产品追求资金安全性和收益确定性，不适应科技创新企业资金需求。保险类资金、产业基金等“耐心资本”缺乏，未能形成科技与金融相互促进、相互赋能的良性循环。金融服务能力有待提高。科技创新企业专业性强，发展模式也具有创新性，对金融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学科背景都有很高要求，石家庄现有金融服务能力不能更好适配科创企业的服务需求。

（五）高端人才数量不足，亟需加强人才支撑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高层次的人才支撑，石家庄市在高层次人才招引和培育方面存在较大的缺口。一方面，高端人才和领军人才数量不足。石家庄高端人才短缺，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和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等高层次人才数量，与国内同类先进城市相比尚有差距，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支撑面临挑战。另一方面，人才培养机制不够健全。近年来，西安等城市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直接影响人才储备和结构。西安市平均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30999人[11]，而石家庄市是全国唯一没有“211工程”“双一流”大学的省会城市，平均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20118人[12]，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缺乏坚实的人才支撑。

三、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石家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系统工程，必须融通创新才能推进发展。要以创新为主导，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以政府有为推动市场有效，形成创新主体活跃、创新人才集聚、创新能力突出、创新环境优良的生动氛围。

（一）做好顶层设计，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凝心聚力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建议将科技创新由市科技局的部门工作提升为全市工作，统筹科技、产业、金融、人才、教育，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研究制定科技

创新条例，统筹部署科技资源，最大限度引导和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系统推进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招商等工作。

（二）建设京津冀跨区域技术经理人队伍，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作为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纽带，技术经理人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将技术经理人作为新职业纳入。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也强调指出要“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率先在重点产业加快锻造一支超强京津冀技术经理人队伍。2023年5月，总书记视察河北时强调指出，要构建产学研协作新模式，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为让更多成果从京津“实验室”走进石家庄“生产线”，建议锻造一支主要面向京津冀的“知政策、精技术、会管理、懂金融、明法律、通市场、擅转化”的技术经理人队伍，主动与京津冀高校院所和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转化部门等对接，聚焦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形成登“门”（校门）入“室”（实验室）常态化体制机制，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场”走向“应用场”。协同京津冀高校科研机构，加强技术经理人才培养工作。以京津冀为主，选择一批政策水平、理论素养和实操能力突出的专家形成智库，重点围绕课程开发、教学培养、战略规划、政策研究等方面开展工作，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探索建立技术经理人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将高层次技术经理人纳入人才绿卡支持计划，构建“技术经理人+”业务工作体系，提升技术转移和转化效率，进一步优化石家庄市高技术转移人才供给。

（三）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形成良好创新生态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高水平企业梯队。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力量，现代科技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的综合体系。石家庄可以选取生物医药和电子信息产业龙头企业为重点试点，支持企业超前布局基础前沿研究，通过研发合作、平台共建、成果共享等方式参与科技创新平台与基地建设，打造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要进一步强化企业作为“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地位，推动更多科研任务由企业提出、让更多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培育高水平企业梯队，最终形成一批标志产品、典型企业和代表性产业，在全国率先形成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特色产业链，引领石家庄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力科技招商新赛道，探索建立科技招商工作体制机制。当前，“找项目

找资金不如找科研成果”的科技招商成为把握未来的新趋势。科技招商不仅是对产业资本的招商，更是对科技创新要素的引进培育，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金种子”。石家庄要继续秉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地里的”的发展理念，适应科技招商新需求，组合推出具备竞争力的科技招商政策，侧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采用“陪伴式”“平台式”“合伙式”等科技招商新方式，完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将更多目光锁定“育树苗”“播种子”，形成全产业链的企业服务链条，全力以赴争夺科创资源要素。

（四）充分发挥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的杠杆作用，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提出，要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科技创新研发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需要长期稳定且有耐心的资本来陪伴“硬科技”长跑。从全球实践看，耐心资本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包括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保险资本等，是私募创投基金、公募基金等引入中长期资金的重要来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条件和推动力[13]。

出台各种激励政策吸引社会资本集聚。通过整合政府资金，探索“政府领投+社会资本参与”的新型投融资模式，聚焦主导产业发展前沿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不设固定期限，为科创企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精准支持具有核心竞争力、成长性好、带动作用强的企业和项目，配套市场化投资容错机制、薪酬激励机制，避免“撒胡椒面”式的普遍扶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的“耐心”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转化为耐心资本。

（五）锻造高素质人才队伍，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良好人才生态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也要依靠人才驱动。石家庄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锻造高素质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一方面，瞄准产业链上下游缺链补链延链环节，制定急需紧缺型人才团队招募地图，并积极探索“领军人才+团队+产业+项目+基金”五轮联动招商方式，实现招引一个领军人才、带来一个顶级人才团队、形成一个高新企业、构筑一个产业集群的良好效应。另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将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战略，构建“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乐业、乐创、乐居、乐享、乐学”的青年友好型城市，为石家庄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注入青春活力。

同时，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需要探索性思维和包容性环境，这就需要营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生态。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强调，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创新创造活力，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万众

一心、勠力进取的生动局面。因此，对因主动担当、开拓创新而出现不可预判

的失误者给予宽容，通过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充分激励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石家庄高质量发展打造良田沃土。

优化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事项决定的路径

宁波市鄞州区人大常委会课题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为地方人大行使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事项决定权提供了根本遵循。宁波市鄞州区人大深入贯彻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探索构建“全链条贯通、全覆盖参与、全方位保障”的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事项决定机制，力求为推进区域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一、构建全链条民主决策机制，提升生态治理决定质效

健全生态议题征集机制。针对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事项界定标准问题，建立“生态三张清单”制度：“必议清单”（如重大污染防治项目）、“选议清单”

（如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备议清单”（如低碳试点建设），实行“部门提报-专家论证-公众听证”三级联审机制。深化“代表进环保”活动，依托人大生态文明建设议事站、基层环保议事会等平台，结合“生态鄞州”数字化民意征集系统，广泛收集群众建议。每年召开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事项联席会商会议，动态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议题库。创新生态调研论证模式。建立“专业智库+生态大数据+公众参与”立体调研机制，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红黄蓝”风险分级评估。如在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决定”时，组织生态专家、环保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开展“沉浸式生态踏勘”，运用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形成科学决策依据。对重大生态项目引入“生态影响预评估”制度。

优化生态审议表决程序。完善生态文明议题审议工作规范，推行“三公开一参与”机制：会议议程提前公示、专家论证全程公开、表决结果即时发布，邀请环保志愿者、受影响群众代表等作为“生态议事员”列席会议。建立生态议题询问“双台账”制度，确保部门回应质效，对重大生态决定探索实施“附条件表决”机制。

构建生态监督评估体系。创新“三查三评”生态监督机制：日常巡查、专项检查、回头看核查，配套实施部门生态绩效自评、人大代表生态满意度测评、第三方生态效益评估。开发“生态决定执行监督”数字化平台，实现问题“发现-交办-整改-反馈-公开”闭环管理。如在监督无废城市建设决定落实情况时，运用“生态码”评价系统实时收集企业、群众反馈，动态优化政策措施。

二、打造全覆盖民主参与体系，凝聚绿色发展合力

构建生态治理多元参与体系。建立“1+N”生态议事平台：“1”个生态文明建设代表监督总站，“N”个特色生态议事点（包括环保组织联络站、企业环保联盟、民间河长会客厅等）。创新“三师一员”协同机制（环保工程师、环境规划师、生态律师+民情观察员），对重大生态事项实行“议题联选、方案联议、效果联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碳达峰行动等专业领域，推行“代表+环保专家”组团履职模式，提升民意征集的科学性。

完善生态议题全领域覆盖机制。制定《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事项分类指导目录》，建立“基础类（污染防治）+特色类（生态价值转化）+创新类（低碳发展）”三维议题体系。创新设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专章，建立健全GEP核算应用、生态补偿等制度。针对城乡生态治理差异，建立分区决策机制，对生态保护区等重点区域单设“村民生态议事日”，保障居民参与权。

拓展立体化生态参与空间。打造“云上生态议事厅”数字平台，集成“生态地图、环保随手拍、绿币积分”等功能模块。创新“生态问政直播间”形式，对污水处理厂选址、生态修复工程等重大事项实行全流程直播互动。建立“生态文明建设媒体观察团”，邀请主流媒体、环保自媒体全程跟踪报道决定执行情况，定期发布“生态治理成绩单”，强化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

三、健全全方位民主保障体系，筑牢生态制度根基

完善生态决定制度体系。制定《鄞州区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事项决定工作规程》，配套出台生态风险评估、生态补偿听证、生态效益后评估等实施细则。建立“生态双审+”机制，决定草案须经法制监察司法工委生态合规性审查和生态文明建设专家委员会可行性论证，并附加“生态影响专项说明”。创新“绿色民主效能指数”，将公众生态参与度、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率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强化生态履职专业支撑。实施“代表生态能力提升计划”，开设绿色讲堂系列培训课程。组建“生态文明智库联盟”，整合环保部门技术骨干、高校生态学者、环境律师等专业力量。

深化数字赋能生态治理。探索开发“生态数智决策”平台，集成“生态诉求地图、环境风险预警、碳足迹溯源”等智能模块。创新“生态民情指数”系统，通过AI分析实时生成区域生态治理热点图谱。建立生态文明建设决定“生态码”全周期管理系统，实现从议题征集到效果评估的全程数字化留痕。如在老旧小区改造决定中，运用AI技术分析万余条群众意见，精准识别改造重点。

关于人工智能背景下陕西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调研报告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职业教育中心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陕西省宝鸡钛谷钛镍锆材料加工有限公司曹先娉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迅速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24年6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超过4500家，培育了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报告2024》指出，人工智能骨干企业从省份分布看，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其中排名前三的城市中北京占比29.04%、广东占比21.90%、上海占比13.99%。从2023年三次产业分布看，第三产业占比71.93%，第二产业占比27.92%，第一产业占比仅为0.15%。从技术合作关系数的占比看，大数据和云计算占比42.70%，物联网占比11.92%，5G/6G占比8.02%，智能机器人占比5.99%，智能芯片占比4.60%。这些内容表明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正迈向新阶段。

一、人工智能产业的岗位类型和专业方向1.岗位类型

2023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岗位能力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中指出，人工智能产业人才结构为四层次金字塔结构，主要分为源头创新人才、产业研发人才、应用开发人才和实用技能人才。其中，实用技能人才属于人才结构的基础人才，该层次人才应能够理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并掌握关键技能和实用方法。此外，《要求》提出，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岗位包括物联网、智能芯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智能语音、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知识图谱、服务机器人9个细分领域、57个岗位。

2．专业方向

职业教育以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为目标，致力于为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从专科层面来看，人工智能产业涉及的专业方向包括：物联网（6个）、智能芯片（6个）、机器学习（2个）、深度学习（2个）、智能语音（2个）、自然语言处理（2个）、计算机视觉（2个）、知识图谱（2个）及服务机器人（4个）。经归类合并相同专业后，共计15个专业方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与人工智能产业人才结构中的实用技能人才要求高度契合。

二、陕西省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现状

1.人工智能产业链布局

陕西省人工智能产业已形成以西安为核心、辐射周边的产业链布局，在智能算力、机器人及无人机等领域具备显著优势。该产业链上游主要涉及数据的生成、采集、存储和初步处理，包括数据服务、硬件设备、软件平台等。中游涉及大数据处理框架、机器学习平台、深度学习算法、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包括数据分析、处理和人工智能算法的开发。下游涵盖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具体应用，如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能制造等。

2.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布局

陕西省人工智能产业主要集中在西安市及周边地区，形成了以智能算力、智能机器人、智能无人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软硬件等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构建了以西安市高新区为引领，经开区、航天基地和西咸新区等多区域集聚的发展格局，汇聚了华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基地、科大讯飞西安人工智能研究院、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众多企业、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其中，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包括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与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跻身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入选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陕西省人工智能产业在智能语音、图像识别、大数据分析、计算机视觉及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

三、陕西省职业院校的专业布局现状

1.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现状

以协同服务人工智能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集群式发展为目标，以咸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体，依托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人工智能产业链龙头企业，建设咸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教联合体、人工智能产教联合体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教联合体3个市域产教联合体。聚焦人工智能领域，打造全国数字化根技术、全国工业互联网集成应用、全国工业大数据、陕西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高性能特色工艺半导体、智能终端6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陕西省建设了数智工程、工业自动化技术、智能制造装备应用技术服务、信息安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创新、软件与大数据技术中心、新一代信息技术8个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为职业院校师资培养和学生实习、实训提供服务，同时支撑企业员工培训、技能鉴定与技术研发等需求。

2.高职院校开设专业现状

陕西省高职院校围绕人工智能产业链开设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软件技术、云计算技术应用等8个核心专业。其中，开设大数据技术专业的院校最多，共有28所高职院校开设，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26所），陕南和陕北地区各有1所院校开设。此外，有23所院校开设软件技术专业，20所院校开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具有代表性的高职院校包括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等7所，主要分布于西安市和咸阳市。

四、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当前，陕西省人工智能产业实用技能人才供需呈现以下特征：其一，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衡，且供需增速差距持续扩大；其二，契合产业实际需求的有效人才供给总量不足，人才转化效率亟待提高；其三，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应用的实用技能人才缺口显著，供需匹配度有待改善。

1.面临的问题

在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产业的人才需求已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作为技术供给方的人工智能企业迫切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作为产业需求方的传统行业的企业也亟须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自身产业的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人工智能产业人才需求缺口持续扩大。随着行业的深入发展，产业研发人才、应用开发人才和实用技能人才的需求将呈现井喷式增长。然而，人才供给侧目前面临以下突出问题：一是专业设置存在缺口，人才培养相对滞后。目前开设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院校数量有限，现有的培养模式难以匹配产业发展需求，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实施路径等仍需创新。二是专项培训供给不足，人才流动问题凸显。传统信息技术人才正在逐步向人工智能领域转型，他们亟须学习相关技能以满足岗位要求，但针对人工智能产业人才的专项培训较少，部分紧缺岗位的专项培训存在明显缺位，导致人才转型进程缓慢，人才供给与产业现实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2.对策及建议

陕西省具备较好的规模市场、丰富的数据资源、多样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高等院校等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多重优势，需要紧紧把握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机遇，积极构建人工智能产研联动、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的创新发展生

态，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基于此，现从优化产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加大扶持力度三个维度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优化产业布局。第一，促进区域均衡发展。陕西省在持续支持关中地区的基础上，应加大对陕南和陕北地区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与专业的扶持力度，促进全省区域间的均衡发展。第二，优化专业布局结构。陕西省应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在西安和咸阳等地区增设区块链技术等相关专业，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相关专业设置。第三，提高协同育人质量。陕西省应加大对代表性高职院校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协同育人，通过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切实增强校企协同育人的整体质量。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第一，强化跟踪管理。对陕西省设立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等3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工业大数据行业等6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8个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实施持续跟踪、监测与规范化管理，加快推进各类产教融合平台载体的实体化运行进程。第二，扩大培养规模。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与职业院校深入开展现代学徒制、企业订单班、现场工程师等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的规模与质量，促进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第三，深化产教融合。鼓励职业院校与产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普通高校、行业组织、企业单位及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建设多类型、多层次的市域联合体、行业共同体、实践中心和实训基地，助力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协同发展。

三是加大扶持力度。贯彻落实《陕西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6年）》中关于“支持高校与企业合作建设人工智能人才实训基地，举办系列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培训班”的目标要求。第一，出台系列化的产业相关文件。相关政府部门应针对职业院校专用设备更新、专业软件升级、实训基地建设等需求，制定专项支持制度与实施意见，同时，定期更新、发布《人工智能产业链急需紧缺岗位人才需求目录》《人工智能产业链人才需求企业清单》等指导性文件，为职业院校优化专业布局、深化人才培养改革、促进学生精准就业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引。第二，加大人才培养培训的支持力度。相关政府部门应为职业院校在人工智能领域申报的建设项目、培训项目和教科研项目提供专项经费支持，扩大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化培训班的覆盖规模与实施范围，并按照分类指导、分层实施、分级推进的原则开展专项培训工作。第三，鼓励校企深入探索协同育人模式。在职业院校开展人工智能示范高校建

设专项计划，在企业单位打造人工智能示范企业，在工业园区、产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创建人工智能示范园区，通过分层分类推进示范建设，深化校企协同合作，从院校、企业、园区等不同层面和主体探索校企协同育人的实践模式与实施路径，及时总结并推广成功经验。

通过对陕西省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深入分析，研究陕西省人工智能（大数据）重点产业链与智能终端重点产业链发展所需人才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适配情况，有利于优化职业教育系统内部要素的组织结构，缩短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之间的供求反应周期，提高人才与技术供给的效率。同时，这一研究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优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职业教育对产业发展的适应性，进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与技能支撑。

民办高校教师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郭付美

引言

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民办高等教育作为民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队伍则是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主力军，是实现培养目标、加强专业建设、维持教学运行和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动力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是培养高质量和高标准幼儿园教师的重要决策。在我国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指出“聚焦于学前教育阶段，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由此，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目标从20XX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提升为2035年“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焦点已经从粗放式的规模扩张突出转向为内涵式提升。在“推进幼儿园科学保教的新实践、新经验，全面展现新时代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新面貌”的过程中，学前教育职前培养体系中的教师教育者是提升培养质量的人力资源。因此，他们的专业水平决定了未来幼儿园教师的水平，也直接制约我国学前教育的“普惠”“优质”发展。

当前，公办师范类院校已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职前职后教育质量得以保障，对于提升教师队伍质量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而民办院校目前还未涉及学科专业认证，在师资方面还缺乏有力的制度监督与保障，Ｒ学院作为刚脱离母体院校的独立院校，在现有的师资队伍中，面临职称、学历、人员流动的限制，因此需要依靠和借助大量的外聘教师，这使得自身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受到钳制。本文以Ｒ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为例，从学院属性和专业属性的契合角度，探索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建设路径。

一、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为了全面了解Ｒ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目前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现状，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通过对Ｒ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相关领导、学科负责人、专职教师、辅导员（共计6名），其中助教1人、讲师3人、副教授2人进行半结构的访谈，旨在获得最真实的一手资料，进而丰富本研究的资料。

（二）研究方法

访谈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收集到有效的信息，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资料。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首先通过文献调研确定访谈提纲，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工作内容、工作性质、考核机制、职业发展、职称评定等方面的问题。在资料分析过程中对于访谈资料进行逐一编码归类分析，对资料进行诠释、归纳、概括，最终分别提取出三个主范畴和9个次要范畴。三个主范畴主要包括专业能力、考核机制、职业发展，其中专业能力包括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实践能力三个次要范畴；考核机制包括考核标准、师资培养、薪资待遇三个次要范畴；职业发展包括培训内容、职业规划、发展动力三个次要范畴。

二、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师资结构性矛盾突出

Ｒ院校学前教育教师的构成由本校自有专职教师、兼职教师、退休返聘教师、在读博士生四部分组成。整个教师队伍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特点，青年教师比例偏高，缺乏阅历和经验丰富的高级职称教师。随着高校人才建设的推进与教师自主意识的增强，目前师资流动呈现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即愈是名牌大学愈容易留住和引进人才，而民办高校则成为人才外流的重灾区。这就意味着学历高的优质毕业生、职称高有经验的教师更愿意朝着平台和资源较好的公办高校流动，因此民办高等院校很难引进甚至留住有经验的高职称教师。相对应届毕业生而言，由于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学历的瓶颈加上资历尚浅，又没有职称，但是又想留在高等院校，只能选择民办院校，这就使得“马太效应”更加显著。如在访谈中的T2老师提到：“当初本科毕业之后就是不想去幼儿园，所以才努力去读研，原本想着研究生毕业之后可以顺利进入高校做一名专职教师。没有想到学历贬值的速度远远超过我毕业的速度，毕业后，硕士学历只能应聘辅导员这类行政岗，而且都有很多人竞争，后来不得已选择了民办院校。”

（二）繁琐教学任务以致教师无法专注提升自身专业能力

专职教师除了完成自己的应承担的教学任务、教研室工作还需要担任兼职班主任，兼职班主任需完成与学生相关的一切事宜。这些繁琐且重复的工作会占用教师大量的时间，以至于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更好地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做好科研工作。如T1教师提到：“我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工作量以外，还要兼任2个班的班主任，平时不上课的时候主要处理学生的事务性工

作，要是遇到评优评奖、助学金的申请时，感觉自己像‘机器人一样’整理学生的材料，下班回到家还要接听学生的电话，时间都浪费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申报课题写文章。”

短暂的班主任经历对一个专职教师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持续性的兼任工作会导致专职教师无法全身心投入提高教学水平和从事科研工作，从而使专职教师和行政人员之间存在一定的抗拒心理。而行政人员除了正常的行政还要担任教学任务，所以也无法将全部精力放在行政或学生等事务性工作上。如此一来，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导致职责之间的界限模糊，面对工作的时候常常出现相互推诿、相互抱怨的现象，导致很多老师经常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不但增加彼此的工作量，还大大地降低了工作效率。

（三）教学与科研无法有效融合

Ｒ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主要特点是以教书为主，科研数量较少，且质量相对较低。一方面因为学校更注重学生的就业和反馈，因此比较偏重教学；同时，科研启动基金较少，管理者前期不注重科研经费的投入。如在问及“您的科研动力来自什么”时，大多数老师则表示自己的科研动力来自职称晋升，少部分来自自我提升。如T4老师谈到：“学校应该尊重人才搞科研以及提升教学，建议把科研量纳入工作量，减少教学量的负荷，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鼓励教学与科研并重，而不是让专职教师过多地搞行政和学生管理等事务性工作，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应该通过科研来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及学校竞争力。”由于学校不太重视“以教促研”和科研奖励，缺乏这方面投入，导致教师缺乏这方面的指导，加之大多数专职教师有着繁琐的行政工作量，因而也不愿意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科研活动。教师们的科研动力更多是来自职称的评定和自我提升，为了职称评定，学院有少部分教师也有参与其他机构的研究项目，但是缺少自己独立主持或第一单位属于本学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科研方面较为薄弱。

（四）职业发展通道狭窄

Ｒ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定位，导致了学校忽视了对教师学术能力、师资队伍的管理与建设等方面的培训与管理的重视。在调查中发现，该专业教师近三年的培训形式主要集中在“单位组织的集体学习”“专家讲座”、培训内容最多的教育理论培训、师德师风规范培训和科研能力提升。培训更多是以学校的培训为主，教研室自主培训为辅。如此，培训针对性和专业性就较弱，缺乏

自身的独立性。如T5老师提到：

“让教师有针对自己专业的学习培训平台，提升青年教师的技能水平，让其在所在领域有影响力，比提升工资水平更能留住人。学校无法提供小而精且对口的培训，培训只能落到教研室，而教研室受到经费、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而无法为教师提供更好的培训。”在有限的培训中也仅限于教师上岗前的基础教学知识的培训，以及教学过程不需要经费投入的老教授的“传帮带”，而不注重对教师的专业培养，没有意识到管理质量决定了教育质量。如果单纯依靠教师自身的师德素养和职业情怀，让教师自我监督与管理，通过自身强化科研和教学能力这种途径来提高教师素质是更加不科学的。

（五）教师保障与管理不完善

公办高校凭政策与资金优势吸引了优质生源与人才，其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民办院校的资金完全来自自筹或捐赠，但由于民办高校社会认可度较低，捐赠的资金来源较少，相对来说处于劣势。Ｒ院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学生的学费、校企合作及土地房屋资源盘活、董事会的资金投入，鲜有组织个人无偿捐赠。而这些资金来源不够稳定，办学经费不足导致了师资队伍建设的经费不足。因此学校办学经费受到限制，这也导致教师薪资和科研投入受限，从而影响师资队伍的发展，进而导致师资队伍产生不稳定的情况。如T6老师表示：“其实作为一个管理层，我们也希望多为教师谋取一些福利，我们现有的老师比较年轻化，怀揣着对梦想和未来的期许，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高的回报，当面对这种高期望与低收入的困境，但是又没有更好的选择时，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自然就会逐渐降低。”

当问及“您的月均薪资（包括课酬、津贴）税后大约是多少”时，大多数教师的反馈为工资集中在5000～6000元这个范围。教师们普遍认为工作付出与其收入不对等，对收入的满意度也比较低。如T2老师提到：“选择民办学校不是没有选择，是因为热爱并相信民办的制度更为灵活、更适应时代发展。我们不光要为集体谋发展，同时也要谋求个人的发展。个人的生存问题也是支撑我们更好工作的支撑。因此也希望能提高我们的工资待遇。因为作为个体，我们要先生存，再谈贡献与发展。”

在发展的这20多年中，虽然教师的待遇在不断地得到提升，但Ｒ院校作为企业办学，也不得不考虑学校的收益，难免降低教师的福利待遇以压缩成本，薪金福利待遇不高。学校多用企业管理员工的方法管理教师，未考虑教育的特

殊性，不能以工作量来衡量教师的个人工作业绩，因此人才的归属感差，人才流失严重。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民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实际情况与政策规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薪资待遇、社会地位、职称晋升等方面不及公办院校教师。社会对民办高校逐利办学“重营利、轻质量”的刻板印象，但也表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质量洼地”问题依然严峻。

三、教师队伍的建议

（一）优化师资结构

首先，实施“双轨制”人才引进。师资是实施专业教学的主力军，有雄厚的师资队伍能保证专业教学开展、提高教学质量。为更好地加强Ｒ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整体和教师的个人专业发展，一方面，需立足学校的办学定位，根据教研室教师的水平和现有师资，划分出专业带头人、课程负责人、骨干教师和普通教师；另一方面，聘请资历较深的教师担任专业带头人，根据不同层次教师的特点，设定不同的发展路线和相应的教学任务，进而在行政和教学方面都能兼顾，不仅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能力，进而保证教学质量。

其次，强化教师的共同体责任意识，将教师个人的发展规划紧紧围绕教研室和学校的发展战略来进行。加强对教师师德素养和教育情怀渗透，将教师的发展与学校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双赢，为促进学校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引导教师将个人的发展与教研室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成长。不断为教研室的专业建设、科研团队的建立积极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多层次全方位培养体系，强化能力建设

首先，构建“校—园”协同平台，加快“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步伐。专业课程教师毕业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有着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知识，并且每个老师擅长的领域不同，可以借助现有教师各自擅长的领域，共同进步与成长。要求教师每年赴幼儿园实践，并纳入考核指标。同时，可以从实习单位吸纳部分优秀的教师来指导教学实践活动，也可以从现有教师中选派部分教师到教育教学相关的机构或跟岗学习，实现“产学研”结合。

其次，形成包括骨干教师资助、出国研修项目资助，继续博士学位项目资助、校级名师奖励和校级青年骨干教师奖励等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体系，尤其注重新教师培养。

如通过新教师岗前的教师任职资格与在职培训等，确保基本教学质量。鼓

励能力强且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带领和指导年轻教师形成研究团队；鼓励青年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的教育教学技能大赛，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发表论文和申报课题，并进行积分奖励，促使其更好地投入教学及科研工作。

（三）建立合理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完善职业发展生态

民办高校应制定更为严格和有效的绩效评估体系和激励机制，根据不同岗位设定明确的绩效标准，并实行动态的激励机制，让不同岗位的教职员工明确工作职责和标准，确保教师了解评估流程、薪酬构成和自身的职责。

首先，建立一套合理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将教师的师德素养、教学情怀、专业认同感等融入考核当中，将具体的考核指标转化为个人的岗位职责目标，将绩效考核与教师专业建设与发展有效结合，以绩效考核激励教师自身发展，从而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并且形成合理有效的支持体系。

其次，加大科研和教学改革支持力度。师资是实施专业教学的主力军，有雄厚的师资队伍能保证专业教学开展、提高教学质量，逐渐建成一支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合理，学历层次较高，能够满足专业教学与科研需要的教师队伍。教师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与发展是促进师资队伍发展的外在动力和加速器，以外部的考核促进教师的内在积极性和内部动机，才能有效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促进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才能使学校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度。

结束语

民办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队伍建设需突破“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质量优先”发展。通过政策倾斜、院校改革与社会协同，逐步构建“结构合理、能力过硬、发展可持续”的师资队伍，方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挑战。

审计机关运用内部审计成果需要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杨静、还丽君

一、引言

内部审计作为单位经济决策科学化、内部管理规范化、风险防控常态化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是国家审计实现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机关有效运用内部审计成果，有助于提升审计效率、节约资源，并推动内部审计在组织治理和风险防控中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审计署发布多项政策，强调内部审计成果运用的重要性，各地审计机关也积极探索实践。然而，当前审计成果运用仍面临诸多挑战，制约了国家审计监督体系的整体效能，也在实践中造成了审计资源的重复投入。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审计机关运用内部审计成果存在的问题

虽然审计机关运用内部审计成果具有重要的长远意义，但在实践中，内部审计成果运用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内部审计成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不足

内部审计成果面临严重的“可信度危机”。一方面，被审计单位存在明显的“动机冲突”：既要通过内部审计展示良好治理，又担心问题暴露引致外部问责，导致成果报送的选择性过滤与问题弱化。另一方面，我国多数企事业单位内部审计机构仍隶属于管理层，组织独立性不足使其难以对核心业务与管理层行为实施有效监督。这种制度性缺陷导致内审结论客观性备受质疑。

2.组织内生动力不足

内部审计成果运用面临严重的动力不足问题。多数部门未将内部审计工作成效纳入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导致其在资源分配和整改推进中处于边缘地位。同时，领导者对内部审计的认知存在明显偏差，多数仍停留在“查错防弊”的传统阶段，未能认识到其在风险预警、价值增值方面的战略功能。这种认知局限导致其对内部审计成果运用缺乏应有重视，造成内部审计成果运用效果大打折扣。这种考核机制与价值认知的双重脱节，使得内部审计成果转化缺乏必要的组织支持与资源保障。

3.内部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不足

现行的政策将内部审计工作的目标从单一的财务目标转向涵盖整体的经营

管理效益目标。不少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重心仍局限于传统的监督职能范畴，尚未确立以“价值增值”为核心的新型审计模式，在识别、理解和根治被审计主体深层管理缺陷上存在理念与实践的双重滞后。内部审计队伍知识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财务与审计专业能力扎实，但对业务流程、技术运用、风险管控等跨领域知识储备明显不足，导致审计建议多停留于宏观层面，针对性弱、实施路径模糊，显著制约内部审计成果转化效能。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信息技术能力已成为审计人员的核心素养短板。缺乏熟练的数据处理与分析技能，特别是在运用SQL进行数据查询、利用Python进行数据清洗与分析，以及通过数据可视化工具锁定异常线索等方面，这不仅直接削弱审计效率和深度，更阻碍内部审计成果的保存和共享。当前内部审计队伍综合能力与新时代增值型审计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人员专业素养缺陷已成为阻碍内部审计成果高质量应用的关键因素。

4.尚未建立促进内部审计成果运用的机制

有效推进内部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与审计成果应用，高度依赖多职能部门的协同配合。然而，当前实际工作中存在显著障碍。一方面，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尚未构建起推动审计成果运用与问题整改的常态化、制度化联动机制，导致相关部门整改工作流于形式或虚假整改；内外部审计及监督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健全，沟通渠道不畅，严重制约了内部审计成果应用。另一方面，整改是否达到审计机关的要求是成果运用的重要前提，整改是否完成需要与审计机关的认定标准相匹配。成果运用既需要内部审计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需要审计机关给予内部审计一定的指导、信任和支持。

三、提升审计机关运用内部审计成果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认为被审计单位和审计机关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提升内部审计成果运用的效果。

1.被审计单位应提高内部审计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首先，内部审计成果的可靠性本质上需要提高内部审计质量来保障。要实现内部审计质量的提高，必须制定恰当的审计标准、确立合理的审计流程，同时利用数字科技、强化质量控制措施，引入“区块链+审计存证”技术，对内部审计关键程序与证据进行不可篡改的记录，为成果真实性提供技术保障。其次，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尽快将内部审计目标转变为价值增值。积极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内部审计的效率及质量，强化内部审计

的可靠性。

2.被审计单位应健全以考核牵引与监督协同为核心的组织动力机制

推动建立内部审计成效与领导干部考核挂钩机制，设定内审发现重大问题数量、审计建议采纳率等关键绩效指标，将内审机构建设、成果质量、整改实效等纳入组织绩效考核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畴。构建“审计监督协同平台”，实现内部审计与纪检监察、巡视巡察、组织人事等部门的成果共享与线索互移，形成“一方审计、多方运用”的监督合力。通过考核牵引与协同监督的双轮驱动，打破部门壁垒，实现监督资源的优化配置，切实提升各单位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视程度，变“被动应付”为“主动作为”。

3.被审计单位应加强审计人员的业务能力建设和培训

当下对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内部审计人员需要转变观念，从“价值增值”角度实施审计。其次，在具备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同时，审计人员更要对涉及行业具有一定的研究，团队成员不要局限于财会人员，人员设置的多样化能使内部审计师更好地了解每个领域，更好地发现存在的问题。并且，可联合高校建立“内部审计人才实训基地”，通过在职进修等方式，加快复合型审计人才培养步伐。

4.建立促进内部审计成果运用的机制

首先，被审计单位应构建贯通内外的多维监督协同治理机制，重点深化内部审计与巡视巡察、纪检监察等联动工作，强化信息沟通与资源共享，联合督办实现监督体系的结构性优势整合。

其次，需同步推进审计成果共享平台的制度化建设。构建集成果管理、智能分析与跨域共享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要求内审项目结项后上传核心成果。该平台面向业务主管部门、关联职能部门及外部监督单位开放共享端口，以提升内部审计成果运用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

5.审计机关应加强对内部审计的指导和监督

依据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审计机关通过检查内部审计业务，促进被检查单位建立健全内部审计机制、规范程序，提高成果运用水平。首先，审计机关可以建立明确的审计成果检查标准，在完整性、准确性、客观性等多个维度对审计成果进行分析评估，保障审计成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其次，审计机关可以将内部审计工作纳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审计中充分考虑将内审工作报告质量、内审移送线索、内审整改情况等相关事项纳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的评价内容，督促各单位领导重视内审工作，也为国家审计机关推动内审工作提供抓手，从而解决国家审计机关推动内审工作难的问题。

四、结论

内部审计成果的有效运用是破解国家审计资源瓶颈、纵深推进审计全覆盖的重要途径。当前审计成果运用效能的提升，主要受困于成果质量、内生动力、人员能力与协同机制四大挑战。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亟待系统破解的治理难题。未来，应着力构建“制度为基、技术赋能、人才为本”的综合治理体系：通过强化审计机关的外部指导与监督，激发被审计单位的内生动力与能力建设，并充分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搭建贯通内外的成果共享与应用平台，推动内部审计成果在服务组织治理、防范风险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中发挥更大作用。

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对返贫风险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2212户脱贫家庭的调研数据

孙晗霖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实施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截至20XX年底，全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人类减贫史奇迹。然而，脱贫摘帽并非终点，受发展基础薄弱、社会保障缺口、经济环境波动等结构性矛盾制约[1]，部分脱贫户仍面临脱贫质量不高、生计不牢等问题，返贫风险尚未根除[2]。在此背景下，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强化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开发式帮扶”，将培育内生动力作为阻断返贫风险重要机制。内生发展动力的激活能通过提升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夯实可持续生计的韧性基础，进而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与脆弱性循环，实现返贫风险内源性消解[3]。但实际中，内生发展动力的生成仍面临主体性困境、制度性依赖与帮扶负效应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返贫风险防控深层挑战。因此，深入探讨影响内生发展动力激活的关键因素及其对返贫风险的作用机理，已成为破解脱贫农户可持续发展瓶颈关键所在。

在追求可持续减贫过程中，研究视野已从单一风险防控转向内生发展动力培育与返贫风险治理协同推进，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内生发展动力的生成逻辑与综合测度。内生发展动力是指行为主体在价值观与发展意识指引下，自主承担发展责任、主动采取行动发挥自身潜能，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内源性驱动力，具有复杂性、隐蔽性、驱动性和内生性等特点[4]。研究表明，自然地理禀赋劣势、贫困文化惯性、制度路径依赖、代际传递效应等外源性结构约束与文化资本匮乏、体能储备不足、认知边界固化等内源性能力赤字的交互作用，是导致脱贫群体心理退缩与行为保守的重要原因[5]。在内生发展动力测量方面，学界主要从心理与行为维度构建包括责任意识[6]、自我效能、渴望[7]、发展型身份认同、目标导向行动力[8]、劳动价值取向、自控能力、风险偏好[9]等多维指标的内生发展动力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返贫风险的诱因与监测。聚焦微观主体内生风险的个体脆弱性视角认为，家庭或个人的能

力不足与生计资本匮乏是导致其难以抵御风险冲击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收入结构单一[10]、人力资本薄弱[11]与社会网络断裂[12]将显著削弱家庭风险缓冲能力，致使其面临变故时更易陷入返贫困境。关注宏观制度性桎梏的结构性缺陷视角则强调社会、经济和制度中存在的系统性不平等和资源失衡对返贫风险的影响[13]。具体表现为：城乡二元分割[14]、金融排斥[15]等经济结构缺陷挤压脱贫农户经济参与空间；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和政策衔接不足将进一步固化这一群体弱势地位[16]；大病报销比例不足、社会救助瞄准偏差等社会保障短板加剧风险暴露群体脆弱性[17]。强调不可控外源风险的外部环境冲击视角则指出，自然灾害、宏观经济波动和公共卫生事件等具有突发性或长期性、超出个体或社会控制范围的外部事件，是引发返贫的直接因素[18]。返贫风险的多维性、动态性特征使得学界尚未就其测度方式达成一致：经济动态学派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VEP）模型侧重通过收入波动预测返贫概率[19]；结构主义学派依托多维贫困指数（MPI）解构教育、医疗等制度性短板[20]；技术革新派则尝试运用随机森林、BP神经网络[21]、多维贝叶斯网络[22]等方法提高预测精度。

已有文献对于认识内生发展动力与返贫风险大有裨益，但仍存在研究拓展空间：第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外部帮扶对返贫风险的抑制作用，而对脱贫农户自身内生发展动力的关注相对不足，存在“重外因、轻内因”的分析偏向。第二，既有文献关于内生发展动力的讨论多停留在理论阐释层面，缺乏对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与返贫风险之间关系与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第三，既有文献多依托全国或省域尺度数据，缺乏对资源禀赋匮乏、区位条件较差、内生动力不足的西部脱贫地区的探讨，制约了防返贫策略差异化设计。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数据，在构建内生发展动力测量指标体系基础上，实证分析内生发展动力与返贫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DEMATEL模型识别脱贫农户内生动力系统的关键驱动因素，为制定更具靶向性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返贫风险是指脱贫农户因外部冲击或内部脆弱性而重新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基于预期贫困脆弱性（Vulnerabilityasexpectedpoverty，VEP）框架[23]，构建返贫风险理论模型。

其中，Φ（·）为标准正态积累分布函数，E^（lnYi）为期望对数收，Va^r

（lnYi）为收入波动。

为此，需明确内生发展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与影响返贫风险的核心变量—

——农户期望收入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内生发展动力通过重塑农户行为逻辑驱动收入增长。作为个体突破贫困文化束缚的核心引擎，内生发展动力促使农户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主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24]。具体表现为，在农业生产中主动采用高效技术提升土地产出率，在劳动力配置上延长有效工时并拓展非农就业，在市场参与中积极捕捉高附加值经营机会。这种由内而外的行为变革将显著改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农户收入增长[25]。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升农户多维能力强化增收可持续性。定期体检、营养改善等健康资本积累将延长劳动周期并降低因病致贫风险。教育资本和技能资本积累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通过专业化技能培训增强非农就业竞争力，获取技能溢价回报[26]。除个人能力提升外，教育、技能资本积累还通过拓展农户社会网络提高获取就业信息与创业资源的可能性，促进收入增长[27]。据此，假定收入是内生发展动力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函数，引入内生发展动力Xi和人力资本积累Mi扩展期望收入方程。

内生发展动力通过重塑预期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正向预期反馈激励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决策，进而促进农户增收。随着农户内生动力的提高，其对长期发展收益的认知偏好将不断强化，促使其将有限资源从短期消费转向教育、技能培训等长期投资[28]。此外，发展内驱力还将激活农户对生产要素的主动配置，通过压缩非生产性支出、优化劳动力时间分配，为人力资本积累释放物质与时间资源。更深层地，内生发展动力能够增强农户自我效能感，形成正向预期反馈，当农户确信能力提升能获取可持续收益时，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预期将显著提高，从而进一步强化其投资意愿[29]。由此，假定人力资本积累是内生发展动力的增函数，设定人力资本积累方程。

明确内生发展动力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对期望收入的影响之后，就需要进一步厘清它们与返贫风险的关联。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的提高能够降低返贫风险。

H2：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而降低返贫风险。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2月在西部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范围涵盖四川、陕西、云南、贵州、重庆、内蒙古、甘肃、新疆、湖北和广西1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在访员培训和预调研基础上，项目组遵循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原则深入西部地区随机抽取2400户脱贫农户进行入户调查。调查方式包括结构化访谈和半结构化访谈，其中结构化受访对象全部来源于退出帮扶序列的建档立卡户、五保户、低保户和村干部认定的低收入农户。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2400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2212份，问卷有效率为92.17%。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参考薛龙飞等的研究[30]，采用VEP

（Vulnerabilityasexpectedpoverty）方法构建返贫风险指数以反映脱贫农户动态脆弱性。

第一步使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估计家庭未来消费的期望值及方差。

在贫困线选取上，结合2022年世界银行最新公布贫困线，以中度贫困线3.65美元和极端贫困线2.15美元作为衡量标准，分别计算脱贫农户返贫风险V1和V2。

2.核心解释变量。为科学量化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参考吴娜、傅安国等[31-32]的研究，将内生发展动力解构为价值观、自我观和行为观3个维度。其中，价值观反映脱贫农户对人生目标、家庭责任与劳动意义的根本性认知，涵盖人生价值观、家庭价值观和劳动价值观3个维度，是驱动行为选择的深层动因。考虑到脱贫农户在经历“输血式”扶贫过程中易形成“帮扶依赖”思维[33]，本文通过测量其对“听天由命”“人应该安于现状”的认同度精准判断其从“输血依赖”向“自主造血”转化的心理阈值。家庭价值观通过生育偏好和教育期望影响资源分配。西部地区脱贫农户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普遍存在因追生男孩挤占教育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短视问题，加剧“多子女-低教育-低收入”恶性循环[34]。为量化评估这一困境，选取“生男生女都一样”“读书无用论”作为其代理指标，以反映家庭突破代际贫困的观念阻力。劳动价值观则通过“勤奋劳动创造幸福”与“人应该惜时守时”衡量，分别体现劳动创造价值的信念和时间管理能力，两者从生产参与意愿和执行效能双重维度共同塑造生产效率。

自我观聚焦农户对自身能力、角色定位及行为调控的心理评估，是连接认知与行动的关键枢纽。当农户陷入“无法自立”的自我认知陷阱时，其决策易呈现保守化倾向[35]。若叠加自我激励与反思调节能力不足，保守策略将进一

步固化：一方面，自我激励的塌缩将抑制突破性策略的生成；另一方面，反思纠错能力的缺位将扩大目标执行偏差并阻碍行为优化迭代[36]。因此，本文选取“对未来发展很有信心”“跟其他家庭比我属于较穷的”“有良好自律生活习惯”“做人做事不断反思、知错就改”和“责任心强、不等不靠”“面对困难常自我肯定鼓励”这3组指标以衡量自我观下设的自我意识、反思调节和自我激励水平。

行为观衡量农户将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包括发展意识、发展潜力与资源获取3个维度，是内生动力外显为抗风险能力的关键环节。发展意识层面，受制于传统生计模式的路径依赖，西部地区脱贫农户普遍存在创新接纳迟滞现象[37]，为此，采用“有投资理财想法和计划”“主动接纳学习新事物新技术”两项指标反映农户突破传统生产惯性和适应市场经济的主观意愿。发展潜力层面，考虑到西部地区民族多样、语言环境复杂、教育基础薄弱的现实情况，通过“汉语掌握情况”“受教育程度”表征脱贫农户能力储备水平。资源获取层面，现代化信息获取渠道是西部地区脱贫农户突破地域限制获取市场资源的重要途径，而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乡土社会非正式资源交换系统，是维系生产要素在地缘关系网中弹性流动的重要机制[38]。因此，选取“是否有现代化致富信息获取途径”“邻里融洽程度”作为相应指标。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指标选取与说明见表1。

3.中介变量。人力资本积累是指农户为提高家庭成员知识、技能和健康水平所进行的资源投入，对于增强农户风险抵御、增强机遇把握能力，进而缓解返贫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对此，选取“教育支出占比”“技能培训参与次数”“是否定期体检”“是否购买城乡医疗保险”作为代理指标，分别表征农户在知识获取、能力建设和健康保障方面的积累状况。

4.控制变量。为控制潜在混杂因素影响，本文参考贾男等的研究[39]，从农户与村庄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其中，农户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结构、经济基础以及政策帮扶3个维度，村庄层面控制变量则包括“交通便捷程度”与“经济就业环境”。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检验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水平与返贫风险的关联性，基于世界银行3.65美元与2.15美元贫困线，分别分析内生发展动力水平对返贫风险的影响，

结果见表3。在不同控制变量组合和贫困线标准下，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的提高能抑制返贫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高内生动力农户更倾向于将帮扶政策资源转化为生产性资产积累而非短期消费性支出，通过“政策援助-资本积累-收益增值”的良性循环增强收入韧性，从而显著降低返贫风险。另一方面，高内生动力农户能够主动通过正式渠道或社会网络获取致富信息与互助资源，从而显著提高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这一结论验证了内生发展动力是抑制返贫风险的关键因素表明防范化解脱贫农户返贫风险不应局限于外源性帮扶。

（二）稳健性检验

1.更换解释变量。基准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为内生发展动力水平，通过价值观、自我观及行为倾向三维量表综合测度。为避免变量构建方法对结论的潜在干扰，参考王明哲等做法[40]，引入福利依赖程度作为替代变量，具体定义为表4模型（1）结果显示，在更换解释变量内生发展动力为福利依赖程度后，基准估计结果显示福利依赖程度与返贫风险呈正相关，且在1%水平下显著，即脱贫农户福利依赖程度越高，其依托内生能力创造经济价值的主动性越弱，返贫风险越高。

2.更换被解释变量。基准模型以3.6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定义返贫风险V1，为检验结果对贫困线标准的敏感性，本文将贫困线阈值调整为20XX年我国政府公布的贫困标准线3747元，重构返贫风险指数V3。同时，参考周迪等做法[9]，补充农户人均收入对数替代返贫风险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模型（2）结果表明，将被解释变量V1更换为V3后，基准估计结果为负且在1%水平下显著，即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水平越高，返贫风险越低。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人均收入对数后，基准估计结果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农户内生发展动力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返贫风险越低，假设H1得到验证。

（三）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借鉴顾冬冬等的做法[41]，将同村其他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均值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方程，结果见表5。根据社会同群效应，同村其他农户内生动力均值与个体农户内生动力显著相关，且由于难以直接影响个体返贫风险满足排他性约束，故将其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个体农户内生发展动力显著相关，且F值为1192.39远大于所有临界值，不存在工具变量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

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内生发展动力对返贫风。

（四）中介作用分析

研究引入人力资本积累作为中介变量，借鉴Baron等的中介效应模型[42]检验其传导机制，结果见表6。在第一阶段的模型中，内生发展动力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系数为0.08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的提高能显著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在中介效应模型中，纳入内生发展动力与人力资本积累变量时人力资本积累系数为-0.085并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内生动力的直接效应从-0.078降至-0.071，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人力资本积累在内生发展动力对返贫风险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结论表明，内生发展动力能够通过促进农户人力资本积累抑制返贫风险，假设H2验证通过。为保证结果稳健，补充使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做进一步检验（见表7），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表明内生发展动力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影响返贫风险结果稳健。为缓解传统中介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承袭前文内生性处理思路，参考Dippel等采用内生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再检验[43]，其中，F值为1135.98，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依然显著，且中介效应值显著增强，表明忽视内生性会低估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

（五）异质性分析

1.资产禀赋异质性。资源存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内生发展动力向实际抗风险能力转化的效率，存在显著杠杆效应。为分析内生发展动力对返贫风险抑制作用在不同资产禀赋农户中的异质性表现，以样本农户总资产中位数（121400元）为界，将农户划分为高资产水平组与低资产水平组，结果见表8。

高资产组内生发展动力系数为-0.125和-0.056，且在1%水平下显著，低资产组内生发展动力系数为-0.057和-0.037，分别在5%和10%水平下显著，可见，内生发展动力在高资产水平农户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更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高资产农户能通过资产抵押获取信货或投资生产工具使其内生发展动力更易转化为可持续收入，而低资产农户即使具备发展意愿，也可能因缺乏初始资本难以实现有效发展，这些进一步验证了资产禀赋的基础性作用，表明政策设计需破解脱贫群体资源约束以提高内生发展动力减贫作用。

2.代际差异异质性。不同年龄群体在体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上存在系统性差异，可能影响内生发展动力对返贫风险的抑制作用，对此，参照朱桂丽等的研究[12]，以样本平均年龄53岁作为划分标准，将农户划分为中青年农户组

和老年农户组，结果见表9。

中青年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系数绝对值显著高于老年农户。可能的解释是，中青年农户的身体机能、学习能力更强，更易于将内生发展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同时，中青年群体更善于通过社交网络获取信息与资源，进一步放大内生动力对脆弱性的抑制作用。此外，老年农户往往承担更多家庭照料责任，刚性支出压力可能抵消内生动力经济效益。

3.自然灾害暴露程度异质性。灾害暴露程度可能影响农户风险认知与应对行为，故对不同自然灾害暴露程度的脱贫农户进行区分研究，结果见表10。内生动力在自然灾害暴露程度不同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在经常遭受灾害农户组中，内生发展动力的系数绝对值最大且显著；在偶尔遭受自然灾害农户中，内生发展动力的系数为负且显著；但在从不遭受灾害农户组中，内生发展动力系数接近0且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灾害频发地区农户因长期面临外部风险，倒逼其通过如技能培训、多元化经营等内生动力积累方式增强抗风险能力，形成“逆境强化效应”。而灾害低频地区农户因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可能依赖既有资源或政策保障导致内生发展动力对抑制返贫风险的边际贡献较低。

（六）内生发展动力的DEMATEL分析

为提高政策干预精准性，运用DEMATEL方法识别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系统中的关键因素，分析结果见表11和图1。其中，中心度反映该因素在因果网络中的重要性；原因度衡量该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正值表示其为驱动因素，负值表示其为受影响因素，绝对值越大，其影响力或敏感度越高。结果显示，各要素在内生发展动力系统中的角色差异显著，其作用机制呈现明显因果分层特征。从因果属性来看，价值观维度均为原因因素，而自我观与行为观维度则全部为结果因素，说明价值观重构是激活脱贫农户内生动力的重要起点。其中，劳动价值观是中心度最高的原因因素，其影响度显著高于价值观维度的其他因素，揭示了劳动价值认同不仅是农户个体发展的精神内核，而且通过正向辐射效应驱动自我观和行为观的演进。家庭价值观的中心度虽低，但其高原因度揭示了传统家庭伦理对行为选择的潜在约束，可能通过代际传承间接影响发展潜力释放。从中心度指标来看，自我激励、发展意识、反思调节、劳动价值观和资源获取位列前茅，表明其在系统中具有全局性影响力，对于提高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水平至关重要。参考邱均平等识别关键因素标准E]按照中心度和影响度或被影响度）均排名前五的标准，识别出影响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的5项

关键因素，分别是劳动价值观、反思调节、自我激励、发展意识和资源获取，进一步说明激发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需协同夯实劳动价值观基础、激活自我进步持续动能、强化发展资源获取支撑，通过价值驱动、心理强化和资源转化三维联动方式突破传统“输血式”扶贫的路径依赖。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VEP、基准回归、中介效应模型、DEMATEL等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人力资本积累对返贫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的提高显著抑制返贫风险；（2）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抑制返贫风险；（3）内生发展动力的减贫效应在资产禀赋较好、灾害暴露程度更高的农户和中青年农户中更强；（4）劳动价值观、反思调节、自我激励、发展意识和资源获取能力是影响内生发展动力水平的关键因素，其中，劳动价值观是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起点。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实施返贫风险韧性治理。构建以内生发展动力培育为主的韧性治理体系，将非农就业比例、技能培训频次等内生动力核心因子纳入返贫风险监测体系，动态识别脆弱型农户并开展精准心理赋能和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同时，提升灾害频发区农户防灾减灾能力，实现“被动抗灾”向“主动防灾”转变。第二，强化人力资本积累行为的引导与支持。提高技能培训与产业需求匹配度，增强就业转化效能；通过辍学预警、教育帮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将慢性病筛查与职业康复指导纳入防返贫体系，全面筑牢人力资本基础。第三，筑牢物质基础与资产韧性的支撑体系。构建规范高效的农村产权市场化流转机制，充分保障并激活农户土地、宅基地及集体资产权益。第四，构建“价值观重塑-认知升级-能力建设”三位一体内生发展动力培育体系。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劳动积分制等措施强化“劳有所得”的价值导向，结合心理资本干预增强致富内驱力。在此基础上，依托乡镇设立乡村振兴实训中心，集成政策解读、技能培训、资源对接与创业就业服务，畅通中青年群体就业创业能力转化路径。

文化强国视域下高职学生文化认同的现实之态与增进之道基于全国1965名高职学生的调研分析

陈云涛、吴德银

一、问题提出

2024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由此进一步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2]。对高校来说，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是提升文化凝聚力和引领力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上达成文化认同，尤其要注重发挥文化浸润人心的作用[3]。文化育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深入发展，师生对学校文化的认同已成为有效开展文化育人的前提与基础。这不仅是在文化强国战略视野下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变革的时代要求，也是构建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途径。

“认同”一词源于西方哲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理论，涵括同一性与自我认同等意涵[5]。弗洛伊德最早提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认同”概念，将其界定为“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对象在情感与心理上趋于一致的过程”[6]。就组织而言，其所提出或倡导的文化或价值观并不是最为关键，关键在于组织成员是否真正予以认同[7]。近年来，学界对文化认同展开了多角度探讨。郑晓云提出，“文化认同是人类对文化所形成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8]。宋绍成指出，“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文化的认可、接受与实践，在此过程中将外在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审美体系，并依其规范行动，从而实现社会期待”[9]。王玉丰将“文化认同”定义为“特定个体或群体将某一文化系统（如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内化于心理结构与人格之中，并自觉依据该系统的标准评判事物、引导行为的过程”[10]。章权才则认为，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在文化交往或碰撞中，从对方文化的历史渊源、特征、价值及人文底蕴中寻得共同点，进而增进彼此间的亲和与凝聚力”[11]。王丹妮提出文化认同包含三

个阶段，即人与环境的互动、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以及人与教育的交互作用[12]。张宗峰等强调，“语境共享是文化认同的起源，视域融合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涵化则是其目的与归宿”[13]。此外，部分学者还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文化认同、校园媒介使用与文化认同等专题展开研究。

高等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专业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进而实现技能强国的重要使命。基于此，本研究对高职学生文化认同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其对职业教育文化的认同。其内涵包括对职业教育的价值观、职业精神、职业技能培养方式，以及对职业教育与职业院校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职学生对职业教育文化的认同，本身就代表着职业教育的价值与生命力。有学者指出，“高职院校的文化是师生员工在特定价值观念基础上进行物质与精神创造的结果及其过程，是服务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一种文化形态，也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与主要载体”，并建议从“加强文化内涵宣传、强化精神文化价值引领、重视学生对物质环境建设的参与、提升文化品位与层次、完善并规范制度落实”等方面着手，增进学生对职业教育的文化认同[14]。另有学者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区分，认为高职院校文化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体、以素质教育为根本的文化，是为学生步入社会就业或创业做准备的教育文化，应涵盖地域文化、传统文化、职业文化与新时代文化四个层面，进而从“人”“情”“境”“灵”四个维度，提出了培植学生对高职院校文化认同的路径，以完善高职院校的多重育人体系[15]。朱巧芳则强调，高职院校文化中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与文化精神，都应与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紧密衔接[16]。

现有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现有研究多采用理论思辨方式探讨文化认同的内涵、理论基础及对策建议。这些研究虽从多角度对文化认同进行了深入解析，但多数仍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缺乏对具体实践问题的实证检验。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虽对职业教育文化进行了专门探讨，但与普通教育文化研究的区分度不足，所提对策相对宏观，职业特性不够突出，未能充分彰显职业教育文化在培养学生职业素养、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方面的独特价值，导致研究成果难以直接应用于高职院校学生文化认同的具体实践。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立足于文化强国的宏观视野与职业教育的社会使命，

通过大样本实证调查，深入剖析高职学生对职业教育文化认同的现实状况，探索文化建设在强化高职学生职业教育文化认同中的作用机制，着力推动职业教育文化建设与高职院校教育目标及职业培养体系的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系统提出高职学生职业教育文化认同的增进路径，以期为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和学生发展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与可行的实践指导。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鉴扎根理论，在充分访谈的基础上，收集与高职学生职业教育文化认同相关的原始语料。通过理论梳理与文献研究，提取并确定高职学生职业教育文化认同的相关维度定义，据此自编《高职学生职业教育文化认同测量量表》。在完成小范围试测后，对所开发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最终对调查样本实施正式测量。

（二）量表编制

基于精神、物质、制度、行为四个层面，编制了《高职学生职业教育文化认同调查问卷》。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级、学历类型、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及所在校区情况，共计6题；第二部分为高职学生职业教育文化认同情况调查，共40题。其中，第1~11题对应精神文化层面，第12~21题对应物质文化层面，第22~30题对应制度文化层面，第31~40题对应行为文化层面。

（三）调查实施及样本分布

首先在笔者所在院校的四个二级学院中进行预测，回收有效问卷393份。信度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α系数为0.98，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较高。进一步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四因素结构进行拟合度评估，结果显示：GFI=0.75，

CFI=0.91，IFI=0.91，TLI=0.91，RMSEA=0.08，χ2/df=3.60。

尽管GFI略低于常规建议阈值（≥0.90），但其他拟合指标（CFI、IFI、TLI）均达到良好标准（≥0.90），RMSEA也处于可接受范围（≤0.08）。综合来看，问卷的四因素结构具有较好的效度。

正式调研采用线上发放问卷的方式，收集的问卷覆盖浙江、江苏、安徽、内蒙古、山东、河北、河南、广东、广西、四川、新疆11个省份的19所高职院校，地域涵盖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具有较好的样本代表性。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1965份，样本分布基本情况见表1。

（四）数据处理

使用SPSS27.0软件，采用相关分析、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和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进行调研数据处理。调研结果如下。

第一，问卷四个维度的得分情况。通过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维度的主效应显著，F=69.92，p<0.001，η2=0.15。问卷得分从精神、物质、制度到行为层面逐步提高，除了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得分差异不显著，其余两两间得分差异均显著（p<0.001）。从各维度得分均值来看，学生对职业教育文化的整体认同水平一般，见表2。

第二，个人背景信息对文化认同的影响。统计发现，性别、政治面貌、担任学生干部经历对学生关于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均无显著影响。年级对学生关于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级的主效应显著（F=9.48，p<0.001，η2=0.05）。事后检验表明，大二学生关于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得分最高，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三学生（p<0.01）。学历对学生关于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具有显著影响，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高职专科学生关于职业教育文化认同显著高于联合培养本科学生（t=-2.06，p=0.04，

d=0.46）。学生所在校区对学生关于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具有显著影响，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在学校本部就读学生关于职业教育文化认同显著高于新校区（或分校区）就读的学生（t=-2.09，p=0.05，d=0.49）。

三、研究结论

（一）情感认同与职业信心的悖离

近年来，随着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的逐步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对学校的情感认同普遍较强，表现出显著的归属感与责任感。然而，尽管学生对学校怀有较深的情感认同，他们对个人未来发展的信心却明显不足，尤其在就业前景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忧虑与不确定感。这一矛盾心态折射出职业教育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深层次挑战。

调查数据显示，53%以上的受访学生对所在学校表示“非常认同”，43%的学生为“一般认同”，仅不足4%的学生明确表示“不认同”。这种高度认同不仅反映在学生与学校间的情感联结上，也体现在其对母校的责任意识中。近60%的受访者表示在取得成就后将回馈母校，体现出深厚的情感联系。此外，超半数学生会关注外界对学校的评价，并愿意为维护学校的社会形象主动发声，进一步说明学生对学校的情感认同已从个人层面上升至集体荣誉层面。

尽管有63.1%的受访学生认同“职业院校学生不一定比本科生差”，认为两者在能力上不相上下，但在就业前景方面，仍有超过58%的高职学生表示缺乏信心。这种信心缺失，既反映了职业教育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压力，也暴露出社会层面对其尚存的认知偏差。这种信心不足的成因可从三个方面解析：其一，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仍未完全消除。尽管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近年来有所提高，不少家长和学生仍视其为“次优选择”，认为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种偏见直接削弱了学生的自我认同，引发其对职业前景的焦虑。其二，职业院校的就业指导与支持体系尚不完善，许多学生在校期间未能获得系统的职业规划指导，导致发展方向不明。其三，校企合作在深度与广度上仍有拓展空间，部分学生在实习与求职过程中感到校方资源支持不足，进一步加大了其对未来的不安全感。

（二）环境文化与职教理念的错位

高职院校肩负着培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使命，其校园环境与职业文化氛围对学生的专业认同和职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调研发现，当前高职院校在环境文化建设与职教理念呈现方面存在结构性失衡。

在物质环境层面，高职学生的感知评价普遍偏低。数据显示，仅48.27%的学生认为校园环境兼具整洁雅致与人文气息，49.44%的学生评价为“一般”，另有3.82%的学生明确表示不认同。在校园建筑与景观雕塑等文化符号的认知上，59.54%的学生表示印象平淡。这反映出高职院校在校园环境规划建设中仍存在明显短板。校园环境不仅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物理空间，更是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载体。理想的高职院校环境应当通过空间叙事传递职业精神，然而当前多数高职院校的环境设计尚未形成独特的职业教育语汇，导致学生的情境体验与情感共鸣不足。

在文化表征维度，学生对职业元素的感知显著弱化。仅39.44%的受访者认为学校的文化载体、教学设施与实训器材能够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特色。大部分学生认为校园文化建设与其他类型院校同质化现象突出，差异化特征不够鲜明。

这种环境文化与职教理念的错位，源于环境规划中职业教育本体价值的缺失。部分高职院校过度强调设施的实用功能，忽视了环境作为文化文本的象征意义，导致校园空间缺乏专业认同的引导力。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部分院校在环境建设中缺乏对职业教育文化内核的系统性融入。另一方面，职业文化塑造缺乏系统规划，硬件投入与课程体系、校园活动等软性载体的协同不足，致

使职业文化传播缺乏持续性与系统性，难以在学生认知结构中形成深刻的职业文化印记。

（三）制度认同与执行质疑的落差

职业院校的管理制度是维持学校正常运转、保障学生权益的重要基础。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对学校的管理制度持接受态度，认为制度设计合理且具有一定约束力。然而，尽管学生对制度的整体框架表示认可，但对制度执行的透明性和公平性存在疑虑，尤其在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管理措施上，部分学生认为执行过程缺乏公开与公正。

调查数据显示，98.22%的受访者对学校制度持认同态度，其中57.51%的学生表示会自觉遵守学校制度，40.71%的学生表示在一般情况下会遵守。这表明学校的管理制度在学生群体中获得了广泛认可，学生普遍认为制度对维护校园秩序、保障学习环境具有积极作用。在宿舍管理、评优评奖等方面，学生的认同度也较高。例如，61.07%的受访者认为宿舍管理制度严格且合理，60.56%的学生对评优评奖工作的客观公正性表示“非常认同”。这些数据说明，学校在制度设计上基本符合学生期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需求。然而，部分学生认为学校在制度执行中存在“选择性执行”现象，导致学生对制度的公平性产生质疑。尽管学校在制度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征询了学生意见，但学生参与度有限，部分学生认为自身意见未被充分听取，进而对制度的透明度提出质疑。学生对学校管理制度透明性与执行力存疑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学校在制定和执行制度过程中，未能充分向学生解释制度依据和执行标准，导致学生对制度的理解存在偏差，进而影响对制度公平性的信任；二是制度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反馈机制。虽然学校设立了学生代表大会等反馈渠道，但部分学生认为这些机制在实际操作中流于形式，未能真实反映学生诉求。

（四）多校区文化传承与活动创新的困境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多校区办学已成为许多高职院校的常态。调查发现，在文化传承方面，各校区之间的文化承接不够紧密，学校文化的统一性与连贯性面临挑战。同时，学校文化活动的形式与内容缺乏创新，限制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影响力。

调查显示，仅38.78%的受访者认为学校在不同校区的文化建设实现了有效传承，不足四成学生认为学校文化与地域文化结合紧密。这表明，多校区办学的高职院校在文化传承与地域融合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不同校区之间因地理距

离、历史背景及文化差异，使得整体文化建设难以形成统一的风格与氛围。例如，主校区通常具有较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新校区由于建设时间较短，文化底蕴相对薄弱，导致学生在不同校区的文化体验差异显著。这种文化承接的不足，不仅影响了高职学生对学校整体文化的认同，也削弱了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对学校活动创新方面的调研显示，59.03%的学生认为，尽管学校举办了不少文化活动，但这些活动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未能形成鲜明的文化符号。近50%的受访者指出，学校文化活动形式单一、内容陈旧，难以激发参与热情。61.32%的学生表示，学校的文化品牌建设未能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特色，导致文化建设缺乏独特性和辨识度。由此可见，学校在文化活动的载体设计与组织机制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多校区办学的职业院校在文化传承与融合方面面临客观挑战，地理分散与文化差异增加了统一规划和协调的难度；二是部分学校在文化建设中偏重形式，忽视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影响文化传播效果；三是文化活动的组织与设计缺乏创新，未能紧密结合学生兴趣与实际需求，导致其参与度不高。

四、研究启示

文化强国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需重视文化认同的多维关联与动态变化，正视职业教育特色与文化内涵的脱节，审视职业发展信心与文化认同的背离，进而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建设体系，以保障职业教育文化认同的系统性与全面性。

（一）强化职业发展支持，提振职教文化自信心

针对学生对未来职业发展信心不足的问题，国家、社会和高职院校应协同发力，全方位支持学生职业发展。第一，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持续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切实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同时，应制定鼓励政策，打破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招聘壁垒，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更多就业与发展机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社会风尚，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就社会层面而言，各类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可通过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技能培训、职业咨询和就业指导服务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升专业技能。第三，就高职院校而言，应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要建立系统的职业规划指导体系，从入学起为学生提供个性化职业规划服务，帮助学生明确职业目标，制

定科学的发展路径；二是要加强就业指导，通过提供丰富的就业资源与信息，帮助学生把握就业市场动态与需求，增强就业信心；三是要注重学生职业素养与职业精神的培养，通过课程设置、言传身教和实践锻炼，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工匠情怀，增强其职业竞争力；四是要建立就业跟踪机制，定期了解毕业生就业情况，及时调整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策略，确保学生顺利就业并实现职业发展。

（二）优化校园环境设计，增强职教文化感知度

校园环境是职业教育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塑造学生职业认同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当前高职院校在环境建设中普遍存在职业特色不鲜明、文化内涵不深入等问题，亟须通过系统化设计提升环境育人功能。高职院校应立足职业教育特点，从物质环境、文化氛围、活动载体等多维度优化校园环境设计，切实增强学生对职教文化的感知度和认同感。

首先，要在校园环境设计中深度融入职业元素，彰显职业教育特色。学校可结合各专业特点，建设体现职业文化的设施载体，如校企共建实训基地、行业文化展示区等，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职业文化熏陶。其次，要注重校园环境的人文品质，通过景观绿化、艺术雕塑、文化墙等载体，营造整洁美观、富有内涵的育人环境，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同时，要创新文化活动形式，开展技能竞赛、工匠讲堂、企业文化周等特色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中感悟工匠精神。最后，要建立环境建设反馈机制，定期评估实施效果，持续优化环境设计，确保校园环境真正满足育人需求。通过以上措施，构建具有职教特色的校园环境体系，使学生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深化职业认同，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环境支撑。

（三）深化产教校企融合，形成文化认同新机制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建强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与区域发展相协调、与产业布局相衔接的职业教育布局。推动校企在办学、育人、就业等方面深度合作。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育人机制，在产业一线培养更多大国工匠。”[17]这一要求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指明了方向。在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过程中，培育学生的职业文化认同是实现深度融合的关键。

首先，学校应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与地方政

府、行业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有意识地将职业教育文化理念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进程中，增强学生对行业的认同感，优化职业教育布局与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其次，要推动校企在办学、育人、就业等环节实现深度合作。例如，邀请企业专家参与课程设计，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让学生在真实工作环境中体验职业文化魅力，强化实践技能与职业素养。此外，学校应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在产业一线培养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通过榜样示范激发学生对职业文化的信任与自豪。最后，要建立校企文化融合的反馈机制，定期评估合作成效，及时调整合作策略，确保职业教育文化有效传播并深入人心，形成可持续的文化认同新机制。

（四）创新文化传承路径，构建文化认同新格局

针对多校区办学模式下文化传承不紧密的问题，高职院校应通过统一的文化建设规划，重点围绕“人”“物”“场”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文化传承路径，确保文化认同的连贯性与一致性。首先，以“人”为核心，强化文化传承的主体作用。一方面，学校应建立跨校区教师交流与培训机制，促进教师对学校文化的深入理解与认同，并将其融入日常教学与管理，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认知。另一方面，要积极培养学生骨干，发挥其在文化传承中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学生自觉传承学校文化。其次，以“物”为载体，增强文化传承的标识性。学校应在各校区设置统一的校训、校徽、文化标语等文化标识，强化学校文化的整体性与连贯性。这些标识不仅是学校文化的外在表现，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通过统一的文化标识，学生能够在不同校区体验一致的文化氛围，从而增强对学校文化的认同。此外，还应深入挖掘学校文化的历史底蕴与核心价值，赋予文化标识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再次，以“场”为平台，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传承空间。学校应通过建立跨校区的线上文化论坛、资源共享系统等交流平台，打破校区间的空间限制，促进文化信息的流通与共享。最后，加强与社区、企业的合作，拓展外部文化场域，将学校文化融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体系中，提升学校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通过构建多层次的文化传承场域，为文化传播与交流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医学院校大思政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金冠华

2016年，上海教育界围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造性提出“课程思政”这一命题，旨在构建融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识课、专业课等多门课程于一体的课程体系。同年，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强调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随后，课程思政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全面深化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为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重大任务。

医学专业的特殊性、医生职业的人文属性，更强调要把立德树人摆在重要位置。从2016年提出课程思政，截至2025年6月，以“医学”和“课程思政”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表论文已达4058篇，医学类课程思政是目前医学教育研究的热点，医学院校的课程思政教育形成了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教育方法改革、实施路径、教学设计等多个研究的热点，但同时也发现，医学类课程思政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通过对相关文献解析，分析医学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1.医学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医学院校课程思政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1.1教师和学生对课程思政重要性认知不足

一些教师，甚至于教学管理人员对什么是课程思政、为何要进行课程思政不了解，对课程思政的推进持较为冷淡的态度，缺乏必要的关注与投入[1]。

有些调查显示，一些专业课程尚未建立起明确的课程德育目标，暴露出“大思政课”在推广和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困难，认为思政教育是思政课教师的专属任务，与专业课程教学无关，未意识到所有课程都蕴含思政教育元素；对思政教育目标认识片面：简单将课程思政理解为“政治说教”，忽视其本质是通过知识传授培养学生的价值观、责任感和社会担当，如医学课程中的医德教育。只有真正认识到了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才能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从而带动学生认真上好思政课[2]。

同时因为早期实践接触有限，低年级医学生对医疗实践的复杂性、医患关

系的深刻性、职业伦理的挑战性缺乏切身感受，可能难以深刻理解思政课内容

（如医学伦理、职业精神、人民健康至上理念）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1.2课程思政与专业课融合度不高

课程思政与专业课融合存在“两张皮”现象，存在硬融入、强融入的现象，生硬的叠加、融合，例如，在讲到口腔正畸学的早期矫正，融入的课程思政案例是饮食结构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改变，疫情期间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吃饱吃好，由此激发民族自豪感[3]，这样的课程思政融入就比较生硬，反而起不到很好的教学效果；过度依赖历史案例，忽视当代医学发展中的思政素材，尤其是与现实中的医疗场景的结合。不同于单纯的医学专业课教学，融入课程思政要素要自然而然，不是简单的机械拼接，应是润物无声的悄然和情不自禁的自然，由此才能使学生的情感油然而生，否则容易引起学生的漠视，甚至排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总书记就思政课建设多次讲过意见。“办好思政课，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我对教育工作在这方面强调得最多，教育工作别的方面我也强调，但思政课建设我必须更多强调。”[4]

1.3对课程思政的元素或案例选取不恰当、解读不专业

课程思政中最常用的是案例教学，案例的选取要兼顾现实性、完整性、典型性、启发性和针对性，在案例的分析时既要达到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但也不能过度拔高而脱离现实，或过于理想化，医学专业课程教师由于缺乏知识背景，存在案例选取不恰当、解读不专业的问题。如存在一些问题：滥用非医学领域的历史典故（如引用“愚公移山”讲解医学知识），忽略医学特有的职业伦理场景；仅停留在“医德”“奉献”等口号式解读，未深入挖掘医学行为背后的思政内涵（如“无菌操作”对应“规则意识”，“精准医疗”对应“精益求精”）；

缺乏医学专业术语与思政概念的转化能力（如未将“希波克拉底誓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联系）。

1.4忽视专业技能与思政目标的联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对医学类专业课程的要求除加强医德医风教育，还要注重对其沟通能力、人文素养、应变能力等的培养，如在融入课程思政内容时，只是强调医德规范、医者仁心的理念，却未结合临床场景（如医患沟通、急救决策）示范如何将道德原则转化为具体行

动，导致学生仅记住概念，却不知如何在诊疗中践行；如在外科手术教学中，仅强调“严谨负责”的态度，却未在手术操作规范中融入“患者安全至上”的行为要求（如无菌操作、术前知情同意的沟通流程）；药理课讲解药物研发时，仅强调“科研诚信”的道德要求，未结合药物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流程、受试者保护措施等功能教育内容，等等。课程思政也需要具有实用性，避免形式主义和空壳化的风险。

1.5思政专业主导，医学知识匮乏

在医学院校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中，很大一部分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出身。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等思政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但对医学知识的了解有限。例如，在讲解价值观与职业道德时，由于缺乏医学知识，难以深入结合医疗行业中的具体情境，如手术中的伦理抉择、医疗资源分配中的公平正义等问题进行阐释。这使得思政课教学内容与医学专业学生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差距。

2.医学院校优化课程思政建设的建议

20XX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教材（〔2020〕6号）提出“大学生阶段重在增强大学生的使命和担当，引导学生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争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5]。医学职业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特殊性决定了课程思政建设在医学院校重要性与迫切性。就医学院校而言，应以培养仁心仁术的医学人才为目标，要强化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加强医学伦理、科研诚信教育，发挥课程思政作用，着力培养医学生救死扶伤精神。

2.1加强多元师资交流，凝聚全员育人合力

“大思政课”是面向全党全社会提出的一项明确要求，只有调动一切育人主体、发掘一切育人资源、形成强大育人合力，才能更好地支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思政课”才能真正实现“善用之”的目标[6]。医学院校“大思政课”建设应该汇聚校内外思政队伍力量，构建跨学科教师合作机制。专职思政课教师队伍、医学人文教师团队、临床医学院兼职教师队伍等群体构成了医学院校多元化的思政育人主体[7]。可建立医学专业教师、思政课教师、教育学专家的跨学科教研共同体。例如，在病理学课程开发中，病理学教师负责疾病机制讲解，思政课教师挖掘疾病防治背后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案例，教育学专家则从教学设计角度优化思政元素的渗透方式。定期开展联合备课、案例

研讨，将基因编辑伦理争议、器官捐献中的人性光辉等内容自然融入课堂，避免“两张皮”现象。此外，鼓励教师参与跨学科培训，如医学教师学习伦理学理论，思政教师补充医学基础知识，提升师资队伍的综合素养。专职的思政课教师发挥理论指导作用，而课程思政等兼职教师则能够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独特的行业视角，两支团队加强沟通交流合作。

2.2丰富教学内容与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如何克服理论教学的枯燥性，避免单纯说教、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是教学的最终目标。大思政课需要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多形式、多维度、多渠道的教育引导学生，切实增强政治理论课的感染力、说服力以及影响力。笔者在教学时间中，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为平台，与临床医学本科生创建“大医思政案例库”的AAA公众号平台，选择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四个学科建立课程思政案例库，师生共建课程思政案例库是打破“教师主导案例开发”传统模式的创新实践，尤其在医学教育中，通过学生参与案例撰写、教师专业把关，能让案例更贴近医学生认知视角，同时实现“教学相长”的双向赋能，学生作为案例撰写主体，更易捕捉同龄人关注的热点（如“医学生实习期间的医患沟通困境”“科研实验中的数据伦理争议”），避免教师开发案例时的“经验偏差”。案例撰写过程本身就是思政教育的实践：学生挖掘专业场景中的价值内涵，加深对职业价值观的理解。

衡量教学是否有效关键看学生在知、情、意、行等方面产生的效果或效应的程度以及持久性。有效课堂教学是一种特殊的教学活动，它是指师生在教学场域中，以特定的文本为中介，通过互动、交流与合作等方式，促进师生双方素养提升、个性塑造和人格完善的活动，但是课堂教学是否有效因课程、学段、授课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要求和评估标准[8]。

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医生也是一门古老的职业，古今中外，医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就是救死扶伤、仁心仁术最好的体现，本身就蕴含了丰富的课程思政的内容，大思政课要充分挖掘古今中外丰富的历史中的典型案例、人物、事件，融入到教学中，总书记提出，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干巴巴”的内容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也难以发挥课程思政课的作用，例如，在外科学的教学中，讲到外伤，可以联系到战伤来源于战争，战争仍肆虐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人民的安宁，以此培养学生的家

国情怀，等等，教师要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同时，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活动，汇编优秀实践教学案例，用优秀成果反哺教学，形成具有地域特色、院校特色、专业特色的思政教育形式。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同时发力，提高教学效果。

2.3利用各种专业课程，融入课程思政

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医学不仅是技术学科，更需以“救死扶伤”为核心价值观。通过课程思政，帮助医学生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避免“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

独立的思政课程毕竟课时有限，在利用好专门的思政课程之外，也要利用好学生的各种专业课程，这些课程伴随着大学生在校阶段的成长，要善于利用好专业课程融入课程思政，把握好课程思政融入的节点和动机，抓好典型案例，润物细无声的融入专业教育。

2.4加强完善考核方式

考核内容上，一是增加职业道德素养考核，以案例分析题考查学生对医疗道德困境中职业道德原则的理解运用，避免死记硬背。二是融入医学人文知识考核，如设医学史等简答题，增强学生对思政与医学联系的理解。

考核形式要多元化。强化实践考核，可组织社区医疗服务让学生写报告，或模拟医疗场景考查多种能力；采用小组项目考核，分组完成思政相关任务，锻炼多种能力并促使深入思考。

考核主体应多样化。引入多方评价机制，形成从课前-课堂上-课后时间跨度的全覆盖；学校、教师、家庭和社会的全联动；学院系教师、任课教师、学生的全参与的，绿色、立体、全方位、全过程的德育评价体系[9]；邀请行业专家参与考核，专家可对实践环节点评，提升考核专业性与权威性，贴合行业需求。

3.结语

思政课之于医学生，不是速效药，而是“培根铸魂”的慢功夫、实功夫。课程思政并不等同于思想政治课，而是在课程内容和教学环节设置上要体现育人功能，即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树立要起到引导作用。医学专业的特殊性对医学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既要培养具有专

业素养的医学人才，同时也要求医学生具备医者仁心、家国情怀，课程思政建设任重而道远。

以党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对策研究以湖北某高校调研情况为例

湖北经济学院高鹏

“思政引领力”[1]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强国事业鲜明特色，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指明了方向，是对教育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贡献。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再次强调，具有强大思政引领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重要属性[2]。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正在经历大调整、大分化，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等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类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产生更为直接和隐性的冲击，也对高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战略高度，先后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文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领导高校工作的具体体现，是开展党的建设的重要抓手，高校党委须臾不能放松。因此，从实际出发，强化党建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对提升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有效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与实践价值。

为较为全面系统了解高校党建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现状，更客观准确把握现阶段高校党建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为后续对策研究提供现实依据，本课题组在湖北某高校开展实践调研，分别设计并发放了高校党建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的学生党员问卷和党务工作者问卷，从不同角度对党建引领现实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

一、党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内涵

（一）高校党建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锚定方向、引领航程

我国的高等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完善高校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切实发挥高校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是新时代以强大思政引领力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抓手和重要内容。高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开展各项党建工作，系统谋划并扎实推进各项党建工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精准锚定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二）高校党建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厚植理论根基、筑牢实践支撑

党的大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论述，为思政工作提供了全新理论框架。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3]的深刻内涵转化为思政教育的核心内容，引导学生理解当代中国伟大变革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夯实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思想根基。党的大会提出“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4]，高校通过健全党建引领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机制，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转化为思想政治实践的具体规范。这种“理论武装—制度保障—实践落地”的党建工作链条，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全维度支撑。

（三）高校党建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汇聚组织合力、凝聚育人向心力

党的大会报告强调：“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4]高校的人才培养不仅在于提升学生专业素养，更承担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吸引人才、培养人才、输送人才的历史使命。高校党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突出了“立德树人”的政治标准，确保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向不偏移、立场不动摇，为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建设输送政治站位高、工作作风正、专业技术精、业务本领强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5]。

二、党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及问题

为准确了解当前高校党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以湖北省某公办本科高校为实证样本，面向党务工作者与学生两类群体开展问卷调查。调研围绕思想认知、组织实施及实施效果三个维度展开，旨在实证检验党建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引领效能。问卷通过线上平台发放，填答周期为3天。党务工作者问卷回收79份，有效率100%；学生问卷回收3295份，经填答时长合理性与年级分布合理性筛查后，获得有效问卷2397份，有效回收率为72.75%。基于数据结果，本研究从上述三个维度对党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开展定量分析，并对两类群体进行差异化比较。结果表明，党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但“思政引领力”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仍存在亟待突破的瓶颈性问题。

（一）思想认知方面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知到位是行动自觉的前提。唯有深刻认知高校党建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方能在实践中自觉校准思想政治引领方向，

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发挥示范带动效能。两类群体在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价值认知上形成高度同向性。主要表现以下方面：其一，对“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呈现“高共识、低模糊”特征。党务工作者100%选择“非常认同”，无负面或模糊认知；学生群体总认同率达99.37%，两类群体对制度优势的认知高度统一。其二，对“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的定位清晰：97．47%的党务工作者明确认同“党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仅1.27%认为“互为补充”或“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党建”；学生群体虽未直接回答关系定位，但83.29%“非常认同”“加强党建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14.87%“比较认同”，总认同率达98.16%，从效果感知层面印证了党建的引领价值。其三，对“国家发展目标”的信心高度一致：96.2%的党务工作者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将实现”；90.89%的学生群体持“必将实现”态度，总信心率达99.24%，这种价值共识为党建引领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思想前提。

（二）组织实施方面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6]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依赖健全的组织体系与完善的组织方式方法。调查显示，组织实施层面已构建常态化基础框架：党内活动开展频次合理，学生党员参与党内活动以“每月1-2次”为主（“每月1次”占38.03%、“每月2次”占33.29%）；集中党课培训对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养提升成效显著，79.39%的学生党员认为“效果明显”；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实践主动推进，82.28%的党务工作者“经常”将两者结合开展，97.47%的党务工作者明确认同“党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定位；学生接收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渠道覆盖广泛，其中思政课堂占比95.49%、主题教育占比87.72%、网络新媒体平台占比81.37%、各类实践活动占比72.43%；党支部建设形成共性偏好，“按专业设置党支部”获得学生党员（59.54%）与党务工作者（63.29%）的较高支持，且两类群体多数认可党支部服务范围应覆盖“所属所有学生”（学生党员占比67.22%、党务工作者占比64.56%）。

尽管组织实施层面已形成常态化基础，但仍存在思政活动形式化倾向与服务覆盖不足的问题。一是，两类群体均认为当前思政活动开展方式还不够丰富：学生群体（含党员）中45.78%认为“活动过于形式化”、38.05%认为“活动形式单调乏味”，而党务工作者中51.9%关注“活动形式单调乏味”、仅21.52%关

注“活动过于形式化”。二是对非党员学生还未实现“全覆盖”：12.74%的非党员学生“不主动了解党的相关活动”，低于学生群体整体主动关注意愿，反映出非党员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机制缺失。

（三）实施效果方面

高校党建引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其实质是指向“思政引领力”强不强，它是“育人导向力、科学指导力、精准引导力以及行为驱动力等四种实践效能实现生态耦合的结果”。其根本还是体现在是否丰富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促进学生厚植爱国情怀、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发展。调查数据表明，当前党建引领思想政治工作呈现多维度积极成效：其一，党员先进性核心维度表现突出，学生群体对党员“政治立场坚定”（5分占比68.46%、4分占比20.68%，5+4分合计89.14%）、“理想信念坚定”（5分占比65.46%、4分占比22.81%，5+4分合计88.27%）的评分最高；两类群体对党员先进性认可度高，98.74%的党务工作者认可党员先进性发挥作用，97.87%的学生党员认可自身自我管理能力，95.9%的非党员学生认可党员示范作用。其二，思政课价值传递成效显著，96.2%的学生认同思政课对思想政治素养的提升效果，96.2%的党务工作者认可思政课作用，且99.99%的党务工作者认为思政课教师“完全或部分达到”“真懂真信”要求。其三，爱国意识培育效果突出，97.7%的学生认为学校教育实践活动增强了爱国意识。其四，学生价值观积极正向，85.67%的学生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选择“集体利益优先”；99.24%的学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信心，96.2%的党务工作者认为该目标“必将实现”。

尽管效果层面取得多维度成效，但仍存在党员服务能力滞后、思政课体验偏差与学生群体分层的问题。一是党员先进性呈现“政治属性突出、服务属性滞后”特征：“群众基础牢固”（5+4分占比83.96%）、“模范带头作用充分”

（5+4分占比84.63%）的评分低于政治类维度；仅39.81%的学生在遇到困难时“经常”向党员求助。二是思政课存在“效果认同高、满意度低”的偏差：96.2%的学生认同思政课提升效果，但总体满意度为89.85%，9.4%的学生认为“基本满意”；且学生高度认可的“实践教学”（80.99%）、“案例教学”（79.41%）未充分落地。三是学生子群体“信念内化-行为转化”分层明显：学生党员共产主义信念坚定率达99.74%，97.82%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绑定；非党员学生虽99.16%认同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但17.0%的非党员学生在利益冲突时选择“具体分析”（高于学生党员的14.08%），12.74%“不主动了解党的相关活

动”。

三、双视角下党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从党务工作者视角看，党建存在“结构-能力-机制”三重失衡问题

1.“党委领导、齐抓共管的格局”还不够健全。学校党委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全局的统筹引领不够有力，部分职能部门之间责任划分不清晰、协同配合不紧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充分，导致工作推进中存在“各自为战”“衔接断档”等问题，未能真正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整体工作体系。

2.党员政治理论素养薄弱（67.09%的党务工作者认为如此）。根源在于培养机制的碎片化——党员培训以“集中党课”为主（79.39%的学生党员认可党课效果），但缺乏理论效果向实践效果的转化通道，学生党员作用发挥的平台载体有限，导致党员“懂理论但不会用”，理论素养难以转化为为民服务的能力。3.评价激励机制缺失（64.56%的党务工作者认为缺乏评价激励）。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党务工作者的党建成效未与考核、晋升挂钩，学生党员的示范作用未与评优、发展挂钩，进而降低工作积极性与参与主动性，形成“活动形式化”“示范作用不足”等问题。

（二）从学生感知的痛点看，党建存在“包容性-参与性-转化性”三重不足的问题

1.包容性不足。12.74%的非党员学生“不主动了解党的相关活动”，认为党内活动“与己无关”，且35.44%的党务工作者认为党支部服务对象应限于“党员、发展对象和入党积极分子”，导致党建工作难以达到“全覆盖”。

2.参与性不足。学生缺乏活动设计的话语权，被动参与导致“价值获得感缺失”，进而感知活动“形式化”。

3.转化性不足。政治理论课、党课、党内活动的理论武装未较好转化为学生可应用的成长价值，学用脱节，导致“效果认同高但行为转化率低”。

四、以党建引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对策与建议

（一）从“供给侧”着手，强化统筹协同，实现党建工作从“以自我为中心”到“以影响力为中心”的转变，从“任务驱动”到“效能驱动”的升级

1.优化“供给格局”，加强党委统筹与部门协同。进一步突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基础性地位，以资源供给、对象适配、领域覆盖为重点，进一步厘清各部门、各单位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目标责任与协同关系，优化党委统筹的“大思政”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探索以“影响力”和“效能”为核心的

工作评价机制。强化对思政课理论教育主渠道与第二课堂思政实践的统筹领导，探索实现一体设计、同步实施、印证考评、相互修正，“理论内化-情感认同-行为外化”的有机体系。

2.完善“内容供给”，提升精准度与价值感。一是注重理论供给精准化。将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学科专业前沿、学生成长困惑紧密结合，用学术讲政治，用事实讲理论，把“大道理”转化为“小故事”和“真本领”。二是注重价值供给场景化。将理想信念教育融入科研攻关、社会实践、就业选择、志愿服务等具体场景，引导学生在身体力行中感悟初心使命。

3.创新“方式供给”，增强吸引力与渗透力。一是提升数字化运用比重。

运用大数据分析需求，利用新媒体（学习强国、AAA、B站等）搭建学习，互动平台，开展“云党课”“学习谈”，打破时空限制。二是开展项目化运作。建设一批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紧密结合的小项目，开展示范评比，激发基层首创精神。三是挖掘沉浸式体验成效。利用丰富的党史校史资源，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创作经典剧目展演等，开展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变“被动听”为“主动演”。

4.强化“组织供给”，夯实战斗堡垒作用。一是覆盖组织工作“盲区”。推动功能性党支部建设，强化对重大科研项目组、创新团队、实践实训、学生社区、活动社团组织领导，使党组织设置与教学科研组织结构同频共振。二是提升融促效能。深化实施“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建立辅导员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制度，选树师生党建联动示范标杆，完善党建工作科学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推进党建成效与业务发展、评先评优、职级职称晋升挂钩，提升“融促”双向积极性。

5.改善“服务供给”，彰显凝聚力与向心力。一是推动党建工作从“管理”到“治理”转变，抓牢协调各方利益、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核心，将可感的治理效能转化为人心凝聚力。二是做实“有温度的党建”。持续实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注重小切口引领，把解决问题的实效积累转化为党组织“向心力”。

（二）从“需求端”着手，强化融合提质，实现党建从“形式化”到“价值化”的转变，从“模糊画像”到“精准滴灌”的升级

1.建立动态需求反馈机制。党委统筹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需求收集渠道，重视发挥辅导员、班主任、团学骨干的“传感器”的作用，利用定期“恳谈会”、线上匿名问卷等方式主动问需，将需求清单转换为工作清单、创新清单。

2.注重对需求的引领和创造。党建工作不能只是被动满足需求，更要善于创造和引领更高层次的精神与文化需求。一是增强“价值获得感”，引领精神需求。通过讲述国家重大战略、学校发展蓝图与个人前途的内在联系，让学生意识到参与党建是把握时代脉搏、实现个人价值的“快车道”。二是增强“成长赋能感”，创造发展需求。立足人的全面发展，将党组织活动打造成“能力提升加油站”，鼓励党支部建成项目孵化和资源对接的平台，支持师生党员创建“党员工作室”牵头社会调研、创新创业项目，组建科研交叉团队，使党组织成为个人成长的“助推器”。

3.精准匹配推进供需双融。一是完善内容匹配，让“党味”带有“人情味”和“专业味”。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要紧密结合专业特点，例如，对金融学院学生讲清新发展理念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学理关系，对体育学院学生讲“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战略，对信息工程学院学生讲“网络强国”战略和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道理。组织活动要主动聚焦青年学生发展的困惑难点，积极引导，耐心纾困。二是丰富形式匹配，让“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有意思”。要融合青年文化，采用快闪、vlog、剧本杀（如红色主题）、辩论赛、主题音乐会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活动。要强化实践体验，推动“行走的党课”，组织前往改革开放前沿、乡村振兴一线、重大工程现场开展实践教学。三是优化话语体系匹配，让党言党语从“文件语言”到“生活语言”。鼓励党员学生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达，支持学生制作微党课视频、动漫、漫画，用“网言网语”解读政策理论，让宣传引导更接地气。

4.构建供需互融党建生态。推进“被动参与者”向“主动创造者”转换，形成供需两端良性互动生态。推行“项目认领制”和“轮值主持制”。将年度党建任务分解为若干具体项目（如一次主题调研、一个志愿服务项目、一场学术沙龙），由党支部或党小组组织学生一同在项目库中自由认领，激发其主人翁意识。同时，尝试让党员轮流主持组织生活，推进“听众”变为“主讲”，“旁观者”变为“设计者”，从“组织要我参加”变为“我自己想参加”，实现党建质量的根本性提升。

在变局中开新局构建供销合作社联合合作新机制的研究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课题组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三农”工作是现代化建设的“难中之难”，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压舱石”。供销合作社是党领导下的综合性的为农服务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质量的高低，功能完善与否，不仅决定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还影响到现代化建设全局。

“十五五”期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迎来了历史机遇与有利条件：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利好政策的叠加、“十四五”的改革发展基础，现代技术的井喷式发展等；与此同时，各种挑战也扑面而来：从外部环境来看，“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态势加速形成，给供销合作社带来很大的压力；互联网巨头与连锁零售业在农村加速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经营服务格局，挤压了合作社的生存空间。农村人口加速外流，消费降级趋势明显，又给供销合作社带来了经营压力。从内部情况来看，供销合作社的服务功能虽得到明显增强，但仍存在一些弱项与短板，制约整体功能的发挥。其中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各层级之间的联系还比较松散，不同层级的社有企业之间、社有企业与基层社区之间大多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缺少连接，跨层级联合合作的机制还没有形成。其次，基层社为农服务功能相对单一，尤其是基层社与社有企业各自为战，虽然实现了涉农乡镇的全覆盖，但基层社合作经济属性仍不明显，没有立法支持，无法进行登记；那些开放办社发展起来的基层社与供销合作社没有紧密的资本纽带关系，难以真正成为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抓手。再次，社有企业整体实力不强，多为传统的农村商贸流通行业，市场竞争比较充分，内卷比较严重，整体盈利空间不大，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之社有企业历史包袱重、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人员老化、人才匮乏等问题相对突出，缺乏行业话语权和市场竞争力。当然，机遇和挑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两者相伴而成、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创造和把握机遇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提高应对风险挑战能力、不断化解风险挑战的过程。

一、在准确识变中理解联合合作的重要性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供销合作社面临的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因此，要在准确识变中，深刻认识联合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增强联合合作的主动性，更自觉地推进多种形式的联合合作，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引擎。

从形势变化来看：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四中X会强调，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四中X会特别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四中X会还提出乡村全面振兴的三大任务，即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率。“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压舱石”。供销合作社发展质量的高低、功能完善与否，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还深刻影响到“十五五”目标的实现。而更适应这一形势，更好地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用联合合作的办法，打造为农服务功能更加完备、与农民利益联结更加紧密、市场化运作更有效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从任务变化来看：中发十一号文件把“改造自我、服务农民”列为现阶段供销合作社的重要任务。所谓“改造自我”，就是紧紧抓住综合改革的契机，推进多种形式的联合合作，建立适应高水平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推动供销合作社由流通服务向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向城乡社区服务拓展，向一、二、三产业融合渗透，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引擎。所谓“服务农民”，就是充分发挥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的优势，奋力打造服务“三农”的综合平台，构建联农带农惠农机制，妥善化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因此，无论是把自己改造为综合性的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还是为农民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都离不开系统内外的通力合作与协调配合。

从工作要求来看：供销合作社作为“特别法人”，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既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发展活力，又能更好地发挥政

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这种双重作用既是供销合作社的独特优势，又是对供销合作社的基本要求。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也离不开上下贯通的机制。可以说，离开了联合合作，供销合作社就会一事无成。

从使命担当来看：供销合作社肩负特殊的使命，是为农服务的国家队。要全面履行职责，对内要有凝聚力，做到全国一盘棋，打造上下一张网；对农民要有吸引力，构建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有获得感；对市场更有竞争力，具有行业话语权与市场竞争力。只有推进多种形式的联合合作，才能顺利完成这种使命担当，更好彰显供销合作社的使命担当。

二、在科学应变中构建联合合作机制

在准确识变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自身实际，顺应现代化发展趋势与农民需求，科学应变，多措并举，优化联合合作机制。打造系统新优势。

应变举措之一：准确定位，明确联合合作的总目标。面对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面对农民需求的多样化升级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传统的供销合作社体系暴露出诸多不适应，长期以来存在的与农民利益连接不紧密、服务功能不完备、市场化运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加之巨大的体制惯性也难以满足新发展格局下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十五五”时期，在新发展格局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驱动下，供销合作社的功能定位需要进一步重塑，更好构建与高水平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关键有二：一是做强经济功能，由传统的一买一卖流通服务商，转型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商，由流通服务向农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向城乡社区服务拓展，向一、二、三产业融合渗透，由单一的经济功能转型为多方面功能，构建富有竞争力的、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外部赋能与内部创新等途径，激活供销合作社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使之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以合作制形式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还要增强文化传承功能，用合作社文化、“背篓精神”“扁担精神”来增强归属感与荣誉感，打造系统软实力。具备了上述功能，供销合作社就能真正成为党领导下的为农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有了这样的定位，联合合作就有了目标导向。

应变举措之二：功能拓展，夯实联合合作的基础。根据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定位，全面履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承四大功能，奋力打造服务“三农”综合平台，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农民增加吸引力，对市场增加行业

话语权。具体地说，“十五五”期间，供销合作社通过联合合作，从三个方向拓展功能：一是城乡要素循环的组织者。供销合作社的使命就是高效组织城乡间的商品、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流动，通过其规模化组织化的网络体系，显著降低要素双向流通的交易成本，具体任务包括组织农产品上行、组织工业品与服务下行、组织资本与技术下乡等。二是农业全产业链的服务商。供销合作社通过组织化、规模化的网络资源，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具体包括产前服务、产中服务、产后服务、金融保险服务等。三是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承接者。供销合作社是以合作制形式推动“三农”工作的重要载体，是承接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服务、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平台，具体任务包括承接公益性服务、拓展便民综合服务、参与乡村治理等。具备这些功能，联合合作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应变举措之三：典型引路，树立联合合作的新标杆。在综合改革中，各地推进多种形式的联合合作，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不少亮点。这些经验做法主要有：充分发挥组织制度优势、因地制宜找准切入点、分类分层循序渐进、完善配套治理机制、加快数智技术赋能等。《中国合作经济》2025年第7期发表

《从联合合作到融合共生—供销合作社聚力构建便捷高效的为农服务体系》一文，介绍了全系统联合合作的成效与进展。各地要认真总结先进地区与单位经验与做法，用现场会、工作交流等形式推广经验，树立各种典型，使全系统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应变举措之四：加强分类指导，提升联合合作的水平。就全国而言，供销合作事业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地区与地区之间、社有企业与社有企业之间、基层社与基层社之间发展差距明显，浙江、河北、江苏、山东等地供销合作社风生水起，有为有位，有的地方则一蹶不振，无所事事。因此，应立足发展现状，加强分类指导，全面提高联合合作水平。对基础好的地区与单位，重在完善相关机制，提升合作层次，构建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对基础薄弱地区，既要激发内生动力，增强合作的主动性，又要外部赋能与帮扶，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与上级社的倾斜。对处于中游的地区与单位，要加强督促检查，抓好典型引路，打造你追我赶的发展态势，打造“全国一张网”“上下一盘棋”。

应变举措之五：优化合作机制，提升联合合作层次。合作机制是一种系统化系统性制度安排，是不同主体间通过规则、结构和互动，实现共同目标。其核心要素包括自愿参与、民主管理、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原则。供销合作社

系统现有的联合合作，大多是“自由恋爱”形成的，也有“长官意志”的作用，缺少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因此，要优化联合合作机制，提升合作层次。重点从五条线来展开：以优化治理机制为纽带，密切层级间的联合合作，理顺社企关系，坚持联合社为成员社、基层社、社有企业服务导向，推进多种形式的联合合作；以经营服务业务为纽带，推进社有企业的联合合作，以股权、产权、品牌、业务为纽带，进行跨层级的纵向合作和跨区域的横向合作，打造系统优势和规模优势；以增强服务功能为目标，强化社有企业与基层社的联合合作，不断增强基层社服务功能，增强对农民的吸引力；以合作制为载体，推进村社共建，吸引农民入社，加强供销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涉农企业的合作，构建联农带农机制，把服务农民与组织农民有机结合；以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明确各自权利义务，整合各主体的优势资源，打造利益共同体。

应变措施之六：外部赋能，为联合合作创造条件。加快制定《供销合作社法》，明确供销合作社在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功能定位、责任边界与治理要求，为改革与发展确立法律依据。将供销合作社体系建设纳入国家数字乡村建设、现代流通网络布局、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等相关专项规划，在政策资源方面予以重点倾斜。

三、在主动求变中彰显联合合作新优势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主动求变，才能彰显联合合作的新优势。

一是顺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潮流，紧跟时代步伐。围绕党和政府“三农”工作导向，推进组织创新、经营创新、服务创新，抢占时代制高点，实现从“年代感”到“时代感”的历史性跨越，真正成为党委、政府用得上靠得住的骨干力量。

二是回应农民关切。面对“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课题，供销合作社要主动回应农民关切，立足自身网络优势，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把服务农民与组织农民、把传递“三农”政策导向与经营服务结合起来，真正成为农民发展与致富的帮手。

三是拥抱技术革命的浪潮。充分发挥AI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市场化经营，用科技与数字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实现从三尺柜台到电商平台、从小背篓到大数据、从传统网到智慧云的历史性跨越，全面提升市场化运作水平。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

要从节点服务转向全程覆盖，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将服务延伸到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由“经销服务商”变为“链长”，具体内容包括全程化推广服务升级，智慧化科技赋能，绿色化生态服务。在农产品流通服务方面，由“传统流通”转向“现代供应链”，打造快捷高效安全畅通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包括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化供应链平台构建，品牌化与标准化建设。在农村电商服务方面，由“线上开店”转到生态构建，做到电商服务体系化、营销模式多元化、产业赋能数字化。在城乡社区综合服务方面，从商品供给到服务集成，包括便民服务、养老服务、集成化再生资源业务融合化、乡村文旅服务特色化等。

四是积极实施“人才强社”工程。制定人才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起能够把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工作机制。企业干部要有责任心与上进心，懂管理会经营。基层社干部对农民要有感情，有服务意识。大力引进与培养涉农科技、数字经济、电商、供应链管理及金融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为联合合作提供人才支撑。

汇聚向上向新向强的主力军力量2025“蹲点百企看发展”年度报告

南阳日报社、南阳市工商联专题调研组

（2025年12月18日）

南阳民营企业如何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南阳实践新局面，这是今年年初我们专题调研组成立以来最大的疑问。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研读宏观发展之策，还从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民营企业的真切实践来感知发展的脉搏。今年9月30日，河南省工商联发布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南阳上榜企业11家。

从春天出发，我们蹲点企业，走进车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一线倾听创新的脉动、捕捉鲜活的故事、反映真实的情况，在一线与企业家、研发人员、技术工人、专家学者共同寻找破解之法，以求各方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进而共同推动南阳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今年4月至12月，蹲点调研51家企业，本报共推出20期《内部参考》42篇报道。回头看来，这些企业有传统产业，也有新兴产业；有实体经营，也有跨境电商；有深耕国内市场，也有专注全球化经营；有专精特新“小巨人”，也有在乡村刚起步行业各有不同，规模大小各异，发展阶段也不甚相同，但我们却见证了民营企业的拼争发展，感受到南阳经济的巨大韧性，也看到了经济光明的未来；我们既为企业的奋斗、创造而由衷感叹，也为发展遇到的困难、挫折而忧心忡忡，也敢于直面问题，多方求解，志在破解发展之难。

2025年蹲点企业，最深刻的印象是，歇一歇脚可能被淘汰出局，加一加油必定精彩蝶变！

唱响经济光明论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南阳民营企业在乘风破浪中笃定前行，创新驱动活力更足，科技赋能产业焕新，在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南阳外贸出口走出一条上扬曲线，经济发展底盘稳、韧性强、动能足的特质愈加显现，识变应变求变的精准破局彰显出对于未来发展满满的信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蹲点一线，感受到创新发展的活力。企业发展，创新能力是硬核实力。在河南翊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研发为导向，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力，“每年投

入研发费用不低于产值的10%，研发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20%”成为公司创新发展的硬支撑。深度开发智能终端产品如智慧黑板、智能办公白板等，让产品持续迭代升级，视觉产品出货量位居全国前列。河南金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研制出聚乳酸PLA改性耐高温120°C全降解生物材料，获国家专利，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包装、农业、快递、医疗等行业。

蹲点一线，感受到科技赋能的魅力。碳酸钙被誉为“工业粮食”，南召县嘉诚矿业有限公司将碳酸钙矿石磨得越来越细，一块块矿石变身彩石砂、真石漆、腻子粉等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彩砂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通过智能化控制系统，实现生产流程的精准管控；碳酸钙微粉车间生产线，可生产200目至3000目的各种规格产品，满足塑料、涂料、造纸、医药等行业领域需求。南阳鼎泰高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印制电路板钻针，让人感叹小小的钻针藏着大学问——钻针生产在这里实现了排屑率高、断针率低；公司自主研发多款视觉检测设备，用于钻针质量把控；开发的智能仓储系统，实现智能化、产品可溯源性与全生命周期管理。

蹲点一线，感受到破局拼争的韧性。南阳市晶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多年的市场摸爬滚打中，确立了“销售在前，生产在后，小批量、多批次，定制化”的经营模式，并注重利用互联网寻找客户，专注定制化生产，解决了传统制造业全而不精、对市场风向反应较慢等制约，企业订单纷至沓来。南阳一滴香油脂食品有限公司改变仅生产香油和普通酱料的生产策略，在细分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将目光投向了蓬勃发展的外卖市场。开发出独立包装、不同风味的方便型小料包，把小料包做成大生意，既提升了外卖出餐效率，又保证了产品的口感风味，实现“一滴香”香飘四海。

蹲点一线，感受到加速出海的冲劲。如，南阳东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研发团队深入国内外市场调研客户需求，专注于智能咖啡烘焙设备及全自动生产线的研发，成功研发出自动追温可控制在±0.1℃温差的咖啡豆烘焙机，目前产品销往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仅今年上半年，公司海外订单就达6000多万元。又如，今年南阳木兰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瑞典宜家核心供应商，签下2.7亿元订单。再如，南阳煜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研发的“立式五轴车铣复合数控机床”通过欧盟CE认证，产品出口到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以来公司获得海外订单4000多万元。数据显示，前10个月全市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530

家，比去年同期增长68家，49家新注册外贸企业实现进出口“破零”，带动外贸进出口新增4.1亿元。

蹲点一线，感受到政策加力的增效。企业能够充满信心，敢闯敢干，与企业所处的发展环境密不可分。南阳天华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峰表示，今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国家自上而下对民营企业的重视，给企业发展带来满满的信心。南阳市利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成献则对部门“无事不扰”以及贴心的服务表示赞赏。今年以来，南阳海关部门积极推出“一企一策”帮扶机制，收集辖区重点出口企业产业链外延、商品归类等难题20余项，提供了通关疑难解答定制化服务。同时，落实“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等便利化措施，压缩整体通关时间，企业运营成本显著降低。

弘扬企业家精神

南阳是范蠡的故里，商圣“三聚三散”典故诠释了企业发展的终极价值是服务社会，社会需求是企业发力重点。蹲点企业，我们真切感受到，全市企业家主动传承商圣文化，彰显商业智慧，让企业家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敢闯敢试、富于创新、诚实守信、勇担社会责任，这是共同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

从企业家身上，看到敢闯敢试的精神。南阳人耿兴，从事销售时了解到客户对国产数控机床的殷切期盼，激发了他制造机床的强烈愿望。20XX年，耿兴成立南阳煜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主营数控机床与工业自动化设备，如今年产500台（套），产值达4亿元。南阳东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洋山，当年在深圳打工期间萌发造咖啡烘焙机的想法。2013年宋洋山着手研发工作，次年第一台咖啡烘焙样机“出炉”，当年公司首台设备通过网络销往国外。当下，在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投资新建的咖啡产业园雏形已成，投产后可年产3000台

（套）咖啡烘焙机。

从企业家身上，看到富于创新的精神。河南金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小平，带领公司建立“1+X”创新平台，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与中科院宁波所技术合作，并成功研制出全降解生物材料，获国家专利。电气行业领军者——金冠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樊崇，带领公司在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中，参与研制的海拔3500米、耐受地震烈度9度特高压工程用1000KV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入选国家能源局第四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南阳市京德啤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仝奋

飞，带领团队巧妙运用热麦汁与冷却水的反向对流技术，将冷却时间精准压缩至40分钟至1小时，打破长期面临的冷却效率瓶颈。

从企业家身上，看到诚实守信的精神。南阳市宏悦木业有限公司创始人张月田，执守诚信理念，将公司业务由单一的板材加工延伸到定制家具和室内门生产，已成为豫西南规模最大的板材、定制家具生产商，年销售量超亿元。市属出口重点企业，南阳木兰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在董事长李晓阳带领下以诚经营、以质取胜，先后获得欧盟绿色认证等，产品出口美国、欧盟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创汇4000万美元。南阳大旗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连续十年实现营销递增在10%以上，靠的是诚信经营，如今在董事长刘春阳带领下，已成为豫西南最大的容器及双层罐生产企业。

从企业家身上，看到勇担社会责任的精神。贾小平在“万企兴万村”活动中，出资为卧龙区潦河镇梁庄村建设扶贫车间；在邓州市投资兴建企业、学校、医院、新型社区，多次参与“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定向全额资助10多名大学生完成学业。南阳标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坤，以南阳市速冻面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依托，与本地企业开展合作，并与农业合作社和农户签订保价收购协议，形成以销定产的农企合作模式，建设种植基地3000余亩，带动当地农民300余人就业，户均年增收两万余元。南阳炬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炎术，情系桑梓，兴产助农反哺家乡，吸纳唐河县东王集乡周边诸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人均月收入5000多元。

蹲点一线倾听呼声

蹲点期间，我们在见证企业家奋力破局、南阳经济奋进前行的同时，也听到来自企业一线的诸多呼声，这是他们引领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难点、堵点、卡点和脆弱点，突出表现在人才、资金、市场、营商环境等方面。

企业之难，难在人才“引育留用”上。在蹲点的51家企业中，有25家企业存在此现象。一是县域企业缺普工。南阳煜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多次参与“双一流”高校招聘会，应聘者听闻企业位于县城便不再深入了解，即便开出高薪也未能留住人才。二是传统特色产业缺技能型、实用型人才。仿真花产业中南阳文鑫工艺品有限公司、河南花冠工艺品有限公司等企业招聘的人才难以快速适配岗位需求，需投入大量时间培养，而不少培养成熟的人才最终选择离职，实用型人才缺口持续存在；河南菇太郎食品有限公司由于缺乏技术人才，生产

设备遇到难度大的问题只能求助生产厂家帮忙；麦蒂尔食品有限公司、南阳一滴香油脂食品有限公司等食品企业面临食品研发、化验专业人才与电商人才短缺。三是新兴产业缺高端人才。南阳光电产业受地域条件限制，不少高端人才不愿来南阳落户，高薪也难以留住高端研发人才，南阳市晶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就深陷人才交流缺路径、高端人才留用难的困境。

企业之难，难在资金压力上。在蹲点企业中，有10家企业存在此现象。一方面，融资难、融资贵、融资短。像南阳光电产业中的翊轩光电等企业，虽手握多项技术专利，却因缺乏固定资产抵押遭遇贷款难题；南阳木兰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退城入园后，因老厂区土地迟迟未能挂牌出让，造成资金压力沉重；南阳市京德啤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面临贷款额度不足、使用期限短的问题，难以安心布局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账款回收慢、流动资金短缺。如，南阳市利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受资金回笼缓慢影响，直接影响发展速度；宏悦木业在设备采购和原材料储备上投入大量资金，叠加欠款未能及时收回，资金周转困难。

企业之难，难在市场拓展上。在蹲点企业中，有15家存在此难题。如，价格内卷与无序竞争。南召县钙粉生产企业因产品结构单一、同质化严重，陷入恶性价格竞争；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同样存在竞争无序、跨区竞争压力骤升等问题。如，市场拓展缺乏有效支撑。河南花冠工艺品有限公司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展位规模偏小，不利于吸引海外客户关注。

企业之难，难在惠企政策落实上。在蹲点企业中，有11家企业发展受营商环境影响。如，政策补贴不到位。对新野纺织行业而言，由于新疆棉纺织业享有多重补贴政策，占据成本优势，新野当地企业发展相对困难。如，办证审批流程复杂。像南阳大旗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办证多且复审流程复杂，河南上口香实业有限公司办理车辆道路运输证时会被人为拖延等。

当然，除上述普遍现象之外，企业还面临一些较为个性的问题。如，南阳市宏悦木业有限公司存在厂房吃紧问题，社旗仿真花产业存在知名度、美誉度需扩大问题，月季行业在文化挖掘、文化表达、文化融合、文化扶持等方面存在欠缺等。

问计于企聚力破局

蹲点期间，我们聚焦企业发展中的核心瓶颈，倾听一线建议，邀请专家学者，立足实践深耕细研，凝练形成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的系列破局良方。

做好“引育留用”，破除产业人才瓶颈。针对“高端人才引不进、高技能人才留不住、人才供需匹配难”三重困境，受访者建议，南阳需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人才支撑体系，解决好结构性短缺与引育机制不畅核心堵点。首先，要搭建高端对接平台，让人才“引得进”。南阳市晶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议，由政府牵头设立专门对接机构，组织行业顶尖人才与本地企业家常态化交流，针对性解决技术攻关需求。多位企业家提议，可学习江西玉山县“周末人才”模式，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浙江仙居县“政聘企用”模式，以事业编招引硕士以上紧缺人才，派驻重点企业实践锻炼。同时，配套人才编制周转池、人才公寓及安家补贴，真正落实好“诸葛英才”计划，优化引才环境。其次，深化产教融合育才，让技能“跟得上”。南阳光电产业协会推介江西上饶宇瞳学校“前厂后校”模式，让课堂与车间无缝衔接，精准输送复合型人才。推广定向班等模式，推动南阳理工学院、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本地院校，与光电、中医药、食品加工等重点产业精准对接课程与实训，实现“招生即招工”。第三，创新引育方式，让渠道“活起来”。学习山东蒙阴县建立人才科研飞地，构建“研发在一线城市、转化在本地”的协同创新模式，精准对接知名高校、头部企业资源；持续深化“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吸引在外人才返乡；针对重点领域开展高技能人才专项培育引进行动。第四，建立人力资源库，让供需信息“即时通”。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建立劳动力资源共享平台，登记农村剩余劳动力及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信息；完善在外务工人员信息库，搭建“县域在外人才信息智能对接平台”，通过大数据实现供需智能匹配。

做到三管齐下，化解企业资金难题。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而金融是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账款回收慢、融资成本高、资金‘活水’难畅流”，成为不少企业发展“拦路虎”。受访者建议，要继续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通过“清存量、优服务、拓渠道”，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精准、更加广泛地解决各类民营企业的资金难题。如，狠抓账款清欠，盘活存量资金。有企业建议，严格落实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督促清欠，杜绝违规承担“第二财务”职能，保障企业资金流动性。又如，优化金融服务，降低融资门槛。一是强化政府牵线作用，推动银企精准对接。二是丰富金融产品，鼓励借鉴“科创贷”“设备仪器贷”等创新模式，降低准入门槛。三是提高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落实财政贴息，构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再如，拓展多元渠道，注入金

融活水。南阳市京德啤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建议，借鉴四川绵阳经验，增设“设备仪器贷”且免抵押担保；学习宜宾做法，将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提升至600万元，给予50%财政贴息，最长贴息6年。

强化“监管立序”，打破企业市场困局。“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秩序待规范、走出去步伐需加快”，是企业市场开拓面对的突出困境。受访者从多个维度，给出了破解方法。一是强化监管自律，筑牢市场“防火墙”。相关部门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严格资质审核，提升产品质量；针对艾草等重点行业，牵头成立行业协会，制定高标准规范，强化行业自律，避免无序竞争。二是聚焦创新协同，锻造发展“硬实力”。推动产业资源整合，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培育龙头企业；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合作共享资源。三是搭建赋能平台，拓宽市场“新空间”。政府在广交会等重要展会为企业争取优质展位，降低开拓成本；鼓励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推动技术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引导企业“走出去”，通过海外加盟店、整店输出等模式，深耕国际市场。

持续强链补链，清除产业升级障碍。“产业链条不完整、关键平台缺位，制约升级发展”，是产业生态关键痛点。目前，光电、碳酸钙等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缺龙头、断链条；科技成果转化缺中试平台；高端设备共享不足；土地供应僵化，审批适配度低。面对一系列困难，受访者提出破局对策。一是强链补链精准招商。聚焦光电等优势产业，瞄准“大华”“海康”等头部企业，引进整机装配等核心项目，带动上下游集聚，补全产业链。二是共建共享关键平台。政府主导或引导社会资本搭建公共中试平台，打通成果转化堵点；发挥产业基金作用，集中采购产品检测等高端设备，以低成本租赁开放共享。三是优化要素保障机制。创新弹性年期、先租后让等土地供应方式，优化审批流程；政府牵头多部门协同，加快企业“退城入园”相关土地审批流程，协助对接战略投资者。

搞好精准赋能，提升政府服务能级。“政策知晓度低、执行有梗阻，监管与服务需更平衡”，是企业经营中的切身体会，点出政府服务的痛点。当前，企业要么是对惠企政策理解不深、申报失准，要么是遇到部分领域涉企检查频繁、收费不合理，影响企业正常运行。种种现象亟待政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一是精准推送政策，筑牢赋能“桥梁”。职能部门要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常态化开展宣讲与“一对一”辅导，确保政策红

利直达。二是规范监管行为，减轻企业“负担”。有关部门应统筹涉企检查，杜绝多头、重复检查；要科学制定安全生产等领域收费标准，严查乱收费，为企业减负。三是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办事效率。持续深化改革，提升服务效能；通过数据共享、并联审批，减少企业跑动次数，加快办理速度，助力企业更好发展。

总的来看，我市企业发展挑战具有多重性，政府侧重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保障，企业聚焦内部管理、创新突破，金融机构重在精准施策、久久为功，只有协同发力，方能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南阳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更上层楼。

2026年，蹲点企业专题调研活动仍将继续，持续近距离了解这一代重任在肩的企业家们，见证他们始终保持实干笃行的竞进之姿、接续掀起攻城拔寨的拼争之势，群策群力振兴一座城市、同心同德造福千万人民，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时代答卷！

破译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资本密码证券行业服务科技创新调研之中信建投证券样本

上海证券报调研组

（2025年12月19日）

在位于黑龙江绥化的天有为厂房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多道检测工序，一块块液晶仪表盘被打包入库，等待发往多家主流汽车制造商的装配车间。

在安徽合肥，星图测控的技术团队正在对卫星在轨管理系统进行最后联调。不久后，该系统将交付客户，用于管理在轨航天器的安全。

一北一南，一“车”一“星”，两家科技企业都是2025年登陆资本市场—

—天有为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星图测控则成为北交所“商业航天第一股”。这也是中信建投证券将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转化为企业成长动能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资本市场改革深化，持续提升制度包容性适应性。证券行业作为连接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的桥梁，其角色正从传统的融资通道，加速向企业的价值发现者与资源整合者演进。

上市攻坚：

做专业“桥梁”与资源“连接者”

天有为的上市之路，始于一次打破刻板印象的实地走访。

2021年，中信建投证券投行团队前往绥化。“一开始，基于地域产业分布的常规认知，我们对企业规模与产能并无太大期待。”中信建投证券天有为投行项目负责人尹笑瑜说。等到了现场，宽敞的现代化厂房、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以及管理规范的作业流程，刷新了团队对天有为的认知。

天有为是一家专注于智能座舱系统和汽车仪表的企业，扎根绥化20多年。公司不仅是韩国现代起亚集团的重要供应商，也进入了长安、一汽、奇瑞等国内主流车企的供应链。

天有为总经理吕冬芳介绍，公司在绥化、哈尔滨、大连设有三个研发中心，研发人员超过500人，产品全部自研自产。

天有为实力雄厚，但也面临一些挑战。

公司研发投入、购置土地、建设厂房等需要更多资金。而上市前天有为融

资渠道单一，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同时，如何让市场和投资者了解天有为的技术优势，是一道现实课题。

中信建投证券的解决方案体现了其服务科技企业的系统化思路——立足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沿着产业逻辑提升对IPO客户的服务能力，把优质资源向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领域聚焦。

针对该项目，中信建投证券从梳理股权结构入手，建议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并帮助公司引入汽车产业链及国资背景的股东。其中，长安汽车、黑龙江和绥化的相关国资平台相继入股。

“这不仅优化了公司资本结构，缓解了资金压力，也为后续发展引入了产业资源。”吕冬芳说。

今年4月，天有为登陆沪市主板，募集资金37.4亿元。上市后，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以增强其全球化布局和交付能力。几乎同一时期，另一场特殊的“沟通”正在展开。

星图测控是一家成立于2016年的科技企业，主营业务为航天测控管理与航天数字仿真，技术壁垒高，产品主要服务于特种领域用户及大型科研院所。公司于2023年2月在新三板挂牌，为进一步对接资本市场、获取发展资金并提升品牌影响力，公司选择了专注于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北交所作为上市目标。

星图测控董事长胡煜表示，公司所处行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效益和长周期的特点。公司业务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存在一定距离，让外界形成直观认知难度较大。

面对这一高技术壁垒项目，中信建投证券发挥了其作为大型综合性券商的专业优势。凭借对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深度理解和丰富经验，特别是在新三板和北交所市场积累的保荐承销能力，中信建投证券项目团队能够为发行人精准规划适合其发展阶段和特点的资本市场路径，并提供全流程的专业服务。

中信建投证券项目组团队持续深入学习航天测控专业知识，变成行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翻译者”，进而帮助公司阐明业务实质与技术路径。

“中信建投证券精准识别审核窗口，有序、快速协助我们完成新三板挂牌、北交所申报、审核、注册、发行等全流程工作。”胡煜说。

星图测控从2023年2月新三板挂牌到2025年1月北交所上市，历时不到两年。公司公开发行融资2.19亿元，成为“北交所商业航天第一股”。今年上半年，星图测控营收同比增长21.9%，归母净利润增长24.26%。

能力建设：

从服务个案到构建可复制模板

从黑土地的汽车电子工厂，到指挥卫星遨游太空的测控中心，一个个企业案例，共同印证了一个趋势：我国正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资本市场正通过制度创新与功能深化，将金融活水精准引向科创前沿。

在中信建投证券总经理金剑华看来，新“国九条”、资本市场“1+N”政策体系，不仅系统重塑了资本市场发展的底层逻辑，更对证券公司提出了能力重塑的新要求，政策正推动行业从提供同质化通道服务，转向企业价值发现与综合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投行的传统通道价值不断削弱，回归本源、发挥真正的“功能性”被提到首要位置。价值发现与全周期综合服务能力成为投行提升专业性的核心。

在星图测控项目中，中信建投证券捕捉到其“北交所商业航天第一股”的独特性，将此定位作为关键投资亮点在发行推介中突出展示，有效提升了市场关注度，最终其网上发行申购倍数和冻结资金规模创北交所纪录。

发行定价能力在服务更早期的硬科技企业时同样关键。在智能音频SoC芯片龙头恒玄科技的科创板IPO中，面对芯片设计公司高研发投入、盈利波动大的特点，中信建投证券通过未来市场空间测算，为其确定合理估值区间，引导市场认可其技术领先性而非短期利润，使其发行获得大幅超额认购。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末，中信建投证券累计服务前六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及前八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超2100家，保荐“小巨人”IPO数量稳居全市场前列，北交所IPO保荐数量及承销金额持续领跑。

强大的销售与资源整合能力，是将定价判断转化为市场共识和战略资源的关键一环。

在天有为发行中，中信建投证券深挖企业投资亮点，引入了广汽集团、兵装集团、北汽集团、东风集团等组成的战略投资者阵容，向资本市场充分传递了天有为的投资价值，并为公司未来业务拓展奠定了基础。

企业上市并非终点，而是持续服务的起点。中信建投证券投行的角色从“价值发现者”转向“资本战略顾问”。

今年3月，中信建投证券作为独家财务顾问，协助赛力斯集团完成一笔规模约80亿元的重大资产重组，助其将核心生产基地从租赁转为自有。此类操作不

仅涉及资本运作，也关乎企业长期资产结构与成本管控。

在全球化布局方面，中信建投证券作为联席保荐人参与服务的宁德时代港股IPO，成功协调全球顶级投资机构订单，展现其国际分销与复杂项目执行能力。

金剑华表示，证券公司正进行系统性能力建设，研究所提供前沿研究支持，资本子公司在硬科技项目研发阶段注入耐心资本，投行则提前规划上市路径，共同打通从实验室到资本市场的转化通道。

中信建投证券还组建了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专班，系统布局覆盖企业全阶段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品体系，公司累计投资专精特新企业165家，在早期便将资源向科创领域集聚。

体系支撑：

资本市场成为科技创新的“活水之源”

上市后，天有为的“资本故事”迅速从募资投向转向积极的产业整合。公司近日公告称，拟以100万欧元收购德国老牌汽车电子供应商克莱默100%股权，以快速切入欧洲高端乘用车市场。

星图测控在上市后的规划已不再局限于地面站网建设，而是向论证“太空感知星座”“天基在轨服务”等全产业链能力延伸，公司正从一家以项目开发和技术服务为主的公司，向提供标准化、智能化太空管理解决方案的平台型企业升级。

天有为与星图测控的故事，折射出资本市场的结构性转变，证券公司在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新角色。其专业价值，体现在将国家宏观战略与企业微观需求精准对接，构建了一个支撑产业跃迁的金融生态。

企业对资本市场持续深化改革仍充满期待。星图测控期待，资本市场设立更契合航天产业特点的专门板块，以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天有为在推进全球化布局与产业整合过程中，期待“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长期资本进一步发挥作用，陪伴企业穿越周期。这些期待指向同一个核心诉求：服务科技自立自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资本市场长期系统的赋能。

最近四年多以来，证券行业助力近1200家科技创新企业上市，服务各类企业境内股债融资超过51万亿元，承销科创债、绿色债券等产品规模超过2.5万亿元。不少证券公司将服务科技创新内化为公司战略，不仅系统性地强化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能力，更将“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具体落实情况，纳入了业务条线的年度绩效考核。

今年5月，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提出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对于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先支持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

对于资本市场的未来，胡煜期待，监管部门对服务国家战略性产业的上市公司，在融资条件、审核环节、并购重组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以提升市场关注度和融资效率。

吕冬芳表示，希望资本市场能进一步保证上市公司再融资与并购重组渠道畅通，并优化长期资本供给结构，引导更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钱”入市，以支持上市公司紧抓行业机遇、开展产业整合。

未来，随着资本市场包容性与适应性持续提升，证券行业将在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三维协同以全周期服务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证券行业服务科技创新调研之申万宏源样本

上海证券报调研组

（2025年12月31日）

站在“十五五”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节点，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日益清晰。随着制度创新持续深化、耐心资本规模壮大、专业服务能力提升，证券行业将进一步打通“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强劲的资本动能

弘景光电车间内，搭载4800万像素超高清广角镜头的摄像模组正有序下线，即将成为影石创新全景相机的核心部件；天工股份智能生产基地里，钛合金粉材生产线高速运转，为航空航天、医疗器械、消费电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更加稳定、安全和高性能的新材料支撑。

从光学技术突破到新材料产业化，这些企业的成长离不开资本市场的专业支持。申万宏源证券立足“产业资本赋能平台与资本市场桥梁”的定位，以“产研+投资+投行”三维协同模式，衔接科技、资本、产业，用全周期综合金融服务为科技创新“浇水施肥”，让新质生产力在资本市场沃土中加速成长。

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向纵深推进，北交所专精特新培育体系逐步完善，从耐心资本生态构建到“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打通，证券行业正以制度创新为基、专业服务为翼，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孵化器”与“加速器”。

三维协同破局

直击科创企业核心痛点

“高研发投入与长回报周期的矛盾，是科技企业普遍面临的挑战。科技创新往往需要‘十年磨一剑’，但市场有时更关注短期财务表现，可能导致企业面临估值压力或融资困难。”弘景光电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治平说。

这家深耕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的科技企业，在创业板上市过程中，曾面临研发持续性论证等难题。

申万宏源证券项目团队深入分析了弘景光电的研发体系，包括研发组织架构、研发投入占比、研发项目储备、产学研合作机制，以及核心技术团队的稳定性。“我们通过量化数据和案例，论证公司具备持续创新的能力和明确的技术演进路径，研发并非‘一次性’投入，而是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申万宏

源证券承销保荐公司大湾区业务中心副总裁汪伟说。

这种“产研+投资+投行”的创新服务模式，让企业感受到专业价值。“申万宏源团队的行业研究能力精准匹配光学赛道发展趋势，背后的投资资源网络也为我们带来产业链协同的可能性。”赵治平表示。

2025年3月18日，弘景光电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募集资金6.66亿元，研发制造总部基地项目得以加速推进，并在今年明确提出了“3+N”的发展战略，即在稳固并深化智能汽车、智能家居、全景/运动相机三大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积极布局机器视觉、人工智能硬件、工业检测与医疗等前沿“N”领域，为公司的可持续增长开辟新空间。

申万宏源证券的投行服务协同模式在天工股份的上市进程中同样发挥作用。天工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天工国际，是国内高速钢、模具钢等新材料和切削刀具生产制造商，2007年7月在港交所主板上市。作为首单港股上市公司红筹架构“港拆北”落地企业，天工股份面临分拆上市政策衔接、两地信息披露协同等复杂问题。

“我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打造港股上市公司红筹架构港拆北首单’的目标，通过精准的方案设计和严谨的沟通协调，最终攻克了所有难点。”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公司保荐代表人朱凤军表示，他和团队一起深入研读港交所PN15应用指引，联合境外律师反复沟通确认，创造性提出“信息披露双向同步”方案——既符合港交所对重要子公司的披露要求，又满足北交所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审核标准，最终实现港股上市公司红筹架构“港拆北”首单突破，为跨市场上市提供了可复制的操作路径。

2024年8月，天工股份IPO项目曾被北交所暂缓审议。申万宏源项目团队与企业共同梳理问题、逐项推进解决，最终助力企业于2025年5月成功登陆北交所。天工国际董事局主席、天工股份董事朱小坤记忆犹新：在首次审核被暂缓审议时，申万宏源证券项目团队“通宵达旦逐项解决问题，没有丝毫气馁”。

上市后，天工股份总市值已突破120亿元，目前居北交所市值排名前列。借助上市募集资金，天工股份的钛及钛合金总产能将从当前的7000吨提升至10000吨，进一步满足高端领域材料需求。

全周期护航

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过程

“从新三板挂牌到北交所上市，申万宏源证券陪伴我们走过了10年。”朱

小坤表示，申万宏源证券不仅解决了公司分拆上市的政策衔接难题，还引入了12家战略投资者，让企业安心搞研发。

天工股份自2015年挂牌新三板后，便与申万宏源开启长期合作。2025年上市后，天工股份通过横向并购拓展新赛道，联合设立江苏天工钛晶新材料有限公司，并成立全资子公司江苏天工品德新材料有限公司，切入增材制造用钛合金粉末领域，覆盖金属粉末注射成型、3D打印材料等前沿方向。

科技创新的长期性，决定了金融服务必须具备“长期主义”视角。构建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正成为证券行业的共识：从企业初创期的股权融资、成长期的上市辅导，到成熟期的再融资与产业并购，提供全链条支持，让企业创新少走弯路。

“上市并非终点，而是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起点。”汪伟说，申万宏源证券项目团队正在协助弘景光电梳理产业链上下游的优质标的，利用创业板的并购重组平台，通过战略并购整合关键技术、核心客户或渠道资源，快速扩大市场份额，实现技术优势的规模化应用，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赵治平表示，基于行业竞争趋势，弘景光电规划了双向发展路径：在中游制造环节，通过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巩固成本与技术优势；向下游延伸布局，强化跨学科整合能力，探索提供光学设计、电子、软件算法一体化解决方案，提升产业链附加值。

“资本市场是促进科技、资本、产业良性循环的核心平台，以高质量投融资、并购重组、资产配置、投资交易、风险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申万宏源证券总经理张剑表示，申万宏源证券将精准研判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金融服务需求，持续巩固北交所、新三板品牌优势，打通内部资源，提供包括产业定位、股权治理、战略规划、融资设计等在内的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加快推动从“项目服务”向“客户服务”的业务转型，有效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做优做强。

生态共建聚力

夯实创新发展的制度支撑

作为连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核心枢纽，资本市场正通过价值发现、风险分担与资源配置功能，推动科技、资本、产业形成良性循环。张剑从三方面阐释了证券行业服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首先，搭建连接科技企业与资本市场的“桥梁”，助力科创企业上市融资。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底，科创板上市公司共计592家，合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9345亿元。其中，集成电路领域上市公司总数达121家，生物医药领域上市公司总数115家，新能源领域已有17家光伏企业，20家动力电池产业链公司，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等产业链也已初具规模。

其次，通过直接投资注入耐心资本，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证券公司发挥资本优势，通过直接股权投资或设立私募股权基金，将资金精准投向早期和成长期的“硬科技”企业。并利用证券公司的行业资源、研究能力和资本运作经验，为被投企业提供战略咨询、人才引进、市场拓展等增值服务，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最后，深耕科创产业前沿研究，提供专业研究服务。当前，证券公司分析师总数已突破6000人，通过专业研究，提供对科技企业核心竞争力、技术壁垒、市场空间及全球竞争格局分析，为投行业务拓展、一二级投资决策提供坚实依据。

展望未来，市场各方对继续深化改革充满期待。赵治平表示：希望政策引导和鼓励长期资本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建立更包容的评价体系，让市场能够更好地识别和认可“硬科技”企业的长期价值；探索多元化金融工具，丰富企业融资选择；搭建更多平台，加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深度交流，培育健康、理性、支持创新的资本市场生态。

站在“十五五”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节点，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日益清晰。随着制度创新持续深化、耐心资本规模壮大、专业服务能力提升，证券行业将进一步打通“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强劲的资本动能。

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的内涵特征及实践意义

中泰高质量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现代化强省与创新力研究院课题组

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推进党建工作、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载体的党建品牌，必须充分体现体系化建设这一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省属企业创建了一批引领作用突出的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十五五”期间，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党的建设面临全新形势，省属企业在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党建工作规律，把深化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作为重大任务，统筹布局、系统推进，努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路子。

一、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化的内涵

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化由三个词组成，即省属企业，是推进体系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党建品牌，是推进体系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体系化，是党建品牌工作推进的重点任务和方向。归纳起来，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化，就是遵循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中央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把单个省属企业所有党建品牌按照一定结构、层次和类型实施系统布局，从而形成核心党建品牌引领、各层次党建品牌相互联系、彼此作用、高效协同的具有稳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与单个党建品牌相比，党建品牌体系化打破了以往党建品牌分散化、碎片化、封闭化架构，能够大大提升党建品牌要素之间的相向协同效应，使整个党建品牌系统产生有序结构和整体行为，朝着结构布局更加科学、整体功能更加优化的方向调整重塑，并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和功能跃升，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良性互动，为实现党组织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二、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化的特征

通过调研，我们认为，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引领性。党建品牌具有政治属性，党建品牌体系更是省属企业政治上的“方向标”、思想上的“导航仪”，能够在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彰显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成为凝聚党员和群众力量、推动

事业发展的强大引擎。二是系统性。对一家省属企业而言，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由若干具有美誉度和生命力的纵向系统、横向系统党建品牌交错构成，围绕共同价值目标、形成党建共同体，通过科学的分层设计和协同联动，从核心党建品牌到中层党建品牌再到基层党建品牌，形成层次清晰、交互联动、高效协同的党建品牌矩阵，最终实现党的建设价值创造最大化和党建品牌影响力的整体提升，构建起支撑省属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党建品牌体系。三是规范性。它是指在依法依规治党的总体框架下，省属企业以严密的制度规范和程序，确保党建品牌体系科学运行、党建工作依规推进。调研认为，一个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化构建至少包括五个要素，即有明确的核心价值理念，有清晰的目标定位，有具体的载体支撑，有完善的运行保障体系，有显著的形象识别体系包括名称、标识、视觉形象和话语传播等，努力实现党建工作基础标准化、阵地规范化、运行常态化、活动特色化，让规范的党建工作成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力。四是开放性。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是一个具备自我更新、动态调适能力的有机系统。随着改革创新不断深化、业务范围持续拓展、治理模式深度变革以及内部组织架构深刻调整，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能够主动在架构、内容、载体、机制等方面进行不断创新和迭代升级。通过建立常态化的评估反馈机制，能够及时捕捉内外部环境变化对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进而对党建品牌定位、传播策略、活动形式、价值内涵等实施校准与再构。五是时代性。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应该深刻把握国家战略需要、经济社会变迁以及技术革命浪潮，不断引进和植入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在持续创新、深化变革的生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

三、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的实践意义

从调研看，经过近几年的持续探索，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其实践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化了省属企业党建工作的领导。党对省属企业的领导是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省属企业各层级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必须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发挥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能够为上级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提供强有力的载体和抓手。上级党组织以系统思维、整体观念，整合各层级党建品牌资源和力量，纵向贯穿到底，横向覆盖到边，确保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实落地，引导省属企业党委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二是改

进了省属企业党建工作的质量。一个相对独立的党建品牌能够改进单个党组织的党建工作质量，而对一个省属企业党委来说，实施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是在核心党建品牌引领下，把各层级党建品牌集成为一个紧密衔接、高度协同的网络系统，能够把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和省属企业党委的工作安排，迅速高效地传递到每一个层次党组织和全体员工，并能够得到高质量的全面落实。三是提升了省属企业生产经营的效能。实际上，省属企业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内在地承载着生产经营的效能提升。一方面，以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项目引领为突破口，能够提升全体党员履职担当意识，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互促双升；另一方面，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有助于树立党建标杆、传播红色基因、建设企业文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激发省属企业内部党建工作的协同效应，不断把党的领导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内部协同高效的治理优势。同时，在党建品牌体系化建设中，先进典型往往能够以优异党建工作成绩为各层级党组织和全体员工提供榜样和示范，有利于在党建工作中营造“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推动党的建设工作持续转化为改革发展、生产经营的动力和效能。

长三角百强企业再上发展新台阶

长三角百强企业课题组

日前，上海市企业联合会、上海市企业家协会、江苏省企业联合会、江苏省企业家协会、浙江省企业联合会、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安徽省企业联合会和安徽省企业家联合会联合召开2025长三角百强企业榜单新闻发布会。浙江省企业联合会领导主持会议，长三角三省一市企联领导和新华社等中央在沪媒体、解放日报等上海主流媒体记者参加会议。

会上，主办方发布了2025长三角企业100强、制造业企业1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民营企业100强、民营制造业企业100强、民营服务业企业100强排行榜，以及2025长三角百强企业和民营百强企业两个发展报告。主办方还介绍了百强企业（即上述8张榜单上榜企业代称）经营业绩，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综合长三角百强企业榜和发展报告披露的信息，2024年，长三角百强企业实现了经营规模稳步增长、经济效益较快提升的发展成果。

长三角百强企业经营业绩保持增长，总营收超21万亿元，总净利润超1万亿元，龙头企业贡献较大

2024年，长三角百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总计再创新高，达到21.4万亿元，同比增加6764.7亿元，增长率为3.27％；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达到2137.3亿元，长三角百强企业入围门槛达到767.3亿元；在上榜企业中，营收超千亿元级的企业有82家，比上年增加6家。2024年，长三角百强企业的净利润和纳税总额2项经济效益指标也均有上升：净利润总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0243.5亿元，同比增加1341.5亿元，增长率为15.07％；纳税总额达到7958.7亿元，同比增加86.0亿元，增长率为1.09％。长三角百强企业的其他经济指标也保持上升势头：资产总额达到60.5万亿元，同比增加3.9万亿元，增长率为6.87％；所有者权益达到11.4万亿元，同比增加6037.1亿元，增长率为5．57％；研发费用达到3146.5亿元，同比增加173.1亿元，增长率为5.82％。

分地区来看长三角百强企业，在营业收入方面，浙江省、安徽省上榜企业的营业收入增加额分别达到5593.7亿元、1518.7亿元，增长率明显超过长三角百强企业的平均值；江苏省上榜企业营业收入保持增长，增加额达到1225.2亿元，增长率略低于长三角百强企业的平均值；上海市上榜企业的营业收入略有下降。在净利润方面，上海市、浙江省上榜企业合计净利润增加额分别达到

1010.9亿元、448.1亿元，增长率分别达到24.31％、15.61％，均明显超过长三角百强企业的平均值；安徽省上榜企业合计净利润增加额为32.9亿元，增长率为6.51％；江苏省上榜企业合计净利润增加额下降幅度较大。

分产业来看长三角百强企业，在上榜的企业中，服务业企业走势明显偏强，保持继续向上开拓空间的趋势；制造业企业营收和盈利指标有喜有忧，有待形成持续上升的势头。

2024年，在长三角百强企业亮丽的经营业绩背后，汽车业、互联网服务业、金融业、水上运输业等行业的龙头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出色表现拉动了长三角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再创新高、净利润保持较高增长态势：在营业收入方面，奇瑞控股、拼多多、中远海运、中国太保、浙江吉利等5家企业的营业收入增加5403.0亿元，增长率为31.26％；美团、恒力集团、阿里巴巴、浙江荣盛、浙江恒逸等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均超过长三角百强企业的平均值，增加额在449.7亿元至608.4亿元之间。在净利润方面，阿里巴巴、拼多多、中远海运、美团、中国太保等5家企业净利润增加额达到1807.4亿元，增长率为81.16％。

长三角民营百强企业整体表现优异，营业收入、净利润、纳税总额3项指标增速明显高于长三角百强的平均值从整体上看，2024年，长三角民营百强企业发展韧性强，在有效需求不足、境外供应链受阻、内外市场剧变等多重困难因素叠加的情况下，攻坚克难，实现了经营规模稳步扩张，净利润快速增长：营业收入再创新高，达到14.7万亿元，同比增加1.1万亿元，增长率为8.36％，营业收入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全国GDP增长速度和长三角百强企业增长速度；净利润达到5796．9亿元，同比增加1012.0亿元，增长率为21.15％；资产总额达到13.5万亿元，同比增加7315.0亿元，增长率为5.74％；纳税总额达到3781.3亿元，同比增加261.0亿元，增长率为7.41％；所有者权益和研发费用指标也有所增长。

长三角百强企业中的民营企业整体表现优异，实现了“三个超过”：一是上榜企业数量首次超过半数，达到54家，比上年增加5家；二是营业收入占长三角百强企业比重首次超过半数，达到56.61％，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2.1万亿元；三是整体核心产出指标增速明显超过长三角百强企业的平均值。

龙头企业在长三角民营百强企业经营业绩的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营业收入方面，阿里巴巴、拼多多、美团等互联网服务业企业和浙江吉利、奇瑞控股、恒力集团、浙江荣盛、盛宏控股、浙江恒逸等民营龙头企业继续保持增长，有力拉动了长三角民营百强企业再创营业收入的新高。在净利润方面，阿

里巴巴、拼多多、美团等互联网服务业企业在上年高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高增长；浙江吉利、奇瑞控股等汽车制造业企业净利润指标强势上行。

长三角制造业百强企业营业收入略有上升，浙、皖上榜企业经营业绩表现较好，汽车制造业和石化化纤行业对提高营收规模贡献较大

2024年，长三角制造业百强企业整体经营业绩表现为营业收入略有上升，净利润下降幅度较大，相对于长三角百强企业和长三角服务业百强企业经营业绩走势明显偏弱：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5.0万亿元，增加4026.5亿元，增长率为2.76％；实现净利润3069.6亿元，增长率为-11.32％。其中，奇瑞控股、浙江吉利等汽车制造业企业和恒力集团、浙江荣盛、盛宏集团、浙江恒逸等石化化纤行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增加额数量较大，拉动了长三角制造业百强企业整体营业收入规模增长。分地区来看长三角制造业百强企业，安徽省、浙江省上榜企业经营业绩表现较好。其中，安徽省上榜的13家企业整体经营业绩表现亮丽，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6万亿元，同比增加1639.8亿元，增长率为11.66%；实现净利润297.6亿元，同比增加17.5亿元，增长率为6.25%；资产总额、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员工人数均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安徽省制造业企业整体成长性较好，上榜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今后将会在长三角制造业百强企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榜企业中，新兴产业业务收入占比较高的集成电路和计算机行业经营业绩增长较快。其中，集成电路行业的中芯国际营业收入达到577.9亿元，增长率为27.72％。计算机行业的联宝（合肥）、上海华勤、上海龙旗等3家企业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749.6亿元，增长率为22.40％；合计实现净利润46.1亿元，增长率为26.86％。

长三角服务业百强企业净利润增幅突出，互联网服务业、水上运输业、保险业龙头企业经营业绩增长势头强劲

2024年，长三角服务业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产出指标均有增长，尤其是净利润实现大幅增长且明显超过长三角百强企业的增速：营业收入达到9.9万亿元，同比增加4229.5亿元，增长率为4.45％；

净利润达到8884.9亿元，同比增加2072.9亿元，增长率为30.43％。在上榜企业中，互联网服务业、航运业、保险业等行业的龙头企业阿里巴巴、中远海运、中国太保、拼多多、美团等5家企业在经营业绩增速方面表现优异，占据了长三角服务业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增加额和净利润增加额前5名的位置，有力拉动了长三角服务业百强企业经营业绩较快增长。在营业收入方面，这5家企业合计

实现营业收入2.6万亿元，增加了4273.6亿元，增加额超过长三角服务业百强企业全榜的增加额；增长率达到19.68％，比长三角服务业百强企业平均值高15.23个百分点（拼多多增长率为59.04％，中远海运增长率为22.27％，中国太保增长率为24.74％，美团增长率为21.99％，阿里巴巴增长率为5.86％）。

在净利润方面，这5家企业合计实现净利润4034.3亿元，增加了1807.4亿元，增加额占长三角服务业百强企业全榜增加额的比重达到87.2％；净利润增长率达到81.16％，比长三角服务业百强企业平均值高50.73个百分点（阿里巴巴增长率为78.61％，拼多多增长率为87.31％，中远海运增长率为66.99％，美团增长率为158.41％，中国太保增长率为66.39％）。

从总体上看，互联网服务业、水上运输业、保险业等行业龙头企业的净利润增加额，是强势拉动长三角服务业百强企业净利润实现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此外，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去杠杆成效明显。总体来说，长三角服务业百强企业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落地生效后，形成稳步发展的趋势。

长三角百强企业中互联网服务业的强势成长，成为支撑长三角百强企业经营业绩增长的重要因素

2024年，互联网服务业在长三角百强企业排行中数量不断增加，已有阿里巴巴、拼多多、美团、蚂蚁科技、网易、上海钢联等6家互联网服务业企业上榜长三角百强企业。6年来，上榜的互联网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连续保持高增长状态，净利润规模也屡创新高，对长三角百强企业经营业绩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产出核心指标来看，在营业收入方面，上榜的互联网服务业企业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1万亿元，占长三角百强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9.79％，营业收入规模在长三角百强企业中排名行业第3；营业收入增加额为2584亿元，超过长三角百强企业增加额的三分之一；营业收入增长率为14.10％，远高于长三角百强企业的平均值。在净利润方面，上榜的互联网服务业企业合计实现净利润3375.7亿元，占长三角百强企业净利润比重为32.95％，净利润规模在长三角百强企业中排名行业第1；净利润增加额1114.6亿元，占长三角百强企业净利润增加额比重为83.09％；在连续多年高增长后，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依然保持在49.30％的高位，远高于长三角百强企业的平均值。在资产总额方面，上榜的互联网服务业企业资产规模庞大，资产总额已达到3.4万亿元，占长三角百强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为5.63％，资产总额规模在长三角百强企业中排名行业第3，仅次于商

业银行和保险行业。

总体来说，互联网服务业由小到大，成长迅速，已经发展成为长三角百强企业的支柱性行业，其规模庞大、高速成长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指标是支撑长三角百强企业2024年经营业绩保持增长的重要因素，也将对今后长三角百强企业的经营业绩发展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2024年，长三角百强企业取得了稳步发展的成效，显示出长三角百强企业有很强的发展韧劲，但也面临不少困难，经济效益还有待提升。未来，我们相信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深入推进，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将会变得更加密切且富有成效，进而促进长三角百强企业经营业绩持续提升。

某公立医院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及对策

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丁洁琼

1.公立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

党的大会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提升人才战略地位，大力开展人才工作。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主体，应当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同样要实施人才强院战略，因为医务人员的水平高低决定了医疗服务水平的优劣，也直接影响着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学科是基础，人才是关键。

2.某公立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现状

某公立医院于1951年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集体转业组建而成，现在已发展成为一所同时拥有医疗功能、科教功能、规范化培训功能、预防保健功能、康复功能的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承担着晋、冀、蒙人民的医疗保健任务。

全院共有职工252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964人。拥有正高职称的员工人数为96人，拥有副高职称的员工人数为225人，中级职称员工人数为587人，初级职称员工人数为1612人。博士研究生4人，硕士研究生300人。14名市级学术技术带头人，山西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2人，长治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17人。

3.该医院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困境

3.1人才流失严重

该医院自20XX年至2023年共计离职160人，其中，本科以上离职人员人数共138人，占离职总人数86.3%，由此可见离职人员的学历水平较高。离职人员的年龄占比最高的是30—45岁，占比高达63.8%，这部分人群在医院各项工作中可谓是中坚力量，他们的离开对于医院人才梯队建设可能会造成断层。

离职人员中，医护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42.5%和23.8%。医院作为知识密集型的特殊行业，医学人才的培养周期较长，培养成本较高，刚成熟的人才离职，对于医院而言，远远不止损失了一名优秀的医务人员，更重要的是造成未辞职人员心情的波动[1]。

3.2人才引进困难

该医院属于事业单位，引进人才的方式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即每年开展一

次公开招聘，医院按照文件精神制定出本年度招聘计划，报送市卫健委，市卫健委发布招聘公告，再审核报名人员的资格，组织笔试、面试、体检环节，公示拟招录的人员名单，为新入职人员办理入职手续等环节，这一系列工作耗费数月。大部分优秀的医学人才毕业之后不会“原地等待”，以上流程无疑错过了招录人才的最佳时机。人才引进的渠道严重受限，人才引进服务的理念与当前人才缺口还有较大差距[2]。

近年来，政府部门为了广纳人才，也积极尝试开展校园招聘活动，主要针对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然而，毕业的医学生更青睐北上广深等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因此，当地校园招聘效果不是很明显。

3.3人才晋升机制不合理

该医院共有职工2520人，其中，正高职称人数96人，占全院总职工人数3.8%，副高职称人数225人，占比8.9%，中级职称人数587人，占比23.3%，初级职称人数1612人，占比64.0%。由此可见，该院副高职称以上所占全体职工人数比为12.7%，比例较低，而大部分职工职称是初级。

该院职工类型主要分为三类，编制、聘用制和第三方劳务派遣人员，在编人员866人，占比34.4%，聘用制人员1442人，占比57.2%，劳务派遣人员212人，占比8.4%。某医院作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人员数量十分严格，完全依靠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的划拨，职工晋升渠道必须按照上级划拨的职数执行，每向上晋升一个级别都会受到时间限制，因此每年都会有大批职工竞争职称指标，为此，该院制定了相应的职称晋升制度。

编制人员晋升职称尚且艰难，编制外人员的晋升更是难上加难，该院截至2024年5月底，已取得中级职称资格证书未聘的编制外人员共244人，编制人员职称晋升工作每年开展一次，而编制外人员的晋升工作已经5年未开展。薪酬待遇是当前激励职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对于绝大多数职工而言，职称晋升是与薪酬挂钩的最直接体现，所以职工对晋升职称抱有很高期待，如果医院不能很好解决职工的职称晋升问题，可能会打击其工作积极性，对医院今后的高质量发展起到阻碍作用。

4.该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4.1合理提高人才薪酬水平

该医院之前以工作量考核为基础的绩效分配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医院的发展，绩效改革是目前十分必要开展的工作，为此，该院于2022年12月成立运营

管理委员会及运营管理办公室，将医疗质量、医保支付、成本核算、绩效考核有效结合，充分提升医院运营效率，以绩效考核为杠杆，撬动医院朝着医疗改革方向良性发展是该公立医院的重要工作目标。参照先进的管理理念，结合医院自身发展实际，逐步形成一套科学的、合理的医务人员薪酬体系，立足定岗定编基础，充分体现多劳多得，更加注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始终秉持“以人为本，患者至上”的院训，让所有职工感到付出与收获相对等，激发所有职工携手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4.2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公开招聘作为当地卫健系统最主要的人才引进方式，弊端是招聘时间长，且每年仅组织一次，医院在招聘过程中比较被动，优秀的医学人才常常会被条件更好的单位抢走。市政府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推出“一揽子”人才政策，积极探索院校合作，打出招聘组合拳。该院也制定了融入京津冀人才引进计划和未来5年人力资源发展规划，明确医院人力资源需求，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为该院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积极引入高层次人才，参加2024年北京、西安等地博士双选会，目前有两名在读博士有意向进入该院工作。

4.3完善人才晋升制度

一是要明确晋升原则，坚持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确保晋升过程公开、透明、公正。二是设立清晰的职级制度和明确的晋升路径。三是制定具体的晋升条件和标准，同时将业务能力和业绩作为晋升的重要参考依据。四是建立科学的评审和任用机制，评审过程应公开透明，确保评审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五是为职工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帮助其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3]。六是建立激励和退出机制，对不胜任职务的职工进行及时调整。七是持续优化，定期对晋升制度进行评估和反馈，了解制度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激励员工积极向上、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并促进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5.结论

人才是医院发展的核心资源，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不仅能提升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还能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质量。公立医院通过全面实施人才强院战略，围绕合理提高人才薪酬水平、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和完善人才晋升制度，从而增强其在医疗领域中的竞争力，为医院今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县域医共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力资源现状研究基于镇平县第二医共体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调研数据

镇平县中医院侯豪

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着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的问题。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基层医疗组织医疗资源十分匮乏；而大量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的城市区域，却存在医疗资源闲置和浪费现象。医疗资源分布上的不平衡加剧了基层民众看病贵、看病难[1]。为此，我国政府针对公共医疗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性意见，着力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制度建设。区域内大型医疗卫生机构加强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合作，充分整合区域内医疗资源，将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是落实分级诊疗体系的关键。在分级诊疗体系中，医共体在县域范围内承担着整合县域医疗资源，并将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的重任[2]。

医共体又称医疗共同体，是指在县域范围内，由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联合形成的一体化卫生组织。通过对县域医疗资源的纵向整合，对医疗资源进行统一分配和一体化管理，同步提高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切实解决城乡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3]。医共体建设一般以县级医院作为核心或龙头医院，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将优质医疗资源向周边辐射至村级卫生室等小型医疗卫生机构，从而形成统一完善的医疗体系。优质医疗资源是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高质量的医疗资源，一般包括先进的医疗设备、高水平的医疗技术和服务以及专业人才队伍等，其中人才是优质医疗资源的核心要素和重要载体[4]。加强医共体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强人才建设。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于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摸清镇平县第二医共体人力资源建设情况，基于相关数据分析其人力资源建设存在的不足，为镇平县第二医共体进一步优化医共体建设提供参考。

一、镇平县第二医共体人力资源现状

（一）基础信息

本文以镇平县第二医共体下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调研对象，通过镇平县统计年鉴和实地调研获取2020—2024年镇平县第二医共体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人员信息，主要包括年龄分布情况、岗位分布情况、学历分布情况和职称分布情况。

1.岗位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2020—2024年，镇平县第二医共体医疗卫生人员总数逐年递增，从20XX年的1283人增加至2024年的1359人，增幅约5.92%。其中，执业医师、药师、技师、注册护士岗位人员均实现了正增长，增幅最大的为技师，达20.29%。工勤人员则为负增长，从118人缩减至99人。

2.学历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2020—2024年，镇平县第二医共体医疗卫生人员中，本科学历占比均在75%以上，本科学历人数总体上看也呈上涨趋势，从973人增加至1090人。专科学历人数基本上维持在10%左右，中专及以下学历人数逐年下降，从20XX年的155人缩减至2024年的117人。研究生学历人数偏少，2024年仅为1人。

3.职称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2020—2024年，镇平县第二医共体医疗卫生人员职称以初级及待聘为主，初级及待聘人员之和占比均在50%以上，但总体来看呈下降趋势，从20XX年的62.74%下降至2024年的55.63%。中级职称基本维持在30%左右，正高职称和副高职称则呈逐年上涨趋势，但由于基数较少，所以无论是上涨人数还是上涨幅度都较为有限。

（二）问卷调研

本文采用网络调查问卷形式对镇平县第二医共体医疗卫生人员进行调研，以获取更加充足和直接信息。共发放网络调查问卷500份，截至2025年4月份收回473份，去除11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总计462份，问卷有效率92.40%。问卷题项主要从工作环境、薪酬待遇、压力来源、离职情况、离职去向、离职原因六个方面进行设计。为了保证问卷有效率，题项设计尽量通俗易懂、简洁明了，题项皆为单选。从调查结果来看，超过20%的受访者认为经常有员工离职现象，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偶尔有员工离职现象。从离职原因调查结果来看，排在前两位的是薪酬待遇和晋升途径，分别占64．07%和21.00%。结合工作压力的调查结果来看，选择压力来源于薪酬不高和晋升困难的恰恰居于前两位，这与离职原因的调查结果得到了相互印证。从薪酬来看，镇平县第二医共体医疗卫生人员的收入大多居于4000~5999元，收入在6000元以上的，仅占20.35%。从离职去向来看，离职人员大多去往上级医疗卫生机构。问卷结果详情如表4所示。

二、讨论

（一）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增速缓慢，折射出财政投入的不足

2020—2024年，镇平县第二医共体8家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总数从总体上看处于波动增长趋势，但是增速缓慢，5年间仅增加了76人，平均至每家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增长人数不足10人，这显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居民医疗卫生需求。从岗位情况来看，执业医师、药师、技师、注册护士等专技岗人员均实现了正增长，工勤岗位则出现负增长，这也与我国要求公立医院提高专业技术岗人员比重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相一致。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岗位发展并不平衡。与技师和执业医师相比，药师增速明显偏慢。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增速缓慢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财政投入有限。医共体基层医疗卫生组织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财政投入，财政投入力度直接影响着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薪资水平[5]。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镇平县在对医共体的财政投入上一直处于乏力状态，这直接影响了对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实施薪酬激励的效果。其二，受资源所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能提供的培训学习机会和晋升渠道较为有限，不利于招引和留住人才[6]。

（二）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学历层次较低，折射出诊疗能力的不足

2020—2024年，镇平县第二医共体医疗卫生人员的学历均以本科为主，并且在镇平县持续加强医共体人才队伍建设，不断优化工作环境，加大医疗卫生人员招引力度等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本科学历人数持续上涨，专科及以下学历人数持续下降。但是，一个突出问题是，高层次高学历人才严重匮乏，且流失严重。这一现状导致的结果是，医共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虽然可以保证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但服务水平无法实现突破性跃升。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高端医疗设备缺乏，学术氛围不佳。研究生及以上高层次人才与一般性人才的一个显著区别是，高层次人才对专业有更高的要求，工作环境是否有利于展开学术研究是高层次人才就业选择的一项重要参考因素[7]。其二，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具有更加明晰的职业生涯规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为高学历人才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长期的资源支持，一旦出现合适机会，高学历人才即会向更高级别的医疗组织流动[8]。

（三）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职称结构不合理，折射出晋升渠道受阻

2020—2024年，镇平县第二医共体医疗卫生人员的职称均以初级及待聘为主，虽然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始终维持在55%以上。中级职称则保持基本稳定，始终维持在30%左右。副高以上职称虽然呈持续上涨趋势，但所占比重偏低，尤其是正高职称，2024年比重仅为2.57%。这反映出两个现象：一是初级职称与中级职称之间晋升通道受阻，这与问卷调查中关于压力来源的选项中选择晋升困难的人数为第二多，正好相符。二是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并未真正落地，优质医

疗卫生专家并未真正下沉到基层。究其原因，初级职称向中级职称晋升受阻主要是因为镇平县职称考评制度缺乏连续性，各类实训和培训资源也相对较少。当然，也与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工作量大，缺乏持续学习的精力有一定关系[9]。优质医疗资源并未真正下沉到基层，除了工作环境、薪酬待遇方面的影响外，也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级职称岗位数量有限相关。

三、建议

（一）加大政府财政投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人民大众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日益旺盛。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力度，但从资源流向来看，人、财、物等各类优质资源大多流向了城市主城区，导致城乡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主城区由于人口比较集中，更有利于优质医疗资源的聚集，医共体的出现，则可以将相对分散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聚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优质医疗资源方面的竞争劣势[10]。各地方政府应该以区域内医共体为基本单元，通过政策引导、财政支持等方式，加大对医共体的投入力度，并以医共体为桥梁，将各类优质医疗资源共享至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只有加大财政投入，才能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的薪资水平和福利待遇，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环境，才能使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对职业前途保持信心，从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人才市场上的吸引力。

（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业务水平

在前文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医共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学历水平层次不高，导致其无论是在医疗技术方面，还是在医疗服务方面，均无法实现突破性提升和发展。短时间内在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招引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医共体应加大对内部医疗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通过双向流动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的业务水平[11]。

首先，充分发挥医共体龙头医院的技术优势。无论是从地理位置、医疗资源，还是从技术水平来看，医共体龙头医院在医共体内部都居于核心地位，理应对医共体担负更大的责任[12]。医共体龙头医院应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医共体内所有人员进行一体化、标准化、同质化理论和实践培训，在切实提升医疗卫生人员业务能力的同时，不断缩小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龙头医院之间在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方面的差距；医共体龙头企业应定期派业务骨干赴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坐诊，进行业务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选拔优秀医疗卫生人员分批次赴龙头医院进修。为了保证培训活动的可持续和实施效果，应将上述双向流动人才培养机制常态化、制度化。

其次，重点解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薄弱环节。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往接诊病例来看，大多为常见病、慢性病和急诊病例，但是受人员不足和专业能力所限，往往出现病情延误等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医共体龙头医院要在医共体内部展开常见病和急救技术的轮训，严格执行不合格不上岗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规模较小，科室不全，尤其是在皮肤类、妇幼类、呼吸类疾病以及影像、康复等方面大多缺乏专科人才，也没有专门科室[13]。医共体龙头医院应针对这些紧缺类人才展开专科化培训，力争做到每个全科医生均有专业特长。这不仅可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专业能力，也为日后龙头医院选拔人才提供人才储备。

最后，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模较小、薪资偏低、晋升渠道狭窄，致使很多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对职业前途产生迷茫心态，躺平、混日子现象较为普遍，严重阻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水平的提升。因此，除了对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外，还应强化其医德医风建设。弘扬先进人物事迹和奉献精神，使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要让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充分理解基层工作的重要意义，帮助其形成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形成扎根基层、认真负责、踏实奋进的工作作风。

（三）创新医疗卫生人才晋升激励机制

科学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是招引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在所有的激励方式中，薪酬激励和晋升激励是最直接有效的两种。在前文的讨论部分我们发现，镇平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存在晋升通道受阻的问题，这直接削弱了晋升激励的效应。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首先，严格限制职称的适用性。基层卫生中高级职称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县级以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关人员只得在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接受聘任。只有在任职满一定期限后，方可申报上一层级卫生系列职称，并参加全省统一的考试和评审。这一制度不仅可以打通职称层级之间的通道，还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留住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促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

其次，评聘分开，竞聘上岗。在具体实践中，职称的高低与业务能力之间并不能直接画等号。因此，在岗位聘任中，要综合考虑职称、岗位适应性、学

习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各方面因素。坚决打破论资排辈式的用人方式，而要根据人才的实际业务能力和工作绩效实行竞聘上岗，使真正有才能的人员也可以实现低职高聘，通过岗位跃迁实现薪资上涨。这要比仅仅依据职称高低定岗定薪的方式更加灵活，更具激励效果。

最后，实施工龄奖励制度。按在基层服务年限的长短向医疗卫生人员发放补贴，在基层服务年限越长，补贴额度越高。对于关键岗位和紧缺岗位，在基本补贴之外，可额外增加特殊岗位补助。这一制度设计会增加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对组织的黏性，帮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更好地留住人才。

（四）加强政策宣传推广力度

医共体建设是我国大力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对于落实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能力。为了推动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制度的顺利推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医保优惠政策。但是，受知识文化水平和信息理解能力所限，很多基层民众对相关政策缺乏足够的掌握。因此，相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力度，通过政策宣讲、下乡义诊等活动，让广大基层人民群众充分理解分级诊疗制度的必要性，以及选择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便利性和优惠性。只有取得广大基层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医共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丰富土壤。

结语

在我国大力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医共体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其不仅能够显著缓解高级医院的诊疗压力，还可以通过共享机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能力。医共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人才是关键。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持续高发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等带来的挑战，各地医共体组织应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在人才招引、人才培训、人才激励等各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和方式创新，着力打造一支高业务素质、高适应性、稳定踏实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

“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的纲领性文件。“十五五”既是我国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战略攻坚期，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步入加速演进阶段，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的矛盾凸显期。这一时期，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将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支撑、丰富人力资源供给等综合禀赋持续夯实，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影响日益显现，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风险尚未根本解除，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现象阻碍着要素自由流动，这些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构成了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从国际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既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也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重构与国际竞争的白热化。与此同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全球经贸规则体系面临重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对我国的开放战略与国家安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战略新格局，《建议》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围绕这7大目标，《建议》系统部署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12项重点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在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精神基础上，全面剖析“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问题，紧密围绕《建议》提出的目标和任务，结合课题组的研究专长，从先进制造业发展、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城市现代

化和共同富裕6个关键领域，探讨其战略内涵、实施路径与重大意义，以期为“十五五”规划的贯彻落实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思路。

二、“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

（一）“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新形势

第一，人口老龄化加速演进。一是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期和深化期。“十五五”时期，1962—1965年出生的人口都将超过65周岁，1966—1970年出生的人口也将超过60周岁逐步达到退休年龄，而1962—1970年我国平均出生人口数量为2709.8万人，①超过有记录以来任何时期的人口出生数量，这将直接推动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占比在“十五五”时期加速上升。二是新出生人口不会有明显增加甚至呈现下降趋势。2022—2024年，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都不足千万人，几乎仅为1962—1970年平均出生人口数量的1/3，②根据育龄妇女规模和总和生育率推测，未来五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大概率不会有明显反弹。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十五五”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深化时期。

第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且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当今世界新一轮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量子信息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呈现集群式突破、范式性革命的特点，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竞争格局和安全态势。这场变革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其核心驱动力来自多个前沿领域的协同突破与深度融合。这些技术的交叉融合催生了智能制造、精准医疗、智慧能源等新兴业态，推动全球产业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未来国家的综合国力、军事优势和经济韧性将直接取决于其在关键前沿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促使主要国家纷纷出台国家级科技发展战略，全球已进入新一轮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阶段，这将是“十五五”和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面临的重大国际形势。

第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伴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竞争，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一些主要经济体奉行“本国优先”，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并设置各种贸易壁垒。除此之外，地缘政治冲突、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面临重构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与割裂。这使得过去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全球市场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不确定性正逐渐成为新常态。例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区域化和本土化布局，传统国际分工逻辑受到冲击；大宗商品

价格波动频繁且剧烈，加大了企业成本控制与经营规划难度；关键技术与产品的获取通道面临政治干预，技术合作与交流受阻等。

（二）“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第一，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临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步入转型升级的攻坚期，面临一系列结构性与周期性问题交织的新挑战。其一，传统产业升级面临“转型阵痛”。大量传统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受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及外部技术封锁等多重压力，其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所需的技术、资金投入巨大，路径依赖短期内难以彻底打破，存在“不进则退”的风险。其二，新兴产业发展遭遇“竞争红海”与“核心短板”。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但在部分领域已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苗头，同时产业基础能力，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与基础软件、高端芯片、精密仪器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亟待提升。外部科技遏华力度持续加大，使得补齐短板、锻造长板的任务更为紧迫。其三，未来产业布局存在“引领能力”不足的隐忧。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顶尖人才储备与创新生态构建上，与领先国家仍有差距，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基础尚不牢固。以上表明，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

第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任务紧迫。当前我国仍然存在一些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堵点和卡点。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地区为维护本地利益，设置各种壁垒限制资源流动，导致市场分割，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受损（汪德华、赵艺飞，2025）。特别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仍然存在许多阻碍劳动力、土地、资本、数据和能源跨区域、跨城乡、跨行业、跨所有制自由流动的体制和机制因素。另一方面，市场监管规则不统一，不同地区在市场准入、质量标准、监管执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合规风险，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此外，一些行业存在行政垄断，限制了市场竞争活力，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举措，强大的国内市场又从需求侧直接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企业创新激励、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多个方面。因此，有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十五五”时期更加紧迫。

第三，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与协调性需进一步加强。当前，我国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部门化、碎片化现象。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虽各有侧重，但若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则会导致“政出多门、相互掣肘”的情况。这种政策间的摩擦，不仅会削弱整体政策效果，影响国家战略意图的贯彻实施，还会给市场主体带来预期不稳、无所适从的困扰，从而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正如上文所述，“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的难度加大，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等目标需要更加协同，要求治理体系具备更强的系统集成性和政策协调性，防止和克服“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杜运苏、刘志彪，2025；尹振涛，2025）。

第四，在自主开放过程中如何有效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长期以来，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顺差国和服务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显著不足。而当前，数字技术推动数字贸易迅速发展，其中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大幅提升了服务业的可贸易度，从而推动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我国的数字技术应用发展迅速，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快速发展，这为我国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机遇。但也要看到，数字化的服务贸易更需要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关于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和数据流动的众多规则、管理模式等进行协调、磋商和谈判。一方面，我国当前正积极探索的自主开放为国际数字贸易、数据流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有益经验；另一方面，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度仍然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十五五”期间，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亟须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积极推动和参与数字经贸规则的双边、多边谈判与制定，以此培育和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区域和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日益巩固。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①，有27个城市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②，城市综合功能持续增强，规划建设治理水平不断完善。但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的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粗放外延式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区域和城市发展面临巨大分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较大，③部分地区长期存在“重建设轻治理”“重速度轻质量”“重外表轻里子”“重扩张轻老旧重建和改造”“重物的投资轻人的投资”的发展误区，导致出

现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债务高企、公共服务不充分不平衡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另外，2024年，我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以近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约22%的人口和35%的国内生产总值，④而部分地区、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村庄出现“收缩型”特征和“空心化”趋势。因此，区域和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六，共同富裕进程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变量。“十五五”时期仍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收入分配制度是生产关系中最为核心的制度，它直接影响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数据要素的流动等。此外，共同富裕的进程还将直接关系到国内强大市场的建设进程，因为消费需求是国内强大市场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直接阻碍宏观经济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所以，加快推进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变量。也正因如此，《建议》把“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十五五”期间的12项任务之一，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共同富裕的高度重视，也正是我国“十五五”时期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体系重塑的战略攻坚期。《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突出位置，明确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本部分从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与基础设施构建三大维度，梳理“十五五”时期产业发展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取向。

（一）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盘

传统产业是我国产业体系的压舱石，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是保持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是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必然要求。

第一，推动全链条智能化改造与数字化转型。“十五五”时期，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将从单点应用迈向全链条赋能。核心路径是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推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全流程深度融合。焦云霞（2025）研究表明，数字技术通过优化能源配置、提升

生产效率，已成为赋能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对于原材料工业等流程型产业，应重点推进“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行动，建设智慧矿山和智能工厂，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第二，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的本质是，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发展范式变革。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与基础材料保障。建立国家产业链图谱数据库，实施动态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实施新型举国体制攻关，聚焦高端芯片、光刻机、工业设计软件等战略必争领域，组织产学研联合攻关。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强化关键核心环节的自主可控保障能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技术装备，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在高端装备领域，曹健林（2025）和叶甜春等（2025）分别强调，发展超精密装备和半导体装备是国家战略必争领域，需在国家层面进行长期、稳定的系统性投入，并推动整机与零部件、材料协同发展。

第三，加速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转型。绿色化是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聚焦能源消费革命，在煤炭、冶金、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大力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发展循环经济。颜丙磊（2025）指出，煤炭行业需从“总量控制”转向“低碳集约利用”，协同推进安全保障与清洁高效利用。另一方面，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供应链。任继球和朱子阳（2025）指出，原材料工业应强化“城市矿山”开发利用，构建跨区域、跨产业的循环经济体系，从源头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

第四，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强化标准引领。质量技术基础通常被概括为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标准四大核心要素。它是一个国家质量竞争力的基石，共同构成支撑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国际贸易的技术规则与信任体系。建设一批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为产业链提供“全溯源链、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计量测试服务。提升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的公信力与国际化水平，大力发展高端检验检测服务业，鼓励机构整合重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工业互联网等优势领域，推动建立被国际广泛采信的中国认证方案。推动产业链标准协同，开展产业链供应链标准强链工程，围绕重点产业链，系统梳理并修订关键环节的标准。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将中国优势产业的技术和实践转化为国际标准，掌握全球产业竞争的话语权。优化标准供给结构，大幅提升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比重和质量，满足技术快速迭代的需求。实施“领跑者”企业标准制度，对高标准、

高质量的企业产品给予市场激励和政策支持。建立团体标准培优机制，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团体标准组织。

（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决定国家未来竞争格局的战略必争之地。“十五五”期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第一，巩固扩大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我国稀土、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经形成优势产业。巩固扩大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是一场从“单项冠军”到“团体冠军”、从“市场领先”到“生态主导”、从“规模优势”到“系统优势”的升级战，形成包括技术生态、标准规则、供应链网络和品牌价值的综合优势。政府与市场主体协同发力，通过技术创新、标准引领、品牌建设和供应链优化等一系列“组合拳”，固化并放大我国产业优势，最终形成一批让世界瞩目的“中国优势产业”。开展“优势产业AI赋能专项行动”，支持行业大数据集建设和行业大模型开发。全面推进“人工智能+”推动AI技术在全产业链的应用。将绿色低碳作为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发展绿色供应链。应对核心技术迭代、国际竞争加剧等挑战，通过强化技术创新、完善基础设施和拓展应用场景，扩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领先优势（朱兰，2025）。

第二，前瞻布局与培育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是基于前沿、重大创新的产业。“十五五”时期需在推动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第六代移动通信、脑机接口等前沿方向进行前瞻布局。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对未来产业赖以生存的底层科学原理（如量子物理、合成生物学）进行长期、稳定的投入。推动“非共识”创新与多路径探索，鼓励对颠覆性、高风险的技术路线进行探索，宽容失败。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在创新资源富集的地区划定特定区域，实施特殊的政策，允许先行先试。以“场景”牵引示范应用，主动为未来产业的技术和产品创造早期市场。构建“协同创新网络”，促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的深度融合。支持组建“未来产业创新联盟”，鼓励共建实验室和共享研发设施。设立“耐心资本”支持体系，未来产业投资周期长、风险高，需要能够“陪伴成长”的资本。设立“国家未来产业引导基金”，主要投向早期和成长期项目。鼓励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向未来产业，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郭朝先和李治鸿（2025）认为，未来产业的培育需要更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和“沿途下蛋”的机制，鼓励在应用实践中迭代完善技术、催生新业态。政策上应设立未来产业先导区，鼓励技术多元路

线探索。

第三，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新兴支柱产业具有显著特点，一是规模巨大，具备万亿级市场潜力，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引擎；二是技术密集，以前沿科技为核心驱动，具备高附加值和高壁垒；三是带动性强，能强力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四是战略必需，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发展和未来竞争格局。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和产品迭代升级，加快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研发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等产业技术基础，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商业航天、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新兴支柱产业。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引导资源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专业化分工、上下游协同的产业生态。在国家层面进行长期、稳定的系统性投入，发展超精密装备和半导体装备，并推动整机与零部件、材料协同发展（曹健林，2025；叶甜春等，2025）。

（三）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夯实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

现代化基础设施是产业体系高效运转的物理底座和数字基石。“十五五”时期，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第一，建设智能化综合性新型基础设施。“十五五”时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侧重于系统布局和高效利用。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重点推进5G-A/6G网络、千兆光网、物联网、卫星互联网等通信网络设施，以及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算力设施的建设。扎实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

第二，构建安全可靠的现代能源体系。优化能源骨干通道布局，强化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能源基础设施的绿色低碳转型，促进产业体系绿色化。王蕾和王振霞（2025）指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面临市场机制、技术瓶颈和体制约束，需通过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加强能源科技创新等路径实现突破。周淑慧等（2025）提出，天然气产业在“十五五”时期应发挥桥梁作用，加强与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并加快建设储气调峰设施，提升供应保障能力。

第三，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立体互联、智能高效、绿色安全”为目标，通过“硬件建设与软件优化并重、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的系统性举措，把我国建成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交通强国”。构建“综

合立体”的网络骨架，发展“枢纽经济”，发展绿色交通，加强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强化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

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服务业既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个产业之间的黏合剂。

《建议》明确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站在系统谋划未来五年服务业发展的新起点上，分析“十五五”期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战略举措，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十五五”期间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总体定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稳步扩张的良好态势，2012—2024年，服务业增加值从25.4万亿元增长至76.6万亿元，①支撑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地位持续巩固。“十五五”期间，服务业有望继续成为推动增长的主力军、调优结构的主引擎、模式创新的主阵地、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和扩大开放的主战场。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产业结构在调整中不断优化，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6.7%，比2012年占比提升10.3个百分点，2024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②“十五五”期间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有望在加快释放服务业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的同时，继续巩固服务业作为支撑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地位，从而为我国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总书记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③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农业、工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各居其位、各有其用（郑栅洁，2023），建设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发挥服务业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保障作用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十五五”期间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将引领其从供给侧孵化新模式、培育新业态，为数字赋能与业态融合注入新动力，从而增强服务业调结构主引擎的作用的同时，推动服务业对新质生产力和实体经济快速发展支撑保障作用的

全面提升。

步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愈发呈现依靠消费引领、服务驱动的新特征，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待激发。随着物质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居民消费将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由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服务业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的份额不断逼近商品消费，2013—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6%，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从39.7%上升到46.1%，年均增长率远超同期GDP增速。①与此同时，服务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推动了服务业扩大就业主渠道作用的持续发挥。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制造业和服务业越来越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就业创造模式，服务业的增长更有可能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刘奕、夏杰长，2022）。

2024年，服务业就业人员3.6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48.8%。②“十五五”期间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有助于激活服务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和旺盛活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服务业开放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着力点。总书记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服务业作为各经济体经济互动桥梁的作用日益凸显，服务业的跨境投资增长非常迅速，增速远超第二和第一产业。而服务贸易与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嵌入度息息相关，关系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效率与质量。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开放范围不断扩展、试点范围有序铺开，在金融、电信、互联网、医疗、教育、文化等重点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含金量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的持续较快增长。2020—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从6617亿美元增长到10565亿美元，年均增速12.4%，远超同期货物贸易增速，服务贸易增长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21.0%。③2024年，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

“十五五”期间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有望推动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稳步扩大和示范效应的持续放大，从而促进服务业在更大范围整合资源、在更宽领域深化开放合作的同时，推动新阶段形成新的制度优势。

综上，“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在规模增长、结构优化、创新培育、消

费促进、民生保障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具有较大潜力，服务业发展将进入重要提升期。站在“十五五”新的起点上，需着力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消除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卡点瓶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十五五”期间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战略举措

立足“十四五”时期服务业的发展基础，衔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建议》明确指出，“十五五”期间服务业发展需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推进服务业数智化。为实现上述目标，应在发展生态、要素投入、政策支持、市场准入等方面系统清理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构成制约的各类政策措施，加快构建开放稳定的制度环境，形成导向鲜明、有力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

第一，构建创新引领的发展生态。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力，系统推进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核心工业软件、工业自动化、核心算法、操作系统等领域加速布局创新链；系统推动服务业共性基础技术研究，在智能服务、大规模复杂服务网络、安全可信交易与服务、面向未来产业生态的科技服务、生活服务生态化、跨境贸易协同服务、文旅融合、全媒体等重点领域，加大力度开展关键环节核心技术研发。重点发展研发设计、计量测试、标准认证、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专业科技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强化科技服务业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能力。打造“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科技创新生态链，加强共性技术研发机构与公共技术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打造集技术转移、产业加速、孵化转化等于一体的高品质创新空间。以培育服务业新形态为动力，持续营造新兴服务业的早期应用场景，加强技术集成和融合应用。

第二，夯实融合发展的要素支撑。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约高效用地，通过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增加混合用地供给等方式，支持创新型服务企业发展。优化服务业融合性行业政策，如结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调整物流企业消防区隔相关限制。健全科学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和优化高端人才激励方式。创新融合产业的金融工具，完善多层次资金支持体系，优化政府担保基金运作，探索无形资产融资租赁业务。破除跨地区经营行政壁垒、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健全跨区域产业融合协同发展机制，依托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推动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

第三，优化数智赋能的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借助数智技术开展多场景、全链条、多层次的产业融合应用，以数智化强化产业融合。加强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面向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需要，构建集信息网络、平台体系、创新应用、可信安全、服务设施、质量标准等功能于一体的基础设施体系，提升大模型通用技术底座支持各类开源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水平。适应低代码甚至无代码工具和技术的发展，优化各地云券、创新券、算力券、服务券的使用范围，强化对数字化转型咨询服务、人才培训等方面的补贴力度。

第四，稳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主动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从环境标准、政府采购、产权保护、电子商务、劳动保护、金融等领域完善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田野、刘奕，2025）。从加强人才流动与资格互认、推动资金与外汇管理创新、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制度入手优化要素保障，不断提升服务进口的便利化水平。提速加力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总结试点过程中的成熟经验，及时将成功经验向全国其他地区和全行业复制推广。积累区域协定双边谈判经验，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构建我国主导的国际经贸网络，确立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中国主张和中国范式，为全球服务贸易规则重构提供中国方案。

五、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建议》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并将此作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消费市场，人力资源丰富，内需规模庞大，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同时，我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为市场供给的充足性和超大规模需求的满足提供了有力支撑。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功能与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作用，引导投资及产业布局从“物”向“人”转型，推动生产行业和相关企业优化结构，促进产品及产业升级，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积极成效

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出台以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提出，要“构建全

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概括为“五统一“”一破除”，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7月1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五统一、一开放”，其中，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居于首位，并且首次出现“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等提法，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目前，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一是破除“内卷式”竞争，统一政府行为尺度，项目招投标排外现象大幅减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5年2月发布《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2025年4月20日起施行），对公平竞争审查总体要求、部门职责、审查标准等进行细化完善，从源头上制止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围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北京、广州、厦门等地持续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政策机制，市司法局或者商务部门内部法治部门严格履行程序，进一步规范审查机制，尤其对地方已出台和即将出台的地方扶持政策进行审查，废除或禁止出台招商引资政策中资金支持类政策，重点转向完善服务类便利措施，激发市场活力，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二是提速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多地推行“一件事一次办”服务。202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高效办成一件事”2024年度新一批重点事项清单》的通知（国办函〔2024〕53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集中攻关试点的通知》，并选择北京等10省市进行试点，推进“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模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例如，广州各区把“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的重要抓手，海珠区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需求，推进企业办事“减环节、减时限、减跑动”，将15个许可事项整合为企业开办“一件事”，经营主体设立时限从52天压缩到1天，大幅减少企业办事时间和环节。三是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持续扩大开放。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于2024年9月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将负面清单限制措施从31条压减至29条；全面放开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开放范围。同时，积极促进国内国际标

准衔接，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以及欧美等主要贸易伙伴标准对接。以技术突破、产业升级和效率提升为手段，进一步弱化地理空间限制，推动区域市场整合，通过数字平台破除国内外空间地理限制，提升实体要素和商品的流通效率，为统一大市场建设注入新动能。

（二）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面临的障碍

尽管如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然面临一些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部分地区存在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造成市场分割，以及某些行业或领域存在较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导致不公平竞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各类要素与商品的跨区域顺畅流动，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妨碍了资源的高效配置，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堵点、难点（刘志彪、许山晶，2025）。二是标准衔接仍需要推进。国内标准对标国际标准进度缓慢，国内国际认证认可衔接不畅，部分领域国内认证未获国际接受，绿色产品等领域国内认证标准不统一，提高了企业跨境经营成本。三是流通网络协同水平仍需提升。不同层级的物流枢纽城市、流通支点城市等节点城市的服务供给、功能配套等较为同质化，综合物流设施一体化建设水平不高。部分国家物流枢纽城市未能有效衔接国内重要陆海空枢纽，辐射周边的区域集聚效应不强。物流枢纽城市、流通支点城市等节点城市间设施、信息、资源等尚未实现共享对接，对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支撑不足，网络化服务功能仍需加强，资源整合作用未充分发挥。四是适应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监管机制不健全。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众多新兴市场主体不断涌现，市场交易活动发生变化，而配套的监管体系顶层设计尚不完善。跨部门监管机制不健全，一些交叉融合领域存在监管空白，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等问题仍有待解决，导致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市场秩序有待改善（谢莉娟、张昊，2022）。

（三）“十五五”时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趋势

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议》要求“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为此，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更好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呼应市场主体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需求，进一步加强制度供给，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一，以《建议》为指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相关部门针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出台的相关规定和做法，为各地区、各部门加快全面清理妨碍

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提供了工作遵循，这些需要进一步推动落地落实落细并取得实效。另一方面，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和交易、数据信息等方面的基础性制度，稳步推进财税、统计等重点领域改革，强化先行先试探索，把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项制度规则建立起来，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强化标准体系建设与落地执行。消除地区与行业间的标准差异，推动同类标准统一或制定转化规范。依托大数据监测与实地抽检建立监督评价制度，确保标准落地。在市场行政管理中，将标准融入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形成有效市场监管闭环，助力构建全国统一、相互适配的流通标准体系，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国内国际标准衔接，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以及欧美等主要贸易伙伴标准对接，深化标准双边、多边合作互认。

第三，提升流通网络协同水平。应通过统筹布局、分级分类推进节点城市建设，重点提升其综合服务能力，并加强物流中心、专业市场与支点城市的协同发展，以优化国家物流与流通网络。推进联运枢纽节点内部设施扩建和改建，优化铁路专用线规划，协调与其他铁路的通道关系，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铁路专用线网络化运营。加快建设末端物流设施和转运设施，推进流通骨干网络与末端节点衔接。

第四，围绕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系统提升市场监管能力。遵循包容审慎监管理念，完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领域监管规则，加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公平竞争治理。发展“互联网+监管”模式，整合和归集原来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数据，构建“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的格局。建立综合执法工作机制，带动行业组织等多主体协助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工作。建立健全黑白名单管理制度，畅通查询、数据导入等信用信息共享通道，实施信用监管。强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营商环境。

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抉择，更是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因此，《建议》再次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为未来五年计划的12项任务之一。

（一）新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

多边开放体系曾是世界发展主流，也是我国经济崛起的关键支撑。在全球化遇阻的背景下，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具有多维度、深远的战略意义。

第一，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改革开放前期的宝贵经验，未来中国的改革持续推进与高质量增长目标的实现，仍需在更开放的环境中，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经济活力与创新潜力，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使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推手（杨正军、黄金峰，2025）。

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强化内外联通，有效实现了稳增长、稳就业、惠民生以及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目标。随着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人民收入增长，更好满足人民个性化、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第三，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动作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①全球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必须在开放条件下解决。全球化遭遇暂时挫折的当下，尤其需要中国承担起坚持多边主义的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开放格局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第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战略选择。面对当前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需要以更大勇气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开放中增强国际竞争力，并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拉紧与各国经贸纽带，以开放铸就经济稳定之锚。

（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内涵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集中体现为如下六方面。

第一，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覆盖更广范围、更多领域的全面开放与自主开放。空间范围上，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突破沿海、沿边开放的地理局限，形成更平衡的区域协同开放格局；产业领域上，高水平对外开放则意味着开放从产品市场向包括服务市场、要素市场在内的全领域拓展。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全方位开放将超越现有自由贸易规则约定，呈现明显的“自主开放”特征。

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深度开放。我国对外开放模式整体上表现出由政策性开放向流动性开放再向制度型开放的演进特征（房裕等，2025），即开放活动将从商品和要素驱动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驱动，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建立起后人口红利时代基于制度先进性的新区位优势。

第三，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创新引领、质量并重的高效益开放。与既往侧重贸易投资规模不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强调质量和效益，注重通过制度优势吸引全球高端投资、技术、人才、企业和资源，以创新驱动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带动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根本转变。

第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开放。与既往简单孤立的“走出去”不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强调国内国际市场的联通，一方面依托国内大市场与产业规模优势，以内需潜力和产业集群效应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另一方面则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有效利用国际市场资源，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与水平，实现国内国际经济紧密的正反馈联动。

第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互利共赢的开放。利益兼容与分享不足是当前全球化陷入困境的根源之一。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成为维护全球多边开放体系的中流砥柱，就需实现开放理念从专注自身利益向目标兼容、利益共享转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保对外开放的内生动力与可持续性。

第六，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开放。总书记强调“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①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的开放必然会面临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加剧以及更多的经济社会风险（赵瑾，2025）。因此，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要求“放得开”，更要求“管得住”。在当前复杂外部环境下，尤其需要未雨绸缪，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建立健全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

（三）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向与路径

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系统谋划、整体协同，从以下六方面寻求关键突破。

第一，以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制。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需置于顶层并沿两条路径推进。一方面，应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对标规则标准明确制度型开放方向。

另一方面，应以自主开放为引领深化外资、外贸体制改革，包括推进统一的国内标准与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和行政效率；促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服务贸易等新业态健康发展；建立重点行业及中小型民营外贸企业常态化帮扶机制；聚焦服务领域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清理隐性壁垒，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外贸外资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二者一体化协调发展。

第二，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营造全面开放新格局。我国区域间自然与禀赋条件差异较大，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需统筹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一方面应继续发挥沿海地区开放先导作用，在制度型开放和自主开放等方面不断突破并增强示范引领效应；另一方面应扩大沿边地区开放，通过建设边境经济合作区、推进基础设施与制度政策联通等措施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促进产业协同与资源整合，发挥边境口岸“内引外联”作用。此外，应进一步提升中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水平，通过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与本地特色优势打造产业集群，完善基础设施，强化与沿海、沿边地区政策协同，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腹地。

第三，以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塑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载体。以自贸试验区为代表的开放平台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与试验田。未来需要进一步发挥其“先行先试”作用，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一是推动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包括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压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各类贸易新业态发展；建立资金、人才、数据等关键要素安全有序流动的政策体系，以及以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引领集成创新和高能级产业生态建设。二是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持续探索以“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为核心的税收政策体系与新型通关模式；通过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与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度，深化与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三是完善各类对外开放平台功能，在顶层设计基础上统筹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建设，赋予开放平台更大的自主权，有针对性地推进制度创新探索并及时推广创新成果，实现开放平台功能的有效辐射与外溢。

第四，以新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搭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支点。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供应链安全亟待保障的背景下，需加快开辟国际新物流通道，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支撑。一方面需通过加强与重点航线沿线国家的合作，

推进国内重要港口国际物流枢纽建设以及强化全球重要海运节点战略投资来稳定现有海运航线；另一方面应加快中欧班列扩容，并推动其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黄金水道、国际海运通道及航空线路有机衔接。此外，还需创新国际贸易物流模式，完善“一单式”多式联运流程；整合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企业共享的国际贸易物流信息平台；依托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建立多式联运全链条动态监测机制等。

第五，以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空间。基于互利共赢理念深化国际经济合作，拓展开放新空间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涵。为此，一方面应借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契机促进互联互通，统筹建设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双向投资与产能合作，探索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新路径，培育外部市场；另一方面应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全面参与WTO改革，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领域规则构建的同时，高标准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升级，加快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

第六，以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提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保障。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同步加强风险防控能力建设。一方面需要建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制度体系，完善数据跨境流动、出口管制、许可审核、调查执法等制度设计；另一方面应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建立贸易摩擦预警体系和法律服务机制，推进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建设与实践，完善涉外知识产权风险与维权体系，丰富对外贸易调查工具，以应对各类新型贸易限制措施。此外，还应通过扩大国际合作，深度参与全球分工拉紧与各国经贸纽带，提升贸易活动的韧性；并通过拓展大宗商品、关键中间品进口渠道，推动供应多元化，保障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七、深刻把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战略取向

城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力量，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空间载体（李超等，2025）。《建议》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对“十五五”时期城市工作进行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总体要求和系列重要举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精神，对于解决好“十五五”时期城市发展可能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走出一条体现中国气派、符合发展实际的中国特色城市高质量发展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城市工作的战略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规模与速度均居人类历史前列，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我国持续适时调整和优化城市发展态势及治理模式，并在长远的时间维度上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紧密相连。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与年中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一脉相承，清晰擘画了我国“十五五”时期的城市发展蓝图和战略取向。

综合来看，《建议》关于城市工作的部署方向明确、可操作性强，凝练出具有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城市治理框架。一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民既是城市建设的参与者，也是城市发展成果的共享者，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都要以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为首要任务，要始终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二是更加注重集约高效。《建议》明确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走更加集约高效的发展道路已成为“十五五”时期的必然选择。通过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存量土地再开发和利用，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实现从粗放利用向集约利用的转变，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更加注重特色发展。

“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一方面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维，促进城市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大局；另一方面要基于城市和区域比较优势与战略定位，形成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和分工体系。四是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十五五”时期亟须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城市治理模式由政府单一主导向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协同转型。这不仅仅涉及新兴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更涉及城市管理和运行体制的重大变革。五是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超越了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的路径争论，有利于加快形成主体功能明显、区域优势互补的空间发展格局和支撑体系，是“十五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我国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重要抓手。

（二）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战略任务

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当前，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全面优化城市在产业布局、人口流动、空间结构和比较优势等方面的配置，推动城市发展由规模扩张向质量

提升转型。在新发展阶段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精神，应立足国情与实际，科学研判形势变化，紧紧围绕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这一目标，持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路径。

第一，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近年来，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虽然稳步推进，但城乡居民在就业创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不仅制约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也阻碍了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和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仍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改革领域的一项重要攻坚任务。为此，要不断创新要素保障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消除不适时宜的体制壁垒和政策障碍，在市场准入、转移支付、金融服务、用地用电、人力资源等方面积极推动政策和机制创新，加快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机制，强化城乡融合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享有同城待遇，为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基础，推动城市向更加包容、均衡和可持续的方向迈进。

第二，加快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促进完善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十五五”时期，同城化、集群化、网络化将是我国城市空间体系建设的重点。要加快构建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格局，优化城市规模结构，培育发展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逐步形成由城镇到超大特大城市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要重点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通过区域政策协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加快形成布局合理、分工明确、共赢共享的城市体系。在核心城市的带动下，逐步完善机场航线、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内河航道、运输管道、输电线路等立体交通设施，优化升级物流运输网络和供应链体系，使城市群内部以及各大城市群之间资源和信息流实现共建共享。充分发挥超大特大城市的枢纽带动作用，依托科技、产业、人才赋能等政策措施，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不断完善空间治理体系和联动发展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2025）。

第三，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明确提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旨在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优化空间布局、提升人居环境和完善治理体系等途径，实现城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十五五”时期，要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行动，聚焦老旧小区、棚户区等重点区域，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提升、公共空间改造、历史风貌保护与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安全宜居、富有温度的城市生活环境。要充分发挥现代技术手段，融入城市管理、建筑设计和社区服务，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加快打造“好房子”“好社区”，最大限度保证城市的风貌完整性和生活真实性，推动城市开发建设与现代生活的完美融合。要建立健全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积极推动绿色建筑设计和施工，推行节能环保材料和技术应用，补齐电梯、停车位、充电桩等公共设施短板，统筹优化教育医疗、文化休闲、交通出行等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宜居宜业水平。

第四，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十五五”时期，应加快推动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推进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领域的深度应用。强化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应急管理、社会安全等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应用，全面提升城市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提升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办事效率，不断优化城市管理流程和服务流程，推动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式创新变革。加快构建数字技术辅助政府决策机制，提高基于高频大数据精准动态监测预测分析水平，及时响应群众需求与意愿聚合，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使城市管理和服务更加贴近民众需求，更加人本化和优质高效。

八、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强调：“这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①

党的十九届五中X会在展望2035年远景目标时，已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设定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志性目标。党的大会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已加快财政支出结构向“投资于人”转型，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拓展，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均等化水平均取得新成就。特别是，2021年浙江省被党中央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使命，作为一个省域探索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李雪松等，2024）。这些都为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领域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创造了良好条件。

如果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十四五”时期是明确思路、省域探索

阶段“，十五五”时期则将进入整体推进、巩固拓展阶段。从客观形势看“，十五五”时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还面临不少挑战和难点。一是在国际和国内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下，高质量发展基础还不稳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二是适应新经济形态和“流动之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例如，一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项目统筹层次还不够高，新就业形态人员难以纳入以稳定雇佣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保险体系等。三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内部结构还不够合理，部分社会保障项目可持续性也存在挑战。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家庭支持型社会福利项目尚不够丰富；养老保险体系未来的资金缺口，引起社会关注。

面对这些挑战和难点，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系统部署了若干重点领域的改革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了制度建设行动方向（“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课题组，2024）。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通过的《建议》，围绕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关注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就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重要任务作专题部署。“十五五”时期，应以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四中X会的战略部署为指导核心，制定并推出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明确工作重心，有力有效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一）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总书记（2021）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推动更平衡、更协调、更包容的高质量发展，是落实这一要求的重中之重。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总书记，2021）。在经济发展中增强协调性、包容性，是这一制度体系的基础。一般来说，再分配政策能够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但范围过广、力度过大则不利于经济发展。为此，要在宏观上加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协同效应，通过“输血”激活“造血”功能。在区域发展方面，应当进一步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加大宏观经济

政策力度等方式，提升国民经济的景气度。在具体政策上，可考虑总结、借鉴浙江经验，通过大数据精准锁定有潜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以增收、减负、共享为目标构建家庭支持型财政政策体系，有效提高这些群体的收入。在产业发展生态方面，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总书记，2021）。

（二）更好地发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

一些人认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的社会福利项目是消耗性的而非生产性的，为追求更快经济发展应当控制社会福利支出。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平衡的主要制约因素是总需求不足，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较低导致提振居民消费缺少制度性支撑（汪德华，2024）。在当前发展阶段，需要发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扩大总需求方面的重要功能，对此，《建议》也指出，

“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十五五”时期，应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重点，更好发挥其推动共

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一方面，要适度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大力加强中国人力资本增强型的社会福利项目。这包括加大生育补贴政策力度、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还应学习国际经验，丰富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元分配”领域内容，包括教育、营养健康、公共卫生、就业培训。另一方面，应着力解决现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明显不合理之处。例如，继续提高居民养老保险的补贴水平，是当前扩大消费积极财政政策与推动共同富裕的最佳结合点。可考虑明确到2035年，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达到职工养老保险平均养老金的20%，由此通过稳定收入预期增强其扩大消费方面的潜力。再如，真正落实将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科学有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任务，依然有不少难题待解决。可考虑通过给予部分地区一定的财政支持、优化高考制度等方式，在“十五五”时期实现流动人口子女可以无条件就地入学。

（三）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治理效能，为推动共同富裕奠定财政可持续基础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均对财政可持续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在人口老龄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完善制度设计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治理效能、提升财政可持续

性，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能够行稳致远的重中之重。

一是要完善各类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制度设计。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若忽视内在激励性因素的存在，其“免费午餐”的特质化属性必将导致管理困难程度上升，政策目标的达成由此变得难以实现。“福利养懒汉”现象若大规模出现，则不利于经济发展，政府财政支撑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将随之显现。因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非简单地加大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需要坚持“花钱买机制”的原则，同步推动加大财政投入与完善制度设计，着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效能。

二是要注重通过改革增强社会保险体系的可持续。在老龄化冲击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未来的潜在资金缺口，是各国都必然要面对的挑战。在医疗卫生领域，应强化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通过政策扶持与资源倾斜，提升基层首诊率；要继续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现各级医疗机构信息互联互通，便捷转诊与远程医疗。在养老保险领域，要稳妥推进职工养老保险延迟退休政策，还可考虑通过推行“社保增值税”方式重构养老保险体系筹资方式（汪德华、孟红，2017）。

三是要明确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在现有事权划分改革中，多数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被划分为共同事权，以市县政府为主要支出责任主体，上级政府多以补贴形式给予支持。但在我国的财力划分格局中，市县政府财力相对薄弱且地区间差异显著。因而，优化该领域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升部分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特别是一些社会保险类项目的支出责任层级，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举措。此外，应结合增加地方自主财力的改革方向，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进一步提升市县级财力均衡水平，提升基层政府财力稳定性。

九、结论和建议

“十五五”时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五年，其发展成效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进度。基于“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和前文对6个领域的系统性分析，结合《建议》确立的战略方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底线思维和改革创新，从宏观层面统筹推进以下重大战略任务。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其作为应对“十五五”时期各类风险挑战、实现宏伟蓝图的政治原则和根本保证。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

优势，是确保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凝聚全社会力量攻坚克难的“定盘星”。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与公平、自主与开放等多重目标，协调推进科技、产业、市场、开放、区域、民生等各领域改革，避免政策“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确保

《建议》描绘的宏伟蓝图不折不扣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必须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日趋激烈和产业链安全的严峻挑战，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应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置于优先位置，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实现突破。同时，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形成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不仅关乎经济增长，更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根本保障。

必须以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当前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主要在于制度性障碍，必须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破除束缚。要着力强化政策协调，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基础制度，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不仅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压舱石”，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座。

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开放的大门不仅不能关闭，而且要越开越大。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作用。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开拓市场、提升竞争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强大动力。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扩大内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选择。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加大人力

资本投资，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解决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催化融合质变：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地市篇章基于全国首批地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的调查报告

罗文全、叶莉

总书记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这为处于融合转型关键期的地市级主流媒体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四级媒体网络中，地市级媒体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是推进媒体融合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全国现有的333个地市（州、盟）均有官方媒体，担负着区域政策宣传、舆论引导等多种职能，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20XX年9月，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强调，完善中央、省、市和县四级媒体融合发展布局，首次明确地市级媒体的战略定位。2022年4月，中宣部等启动地市级媒体融合试点，从全国遴选60个单位开展先行先试。数据显示，至2025年三季度，全国已挂牌成立地市融媒体中心近240家，覆盖率达71.8%，部分省份已实现了全域布局。这不仅是物理上的整合，更是一场关乎地市级媒体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正在影响整个传媒行业。

2025年以来，中国地市报研究会在中国记协的指导和支持下，将首批60家试点媒体中的53家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实地考察、对话访谈、调查问卷等方式，对照中宣部提出的融媒体中心建设、一体化发展、新型传播平台等八项重点任务进行调研分析（见图1），深入“诊断”存在的矛盾困惑，总结成功经验做法，试图找到地市级媒体通过实施“共融互通工程”实现“融合质变”的系统路径。

一、结构性“软肋”：当下地市级主流媒体面临的困境

2013年8月，总书记作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自此拉开了我国媒体融合改革的大幕。中央、省级媒体快速行动，在资源整合、机制创新、技术运用和提升传播效能等方面优势明显，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为标志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率先建成；“一省一平台”任务也

已完成；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到20XX年底已基本实现全域覆盖，成为县域新闻传播和基层治理的新平台。反观地市级媒体，则一直在“夹缝”中求生求变，从产品整合、报台合并到平台融合，在“小步快走”中逐步嵌入融合发展的轨道。失去“时代红利”的地市级媒体，普遍出现各种结构性“软肋”，这便导致主流媒体“融通梗阻”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

（一）社交媒体“流量主导”的竞争冲击

头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以其强大的网络效应和流量优势，使地市级媒体受众注意力发生倾斜式转移，地市级媒体在本土舆论场的竞争基础受到剧烈冲击，其声量和流量有所减弱，有的甚至不如某些自媒体。在这种“流量劣势”下，加之技术投入压力与盈利回报周期存在冲突，信息消费的主场景持续转移至社交商业平台，地市级媒体的传播效能和社会连接功能面临严峻考验。

（二）主流媒体“上下挤压”的格局窘境

中央和省级媒体凭借平台资源优势持续“下沉”，大多数省级媒体在地市设有分支机构，地市级媒体力量薄弱，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县级融媒体中心大多实行“一类保障、二类管理”机制，并与省级媒体建立“上联”通道，地市级媒体话语权持续弱化、影响力不断削减，在舆论格局与资源竞争中陷入“省不愿带、县不想跟”的尴尬境地。以湖北省为例，各县级宣传部门均与省级媒体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县级融媒体均与省级媒体实现了端口互通，地市级媒体被边缘化。

（三）传统媒体“体制固化”的历史局限

长期以来地市级媒体处于“报台分立”的状况，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运行体系，导致“融而不合”“合而不融”的现象。“身份管理”的思维惯性、“编制管理”的固化组织，与全媒体传播的“年轻态”“敏捷性”和“市场化”要求差距较大，甚至形成尖锐矛盾。

（四）网络时代“造血失能”的经营危机

地市级媒体以往赖以生存的传统广告经历断崖式跌落之后，市场份额已降至历史低点。中国广告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互联网广告占据86.5%市场总额，同比增长24%。国家广电总局财务数据表明，2023年全国广播电视传统广告收入583.6亿元，财政补助收入998.5亿元；2024年广告收入下降7.36%，来自财政补助的收入996.7亿元。若没有财政补助收入这一块，则广电媒体将难以为继。调研发现，78%的媒体收入持续下滑，约45%的媒体处于亏损状态，面临生存危机。

大部分媒体尚未形成新的盈利模式，而地方财政补贴力度有限，不能成为持续的经济支撑。地市级媒体进入经营转型的阵痛期。

（五）全媒人才“结构失衡”的现实矛盾

地市级媒体从业者几乎都带有“传统基因”，不同程度存在新媒体人才缺乏而传统媒体人员过剩的困扰。在接受调研的媒体中，虽然有59.2%的媒体每月举行人员技能培训，但仍然难以满足融合生产传播的人才需求（见图2）。有的媒体队伍不稳定，专业人才因待遇、环境等因素而流失；有的媒体从业人员转型较慢甚至不愿转型，如某试点单位新媒体人员与传统媒体人员比例为3：7，成为融合的“人为障碍”；有些媒体迫于生存压力，把主要人力资源投入经营部门，导致新闻内容质量不高，形成恶性循环。

二、系统性变革：以“靶向施策”作答深化媒体融合大考

总书记强调：“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任何改革都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发展。面对困境，地市级媒体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在组织、技术、价值与人才等层面实施系统性变革，构建“四全媒体”，打造全媒体传播新格局。

（一）组织破壁：破解“融而不合”“合而不融”难题

1.资源整合型。此为“基础版”，是当前所有试点媒体均已实现的组织架构。通过成立融媒体中心，将人员、媒体、技术等全部资源彻底整合，不再保留过去“牌子”和“班子”，实现从物理空间到组织架构的“合而为一”。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不再是独立的二级机构，而是一个传播矩阵中的媒体平台。其效果是机构大幅压缩、管理层级精简、平台资源集中、传播效率提升。如四川攀枝花市融媒体中心将内设机构压缩近七成，管理岗位减少三分之一，以“外科手术”方式破解机构臃肿。

2.双轨并行型。此为“通用版”，普遍采取“事业+产业”体制。一方面，设立事业性质的市级融媒体中心，坚守新闻主责主业；另一方面，成立市场化的传媒集团，做好产业经营。通过“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一个团队、双重身份”的方式，实现既确保舆论导向又激发市场活力的“双轨”运行，力求达成责权平衡。

3.上下联动型。此为“突围版”，主动加强与省、县两级融媒体的合作，在新闻资源、技术运用、产业开发等方面共享互通。如河北邢台新闻传媒中心

在全省率先打通三级媒体资源，建设千万用户级“我看邢”客户端、“邢动+”视频号、“邢动新闻”抖音号等新媒体端口；云南红河州融媒体中心向下整合13个县级融媒体，成立全省首个媒体融合重点实验室，形成“七位一体”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它们在与省媒和县媒的联通互动中，试图打通传播梗阻形成联动效应。

4.企业化转制型。此为“进阶版”，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媒体的大胆尝试。将事业性质的融媒体中心整体转制成国有企业，打造“党媒属性+市场机制”的独立市场主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如广东深圳龙岗区融媒集团在全国率先实现纯国企化改制，构建起集约化、专业化、产业化的媒体产业格局，它代表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度探索。

（二）技术赋能：构建智慧运行的“数字生态”

1.移动优先，筑牢自主平台。打造集新闻宣传、政务服务、商务运营于一体的区域性客户端，堪称地市融媒体的“标配”。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490余个自主可控的地市客户端。其核心功能是“新闻+政务+服务+互动”，内容涵盖海量新闻资讯、日常生活场景、智能服务窗口等。有些头部客户端如浙江湖州“南太湖号”、湖南长沙“我的长沙”等，已成为“融媒体+城市服务”的综合平台和超级入口。

2.拥抱AI，驱动智慧生产。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改造升级新闻生产全流程，实现数据采集、内容处理及质效评估等环节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如广东珠海市新闻中心投资四千万元开发“九霄”融媒系统，在国内率先实现所有媒介同一平台生产传播，搭建集宣传指挥、网信管理、舆情监控等九大系统于一体的智慧生态，体现AI技术与媒体融合的深度。

3.矩阵协同，形成传播闭环。以“中央厨房”为生产中枢，采取“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媒分发”的模式，建立策划、生产、传播、评价的协同机制，形成全媒体传播闭环。如陕西省榆林传媒中心建立打通信息壁垒的“一张网”“一个库”“一条船”采编系统，表明全媒体传播必须提升“一体化”调度能力和协同效应。

（三）价值重塑：打造“融媒体+”的共建网络

1.从“信息中转”到“融合中枢”。改变过去对信息粗放式生产、搬运式加工模式，在具有强大枢纽功能的融合平台精制成形态各异的融媒产品。如河北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的“智媒中枢”平台，通过数据抓取、智能感知与持续跟

进的全流程报道方式创新，打破了传统报道的时间、空间和环境限制，实现了新闻信息全时域、全天候、全周期的无缝衔接，更催生出一系列融媒体爆款产品，实现了新闻生产传播的闭环式管理。

2.从“单向传播”到“多维互动”。依托数字图像、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媒体产品形态发生质的飞跃，受众沉浸式体验感达到新高度。以宁夏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举办的跨年直播为例，通过与省内外七个城市联动的创新形式，让千万网民足不出户便“置身”夜游现场，成功构建了突破物理空间限制的虚拟场景。这种打破时空壁垒的互动传播，正在塑造现代受众的情感消费模式。

3.从“内容独创”到“全民共创”。充分运用“开门办媒体”的网络力量，发挥网络平台的聚合效应，构建开放型内容生产生态。如广西来宾市融媒体中心推出的《来宾好商量》《古哥帮你忙》等节目，创新性地将群众诉求反馈转化为报道素材，实现了受众由被动接收者到主动创作者的转变，让普通受众成为内容生产的主力军。

4.从“资源变现”到“跨界转型”。通过“融媒体+”战略，促进媒体价值实现多维延伸，突破传统单一的盈利模式局限。如新疆阿克苏市融媒体中心建成包括主播学院、乡村数字展馆等在内的“五位一体”助农矩阵，为当地打造了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湖北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通过股权投资参与大数据集团建设，去年以来成功运营多个文化项目，凸显了媒体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也表明，融合步伐快的媒体正转型成跨领域多业态的综合服务平台。

（四）人才激活：提升全员融合发展的关键能力

媒体的核心优势是人才优势。但地市级媒体普遍存在用人机制不活、人岗配置不适、高端人才短缺等现实问题。因此改革僵化用人机制，提升全员融合发展关键能力，成为激发媒体活力的“关键一招”。调研数据显示，在人员关键能力中，全媒体内容生产能力分值最高，达标和基本达标率达91.8%，其次是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77%，再次是全媒体市场化运营能力75%，最欠缺的是跨平台运营能力65%（见图3）。

1.人员使用试行“去身份化”。针对长期形成的编内和编外人员在薪酬待遇、职称评聘、福利分配、晋升通道等方面的差距，突破传统的条块分割状态，打破人员编制身份限制，重构部门设置、机制体系和运行模式，实行跨部门、跨媒体、跨领域重组。如安徽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推行“身份封存、竞争上岗、

六级员工制”改革举措，实现了全员从“身份制”到“职业化”转变；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从原有48名正科级干部中择优使用26人，22名中层正职主动让贤，采编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提高到90%以上。

2.绩效考核倾向“移动端”。运用KPI与岗位贡献度相结合的量化考核机制，废除“打分制”“资历论”，建立包含基础工资、绩效工资、项目贡献、流量奖励的复合薪酬分配制度，解决“待遇论资排辈”“同岗不同酬”等顽疾。如江西抚州市融媒体中心推进薪酬改革，将移动优先、业务创新、传播效果等纳入核心指标，构建“以岗定薪、按绩取酬”体系，有效破解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激励难题。

3.人才培育转向“复合型”。采取外部引进、校园招聘、校企合作等方式，不拘一格挑选使用技术融合、数据研发、跨界运营等专业人才；同时通过开展岗位练兵、专业培训等途径，促进在岗人员从技能“单边型”向跨界“融合型”人才转变。如宁夏石嘴山市新闻传媒中心通过内部挖潜与外部引进的举措，培养了10多名获得省部级以上人才荣誉的全媒体业务精英，证明了“就地转型”与“一岗多能”的可行性。

三、一体化发展：地市级媒体先行先试的阶段性成果、主要问题及启示建

议

总书记强调：“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

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媒体系统性变革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落而全盘活。地市级媒体试点既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也存在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提出促进主流媒体一体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主要阶段性成果

1.全媒体传播矩阵基本建成。试点媒体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以数字技术为抓手，从平台搭建、内容生产、传播渠道、互动效果等多个维度变革创新，有的甚至“推倒重来”，构建了以自有客户端（App）为主导、以第三方平台账号为延伸、实现线上线下互联互通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实现了从“媒体”到“平台”的跨越。这标志着其全媒体生态基本形成，全媒体传播体系更加完善，全媒体运营能力走向成熟。

2.区域主流媒体核心地位更加巩固。提升新闻宣传水平，牢牢把握舆论工作主动权和主导权，是党对主流媒体的政治要求。地市级媒体在众声喧哗的网

络时代，通过构建全媒体矩阵，提高融合传播的综合效能，迅速将主阵地从传统端延展至网络端，抢占了网络舆论主渠道，成为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化意识形态引领、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的“好声音”“主声量”“正能量”。同时，在本土化叙事、多形态传播、贴近性服务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以其强大的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成为本地最权威的信息枢纽。

3.全媒体作品生产能力显著增强。新闻报道的核心是产品。各试点媒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强化内容创新，将全媒体传播产品作为生产流程的基础和灵魂，充分运用视频化、故事化、场景化等方式进行内容表达，使融合产品成为常规之作、主流之作。从H5互动作品、VR/AR沉浸式报道到原创短视频、微纪录片等，爆款精品迭出。2025年地市级媒体38件作品获得第35届中国新闻奖，其中包括新闻直播、融合报道、纪录片、新闻访谈等多种形式，获奖总数比上年增长23%。

4.外宣“出圈”国际传播效能不断提升。精准对接海外受众，拓展国际传播“版图”。目前全国成立50余家地市级国际传播中心，已成为传递中国声音、交流中外文化、促进国际合作的桥梁。各地深入挖掘本土特色，扩大国际传播影响。如广西崇左市融媒体中心打造“崇左译制”“壮播崇左”等品牌，海外受众占22%，全网总播放量破10亿，展示出地市级媒体“连接世界”的巨大潜力和优势。

5.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空间越来越广阔。系统性变革极大拓展了其功能边界，提升了转型效能，使媒体成为集信息发布、政务服务、民生服务、社群互动于一体的城市综合服务提供者，“媒体+政务服务商务”渠道越来越多。主动融入社会治理领域，搭建“问政平台”连接市民与政府职能部门，开通“便民服务”入口关系到千家万户，媒体的社会价值与能力得到空前提升。

6.“自我造血”功能逐步恢复。具有双重属性的地市级媒体“造血”能力的强弱关乎生存发展。经过融合转型，地市级媒体的“造血”功能显著增强。一些过去靠“输血”维持运转的媒体，逐渐走出经营困境，开始打破单一创收小循环，把经营触角深度嵌入社会治理和跨界运营。技术服务、活动营收、政府购买、内容付费等多元收入结构，成为媒体经营收入的重要保障。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体制机制改革深度不够。浅层次的制度规范和组织架构变动较多，但触及利益的深层次破题较少，如彻底打破人员的职称职级和事业编制限制还有难

度，媒体行政化倾向没有完全消除，市场化机制尚不健全。

2.主力军挺进主战场步伐不快。传统媒体人员转型较慢，全媒体技能欠缺，因此投入互联网战场“兵力不足”。有的新媒体人员不足五成，超过一半的力量仍放在传统媒体端。

3.全媒体传播评价体系不健全。建立健全遵循全媒体生产传播规律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是推进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前提和任务，但有很多地市级媒体仍在“新瓶装旧酒”，沿用传统媒体考核办法和模式，制约了全媒体效能。

4.纵向联动的协同性不强。绝大部分媒体横向融合和内部循环顺畅，然而有些媒体同中央、省和县级媒体牵手互动不够。媒体间竞争固然存在且不可避免，但合作共赢才是融合的方向。

（三）启示及建议

1.顶层设计是“指挥棒”。媒体系统性变革必须是“一把手”工程，需要决策层的高位谋划智慧与魄力。可以说每一个成功的案例背后，都有一个具有前瞻视野的“指挥者”以及坚定有力的领导集体。不仅要做到资金设备的坚定投入和重大事项的果敢决策，更要敢于打破坚固壁垒，支持建立有利于全媒体传播的组织架构和激励机制，给媒体的探索容错试错留出空间。但顶层设计是“蓝图”，执行层面需防止“蓝图依赖”，需要因地制宜落实推进“施工图”，在坚定的战略方向与灵活的实施路径间保持平衡。

2.机制创新是“突破口”。这是最坚固的壁垒，打破它的意义在于“解放生产力”。传统事业体制与互联网运行机制，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若无实质性创新突破，一切改革便无从谈起。若机制被激活，则会“激活一池春水”。如以“项目制”为抓手的灵活组织、以传播效果为导向的激励机制等，其本质是通过制度松绑，打破机制束缚，从而增强内生动力。

3.内容生产是“压舱石”。在信息过剩时代，媒体的优质内容生产是根本。做精品内容是媒体职责所系，是媒体生产能力的关键所在。无论媒体形态如何改变、传播方式如何演进，媒体价值的核心永远是内容，因此要以精品内容打造媒体融合的核心竞争力。

4.技术赋能是“驱动力”。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殷陆君认为，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内容生产、传播格局和媒体形态，技术是助力媒体快速航行的帆，更是推动全面变革的引擎。地市级媒体自身技术力量有限，但技术赋能绝不是花钱购买几套先进设备或智能系统，而是要真正感知前沿新

技术的力量，将其深度嵌入内容生产传播的全链条。技术需要人掌握和运用，其目的是让人从烦琐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传播体系更智能、更精准、更高效。但若缺乏科学引导或过度依赖，为追赶潮流而盲目部署引进技术，势必会造成资源浪费或效率低下等适得其反的后果。

5.生态重构是“软环境”。以智能化产品生产和数字化传播为核心的要素组合，构成新型的全媒体生态。其重点在于信息流动与结构平衡、资源配置与内外环境适配，是一个动态融合的闭环系统。可以说，构建一个全媒体传播、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是推进系统性变革的基础工程。

6.价值重塑是“硬支撑”。此为最深刻的变革，也是最深层次的启示。其逻辑和价值不仅在于传播，还要通过信息聚合、资源链接、功能拓展等，赋能社会发展、民生服务和基层治理等方方面面。这是硬道理，也是媒体存在发展的硬核力量。

结语：

全国首批60家地市级媒体融合试点的实践，其本质是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媒体革命，是一场重塑生产方式、再造生产关系的全新变局，是解决主流媒体出现的“结构性软肋”问题，实现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的探索和实践。其在体制机制、传播结构等重点领域发力攻坚，较好回答了“为何融”“融什么”“怎么融”这一系列时代之问。面向未来，地市级媒体要自觉承担起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以更大的决心和智慧，在学习、借鉴和创新中持续推进系统性变革，建成基于新型传播平台的全媒体格局，不断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巩固壮大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中贡献力量。

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济南社会科学院肖亮

在当今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及社会的运行方式。受政策、技术、市场等因素驱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已取得显著发展成就，如产业规模持续高速增长、产业链日趋完善、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重塑了经济结构。然而，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如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数据治理与隐私保护体系不完善、伦理与安全风险凸显、部分场景落地困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等。未来，我国将注重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应用场景深度拓展、伦理法规体系建设等，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济南市作为山东省省会、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山东半岛城市群核心城市，实现人工智能产业突破发展，不仅是培育新兴产业、打造经济新增长极的核心引擎，而且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抓手。

1.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础

济南市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工业门类齐全，覆盖41个工业大类和全部31个制造业小类，为13条标志性产业链和34条重点产业链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济南市数字产业发展基础雄厚，信息技术产业及大数据产业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作为综合型软件名城，济南市拥有规模以上软件企业2000余家，连续6年获评“中国领军智慧城市”，并荣获2024年“亚太区领军智慧城市”。另外，济南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市战略，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空天信息、量子信息通信等未来产业，逐步构建起具有济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雄厚的产业基础、前瞻性的产业布局、强大的算力基础设施及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叠加“四区”同建的国家战略机遇，为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的突破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

2.1顶层设计日趋完善

近年来，济南市先后出台了《济南市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实施方案》《济南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条例》等一系列政策，加速构建“高算力、大模型、强应用”的创新体系，并设立1亿元专项资金和50亿元专项基金，全力支持

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024年，济南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482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省比重的50%，占全国比重的8%，位列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DataCorporation，IDC）中国人工智能城市排行榜第8位，上榜中国AI创新之城20强[1]。2024年，济南市人工智能企业达430家。2025年上半年，济南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进一步增长至401．5亿元，相当于2024年全年规模的83.3%，同比增长166%，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增至473家。

2.2算力基础底座坚实

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构建的“山河”超级计算系统为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提供了全国领先的公共算力服务。2024年，济南市智能算力规模达3877PFlops，连续3年位列全国前十。截至2025年5月，济南市建成在用数据计算中心40家、5G基站5.4万个，全市算力总规模达5290PFlops、智能算力规模达4599PFlops，位居全省首位。通过构建多元异构算力矩阵，济南市已实现从传统超算向智能计算的跨越式发展。

2.3应用场景多元

在济南市，人工智能已广泛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政务服务、智慧城市等领域。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研发的全省首台人形机器人“行者泰山”在国际上获奖，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华为、云鼎科技联手发布全球首个商用于能源行业的AI大模型——盘古矿山大模型，有助于提高矿山智能化水平；山东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脑机接口技术研究方面取得进展，众阳健康的国内首个基于软件即服务（Software-as-a-Service，SaaS）化的“云健康”系统实现医疗异构复杂数据标准化汇聚，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等机构在AI辅助诊断、医学影像分析等方面积极进行探索；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能客服，日均处理1.2万人次，浪潮云的“海若大模型”在多个行业领域落地应用；“城市大脑”“交通大脑”集成AI技术迭代进化。

3.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人才短缺

人才短缺是制约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高端化、规模化发展的核心瓶颈，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与国际视野的学术带头人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在基础算法、核心芯片、框架工具等方面的原创能力不足。二是受一线城市人才虹吸效应影响，

济南市当地高校培养的AI人才外流严重，导致高端AI算法工程师、科学家、

跨领域复合型等人才储备严重不足。AI产业细分领域人才短缺问题更加突出，如机器人领域缺乏大量掌握核心技术的研发人员及具备装配调试维护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三是高校现有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产业技术的快速迭代，课程设置重理论知识，缺乏与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及解决方案的深度融合。

3.2基础设施及关键核心技术有待突破

一是公共算力供给和跨区域协同滞后。目前，算力资源主要集中分布于少数大型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小企业享用公共算力的技术门槛及成本较高，而且获取渠道分散、有限。公共算力统筹调度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尚未形成规模，资源利用效能不高，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各区域间的算力协同合作不足，传统合作模式无法适应算力资源共享的动态配置要求。这一系列问题导致算力供给与需求失衡，进而导致算力成本居高不下，增加了企业技术研发迭代和运营升级的成本。二是济南市产业门类齐全，但算法的可解释性与泛化能力不足，难以适配不同行业及工业核心环节的特定个性化应用需求，导致信任度低、应用受阻，往往需要进行二次开发，进一步增加了企业成本，提高了应用门槛。

3.3数据壁垒依然存在、数据要素价值未充分释放一是数据壁垒问题突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研究机构之间的数据壁垒尚未完全打破，跨系统、跨领域的数据开放共享和流通机制不健全。高质量、大规模的训练数据资源库建设滞后，特别是高质量多模态与垂直领域的数据集较为匮乏。二是数据获取与处理存在短板，导致数据质量不高。当地数据标注企业稀缺及标注不准确等问题制约了算法性能的提升，影响了数据要素在训练更强大AI模型中的价值释放。

3.4应用规模及深度不足

一是规模化应用不足。当前，济南市AI应用以“点状”突破为主，尚未形成“以点带面”的规模化、集群化示范带动效应。许多应用场景缺乏可持续的商业盈利模式，导致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不想用、不会用、用不起”的困境，制约了AI技术的规模化推广应用。二是深度融合不够。部分企业仍将人工智能技术聚焦于传统业务场景的局部赋能，部分企业则对行业应用场景核心需求了解不深，提供的解决方案与场景适配性不足。跨领域、前瞻性技术融合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推进。三是应用场景较为分散。不同行业和领域的应用尚未形成协同效应，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例如，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尚未建立统一集成的数据标准和平台支撑体系。

3.5产业生态不完善

一是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有限。济南市缺乏如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等在AI算法开发、平台建设等方面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本土头部企业，难以有效引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协同创新力度有待加大。政产学研用各环节衔接不畅，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率有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与当地产业需求及市场应用的耦合度不高，缺乏统一高效的协同创新平台。三是财政与金融支持力度有待加大。对早期、初创期AI企业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及长期资本支持力度不足，针对AI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够。

4.推动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对策

4.1实施人才战略，构筑“人才高地”

4.1.1加强引才

一是建立“虹吸式”引才机制。设立人才引育发展专项基金，面向全球招引顶尖人才。对引进的国际AI顶尖人、领军人才及其团队，实行“一人一策、一事一策、按需支持”，提供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经费、奖补、薪酬待遇和生活保障，并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为AI人才提供“一站式”优质服务。二是强化地域间协同引才。依托沿黄河流域算网联盟组建“沿黄AI人才走廊”，与河南省郑州市、陕西省西安市联合发放通用型AI人才绿卡，共享人才资源。

4.1.2构建宜居宜业发展生态

一是着力降低生活成本，营造柔性的生活环境，增强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二是营造全国知名的技术社群氛围。例如，通过打造“AI赋能泉城”品牌活动，依托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定期举办“AI创新大赛”，打造“量子大道”、AI科技“街区”“街巷”等，提高AI技术应用的热度，推动技术社群蓬勃发展。

4.1.3重构产教融合体系

一是推动驻济高校与企业共建人工智能学院、实习实训基地等，开发个性场景化教学工具，建立课程动态调整机制，开展产学研融合的典型案例教学，按照技术发展方向及产业市场需求，联合培养高层次、应用型、跨界复合型人才[2]。二是建立三级“人才工厂”。将人才分为技能、应用、研发3个层面，试行“入学即入职”模式。企业可根据需求对应相关学校专业培养的学生，提

供部分学费及预支工资补贴。面向传统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由政府承担费用定期提供AI技术培训，鼓励人才逐步向工业互联网、机器人等方向转型。

4.2前瞻性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自主可控核心技术体系

4.2.1超前布局智能算力与新型网络基础设施

一是构建“1+N+X”全域智能算力网。核心层，扩建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为黄河流域智算枢纽，部署千P级国产化算力，重点支持大模型训练与科研攻关。区域层，在齐鲁科创走廊、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等节点建设边缘智算中心，提供低时延推理算力，服务工业互联网等实时场景。终端层，在制造工厂、医院、交通枢纽等场景部署AI微型算力终端，推动边缘计算应用，实现数据本地化处理。二是加强公共算力共享平台建设及技术创新。推动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共建高质量算力共享平台，落地算力普惠政策并完善配套实施措施。加强算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技术创新，鼓励企业参与算力资源共享，降低中小企业及初创企业算力使用门槛。搭建“泉城算力网”调度平台，整合超算、智算、边缘算力资源，实现动态分配，形成高速互联、智能高效的算力及数据资源协同调度体系[3]。设立算力市场交易平台，实践探索闲置算力资源可存储、可交易的“算力银行”济南模式。三是前瞻布局下一代“通信+算力”融合设施。部署第六代移动通信试验网络，联合华为、中兴在起步区开展通感算一体化试点应用。建设量子通信干线，实现AI数据传输的量子加密通信。同时，适度超前布局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构架。

4.2.2构建自主可控核心技术体系

一是在芯片与硬件层，引进寒武纪、地平线等头部企业，联合山东大学、齐鲁工业大学设立研发中心，攻关存算一体AI专用芯片设计。依托浪潮开发多模融合服务器，搭建异构计算架构生态。依托济南市激光产业发展优势，对智能传感器进行技术攻关，拓展其在机器人、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AugmentedReality/VirtualReality，AR/VR）场景等方面的应用。二是在算法及核心基础框架层，鼓励高校与企业联合攻关，研发基于决策树、规则推理的可解释性强的混合算法模型。制定济南市AI可解释性技术评估标准，推动其在机械制造、化工、医疗、金融等高精度、高风险领域的应用。支持采用迁移学习技术和联邦学习框架，构建多元场景多模态数据集，增强算法的泛化能力，降低计算复杂度。强化核心基础框架的研发，制订济南市AI基础框架研发专项计划，支持济南市本土企业主导或参与国内外开源算法优化项目。三是在基础

软件层，开发“泰山AI基础软件栈”，研发自主可控、行业领域可适配且可协作的基础软件栈及系统。建设“开源社区”，参考OpenHarmony模式，设立“齐鲁OpenI”开源平台，吸引全球开发者贡献代码。

4.3推动“数据赋能”，释放数据要素核心价值

4.3.1建立统一权威的数据流通管理机制

成立济南市数据资产管理委员会，统筹管理政务、公共事业、重点行业及企业等数据资源，实现跨部门、跨行业数据互通。加强数据要素流通服务平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建设，明确数据权属、流通规则、收益分配和安全责任体系，探索建立合规高效的数据要素流通共享和交易机制。建设统一的济南市AI大数据共享交易中心，提升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研究机构的数据资产价值。发展“数据经纪人”生态，提升数据共享意识。

4.3.2提升数据开放质量与应用水平

一是搭建“泉城AI数据开放创新平台”，建立“数据需求清单”机制，分级分类向社会开放提供高质量公共数据，允许AI企业使用脱敏数据在政务、制造、医疗等优势领域开展标准化和场景化应用。二是发起“济南AI数据开源计划”，形成本地化数据获取开源生态。支持行业协会及头部企业牵头建设行业级“数据空间”“数据联盟”。三是深化工业互联网数据应用，开发轻量化数据智能工具包，促进SaaS应用。四是推动超算与产业数据结合，建设“超算+行业”专属AI应用平台。五是建设城市级智能中枢，升级“城市大脑”为“城市智能体”，构建统一的城市知识图谱和时空大数据平台，融合政府、企业、物联网等多源实时与历史数据，赋能城市管理智能决策。

4.3.3引入数据服务商，提高整体数据处理水平

与国内知名数据标注公司合作，设立济南市AI数据发展专项基金，提供高质量的数据采集、标注、清洗等服务。与山东大学、济南大学等合作开设数据科学专业，培养数据标注、清洗和分析人才。

4.4拓展应用场景，打造全域应用示范“济南标杆”

一是实施“AI+”赋能计划。济南市应深化应用场景拓展工作，持续完善“AI+场景资源”体系。整合场景需求，重点打造智能制造、生产性服务业、政务服务等领域的典型示范应用标杆场景，以点带面，实现可复制推广的规模化应用。加强跨领域融合创新、“政产学研用金”协同，推动AI技术在不同产业的跨界应用。研发应用全国首个政务服务与城市治理的“泉城12345政务服务大模型”。

联合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及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等企业打造装备制造大模型、生物医药大模型。二是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依托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实现技术应用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协同”的跨越，推动跨行业、跨领域的合作和资源共享。打造系统性的“济南AI应用开放平台”，完善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地图，优化应用需求与供给市场化动态配置。推动全域场景开放，面向全球发布“济南市人工智能场景清单”，形成“以场景引企业、以市场换产业、以产业促研发”的发展生态。

4.5优化产业生态

4.5.1着力培育龙头企业与产业集群

一是重点支持济南市AI企业成长为生态主导型企业。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准招引国内外头部企业，实施“强链延链”工程。巩固硬件优势，支持浪潮等龙头企业巩固在AI服务器、加速卡等硬件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并向上游芯片设计、下游超算中心服务延伸。二是强化产业集聚。优化产业区域空间功能布局，打造特色鲜明的AI产业园区及载体。打造产业地标，规划建设高水平的“山东半岛人工智能产业园”。

4.5.2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一是建设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政府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围绕重点难点领域设立共性技术研发开源开放平台、济南市AI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提供从研发到产业化的一站式服务。实施项目全周期动态跟踪与服务机制，搭建“济南科创云”平台，高效整合各方资源，实现技术供需精准匹配，最终推动科技成果实现科研价值、产业价值、社会价值的多维转化[4]。二是强化高校与产业的深度合作。设立济南市产业需求导向科研专项，支持高校与企业共建实验室或研发中心。鼓励高校围绕济南市重点产业开展技术及其应用研究，对承接并转化高校成果的企业，政府按转化投入给予补贴。同时，出台配套激励措施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设立济南市科创转化基金，系统性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是完善技术转移服务市场生态体系。引入或培育专业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同步加强技术经纪人队伍建设；深化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改革，支持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等方式开展“技术创业”。

4.5.3加强金融支持

一是加强专项资金支持，落实落细财税补贴政策，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

和重大应用示范项目。建立“政府引导+‘链主’领投+社会跟投”三级联动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大规模投向AI产业基础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5]。通过“国有母基金+直投”的政府专项引导模式，投向AI产业早期项目，形成“长钱长投”示范效应，吸引社会资本合作设立AI专项基金、产业链协同创新基金等。二是引导风险投资及耐心资本陪跑AI产业各个发展阶段。创新适配人工智能梯度融资需求的覆盖全周期的“股债结合”融资链，支持AI产业发展。鼓励链主企业以企业风险投资模式投资。三是鼓励银行开发AI研发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等创新金融产品，加强对AI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信贷支持。

5.结语

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在此背景下，济南市必须立足自身在算力和产业基础上的独特优势，从人才汇聚、技术创新、数据赋能、应用拓展和生态营造等多个维度全面发力，将自身建设成为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从而为强省会建设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而持久的“智能”动力。

宁夏区社关于“百供通”试点建设的调研报告

宁夏区社监事会

（2025年12月2日）

2024年3月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与银川新华百货集团公司在银川市永宁县基层社联合打造集“日用消费品销售+农资经营+农业社会化服务+便民服务”于一体的为农服务综合体“百供通”网点试点建设，并以点带面，在全区推广，提升基层服务质效。目前20个试点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并取得明显实效。

一、主要做法

（一）坚持高位推动，构建协同联动新机制。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百供通”建设，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百供通”试点建设，开展专题调研，精准有力指导试点工作，构建了区社主导、新华百货协作、永宁县社主抓、相关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区社会同相关单位成立专班，形成了“多层次”推动、“全过程”跟踪、“立体式”督导的联动协调机制。永宁县成立“百供通”试点建设工作专班，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解决试点相关问题，各级商务部门从项目、资金等方面对“百供通”试点建设予以支持。出台了《“百供通”经营网点试点建设实施方案》，申请注册了“百供通”商标，设计了《百供通经营网点形象设计手册》，规范了品牌logo、网点形象和文化元素融入，改造了“百供通”网点门脸、形象墙、货架等基础设施。目前，20家经营网点已基本实现统一形象标识、统一标准体系、统一商品配送、统一市场营销、统一结算服务的“五统一”标准。

（二）坚持创新驱动，采用基层社管理新方式。坚持把“百供通”建设纳入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创新发展基层组织体系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等政策红利资源，灵活运用自建、联建、加盟等方式，推进基层社恢复重构、改造提升，打造集自主经营主体、为农服务载体、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体于一体的综合性新型基层社，拓宽了基层社服务半径，提升了基层社服务能力。永宁县社统筹运营管理全资基层社杨和镇供销合作社人财物，建设了“百供通”数字运营中心、农资直营店、烟花爆竹配送中心、生活超市等经营业态。联合新华百货成立“润鲜”供应链公司，开发“企业购”App，接入宁夏供销电商公司“供销宁品”小程序，实现了对“百供通”网点商品配送、员工培训、产品质量、支付结算等统一管理服务，弥补了县级联合社

对基层社经营管理的短板弱项，提升了主导管控能力水平，探索了县基一体化管理的新模式。

（三）坚持示范带动，搭建农村商贸流通新通道。区社按照“试点先行、分步建设、逐步推广、全面覆盖”思路，指导永宁县社依托基层社经营服务网点，采取供销自营、新百自建、改造提升、招商加盟等方式，创新市场服务业态，培育壮大农村市场主体，搭建城乡资源要素流通的桥梁。新华百货、宁夏供销电商公司深入分析各网点经营模式、进货渠道、经营品种、配送方式及结算平台，建立适销对路的“百供通”商品供货清单，构建长期稳定的供货机制。宁夏供销电商公司在线上开通“百供通”专区，上线80多种农产品，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形成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各经营网点加强集采集配，实现商品集中配送，目前新华百货和宁夏供销电商公司整体配货占比达到31.3%，各经营网点销售额平均增长6%以上。

（四）坚持服务促动，构建供销为农服务新业态。区社指导“百供通”经营网点拓展日用消费品销售、农资供应、农业社会化服务、便民服务等经营业务，推动金融服务、保险理财、通信服务、快递收发等叠加增值业务融入经营网点，丰富经营服务业态，为广大城乡消费者提供优质便捷服务，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同时，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平台，向农户提供市场供需信息、价格走势、政策解读等，帮助农民群众更好地把握市场动态、供需走势。“百供通”李俊店集中打造了集农资供应、测土配方、统防统治、餐饮购物、儿童乐园于一体的为农服务综合体，探索创新了“百供通”建设新业态、新路径。

二、存在主要问题

（一）思想观念有待进一步转变。有的市县社对“百供通”蕴含的合作理念、运营模式，特别是推动供销合作社全面深化综合改革体现引领性、方向性变化领悟不深不透，对“百供通”补齐农村商贸物流短板、激活农村市场、提升农村消费水平的功能、前景有待进一步提升认识。

（二）服务功能有待进一步提升。受基础条件、管理水平、服务能力等因素制约，“百供通”试点建设还不够平衡。新华百货、供销电商公司商品配送比例有待进一步提升，增值业务有待进一步增强，以“五统一”为核心的县基一体化管控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运营方式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全社会零售行业竞争激烈，“百供通”试点建设与达成预期效果还有一定差距，经营模式、业态、路径还需进一

步丰富完善。

三、下一步思路措施

（一）强化示范引领。将“百供通”建设作为深化全区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重要任务和新型基层组织体系建设重点工作，研究制定“百供通”经营网点建设实施方案，深入总结并推广永宁县20个试点建设经验，推动“百供通”建设扩面提质，实现基层社与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打造新型乡村商业服务生态圈。

（二）强化统筹整合。完善“百供通”建设联动协调机制，加强统筹协作，积极协调解决“百供通”建设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优化“百供通”经营模式和服务功能，有效整合供销合作社现有和争取到的经营场所、仓储设施等各类资源资产，推动农资供应、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业态融入经营网点，形成多元化的业态集成，推动建设网点之间开展合作与交流，共享资源、经验和技术，促进共同发展。

（三）强化基层活力。积极探索“县基一体化”管理方式路径，推进县级社统一管理运营基层社人、财、物等资源要素，发挥社有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市场化配置基层社服务、业态、功能，强化基层社组织功能、服务功能，拓展经营领域，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效。

（四）强化政策支撑。全面加强与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了解政策动态和资金投向，积极争取农村电商、农产品流通、冷链物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等领域的政策、项目和资金，形成工作合力，培育示范典型，加强推广宣传，持续营造“百供通”建设的良好氛围。

文山州农业产业招商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

文山州绿色发展中心陈辅春

招商引资是一个地区通过充分挖掘本地资源禀赋，吸引外来资金参与本地区生产，从而推动本地区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云南省文山州积极响应国家巩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号召，高度重视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工作，通过一系列举措吸引外来资金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实际工作推进过程中，也暴露诸多问题，农业产业招商引资仍面临诸多挑战。深入研究文山州农业产业招商引资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策略，对于提升文山州农业产业招商引资水平、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

1.工作推进情况

1.1以包装项目强化招商引资需求

文山州拥有包括海拔、气候、生物多样性等丰富的资源禀赋，以此为基础，科学谋划农业产业招商引资项目，编制形成《文山州农产品加工招商引资项目册》。为更加直观、生动地展示各县（市）特色农业产业项目，制作了10个成熟度高、要素保障完备的项目推荐小视频，并纳入投资促进部门招商项目管理范畴，依托现有招商网站、新型社交媒体平台等多渠道发布，详细介绍文山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招商政策等内容，为文山州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1.2以完善基础要素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

聚焦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强化水、电、路、人力等要素保障，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提升服务企业水平，积极推进项目落地。2025年积极开展各类招商活动，1—8月共外出招商引资10次，在成都、重庆、深圳、昆明开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招商引资推荐4次，陪同客商来文山州考察18次。成功推动光筑集团丘北蓝莓数字产业园、神农集团生猪规模养殖场及12家蔬菜企业等项目落地文山。截至2025年8月，全州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已签约项目41个，投资金额19.66亿元；本年度已到位资金12．17亿元，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3以优质服务加速项目落地

为确保招商引资项目顺利落地并快速发展，文山州农业农村局印发了《2025年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服务工作专班》，推行“一个项目、一名责任领导、一个

工作专班”的“三个一”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从注册到投产的全流程协调服务，确保每个项目都有领导带队全程跟进。各专班每月至少深入企业开展1次专项服务，通过实地调研、座谈交流、电话咨询等多种方式，动态跟踪项目关键节点推进情况，迅速响应并有效解决企业在各个阶段遇到的问题，极大地提升了项目落地效率，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1.4以点带面盘活闲置经营性资产情况

严格贯彻落实州委州政府“招小商”部署要求，按照“一项目一方案”的原则，积极推动盘活闲置经营性帮扶项目资产。带动更多群众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全州共成功盘活经营性闲置资产80个，带动就近就地务工4094人，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5以项目建设强化固定资产投资

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深入谋划项目，结合全州特色优势和补短板领域投资需求，深挖项目潜力。主动对接省级部门，积极争取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产业集群、产业强镇、设施能力提升、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农业产业项目，持续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水平的提升[2]。全州2025年1—8月完成农业固定资产投资42.9974亿元，在库项目381个，计划总投资83.776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2.1项目谋划质量低，资源利用效能不足

谋划包装的招商项目多为传统种养殖项目，少数加工项目也多集中于烘干、切片等初加工环节，缺乏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运营等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项目，导致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产业链底端。2025年文山州8县（市）包装的农业产业招商引资项目中，生猪养殖、大型牲畜集转市场建设等处于产业链低端的项目屡见不鲜，几乎是各县（市）谋划农业产业招商引资项目的“老演员”，重复率高、同质化严重，加剧了区域恶性竞争与资源内耗，难以形成产业发展的整体合力。初加工环节因技术门槛低、设备投入少，吸引的多为中小微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溢价能力；而精深加工环节的缺失，使得本地农产品多以原料或初级制品形式外销，附加值流失率高。以文山茶叶为例，其主要以大宗茶叶销往广西横县、福建、广东等茶叶批发市场，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种植农户收益低，处于为外省茶叶品牌“打工”阶段，优越的资源禀赋未能有效

转换为经济发展优势[3]。这种“低水平循环”不仅削弱了招商吸引力，更使全州农业陷入“资源越丰富，产业越薄弱”的悖论。

2.2产业配套不完善，要素保障不足

受土地政策制约，设施农业项目用地难题凸显。一是土地流转程序繁琐，涉及多部门审批，从流转申请到完成签约，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二是土地流转成本高，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土地租金逐年攀升，增加了农业企业经营负担；三是土地流转市场不规范，缺少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交易信息不对称，企业难以快速找到合适地块，农户也难以获得合理流转收益。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产业招商引资项目的顺利落地。2024年引进的神农集团，拟在文山州新建8个8000头能繁母猪扩繁场，以提升当地生猪养殖水平、带动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但项目启动后，受农业用地政策影响，土地流转缓慢，目前仅流转土地2000亩、确定3个建设点，远远无法满足项目需求，项目建设进度严重滞后，既影响集团投资信心和产业规划，也不利于文山生猪产业长远发展。

2.3招商方式不活，创新力度不足

招商手段传统且创新不足，过度依赖“上门拜访”、推荐会招商等方式，缺乏整合资源全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以龙头招配套、以配套招龙头”等新模式新方法。在项目对接、洽谈、落地时，讲好“文山故事”，吸引优质资源、推介“文山环境”、展现“文山速度”等方面存在差距。外出招商力度小、渠道少，推荐会效果不佳；全产业链招商意识淡薄，缺乏专业人员对产业上下游进行全面梳理和整合，孤立引进企业导致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企业间协同发展能力较弱。

2.4专业人才短缺，培训体系不健全

开展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工作，迫切需要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既要掌握农业产业相关知识，又要具备招商引资专业技能；既能全面梳理农业产业上下游，精准识别产业链关键环节与缺失部分，又能在项目洽谈中精准把握企业核心诉求、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进而实现引进龙头企业和配套企业的招商目的。文山州缺乏全产业链招商意识的专业人员，现有人员产业认知局限于种植、养殖等单一环节，招商时难以从产业链角度分析项目价值，引进企业与本地产业关联性弱，企业间合作联动少，产业集聚与竞争力不足。招商引资人员缺乏系统培训，实战演练少，应对经验匮乏，项目洽谈中难以识别企业核心诉求和潜在顾虑，无法提供契合企业真实需求的合作方案，进而与目标企业“失之交臂”。

2.5招商信息查询不畅，精准招商难落地

信息是招商引资决策的关键依据。但当前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工作没有系统查询企业信息的工具，传统途径获取信息效率低且不全面，易出现信息遗漏。现有信息来源缺乏专业针对性，对特定领域深度信息覆盖不足，数据分析停留在表面，难以满足精准招商需求，影响招商精准度与成功率，导致引入缺乏竞争力、发展前景不佳的企业，浪费地方资源，同时也错失与优质企业合作的机会。

3.文山州农业产业招商引资的对策建议

3.1提升项目谋划质量，推动产业价值跃升

加强对农业产业的研究与分析，结合文山州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科学规划项目布局，注重引入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运营等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加强对各县（市）项目谋划的指导协调，避免项目同质化竞争，促进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例如，可以围绕文山三七、丘北辣椒等特色产品，谋划建设集种植、加工、研发、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项目，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3.2完善产业配套，强化要素保障能力

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土地、用林等政策支持，优化土地流转程序，降低土地流转成本，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为招商项目提供充足的用地保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水、电、路、气等配套设施，为项目落地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以神农集团生猪规模养殖场项目为例，相关部门应积极协调解决土地流转和林地使用问题，加快项目用地审批进度，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3.3创新招商方式，提高招商引资实效

积极探索创新招商模式，加强全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以龙头招配套、以配套招龙头”等新模式的应用[4]。充分利用网络招商、大数据招商等新兴手段，搭建线上招商平台，完善平台功能，及时更新项目信息，为企业提供全面准确的项目资讯。加强对大数据的分析利用，深入挖掘潜在客户和市场需求，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和成功率。同时，注重培养专业的招商人员，加强对农业产业上下游的梳理和整合，制定针对性的招商策略，实现互动式招商效果。通过举办农业产业链招商对接会，邀请龙头企业和配套企业参加，促进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3.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招商专业水平

建立健全招商引资人才培训体系，加强对招商人员的招商政策解读、企业分析、新兴招商方式、产业链分析、商务谈判等知识、技能培训，定期组织招商人员参加专业培训和交流活动，邀请行业专家进行授课和指导，不断提升招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同时，注重实战演练和案例分析，通过模拟招商场景、分析成功与失败案例等方式，提高招商人员应对复杂场景的能力和项目洽谈与落地的成功率。

3.5加强宣传推介，创造招商新机遇

构建多元宣传渠道，依托官网、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定期发布产业动态，制作高质量视频展示特色农产品与产业园区；建立反馈机制，加强与潜在客户、落地企业的日常沟通，根据反馈内容优化招商引资策略，定期评估分析效果，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挖掘文山农业文化内涵，将文化元素融入宣传推介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品牌，增强投资者的文化认同和投资意愿。

通过实施以上举措，文山州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工作将有望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差异化的项目谋划布局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投资，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顶端化发展，实现产业价值跃升。完善产业配套和要素保障，将明显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加快项目落地建设速度，提高项目成功率。创新招商方式和加强宣传推介，将进一步拓宽招商渠道，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吸引更多产业项目落地，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招商人员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为农业招商引资工作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总之，这些举措将全方位提升文山州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工作效能，增强文山州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综合竞争力与影响力，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稳健增长，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强大动力。

我们怎样才能体面老去？北京“一老一小”嵌入式服务调研报告

于帅卿

（2025年12月22日）

看见老年人，走近老年人的生活，理解、了解、解决他们的真实需求，是我们媒体、社会和政府的责任。

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突破30%，正式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可能接近4亿。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的当下，养老问题已然上升为社会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这其中，失能及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问题尤为关键，急需通过系统性改革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社会困境。

嵌入式服务社区是贯彻总书记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以民生为根本，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部署，也是人类文明的中国实践。为推进这一服务设施的落地，国家八部委制定了《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议导则》，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一老一小”发出的最好文件。为全面了解嵌入式服务社区的推进情况，以及“银发经济”发展，中国房地产报调研小组深入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西安、杭州、哈尔滨等主要城市，就城市嵌入式服务社区在“一老一小”落地实施方面进行调研，以期找到一条符合中国人居家养老的最佳部委、省市联动的新路径，构建可持续的养老支持体系。

关注老年人，就是关注未来的自己或者现在的自己。

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突破30%，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当“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渐成不少家庭的隐痛，当生育率走低与老龄化叠加，家庭养老托育的担子愈发沉重，“一老一小”的福祉便成了社会治理最温暖的刻度。

社区嵌入式服务，正是回应这份民生期盼的战略部署——它根植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养老托育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既是破解“养不起、托不了”痛点的务实之举，也是养老托育的中国实践。

对北京而言，这份探索尤为迫切。

为了解北京市社区嵌入式“一老一小”服务的建设成效、现存瓶颈与优化方向，中国房地产报调研小组走进了北京多个社区、养老机构与养老驿站，走

访了北京市民政局、养老机构负责人以及权威专家，并系统梳理了来自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的数据，最终形成本调研报告，为破解“421家庭”代际困境、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北京样本。

基础筑牢：

北京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已具规模

在老少结构变迁之下，北京正在积极编织一张温暖的养老保障网。

数据显示，2024年底，北京市0～14岁常住人口为261.2万人，比2023年减少1.3万人；老少比为137.7%，即每100个少年儿童所对应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38人，同比增长5.5个百分点。拉长周期来看，近5年，北京市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占比稳步增长；0～14岁常住人口数量和占比波动下降；全市老少比持续增长，提高25.4%，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当前，北京市共有514万常住老年人（户籍人口447.5万人），99%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1%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

事实上，自2013年起，北京市便将社区居家养老作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方向，聚焦嵌入式小微机构与驿站建设，经过10余年发展，已构建起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功能多元的养老服务网络，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三级服务网络实现全域覆盖

2023年以来，北京市制定出台了《关于完善北京市养老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以及居家养老网络、养老助餐、人才队伍、失能失智照护、为老服务平台、适老化改造等“1+6”系列政策文件，全面完善首都养老服务体系顶层设计，推动构建以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为统筹，街道（乡镇）养老服务中心为枢纽，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为实体网点，加盟专业服务商为虚拟网点，覆盖区、街（乡镇）、社区全域的养老服务三级网络。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2024年起，重点在老龄化程度高、老老人数量较多的区域启动建设具备养老服务供需对接、服务调度、养老助餐、老年学堂、康养娱乐、集中养老等功能于一体的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就近就便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专业化普惠养老服务。

截至2025年11月底，北京市已建设152家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链接运营社区养老服务驿站429家、养老服务商1148家，累计为124.7万名老年人提供托养、助餐、居家养老、老年学堂、医养结合等服务，其中“老老人”

36.5万人。

按照《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2021年-2035年）》有关要求，到2025年，全市千人养老床位数达到7张；到2035年，全市千人养老床位数达到9.5张。“目前，我市千人养老床位数已达到7张，现有养老服务机构613家（含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照料中心、普通养老机构），养老服务驿站（含农村幸福晚年驿站）1500余家，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已达90%。”上述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二、关键服务供给能力持续增强

养老助餐作为最基础的民生需求，已形成“中央厨房+助餐点+配送服务”的成熟模式。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联合发布的《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4年，北京新增养老助餐点404家，累计建成2410家，涵盖养老服务机构、社会餐饮企业、老年餐桌等多种类型，覆盖6539个城乡社区453.4万老年人，累计服务3010万人次，其中失能、高龄老年人服务量达937万人次。全市统一的养老助餐服务管理系统上线后，累计下单超257万单，月均供餐19.8万份，让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触手可及。

医养结合服务深度拓展，全市建成医养结合机构215家，其中两证齐全204家，机构床位总数6.3万张。在医养结合机构执业的（助理）医师达775人，注册护士1094人，为老年人提供基础医疗保障。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成效显著，2024年城区51家三级医院对口支援远郊区156家乡镇卫生院，20余名退休医学专家定期服务生态涵养区基层机构，近200名中医博士生进驻乡镇卫生院，年服务量超2万人次，86个“互联网健康乡村门诊”让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大医院专家诊疗服务。

实践样本：

养老机构的创新与探索

在北京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一批代表性机构立足自身优势，探索出各具特色的运营模式，既为老年人提供了优质服务，也为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本次调研重点走访的北京顺天通养老产业集团、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分别从全链条服务、融合式运营、专业化定位等角度，展现了嵌入式服务的实践智慧。

一、北京顺天通养老产业集团：全链条覆盖的“天通苑模式”天通苑地区作为北京人口密集型社区，极具代表性。

20XX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天通苑地区常住人口26万，60周岁持北京老年卡老人达5.46万，现在预计已增至6万，养老服务需求极为旺盛。

依托母公司顺天通房地产开发集团的资源优势，北京顺天通养老产业集团在天通苑投入了1家中央集配厨房、1家街道级残疾人温馨家园、3家照护型养老机构、4家养老服务驿站和12家养老助餐服务网点，共21个养老服务项目，累计投入数亿元，房屋使用面积2.1万平方米，打造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结合、校企共建”的全链条养老服务格局，为天通苑地区全龄老年人提供养老不离家的普惠型、个性化、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年服务老年人超过40万人次。

在服务分层方面，机构构建了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阶梯式服务体系：

兜底保障型养老照料中心，重点满足低保低收入和困难家庭，失能、失智和卧床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提供24小时优质的生活照料和健康管理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集中托养服务。清华长庚医院提供的上门检查和慰问服务，为特殊群体筑牢保障底线，入住率基本满员。

普惠性养老服务机构天通大颐养中心，对标中低收入家庭，设置失能失智专区，以普惠价格提供高品质服务，秉承尊重、关怀、理解、真诚、大爱的服务理念，让入住老年人尽情享受规范专业的照护、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大家庭的温暖和集体生活的快乐。

天通苑国际养老机构，则对标中高收入人群，引进澳大利亚成熟的养老服务模式和整体设计方案，遵照国际领先的照护理念和管理体系，为入住长者提供生活照料、健康管理、精神干预、综合保障、文化娱乐、营养膳食六位一体服务。使老年人生活更有品质，生命更有尊严。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是机构嵌入式服务的核心载体。”北京昌平天通苑社区养老负责人胡大柱向记者介绍，通过整合社区为老服务资源，用15个社区养老服务网点，在天通苑构建了200米服务半径，不出社区卡口，安全便捷，多层次、网格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文化娱乐、巡视探访、康复理疗、养老顾问、助洁助浴、适老化改造、老年用品、旅游旅居、法律咨询、居家照护等服务。

北京顺天通养老产业集团于2023年在天通苑建成了昌平区首家中央集配厨房，将养老机构食堂升级改造为中央集配厨房，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干净卫生、美味可口的营养套餐。

2024年天通苑集配厨房就服务了7.7万人次，今年1～6月份，为老年人供餐数量5万人次，目前每天提供约600人次用餐，随着助餐点位增加和周六增加了配餐服务，预计今年全年能达到12万人次。

中央集配厨房为老年人提供普通餐和清真餐两种营养套餐，目前供餐的时间为周一到周六的中午餐，每餐政府给企业补贴3元；如果是特困人群，再减免5元。

采用“1+2+N”的经营模式，即“1”是指依托中央厨房，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和订单来制作餐食；“12”是指将制作好的餐食集中配送到社区的12个养老助餐服务网点，老年人到网点取餐，不方便取餐的老年人志愿者提供上门送餐服务。“N”是指各助餐点不仅提供助餐服务，还根据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其他需求，对接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北京顺天通养老产业集团总经理赵国良表示，机构的核心战略是“资源整合+专业延伸”，通过机构培养专业护理员和居家照顾人员，将机构护理经验转化为居家服务能力，同时对接老年用品、旅游资源、法律服务等外部资源，构建多轮驱动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在运营模式上，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以顺天通物业和顺天通酒店为两翼，以顺天通养老为主体的战略整合优势，政府提供的床位补贴、运营补贴和税费减免，有效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

二、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融合式运营的盈利样本

作为首开集团旗下的专业养老机构，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采用“融合式养老模式”，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所有项目均实现盈利，利润率保持微利水平，为行业可持续运营提供了宝贵经验。

硬件布局上，机构精心设计适老化空间，1～3层为老人居室，顶部打造屋顶花园，前后院设置公共活动区域，1楼为日常室内活动空间，专门配备康复区域，重点服务失能、认知症等刚需老人，目前接收的50位老人平均年龄达90岁，多来自周边社区。这种“社区嵌入式机构”布局，既方便老人家属探视，也便于辐射周边居家养老服务，周末家属探视率高，院内活动丰富，形成温馨的养老氛围。在院老人均价每月1万元～1.5万元，包含吃住、服务、床位等所有费用，上门服务根据需求设置了丰富的服务项目，既符合服务品质定位，又兼顾市场接受度。

“以机构带驿站”的运营模式有效破解了社区驿站盈利难题。单纯依靠居家服务收入不稳定、盈利能力弱，通过机构的服务能力输出和资源支撑，驿站

与机构形成服务联动，既扩大了服务覆盖面，又实现了成本分摊。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品牌文化总监李兆鹏表示，这种模式既能通过机构服务稳定收入、培养团队，又能通过驿站延伸服务触角，形成“机构+驿站+居家”的服务闭环。

未来规划中，机构明确了“提质+创新”的发展路径，计划根据老人需求扩建场地、引入智能设备，从安全、效率等角度优化服务质量。

现实挑战：

嵌入式服务可持续发展的痛点解析

尽管北京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较大型的养老机构也探索出各具特色的运营模式，但调研过程中发现，行业仍面临诸多共性痛点，这些问题既涉及政策设计、资源配置，也关乎市场定位、服务能力，成为制约“一老一小”服务和融合发展的关键瓶颈。

一、机构运营成本高

成本压力是所有调研机构反映的核心问题，具体体现在场地、人力、硬件投入三个方面。场地成本方面，社区核心区域物业租金高昂，即使政府提供部分设施，前期装修改造费用仍十分

巨大。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虽依托首开集团资源，仍需支付房租、装修摊销，每年均是不小开支，且无专项补贴。大部分驿站虽有自有资源支撑，但也表示嵌入式驿站因场地限制，无法提供居住服务，日间照料模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对此，国家民政部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乌丹星博士认为，场地成本问题，从社区居家养老布局之初就存在，当时社会上有一种普遍认知，好的场地应该用于能赚更多钱的其他商业，做养老既不赚钱又麻烦。

“这种状况延续至今，但随着两个趋势的发展，未来低成本获取场地的可能性在增加。”乌丹星表示，第一，整体物业价值在下降，这是由房地产市场下行带动的；第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政府保障房以及一些闲置设施，如废弃的幼儿园、小学、办公楼等，会逐渐被腾出并可用于养老。

“这些设施若用于办公、酒店等其他服务业，可能因缺乏相应客群而难以维持，而老年群体却在不断扩大。物业成本下降和其他类型物业的转型，这两个因素将使得场地问题未来比现在和过去更容易解决。”乌丹星表示。

人力成本上涨也成为此类机构的“刚性压力”。一位不愿具名的养老机构

人士坦言，“人工工资上涨，收入有天花板，支出无底洞”是行业普遍困境；另一名养老机构人士也担忧护理员补贴取消会影响收入稳定性，进而导致人员流失。护理员作为养老服务的核心力量，面临工作强度大、社会认可度低、职业晋升通道窄等问题，薪资水平若无法保障，将影响服务质量。

同时，硬件与安全标准提升，也进一步增加了投入。随着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服务设施等标准不断提高，机构需持续投入资金进行改造升级，大部分养老机构均面临硬件环境和消防安全标准提升带来的额外投入压力，而收入增长受限于老年人支付能力，形成“投入增、收入稳”的失衡格局。

二、资源配置不均衡

1.地区性资源错配问题

“城心养老”与“郊区空置”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李兆鹏向记者介绍，北京五环内养老机构入住率可达90%，而五环外部分机构则面临冷清局面。北京整体养老机构入住率约50%，60%～70%的床位在五环以外，资源错配问题严重。“这不仅是北京的特征，也是全国养老机构的共性：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城

心养老’，而非郊外大盘。”乌丹星分析，老年人普遍喜欢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长期生活。陌生环境会带来诸多不便。郊外大盘的核心价值在于能为活力健康的老年人构建新的社交圈，提供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和更大的空间，但通常面临医疗、交通等配套不足的问题。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代代人“年轻时去郊外、年迈后回城心”的循环，但就目前而言，让老年人离开熟悉的生活区域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郊外养老机构的入住率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2.驿站服务功能有限

目前，多数社区驿站聚焦上门清洁、做饭等基础服务，专业照护、康复理疗、心理疏导等深度服务供给不足，部分驿站虽提供助医、陪诊等服务，但受限于场地和人员，服务深度仍有提升空间。对此，乌丹星认为，因为社区空间有限，且主要承接经过需求评估的老人，其作用更多是福利性的社会力量支持平台。如果以此作为定位，过去规定驿站必须提供“几助”上门服务的思路是有偏差的。老年人的需求千差万别，远非几项服务所能涵盖。社区养老服务（抛开有床位的小微机构）不应是一个独立的商业模式，更应该是一个连接需求与供给的平台和纽带，帮助老年人对接资源，并监督服务质量。

3.“一小”服务设施缺失

同时，调研发现，多数机构将重心放在养老服务上，“一小”服务仅处于

尝试阶段，未形成体系化供给。天通苑机构虽在驿站设置亲子阅读空间，约50多位孩子参与，但未纳入核心业务布局；多数机构和服务驿站则未开展托育相关服务。

对此，专注养老社区运营的水印养老社区中国有限公司CEO汪勇表示，从目前发布的政策和给与的补贴等方面看，政府有决心推进“一老一小”嵌入式服务设施。但据了解，目前还没有特别成功的市场化运作案例。汪勇认为，嵌入式服务设施能不能可持续发展，运营实体和团队是不是有服务“一老一小”的专业能力和经验，到底是公益、普惠还是市场化？都值得深思和关注。

乌丹星则认为，此前，政府主要精力投在“一老”上，并非一开始就同步推进“一老一小”，在社区机构布局和建设上，先解决养老问题，随着少子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及托育难等现实问题，“一老一小”才在近一两年提出。

她坦言，从发展阶段看，第一阶段集中解决了养老问题。接下来，从社区综合服务角度，把“一小”纳入进来。因此，目前融合不足并非大家或市场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而是整体规划与政府布局的节奏决定的。“一老一小”刚刚纳入社区服务整体板块，应该说是刚刚起步，所以现阶段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设施如何建设、如何适配是正常的，这是发展阶段和政策导向所决定的。

三、政策支撑不足，市场培育不成熟

补贴政策的精准性和稳定性有待提升。尽管政府提供床位补贴、运营补贴等支持，但机构普遍反映补贴标准偏低，难以覆盖成本上涨。从全市范围看，养老助餐补贴分为基本服务对象5元/天的就餐补贴和运营方3元/天的运营补贴，虽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在食材、人力成本上涨背景下，补贴效能逐渐减弱。

运营主体定位问题，也让驿站的运营边界显得模糊。目前多数社区驿站由盈利性养老机构运营，但驿站的公益属性与机构的盈利诉求存在天然矛盾。天通苑机构反映，驿站因消防安全和居民投诉无法提供住宿服务，日间照料模式需求有限，难以盈利；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驿站也依靠机构的盈利维持运营。

对此，乌丹星表示，驿站本身就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产物，其最初定位就是一个由公共财政全力支持、整合社工与志愿者的服务平台，让盈利性的养老机构去承接运营，这从出发点就存在偏差。

她认为，社区需要一个平台，但应该是一个公益性的综合服务平台，里面主要是政府财政支持的社工和志愿者；养老机构是服务的“供应商”和“参与

者”，而不是这个福利性平台的“运营支撑者”。让养老机构去运营一个几乎没有盈利点的碎片化服务平台，逻辑上就行不通。如果只是为了提供上门服务，养老机构完全可以从本部直接派员上门，无需额外建设一个实体驿站。

破局之道：

专家视角下的优化路径与未来展望

针对调研发现的痛点，中国房地产报调研小组结合专家访谈、国内先进经验，从定位调整、模式创新、政策完善等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精准定位社区服务平台属性

乌丹星认为，破解嵌入式服务困境的核心在于明确社区服务载体属性定位。她建议，将“驿站”这个概念转化为“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平台不应只针对老年人，而应面向整个社区的“一老一小一残”乃至所有有需求的居民。它是一个公益性的咨询和对接平台，由财政支持，依靠社工和志愿者以最低成本运作。居民可以来这里求助，平台帮助其对接专业的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康复机构等服务资源。

运营主体方面，该平台应由政府财政保障，依托社工和志愿者以最低成本运作；养老、托育、医疗机构等作为专业服务供应商参与，而非承担平台运营成本。养老机构作为专业的服务提供商参与其中，而不是去承担这个平台本身的运营成本。这样就从“只为老人设驿站并让企业运营”的思路，转变为一个“财政支持、服务整个社区的公益性综合平台”，从根本上理顺了角色和关系。

对于社区嵌入式小微机构，乌丹星提出“适度规模+精准服务”定位方向：社区嵌入式的小微机构其实是居民最欢迎的类型，因为它符合“一碗汤距离”的便利原则，其推广的核心障碍在于价格和服务两点；规模要适度，床位数过少（如低于30张）很难通过收费覆盖成本，实现可持续运营，一般认为，30～50张床位是维持微利的基础。服务要扎实，社区小微机构主要服务刚需老人（高龄、失能失智），必须把服务做精、做满意，形成口碑。在一个有限的社区范围内，好的服务和适中的价格会通过“老带新”迅速填满床位。

二、模式创新：构建多元协同服务体系

在服务模式上，应构建“政府+机构+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体系。政府层面，需发挥规划引导和资源供给作用，将闲置设施转型为社区服务平台，如废弃的幼儿园、小学、办公楼等，既降低场地成本，又实现资源再利用。

乌丹星坦言，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整，物业价值下降，闲置设施转型养老服

务的可行性持续提升，政府应主动牵头推进设施改造与供给。这也与她提到的场地成本优化路径相契合。

机构层面，应聚焦专业服务能力提升，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养老机构可深耕居家照护、失能失智照护等核心业务（如天通苑机构的医养融合模式、首开寸草的康复服务），通过专业化提升服务附加值；托育机构应强化科学育儿、早期教育等服务，与养老服务形成互补。

对此，汪勇提出了“专业化分工”思路。他认为，“一老一小”服务是两个专业能力，应具备不同的专业经验。因此，团队的磨合尤为重要。

从调研来看，“一老一小”融合是发展阶段演进的必然结果，当前处于“一老”基础扎实后纳入“一小”的过渡阶段，未来需在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统筹下，逐步整合场地与活动资源，实现从各自专业到协同服务的升级。

实际上，天通苑机构的亲子阅读空间、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社区辐射能力，都为“一老一小”融合提供了基础，未来可通过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统筹开展亲子活动、隔代教育等融合服务，实现资源共享。

三、政策完善：筑牢可持续发展保障网

政策支持需从“普惠性补贴”转向“精准化赋能”，重点解决成本、人才、支付三大核心问题。在成本控制方面，除延续现有床位补贴、运营补贴外，应增设装修改造补贴、场地租赁补贴，对利用闲置设施开展服务的机构给予额外奖励。

人才保障是服务质量的关键，需构建“培养+激励+留存”的全链条体系，政府可加大对养老、托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投入，支持校企合作。例如天通苑机构与首都医科大学的合作模式就值得推广复制。同时，建立护理员岗位补贴、职称晋升等激励机制。

支付保障体系建设同样重要，长期护理保险或可扩大推广地区。所谓长护险，指的是通过社会互助共济的方式，为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导致长期失能的参保人，提供护理服务费用保障，或直接提供必要的护理服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的服务供给。

根据报道，北京市石景山区试点5年来，每年参保长护险人数超过42万人，累计保障6233人，提供机构护理、居家上门护理等3种服务类型，32个护理项目

覆盖基本照护需求，每月近3000元的待遇保障，切实减轻了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及经济压力。该区还向家庭成员提供护理知识培训，让失能人员得到专业照护的同时，家属也能获得“照护喘息”。

调研中，机构人士普遍期待长护险全市落地，称这一政策既能减轻老年人支付负担，又能稳定机构收入预期。

四、未来展望：从“基础保障”到“品质服务”

展望未来，中国房地产报调研小组认为，政府、机构、社区、家庭协同发力，将推动嵌入式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精不精”转变，让“一碗汤距离”的民生服务更有温度、更具品质。

“一老一小”牵动万家心，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是破解民生痛点的关键载体。北京市近10年的建设实践，已奠定坚实基础；养老机构的创新探索，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面对成本、供需、政策等多重挑战，唯有明确定位、创新模式、精准施策，才能实现“普及化、优质化、普惠化”发展目标，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儿童健康成长，让社区真正成为民生幸福的“温暖港湾”。

系统化构建“三重护航”的队伍治理机制基于江阴市融媒体中心的调研分析

江阴市融媒体中心（数据集团）纪检部副主任张菁

本文基于“政治品格、专业素养、廉洁底线”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江阴市融媒体中心（数据集团）的实证研究，重点剖析基层宣传队伍在全媒体时代面临的考验与挑战，并为构建系统化的“三重护航”治理机制提供实证依据与路径参考。

一、时代背景与问题导向：深刻认识队伍建设面临的“三重考验”

2025年，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处于技术变革与意识形态风险交织的激荡前沿。AIAgent（人工智能体）、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深度介入信息传播，使得主流引领在“去中心化”的浪潮中面临“何以抵达”的困惑，在“碎片化”的语境下面临“何以深入”的挑战。这一切对队伍的政治定力、专业本领与廉洁防线构成了全面的压力测试。

首先是政治品格的“把向”考验。部分基层人员对党的创新理论领会不深，学用结合不够紧密，在报道重大原则问题时，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有待加强；面对网络空间的杂音噪音，有时显得准备不足，甚至存在“失语”状态，这反映出其运用政治理论武器廓清迷雾、引导舆论的实际本领有待进一步锤炼。

其次是专业素养的“迭代”考验。当AIGC重新定义内容生产力时，许多传统技能的刻度正在失灵。部分员工“能力水位”与时代要求差距拉大，创新动力不足，陷入“多平台、老套路”的惯性，难以穿透圈层壁垒与新生代受众建立有效连接，导致引导力失效。深层次看，媒体融合的纵深发展正迫切呼唤一批能同时理解宣传规律、技术逻辑与市场规则的“T型人才”，而此类人才的紧缺正制约着整体竞争力的跃升。

再次是廉洁底线的“承压”考验。宣传文化资源在数字化进程中展现出显著的流量价值与市场潜能，这对其管理岗位的合规性与抗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掌握短视频、数据、项目等资源配置权的关键岗位，其履职环境日趋复杂。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有效识别与防范在内容发布、数据使用及项目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游走于现行制度边缘的新型风险。这类风险形态隐蔽、界定不易，对监督工作的穿透力与精准性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基于此，构建务实管用、符合基层实际的“三重护航”治理机制，不仅是回应时代挑战的必然要求，更是履行纪委监督保障职责、推动队伍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调研发现：基层队伍建设的现实图景提升空间

政治品格层面：整体稳固与情境性张力并存

调研显示，队伍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高度一致，展现出良好的整体素质。然而，政治能力在不同实践场域中的呈现存在结构性差异，呈现出从核心到边缘递减的“光谱分布”。在理论转化维度，呈现“知行梯度”现象。管理层普遍具备较强的理论阐释能力，而部分一线业务人员则面临将理论话语有效转化为大众语言的挑战，致使部分宣传内容教化意图明显而生活气息不足，影响了传播的亲和力与穿透力。在纪律践行维度，存在“场域适配”需求。在传统媒体平台，内容把关流程严谨规范；然而，在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等强调个性表达的新兴传播场域，个别从业者对政治纪律的情境化理解和适应性执行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在阵地管控维度，呈现“责任分层”态势。对内部自有平台的管理已形成成熟范式，但在面对合作平台、外包项目等外部阵地时，管理责任的衔接与监督效能的传导机制尚需进一步明晰与强化。

专业素养层面：基础夯实与结构性瓶颈同在队伍整体学历结构与知识基础持续优化，但能力构成与深度融合发展的要求之间仍存在适配瓶颈。技术融合能力面临代际整合挑战。年轻员工长于新平台、新工具的应用，但对内容深度与专业价值的挖掘能力有待沉淀；资深员工在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系统性融入策、采、编、发全流程方面，仍需突破惯性、实现能力跃升。融合发展思维呼唤系统性贯通。跨部门、跨平台的“融媒＋”工作思维尚未完全内化为普遍的工作逻辑，部分业务条线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职能壁垒，影响了资源整合的效能与协同创新的潜力释放。知识迭代速度需与行业演进同频。面对急速演进的技术环境与传播生态，现有培训体系的供给在前瞻性、系统性与实战性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同时，员工自主进行知识更新的内在驱动力也需通过机制创新予以进一步激发。

廉洁底线层面：总体稳健与持续性赋能叠加

队伍的廉洁自律基础坚实，但在新兴业务形态和复杂市场环境中，风险防控体系需进行动态强化与前瞻性布局。“微权力”的规范化运行有待持续聚焦。发稿权等日常运营中的基础职权，因其直接关联传播资源，其运行的透明化、标准化与监督的常态化，是防范潜在风险的基础环节。

“软性”利益交换的识别与界定需深化探索。在媒体合作、项目外包等市场活动中，存在通过非直接现金形式的交往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性，这类行为

界限模糊、隐匿性强，对监督工作的精准性与细致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制度执行的末端效能亟待巩固提升。在采购招标等具体操作层面，制度规范的刚性约束在传导至执行末端时存在效能衰减现象，如何确保业务流程在基层不走样、不变形，是筑牢廉洁防线的关键一环。

三、构建“三重护航”治理机制的路径探与创新举措建议

针对上述现实图景，必须树立整体思维，推动形成政治、专业、廉洁三者相互支撑的协同护航格局。

筑牢“政治铸魂”机制，淬炼“引导力”把准方向

着力推动政治能力建设从“泛化灌输”向“精准淬炼”转变，启动政治能力提升计划。一是推行理论武装“靶向施训”，建立分层分类学习机制，领导干部聚焦深度研读与战略思维训练，一线人员突出案例教学与实操训练，依托“学习强国”“记者之家”“智慧广电学院”等平台实现在线学习与能力测试常态化。二是实行“政治三力”实战模拟训练，围绕热点舆情处置、重大政策解读、敏感事件报道等设置仿真场景，强化人员在复杂情况下的政治判断、领悟和执行能力。三是建立“组织—家庭”双向联动机制，通过政治家访、定期谈心等方式，动态掌握“八小时外”思想状况，及时干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同步完善意识形态全流程责任闭环。一是细化责任清单，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嵌入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明确策、采、编、发等各流程的政治要求和纪律红线。二是严格内容导向“三审三校”机制，在传统编审流程中强化政治、政策与格调把关，尤其对重要稿件、热点问题、舆论监督等内容实行前置审核。三是实施“廉洁—政治”双承诺准入制度，在与第三方合作机构签署合同的同

时，同步承诺履行廉洁从业与内容安全责任。

深化“专业赋能”机制，驱动“生产力”迭代升级

围绕媒体资源整合、内容生产强化、数据价值深耕、产业空间拓展等战略方向，系统推进组织与人才协同发展。一是强化顶层架构的战略牵引作用，动态优化部门设置与职能配置，将原有运营、编辑、经营、技术四个委员会整合为运营、编辑、经营三大板块，将技术开发、个人IP孵化打造等职能明确纳入经营范畴，以强化技术驱动与价值转化；在内容创新领域试点设立专项工作室，配套重大项目专项基金，并在人才配置、资源调度与激励机制上给予政策倾斜，以机制创新激发基层内生活力。二是实施“能力雷达图”精准导航，基于战略需求为各岗位建立个性化能力档案，通过周期性评估精准定位能力缺口与成长

路径，年末推动实施“人岗双选”，全面提升组织与人才的适配效能。三是推动“导师帮带2.0”的价值传承，在业务技能传授基础上，将政治素养、职业伦理与融媒使命作为核心传承内容，实现组织经验的有序积淀与队伍作风的持续涵养。

同步构建“实战厉兵与赛马争先”一体化育成机制。一是开展“融媒大比武”，开设竞品融媒产品，在重大主题、重要节点，统筹规划、有序竞争与协作，在实战中提升文案、拍摄、剪辑、AIGC等内容生产能力，营造以赛促学、以练促干的浓厚氛围。二是推行“重点项目揭榜挂帅”，打破身份界限，鼓励有能力的员工（团队）揭榜攻关急难险重任务，在攻坚克难中锻造复合能力。三是强化培训成果转化评估，将培训后的业绩改善与创新成果作为评价培训效果的核心指标，注重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的深度融合与实效转化。

巩固“廉洁治理”机制，激活“免疫力”涵养生态

着力推进“廉洁治理智慧化”转型，系统构建风险预警与防控新范式。一是绘制“岗位廉洁风险动态图”，通过“岗位自查＋部门联查＋纪委督查”三级联动机制，持续识别并更新各业务环节风险点位，实施分级预警与差异化管理，确保防控措施精准对位、动态优化。二是嵌入“廉洁监测节点”，在项目审批、经费报销、广告经营及内容外包等重点领域，部署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监察模块，实现对异常操作的实时感知与自动预警。三是推行“合作伙伴廉洁信用码”管理，对供应商、合作方进行廉洁评估，依据评估结果赋予“低中高”三级信用码，并将其作为合作准入、续约与退出的重要依据，推动监督关口前移。

同步完善“执纪问责与激励担当”的协同治理机制。一是精准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强化日常监督，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对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保持纪律震慑。二是深化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质效，对典型案例开展深度剖析，针对性制发纪律检查建议，推动相关领域完善制度、优化流程，实现“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治理效果。三是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原则，细化容错纠错情形与程序，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营造锐意创新、奋发有为的干事环境。

持续营造“清廉融媒”文化生态。一是打造“沉浸式”廉洁教育矩阵，整合本地廉洁文化资源与警示教育素材，开设“实景研学＋庭审观摩＋案例教学”多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强化“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警示效果。二是创作

推广廉洁文化产品，发挥融媒专业优势，策划制作兼具思想深度与传播效力的廉洁主题产品，通过“线上数字阵地＋线下实体空间”双渠道传播，实现廉洁教育全域覆盖。三是选树“廉洁先锋”典型，大力宣传恪守职业道德、清正廉洁的先进集体与个人，以榜样力量带动形成崇廉、尚廉、守廉的行业新风尚。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提出的“三重护航”治理机制，源于对基层复杂实践的深切体认。这三重机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它也绝非静态的制度汇编，而是一个需要在治理实践中动态调适的有机系统。本研究意图将分散的、感性的基层管理经验整合为一套概念清晰、路径明确的治理框架。其生命力在于应用，未来可进一步探讨该框架在不同区域条件下的演化路径与运行效能，尤其关注其在应对AIGC冲击、防范新型“微权力”腐败等方面的适应性调整，从而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积淀更为扎实的基层智慧。

以县域城镇化建设为战略支点构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以山东省为例》课题组

新型城镇化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抓手，山东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和人口大省，县域城镇化建设已进入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组织课题组对山东省城镇化建设成效进行调研，深入分析山东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仍面临的突出问题，聚焦高质量、特色化发展，围绕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建议，为新型城镇化战略向纵深推进提供典型示范。

一、山东省县域城镇化建设成效

（一）城镇化发展体系不断优化

《山东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2023年山东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5.53%，其中济南、青岛、淄博、东营、威海5市城镇化率超70%；烟台、潍坊、泰安3市城镇化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城市群内部规模梯

队日益明显，网络层级结构进一步优化，已形成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主体，济南、青岛2个特大城市，淄博、潍坊等10个大城市，东营、日照等8个中等城市，平度、龙口等74个小城市以及1072个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发展层级。同时，点线面结合的“双核、四带、六区”城镇空间格局逐渐显现，即济南、青岛2个核心城市，济青聊、鲁南、沿海、京沪通道4条城镇发展带以及“青岛—潍坊”“临沂—日照”等6个城镇密集区。

（二）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2023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3年山东省新改建城市道路1130公里，新增综合管廊58公里，海绵城市216平方公里，改造雨污合流管网1793公里，新增67个县（市、区）实现清零；山东省已基本实现县级以上医院全覆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100%，全省卫生机构数、床位数、技术人员数分别由2010年的16496个、38.2万张、44.1万人增长至2023年的88195个、73.9万张、93.5万人；山东省已建成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2.4万处，老年食堂1.2万处、家庭养老床位7.7万张，县级敬老院166处和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182处。

（三）小城镇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建制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不断完善，山东省已有超过500个建制镇燃气普

及率达到95%以上，平均供水普及率已突破97%，部分经济强镇如广饶县大王镇已实现全域供水100%覆盖。山东省各地区重点建制镇龙头带动作用逐年增强，2023年全省有85个建制镇入选全国千强镇名单，其中广饶县大王镇、临淄区金山镇、兖州区新兖镇等8个城镇位居2023年全国百强镇之列。特色小城镇建设有序推进，截至2023年，山东省累计有22个特色小城镇入选国家级特色小城镇名单。

二、山东省县域城镇化建设的不足

目前看，山东省面临着城镇化建设后劲不足、产业亟需转型升级、城乡要素流动性有待提升等挑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速由2015年的2.20%降至2023年的0.99%，除济南、青岛等外，其余地市处于人

口外流状态；山东省65岁及以上人口已增长至1761.40万人，山东省正在向老龄化社会迈进。城乡产业布局存在不均衡现象，特别是县域数字经济占比不高、传统制造业占主导，农业生产综合效益水平有待提升。企业“招工难”和劳动者“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改变，企业所需人才招不来、留不住现象比较普遍。县域自身经济力量相对薄弱，致使社会资本流入城镇、支撑乡村发展的积极性相对不高，“人才＋项目”“双招双引”工作效果不显著。

三、经验借鉴

山东省作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典型样本，深入总结其推进城镇化的实践路径与政策经验，有助于揭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对全国同类地区城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科学分类施策，推动融合发展

基于县域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及人口流动特征，划分五类功能型发展单元制定并差异化发展路径。一是依托大城市型县域，承担产业转移、人口疏解、公共服务延伸等功能；二是专业功能型县域，依托交通枢纽、特色资源或历史积淀，形成单一主导产业；三是农产品主产区型县域，以粮食、蔬菜、畜牧等农业生产为主导，承担保障粮食安全与推动农村城镇化双重任务；四是生态功能区型县域，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五是人口收缩型县域，推行“撤并自然村、集聚中心村”策略，将腾退土地优先用于公共服务设施和绿地建设。

（二）推动产业全链升级，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一是聚焦技术升级与智能化改造，在纺织、机械、化工等县域支柱产业实

施“千企技改”工程；二是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建设县域特色产业创新中心和中试基地；三是推进产业数字化升级，实施“数智强县”行动，构建县域产业大脑平台，整合生产、物流、市场等数据资源，实现产业链供需精准匹配与风险动态预警；四是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技术装备开发应用，推动重点制造业行业大规模应用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打造一批智能制造典型场景。

（三）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动态化人口监测与服务响应。建立县域人口流动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产业用工需求与公共服务承载能力，动态调整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二是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创新。建设县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接入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服务中心数据，实现需求响应、服务监管的数字化管理；三是推进智慧交通系统下沉县域。加密欠发达县域路网，构建县域交通信号动态优化平台，实施交通隐患路口动态治理工程，推广可变车道和智能诱导系统，同步推进新能源充电桩全域覆盖；四是加速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千兆光网入县”工程，实现5G全覆盖，在重点区域部署万兆光网和边缘计算节点。

（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激活城镇化内生动力

一是推进镇级行政体制改革，强化基层治理效能。系统梳理省级、市级行政审批权限，将产业发展、土地规划、项目审批等关键权限下放至县级政府，赋予其匹配的资源配置能力；二是创新县域考核激励机制，建立差异化绩效评价体系。突出城镇化质量、产业创新、生态保护等指标，对改革成效显著的县

（市）给予土地指标、财政资金等倾斜支持；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农村资源价值。推动县域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闲置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城镇化建设；四是强化机构编制保障，优化人才流动政策。推行岗位全员聘任制，在开发区、重点镇试点取消事业编制身份，实行“以岗定人”的灵活用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