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篇）2026年2月调研报告汇编

（34篇）2026年2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录

一、党政机关

1．上海市总工会课题组：

“十五五”时期上海高质量充分就业：趋势研判、政策思路与重点举措…1

2．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鲍杨：“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优化基于赣东北地区的实践调研…18

3.张伟：

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路径探析以辽源市为样本的调研27

4.求是杂志社政治评论部、安徽日报社联合调研组：

科技创新：企业如何“唱主角”来自安徽企业一线的调研31

5.陕西省水利厅课题组：

强化系统治理筑牢“十五五”陕西水安全保障基石38

6.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王琳：

山东荣城关于县域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调研与思考…53

7.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联合课题组：

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与有效路径…57

8.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研究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64

9.武山县农业农村局杨红英：

武山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70

二、高校

10.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高子瑶：“双碳”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影响因素调查研究以天津农学院为例…76

11.运城学院外语系孙佳：“五育并举”背景下高校学生党支部高质量培养学生党员问题与对策研究84

12.焦作工贸职业学院刘淑婷：

产教融合模式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89

13.渤海大学管理学院张岩松：

低空经济背景下无人机物流的发展现状、制约问题与对策研究…96

14.南京警察学院人事处张青：

高校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探讨…99

15.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谭琳芳：

高校债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104

16.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常存平：

高职院校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109

17.沈阳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丹晶：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114

18.北京联合大学图书馆黎松炎：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校基层管理队伍建设的要求、问题与对策……12019．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李丹：

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工作中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125

20．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葛丽敏：

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现实问题与对策建议…13021．李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意义、问题及对策……13422．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陈玲：数字赋能乡村民宿发展中政企

合作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湖南省G县为例140

23.苏州大学王文洁：特色党建引领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以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苏州大学唐仲英医学院研究院第一党支部为例…152

24.杨尚钊：乡村旅游地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现实问题及对策建议以贵州省为例…159

25.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范乾苏：

乡村振兴背景下甘南州民宿经济调查研究…165

26.天津商业大学魏晓雯：

新时代基层公务员激励问题与对策研究…173

27.安徽工程大学邹俊：

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及对策…178

三、企业

28.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李盼盼：

国企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问题及对策190

29.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黄园园：

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96

30.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杨倩倩：

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问题及对策…200

31.卢世勇：

新形势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常见问题与解决对策…204

32.中国移动陕西公司课题组：

以系统观念推进国企党建质量整体跃升…208

四、医院

33.镇平县中医院侯豪：

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13

34.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指导中心李鑫：

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养结合需求与服务的调查研究…219

“十五五”时期上海高质量充分就业：趋势研判、政策思路与重点举措

上海市总工会课题组

一、问题的提出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是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之间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我国就业形势面临巨大挑战，20XX年以来全国就业人数多次出现降幅超过0.5%的负增长情况，企业“招工难”与劳动者“就业难”、低端“就业难”与中高端“人才荒”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党的大会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2024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必须彰显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的长期向好趋势，特别是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未来五年，我国就业市场将面临全球产业链重构、科学技术加速迭代、就业观念转变、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内外部影响，就业发展环境更为复杂多变。①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做出部署，明确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作为就业优先战略的核心概念，“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具体表现已较为清晰。宏观层面上，主要包括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等；微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②学界主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概念内涵、影响机制、评估测度等方面进行研究。关于概念内涵，尽管尚未形成普遍性共识，但基本认同应从量和质的维度看待就业问题。就业数量是基础，充分就业表现为“扩容”；就业质量是保障，高质量就业表现为“提质”。③有学者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结合点是增效，就业应与产业相协同，保障劳动力市场资源高效配置。

④关于影响机制，学界普遍认为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对就业有根本性影响，技术进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并存，改变了就业市场的总体结构。⑤应对这一变化时，要注意各级政府间、政府部门间的政策协同，释放技术进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最佳效应。⑥关于评估测度，通过构建高质量充分就业水平指数，从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方面进行统计测算，我国整体就业水平呈现稳步提升趋势，充分就业水平高于高质量就业水平，区域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差异化分布。

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后发现，尽管学术界已经大力开展就业问题的理论研究，但对于我国就业领域存在的实践困境缺乏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特别是针对“十五五”时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研究较少，仅有的文献聚焦制定就业专项规划的意义以及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政策建议缺乏具体措施。对于“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现有研究与实践需求相对脱节，对编制规划的指导意义不足。有鉴于此，本文选择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上海为研究对象，通过总结“十四五”时期就业发展态势、预判未来五年就业变化趋势，提出适合大型城市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政策思路及实践路径，为“十五五”时期将就业优先战略由“路线图”落实为“施工图”提供地方性参考经验与决策依据。

二、“十四五”时期上海就业发展基本态势

“十四五”时期①是我国就业事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就业困难挑战比较大的时期，稳增长、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不断凸显。上海积极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稳定就业和扩大就业并重、促进创业和提升职业技能并举，不断扩大就业容量，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一）就业规模稳中趋缓，总量矛盾有效纾解

“十四五”时期，上海基本完成新增就业与调控失业任务，全员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2024年上海就业人员数量出现小幅下降，由20XX年底的1374万人降至2024年底的1330万人，年平均降幅为0.81%。2020

—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年均59.93万人，最低值为2022年的56.35万人，2023、2024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4.5%、4.2%。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劳动生产率从20XX年的30.28万元/人，大幅跃升至2024年的40.55万元/人（见图1），增长率达到33.91%，较人均GDP增幅高出3.86个百分点，远高于“十四五”规划要求的36万元/人。

与此同时，上海常住人口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者素质稳步提升。根据上海市人口普查年鉴数据，20XX年劳动年龄人口为1651.01万人，较2010年减少93.42万人。20XX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8.85%，较2010年提高5.03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值减少对上海就业规模缩小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3年上海就业人口中，接受过大专及以上程度教育的人数占比为55%，较20XX年增加5.1个百分点。其中，大专学历占比减少0.4个百分点，本科、研究生学历占比分别增加3.6、1.9个百分点。根据上海市人口普查年鉴数据，20XX年上海劳动年龄常住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为46.43%。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2024年累计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649.97万人次；2022—2024年支持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总计3.91万人，新增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14.62万人次。

（二）就业结构持续优化，供需匹配逐步改善

近年来，上海就业的产业集聚效应明显，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显著增强，就业渠道不断拓展，推动劳动用工模式向多元化、灵活化转变。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4年底上海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分别为20万人、426万人、884万人，较20XX年分别减少7万人、22万人、15万人；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1.50：

32.03：66.47，与20XX年相比，一产、二产就业占比下降，三产就业占比上升。从行业来看，上海工会统计手册数据（见图2）显示：2024年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用工占比分别为22.40%、10.10%，较20XX年分别减少2.65和0.68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用工占比分别为4.78%、2.45%，增加0.04、0.44个百分点；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用工占比分别为10.00%、8.96%，较20XX年分别增加0.42、1.72个百分点。从所有制来看，上海的就业结构调整表现为：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通过产业转型向高端制造、技术研发等领域进军，推动用工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迁移，民营经济、个体及其他经济吸纳大量减员劳动者。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组织开展的上海职工收入调查网抽样调查，2024年国有经济、外资经济用工较20XX年分别减少1.33万人、11.63万人，占比下降1.83、2.48个百分点，民营经济、个体及其他经济分别增加13.56万人、38.04万人，占比上升0.66、4.57个百分点。

“十四五”时期，上海加大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力度，困难群体就业状况有

所改善。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2024年，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累计35.13万人次，新消除零就业家庭504户，创业帮扶7.34万户，帮助5.83万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2024年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达到24.5万人，政策重点聚焦“保就业”，政策性岗位招聘向应届毕业生倾斜，给予用人单位或劳动者一次性就业创业补贴，提供职业指导、技能提升、岗位推介等实名服务。

（三）就业质量稳步提升，保障体系持续完善

“十四五”时期，上海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但劳动报酬变化率未能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见图3）。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4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366元，较20XX年增长22.34%，较GDP增速高出3.06个百分点。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数据，上海2024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即社平工资，作为下一年度社保缴费基数）为12434元/月，全年为149208元，较20XX年增长20.27%；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组织开展的上海职工收入调查网抽样调查数据，2024年上海职工平均工资为143029元，较20XX年增长25.99%。人社部门公布的官方数据与工会的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劳动报酬增长率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增幅

（33.91%，见前文）。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74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5元，较20XX年分别增加260元、3元。按最低工资获取的劳动报酬（含社保与公积金个人部分）为3658元/月，仅为社保缴费基数（社平工资）的29.42%。此外，2023—2025年人社部门已连续三年未公布企业工资指导线。

近年来，上海持续扩大社保覆盖面，灵活就业参保取消户籍限制，“新职伤”试点落地。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上海共有1714.06万人（包括离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71.14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有1631.35万人（包括离退休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388.87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达到“十四五”规划预期目标。2023年5月1日起，上海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2024年3月1日起，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从24%降到20%；2025年6月1日起，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政策实施，缴存后其享有购房时申请公积金贷款等权利。

当前上海约有3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亟须为这一群体的权益提供保障。

2022年1月，上海市人社局等8部门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社会保险、职业伤害保障等方面的相关制度。2022年5月《上海市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实施办法》公布，7月试点工作启动，将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4个行业中7家规模较大的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截至2024年6月底，已累计将7家试点平台企业的113.09万名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①市总工会于20XX年推出《上海工会灵活就业会员专享基本保障》，2023年优化为《上海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专享保障》，2024年有95.73万名劳动者参保，累计参保人数达345万人次。

（四）就业政策健全完善，服务效能迭代升级

20XX年以来，上海积极推行就业与社会保障领域的地方性法规修订工作，建立向线上融合、向基层延伸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建立劳动关系矛盾预警机制、实施劳动解纷“一件事”改革等举措，积极回应就业形势以及劳动用工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市人大常委会于2022年5月通过修改《上海市工会条例》，2023年2月表决通过《上海市就业促进条例》。市人社局联合多部门先后出台有关青年就业创业见习、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创业、创业扶持政策举措、创业培训事项等政策；为规范劳务派遣，出台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的政策文件；为调动企业吸纳就业的积极性，出台用人单位一次性扩岗补助、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为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出台重点产业领域技能人才培养试点、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等政策。

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就业服务，上海开展“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依托社区资源，嵌入式设立社区就业服务站点。截至2024年12月底，全市16个区已经建成355个社区就业服务站点，覆盖全部街镇。2021年10月，上海公共就业招聘新平台（https：//jobs.rsj.sh.gov.cn）正式上线，2023年6月入驻“随申办”。市总工会推出“会聘上海”工会就业平台，为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群体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

近年来，上海积极推进劳动争议源头预防、一口受理、流程提效等全流程服务。同时，充分发挥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市人社局会同市总工会、市企联、市工商联等定期协商，研究分析全市劳动用工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协同联处重大群体性劳动纠纷和争议。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2023年上海各级劳动仲裁机构累计受理劳动争议案件25.87万件，结案25.79万件，年

度结案率平均为93.96%。劳动关系保持和谐稳定，根据上海工会统计手册，2024年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累计达到1.31万家。

三、“十五五”时期上海就业总体趋势预判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也是上海面向2035年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蓄力而上的关键时期。未来五年，上海总体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预计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稳中向好，为充分就业创造良好条件，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涌现。同时，劳动者技能与产业升级的适配性不足问题凸显，区域经济崛起给外地来沪人才留存率带来挑战，新就业形态群体扩张与劳动权益保障不完善可能削弱上海的就业集聚效应。

（一）经济波动冲击需求侧，就业总量面临压力

经济发展是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根本途径。“十五五”时期，上海经济仍将持续保持中速发展，年增幅预计为5%左右。根据2000年以来的数据测算（见图4），上海经济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大致表现为，经济增长率超过4%之后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拉动就业增长0.3023个百分点。与20XX年新冠疫情发生前相比，上海经济的就业拉动能力趋弱，目前经济发展的就业创造效应尚未完全恢复，按照当前情况测算，就业人数总量预计每年减少5万人。①从实际情况来看，2020—2024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均超过55万，高于“十四五”规划要求，但就业人数总量整体仍为负增长。“十五五”时期，上海仍将面临较大的就业增长压力，就业总人数可能面临持平甚至小幅减少的趋势，预计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达到70万人以上才能维持现有就业规模。

近年来，上海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要方向，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为12532.96亿元，较20XX年增长71.04%，占全市GDP的23.2%，占比较20XX年增加4.31个百分点。根据2013年以来的数据测算，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上对就业有负向影响，仍处于岗位“消灭”阶段，但工业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展现出一定的就业创造效应，形成结构性差异特征。

新型产业体系正在深刻重塑企业用工需求，存续企业出现正规劳动用工规模逐年缩减的情况。上海市总工会职工收入调查网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企业正规用工数量从20XX年501人/家减少到432人/家，用工需求减少13.72%，其中劳

动合同工减少11.36%、劳务派遣工减少25.96%。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商务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均出现不同幅度的减员，2020—2024年间各行业人员年变化幅度的均值分别为-6.39%、-4.26%、-2.14%、-1.28%；而技术服务业（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出现用工需求增长，变化率均值达0.89%。具体到制造业，2020—2024年，制造业企业人员每年变化幅度均值为-6.39%，4年间总人数减少26.36%；其中，劳动合同工年变化幅度均值为-5.54%，4年间人数减少23.15%，劳务派遣工、服务外包工年变化幅度时增时减、波动较大，劳务派遣工4年间人数减少25.36%，服务外包工4年间人数增加5.79%。数据显示，传统用工格局正经历着深刻变革，减少正规用工、增加灵活用工以及增加通用性岗位构成企业应对技术影响的用工策略。

此外，上海虽为一线城市，但平台经济市场规模增速明显趋缓，用户规模与市场渗透率已逼近高点，企业不再为了抢占市场而盲目扩张并开展大规模招聘，而是转为优化存量人力资源。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负增长，下降11.9%，而此前2021—2023年的年投资增幅均超过20%，反映出上海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放缓。平台经济、零工经济下日益壮大的“数字游民”群体，因其倾向于“边工作、边旅居”的生活方式，较少选择生活成本高昂、生活节奏紧凑的上海作为长期居住地。“十五五”时期，上海平台经济增速将持续放缓，规模扩张缓慢对就业增长的拉动十分有限。

（二）结构失衡制约供给侧，人才适配亟须破局

上海作为深度老龄化、户籍人口负增长的超大型城市，在常住人口结构上呈现出总量平稳、就业收缩、潜力不足的情况。根据上海市人口普查年鉴数据，20XX年上海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青年（16-34岁）、中年（35-49岁）、中老年（50-59岁）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28.40%、23.84%、14.15%，较2010年分别降低了7.74、0.48、1.17个百分点。在就业人口中，青年劳动者占比下降，超龄劳动者增多，劳动参与率上升；20XX年青年劳动者占全市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较2010年下降7个百分点，中老年劳动者占比增加0.06个百分点，超龄劳动者（年龄超过59岁的劳动者）占比增加0.054个百分点，劳动参与率提高5.03个百分点。

上海是典型的人口导入型城市，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动性影响着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根据上海统计年鉴数据：2023年上海户籍人口迁入28.88万

人，较20XX年迁入数增长93.78%；2023年迁出3.01万人，较20XX年迁出数减少11.68%。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落户条件放宽，人才引进与居转户已成为上海户籍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据社会咨询机构统计，2020—2024年人才引进、居转户的落户人数分别为15.49万人、12.14万人，其中2024年公示的主调人数分别为4.34万人、3.67万人，落户人数创历史新高。

引进高水平国际人才是上海提高城市全球竞争力、构建国际化人才高地的核心战略。上海科技进步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在沪工作外国人总量7.2万余人，有效期内“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约5.7万份，其中外国高端人才（A类）约1.6万份。

“十五五”时期，区域经济快速崛起将导致城市间人力资源竞争加速，上海将面临吸引与留住人才的挑战。根据上海市人口普查年鉴，20XX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1047.97万人，其中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868.11万人，10—19岁潜在劳动人口51.13万人。与2010年相比，外来常住人口增加16.74%，20—59岁的外来人口增加17.23%，10—19岁外来人口减少31.54%。值得注意的是，从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重庆等地流入上海的人数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来自这些地区的10—19岁年龄段人口均减少，分别较2010年减少1.77万人、13.28万人、1.17万人、0.84万人、2.02万人、3.56万人、1.48万人，降幅分别达20.73%、54.66%、30.56%、10.13%、65.02%、63.09%、66.43%。

上海就业市场正在经历由“人口规模驱动”向“人才质量驱动”的转型期，高素质劳动者成为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核心驱动力。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招录劳动合同工时有一定的技能要求。上海市总工会职工收入调查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4年高技能人才（技能等级为高级工及以上）占技术工人的29.50%，在合同制工人、派遣制工人中的比重分别为45.72%、10.10%。双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相对稀缺，在合同制工人中的占比仅为5.39%、

17.42%。实践中，劳动者素质提高存在“专业错配”与“知识断层”双重困境。由于等级工考试与高校理工类专业设置不匹配，部分工程硕士专业毕业生难以直接参加高级工认证；上海继续教育专业以文科为主，一线劳动者的学历提升多为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专业，极少接受理工科教育。

上海的教育资源较为丰富，拥有一大批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但专业设置以人文社科类为主，难以满足当前企业的用工需求。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23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中，文科院校（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

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及综合大学占比达到55.62%，理工科院校（理、工、农、医）占比不到45%。中职毕业生中约有一半人的专业为财经商贸、旅游服务、文化艺术、教育与体育、公共管理与服务等第三产业，占比达48.21%；技能型专业（如装备制造、电子与信息等）的中职毕业生占比仅有26.42%。尽管院校已经调整专业设置，但2023年高等院校新招收的学生中文科院校及综合大学占比达57.26%，工科院校在校学生占比下降0.44个百分点；中等学校新招收的学生中有45.96%的人就读于服务业专业，技能型专业在校学生占比仅提高0.49个百分点。“十五五”时期，企业用工需求与教育系统人才培养的错配问题将更严峻，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失衡将成为制约上海城市经济转型的深层矛盾。

（三）外部性因素叠加影响，就业市场多维承压

上海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外贸、外资对上海就业影响较大，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货物进出口贸易额下降、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幅放缓对上海就业市场已产生影响。2010年以来，上海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呈现下降趋势，货物贸易持续逆差。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上海市货物进出口总额42680.87亿元，约为上海GDP的79.15%，首次低于80%。上海服务贸易发展增长较为缓慢。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23年进出口总额2086.05亿美元，约为上海GDP的31.13%，2017—2023年每年进出口额变化率的均值仅为3%。近年来，上海实到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幅放缓，2024年继20XX年之后再次出现负增长。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176.73亿美元，较2023年下降26.6%。数据显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均有正向影响，其中服务贸易的就业拉动效应较为明显，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创造能力趋弱，滞后（延迟一年）效应也不明显。

①

投资与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重要方式，对就业有着直接影响。上海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除2022年为负增长外，增速基本在5%以上。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为11279.57亿元，较2023年增加4.8%，大概相当于2024年上海GDP的20.92%。②2020

—2024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两次增长（2021年13.50%、2023年12.60%）和两次下降（2022年-9.10%、2024年-3.1%）。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对就业有正向影响。③“三驾马车”中，进出口与消费对就业的影响比较接近，投资对就业的影响趋弱。“十五五”时

期，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持续较长时间，消费将是拉动就业的重要动力。上海正在通过加快新城建设，引导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疏解，“职住分离”

现象是“十五五”时期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中心城区的居住人口占比高于就业人口占比，就业人口大幅导入郊区，导致中心城区“产业空心化”。根据上海市人口普查年鉴，20XX年中心城区在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以及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等生活性行业的就业人口总体较2010年减少130万人，其中就业人口下降最大的是批发和零售业，降幅达10.58%。

受世界营商环境评价导向影响，上海劳动权益保障出现“去监管化”趋势。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2023年，上海处理结案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中，劳动者胜诉率为9.17%，较全国低16.82个百分点，企业胜诉率为21.33%，较全国高11.16个百分点。同时，案外调解率低于全国，2020—2023年上海案外调解案件约为结案案件的18.51%，较全国低7.61个百分点。“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继续作为样本城市参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评价中促进就业灵活性的要求可能会加剧上海劳动用工去监管化趋势，劳动权益保障面临更大挑战。

上海市总工会职工收入调查网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劳动合同工、劳务派遣工、服务外包工平均工资为147922元、102481元、88970元。调研中上海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低于统计部门、人社部门公布的数据。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2020—2024年上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频率由一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增长率均值为1.66%，调整幅度接近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低于社保缴费基数、失业保险支付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增幅。2025年，上海最低工资标准为2740元/月，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650元/月）的1.66倍、1年内失业保险金支付标准（2305元/月）的1.17倍。“十五五”时期，上海工资与社保政策具有较大程度的连续性，在此情况下，依靠现有收入分配秩序难以有效支撑劳动者实际收入增长。

四、“十五五”时期上海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政策思路

“十五五”时期，上海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应当立足经济增速换挡与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以“就业优先、产业联动、技能成才、权益保障”为核心思路，以“经济增长与就业稳定协同共进、产业升级与人才培育同频共振、权益保障与高质量发展有机统一”为基本要求，将就业扩容提质作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优先目标，探索形成“以发展拓岗位、以技能提质量、以保障稳预期”

的超大城市就业治理新范式，让上海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

（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工作思路

一是以中高速经济增长夯实就业基本盘，保持就业形势总体平稳。立足“十五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预期，以“维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为基本目标，深化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上海经济总量已突破5万亿元，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就业创造效应呈递减趋势，经济拉动就业的方式正由生产要素驱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应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就业政策体系。

二是以产业提质增效化解结构性矛盾，实现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的精准对接。制定重大产业政策、项目规划及改革措施，应前置性开展就业影响评估，综合考量政策实施及项目落地后的就业创造及替代效应。评估工作要突破岗位数量核算的传统方法，关注对主导产业、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效应，评估劳动条件、技能要求、权益保障等要素变化，动态监测岗位稳定性，避免因政策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风险。

三是以“居住—就业”优化城市规划布局，将就业人口流动纳入城市空间规划调整机制。中心城区人口梯度转移过程中，要评估人口迁移后对生活服务业、都市型产业及灵活就业的影响，预判就业变化情况，将就业容量融入城市总体规划，发挥“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优势，动态掌握就业岗位、人才居住、教育培训情况并优化配套布局，避免因人口外迁导致中心城区出现产业空心化与就业断层风险。

四是以技能培育贯穿教育全链条，发挥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主办地优势，推动在沪高校将通用性技能培训纳入课程体系。打通学历教育与职业能力培养的双向通道，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体系。高等院校开展跨学科通识技能教育，鼓励学生考取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深化专业硕士培养改革，将技能认证嵌入理工类专业硕士培养方案，推动人才培养标准与行业准入标准对接。

五是以数字经济引领就业创业新模式，探索“场景化治理、差异化施策”治理模式。针对网约车、外卖配送等体力劳动为主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照标准劳动关系制定“类雇员”劳动权益清单；针对在线内容创作、知识付费、远程办公等个体创意劳动场景，深化试点建设“数字游民公社”，打造共享办公空间；在改革前沿区域，探索建立“数字就业创新试验区”，吸引新型数字平台企业落户。

六是以制度创新筑牢权益防线，营造一体化公平就业环境。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中的劳工条款，扭转劳动用工领域去监管化趋势，重点监测违法解雇、超时劳动、过度加班、克扣工资、剥夺休息等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民生保障政策制定与调整应充分听取工会及劳动者代表的意见，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引导企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审查全市劳动就业领域政策法规保护力度，及时修订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及同级文件保持一致。

（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建议指标

“十五五”时期，上海要充分把握劳动力市场演变的规律和特点，锚定就业规模稳定与就业质量跃升双重目标。在指标设计上，遵循“系统性、可量化、可监测”的原则，构建覆盖总量、质量、效率的就业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八个核心维度及细化指标：

1.就业规模总体稳定，重点群体就业持续改善，劳动力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主要监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和调查失业率，关注重点群体就业率及失业人员再就业情况，确保就业规模在合理区间波动但整体保持增长韧性。

2.劳动者素质大幅提高，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更加匹配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主要评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关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人才供给匹配度。

3.高技能人才总量稳步扩大，技能人才队伍规模壮大、结构优化、分布均衡。主要指标为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人次、新增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人数、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重，强化“产才融合”导向。

4.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持续完善，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最低工资调整幅度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相协调，每年公布企业工资指导线，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5.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劳动权益保障进一步加强，更多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主要关注和谐劳动关系创建达标企业数量、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年度结案率，重点做好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保障。

6.创业带动就业动能持续释放，创业环境更加优化，政策服务体系更加完备，创业机会更多、渠道更广，更多人可以通过创业实现人生价值。主要评估帮扶引领成功创业人数、居民整体创业活动率，提升创新创业的活跃度与参与

度。

7.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可及，服务制度和标准体系全面完善，智慧服务能力

显著提高，实现社会保障卡发行应用全覆盖，推动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8．人才培养使用不拘一格，重点区域人才吸引能力大幅提升。重点监测五

大新城等区域人才留存率、劳动者技能匹配就业率，特别关注国际人才集聚度、本土人才成长性。

上述建议指标主要参考全国及上海“十三五”“十四五”时期各类规划，具体内容详见表1。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重、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帮扶引领成功创业等指标，为“十三五”时期上海就业和社会保障专项规划的考核指标；重点区域人才留存率、技能匹配就业率则是基于上海就业发展趋势创新提出的，其评价方式仍有待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

五、“十五五”时期上海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点举措

根据“十五五”时期上海就业将面临经济的就业拉动效应减弱、适龄劳动者减少、人才供需错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等严峻形势，针对上海现有就业保障、收入分配、人才培养、权益保障等领域政策存在的问题，促进“十五五”时期上海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强化就业优先战略，构建就业政策协同创新体系

一是构建就业友好型社会的政策协同创新体系，打造全维度就业支撑框架。上海应探索推出“就业友好型”专项激励，对吸纳就业能力强、劳动用工稳定、工资稳步增长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优惠。建立产业政策动态调整机制，企业连续多年减员则自动触发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配套措施。在就业人口导入区规划“产业社区就业核”，要求重大产业项目配套建设就业服务驿站、技能培训中心、职工公寓、社区商业综合体。构建城市更新就业保障模式，出台“旧区改造就业安置优先”政策，在规划阶段制定《就业保障方案》。

二是构建新质生产力就业生态，培育创业生态倍增引擎。积极开发新职业、新岗位，建立新职业技能认证/职称评审快速通道。上海应建立产业就业配比目录，明确将产值对应的直接就业岗位数作为政策补贴的依据之一。在科创集聚区建设“创业孵化加速带”，重点扶持硬科技、数字创意、绿色经济等领域创业项目。在高校推广“创业教育贯通工程”，将创业实训纳入本科生必修学分。鼓励龙头企业开放应用场景，通过“创业裂变计划”支持内部员工创新创业。深化长三角创业政策对接，推动G60科创走廊九城市创业资源互通、资质互认、

服务共享。

三是构建“政策协调、资源整合、利益共享”的就业协同机制，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上海应依托行业龙头企业与顶尖高等院校，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基地，建立集研发、制造、应用于一体的人才生态圈。建立“高端产业就业景气指数”，动态发布紧缺岗位指数、薪酬中位数、岗位竞争指数等数据，引导劳动力市场向高端领域有序流动，让“上海就业”成为全球人才配置的“风向标”。

（二）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

一是实施青年就业振兴计划，提振青年人就业意愿，推行就业重启计划。相关部门为就业意愿较低的青年人提供“心理重建+技能重塑”培训，向主动参与培训者在培训期间发放生活补贴。试点“就业积分奖励”制度，将志愿服务、技能学习折算为积分，可兑换住房补贴、医疗优惠等公共服务资源。

二是深化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形成立体化帮扶支持网络。上海应构建生育友好型就业环境，保障妇女就业创业合法权益，工会联合妇联开展“她力量·职等你来”专项行动，为女性提供灵活工时岗位和托育服务补贴等。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开发“云客服”“手语翻译”等居家岗位。

三是护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构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应参照标准劳动关系制定《平台从业者权益清单》，明确最低工资、工作时间、职业伤害保障等核心权益，推行劳动条件公示，强制平台设置权益告知弹窗。构建“数字游民”生态圈，鼓励环境优美的郊区街镇打造集共享办公、生活服务、社交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配置共享办公、直播基地、创意工坊等物理空间。

（三）破解劳动技能适配性难题，建设新型劳动者队伍

一是构建全周期职业生涯教育体系，推行全学段职业启蒙教育。上海应将“劳动教育”纳入中小学必修课，“职业指导”纳入高等教育思政课，推动课程内容与产业需求、科技前沿动态衔接。试点“学科交叉”培养模式，鼓励学生选修相近专业的课程，配备由教授、行业专家、技术工程师组成的跨学科师资团队，实施“双师同堂”“项目制学习”等教学方式。

二是以产教深度融合构筑人才蓄水池，探索建立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联动机制。相关部门探索在重点行业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联

合高校共建“卓越工程师学院”。探索文科生辅修理工科专业的培养模式，在文科类高校试点“新工科+新文科”交叉培养计划。针对上海“3+6”产业体系开展职业资格动态监测，实时跟踪重点行业的岗位技能变化，定期发布新职业资格目录与认证要求。

三是完善数字技能培育机制，打造终身学习与技能竞赛体系。相关部门探索推行“数字技能护照”制度，为每个劳动者建立终身学习账户。打造全链条数字技能形成体系，建立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开发“数字技能竞赛平台”，定期举办赛事。结合“技能中国行动”，优化工匠人才培育机制，强化新一代技能人才培养和评价。借鉴世界技能大赛参赛经验，整合人社、工会等部门的竞赛资源，形成梯次化、全覆盖的竞赛体系。

（四）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效率

一是加快推进国家公共就业服务区域中心（上海）建设，持续优化“乐业上海第一站”服务功能。上海应强化数字赋能公共就业服务，探索区块链+人才服务，实现技能认证、职业资格的跨机构、跨区域互认。在“上海公共就业招聘新平台”增设“外资企业招聘服务专区”，嵌入多语种界面、跨国视频面试、电子签章认证等功能模块，与领英、indeed等国际招聘平台实现数据互通。

二是发布“上海市就业地图”，与产业地图形成用工供需匹配。全市应整合人社部门岗位数据库、经信委产业布局数据、统计局人口流动数据，动态标注重点产业缺工企业、零工就业市场、技能培训基地等要素。开发“就业地图AI助手”，精准匹配劳动用工供需信息，自动关联同类职位薪资中位数、员工留存率等市场参考值。开发“虚拟现实职业体验”场景，通过VR技术模拟职业场景，使求职者提前体验相关工作，利用AI技术生成个性化职业规划报告，缩短求职时间。

（五）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落实劳动法律强化权益保障

一是健全劳动用工政策法规体系，开展劳动就业领域政策法规专项评估。上海应重点关注最低工资标准、工时制度、解雇保护等核心权益保障力度，前置审查新政策中劳动者权益条款，确保地方标准不低于国家基准。有效实施《上海市促进就业条例》，重点关注“公平就业环境”，在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上开展招聘广告限制性条款前置审查。加快修订《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对标《职业教育法》修订内容，与最新立法精神保持一致。

二是优化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数字赋能用工监管效能。各区应推广“劳动

维权一件事”数字平台，开发“云上仲裁”系统，实现异地同步质证、电子送达、在线庭审全流程办理。严格落实“劳动合同履行地优先管辖”原则，遏制企业滥用管辖权异议。探索建立数字经济劳动争议简易程序，在平台企业注册地设立平台经济用工争议调解中心，实现“即诉即裁”。完善劳动关系矛盾预警机制，聚焦劳动合同签订率、工资支付保障、劳动争议调解成功率等核心数据，对用工规模异动、集体欠薪苗头、群体性纠纷隐患实施动态监测与分级响应。

（六）完善促进就业创业监测评估体系，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一是建立多维就业影响评估框架，将“就业质量”嵌入政策/项目前期预研。相关部门应开展产业集聚效应评估，量化政策/项目对主导产业及上下游产业链的就业拉动效应。开展产业政策的就业效应监测，评估减税降费、产业扶持、技能培训补贴等政策对就业的拉动效应，使政策资源向就业带动强的领域适当倾斜。

二是建立“就业形势动态监测”机制。上海应依托大数据平台整合社保、税务、招聘网站等多源数据，对重点行业企业注销、岗位缩减、用工下降等关键指标设置预警阈值，连续数月超过警戒线自动触发政策工具箱。建立劳动条件动态评估体系，重点评估政策对工资水平、工时制度、职业安全等要素的影响。

（七）营造一体化公平就业环境，破除制度障碍推进平等就业

一是完善收入保障机制，持续推进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上海应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建立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企业人工成本、低收入职工生活水平联动的数据测算模型，稳步提升最低工资的保障力度。以行业集体协商构建权益保障网，探索高频问题协商“绿色通道”机制，支持设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诉求快速提交机制，试点开展“协商民主评议会”。重点关注生活性服务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探索建立“行业工资指导线+企业薪酬调查”双轨监测机制。二是构建产业转型就业缓冲机制，重点关注产业转移过程中劳动者安置问题。上海应建立“产业转移就业影响评估”前置机制，要求企业制定“劳动者安置方案”。在产业转移重点区域设立“就业缓冲区”，为被转移企业员工提供“原地转岗”过渡平台。发挥工会组织就业服务职能，在零工市场内设立“工会零工客栈”，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法律咨询、工伤保险代缴等一站式服务。

三是推动劳动用工合规管理，打造营商环境新标杆。上海应建设“招商引资全生命周期劳动合规管理”平台，建立企业劳动合规档案，由人社部门、工会、行业协会联合审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合作，构建长三角一体化就业市场，开展“跨省招聘周”活动，利用“一网通办”建立“长三角就业政策通办平台”。

六、结语

就业是民生之本，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本文以上海为例，聚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议题，从过去发展态势、未来趋势预判、政策路径设计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十五五”时期，我国就业发展将面临大量共性情况：从需求侧来看，我国经济的就业拉动效应趋弱，就业基本盘稳定性不足，将出现总量小幅下降与结构深度调整的态势，传统产业收缩与新兴产业扩张不同步，平台经济就业趋于饱和，技术变革推动劳动用工模式向多元化、灵活化转变。从供给侧来看，我国就业仍有较大压力，“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将出现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减小、区域经济崛起加速城市间人力资源竞争、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受限、学历提升与技能形成路径不畅、教育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等困境。从外部因素来看，我国就业环境将更为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外部经济环境不利因素通过贸易波动与外商布局调整传导至国内就业市场，投资增速放缓、消费降级将对就业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未来五年，因经济发展布局调整、就业监管趋于灵活、调控措施效能有待释放等因素叠加，我国就业市场面临更高的韧性要求。一是在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方面，各地应立足区域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完善就业促进政策体系，避免低水平、同质化导致的“内卷式”竞争。二是在劳动权益保障与就业公共服务方面，各地应在地方财力可及范围内尽力而为，重点关注拖欠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规避社保缴纳等痛点问题，优化职业精准匹配、技能提升培训、就业信息共享等公共服务供给。三是在就业激励措施实施方面，各地应根据地方财力与就业承载力，量力而行，注重政策措施的可持续性，合理设定补贴、减免等措施强度。

“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优化基于赣东北地区的实践调研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鲍杨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1]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江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省域实际，提出加快建设景村融合、产村融合、“三治融合”、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并结合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确定赣东北（上饶市、景德镇市和鹰潭市）、赣中、赣西南、赣南4个先行区，探索运用片区化开发理念。赣东北地区作为江西省“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试验场，目前在发展中存在乡村建设与产业融合不够紧密、乡村经营开发与带动农民增收还有欠缺、乡村文化传统与生态建设不够深入、城乡融合还要进一步探索等不少短板。因此，如何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准确把握“四融一共”的内在逻辑机理，通过“四融一共”建设一体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目前，学术界围绕和美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乡村治理与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开展了多维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总是向高回报率的区域流动，农村由于传统农业的品种单一以及市场回报较低，致使部分地区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2]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基层党建薄弱，亟待强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3]而和美乡村建设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乡村建设的评价标尺[4]。这既包括乡村地区人居环境整治、公共基础设施及服务升级，也涉及产业业态拓展、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从而实现乡村物质和精神文明共同富裕。[5]在这一系列系统性建设过程中，通过产业的发展能够使社会各方发现乡村建设的发展潜能，从而吸引高技术人才回归[6]。而和美乡村建设并非孤立地关注乡村，而是要以发展县域经济为核心，完善城乡融合机制，从而为建设和美乡村提供前提。[7]郭岩峰[8]主张坚持顶层设计、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等美丽乡村建设路径，侯雪静等[9]强调建设以农民满意度为标准、鼓励全程参与和监督的发展路径。相比之下，国外因缺乏与“中国式”乡村建设相对应的概念，研究更多聚焦一般乡村发展经验，如Singh等[10]早在20世纪

就提出通过引入新生产要素使传统农业转型。总体而言，国外研究实践性强而理论阐释不足；国内研究成果丰富，但在跨学科视角“、三治融合”以及对江西“四融一共”等区域特色模式的系统总结方面仍存在缺口。本文以赣东北乡村振兴先行区为案例，借鉴“千万工程”成功经验，从逻辑机理及实践路径等维度展开，探析“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

一、“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的逻辑机理

协同理论为“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该理论的核心是，一个系统有序运转的关键在于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产生协同效应，从而超越简单的全部子系统之和的整体效应。[11]目前，许多地区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存在只关注经济产业，却忽略了生态、文化以及治理等因素。以“四融一共”为核心理念的和美乡村建设，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景村融合、产村融合、‘三治融合’、城乡融合”四个维度之间的结构性整合与系统性互动一体促进“共同富裕”，这五个方面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四融”是切入点和发力点，不是简单的并列、平行关系；“一共”是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联农带农、增收致富贯穿建设始终。

（一）景村融合：筑牢绿色基底与驱动生态价值转化

景村融合是实现生态增值的关键路径，通过丰富生态资本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根本支撑。先规划、后建设是“千万工程”的一条重要经验。它通过将乡村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推动生态资源、景观风貌与居住空间的结构性整合，构建空间互应、资源互享、要素互补、利益互显的“景区+乡村”共同体，通过对生态资源、生态保护、生态产品、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变现，化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12]重构“人—地—景”关系，使生态优势成为乡村发展的内生性资产，为后续的产业增值与品质生活提供可持续的自然承载与美学基础，是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转化的空间前提。

（二）产村融合：构建产业体系与强化利益联结

产村融合是推动经济增效的核心引擎，通过激活内生动力，构建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基础。建设和美乡村，产业发展是引擎。它强调产业生态与乡村生活的有机嵌入，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村域上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共生的经济形态，打造乡村经济新的增长极。建立“资源—产业—收益”的本地化闭环与“农民—集体—市场”的多元化利益联结，强化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之间的协调性，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合理的分配结

构。

（三）“三治融合”：完善治理体系与实现长效善治

“三治融合”是达成治理增能的重要保障，通过夯实制度基础，营造乡村善治的良好环境。乡村善治是和美乡村的应有之义。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兼具秩序、活力与韧性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它不仅是处理公共事务的规则体系，更是塑造社会资本、培育公共精神、调节利益关系的软性基础设施。有效的“三治融合”能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社区认同、保障公平正义，从而为其他“融合”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与可信的社会承诺，是维系系统长期均衡的关键。

（四）城乡融合：推动要素流动与优化系统结构

城乡融合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战略选择，通过拓展发展边界，构建城乡融合共荣的新格局。城乡融合要打破系统封闭性，拓展乡村发展的资源边界与功能定位。这并非乡村对城市的单向依附，而是以县域为单元，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与功能互补。通过重构城乡关系，使乡村能够接入更广阔的市场网络、公共服务体系与创新资源，同时以其生态、文化等独特价值反哺城市，从而在更大的空间格局中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乡村系统的开放性与竞争力，为共同富裕开辟外部通道与结构性支撑。

共同富裕作为“四融”体系的终极目标，不仅体现增长与分配的均衡诉求，也呼应了包容性发展和共享理念的制度内涵。景村融合提供生态资产，产村融合实现价值增值，“三治融合”保障制度运行，城乡融合拓展系统边界，最终通过产业升级、收入分配优化与治理效能提升的交互作用，推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它从资源驱动转向制度与创新驱动，从单一治理走向多元协同，从城乡分割迈向融合共荣，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兼具学理基础与实践可行性的实践路径（图1）。

二、赣东北地区“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的主要路径

赣东北地区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涵盖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全域，总面积约3.16万平方公里。截至2024年年底，该区域常住总人口约911万人，乡村总人口约360万人，是江西省农村人口集中的重要区域之一[13]。该区域生态本底优势突出，森林覆盖率超62%，Ⅲ类以上水体占比93%，坐拥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婺源“中国最美乡村”、景德镇“世界瓷都”、龙虎山“中华道都”四大世界级名片，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高地。产业布局形成特

色矩阵，上饶市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光伏光学、高铁物流产业；景德镇市融合千年陶瓷文化与现代航空制造，打造国家直升机产业基地；鹰潭市以“世界铜都”（全国最大铜产业集群）和“中华道都”为双核，同步推进智慧物联产业创新。然而，后发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更为严重、农村处于更为不利地位[14]等共性难题依旧存在。为破解瓶颈，江西省将赣东北地区列为“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先行区，在省级示范创建中走出了一条兼具地方特色与推广价值的乡村振兴路径，因地制宜地形成了横峰全覆盖、婺源全域旅游、广丰产业集聚、信州城乡一体等多元路径（图2）。

（一）基于横峰与婺源的以景村融合为引领的规划驱动与生态整合路径

上饶市横峰县注重系统性规划与分类推进，通过“先规划、后建设”，将村庄、土地、产业、旅游、环境和公共设施纳入“一张蓝图”，因地制宜将全县600余个自然村分为“普及村、亮点村、景点村”三类，分类明确建设标准。该路径在环境整治与基础提升方面成效显著，随后通过有效的产业对接和市场运营，实现了从生态“颜值”到“产值”的转化。婺源县则侧重于生态保护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将全县作为一个“大景区”单位来统筹规划管理。通过实施天然林禁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举措严守生态红线，保持了优良的山水本底。并打破行政村界限，整合分散景点串珠成链，开发了篁岭晒秋—江湾田园、李坑—汪口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做到“全域是景区、村村成景点”[15]。同时注重把徽州文化、人文典故融入旅游产品“，旅游+文化”提升了乡村旅游品位。在旅游业带动下，婺源建立多元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农民以土地、房屋入股景区或参与经营服务，实现家门口就业创业。两地路径虽在环境提升与产业带动上各有侧重，但均体现出“景村融合”中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推动产业发展最终推动共同富裕的核心逻辑。

（二）基于广丰区与景德镇市的以产村融合为核心的价值链延伸与复合业态发展路径

上饶市广丰区与景德镇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集聚与价值链延伸的发展路径“，产村融合”的主要发力点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质性的产业支持。广丰区通过政府引导和龙头企业带动，确立马家柚为“一县一业”的首位产业，建成马家柚种植基地13万亩，形成了产值过亿的柚果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高山蔬菜、食用菌、油茶等多元产业，构建起山区农业多业并举格局。同时，广丰区注重产加销一体贯通，通过柚子茶、柚皮精油、果脯等深加

工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随后通过发展冷链物流和电商直播搭建农产品销售体系，进一步打响“广丰马家柚”区域公用品牌，实现了产业链的延展。广丰区探索“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由龙头企业或合作社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和分红协议，让农户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许多农民将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获取股金分红，或就近在基地打工获取工资，多渠道增加收入。同样地，景德镇市立足“瓷都”特色，推动瓷产业延链增值与乡村振兴融合，典型如浮梁县“高岭·中国村”田园综合体项目，整合瓷文化、茶产业与乡村旅游，形成复合型产业体系。通过“企业投资+政府引导”模式，景德镇利用自身“瓷之源、茶之乡”文化底蕴，高标准改造山林和农田，发展茶园观光、陶瓷文化体验、生态休闲康养等复合业态，实现了生态资源向旅游产品的高效转化，生动诠释了产业融合如何服务共同富裕。

（三）基于信州的以城乡融合为支撑的资源辐射与服务共享实施路径

上饶市信州区侧重于以城市带动农村、实现城乡要素流动和公共服务共享。作为上饶市主城区的信州区，充分发挥城市在资金、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集聚优势，积极向周边乡村辐射。一方面，信州推动城市优质资源下乡，提高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城区优质学校与乡村学校结对共建，选派骨干教师赴乡村支教，城乡学生共享同质教育；医疗领域构建紧密型医共体，城区三甲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专家巡诊等，显著提升了农村医疗水平。社保和救助政策方面，信州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低保、养老保险标准向城市看齐，“弱有所扶”保障了乡村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信州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做到城乡道路、供水、用电、网络“四同价”，行政村客运班线、物流配送全覆盖。发挥龙头企业、驻村书记等带动作用，规范运行管理，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创业，促进集体经济发展[16]。通过这些举措，信州区初步形成了规划一体、设施联网、产业联动、服务共享的城乡融合新格局。这一路径在快速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农村发展基础条件方面成效显著，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并轨、医疗教育资源共享方面，直接增强了农民的获得感和基本民生保障。

（四）基于鹰潭的以“三治融合”为基础的长效管护与协同共治创新路径

鹰潭市积极探索“物业进乡村”的治理新路径，为“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长效管护范式。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鹰潭市余江区通过党建引领，在各乡镇组建物业公司或引入专业物业企业，设立村级物业服务站，

构建了“党组织领导、村委会协同、物业公司执行、村民广泛参与”的乡村环境治理路径，有效融合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与村民自治。鹰潭农村物业化管理明确了乡村环境管护的主体和服务清单，并建立了多元筹资机制，财政预算给予补贴支持，各职能部门将农村公路养护、小型水利管护等零散项目打包委托给乡村物业公司实施，并探索向村民收取少量服务费用于物业运行，使物业运营具备可持续的法治化、市场化基础。在实际运营中，各村组建由党员、村民代表参与的物业理事会，公开选聘本村责任心强的村民为物业管家，具体负责清扫保洁、巡查维修等工作，依托本地化就业与熟人社会网络，激发了村民共建共享的内生动力。通过物业载体整合了零散管护项目，在明确管护责任、提升环境治理效率、盘活村级资源等方面效果明显，提升了公共资源的利用率和村集体收入。

三、赣东北地区“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的困境探析

赣东北地区在“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瓶颈，制约了乡村内生动力的持续激发，主要表现在“四融”发展不平衡、要素制约依然明显、治理短板依旧存在、城乡基础差距尚未完全弥合等方面。

（一）存在产业、资源、治理、城乡等要素融合的系统性断链问题

赣东北地区乡村建设与产业发展衔接不足，部分村庄出现“重环境轻产业”倾向——如上饶部分村落完成道路硬化、民居改造后，因缺乏特色产业配套，导致人口回流乏力、社会资本引入困难，出现“美丽空村”现象，“景”与“产”脱节表明生态资本的价值转化路径尚未完全打通。其次，经营开发与农民增收联动薄弱，景德镇陶瓷文创项目、鹰潭铜艺加工等项目大部分由外部资本主导，本地农民仅参与低端环节，“产业壮大而增收有限”[17]，背离了产村融合服务于共同富裕的核心目标。此外，生态建设与文化传承融合不深，部分村庄在环境整治中过度追求标准化，导致“千村一面、乡愁消解”的同质化危机。更深层的问题是治理赋能滞后，上饶“万村码上通”平台在部分乡村仅用于事务上报，未能衔接产业需求分析、资源调度等功能。这些断链问题反映出当前景村、城乡、产村等子系统之间尚未形成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整体协同效能未能充分释放。

（二）面临人才、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不畅的深层制约

赣东北地区人才要素呈现“流出”态势，本地高素质青年外流，景德镇陶

瓷技艺传承、鹰潭物联网技术应用等领域人才青黄不接。土地要素上，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制约婺源民宿集群扩容、德兴中药材加工园落地；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徽派古宅闲置难盘活，上饶部分古村落文旅开发受限于产权僵局。资金要素上，乡村建设投入需求超千亿元，社会资本因回报周期长而观望不前；农村贷款抵押门槛高，浮梁茶等乡村产业升级面临融资困境。技术要素存在“供需错配”，农业物联网、生态种植技术推广率不足，铜加工智能改造、陶瓷3D打印等关键技术下沉遇阻，小农户因技术缺失难以对接现代农业体系。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足已成为加剧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基本问题[18]，导致“人地钱技”组合效能低下，严重迟滞乡村产业振兴与设施升级进程。

（三）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多元主体协同、文化价值转化等短板依然存在

赣东北农村在推进治理融合过程中，虽探索出数字化管护、“村民说事”等创新模式，但基层治理现代化仍面临多重挑战。在自治层面，村级组织能力不足，部分村“两委”引领发展和矛盾化解能力偏弱，事务公开与民主参与度低，村民自治组织化程度不高，且存在宗族、宗教势力干扰治理的现象。在法治层面，法治保障薄弱，乡镇执法力量短缺，对违法用地、环境污染等行为监管滞后。在德治层面，平安建设基础不牢，治安防控与纠纷调处机制尚不健全。核心症结在于“三治”之间衔接不畅，使得治理体系难以完全适应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需求，影响了治理资源向发展动能的有效转化。

（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与均衡性短板仍制约城乡深度融合

赣东北地区城乡基础设施“硬件”差距虽显著缩小，但质量与均衡性短板仍制约城乡深度融合。交通方面，部分村组道路等级低、养护不足，导致如铅山县云雾茶梯田等优质旅游资源难以开发。水利设施老化，山区饮水安全设施与规模化供水体系尚待完善。公共服务上，农村师资流失、生源萎缩，基层医疗“软硬件双缺”，分级诊疗难以落实。养老托幼设施不足，民生服务存在缺口。数字基建上，偏远地区网络不稳，5G普及率低，制约智慧农业与远程医疗发展。这些结构性短板阻碍了城乡功能互补与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共荣，从根本上限制了共同富裕进程中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

四、赣东北地区“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的路径优化建议

为有效破解赣东北“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面临的内生动力不足、要素流动不畅等现实困境。基于协同理论视角，关键在于需要促进景村、产村、三

治、城乡四大融合的良性互动，增强乡村发展内在动能，确保发展成果更公平、更有效地惠及广大农民，为“四融一共”目标的全面实现提供坚实支撑。

（一）建立多元化乡村建设融资机制，为“四融”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由于农村地区的大多数业态具有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以及风险收益不对称等特点，传统的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往往表现出“市场冷漠”。[19]因此政府要引导社会各界投入耐心资本，完善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设立省市级专项资金，对先行区、示范村实行“以奖代补”，激发基层积极性。依托上饶、景德镇等地的生态旅游和农业特色产业，设立区域性乡村振兴发展基金，重点支持景村融合示范项目和产村融合产业链延伸项目，如婺源“民宿+农业体验”综合体、浮梁茶产业融合园区等。同时，创新金融支农方式，鼓励银行设立乡村振兴专项贷款，扩大承包地经营权、农房财产权等抵押范围，发展普惠金融。引导社会资本、产业基金等参与乡村项目，配套税费减免与风险补偿政策。探索发行乡村振兴专项债券[20]，支持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财政+金融+社会资本”协同投入格局。

（二）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推动人才、土地、资本、技术高效融通

实施人才下乡激励政策，给予学费补偿、职称倾斜，推动城市教师、医生、技术人员定期服务乡村，引导工商资本投入农业项目，发展村级合作经济，防范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通过加强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资源配置[21]，进而推动城乡融合以及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盘活闲置宅基地与农房，保障乡村建设用地，完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重点推动景德镇陶瓷技艺人才下乡，支持乡村文创产业发展，依托上饶大数据产业园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和农产品电商，同时探索跨县域的“飞地经济”合作模式，促进土地和资本要素优化配置。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与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生产管理效率，形成“人随项目走、地随规划走、钱随需求走、技随应用走”的要素配置机制。

（三）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为“四融”提供制度支

撑

以党建为引领，提升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

样本，让广大群众参与到和美乡村建设中来。推行村党组织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强化村级组织能力。深化村民自治，完善村规民约，推广议事会、评议会等自治形式，推广上饶“党建+好商量”基层协商治理模式、铅山“红色驿站”党群服务机制，并依托本地红色文化资源如方志敏纪念馆等，强化德治

教育与精神引领，推动“三治融合”在乡村落地生根，加强法治保障。创新德治载体，依托文明实践中心、村史馆等弘扬优良家风乡风。推广数字治理平台，运用大数据、AI技术实现智能监测与精细管理，提升治理效能与组织化水平。

（四）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与公共服务体系，确保农民共享发展成果

推动产业项目与农民利益紧密联结，发展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完善并推广婺源生态旅游“622”利益联结机制（利润按照村民占60%、镇村集体占20%、景区企业占20%的比例进行分成）以及万年县稻作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户”利益共享模式，扩大农民市场参与和收益分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强化对低收入人口的帮扶，提高养老、医保政府补助与报销比例。加大教育资助与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发展互助养老、农村幸福院等服务体系，推动文明乡风建设，开展新乡贤评选与文明户评比，促进物质与精神“双富裕”，切实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赣东北区域实践初步形成了和美乡村可操作、可借鉴的实践启示，其表现为：一是以“景村融合”为先导，推广横峰县的全覆盖整治与婺源县的全域旅游模式，通过规划先行与系统整治筑牢生态基底，率先打通乡村地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二是以“产村融合”为核心，借鉴广丰区马家柚产业集群与景德镇市“陶瓷+”田园综合体等实践，通过延伸产业链与建立多元利益联结机制，为共同富裕夯实经济基础。三是以“三治融合”为保障，推广鹰潭市“物业进乡村”等治理创新，通过党建引领与“三治”结合激发村民主体性，为乡村建设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四是以“城乡融合”为支撑，参考信州区城乡一体化探索，通过推动要素流动与基础设施联网，为乡村发展开辟外部通道，构筑共同富裕的结构性支撑。

这一区域实践也深化了协同理论在乡村系统中的应用，诠释了“景、产、治、城”各子系统间结构性依赖与非线性互动的关系。生态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与基础，治理为可持续运营提供保障，城乡融合拓宽要素流动通道。任何一环滞后都可能导致系统失衡。乡村振兴必须摒弃单一突进思路，追求子系统间的协同增益。赣东北的探索从系统协同视角丰富了乡村振兴理论内涵，印证了“千万工程”经验可推广、可深化的现实路径，为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贡献了重要的区域智慧与方法论启示。

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路径探析以辽源市为样本的调研

张伟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东北振兴特别是吉林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党的大会及二十届三中、四中X会均对营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作出明确部署，这既是党和国家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对于正处于全面振兴关键期的东北而言，打造一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更是推动全面振兴、破解发展瓶颈、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和重要途径。笔者以吉林省辽源市为研究样本，通过梳理发现其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显著，体现在制度体系更加系统完备、行政执法更加规范文明、司法行为更加权威高效、法律服务更加精准普惠等多个方面；同时也发现其存在制度不够健全、依法行政不够规范、司法公正与效率不足、全民守法水平亟待提升等问题。聚焦其当前存在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应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维度构建系统性优化路径，进而助推东北老工业基地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以科学立法为前提

法律是国家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必须以高质量立法为基础。通过科学立法构建形式严谨、内容协调、上下统一的法规制度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规则指引。

第一，聚焦重点领域精准立法。围绕要素市场化配置、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关键领域，加强重点立法和新兴领域立法，填补制度空白。细化地方行政裁量权基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明确从轻、减轻、免予处罚的具体情形，避免过罚不当、小过重罚等问题。特别针对恶意职业打假人破坏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地方应在市委市政府统筹下成立专门立法小组，制定地方性专项法规，划清合法维权与恶意打假的界限，保护企业合法经营权益。第二，健全民主立法机制。拓展立法征求意见的渠道和形式，建立市场主体参与立法的常态化机制，通过座谈会、听证会、网络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吸纳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建立立法后评估制度，对营商环境相关法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制度执行中的问题，提高立法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三，深化法规“立改废释”工作。定期开展营商环境领域法规清理工作，对与上位法冲突、不适应市场发展需求的过时法规及时修改或废止，对表述模糊、操作性不强的

条款进行解释说明。加强涉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建立合法性、合规性审查机制，确保法制统一，从源头上破除制度性障碍。

二、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以严格执法为关键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固然离不开制度安排，但更需要执法环节的贯彻落实。严格执法是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政府及相关部门作为执法主体，必须切实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第一，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一是规范涉企公权力运行，推进涉企权力公开化、规范化、透明化，真正依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如针对辽源市企业迎检负担问题，推广“双随机、一公开＋不见面监管”新模式，建立部门常态化联合随机抽查机制，合理安排检查频次；简化迎检流程，减轻企业在准备迎检材料和接待工作中的负担，取消不必要的企业领导陪同要求；以“零接触”的监管方式，有效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度。上述措施能够有效减轻企业负担，提升行政监管质量和效率。二是进一步优化政企服务。提升一线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加大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行为的惩治力度，坚决打击“吃拿卡要”等违法行为；创新服务方式方法，借鉴南方发达地区经验，推行“帮办代跑”服务，降低企业办事成本。第二，完善基层执法体制，提高行政执法质效。结合地方实际优化基层执法架构，明确执法权限划分，确保执法体制科学合理。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建设，增加编制配置，重点引进和培养专业法律人才，夯实执法力量；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提升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和专业能力，推进执法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建设；完善激励与保障机制，通过评选“执法能手”等荣誉称号、适当给予物质奖励等方式激发执法积极性；建立心理辅导机制，呵护执法人员心理健康。第三，加强执法监管，推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聚焦涉企执法重点领域，开展“宜企行动”，整治选择性执法、人情执法、逐利执法等突出问题；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全面实施“首违不罚清单”和“四张清单”制度，在严守法律底线的同时给予市场主体合理发展空间，让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执法质量考评体系，对违法执法行为严肃追责。通过以上举措积极打造地方服务型执法品牌。

三、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以公正司法为保障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中至关重要，是有效解决市场主体之间争议，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公正交易，激发市场活力的最终保障。严格公正司法是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这要求司法机关严守司法为民立场，将以市场主体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司法全过程，依法对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平等保护。第一，强化司法服务主动性。将司法办案与服务营商环境深度融合，组织司法人员深入企业开展走访调研与“法律体检”，精准掌握企业经营中的法律需求，延伸司法服务职能，为企业提供合规管理、风险防范等法律服务；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对破产重整、合同纠纷等案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缩短办案周期，降低企业诉讼成本。第二，健全司法协同机制。建立公安、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协作配合机制，实现司法流程衔接顺畅，提高涉企案件办理效率；搭建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实现涉企案件信息互通共享，为企业提供全流程司法指引；加强与“总对总”调解组织、中小企业协会、工商联等机构的联动，发挥专业调解优势，构建诉调对接、多元化解的涉企纠纷解决机制，减少企业维权成本。第三，提升司法队伍素养与案件质效。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打造业务均衡化、专业化的司法队伍，重点提升办理涉企案件的专业能力；强化涉企案件审判管理，监控收案趋势变化，针对难点堵点问题开展专项分析，优化审判流程；全面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强化与行政部门的联动合作，帮助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依法治企能力；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开展靶向法治宣传等方式，引导企业增强法治意识，规范经营行为。

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以全民守法为基础

法律的权威来源于人们对法律的内心认同和行动维护，全民守法是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社会基础。要构建政府带头守法、企业诚信经营、社会崇尚法治的良好生态，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营商环境治理格局。

第一，强化政务诚信建设。政府及公职人员要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将政务诚信贯穿于营商环境建设全过程。在项目引进、政策落实等工作中，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承诺，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等现象；建立政务诚信评价与公示机制，将涉企政策兑现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对失信行为严格实施问责，增强政府公信力。第二，培育企业与市民法治意识。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针对企业经营特点开展精准普法，通过专题讲座、案例研讨、线上课程等形式，提升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法律素养。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合同履行、

劳动用工等重点领域的法治宣传，引导企业依法经营、合规发展；鼓励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合规管理制度，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同时创新市民普法教育方式，开展场景化、互动式普法，推动形成“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引导市民主动参与营商环境法治建设。第三，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坚持“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服务理念，深入调研企业需求，避免服务供给与实际需求错位。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提升服务便捷度和效率。构建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与线上平台联动体系，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法律服务热线，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降低企业维权与交易成本。

科技创新：企业如何“唱主角”来自安徽企业一线的调研

求是杂志社政治评论部、安徽日报社联合调研组

（2026年2月1日）

安徽，一个曾经的传统农业大省，近年来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领域接连取得突破，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钢铁、有色、建材等传统产业加快升级，带动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11位，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全国第5位，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4年10月，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安徽的科技创新，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每一次来都看到新的飞跃、新的发展”。安徽之所以勇立科技创新潮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近九成省级以上的创新平台由企业牵头，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安徽企业是如何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的？政府又是如何有效赋能，推动企业“唱主角”、“挑大梁”的？近期，求是杂志社政治评论部、安徽日报社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江淮大地，探寻企业向新而行、主动作为的动力源泉。

一、科技创新，“主角”何以是企业？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科技发展规律表明，事关产业发展方向和进程的重大关键技术往往由企业担纲完成，企业的主体地位无可替代。在安徽，近年来涌现了8000多家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与2.3万家高新技术企业、3.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逐渐形成“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科技企业发展格局，成为创新生态的“主力军团”。那么，在安徽科技创新大潮中，企业都做了什么呢？

重大科技攻关，企业当先锋、打头阵，架起基础研究与转化应用的桥梁。重大科技项目周期长、投入大，往往还涉及复杂工程问题，而企业对市场敏感，具备产业化经验和工程团队，能够整合资本、生产线、供应链等资源，助力科技攻关的各个阶段“沿途下蛋”，并迅速孵化、走向市场。调研组在安徽了解到，很多企业主动对接国家及区域科技创新战略布局，积极承担科技攻关任务，不断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比如在量子科技方面，“祖冲之三号”刷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世界纪录，参与研制的企业——国盾量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其控股股东中电信量子集团通过平台开放、合作研发、应用孵化等方式，

连接科研机构、行业用户与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可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业生态。“企业既是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连接器’，也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国家竞争力的‘助推器’。”中电信量子集团科技创新与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张剑霄介绍，企业基于领先的量子计算芯片，研制出天衍—504、天衍—287量子计算机，推出全球首个具备量子优越性能力的“天衍”量子计算云平台，推动量子技术从“高端概念”加速向“实用工具”转变。在领军企业的牵引下，安徽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100余家。不仅是量子产业，安徽依托2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一批大科学装置，聚力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其中很多源头技术都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攻坚，带动了更多企业在细分领域实现新突破。“我们的产品就是大科学装置产下的一枚‘金蛋’”，安徽中科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海庆介绍，依托“人造太阳”聚变装置上的一项诊断技术，公司研制出安检成像系统，已广泛应用于高铁、地铁等场景，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区域竞争位势，企业带动提升，以硬核科技重塑发展格局。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最重要的是拥有关键核心技术，激活资源禀赋、提升竞争位势，进而成为驱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与“黏合剂”。以奇瑞为例，2025年共出口汽车134万辆，同比增长17.4%，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企业发展和市场优势基于牢固的底层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关键核心技术。”奇瑞集团董事长尹同跃介绍。依托“瑶光实验室”与“开阳实验室”两大汇集全球资源的实验室体系，奇瑞不断锻造汽车技术硬实力。多年的技术积淀，支撑奇瑞成为我国自主品牌汽车“走出去”的佼佼者，助力安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再看被业内称为“人工智能国家队”的科大讯飞。“AI竞争是一场马拉松，只有核心技术自主，才能在决赛中领先。”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介绍，企业在智能语音、行业AI应用、算力底座三大领域实现全面突破，还联合行业龙头发布了20多个行业大模型，覆盖300多个应用场景，推动创新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带动安徽加快建设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高地。

产业提质增效，企业主导驱动，推动向新向优向强发展。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能够通过持续的技术突破、模式创新，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带动产业向新求质、向优升级。作为老工业城市，蚌埠在新材料领域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以下简称中研院）就是在此扎根的

龙头企业之一。“我们立足科技前沿、产业前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研院院长彭寿介绍，企业持续突破“卡脖子”技术，研发出30微米超薄柔性玻璃、高世代显示玻璃、发电玻璃等全球领先的新材料，推动蚌埠加快打造全国玻璃新材料产业基地，构建“硅砂原料

—基材研制—高端加工—终端应用”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在传统产业领域，安徽企业也通过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重塑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我们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水泥、建材等产业转型升级。”海螺集团董事长杨军介绍，企业坚持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低碳转型，20XX年投产行业首个智能工厂，2022年建成“云工”工业互联网，2025年4月联合华为发布行业首个“AI+水泥建材大模型”，已在质量管控、生产优化等40余个场景落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智慧新引擎。

创新创业人才，企业引育留用，增强可持续发展源动力。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关键在于激活人才这个“第一资源”。调研组在安徽了解到，很多企业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实施精准引才方案，加强人才体系化培养，促进人才与企业共同发展。“这里有与我研究方向匹配的事业，有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的舞台。”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中心主任柯玉超介绍，2016年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宁国市加入中鼎集团。得益于公司高层次人才培养方案，他逐步成长为技术带头人，带领团队攻克了多个重点课题，申请专利20余项。聚才汇智激发了创新动能，中鼎集团从乡镇企业起步，发展成为年营业收入320亿元的汽车零部件行业龙头。为解决人才储备需求，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与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光伏班”，“订单式”培养人才。几年来，60余家滁州企业与13所院校联合开设了多种“定制班”，培养技能人才3200多名。正是看到企业在科技人才“引育留用”上的重要作用，安徽持续优化政策体系，将产业链入库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等纳入重点支持范围，提供人才政策保障，努力形成“企业聚人才，人才兴企业”的良性循环。截至2025年末，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280万人。

二、如何为“主角”搭建舞台？

企业唱“主角”，需要搭“舞台”。作为创新生态的培育者，政府部门尽心尽力“铺路子、架梯子、搭台子”，企业就能心无旁骛地深耕创新沃土，勇闯广阔市场。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

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安徽做对了什么？

一是推进制度创新，破解科技成果“不敢转、不能转”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往往涉及国有资产转让、增持、退出等环节，这让科研人员处于“两难”境地——盈利了，国有资产收益如何分配？万一出现损失，谁来担责？科技成果转化难，很多时候就是卡在这些环节，让科研人员产生畏难情绪。为此，2022年安徽启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采取“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科研团队获得单位让渡的所有权后，可自主决策成立企业。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魏宇学团队向学校提出申请后，一项在实验室孕育了18年的成果评估价值为500万元，其中学校占20%、团队占80%，他们据此增资入股成立合肥垒行科技有限公司。两年多来，垒行科技已同30余家企业、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催化剂、热管理材料研发。这项改革已在安徽106家科研单位推开，累计赋权职务科技成果2153项，估值逾9亿元，成立或入股企业148家。

二是着力搭建平台，破解创新链条“联不动、动不了”的问题。近年来，各地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不少优质成果在实验室“沉睡”。“由于缺乏中试验证平台和工程化能力，很多实验室成果难以进入产业化环节。”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平台建设部科研项目主管李中原介绍，中试作为连接创新链、技术链和产业链的关键节点，能够验证技术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并为商业化应用做好准备。据统计，未进行中试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成功率仅为30%，而中试后可达80%。为疏通这一“梗阻”，2022年6月安徽启动“中试孵化扩容专项行动”，支持企业、高校院所、专业机构建设一批行业共享的中试基地。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是安徽首批中试基地，诸如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在这里中试验证和技术优化，使企业科研成果的成熟度显著增强，技术价值快速跃升。截至目前，安徽已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中试基地等重点科研平台3800多个，有力促进了资源聚合、协同创新。

三是坚持长效投入，破解科创企业资金“融不到、续不上”的问题。科创企业具有“高成长、高风险、轻资产”等特征，与传统信贷模式不适配。比如，科创企业拥有软件、专利等无形资产，而银行更看重房产、设备等抵押物，这就导致不少科创企业面临“缺钱、愁钱”的问题。安徽以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政策体系为抓手，探索推行“政府引导+产业协同+市场化运作”模式，引导金融资源投向科创领域，持续“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2024年，全省

财政科技支出532.4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6.1%。组建规模20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和1000亿元的国资“6+1”基金（6只母基金+1只战略直投基金），构建起“产业全覆盖+阶段全周期”的基金矩阵。京东方落户合肥，就是“用资本撬动产业生态”的重要成果。2008年，为引入京东方第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合肥“以投带引”、出资30亿元，而当年全市财政收入仅301亿元。10多年来，京东方在合肥的投资额超1000亿元，带动100多家配套企业集聚，建成全球最大显示屏基地之一。安徽还创新推出金融支持科创的“共同成长计划”，搭建金融共享合作平台，推出初创期“信用贷”、成长期“接力贷”、成熟期“并购贷”，以及“积分贷”、“科技转化贷”等产品，累计为1.55万户企业发放贷款超2100亿元。截至2025年9月末，安徽科技贷款余额1.7万亿元，其中科技型企业贷款达8578亿元。

四是不断优化环境，破解企业办事“多头跑、反复跑”的问题。一些地方的科创企业反映，政务服务仍不同程度存在政策透明度不足、跨部门协同不够、办事流程繁琐冗长等问题，不仅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还耽误产品上市进度。比如，企业在办理上市、融资、招投标等事项时，需要跑多个部门开具无违法违规证明。针对此类堵点痛点，安徽相继推出了800多项营商环境提升举措。比如，推行“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企业自行线上开具，可代替40多个部门的证明。2023年3月以来，全省累计提供信用报告下载31.64万份，替代无违法违规证明630万余份，大大提升了企业办事效率。再比如“免申即享”，由政府部门通过数据比对、系统推送等方式发起，符合条件的企业无需申请，资金或服务便直接兑现。两年多来，该平台已覆盖财政资金兑付、税收优惠等领域，兑付财政资金亿元，惠及企业万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增强了企业的获得感，激发了创新活力。

三、安徽的探索实践有哪些启示？

新时代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显著增强，企业科技投入、专利申请、成果转化等大幅增长。但同时，企业主体作用发挥还不充分不平衡，在创新资源配置、创新链条协同、成果转化效能、创新人才引育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围绕通过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保持发展优势，安徽省委创办“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紧盯世界科技最前沿，搭建科学家、企业家深度沟通的平台和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融通的桥梁，提出“创新47问”，以引导全省上下深化创新，其中有16个问题聚焦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如“如何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具体路径”、“如何持续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供给”等，各市党委和政府及省直职能部门则结合实际作答，提出行动方案，持续营造适宜的创新生态。安徽的探索和实践表明，只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勇于改革攻坚，就能逐步破除难题，有效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一是坚持区域优势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安徽把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放在首位，全力保障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等“国之重器”建设，承接、集聚各种创新资源，并与自身产业基础、科教资源等精准嫁接，因地制宜组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人工智能、大健康、数据空间、环境五大研究院，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逐步形成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比如，合肥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发展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芜湖借势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主攻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滁州主动融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打造电子信息、光伏等产业；蚌埠抢抓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机遇，形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国家战略平台+区域特色产业”双轮驱动，促进了产业协同和错位发展，激发了区域创新潜能。

二是坚持科技供给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科技成果转化，实际上是科技供给与市场需求对接的过程。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能够更快地感知和响应市场需求，在把握技术发展方向上具有独特优势。破解科研成果供需错位，关键在于让“企业出题、联合答题、市场阅卷”。为营造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生态，安徽持续推动科研项目立项、组织实施、成果评价、科技人员激励、平台建设、科技投入等改革，组建高新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咨询委员会，吸纳企业专家加入，并且明确规定，重大科技攻关需求和项目评审专家至少50%来自企业，80%以上的科技攻关项目、项目资金、研发经费由企业牵头，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促进了创新资源精准流向产业急需处。

三是坚持梯度培育与链式协同互促共进。科技创新既要靠“尖刀连”打攻坚战，也要靠“大兵团”打整体战。从雏鹰企业，到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各梯队企业对创新资源的需求不同、在创新链上的作用不同，需分类施策、梯度培育。安徽分别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培育、科技企业上市培育、独角兽企业培育等专项行动，“一企一策”落实财政、税

收、金融等政策。同时，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倍增”行动，做大做强科技企业队伍。安徽还坚持“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发展路径，建立领军企业牵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共同参与的协同攻关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推动科技领军企业向中小微企业开放创新资源、提供技术牵引和转化支持，促进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创新，带动一批新兴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势。

四是坚持引才育才与共享共用并举并重。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拥有一流创新人才，就拥有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安徽坚持用好高能级科创平台，出台配套人才政策，授权企业自主设岗、自主引才、自主评价、自主定薪，以平台吸引人才，以人才提升平台。加强科教产协同，打破校企、地域之间壁垒，将企业需求、科技资源、实践场景等融入人才培养全链条，推进人才平台共享共用。创新“人才飞地”模式，鼓励高端人才跨地区、跨单位工作，企业成为人才“蓄水池”，促进人才与企业发展“双向奔赴”。

强化系统治理筑牢“十五五”陕西水安全保障基石

陕西省水利厅课题组

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治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开创性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为新时代治水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统筹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加强重要江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提高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这些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陕西水利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陕西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系自身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全国生态环境大格局。陕西省总面积20.56万km2，分为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陕南秦巴山地三大自然区域，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省内黄河流域面积13．29万km2、长江流域面积7.27万km2，流域面积大于50km2的河流有1097条，是全国水网建设的重要节点，肩负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多重使命。陕西省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年均入黄泥沙量已减至1亿t左右，为黄河水沙调控和保障中下游堤防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秦岭是我国“中央水塔”、南北气候分界线和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秦岭南坡水资源储量182亿m3，约占陕西南部水资源储量的58％，秦岭北坡水资源储量约40亿m3。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70%的水量来自陕西的汉江及其支流丹江。

“十四五”以来，陕西省水利厅深入贯彻总书记历次到陕西考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积极践行总书记治水思路，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四水四定”原则，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治水决策和陕西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战略思维、全局思维、系统思维，统筹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为“十五五”时期奋力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一、践行总书记治水思路，“十四五”时期陕西水利发展成效显著

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以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为目标，以优化水资源配置体系、完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为重点，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陕西遵循总书记指明的治水目标和方向，“十四五”以来，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立足省内水资源现状，南调汉水、北引黄河、纵横成网，持续建设“五大工程体系”基础设施，优化提升“五大支撑体系”保障能力。累计投资达2166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增长140%，开启了陕西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新格局。

1.民生水利基础更加坚实

扎实开展农村水利建设，民生水利保障更加完善。推广了富平“五水协同”治水兴水经验助力乡村生态振兴，完善陕西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水利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实施陕西农村供水“四个专项行动”，支撑“3+1”模式落地，“汉阴模式”等获水利部肯定和推广。建成农村供水工程7280处，规模化供水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自来水普及率分别提高到53.3%、98.0%，守牢了陕西农村供水安全底线。高质量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管理，完成63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新增改善灌溉面积542.73万亩（1亩=1/15hm2，下同），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589，陕西以占耕地1/3面积的灌区贡献了全省2/3的粮食产量，发挥了粮食稳产增产“压舱石”作用。陕西建成656个美丽移民村，移民人均年收入达1.8万元，基本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评价实现“九连优”。

2.水旱灾害防御更加牢固

全力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工程、雨水情监测预报和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三大体系”，建成包含11151个涉水风险隐患的陕西全省水利动态风险一张图。治理河道1955km，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343座，整治山洪沟169条，修复水毁工程2160处。健全山洪灾害危险区包保责任体系，建立水旱灾害防御会商研判、水情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双预警双叫应双转移双反馈”和“气象预警、临近预警、监测预警三阶段递进式预警叫应”机制，成功抵御192条河流超警、24条河流超保洪水，实现江河湖库坝安全度汛和抗旱供水“双保障”，得到陕西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充分肯定。

3.现代水网体系更加完善

践行国家“江河战略”，充分发挥重大水利工程专班机制作用，部门联动

加强了要素保障。省、市级水网建设规划已全部印发，应编县级水网规划全部编制完成，延安市、富平县列入全国市、县级水网建设先导区。引汉济渭工程秦岭输水隧洞全面贯通，向西安先期供水3.27亿m3，二期工程北干线全线贯通，南北干线计划2027年建成通水，东庄水利枢纽下闸蓄水，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开工建设，斗门水库北池下闸蓄水、南池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王瑶水库扩容、榆林黄河东线马镇引水等工程有序推进，全省“五纵十横”水网主骨架大动脉初具规模。

4.水资源刚性约束更加有力

省级层面制定出台《关于建立与人口和产业布局相匹配的水资源配置机制的意见》《加强地下水保护管理工作若干措施》《陕西省“四水四定”实施方案（试行）》，水资源刚性约束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印发陕西省“十四五”用水总量目标，完成44条跨省、跨市江河水量分配，并将用水总量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扩展生态流量调度范围，全省地下水超采区面积由1427km2缩减至907km2，干涸40余年的富平温泉河古泉复涌。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和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行动，成功举办首届“节水中国行·西安”主题宣传活动，持续加大非常规水源利用力度，建立节水、煤炭开采区地下水保护联席会议机制，万元GDP、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十三五”期末分别下降17.15%、12.43%，西安等4市入选国家再生水利用重点城市。2024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首获“优秀”等次。

5.水生态修复保护更加强化

陕西省双总河湖长高位推动，高规格召开全省河湖长制工作会议，发布省总河湖长令，省河湖长带头巡河巡湖，带动各级河湖长履职尽责，“河湖长+”工作经验得到水利部推广，汉江（汉中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石川河成功入选母亲河复苏行动典型案例。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若干措施、关于高质量推进淤地坝建设管理与运行管护的指导意见，累计建成淤地坝411座、拦沙工程2225座，实施坡耕地综合治理82.08万亩，加固病险坝和提升老旧坝共1917座，小流域综合治理8695km2，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13万km2，水土保持率达71.47%，实现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双下降”。印发省级七河一湖“一河（湖）一策”方案和岸线利用保护规划，深入推进河湖库“清四乱”

（清理乱占、乱采、乱堆、乱建）规范化常态化，开展“亮剑护河”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黄河出陕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标准，汉江、丹江流域出

省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标准以上。

6.系统治理措施更加精准

聚焦水利高质量发展目标，运用系统思维统筹水治理全过程，推动全要素、全流域、全区域综合治理。打造水利建设“两图一库”平台，以流域为单元，以现状图为基础，以规划图为目标，两图对照找准短板弱项，谋划项目库。将项目“申报制”改为“计划安排制”，建立“流域+区域”系统治理、“规划+计划”梯次推进、“建设+投运”动态更新、“考核+评估”闭环管理机制，根据治理的重要性列出轻重缓急排序，科学精准安排，实现了项目从谋划、规划、审批，再到资金分配、工程建设、监督管理等方面的精准管控。通过“分级填报、逐级审核、省级统筹”储备项目，基本实现规划引领落实年度刚性计划，“两图一库”平台向省市县三级全面开放，各市县流域内年度治理项目公开透明、一目了然，届时省级层面统一安排，市县相互监督，为廉洁治水筑牢了源头制度防线。

7.改革创新赋能更加深化

出台《陕西省渭河保护条例》等6部地方性法规，法规体系更趋完善。拓展丰富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宝鸡千阳完成全国首例坡耕地新增产能成果转化，榆林高西沟、榆林沟分别完成全国首单淤地坝碳汇和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延安薛张小流域碳汇交易、南沟门水库水生态价值抵押贷款和商洛张峪沟清洁小流域治理转化生态康养服务等一批改革创新举措落地见效。相继出台用水权交易收储管理办法，联合金融机构印发取水权抵（质）押融资业务指南，初步建成“收储—交易—金融”三位一体用水权管理制度体系，累计完成用水权交易2056单，交易金额1486.05万元，交易水量4487.85万m3，用水权融资贷款14.55亿元。成立中国水权交易所陕西省交易服务中心，为黄河流域首个区域水权交易平台。全面完成全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累计验收2004万亩。

五年来的实践探索为推进陕西水利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一是必须坚持党对治水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强实践，以总书记到陕西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谱新篇，把价值判断置于优先位置，确保陕西水利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人民满意是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发展目标，在发展中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让水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城乡群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聚焦水利高质量发展目标，运用系统思维统筹水治理全过程，以“现状图”为基础、“规划图”为目标、“项目库”为载体，统筹各河流的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推动全要素、全流域、全区域综合治理。四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水安全新老问题相互交织，给治水赋予了全新内涵、提出了崭新课题。聚焦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善于发现、科学认识水利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回避、不躲闪、不畏惧，奔着问题去、对准问题干，在解决问题中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五是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水利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勇于打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效能，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创新，健全水法规制度体系，推进智慧水利应用，打造水利新质生产力，使制度供给和科技赋能成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六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水利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项目是“躯体”，管理是“灵魂”。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以建设陕西水网为核心，按照“讲政治、守底线、补短板、创亮点”原则谋深落实项目，系统实施水利工程补短板；以完善监管体系为支撑，坚持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完善水法规体系，依法推动水利行业强监管。

二、“十五五”时期面临的挑战

水资源格局决定发展格局，必须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陕西省重点对水资源紧缺情况开展分析、预测和判断，弄清楚哪些地方缺水、缺多少水，剖析水资源与人口和产业布局等匹配状况，算清水账、找准短板，明晰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的攻坚方向。

1.水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不高

①水资源禀赋不均衡。陕西水资源总体呈现“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南丰北缺”显著特点，多年平均降水量656mm，水资源量419.67亿m3，70%的水量分布在陕南、集中在汛期，人均水资源量1062m3，耕地亩均水资源量912m3。

②调蓄能力不足。地表水供水蓄水工程能力不足，整体供水可靠性偏低。跨黄河、长江流域水资源配置体系调控能力有限，已建成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规模较小，引汉济渭工程暂未完全达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流域缺水问题。③供水结构不合理。水资源供给结构存在明显短板，对地下水依赖程度偏高。非常

规水利用量与生产量不匹配，虽然完成了“十四五”时期非常规水最低利用量要求，但与生产量相比还有差距，仍有较大潜力。④水质性缺水依然存在。部分地区地下水水量、水质不稳定，存在苦咸问题；局部地区六价铬、砷、硝酸盐等超标；部分地区地下水氟含量较高，存在高碘水问题；个别县域生活用水仍存在以奥陶系灰岩岩溶裂隙水（“380”岩溶水）为主情况。

2.粮食安全灌溉保障短板犹存

陕西省耕地灌溉面积923万亩，仍有63%的耕地是无灌溉排水设施的“望天田”，林果草地灌溉排水设施仍以大田灌溉设施为主。大型灌区中部分基础设施运行已超过50年，一半左右达到了设计使用寿命，供水灌溉保证率不高。陕北地区部分灌溉面积主要依靠地下水，北部风沙滩区农业灌溉用水因矿产开采、工业发展面临水源减少和产业争水矛盾。渭北旱塬区有部分耕地具备发展现代灌区的条件，但无可靠的灌溉水源。陕南地区仅有石门灌区1个大型灌区，中小型灌区数量大、规模小，灌区保障水平不高。

3.生态安全保障矛盾依然突出

陕西省仍有约6万km2水土流失面积亟待治理，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关中渭北旱塬区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带，立地条件及生态本底条件差，水土流失严重，部分河流生态流量保障不足。全省地下水超采超载问题突出，虽经过2轮地下水超采超载治理，仍有907km2超采区。

4.防洪安全保障风险叠加

雨带北移导致陕西省降雨量增多，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如2021年秋汛期间渭南大荔17.5万亩农田被淹，2022年“7·16”泾河超警戒洪水，2023年西安市“8·11”、2024年略阳“7·24”、2025年北洛河吴起“7·25”洪水灾害等。这些案例充分表明，陕西省现有防洪工程体系和监测预报体系还存在部分不适应，信息化赋能防洪减灾、提升雨水情监测预报准确性方面仍需持续发力。

5.水网体系韧性不足

受制于关中、陕南、陕北自然禀赋和发展差异的客观现实，水利治理要素保障还有欠缺，基础设施体系还不完善，陕西水网建设处于起步发力阶段。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与水资源配置工程不匹配，存在有指标无工程、有工程无指标、有指标有工程未达效、配套工程建设滞后指标悬空等问题。

三、对标对表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确立“十五五”时期总体布局

总书记强调，要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陕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追赶超越、争做示范的关键五年。聚焦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紧盯水利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陕西坚持以总书记治水思路为引领，以水资源刚性约束为前提，以“1+6+8+2”规划体系为牵引，以水网建设为抓手，确立陕西水利“1234”总体布局，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有针对性地守底线、固底板、补短板、锻长板、创亮点，不断提升水利发展整体效能。

1.系统构建科学可行的“1+6+8+2”规划体系

积极对接全省“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深刻把握区域地理特征、水情特点和功能定位，聚焦关键路径，强化系统推进与因地制宜相统一，不断把总书记为陕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开展“三对标一提升”活动，高质量编制陕西省“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统揽完成节水型社会建设、水土保持、水文现代化、水利科技创新、水利法治建设、再生水利用6个专项规划，制定循环畅通织网、灾害防御安澜、农村供水保障、粮食安全灌溉、河湖复苏生态、“四水四定”夯基、改革创新深化和数字孪生水利8个实施方案，开展培育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管理机制2个专题研究，形成科学可行、统一衔接、务实管用的规划体系，确保陕西水利发展行稳致远。

2.加快构建循环通畅的“一张总网”

根据国家水网总体规划布局，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坚持“外增调水、内强调控、全域留水”的举措，以重要江河系统治理为基础，以省级水网“纲、目、结”重大工程建设为重点，努力实现水网“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加快形成“两域贯通、三区互联、多库联调、五纵十横”现代陕西水网。

3.细化黄河和长江流域“两张水网”水资源配置格局

以“筑结增蓄、联网扩能、补网增效、织网强链”为水资源配置脉络主线，分流域精准布局，细化黄河和长江流域水网。

黄河流域秉持“东西引黄、互联成网”的思路，陕北地区突出拦沙减淤、留水存水，坚持河湖生态保护治理、非常规水利用、重大引调水工程建设相结

合；关中区域突出统筹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快完善城市群、都市圈水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雨洪资源化利用，保护涵养地下水。

长江流域秉持“保护优先、局部成网”的思路，健全由水库、河道堤防、水土保持工程等组成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强化各级水网的有效衔接和联合调度。

4.精准谋划“三大区域”重大项目布局

陕北区域引蓄结合，做大“盛水的盆”，形成“一干八支九廊”水网布局；延安地区以延安引黄工程和白龙江引水工程构筑的“延安横线”水资源配置通道为中心，形成“四干六脉五星”水网布局。关中区域以“北塬横线、渭北横线、岭北横线”三条横向水资源配置通道为中心，与黄河、泾河、北洛河以及渭河等天然河流，形成“四横四纵”现代城市群、都市圈水网布局。陕南区域以汉江、丹江、嘉陵江天然水道为依托，加快水网联网、补网、强链，推进汉中、安康月河、商丹3处盆地区域水网建设，其他分散的秦巴山区县因地制宜开展水网建设。

5.全力保障供水、粮食、防洪、生态“四个安全”

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有意识”变成“下意识”，防范化解风险，精准应对挑战，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优先保障供水安全。开工建设一批骨干输水通道，推进调蓄工程及区域水源连通工程、水源工程建设，因地制宜构建区域性互补供水网络，显著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全力保障防洪安全。重点推进河流防洪系统治理，加快补齐区域城市防洪短板弱项，加快防洪控制性枢纽建设，增强水库联合调度能力，加快人口密集区、暴雨高频高值区域山洪沟道综合治理，减少山洪危害。着力保障粮食安全。重点实施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开工建设一批新建灌区，强化粮食增产带水资源优化配置，稳固粮食安全水利根基。有力保障生态安全。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统筹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实行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加大水土流失及生态治理力度，系统推进江河湖库保护治理，筑牢秦岭、黄河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三大生态屏障。

四、“十五五”时期发展措施

“十五五”时期，陕西水利将进一步强化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运用“两图一库”平台统筹谋划好全域项目，分清主次和轻重缓

急，推动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完善；坚持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健全与人口和产业布局相匹配的水资源配置机制；实施好“八大工程”，完善“八大体系”，提升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健全完善“两图一库”

（1）“两图一库”找短板谋项目

①绘准现状图，筑牢规划决策依据。现状图在国土空间一张图基础上，基于水利普查成果和工程矢量数据，系统梳理全省水利各要素布局、管理权责、资源分布等信息，精准标注现有设施情况和资源禀赋情况，形成“家底清”的可视化呈现，助力项目入库。

②编制规划图，明确规划目标蓝图。规划图以现状图为基础，依据全省水安全保障规划、水网规划、流域综合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结合全省水利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目标，科学谋划项目空间布局，将规划各类要素矢量数据、关键指标标识、预期效果展望上图，形成支撑水利现代化目标的蓝图。对比现状图和规划图，短板弱项和需要治理的对象一目了然、清晰可见，以此为基础明确治理任务，以任务细化编制项目。

③建强项目库，夯实项目安排基础。坚持“讲政治、守底线、补短板、创亮点”的项目入库原则，明确项目入库流程，依据前期工作进展和要素保障情况，实施容缺入库制度，只要项目契合当地实际和发展要求、在流域当中短板明显，均可纳入项目库，项目库实行层级化、分类化、公开化管理，促使各市县明确治理的重点和任务，形成规模科学、功能清晰、分布合理、动态更新的项目库储备体系。

（2）流域区域补短板促提升

①流域统筹施策。流域层面遵循自然规律与“一盘棋”思路，将全省划分为黄河、长江两大片区和28个流域片，在大流域内以小流域为单元统筹水灾害防御、水资源保护等措施，顺畅支流洪水蓄、滞、泄、排关系，锚定短板弱项，构建防洪体系和水资源配置体系。

②区域协同治理。在整流域系统治理的思路下，以最薄弱的区域为重点，立足水资源禀赋与人口产业布局，完善水系连通、河堤治理、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持续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和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提升区域开发治理保护整体水平。

③流域区域联防联控联治。探索建立跨流域跨区域更高级别协调机制，协

调解决流域区域性重大问题；同时建立统一调度机制，保障用水需求与生态基流，实现流域区域联防联控联治，提升流域治理整体稳定性。

（3）规划计划按次序抓落实

①明确计划时序安排。依据各层级、流域、区域规划体系，从流域全局着眼看区域，按照确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原则，区分轻重缓急，以流域整体治理综合效益最大化为原则，系统安排年度投资计划，对财力不足、积极性不高且短板明显的区域，优先年度安排，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强化督导指导，补上最明显的短板，做到区域支撑流域补短板、骨干配套体系衔接、治理保护协调共进，实现区域治理刚性、流域治理销号的目标。

②严格投资计划管理。严格前期评估决策，合理确定项目建设内容、规模、标准和投融资方案等，综合考虑政府投资能力、运行管理成本、项目运营模式，避免过度超前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与效益。

2.全面推进节水制度落地见效

（1）严格落实水资源节约集约管控目标约束

落实《关于全面构建节水制度政策体系的意见》，进一步梳理现有节水制度落实情况和规划执行情况，科学设定各地用水效率、非常规水最低利用量控制目标，布局“十五五”时期节水规划，严格用水总量和强度约束，推动实现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填补本地空白、打通执行堵点。

（2）加快构建节水政策体系

深入分析在节水政策法规、体制机制、标准规范、技术推广、市场激励、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明确优先序和着力点，有针对性地强化政策支持、机制创新和要素保障。建立定额管理体系，修订行业用水定额，落实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制度，开展用水定额贯标工作。健全非常规水利用管理体系，研究制定非常规水利用试点项目评价内容，制定出台陕西省非常规水利用管理办法。推进节水产业体系建设，完善合同节水管理支持政策。

（3）健全全社会深度节水控水机制

发挥节约用水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平台作用，完善节水型社会建设机制，统筹推进农业、工业、城镇节水和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加快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建设。建立水预算管理制度，扩大水预算管理试点范围，探索水预算管理的实施路径和政策措施。善用市场机制，通过健全绿色金融、探索水权交易等方式，激发节水内生动力。建立健全跟踪分析与反馈机制，加强部

门会商研究，不断完善节水制度。健全节水宣传教育和科学普及机制，推动形成自觉节水的社会共识和良好风尚。

3.健全与人口和产业布局相匹配的水资源配置机制

（1）完善水资源政府配置机制

加快建立省级水资源管理机制，统筹节约用水、水资源刚性约束、“四水四定”原则落实、水资源优化调配等工作。“十五五”期间要统筹流域区域生活、生态、生产用水，科学分配各市用水总量指标，初定全省不2026．3中国水利超过117亿m3，相比“十四五”总量指标增长约9.3%。由省级水资源管理机构审批下达约束指标，作为各市“十五五”水资源开发的红线，以政府配置的方式优化各市水要素保障。

（2）健全水资源市场配置机制

用好中国水权交易所陕西省交易服务中心和陕西省水权收储中心平台，对闲置取水权无偿回收，对水利枢纽和水网工程新开发用水权增量适时适量收储。对《用水权交易负面清单（试行）》之外的情形，鼓励开展水权交易，加大支持力度，简化行政程序，提升用水权交易规模效应，稳定市场预期。完善“收储—交易—金融”三位一体用水权管理制度体系，通过用水权改革和政府调配优化水资源配置。探索新建跨区域调水工程通过出让初始水权方式筹措工程资本金。

（3）优化水资源工程配置机制

①优先满足生活用水。陕北地区通过陕西西部水资源配置工程、引黄工程配套改建、已建成水库配套延伸、新建引黄工程及调蓄工程、利用府谷岩溶水工程、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等措施保障城乡供水正常年份及干旱年份用水需求。关中地区全面推进水资源再平衡工程，在引汉济渭通水后，调整石头河水库、冯家山水库向渭北塬区县区供水，同时推进东庄水利枢纽等大中小型调蓄工程、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保障城乡供水正常年份及干旱年份用水需求。陕南地区通过推进恒河、洞河等中小型调蓄工程及连通工程、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保障城乡供水正常年份及干旱年份用水需求。

②基本保障生态用水。通过再生水利用工程、调蓄工程和水系连通工程保障河道外生态用水需求，对现有水利枢纽开展生态水量泄放监测改造。对重点工程全面优化调度规程，严格落实生态下泄指标，对于新建水源工程，在项目

立项之初同步规划建设生态流量下泄设施，并将生态下泄要求贯穿于设计、验收的全流程，严格按照核定标准保障河道生态流量，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③统筹保障生产用水。加快陕北、关中地区输配水通道工程建设，加快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延安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水资源保障项目建设；在陕南地区推进恒河水库等中小型水库建设工作，增强工业园区供水能力。结合全省重点水源工程，力争开工建设交口抽渭新建等3处大型灌区以及富平县北部山区东片等8处中型灌区，全省可新增灌溉面积50万亩，更加有力保障粮食安全。

4.深化实施“八大工程”，着力完善“八大体系”

（1）深化实施循环通畅织网工程，构建完善水安全保障体系

推进陕西西线水资源配置、关中水资源再平衡，加快引汉济渭二期及后续工程建设，充分发挥其跨流域调水、优化水资源配置的战略作用，确保关中地区乃至陕北部分地区的供水安全。积极推进东庄水利枢纽及供水工程建设，提升区域水资源调蓄能力和供水保障水平。服务保障古贤水利枢纽加快建设，谋篇布局配套引水前期工作，积极推动白龙江引水等重大引调水工程的前期工作，为未来水资源战略储备和跨区域调配提供坚实支撑。通过这些工程的实施，逐步形成省级现代化水网格局，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水源保障。

（2）深化实施灾害防御安澜工程，构建完善灾害防御保障体系

坚持“防住为王”总目标，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确保城乡供水安全，加快构建完善“三大体系”。

①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方面，推进东庄、蒋家窑则水库等防洪控制性工程建设，发挥其在流域防洪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以流域为单元，推进延河、北洛河、汉江等主要支流治理及流域内中小河流治理，全面提升防洪标准和能力；常态化开展水库安全鉴定，实现病险水库动态清零。

②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加快“三道防线”建设，在暴雨高频高值区加密布设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位）站，提升监测预报水平，提高预报精准度，延长洪水预见期；加强山洪灾害防治，特别是在山洪易发区强化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③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方面，深化落实双预警、双叫应、双转移、双反

馈机制，健全气象预警、临近预警、监测预警三阶段递进式预报预警机制，全面提升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能力，有效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深化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构建完善农村供水保障体系

统筹不同区域的水资源禀赋条件，持续推进农村供水规模化建设、标准化管理、水质提升和直饮窖水提升“四个专项行动”，深化推进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依托重点水资源配置工程和供水工程，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建设，因地制宜实施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针对干旱地区和季节性缺水地区，建设应急备用水源，提升农村供水保障的韧性。积极推进县域统管、工程专业化管护全覆盖，加强农村供水水源保护和水质监测，建立水源可靠、水质优良、管理规范的农村供水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服务、同监管，确保人民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

（4）深化实施粮食安全灌溉工程，构建完善灌溉用水保障体系

健全完善科学灌溉制度体系，有序引导改进传统地面灌溉方式，因地制宜推广“提、灌、蓄、引”等节水灌溉新技术，提高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实施宝鸡峡、泾惠渠等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强化渭北旱塬粮食增产带水资源优化配置，开工建设焦岩水库灌区和石门水库灌区等现代化改造工程，全面提高灌溉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开工建设咸阳渭北旱塬引泾灌区等，扩大有效灌溉面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加强灌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提高灌区运行管理水平，全面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调动社会资本和用水户参与灌区建设管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陕西力量。

（5）深化实施河湖生态复苏工程，构建完善河湖生态保障体系

推进秦岭北麓“五水协同”治理，加大秦岭北麓水生态修复保护力度，守护好“中央水塔”。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基准线，开展黄土高原“水美黄河”行动，加大黄河西岸水土流失及生态治理，推进实施渭河、延河、北洛河等重点河流水生态保护修复，加快推进通关河生态水库、石川河沿岸生态保护修复等工程前期，努力使绿色持续向北延伸。开展汉丹江“碧水东流”行动，实施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和月河等重点河流水生态保护修复，全力保障“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加快构建河流伦理，加强河湖岸线管控，常态化规范化“清四乱”，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人水和谐共生。

（6）深化实施“四水四定”夯基工程，构建完善刚性约束保障体系

严格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对高耗水行业实行差别化水价政策，倒逼企业节水。大力推广节水技术和节水器具，在全社会形成节水风尚。加强非常规水源如再生水、矿井水、雨水等的开发利用，将其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构建多元化供水格局。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落实与人口和产业布局相匹配的水资源配置机制，科学制定下发各市区用水总量控制目标细化分配方案。统筹考虑人口增长、产业调整、行业变化，结合水网工程建成达效情况，每2～3年对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进行评估调整。做好省内黄河干流、渭河、泾河等8条江河水量调度工作，开展主要河流水量分配方案编制，保障河湖生态流量。加强地下水保护管理，严格地下水取水许可审批和监管，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保障地下水可持续利用。

（7）深化实施改革创新深化工程，构建完善改革创新保障体系

健全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协同投入机制，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支持，确保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资金需求。推广公募REITs等资产盘活模式，探索建立水利工程收益反哺机制，形成可持续的投入产出模式，提高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的积极性。深化水利管理体制改革，明确部门职责，加强协调配合，提升水利行业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水利发展活力。强化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基础研究，加快构建生态产品投入循环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发展“含绿量”与生态“含金量”。

（8）加快实施数字孪生赋能工程，构建完善智慧水利发展体系

以数字孪生流域为重点，系统谋划推进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以“人工智能+水利”为核心战略，持续拓展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工程覆盖范围。以全省水网、黄河和长江流域两个区域水网以及11个市级水网为对象，推进数字孪生水网与物理水网同步建设。以跨区域的渭河、汉江等流域为对象，开展数字孪生流域建设。以重点水库、调水工程以及大中型灌区、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为对象，推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数字赋能，全面提升水利工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为水利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大力保护传承弘扬陕西水文化，深入挖掘水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

陕西治水历史悠久，水利遗产资源丰富，是历史治水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富。“十五五”期间，陕西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文化思想，围绕弘扬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持续推进陕西水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1）加大水文化遗产保护和挖掘力度

遵循整体性、系统性原则，突出核心引领、廊道串联、板块支撑、全域推进思路，构建以“五大水文化发展廊道、五大水文化休闲灌区、五大水利工程旅游区、五大水文化博物馆、十大水文化主题板块、十大水文化形象展示区”为核心的陕西水文化空间发展格局，形成多元化的水文化产品体系。对陕西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进行总体规划，推动与文物保护、文化旅游等有关部门建立联席制度，加强水利遗产的资源调查挖掘，建立资源数据库、档案库。启动陕西省水利遗产申报认定、榆林红石峡灌溉工程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水利领域文物普查等工作。

（2）推进水文化传承和利用

推动已建水利工程与文化融合发展，挖掘和弘扬重大水利工程时代价值，推出水利工程与文化融合的精品工程。提升新建水利工程文化品位，制定水工程与水文化融合的有关指南，积极推进文化要素融入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建设等各阶段。加强陕西水文化制度创新研究，出台水文化传承弘扬激励办法、水利工程水文化建设办法。建设水文化景观廊道、水文化公园、水利风景区、水文化博物馆、水文化综合体、水文化节庆活动、水文化实景演出、水文化高峰论坛以及水文化资源数据库等重点项目，根据地域特色及民俗文化分片区塑造不同文化主题，建设并完善水文化景区基础与服务设施，规范提升管理和服务质量，创新管理体制，努力打造特色鲜明、多元互补的陕西水文化产品格局。把弘扬传承水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纳入《陕西省水利厅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26—2030年）》，持续打造“讲政治、懂政策、懂技术、懂实践、爱水利”干部人才队伍。

山东荣城关于县域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调研与思考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王琳

农业新质生产力，由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其内涵包括现代生物育种技术、无人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等。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农业科技创新为主导，坚持绿色发展原则，借助数字经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运用科技创新成果催生乡村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这些应用能够有效改变农业生产发展的状况，通过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推动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降低资源消耗，带动农村产业升级，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生态平衡，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对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1.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要

无论是站在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高度考量，还是从突破“三农”自身瓶颈制约的实际需要出发，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解决城乡融合发展、摆脱农业产业发展困境的重要路径之一。

1.1农村青壮年人口锐减，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模式难以延续，实行规模化集约经营成为必然

现阶段农村青壮年为改善居住环境、子女教育、个人收入状况，大多选择离开农村到城市发展，青壮年减少后，仍以农户个体为单位的耕作模式，导致农民选择性耕种泊地肥田，撂荒山耩薄地，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也对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1.2劳动力成本攀升，低效粗放型生产已不适应市场竞争，依靠科技化提升效率成为必然

荣成市农户平均经营4亩～5亩土地，种粮一年的盈利最多只有5000元，而选择外出打工，普通工日工资不少于130元、技术工日工资不少于300元，除去租房、吃饭等日常开支外，最多3个月就能净挣5000元。因此，为获得更高收入，更多农民选择外出务工，从事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等非农产业，传统种粮副业化、兼职化甚至只务工不种粮问题日渐显现，因此，通过科技赋能农业产业升级、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势在必行。

1.3群众生活品质提升，品相差的廉价产品不被市场接受，依靠标准化

升级品质成为必然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外开放的深化、物流体系的畅通，群众获取优质农产品的途径更加多元、方式更加便捷，从“吃饱”到“吃有机、吃健康”的需求和期望值也随之提升。同时，这种群众期望也转化为了市场需求，倒逼农业生产加速向标准化迈进。

1.4农民致富期望提升，农产品卖不上价打击生产者积极性，依靠数字化提升农产品价值成为必然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生产者对育种、研发、加工、设计、营销等各个环节进行统筹谋划，依靠数字化提升品质、树立品牌更是必由之路，也更有利于实现产品品质升级、市场认可度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强、品牌形象提升的良性互动。

2.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推进路径

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综合现阶段荣成市农业产业发展特点，笔者认为采取农业产业增量升规、转型升级、生态重塑的“三步走”策略，可以有效实现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2.1推动“三个集聚”

通过土地集聚、经营集聚、人才集聚，加速产业增量升规，为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广阔舞台”。为推动“三个集聚”，荣成市建立撂荒地动态清零机制，探索推行“有序复耕一批、项目改造一批、委托代管一批、集体助耕一批”的“四个一”整治措施。近年来荣成已摸排发现、及时补种撂荒地3000余亩；建成高标准农田31万亩；通过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引入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兜底保障措施，粮食亩产提高13%。经测算，采取“良田+良种+良法”的高产高效耕作模式，每亩年种粮投入成本900元，产出效益2200元，亩均纯收入比农户个体种粮可增加150元以上。按照这个收入计算，租赁20亩土地种粮的收益就可以超过外出打工收入，而通过科技化、机械化作业，农户个人就可以完成生产。

规模化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支撑，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既有利于优化产业布局、推行生产机械化、促进技术标准化等工作顺利打开局面，也能够降低要素资源重新配置时的“掣肘”问题。概括而言，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生活资料集中、生产能力充足、生产效率提升是必要条件，通过规模化向农业生产要效益，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第一个目标。

2.2推行“三化共进”

通过科技化、标准化、数字化，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为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插上“腾飞翅膀”。目前，荣成苹果产业的龙头企业大多采取订单生产方式，通过提前与大型商超对接，确定果型、糖度、大小等需求，并从施肥、灌溉等多个环节进行把控，实行标准化栽培，符合要求的果品率达95%以上。以种植王林苹果为例，标准化果园每亩净产值可达2.5万元，比普通果园多出1万元～1.5万元。无花果产业方面，20XX年以来得益于物流提速、网络销售火爆以及直播带货影响，荣成无花果平均售价已由每斤1元左右提高到了4元～5元，销往荣成市外的比例达到60%。

农业转型升级涵盖科技兴农、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等多项工程，需要通过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更多科技化、标准化、数字化成果拓展应用到农业研发、生产、加工、消费等全链条各环节，从而实现“生产高效规范、产品高产质优、收益稳定增长”，这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第二个目标。

2.3加强“三链共建”

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和资金链建设，加速产业生态重塑，为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构建良好生态。在完备产业链上，通过横向、纵向协同发力，优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横向上，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多种产业融合发展，开发农业生产更多承载功能，进而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发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田园综合体等。纵向上，通过引进新技术，推动产业向上下游延伸，实现研发、生产、加工、储运、销售、品牌、体验、消费、服务等环节和经营主体紧密关联、有效衔接，不仅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也能通过革命性创新产品创造出更多的新需求。在畅通供应链方面，主要做好物流运输和产销对接两篇文章。物流运输上，加强产地仓储保鲜冷链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集散配送站点，健全农村物流服务体系，提升农产品商品化处理、品控分拣、打包配送、统配统送等综合服务能力，解决物流成本高、配送速度慢、产品保鲜难等问题。产销对接上，建设农业供应链信息平台，使农产品市场信息精准对接，形成集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于一体的订单化生产、批量化供应的农业供应链体系。在引入资金链方面，要抓住利益联结这个关键，因地制宜推广采用农户、农民合作社、村集体和龙头企业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或开展股份合作等形式，保持多元主体间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农户持续发展和获得稳定收入，并在此过程中提高农产

品供应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更好地引导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有效保障多元主体均能分享产业增值带来的收益。

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和资金链紧密关联、一体协同，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同样需要构建产业链完备、供应链畅通、资金链充足的农业产业生态，这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第三个目标。

3.观察与思考

“农业新质生产力”理念提出后，各地乘势而上、积极作为，都在进行有益探索，但从县级掌握的资金资本、创新科技等要素资源，以及县域农业发展的实情看，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仍然任重道远。比如，在做大规模和做优品牌方面，缺少资金支撑，而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走工业化生产、品牌化销售的路子，但现在看来，从生产到营销仍有很多环节需要先行投入来打通；在提升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品质方面，缺少标准支撑，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形成不了市场竞争优势，生产上的技术规范、品质上的认证标准需抓紧制定，以更好地引导农业生产；农业产业发展层次和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要想在生物信息农业、绿色低碳农业、医学农业等前沿领域实现“弯道超车”仍有距离，高端高品质产品的产销对接效率也有待提升。

从目前“三农”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形势可以看出，将新质生产力引入农业产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通过规模化、科技化、标准化、数字化带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增强农业产业“自身造血”功能，进而实现农村固本强基、农民增收致富的推进路径，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笔者认为，通过土地集聚、经营集聚、人才集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和资金链建设，推动农业产业向科技化、标准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加速产业生态重塑，是县域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

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与有效路径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联合课题组

（2026年2月26日）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电子信息制造、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已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塑产业发展范式、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我国数字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不仅实现了规模的持续扩张，更在结构优化与能级跃升中展现出澎湃动能。初步核算，到2025年末，我国数字产业收入达到38.3万亿元，相比“十三五”末期累计增长39.5%，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具体看，数字产业发展态势如何，遵循怎样的规律，面临哪些机遇挑战，如何加快推进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实地走访与座谈调研。

一、准确把握数字产业发展现状

在数字产业发展调研中我们发现，近年来多地实施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协同”，积极布局新赛道；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大投入，推动技术快速迭代及应用场景创新，数字产业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巨大的发展潜力。伴随数字科技的广泛应用，数字产业逐渐融合了信息技术革命以来涌现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智能经济等几乎所有特点，很多产品和服务已走入千家万户，产业发展进入了系统化布局、整体性跃升的关键阶段。

从发展态势看，产业体系日益完善，形成“智造”与“智服”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调研发现，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在自主可控上呈现多路并进、多点突破态势，已初步形成覆盖设计、生产、装备供应、行业应用的全产业链，并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卡脖子”问题大大缓解，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我们在企业调研时了解到，某型号电子专用设备已进入头部制造商产线，正在开展量产验证与批量导入，这标志着国产高端装备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领域进一步深化应用。部分芯片设计企业通过整合产业链关键环节、提升工艺协同效能，正从纯设计企业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转型。同时，软件产业借助人工智能的东风加速变革。国内某团队自主研发的科学计算与系统建模仿真平台，成为全球第四个具备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建模仿真平台，将大模型等人工

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底层架构，已服务系列重大工程。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7.4万亿元，同比增长7.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15.5万亿元，增长13.2%。生产服务协同带动的“双轮”驱动格局初步形成。

从技术前沿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快速突破，深刻影响产业格局和经济形态。调研发现，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专利数量全球占比达到60%，相关企业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超过1.2万亿元，同比增长近30%，走出了一条以开源为特征的创新发展之路。正是依托我国开源市场的发展路径，AI+技术可以快速赋能制造工厂，人工智能溢出效应愈发显著。一是驱动研发范式深刻变革。多家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相关负责人反映，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融入需求分析、架构设计、编码测试等软件研发全流程，推动研发模式基本实现了从传统人工向人机协同的转变，研发效率可提升15%—20%。二是驱动生产决策智能跃升。我们走访的某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制造业计划排产、设备运维、质量追溯等关键生产环节和应用场景，自主研发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数控系统，以“Data+AI”为核心打造标准化、可复制的智能应用模块，推动生产决策从“经验驱动”向“数据与算法驱动”转变。三是驱动价值体系整体重构。某汽车制造龙头企业通过自研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全域AI体系，全面打通从市场洞察、协同研发、智慧供应链、柔性制造到用户运营的全价值链环节，突破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边界和静态平衡，全面提升市场响应能力、研发生产能力，推动实现产业链的整体升级。

从空间布局看，数字产业呈现出以“头雁引领、群雁齐飞”为特征的区域协同联动发展格局。调研发现，我国数字产业呈现“东部引领、中部承接、西部东北夯实基础”梯度发展格局，区域协调发展态势日益清晰。在整体布局方面，通过央地合作共建区域性创新中心、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多种方式，央地资金、技术与人才等要素有效联动，弥合了区域创新短板，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展。在区域协同方面，以“东数西算”工程为代表，东部地区的算力需求有效引导至西部，带动贵州、甘肃等西部节点数据中心产业投资大幅增长，既缓解了东部能源紧张问题，又为西部开辟了数字经济新赛道，实现了东西部优势互补、联动发展。2025年，东部地区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巩固，完成数字产业收入29.5万亿元，同比增长9.2%，占全国比重74.3%；中部地区产业承接与集群培育成效显著，数字产业收入增速达到9.3%；西部与东北地区数

字产业发展活力有所回升，收入分别增长5.6%和4.8%。数字产业“东中西”协同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

二、充分认识数字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

总体看，我国数字产业在增加优质产品供给、强化核心技术应用、释放数据要素潜力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很多企业在底层“硬技术”和应用“软技术”方面协同发力，实现了技术创新与场景落地的双重变革，为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同时要看到，我国数字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数据要素流动、新兴技术应用、数字人才供给等方面仍然存在堵点卡点。

产业技术基础仍不够坚实。参加座谈的企业普遍反映，由于基础研究投入大、见效慢，应用场景和未来收益曲线不很明确，企业往往难以持续开展底层技术创新与原创性研究。站在产业全局看，尽管数字产业重点领域正在向产业链上游攀升，但核心技术的突破仍需较长的积累周期。产业基础能力的不足，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许多中小企业底层技术攻关动力不足，更倾向于在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应用层创新，短期能带来市场效益，却不利于我国产业整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数据流动路径仍不够清晰。调研发现，数据作为数字产业的关键生产要素，仍面临“采集多流转少，有资源无资产”的现实困境，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技术标准不健全。由于不同系统、不同企业之间数据描述不一致，形成各种“数据烟囱”，导致跨企业、跨行业数据整合利用难。另一方面，交易制度不完善。例如，调研中多家企业表达了对数据所有权界定清晰度、隐私安全保障及价值评估体系的担忧。由于缺乏权威的定价机制和清晰的合规边界，企业共享数据时不得不在安全风险与商业利益之间谨慎权衡。

新兴技术应用仍不够顺畅。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传统安全防护体系正面临新的考验。调研发现，许多企业在技术探索过程中存在合规顾虑，部分应用场景的推广趋于审慎。有企业反映，现有监管框架完善与技术迭代速度之间存在时间差，有时难以完全匹配企业创新的节奏。例如，在自动驾驶、脑机接口等领域，企业期待在算法可解释性、数据安全保护等方面获得更清晰的技术指引与风险处置方案。这种对安全不确定性的普遍顾虑，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先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应用范围和渗透速度。

数字人才供给仍不够充分。人才队伍的结构性短板，已成为制约数字产业由规模扩张向效能提升跨越的关键瓶颈。企业普遍反映，兼具前沿数字技术与

深厚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是当前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我们发现，当前高校培养的技能与企业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脱节，出现了学生就业难、企业招人难的结构性矛盾。有企业反映，即使投入先进硬件设备，也常因缺乏能将算法深度融入生产流程的资深工程师，致使数字化转型难以触及工艺革新、质量管控等核心环节。

三、充分激活数字产业发展动能

在调研中我们深刻感受到，数字产业突破了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逻辑和工业社会的运行规则，正在引发一场关于技术迭代、产业演进、时代变迁的深刻变革。从技术演进看，数字技术遵循代际跃迁而非渐进改良的发展规律。数字技术迭代周期不断缩短，推动着核心技术从硬件到软件、从连接到智能的持续突破，传统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已难以满足技术突破的内在需要，必须加快实施原始创新与前瞻探索。从产业发展看，数字产业具有“一次开发、无限复制”的规模效应。通过构建数字平台连接多方主体，数字产品和服务一旦开发完成，可迅速完成产品测试、反馈收集和优化调整，复制和分发的成本几乎为零，使得数字企业能够以极低的边际成本实现快速扩张，形成复杂的价值网络。从时代变迁看，由农耕文明时期的土地为本，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牵引，再到数智时代的数据驱动，数据从单一的生产要素已经演进为重塑生产流程、重组产业格局、重构竞争规则的核心驱动力，通过“用户体验产生数据、数据用于优化产品、优质产品吸引更多用户”的正反馈机制，推动生产力迭代速度呈指数级增长，深刻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这三重逻辑决定了数字产业的发展需要新的场景、模式和生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技术、环境交互方式。因此，推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既要筑牢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根基，也要构建开放协同、标准互信的产业生态，更要同步完善数据要素市场、适应性治理框架和高质量人才体系，形成支撑产业持续跃升的良性发展格局。

夯实发展底座，系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用、研”协同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应适度超前部署和改造数字基础设施，夯实数字化转型底座。要筑牢“建”的根基，构建高速泛在、智能集约的设施体系。持续拓展5G和千兆光网覆盖广度与深度，优化全国算力布局，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要提升“用”的效能，深化融合应用与规模推广。深入实施5G规模化应用“扬帆”行动升级方案、“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升级版和标识

“贯通”行动，积极培育海洋产业、低空装备等新兴领域的创新应用，持续推动典型行业和重点领域的规模应用。要强化“研”的支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加快战略性技术与基础设施攻关，增强自主可控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持续提升科技供给水平。

坚持创新驱动，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在调研中我们认识到，当前破解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脱节难题，亟待构建能够快速验证技术可行性与商业价值的载体。要推进原创性技术攻关，聚焦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重点领域，抓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实施，推动行业龙头联合重点用户、高校及科研院所共同组建实体化的“研发中试车间”，一体推进技术攻关、迭代应用、生态培育。要推动技术长期布局，建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榜单发布”与“揭榜挂帅”制度，优化适应长周期、高风险技术攻关的金融产品与投资评估体系，形成以产业发展为主导的项目评价与激励标准，将抽象的“需求牵引”转化“”为可运行、可考核的创新平台，真正打通从技术概念到成熟产品的死亡谷。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设产业科技创新和应用转化平台，一体化推进计量、标准、质量、知识产权等基础要素布局，持续提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优化产业生态，以实数融合深度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数深度融合，是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调研发现，当前制约实数融合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再是技术，而是缺乏能够让新技术在真实、复杂环境中充分验证、迭代、成熟的开放包容场景。要强化供给能力，持续推进重点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率先完成数字化改造，围绕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智慧物流等重点产业链，体系化开放生产制造、城市管理、商贸流通等场景，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准入清晰、容错试错的测试验证环境。要推动产业创新，围绕智能家居、数字健康、自动驾驶等融合领域，鼓励基于新技术的产品创新和场景创造，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培育产业生态，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培育一批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数字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构建技术适配、评估认证、金融支持、人才培训等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成熟的融合解决方案从“单个试验场”走向“全行业推广”，加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释放数据价值，打造“能用、好用、放心用”的合作模式。将劳动、土地、

资本、技术、管理、知识等各类要素数据化并发挥作用，是数智时代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调研发现，当前制约数据价值释放的主要矛盾并非数据资源匮乏，而是缺乏能够促进产业各方数据协作的机制与环境。要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推动数据产权登记、合规评估、资产入表等具体规则的落地，解决数据确权、定价、入账等操作难题，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扫清制度障碍。要开展先行先试探索，推动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大模型服务商等灵活组合，组建“数据合作联合体”，支持开展数据流通模式创新、数据资源聚合、数据价值转化，形成流通可控制、权益可明确、收益可共享的数据价值开发模式。要培育数据服务体系，鼓励发展数据合规审计、质量评估、价值发现等第三方专业服务，培育数据经纪人等新职业，构建健康活跃的数据要素市场生态。要筑牢数据安全屏障，建立覆盖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销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健全风险评估与应急响应机制，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保障。

筑牢人才基石，构建产教融合与精准引育相结合的人才支撑体系。数字产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当前，我国数字人才总体缺口巨大，供需矛盾突出，亟须加快构建适配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引育体系。要深化教育改革与产业需求对接，围绕高质量数据集、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水平大学和职业学院，共同搭建以真实研发项目和工程任务为纽带的人才培养计划，培养适应产业前沿的工程技术人才。要实施精准化的人才引进与培育政策，围绕前沿重点领域，靶向引进国际顶尖科学家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建立与项目贡献挂钩的学分认定、薪酬补助和优先录用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实践文化。要搭建终身学习与技能提升平台，依托龙头企业、产业联盟建设高水平实训基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畅通传统行业工程师向数字化人才转型的通道，打造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数字人才队伍。

强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坚持开放合作，是顺应全球数字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拓展数字产业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应主动发挥我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平台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积累的体系化能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构建，协同各国开展产业生态建设，推动产业生态发展形成实质性优势，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变革。要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动建设和运营一批高能级的国际合作实体节点，加强与各国在数字政策、标准等方面的对接，共同推进5G网络、跨境光缆、卫星互联网、算力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共建共享。要促进规则协同，推动我国深度参与和引领人工智能治理、数据跨

境流动等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构建，积极贡献中国实践与中国方案，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与标准规范。要共建技术生态，依托“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等机制，构建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促进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鼓励通过开源协作、联合研发、技术交流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全球创新合作；建立可持续的成果共享与能力建设机制，共同打造安全、可信、充满活力的全球数字创新共同体。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研究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

（2026年2月1日）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着力解决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江西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严格执行《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坚持动真碰硬，旗帜鲜明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持续以“下”的压力激发干的动力，有效激励干部抖擞精神、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江西省委组织部对江西近年来的探索实践进行了调研，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堵点，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

一、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的江西实践

江西省委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为从严管理干部、激励担当作为的重要举措，系统部署、深入推进。省委组织部通过制定细化情形、编发典型案例等，持续加强政策指导、案例引导、压力传导，树牢重担当、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近年来，省级层面共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81人，其中厅级干部64人、县（市、区）党政正职17人，较好地起到了警醒教育和激励引导的作用。

（一）抓实细化情形，让“下”之有据更充分。聚焦解决“下”的情形“把握难”、“认定难”等突出问题，对标《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有针对性地细化23条具体情形表现，重点是把好“五个关口”。一是严把政治素质关，对政治能力不强、理想信念动摇、组织观念淡薄等情形作出细化。二是严把领导能力关，明确对工作思路不清、办法不多，驾驭全局、改革攻坚、推动发展能力偏弱，法治观念淡薄等情形作出细化。三是严把担当作为关，对在急难险重任务、重大风险考验面前消极逃避，以及工作不思进取、甘于“躺平”，表态多落实差等作出细化。四是严把工作实绩关，对宗旨意识不强、政绩观存在偏差、新官不理旧账等作出细化。五是严把廉洁自律关，对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严不实，品行不端、行为失范，家教家风不正等作出细化。同时，编印18个典型案例，讲明发现路径、具体表现、调整考虑等，把难以细化的情形变成见人见事的生动例子，让干部可对照、组织好判断。

（二）抓实发现识别，让“下”之精准能服众。聚焦解决“怎么了解”、“了解什么”的问题，主动前移关口，精准识别认定“谁该下”。一是加强日常了解。坚持把功夫下在平时，制定实施政治素质考察办法、无任用考察了解办法、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统筹用好考核考察、谈心谈话、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调研等方式，近距离、多角度、全方位考准考实干部。注重深入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了解掌握干部“八小时内外”的真实表现。二是做实分析研判。建立领导班子全口径分析研判机制，健全组织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沟通会商机制，突出抓好对党政正职、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分析研判，综合运用巡视巡察、督查检查、信访举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成果，掌握不适宜担任现职的重点关注对象。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或者轻微问题的，及时提醒教育、督促改正，防止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对督促提醒后仍没有改正、工作仍没有好转，经研判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理。三是用好考核结果。实施综合考核改革，坚持考人与考事相结合，区分市县、开发区、省直机关、省管高校、省属国有企业等5个序列，从高质量发展成效、加强党的建设成效、满意度评价“三张考卷”考实绩，把多年考核情况贯通起来相互比较、相互印证，为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提供有力依据。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对考核中情况反映较多、表现一般的省管干部逐一提醒谈话，对问题较多的给予6个月整改观察期，整改期满后逐人开展专项调研、提出整改评估意见，形成“发现—谈话—整改—评估—调整”的工作闭环，倒逼干部履职尽责、担当实干。

（三）抓实人岗相适，让“下”后安排更合理。坚持从有利于激发干部队伍整体活力、推动事业发展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一贯表现，区分不同情形，采取平职调整、转任职级公务员、免职、降职等方式予以调整，拓宽干部“下”的途径，切实让干部“下”得服气、群众认可。一是体现惩戒提醒，对领导能力偏弱、不能有效履行职责、严重影响工作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降职调整。二是体现资源调优，对具备一定领导能力、但不适宜担任现职或职务层次的，平职调整到其他岗位或转任职级公务员，具备专业技能特长的安排到适合发挥专长的岗位。三是体现人文关怀，对因健康原因不能胜任现职岗位的，予以妥善安排，解决好干部的实际困难，让干部实实在在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四）抓实跟踪了解，让“下”后管理更深入。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

约束并重，加强对被调整干部的后续管理，防止为“下”而“下”、一“下”了之，推动干部“下”后有为、干好能上。一是做好思想工作。干部调整“下”后，做好谈心谈话工作，由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或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同志开展谈心谈话，引导他们正确对待组织决定、放下思想包袱，帮助他们端正认识、提振状态。二是加强跟踪回访。建立组织人事部门定期回访机制，跟踪了解被调整干部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状态。对能力不足、岗位历练不够的，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培训，注重在重点项目、信访维稳、招商引资等一线加强实践锻炼，帮助其提升能力、积累经验；对思想消沉、工作消极的，及时提醒谈话，帮助其提高认识、改变状态；对调整后不汲取教训、“破罐子破摔”的，视情再次组织调整。三是畅通再上渠道。对认真汲取教训、积极努力工作，德才表现优秀、工作实绩突出、影响期满且经考察符合任职条件的干部，及时合理使用，给予他们重新施展才干的机会，以组织担当促干部再出发。近年来，全省重新使用了一批被调整后奋发有为、表现优秀的干部，让“下”的干部有盼头、有干劲，形成了“能下也能再上”的良性循环。

二、当前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难点堵点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涉及干部切身利益，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调研发现，江西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上虽取得积极成效，但仍面临一些深层次问题。

一是思想观念有偏差。调研发现，有的地方和单位对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视为可做可不做的任务，推动不够积极主动；有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存在“好人主义”思想，不敢动真碰硬，怕得罪人、怕惹麻烦，或者问题不重不“下”、没有违纪违法不“下”，导致该“下”的不“下”。一些干部受“下必有错”、“上荣下辱”的传统观念影响，认为“无过便是功”、“无错不应下”，觉得“下了丢面子”，对组织调整心存抵触。

二是情形认定难把握。调研发现，不少同志反映，“下”的情形定性多、定量少，在具体操作中有时找不到“下”的依据，不知道该不该“下”、适用哪一种情形“下”；特别是对那些兢兢业业工作但能力有欠缺的干部“要不要下、怎么下”，有时还比较难把握，以致好认定、好把握的“下”得多，难认定、难把握的“下”得就少。

三是发现掌握不及时。调研发现，有的地方和单位没有把功夫下在平时，开展考核考察、谈心谈话不够经常深入，对干部的政治表现、能力水平、工作

实绩、作风状态、群众口碑等了解掌握不够全面及时。有时部门协调联动不够顺畅，统筹运用巡视巡察、审计、统计、信访举报等成果不够充分。

四是“下”后管理跟不上。调研发现，一些调整岗位或转任职级的“下”后干部，觉得待遇跟之前差别不大，而承担的任务明显减少，甘愿“躺平”，甚至把“从实职转任非实职”当作“保留待遇的缓冲选择”。不少地方和单位对“下”后干部的教育、鞭策、警醒效果不够明显，有的对“下”后干部的重新使用有顾虑，担心引起负面舆情，不敢轻易再使用。

三、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的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对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作出新部署，要求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有效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必须坚持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凝聚思想共识、完善工作措施、健全规章制度，推动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提振干部精气神、开创事业新局面。

（一）凝聚思想共识，形成能上能下的良好氛围。一要加强宣传引导。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理性看待干部上和“下”，正确看待进退留转，推动形成“上下皆常态、有为才有位”的社会共识，积极营造敢“下”、能“下”的良好氛围。注重挖掘宣传“下”不失志、“下”仍有为、“下”后能再上的典型，发挥激励作用。二要深化政策解读。将干部能上能下政策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干部教育培训重要内容，重点抓好各级党委（党组）书记、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的专题培训，推动政策执行者知政策、懂政策、善用政策，防止理解偏差、执行走样。

（二）做深识别研判，夯实“下之有据”的工作基础。一要细化情形分类指导。在现有情形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量化、具体化的评价标准。充分考虑地方、机关、国企、高校等不同领域和岗位干部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不胜任现职情形清单。持续充实编印典型案例，使政策规定更具象、更直观、易执行。二是加强多渠道近距离“考”。持续优化综合考核，强化日常考核，注重在重大斗争一线、重点工程项目、急难险重任务中考察识别干部，广泛听取基层群众和管理服务对象意见，全面、历史、辩证地掌握干部德才和实绩。三是加强经常性立体式“研”。建立健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定期分析研判机制，对干部履职情况、考核结果、监督信息进行比对印证、“集中会诊”。加强部

门协同，健全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推动组织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巡视、审计、信访等部门的信息常态共享，实现对干部表现的动态掌握和精准“画像”。

（三）注重统筹结合，推动能上能下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一是结合日常调整推动“下”。在研究干部选拔任用时统筹考虑干部“下”的问题，对发现的不担当、不作为、不适应的干部及时予以调整，坚决防止“躺平”、“佛系”、“摆烂”等现象。二是结合换届工作促进“下”。在即将开展的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中通盘考虑，区分不同情形作出相应安排，动真碰硬调整不胜任现职的干部。三是结合问题整改倒逼“下”。将推进干部能上能下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巡视巡察、督察检查等发现问题整改紧密结合，对涉及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线索，严肃核查处理，以整改倒逼干部担当作为，推动以“下”促改、以改促干。

（四）完善制度配套，探索构建闭环管理的长效机制。一要建立事前预警干预机制。对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但尚未达到“下”的情形的干部，及时采取提醒、谈话、函询、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方式进行预警纠偏，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二要健全“下”后跟踪管理机制。专门建立“下”后干部管理台账，落实定期回访和谈心谈话制度，加强跟踪教育和关心帮助，根据其特点安排适当工作。对汲取教训、积极改进、实绩突出、群众认可，经考察评估符合条件的，可重新任用，形成“能下也能再上”的良性循环。三要探索信息化智慧化管理手段。整合政治素质考察、领导班子运行情况调研、年度考核等各类信息，以及各职能部门掌握的信息，及时导入干部信息管理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加强信息关联分析和智能检索、辅助研判等，为精准实施干部能上能下提供参考。

（五）压紧压实责任，推进各项措施落实落地。一要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人事部门具体工作责任和相关部门的配合责任，将推进干部

能上能下情况作为党委（党组）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一报告两评议”、巡视巡察、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等的重要内容，推动责任落到实处。明确各级党委（党组）每年至少研究1次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二要严防执行偏差。加强工作指导和过程监督，重点关注并防止四种不良倾向：防止“好人主义”，不敢动真碰硬甚至打折扣、搞变通；防止“有失公平”，没有做到一碗

水端平、一把尺子量到底；防止“为下而下”，层层加码、片面追求“下”的数量；防止“时紧时松”，热一阵冷一阵，缺乏工作韧劲。要通过调研抽查、情况通报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确保执行过程标准明确、程序规范、结果公正。三要严格纪实报备。认真执行纪实报备制度，由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对不胜任现职干部的调整情况进行报备，包括调整原因、调整考虑、安排方式和后续管理等内容。定期调度各地各单位推进情况，持续传导责任压力，着力推动常态长效。

武山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武山县农业农村局杨红英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实施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承载着盘活乡村资源、带动农民共富的关键使命。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2023）与甘肃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若干措施》（“甘八条”）等政策明确要求强化产权改革、产业融合与治理创新。武山县作为天水市农业重点县，虽通过“三变”改革推动集体经济村均收益提升17.3％，但仍面临三重结构性矛盾。例如，资源沉睡问题突出，23.6％的集体资产长期闲置未活化；产业基础薄弱，72％项目依赖初级种养且加工转化率不足35％；政策衔接存在断层，省级措施与县域蔬菜、文旅等特色资源适配不足。破解这些瓶颈，对激活渭河农业带资源潜能、打造西北县域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1.发展现状

武山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西北部，地处渭河上游，陇中黄土高原与西秦岭山地过渡地带，与周边五个县、区接壤。全县总面积2011km2，总人口约50万人，辖15个乡镇344个行政村。作为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武山县已实现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全覆盖。截至2024年底，全县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总收入达1.2亿元，年收益10万～30万元的村182个，31万～50万元的村89个，50万元以上的村73个，全面消除了年收益10万元以下的薄弱村[1]。洛门镇郭家庄村、滩歌镇黑池殿村、四门镇西堡村等8个行政村被评为天水市集体经济示范村，通过发展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2.主要做法

2.1政策赋能助发展

武山县把培育农村集体经济作为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建立了“县主导、部门协作、镇村实施”的联动体系，形成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模式。当地先后颁布了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消薄培强”专项计划等配套政策，构建起完整的制度框架。同时，通过将集体经济发展成果纳入干部考核内容，有效推动了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

2.2项目带动促发展

20XX年以来，武山县累计投入3.2亿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施项目735个，成效显著。2024年重点推进45个产业项目，投入6800万元财政资金，创新分配

机制带动92个薄弱村增收310万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武山县注重发挥规模效应，23个多村联建项目投入财政资金4200万元，带动78个行政村增收195万元，重点建设了蔬菜冷链物流中心、中药材加工厂等具有区域带动性的重点项目[2]；支持22个村级自主发展项目，投入财政资金2600万元，带动22个行政村增收115万元，培育了一批特色种植基地和农产品初加工项目。通过创新“联建共享”发展模式，目前武山县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联建项目占比达51％，规模化发展成效明显；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1.8亿元，放大效应突出；项目平均收益率达6.2％，高于甘肃省平均水平。

2.3创新模式领发展

武山县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创新探索出“多村联建、村企共建、产业融合”的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培育了一批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示范典型。其中，洛门镇郭家庄村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模式，建成千亩设施蔬菜产业园；滩歌镇黑池殿村盘活闲置校舍，打造中药材加工扶贫车间，实现“资产盘活+产业增值”双收益；四门镇西堡村依托武山旋鼓舞非遗文化，发展“农耕体验+民俗旅游”融合产业；龙台镇董庄村利用高山生态优势，创新“冷水鱼养殖+休闲垂钓”特色产业。

2.4强化整改抓规范

武山县以农村集体经济合同清理规范专项行动为突破口，全面开展“三资”问题整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系统梳理和规范整改5328份问题合同，全县累计收回低价发包集体土地124.33hm2，追回被无偿占用的集体资产83.6万元，清收拖欠租金及分红980万元，整改到期未收回投资合同52份，涉及本金1235万元，共挽回集体经济损失745万元。在整改过程中，武山县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创新推出了“合同审查—动态监管—风险预警”的全流程管理体系，制定完善了12项合同管理制度，并搭建了“三资”监管信息化平台。典型案例方面，2024年洛门镇通过规范蔬菜大棚租赁合同实现增收36万元，滩歌镇收回28hm2集体林地发展中药材产业，四门镇完善光伏扶贫项目分红协议，2024年确保村集体收益增加28万元[3]。

2.5加强应用抓管理

武山县贯彻落实甘肃省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整治工作部署，创新建立“专班驻点+巡回指导”的工作机制，全面推进“甘农经”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县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工作专班采取“一对一”蹲点指导、“手把手”实操

培训的方式，深入15个乡镇开展全覆盖督导服务，确保平台推广应用取得实效。截至目前，全县344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全部完成规范化建账和银行账户开设工作，累计录入村集体固定资产原值12.8亿元，资源性资产面积3.91万hm2，规范登记集体经济合同5328份。通过“银农直联”系统办理线上审批业务1286笔，涉及资金4532万元，实现集体资金流转全程留痕、动态监管。

3.存在问题

3.1人才队伍匮乏

专业经营管理人才严重短缺，武山县344个行政村中，具有专业财务知识的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不足30％。管理人员平均年龄达48.6岁，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其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超过65％。同时，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困难，懂经营、会管理、熟悉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尤为缺乏[4]。农村地区受限于经济条件、基础设施和发展机会，对懂经营、会管理、熟悉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缺乏吸引力。一方面，本地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高校毕业生更倾向于在城市就业，导致农村人才储备不足。另一方面，外部专业人才因薪资待遇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而不愿扎根农村。例如，部分村庄尝试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或乡村旅游，但因缺乏专业的市场策划、品牌运营和供应链管理人才，项目难以持续盈利，最终陷入停滞状态。

3.2发展动力不足

部分村干部存在“等靠要”思想，创新发展意识不强。调查显示，约40％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仍停留在简单的资源租赁模式，如土地、房屋等固定资产的出租，产业层次较低，缺乏深加工、品牌化、市场化运作等增值环节。这种单一的经营模式导致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缓慢，抗风险能力较弱。部分村干部对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存在畏难情绪，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主动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例如，一些村庄虽拥有特色农产品资源，但由于缺乏创新意识，未能有效整合资源发展电商、休闲农业等新业态，错失发展机遇。

3.3资产盘活不充分

集体资产资源利用率偏低，据统计，武山县农村集体资产中仍有价值约1.2亿元的闲置资产未能得到有效盘活，其中包括集体建设用地、老旧校舍、废弃厂房等。这些资产长期处于低效或闲置状态，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增加了管理维护成本。例如，部分村庄的老旧校舍因年久失修逐渐破败，既无法用于教

育方面，也未能改造为仓储、加工车间等经营性场所，导致集体资产持续贬值。

3.4风险防范不到位

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部分投资项目前期论证不充分。2023年武山县有8个集体经济项目因市场研判失误导致经营亏损，涉及资金总额达560万元。深入分析发现，这些项目普遍存在前期论证走过场的问题。以某村特色养殖项目为例，仅凭个别村干部的“经验判断”就仓促上马，既未进行专业的市场调研，也未对技术可行性、疫病防控等关键因素进行充分评估，最终因销路不畅和养殖技术不过关导致项目失败。

4.发展建议

4.1政策扶持力度再加大

针对武山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建议加大政策扶持力度。1）完善财政支持政策。建议县级财政设立专项扶持基金，每年安排不少于3000万元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薄弱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对多村联建项目给予20％的额外补助[5]。2）强化金融支持。推动金融机构开发“集体经济贷”等专属金融产品，设立风险补偿基金，解决融资难题。3）优化土地政策。在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中单列不低于5％的指标专项用于集体经济项目，简化集体建设用地审批流程。4）完善税收优惠。对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事农产品初加工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对集体经济项目用地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5）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将集体经济发展成效纳入乡镇领导班子考核指标体系，对年度增收显著的村集体给予10万～30万元的奖励。通过构建“财政+金融+土地+税收+考核”五位一体的政策支持体系，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

4.2发展路径再优化

针对当前发展困境，武山县应着力探索集体经济多元发展路径。1）深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联营模式，重点培育10家县级示范合作社，推动洛门蔬菜、滩歌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2）创新“三变”改革模式，在全县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转型路径，盘活闲置集体资产。3）探索“飞地经济”发展模式，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动20个薄弱村与强村共建产业园区。4）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建设县级农产品电商服务平台，培育50个村级电商服务站。5）打造“农文旅融合”特色品牌，依托旋鼓舞非遗文化，开发3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通过构建“产业联营+三变改革+飞地共建+数字赋能+文旅融合”的立体化发展体系，力争到2026年培育30个年收入超百万元的集

体经济强村，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武山模式”[6]。

4.3资产监管再加强

针对当前集体资产监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武山县亟需构建“四位一体”监管体系。1）完善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升级“甘农经”系统功能，实现全县344个行政村集体资产“一网通管”，确保固定资产、资源性资产、经济合同等关键数据100％入库。2）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建立“村级自查、乡镇核查、县级抽查”的三级审计制度，每年对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审计全覆盖，重点加强对投资金额在50万元以上项目的全过程监管。3）规范合同管理制度，制订统一的集体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建立合同备案审查机制，对5万元以上经济合同实行法律顾问审核制。4）创新监管方式，推行“阳光三资”公示制度，通过村级公示栏、手机App等渠道，实现资金使用、资产处置、资源发包等事项实时公开。建议配套建立三项保障措施，设立县级集体资产监管专项资金，每年安排200万元用于监管平台运维和人员培训；组建由农业、财政、审计等部门组成的联合督导组，每季度开展专项检查；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造成集体资产流失的行为严肃问责。

4.4发展能力再提升

针对武山县农村集体经济人才短板问题，建议实施“三大提升工程”。1）实施“头雁培育”工程，每年遴选50名村干部到发达地区跟班学习，组织100名经营管理人员参加省级专题培训，重点提升市场运营、财务管理等专业能力。2）开展“人才下乡”行动，建立县域人才资源库，选派20名农业技术骨干、10名金融专员驻村指导，同时引进5～8名电商和文旅等专业人才服务集体经济项目。3）构建“三级联动”的培训体系，县级每年举办4期专题培训班、乡镇每月组织1次业务轮训、村级落实“传帮带”机制，确保每个集体经济组织至少有2名懂经营、会管理的骨干人才。建议配套建立三项保障机制，设立专项培训资金，县财政每年安排150万元用于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激励机制，对带动集体经济增长超过20％的经营人才给予5万～10万元奖励；建立人才服务驿站，为下乡人才提供住房以及子女就学等配套服务。通过“内育外引”双轮驱动，力争3年内实现集体经济组织专业人才覆盖率达到80％以上，为武山县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5.结束语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武山县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当前，虽然通

过政策扶持、模式创新和规范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人才短缺、产业薄弱、资产盘活不足等挑战。未来，武山县应持续深化农村产权改革，优化“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强化数字赋能与风险防控，推动“三变”改革。通过完善政策、培育人才、创新机制，走好特色发展之路，让集体经济成果更好惠及农民，助力共同富裕。

“双碳”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影响因素调查研究以天津农学院为例

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高子瑶

1.引言

1.1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变暖趋势日益凸显，碳排放问题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积极探索各种方式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人类发展模式从“传统”向“绿色”转型[1]。在此背景下，中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中共十八届三中X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其时代内涵，持续探索并凝练形成新发展理念，有效助力“双碳”目标的达成[2]。

党的大会进一步深化并确立了“双碳”目标的战略定位，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协同推进，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3]，彰显了践行碳减排行动、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意义。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积极推动全民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4]。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应自觉树立低碳意识，积极践行低碳行为，为“双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本文以天津农学院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生活方式角度探讨其绿色低碳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采用问卷调查法与定量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分析个体层面与社会因素对绿色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提升路径及认知强化策略。本研究有助于学校及相关部门把握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的现状与影响因素，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绿色意识教育，对我国低碳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2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研究

1.2.1绿色生活方式的界定

我国学界对绿色生活方式的界定在逐步丰富，研究人员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探讨。员楷宸认为，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涵盖认知、行为、意愿的综合性生活模式。概括来说，就是通过吸收绿色生活的相关理念，逐步形成以绿色为导向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并以此指导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生活方式的融合[5]。冯回在剖析绿色生活方式转型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时指出，应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响应、公众参与的长效

协同机制，通过三者联动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6]。李木子认为，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引导公众进行绿色消费、主动选择绿色产品、积极参与绿色志愿服务的生活方式；通过广泛宣传绿色生活的积极意义，最终在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与绿色生活的普遍氛围[7]。左匡天等结合低碳生活方式中“减少碳排放”“低能耗、低消耗”“低成本”三个维度，将大学生低碳生活概括为大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以培养低碳意识与行为习惯为导向，积极践行绿色出行、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及资源循环利用等理念的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8]。周杨等则认为，绿色生活方式表现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购买与消费行为，是一种具备生态意识的高层次理性消费模式[9]。

从广义而言，绿色生活方式涵盖了生产、消费等涉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从狭义上看，绿色生活方式则是由“绿色”与“生活方式”结合而成，侧重于绿色消费行为。因此，绿色生活方式可界定为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立足环境友好与个体自由，秉持低碳节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满足人类合理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生活实践。

1.2.2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对环境友好、资源节约、能源低耗且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在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同时，致力于保护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涵盖消费、出行、作息等多个方面，因此从大学生的行为特征出发，可将其绿色生活方式划分为绿色环保行为、绿色消费行为与绿色出行方式三个维度。具体而言，大学生的绿色环保行为主要包括垃圾分类、节水节电、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回收废纸箱等；绿色消费行为则涉及选购绿色环保产品、践行循环消费与适度消费等；绿色出行方式不仅包括选用公交车、地铁等传统低碳出行工具，也包括主动选择新能源出租车、低排放汽车等新型环保交通方式。

1.2.3研究角度及方法

目前，国内在“双碳”背景下围绕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开展的调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多从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低碳生活方式、实践案例分析等视角进行专题探讨。然而，对于影响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的各类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仍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实证分析。为此，本文拟围绕不同因素对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程度展开深入分析与讨论。

（1）文献研究法。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的既有研究成果，在综述相关理论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思路。

（2）问卷调查法。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edBehavior，TPB）设计并开展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涵盖绿色意识、绿色态度、绿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等多个维度，以天津农学院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并进行数据收集整理，为后续定量分析提供实证基础。

（3）定量分析法。本文首先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进行数据初步描述，了解数据分布特征。通过量化分析方法与基准回归模型检验各因素对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最终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为了有效解释和预测当代大学生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引入TPB理论，并以其为框架，对可能影响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的相关因素进行系统归类与探讨，进而深入分析大学生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行为意愿及其作用机制。

TPB理论最早由Ajzen提出，其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知觉行为控制”这一变量，进一步完善了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机制。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经过理性思考和计划的结果，强调从行为态度（BehavioralAttituda，BA）、主观规范（SubjectiveNorm，SN）和知觉行为控制

（PerceivedBehavioralControl，PBC）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个体行为意向的形成机制及其实际行为的产生过程[10]。

行为态度是个体实施某项行为时的态度。在绿色生活方式的情境下，大学生对践行绿色行为的态度直接影响其行为意向。王玉科认为，绿色知识、绿色意识与绿色态度是影响绿色行为的重要因素[11]。具体可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其一，从大学生自身认知出发，若其认为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可能带来不便（如出行受限），则可能降低对相关低碳行为（如绿色出行）的持续性意愿[12]；其二，从外部环境影响来看，大学生对国家低碳政策的认同与响应程度也显著影响其行为态度，对鼓励低碳政策的正面感知越强，其响应国家号召、践行绿色生活的意愿也越强[13]。叶婷等认为，影响绿色生活方式的因素主要包括收入状况、情境因素、个性特征、消费者心理、绿色态度以及对绿色发展的整体

认知等多个方面[14]。

因此，提出研究假设1：大学生对绿色生活的意识水平与态度倾向对其是否践行绿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即大学生的绿色意识越强、态度越积极，其实施绿色行为的可能性越高，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定是否采取某一行动时，所感知到的来自周围人的压力。殷宁充子认为，当前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培养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高校教育引导滞后、政府主导职责缺失、个人自我培养能力较弱及家庭教育缺位等方面[12]。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同学的行为、家庭的态度、学校的教育导向及政府的政策倡导均构成影响其选择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周围人的行为模式往往成为大学生在选择生活方式时的重要参照依据；同时学校和政府部门对绿色生活的引导与激励，也在其行为塑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因此，提出研究假设2：部分外部环境因素对大学生的绿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教育因素（如高校课程设置、教师引导等）与社会因素（如社会环保氛围、绿色产品价格等）均对大学生的绿色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执行特定行为的难易程度及可控性的感知。个体在实施行为前，会综合评估自身能力及外部环境，判断该行为能否顺利完成。在研究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时，知觉行为控制具体表现为大学生会权衡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所带来的长期价值与即时效益，同时评估该行为在现实中的难易程度。

因此，提出研究假设3：大学生的知觉行为控制对其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具有显著影响。当低碳环保设施难以获取，或相关绿色服务较为不便时，大学生对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感知控制感降低，从而对其行为产生消极影响。

3.数据来源和变量设计

3.1问卷设计

根据TPB理论，结合大学生绿色低碳意愿和行为特征，将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内在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以及个体特征因素。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绿色意识、绿色态度、绿色行为以及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

3.2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取整体抽样方法，以天津农学院15个二级学院的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覆盖不同年级与专业类别，共随机发放问卷750份，回收问卷435份。剔除无效作答样本后，最终确定有效问卷28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66.2%。

3.3变量设计

3.3.1被解释变量

本文从两个角度测度被解释变量。一是针对具体绿色生活方式践行情况的测量，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进行评价。量表围绕绿色环保行为、绿色消费行为和绿色出行行为三方面设计题目。绿色环保行为：如“是否进行垃圾分类？如果会，频率如何？”“是否会减少一次性用品（如塑料袋、塑料餐具等）的使用？”等；绿色消费行为：如“购物时是否优先选择绿色环保产品？”“购买商品时是否考虑适度消费，避免浪费？”“对‘绿色消费’概念的了解程度如何？”等；绿色出行行为：如“外出时是否会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如公交车、地铁等）？”“是否会主动选择新能源出租车或低排放汽车作为出行方式？”等。二是针对总体绿色生活方式践行水平的测量。在考察总体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时，首先计算每位学生在各项具体行为上的频率均值，得到个人绿色生活方式综合得分。随后，以全部样本均值为界，将大学生分为践行绿色生活方式频率较高组（赋值为1）与频率较低组（赋值为0）。

3.3.2解释变量

基于TBP理论并结合大学生绿色低碳意愿与行为特征，将影响大学生绿色生活方式的因素归纳为内在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及个体特征因素。调查内容涵盖绿色意识、绿色态度、绿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等多方面。内在因素下设四个二级指标，分别为低碳认知、环保意识、消费习惯与价值认可度。外部环境因素下设六个二级指标，包括学校教育、绿色产品价格、社会环保氛围、低碳标识信息、低碳产品和服务获取困难以及低碳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个体特征因素包括性别与年龄两个二级指标。

在变量赋值方面，假定各调查问题具有同等权重，并依据受访者的回答情况对其在各项因素上的表现程度进行相应赋值。

4.大学生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

4.1描述性统计

对问卷整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样本的基本结构为：男性79人，女性209人，男女比例约3∶7；在年级分布上，大一学生54人（18.75%），大二学生

45人（15.62%），大三学生171人（59.38%），大四学生18人（6.25%）。

从表2可以看出，在内在因素中，环保意识这一项标准差较小且均值最大，表明多数学生对绿色行为持积极态度，整体认同度较高；低碳认知标准差较大，

均值处于中等水平，说明学生在“双碳”相关知识的掌握上存在一定差异；消费习惯与价值认可度对绿色行为的影响程度总体较高，但个体间差异较为明显。在外部因素中，学校教育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标准差最小，均值较高，说明学校在环境教育方面的系统建设逐渐完善，具有较好的引导与规范作用，这与贺玮[15]的研究结论一致；其他外部因素均值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标准差普遍较大，反映了不同社会外部条件对大学生绿色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与不平衡性。

此外，表2还显示，大学生实际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平均得分低于其绿色态度的平均得分，这可能反映出学生的绿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态度，尚未完全理解绿色行为的真正含义，也未形成主动、持续的绿色生活习惯。

对问卷结果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在信度检验方面，量表整体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07，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适合进行后续的效度检验。结果见表3。

4.2假设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分析性别在各影响因素上的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在所有考察因素中，女性和男性两组样本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各项影响因素上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表5）。

针对影响大学生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相关因素，本研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年级组别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各类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水平（P值）均大于0.05，表明在不同年级组别下，各影响因素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见表6。

4.3基准回归分析

本研究首先采用基准回归分析法考察内在因素对大学生低碳消费意愿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

表7显示，除价值认可度因素外，消费习惯、低碳认知、环保意识均与大学生低碳消费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与研究假设1相符。表明大学生对消费习惯改变所感知的不便程度可能大于其对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带来益处的评价，同时低碳认知的不足与环保意识的薄弱均会影响其在日常生活中实施低碳环保行为，这一结果与文献[15]的研究结论一致。

其次，从外部环境因素来看，学校教育、低碳标识信息以及社会环境氛围对大学生践行绿色行为方式的回归结果未呈现显著相关性（表8），此结果与研

究假设2不符。其原因可能在于，高校在环保教育中更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递，而实践转化环节相对欠缺，导致学生难以将相关知识有效转化为行动；同时，低碳标识体系在社会中的普及度和认知度有限，消费者对其缺乏了解，故该信息未能显著影响大学生的购买与行为决策[16]。低碳产品与服务获取困难程度与大学生践行绿色行为方式存在显著相关性，与研究假设3吻合。这表明大学生在生活方式选择中较重视便利性与经济性，该结果与石洪景[17]的研究结论一致。

最后，从个体特征变量来看，性别与年级两个因素均与大学生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无显著相关性（表9）。

此外，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大学生通过APPe公益项目（如蚂蚁森林）促进绿色减排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表-10），结果显示，在自主性支持因素中，“可以收能量、偷能量、种树”与…APP…公益项目促进绿色减排行为呈显著相关性；而归属感的增强与大学生利用互联网进行绿色行为之间未表现出明显关联。能力感的提升与大学生通过互联网践行绿色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这些结论与张萌[18]和林婉玲等[19]的研究结果一致。

5.结论及建议

5.1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288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基准回归与相关性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内在因素对大学生绿色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习惯、低碳认知、环保意识等变量均与大学生绿色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且内在因素是影响其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主要驱动力，作用较为显著；外部环境因素对大学生绿色行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低碳产品与服务的获取难度、绿色产品价格对其绿色行为表现出显著影响，但整体而言，外部因素的影响强度弱于内在因素。

研究得出如下结论：①大学生对绿色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其对绿色环保行为的态度，与其绿色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即其掌握的绿色政策与知识越丰富，实施绿色行为的意愿与频率越高。

②大学生的绿色意识水平对其是否践行绿色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大学生绿色意识越强，其绿色行为越突出。③外部环境因素中，低碳产品与服务获取的便利性以及绿色产品的价格，显著影响大学生的绿色消费与出行行为。绿色产品获取越困难、价格越高，大学生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频率越低。

5.2对策建议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为有效引导大学生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大学生绿色生活转化能力。研究显示，当前部分绿色教育内容偏重理论，实践环节薄弱，影响学生行为转化。建议高校在课程中增设绿色实践模块，组织学生参与社区环保活动、垃圾分类宣传、校园绿化维护等具体行动。政策层面可设立“绿色实践奖学金”等激励措施，对积极参与环保行动的学生予以表彰，增强大学生的参与感与认同感，推动其将绿色理念转化为日常行为习惯。

第二，优化消费环境，引导绿色消费观念。政府与企业应协同推动绿色产品市场发展，提高绿色产品可获得性与可负担性，减少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浪费。结合天津市“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相关政策，建议进一步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绿色消费宣传，普及低碳标识与环保产品信息[20]。同时，鼓励大学生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在购买商品过程中主动关注商品的环保属性，优先选择环境友好型商品。

第三，系统培养大学生的绿色生活习惯。大学生群体仍存在部分不可持续的消费与生活习惯，应积极引导其逐步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建议在购物时倡导自带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包装使用；在出行方面，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共享单车等低碳方式，使用网约车时主动选择拼车或新能源车型。通过行为细节的持续引导，帮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融入绿色实践。

第四，提升低碳产品竞争力与市场渗透率。当前低碳产品在性能、价格与普及度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建议加大对低碳产品研发与推广的支持力度，通过技术升级与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实用性与市场吸引力，使其逐步成为大学生日常消费中的优先选择。

第五，构建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环保行为激励体系。研究证实，“互联网＋公益”模式对促进大学生绿色行为具有积极作用。建议高校加强与相关平台的合作，将公益植树、快递箱回收等绿色行为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或给予学分认定，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可在校园内推广“菜鸟回箱”等线上线下结合的环保项目，通过即时反馈与奖励机制，增强大学生绿色行为的可持续性。

“五育并举”背景下高校学生党支部高质量培养学生党员问题与对策研究

运城学院外语系孙佳

一、“五育并举”的时代内涵

高校学生党支部担负着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学生党员的重要职责，在教育培养学生党员时应以德育为先、智育为重、体育为基、美育为要、劳育为本，切实提高学生党员的综合素养。

（一）“五育”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德育”是其他一切教育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学生党支部教育管理学生党员的价值导向。党员需带头树立及坚持正确的三观，主动弘扬并践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厚植爱党为民的家国情怀；“智育”涉及现代化科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及各项关键能力的训练；“体育”致力于增强党员的体质，同时兼具对党员意志品质、心理素质及人格修养等素质的提升作用；“美育”能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涵育家国情怀，强化学生文化主体意识；“劳动教育”可助力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提升职业素养，逐步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以适应社会劳动需求，提高就业竞争力。

“五育”各有其丰富的内涵及外在表征，但是从实践层面来看，又是同属一个教育体系的有机整体，每育均是高校学生党支部教育培养党员的必要环节。德育为“五育”之首，处于统御位置，制约着人的发展方向；智育为其他各育提供知识基础和智力保障；体育为其他各育提供生理基础；美育是完成其他各育的精神支持，能丰富精神、纯洁道德；劳动教育为其他各育的发展提供必要载体。

（二）“五育并举”的时代内涵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五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具功能和作用。“并举”意为无先后，需整体推进，不可割裂，不可厚此薄彼。这要求教育者在思想上需要同等重视“五育”，在落实时需要坚持“并举”和“融合”，此“融合”包含“五育”目标、具体内容、实施过程、评价等多维度的融合，共同构筑成五育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党员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

二、高校学生党员“五育”维度下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要求

在“五育并举”视阈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对学生党员在知识、能力、素质

结构三方面的总体要求是：构建“五育融合”的复合型知识体系，锤炼“五育践行”的综合化本领，涵养“五育协同”的内在品格。

（一）“五育”维度下，对学生党员的知识结构要求

德育维度下，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培育从事未来职业所需的道德素质；智育维度下，需掌握专业核心知识与各类通识拓展知识；体育维度下，应掌握体育健康知识及在体育实践课、运动会、运动类社团活动中习得体育运动技能；美育维度下，应具备艺术基础知识和理解、掌握艺术基础知识所需的艺术基本技能；劳动教育维度下，需掌握与劳动相关的知识及通过参加劳动周实践教育课、参加志愿活动和社会服务、实习实训及创新创业活动等持续提升劳动技能。

（二）“五育”维度下，对学生党员的能力结构要求

德育维度下，吃透“五育并举”政策内涵，牵头在志愿服务、科创项目、文体活动中融入“五育”理念，协调支部资源，凝聚合力，提升自觉践行道德规范的能力；智育维度下，需具备基本的专业能力及终身学习、自主学习等的发展能力；体育维度下，需具备一定的体育观赏能力及体育创新能力；美育维度下，应着重培育审美感受、鉴赏及创造能力；劳动教育维度下，需提升使用传统和现代化工具的能力及解决劳动问题的能力，以提高劳动效率。

（三）“五育”维度下，对学生党员的素质结构要求

在德育维度下，政治觉悟高，理想信念坚定，坚守党性原则，立足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着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及职业道德修养，培育敬业奉献精神；智育维度下，保持求知欲与科学思维，具备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培育完成专业相关任务所需的动机、兴趣、责任感等专业情意素质；体育维度下，体能良好，身心健康，意志坚韧，积极践行终身锻炼理念；美育维度下，应具备较高的审美素养、审美表达和审美创造意识；劳动教育维度下，崇尚、尊重劳动，培育主动劳动意识，积极践行劳动精神，培养奋斗品格。

三、“五育并举”背景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党员教育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五育”视域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对党员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要求，依据高校学生党支部的主要职责，结合高校学生党支部对学生党员教育培养方案的分析，发现高校学生党支部秉持“五育并举”理念，在教育培养学生党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能够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德育为先，匡正了传统的重智轻德教育模式；在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等

方面，开设了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五育”相关课程、开展了一系列第二课堂活动，在改善以往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成效浅显弱化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对“五育并举”的丰富内涵理解不深

其一，将“并举”之义简单理解为补齐短板，增添体美劳三育内容，尝试将三者补至与智育、德育“平等”的地位。补齐短板虽是“五育并举”的前提，但“并举”并不意味着简单增添体美劳三育内容即可，也并非追求各育平等；其二，高校学生党员虽了解了各育的功能及所指向的领域，但对各育融合的理解不足。

（二）以德智为先，体美劳教育浅显弱化

学生党支部开展学生党员教育以《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所规定的党员教育基本任务为主，着重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知识技能教育、党章党规党纪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等，可见以德智教育为先，而对于体美劳教育以简单的“综合素质”代替，缺乏具体表述，使得体美劳教育成效浅显弱化。

（三）创新载体不足，培养模式单一

学生党支部教育培养学生党员时探索将五育内容融入“三会一课”之中，如开展体育竞技类主题党日、美育实践活动等。但创新载体不足，五育的培养模式较为单一。智育与党员的教育培养结合不够紧密，未将专业学习、科研创新与党员责任意识结合起来；德育重形式、轻实效，主要通过引导党员参与思政课程建设、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在德育实践基地向党员展示相关德育图片、宣传经典事例等方式开展，对理想信念的深度塑造不足；体育与美育主要通过组织理论课与实操课开展，引导党员通过接受学习、重复练习掌握技能；劳动教育主要通过引导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劳动周实践教育课等方式开展，形式较为单一。

（四）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不完整

学生党支部要通过评价、检查与优化等方式对学生党员的培养质量实效进行动态考察。但五育的考核评价主体以内部评价为主，评价侧重量化指标，如上课出勤次数、成绩排名、参加实践活动次数、志愿服务时长等，有的考核评价方式较为单一，给出的结果性评价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且分数的区分度不大，不能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而对党员在创造性思维能力、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审美素养、劳动观念及劳动能力等方面的积极转变用量化指标无法测量。

四、“五育并举”背景下，高校学生党支部教育培养党员的相应对策

高校学生党支部要聚焦学生党员个体的全面发展，强调顶层设计、加强系统建设，尝试构建全程、多维培养路径，精准施策，解决问题。

（一）深入学习领会，了解相关政策理论，准确把握“五育并举”丰富科学内涵

高校学生党支部要吸纳体育、艺术、劳动教育专业教师加入学生党支部教育培养学生党员工作之中，着力引导学生党员深入学习领会“五育并举”相关文件精神，加强“五育并举”相关政策理论与专业学习及工作实际的有效结合，加强对20XX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及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年）》等的学习研究以及关于体美劳三育的相关文件学习，持续强化学、思、行统一，以准确把握“五育并举”丰富的科学内涵。

（二）突出体美劳教育，完善培养目标，切实解决“五育”培养成效不齐

问题

学生党支部需结合学生党员所学专业的特点，突出体美劳三育。在体育方面，可从身体素质提升和精神健全发展两方面来完善体育的具体培养目标；在美育方面，可结合学校现有的美育资源及学生党员的专业特点，从提高党员的审美能力及人文素养两个方面来完善美育的具体培养目标；在劳动教育方面，可着重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学习、劳动精神和劳动习惯的培养、基本劳动能力的提升等方面来完善劳动教育的具体培养目标。

（三）开展特色活动，挖掘五育元素，着力解决“五育”培养模式单一问

题

学生党支部要强化推优入党和入党培优齐抓共管的理念，以专业为单位跨

年级建立党支部，探索更有效的教育模式和实践路径，在学生党支部开展与五育相关的具有专业特色的党组织活动，探索挖掘专业理论课程与实践之中的“五育”元素，在教育培养学生党员的过程中有效嵌入并深化，将学生党员培育成专业素养好、政治素质高，志向高远的高素质人才，并借助学生党员这一优秀小群体之力带动大群体整体素质的提升，达成“雁阵效应”。

（四）评价主体多元化，增设评价指标，逐步建立“五育并举”评价长效

机制

对高校学生党员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方面培养质量的评价要改变传统的单一的评价主体，积极加强第三方评价，引进专家、朋辈、学生党员家长、实习工作单位等评价，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

要增设评价指标，提高五育过程性评价的比重。在理论知识层面，增设文献阅读及笔记撰写、开展调研及撰写报告等评价；在实践层面，关注学生党员个体差异及践行所学理论知识的平时表现，增设平时参与实践活动的次数、过程参与程度、活动完成情况的评价。具体到体美劳三育，评价时要加大此三育的权重。体育方面，要在身心指标的基础上增设体育心理素质评价指标；美育方面，在审美指标的基础上增设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评价指标，评价要点包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提升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等；劳动教育方面，在劳动能力指标的基础上增设劳动习惯、劳动价值观、劳动品质等评价指标。

产教融合模式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刘淑婷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结构不断优化，对于人才需求的要求也愈发迫切，在此背景下，教育体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职业教育在助力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创业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战略角色，成为与高等教育“并驾齐驱、互为补充”的教育类型，共同服务当地经济[1]。然而，产教融合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实践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

三螺旋模型是研究高校—企业—政府关系的经典模型，是由Etzkowitz在1997年首次提出一种创新结构论[2]。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技能的来源，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企业作为进行生产的场所，承担着最终产品问世的重任；政府作为契约关系的来源，确保稳定的相互作用与交换。该模型强调在政府的制度引导和政策支持下，高校（人才链）与企业（产业链）相互支撑，相互放大，形成一种双向正反馈，进而促进所在区域的产业和经济发展[3]。只有融入区域和产业发展，才能为高校带来更好的发展机遇[4]。本研究基于三螺旋模型，分析产教融合模式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找出当前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产教融合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产教融合，是指院校在教学工作当中，为提高其人才培养质量而与行业企业开展的深度合作，让学生在完成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提升其专业技能，既有利于职业院校培养出符合企业标准的学生，又有利于企业在高职院校当中选择合适的员工促进企业的发展，达到双赢[5]。产教融合模式通过促进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一方面，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使教育资源能够更精准地对接产业需求，培养出更多贴合市场需求的高技能人才，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视角看，产教融合能够针对区域内传统产业升级的技术缺口与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短板，定向培养具备专项技能的劳动力。例如，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高职院校可联合当地装备制造企业开设工业机器人运维、智能检测技术等特色方向，培养掌握数字化生产技术的技术工人，助力传统制造企业突破自动化改造中的人才瓶颈，推

动区域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同时，这类定向培养的人才更熟悉本地产业特点与企业运营模式，就业稳定性远高于外来务工人员，能减少企业人才招聘与培养的重复成本，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人力支撑。

另一方面，产教融合模式通过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为技术创新注入强大的动力，可促进创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加速创新成果的转化进程及其产业化应用步伐，在这一模式的驱动下，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不断涌现，为产业升级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带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区域内中小企业而言，产教融合更是破解创新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多数中小企业受限于资金、研发团队规模，难以独立开展技术攻关，而高职院校拥有专业的科研设备、师资团队以及科研项目经验，校企双方可通过共建研发中心、联合申报技术攻关项目等方式，将院校的科研优势与企业的市场需求相结合。此外，产教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技术成果，往往优先在本地企业转化应用，从而快速形成区域特色产业优势，增强区域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差异化竞争力。

与此同时，产教融合还能通过提升区域内毕业生就业质量、拉动消费需求间接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高技能人才的稳定就业不仅能提高家庭收入水平，还能带动住房、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消费升级；而校企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实训基地建设、教学设备采购、技术服务等需求，也能直接拉动区域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教育—产业—就业—消费”的良性经济循环。综上，高职院校、企业、政府三方在产教融合中各自承担重要角色，其互动关系如图1。

三、现阶段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生层面存在的问题

职业教育所吸引的学生群体，往往在文化基础方面相对薄弱，前期学习成绩的不理想导致部分学生对自己的优势了解不足，因此，步入高职阶段后，部分学生仍存在教育焦虑，即对于自己现阶段专业技能学习的认可度不高，自我规划不明确。通过对高职院校在校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发现由于传统教育模式的惯性影响，不少高职院校的学生对产教融合模式的认识不足，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他们更倾向于传统的课堂学习方式，对实践环节不感兴趣也不够重视，导致产教融合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此外，有少数学生表示，他们在职业教育阶段的主要学习目标仅限于通过专升本考试，重视学历提升固然有其积极之处，但搁置对专业技能的学习，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以河南省为例，据统计，2024

年河南省专升本考试的整体录取率为32.81%，公办学校录取率仅为8.22%，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考生将无法实现本科深造的愿望。倘若这些学生在追求学历的同时，未能有效掌握专业技能，一旦专升本失败，他们将面临极为被动的就业处境。

（二）院校层面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在产教融合过程中，高职院校层面主要存在核心专业结构与优势产业结构匹配度不高、“双师型”队伍培养机制不健全、课程体系设置不完善三个方面的问题。高职院校作为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承担着为社会输送高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问题便是核心专业结构与优势产业结构之间的匹配度不高。这一问题不仅影响了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也制约了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随着科技的迅速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新兴行业不断涌现，传统行业也在进行技术革新，然而，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难以迅速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这导致一些过时的专业仍在继续招生，而社会急需的新兴专业人才却得不到有效培养。

根据《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每年至少累计1个月以多种形式参与企业实践或实训基地实训。针对焦作市多所高职院校，挑选了入职满三年的教师群体作为调研对象，并深入调查了他们参与培训的具体情况。调研结果显示，相当一部分教师的企业培训时长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甚至还有教师表示从来没有参加过企业培训。此外，虽然各高职院校均积极投身于产教融合的实践浪潮中，与诸多企业成功建立了合作，但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层变革上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部分高校在规划人才培养方案时，依旧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实践环节相对薄弱。这种偏重理论的课程体系，无法有效凸显能力培养的核心价值，难以精准对接企业的实际需求。

（三）企业层面存在的问题

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企业是重要的合作主体，然而现阶段的合作，尚未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部分企业对于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不高，存在“校热企不热”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部分企业对于产教融合的认知不到位，认为培养人才是学校的任务，与企业关系不大，没有真正认识到企业和学校是利益共同体，产教融合模式下培养的人才可以为企业节省大量人力成本。第二，当下的产教融合模式，难以充分保障企

业的利益诉求，致使企业内驱力不足，合作意愿不高，进而影响该模式的整体效果[6]。比如，有些企业与学校采取“订单班”的形式培养人才，学生毕业时认为合作企业的薪酬水平低于一线城市同类岗位，选择到外省就业，进而挫伤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在推进产教融合的进程中，需探索既能满足企业人才需求，又能促进教育质量提升的共赢策略[7]。目前，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产教融合的政策，但具体实施细节和配套措施仍不够明确，导致企业在参与产教融合时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影响其积极性。

四、驱动高职教育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

尽管高职院校在产教融合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产教融合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需要院校、企业、区域三个层面全方位推进，是一个需要多维、深入研究的问题[8]，接下来，将从学生、院校、企业和政府四个层面，提出驱动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实现二者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学生层面：重塑自我认知，驱动职教发展

1.参与职业指导，明确个人发展定位。《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指出，职业教育功能定位要由“谋业”转向“人本”，更加注重服务人的全面发展[9]。只有破除学生对职业教育的传统认知，意识到职业教育的根本是为了让不同禀赋和学生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才能从根本上消解学生对于职普分流带来的教育焦虑，从而更有效地推动职业教务的发展。因此，在踏入职业教育的大门后，学生应积极投身于职业指导课程，利用职业测评、职业规划等工具，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和兴趣所在，选择既符合自身特点又贴合市场需求的发展路径。

2.深化产教融合意识。学生应主动了解产教融合的内涵与价值，积极参与相关项目实践。通过院校宣讲、企业案例分享、学长经验交流等途径，充分认识产教融合对提升专业技能、积累行业经验和增强就业竞争力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实习实训、项目研发、技能竞赛等活动，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操作，在实践中提升解决行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从

“知识学习者”向“技能实践者”的转变。学生这种自我认知的转变与实践能力的提升，能够增强产教融合的实施效能，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发展。

（二）院校层面：优化专业结构，强化师资力量

1.优化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当下，我国职业教育正在经历从“以教为主”向“产教融合”的根本性转变，更加强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核心特征，产教融合要求职业教育在深化改革中，必须与产业转型、区域发展深度绑定，充分发挥校企双方优势，以破解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不高的难题。为紧密对接区域产业链，深化产教融合，高职院校需优化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构建与区域经济需求高度契合的专业群体系，在此基础上，着力形成产教融合的成果转化链和继续教育链，从而定向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此外，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院校应注重帮助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使其认识到学习的意义不仅在于学历的提升，更在于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增强实际操作能力。

2.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积极引进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通过“企业导师进课堂”等方式，促进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实践能力培训，依托企业顶岗、技能培训、学术交流等活动，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与实践教学能力。同时，可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将教师参与产教融合项目、取得“双师”资质及实践教学成果等作为考评指标纳入职称评定与绩效评价体系，充分激发教师投身实践教学的内生动力。

3.调整与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首先，需持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与机制，确保育人质量既符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又能有效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其次，应着力构建多元化、强实践的课程体系，积极引入行业标准与企业规范，切实提升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为高职学生的技术技能养成系统赋能。此外，可深入推进项目化教学改革，通过校企协同设计与实施教学项目，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与深度融合，从而在推动产教融合落地的同时，为区域经济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三）企业层面：树立长远眼光，深化产教融合

企业层面的积极参与和深度合作，是推动高职教育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解决当前产教融合中企业层面的问题，关键在于提升企业对融合价值的认知，并切实回应其利益诉求。

1.提升对于产教融合的认知。企业可通过以下途径系统提升对产教融合的

认知水平：一是加强内部宣导，通过培训、讲座等形式，向员工尤其是管理层系统解读产教融合的政策、模式与价值，使其认识到产教融合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建立外部链接，通过与院校、政府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获取产教融合的最新政策、动态及成功案例，增强企业参与的预见性与信心；三是树立长远眼光，认识到产教融合不仅是解决人才紧缺问题的渠道，更是企业集聚创新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驱动产业升级的战略支点。

2.构建长期合作机制。企业应与高职院校建立稳定、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共同制定项目实施方案与评估标准，构建起权责清晰、运行顺畅的合作框架。在此框架下，校企应协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确保课程内容与岗位要求紧密对接，进而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同时，企业应主动开放实习实训岗位，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在助力其技能成长的同时，也为自身储备高素质后备人才。此外，企业可依托产教融合平台，与院校共建研发载体，借助高校的师资力量与设备条件，联合开展技术攻关与产品创新，从而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不断提升自身技术实力与市场竞争力。

不仅如此，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能有力彰显其社会责任担当和对教育事业的支持，提升自身社会声誉与品牌形象。从长远看，产教融合模式将在员工素质提升、技术创新驱动以及社会认同增强等多个维度，为企业注入持久而深远的战略价值。

（四）政府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有力保障

政府层面在助推高职教育产教融合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通过以下举措，为产教融合模式的发展保驾护航，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细化相关政策。针对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政府部门应进一步细化相关制度，明确各主体的权、责、利关系，通过政策激励和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手段，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

2.加大宣传力度。长久以来，人们对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产教融合项目的社会接受度与参与度。政府加大宣传力度，积极推广产教融合的理念与实践，可加深社会各界对产教融合项目的了解程度，消除其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误解，逐步构建起对产教融合价值的全新认知框架。

3.完善监管评估体系。政府建立科学的产教融合评估体系，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将产教融合的成果纳入企业评估指标，及时调整政策支持和

投入方向，确保产教融合项目的持续健康发展；并强化监督管理，确保项目资金的安全使用和项目的顺利实施；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维护产教融合的良好秩序，确保政策能够真正落地生效。

五、结语

产教融合一体化育人模式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职业教育所培养的现代技能型人才的层次与水平，也深刻影响着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效能。本研究基于三螺旋模型，聚焦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参与—院校适配—学生赋能”的四维协同框架，旨在通过形成利益共同体，激发各方主体的内生动力，推动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合，从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需指出的是，本研究的调研样本目前仅覆盖焦作市高职院校，后续研究将扩大调研范围，选取河南省内不同产业结构的地市进行对比分析，以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代表性，并深入探寻不同区域特征下产教融合模式的差异化实施路径。

低空经济背景下无人机物流的发展现状、制约问题与对策研究

渤海大学管理学院张岩松

一、研究背景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传统产业的增长动能逐渐减弱，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支点。低空经济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兴起的复合型经济形态，它以地面至1000米的空域资源为基础，依托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多样化应用，带动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1]。在低空经济的多元应用中，无人机物流被认为是最具商业化潜力和现实意义的应用领域[2]。无人机物流能够突破地面交通瓶颈，实现快速、灵活的货物配送，特别是在“最后一公里”场景、应急救援与偏远地区运输中展现出独特优势。随着智能控制系统、轻量化结构设计与能源技术的持续进步，无人机物流已从实验验证阶段逐步迈向规模化应用阶段，成为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二、发展现状：技术突破与政策协同推动

当前，我国无人机物流的发展呈现出技术牵引、政策驱动与应用拓展并行推进的三重特征。

（一）技术层面不断突破

近年来，无人机关键技术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飞控系统的智能化、复合材料轻量化设计以及氢燃料电池的高能效应用，使无人机在航程、载重与安全性方面持续优化。以氢燃料电池为例，其高比能特性显著提升了无人机在中长距离运输中的经济性。人工智能与路径规划算法的融合，使无人机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实现精准飞行与动态避障，为城市空中物流网络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政策层面的密集布局为无人机物流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加快低空空域改革，推动低空飞行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地方政府纷纷出台配套措施和政策，构建适合于低空经济的地方发展格局。深圳、苏州、成都等城市在无人机配送、城市应急和低空航线试点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中国低空经济产业规模已超过5000亿元，预计2030年有望突破2万亿元。

（三）应用场景持续拓展

无人机物流的商业化应用正加速落地。顺丰、京东、美团等企业已在多个

城市实现定点航线运营，用于快递配送、医疗应急、灾后物资运输等领域。特别是在山区、海岛及交通不便地区，无人机物流有效弥补了传统地面运输的短板，显著提升了物流网络的可达性与韧性。

三、制约问题：安全、成本与监管的多重挑战

尽管无人机物流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前景广阔，但其大规模商业化进程仍受制于技术、制度与市场三方面的深层约束。

（一）飞行安全与技术可靠性不足

目前无人机在复杂气象与城市密集环境下的安全性能尚不稳定。其自动避障系统、通信链路与电磁抗干扰能力仍有待提升。尤其在氢燃料电池等新型能源系统应用中，储氢安全性与结构轻量化之间存在技术矛盾，影响了商用推广的可行性。

（二）运营成本高、盈利模式不成熟

无人机物流系统投入成本较高，包括设备采购、能源补给、运维管理及空域申请等环节。当前尚未形成稳定的规模经济效应，企业普遍依赖政策补贴维持试点运营。偏远地区基础设施薄弱、需求分散，也限制了市场化发展的深度。

（三）空域资源管制与法规滞后

我国低空空域长期实行军民合管体制，审批流程复杂，飞行活动受限。缺乏统一的分层分类空域管理体系，使得无人机集群运营、常态化航线飞行难以实现。同时，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与责任认定等法律问题尚待厘清[3]。这进一步限制了无人机物流的常态化运营和空域资源的高效利用，也使产业发展缺乏明确的法律边界和制度支撑。

（四）社会接受度与环保问题并存

无人机噪声干扰、隐私泄露及潜在坠落风险等影响公众接受度。部分机型能耗较高、回收体系不完善，尚未完全实现绿色低碳化，对环境友好度不足。长期来看，这些社会与环境层面的负外部性若得不到有效应对，可能削弱公众对无人机物流的信任基础，进而影响产业的持续扩张与社会嵌入。

四、对策建议：构建安全、高效、绿色的低空物流体系

针对上述问题，未来无人机物流的发展应从技术创新、制度完善、产业协同与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着力。

（一）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夯实安全基础

重点突破飞控系统冗余设计、感知与避障算法、氢能动力系统安全验证等

核心技术，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飞行状态预测与风险预警机制。加强无人机与地面控制系统的多层通信安全保障，形成“感知—决策—反馈”闭环体系，提升整体运行安全性。通过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与系统集成优化，可为我国无人机物流的安全运行与提高国际竞争力奠定坚实技术底座。

（二）创新商业模式，优化成本结构

通过共享平台、模块化制造与集中调度等降低单位运营成本。鼓励建设“无人机港”“低空补能站”等基础设施，完善无人机服务网络。推动政府、企业与资本共同参与低空经济产业基金建设，为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持。在商业逻辑上，应通过规模化运营与产业链协同，形成从技术创新到市场盈利的闭环机制，推动无人机物流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

（三）完善空域管理与法规体系

应加快构建分层分类的低空空域管理体系，明确飞行等级、航线划定及审批流程。推动出台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为无人机物流合法运营提供法律依据。强化地方立法与行业标准的衔接，建立“放管服”相结合的监管模式，提升空域资源利用效率。法规制度的前瞻布局不仅有助于提升监管科学性与透明度，也为无人机物流的常态化、规模化运营提供制度保障。

（四）推进绿色低碳与社会共治

推广氢燃料电池、电驱动等清洁能源系统，构建低碳供应链。制定无人机噪声标准与隐私保护规范，建立公众参与的社会监管机制，提升社会接受度与可持续发展水平。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与公众共治机制的协同推进，可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多重平衡，塑造低空物流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格局。

五、结语

总体而言，低空经济的崛起为我国无人机物流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政策体系日益完善、技术创新持续深化、商业模式不断成熟，无人机物流将在城市配送、应急保障与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未来，应以“安全、智能、绿色、高效”为核心目标，推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并行，构建开放共享的低空物流网络体系。只有在政策、技术、市场三者协同发力的条件下，低空经济才能真正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结构升级与现代化治理的新动能。

高校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南京警察学院人事处张青

干部人事档案是各级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等有关部门在党的组织建设、干部人事管理、人才服务等工作中形成的，系统记录干部个人政治品质、道德品行、思想认识、学习工作经历、专业素养、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廉洁自律、遵纪守法及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等情况的历史记录材料[1]。人事档案不仅是对个人职业历程的真实记载，更是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能够为人才选拔、职务晋升、薪酬调整等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同时在处理劳动争议和法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凭证作用。本文结合笔者所在高校开展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的具体实践，对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及对策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的标准和内容

干部人事档案必须真实、全面、规范，档案作为个人信息的“储存库”，应客观完整地反映干部的成长历程。干部人事档案的内容须真实、合法、有效，严禁任何造假；信息须准确、全面，前后一致，不得出现矛盾；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须及时，格式与内容须符合规范要求。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的主要内容是审核干部的“三龄两历一身份”及其家庭主要成员和重要社会关系信息。“三龄”指干部的出生时间、参加工作时间、入党时间；“两历”指干部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一身份”指干部身份。这些信息是干部提拔任用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也是干部人事档案中容易出现造假问题的重点领域。

二、干部人事档案内容存在的问题及认定方式

（一）年龄问题及认定对策。以某高校为例，本次专项审核共涉及532份人事档案，其中113份档案的出生日期存在涂改或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占比达21.24%。针对不同情况，主要采取以下认定方式：1.遵循最早记载原则。依据

《入团志愿书》《高中毕业生登记表》《职工登记表》等档案中形成最早的材料，对其中74人的出生时间予以认定。2.农历与公历换算的核实。对8人因未注明农历而需进行农历与公历换算的情形，组织人事部门依据相关政策，前往公安部门调阅原始户籍档案进行核实与换算。3.档案涂改后的综合认定。对24人档案中最早材料存在涂改但整卷档案年龄记录基本一致的情况，派专人赴公安部门查阅原始户籍材料。若户籍材料形成时间早于人事档案，则以户籍材料为准；若晚于人事档案，则需进一步查阅干部早期人事档案及其近亲属档案等辅

助材料，进行综合研判认定[2]。4.历史原因更改年龄的认定。对7人因入学、招工等历史原因曾更改年龄的情况，其中5人认定为入学、招工时填报的较大年龄，2人认定为实际年龄，以杜绝因年龄问题重复获得利益。

5．不一致材料的辅助核实认定。对2人仅在《入团志愿书》中记载的年龄与其他材料不一致，但能提供形成时间更早的派出所原始户籍材料的情况，按规定以其实际出生日期予以认定。

（二）工龄问题及认定对策。干部参加工作的主要形式包括招工、下乡、入伍等。本次专项审核发现，有59人的档案中关于参加工作时间的记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占比11.09%。问题根源在于档案材料形成部门的工作疏漏及干部个人填写不规范，具体表现如下：1.个人填写档案材料不规范。在招工、下乡、入伍等事项中，审批流程通常需2-6个月，部分手续需要跨年度完成。按规定，参加工作时间应以审批批复为准，但部分人员误将实际到岗报到时间作为参加工作时间，导致档案前后记载矛盾。因此，必须严格以审批文件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为准。大中专毕业生参加工作时间通常以转正定级审批表为依据。此外，20世纪80年代前，由于历史原因，部分人员的入职手续及档案归档工作不规范，材料缺失，导致难以准确认定。在实际办理退休时，如单位能够提供早期花名册、工资表等原始材料，可据此核定其正式参加工作的时间并计算连续工龄。2.档案材料制作不严谨。审核中发现，干部任免审批表、工资归档表等材料中，参加工作时间记录不一致的问题较突出，主要因为工作人员未认真核查档案或填写不规范所致，影响了档案材料的严肃性与准确性。

（三）入党时间问题及认定对策。人事档案中涉及入党时间的材料主要集中在干部履历表、任免审批表、年度考核表等。专项审核发现，22人的入党时间填写不准确，占比4.13%。主要原因有：部分人员误将转正时间作为入党时间；党员本人记忆不清，填写随意性较大；档案管理部门对归档材料审核不严，导致入党时间填写不准确、不规范。根据规定，正确的入党时间应为被确定为预备党员的时间，即党支部大会通过之日。

（四）学历学位问题及认定对策。干部人事档案中的学历学位问题主要表现为相关学籍材料缺失，如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成绩单等；学历学位认定主要依据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学信网认证信息，如学历学位证书原件丢失无法提供，应由就读学校提供原始学籍表、成绩单等学籍材料复印件，并附相关情况说明。

（五）工作经历问题及认定对策。干部人事档案中的工作经历问题主要表现为前后信息记载不一致、内容模糊、时间混乱等。工作经历的认定主要依据就业报到通知书、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证明、公务员登记表、任免审批表等材料。如出现前后不一致，需查找相关人员调动材料，如工作调令、行政介绍信、工资介绍信等进行佐证，或由原工作单位出具相关情况说明，由组织人事部门审核认定。

（六）干部身份问题及认定对策。取得国家干部身份的主要途径包括：一是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生，经组织人事部门办理相关手续，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并办理转正手续后取得国家干部身份，档案材料包括统一招生登记表、派遣（报到）证、录用干部审批表、转正定级审批表；二是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档案材料包括军队干部转业审批报告表等；三是通过省级组织人事部门统一组织考试录用的国家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聘用制干部，档案材料包括公务员录用审批表、公务员登记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登记表、聘用制干部审批表等。

（七）档案材料缺失问题及处理方式。专项审核中发现338人缺失履历类、考核类、党团类、学历类、工资类、合同类等相关材料，占比63.53%，主要缺失内容包括：干部履历表；党团类材料，如《入团志愿书》《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预备党员考察表》《自传》及相关政审材料等；原单位任职期间年度考核材料；各阶段学籍材料，如高考相关材料、《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授予学位材料等。档案材料缺失应按规定流程由材料形成部门补充完善，具体处理方式包括：其一，为维护档案的历史真实性和原始面貌，优先补充收集原始文件；其二，如原始材料因客观原因缺失，可采用内容性质相同的替代材料。其三，如原件无法获取，可从现有档案卷宗或其他保存原件处复制。其四，对必须重新制作的归档材料（如入党志愿书），应严格按规定程序补充。所有补充材料须注明经办人、经办时间并加盖单位印章。

（八）档案材料制作不规范及处理方式。专项审核中发现履历类、考核类、党团类、工资类等材料存在制作不规范、手续不完备等问题，主要表现为无签名及时间落款、未加盖公章、信息内容填写不完整等。对于因干部个人原因造成的材料不规范，如年度考核表未签名等，应由干部本人在规定时间内补全签名、日期等要素，并出具情况说明。对于缺失程序性要素的材料，应在确保信息真实的基础上，由材料形成单位补充完善。

三、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

（一）专项审核人员力量薄弱，专业素养有待提升。以某高校为例，由于档案管理专职岗位空缺，相关工作由组织人事部门其他人员兼任，导致本次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历时长达4年之久。此外，兼职人员大多不具备档案专业背景，在专业理论、实际操作技能与审核经验等方面均存在不足，缺乏必要的专业素养与审核技巧，难以严格、规范地落实专项审核的各项具体要求，导致整体审核工作缺乏严谨的专业依据和统一标准[3]。

（二）档案工作因循守旧，缺乏创新意识。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当前的档案管理工作在理念和方式上均存在滞后性，创新驱动力明显不足。管理方式仍以传统纸质档案的实体管理为主，对档案的数字化归档、信息化管理与深度应用重视不足，整体信息化建设水平滞后。档案存储依赖单一的纸质介质，管理手段单一，难以适应现代化管理与高效利用的需求。

（三）硬件设备老旧，基础设施不达标。以某高校为例，档案室基础设施及硬件设备已使用近20年，设备严重老化。目前，仅有一间档案库房，档案资料存储环境不达标，无法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相关管理规定中关于档案办公用房、整理用房、阅览用房和档案库房应实现“四室分离”的基本要求，存在功能分区混同、安全规范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四、加强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对策

（一）强化制度建设。为推进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规范化与法治化进程，必须严格遵循《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重点抓好以下环节的工作：1.建立健全全流程管理制度体系，涵盖档案转递、查阅利用等环节，形成“制度可依、查阅可溯、转递可查、专人负责”的管理机制。2.严格执行“完整、真实、及时、规范”工作标准。实行源头审核与过程管控双措并举，确保归档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维护干部人事档案的权威性和公信力[4]。

（二）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提升高校人事档案管理效能，必须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1.构建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平台。高校应基于大数据技术建立标准化电子档案数据库，制定统一的数据格式和编码规则，实现档案信息的规范存储与管理[5]。2.推动档案业务流程的数字化重构。将收集、整理、审核、调阅等环节嵌入信息化系统，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3.构建分级授权机

制。按岗位需求设置差异化访问权限，保障敏感信息安全，满足不同部门的业务利用需求。

（三）加强干部人事档案工作队伍建设。当前，高校在档案管理人才的引进与配备上普遍存在岗位职责定位模糊、选拔标准单一、专业背景匹配度不足等问题，导致档案管理队伍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难以适应现代化、信息化管理的迫切需求[6]。为此，高校要从人才工作的顶层设计着手，构建科学、规范的选人用人体系。1.优化人才引进与选拔机制。通过系统性的人才需求分析，明确档案管理岗位短、长期用人需求。2.突出岗位能力与专业匹配。从档案专业知识、信息系统操作能力等方面选拔专业人才，为提升档案管理效能奠定人才基础。

（四）加强人员培训与绩效考核。高校应着力构建系统化的培训体系与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以提升档案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档案管理人员是工作的核心执行者，其专业技能直接影响工作的规范性、准确性与时效性。高校要建立分层次、多维度的培训体系，将专业知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职业伦理教育纳入常态化培训内容。随着高校人事档案管理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培训体系需及时更新，绩效考核指标也需动态调整。应持续完善人员培养与激励机制，建设高素质的档案管理队伍，为提升高校人事档案管理效能提供坚实保障。

五、结语

干部人事档案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通过全面审核档案，可深入了解并客观评价干部的政治素质与工作能力，为组织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提供支撑。开展专项审核工作，确保档案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和规范，保障档案管理的严肃性和可信度，使其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等工作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为高校内部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推动人事档案管理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高校债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谭琳芳

0.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高校数量与招生规模稳步增长，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对高校在教学设施、实验设备、师资队伍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财政拨款增长幅度有限与高校自身创收能力尚显不足的双重约束下，银行贷款、专项债券、融资租赁等多元化融资方式成为高校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途径。适度的债务融资能够为高校发展注入动力，助力其增强办学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但债务规模失控、管理机制缺失、风险防控不力等问题极易引发系统性财务风险，干扰高校的正常教学与科研秩序。因此，深入探索高校债务管理路径，强化财务风险控制的系统性与前瞻性，已成为当前高校财务管理的当务之急。

1.高校债务管理的重要性

1.1保障核心职能稳定落地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的核心职能，其有序开展离不开持续稳定的资金保障。科学的债务管理能够实现融资资金与办学需求的精准对接，通过合理规划资金投向与偿付节奏，有效避免债务违约导致的资金链断裂问题。从财务保障角度看，有效的债务管理能够确保教学设备更新、科研项目开展、教职工薪酬发放等基础性工作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维持高校教学、科研活动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反之，若债务管理不当，出现资金挪用、偿付逾期等问题，将直接干扰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与科研创新效率。因此，强化债务管理是保障高校核心职能稳定落地的重要环节。

1.2支撑高校可持续发展

高校发展具有长期性、系统性与战略性，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核心工作均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过度负债或财务风险失控会使高校陷入“举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大量资金被用于债务偿还，挤占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关键领域的投入资金，制约高校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效的债务管理能够通过科学测算偿债能力、合理确定债务规模、优化债务结构等方式，实现短期发展需求与长期财务安全的动态平衡，确保债务规模与高校财力水平、收入增长趋势相匹配。在这一过程中，高校能够将有限的资金聚焦

于核心发展领域，保障优势学科持续领跑、新兴学科加速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1］。

2.高校债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2.1债务规模失控，偿债压力陡增

部分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受“规模扩张”传统思维的影响，缺乏对办学定位与发展需求的理性研判，存在盲目追求办学规模扩大与硬件设施升级的倾向，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导致债务规模远超自身财力承受范围，形成“负债增长快于收入增长”的失控局面。从收入结构来看，高校收入主要依赖财政拨款与学费收入，这两类收入受政策调整、招生规模等因素制约，增长幅度相对稳定，而债务的本金与利息支出具有刚性特征，一旦形成规模，便需要按时足额偿付。这种“刚性支出与有限收入”的矛盾会使高校偿债压力持续累积，不仅可能导致教职工薪资拖欠、教学科研经费压缩等问题，还易引发债务违约风险，对高校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冲击。

2.2融资渠道单一，债务结构僵化

当前，我国高校融资渠道存在显著的单一化问题，银行中长期贷款在债务总额中的占比普遍过高，引入社会资本、融资租赁等融资渠道的利用效率较低，导致债务结构缺乏灵活性与抗风险能力。从融资成本角度来看，单一的债务结构使高校对利率波动、信贷政策调整等外部环境变化极为敏感，若遭遇央行加息或银行信贷收紧，将直接导致融资成本上升，增加财务压力。同时，部分高校存在“短债长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将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教学楼、实验楼等长期基建项目，导致短期偿债需求与长期资金回收周期不匹配。这种期限错配极易引发资金链断裂风险，若无法及时通过再融资等方式缓解短期偿债压力，可能导致债务逾期，影响高校信用评级，进一步增加后续融资成本。

2.3债务管理机制缺失，决策监管体系缺位

债务管理机制缺失与决策监管体系缺位，是当前高校债务管理问题产生的重要内部因素。从组织架构来看，部分高校尚未建立专门的债务管理机构，缺乏具备债务风险管理、融资规划等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债务决策多由校领导主导，未形成“专业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的科学流程，易导致盲目融资、违规举债等问题［2］。在资金使用环节，缺乏严格的专款专用制度与全程监管机制，资金挪用、低效使用等现象时有发生。部分高校将专项债务资金用于非指定领域，或在设备采购、项目建设中存在铺张浪费现象，导致债务资

金回报率偏低。此外，高校财务人员多专注于日常核算工作，缺乏对债务的管理能力与风险预判意识，进一步加剧了债务管理的风险。

2.4财务风险预警体系不完善，风险响应滞后

财务风险预警体系不完善，风险响应滞后，是高校债务风险从萌芽走向爆发的关键诱因。部分高校尚未构建常态化、智能化的风险预警机制，缺乏对债务规模、偿债能力、资金流动性等核心指标的动态监测与量化分析，对风险的识别仍停留在年度财务审计等阶段性工作上，无法实时掌握风险变化趋势。从风险处置逻辑来看，由于缺乏明确的预警阈值与分级处置标准，在风险萌芽阶段，高校难以及时识别风险隐患并采取应对措施；当风险显性化甚至爆发时，才被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往往会错失风险化解的最佳时机。这种“事后补救”的模式易导致风险扩散，使单一的债务风险演变为影响教学、科研、管理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危机，增加风险处置的难度与成本。

3.高校债务管理问题的对策

3.1锚定偿债能力，严控债务规模

针对债务规模失控问题，高校需要以自身财力为核心约束，建立“测算科学、准入严格、保障有力”的债务规模管控机制。

一方面，构建科学的债务规模测算模型，综合考量近三年平均可支配收入、收入增长预期、资产变现能力、办学成本刚性支出等要素，将年度偿债能力上限科学设定为近三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40%，并结合五年发展规划制定债务总量控制目标，确保债务增速与收入增长水平相匹配［3］。

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债务准入审核制度，对新增融资项目实行“偿债能力一票否决制”，明确要求基建、学科建设等融资项目必须提交完整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现金流测算报告及收益预测分析报告，确保项目预期收益对债务本息的覆盖倍数不低于1.2，未达标准的项目一律不予立项融资。同时，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主动对接国家及地方教育发展战略，对于符合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重大科研平台搭建等政策导向的项目，全力申请教育专项债或财政贴息，通过政策性融资减轻刚性偿债压力。

3.2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

为破解融资渠道单一、债务结构僵化的问题，高校需要构建“多元协同、结构优化、成本可控”的融资体系。

一方面，打破对银行贷款的路径依赖，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学生公寓、

食堂、体育场馆等后勤服务设施的建设与运营，以场地使用权、服务管理权等资源置换建设资金，缩小直接债务规模。同时，强化校友联络与社会捐赠工作，建立完善的捐赠管理体系，通过设立教育发展基金、发布捐赠项目清单等方式，引导校友及社会力量支持高校发展，提高捐赠资金在发展资金中的占比。

另一方面，科学优化债务期限与利率结构，严格遵循“长债配长投、短债补流动”的原则，对教学楼、实验室等长期资产投资，优先选择10年以上中长期低息贷款；对教材采购、设备维修等短期资金需求，合理使用3年期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或银行承兑汇票，杜绝“短债长用”［4］。同时，灵活运用固定利率贷款、利率互换等金融工具锁定融资成本，主动对接政策性银行，凭借高校公益属性与发展前景争取教育专项贷款的利率优惠，降低整体融资成本。

3.3健全债务管理机制，强化全程监管

针对债务管理机制缺失、决策监管体系缺位的问题，高校需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规范、监管有力”的债务管理闭环体系。

在决策环节，成立由财务、审计、学科建设等部门专业人员及校外财务专家组成的债务管理委员会，明确其为债务决策的唯一权威机构，所有融资项目必须经过“需求论证—风险评估—效益测算—集体审议”的标准化流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与合规性。

在执行环节，建立债务资金专款专用制度，为每笔债务资金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台账，明确资金用途、使用节点、责任部门，将资金拨付与项目进度、质量验收紧密相连，从流程上杜绝资金挪用风险。

在监管环节，构建“内部审计+外部监督+民主公示”的三重监管机制。内部审计部门每季度开展债务资金使用专项审计，重点核查资金使用效率与项目进度匹配度；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每年进行债务管理专项评估；审计结果及时向全体教职工公示，接受教职工监督。同时，加强债务管理人才队伍建设，配备具备注册会计师（CertifiedPublicAccountant，CPA）、金融风险管理师

（FinancialRiskManager，FRM）等专业资质的人员，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提升管理团队的专业能力。

3.4优化财务风险预警体系，实现风险动态防控

为解决财务风险预警体系不完善、风险响应滞后的问题，高校需要打造“指标科学、监测实时、处置高效”的常态化智能预警机制。

首先，建立多维度核心预警指标体系，以资产负债率、债务收入比、流动

比率、利息保障倍数为核心指标，新增人均债务额、专项贷款使用进度、科研经费到账率等辅助指标，明确各指标的安全区间、预警阈值及处置要求。

其次，依托财务信息化系统搭建智能预警平台，整合财务核算、招生收费、科研管理等多系统数据资源，实现债务数据、收入数据、资产数据的实时同步与自动分析，当指标触及预警线时，立即通过多渠道推送预警信号，并自动生成风险分析报告，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最后，制订分级应急处置预案，明确不同预警等级的响应流程与责任分工。对于黄色预警（指标接近阈值），由财务部门下达风险提示函，相关部门限期制订整改方案；对于橙色预警（指标突破阈值），启动节流增收措施，通过缩减非必要开支、处置闲置资产、强化社会服务创收等方式缓解资金压力；对于红色预警（指标严重超标），由校党委牵头对接财政部门申请临时支持，同时与银行协商债务重组，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4.结束语

高校优化债务管理能够保障核心职能稳定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高校应加强对债务管理的重视，通过严控债务规模、优化债务结构、完善债务管理机制、构建财务风险预警体系等方式实现债务资金安全高效使用。政府要强化宏观调控，加强政策引导，完善财政资金投入保障机制，规范高校融资行为，搭建风险化解沟通协调平台，帮助高校降低债务风险。

高职院校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常存平

0.引言

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在高职院校人才管理、人才培养等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为学校培养人才、选拔任用人才、管理监督干部和评价人才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方式。高职院校要认识到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着力解决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健全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标准、加强档案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工作方式，以推动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开展，全面提升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效率。

1.高职院校做好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1.1提升档案管理和利用效率

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高效、精准的档案管理工作要求，数字化管理成为必然趋势。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可以有效提升档案管理和利用效率。通过数字化管理手段，高职院校在选拔任用干部、人才推先评优等工作中能够及时响应组织人事工作要求，紧密契合信息化时代对组织人事工作的新要求。此外，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能够促使档案工作从“重保管”向“重利用”转变，推动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模式转型升级，实现组织人事工作流程优化、标准统一，提升档案工作的规范化与智能化水平，让人事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数据共享，形成更高效的协同工作模式。

1.2实现精准选人用人

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突破了纸质档案物理存放的局限，让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人员从烦琐的纸质档案管理事务中解放出来，提升档案管理效率。通过数字化手段，高职院校可以简化档案查询、调取、流转等操作流程，打破传统纸质档案依赖人工查找的局限，实现信息快速调用、多维度分析，为高效管理和精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档案数字化管理有效减少了纸质档案在使用过程中的损耗，起到了保护档案的作用。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提高了干部人事信息的精准性，全面提升了干部管理的专业化水平［1］。通过数字化档案系统，高职院校可快速整合干部的学历、履历、考核、奖惩等多维度信息，形成完整、清晰的“数字画像”，帮助组织人事部门更全面、客观地了解干部信

息，避免信息碎片化导致的识人偏差，为选人用人提供可靠依据。采用数字化的方式管理干部人事档案，既有助于组织把握干部的特长、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能对干部进行全方位和动态管理［2］。

1.3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是推动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手段，而做好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有力抓手。数字档案详细记录了教师的学习培训经历、职称情况、工作业绩、职务变动、政治面貌及现实表现等基本信息，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综合业务能力。组织人事部门能够通过档案准确识别出高素质的人才，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储备人才。通过分析数字化档案中教师的成长轨迹和短板，高职院校可以有针对性地制订培养计划，通过提供业务培训、跟岗锻炼等学习机会，帮助教师弥补自身不足，提升教师综合业务水平。此外，高职院校还可以根据数字化档案中教师的专业特长、工作经历等，将其安排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实现人岗匹配、人尽其才，为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提供科学依据。

2.高职院校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2.1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意识淡薄

领导干部对档案工作足够重视是做好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但部分高职院校存在档案管理意识淡薄的问题，对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简单地将“数字化”等同于“扫描存储”，忽视了档案信息的结构化处理、动态更新、共享利用等核心工作，导致数字化档案只能成为纸质档案的“电子复制品”，未能充分发挥其价值。部分高职院校在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建设、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管理人员的配备与培养等方面和上级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导致档案管理不能与时俱进，档案材料管理不够规范，甚至出现失实现象，进一步影响了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的效率。此外，档案管理人员对数字化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认识不足，如数据泄露、系统漏洞等，既缺乏风险防范意识，也未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机制。

2.2干部人事档案动态更新不及时

在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中，档案动态更新不及时是影响档案信息准确性和利用价值的突出问题。一是档案管理制度执行不严，在材料收集时缺乏多部门联动，导致档案材料不能及时交接，归档时效性差。二是档案信息更新滞后，数字化档案“不完整”。例如，干部的职务变动、奖惩情况、学历提升、

年度考核、薪资提升等最新材料未能及时进行数字化处理，导致数字化档案与传统纸质档案信息脱节。三是有些档案管理人员认为“档案更新是阶段性工作”，忽视档案动态性，对日常零散信息的补充缺乏主动性。档案动态更新不及时会导致档案失去“鲜活度”，影响干部考察、人事决策等工作的准确性。

2.3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不高

《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要求“每管理1000卷档案一般应当配备1名专职工作人员。有业务指导任务的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机构，还应当配备相应的业务指导人员。管理档案数量较少且未设立工作机构的单位，应当明确岗位，专人负责”［3］。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是一项长期且繁杂的工作，需要管理人员具备专业的知识和过硬的业务能力，对档案工作有较高的热情。但在实际档案管理中，由于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多方面因素，多数高职院校没有按照规定配备相应的档案管理人员，多由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代为管理档案。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人员非档案管理专业出身，不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甚至有些员工未参加过专业培训，导致工作开展时无从下手。随着档案数字化管理模式的应用，档案管理人员对数字化档案系统的功能、数字化处理流程的操作不熟练，难以高效完成信息录入、更新、维护等日常工作。

2.4数字人事档案利用率低

长期以来，干部人事档案重“藏”轻“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不足。档案利用率不高是当前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应用场景单一，多局限于干部提拔、政审等常规场景，在人才培养、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等工作中较少用到，更未能挖掘出档案数据背后的关联价值。二是跨部门共享难，受权限设置僵化、系统兼容性不足等因素影响，档案信息在高职院校内部不同部门间流转不畅，难以支撑协同工作。三是日常档案使用习惯未转变，工作人员对数字化档案的认知仍停留在“电子备份”层面，缺乏主动运用数字化档案开展工作的意识。在日常档案查（借）阅过程中，教职工习惯于传统纸质档案的查阅模式，对数字化档案系统的认可度低。

3.高职院校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问题的对策

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为充分发挥干部人事档案在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中的重要作用，高职院校要加强顶层设计，逐步提高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水平，更好地为教学、科研工作服务。

3.1提高全员对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强化理念革新，是确保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落地见效的前提。高职院校高层管理者需要进一步增强人事档案管理意识，构建“大数据思维”，使人事档案更好地发挥作用［4］。首先，要加大组织统筹力度，明确主管领导、分管领导的管理职责，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通过政策解读、档案知识普及、档案文化宣传等方式，使广大教职工认识到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全员对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的认知水平和重视程度，为日后档案工作中的协调配合打下良好基础。其次，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为抓手，将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提升档案工作的权威性。在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加大力度，逐步完善数字化档案管理基础设施。最后，要注重行动，明确目标，细化任务，把责任抓牢抓实，切实将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3.2加强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使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有章可依、有据可查。一是制定完善的干部人事档案全流程管理制度，包括干部人事档案接收、管理、利用和转递制度，完善干部人事档案材料的收集、鉴别、整理、归档和数字化流程，保障档案管理工作有序开展。二是通过制定约束性管理制度，增强档案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管理能力，使其细致、及时收集和整理档案，严格审查把关，强化监督管理，确保档案材料真实、完整。三是完善制度强制执行措施，加大工作人员的执行力度，提高执行效率，确保能够将完整的、准确的、手续完备的档案材料及时转交至档案管理部门，并完成档案信息数字化采集、日常管理和利用工作。

3.3加强档案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档案管理人员业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的质量。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是推动档案管理从纸质管理向智能化管理跨越的有力抓手。一是要坚持标准，严把入口关，选配思想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有责任担当、作风过硬的人员从事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二是要加强纪律约束，筑牢纪律防线，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推动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人员提升道德修养，促进其全面发展。三是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人事档案管理队伍。四是要保持档案工作人员的相对稳定性和工作上的连续性，加强激励，对表现优秀的档案工作人员予以培养和奖励。

3.4提高数字档案利用率，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

干部人事档案可以全面地反映干部的“德能勤绩廉”，是考察了解、正确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高职院校的组织人事部门应该建立健全干部人事档案科学利用机制，坚持“凡提必审”“凡进必审”“凡转必审”原则，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加强干部人事档案资源云端存储，在保证归档质量的基础上，实现多部门、跨领域与多层次的数据传递，降低档案利用难度［5］。组织部门在干部提选工作中要严格实行干部档案任前审核制度，严格按照有关政策和标准及时做好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人事部门要加强档案管理模式创新，将档案利用应用到人才招聘、人才引进、人才培养、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等工作中，提高干部人事档案利用率，充分发挥干部人事档案的数据支撑作用，切实做到让干部人事档案“活起来”，提高选人用人的精准性和科学性。

3.5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加强数字档案安全管理

高职院校要加强数字档案安全管理，在安全防范意识树立、技术保障、管理制度规范等方面构建起一条安全防线。一是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方面，要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思想转变。明确档案管理操作中的“红线”，如禁止用私人设备拷贝档案、禁止向其他人员泄露密码等。二是在技术层面，要筑牢数字化档案安全“防火墙”。做好数据备份工作，防止存储故障导致数字化档案丢失。三是在制度规范层面，要让安全管理有章可循。通过制定数字化档案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日常操作和管理流程，建立定期巡检机制，确保档案系统安全运行。

4.结束语

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作为支撑高职院校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需要紧跟职业教育发展步伐与数字化技术发展趋势，真正实现从“静态存储”向“动态服务”的转变，让干部人事档案真正成为高职院校识才、育才、用才、留才的“数据基石”，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沈阳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丹晶

在社会经济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内部体系与财务审计问题逐渐暴露，对企业稳定运营与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聚焦国有企业内部审计，通过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舞弊三角理论以及文献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分析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涵盖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审计范围、审计方法及审计人员素质等核心维度，同时延伸至问题背后的体制机制与观念意识成因，探索增强审计独立性、革新审计方法、提升人员素质及管理层认知等解决路径，以期丰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的研究体系，助力国有企业识别内部审计短板，提升审计对企业风险控制与运营优化的支撑作用，促进国有企业在改革中稳健发展，更好地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一、相关理论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对信息的了解程度也不同，从而导致信息不对称。信息消费者由于自身背景不同，获取信息的机会也不同。从外部资源获取信息的买方从公司内部控制系统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弱，难以获得有关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真实具体的信息。卖方作为公司的内部管理者，比外部买方掌握更多真实可靠的运营信息，因此卖方会利用信息差向买方提供有关公司运营和财务状况的信息。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数量多的卖方会向信息少的买方提供信息，以满足自己的盈利需求。在实践中，信息较少的一方会设法从信息较多的一方获取信息，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1］。在国有企业中，管理层作为企业运营的“内部人”，掌握着经营状况、财务数据等核心信息；而股东、审计部门等“外部人”或内部监督方，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成本较高，易形成信息壁垒。当内部审计工作流于形式、未能深入核查时，管理层可能隐瞒关键风险信息或夸大经营成效，导致股东与管理层、审计部门与被审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进而影响投资决策科学性与审计监督有效性。因此，内部审计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通过系统化审查与评估，挖掘真实信息、核验数据真伪，缩小各方信息差距，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与决策可靠性。

（二）舞弊三角理论

舞弊三角理论由美国会计学会会长史蒂文·阿伯雷奇特提出，该理论认为企业舞弊的产生需同时具备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3个要素。其中，压力可能源于经营困境、财务指标压力或个人利益诉求；机会则来自内部控制缺陷、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外部条件；自我合理化是舞弊者为自身行为寻找的道德借口。应用于本研究，国有企业缺乏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和能够发现审计舞弊和错误的相关制度体系，容易造成内部审计人员的审计舞弊现象［2］，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完善内部审计制度非常重要，它能够提供客观准确的企业信息，使企业的管理者更加全面了解企业内部的运营状况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风险。

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内部审计工作独立性不足

在当今企业运营的大环境下，一些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审计部门的机构设置呈现较大的不合理性。其审计部门大都从属于其他职能部门，又或者是与其他部门合并［3］。例如，有些企业审计从属于综合管理部门或与财务和法律等部门合并。这种组织结构容易造成审计监督与管理职能的重叠，界限模糊不清，使得审计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管理层或相关部门等各方的干涉，信息也受管理层控制，也有可能刻意掩盖一些关键性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受到影响［4］，使审计人员不能很好地提出问题和意见，不利于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内部审计范围较窄

完整的内部审计范围应涵盖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风险管理审计、战略执行审计等领域，而当前部分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存在明显局限性。首先，审计工作过度聚焦财务收支审计，侧重于核查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对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健全性与有效性、风险管理机制的运行情况、战略规划的实施效果等关键领域关注不够，导致企业无法全面识别运营管理中的潜在风险与薄弱环节。其次，在对下属公司或者分公司审计时，也只着眼最后的经营成果，而对公司日常的运营管理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却并不关注，如生产安全隐患、员工管理不善导致的劳动纠纷以及资源浪费严重等［5］。如此一来，企业就有很多“看不见的死角”，这些风险会一直存在，长此以往，企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会越来越多，各种问题和弊端层出不穷，最后可能会使整个企业的内部系统“瘫痪”掉，不利于企业内部稳定。

（三）内部审计方法落后

在当今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方法明显滞后。部分国有企业在审计过程中依然使用传统的审计方法。例如，人工翻阅一张张凭证，人工翻看账本，使用计算器计算数据和核对。这些方法不仅使人疲惫不堪，还会使审计效率低下，也很容易出现计算失误、审计不到位的现象，不利于为企业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而且，随着企业业务的扩大，要处理的信息量越来越多，财务系统、管理系统等的数据各种各样，数量庞大，传统的审计方法已不适合处理这些繁杂的数据。

科技的进步催生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先进技术，许多行业已经在利用这些高科技为企业的发展助力，然而，部分国有企业却不会使用这些技术，在技术应用方面存在欠缺，导致国有企业在审计工作中难以借助这些先进技术提供企业精确有效的信息，无法从繁杂的数据中分析企业运营管理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和危险因素，无法为企业提供科学正确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内部审计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中的价值和作用。

（四）审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在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领域，一方面，审计人员素质存在短板，专业构成比较单一，大部分审计人员都是财务专业出身，在财务方面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和经验，但对其他领域却一无所知。然而，现在企业业务复杂多样，仅具备单一的专业知识并不能有效准确地处理这些繁杂的业务，所以这就要求审计人员除具备审计领域的专业知识外，还应具备其他业务方面的专业知识［6］。例如，企业开展建筑工程、研发新技术等的业务时，审计人员在审计这些项目时如果缺乏工程技术、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就难以深入理解其中的原理和步骤，很难审查出项目中潜在的风险和效益问题，也就无法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持和意见。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审计人员责任心不足，使得在进行审计工作时有的需要审计的地方没有审计到，应该履行的审计程序也未能履行，甚至包庇被审计部门，进行财务舞弊，掩盖真相。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审计准则、法规政策也在不断出台，如要适应市场经济、跟上时代发展，审计人员就要不断学习新的审计准则和相关法规政策，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7］。然而，一些国有企业的审计人员学习审计准则的积极性不强，在进行审计工作的时候仍用以前旧的方法，这就导致审计工作不符合规定，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

另外，审计这类工作工作量大，并且需要经常外出，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责任心和抗压能力。然而，部分国有企业审计人员缺乏审计的专业素养，或承受不住审计工作带来的压力，干不了太久就辞职不干，这就导致国有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的流动性较大，不利于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稳定性。

三、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体制机制方面

国有企业在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中存在缺陷，这对内部审计影响很大。公司治理机构不完善，内部审计在公司的职能和权力界限模糊，分工不明确，致使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没有很好的互相监督机制，使得内部审计部门受到其他职能部门的干涉，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很大挑战。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制度也比较落后，完整健全的审计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具体而言，没有详细的审计流程步骤，使得审计人员在开展审计工作时没有清晰明确的步骤指引；也未对各审计人员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导致在审计过程中出现职责不清，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审计工作质量标准的要求不明确，审计人员不清楚审计工作达到合格要求的程度，审计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大打折扣，严重阻碍了审计工作质量与效率的提升，无法为企业提供坚实可靠的审计保障与决策支持。

（二）观念意识方面

企业管理层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与局限性。他们往往简单地将内部审计的功能定位为单纯的查错防弊工具，仅关注审计工作在挖掘财务违规操作行为以及纠正财务数据错误等方面发挥的直接作用，未充分认识到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体系构建、内部控制制度完善、运营效率提升、战略执行保障等方面的深层价值。这种狭隘的认知导致内部审计在企业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不足；在企业重大决策过程中，审计部门的参与度较低，专业意见难以被重视和采纳，使得内部审计无法充分发挥其在企业治理中的关键作用。

四、国有企业内部审计问题的对策

（一）增强内部审计独立性

首先，构建直属董事会或监事会领导的独立审计部门，使其与其他职能部门彻底分离，明确且精准地界定其职能范围与边界，从根源上杜绝监督与管理职能相互交织、界限模糊的乱象，全方位、无死角地屏蔽外部无关因素对审计

工作的不当干扰，保证审计人员在决策过程中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确保审计结果客观公正，为企业运营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反馈。

其次，建立由薪酬委员会主导的独立薪酬与晋升体系，薪酬委员会成员应包含外部独立董事，确保决策不受管理层干预。薪资待遇与审计人员专业素养、业务能力、工作成果直接挂钩，晋升通道以职业能力提升、审计业绩贡献为核心评价指标，通过公开透明的绩效评估体系，提升分配公正性与透明度，激发审计人员坚守独立客观立场的内在动力，增强审计报告的可信度与权威性。

（二）拓宽内部审计范围

首先，实现审计领域全覆盖，在保留财务收支审计核心职能的基础上，将内部控制审计、风险管理审计、战略执行审计、投资项目审计、社会责任审计等纳入常规审计范畴，全面排查企业运营管理中的潜在风险与薄弱环节。

其次，优化对下属公司及分公司的审计模式，兼顾经营成果审计与日常运营审计，重点关注生产安全、员工管理、资源利用、合规经营等关键领域，消除“审计死角”，保障企业整体的运营稳定。

（三）革新内部审计方法

首先，减少使用传统人工翻阅凭证、账本及手工计算核对的低效审计模式，积极引入大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前沿技术。凭借大数据技术强大的数据整合与处理能力，为企业战略决策、高效风险管理和精细化运营优化筑牢坚不可摧的数据根基，从而提升内部审计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贡献度。

其次，系统组织审计人员参与专业技术培训课程及行业学习交流，使其熟练掌握数据分析工具软件的操作技能，高效处理呈爆炸式增长的复杂业务数据，实现审计效率与质量的飞跃式提升，为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稳健前行提供坚实的审计技术保障。

（四）提升审计人员素质

首先，秉持开放多元的理念招募多专业背景的精英人才，打造跨学科、复合型的审计专业团队，广泛吸纳财务、工程、信息技术、法律等多元专业人才，确保审计团队在应对风险与挑战时，具备多领域专业知识层面以及洞察分析能力，识别各类业务中潜藏的风险与潜在效益提升的空间，为企业管理层提供高价值的决策建议与风险防控策略［8］。

其次，要经常开展系统全面的审计准则、法规政策培训学习活动，并配套建立严格的学习考核评价机制，激发审计人员主动紧跟法规政策更新迭代的步

伐，培养持续学习的职业习惯；开展多元业务技能培训项目，提升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与抗压能力，有效降低人员不合理的流动频率，稳定审计团队结构，为企业内部审计工作长期高效开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校基层管理队伍建设的要求、问题与对策

北京联合大学图书馆黎松炎

建设教育强国须按照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1]。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需要持续完善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高校的基层管理人员是参与治理的重要主体，其队伍建设十分重要。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方式，在3所北京市属高校选取15名管理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并对国家相关政策和高校内部制度进行分析，旨在揭示这支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初步的对策建议。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校基层管理人员的角色与要求

1.基层管理人员是大学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高校是学术组织，也是科层特征明显的组织，从科层制视角看其管理人员划分为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三个层级，分别对应学校的领导层、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领导层一般指学校领导，中层一般包括学校党和行政工作部门以及学院的正副职，基层一般包括学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学院、研究院所中的普通行政管理人员。三个层级群体的数量呈金字塔型结构，基层管理人员是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主体。角色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是由其所在的社会位置以及与人之相关的期望、规范和行为模式所塑造的。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高校管理干部承担着提升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光荣使命，是各高校强校目标的设计者和实现目标的推动者，决策层确定目标，中层负责组织执行，基层负责具体实践。从西蒙的决策理论来看，基层管理人员是组织中的“操作人员”，“执行组织目标的实际任务总是落在最低管理层级的人身上”。“操作人员必须是关注的焦点，因为组织机构成功与否是通过操作人员在组织中的表现来判断的”[2]，基层管理人员队伍的组织角色不可替代。

2.完善大学内部治理要求基层管理队伍建设专业化

我国的大学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治理涵盖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学科建设、科技、教学管理、人事管理、学生管理、财务、基建后勤、资产管理、国际化办学等各个方面，专业化特征越来越显著，必然要求承担这些工作任务的“操作人员”是一支专业化的队伍，这既是持续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客观需要，也是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的组织保障。

基层管理队伍建设的专业化，要求相应的人员在其所从事的工作领域具有

高度的专门性知识、技能和经验，能够通过分工协作高效率地完成复杂的任务、实现组织的目标。其核心能力主要基于专业知识和系统化技能，而不是依赖个人经验或通用技能，人员的分工是按专业领域进行精细分工而不是模糊或临时性的分工，作决策主要是通过数据分析、行业标准或科学方法，而不是依据主观判断或惯性，要有解决复杂、变化问题的适应性，而不是只能应对常规任务。专业化人员的业务素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些方面：掌握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在其所从事工作领域显示出宽阔的视野；对相关领域的政策熟悉并能较好地运用；在操作层面体现出高度技术性的职业技能；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伦理等。专业化是社会得以延续和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专业化的人员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并且要不断进修，从而获得好的评价[3]。

高校基层管理队伍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过查阅政府关于高校人员管理的文件，围绕“基层管理队伍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设计访谈提纲，对15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进行归纳，以角色理论、资源保存理论为分析视角，初步发现当前基层管理人员队伍建设还存在角色认知模糊、职业倦怠易发、职业发展前景不确定性较强等问题。

1.组织角色：模糊的身份认知

从角色期待角度看，基层管理人员在高校内部治理中不可或缺且十分重要，但从本研究收集的国家政策、高校内部制度，结合访谈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制度设计还是基层管理者自身角度来看，对其角色的认知都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

当前，官方颁布的关于高校各类主体管理的制度多是关于内部治理结构的规定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章明确了教师的权利义务、实行教师资格、实施教师职务、教师聘任等，规定高校应为教师参加培训、开展科学研究等提供条件，而对于管理人员仅提出“实行教育职员制度”，后续也没有下位法对“教育职员制度”做出专门规定。高校内部关于队伍建设的制度设计关注的是教师队伍、人才队伍和中层干部队伍，鲜有对普通管理者队伍建设的设计。在制度框架下，高校基层管理者的角色并不明确。而在高校的办学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学术轻行政”的文化氛围，管理人

员常被视为“服务者”而非“专业人才”，“高校管理人员被归类为非专业化的群体，缺少针对性的管理制度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与规约，导致对这一职业身份认同的混淆，出现职业错位甚至失位的现象”[4]。访谈发现：基层管理人员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繁杂事务性任务的执行者，而非拥有决策权的管理者。

2.工作特征：易发生的职业倦怠

由于对基层管理人员角色认识的模糊性，在实际工作中对其职业发展的支持也显得有限。角色理论认为，组织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面临着一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相冲突的期望。高校基层管理人员处于复杂的期望角色当中，上级期望他们能够高效准确地执行学校的规章制度，完成复杂琐碎的任务，成为可靠的执行者，教师则期望他们提供专业、便捷和人性化的服务。在复杂的角色期待中，高校基层管理人员经常会面临“角色冲突”和“角色超载”的问题。他们长期在同一岗位上工作，从事相对稳固、场景相对单一的工作，工作内容重复性强，自主空间有限。受访者谈到“机关管理工作很磨人，大事小情，层层请示汇报”“大家都是硕士、博士，每天收文、发文、组织会议”，工作成就感不高，其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支持与近乎无限的工作要求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导致身心俱疲，职业倦怠易发、高发。

3.职业发展：不确定的前景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具有获取、保留、保护和培育其所重视资源的基本动机，当资源面临丧失威胁、实际丧失或投入后无法获得回报时，就会产生心理压力。基层管理人员自由裁量权小，对工作的控制感缺乏，如果来自组织的支持不足，而且在职级晋升、职称评定当中也得不到其所期望的收获时就会经历“资源饥荒”，进而产生“逃离”的愿望和行动。2024年，毛菊等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共20个省市及自治区的1，008名高校基层管理人员中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高校基层管理人员的转岗意愿整体偏高，社会比较倾向直接显著影响高校基层管理人员的转岗意向，职业倦怠会对转岗意愿施加影响，显示了中介效应[5]。笔者调研发现：在职务、职称方面都“很难有机会”晋升之后，有一部分选择离开高校“再就业”，这种选择当然有各种可能性，但也有极大不确定性；受访者谈到“出去怎么样也不好说，风险很大”，同时也认为“高校挺好的，离开就没了稳定的饭碗”，反映出对职业未来的担忧。

推动高校基层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对策探讨

高校基层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建设，需要坚持问题导向，采取有针对性的策

略，才能体现专业化、更好地服务教育强国建设。1．个体进行自我重构

面对职业倦怠，个体要对自我进行重构，以实现自我调适。有的学者提出要提升自我效能感，接受职业倦怠这一客观事实，对基层行政管理工作形成合理预期，重新定义工作和生活的目标与意义，拓展自我价值的实现渠道。要增强心理韧性，积极调用自身的保护性资源，主动寻求社会支持，以有效适应挑战或挫折等压力情境。基层管理人员要用正向状态及时调整，把自己融入自我激励和自我成长的良性循环中。

专业化也要求基层管理人员要时刻强化学习并能够将学习的成效具体化为指导工作的实际有效行动，坚持学习与岗位业务结合，保持业务能力的与时俱进。

2.各方强化角色认同

应强化对基层管理人员角色的“专业化”认同，不能将基层管理人员的角色视为简单的“办事员”，而是看作承担着重要任务的专业化的“服务者和管理者”。“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人员是“人才”。有的学者指出，一所大学要完成既定的办学目标，既有赖于教育家式的校长和优秀师资，也有赖于大学管理中日益增多的专职、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基层管理人员是高校内部治理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学校应注重学校文化重塑，强化这支队伍的专业化认同，给予基层管理人员以充分尊重。

3.高校提供资源补充

高校应积极向基层管理队伍提供资源补充。基层管理人员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资源保护理论视角审视，健康的系统需要确保资源的投入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高校应保护和培育基层管理人员所需要的“资源”，提供“资源”补充，给予一定的工作自主权，让他们感到被尊重和重视；关注他们的职业规划，积极支持他们学历提升、在职学习和短期培训，帮助他们实现自我提升；可通过设置相应的荣誉称号调动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使其体验到尊严，增强其主人翁意识；应适应时代发展，积极推动数字赋能，为他们减少压力；应支持不同类型人才的有序流动，在组织角色的转换中为其职业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4.政府健全和完善支持政策

政府出台的制度是形塑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关键因素。可通过建立健全制

度明确基层管理人员的身份，并对其职业发展给予相应的支持。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提出的“高等学校的管理人员，实行教育职员制度”的有效落地，参考政府部门组织人事制度，随着工作时间的累积，他们可以有序地晋升到上一级职级。探索构建“行政管理序列+专业技术序列”并行机制，在行政职务通道上，增加职级并行制度，在专业职级通道上建立高校管理专业职称体系。

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工作中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李丹

教育系统属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其党员队伍的党性修养水平直接关联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成效。当前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迫切需要借助系统化党性教育培训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履职能力。现有培训工作在内容设计、组织实施、效果评估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影响了培训目标顺利实现。深入分析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的现实困境，探索构建培训新格局的有效路径，对提升教育系统党员队伍整体素质、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一、加强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

党的大会报告明确指出，必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任务，实现这一使命的关键在于教师队伍是否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教育领域肩负着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党员干部的政治信念和精神追求将直接决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成效。当前教育改革步入关键时期，需要面对“双减”政策落地与构建“五育并举”体系等核心任务，要求教师队伍应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依靠系统化思想引领，坚定教师队伍的政治立场，确保教育改革在正确轨道上稳步推进。

（二）教育系统党员队伍结构变化的现实需要近年来教育系统党员队伍呈现出显著的年轻化、高学历化特征，“80后”“90后”教师成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虽专业能力突出且创新意识较强，但普遍缺乏系统的党性锤炼和政治历练。调研数据表明，教育系统有相当比例的新入职党员是在高校求学时入党的，其对党的认识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缺少在复杂环境中经受考验的实践经历。这种队伍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党性教育培训需创新方式方法，既要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帮助青年党员补足精神之“钙”，又要通过案例教学、情境模拟等手段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让其能在价值多元、思潮多样的教育场域中站稳立场、把准方向。

（三）破解教育领域深层次问题的关键抓手教育领域当前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水平紧密相关，强化党性教育培训成为破解这些

难题的重要突破口。基础教育阶段长期存在应试教育倾向，“唯分数”“唯升学”现象屡禁不止，这背后反映出部分教育工作者政绩观偏差和教育初心缺失，通过党性教育培训强化教育者的使命担当意识，有助于从根源上纠正功利化办学倾向。高等教育领域面临“重科研轻教学”“学术不端”等突出问题，这些现象的出现和教师队伍理想信念淡化具有直接关系，系统性的党性教育培训能够重塑教育工作者的价值追求，构建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环境。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长期制约着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而资源配置权力主要掌握在教育系统各级领导干部手中，加强对这一群体的党性教育培训，强化其公仆意识与为民情怀，对推动教育资源向薄弱地区和群体倾斜具有关键作用。

二、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的现实困境

（一）“学科化倾向”削弱教育感染力

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实施过程中呈现出过度学科化的特点，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培训的实际效果。部分培训机构的党性教育课程设计过度强调概念阐释、原理分析和体系构建，授课教师习惯采用学术报告方式进行理论灌输，却较少关注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结合点，这种教学方式导致培训内容呈现出较强的抽象性，参训教师虽能记住相关理论表述，却难以将其转化成行动准则。学科化倾向还体现在教学语言专业化程度较高，即大量使用学术术语与政策文件原文表述，缺乏通俗解读与情境阐释，这让基层教师在理解教学内容过程中存在一定障碍。党性教育的本质是触动心灵、引发共鸣，过度学科化的培训模式将情感教育变成知识教育，忽视了教育对象的情感需求与价值认同过程，难以真正内化为参训者的价值追求与行为自觉。

（二）“同质化供给”难以满足差异化需求目前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在内容设计和组

织实施方面，存在同质化问题，这种供给方式和教育系统党员队伍的多样化特征形成矛盾。培训课程设置常常采用统一的模板化方案，面向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等不同群体开展的培训，在课程内容上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岗位群体在工作情境、职责要求和关注重点上的区别。年轻教师群体更关注怎样在教学实践中落实立德树人要求，而资深教师则希望深化对教育改革方向的理解，但现有的培训难以提供有针对性的分层内容。培训形式的单一化问题也比较突出，多数培训还是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方式，缺少案例研讨、情景模拟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这种形式上的同质化削弱了培训对不同学习风格

群体的适应性。教学资源的开发则出现重复建设现象，各地各校开发的培训课程在主题选择和内容组织上趋向相同，缺乏反映本地区教育特色与实践创新的针对性资源。

（三）“形式化评估”掩盖真实效果

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的效果评估机制存在一定的形式化倾向，多数培训以课后问卷调查为主要评估手段，侧重培训组织与教师授课等外在要素的满意度测评，对参训者的理论认知提升和党性修养增强等核心目标的实现情况考查不足。党性教育的成效往往需在后续工作实践中逐步体现，仅靠培训结束时的问卷调查无法准确判断培训的长期影响。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存在可操作性不足问题，对“党性修养”“政治觉悟”等抽象概念缺乏可量化、可观察的测量维度。评估过程易流于主观判断，部分培训机构为追求高满意度评分，课程设计刻意迎合参训者偏好，这种“讨好式”培训偏离了党性教育的根本目标。

（四）“碎片化学习”冲击系统性建构

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在时间安排和内容组织方面，呈现出较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影响了参训者系统性认知结构的形成。基层学校因为教学任务繁重，通常将党性教育培训压缩成短期集中学习或者分散的专题讲座，单次培训时间较短，多次培训间的间隔又较长，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的安排。碎片化的时间分配让参训者很难进行深度思考和系统消化，所学内容仅仅停留在浅层记忆阶段，各专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没能得到充分建立。培训内容的专题化设置进一步加重碎片化问题，各专题独立开发且独立实施，缺少整体性的课程框架设计，参训者接收到的是一个个相对孤立的知识点，而非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知识体系。

三、构建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新格局的路径选择

（一）重塑以“情境浸润”为核心的内容供给体系

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需突破传统理论灌输模式，构建起以真实教育情境为载体的内容供给体系。培训课程设计应将抽象的党性修养要求转化成教育工作中的具体场景，开发“课堂思政困境破解”“师生矛盾化解”等情境化教学案例，通过呈现真实的教育管理决策过程、课堂教学冲突场景，引导参训者在情境分析中理解党性要求的实践内涵。红色教育资源的开发需超越简单的历史事件介绍，通过设计沉浸式的现场教学路线，让参训教师在革命旧址、烈士纪念馆等场所开展体验式学习，将历史叙事与当代教育使命建立关联，增强党性

教育的感染力。培训内容还应纳入教育系统先进典型的实践案例，邀请模范教师、优秀校长讲述其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坚守教育初心、化解现实困境的真实经历，通过身边榜样的示范作用激发参训者的价值认同。情境浸润式内容体系的构建要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及时将教育改革的最新实践、基层创新的鲜活经验转化为培训素材，确保培训内容与教育现实保持紧密关联，避免内容供给出现滞后性与脱节性。

（二）探索“数字赋能+线下体验”的混合培训模式

党性教育需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培训模式，线上平台不能只局限于单向的视频点播，而要开发互动性强的学习模块。比如，创设“党性修养自检工具”，通过问卷测评和案例解析，帮助学员识别理想信念与服务意识层面的薄弱环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搭建如“教育决策沙盘”和“师德伦理实训”等沉浸式场景，让学员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演练各种决策可能引发的后果，提高其价值判断水平。线下培训需强化专题研讨和实践活动，依靠标准化研讨方式组织小组互动，通过设计有深度的教育案例引导学员在观点碰撞里深化认知，同时把课堂延伸到示范校及帮扶点等实践场所，让学员能够亲身观察并且投身真实的教学工作。实现混合式培训需建立线上和线下相衔接的运行体系，保障线上所学的内容能够转化成线下研讨的基础素材，同时让线下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困惑能在网络平台继续讨论，从而形成完整的学习路径。这种模式兼具学习过程便捷性和深度学习的特点，有助于显著增强培训的整体成效。

（三）建立“多维测评+持续跟踪”的效果评估机制

评价党性教育在培训体系里的成效不能只看学员的满意度调查，而要构建一个贯穿培训全程且多维度评估的综合体系。即时测评不要只关注办班情况而是要注重学习成效，运用理论考核和情境模拟等方法评估学员对党的创新理论掌握程度，以及应用能力，同时要设置开放性问题引导学员思考培训为其教育观念带来的启发，避免测评流于形式。中期测评可采用行为观察的方法，在培训结束后的三到六个月时间里，通过问卷调查及座谈会等形式，检验学员能否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教学实践中，相关思政教育内容在课堂上是否得到恰当运用。长期测评需要为学员建立个人发展档案，详细记录他们培训后的职业发展轨迹情况，并且持续关注其职业道德水平和教学能力的变化情况，通过对比分析评价培训效果的持久程度。评估结果应作为完善培训方案的重要依据，针对评估显现出的不足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建立起“评估—反馈—优化”的

闭环改进流程，还可定期开展培训成效专项讨论，邀请学员代表与授课教师等共同研究评估数据并制订改进措施，构建起多方共同参与的质量提升系统，以此推动培训质量持续提升。

（四）完善“资源整合+协同联动”的保障体系

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的质量提升需要构建系统化的资源保障与协同机制。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应突破单纯依赖党校教师的局限，建立“理论专家+实践导师+先进典型”的多元师资库，邀请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提供理论深度，聘请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讲授政策要求，选拔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分享实践经验，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团队，通过建立师资培训制度提升授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定期组织集体备课与教学研讨活动，促进不同背景师资之间的经验交流与优势互补。教学资源开发要加强区域协作，避免重复建设，省级教育部门可牵头组织重点课程联合开发，建立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各地各校在共性的资源基础上补充本地特色内容，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开发包括教学大纲、课件素材、案例库、视频资源在内的成套教学资源包，为基层培训机构提供标准化的课程模板。培训基地建设要统筹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将师范院校、教师进修学校、优质中小学等纳入培训体系，建立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为现场教学与跟岗学习提供场所支撑，在基地建设中注重硬件设施与软件条件的配套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应明确各级财政投入责任，将党性教育培训经费纳入教育经费预算，确保培训活动的正常开展，建立培训质量与经费拨付挂钩激励机制，引导培训机构提升服务质量，对培训成效显著的机构给予专项资金支持，通过资源整合与协同联动，形成推动党性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合力。

结束语

提升教育系统党性教育培训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在内容供给、培训模式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将抽象的理论要求转化成具体的教育情境，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学习体系，建立覆盖培训全过程的多维评估机制，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工作强大合力，以此有效破解当前培训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未来还需在培训内容的动态更新等方面深化探索，不断增强党性教育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为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实保障。

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现实问题与对策建议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葛丽敏

全球信息化迅猛发展，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融入社会各领域，高等教育也置身这一变革浪潮之中。早在20XX年5月，总书记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时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1]；2022年，“推进教育数字化”被写入了大会报告中；202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主题聚焦“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总书记在会上又指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这些重要论述与决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指明了清晰方向。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不仅可拓宽教育视野，还能创新教学手段，推动思政教育内容更加充实、教学方式更为多元、教育评价更加精细化。当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对传统教育价值的冲击、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挑战、个人数据的安全、思政教育人文关怀的淡化等问题[2]。如何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妥善化解现实难题，成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必须深入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提升教育精度

多元智能理论主张人类智能是多元的，教育需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推动学生在多元智能领域的全面发展[3]。人工智能技术能精准识别学生学习习惯、思想动态和行为偏好，实现教育资源的个性化供给，提升思政教育的精准度[4]。近年来，教学平台在后台累积的海量过程性数据——随堂测验、讨论贴、资源访问路径、作业返工次数等，为“看见差异”提供了新可能。这些数据不仅包括了学生考试成绩，也涵盖了课堂表现、平台互动、学习路径选择还有教学内容反馈等多维度信息。在思政课中，系统能识别出学生对特定理论概念理解困难，为其主动推荐教学补充材料，帮助其掌握知识点。通过分析学生行为偏好，人工智能也可推荐契合其兴趣爱好的教学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5]。

（二）拓宽情境场域

情境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在特定情境中通过社会互动发生的认知过程。

虚拟仿真技术的长处恰在于把难以复现的历史现场或高风险的社会决策场景“搬”进课堂，为学生提供可反复进入、可共同协商的实践空间。以“五四运动”主题教学为例，教师可借助VR重建北大红楼及其周边街景，学生分组扮演学生代表、市民、警察、记者等角色，在实时对话与冲突中体会各方立场与历史张力，使爱国主义精神入脑入心。虚拟仿真技术还能模拟政府决策、社会治理等现实复杂情境。如学生可在虚拟社区就垃圾分类、老旧小区改造等议题提交方案、接受“居民”质询并修订策略。这样可以让学生尝试多元解决方案，既锻炼知识转化能力，又培养其批判性与创造性思维。

（三）重塑人机关系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消极被动的过程，而是把学习视为在具体情境中经由交往与反思而生成的意义建构过程。若将该视角移入思政课堂，教师的任务就不再是“传递”现有结论，而是为学生创设可对话、可质疑、可再制的学习情境。系统可依据学生先前发言、作业与阅读轨迹，呈现差异化材料与讨论线索。如在思政课程中，教师运用智能教学系统推送个性化的讨论主题和学习资源，学生通过智能系统与教师进行实时互动，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实现教学动态优化。课堂节奏不再是预设的线性推进，而是在“教师—学生—系统”三者循环往复的协商中动态生成。

二、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现实问题

（一）技术伦理失范困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场域，技术伦理问题也随之显现。原本以育人为旨归的教学关系，被悄然转换成“数据—算法—决策”的技术链条。系统为追求可计算性，则更倾向于把学生的德行发展还原为若干可观测指标，再据此给出分层与推荐。这种看似精准的分类模式潜藏隐患，极易引发教育公平问题。指标一旦成为资源分配的依据，课堂公平便面临三重风险：一是采集维度有限，成绩、签到之类显性数据易获，情感、行动、反思等隐性表现易被忽略；二是训练样本失衡，设计者若将往届“高分群体”视为标杆，模型便会把偏差固化；三是反馈回路封闭，教师若过度信任系统提示，可能把教学重心从价值引导转向指标改进。长此以往，教师极易受此误导，忽略学生在道德实践、情感态度、思维创新等方面表现，从而偏离立德树人的初衷。

（二）数据安全风险困境高校思政课引入智能系统后，学生成绩、课堂发言，甚至情绪反应都会被平台记录。而当前数据安全防护体系仍然存在诸多漏

洞，难以抵御数据泄露、恶意篡改、非法滥用等风险。当前多数平台的安全等级停留在“合规即可”，加密强度、访问权限等均未达相关标准，少数厂商为快速迭代功能，仍以默认勾选的方式扩大采集范围。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旦数据流入灰色市场，学生可能被定向推送不良信息，课堂案例也可能被断章取义地公开。这些数据一旦泄露，受影响的不仅是个人隐私，更会动摇学生对课堂的信任，动摇对人工智能教育模式的信任，阻碍思政教育顺利推进[6]，这也违背了思政教育伦理规范与价值底线。

（三）人文关怀淡薄困境

在高校思政教育过程中，过度倚重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引发人文关怀缺失问题。一方面，师生面对面交流锐减，深度沟通渠道受阻。课堂上，教师若将主导权让给智能设备，只顾操作机器、解读数据，很容易忽略学生眼神、表情里的细微情绪。这极易导致思政教育中至为关键的情感共鸣、心灵触动环节缺失，使得教育沦为空洞说教，难以让学生将知识内化为自身价值观。另一方面，智能系统虽能快速整合信息，生成群体或个体分析报告，却难以洞察学生内心的细腻诉求。每个学生皆为独特个体，受自身成长经历、家庭背景、社会阅历等多元因素影响，面对思政内容时的感悟、疑问与需求也各有差异。教师若盲目依赖机器分析开展教学，必然错失诸多教育契机。

三、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伦理管控体系

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背景下，构建多主体协同的伦理准则框架成为保障教育智能化的关键。教育行政部门需联合高校、技术开发者及学生代表，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立数据采集边界与算法透明度标准。教师作为教学实施主体，应依据《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审查指南》对智能工具进行准入评估，重点审查数据采集范围是否超越思政教育核心需求（如意识形态引导、价值观培育等）。针对传统评价体系的局限性，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度、文化自信表现等质性指标纳入智能评价模型，如某高校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通过智能系统追踪学生参与“红色家书诵读”活动的参与度，结合人工评审形成多维评价图谱。伦理审查机制建设方面，应组建由思政专家、技术伦理学者及法学人士构成的常设机构，对教学场景中的人脸识别、情感计算等技术应用实施动态化风险评估，确保技术工具始终服务于育人本质。

（二）促进教学设计优化

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需遵循“技术适配内容”原则，构建教师主导的技术赋能机制。在备课环节，教师应基于智能系统的语义分析功能，精准匹配理论要点与实证案例。如讲解“脱贫攻坚精神”时，智能系统可推送十八洞村“精准扶贫”实践案例，通过3D建模还原苗寨旧貌新颜对比，使抽象政策具象为可视化的制度优势。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辩证运用情感识别技术：当智能监测显示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存在认知困惑时，即时调取“一带一路”医疗队援非影像资料。这需规避算法推送可能形成的信息茧房，始终保持教师对教学资源的最终筛选权。课后巩固阶段，可利用智能批改系统分析学生论述题中的价值取向偏差，如某高校发现12.7%的学生在

“科技自主创新”议题中存在“造不如买”的认知误区后，针对性组织“芯片攻坚”主题辩论，有效强化学生创新自信[7]。

（三）提升师生情感互动

智能化思政教育需构建“技术增强型”情感联结模式，建立人机协同的情感关怀机制，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形成“数据预警—人工研判—情境干预”三级响应体系：当智能系统检测到25.6%的学生对“网络道德建设”存在认知困惑时，教师并未直接采用标准化疏导方案，而是结合成长档案设计“模拟网络调解员”角色扮演，使学生在虚拟纠纷处置中深化责任意识。技术应用需同步完善师生双向评价机制，如某高校推行的“情感支持效度盲评”制度，通过学生匿名评价教师共情能力、教师评估技术工具对课堂温度的影响度，形成教学改进的闭环反馈。更具创新性的是建立“数字素养共生体”，教师通过“AI助教工作坊”向学生阐释算法原理，学生技术团队则协助优化智能工具的交互设计，这种平等协作既提升了技术应用的适切性，又强化了师生价值共识[8]。

四、结语

人工智能和高校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教育的创新与发展，但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通过加强技术伦理监管、优化教学设计和提升师生情感互动等措施，使思政教育更加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和高效化。在未来发展中，还需要持续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新进展和思政教育的新需求，不断探索和完善两者融合的路径和方法，跟上时代新变化，应对新挑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意义、问题及对策

李涛

微短剧是一种新兴的文艺形式，是指“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15分钟左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节”①的网络视听节目。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91亿，其中，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62亿。然而，与庞大的用户规模相比，用户口碑却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微短剧价值观导向偏差问题尤为突出”②。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坚定不移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③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不仅能够提升其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也能推动优质微短剧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新动能。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微短剧创作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④一方面，人民需要微短剧，微短剧以其便捷性、娱乐性和传播力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微短剧需要人民，人民的视听表达愿望是微短剧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微短剧创作离开人民，微短剧作品“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⑤。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调查数据显示，63.7%的受访青年认为微短剧应坚守创作底线，倡导积极正向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也是微短剧创作的灵魂。微短剧创作者应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⑥微短剧内容之中。唯有如此，微短剧才能成为“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⑦的社会主义精品文艺作品。

（二）有助于微短剧创作扎根中华文化根脉

总书记指出：“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

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植根于中华民族生活土壤，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耀眼、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文艺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作品内容反映着该文化承载的核心价值观。微短剧作为社

会主义文艺形式之一，应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中汲取养分，才能推动微短剧从“短平快”的娱乐产品转向“有滋味、有温度、有深度”的文化精品。

（三）有助于微短剧创作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微短剧的崛起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成为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增长极。《2024微短剧行业生态洞察报告》和相关新闻报道显示，微短剧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的人力需求。报告估算，2024年我国微短剧行业直接就业岗位约为21．9万个，间接带动就业岗位达42.8万个。但是，部分微短剧存在“重流量、轻内容”“重娱乐、轻价值”的创作倾向，不仅影响了微短剧的艺术品质，也削弱了其应有的文化引领功能和经济带动效应。微短剧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关键在于守住价值底线、打牢内容根基，才能真正从流量热度走向文化高地，成为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社会发展的文艺精品。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首先，面临价值导向与创作定位的模糊化问题。随着微短剧创作内容范围不断扩大，低俗内容的泛滥将给内容生态带来信息污染。微短剧创作门槛较低、平台监管机制不健全、市场导向功利化，导致部分作品在内容创作上出现了价值导向模糊问题。一些微短剧作品存在宣扬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甚至挑战社会道德与法律底线等不良倾向，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此类内容不仅扰乱了文化传播秩序，也对青年观众的价值观树立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在部分作品内容中，还存在对不良社会现象的美化以及对责任、集体主义、公德心等价值的消解，这种价值导向的错位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与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此外，微短剧价值导向失衡的问题还与平台方的导向责任缺位及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关。部分平台片面追求流量与短期经济效益，放松对内容的价值审查，助长了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同时，现有监管机制在短视频内容审核、分级管理等方面尚存在空白或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尽管相关微短剧传播平台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下架了违规微短剧，但目前可观看的微短剧中，价值导向失衡的问题仍比较严重。

其次，面临文化内涵挖掘与传播能力的薄弱性问题。泛娱乐化创作思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微短剧传播领域的话语权、权威性和思想引领功能造成一定的削弱与稀释”⑨。一些微短剧在创作过程中过度追求紧凑的叙事节奏与刺激的视听效果，而忽视挖掘文化深度与思想内涵。一些作品未能触及传统文化

符号所承载的深层文化价值与精神意蕴，导致“文化空心化”现象在作品内容中普遍存在。部分微短剧作品明显误读了传统文化符号，缺乏对历史真实与文化脉络的基本尊重和深入理解。此外，一些作品为迎合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刻意夸大、异化传统文化中的边缘性文化符号，导致作品呈现出价值立场的模糊甚至扭曲。这些“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文化再生产不仅影响了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还在潜移默化中弱化了微短剧作为新兴文化传播载体应承担的文化教育与价值引导功能。当微短剧背离其应有的文化传播功能，沦为猎奇叙事与流量追逐的工具时，其文化内涵的缺失与表达的失真必然会在更大范围内对社会文化生态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面临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失衡问题。随着市场对点击率、播放量、转化率及营收数据等量化指标的高度依赖，微短剧被日益简化为一种流量驱动的商业产品，使部分作品在内容生产上出现明显的庸俗化、低质化倾向，无形中消解了大众审美趣味与文化判断能力，助长了“快消化”“低感知”的内容消费模式。与此同时，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创作资源日益向具有流量潜力的题材与创作者倾斜，使得微短剧创作趋于程式化、模板化，创作者为迎合市场偏好而自我重复、内容内卷，难以突破思想与艺术上的创新瓶颈。在此背景下，微短剧行业“唯经济效益”的价值导向日益固化，背离了文艺应有的公共性功能与价值引领职责。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失衡的问题，实质上反映出当前微短剧行业在价值观念、资源配置和评价体系等多个层面的深层矛盾，已经成为阻碍微短剧走向精品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掣肘因素，也在更广泛层面上影响了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整体生态。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微短剧实现精品化发展的对策

（一）通过顶层设计明确微短剧精品化发展的定位与标准

一是应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主管部门牵头，制定系统化的微短剧创作、审核与播出标准，形成权威性、指导性强的行业规范。比如，在价值导向方面，明确微短剧作品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弘扬主流文化精神；在传播方式方面，建立针对短视频平台内容推送机制的监管规则，限制算法推荐对低俗、失真内容的助推效应；在版权管理方面，强化对剧本创意、人物设定、视听素材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推动微短剧创作进入良性竞争。

二是借鉴电影、电视剧等传统影视产品的管理经验，建立微短剧内容的分

级与分类制度。根据题材类型、受众群体、表现手法等维度对微短剧进行科学划分，有助于提升作品传播的适配性与有效性，也为监管机构实施分层治理提供依据。通过差异化管理机制，可在鼓励创作自由与维护内容质量之间取得平衡，提升整体行业水准，推进内容供给的结构优化。

三是强化微短剧创作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推动其由“草根式生产”向“专业化创作”转型升级。鼓励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将微短剧纳入影视与新媒体教学与科研体系，设立专门课程、研究方向和创作实验项目，培养一批既具文化素养又具媒介意识的青年创作人才，为行业注入持续的内容创新动力与理论引导能力。

四是建议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设立专项扶持基金，定期开展主题征集活动、评优推介机制与微短剧创投计划等，支持具有社会效益与艺术价值的微短剧项目创作与传播，优先资助富有文化底蕴、现实关怀与时代气质的作品，营造有利于微短剧精品化发展的创作氛围。同时，建议设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微短剧节、展映季与创作营等活动，搭建行业交流平台，增强其作为新时代文化传播载体的功能定位与现实担当。

（二）通过激活文化创新提升微短剧价值观叙事与传播效能

一是内容创作层面，通过生活化、细腻化、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实现价值引导的自然融入，建构具有时代质感与人文关怀的叙事空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具象化的社会语境中“润物无声”地传递于受众之中。同时，应注重人物塑造的真实性与多维性，避免脸谱化表达，通过复杂人物关系与价值冲突的呈现，提升作品的思想张力与情感深度。

二是在叙事结构与表达技法上，应积极探索符合短时长、快节奏传播逻辑的创新叙事策略。通过反转叙事、非线性结构、多线并进、悬念设置等多样化手段增强内容的可看性与吸引力，提升作品的信息密度与观众黏性。同时，还可适当借鉴“类游戏叙事”与沉浸式体验等新兴创作方式，增强观众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

三是媒介传播路径方面，应充分调动数字技术赋能与媒介融合发展的潜力，拓展微短剧在多元平台中的传播边界，构建立体化的传播生态。一方面，应强化与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的互动融合，借助多平台联动实现价值内容的“破圈”扩散；另一方面，可通过弹幕互动、虚拟角色二创、剧本杀融合、IP衍生开发等多元手段提升观众的参与度与互动性，营造共创共情的文化

消费场景，从而实现由“受众观看”向“用户参与”的传播模式转变，使价值表达在“好看”与“好玩”中自然嵌入并有效传达。

四是需重视新媒介语境下用户行为的变化特征，以“年轻态”“圈层化”“兴趣导向”等为切入口，构建适配不同受众群体的传播内容与话语风格，实现价值内容在垂直领域的深度触达与裂变传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微短剧传播体系中的能见度与影响力，促进其实现在新时代文化传播格局中的积极建构与价值引领。

（三）通过完善生态体系来平衡微短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一是要从平台机制入手，优化算法推荐逻辑，纠正当前“唯流量论”与“播放至上”的评价偏差。对具备文化深度、艺术质量和正向引导力的作品，应给予倾斜性扶持，营造以质取胜、价值导向正确的传播环境。

二是要加强行业治理与制度规范，推动建立健全以社会效益为核心导向的微短剧评价体系。在行业层面，构建由行业协会、学术机构与平台方共同参与的权威评估机制，对微短剧作品进行多维度审查与分级管理，确立精品内容的审美标准与文化标杆。同时，应推动制定行业公约，明确创作伦理与传播底线，强化行业自律意识，引导创作者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三是要注重产业融合与场景拓展，推动微短剧在多领域、多场景的延展与应用。通过“微短剧+教育”“微短剧+公益”“微短剧+文旅”“微短剧+非遗传播”等融合模式，赋予微短剧复合功能。一方面，可以将微短剧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植入中小学教育、社区宣传、志愿活动等场域，提升其社会价值与公共属性；另一方面，可通过与地方文化、旅游资源的联动开发，拓展微短剧在文旅体验、场景消费等方面的商业潜能，增强其市场适应性与产业延展性。

四是要着力打造“内容+平台+服务”一体化的产业生态体系，统筹内容创作端、平台运营端与用户消费端的协同联动。内容端需建立稳定多元的创作者扶持机制，激励专业化、高质量内容产出；平台端应强化分发机制的价值引导作用，推动算法治理与公共服务职能融合发展；用户端则应通过互动机制、反馈通道与共创模式，引导理性审美与文化参与，构建多方良性互动的生态格局。通过生态系统内部的资源重构与功能协同，提升微短剧行业的整体治理效能与价值实现能力，从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动态平衡与深度融合。

结语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⑩的题中应有之义。微短剧要实现真正的精品化发展，还需从价值导向、文化内涵、产业生态等多维度协同发力。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是微短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前提。未来，应在政策支持、平台协同、创作革新等方面形成合力，让微短剧不仅“好看”，更要

“好听”“好思”“好传”。唯有如此，才能推动微短剧真正成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强劲引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文艺形式。

数字赋能乡村民宿发展中政企合作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湖南省G县为例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陈玲

当今时代，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已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融合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1]。乡村民宿产业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能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在生态保护中发展乡村产业，因此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选产业[2-5]。湖南省G县位于罗霄山脉中部，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独特的民俗文化和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近年来，当地政府凭借优越的发展基础将乡村民宿产业定位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民宿产业的融合模式，并运用政企协同机制推进民宿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6]。然而，在山区交通不便、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及技术资金双重短缺等不利因素的制约下，该县民宿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政企合作之路面临许多困难，如跨部门政策协同机制缺失、市场主体参与意愿不足、数字化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利益分配结构失衡、人才技术双重缺口等，亟待通过系统性研究破除困境、探索优化方案。

本研究以“现状诊断—问题解析—对策建构”三维分析框架为逻辑主线。首先，采用田野调查法对G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农业农村局等政府部门开展深度访谈，实地走访该县旅游民宿协会及多家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民宿，用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收集一手资料。其次，运用典型案例研究法，选取G县民宿产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运用制度分析等方法深入分析，系统研究该县政企协同推进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历程、现状及短板。而后针对该县政企合作推进乡村民宿数字化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从政府、企业及市场与环境等方面深入剖析其成因。最后，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并结合典型案例经验，以实证建构政企合作运行理论体系，探索可行的问题解决路径。

本研究成果可作为决策依据指导地方政府优化政策设计、创新协作机制、提升民宿产业数字化水平；可完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政企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助力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可为中西部生态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民宿产业数字化发展指引方向，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质量实施与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文献综述

国内外众多学者多年来对数字技术在乡村民宿领域的应用方面开展了广泛

的研究[7-16]。这些研究表明，数字化营销工具（如短视频平台、在线预订系统等）可助力民宿拓展客源渠道，增强市场竞争力[17-18]；应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及物联网等智能技术可以助力民宿优化运营管理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及客户满意度[19-20]。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以技术应用研究为主，在数字赋能的系统性机制和实践路径探讨方面有待加强。

政企合作（PPP）模式近年来已广泛运用于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但在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中的应用才刚刚起步。在政企合作的应用研究中，有学者指出，政府与企业的协同合作可整合公共政策资源、发挥市场资本优势、推动产业升级[21-22]。但是，在以往的政企合作实践过程中普遍存在权责划分不清、利益分配失衡、信息不对称等问题[23]。这些问题也正是目前政企合作推进乡村民宿产业发展中的短板所在。因此，推动乡村民宿产业发展，需进一步创新政企合作模式、完善政企合作机制。

现有研究为民宿数字化转型与政企合作的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纵观已有研究，很难找到关于数字赋能乡村民宿发展中政企合作的实证研究，更没有对欠发达地区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本研究选取湖南省G县为切入点，采用深入田野调查与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索政企合作在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中的现实困境、成因与优化路径，为类似地区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拓展新思路、创造新案例。

2.湖南省G县数字赋能乡村民宿发展中政企合作的问题

2.1湖南省G县乡村民宿发展概况

2.1.1湖南省G县乡村民宿发展基础

G县被誉为“中国氧都”，其负氧离子含量为平均达4.6万个/m3，最高瞬时值高达15万个，经大世界基尼斯总部、世界纪录协会等权威机构多次检测认证，至今稳居世界首位。该县地形北高南低，平均海拔881m，夏季平均气温23℃，冬季平均气温3～8℃，冬暖夏凉，PM2.5指数常年为7微克/m3左右，拥有极优的空气质量与优质水源。这里既是“养生天堂、避暑胜地、世界氧吧”，又荣获了“中国最佳生态旅游示范县”“美丽中国国土气候旅居名片”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生态康养资源入选2018“中国旅游好资源”，连续多年入选“中国深呼吸小城100佳”，是名副其实的旅居养生优选地。该县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森林覆盖率高达82％，稳居湖南榜首，是全国生态示范县；年均气温15.4℃，四季气候宜人，全年无霜期超

240天。得天独厚的生态孕育出集奇、险、美、秀于一身的旅游资源。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八面山、湖南之巅齐云山、湘南省最大的溶洞群即四都溶洞群、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之处即仙缘桥等自然景观。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G县乡村民宿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吸引了大量游客到此地吹吹风、看看景、吸吸氧。

G县拥有独特的民俗文化和浓重的红色文化印记。喜庆欢快的板凳龙，舞出劳动人民的丰收喜悦；婉转悠扬的采茶调，唱出采茶姑娘的劳作欢歌；普乐土陶窑火千年不熄，传承古老技艺；“六月六”禾苗节的稻草龙，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地的客家文化独具特色，聆听客家山歌、参加麻雀节等民俗节庆等文化活动成为众多游客的心之所向。湘南地区典型的山地民居代表聚龙居乃当地人氏郭同朝于1886年主持修建，因周边山脉走向形似群龙聚首而得名，是湘南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官宅，被列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G县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前哨。有“第一军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布纪念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成立并誓师西征旧址、红四军军部旧址、唐家大屋等红色人文景观；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留下战斗足迹。民俗文化与红色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该县乡村民宿的另一张优质名片，让游客络绎不绝来此欣赏自然美景、感受独特的历史人文。

G县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优越。然而，曾经的G县山高谷深、平地稀缺，整个县城限制在“S”形的狭长山谷间。县内无高速公路连接；国省干线公路亟待升级改造；乡村公路等级低、路面窄；县内交通循环路网尚未形成，公共交通主要集中在国道106沿线乡镇，偏远村落出行极其不便……局促的地理空间和交通短板，一度成为制约县域发展的桎梏。近年来，G县加大力度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深高速实现通车，桂新高速筹划开建，县内国省干线公路全面升级提质，村村通公路沥青路面拓宽升级……昔日的交通瓶颈制约已不复存在。

2.1.2湖南省G县乡村民宿发展概况

1）湖南省G县乡村民宿发展现状。曾经的G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是真正的“老、少、边、穷”地区。为实现县域经济高速发展，经过深入挖掘和全面整合县域旅游资源，G县政府锚定“全景G县、全域旅游、全民幸福”的旅游发展战略，创响了“红色G县、养生天堂、避暑胜地”品牌，集全县之力书写“旅

游精品民宿+休闲旅游”新篇章，推动乡村民宿高速协调发展。

2015年7月，G县已经成为湖南省首个“湖南省全域旅游发展试点县”，荣获省级称号；2016年2月，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戴上了“国字勋章”。G县政府先后出台《百户农家养生休闲避暑点建设点实施方案》

《G县旅游民宿管理办法》《加快民宿重点村提质建设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助力民宿产业发展；于2023年引入数字技术，在长沙地铁站、郴州高铁站、湖南交通频道等宣传推广民宿产业，利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等自媒体在大湾区投放民宿宣传广告；开发建设“G县民宿”信息平台，整合县内优质民宿资源，实行线上订房、订餐、土特产购买和信息咨询等一站式服务；鼓励全县民宿业主利用自媒体开展特色民宿宣传工作。G县举全县之力以政企合作的新模式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的乡村民宿数字化发展。G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在旅游旺季持续开展的“游客对G县民宿满意度问卷调查”统计数据显示，网络媒体在2024年游客了解G县旅游资源以及民宿信息途径中的占比较2023年上升了4.26％，51岁以下游客在2024年避暑游客的占比较2023年上升了5.06％“，不满意”在2022—2024年游客对入住民宿的服务满意度中的占比逐年降低，乡村民宿产业已成为G县旅游业的主导产业，见表1、表2、表3。

2）湖南省G县乡村民宿发展规模与分布。据统计，截至2024年，G县已经有近1000家乡村民宿，共超过2.8万张床位。这些民宿遍布全县各乡镇，且各具特色。或古风古韵，或现代简约；或依山傍水，或大隐于市；或豪华舒适，或归隐田园。经过多年发展，沤江镇金洞村、大洞村、青竹村，寨前镇水湾村等一些率先自主发展民宿产业的村落，凭借自然景观优美、交通相对便利等优势，形成了民宿聚集区，成为许多游客公认的“网红”避暑打卡点。

3）湖南省G县乡村民宿经营模式与特色。G县乡村民宿主要有农户自营、租赁经营和合作经营等经营模式。分别为村民利用自家闲置房屋开办民宿，自主经营管理；由外来投资者租赁村民房屋进行改造经营；村民结合前两种模式以房屋、土地等入股，与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合作共同发展民宿产业。这些乡村民宿都是在当地政府指导下，经多方尝试后，依托当地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以生态康养型、红色文化体验型、民俗风情展示型等各种特色精心打造而成，吸引了不同需求的游客前来体验。

4）湖南省G县乡村民宿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乡村民宿产业已成为G县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是推动G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增加了

村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其生活水平，带动了农产品加工、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最新核算方法，2024年，G县民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91.6万人次，同比增长10.02％；游客总花费32.98亿元，同比增长8.86％；带动了1.2万人就业，人均增收已经超过了4000元。

2.2湖南省G县乡村民宿数字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2.1数字赋能G县乡村民宿发展的案例

G县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典型案例研究：“不染愈见山”民宿的政企协同实践。

1）项目概况与发展定位。“不染愈见山”民宿建于四都镇西水村红光组，周边自然环境优越、交通便利。该民宿占地4300m2，主体建筑面积超1500m2，总投资超600万元。民宿依山而建，白墙黛瓦与自然风光相互映衬，巧妙融合了传统韵味与现代设计元素，是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新亮点，更是G县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先锋。主楼共四层，一、二层是西水村集体经营的旅游接待中心，三、四层为民宿区域，设有餐厅、会客厅及多种特色房型，可同时接待近40名游客入住。

2）政企协同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一方面，政府引导与政策支持。G县政府出台各项政策、实施各项措施推动民宿产业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实施区域交通网络和通信设施提质工程；推广技术应用，组织专业技术团队指导智能系统安装、使用和维护；资金支持，设立文旅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以扶持资金推动民宿发展；培育人才，开展民宿数字化运营专题培训，提升现有民宿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企业开展创新实践。该民宿业主将民宿整体数字化改造，具体措施包括以下方面。创建智能客房系统，实现房间环境、家电、安防、照明等家居设施的智能化多途径控制；建立数字营销体系，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精美的图片和视频，展示民宿的特色与周边独特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线上订单占比超60％；打造产业协同平台，通过数字化平台与当地的农产品供应商、旅游景点达成合作，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服务。

3）现存问题与发展瓶颈。湖南省G县政企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暴露出该县诸多亟待改进之处。一方面，政策实施效能不足。存在标准化政策与差异化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审批流程复杂，小型经营主体获取支持存在障碍。另一

方面，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现有从业人员数字素养不足（仅23％接受过系统培训）；专业化人才招聘与保留机制不完善；持续性技能提升渠道有待完善。

研究表明，“不染愈见山”民宿的数字化转型成功关键在于建立了有效的政企协同机制，但该民宿的发展过程也暴露出G县数字化转型中普遍存在的政策精准性和人才保障等深层次问题，需要从制度设计和长效机制建设层面加以完善。

2.2.2湖南省G县政企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G县乡村民宿数字化发展中的政企合作历程及其典型案例，即“不染愈见山”民宿的政企协同实践都表明，G县乡村民宿智慧化转型中的政企合作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总结如下。

1）跨部门政策协同机制缺失。G县实现乡村民宿数字化发展需要文旅、农业、科技等相关政府部门鼎力支持，然而在缺乏统一的协调联动机制情况下，这些部门都依据自身职能制定和执行政策。例如，文旅部门侧重于民宿线上营销平台搭建，科技部门专注于乡村网络基建，农业部门则聚焦于民宿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因此，这些政策在被执行时常出现标准不一、资源重复投入的情况。同时，因部门之间未能完全实现信息共享，企业在对接不同部门时需重复提交材料、适应不同流程，这不但降低了政企合作效率，而且致使民宿业主难以精准获取政策红利，严重阻碍了政企合作的深度推进。

2）市场主体参与意愿不足。行业特性与转型成本的双重制约是乡村民宿产业升级转型的又一障碍。从行业特征的角度分析，G县部分偏远乡村交通不便、客源分散，在当地投建民宿项目需5～8年才能实现投资回本，资金回笼周期过长使社会资本投资知难而退。从转型成本角度分析，众多中小型乡村民宿普遍面临数字化转型的“高门槛”困境，设备采购、系统开发及运营维护成本动辄数十万元，远远超出民宿业主的承受能力，因而导致多数乡村民宿选择沿用传统经营模式，不愿尝试智能化升级。

3）数字化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是乡村民宿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挡路石[24]。G县坐落于层层叠叠的山峦中，而目前广大山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在技术覆盖方面，山区4G网络覆盖率低于70％，5G基站建设进度缓慢，由此导致线上预订系统响应延迟、智能安防数据传输中断等技术故障频发。在设备应用方面，智能门锁、环境监测设备等物联网终端因网络不稳定而出现“功能性失效”，年均维护费用更是高达经营收入的8％～12％，

导致部分民宿业主放弃使用，造成“建而不用”的资源浪费现象，严重阻碍了民宿产业智慧化发展进程。

4）利益分配结构失衡。现行政企合作模式存在利益分配结构失衡的现象[25]。一方面，政府投入的公共资源所产生的长期社会效益难以转化为民宿愿意共享的短期利益；部分民宿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采取降低服务标准、规避社会责任等方法，这与政府推动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悖。另一方面，当市场出现波动（如旅游淡季、疫情影响等）时，民宿业主往往将经营风险向民宿基层从业者转移，而政府为了维护产业稳定，不得不再次投入资源进行补贴，由此形成“政府买单、企业获利”的不合理局面。

5）人才技术双重缺口。人才与技术短板是乡村民宿创新发展的主要瓶颈。纵观G县乡村民宿行业，可确定其从业者多为本地村民，这些村民虽然在长期以来的民宿经营管理过程中积累了许多从业经验，但其互联网营销、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能普遍不高。另外，既擅长民宿运营管理，又掌握智能设备应用、平台系统开发的复合型人才极为稀缺，导致当地政府推行的智慧民宿改造方案难以落地实施。此外，当地职校尚未开设智慧民宿管理相关专业，校企合作培养机制尚不完善，无法满足智慧民宿产业快速升级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3.数字赋能乡村民宿发展中政企合作产生问题的原因

3.1跨部门政策协同机制缺失成因

3.1.1体制性壁垒根深蒂固

受传统行政架构影响，政府部门之间存在条块分割现象。因缺乏统一协调机构，各部门往往以自身职能为中心开展工作，但各部门工作职能本就存在许多交集，因此形成许多职责交叉区域与管理盲区。这种分散化的管理模式，使得当地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频繁出现沟通梗阻，难以形成各部门协同合力，无法发挥政企合作的整体效能。

3.1.2制度设计存在结构性缺陷

现有制度体系缺乏完善的跨部门协作考核激励机制，且存在“多做多错”的消极行政文化。另外，因缺乏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统一标准，各部门在政策目标设定、路径规划实施及考核评价机制制订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导致现行跨部门政策协同模式缺乏有效的约束与引导，难以形成政策合力。

3.1.3信息孤岛问题突出

G县政务数字化建设进度滞后，部门之间仍然存在数据壁垒，因此出现信息

孤岛现象。企业在办理政务事项时，需向不同部门重复提交大量材料。2022年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显示，企业平均办事重复提交率高达47％。部门之间未能实现信息实时共享，无法及时互通政策动态与工作进展情况，由此导致现行跨部门政策协同模式缺乏必要的信息支撑，严重降低了政策协同模式的时效性与精准度[26]。

3.2市场主体参与意愿不足成因

3.2.1经济基础存在明显制约

乡村民宿经营者多数为个体农户或小型企业，普遍存在资金匮乏、抗风险能力差的短板。乡村民宿实现数字化发展需要购置硬件设备（如智能终端、网络设施）、软件系统（如在线预订平台、数字化管理工具）以及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前期成本投入较高。但是乡村民宿的经营收益受季节、地域旅游热度等因素影响较大，短期内难以收回数字化投入成本，这导致市场主体对于参与乡村民宿政企合作的数字化项目持谨慎态度。

3.2.2政策波动风险突出

目前，鼓励乡村民宿数字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尚不完善，其中部分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因换届、发展重心调整等原因，在民宿数字化支持方向、补贴标准等方面大幅度调整，比如前期承诺的智能设备采购补贴突然缩水，或线上营销平台建设的扶持政策中途取消。另一方面，行业监管政策可能频繁调整，如数字化服务标准、数据安全要求等反复变动，民宿经营者需不断投入成本适应新规，加大了经营的不确定性。这种政策波动风险严重打击了市场主体主动参与乡村民宿政企合作的积极性。

3.2.3收益预期不够明确

数字赋能带来的收益往往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而目前的政企合作模式并未明确民宿数字化改造的具体收益分配方式及成效评估标准。例如，政府推动的数字化平台可能涉及流量分配、数据共享等具体问题[27]，但目前对如何通过平台提升民宿的入住率、客单价以及合作双方如何共享增值收益等方面暂无明确规定。市场主体因无法准确预判其参与民宿数字化改造投入可能带来的实际回报，担心“投入多、收益少”而失去参与意愿。

3.3数字化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成因

3.3.1财政投入存在缺口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20XX年，G县关停了县内仅有的几

家纳税大户即化工企业及煤矿，从此又面临财政资金紧张问题。正因如此，G县政府很难投入足够的资金去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由此导致县内数字基建项目进展缓慢，无法快速推进乡村民宿政企合作。具体来看，数字基建投入占该县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连续三年低于1％，5G基站密度仅为长沙市的1/5；2023年企业数字化改造补贴的到位率也仅为62％。这些数据均反映出G县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

3.3.2技术应用存在断层

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设备与成本双重制约。设备数字化的比例不足20％，难以满足工业互联网基础需求；而工业互联网平台使用成本占中小企业营业收入的8％～12％，超出其承受能力。这种矛盾导致企业“想转却转不动”，严重制约了乡村民宿主动参与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导致数字技术应用难以向乡村民宿产业链各环节深度渗透。

3.3.3数字鸿沟效应明显

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形成明显数字鸿沟。农村宽带接入率比城区低35％。这体现了城乡数字建设中硬件覆盖的差距，降低了农村数字经济活力。因受制于数字网络覆盖率低，游客使用线上预订功能受阻。不仅严重打击了游客赴G县游玩的兴致，也降低了游客对G县旅游服务环境的满意度。网络支撑不足导致G县乡村民宿产业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进而加剧城乡发展失衡，这成为G县整体数字化发展的瓶颈。

3.4利益分配结构失衡成因

3.4.1风险收益错配问题突出

在数字赋能乡村民宿的政企合作中，政企双方承担的风险与获得的收益往往不匹配。政府为推动民宿数字化改造，需投入大量资金、资源等用于实施夯实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如扩大网络覆盖、智慧管理平台搭建）、出台支持政策等多项扶持措施，承担了项目落地慢、市场反馈不及预期等系统性风险；民宿业主则更关注数字化技术应用带来的短期经营收益（如线上订单增长、运营效率提升），不用过多分担前期基建等长期投入的风险。这种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等，导致政企利益在分配时易出现分歧，进而引发利益分配结构失衡。

3.4.2中小型乡村民宿面临边缘化困境

在数字赋能合作中，中小型乡村民宿受限于技术储备不足、资金实力薄弱等短板，难以参与核心数字化平台搭建与数据资源开发。政府常基于效率优先

原则倾向于与大型民宿合作，让其享有更多关键资源与政策红利，导致中小型乡村民宿在利益分配中仅能获取边缘性收益，难以分享数据增值、平台流量等核心红利，进一步加剧利益分配失衡。

3.4.3隐性成本转嫁现象显著

环保标准的持续加码使民宿平均运营成本增加15％，但电价等关键生产要素价格未随之进行适应性调整，相当于将部分政策成本间接转嫁给民宿，导致民宿利润空间被挤压，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受到冲击。

3.5人才技术双重缺口成因

3.5.1人力资源流失问题突出

G县尚未形成完善的乡村民宿产业人才吸引与激励机制，往往留不住优秀的数字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导致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数据显示，当地户籍的数字技术类和旅游管理类大学毕业生近五年来返乡率不足10％。某乡村民宿整体智能化改造后，甚至因为缺乏专业技术人员而不得不放弃使用智能系统，这更加凸显了人才短缺对民宿数字化发展的负面影响。

3.5.2技能错配现象显著

G县人才培养体系与市场实际需求脱节。一方面，G县职校专业设置与乡村民宿产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太低，仅为54％，造成专业人才供不应求的现象。另一方面，乡村民宿业主对现有民宿从业者的专业技能提升不够重视，在员工技术技能培训方面投入强度仅为0.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加剧了技能供需失衡的问题。

3.5.3技术转化存在瓶颈

乡村民宿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大多出自于城市中的企业或实验室，不一定适合乡村实际场景。政府引入的先进数字化技术常因民宿经营者数字化素养不足、乡村网络基础设施有限等现实困境，难以真正应用到民宿运营过程中；企业侧重技术研发，忽视乡村的个性化数字服务，导致数字技术与乡村民宿需求脱节，无法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加剧了技术缺口问题。

4.数字赋能乡村民宿发展中政企合作的对策建议

4.1构建协同治理的政策整合机制

针对跨部门政策协同机制缺失的问题，根据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建议当地政府建立多中心协同的政策供给机制。可成立由文旅、农业、工信、财政等部门组成的跨部门协调小组，建立政策会商长效机制，着力解决政策碎片化问题

[28]；梳理现有政策资源，根据“数字民宿”发展需求，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包，实施资金补贴、用地保障、行政审批等具体扶持措施[29-31]。例如，给引入智能管理系统的民宿企业发放30％的设备采购补贴，为开展线上营销的企业提供宣传费用补助；搭建统一的政策服务平台，支持线上完成政策发布、申报、审批等全流程，借助大数据分析企业需求，提供精准化政策推送服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扩大政策覆盖范围[32]。

4.2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激励机制

针对市场主体参与意愿不足的问题，坚持协同治理的激励相容原则，建议当地政府构建多元化激励体系，以降低企业投资运营风险。可对乡村民宿实行“三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即前三年免征、后三年减半征收乡村民宿的企业所得税；设立专项贷款贴息基金，对乡村民宿数字化改造项目实行最高达50％的利息补贴[33]；建立风险补偿机制，为因不可抗力陷入运营困境的乡村民宿提供应急周转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放消费券等方式，为乡村民宿引流客源，缩短投资回报周期，激发企业投资民宿、参与政企合作的主动性。

4.3创新数字基建的协同供给模式

针对数字化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按照协同治理的资源配置逻辑，建议当地政府推行“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多方参与”的“三位一体”共建模式，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提质升级[34-35]。可设立数字乡村建设专项资金，与通信运营商、科技企业协商合作，优先在民宿集聚区建设5G基站，力争2025年底实现民宿集聚区5G网络全覆盖[36-37]；推广物联网设备共享模式，由政府提供部分资金购置设备，企业负责日常运营维护，降低民宿智慧化改造成本；建立乡村网络运营维护保障机制，定期开展网络质量检测及优化服务，确保智能设施设备稳定运营。

4.4建立公平透明的利益协调机制

针对利益分配结构失衡的问题，坚持协同治理的均衡发展理念，建议当地政府制定制度化的利益分配框架，明确各方权利义务[38]。可推广“政府+企业

+农户”股份制合作机制，创新合作模式[39-40]。政府提供基础设施设备，企业负责运营管理，农户以房屋、土地等资源入股，三方按照股权比例分配收益；规范利益分配方式，明确各方权力、责任和义务；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定期公开财务报表数据，以保障分配过程公正透明，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4.5打造产教融合的人才培育体系

针对人才技术双重缺口的问题，运用协同治理的网络化思维，建议当地政府建立产教融合人才培育机制[41]。可由政府牵头，组织各相关单位协助当地职校开设民宿数字化运营相关专业课程，拓展订单式培养方式[42-43]；组织企业技术骨干与高校专家建立讲师团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定期组织专题培训，重点培养民宿管理营销、智能设备应用等实操技能[44]；实施“人才返乡”计划，对返乡从事民宿数字化运营的专业人才实施住房补贴、创业贴息奖补等扶持政策；搭建人才交流平台，组织当地民宿从业者与县外民宿从业者交流共享技术经验，从而推动技术创新，培育本土化专业人才队伍。

5.研究结论与展望

5.1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和分析典型案例梳理政企合作对湖南省G县数字赋能乡村民宿发展的积极影响；系统研究其中的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缺失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场主体参与意愿受制于投资回报周期长与转型成本高的双重约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形成技术应用瓶颈、利益分配不均衡影响合作可持续性、专业人才匮乏制约创新发展等问题；从政策机制、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利益分配和人力资源五个方面深入剖析这些问题的成因；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提出了系统性优化路径建议，包括构建多部门联动的政策供给体系、完善多元化激励体系、推进“三位一体”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模式、制订制度化的利益协调框架、建立产教融合的人才培育机制。这些对策可大大提升政企合作效能，促进乡村民宿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5.2研究展望

本研究仅以G县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相对有限。下一步研究可以从扩大案例选择范围入手，选取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民宿进行对比，进一步验证和完善本研究结论，探索更具普适性的数字赋能政企合作路径。另外，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和乡村民宿产业的持续发展，数字赋能乡村民宿发展中的政企合作模式可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持续关注并继续开展深入研究，为乡村民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建议。

特色党建引领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以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苏州大学唐仲英医学院研究院第一党支部为例

苏州大学王文洁

20XX年5月2日，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1]。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说具体了，就是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所以，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是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内容。20XX年5月28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切实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有机结合、一体贯通，解决好立德树人和“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2]。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重要内容。

苏州大学唐仲英医学研究院第一党支部（以下简称“唐仲英一支部”），所属血液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是教工与学生混编支部，现有党员24名，包括10名教工党员和14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是一支年轻化、高学历的血液学研究科研人员队伍，2022年3月入选第三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支部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苏州大学党委高度重视和指导下，在实践中创新运用“双循环系统”特色工作法，党建引领业务融合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党建与课程思政建设契合点。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加强党员师生课程思政自觉意识和主动作为能力，开设生命科学类通识课程并注重创新人才培养，蓄能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类产业新质生产力。支部擦亮“格桑花红”党建品牌，传承苏州大学对口援建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拉萨师专”）生物学优良传统，通过基层组织结对共建，虚拟平台赋能，共研教学思政融合点，学习、实践双轮驱动，跨越山海解决更多真问题，鲜活呈现“党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与民族团结实践育人的辐射引领作用，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样板支部“双循环系统”党建特色，引领课程思政建设

人体血液循环中心脏提供原动力，体循环赋予机体能量，肺循环吐故纳新，人体获能并得以正常运转。唐仲英一支部在实践中创新运用“双循环系统”特色工作法，夯实组织建设提质“体循环”、融合创新发展增效“肺循环”，着力打通支部内、外双循环，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发展。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门互相配合、协同合作，支部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注重引领师生党员课程思政自觉和主动作为的能力，并进一步在教育教学和实践中发挥联动作用，串联起学校党委和基层师生，课程思政建设宛若氧气始终贯穿基层党建“双循环”。相关工作得到光明日报、江苏教育报等媒体宣传报道[3-4]。

（一）坚持理想信念教育，引领课程思政建设的自觉

始终以祖国需要为指向，激发党员干事创业的内在原动力，激发战斗力，点亮老一辈血液学家攻坚克难、锐意创新的“烛缸精神”为支部建设培根筑魂。

1981年，中国“血小板之父”阮长耿院士为开展研究自制土设备“烛缸”代替二氧化碳培养箱——用有机玻璃做烛缸，放在37℃密闭恒温箱内，蜡烛燃尽箱内氧气后熄灭，箱内二氧化碳浓度正好达到实验所需的5%，我国第一组抗血小板膜糖蛋白I型单克隆抗体在这样艰苦的实验条件下诞生了。在支部建设中坚持理想信念教育，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切实发挥党员教师的带头作用，“三会一课”中始终贯穿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学习、领会习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解读课程思政相关概念理念、政策规定，深化教师对于课程思政的理解，引导、培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用学术话语剖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将课程思政的意识转化为课程思政话建设的自觉，在学思践悟中提高课程思政的本领。

（二）组织生活“沉浸式”情境教育，增强课程思政建设的能力

创新组织生活方式方法，开拓“沉浸式”情景教育，提升师生党员思想修养，提高专业技能，增强课程思政建设主动作为的能力。

1组织生活与重要时间节点或节日巧妙融合

紧跟时代脉搏，唱响主旋律，组织生活做到“接地气、有灵气并与时俱进”。

①在五四青年节，开展“最是书香能致远、青春奋斗正当时”党日活动，从坚定信念、书香战疫、修身养志、温润专业各角度，师生“悦”读分享《70年家

与国：一个文明体的磨砺与重生》《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伟大抗疫精神：筑起新的精神丰碑》《细胞生命的礼赞》等，增强师生融会贯通、知行合一的能力，凝聚青春奋斗的磅礴力量。②以学习党的大会精神为契机，支部与教育部试点学院苏州大学纳米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党总支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大会与20岁，唱响奋斗青春”。搭建支部共建新舞台，凝聚青年、引领朋辈，积极发挥作为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辐射引领示范作用，强化思想教育与政治引领，号召“强国一代”青年们以实干担当诠释人生价值。苏州大学纳米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党总支部于2024年3月入选第三批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

2呈现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体验和经历

借助国家荣誉教育体系快速发展的“东风”，呈现模范榜样尤其是青年朋辈榜样的事迹经历，以高尚的人格情操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感召师生开展思政教育。邀请中科院院士、海南医学院院长陈国强教授以亲身经历诠释为中华崛起、振兴而读书的奋斗岁月，寄语未来医学工作者做到眼中有光、胸中有志、腹中有才和心中有爱。邀请身边的榜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仲英学者”等分享科研经历，号召以奋斗诠释担当。支部书记王文洁结合自身经历，为纳米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讲授开学第一课“艰苦奋斗、北纬30度的援藏故事”，从“青春不以山海为远、西藏独特的高原生态、援藏故事在继续、援藏精神送给你”多个角度与新生亲切互动，鼓励青年学子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珍惜大学时光，努力学有所成，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3立足血液专业增强课程思政育人实效

开设血液学科党员学者“人文课堂”，邀请知名学者、大师名医讲述求学故事、分享血液学研究经历，畅谈人生理想，增强师生职业自豪感。支部与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开展结对共建，带领师生走向“社会课堂”，参与血友病等儿童血液类疾病患教活动，指导科学用药，鼓励患儿乐观面对疾病，积极践行健康中国战略，增强师生职业使命感。2022年至今，支部共有15名学生党员荣获国家级奖学金、苏州工业园区奖学金、“苏州大学优秀研究生”称号、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等各级各类荣誉和奖励。二样板支部发挥联动作用，探索生命科学类课程思政建设党员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积极发挥联动作用，抓住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从专业特点出发，面向本科新生开设生命科学类通识课癌症与干细胞：挑战与机遇。积极探

索生命科学类课程思政建设，始终以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思考为中心，聚焦、蓄能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类产业新质生产力，着力解决以下重点问题：①学习方式的转变。突破学生传统认知模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方式转变；②思维模式的转变。摒弃学生死记硬背的填鸭式、禁锢学生思维的应试教育模式，鼓励学生向敢于质疑、逆向思维、发散式思维的转变；

③能力培养模式的转变。改变唯考分论能力、论优劣的学生评价方法，走出“高分低能”教育误区，激发学生关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并通过科研实践，最终帮助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一）课程主题：关注学生、关注社会、与时俱进

课程主题充分激发学生兴趣和好奇，始终关乎大众、关乎全社会并做到与时俱进。肿瘤是当今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如何攻克癌症是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未来医学发展正朝着适应症人群细分，精准靶向、个性化治疗的方向前进。更多跨学科领域创新技术的引入使得治疗手段更加多样，日新月异的干细胞研究进展为揭示肿瘤发病和防治机制提供了新理论，前瞻的技术方向百花齐放，为提高肿瘤治愈和患者生存质量提供了新手段。设置的科学问题注重启发性，激发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鼓励学生主动思考，萌发创新意识。

（二）教学形式：开放式问答、师生互动

围绕癌症和干细胞的不同主题设立问题，摈弃“填鸭式”教学，突破“你教我学”传统模式，授课前由学生针对问题查阅资料和科研文献进行提前预习，课堂上首先由学生作答、其他学生补充，引导学生用主人翁态度积极思考问题，截然不同的答案提高了思辨能力。后由老师点评总结，去伪存真，并由此进行延伸和扩展，拓展至当今科学前沿问题，激发学生对重大科学问题探索的兴趣和信心。讲授时层层剥笋，遵循学生认知规律，“课堂活起来，学生真受益”，在融合互动、教学相长中提高授课质量。最后一次课程时组织全员专题大辩论，围绕辩题设立正反双方，在唇枪舌战中鼓励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5]。

（三）思政元素：润物无声、“立德树人”贯穿始终

巧妙地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要义于多样化的课堂教学之中，在引人入胜、潜移默化中立德树人。查找了解中国科学家在癌症和干细胞研究领域

最新研究成果，增强民族荣誉感，弘扬科学家精神；在干细胞治疗白血病相关主题，讲述“癌症诱导分化之父”王振义首创使用国产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传奇故事，展现名医大家风采，坚定文化自信，引导学生了解中国血液学，赓续精神血脉；在干细胞治疗和实际应用中培养学生法制意识。课程教学融思政元素于无形，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全面提升综合素质。

（四）教学效果：激发兴趣、鼓励科研创新

考核形式是学生根据所学所思递交创意书——

“如何应对癌症挑战：我的新策略新方法”。学生对于癌症治疗提出的奇思妙想，虽然有些稚嫩，还可能是“异想天开”，却是科研思维的萌芽。让人印象颇深的有：用于基因测序以及癌症相关基因监控的纳米机器人系统；靶向释放纳米铜圈并利用其磁效应和热效应杀伤肿瘤细胞的设想；集药物、抑制、营养代谢三位一体的机器人“和平鸽”；以及针对癌症导致的细胞器固化会降低免疫细胞浸润，通过人工合成无膜细胞器调节免疫细胞浸润治疗癌症等等。课程激发了新生对于科学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兴趣，萌发了从事科研创新的欲望，学生在课外积极参与“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走进感兴趣的实验室开展科研实践。

三样板支部结对共建，虚拟平台赋能，共研教学思政融合点

自2003年起苏州大学即以各种形式积极开展藏区高校拉萨师专对口支援工作，生物学援建是多项专业援建的缩影之一。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自2009年起相继派出5位教师支持拉萨师专生物学建设，在教学科研、实验室建设、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方面给与了大力支持和帮助。20XX年支部书记王文洁接下援藏前辈接力棒，赴藏支教普通生物学，支教结束返回苏大后，2021年起她积极推动两校间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擦亮“格桑花红”党建品牌，引领业务融合创新发展[4，6]。

面对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应运而生的跨时空、跨学校、跨区域的高校虚拟教研室，是信息化时代新型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重要探索[7]。在学校教务部门的支持下，2023年5月支部与拉萨师专数科系教工党支部开展“党建引领八千里联学，再续生地熟地铜锌缘”结对共建：依托苏州大学虚拟教研室平台开展“生物学虚拟教研室”建设，探索发挥其线上线下结合、协作共享、跨越时空山海的特点和优势，构建常态化的、多元参与的线上教师

联动模式。

2024年3月，两校间再次联合开展“党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示范研讨活动：通过微党课视频“情系两地，共架援藏连心桥”共叙生物学援建优良传统和情谊；苏州大学第十二届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委员、援藏教师戈志强借助虚拟教学平台现场开展思政示范课，“课程思政要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是教师对专业课内容、方法的重新挖掘，是对知识梳理的新要求，比如讲到高血压，作为死亡率最高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就可以启发学生从人群分布、防止措施等关注社会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在拉萨师专生物学实验教师次央进行实验说课后，双方点评互动，共研教学、思政融合点。整场活动得到荔枝新闻、现代快报、紫牛新闻、引力播等媒体宣传报道。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跨越山海解决更多真问题，助力藏区师资培养，实现“输血”到“造血”援藏模式的转变，推进教育援藏工作内涵式新发展。拉萨师专生物学教师仁青旺姆围绕普通生物学主题在第五届西藏自治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暨第七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选拔赛上荣获理科组一等奖。梁贞参加校级第十届教师教学比赛并获三等奖，参赛题目是普通生物学课程中《人类的进化》，在传授人类演化知识的同时，帮助藏区学生牢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建引领教学，虚拟平台赋能，深入持久推进教育援藏工作，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8-9]。

四学习实践双轮驱动，善用新媒体技术，共播民族团结金种子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深刻领会和把握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2021年10月支部与拉萨师专政工联合党支部以视频会议形式联合开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扬江头江尾‘长相思’传统”主题党日活动。在共同学习西藏和平解放发展历程后，师专青年教师郭玉豹分享了从内地来藏区求学、工作的经历格外打动人心，从踏上青藏铁路的进藏之路，到亲身经历西藏在教育体系、公共服务、文化民主的发展之路，最后夯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信仰之路，点点滴滴折射出一位扎根藏区的人民教师的心路历程。在朗诵诗歌和共唱红歌环节，双方党员饱含深情地共同诵读了《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表达了对民族情谊和民族团结的共同期许；双方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唱出全体党员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赤

爱，无论生活在江头还是江尾，满满的幸福感都尽显眼底。支部积极运用新媒体技术，录制微视频“大会与20岁”，在主题党日、开学第一课等情境下分享藏区青年、拉萨师专毕业生20岁的理想与感悟，包括西藏那曲嘉黎县嘉黎镇小学教师准割草、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小学教师扎西达瓦、那曲市巴青县完全小学达瓦卓玛等正以努力实干的昂扬姿态为藏区教育书写崭新乐章。引导高校各族青年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和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加强联系中加深文化认同，号召“强国一代”的各族青年们知行合一跟党走。

2023年8月暑假支部党员受邀赴师专交流指导党建品牌创建、生物学建设、教师教学科研发展等相关工作，交流实践期间共同开展“苏园唱算·一树两花传锦绣，美美与共·红旗万里铸同心”主题党日，共同观看精心制作的微视频“苏州园林”以及“藏区传统筹算技艺介绍——迪孜”，在身临其境中感受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坚定文化自信。支部党员带着显微镜和黏土，前往西藏山南市乃东区多颇章乡小学开展科学教育授课“指尖上的生物——无处不在的细菌”，在科学教育普及中厚植爱国主义精神。多颇章乡小学科学教师嘎吉白玛曾是王文洁的学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民族团结的种子在一代代教育工作者的接力传承下播种进了孩子们的心田。支部以学思践悟为重点，在学习实践双轮驱动下，在民族团结实践育人中积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10]。

五结束语

行当积跬步，课程思政建设必须久久为功，唐仲英一支部在党建引领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有益收效，支部必当牢记“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未来继续走在前、做表率，为实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不懈努力。

乡村旅游地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现实问题及对策建议以贵州省为例

杨尚钊

截至2024年底，贵州省拥有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659个，等级以上乡村旅游标准化单位1922个，乡村旅游产业规模持续扩大。该产业的发展带来大量新的创业与就业机会，为返乡留乡农民工提供兼顾情感和理性的职业选择，也推动着乡村旅游地从“产业引人”到“人引产业”的转变。为此，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肇兴侗寨，毕节市化屋村、营山村，贵阳市高寨村，黔西南中寨村等村寨为研究对象，就有关问题展开研究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推进乡村旅游地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对策建议。

一、乡村旅游地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存在的问题

（一）技能供需错配：“工厂思维”难适应“服务经济”

返乡留乡农民工长期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等传统产业，积累的技能（如机械操作、流水线作业、建筑施工）与乡村旅游业所需的新兴技能（如导游讲解、民宿管理、电商营销、文化传播）存在结构性错配。以营山村为例：全村有546人外出务工，其中，超过85%集中于“进厂”（电子厂、塑料厂、服装厂等）、建筑“工地”、煤矿开采及“跑车”等岗位，而从事旅游业相关岗位者几乎为零。这种“技能鸿沟”具体表现为：一是服务意识缺失，习惯标准化生产流程的农民工，难以适应乡村旅游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要求，缺乏主动沟通和情感互动能力；二是数字化技能匮乏，面对直播带货、线上营销、智能导览等新兴业态，传统制造业背景的返乡者显得力不从心，无法胜任现代旅游业的数字化运营岗位；三是培训资源供给与需求错配，现有职业技能培训大多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等传统领域，如营山村2024年全年培训不足10次，且是叉车、电焊工、美容美发等培训，针对乡村旅游的专业培训，如导游讲解员、民族歌舞表演、民间手工艺制作等在全部农民工培训项目中占比不足5%，导致返乡者对乡村旅游发展前景、收入水平、职业发展路径缺乏准确认知，就业选择趋于保守。

（二）季节性波动：“半年经济”困境突出

乡村旅游面临严重的季节性就业波动问题，从业人员多为临时工或季节性用工，普遍面临“旺季超负荷工作，淡季无工可做”的窘境。该困境的形成受

到多重因素影响：一是贵州乡村旅游地多以生态观光、农事体验为主，受气候条件严格制约，自然因素直接导致旅游旺季集中在5-10月，形成显著的“半年经济”现象。以百里杜鹃为例，2024年游客接待量达770万人次，发展餐饮、住宿等经营主体900家以上，并带动当地群众就业超过2.5万人。但是，杜鹃花期高度集中于每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短短40天左右的花期吸引的游客量往往占全年总量的70%以上。花谢之后，景区客流量断崖式下跌，大量餐饮、住宿、导游、停车场管理等岗位随即陷入“休眠”状态。二是产品结构单一化，当前乡村旅游仍以观光农业、生态采摘、户外体验等季节性项目为主，缺乏室内文化体验、温泉康养、研学培训等反季节产品的有效补充。三是从收入稳定性看，季节工月均收入在旺季可达4000-5000元，但淡季几乎为零，年收入波动极大。这种不稳定性严重阻碍了从业人员专业化发展，淡季期间难免流失优秀人才，旺季就难以形成稳定的服务团队。服务质量因人员频繁更换而难以保障，最终形成“季节性波动—人才流失—服务下降—竞争力弱化”的恶性循环。

（三）保障制度欠缺：“生存型就业”阻滞“发展型产业”

贵州乡村旅游返乡留乡就业农民工的从业保障体系需进一步完善。一是基本劳动权益保障缺失。一方面，工资支付保障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在小规模民宿、农家乐、餐馆等经营主体中，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偏低，工资支付缺乏制度化保障，导致农民工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另一方面，社会保险覆盖面相对较窄，因乡村旅游地就业非标准雇佣关系突出，农民工社保存在漏保、脱保、断保，医疗养老等现象。二是职业发展规划保障缺位。乡村旅游地就业农民工既没有清晰的职业等级标准，也缺乏从基础岗位向管理岗位、从服务岗位向技术岗位转换的制度化保障。许多农民工在同一岗位工作数年，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基本没有变化，职业成就感和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三是收入增长保障机制不健全。无论乡村旅游地淡季还是旺季，多数农民工从事的餐饮接待、客房清洁、景区保安等岗位的月收入长期停留在2500-3500元的低水平区间，收入增长渠道有限，既难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也无法为家庭发展和子女教育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撑。

（四）产业发展层次偏低：就业带动能力不足

贵州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层次整体偏低，产业链不完善、业态单一，就业创造能力有限，制约了对返乡留乡农民工的就业吸纳和带动作用。一是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差异化特色。从区域层面看，兴义万峰林将军峰、黔东南丹寨万

达小镇、遵义乌江寨均采用相似的发展模式：在体验项目上，普遍提供蜡染、拓印、造纸、摸鱼、竹编等传统手工艺活动；在经营模式上，多沿用“农家乐+民宿+土特产”的标准化组合。这些景点未能深度挖掘各地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也未充分利用各自独特的自然景观优势进行创新表达，导致各景点在服务内容、文化展示和游客体验等核心要素上高度雷同，难以形成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和竞争优势。从单个景点内部看，同质化现象同样突出。以荔波古镇为例，其中一条街上绝大多数店面都是民族服装体验店、银饰店及来自义乌的小商品店，且镇内多家农家乐在菜品、活动安排上也大同小异。这种“内卷”式发展，既削弱了对外部游客的吸引力，又严重制约了乡村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就业带动能力。二是特色IP对高质量就业的带动效应未充分显现。当前，以“村超”为代表的贵州乡村旅游IP显示出强大的流量吸引力，但由此催生的就业岗位存在“两多两少”的结构性矛盾：即临时性、基础服务型岗位较多，而稳定性强、技术性或创意管理类岗位较少。问题的核心在于IP产业链条短、附加值挖掘浅，品牌价值未能有效延伸至能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的文创、营销、运营等环节。三是部分乡村旅游地重形式轻内涵，缺少深度参与和互动的沉浸式体验项目，缺乏深度参与和亲身感受的机会，游客往往只能观看表面化的民俗表演。如苗寨的蜡染体验多停留在简单描摹，侗寨的鼓楼参观多是拍照打卡，体验流于表面。浅层次的观光模式导致游客满意度和重游率偏低，无法延长停留时间，制约了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服务业发展，限制了乡村旅游对当地就业的带动作用。

二、乡村旅游地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对策

（一）构建技能培训体系

一是建立乡村旅游专业技能培训基地。构建省、市、县、乡四级培训网络，重点开设导游讲解、民宿管理、餐饮服务、文化传播等核心课程。创新培训模式，采用政府主导、院校支撑、企业参与的办学方式，实行“实操+文化浸润+岗位体验”培养模式。强化培训实效，充分利用农闲时节，对重点村寨组织专业培训，确保有就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都能接受相关技能培训。二是实施数字化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建立复合型培训体系，构建“传统技能+数字技能”双轮驱动的培训模式，与职业院校、知名互联网企业合作开设电商营销、直播带货、在线预订、智能导览等实用课程。完善认证激励机制，设立数字化技能认证体系，对通过培训的农民工给予就业优先推荐和创业资金支持。加强产教融合，

鼓励企业提供实习岗位，实现培训与就业无缝对接。三是开展服务意识转换工程。强化培训引导，通过角色扮演、实地体验、优秀案例学习等方式，帮助农民从标准化生产思维转向个性化服务思维。完善激励机制，建立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将游客满意度与经营户收益挂钩，激发主动服务意识。搭建交流平台，定期组织经营户参观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开展服务技能竞赛，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二）打造全时就业模式

一是推进“一村多品”、反季节旅游产品开发。优化产品布局，根据乡村资源禀赋，继续打造多元化乡村旅游产品，实现产品联动，稳步提升品牌影响力。丰富产品供给，大力发展室内文化体验、温泉康养、研学培训、民俗节庆等反季节旅游产品，重点培育“非遗村”“运动村”“溶洞村”等特色IP项目。延长旅游产业链条，通过四季产品组合，有效延长旅游旺季。二是建立跨区域就业协作机制。构建协作网络，建立县内、市内、省内不同地区间的季节性用工协作体系，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农民工在不同乡村旅游地间的季节性流动就业。创新用工模式，建立“旺季互补、淡季共享”的灵活用工机制，最大化利用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提供配套服务，完善跨区域就业的交通补贴、住宿安排、技能互认等配套政策，降低流动就业成本，提高农民工参与积极性。三是强化基金保障稳队伍。设立保障基金，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支持的多元投入模式，建立淡季就业保障基金。拓宽保障范围，为核心从业人员提供淡季基本生活补贴、医疗保险接续、子女教育等综合保障，同时支持企业开展淡季员工培训、设施设备维护升级等工作。完善管理机制，建立基金使用监督评估体系，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定期评估保障效果，确保资金使用效率和队伍稳定性。

（三）完善系列保障机制

一是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规范合同管理，地方政府建立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强化工资保障，设立欠薪应急处置机制和工资支付监管平台，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扩大社保覆盖，针对灵活就业特点创新社保缴费和待遇享受模式。二是构建职业发展通道。建立认定体系，建立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设置初级、中级、高级等不同层次的技能标准。设计晋升路径，创建类似“农家乐服务员→民宿管家→旅游经理人→乡村旅游企业家”和“文化讲解员→非遗传承人→文化策

划师→乡村文旅专家”等多元化晋升路径，为农民工职业发展提供明确预期。强化发展保障，建立职业发展档案和跟踪评价体系，定期评估从业人员技能水平和职业发展需求，为精准培训和晋升引导提供数据支撑。三是建立收入增长保障机制。推行利润共享，支持年营收超过一定规模的经营主体，提取超额利润的部分金额作为员工共享基金，按岗位贡献分配。设立技能补贴，建立地方政府主导的乡土技能认证体系，对掌握本土文化讲解、手工艺等技能的员工发放补贴，降低证书门槛，强化实操考核。建立绩效激励，将从业人员收入与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业务技能等挂钩。淡季保障基础收入，旺季按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等指标发放绩效奖金。

（四）发展“旅游+”就业生态

一是强化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省级统筹，成立省级乡村旅游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统筹制定全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避免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推进区域协作，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通过统一品牌打造、联合线路开发、客源互送等方式实现区域联动发展。促进产业融合，依托特色农业和非遗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旅游与农业、文化、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集田园观光、文化体验、康养度假、体育健身于一体的综合业态。二是强化品牌价值创造。培育特色品牌，支持重点村寨围绕民族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等优势资源，创建省级、国家级旅游品牌，重点打造一批“非遗文化村”“生态康养村”“体育运动村”等特色品牌。放大赛事效应，依托贵州省“村超”“村BA”“村T”等首发赛事品牌，发展赛事服务、体育培训、装备租赁等配套产业，打造体育旅游品牌集群。创新节庆品牌，培育苗年节、侗族大歌节、布依族“六月六”等民族节庆品牌，通过节庆活动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全产业链发展，提升品牌溢价和就业质量。三是推动数字化融合发展。建设孵化平台，建立电商直播基地和网红孵化中心，培育本土主播人才，利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打造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发展新兴业态，抢占数字文旅、乡村康养等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新业态，率先布局AI导游、无人机航拍、非遗数字化设计师等新职业。创新营销模式，通过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融合发展，创设短视频制作、直播运营、网络营销等数字化就业岗位，形成从流量经济向文化经济、体验经济转型升级，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四是孵化轻量化创业项目。精准定位创业方向，引导创业项目立足本地特色资源优势，避免盲目复制外来模式，重点发展民宿经营、特色餐饮、文创

产品、体验服务等轻资产项目。完善服务平台，建设“贵州乡村旅游就业服务”平台或专栏，提供政策咨询、项目推介、在线培训、融资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加大返乡创业就业扶持力度。强化指导帮扶，建立本土专家与外部智囊相结合的创业导师制度，从成功企业家、旅游专家、电商达人中选聘创业导师，为农民工创业提供全程指导和示范引领。

乡村振兴背景下甘南州民宿经济调查研究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范乾苏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引导农民发展适合家庭经营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民宿经济”，同年国务院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民宿经济”，说明国家层面已将民宿经济纳入战略发展体系，将其作为壮大富民产业、提振消费升级与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旅游市场持续扩容、民众对美好生活需求不断升级的多重驱动下，我国民宿产业蓬勃发展。2024年中国民宿市场规模达到422.7亿元，带动超120万人就业，全国民宿注册企业达9.96万家[1]。民宿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带动创业就业、助力文化传承传播、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人口有12547万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多数民族自治地方位于高原、沙漠、山区以及边疆等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产业基础薄弱[2]。

在乡村振兴推进实践过程中，民族地区的广大农户选择通过发展民宿产业破解增收难题、拓宽致富渠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这一选择源于三重现实逻辑。1）从农户经营能力与成本适配性来看，民宿具有投资规模小、资金周转快、回报周期短的特点，与农户现有经济实力契合，易被接受。2）从资源禀赋优势来看，民族地区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同时具有深厚的人文资源，具备天然的民宿业发展优势。3）从经营模式灵活性来看，经营民宿可依托农户自有房屋的条件与区位特征灵活调整服务内容，既能提供基础的餐饮、住宿服务，又可延伸开发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特色项目，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作为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宿不仅为民族地区的农户开辟了稳定的增收路径，更是农户深度参与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路径。

当前，乡村民宿与乡村旅游、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显著，已具有量大面广的后发优势[3]。推动民族地区民宿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拓宽了创业就业渠道、有利于产业振兴，还丰富了文化传承创新路径，从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基于此，文章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为甘南州）为研究对象，聚焦当地民宿产业发展现状，通过对甘南州下辖冶力关镇、扎古录镇、扎

尕那村的实地调研，系统分析当地现阶段民宿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为民族地区通过民宿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1.甘南州民宿发展现况

甘南州是甘肃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总面积达到4.5万km2，占甘肃省总面积的10.59％；2024年年末全州常住人口66.54万人。脱贫攻坚期间，甘南州充分利用“绚丽多彩的自然生态、光辉灿烂的人文生态”优势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民宿推动旅游发展功能凸显，各市县民宿建设数量和带动创业就业人数持续增加，截至20XX年，合作市有超60家民宿，从业人员超1600人；夏河县276家民宿，从业人员超4000人；临潭县有超500家民宿，从业人员超4500人；卓尼县有超130家民宿，从业人员约488人。当地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农家乐超80户，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农家乐超150户，带动1200户脱贫户实现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4]，为甘南州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

农户享受了国家富民政策带来的红利和民宿建设发展带来的福利，乡村振兴阶段，当地民宿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3年，全州共有民宿超4500家，仅2024年就建设了约3000家民宿，短期内民宿产业规模增长态势明显。在民宿产业发展过程中，民宿呈现出功能多元化、形式特色化、模式协同化的进阶趋势。服务功能层面，当地民宿逐步突破早期以“住宿”为核心的单一功能定位，实现了“住宿+餐饮”的深度融合，部分民宿还延伸出休闲观光等配套服务；建设形式层面，为适配草原、山区等特殊地理环境，当地创新推出了帐篷民宿、移动民宿等差异化产品；经营模式层面，民宿逐步建立了协同化管理机制，部分乡村通过成立民宿行业协会、推行村集体统一管理等模式有效整合了分散的农户资源，降低了个体经营风险，提升了民宿产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与市场议价能力。

在甘南州民宿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文章在甘南州下辖冶力关镇、扎古录镇、扎尕那村进行了调研，并访谈了78名民宿经营者以及100名游客。

1.1经营主体能力欠缺

甘南州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产业基础薄弱，大多数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2023年转移劳动力11.9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17.88％，导致当地民宿经营者以女性为主，且存在教育经历有限、文化基础薄弱、思想观念相对保守等

问题，接受专业经营管理培训的机会较少，甚至存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不熟练的情况，这些素质短板直接导致其在民宿经营管理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与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与“经营主体双重角色”的适配性不高。民宿经营主体不仅是民宿的管理者，还是民宿的产品[5]，但实际中这一角色的作用发挥不足，诸多民宿经营者存在服务意识差、服务质量低、主客互动性不足的问题。2）创新能力匮乏，创新扩散进程缓慢。依据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创新的实施落地需要经过“认知—说服—决策—实施—确认”五个阶段[6]，当实践者为其需求和问题寻求新解决办法时，就可从实践中产生创新[7]。而甘南州民宿产业创新扩散进程缓慢，部分经营者在认知阶段对新信息、新观念、新事物存在抵触情绪，缺乏主动创新的意识，经营理念具有短期化特征，抱有“经营一天是一天”“满足于当前收入与经营状态”的想法，对民宿长期发展缺乏清晰明确的规划目标，且多数经营者面对消费者的反馈，常将问题归因于“众口难调”“消费者要求过高”，未能对自身问题进行充分反思。

人是推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甘南州民宿经营主体能力的欠缺，不仅体现在服务供给不足、发展创新缺失，更影响了民宿基本建设、营销与特色发展。

由表1可知，受访的78位民宿经营者中女性约占79.5％，由此可见甘南州民宿经营的主体主要为女性；从年龄来看，35岁及以下仅占约9％，45岁以上约占19.2％，36～45岁约占71.8％，由此可见民宿经营者年轻人和年长者偏少；从学历来看，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仅占约2.6％，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约占75.6％，甚至还有约21.8％的经营者从未接受过教育，由此可见受教育学历普遍偏低是制约甘南州民族民宿经济发展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的关键因素；从培训经历来看，仅有约26.9％的民宿经营者接受过相关专业培训。

1.2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薄弱

基础设施是乡村民宿发展的关键支撑[8]，其完善程度会直接影响民宿的市场吸引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甘南州部分民宿地处偏远，存在“旅长游短”的问题，且部分路段交通情况不佳、公共交通缺失，需耗费游客大量的时间和经费。同时，部分民宿所在乡村整体规划不足，道路狭窄，道路指示牌、公共厕所、停车场、便利店等配套设施缺失，给游客带来诸多不便。此外，受区域实

际情况和经营者自身因素影响限制，部分民宿基础设施不完善。

文章分析了携程网游客评论的文本及实地游客的访谈，分析结果见表2、表3。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游客反映的问题在早期评论中多次出现，但民宿经营者未能重视并及时整改，导致相同问题被游客反复提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游客给予的正面评价多集中于“自然风光优美”等与民宿建设与经营无关的外部环境优势，这进一步凸显了当地民宿基础设施与服务的不足。

基础设施薄弱一方面凸显了乡村基建的落后和整体规划的不足，另一方面说明民宿经营者对市场反馈不敏感，从而降低了消费者满意度。

由表2可知，携程网的评价中有44.2％的游客认为甘南州交通不便，55.8％的游客认为民宿公共服务设施不健全；民宿基础设施评价方面，47.4％的游客认为民宿卫生条件差，28.1％的游客认为民宿配套设施不完善，24.5％的游客认为房间建设质量差。

由表3可知，携程网游客对民宿卫生条件不满意的评价最多，尤其是床上用品卫生问题；民宿配套设施不健全也是游客反映较多的问题。

1.3人文内涵有待挖掘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可创造深度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价值，在此过程中，民宿不再仅仅是旅游的补充，而是撬动新业态、激活新消费、连接城乡文旅融合关键节点[9]。一方面，随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文旅消费新需求不断增长，民宿产业的定位逐渐从“边缘补充”转向“核心供能”[10]。另一方面，多数民宿依托现有村民自家房屋改建而成，民宿经营者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区域文化融入到民宿建设之中。

由表4可知，甘南州文化底蕴深厚、生态资源丰富，每年可吸引超2000万名游客，但将文旅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的能力不足，游客人均消费仅为500元左右，可见游客除基本的住宿、餐饮支出之外，其他消费场景很少，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种。

1）民宿建设停留在“外观乡土化”阶段，“内容区域化”能力较弱。文化旅游资源包括人类文化遗址遗迹、文化空间、文化旅游商品、人文活动等[11]，有效利用文化旅游资源创造精品才能激发需求、刺激消费。但当前很多民宿只关注建筑风格和室内装修等文化空间建设，易忽略文化旅游商品和人文活动等独特性消费体验。文化旅游商品方面，民宿未展示销售文创产品、特色旅游用品，特色民族餐饮品种少、创新慢；人文活动方面，民宿尚未将特色歌舞表演、

民族民俗活动、藏医藏药、传统手工技艺融入民宿体验活动，导致游客在住宿期间活动单一，无法深度体验区域文化。2）同质化严重。甘南州文化类型丰富，有生态文化、红色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等，但民宿建设装修、产品服务以民族文化为主，忽视了不同景区景点、不同县市的文化差异，“千村一面”现象普遍，影响了消费者的体验感。

1.4特色营销相对缺乏

由表5可知，市场营销推广手段单一、未能灵活运用线上渠道吸引客户已成为阻碍甘南州民宿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12]。

因经营主体能力较弱和认识不足，甘南州民宿营销缺乏科学性、没有艺术性。在营销战略方面，部分民宿未研究细分市场、目标市场和定位，忽视了不同消费群体的不同需求，产品和服务定位模糊、同质化严重；在渠道建设方面，甘南州部分民宿依然采用“等客上门”的方式，未开展网络营销，原因主要为不会使用、网络平台抽成较高，开展网络营销的民宿主要使用携程网，对于其他新媒体平台涉及较少，缺乏与旅行社、文旅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积极对接扩展渠道的主动性；在价格方面，民宿虚标价格、随意定价现象普遍，缺乏渗透定价、定制定价、拍卖定价等特色化定价营销策略；在促销方面，民宿未充分发挥促销信息展示、说服、反馈、创造需求的功能，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内容主要为静态环境图片和价格信息，缺乏故事性、文化性、科技性，未与消费者有效互动；在营销方面，部分民宿只会做旅游旺季“顺风局”，不会打旅游淡季“逆风牌”，旅游淡季无法依托冰雪经济、文化经济、绿色经济转换产品和服务，无法摆脱民宿“靠天吃饭”的困境。

2.甘南州民宿发展策略

2.1人兴业旺：答好民宿发展的关键题

1）经营者群体方面，要聚焦“她力量”，针对女性“不敢做、不愿做”的传统思想，乡镇干部要做好女性和女性家庭的思想工作，解决好女性利用民宿创业就业的后顾之忧，并组织民宿经营成功的女性宣传动员，激励女性通过民宿参与乡村振兴；吸引“年轻力”，当前，部分大学毕业生利用自家民居开展创业活动，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要鼓励民族地区大学生毕业生通过民宿创新创业就业，依托“年轻力”有知识、有文化、留得住、会使用新技术新方法、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优势发展民宿产业，为民宿高质量发展培养核心力量，并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鼓励外出务工人员、退伍军人等返乡发展，通

过多元人群融入民宿经营和管理为民宿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关注特殊人群，甘南州部分民宿为听障、语障人员提供就业岗位，提供卫生清洁、餐饮服务等其能够胜任的工作，从而有效解决旅游旺季民宿用工难的问题。

2）经营者能力方面，地方政府与乡镇要积极联合高校、科研机构，通过田野课堂、乡村讲习所等方式解决民宿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政府可积极对接培训机构、企业和行业协会，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培养民宿人才，邀请专家针对民宿经营者的特长与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如烹饪、刺绣、礼仪礼貌、经营管理等，培训内容要面向全体民宿从业者；政府应设置专项经费和相关补贴，鼓励民宿经营者走出去，了解学习其他地区民宿建设发展经验。

2.2建场创圈：解开民宿发展的基础题

建场创圈是指既打造民宿场景，又建构体验生活圈，即整改优化消费者关注的卫生、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夯实民宿发展的基础后再聚焦消费者需求，建设体验生活圈。民宿的体验生活圈分为构建民宿小环境体验圈和乡村大环境生活圈两个层面。

1）民宿小环境体验圈。随着民宿功能和服务的不断升级，纯民宿的业态将被打破。甘南州民宿需要开拓新领域[13]，基于传统民宿“住+吃”的模式，根据消费者喜好与民宿实际有选择地打造购物、休闲、社交场所与场景，例如可以增加特色农副产品制作场所、文创产品体验场所、健身运动场所、休闲休憩场所、宠物活动场所、儿童活动场所、区域文化体验场所等，实现“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融合，让民宿成为消费者“生活+”的体验场所。

2）乡村大环境生活圈。为优化民宿发展环境，应由地方政府与村集体牵头，完善停车场、道路指示标识、道路养护等基础设施；立足科学规划，鼓励农户在区位、环境条件优越的区域发展民宿，并推动现有优质民宿精品化升级；引导交通、区位等条件不佳的农户盘活闲置房屋与空间，发展便利店、种养殖、工艺品加工、洗衣服务等庭院经济，从而降低民宿运营成本、丰富游客体验与生活便利，在规避民宿过度开发及恶性竞争的同时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形成以民宿经济带动庭院经济、林下经济的“航母集群式”发展局面。

2.3智改数转：做好民宿发展的实践题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既推动了消费者行为变革，也为营销带来了机遇与挑战。由表6、图1可知，目前多数游客倾向于通过新媒体平台预订民宿，因此，网络平台的展示宣传将直接影响游客的消费决策，且多数游客对民宿智能服务

存在明确需求。

民宿需顺应市场变化，推进智能基建改造与营销模式数字化转型。例如，要做好智能基础建设改造，实现房间灯光、窗帘、空调等的自动化控制；客人可以通过手机或语音助手调节房间的温度、湿度和光线，享受舒适的居住环境；为消费者提供特色化的智能服务，如区域历史文化、餐饮美食、旅行线路介绍等，在提升民宿档次的同时，将科技、生活、旅行深度融合。为推动民宿营销数字化转型，民宿经营者需要把握新媒体传播机遇，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民宿故事叙事、入住体验展示、客群精准触达等方式开展宣传推广[14]。营销实践方面，民宿应进行客户重构，通过市场细分确定目标客群，进而开展精准营销与个性化服务；渠道选择方面，应摒弃“数量优先”思维，要依据目标客群偏好筛选平台，深耕运营核心平台，持续输出内容并强化用户互动；价格策略方面，应解决定价随意、虚高的问题，精品及高档民宿可采用拍卖定价的方式，新开及普通民宿宜用渗透定价的方式，宠物友好型、主题民宿可实施定制定价，同时结合旅游淡旺季与周内周末差异采用弹性定价方式。

民宿宣传可从以下三方面发力。1）通过福利激励机制，推动现有消费者转化为“宣传员”，实现“留量”向“流量”的转化。2）持续创作兼具故事性、文化性与娱乐性的短视频，全面呈现入住体验。3）建立消费者反馈机制，妥善处理差评并礼貌回应好评，提升用户满意度与品牌口碑。

2.4文兴雕域：探索民宿发展的创新题

1）作为直观呈现乡村生活形态、承载区域文化体验的重要载体，民宿已成为展示与传承地方文化的关键窗口。前往民族地区游客的旅游需求集中于对民族文化的深度感知与沉浸式体验。基于此，应推动民宿发展从“外观乡土化”的表层建设向“内容区域化”的内涵式升级转型，从而提升游客消费满意度、促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并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夯实乡村产业基础提供有力支撑，这将有利于民族地区文旅融合与乡村发展[15]。

2）构建“五感全开”的民宿文化体验场景。视觉层面，以唐卡、洮绣等地方特色艺术品进行室内装饰；听觉层面，播放契合本地文化的音乐；嗅觉层面，通过特色藏香营造氛围；味觉层面，提供地道区域菜肴与零食。同时，为所有文化产品配备历史传承、选材用料、制作流程及文字翻译等解说内容，助力游客从文化“感知”深化至“认知”，实现体验升级。

3）丰富文化旅游商品品类与人文活动形式。民宿经营者可联动区域内企业、

合作社及庭院经济主体，在民宿场景内展销地方文旅商品，并将消费者反馈转化为商家产品创新的依据，使民宿以“一专多能”属性成为三产融合的重要载体。

4）应基于游客入住民宿后的行为特征与需求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矩阵。可邀请村民、学生或专业人士在民宿或村广场开展传统歌舞表演，引导游客参与以丰富夜间活动；可以引入藏药浴等非遗民族医药项目，缓解游客长途出行疲劳；可推出藏族书法、民间手工、民族体育等特色体验活动，破解游客入住期间活动单一的问题。优化升级人文活动使民宿不仅可满足游客“住宿休憩”的基础需求，还可满足游客“文化体验”的高阶需求，以形成深刻的文化记忆点。同时，在民宿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色进行“一域一策”民宿文化建设工作，如在腊子口、茨日那毛主席故居、俄界会议旧址等红色景区，周边民宿的建设、旅游商品、餐饮、活动要彰显红色文化，让游客在区域内不同县市、不同景区的民宿感受到差异性文化体验。

3.结束语

甘南州民宿产业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契合事物发展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型阶段的客观规律，属于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问题。应切实落实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聚焦人的发展、紧盯市场动态与消费者需求变迁、深度挖掘并活化区域文化资源、创新宣传展示与传播渠道，助力民族地区民宿产业突破当前瓶颈，释放更大发展潜能。同时，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可切实回应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劳动力供给从何而来、产业方向如何确立、实施路径怎样构建”的核心命题，已逐渐成为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当前，甘南州民宿产业发展实践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为我国其他民族地区及乡村区域的民宿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新时代基层公务员激励问题与对策研究

天津商业大学魏晓雯

1.新时代基层公务员激励的现实意义

1.1提高基层治理效能

基层公务员作为落实国家政策、执行公共事务管理的关键力量，其工作积极性和执行力对基层治理效能起着决定性作用。有效的激励能够充分调动起基层公务员的主观能动性，促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基层治理工作中。新时代，基层治理困境复杂多变，面对新挑战、新问题，受到激励的基层公务员更具创新精神和探索意识，他们会以更饱满的热情和积极性投身其中，主动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并且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整合基层资源，协调各方力量，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类问题，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种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能够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质量。

1.2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基层公务员作为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服务群体，他们的工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关系着群众对公共服务的直接感受与评价。因此，采取有效、科学、合理的激励措施能够激发基层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意识，提高他们的服务能力，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合理激励可以提高他们提升自身服务水平的意识，以更加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待每一位办事群众。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求日益多样化，这需要基层服务人员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当获得正向反馈并受到合理的激励时，他们更愿意主动加强学习，致力于为群众提供更加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

1.3打造高素质基层队伍

新时代，基层治理工作中的新任务、新挑战层出不穷，这不仅考验了基层公务员群体的业务能力，也对基层人才激励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有效的激励措施可以吸引并留住更多优秀人才，而优秀的基层工作者将自身先进的理念、专业的知识和创新的思维融入基层治理工作当中，不仅为基层队伍注入新鲜血液，还推动基层工作持续稳定发展。当基层公务员获得与自身工作付出相匹配的回报待遇时，他们会更主动投身于基层服务之中，扎根基层工作，为基层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激励机制吸引、培养和留住人才，可以持续优化基层公务员队伍素质，提升队伍

的工作业务能力，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2．新时代基层公务员激励存在的问题

2.1物质激励效果仍不理想

当前基层公务员的薪酬水平增幅仍然相对较小，且呈现边际递减效应，这种“台阶式”递减设计导致公务员群体难以形成持续的动力。且基层公务员工资更多与职务、工龄相关联，而没有充分考虑到个体的工作态度、个人能力等其他方面，这种弱差异化现象将会对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作用。此外，基层公务员总收入中绩效工资通常占比较小，公务员薪酬并非取决于工作任务的多少、工作难度的强弱，因此实际上工资待遇与任职岗位、绩效水平不能形成有效的匹配，继而难以形成有效激励弹性。根据我国当前的薪酬制度，公务员的工资主要由职务工资、职级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等部分组成。但在实际运行中，决定薪酬的关键因素往往是公务员所在职位的高低而非工作内容的难易，这就导致往往是这部分人承担最为繁琐的工作内容，却无法获取与自己付出相匹配的薪酬待遇，长此以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动力。此外，基层公务员的薪酬增幅较低，职级晋升所带来的待遇提升没有达到预期标准，难以发挥其优势，这使得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大幅降低，阻碍了基层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2.2晋升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晋升通道结构性失衡，是当前基层公务员面临的激励困境之一。有学者指出公务员激励问题体现在机构规格低，职数少，导致基层公务员晋升空间有限

［1］。基层公务员受限于职数比例控制，导致基层职数资源稀缺，而部分单位也因编制数量差异，出现“职数荒”与“职数冗余”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需要注意的是，基层公务员晋升过分依赖旧有职务体系，导致职级体系本身的作用被过分弱化，难以发挥职级晋升机制的激励作用。除此之外还存在着晋升标准模糊与执行异化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公务员职级考核科学性和透明度上，存在着“生搬硬套”指标、考核细则没有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加以优化等问题。学者将其概括为独立完善的公务员职级晋升体系尚未建立；公务员职级晋升考核结果科学性不足等［2］。另外，晋升过程中非能力因素影响明显，违背了以业绩为导向的制度初衷。有学者指出，我国公务员晋升过程中仍存在着包含论资排辈乱象频出，应晋尽晋区分不明、职级考核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不足等在内的四大实施困境［3］。

2.3公平落差感仍进一步增大

基层公务员的政策优势被削弱，县以上机关享受着同等的福利待遇，且相比于基层单位，他们获得职级晋升会更容易。这势必会使得基层公务员群体产生严重的公平感落差。福利待遇对基层公务员倾斜程度仍然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基层公务员群体工作的开展以及整个组织的稳定发展。还有学者指出，当前不同部门所确立的公务员职级升降标准不尽相同，如果原则分歧过大则容易造成晋升结果有失公平［4］。基层公务员反映实际工作中“职务优先”文化未根本改变，领导职务人员仍享有更高话语权和社会认同感，职级晋升难以弥补职务缺失带来的职业价值落差。有学者也认为，公务员分类管理不能变成一种仅针对领导职务序列与职级序列的分类管理，想要激发基层公务员队伍的潜在活力，应做到科学管理与有效激励的统一［5］。除此之外，基层公务员队伍中的“老好人”的观念依然存在，这导致在职级晋升的民主推荐时缺乏一定的公平性，反映了基层公务员队伍缺乏科学规范的评价机制。平日里满足于现状的人反而获得更多的支持，权责没有达到对等，这使得努力工作的基层公务员的公平感落差持续增大。

3.新时代基层公务员激励优化对策

3.1健全基层公务员晋升机制

健全当前基层公务员晋升机制首先要做的就是进一步确立职级晋升法定通道，做到与职务晋升平行，建立起“职级晋升不看职务、职务晋升不挤职级”的独立评价体系。同时，应设立职级专属晋升指标，强化职级在基层公务员晋升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将基层公务员的职级晋升与绩效考核、工作内容难易程度挂钩，改变单一的考核规则，建立更为科学、合理、公平的多维度评价模型，逐步打造专属于职级晋升的指标体系。增设基层职级指数的设置并单独核算基层公务员的职级数额，可保障对基层公务员的持续激励。有学者指出，要一改之前的老经验，改变公务员职级晋升与所在部门的规格完全挂钩的做法，增加职级的数量和职数，而且要在制度设计上真正做到向基层倾斜，同时把职级的待遇提上去，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在基层公务员队伍中发挥更大的激励作用［6］。还应注意的是，合理缩短基层公务员任职年限也是有效发挥激励效应的关键所在，过长的任职年限阻碍了基层公务员向更高位置晋升，削弱其工作积极性。因此，在保证人才获得充分培养空间的前提下，可以对任职年限进行合理下调，这也大大提高了基层公务员晋升至正处级干部的可能性，在一

定程度上激发公务员的竞争欲望，对基层公务员队伍产生长期激励效应。在职务职级并行背景之下激励基层公务员，就应着力让更多的基层公务员在更广泛的渠道获得晋升，积极探索职级晋升新模式，打破单一晋升路径依赖，建立起“达标即晋”的动态晋升机制，积极打造公平和谐的晋升环境，为基层公务员提供更多的晋升机会，强化对基层队伍的正向激励。当地政府应设置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职级与待遇之间的交叉机制，打造破格晋升职级机制，推行“防触顶”的激励递增机制，建立更为科学、精确的绩效考核体系［7］。

3.2优化基层公务员薪酬结构设计

推动基层薪酬由职务主导转变职级主导，逐步弱化职务对公务员工资的影响力度，在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职级系统的基础上，还要依法将基层公务员薪酬与其职级相统一，使得该群体的工资水平随职务晋升和资历提升而获得正向反馈。要着力打造“基础工资、职级津贴、绩效奖励”三元薪酬体系，将公务员薪酬拆分为基础工资、职级津贴和绩效奖励三部分。职级津贴与基层公务员的职级晋升更紧密挂钩，绩效奖励部分则依照其工作实绩、难易程度、工作态度等方面进行动态调整，持续强化绩效考核与薪酬分配联动，并将群众满意度、重点工作完成度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打破原先单一化的薪酬结构设计，增强基层公务员薪酬多元性，促使基层公务员更好地履行职责。同时，要设置具有明显差异性的基层公务员津贴标准，科学制定基层公务员队伍的职级薪酬待遇差异，这是激励基层公务员的关键措施。如果薪酬待遇差异不明显，就很难产生激励作用；但太过悬殊，也会使得基层公务员产生不满情绪。因此合理的基层公务员工资结构显得尤为重要。应将基层地区按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等划分，针对经济欠发达、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提高津贴标准；针对工作强度大、难度大的基层公务员，也适当给予高于同职级非基层岗位人员的津贴标准。此外，职级晋升意味着责任加重，基层公务员薪酬增幅应当充分体现权责对等原则，否则很难激发公务员的积极性，应设置最低增幅比例，重点提高基层公务员职级晋升后薪资增幅，提高职级晋升后的基础工资基数。基层公务员晋升通道狭窄，不可避免面临“天花板效应”，适当提高职级晋升薪酬增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晋升机会的缺陷，鼓励员工投身于本职工作中。基层公务员多工作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或一线岗位，面临住房、教育、医疗等高生活成本压力，因此还要改善医疗、住房等福利待遇，定期评估和调整薪酬政策，全方位增强基层公务员的职级获得感，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

的需求。

3.3进一步向基层公务员的管理倾斜

要激发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就必须推动管理模式进一步向基层公务员队伍倾斜，首先，优化基层职级晋升通道设计，调整编制结构，向基层倾斜，扩大基层职级职数占比，在县、乡两级机关中，提高基层公务员职级职数比例，降低职级晋升的“天花板”。职级职数比例的调整还需服务于公务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逐步实现基层公务员从“岗位生存”到“职业发展”的转变，最终形成一支稳定、专业、高效的基层治理力量。同时要加大对乡村振兴、应急管理等一线岗位的倾斜力度。其次，晋升通道下沉，打破“职级天花板”，为基层公务员提供专设基层职级序列，在现有职级体系中增加“基层服务年限”晋升条件，弹性化晋升通道。进一步缩短基层职级晋升年限，特别是对于参与抢险救灾等一系列重大任务的基层公务员，可突破年限限制“跨级晋升”，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层职级晋升管理平台”，实时监控职级名额分配、晋升流程和资金发放，杜绝“虚占职级不履职”现象，同步推进事权下放、财政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单位治理能力，为职级晋升创造良性环境。另外，逐步优化设置专属基层导向的绩效考核标准，对于基层服务贡献，推行量化考核，加入“工作时长”“群众满意度”等考核指标并逐步弱化非基层适用性标准。除此之外，加强基层公务员职级待遇保障，职级与薪酬增幅紧密挂钩。有学者指出，政府应统筹规划基层公务员的薪酬待遇，强化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力争缓解基层政府在财政方面的压力［8］。因此，加大对基层公共财政保障工作力度，依照基层治理任务的实际情况不断优化经费拨付标准，也是保证基层公务员更好履行职责、组织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4.结语

新时代下基层公务员激励问题一直以来是讨论热点，推动公务员福利待遇向基层倾斜激励，不仅是人才管理的核心需求，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当前职务职级并行背景下，基层公务员激励措施的优化，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问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和支持，通过完善基层晋升机制、优化基层薪酬结构，完善考核指标体系，使得管理模式进一步向基层群体倾斜。这不仅能激发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也能为建设出优秀、高效、廉洁的基层公务员队伍作贡献。

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安徽工程大学邹俊

20XX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推动省际毗邻区域协同发展；加强跨区域合作，探索省际毗邻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并且提出，协同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包括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提升省际公路通达能力；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协同推进港口航道建设。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的交通互联互通进程不断向一体化迈进。然而在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从长远来看，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推动省际毗邻地区实现交通一体化的目标。

一、相关文献梳理及问题提出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交通一体化发展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关于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王亮等学者分析长三角内合肥、南京与杭州等地都市圈，提出应针对相对薄弱的交通路线进行有效的改进提质，强化欠发达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1]。罗琼、钟坚认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能够形成交通联通效应，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进程[2]。二是基于区域协同发展视角的研究。屠启宇、余全明在研究区域一体化的多维联系时提出，边缘城市可以通过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来增进地理邻近性[3]。向鹏成等学者在研究西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认为，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驱动下，协同发展可以促使区域比较优势、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分工和区域交通联系的相互作用，并叠加协同效应，推动系统不断动态演化至高级协同[4]。三是从城乡差异的角度研究。朱荩予从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的角度，认为交通运输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与先导性力量，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无可替代[5]。牛耕等学者通过研究交通基础设施与农村居民收入两个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提出在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平衡和协调城乡发展的关系，积极吸引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入乡[6]。四是关于省际毗邻地区交通发展的研究。吴寅恺和王虹认为在省际毗邻县域地区，公路交通一体化能够在经济上使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7]。

在公交服务运营上，彭勇等总结了长三角地区的公交运营具有模式创新、规统一、政策协同等可借鉴的经验[8]。五是关于长三角区域交通发展的研究。曹卫东等认为交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并提出当前长三角区域间各种交通方式之间割裂的问题依然存在[9]。许正中和曹贤忠构建长三角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不同领域如基础设施、交通服务、交通效益以及交通管理等领域，能够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交通高质量发展[10]。刘乃全等在研究长三角市场一体化与科技创新过程中得出，交通发展可以带来可达性提升效应和资源集聚效应，从而推动长三角区域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11]。张贵等从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高质量建设视角出发，认为当前京津冀地区的交通服务一体化建设还需加快进程[12]。梳理近年来的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对各区域内的交通一体化发展研究已经趋于成熟，但研究范围大多集中在都市圈、区域经济城市等领域，且视角多以交通为主体，比较忽视区域中各省际毗邻地区的交通一体化发展及政府在其中担任的角色。因此，本文在总结长三角交通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三省一市省际毗邻地区的交通一体化发展问题，旨在优化交通一体化发展路径。

二、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发展现状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工具，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方式。了解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近年来交通发展的成效与不足，有利于找到当前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发展的困境。根据表1数据分析发现，自20XX年11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的公路与铁路里程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作为长三角区域内经济发展属于后发地区的安徽省，在公路与铁路上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94%、4.88%，里程数皆位居前列。随着2024年末沪苏湖高铁开通，江苏省铁路总里程增加至4676公里，其中高

铁里程增加至2594公里，面积密度位居全国第一[13]。长三角区域内的整体交通发展水平有所上升。

（一）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一是高速公路网络覆盖率不断提高。2022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地区的公路里程达到5.31万公里，实现陆域县县通[14]。同时省际断头路工程建设也在不断推进。20XX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签订框架协议，合力打通首批17条省际“断头路”，在三省一市的共同努力下，长三角17条“断头路”于2025年全部建成。二是铁路建设取得显著成果，

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的运营使得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往来更加便捷。2024年沪苏湖高铁开通，全长约16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在湖州与合杭、宁杭高铁衔接，通过湖州枢纽节点可实现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互联互通，是构建沪、苏、浙、皖“轨道上的长三角”中重要的一环。三是智慧交通建设的发展与应用同步推进。作为长三角智慧交通的示范项目，杭绍甬智慧高速公路项目采用如“无感化”收费站、“慧眼”智慧感知系统等智慧化应用，大大提高事故发生响应速度，增强了公共安全应急处突水平。整体上，省际毗邻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逐步完善，极大地便利了老百姓的生活。

（二）公共交通一体化进程加快

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在公共交通一体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在公交方面，长三角地区已开通100余条省际毗邻公交线路，惠及50%以上的毗邻县级节点。跨省公交线路的开通，为居民出行提供了便利。例如，2024年江苏宜兴市太华镇至安徽广德市新杭镇的省际毗邻公交342路开通，实现两地市民跨省公交出行的无缝衔接[15]。二是在跨省地铁方面，省际毗邻地区间的地铁建设有利于促进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例如，南京与马鞍山之间的地铁———宁马城际铁路，连接江苏省南京市与安徽省马鞍山市，线路全长约65.2公里，项目总投资约340亿元，建成后两市中心城区之间可实现30分钟通达，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16]。整体上省际毗邻地区间的公共交通一体化进程正不断加快，不仅便利省际毗邻地区居民的生活，还促进了相关区域政府、企业等社会主体在经济、文化、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三）省际交通发展存在差异

一是省际城轨交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上海市不仅城市内地铁线路分布密集，还通过高铁、城际铁路连接周边省市。而安徽省虽然在近年来加快了城轨交通建设，但整体上与沪苏浙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省际毗邻地区，城轨交通的覆盖率和密度仍相对较低。例如：2024年南京地铁里程是483公里，地铁密度为7.33公里/百平方公里，而作为与南京毗邻的马鞍山市则没有地铁，且安徽省目前只有合肥市有地铁[17]。二是高速公路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在通行上，沪苏浙多为双向6~8车道，安徽到2025年才基本实现连通长三角的主干道八车道以上通行。在收费上，对于免收高速公路清障、救援两项费用政策的出台，安徽也滞后于江苏与浙江。三是省际航道等级不匹配。沪苏浙毗邻段多为三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如苏申内港线、长湖申线；而安徽毗邻段如甘家拐—西陡门

段，江苏侧为六级，衔接安徽为三级，形成“卡脖子”航段，多式联运存在“最后一公里”瓶颈。四是，民用航空机场数量差异较大。2025年截止，安徽民用航空机场位于省际毗邻地区的有1个，浙江有2个，江苏有7个。

（四）省际交通协同治理受限

一是省际政府协同机制不完善。由于各省（市）发展方向、经济水平等各项指标存在较大差异，双方在推进项目过程中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特别是一些涉及跨省交通项目的土地、资金、环保等政策存在差异，协调难度较大，使得在项目规划阶段存在对接不畅、标准不一的问题。二是跨省交通运营管理机制不够完善，使得不同省际毗邻地区间开设公共交通的服务供给质量参差不齐，运营管理预见性不足。例如，原江苏徐州至安徽宿州间的省际班车由徐州汽运集团、宿州汽运集团对开经营，票价高、车况差、服务质量不佳，在两地政府及主管部门指导下，徐州徐萧公交公司、徐州徐宿公交公司成立，分别运营徐州至萧县、宿州的省际毗邻公交线路，票价高等问题才得到有效缓解[15]。

（五）社会资本参与度较低

一是社会资本投资比例不高。当前省际交通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政府，社会资本的投资占比不高。以沪苏湖铁路为例，其投资估算总额约为380亿元，一市三省和国家铁路集团携手新建沿江高铁上海至合肥段、通苏嘉和沪嘉甬铁路、马鞍山至扬州城际铁路等项目，构建城际通勤圈，提升沿江沿海高铁通道的运输能力，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18]。项目建成后将委托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从投资建设到建成后的运营管理，社会资本都甚少参与。二是资金压力较大。一方面，社会资本虽然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但面对较大的投资需求时，仍需要采取融资等方式来促进项目开展。当前整体经济下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融资成本上升，加剧了社会资本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交通项目往往回报周期较长，且通常主要收益来源是通行费、服务费等，这些收入受客流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限制。虽然省际毗邻地区的交通需求量较高，但也面临来自其他交通方式的竞争，使得社会资本在投资时更加谨慎，资金压力随之增大。

三、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一）毗邻地区经济薄弱致使交通发展不均衡

在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中，有如嘉昆太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优异，也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特别是省际毗邻地区，虽在长三角经济发展区划内，但其交通发

展水平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主要是这些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加之地缘位置问题，区域一体化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辐射不明显，导致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发展不均衡。

外部经济投资拉动乏力。长三角涉及市县多，省间经济、市间经济与区县间经济差异较大，因此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做好内部资源的最优配置尤为重要。而省际毗邻地区在交通发展上，首先是经济关注度不够。省内对发展中心以及GDP最低的区域关注较多，对发展省际交界地带的意愿不高，存有对经济向外流失的担忧。其次是经济发展起效慢。大多数省际毗邻地区所属市更愿意在已经具有发展基础的区域“锦上添花”，从而便于做出成绩，而省际毗邻地区本身的经济基础较差，投资见效慢。最后是经济力量低。对相关区县来说，本身财政压力大，而交通建设往往需要巨额投资，因而对于经济水平不高的省市、区县来说，资源更倾向于投入便于发展之地。

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对于省际毗邻地区来说，自我发展经济的难度较大，内生动力不足。首先，部分地区的地方财政压力大，只能维持基本的社会正常运转，无力再用于投资交通建设。其次，交通发展程度低，加大了相应的人才流动、运输、物流成本，对人才、企业与部分产业的吸引力不够。最后，省际毗邻地区的区划面积有限，加之人口向外流失，消费能力不强，因而经济体量不高。在上级政府看来，省际毗邻地区对交通互联互通的需求不明显。因而省际毗邻地区若缺少外力帮扶，依靠自身的经济内生动力，难以实现真正的交通一体化。

经济辐射可及性不高。长三角三省一市的联合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内的全方位提高，经济辐射范围逐步扩大，但省际毗邻地区享受其带来的经济利益较少，经济辐射的可及性不高。一方面，受地缘位置影响，省际毗邻地区处于省（市）区域规划的边缘交界地带，一般不属于省内的发展中心，利益分配较少。另一方面，易产生资源流失。由于省内其他地区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属于毗邻地区的资源如人力、企业等都更倾向于迁入经济利益更高之地，导致省际毗邻地区要素资源的流失。总的来说，内外经济压力及经济辐射利益不足的影响，使得省际毗邻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弱势状态，相关政府缺少发展交通的政策倾向，因而与经济发展本身较为富足的毗邻地区相比，大部分地区的交通发展滞后，导致省际毗邻地区之间的交通发展失衡。

（二）多重壁垒引发跨行政区域协同治理困难

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在交通一体化合作发展时，需要政府间协作参与治理行为，促进相关地区的合作共赢。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省际政府协同机制不完善、运营管理协同缺乏预见性以及省际信息协同处理效率较低等问题，也反映出当前省际政府在协作过程中往往会实施跨行政区域协同治理。

行政壁垒增加区域协同难度。当毗邻地区政府和上级政府共同与合作区域政府搭建协同关系时，因分属不同省份、市县会产生行政壁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同顶层设计不统一。例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开通跨省公交线路需经过两地交通运输部门审批，并取得相应的运营资质，这意味着在双方没有统一协调的前提下，企业需满足两地的相关规定。同时，在高速收费标准上也存在差异，宁马高速公路由江苏段和安徽段组成，其中江苏段为开放式收费（按里程计费），安徽段为封闭式收费（按进出站计费），省界共建宁马收费站收取车辆在安徽段和江苏段的通行费用。以马鞍山北至南京为例，宁马站收取小客车通行费17元，其中江苏段15元、安徽段2元。不同的地区在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略有差异，使得区域间的政策缺乏一致性，影响合作进度。二是区域规划不契合。毗邻地区政府间的合作需要建立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各区域政府过分关注局部利益忽视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增加协同难度。三是价值观取向不同。不同政府间处理公共事务的偏好有差异，作为公共服务中的交通建设或不在其价值偏好内。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由于地缘位置偏僻，其发展项目多由省市政府牵头且难以避免与外省市交流，行政壁垒破除难度较大。

运营管理壁垒增加协同治理挑战。省际毗邻地区政府的交通基础设施运营管理多牵涉省域外政府，容易在公共服务、利益冲突、运营模式等方面存在问题，产生运营管理壁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交通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例如，省际毗邻地区间在公共车辆要求、安全规定、从业人员工作制度等方面标准未协调统一，造成地区间服务水平参差不齐，2022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公交运营服务规范》，才得到有效解决。而且相关问题也存在于高速公路、高铁等交通方式中。二是利益冲突。虽然省际毗邻地区政府间存在共同利益，例如共同有效应对交通跨域合作的不稳定因素，同时存在针对交通发展产生的运营管理成本等利益冲突，各地政府会出现保护自己利益的行为。三是运营模式多样，增加了管理难度。省际毗邻地区间的交通建设多为公路，主要是班车客运和公交客运两种模式，而运营模

式的复杂性给相关区域政府在管理机制、企业招标等方面带来了挑战。

信息传输壁垒增加信息合作处理难度。省市区县间的交通信息系统相对独立，在信息流通过程中易产生信息壁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省际毗邻地区间所属的省市不同，交通信息合作传输平台尚未建立，路况条件等信息的有效利用率不高，共享机制有待健全。二是信息处理效率不同频。各地区对交通道路监测等智慧交通建设的发展程度不同，加之政策差异，使得相关部门在交通信息接收、审视及处理等各环节易出现效率差。三是数字技术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交通信息系统技术标准与应用不同，信息整合难度较大，增加了交通参与的末端完成步骤。

（三）政企合作不畅，致使社会资本投入不足

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超出了地方政府可负担的范围，因此需要社会资本的加入，以解决资金上的困难。但当前在部分省际毗邻地区的交通建设项目中，社会资本的身影仍旧鲜见。

政企间信任度不足。省际毗邻地区交通建设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主体是各级政府与企业，但二者在合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由于普遍性信任基础薄弱造成沟通障碍的情况，从而影响一体化质量。一是省际交通合作发展不仅需要当地政府参与，还需省级政府主导，信任度不高会影响双方对彼此资源配置、公共管理等能力的判断，导致协同合作的主动性较低。二是政府与企业的信任博弈，政府在企业参与其治理行为时，需要对施工进行全程监督，以防止出现质量等问题。同时企业参与时要考量政府的资金支付能力与合作融合度，增加了企业参与难度。三是对于在交通建设项目中投资占股的企业，为了实现可持续性运营、获取更多利润，容易出现违规操作问题，政府在选择投资企业时也需要甄别。省际毗邻地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度不足，增加了交通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难度。

政企间信息不对称。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招标与投资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社会资本的参与度不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公开招标项目的相关信息时，部分信息的披露不全面及时，致使社会资本未获得准确、必需的项目信息，影响投资决策。二是相关政策保障和优惠力度不够。虽然各级政府出台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建设的政策，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会因为申报流程长、政策公开力度不够等使土地征用、税收优惠、运营补贴方面的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影响社会投资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导致社会资本对当地交通建设的参与度不高。三是交通项目的招标信息在业内宣传不够，仅在相关地方平台发布，容易导致部分有投资意愿的社会资本错失投资机会。

融资渠道相对单一。当前部分毗邻地区政府的交通项目拉动投资的融资方式仅停留在银行贷款与政府拨款两个方面，融资渠道相对单一。一方面，一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投资规模较大，仅依靠企业自有资金难以满足，传统的银行贷款存在审批程序烦琐、利率高等问题，导致部分毗邻地区政府在项目启动前面临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对于毗邻地区的交通建设项目来说，常见的融资方式如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发展尚不成熟，增加了融资成本与财务风险，限制社会资本进入毗邻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范围与程度。

四、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对策

（一）加快经济一体化发挥市场驱动作用，推进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

经济与交通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通过加强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的经济建设，可以实现交通一体化的均衡发展，增强一体化质量。同时交通的繁荣也可反哺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实现双向共赢。

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发挥市场驱动作用。省际毗邻地区可以通过市场一体化方式来提高经济互动的活跃度，实现经济互惠互利，从而使市场关注政府的交通建设和资源配置，提高市场对省际毗邻地区交通联通重要性的认识。一是由毗邻地区政府主导，通过整合区域内国有平台公司资源，组建合作平台公司，制定毗邻地区各发展阶段目标与规划，确定各阶段的开发建设主体与运营管理主体，从而有效发挥开发、经营等市场化运作功能；二是利用双方周边核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力，深化省际毗邻地区的科技合作，打造毗邻地区的科创基础设施，并借助高新技术产业的辅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从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避免产业同质化发展，加深毗邻地区合作力度，促进毗邻地区产业健康发展，加速区域内要素流动，实现市场一体化，从而发挥市场驱动作用，推进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内生发展。

增强经济合作，激发交通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推进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经济合作，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一是利用地区内现有资源，如习俗文化、地方特产、能源资源等，主动与区域内外的政企合作，提高资源的使用率，创造经济价值；二是发展省际毗邻地区县域特色经济。省际毗邻地区的区县仅

凭自身的经济力量无法承载大中型交通建设的要求，因此要转变发展思路，主动挖掘县域特色经济，并积极与毗邻地区共享，从而带动各方面的交通建设资金投入；三是要积极加入长三角区域产业链的上下游合作，例如共建产业园区、创新孵化点等，拉动经济增长，激发地区科技创新活力，缓解人才等资源向外流失，提高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四是通过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激发交通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促使企业与政府联手推进交通一体化建设。

发挥经济一体化发展对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的带动作用。虽然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省际毗邻地区的发展，但相较于都市圈、城市群等，不平衡状态仍存在，特别是在交通领域。一方面，省、市政府可以通过民生、经济等方面数据调查，了解当前省际毗邻地区的现状，更加全面地合理化、科学化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利用长三角地区各省市的产业发展与资源保有量反哺毗邻地区，推进省、市发展利益共享，弥补因周边区域发展造成的要素资源外流。通过扩大经济辐射范围，带动毗邻地区经济发展，使各级政府关注毗邻地区的交通滞后情况，从而主动推进交通规划，促进交通互联互通。

（二）打破行政壁垒，推进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治理

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发展必然要进行跨域协同合作，无论是在省内还是省外，政府的治理行为都存在行政、运营以及信息等壁垒。为了跨区域协同合作顺利进行，需要打破壁垒，推进交通一体化建设进程。

打破行政壁垒，推进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治理。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三省一市政府需要联合制定统一、全面的交通发展制度、法规和政策，便于在协调合作时有可参考的制度要求与合法合规的依据，实现顶层设计的协同合作。二是建立跨省市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协调机制，探寻不同政府间交通建设重点的共同之处，从而使毗邻地区政府的合作目标具备一致性。三是加强组织建设，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注重政府共同价值取向的培育，提倡省市区县的全面发展以及“交通先行”理念，从而为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发展规划落实提供共同的价值遵循。

破除运营管理壁垒，加强毗邻地区交通协同治理。一是提高交通公共服务质量。根据各地的经济状况、交通载客量与从业人员数量等数据信息，划分不同层级（同一层级采用统一标准），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体系，打破省际毗邻

地区间交通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化现状。二是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治理责任机制。对在交通基础设施运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任意问题，可通过该机制处理，从而打破利益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营造良好的协同合作氛围。三是完善运营协调机制。针对运营模式的多样化，选用具有综合性的公路交通企业，合理利用企业经验为公共交通提供优质服务，减少政府在管理机制、企业招标等方面的挑战。

弱化行政经济区划壁垒，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机制。通过弱化行政经济区划壁垒的方式，不仅可以提高相关区域政府的经济地位，还可以使上级政府与社会资本有意愿参与到城市重新规划建设项目中，促进交通发展。结合20XX年在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的青浦区金泽镇等五个镇试行的示范区经验[20]，在条件相似的毗邻地区探索构建经济区负责经济发展、行政区负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协同工作机制，实现在产业、环境、市场、人才等各方面要素的统一发展，提高两地间的全面融合度，扩大经济吸引力，同时深化行政与经济协同发展，加快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区域生态圈。

突破数字壁垒，高效整合配置要素资源，推进毗邻地区数字交通建设。数字化平台及区块链具有全时域、跨空域、网络互联、渗透融合的特征，能突破行业和地区的界限，实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融合与协同发展[21]。一是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加快建设区域联合交通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省际交通信息的实时交换和共享，提高信息的有效利用率，使交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而发展相对滞后的毗邻地区需要通过克服与周边核心城市在数字接入、应用与技能方面的壁垒并加快与周边发达地区在数字化领域的互联互通进程，实现高质量一体化战略。二是进一步推进智慧交通建设，并建立长三角区域通用的交通信息处理标准，提高交通问题处理效率。同时，让智慧交通成为交通运输行业科技创新实践最活跃的领域[22]。三是统一长三角地区交通信息系统技术标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与加速智慧平台与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加快信息资源整合速度。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智慧交通，通过深化与头部人工智能企业合作，有利于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联动管理体系构建，打通各方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渠道，打造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的智慧交通。

（三）积极推进政企合作，引入社会资本投入

社会资本能够在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增强社会资本投入到省际毗邻地区的交通发展之中，能够大大提高交通一体化发展质量，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推进。

加大交通项目信息公开，巩固政企信任关系。社会信任像主体间合作意愿的催化剂，可以促使社会主体之间找到协作的契合点，开展深度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一是培育共享的治理文化，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与联系，从而深化信任关系。二是政府要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促进政企互信关系和谐发展；企业则要建立政府关系管理部门，及时了解政府的需求，参与交通规划建设过程，增进政企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三是针对交通项目建设中投资企业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政府除了制定必要的监管措施，还应增强交通项目建设的信息公开力度，鼓励公众和媒体对项目建设进行监督，对违规行为进行认真核实和处理，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氛围，有效遏制违规操作的发生，提高政府对投资企业信任度。

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的交通项目信息交流。针对部分省际毗邻地区出现的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可通过三种方式解决，提高社会资本在交通建设项目中的参与度。一是促进信息公开有效。政府相关部门在进行对外招标时，要及时、有效地公开必需的信息，降低社会资本在参与时所需耗费的信息成本。二是增强毗邻地区交通项目的吸引力。政府与社会资本在交通项目的规划阶段可以根据投资占比、土地、税收等利益因素，动态调整收益分配比例，从而健全毗邻地区利益联结机制，吸引国有投资平台公司、专业化运营公司等参与交通项目的建设与开发。在土地征用、税收优惠、运营补贴方面，制定相关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优惠政策，同时加强政府内部相关政策教育，提高对优惠政策落实重要性的认识，确保相应政策的落实，激励社会资本参与。三是加强相关政务平台建设。在相关的政务平台中开设长三角各省市的交通建设项目招标专栏，便于有投资意愿的社会资本主动参与。

促进省际毗邻地区交通项目融资渠道多元化。采取多元化融资渠道，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资金压力，加快交通项目建设进程。一是提高银行参与度。利用银行自身的金融性质，鼓励银行为省际毗邻地区交通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银行为基础，搭建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同时简化银行在重要交通建设项目上的贷款审批程序。二是创新融资模式。不仅利用发行债券、股权融资等方式，还可利用特许经营、投资人+设计施工总承包、授权—建设—运营（ABO）、基

金+设计施工总承包等模式，提高项目本身的吸引力，并为交通项目建设拉动资金投入。建立健全投资、税收等利益争端处理机制，减少社会资本参与交通设施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纠纷，确保交通设施的可持续化运营。三是建立政企共担风险机制。结合项目实际和风险分布点，确定二者的风险分担比例，降低社会资本的投资风险。鼓励保险公司和担保机构开发适合省际毗邻地区交通建设项目的保险和担保产品，为社会资本提供风险保障，从而提高社会资本参与投融资的积极性。

作为在全国范围内交通运输网密度与公共服务水平领先的区域，长三角地区的交通一体化发展成就显著，但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仍存在发展不平衡、跨行政区域协同治理以及社会资本投入不足等困境。因而，需要从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社会资本参与等三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促进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交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总体来看，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的交通一体化发展仍需不断进行深入思考研究，以实际行动推进中共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加强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强化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

国企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李盼盼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对国家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作用。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企业现代化管理不断推进，国有企业发展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聚焦企业重大项目安排事项、重要人事任免事项、重大决策事项以及大额资金使用，要求这些关键事项必须通过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打破过去“一言堂”的决策模式，促进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有助于企业整合多方智慧，避免因个人主观臆断导致决策失误，确保企业战略方向正确，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因此，这一制度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是加强国有企业管理、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重要举措。同时，“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作为规范国有企业决策行为、防范经营风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有效执行对国有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国有企业执行“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的重要意义1.提升企业管理层决策的科学性。在国有企业的运营中，管理层决策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经济效益，因此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尤为重要。“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通过引入集体决策机制，为决策的科学性提供了有力保障。集体决策的核心在于汇聚不同部门和不同专业背景的管理者的智慧与经验，克服了过去单一决策主体进行决策的局限性，使得决策过程能够融合多方观点和建议。在这种机制下，不同视角和不同思维方式充分融合，能够更全面地分析问题，避免因个人主观判断或信息片面性导致决策失误。例如，在涉及重大项目决策时，工程管理部可以从技术可行性角度提出建议，财务部可以从资金预算和成本效益方面提供专业意见，经营部可以基于市场需求和行业趋势作出判断。通过集体讨论，整合各部门多维度信息，确保决策建立在充分调研和全面论证的基础上，从而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此外，集体决策机制还明确了责任归属，避免了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推诿扯皮现象。在集体决策过程中，明确了参与决策的管理者的职责和义务，促使领导班子成员更加认真地履行职责，提升决策的高效性和有效性。

2．有助于加强监管。加强监管是确保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制度通过规范决策流程并明确决策责任，为国有企业决策行为提供了更加透明和规范的监管框架。

首先，“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要求重大事项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这一规定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在决策过程中，管理层成员之间通过互相讨论、监督与制约，能够防止个别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或独断专行，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这种集体决策模式提高了决策的民主性，避免了决策权力过度集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制度强调决策过程的记录与存档，会议记录提升了决策行为的追溯性和透明性，为后续监督问责提供了明确依据。通过对决策过程和结果进行审查，能够及时发现其中的问题，通过对违规决策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理，确保决策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再其次，该制度还强化了党组织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确保党风廉政建设渗透到企业决策的各个环节。通过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融入企业管理，推动企业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形成风清气正的管理氛围，既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治理，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会形象与公信力。

二、国有企业执行“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中存在的问题1.“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机制尚不完善。国有企业在“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明显缺陷，主要体现在制度体系不健全和执行过程中存在违规现象两个方面。虽然已经建立了相关的决策制度，但在内容上往往缺乏完整性和可操作性。例如，某些制度仅对决策研究环节作出规定，未能在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方面进行合理安排，导致制度在实际执行时缺乏有效约束力，决策过程容易出格按照“三重一大”制度要求进行集现随意性。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未严体决策，导致决策程序不规范。例如，制度中关于“一把手”末位发言的规定未得到有效落实，许多时候

“一把手”先行发言，定下基调，影响了其他成员的独立判断，破坏了集体决策的民主性。此外，还会发生未召开集体会议，而是通过签报或传阅方式单独征求意见，无法实现成员之间充分交流和讨论，难以形成集中意见，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未充分结合实际情况。在国有企业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未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调整，导致制度与企业需求脱节，出现了职责权限不明确和职责范围界定不清晰的问题。在制定“三重一大”具体实施措施时未能充分考虑企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往往只是照搬上级文件，未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导致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可行性和针对性。例如，企业下辖单位性质各异，包括功能性子公司、项

目部，这些单位在业务范围、管理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却统一套用上级文件中的“三会”决策事项权限清单，导致无法准确界定集体决策的事项和权限划分，造成制度在执行中的模糊性和操作上的困难。职责范围界定不清晰也是“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中常见的问题，虽然大部分已经建立了“三会”决策事项权限清单，但由于不同单位和部门在性质、职能等方面存在差异，制度中列入的事项应当有所不同。然而，一些单位未根据这些差异进行细化和调整，导致对集体决策的内容、范围、权限和具体事项的界定不够明确。例如，一些本可以由总经理办公会决策的事项，却被提交给执行董事办公会决策，造成决策资源浪费，降低了工作效率。相反，一些应当提交集体决策的事项却未经过“三会”讨论，导致决策程序不规范，增加了决策风险。

3决策过程规范性不足。决策过程规范性不足是国有企业在“三重一大”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首先，决策事项提交程序存在简化现象，缺乏充分的酝酿和准备。例如，在提交决策事项时，未能广泛征求相关单位或部门的意见，未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导致决策前的准备工作不到位。参与决策的成员往往在会议上才首次了解到决策事项的具体内容，甚至有时出现临时提交议题、议题不成熟、依据不充分等情况，使得决策讨论缺乏深度，流于形式，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其次，上会议案在把握议题重点、逻辑关系及内容周延性方面存在不足，未能清晰准确地呈现关键问题，导致决策过程中容易出现理解偏差，降低了决策质量。会议上出现临时增加或取消非紧急议案、因议案材料修改而重新发送会议通知等情况，也会打乱决策程序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增加了决策成本，降低了决策效率。

4．决策执行缺乏有效监督。基层单位普遍存在监督资源配置不足的问题，一方面，纪检监察的监督重心多集中于上层，基层监督主体常由兼职人员承担，专业能力与独立性不足；另一方面，基层未建立常态化监督反馈通道，如资金使用、物资采购等“大额资金”执行环节，缺乏实时数据采集与异常预警机制。同时，存在“重整改、轻追责”的现象，基层决策执行中出现问题时，常以“集体决策”为由淡化个人责任。“三重一大”执行情况未有效纳入基层干部考核体系。部分基层单位将监督工作等同于台账完备性检查，对决策执行效果、风险防范等核心指标缺乏量化考核，导致监督流于形式。仍以会议记录、签批文件等传统方式履行监督职责。

三、国有企业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对策

1.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机制。“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是确保国有企业科学决策的重要机制，对增强企业治理水平、提升决策效率至关重要。国有企业必须从制度体系建设、决策程序规范等多个方面入手，逐步完善相关机制。首先，健全制度体系是确保“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在制定制度时，必须明确研究、讨论、决策以及执行的全过程。决策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有清晰的规定，确保各项决策活动都能够在明确清晰的框架下进行。在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过程中，落实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至关重要。企业应建立健全的监督制度，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和监督方式，确保决策过程不仅符合规定，还能够受到全面有效的监督。通过细化责任追究条款，对于决策失误、违规行为的认定和处罚作出明确规定，增强制度的严肃性和威慑力，有助于在决策执行后监督机构能够及时检查执行效果，提高制度执行的强制性和有效性。其次，严格规范决策程序是确保“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要确保所有涉及重大决策的事项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和决策，避免单一决策者过度集中权力。特别是要严格落实“一把手”末位发言的规定，避免“一把手”意见对其他成员产生不当影响，确保集体决策的民主性，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再其次，要规范决策会议形式，杜绝以签报或传阅形式代替正式会议的做法，确保决策过程公开透明。这样，不仅能提升决策的透明度，还能增强下属企业及全体员工对决策过程的认同感。

2.结合实际，确保决策科学性。为了确保“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科学性，国有企业在实施过程中必须紧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适合企业特点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在制定“三重一大”政策的实施方案时要充分考虑企业的性质、职能、公司章程等实际因素，避免盲目照搬上级文件和其他企业的标准化方案。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个性化的决策权限清单，清晰界定“三重一大”事项的范围、内容和决策权限，确保制度与实际运营相匹配。对于国有企业子公司来说，应基于自身行业性质、发展规模、职能特点及企业文化的不同，细化和调整“三重一大”事项的范围。合理界定职责范围对提高决策效率至关重要，明确不同层级决策机构的职责和权限，防止出现决策事项越级提交或忘记提交的情况。重大决策事项必须由“三会”集体决策，以确保决策过程的规范性和决策结果的科学性。对于一些较为简单、低层级的决策事项，可以下放到基层单位进行决策，减轻高级决策机构的压力，促使其集中精力处理重大和复杂的决策问题。

3.完善程序，提升决策规范性。提升“三重一大”决策决策过程的规范性，必须从多个层面着手。首先，加强决策事项的前期准备工作。决策事项在正式提交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调研与论证，并广泛征求相关单位和部门的意见，以确保决策具有充分的依据和可行性。在此过程中，决策团队应提前将相关材料发送给参与决策的成员，确保他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和研究相关内容，避免在会议中因信息不充分而无法深入讨论，确保决策过程顺畅且高效。其次，提升会议议案的撰写质量。议案起草人员应接受系统的培训与指导，确保撰写的议案能够准确把握议题核心，逻辑清晰且内容完整，能够全面陈述所有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此外，议案提交和修改程序也应严格规范，避免临时增减非紧急议案，避免因材料问题而需要重新通知和发送会议资料的情况。规范的议案管理不仅能减少不必要的干扰，还能确保决策程序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在决策讨论过程中，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会议组织，逐一让参会者表明态度并说明理由。每个与会成员应依照规定程序进行规范的投票表决，确保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此外，会议讨论和投票过程必须详细记录，形成完整的会议纪要，为决策追溯、监督及未来审查提供可靠依据，确保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

4·加强监督，提高监督执行性。加强监督是确保“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有效执行的关键，为了提高决策制度的执行效果，必须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体系，确保决策不仅在程序上合规，也在执行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首先，拓展监督的深度与广度。传统监督主要集中在决策后期，但有效的监督应覆盖决策的全过程。在决策前监督部门应积极参与调研与论证阶段，确保决策依据充分、合理。只有对决策背景和依据进行全面评估，才能更好避免出现决策失误情况。在决策后必须建立跟踪监督机制，定期检查决策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避免决策与实际情况脱节，确保决策能够有效落地实施。其次，完善监督内容。除了注重程序性和合法合规性的监督，还要加强对决策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监督，确保决策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并体现社会公共利益。国有企业肩负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因此，决策不仅要合规合法，还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敏感度。为此，企业要整合各类监督资源，如审计、纪检和巡察等，形成合力。不同监督部门应通过信息共享和协作，避免重复工作和监督盲区，提高监督效率与效果。再其次，强化责任追究机制，也是构建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决策执行过程中，任何违规行为或决策失误

都必须严肃追责。这不仅是对决策执行过程的监督，也是对决策人员的责任约束。企业应将“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执行情况纳入领导人员的考核评价体系，将其作为选拔、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通过严格的责任追究，形成监督与制约的闭环，确保决策顺利执行。

四、结语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是国有企业管理的重要基石，对规范企业决策行为、提升决策科学性、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在制度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制度机制不完善、与实际结合不紧密、决策过程规范性不足和监督不到位等问题，但通过采取针对性措施，这些问题有望得到有效解决。未来，国有企业应进一步提高对“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重视程度，将其作为企业治理的核心内容来抓，不断优化制度设计，加强执行力度，强化监督问责，形成长效机制，确保“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在国有企业运营中发挥最大效能，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黄园园

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机密性、专业性都比较强的工作，做好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是企业高效运行及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往往受到多项因素的影响，如管理观念、管理资金、管理人员等，所以当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企业档案管理人员需要端正态度，积极面对问题，努力研究问题的解决对策，从而不断提升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的大力发展。

一、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概述

企业的档案管理指的是对企业的档案信息进行系统的、规范的、科学的管理和运行的工作。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能够有效地满足企业在生产经营、科学决策、权益保障等方面的需要，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企业档案管理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纸质档案管理模式，另一种是电子档案管理模式。在传统的档案管理工作中，纸质管理为主要模式。然而，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档案逐渐成为了企业档案管理的重要模式。相比于传统的纸质档案，电子档案在多个方面都具有优势，如存储空间比较充足、信息检索比较方便、数据比较方便共享等，所以能够大力推动档案管理的高效运行，同时能够大力提高档案信息的准确度。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信息化时代。在信息化时代下，档案管理人员需要合理处理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两种管理模式。企业档案管理工作通常是在当地的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监督指导下进行的，在企业档案管理工作进行的过程中，企业通常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内部档案管理制度和方案，如档案信息收集制度、档案信息查阅制度、档案信息共享制度等。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开展的目标是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有力支持，满足生产经营者对档案信息的需求。

二、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档案管理意识通常比较淡薄

档案管理意识比较淡薄是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大问题。在部分企业中，企业领导对档案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从战略高度上去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其在思想上认为企业的档案管理工作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关系不大，对档案管理工作不够重视。

（二）档案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成效。当前，部分企业的档案管理人员素质往往参差不齐，现有的档案管理人员，很多都是半路出家，要么学历层次比较低，要么知识结构不合理，通常都缺乏现代档案管理知识和技能，很难满足现代企业对于档案管理人员的需求。

（三）档案管理没有做到规范有序

企业档案管理没有做到规范有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档案分类不够合理，并且不同档案保管期限的划分也不够准确。在部分企业中，存在档案应该归档但实际却未归档的情况；第二，档案整理不够规范。在档案整理不规范方面，在企业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包括机构划分不准确、档案号不规范、案卷标题不规范等；第三，档案管理的硬件设施不符合要求。部分企业虽然在企业内部设置了专门的档案室，专门用于档案的保存，但是所设置的档案室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如没有设置除湿器、防盗门窗、干湿温度计等。

（四）档案管理与服务存在脱节现象

档案管理与服务存在脱节现象是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又一大问题。档案管理与服务存在脱节现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档案资源比较匮乏。部分企业比较注重基建、设备等档案的收集，但对与业务相关的档案收集却不够重视，进而影响了企业档案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第二，档案资源存在流失的情况。受历史、保管等因素的影响，企业中的部分档案存在断代和流失的情况；第三，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不足。在部分企业中，比较重视档案信息资源的“藏”，但却往往忽视档案信息资源的“用”，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严重不足，使得档案信息资源处于闲置的状态。

三、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提升相关人员管理意识

提升相关人员的管理意识是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一项解决对策。提升相关人员的管理意识，就需要负责档案管理的行政部门加大对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宣传力度和检查力度，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使企业的相关人员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做好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进而为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支持；通过加大检查力度，使企业的相关人员在企业内部加大对档案管理工作的指导力度，确保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高效进行。其他部门的人员往往由本职工作要做，时间和精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很难顾及档案管理

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质效就很难有保证。

（二）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建设

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是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另一项解决对策。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就需要健全档案收集制度、创新档案收集手段，以创新档案收集方式为例，可以采用事前监控收发文件与登门收集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做到广泛收集和重点收集相结合；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就需要不断拓宽、加深档案工作领域。在企业现有档案的基础上，档案管理人员需要广泛收集一切对企业生产经营有价值的档案资料，这个过程中，既要注意收集纸质的档案资料，也要注意收集电子的档案资料，从而使企业的档案资源不断地得到丰富。

（三）提高档案现代管理水平

提高档案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是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另一项解决对策。提升档案管理的现代化水平，需要规范档案整理工作，档案管理人员需要按照新的档案分类和管理标准对企业的各类档案进行分类、编目；提升档案管理的现代化水平，需要提升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企业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使企业的档案管理水平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四）建设企业智慧档案库房

建设企业智慧档案库房是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另一项解决对策。在智慧档案库房中，往往会采用密集架、智能存储柜等先进设备，档案管理人员在充分利用这些先进设备的同时，会大力结合自动化的存储管理系统来实现档案的高密度存储。另外，在智慧档案库房中，往往会建立档案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包括档案的名称、编号、分类等信息，从而方便用户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快速检索，如分类、关键词、时间范围等。除此之外，在智慧档案库房中，往往配备了先进的档案数字化设备，其能够将企业的纸质档案快速转化为电子档案，该种类型的电子档案不仅存储空间小，而且支持Word、PDF、图片等多种格式，以方便用户根据实际需求对档案进行编辑、打印或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有效提升了档案的利用价值和利用效率。

（五）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素质

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是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又一项解决对策。企业需要加强对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在培训正式开始之前需要加强对培训活动的宣传力度，以增强档案管理人员参与的积极性；在培训的过程中，需

要精心安排培训内容，以确保培训能够取得实效；在培训完成之后，需要对参与培训的档案管理人员进行考核以巩固培训成效。培训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采用线上的方式，也可以采用线下的方式；既可以采用邀请档案管理专家到企业进行培训的方式，也可以采用企业档案管理人员外出学习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使企业档案管理人员掌握的现代档案管理知识愈来愈丰富、掌握的现代档案管理技能愈来愈多，从而使企业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得到大力提升，为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打好良好基础。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做好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企业经营者的决策提供有效依据，进而促进企业的大力发展。当前，受历史、资金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档案管理工作还存在档案管理意识通常比较淡薄、档案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档案管理没有做到规范有序、档案管理与服务存在脱节现象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提升相关人员管理意识、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提高档案现代管理水平、建设企业智慧档案库房、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素质等措施予以解决。

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问题及对策

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杨倩倩

一、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存在的问题

（一）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创新意识不足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重点难点在于找准两者的契合点，将党建融入业务发展的各个环节，使党建发挥着对业务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但由于部分国企员工政治站位不够高、思想认识不够足，片面认为党建工作就是党建部门的事情，是独立于业务工作以外的专项工作，对于党建“旗帜领航”作用发挥没有深入思考，长此以往形成了“重业务、轻党建”的问题，导致在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的融合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不能有效找准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契合点，难以根据不同的业务、不同的发展阶段创新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方式，导致党建工作与业务的融合难以落到实处。此外，部分业务人员对党建的了解不够，党建人员对业务的把握不足，使得党建工作与业务的融合缺乏协同性，融合的内容、方法及契合点存在偏差。

（二）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路径较为单一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业务的融合必须从实际出发，结合新时代党建要求、国有企业业务发展特征等综合统筹，创新党建工作模式及其与业务融合的路径，如此才能使党建工作高效发挥赋能业务发展作用。然而部分国企在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的融合过程中拘泥于传统的方法手段，党建工作缺乏鲜明的品牌特色与时代生机，业务发展既难以迎合市场变化的需求也不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例如，一些国企往往在明确业务发展战略之后，才尝试将党建工作融入其中以促进业务的发展，导致党建工作对业务的引领与推进存在滞后性，两者的融合实效明显不足。

（三）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制度不健全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业务的融合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且动态发展的工作，既需要党建部门统筹推进，也需要业务人员积极配合，同时还需要办公室、纪检等部门的全力支持。在实际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中，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党建部门、业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不畅、协同配合不足等问题，造成党建与业务难以实现一体化管理。究其原因，是国有企业缺乏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有效制度，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执行、约束、监管、考核和

激励等制度不完善，导致两者融合的动力不足。

二、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策略

（一）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创新意识

国有企业必须加强组织建设，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党建工作牢牢把握好企业经营发展的正确道路与方向，持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牢记“国之大者”。只有如此，国有企业才能深刻把握党建工作的要义和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找准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契合点，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深入研究党建工作与业务的融合策略，提升党建工作对业务的凝聚力。同时，国有企业应全面落实“党建入章”“交叉任职”等党的领导机制，明晰单位与董事会、经理层在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中的权责，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组织优势，以组织优势赋能业务优势，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的“共同规划、共同部署、共同推进”，使党建工作对业务发展发挥出强大的引领作用，让党员干部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心骨”“顶梁柱”，以党建工作水平带动业务水平的提升，以业务成效检验党建工作的实效。

（二）加强品牌建设，拓展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发展路径

通过打造具有国有企业特色的支部品牌，能够有效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形成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的“同频共振”，促进两者持续性、深入性融合。首先，国有企业应当以企业战略发展目标与核心业务为导向，将支部品牌建设纳入战略规划之中，根据业务需求，结合各支部所在的部门及特点，如“党建+经营”“党建+环境”“党建+生产”“党建+研发”等，找准党建工作与业务之间的契合点，提炼各支部的品牌名称，如“匠心堡垒（生产部门）”“生态防线

（环保部门）”“创新阵地（研发部门）”“市场先锋（营销部门）”等，并明确品牌价值主张与渠道通路。为了保证品牌价值的有效实现，国有企业应对品牌建设切实做到常抓、细抓、狠抓，要求各支部党员从品牌价值出发，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更好引导企业员工积极投入业务之中，敢于拼搏、勇于担当、推进创新，在党建工作的有力引领下推动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三）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提升党建与业务融合的保障能力

首先，国有企业应建立党建工作与改革发展同步规划、协同推进机制，确保党的领导全面渗透至企业治理的各个环节，覆盖业务运行的全过程。将党建

工作和业务的融合纳入战略发展目标及规划当中，制定两者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责任清单、实施方案，从企业战略高度上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的深度融合。其次，国有企业要持续完善党建工作和业务发展的管理制度，明确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中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责任分配、部门协同方案、信息管理机制、考核方法、激励机制、反馈机制、问责机制等，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在企业中形成全过程推进、全方位控制、全员参与且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良好局面，如在岗位竞聘、评优推先中，将具有丰富党建工作经验作为加分项，从源头上激励员工注重参与到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之中，提升企业发展效能。最后，国有企业应夯实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文化根基，将红色精神、模范事迹、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等相关的内容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并通过宣传、讲座、举办活动等渠道强化员工的责任感、归属感、价值感，提升员工干劲，形成党建工作与业务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整合各类资源，营造党建与业务的融合环境

所谓“环境”，即某主体存在于发展依赖的所有外部客观条件，其会对人的价值观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与业务融合需要营造有利的环境。建议国有企业从特色党建项目出发，运用信息化、数字化及智能化等技术，搭建综合性的学习平台，将党员教育与员工业务培训有机融合起来，一方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廉洁教育、榜样事迹教育、红色教育、党务理论知识、党建实践教育活动等，构建完善的党建课程体系。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应从业务运营、创新发展出发，瞄准开展业务提质增效过程中所需的思想、精神、观念以及其他个人特征，将其与党建结合起来，培养全体党员开拓进取、勇于尝试、克服困难、团结协作等精神以及改革意识、创新意识、责任意识等，从而通过政治认同、思想认同、业务认同、发展认同，为党建与业务的融合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还可运用传统媒体、新兴媒体、网络自媒体等多样性工具，积极宣传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思想与方法，引导全体员工自觉地参与到党建与业务融合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党建与业务融合能力

加强相关人才的选拔、培养与运用，将党建人才队伍与业务人才队伍有效整合，是国有企业推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的基础。一是优化人才选拔机制，建立健全党管人才体系，完善人才选拔机制，对标政治标准、业务需求，在人

才选拔时进行综合考量，真正选拔出政治素养好、业务能力强，创新融合意识较高的复合型人才，为党建和业务的持续深入融合提供最根本的人才保障。二是加强对人才的培养，构建人才培育体系，完善各层级人才培育课程，着力加强党建人才、创新人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并注重人才的思想政治素养的培育，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党建与业务工作的需要。三是合理配置人才，坚持“任人唯贤、人尽其才”，鼓励有能力、有魄力且思想政治素养较高的人才到一线岗位上历练，在国有企业创新研发、市场开拓、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

三、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是必然趋势，关系着国有企业是否能够在党的领导下稳健经营与高质量发展。因此，国有企业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认真审视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的需求，制定合理的融合目标与流程，通过组织建设、品牌建设与制度建设持续推动党建工作和业务实现有机融合，助力国有企业提升竞争能力与发展能力。

新形势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常见问题与解决对策

卢世勇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是凝聚队伍共识、筑牢思想根基、服务中心大局的生命线。新形势下，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对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使其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待破解的常见问题。因此，精准识别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据此探索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与优化对策，对于增强工作的时代感与针对性，巩固思想阵地，激发内生动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新形势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常见问题

（一）工作深度不足，难以触及思想根源

其一，当前，部分基层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深度挖掘和根源性剖析上存在明显短板。其工作表现往往停留于表面化的理论宣讲和政策传达，满足于完成“规定动作”，未能有效深入到教育对象复杂多元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深处。对于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许多解读工作仍局限于文本的简单复述和要点归纳，缺乏结合具体实践、社会现实与个体关切的深入阐释与逻辑推演。其二，不少基层单位仍过度依赖会议、报告、文件学习等传统形式，这些载体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其吸引力和感染力已经大打折扣。对于新生代党员和员工的思想特点、接受习惯、心理需求缺乏精准把握，未能有效运用现代传播手段和互动式、体验式、研讨式等新型教育方法。当工作方式缺乏吸引力，教育内容便如同隔靴搔痒，难以突破受众的心理防御机制，更谈不上触及并解决其深层次的思想困惑、价值迷茫与认知偏差[1]。

（二）评估机制不健全，影响成效反馈与改进

第一，许多评估过度依赖简单的量化统计，例如单纯统计学习次数、参与人数、心得体会提交篇数等表面数据。这种机械化的量化考核虽然便于操作和比较，却难以真实反映思想政治工作在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提升认识、激发动力等方面的深层效果。与此同时，能够深刻反映工作质效的定性评价，如人员思想动态的实际变化、队伍精神面貌的改善程度、工作积极性创造性的提升等，却因难以量化和标准化而常常被忽视或边缘化。无法全面、客观、深刻地揭示工作的实际成效与真正短板。第二，评估的最终目的并非仅仅形成一份结论性的报告，而是为诊断问题、明确方向，并据此实施必要的奖惩，推动问题

的有效整改。然而，许多基层组织在投入资源完成评估后，往往将评估报告束之高阁，未能建立起与评估结果紧密挂钩的、刚性的奖惩措施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于评估中发现的问题，缺乏强有力的跟踪督办机制，导致整改要求停留在纸面，整改行动迟缓，老问题反复出现，新隐患不断累积[2]。

（三）形式较为单一，削弱了教育的吸引力与覆盖面

部分基层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有趋于固定化与程式化之势。其典型表现是过度依赖于开会、读报、学文件等传统集体学习形式。这类方式固然是必要的基础，但若近乎成为唯一途径，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教育过程显得刻板与沉闷。内容的传递往往停留在表面宣读与简单转述，缺乏对理论内核与现实逻辑的深入剖析，未能将抽象的政策方针与单位的具体实践、员工的工作生活以及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进行有效衔接与生动阐释。

二、新形势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解决对策

（一）增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深度

第一，深化理论武装。基层党组织需超越定期的、常规化的政治理论学习，着力构建系统化、常态化的深度研学机制。通过专题研讨、理论辅导、案例剖析等形式，引导党员和员工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所蕴含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关键在于强化学思用贯通，将理论学习与研判市场趋势、破解生产经营瓶颈、推动技术创新等具体实践紧密关联，促使员工主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从而巩固党对企业的政治引领，确保企业发展航向正确，实现理论认知向实践能力的深度转化。第二，强化价值引领。要加大宣传力度，但需超越简单的信息传递，致力于构建打动人心的榜样叙事体系。综合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并非单向灌输，而是通过深入挖掘、生动讲述企业内涌现的先进典型事迹，引发广大员工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第三，创新实践载体。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日常运营及员工精神世界深度融合。精心设计并常态化开展党员示范岗、技能比武、志愿服务、文艺汇演等多元实践活动，赋予这些活动明确的思想内涵与教育功能。

（二）构建完善的评估机制

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突破过去侧重单一政治理论学习的局限，转向多维度、全方位的综合评价。具体而言，应涵盖个体层面与组织层面的双重考量。在个体层面，需评估员工思想觉悟的提升程度、业务能力的协同进步、道德品质的实际表现以及责任担当的具体行为。在组织层面，则要考察基层党组

织结构的运行效率与灵活性、制度建设的科学性与执行力、以及廉政建设的严密性与实效性。与此同时，针对思想政治工作活动本身也需要进行评估，包括活动方案设计的创新性与针对性、实施过程的规范性与有效性、以及党员和员工的参与广度与深度。更为关键的是将定性描述与定量数据有机融合，例如，将思想动态问卷调查、理论学习测试成绩、实践活动参与率、先进事迹涌现数量、群众评议反馈等量化数据，与日常行为观察、谈心谈话记录、专题组织生活会质量等定性分析相结合。通过这种“软硬指标”兼收并蓄的方式，所形成的分析结论将更具说服力与参考价值，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成效与薄弱环节。

（三）丰富教育形式

其一，深度融入现代信息技术，拓展网络思政新阵地。基层党组织应充分运用互联网与移动终端平台，将党的先进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图文、音频、短视频等生动形式。例如，策划制作主题鲜明、形式生动的短视频，解读政策理论，讲述先进事迹，能够有效增强内容的趣味性与渗透力，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4]。其二，应积极推动互动式、体验式学习，强化参与感与认同度。除了线上载体，线下活动同样需要创新形式。可以组织主题辩论、情景模拟、案例研讨、实地践学等互动环节，引导参与者从被动听讲到主动思考、积极表达。通过角色扮演、红色基地参观、与劳模座谈等形式，让员工在亲身体验中深化对理论的理解，感受价值观的现实意义，从而有效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积极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优化队伍整体结构。基层组织应主动加强与党校、高校、专业研究机构及优质培训平台的战略协作，建立常态化的人才交流与引进机制。重点吸纳具备扎实理论功底、熟悉现代信息传播规律、富有开拓精神的青年人才充实到党务工作队伍中。在此基础上，强化对现有党务人员的持续培养与能力赋能。建立健全常态化、制度化的学习机制，鼓励并督促党务工作者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深刻领会中央精神，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同时，要紧密结合时代发展，重点强化其对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新媒体运营等现代技术的掌握水平。通过专项培训、实战演练等方式，确保他们能够熟练运用这些先进工具，精准把握党员与群众的思想动态，实现党的方针政策的高效、生动传播，从而提升思想引导的针对性与实效

性。与此同时，完善科学的考核评价与激励保障机制至关重要。要建立以工作实绩和群众评价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明确将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技术应用能力、理论学习成果等纳入关键指标[5]。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工作深度不足、评估机制不健全及形式单一等常见问题，制约其功能的充分发挥。为此，通过深化理论武装、强化价值引领、创新实践载体以增强工作深度；构建涵盖多维度指标、定性定量结合的科学评估反馈机制；并积极融合现代信息技术与互动体验模式，丰富教育形式。从而将有效提升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感染力与实效性，为夯实思想基础、凝聚发展共识提供坚实保障。

以系统观念推进国企党建质量整体跃升

中国移动陕西公司课题组

党的大会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是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是从新的实际出发，在思想和工作方法上作出的新概括、新提升。新时代，国有企业实现党建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党建独特优势，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运用系统思维。

坚持系统观念的基本逻辑和价值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若干要素构成，兼具稳定结构与特定功能的复杂系统。坚持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和科学方法论，要求我们必须摒弃零散化、孤立化、片面化的思维模式，以系统、联系、全面、发展的视角认识事物本质、破解实践难题。这一方法论同样适用于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一项涉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监督建设等多维度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系统观念进行统筹谋划，以实现各要素协同发力、各环节有机衔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围绕运用系统观念治国理政、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将系统观念的方法论价值提升到新高度，为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环节的系统工程，需牢牢把握系统观念的核心要义，加强对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监督建设等各领域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把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不断引向深入，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政治保障。

系统观念是提升国企党建质量的重要方法

系统观念是立足系统整体论、以解决复杂问题为导向的科学方法论。推动国有企业党建质量整体跃升，必须把系统观念的内在规律和实践要求贯穿于党建工作的全过程。

从实践看，国有企业党建既具有党建工作的普遍性规律，又具有鲜明的行业属性和企业特征，政治性、政策性、实践性、融合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并存，

决定了党建工作须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

从目标看，国有企业党建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先做好系统规划设计，再激活各方资源力量，真正把党建工作打造成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核心优势，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根本落脚点。

从问题看，当前一些国企党建工作存在的碎片化、形式化、体系意识不强等问题，本质上源于对党建系统性、整体性认识不足。只有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才能不断夯实党建基础、提升党建质量，推动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以系统观念构建国企党建质量提升系统模型

提升国有企业党建质量，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把党建工作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统筹推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可划分为管理、组织、制度、宣教、融合五个子系统，分别对应领导力、凝聚力、保障力、穿透力和执行力。

构建管理子系统，全面提升领导力。围绕压实党建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健全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上下贯通联动的管理体系，优化党建职能设置，明确各层级、各部门职责边界，推动党的建设“5+2”内容一体化谋划、一体化推进，确保党建工作方向清晰、运转高效、责任到位。

构建组织子系统，全面提升凝聚力。着眼织密建强基层党组织体系，坚持“四同步”“四对接”，动态优化党组织设置，推动组织覆盖与业务布局同步延伸。突出“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工作导向，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党组织在凝聚人心、服务中心、攻坚克难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构建制度子系统，全面提升保障力。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系统梳理党建制度体系并加以完善，推动制度立改废释并举，增强制度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执行性。统筹衔接党建制度与企业治理制度，强化制度执行刚性，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构建宣教子系统，全面提升穿透力。把学习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学习教育机制，增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统筹思想政治工作、主题宣传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拥护、行动上紧紧跟进，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见行见效。

构建融合子系统，全面提升执行力。坚持党建工作与企业改革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职责定位，推动体制机制深度融合。围绕生产经营中心任务深化党员实践活动，完善党建责任制考评，把党建引领改革发展、服务中心工作的实际成效作为重要评价内容，推动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以系统观念推进企业党建质量提升的实践

中国移动陕西公司全面坚持系统观念，切实把推进企业党建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谋划，以实现党建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陕耀”党建品牌升级为抓手，系统构建管理、组织、制度、宣教、融合五大子系统，形成了载体创新、运行高效的党建工作体系，有力推动中国移动“高标党建”工作格局在陕西落地见效。

完善领导体制，优化党建管理架构，打造政治引领体系。明确党组织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建工作要求，明确公司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明确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以及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使党组织成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牢牢把握“央企姓党”的政治属性，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政治定位，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持续提高政治能力。全面优化党建管理职能体制，明确职责分工，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形成主体明晰、责任压实、衔接顺畅的党建工作运行机制。

规范组织流程，优化基层组织架构，打造标准建设体系。加强组织有效覆盖，严格落实“四同步、四对接”要求，织密建强基层党组织体系，全省共设立基层党委11个、党总支及党支部267个，实现党组织100%覆盖；全省网格100%配备党建指导员，真正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员。突出“大抓基层、大抓支部”导向，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同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按照《中国移动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打造结构合理、精力充沛的人才“雁阵”。严格党员发展，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科学合理制定党员发展计划，注重从一线网格、高知识群体中发展党员。

健全运行机制，优化制度保障体系，打造依规治党体系。完善学习制度，

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构建“重学习、重部署、重落实、重帮扶、重监督”的“五重”工作机制；深化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建立列席下级和省市联学制度，发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作用。规范组织生活制度，完善民主生活会、双重组织生活、“三会一课”等制度。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一书、一单、一报告、一述职、一考核、一约谈、一问责”体系为抓手，构建责任层层传导的落实机制。健全完善监督体系及机制，印发《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则》《信息共享工作实施细则》等制度，推动党内监督与公司治理监督贯通融合，切实做好“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工作。

创新宣教方式，优化宣传教育矩阵，打造理论传播体系。建立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理论学习矩阵，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见行见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聚焦网络阵地、线下阵地、群发端口三类阵地，健全管理机制、夯实管理责任。组建“陕耀”宣讲队，组织各级党组织书记、班子成员，带领229名宣讲队员深入基层一线，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红色通信精神、实践经验亮点等内容开展宣讲。体系化构建“荣誉金字塔”，从“内部与外部、个人与组织、党团与业务”多维度统筹梳理荣誉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标先进、争创一流，切实增强荣誉感与获得感。

深化融合作用，优化党业协同机制，打造高效执行体系。把牢党委决策把关作用，完善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事项清单，凡属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必须经党委前置研究，确保企业发展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创新党业融合载体，深入推进“领题破题合力攻坚”活动，按照“四必须、两优先”原则为网格配备党建指导员，以党建力量赋能基层发展。强化巡视整改保障作用，紧扣反馈意见和集团党组整改落实方案，推进自查整改，集中整改任务100%如期完成、中长期整改有序推进，以整改实效夯实融合基础。健全党建经营“双考评”机制，将党建工作纳入绩效考核，通过过程考核、结果考评、成效考察全面评价党建引领发展实效，推动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中国移动陕西公司的实践证明，系统观念有利于党建工作实现体系化、显性化、融合化，从而推进国企党建质量全面提升。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从健全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五方面，对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作出部署。上述重要部署，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为系统化提升国企党建质

量指明了方向。下一步，中国移动陕西公司将严格遵循总书记重要部署，继续加强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不断推动国企党建质量实现整体跃升。

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镇平县中医院侯豪

伴随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力度加大，公立医院面临转型发展的黄金期与攻坚期，人力资源作为公立医院运营的核心支撑要素，构成医院开展诊疗、教学及科研工作的根本依托。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可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动力、自主决策能力和创新意识，增强医院管理效率与医疗服务质量。现有公立医院体系在人力资源管理环节普遍存在明显缺陷，显著拖累了医院的整体进步，进而拖慢了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步伐。全面探讨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突出矛盾，提出可行的实施路径，蕴含关键的实用意义。

一、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特征

就团队构成而言，公立医院员工数量庞大，各专业岗位划分细致，主要由医疗团队、护理人员、医技工作者、行政及后勤保障人员组成。医院的核心团队由医护工作者组成，提供患者的临床服务，既要求精湛技艺又需优秀职业品质。鉴于医学科技的日新月异，医疗卫生机构对学历层次高、职称等级高、综合素质强的专业人才需求不断扩大，医疗从业者的知识层次与教育水平稳步上升。就管理模式而言，公立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尚未彻底去除行政化色彩，受固有管理体制的掣肘，某些医院的人力管理职能集中基础层面，工作重心多放在人员录用、报酬核算、档案保管等操作性事务上，忽视人力资源的战略性配置、潜能挖掘及高效运用。上级主管部门对医院人事管理干预现象突出，自主裁量及变通余地较小。就收入分配而言，公立医院普遍采用职称、职务与工龄相结合的薪酬核定方式，同实际工作效果和投入力度脱节，虽然这种薪酬安排保证了收入的相对恒定，却无法有效落实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对工作热情的促进作用有限。部门间及职位间的收入差距有失公允，进而削弱了员工的工作动力，围绕医疗人才培育，公立医院普遍将职工继续教育作为重点工作内容，然而培训项目往往与临床实践需求存在偏差，培养重点多放在技术能力层面，在培养员工的管理、沟通及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上投入不足，培训支持力度参差不齐，重要科室及主力员工培训频次占优，普通岗位的培训资源配置不足。

二、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核心问题

（一）人才结构与岗位适配失衡

医务人员结构失衡成为公立医院管理的突出矛盾，按专业类别分析，临床科室的医务人员数量达标，但公共卫生体系、预防保健及康复医学领域人才匮乏现象明显。鉴于民众对健康管理的关注度攀升，上述科室的患者就诊量不断上涨，专业人才匮乏造成服务供给跟不上群众需要。就职称级别而言，高级职称医务人员多集中于大型公立医疗机构及城市医院，基层和边远地区医疗机构高职称占比偏低，初级职称所占比例过高，形成高级职称扎堆而初级人员过剩的人员构成，对医院未来发展形成制约。就年龄分布而言，某些公立医院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中年技术骨干占比偏低，资深员工占比过高，缺少变革活力与成长潜力。

专业岗位匹配度低下会明显影响医疗机构运营水平，个别人员的专业资质未达到岗位基准，导致业务处理延迟，医护差错高发，医疗工作者在沟通技巧方面存在短板，与患者交流效果欠佳，造成患者就诊体验下降；护士操作不合规，职位安排欠妥，存在职责界定不明、权力归属模糊的问题，导致某些职责既存在空白区域又存在交叉地带，造成人工投入冗余。

（二）管理机制与激励效能不足

不健全的管理机制是阻碍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高的关键原因，HR职能定位存在模糊地带，战略视野与整合思维薄弱，对医院发展所需的人力支撑作用有限。现阶段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尚未脱离传统人事管理的范畴，尚未建立科学的人才规划、发展及激励机制。考评机制存在疏漏，考核要素设计欠科学，对诊疗数量、营收效益等量化维度过度倾斜，反而忽视了医疗质量、服务水平和患者满意度等关键方面；考核过程中公平公正原则落实不到位，员工待遇提升与考核评价脱节明显，造成考核工作徒具形式，对员工的激励作用不明显。

激励机制缺乏直接制约了员工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收入激励维度，公立医疗机构的薪资水平调整空间有限，与业绩表现和付出脱钩，与员工价值体现脱节，工资分配呈现一刀切特征，导致工作驱动力下降。除薪资外激励维度，医务人员获得的工作支持相对有限，既无明确的晋升阶梯，也缺少定期培训，工作人员的价值体现受限；医院文化发展也未能跟上时代步伐，职工对机构的忠诚度与群体凝聚力欠佳，从而削弱了激励力度。

（三）人才引进与留存稳定性弱

众多公立医院均存在招才引智困难的现象，高素质人才角逐激烈，主要城

市权威公立医院依靠战略地理位置、智能化医疗装置和阶梯式成长平台，集聚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但基层及偏远公立医院囿于硬件欠缺，人才引进存在明显短板，人才引入路径单一，人才入口高度依赖高校招聘与组织内推；人才招揽渠道多样性欠缺，某些紧缺领域的专业技术骨干与高端人才，普遍存在延后引进，对医院学科建设和长远发展形成阻碍；用人准入门槛设置不当，部分医院人才评价过度依赖学历职称，却疏于考察实际业务水平与职业态度，造成引进人员与工作需求脱节的现象。

稳定人才队伍始终是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薄弱环节，人才流失现象多由超负荷工作与高压环境直接驱动，医生与护士长期经受高强度职业压力，工作结束时间屡次延后，休息时段常被挤占，工作倦怠现象频发，职位上升通道狭窄、发展路径模糊促使优秀雇员离职。薪资结构、办公硬件、同事相处模式均与人员流失率密切相关，医护人员的薪酬与其工作投入在个别医院不成正比，职场环境欠佳，同事间配合度低，引发员工对机构的信任感和奉献精神减弱，人才稳定性大大下降。

三、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对策

（一）优化人才结构与岗位配置

人才结构的系统性优化直接关系到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效，须结合医院的发展路径与服务规范，设计结构合理的人才储备计划，厘清各科室及各专业的人才数量需求与专业构成，提升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及康复医学等薄弱环节的人才培养与引进水平，采取定向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的形式，分层次完善人才梯队合理性。需推动人才梯队的有序衔接，侧重发展中青年骨干力量，完善人才甄选与培育体系，为中青年梯队成员开辟多元发展通道，规避人才青黄不接。应优化职称评定体系，重构职称评定体系，破除职称晋升中的年资壁垒，侧重真实才干与成果输出，对工作能力强、业绩突出的员工给予职称认可。

提高岗位匹配效率需结合岗位体系与人员管理双向发力。要统筹岗位配置管理，清晰界定各岗位的工作内容、职权范围及资质要求，结合医院临床业务流及岗位需求，细化岗位职能边界，防范职能边界模糊及岗位重复设置；需深化员工技能鉴定与职业发展支持，结合员工的专业水平、兴趣焦点与职业蓝图，调整至契合的岗位，达成人职匹配；要构建合理的岗位轮换框架，借助岗位轮换培养员工综合技能，提升员工多维度能力及环境适应力。

（二）完善管理机制与激励体系

健全管理制度是提高公立医院人力资源效能的关键支撑。应精准把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责内涵，由事务性人事管理转向战略化人力资源管理阶段，支持其参与医院战略设计与决策实施，为医院建设输送人才资源，促进人力资源部门同各科室间的协同配合，形成协同动力。应建立标准化的绩效管理体系，优化评测维度，把临床质量、服务行为、满意度反馈及产出效率纳入考评维度，客观量化与主观评价相辅相成，提升考核流程的公平公正水平，保证考评结果的客观可靠，使绩效评估与薪资福利、职务晋升及教育培训形成联动机制，深入挖掘绩效考核的激励潜力。

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可以显著提升员工的工作热情和自主性。在薪资激励层面，要改变“一刀切”的做法，采用绩效挂钩的薪酬分配模式，按照实际工作效能及价值输出动态调整薪酬结构，实现薪酬与员工价值的正向关联；应科学划分科室及岗位的薪资层级，引导员工力争上游。从非金钱激励角度，要系统提升对员工的支持与关爱度，优化员工日常工作环境配置，缓解员工工作压力，设立明确的职业晋升阶梯，构建多层次员工培养与晋升发展体系，赋能员工实现职业价值，夯实企业文化基础，打造积极向上的工作环境，优化员工的组织归属体验与团队整合力。

（三）强化人才引进与留存保障

优化人才引进网络对缓解公立医院用人短缺现象具有积极作用，需加大高端人才招募实施力度，采取优惠政策招募高端人才，实施居住补贴、科研拨款与子女就学等保障措施，吸纳核心人才入驻。应着力加强与高等教育机构及科研院所的合作，搭建人才培养与引进中心，保障医院人才梯队建设。应多元化人才引进途径，除校招和内推两种渠道外，还能借助社会招募、专业猎聘及互联网平台等途径引入人才，强化人才引入的成效与层次，要调整人才筛选条件，重视一线工作本领与职业品格，调整过度侧重学历职称的倾向，保障引进人员胜任工作岗位。

提升人才保留措施是维护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稳定的核心要素，应优化员工的劳动条件及薪酬待遇，合理规划劳动时长，切实维护员工休息权利，减轻员工的工作心理压力，增强员工收入水平，与员工绩效产出相符，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归属感。应为员工规划清晰的职业上升空间，构建规范的升职体系，使员工对自身发展潜力有可视化的认知，完善员工培训及发展体系，不断提高员工的专业水准与综合素养，推动员工职业成长，需营造正向的工作氛

围及企业文化环境，推动内部人员的高效对话，增强员工对组织的认同与凝聚力。

四、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改进进展

（一）现有措施及实施成效

各级公立医院近期着力推进人事管理制度革新，且实现部分突破。针对医疗人才培养，不少医院积极推进与高校的联合培养机制，落实住院医师系统化培训及专科医师培养方案，系统提升医护工作者的专业水准与综合能力，医院对医护人员继续教育的支持力度明显提升，促进员工参与学术分享与进修活动，提升知识储备与眼界格局。从考核绩效角度看，多家公立医院采用平衡计分卡结合KPI的考核机制，调整了考核标准体系，把医疗质量、服务效率与患者满意度等要素纳入考评体系，增强了考核体系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考评成绩与收入增长及职级提升相绑定，切实增强了员工的干事劲头。就工资分配而言，若干公立医院实施了薪资制度革新，采用绩效挂钩的薪酬分配模式，扭转了待遇均摊局面，适当扩大了薪资级差，使收入分配更贴合员工的实际工作表现和贡献大小。部分医院采用长期激励运作机制，诸如股权激励与年终奖等措施，全面调动了员工的工作活力。针对人才引进领域，地方层面出台了针对医疗人才的激励办法，扩大了高级人才引进规模，采用组织招聘宣讲会、深化猎头协作等形式，开发了多渠道引才机制，帮助公立医院引进了一批骨干人才。

（二）现存瓶颈与改进方向

当前，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面临若干现实发展壁垒：管理模式转型滞后，一些公立医院依旧被传统管理思维禁锢，人才管理机制僵化不灵活，跟不上市场发展步伐，人才培养的实效性与针对性需要强化，教学实施与实际业务要求契合度欠佳。造成培训质量不达标，现行绩效考核体系尚存优化空间，现行考核指标未能充分体现合理性，考核公平公正原则落实不到位。

一是针对当前主要掣肘，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未来的优化路径可聚焦于以下领域，着力推进管理体制现代化，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增强公立医院在人事安排上的自主性与机动性，提升其适应市场变化的敏捷性；二是增强人才培训的针对性与实践成效，考量医院阶段性任务与员工胜任力，规划精准化培养路径，采用混合式培训策略，增强培训实效；三是改进考核管理体系，强化考核要点的科学配置，加大对考核过程的监管力度，使考核结果公正客观。

五、结束语

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是系统化的复合工程，切实牵动着医院的根基建设与未来走向。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突出症结在于岗位匹配度低、管理制度缺陷及激励措施乏力，通过人才结构优化与完善岗位匹配、管理机制，以及强化激励体系、加强人才引进与升级留存措施等方案，可切实应对相关挑战。未来，应着力推进管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加大人才培训力度，提升绩效评估水平，提高薪酬激励水平，完善数据支撑体系，从而切实增强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实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养结合需求与服务的调查研究

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指导中心李鑫

医养结合是在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健康需求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出台的一种健康促进新模式，其支撑点是“政府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家庭”一体化格局[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15分钟生活服务圈”医疗服务的主要承担机构，也是医养结合服务的主要承载医疗机构，全科医师则是医养结合工作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上海是国内率先开展医养结合试点工作的地区之一，上海市浦东新区也在全国首批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失能老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保障。上海市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以智慧技术为支撑，积极探索为老服务模式，发挥社区融合、医养康护融合等特色，打造各区综合为老服务品牌，构建了集养老、医疗、护理、健康管理、日常生活为一体的综合为老服务社区情境，极大地方便了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2]。

然而，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居民的需求多样性与提供的服务难以匹配[3-4]、居民对医养服务的认知不足，满意度不高、社区工作人员对政策认知欠缺等[5]。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旨在对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居民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者及全科医师开展调研，了解供需双方的满意度和需求，结合工作现状提出建议，以期进一步优化医养结合工作，为提升医养结合服务、促进健康老龄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于2023年9月—2024年8月进行，调查对象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全部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部分管理者、全科医师和社区居民。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者和医务人员以社区为单位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社区居民则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具体包括在就近选择的2家养老院发放纸质问卷，以及通过特定AAA群发放电子问卷。纳入标准为：医务人员需（1）在职在岗，参与家庭医生服务或医养结合工作；（2）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社区居民需（1）具有清晰的表达能力；（2）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3）不限年龄和户籍。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文献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回顾性调查，需求调查，个别访谈等方法。数据采集分别通过医养结合质控结果，现场访谈和问卷星收集途

径完成，共完成对养老工作和医养结合管理岗位人员个别访谈21人。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课题组设计了3款调查问卷，包括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服务使用和需求调查问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医养结合工作调查问卷和全科医师开展医养结合工作调查问卷。管理人员与全科医师问卷主要内容：（1）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工作时间、职称情况等；（2）医养结合工作开展情况，包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情况、医养结合工作内容；（3）医养结合政策关注程度与满意度，其中满意度采用工作描述指数法问卷（Likert五点计分法，1分：非常不同意，2分：不同意，3分：一般，4分：同意，5分：非常同意）；（4）医养结合政策问题征集。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服务使用和需求调查问卷主要内容：（1）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婚姻状况、生育情况、居住状况、健康状况、自理状况、月收入等；（2）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就医情况，包括就医内容、就医原因、就医便利程度、就医频率等；（3）对医养结合的认知情况；（4）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服务的需求。通过网络问卷和现场调查方式进行发放回收，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89份，回收问卷384份，其中有效问卷37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8.7%。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n（%）]表示，；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多因素分析采取Logistic回归分析。问卷信度采用Cronbachα系数衡量，Cronbachα达到0.7就表示可以接受，效度分析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值>0.5，Bartlett球形检验P值<0.05，表明问卷的效度好。

2.结果

2.1人口学特征

医务人员中，管理类70人、全科医师164人。管理类医务人员中，中心副主任32人，医务科长33人，医务科副科长3人，医务科干事2人；在本岗位平均工作年限为（6.84±4.67）年。全科医师从事全科工作时间平均为（14.60±8.86）年，最高为32年，最低为1年，拥有较为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者居多。有67.07%的受访全科医师签约人数超过1500人，少于1000人的仅有23人、占14.02%；10011500人的有31人、占18.9%，性别、学历情况、职称等详见表1。

本次研究中，36人（25.71%）居民通过纸质问卷调查，104人（74.29%）居

民通过问卷星调查。通过纸质问卷调查的居民平均年龄为76.64±12.72岁，75%的居民学历在小学至初中，通过电子问卷调查的居民平均年龄为43.98±15.80岁，83.64%的居民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纸质问卷比电子问卷调查的居民年龄更大，学历更低。所有接受调查的140人社区居民中，有55.86%曾在受访前一年中接受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诊疗服务，受访时大部分自感身体状况良好。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者中女性高于男性，且性别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3，P=0.03）；不同教育程度（χ2=14.44，P=0.00），不同婚姻状况（χ

2=10.27、不同生育情况（χ2=18.26，P=0.00），不同居住情况（χ2=9.14，P=0.03），不同健康状况（χ2=12.03，P=0.00），不同自理情况（χ2=10.21，P=0.01），不同生活来源（χ2=13.97，P=0.00），不同月收入情况（χ2=8.25，P=0.04），不同年龄（t=4.62，P=0.00）与是否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2管理人员和全科医师关注和满意度调查情况

2.2.1关注程度、满意度及工作机制认可度分析在政策关心方面，管理人员“非常关心”比例为55.71%，明显高于全科医师的33.54%；可见领导和管理人员对政策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医务科普通员工。在政策满意方面，管理人员“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比例为84.20%，明显高于全科医师的56.10%。在工作机制方面，管理人员有28.57%认为“一般”、没有“欠缺”相关选择，而全科医师有4.88%认为“比较欠缺”和“非常欠缺”。见图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人员认为政策不够尽如人意占前三位的分别是“医务人员保障不足”占80%，“政策完善性不足”占42.86%，“实施机制不到位”占41.43%。而对于全科医师而言的前三位分别为“经济保障不足”、占81.10%，“医务人员保障不足”、占73.78%，“政策完善性不足”、占52.44%。可以发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人员和全科医师在对政策的满意和执行保障层面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差别。在对老年人存在困难方面，管理人员认为“医疗安全”最为明显、达65.71%，全科医师则认为在“可及性”和“收费”方面最为突出、两者均为65.85%。在对医务人员存在困难方面，管理人员认为“医疗安全”最为严峻、达84.29%，全科医师则认为在“时间安排”方面最为突出、为81.71%。

2.2.2管理人员满意度分析纳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管理岗位、医养结合总体工作机制到位程度和中心辖区老年人家庭医师签约率构建多因素回归方程，结果发现，不同医养结合总体工作机制到位程度对现有医养结合满意度

的影响有统计学差异（P<0.000），见表3。医养结合总体工作机制到位，受访者对现有医养结合满意度越高。

2.2.3全科医师开展服务意愿分析当问及是否愿意开展医养结合服务时，

85.98%的受访全科医师表示愿意开展，但是还有14.02%的医师表示不愿意开展本项工作。不愿意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原因前三位分别为“医疗服务定价偏低”占29%，“工作量大”占22%，和“存在医疗风险”占18%，随后依次为“政策配套不全”占16%，“医患关系复杂”占8%，“交通不便”占6%。

全科医师签约患者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越高，全科医师开展医养结合服务意愿将提升0.74倍（P<0.05）；对现有医养结合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开展医养结合服务意愿将提升0.91倍（P<0.05），见表4。

2.3社区居民对医养结合服务使用和需求调查情况

2.3.1了解程度和关注程度分析虽然医养结合政策全面推出已经有近十年，但居民对这种新型养老方式的了解程度依然偏低。超过90%的受访者表示“没听说过”“听说过，不了解”或“通过新闻等途径，略有了解”。表示“比较了解，愿意参与”的受访者仅占8.57%。与了解情况相比，关注情况明显升高。其中“非常关心”“比较关心”占50.00%，仅有11.43%表示“不太关心”“不关心”。将社区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居住状况、健康状况、自理状况、主要生活来源、月收入作为自变量与对医养结合的了解程度和关心程度分别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性别、教育程度、居住情况、自理情况、年龄方面，了解程度存在差异（P<0.05）；在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年龄方面，关注情况存在差异（P<0.05）。

究其原因，一方面，社区居民可能没有充分理解医养结合的具体概念，对日常生活中已经接受到的相关服务缺乏认知。当被问及认为自己是否参与到医养结合之中时，仅有17.93%认为“是”，55.17%表示“否”，还有26.90%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另一方面，可能缺乏获取医养结合相关信息的渠道，了解程度较低，特别是对各种相关服务模式和内容的知晓率普遍偏低。

2.3.2社区居民需求分析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入住社区养老床位时，有36.43%的受访者回答“愿意”，63.57%的受访者回答“不愿意”。不愿意入住社区养老床位的原因前三位为环境太差（37.93%）、经济压力较大（35.86%）、离家近没必要（33.10%）。对社区居民是否愿意入住社区养老床位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越大（P<0.10），健康状况较差（P<0.10）的社区居民更不愿

意入住社区养老床位，见表5。

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选择倾向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提供就医便捷通道”占32.41%；“养老机构设置内部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和“家庭医生上门服务”均为27.59%；“养老机构与护理院并设”为10.34%。在养老机构选取因素方面，受访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最高，达74.48%。随后依次为收费标准（62.76%）、饮食情况（55.17%）、口碑（52.41%）、内部设施（46.21%）、周围环境（43.45%）和内部装修（32.41%）。

3.讨论

将本次研究内容和既往其他研究者在浦东新区针对医养结合开展的研究相比较，发现随着政策的不断深化完善，在诸多方面的调研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XX年，吕鹏飞等[6]开展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当前医养结合服务现状的满意性评价研究中，医务人员对医养结合服务现状不满意之处排在前五位的为经费待遇、政策规范、考核管理、工作强度和医患关系，五个类别合计占比近70%；姚申[7]开展的医养结合模式中全科医师作用的调查和对策研究中，全科医师对医养结合政策的关注度非常关心占4.17%、比较关心占15.76%，满意度非常满意占2.17%、比较满意占24.28%，不愿意开展医养结合工作原因中“收入不高”占比98.00%。本次研究与既往研究[8]相比，从政策的关注度、满意度到经济收入的问题都得到长足的进步。说明政策和医务人员的待遇都在持续优化，但依然存在待改进内容。

3．1供给侧服务匹配度有差距

近年来，虽然医养结合服务从满足老年人和家属需求增长、到医疗和社会供给能力提升上，都得到长足发展，但通过研究和文献查询发现在供给侧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匹配度问题。主要表现在老年人需求多样性[9-10]、对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范围知晓度不足[11-13]、医疗机构服务提供能力有限[14-15]、医务人员数量缺口[16]等。医养结合服务供需错位，难以满足多元化需求目前老年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且老年人群体之间的差异开始显现[17]。比如根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要求，家庭医生应定期和签约居民进行沟通、以了解居民身体状况、给予健康指导等[18]。但对于部分健康需求不强烈或曾遭受诈骗电话骚扰的居民，他们对接到家庭医生的联系会表示反感、认为受到骚扰、甚至将电话拉黑。而对于家庭医生而言，日常门诊和病房医疗、技能培训等工作任务已经颇多，上门和电话随访沟通更增加了工作负荷。本次调查中全科医师有81.71%

认为医养结合工作

“在时间安排上”存在困难。因此，依据供给侧需求提供准确、个性化、多元化服务显得十分必要。

3.2医疗费用结算欠便利

医养结合服务的收费中，不仅有医保给付的项目、也有自费项目、还涉及开具发票等内容。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尚无法实现移动支付和远程支付。因此，家庭病床等上门服务均需要老年人家属或养老院工作人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进行结算，既增加了环节流程、也增加了不便利性[19]。本研究在“开展调查问卷中对老年人而言，开展医养结合存在困难情况”汇总中反应较为突出的“可及性”“交通”“收费”问题均与此相印证。建议可以通过增加结算方式，优化便捷服务，特别是通过信息化途径给予解决。

3.3医疗执业保障不健全

医养结合服务中，医务人员除在医疗机构内进行的服务，还有诸多外出巡诊和上门服务项目。前文阐述的调查问卷对医务人员开展医养结合存在困难情况汇总中，针对“医疗安全的隐患”位居整体第一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的执业地点为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对上门医疗服务的权责范围进行规定，对上门医疗服务还缺乏合法性保障。对医务人员到养老机构进行多点执业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这对保障医务人员在医疗场所外开展医疗行为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希望能通过制度建设解决这一可能困扰医务人员开展相关工作积极性的问题。

3．4其他问题

医养结合服务中还有不少细节性尚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上门巡诊时为老年人进行血糖监测后产生的诸如针头等医疗废弃物的合理处理问题；家庭病床建床过程中医保卡被锁定，如需到医院接受治疗的解锁衔接问题；老年人体检参与率不高和提供检查项目较少情况；高速信息化发展时代，医养结合服务的智能化手段尚未充分匹配问题[20]；老年人家庭、个人和健康信息的隐私保密问题；医养结合服务如何进行标化工作量计量或与绩效考核挂钩等问题。

政策具有持续完善更新性[21]，相信随着治理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医养结合政策和落实将进一步完善，彰显人文关怀服务的更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