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篇）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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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篇）调研报告


目录


一、写作技巧


1.四川日报全媒体评论员周明华：


调研当求“深实细准效”1


2.尹双红：


调研越是走深，政绩越会向实2


二、党政机关


3.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湖北大学联合课题组：


传统产业如何焕新升级：天门市纺织服装产业调查4


4.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卢诗晴：


广西金融创新实践探索…11


5.焦作市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程铭彩：


立足“一区五城”格局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新时代背景下关于焦


作市中心城区城市更新的调研报告…19


6.联合调研组：


闽宁协作“海鱼陆养”的探索和启示…23


7.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纸房乡人民政府曹少龙：


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30


8.蒋丽蕾：


三甲综合医院分院区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与实践…33


9.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农业农村局胡倩倩：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与实践路径基于


浙江省庆元县的探索与启示…39


10.中共泗水县委党校高强：乡村振兴视域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与


经验启示以山东省泗水县为例…42


11.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向海图强畅水兴豫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河南实践与路径思考…44


三、高校


12.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帅燕：


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问题与对策研究60


13.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刘清扬：


洛阳市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66


14.郑州商学院张云鹏：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人才“回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71


15.杨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驻村第一书记角色适应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研77


16.河南科技大学程雅鑫：


新时代以基层党建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82


17.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李晓敏：


职业院校电子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分析88


18.山东省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张伟：


中职班主任在班级治理中开展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93


四、企业


19.江苏金湖民泰村镇银行华荣辉：


村镇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与对策研究95


20.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付英俊：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退出的现状、问题与对策…100


21.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分行赵立敏：


关于农业发展银行深化“五篇大文章”服务实体经济的思考以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分行为例…105


22.中信建投期货王贤伟：


广西地区铝产业链调研报告…111


23.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朱洪：


品质透明化全周期“焕新”科技赋能关于华润置地“好房子”建设


经验做法的调研报告…114


24.尹锴：


新时期中央施工企业核心文化建设的思考…119


25.中核医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赵宇：


中央企业穿透式监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124


五、医院


26.镇雄县旧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吴菊慧：


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流动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129


六、其他


27.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总书记文化思想在贵州的生动实践”课题组：“暖人文”与“乐经济”的相互交融贵州“村超”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135


28.赛迪研究院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6年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形势展望142


29.江苏省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龙海燕：


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发展的实践探索…148


30.辽宁省凌源市蔬菜花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李杨：


凌源市农业产业一体化存在问题与对策…156


31.光明日报调研组：


协调发展，且看广东“百千万”…160


32.光明日报本报调研组：


这份答卷，高分！来自乡村一线的调研165


调研当求“深实细准效”


四川日报全媒体评论员周明华


（2026年3月26日）


“十五五”时期，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者纷至沓来，必须加强调查研究。调研这活儿，易说做难深。浅了，只见浮萍不见根。为何要往深里走？正定街头摆桌问卷，


是俯身听民意；福建棚户区择酷暑而入，是躬身察疾苦。这不是作秀，是求真——脚踩泥地，方知地厚；身临其境，才知情深。政绩观一歪，调研便成“巡礼”，而“寻理”是为破题而扎根。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调研不深，怪象迭出。有的“经典路线”熟门熟路，盆景看罢，实情依旧三不知；有的“车轮调研”，隔窗察民情，端杯听汇报，凭数据论英雄；更有甚者，问卷一发，座谈一开，材料一收，便觉大功告成。这叫“虚晃一枪”，叫“调研秀”，叫隔靴搔痒。百姓心里透亮：“你们来，我们真说，你们真听吗？”这种镜头多起来，干部不真找问题，群众不找干部——两不相找，调研便成了“巡礼”的注脚。


怎样把调研走深走实走心？说到底，就三句话：真下去、真用心、真办事。真下去，无“规定动作”——走街串巷、路边“摆摊”，都是要奔着察真


问题去的。真用心，须带感情更带脑子，进民巷号民脉。真办事，调研要有回音。只听不办，是形式主义；办而见效，人才掏心。三“真”串起，调研才不虚。


毛泽东同志有个妙喻：调查如“十月怀胎”，解决问题似“一朝分娩”。没有怀胎之苦，何来分娩之果？谋划“十五五”，各地都在寻思路、定举措。可思路从何而来？它藏在山川田野的资源底数里，隐于长短板的自知之明中，更在群众急难愁盼的眉头与心间。舍此，所谓的“特色”不过是贴金的标签，而暂存的“比较优势”终成纸上谈兵。


调研这把“金钥匙”，越用越亮。求真，方能摸清实情；务实，才可破解难题；谋远，才得根基永固。深扎之处，思路如泉涌；浮表之地，决策似翻饼。调研走深，政绩向实——这是“十五五”规划的基石。盼更多干部多些“泥腿子”的沉潜，少些“看客式”的浮光。唯有脚踩大地，蓝图才不会悬在半空；唯有心贴百姓，实事才能落地生根。


调研越是走深，政绩越会向实


尹双红


（2026年3月23日）


“十五五”时期，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怎么办？全国两会上，总书记语重心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搞好调查研究是基本功。总书记同志在河北正定“骑车下乡”的故事中有启示。


上世纪80年代，一辆老式凤凰牌“二八”自行车，陪伴总书记同志跑遍全县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现实中，为啥有的调研群众敬而远之，有的调研人们争相倾诉？表面看是方式方法问题，实则指向根子上的政绩观导向。总书记曾一语道破：“要想得到认可就要出头露脸，最后变成出头露脸就是工作、就是政绩，这是私心杂念在作怪。”


调查研究，求的是客观实际之真。


在正定，带着工作人员在街边摆桌子，有赶集的老百姓经过，就主动递上问卷；在福建，特意安排夏日最热时前往棚户区，“就是想让大家亲身体验百姓疾苦”现场看、当面听、直接问，总书记同志始终坚持把情况摸深摸透，再想出路、谋良策。


当年，总书记来到太行山深处访贫问苦，为什么会说“如能看到真贫就值了”？正是因为看到真实状况，才会激发真实情感，发现真实问题，促进真抓实干。值就值在，跟群众坐一条板凳，交朋友、拉家常，问寒问暖、问需问计，让群众“打开天窗说亮话”。


调研是面对面，也是心交心。鞋上沾了泥土，才能感受“脚踩大地”的分量。倘若走马观花、作秀造势，没有掌握实情就决策部署，只会遇到落地梗阻。


调查研究，务的是执政为民之实。


调研搞得好不好，关键看问题解决实效。假如来时恳恳切切，走后石沉大海，只听不办，久而久之，群众也就不愿意再说心里话，觉得“说了没用不如不说”。


连家船民上岸记，正是以调研推动解决问题的范例。


无土地、无房屋、无户籍，福建连家船民终年漂泊海上。总书记同志多次


调研，下定决心解决上岸问题。房子建起来了，回访中却发现不少人又回到了船上。他再次钻进船舱，找到问题关键，对船民上岸、定居、乐业等作出系统部署。人上了岸，心也落了地，历史难题迎刃而解。


察实情，解民忧，出真绩，这是党员干部的必备素养。对资源禀赋心里有数，对长板短板了然于胸，对所思所盼时刻牵挂，推动发展、造福人民自然蹄疾步稳。


调查研究，谋的是可持续发展之策。


“一个县是不是光靠一个产业去发展，要去深入调研”，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至3个优势特色突出、带动力强的主导产业，5年过渡期总产值超1.7万亿元。


“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总书记强调，各地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在确定发展思路和战略举措时注重体现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


求真、务实，越是擦亮调查研究这把“金钥匙”，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越会实打实。


传统产业如何焕新升级：天门市纺织服装产业调查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湖北大学联合课题组


（2026年3月16日）


传统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加快传统产业优化提升、转型升级，既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必然要求，直接关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近年来，湖北省天门市纺织服装产业逆势崛起，形成了棉纺、化纤纺全赛道产业生态，服装电商交易额由2021年的70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700多亿元。传统产业如何跳出“低端锁定”实现要素集聚、全产业链协同？县域经济如何打破地域界限“串珠成链”、对接全球大市场？各地如何持续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天门市，对当地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


一、天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呈现新特征


湖北省天门市是全国闻名的“棉花之乡”，棉花年产量曾16次突破百万担，创全国县级市纪录。依靠丰厚的原棉资源，天门市孕育发展起了底蕴深厚的棉纺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沿海纺织业发展迅猛。同时，因交通不便、物流效率低、市场流通不畅等原因，天门大量纺织服装经营主体和技能人才流向东南沿海，天门纺织服装产业“起早赶晚集”，转型升级滞后，发展一度陷入瓶颈，20XX年底千余家经营主体总产值仅百亿元。近年来，天门锚定打造纺织服装特色优势产业，坚持科技破局、政策引领，用较短时间实现了从低端代工为主到“智造+智销”一体化的焕新升级。


调研发现，在天门，纺织服装这个“老产业”并不是传统印象里大规模、标准化业态的模样。我们走访的一批企业，既有柔性产线同步生产多种产品、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快速切换款式材质的敏捷制造企业；也有订单排满、大量吸纳农村中老年人“手工缝制”的家庭作坊。有的企业具有轻资产、平台化、数据驱动、流量变现的互联网产业特征，实现“设计—打版—检测—直播”一小时闭环；有的企业具有体验化、定制化、知识密集、设计引领的现代服务业特征，与国际新锐设计师、艺术家推出联名款，面向全球客户隔空量体，即时生成服装版型。天门纺织服装产业既有过去传统纺织服装业的技术传承与时代印记，也有数智时代技术快速迭代、市场极大拓展、产业集群式发展的新质生产


力特征。


从要素流动看，乡情传承成为驱动要素集聚的独特纽带。天门曾经是人口流出大市。改革开放后，30多万拥有服装制衣相关技能的天门人，离开家乡到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做裁缝、开档口、办企业。这一趋势直到近些年发生转变。最近3年多时间，有10多万名天门外出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沿海产业结构调整、“东纺西移”趋势的推动，也有纺织服装市场从线下转向线上、打破地理空间限制的助力，更有技艺传承和浓烈乡情作为链接的独特纽带。调研发现，很多天门人从老一辈开始学习制衣，以制衣为主要生存手段，在30—40岁女性群体中，80%以上有过制衣相关工作经验，纺织服装的技艺传承几乎融入了每个天门人的血液，大量“创一代”、“服二代”踊跃投身服装行业。此外，大多数天门外出从业者的配偶、子女、父母仍然生活在天门，家乡始终是他们难以割舍的情感寄托和联系纽带。


从生产方式看，组织创新成为协作降本增效的基本保障。选择与产业发展现状高度适配的组织方式及生产模式，是推动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天门服装企业没有一味走自动化生产、“黑灯工厂”的路子，大部分企业采用“总部入园区、分厂到乡镇、车间进农家”的三级协作生产组织方式。园区总部负责规划布局、开发设计、质量把控，满足企业“一站式”运营需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展体系；乡镇分厂利用存量设施承接标准化订单，实现区域产能协同联动，有力提升生产效率；农家车间整合闲置农房开办家庭作坊。我们调研的某服装企业在周边5个县市的乡镇开设了47家卫星工厂，园区总部根据销量实时调整生产计划，再将服装拆解为领口、袖口等标准化部件，分解到乡镇分厂、农家车间分工制作，最后集中组装，不仅让爆款产品量产周期缩短40%，降低了企业综合成本，还吸纳了大量就业，繁荣了地方经济。


从市场拓展看，电商平台成为拓展市场空间的重要途径。天门传统的商贸批发、零售门店等线下销售渠道以零散、低端分布为特征。调研发现，如今的天门拥有服装领域几乎所有电商新业态，电商平台注册店铺数量超1.3万家，在泰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地建有海外仓，每天有超300万件服装从天门发往全国各地，有超80万件服装发往海外。我们走访的很多企业，听到见到最多的，都是与TEMU、TikTokShop、希音等跨境电商平台的紧密合作，直播间里的实时跨境订单，海外仓中整齐叠放的“天门制造”成衣，在这种“人人皆可直播、家家皆可外贸”的浓厚氛围中，“天门服装”让我们耳目一新。我们调研的一家


从广州迁回天门的服装企业，企业创始人坦言，正是以跨境电商为媒，短短几年时间企业规模从10多人发展到2000余人，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一跃成为湖北省成长最快的头部服装供应企业。


从产业生态看，人工智能赋能成为重构产业生态的核心引擎。天门纺织服装产业焕新“智变”，不是靠简单的加大投资、设备更新，而是通过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实现设计、生产、供应链、销售全链条系统性重构。调研发现，有的企业运用人工智能分析消费需求、精准定位设计方向，几秒钟就能生成多套款式方案，再通过3D试衣技术快速筛选，大大缩短了设计周期。有的企业构建柔性供应链，通过小批量多批次生产，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形成“小批量试产—数据验证—爆款复制”的新型生产模式，有效推动“以产定销”向“以销定产”转变。有的企业构建与实体生产线完全同步的“云端工厂”，算法对全球订单需求实时解析与精准响应，将首单起订量降至50件、出货周期压缩至3天，订单交付周期由3天缩短至4个小时，打造全国领先的“即需即造”快速反应体系。借助人工智能，天门服装实现了用“数据说话”替代“经验判断”，用“柔性生产”替代“批量代工”，服装企业库存周转率平均提升至年均12次，较传统模式提高3倍，有效破解了传统服装业库存积压、资金周转慢、市场反应滞后等难题。


二、县域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破局之路


调研发现，天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本质特征，就是将区域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整体产业势能，通过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的高效协同，支撑起从“织造—面辅料—成衣加工”上游生产，到“电商营销—跨境物流”下游流通，再到大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的全产业链体系。而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短短几年时间，天门是如何让流出去的产业要素重新集聚回来并且做大做强的？抓住了


什么机遇，解决了哪些问题，锚定怎样的目标，又是从何处突破，进而蹚出一


条县域传统产业蝶变升级、系统性跃升的路子？


因势利导出政策，解决“人回得来”问题。面对曾经“人才东南飞”的困境，天门没有简单地拼土地、拼税收，而是精准把握沿海产业调整与世纪疫情后乡愁情感叠加的“窗口期”，以“归雁工程”为抓手，把30多万天门人在外积累的经验、技术、市场资源转化为推动家乡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从“六贴一惠”的创业扶持到“天服贷”的金融活水，从技能培训的精准滴灌到子女入学、安居维权的全周期服务，天门构建起“引得回、干得好”的人才生态系统。


每年配套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亿元，全力帮助企业技改创新、招工用工、运营转型，吸引大规模从业者携订单、技术、管理经验回乡。面向本地纺织服装产业工人、返乡创业青年及中年转型群体，提供直播运营、短视频剪辑、跨境电商等技能培训，每年培训服装相关专业人才近3000名，推动形成返乡就业创业蓬勃发展态势。10多万名“创一代”、“服二代”的返乡，不仅是劳动力的回归，更是资本、技术、信息、商业模式的系统性回流，形成了“人回村、厂回镇、业回市”的生动局面。


筑巢引凤建平台，解决“企业留得下”问题。产业重构不仅需要产业链条的完整，更需要产业空间上的高效协同。天门跳出“遍地开花、低水平重复”的传统园区建设模式，按照“园区主导、多点协同”的思路，构建起“一核引领、多镇协同”的纺织服装产业布局。中国（天门）服装电商城总占地面积1610亩，已入驻企业260余家，整合面辅料供应、设计打版、加工生产、直播带货、智能仓储全流程，成为天门服装电商集聚发展的“主战场”；白马服装电商产业园入驻商户近400家，涵盖产业链多个环节，形成了“楼上直播、楼下发货”的即时响应场景；依托九真、岳口、皂市等乡镇存量资源，打造九真服装电商产业园、岳口电商文创城、龙腾服装小镇等特色支点，承接标准化生产和配套服务，形成“总部入园区、分厂到乡镇、车间进农家”的三级协作体系。这种“一核三镇多支点”的布局，既发挥了园区的集聚效应，又激活了乡镇的要素潜力，让产业链条在空间上契合更紧、运转更畅。目前，全市纺织服装类经营主体突破1.3万家，其中服装类经营主体达6800多家，从业人员达16万人。


延链补链强配套，解决“当地能生产”问题。产业链的完整性、协同性，直接决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当地一位负责同志回忆，天门曾经深陷“有产业无链条、有产品无配套”的窘境，90%的面辅料依赖外购，一颗纽扣、一寸布料都要从浙江、广东调配，生产周期长达半个月。面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的“卡脖子”难题，天门没有止步于承接零散加工环节，而是以“无中生有”的决心向上游突围。2021年起，天门瞄准化纤纺织新赛道，规划建设化纤纺织产业园，总投资超过150亿元，累计引进永昌、盛和、怡马、广纶、楚耀等28家企业入驻，全部达产后年产值将突破300亿元。永昌新材料从日本、德国引进国际领先设备，实现年产10万吨高性能锦纶长丝，填补了本地锦纶原料空白；三圆纺织依托永昌供应的锦纶丝，经大圆机编织产出高品质锦纶布，10余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年产能可达5万吨。2025年，锦煌、优美聚品两大绿色


印染项目成功落户，补齐了染色、后整理的产业链关键环节。至此，天门构建起从“一根丝”（化纤原料）到“一匹布”（织造印染）再到“一件衣”（成衣制造）的本地化闭环，锦纶、氨纶、涤纶年产能达150万吨，形成了“千亩园区、百亿投资、百万产能”的发展格局。


把握机遇拓市场，解决“全球销得旺”问题。产业升级的最终检验标尺是市场效益。天门精准把握从传统电商到直播电商再到跨境电商的迭代机遇，推动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数字化、国际化转型，通过与希音、TikTokShop等主流电商平台深度合作，将销售端从传统批发零售拓展至国际市场，实现“一根网线卖全球”。针对中小微企业出海门槛高的问题，天门累计投入23.6亿元完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加快海外仓全球布局，东盟、北美、日本、马来西亚等地海外仓相继投入运营，90%以上的服装企业可通过海外仓实现“破壁出海”。创新推出“跨境贸易服务直通车”机制，服务时效提升4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针对电商销售退货率高的痛点，引导企业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提供虚拟试穿体验等方式，缩小产品展示与实际穿着效果的差距，从源头降低退货率。目前，天门跨境电商日均出货超80万件，产品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百里棉乡到全球衣橱，天门服装正以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三、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的启示和思考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已不再是选做题，而是生存与发展的必答题。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切不可把传统产业一概视为‘低端产业’、‘落后产业’一退了之，否则就可能导致新旧动能断档失速、加剧结构调整阵痛”。现实中，仍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如何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怎样培育新质生产力”吃不透、把不准，有的盲目追“新”追“热”、一哄而上，有的不顾实际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有的在犹豫观望中错失时机，对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投入不足。天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实践证明，发展产业要锚定自身长板，传统产业不是包袱，而是根基、富矿。当一根纱线被赋予数字基因、一件成衣承载文化叙事、一座县城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传统的纺织服装产业便成为动态演进的产业生命体，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长点，焕发出新的发展生命力。天门传统产业的新质跃迁，关键在于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沉睡的要素、连接断裂的环节，让老产业长出新枝条、旧链条嵌入新基因，进而不断形成先进的生产力质态。在这里，新质生产力扎根于386家规模以上纺织


企业的智能化产线上，活跃于2700余家中小微企业的柔性快反车间，沉淀于每年新增1200项专利技术与工艺标准之中。


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要坚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本质是实事求是，既要跳出“模式依赖”，也要摆脱“新兴崇拜”，在新与旧的辩证关系中锚定自身坐标，找准适合当地的优势特色产业。对于将纺织服装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天门自上而下都有着清晰的认识。从产业基础看，这是当地传统产业、支柱产业，20世纪中期即形成从纺纱、织布到成衣加工的产业链条。从区位优势看，江汉平原地处湖北中部、全国地理中心，货物辐射全国的物流距离相近，具备发展电商产业的天然优势。从劳动力队伍看，拥有10多万名“创一代”、“服二代”从业者群体，“创一代”积累传统服装设计、生产、销售的丰富经验，“服二代”积极学习电商运营理念并投身实践。从社会认同看，当地普遍认同纺织服装产业是富民产业、长青产业，以从事该行业为荣。基于此，天门集中力量推进纺织服装产业优势做优、特色做特，既实现了纺织服装产业规模的壮大，又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实现“工厂上班、家门口就业”，形成“产业吸引人口—人口促进消费—消费繁荣城市”的良性循环。


传统产业并非落后产业，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焕新。传统产业不等同于落后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以科技创新打破“低端锁定”，不断孕育新质因素。近年来，纺织、机械、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普遍面临提质增效、开拓市场、节能降碳等多重压力。同时，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深度融入传统产业，在助力传统产业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用户体验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天门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机遇，将创新作为产业跃升的核心驱动力。与武汉纺织大学共建产业研究院，构建“企业点单、政府接单、院校上菜”的产学研协同机制，推动绿色印染技术突破与新材料研发。通过“传统产业+新兴技术+高端场景”的融合模式，广泛应用人工智能设计、数字孪生、物联网芯片、无人分拣等前沿技术，让生产线拥有“数字大脑”，让缝纫机连接“云端工厂”。创新链的深度嵌入，使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具备了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特征，改写了产业的技术基因。


厚植产业竞争新优势，要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融合发展。产业发展不是单打独斗，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是赢得竞争的“金钥匙”。对于县域经济而言，产业集群要形成产业链供应链紧密协作的功能性网络，不能唯大求全，要专精特


新；不能唯高端形态，要生态互补；不能唯地理集中，要功能协同。天门坚持积极补


链、错位发展，选择女装这一细分领域、电商这一销售渠道、三级协作这一生产方式，推动产业链延伸、产业集群壮大、产业生态优化，构建“织造—面辅料—成衣加工—电商营销—跨境物流”的服装电商全链条产业体系，形成了“园区主导+多点协同”的发展格局，构建了“一核引领、多镇协同”的产业布局。此外，由于纺织服装生产环节对场地、人工成本敏感，对劳动力数量需求较大，而乡镇在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具备显著优势，集成大量家庭手工作坊就成为生产环节的最优选择。纺织服装业的设计研发环节高度依赖高端专业人才与创新氛围，需要依托大城市人才集聚效应，天门纺织服装企业把设计研发中心设在广州、武汉等城市，产业链条辐射潜江、仙桃等县市，通过有效整合区域要素资源，构建“周边制造、天门网销”的联动发展机制，有力提升了产业整体竞争力。


广西金融创新实践探索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卢诗晴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金融改革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和绿色转型。广西应立足金融创新，坚定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助力广西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广西金融创新背景和使命


（一）以“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为核心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X会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为中国金融高质量服务新时代指明了鲜明正确的方向。这一具有战略前瞻性的行动蓝图，特别强调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对关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肩负着用好金融创新有力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着力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托，亟须通过跨境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方面实现制度上的创新突破，着力打造金融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创新示范高地。


（二）紧抓中央赋予广西“三大定位”历史机遇。中央赋予广西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三大定位”，为广西区域金融改革注入了强劲且持久的发展动能。在“国际大通道”建设框架下，广西率先建成中国—东盟跨境金融服务中心，创新“铁路运单+供应链金融”模式，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企业提供全链条金融服务。作为“开放发展新支点”，广西创新构建“双循环”金融服务体系，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设立面向西南中南地区的供应链金融专营机构；另一方面建立跨境金融创新“飞地经济”模式。在“一带一路”门户衔接方面，广西深化RCEP框架下的金融制度型开放，首创“跨境资产转让+本外币离岸市场”联动机制。


（三）打造更高水平的面向东盟金融开放门户。


20XX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获批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批复的第一个省级全域金融开放战略，也是唯一面向东盟的


金融开放战略。2023年，国务院印发《广西建设面向东盟金融开放门户升级版方案》（以下简称“升级版方案”），广西区域金融改革正式进入深度推进的新阶段。升级版方案提出“构建跨境产业融合金融示范区、打造绿色金融创新高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圈”等24项具体工作任务及实施举措87项。如，中马钦州市产业基地尝试“跨境资产转让双向通道”，中国—东盟国家跨境金融服务中心开业运营推动了跨境个人征信双边协定、合规管理合作等8项制度落实。升级版方案遵循“政策先行先试+重大项目牵引”双轮驱动原则，为广西沿边金融改革提供了系统的制度支持。


二、广西面临的金融瓶颈


（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金融资源在生产要素配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驱动作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包括资本市场向资金需求者直接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还包括金融中介机构间接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但目前广西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特别是融资渠道受限。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内源融资占比过高的问题，银行贷款获批率低，民间借贷利率较高，直接融资渠道狭窄，企业债发行门槛高，风险投资更青睐成长期企业。以柳州市汽车产业集群为例，大部分的零部件企业体现“设备升级贷款审核周期长达3个月”，严重阻碍了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脚步。


（二）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不足。在RCEP全面推行的大环境下，广西自贸区内企业对跨境融资需求迅猛增长。但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比，有两个问题凸显：一是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匮乏。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数据，2025年1～10月，广西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84家，同比下降9.86%。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共享存在较大的薄弱点。中国—东盟国家跨境金融业区块链平台仅包含6种商贸情景，每笔业务均值等待时间仍将近48小时，贴现成本高。


（三）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标准体系不完善。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制度供给与广西生态失衡，制度缺位、零碎化。其一，缺乏企业级碳账户，林业碳汇计量方法缺位，计量边界、基准线、额外性等核心参数不能得到东盟方法学认可，碳资产定价失效、流动性不足。其二，上市公司的ESG披露自愿性主导，缺乏硬约束、不可比、可验证性，环境外部性不能被内化到融资成本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绿色溢价不足。其三，低覆盖度和高期限错配风险的贴息、风险补偿、再贷款等财政金融工具的覆盖率低、贴息期限长、低碳企业融资占比偏小，而生态环境治理、低碳交通等新兴领域的低碳项目因风险权重偏高、收益率不明


晰等导致绿色融资缺口增大。同时，在普惠金融方面，绿色标准与小微客户的评级、抵押、贷款后管理尚不能耦合，生态价值不能转化为信用增级要素，进一步加剧融资结构性失衡。


（四）金融风险防范压力大。当前，区域金融脆弱性风险主要是多个层面交叠的结果，信贷及股权投资的隐忧需要格外重视。在信贷市场，历史扩张行为的惯性仍存，借款主体的现金流压力有所上升，还款缺口开始隐蔽，银行的信贷风险压力呈现。在资本市场，高比例的股权质押与市值波动效应相互促进。更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机构之间通过委贷、理财互融、通道业务的联系网越织越密，一旦某个环节发生波动，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


三、广西金融创新实践路径


（一）不断拓宽融资渠道。一是围绕融资痛点，将工作重心锁定重大项目、重点产业与普惠主体三大板块。重大项目资金链长、金额大，重点产业技术更新快、资产轻，普惠主体数量多、信息薄，三类场景共性难题是资金到位慢、成本高。政策设计先厘清需求差异，再匹配差异化方案。二是财政工具箱从“贴息单兵”升级为“组合方阵”。贴息降低当期利息，风险补偿覆盖未来损失，担保补贴提升信用等级，奖补资金鼓励首贷首保；股权直投、债券发行、保单增信、担保分险穿插其间，形成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直至成熟期的全周期资本链。政策创新不再“撒胡椒面”，而是集中火力撬动银行、保险、基金同步跟进，让资金加速流向关键节点。三是服务方式同步迭代。重大项目与重点产业配备“金融专家+AI顾问”双轨智囊，前者线下把脉资本路径，后者线上实时匹配信贷、债券、租赁工具；普惠主体则通过数字问卷生成融资画像，系统秒推最优产品。金融机构与招商团队同场办公，企业在立项阶段即可锁定配套资金，缩短“项目-资金”时差。四是机制运行坚持“小快灵”。实行自治区实体经济调研专班、小微企业融资协调专班双线并行，实体经济服务员下沉一线收集需求，按项目规模、风险等级分层分类推送至对口银行。政金企对接平台只保留“发单-抢单-反馈”三个按钮，企业发布需求、机构限时响应、平台自动督办，信息实时共享，堵点即报即改，形成从需求识别到资金落地的闭环管理。


“桂惠贷”政策自2021年实施以来，累计投放资金10，863.76亿元，有效缓解企业融资贵问题，但在当前经济环境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及普惠领域仍然存在融资难问题。《广西金融惠企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作为


“桂惠贷”的升级迭代政策，既填补“桂惠贷”在重大项目和产业融资中的不足，又通过“组合拳”解决单一政策工具的局限性，更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形成更可持续的金融惠企机制。要把创新落到产品上，把成本降到企业里，是当前金融工作的两大抓手。产品创新方面，可先为重大科技项目量身定制“前期贷”，让审批尚未完结、资本金尚未到位的工程提前拿到启动资金；并购贷款政策向科技企业全面敞开，为技术整合、产能扩张提供长周期、低门槛的资金通道。抵质押范围也要从传统不动产扩展到“轻资产”：专利、软件著作权、碳配额、用水指标、数字藏品等均可折算成可贷额度，通过确权、估值、登记、流转四步闭环，把沉睡权益变成流动资金。水利项目投融资则可采用“投建营一体化+水费收益权质押”的组合模式，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银行匹配中长期贷款，企业以未来水费现金流作为还款来源，实现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平衡。


（二）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枢纽。广西作为中国连接东盟国家的开放协作桥头堡，应着力打造成面向东盟的跨境金融服务枢纽，进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第一，可在RCEP协议书框架内，根据RCEP规则体系，探索本币与外币融合的账户体系革新途径。广西在自贸区首先示范本外币合一金融机构账户管理体系，完成“一套账户、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一是账户作用融合，公司可以通过单一账户解决人民币与东盟货币收付汇、外汇账户及跨境股权融资；二是管控业务流程优化，搭建“实施细则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将跨境资金审批时限缩至1个工作日；三是风险管控更新，依靠区块链应用完成跨境资金全过程追溯。第二，实施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双边产业园区跨境金融投资方式。中马钦州市产业基地，作为中马共建协议的示范园区，开辟了“两国双园”跨境投融资新思路，成功实现国内国外园区联动发展。一是搭建“双向资金池”体制，容许集团公司在海内外成员间随意配置外币存款资产；二是示范点“跨境资产转让”业务流程，促进地区银行同业业务转至新加坡金融企业，盘活资产；三是自主创新“跨境股权投资基金”方式，适用中马公司依靠QFLP股票基金双向项目投资。第三，围绕“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战略坐标。金融资源配置须锚定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沿边临港产业园区，以产业链票据、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等工具贯通供应链全周期；同步嵌入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制度框架，升级跨境结算、本外币资金池及贸易融资便利化安排，构建内外循环互促、陆海统筹联动的金融支持体系。


财政金融政策需以“桂惠贷”为支点，继续放大贴息杠杆乘数，精准滴灌小微企业，确保政策红利沿最短路径抵达实体经济毛细血管。商业银行应围绕平陆运河、沿边临港产业园、设备更新及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关键场景，构建差异化授信方案，通过银团贷款、并购融资、设备租赁等结构化工具，引导低成本资金向新质生产力集聚，同步提升资本周转效率与技术迭代速度。资本市场层面，应把握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窗口，健全上市公司常态化服务机制，发挥投行专业优势，在资产剥离、产业并购、再融资等环节提供全链条顾问，推动上市公司治理升级与价值重估。


（三）打造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部分中提到“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广西要依托独特的绿色生态资源优势，着力促进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体制改革试验区建设。


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模式，正逐渐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林业碳汇质押融资是以林业碳汇权益为质押标的物的绿色金融创新工具，通过将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可推广百色林业碳汇质押融资方式。百色市勇于尝试“林业碳汇金融业”创新模式，借助“网络资源土地确权-价值分析-质押股权融资”的一体化传动链条，把“碧水青山”变成“绿色发展理念”。


广西借助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执行三大创新工程，打造出多层面、普遍覆盖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管理体系，解决了乡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窘境，为农业农村智能化带来了强劲金融支持。


第一，推动绿色发展。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工具，促进乡村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推进减污增绿，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开发“碳汇贷”“生态修复贷”，对主粮作物实施保费补贴，对经济作物推行浮动费率。


第二，立足发展绿色金融，以“生态广西、绿色乡村”为品牌名片，积极推动“绿色金融+乡村金融”融合与耦合。一是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并举。在金融服务特色村、重点村建设方面，充分发挥环境权益、生态资产等抵押、评估、交易在绿色农业发展方面的推动作用；加快推广在碳汇收益权方面的担保价值，优先对桂林漓江流域农业生态示范区、龙脊梯田田园综合体等典型领域投放绿色信贷和优化融资模式。二是以桂林作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先导区，在增加


绿色信贷供给和服务密度的同时，加强全国率先“乡村振兴绿色债券”落地和率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贷款”投放等创新业务，培育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桂林样本”模式，为全区乃至西南地区绿色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提供样板案例借鉴。


第三，坚持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发挥“兴农惠企利民”品牌引领作用，不断丰富、延展“兴农惠企利民”乡村振兴服务圈层，形成制度和数字技术耦合的合力，着力提升农村县域金融血脉输送与腺体毛细血管输送的生态“网络”圈层建设，即建强县域、乡镇、村社三级节点。以社区支行、小微支行为物理圈层支点，在“线下网点-线上平台-场景生态”三个空间维度相互融合，以社区金融微场景深耕、深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金融驿站”，集成代办事项目录清单，将群众衣、食、住、行中生活的刚需事项，如政务办理、社保医保、生活缴费、助农购销、养老托育等高频民生需求集成至社区微生态圈层，实现便民、惠民、亲民的社区微生态圈层可持续服务闭环，不断提升普惠金融供给覆盖率、可得率、体验度，实现“金融‘活水’润乡村、普惠服务暖民心”的长效服务圈层建设长效机制。


第四，深化普惠服务。设立专项基金，推动行政村光纤网络全覆盖，依据农业生产周期和资金需求特点设计适配金融产品，提升可得性。探索“农村数字基建专项基金”等模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多层次服务体系。强化政策性金融的支柱作用，发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机构优势，重点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农田、冷链物流等乡村产业长期项目。引导商业银行服务重心下移，着力发展普惠金融。鼓励大型金融机构加强对粮食安全、种业振兴、乡村产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倾斜。


（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1.以“稳”为纲，牢牢锁定风险化解的主线。市县两级党委、政府须与金融监管部门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把融资平台债务、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融资和非法金融活动四大板块纳入同一风险图谱，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对融资平台，坚持“一市一策、一企一案”，用重组、展期、债转股等市场化手段缓释偿债高峰；对包袱沉重的中小金融机构，先行锁定资产负债表“出血点”，再通过补充资本、引入战投、合并重组等方式恢复造血功能；对房地产融资风险，实行“项目白名单+资金封闭运行”，把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嵌入风险处置流程；对非法集资、地下钱庄、虚拟货币传销等非法金融活动，公安、市


场监管、金融监管多方联动，露头即打，打财断血，坚决遏制风险外溢。守住底线不是被动防御，而是主动塑造金融生态安全边界。


2.围绕“早发现、早处置”，应对信贷类风险。要及时动态了解其经营现金流的变化，及早调整其借款结构、期限等，缩短风险暴露时间；对股权类风险，要对主要股东股权质押情况、股权质押预警线严格监测，如果出现问题需要“断腕”，将杠杆降下来，让负反馈效应终止在苗头期。而在监管层面，相应的风险监测工具也要升级，成立跨部门的风险监测信息共享数据库，实时掌握相关资金流动、风险敞口信息，同时在相应的处置机制中引入追责条款，无论每笔非正常交易最后端都应追踪责任人。


3.在市场准入端扎紧“第一道栅栏”。对股东资质、资金来源、业务模式、风控能力开展穿透式审查，杜绝“带病出生”；在持续监管端，建立“日常监测+压力测试+早期干预”的闭环，对杠杆率、关联度、流动性、舆情热度设置分级预警阈值，做到早识别、早介入、早处置；在行为监管端，把金融营销宣传、消费者保护、数据安全纳入统一执法框架，对误导销售、暴力催收、违规采集信息等乱象实行“双罚”，让机构痛到不敢再犯。问责链条同步前移，细化监管失职、渎职的认定标准，推行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形成“有风险必问责、问责必到人”的震慑效应。存量机构实施“减量提质”，对长期“空壳”“失联”以及主业空心化、风险外溢性高的主体，依法吊销牌照或引导市场出清，推动地方金融组织总量收缩、结构优化、质效提升，最终实现由被动处置风险向主动治理风险的范式转换。


4.必须盯住贷款流向。确保资金切实落到厂房、设备、原料这些与生产直接相关的环节，而不是拐弯抹角去炒股、囤地、炒房，更不能触碰国家明令禁止或限制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要做到这一点，可采取三条并行措施：其一，合同锁链。在贷款合同之外，额外签一份资金用途承诺书，列明禁止清单，并写入违约成本。企业一旦越线，担保机构、银行、财政三方同时启动追偿，补贴费用立即收回，个人征信同步受损。用白纸黑字把风险前置，比事后检查更有效。其二，资金分账。把贷款直接打进企业的监管子账户，子账户与日常结算账户分离。企业如需付款，必须提交发票、合同等凭证，经银行核验后再对外划转。这样即使企业想挪用，也过不了系统这道闸。其三，数字巡检。借助财税、电力、物流等公共数据，对企业用电量、纳税额、货运量进行交叉比对。如果发现贷款到账后用电量骤降、纳税额异常下滑，系统就自动预警，监管人


员可第一时间上门核查，把风险堵在萌芽状态。


综上，金融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引擎，为广西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广西对标“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战略布局，坚持制度型开放开路、差异化创新探路，在跨境金融高地构建、绿色金融改革推进、乡村振兴服务深化方面取得突破性改革实践，通过推动建设更高水平适应性、普惠性、安全性现代金融体系，赋能广西高质量发展，为全国沿边地区金融创新提供更多广西经验。


立足“一区五城”格局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新时代背景下关于焦作市中心城区城市更新的调研报告


焦作市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程铭彩


立足新发展阶段，为全面落实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化自然资源重大问题调研决策部署，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紧密结合地方发展实际，将“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城市更新的对策研究”列为年度重点课题，紧扣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以城市更新助力高质量发展”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紧紧围绕“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通过深入中心城区开展多轮实地调研，赴上海、深圳、重庆、郑州等先进城市考察学习，最终形成本报告，旨在为焦作市构建“一区五城”发展新格局，以及科学、有序、高效推进城市更新提供系统性、可操作的对策建议。


城市更新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制度框架系统构建，顶层设计引领彰显。全面建立高位协调机制，组建市级城市更新领导小组，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各县（市、区）同步设立工作专班，形成上下联动、横向协同的组织体系。加快完善“1+N”政策体系，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的实施意见》等纲领性文件，配套制定《焦作市中心城区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实施细则，为更新提供了规范化、法治化支撑。率先完成专项规划编制，在《焦作市中心城区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中系统部署“功能提升、山城融合、畅达交通、韧性智慧”四大更新行动，同步建立分区分类项目库，实现从宏观战略到实施落地的全过程规划指引。


实践探索多元展开，更新成效初步显现。民生短板加速补齐，通过实施美好生活提质行动，2025年打通24条“断头路”“瓶颈路”，治理城市边角地、废弃地40余万平方米；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空前，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305所，完成35所乡（镇）敬老院转型，并建成101个老年助餐示范点。工业遗存焕发新生，积极盘活“百年煤城”工业遗产，成功打造西大井“1919”文旅景区、陶三文创园等项目，实现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初步转变。产业动能持续转换，深入实施“345”创新行动，着力培育“3+13+N”重点产业链群，推动风神轮胎、中原内配等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积极布局航空航天、氢能储能等未来产业，城市产业底色正由“黑”转“绿”。


政策支持渠道拓宽，实施路径更为灵活。创新融资模式，设立专项政府性基金，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鼓励市投资集团等国有企业牵头，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更新项目。优化土地政策，在符合规划和法规前提下，允许原土地使用权人通过自主、联营、入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建设用地改造开发。实施弹性规划管理，对部分更新项目，在保障安全、消防等底线要求基础上，适度优化规划指标管控，为项目落地提供更大弹性空间。


聚焦短板破解发展瓶颈


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与先进城市经验，焦作市城市更新工作仍面临若干挑战，需在今后工作中着力改进与提升。


协同共治机制有待深化，社会参与效能需进一步激发。当前，更新工作仍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运作、社会力量与公众参与深度与广度不足。公众诉求表达与反馈机制不够畅通，“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多元共治格局尚在构建之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氛围有待进一步营造。


特色风貌塑造有待加强，核心区域引领力需持续提升。城市重点片区的风貌特色与功能能级有待进一步彰显。北部传统商业中心亟待品质升级与业态焕新；南部行政服务中心的辐射带动能力有待增强；部分区域服务中心能级偏弱，规划中的重要城市轴线尚未完全形成应有的发展带动力，对城市整体与片区发展的引领作用有待强化。


空间结构矛盾有待化解，产城融合水平需加速提高。受历史产业结构与布局影响，部分区域仍存在功能混杂、产居干扰等问题。产业园区内存量土地的低效利用现象依然存在，产业用地更新转型面临功能提升、产权整合等多重现实约束，推动空间布局整体优化与深化产城融合发展、促进职住平衡与功能复合是当前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基础功能韧性有待增强，综合服务能力需系统补强。市级大型文化、体育等高能级公共服务设施存在短板，部分基层公共服务设施覆盖水平与人均指标有待提升。中心城区路网结构与交通组织效率有优化空间，部分市政基础设施


（特别是排水防涝系统）的承载能力和安全韧性需进一步加强，以全面提升城市综合运行保障水平。


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立足焦作市实际，借鉴先进经验，以“有机更新”理念为指引，坚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探索具有焦作市特色的城市更新实施路径。


实施“美丽城区”行动，系统提升城市功能与环境品质。以城市体检为基础，精准识别设施、生态、安全等方面短板，科学制定更新项目清单与实施计划，衔接“三十工程”老旧小区改造成果，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后续提升，完善充电桩、垃圾分类站等配套设施。全面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构建贯通城乡的绿道网络体系，沿绿道有机布局休闲消费场景，打造“十五分钟生活圈”内“最美上班路、回家路、休闲路、健身路”。持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进主次干道建设和“断头路”打通，同步实施地下管网改造与排涝能力提升，增强城市基础设施韧性。加强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治，结合边角地、闲置地开展口袋公园建设与绿地开放共享，联动南水北调天河公园，打造生态宜居廊道。健全城市更新法规政策体系，探索低效用地复合利用、容积率转移等激励机制。


打造“完整社区”单元，构建宜居便捷的基层生活圈。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为标准，通过补建、置换、共享等多种方式，完善养老、托幼、便民商业等基本服务功能，重点解决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老人出行不便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鼓励在社区公共空间嵌入小型文化展廊、名人故事墙等载体，融入太极、怀药等元素，推动山阳汉文化、焦作历史名人故事等本土文化在社区层面普及传承。建设社区智慧服务平台，推动数字化赋能社区治理与服务，积极引入专业化物业管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区更新与运营，探索社区闲置资源活化利用长效机制，推动社区自我“造血”与可持续发展。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拓展“百姓文化超市”数字服务功能，扩大“艺起来市民夜校”辐射范围，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的精神食粮。


加快建设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项目，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医养结合，优化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


探索“示范片区”更新，创新共建共治的实施机制。选取具有文化代表性或更新典型性的片区作为更新示范，重点打造恩州驿古街周边片区、新华街历史街区等样板，推广“留改拆”并举的渐进式更新模式。引入“责任规划师、建筑师、评估师”联创机制，加强对示范片区的系统设计、文化挖掘与全过程指导。强化党建引领，建立“社区—网格—院落—楼栋”党员服务与居民动员机制，搭建居民、专家、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协商平台，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更新治理格局。


焕新“活力街区”场景，推动文化与产业协同复兴。加强工业遗产、历史建筑与山阳故城等汉文化遗址的整体保护与活化利用，支持在街区更新中融入


汉代建筑符号、历史名人题材等文化元素。以“绣花功夫”推进西大井、陶三文创园等示范项目建设，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深入挖掘“七大文化标识”，策划打造以“山阳汉风”“名人足迹”等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体验街区，结合南水北调文旅小镇、恩州驿古街打造文旅联动片区。结合“一赛一节”等品牌活动，培育“文旅+”“体育+”“文创+”等融合业态，开发具有焦作文化特色的旅游线路、文创产品和消费场景，带动夜经济发展。围绕重要城市轴线与核心节点，开展功能提升、风貌引导与文化标识系统建设，打造兼具地域特色、时代活力与消费吸引力的城市地标和魅力街区。


闽宁协作“海鱼陆养”的探索和启示


联合调研组


（2026年3月1日）


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1996年，闽宁两省区正式建立对口协作关系，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总书记同志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提出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指导原则，闽宁协作进入常态化、机制化阶段。2016年，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闽宁合作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个宝贵经验可以向全国推广，做一个示范，实现共同富裕。”30年来，闽宁协作深入发展，协作机制持续创新、领域不断拓展，成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典范，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树立了标杆。在闽宁协作30周年之际，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福建省第十四批援宁工作队成立联合调研组，从“网红”大黄鱼着手，在闽宁两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探寻一条鱼如何从福建“游”到宁夏，茫茫戈壁滩怎样变身“海洋牧场”，闽宁协作如何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由单向援助向双向互动转变、由扶贫协作向全面合作转变。


一条鱼从福建“游”到宁夏


大黄鱼是我国养殖量最大的珍贵海洋鱼类，兼具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有“海中金条”和“国鱼”之称。全国约85%的大黄鱼产自福建，尤以宁德最为集中。2024年，宁德大黄鱼全产业链产值超过200亿元。但是，宁德的大黄鱼是如何与宁夏的盐碱滩联系起来的？我们就此采访了福建省水产饲料研究会的陈启发同志。他曾在宁夏水产研究所工作多年，退休后回到福建，恰逢当地在大黄鱼低盐度驯养技术上取得新突破，敏锐地意识到“大黄鱼落户贺兰山下或许能成”。一条鱼从东南沿海的福建“游”到位于祖国大西北的戈壁滩，这个构想如何能变为现实？2022年，一场依托闽宁协作机制跨越千里的接力攻坚拉开了帷幕。


让大黄鱼适应盐碱水是第一关。宁夏缺乏天然海水，传统外塘养殖耗水多、周期短、占地大，难以满足海水鱼生长需求。2022年，福建高校与宁夏企业共同成立“大黄鱼盐碱水养殖新技术”攻关小组，通过多代选育提升大黄鱼耐盐碱性，精准调控钾、钙、镁等离子比例，模拟适合大黄鱼生长的“人造海水”，


逐步构建起“种质创新—水质改良—智能化养殖”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并应用到宁夏盐碱地池塘。引入的第一、二批大黄鱼鱼苗，养殖成活率分别实现51%、67%。这一技术突破不仅为大黄鱼“落户”戈壁滩创造了技术条件，而且为实现“鱼水分离”式的现代化养殖提供了新路径。


接下来面临的难题是苗种供应问题。闽宁两地相距2000多公里，第一批从宁德发出的大黄鱼鱼苗在半途就大量死亡，供应成本极高，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长距离运输中水体易恶化，氨氮积累、溶氧下降导致苗种中毒缺氧；二是运输震动、环境突变等引发苗种强烈应激反应；三是鱼苗需要带水运输，途中还需持续供氧、控温，进一步推高了运输成本。技术团队用了一年多时间针对长途运输问题研究对策，量身定做出一套“黑科技”：精准调控停饵时长，以减少代谢废物；结合阶段性应激训练，提升苗种耐受力；运输前投喂免疫增强剂，强化苗种抗逆能力；集成高效增氧、温和控温、水质稳定剂及缓冲防震等多环节工艺，优化运输容器内外环境，实现全程不换水。经过多次尝试，终于实现了小规格苗种运输成活率由不足50%提升至超过90%，大规格苗种亦达到70%


—80%，成功打通了从宁德到宁夏的“海鱼西输”通道。


闽宁两地秉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在“海鱼陆养”模式中将产业发展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构建“盐碱地治理—绿色养殖—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图为2025年3月21日，位于贺兰山东麓的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整洁的民居和屋顶分布式光伏、集养殖和种植于一体的产业园区遥相呼应，展现出一派产业、生活、生态和谐交融的发展景象。


大黄鱼不同于对虾、青蟹等水产品，对水质、水温、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很容易“水土不服”。能否成功“落户”宁夏，不仅要看技术能否突破，还要看先进技术能否用得好、留得住、传得开。长期以来，宁夏当地水产养殖户的养殖理念和养殖模式较为单一落后，相关技术积累不足，而只有完成先进技术的大面积推广，才能实现大黄鱼的大规模养殖。闽宁两地创造性地采用“福建出技术、宁夏建载体”、“技术带土移植”的协作模式，由福建团队派驻技术人员长期驻点宁夏贺兰县养殖基地，开展水质调控、养殖操作、病害防控等“手把手”实操培训，长周期、系统性培育本土技术人才，推动新技术大范围快速应用。同时拓展协作领域，配合宁夏水产研究所引进马口鱼等淡水品种进行养殖示范，在技术指导上实现了从海水鱼到淡水鱼养殖的全面覆盖。


大黄鱼在宁夏的规模化养殖，进一步带动石斑鱼、大西洋鲑等高附加值品


种的引进，让宁夏从“西北鱼仓”升级为内陆“海洋牧场”，对技术突破、产业带动、品牌溢价、协作模式创新等方面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是“海鱼陆养”模式的一次重大创新。打造戈壁滩上的“海洋牧场”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以大黄鱼“西迁”为缩影的“海鱼陆养”模式，不仅是单一物种的迁徙，而且突破了传统渔业对海洋的绝对依赖，是现代农业在空间格局上的一次重塑。这一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30年来闽宁协作的孕育推动。从20世纪90年代福建渔业技术向宁夏转移，到2014年南美白对虾“落户”盐碱地、产量跃居西北第一，到2024年大黄鱼在贺兰山下实现规模化养殖、“海鱼陆养”模式走向成熟，如今宁夏的青蟹、斑节对虾、香鱼等海鲜年产量达2000多吨，水产苗种数量在西北地区占比超过40%，年养殖品种超过50个。宁夏成为西北五省区中水产品种最为丰富、单产最高的渔业主产区，80%的水产品供应我国中西部地区。“把大海搬进戈壁”、“向盐碱地要食物”等构想变成现实，曾被视为“农业禁区”的茫茫戈壁化作鱼虾蟹贝跳动游弋的内陆“海洋牧场”。我们深刻体会到，兼具技术上可行性、经济上盈利性和模式上灵活性的“海鱼陆养”，背后是一整套相互关联、彼此契合、层层嵌套的问题系统：如何实现从技术落地到产业落地，如何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横向拓展产业领域构建起“海洋渔业+”的产业聚落，如何推动“海鱼陆养”与盐碱地治理、农产品生产、乡村旅游等实现系统耦合，进而形成相互支撑、共同升级、具有显著外溢效应的良好生态，等等。只有弄明白这一系列问题是如何破解的，才能搞清楚“海鱼陆养”模式是如何形成发展并造福一方的。


近年来，我国养殖量最大的珍贵海洋鱼类大黄鱼，依托闽宁协作机制跨越千里山河、突破重重阻碍，从东南沿海的福建“游”到位于祖国大西北的戈壁滩，在宁夏贺兰山下成功“落户”。图为2026年1月22日，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沙埕镇一家大黄鱼育苗企业的技术人员正在查看鱼苗长势。


以科技攻关打造现代化水产养殖示范基地。2000年前后，福建“人字形”温棚技术已趋于成熟，并开始在虾农中广泛使用，而这一时期宁夏养殖户还在盐碱地里尝试挖土塘搞养殖。一位宁夏养殖户告诉我们：“最开始养殖对虾的时候，没法控水、控温、控疾病，技术难题一个接着一个，养一塘死一塘，把人愁得呀！”借助闽宁协作机制，两地围绕解决宁夏水产养殖技术难题，组织开展“多类型水质健康养殖技术集成示范推广”项目。随着一口口露天虾塘变身设施化养殖车间，循环水处理、供热增氧等曾经陌生的专业词汇逐渐成为养


殖户的日常用语，大黄鱼、斑节对虾、青蟹、花鲈、大西洋鲑、海参等都成为养殖“可选项”，而且伴随“海鲜家族”不断壮大，技术更新迭代速度也在加快。在大黄鱼“落户”过程中，技术团队攻克了智能温控、水质调节、自动投料、循环水养殖等技术难关，成功实现尾水100%循环利用、养殖不换水，不仅能够保证水质稳定，减少疾病发生，而且大幅提升了养殖业水资源利用率和养殖成功率。


以产业升级建设高效生态水产产业集群。“没有闽宁合作，就没有‘陆产海鲜’。”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我们这样介绍。闽宁两地在水产种业、水产养殖、水产品品牌、市场销路及产业园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强合作，带动了宁夏渔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宁德师范学院等院校以及福建相关企业合作，共同打造“养殖+加工+观光”产业集群，年产鱼虾等海鲜超过500吨。调研还发现，闽宁两地通过不断推动产业链延伸与跨界融合，正持续创造新的增长点。比如，向精深加工纵向拓展，开发鱼干、鱼罐头等即食产品。与文旅经济横向融合，结合宁夏葡萄酒产业优势，打造集“海鱼+葡萄酒”特色餐饮体验、“内陆钓海鱼”观光渔业以及教育研学等于一体的综合业态。宁夏稻渔空间生态观光园推出巨幅稻田画、稻田捉鱼等体验项目，每年吸引游客超过20万人次，综合收入破亿元，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体验的价值升级。


以品质特色开拓西北地区陆产海鲜大市场。西北地区深处内陆，鲜活海产品严重依赖长途运输，导致市场上的鲜活海产品价格不菲且品质不够稳定。近年来，随着人们日益追求更高品质生活，西北地区消费者对鲜活海产品的需求量持续攀升，形成了市场供给与消费体验的双重缺口。在此背景下，“海鱼陆养”模式日益展现出独特的经济社会价值。经过闽宁双方科研团队系统性勘察与技术测试，在宁夏等地利用盐碱水质进行海水鱼类淡化养殖，让陆产海鲜既保留了海洋赋予的鲜甜本味，又在独特的盐碱水质中沉淀出一种别样的醇厚与紧实。陆产海鲜的这种味道不仅征服了宁夏人的味蕾，更点燃了整个西北市场的热情。“宁夏味道”的陆产海鲜身价也水涨船高，不断叩开高端市场的大门，持续带动当地水产养殖业结构升级，为农民就业增收致富开拓出了新的门路。


以生态优先构建盐碱地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宁夏内陆盐碱地总面积逾240万亩，如何治理利用“种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的盐碱地，是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闽宁两地秉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在“海鱼陆养”模式中将产业


发展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构建“盐碱地治理—绿色养殖—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体系。科研人员通过“三池两坝”等生态治理技术，把净化后的养殖尾水用于改良盐碱土壤，因地制宜开展“以渔治碱降盐”，有效提升土壤肥力，让盐碱地这一“生态负担”转化为老百姓的“绿色资产”。两地还探索出“稻鱼共作”、“鱼菜共生”等综合种养模式，养殖尾水灌溉稻田或者蔬菜，既解决了水产养殖的水质恶化问题，又减少了农业种植的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了“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循环。这种模式可实现节30%水以上，渔业综合效益更加凸显。目前，贺兰县正在打造的万亩零碳现代渔业科技产业园，将实现养殖尾水100%循环利用，年节水量预计超过622万立方米，昔日的盐碱地正快速蜕变为“鱼米之乡”。


“海鱼陆养”的启示和思考


从大黄鱼跨越上千公里“游”到戈壁滩，到形成造福一方的规模化“海鱼陆养”模式，这是闽宁两地根据群众所需、两省区所能孕育出的科技之花、产业之果，是敢闯敢试的福建人与坚韧质朴的宁夏人共同书写的“山海情”，也是30年来对“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闽宁协作工作机制不懈坚持、持续深化的生动诠释。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涉及政府、企业、社会各个方面，涵盖土地、技术、资金、信息等关键要素的系统性工程，离不开政策衔接、产业对接、人员互动等各方面问题的协调解决和协作机制的实践创新。从1996年闽宁两省区正式建立对口协作关系至今，两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传承弘扬总书记同志当年开创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入持久推进联席会议制度，打破地理空间阻隔与行政区域界限，共同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协商制定帮扶举措，督促协商成果落地见效。从打第一口井窖、建第一所希望小学，到实施“移民吊庄”工程、发展闽宁镇，再到打造闽宁扶贫产业园、助力宁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协作目标从“解近渴”转向“谋长远”，协作关系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参与”，将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由宏伟目标转化为持之以恒的扎实行动，不断取得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历史性成就，探索出了一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产业建设是关键环节，必须强化全链条协作、激活造血动能。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推动东西部协作、培育西部地区发展动能的核心载体。但产业建设不能止于“单点帮扶”，而应主动延伸产业链条，在产业培育、技术适配等关键环节联合攻关，推动发达地区技术市场与欠发达地区资源场景有机


结合，实现东部帮带强能力、西部借力兴产业、群众参与富口袋的良性循环。30年来，闽宁两省区秉持“宁夏所需、福建所能”，将共建产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产业协作从“送项目”向“育生态”升级，协作内容从农副产品加工，拓展到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进而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以大黄鱼“西迁”为代表的“海鱼陆养”模式就是产业带动的范例。两地不是止步于品种养殖的浅层合作，也并非简单转移生产资源，而是将福建在海洋经济领域积累的技术、资本、市场渠道等优势要素，与宁夏独特的盐碱地、光照等资源禀赋进行创造性结合，大大增强了当地产业发展的韧性与后劲，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在2025年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推介暨招商签约会上，双方集中签约57个合作项目，涵盖算力科技、农产品精深加工、跨境电商、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总投资超过22亿元，进一步推动闽宁协作从传统产业向技术赋能、价值提升的更高层次迈进，培育面向未来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


市场主导是核心机制，必须坚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各展其长、协同发力。市场效益是检验产业能否持续造血的关键机制，也是检验协作成果成色的“试金石”。东西部协作不能靠政府一手包办，政府应更多发挥战略引领、政策支持、环境营造和补位作用，而将资源配置、技术路径、运营模式等交由市场决定。以“海鱼陆养”模式为例。一方面，政府发挥了“扶上马、送一程”的关键作用，将“海鱼陆养”项目纳入协作重点规划，统筹协调政策、土地、资本、基础设施等关键要素供给，各级政府通过共建科研平台、组织技术攻关、制定标准规范等，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有效的公共服务，4年累计投入资金600万元支持“海鱼陆养”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市场扮演了“唱主角、跑全程”的角色，大到项目识别、技术落地等合作方式，小到养什么鱼、产品销往何处等运营决策，都由经营主体基于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福建的技术型企业、养殖企业携带专利技术和成熟模式西进，在宁夏寻求成果转化与新市场空间，形成“沿海研发、内陆养殖、全国销售”的协同链条。宁夏本土企业敏锐捕捉西北高品质水产市场空白机遇，积极投资设施建设与运营，依托品牌运营和电商渠道突破地域限制，实现优价畅销，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价值循环。闽宁协作机制下，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实现了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在全国范围的优化配置，实现了对口协作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


改革创新是内在动力，必须打破思维定势、拓宽协作领域。闽宁协作走到


今天，靠的就是持续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在“海鱼陆养”模式探索实践中，面对苗种运输损耗大、水质环境调控难、本地繁育技术空白、专业人才长期短缺等重重困难，双方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有力破除“内陆不能养海鱼”的传统观念，在盐碱地上“无中生有”地培育出高附加值特色产业。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拓展协作内涵，从单一产业帮扶到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从基础设施援建到碳汇交易、算力科技、跨境电商、文旅融合等领域合作，不断优化产业分工和合作方式。闽宁协作打破了“将西部地区定位于产业链价值链下游”的思维惯性，走出了“产业转移就是东部落后产能西迁”的认知误区，基于全球技术变革趋势、国内供需结构变化和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进行前瞻布局，在清洁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探索两地从“同一起跑线”出发的协同研发与产业链共建新模式，在西部试点布局未来产业的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和规模化应用场景，不仅将东部地区的技术、资本、市场优势转化为西部地区的产业能级、人才队伍和市场竞争力，更让西部从产业承接地跃升为创新发源地。


双向赋能是重要方法，必须促进优势互补、推动共同富裕。东西部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实践。30年来，闽宁协作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短期单向帮扶模式，发展到基于比较优势构建“功能互补、双向赋能”的长效协作格局。对宁夏而言，协作带来了跨越式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广阔市30场。在福建的技术支持下，宁夏试种了福红李、益生菌西红柿、台湾长果桑、福建冰菜等多个新品种，形成了“南果北种”新模式。截至2025年底，闽宁共建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366家，实现产值超94亿元，彰显“协作赋能、以园兴产”的倍增效应。对福建而言，协作同样带来了丰厚回报。福建企业在宁夏建立了鲈鱼苗种标准化生产线，获得稳定优质的西北特色产品供给与市场机遇，还利用当地光照优势推动螺旋藻规模化生产和出口，不断开辟成本更优的新场景，拓展了福建渔业发展新空间。“闽数宁算”依托宁夏绿电优势，大幅降低福建企业的算力使用成本。闽宁协作的成功实践证明，东西部协作的关键在于将东部的技术、市场、机制优势与西部的资源、空间、政策优势相结合，充分释放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进而形成先富带动后富、后富可以致富、后富促进先富的合作共赢发展新路径。


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纸房乡人民政府曹少龙


（2026年3月5日）


摘要：本文以河南省清丰县为例，梳理其农村经济发展核心问题，提出产业提质增效、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强化人才引育留用、补齐基建与公共服务短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集体经济等策略，旨在为清丰县及同类平原农业型乡镇的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经济；清丰县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农村经济是其核心任务，关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清丰县作为农业大县，产业、人口与发展瓶颈具有代表性，以其为个案进行研究，可了解县域农村经济共性与个性问题，从而提出可行性对策。


一、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清丰县农村经济构建了“四色经济”产业体系，依托数字电商与产业融合，实现了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在“四色经济”中，“红色经济”主打红薯、辣椒种植，红薯种植面积0.067万公顷，全产业链产值超6亿元，衍生20余种产品；辣椒种植面积0.19万公顷，户均年增收超1.5万元。“白色经济”为食用菌产业，建有70个标准化基地，年产鲜菇43万吨，2026年的目标是


全产业链产值破50亿元。“绿色经济”聚焦设施蔬菜与有机蔬菜，种植面积0.57万公顷，推行“莴笋—西瓜—番茄”轮作提效。“金色经济”是指发展豫丰黄兔养殖，年出栏500万只，年产值超7亿元。


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结构单一，融合层次浅，价值链延伸不足


清丰县特色农业虽然初具规模，但标准化、品牌化水平低。农产品多以初级原料的形式外销，价格受外部市场影响大，附加值低，如香菇产业仍以干菇、鲜菇初级产品为主，深加工产业几乎是空白。当前的农产品加工业基础薄弱，本地缺乏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对产业的拉动能力有限。


（二）新型经营主体小、散、弱，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


清丰县合作社中，存在“空壳社”“家族社”现象，运行不规范，服务能力弱。一些家庭农场面临融资难、技术获取难、风险抵御能力弱等问题。合作


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合作社与农户之间是简单的土地流转或产品买卖关系，缺乏“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农民难以充分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三）人力资源空心化与老龄化矛盾突出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外出务工、求学，留守人口以老人、青壮年妇女、儿童为主，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力素质下降，新技术推广困难，乡村发展活力不足。一些村庄极度缺少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现代农业带头人、农村电商人才、乡村规划师和职业经理人。现有基层干部队伍发展现代农业、开拓市场的能力有待提升。


（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存在明显短板


高标准农田覆盖率仍需提高，部分沟渠年久失修，排灌系统不配套，冷链物流设施严重缺乏，导致生鲜农产品损耗率高。宽带网络速度和稳定性有待提升。教育、医疗资源向县城集中，乡村学校和卫生院（室）水平有限，难以满足群众对优质服务的需求。


三、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实施产业提质增效工程，推动三产深度融合


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行动，吹响招商引资的冲锋号，扶持本土能人，发展食用菌、红薯、辣椒精深加工业，建设小型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配套标准厂房与公共服务，开发休闲食品、保健品、调味品。挖掘生态与农耕文化，打造田园观光、农事体验、特色民宿等项目；建立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培育网红与电商主体，以直播带货打造纸房香菇、纸房蜜薯等区域公用品牌。


（二）构建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强化联农带农机制


重点扶持几家管理规范、带动能力强的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将其升级为示范社、示范场。引进和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其与合作社、农户建立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紧密型关系。合作组织在发展中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保底收购+二次分红”等模式，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而非单纯的原料提供者。


（三）实施乡村人才引育留用系统工程


在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要完善优惠政策，吸引外出经商人员、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等返乡创业，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企业家、专家等以项目合作、技术入股等方式服务家乡。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对种养大户、


合作社带头人等进行系统化培训，培养“土专家”“田秀才”；与职业院校合作，开设涉农专业定向班，培养本地青年技术人才。


（四）补齐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全覆盖，完善智能灌溉系统，基层地区规划建设乡级冷链物流仓储中心，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建设田头小型冷库，大力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提升5G网络和千兆光网覆盖率。


四、结语


总之，清丰县乡村经济发展是中西部传统农业转型发展的缩影，其产业融合不深、经营主体偏弱、人才流失、设施不足、集体经济薄弱等问题具有普遍性。未来要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方针、乡村振兴为统领，走产业融合、人才集聚、改革创新、城乡融合的内涵式发展之路，转化资源优势，从而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三甲综合医院分院区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与实践


蒋丽蕾


国家卫生健康委于2022年初印发的《关于规范公立医院分院区管理的通知》


（国卫医发〔2022〕7号），首次明确允许公立医院在严格控制单体规模的基础上适度建设分院区，旨在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与区域均衡布局、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并构建“平急结合”的功能转换机制。该文件为公立医院多院区发展提供了系统性政策框架，强调通过分院区建设增强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强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能力，并推动分级诊疗体系的深化。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医疗卫生领域的重要实践，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以下简称“通州院区”）筹建工作自2016年启动，是响应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疏解至城市副中心的首家和唯一一家委属委管医院，承载着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双重使命。作为顶尖三甲医院分院，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与应对的挑战，可为同类机构提供宝贵的借鉴与策略。


通州院区自2021年12月试运行以来，床位逐步开放至800张，已完成初期资源布局与基础服务能力建设。截至2025年8月，该院区开放床位约占全院总床位的40%，业务量较运营初期明显增长，形成了以急诊急救、肿瘤多学科诊疗，以及医养结合与医联体协同发展的综合健康服务模式[1]。然而，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该院区也面临管理复杂化、医疗质量同质化、人才队伍结构性短缺等挑战。基于此，通州院区以“学科、医疗、管理、绩效、人员和属地融合”为六大特色支柱，积极探索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型的高质量实施路径。本文基于该院区2022—2025年深化运营阶段的实践案例，剖析三甲医院分院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与长效机制。


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通州院区2022年至2024年的运营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指标包括：医疗工作量数据（门急诊量、出院人次、手术量）、医疗效率指标（床位使用率、平均住院日）、国考关键指标（四级手术比例、病例组合指数CMI、药占比、耗占比、医疗收入占比）、医联体建设数据、人力资源数据、学科分布及诊断数据。原始数据提取自医院运营决策支持系统，医联体及人力资源数据由相关职能处室提供。为客观评估该院区相对医院总体的发展态势，并尽量减少如医院战略调整、宏观政策变化等不可控因素对指标的影


响，本研究采用相对化分析，在展示各指标绝对值的基础上，将该院区的医疗工作量数据以占全院百分比的形式展示，将医疗效率指标以与全院差值的形式展示。


结果


1.门急诊工作量占比稳步增长，住院服务规模与效率协同提升。该院区2024年门急诊量达到41.70万人次，占比较2022年增幅明显，增长率达到12.20%；住院服务能力也呈现大幅增长，由2022年出院人数占全院比重20.96%到2024年占比达到26.95%，增长率为28.58%。这一增长趋势表明，该院区已承担全院近三分之一的住院服务体量，成为全院整体服务架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医疗效率持续优化：床位使用率从2022年低于全院7.10个百分点收窄至2024年低于全院1.80个百分点，差值缩小幅度较大，反映床位使用效率大幅改善；平均住院日从低于全院1.00天上升至高出1.20天。见表1。


2.手术业务实现量与质的双重突破。手术量占比三年间完成跨越式增长，从2022年占比17.61%上升至2024年占比26.85%，增长率达52.47%。高难度手术能力明显提升，四级手术比例从2022年低于全院3.70个百分点提升至2024年高出1.40个百分点，从落后于全院平均水平逆转为反超全院平均水平。同时，病例组合指数CMI值持续优化，从低于全院0.24提升至高出0.04，证实收治病例的技术难度逐步增强。见表2。


3.运营成本结构变化明显，医疗收入占比持续扩大。药占比差值持续攀升，从2022年高出全院1.20个百分点增至2024年高出6.00个百分点，反映药品成本相对上升；耗占比差值则逐年下降，从高出全院3.70个百分点降至高出1.00个百分点，表明耗材成本控制显出成效。与此同时，医疗收入占全院比重持续增长，从2022年的10.24%跃升至2024年的20.44%，占比三年内翻倍，凸显其在医院整体经济贡献中的地位大幅提升。见表3。


4.肿瘤专科特色突出，服务结构特征显著。肿瘤学科在该院区占据核心地位，肿瘤相关床位达632张，构成院区主要服务能力。在患者构成上，肿瘤出院患者占比53.76%，超过半数；但肿瘤手术患者占比为42.31%，低于非肿瘤手术患者。这表明该院区在肿瘤综合治疗（如化疗、放疗、姑息等非手术疗法）方面承担了更主要的任务，手术服务则相对均衡。见表4。


5.医联体协作深化，患者双向转诊规模激增。该院区作为区域医疗中心的作用日益凸显，2024年医联体内下转患者人次达2024人次，较2023年增长


43.24%；上转患者人次更是高达12491人次，较2023年增长22.35%。大部分成员单位上下转人次均有较大提升，体现区域医联体合作进一步深化。见表5。


6.人才队伍年轻化，高年资人才占比偏低。该院区人力资源结构呈现明显特点，职工平均年龄为31.80岁，低于全院平均36.80岁，队伍整体年轻化。在职称结构方面，初级及未评聘人员占比高达69.40%，明显高于全院水平


（54.80%）；而中级（21.50%vs29.50%）、副高级（4.60%vs8.70%）和正高级（4.40%vs7.00%）人员占比均低于全院水平。这一结构特征提示需加强高年资人才引进与培养，优化人才梯队建设。见图1。


本研究是作者2022年对建院初期运营模式探索的延续与深化。此前研究聚焦于初期的管理架构设计、资源动态调配与科室入驻激励[1-2]；而在平稳运行三年后，该院区的战略重心已从资源布局转向内涵建设。本研究通过分析通州院区2022—2024年的运营数据，系统呈现了该院区在规模扩张、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区域协同及人才梯队等方面的发展态势。结果表明，依托科学的管理策略和精准的功能定位，该院区已从初期的资源布局阶段成功迈入高质量发展轨道，有效承担了全院近三分之一的住院体量和手术量，并在医疗效率、高难度手术能力、经济贡献及区域辐射方面取得明显成效。通州院区通过打造“学科、医疗、管理、绩效、人员和属地融合”六大特色支柱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


1.学科特色与医疗特色协同驱动内涵提升。该院区在学科布局上，注重“专科特色突出，优势学科引领”，自2021年12月起分阶段、动态引入优势学科，实现床位逐步扩充与学科体系持续完善，贯彻“边运行、边规划、边建设、边发展”的原则，不断适应区域需求与学科发展规律。在医疗功能设计上，着力构建“小门诊、大病房”模式，聚焦肿瘤综合治疗体系建设，自2022年起系统开设胸外科、血液科、骨肿瘤科等肿瘤学科以及介入诊疗中心、分子诊断中心、核医学科、放疗科等一系列肿瘤相关平台，并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门诊资源优化与病房统筹调度。与此同时，该院区积极承担国家级医疗使命，以“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为依托，建成涵盖研发攻关、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六大功能的创伤救治体系，并秉持“平急结合”原则提升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2024年3月，“上合组织应急医学合作中心”落地该院区，进一步推动国际应急医学合作，通过举办高端论坛、开展军地协同及航空救援演练，构建“空地一体”应急响应网络，显著提升了区域乃至国家层面


的紧急医学救援能力。


2.管理特色与绩效特色保障高效运营。面对多院区管理的复杂挑战（如医疗质量同质化、人才短缺等），该院区创新性地采用了“条块结合，优势互补”的管理模式。垂直管理（总院职能部门延伸）确保了制度同质与资源共享，扁平化管理（分院区综合办公室协调、周例会督办机制）则极大提升了决策效率和问题解决速度（如管理台账、PDCA循环的应用）。这种模式有效支撑了医疗业务的快速发展。王超滨等[3]基于csQCA方法提出的“院区协同、统分结合”的决策机制，也进一步印证了该模式在解决医疗质量同质化、决策效率提升等方面的有效性。同时，该院区激励机制与补偿机制相结合的绩效特色，如开业初期1.50倍绩效到平稳期1.20倍绩效、专项交通补助、医事服务费倾斜等，显著提高了员工赴分院区工作的积极性，是克服地理距离劣势、稳定人才队伍的关键，尤其对占比较高的年轻员工（平均年龄31.80岁）和初级职称人员（69.40%）具有吸引力。


3.人员特色与属地特色筑牢发展根基。针对该院区人员精干但经验不足的特点，一方面通过制度和文化进行弥补（如周例会制度、丰富文体党建活动），另一方面大力实施常驻资深专家如院士、科主任级专家定期查房手术，加速青年人才成长，同时进一步打造通州名医，以品牌造势增加影响力。这种模式缓解了高年资人才不足的短板，为可持续发展储备了力量。


4.在属地融合方面，通过“专属品牌+医产协同+医联体建设”的属地特色战略，使该院区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创办“大运河医学论坛”、建立医产协同创新基地、牵头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产教联合体，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联动。另一方面，构建“1+5”紧密型医联体和“三级医养”服务模式


（医疗—社区—驿站），实现了上下转诊人次激增，显著优化了区域医疗资源配置，提升了基层能力，践行了国家分级诊疗政策，真正实现了“立足属地、服务属地、引领属地”，为高质量发展赢得了广泛的政府支持与社会认同[4]。


综上，通州院区的实践表明，“六大特色”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协同作用的有机整体。学科与医疗特色提供核心价值，管理与绩效特色保障高效运营，人员与属地特色则解决了人的能动性和地的融入性问题，共同构成了三甲医院分院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路径。同时，本研究也揭示与现有研究的共同挑战，如协同管理复杂化、门诊资源挖掘不足、人才结构年轻化等问题，与张菲菲等[5]的研究结论一致。未来该院区需进一步优化门诊布局与人才培育


体系，以巩固高质量发展成效。


展望


基于通州院区高质量发展实践的经验与现存挑战，未来发展主要有以下方向：


1.破解门诊发展瓶颈。优化门诊布局，针对区域人口结构和疾病谱，动态调整优势学科出诊单元。大力拓展互联网医院服务，突破地理限制，提升复诊患者便利性。深化与医联体协作，通过联合疾病筛查、慢病管理项目（如“三级医养”模式）导流潜在患者。加强区域品牌宣传，提升居民认知度和首诊意愿[5]。


2.优化人才结构与激励机制。构建“内育外引、医教协同”的系统化培养体系。一方面，内部通过分层培训（基础能力—专业提升—领军储备）、总院专家传帮带及跨院区柔性流动，加速青年骨干成长；另一方面，深化医教协同，与医学院校合作开展联合培养、共建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并依托联合课题申报促进科研转化。同时，通过多元职业发展通道、青年人才绩效激励、保障住房与子女入学等举措，有效稳定人才队伍。


3.拓展发展空间与提升运营效率。空间挖潜与拓展：短期内通过院内医疗区域改造（拟增200张床位），优化功能布局提升空间利用率。中长期全力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拟增400张研究型床位），从根本上解决空间瓶颈。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持续优化平均住院日，加快床位周转；强化成本管控，巩固耗材管控成效，关注药占比相对较高的问题，探索合理用药与成本控制平衡点。深化运营数据分析应用，实现资源配置与业务需求的精准匹配。


4.深耕区域协同与模式输出。升级医联体与医养结合模式：巩固紧密型医联体成果，探索更紧密的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机制，助力更多成员单位能力提升[3]；复制推广“三级医养”等成功模式，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形成可复制的“居家健康管理中国范式”。


通州院区的实践表明，分院区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从简单的资源扩容转向深度的价值创造。其探索出的“定位-管理-融合”的系统路径，为同类医院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行动框架：即以优势学科为牵引进行精准功能定位；以条块结合与差异化激励实现高效同质化运营；并以紧密型医联体和医产协同主动融入区域发展。这不仅有效破解了分院区常见的人才、空间等瓶颈，更使其成为优质资源均衡布局和区域医疗共建的关键枢纽。通州院区的经验，为大型公立


医院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践行国家分级诊疗战略，提供了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人民医院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与实践路径基于浙江省庆元县的探索与启示


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农业农村局胡倩倩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以浙江省庆元县为代表的山区县，因其生态资源禀赋与产业薄弱、公共服务滞后的现实矛盾，使其路径探索极具典型性。近年来，庆元县在推动产业升级、拓宽就业渠道与激活乡村资源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具有研究价值的政策体系与实践路径。


1.庆元县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构建


庆元县立足山区县实际，构建了“产业引领、就业支撑、资源激活、政策兜底”的多层次政策体系，形成“目标—举措—保障”的闭环机制。


1.1产业培育政策，筑牢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产业是共同富裕的根基，庆元县聚焦特色资源，形成“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业态培育”的政策组合。在传统产业方面，针对竹木、食用菌等优势产业，通过财政补贴、技术改造扶持，推动企业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例如，支持百兴、方格等食用菌企业建设智能化工厂，建成后将提升产能1万吨以上，新增岗位50个。在特色农业方面，围绕食用菌、甜桔柚等产业，实施“共富工坊+合作社+农户”模式，针对就业带动效果好的主体实施奖补，对带动就业30人以上、经认定符合条件的来料加工式工坊一次性奖励0.5万元，推动低收入群体在工坊就业占比达到15%。新兴业态方面，出台电商发展扶持政策，建设县级电商选品中心，引导竹木、铅笔企业入驻展销，提供就业岗位50个，人均年收入达5万元，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1]。


1.2就业增收政策，拓宽共同富裕的实现渠道。就业是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庆元县构建“技能培训+岗位开发+权益保障”的就业政策体系。一是实施“庆元技工”培育工程，针对竹木加工、电子商务等领域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年培训2000余人次，结业后推荐就业率达92%。二是开发公益性岗位与灵活就业岗位。在生态护林、河道保洁等领域设置公益性岗位500余个，优先吸纳低收入农户，月工资2000元并缴纳社保；依托“共富工坊”开发手工编织、农产品包装等灵活岗位，惠及1200余名农村妇女，人均月增收1500元。三是保障就业权益，利用中央财政资金200万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5个以上，带动120户农


户增收500万元。


1.3资源盘活政策，释放共同富裕的潜在动能。山区县普遍存在土地、农房等资源闲置问题，庆元县通过政策创新激活资源价值：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与经营体制改革，出台规模种粮土地流转补助政策，推动2.1万亩土地规模流转，带动5000户农户增收400万元。二是推动生态资源变现，实施“生态补偿


+碳汇交易”政策。对生态公益林农户给予每年40元/亩的补偿，同时探索竹林碳汇交易，2023年完成首笔交易1.2万吨，涉及农户300余户，户均增收5000元。三是完善闲置宅基地（农房）盘活政策，2025年新增盘活闲置宅基地40宗、农房160宗，总价值360万元。屏都街道将废弃小学改造为食用菌加工车间，村集体年增收15万元，带动50名村民就业，人均月工资4500元。


1.4社会保障政策，筑牢共同富裕的底线防线。为确保“一个都不能少”，庆元县强化社会保障政策兜底作用：一是提高低收入群体保障标准，如建立低收入农户帮扶需求清单，稳步提高全县低保标准，建立健全“托底救助”“临时救助”促增收机制等，2025年安排农业产业扶持资金3200余万元，低收入农户专项帮扶资金677.4万元；二是迭代低收入农户统筹健康保险，进一步提高保险权益，落实医疗自负自理费用“一站式”结算，增加特困人员住院津贴等；三是推进教育、医疗资源下沉，新建乡镇中心幼儿园3所，县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建立“医联体”，让农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


2.庆元县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2.1产业升级路径。庆元县以“特色产业集群”为方向，推动产业形态从分散经营向规模化、品牌化转型。在食用菌产业领域，建设“庆元香菇产业园区”，集聚菌种研发、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等企业，形成“研发—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通过统一技术标准、共享冷链物流，降低园区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销往全国30余个城市，带动周边50个行政村发展种植基地，户均年增收4万元。在竹木产业领域，依托“中国竹制品产业基地”品牌，推动企业联合组建产业联盟，制定竹制品环保标准，开发竹纤维板材、竹制家居等高端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25%。同时，结合“电商直播”政策扶持，培育10个竹制品直播账号，年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实现“线下集群+线上引流”的双向赋能。经过20多年发展，庆元甜桔柚种植面积已达2.04万亩，产量1.62万吨，产值1.94亿元，成为浙江最大、全国品质最佳的甜桔柚产区。


2.2就业拓展路径。庆元县通过“技能适配+岗位匹配”，推动农民就业


从“离乡背井”向“就近增收”转变。针对农村劳动力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开展“订单式培训”，例如与当地竹木企业合作开设“数控加工班”，学员毕业后直接入职。同时，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建设“共富工坊”，将企业生产环节下沉至村庄[2]。举水乡在10个行政村设立手工编织工坊，企业提供原料与技术指导，村民在家完成编织工序，按件计酬，年均为每户增加收入2.3万元。这种“企业+工坊+农户”模式，既解决了企业用工成本问题，又让农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2.3资源激活路径。在土地资源方面，庆元县推行


“农户自愿退出+集体统一经营”模式，退出的宅基地由村集体整合开发。例如，百山祖镇将15亩闲置宅基地改造为“生态康养社区”，建成民宿12栋，村集体以土地入股参与分红，每年收益的70%用于村民分红，30%用于社区维护，实现“土地变资产、农民变股东”。在生态资源方面，探索“碳汇+金融”模式，与银行合作推出“碳汇贷”，农户可凭竹林碳汇预期收益申请贷款，用于扩大经营。


2.4主体联动路径。庆元县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村民参与”的联动机制：政府负责政策制定与资源协调，例如规划产业园区、搭建电商平台；企业发挥资金与技术优势，带动产业链升级；村民通过合作社参与决策与经营，例如甜桔柚种植合作社实行“一户一票”，共同决定种植规模与销售价格，确保收益公平分配。此外，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与高校合作建立“乡村振兴工作站”，开展技术指导与品牌策划；动员乡贤返乡投资，2023年乡贤回归项目15个，带动投资2.3亿元，为共同富裕注入多元动能。


乡村振兴视域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以山东省泗水县为例


中共泗水县委党校高强


（2026年3月19日）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新时代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作为鲁南山区农业县、革命老区县与生态涵养区，山东省泗水县以甘薯全产业链、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合伙人、共富工坊为关键抓手，系统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着力构建全民共建共富共享的发展新格局。


一、泗水县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


全链赋能“土特产”，筑牢共富物质根基。产业是共同富裕的核心支撑。泗水县把甘薯产业作为“一县一业”重点打造，构建种苗繁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品牌营销、文旅体验全产业链体系，“泗水地瓜”品牌价值突破60亿元，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坚持用工业理念发展农业，培育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完善订单收购、保底分红、二次返利等联农带农机制。同步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推动农产品优质优价、出村进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


创新“合伙人”机制，激活共富人才动能。针对乡村人才短缺短板，泗水县创新推行乡村振兴合伙人制度，面向社会招募企业家、技术人才、返乡青年、文创匠人等群体，搭建政府搭台、市场运作、利益共享的发展平台。通过项目合作、收益分红、创业扶持等方式，吸引人才返乡、资金回流、项目落地，盘活闲置农房、土地等沉睡资源。同步实施“泗郎回乡”工程，依托高校专家工作站提供技术与规划支撑，构建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全链条体系，以人才活力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片区联动抱团发展，提升共富整体效能。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泗水县打破村域行政边界，统筹建设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实行统一规划、资源整合、要素集中、连片推进。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发展错位互补，破解村自为战、资源分散、同质竞争等问题。以龙湾湖等片区为标杆，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民宿研学、休闲体验、文创康养等新业态，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以片区一体化带动区域共同富裕。


建强“共富工坊”，拓宽普惠增收渠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泗水县以党建引领建设共富工坊，聚焦留守妇女、老年人、脱贫人口等群体，布局食品加工、手工制作、文创非遗等劳动密集型项目，推行“党支部+企业+工坊+农户”运营模式，实现灵活就业、就近增收。配套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推动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型，把就业岗位设在村头、增收机会送到家门口，兼顾务农、务工与顾家需求，夯实共同富裕的民生底座。


二、泗水县推动共同富裕的经验启示


坚持禀赋导向，走特色化产业共富之路。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摒弃同质化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做强“土特产”，以全产业链、品牌化、高附加值为方向，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


坚持改革破题，以机制创新激活要素动能。要素外流是县域发展的核心制约，必须以制度创新破解瓶颈。通过市场化机制、利益联结机制、要素集聚机制，盘活土地、人才、资金、闲置资产等资源，实现要素下沉、活力迸发、效益倍增。


坚持人民至上，构建普惠性共富实现路径。共同富裕的核心是人的富裕，必须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增收、就业、养老、教育等问题，推动就近就业、技能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共同富裕成果可感可及、人人享有，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坚持党建统领，强化共富组织保障。党的领导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必须健全县乡村三级联动工作体系，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项目一线、治理单元，以组织振兴统领乡村全面振兴，确保共同富裕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


向海图强畅水兴豫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河南实践与路径思考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2026年3月7日）


水运通、产业兴、经济活。内河航运是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支撑，能够大幅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促进企业降本增效，优化沿线生产力布局，加速产业集聚。例如，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三大枢纽船闸主体工程于2025年年底全面完工，2026年将建成通航，有力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整体能级。河南是全国唯一地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的省份，水运资源丰富。加快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畅通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进一步发挥水运成本低、运能大、占地少、污染小的优势特点，不仅是河南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进一步夯实发展根基、畅通经济循环、激发发展动能的重大举措，有助于增强河南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循环放大效应和战略链接功能。


一时代呼唤：内河航运的战略价值


交通运输是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贯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主动脉，更是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保障要素高效自由流动的坚实底座。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锚定“十五五”宏伟蓝图，作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部署。河南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现代水网体系、建设现代化物流枢纽。纵观河南当前交通格局，铁路密网如织、公路纵横驰骋、航空—通联四海，内河航运发展却明显滞后，航道贯通性不足、港口枢纽能级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畅等多重短板交织，制约着综合交通体系整体效能的充分释放。加快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是河南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必须答好的战略课题。


近年来，党中央密集部署、高位推动，全力绘就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路线图。2022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优化提升全国水运设施网络。这一部署将内河航运提升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高度。2024年3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强调，加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强化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这一重要论述为内陆水运发展与区域联动指明了方向。同年6月，交通运输部印发专项意见，着手构建内外联通、协调融合的水运设施网络。在此基础


上，2025年7月，交通运输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致力于加快构建畅通高效、绿色智慧、安全韧性、保障有力的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标志着内河航运发展正式进入多部门协同、全要素集聚的攻坚阶段。


当前，一幅“通江达海、链动全域”的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正徐徐展开。各省竞相落子布局，补强水运短板，一场水运竞速赛已然开启。在西南，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三大枢纽船闸主体工程于2025年年底全面完工，2026年将建成通航，有力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整体能级，引领沿线地区深度融入中国一东盟开放合作新格局。在两湖，湖北计划投资2000亿元升级汉江航运体系，谋划52个重点项目，推进高等级航道整治、枢纽船闸扩建、疏港铁路公路衔接、智慧绿色航运等工程，着力打通汉湘桂南北水运大通道关键节点，推动长江经济带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效联动，构建“东出长江、南下北部湾”的双出海格局，强化武汉作为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核心枢纽地位。在长三角，安徽以长江为主轴、江淮运河和淮河为廊带，深度参与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打造“芜马江海联运枢纽+合肥江淮联运中心”的合芜马港口三角核心极，联动安庆、铜陵、淮南、蚌埠等枢纽港口，形成“串点成线、运营成网”一体化港口群，承东启西的战略支点作用日益凸显。


河南地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坐拥淮河、沙颍河、唐白河等通航水系，区位条件得天独厚，具备打造内陆水运枢纽的天然基础。然而，与中部其他内陆省份相似，近年来河南的交通建设更多聚焦于陆路与空中通道，内河航运发展相对缓慢，丰富的水系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的水运优势。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格局下，内河航运既是河南交通基础设施的短板，又是激活后发动能的潜力所在。


通道通，效益增。水运兴，经济活。水运运量大、成本低，对产业布局影响大、程度深。下好水运这盘大棋，有利于让地理坐标真正转化为价值坐标。对于肩负连通南北、贯通东西、辐射内外枢纽使命的河南而言，补齐水运短板、加快发展内河航运，绝非单纯的交通基础设施完善，而是河南立足自身定位、服务国家大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抉择，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重大支撑意义。


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时代主流。河南地处中


原，是连接几大战略区域的关键节点。发力内河航运，正是打通区域联通壁垒、破除市场分割，充分发挥河南循环枢纽作用，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河南担当的关键之举。随着沙颍河、淮河、唐白河等航道提等升级，河南将实现与长江水系的高效联通，东出长江、南下北部湾，凭借水运通道串联起多块国家战略版图。自此，中原腹地既可东向衔接长江经济带、直达长三角，又能南向联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与北部湾，将中原物流网络深度嵌入全国沿海开放体系，真正形成南北贯通、东西互济、多向延伸、通江达海、联内接外的综合交通与物流大格局，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优化配置，为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重要载体。


作为物流通道枢纽的河南，向北可承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辐射，向南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北部湾城市群，向西可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向东可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此为纽带，河南不仅实现了与发达地区的产业联动、资源互补、要素流动，更能辐射带动华北、西北等资源能源富集区，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乘风起航，河南逐步驶向链接全球的开放前沿。随着河南内河航运体系与沿海港口高效贯通，及公、铁、空、管多式联运协同衔接，沿海的口岸经济与现代海洋经济功能向内陆延伸至河南，使河南由内陆经济转变为内陆经济与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开放前沿。向内集聚，来自全球的进口矿石、粮食等大宗物资，经沿海港口转运后通过内河航道直达河南，在周口、漯河、信阳等港口城市完成加工转化与就地配置，带动临港产业加速聚集。向外辐射，晋、陕、内蒙古等资源富集区的煤炭、化工产品，依托铁路集疏、内河中转、沿海出海的多式联运网络，在河南港口实现高效集结与换装，经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进入国际市场，形成资源输出与价值增值的畅通通道。通过内河航道延伸与多式联运链接，河南正主动织起一张以自身为枢纽、向内辐射中西部腹地、向外链接全球资源的流通网络，助力国家构建以我为主、内外兼通的供应链新格局。


特别在当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降低物流成本成为实体经济的普遍呼声。“双碳”目标深人推进，绿色发展从可选项升级为必修课，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刻不容缓。多重压力之下，内河航运成为破题所在。


从投资拉动看，内河航运是扩内需、促发展的有效抓手。内河航运项目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短期能够拉动港口施工、装备制造、建材供应等上下


游产业，催生水运服务、物流配送、临港加工等新兴业态，释放大量就业岗位，惠民生、稳增长；中期能够催生水运服务、物流配送、临港加工等新兴业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促进交通、物流、商贸、产业深度融合，增后劲、添动能；长期则依托通江达海的航道网络和日益完善的港口枢纽，吸引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发达地区的纺织服装、家居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零部件等产业梯度转移，临港产业集群持续壮大，新兴产业在要素集聚中加速成长，形成港口、产业、城市、园区互为依托、互融共生的发展格局。


从降本增效看，内河航运是助企业、强实体的务实之举。河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制造业基地，大宗货物运输需求旺盛，物流成本压力尤为突出。内河航运运能大、成本低，成本约为铁路的1/2、公路的1/5、航空的1/20，恰好切中企业降本诉求。加快发展内河航运，推动大宗货物运输“公转水”“铁转水”，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运输成本和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为实体经济发展减负松绑，让物流成本的减法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加法。


从绿色转型看，内河航运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优选路径。内河航运是公认的绿色低碳运输方式，单位货物周转量能耗约为公路的1/7，碳排放约为公路的1/10。在“双碳”目标下，推动大宗货物运输向水运转移，不仅能降低物流成本，更能同步实现运输结构的绿色转型。河南通过发展内河航运，将有效构建绿色低碳、高效便捷的现代化运输体系，既为区域经济注入可持续动能，又助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深度协同。


二回望来路：中原水运的兴衰与重振


（一）从历史辉煌走向复兴之路


回望历史，河南水运曾成网如织，南可通余杭，北可达涿郡，是古代运河网络的重要枢纽。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南内河航运也迎来了短暂的繁荣。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方式的兴起，加上黄河改造等因素影响，河南内河航运发展逐渐萧条。直至2000年，河南开始重新推动内河航运发展，尤其在2023年后，河南内河航运“11246”工程全面实施，标志着河南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全速启航。


新中国成立初期，依托淮河、沙颍河、唐白河等主要河流，省内形成了连接华东、中南地区的水运通道，内河航运发展初具规模。20世纪60年代初期，河南水运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全省内河通航里程达到6103公里，先后建立57个航道养护点。这些航道承担了大量货物运输任务，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


了积极作用。


1970年后，由于水利工程大规模铺开以及陆路运输条件改善，再加上部分内河航道的断流，内河航运的优势日益下降。公路、铁路等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时效性、便捷性与可靠性优势明显，推动货物运输由水路转向陆路，进一步挤压内河航运空间。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对内河航运的重视以及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河南明确内河航运发展战略，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加大投资力度，重点推进沙颍河复航等关键工程，船舶向大型化、标准化转型，2010年省际运输船舶运力突破300万载重吨，行业转型升级带动港口设施与运输能力显著提升。20XX年年末，河南全省水路累计完成货运量1.5亿吨、货物周转量1101.1亿吨公里。2021年年末，周口港成功入选国家36个主要内河港口，成为河南内河航运第一大港。淮河航道整治提升工程持续推进，信阳港·淮滨中心港于2022年1月实现通航，作为淮河生态经济带重点港口，进一步完善了河南内河航运布局。


随着内河航运“11246”工程启动，2023年河南内河航运进入全面提速、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1246”工程计划用3—5年时间，实现港口年货物吞吐量突破1亿吨、完成项目投资1000亿元、航道通航里程达2000公里以上，打造4条通江达海集疏运通道，建成6个现代化港口，推动航运发展全面提质提速。2023年9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实施。2025年，平顶山港开港，沙颍河实现全面通航；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一期）正式投用，成为河南首个百万标箱级专用集装箱码头。


（二）筑基蓄能释放发展动能


2025年，河南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全面起势，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速，运输服务水平持续提升，绿色智慧转型初显成效，行业管理能力逐步提升，内河航运发展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完成港口吞吐量7162万吨、同比增长17.7%，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1.4万标箱、同比增长4.9%“，11246”工程完成年度投资约170亿元，全省航道里程1825公里，生产性码头泊位241个、设计吞吐能力9244万吨。


制度保障持续发力。一是在立法上为内河航运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如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将《河南省内河航运条例》列入2025年立法计划，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内河航运发展。二是在管理细则上为内河航运提供制度支撑。一系列内河


航运相关文件的出台，为政府、企业等主体推动内河航运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如河南省政府出台《河南省内河航运安全生产管理办法》，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河南省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试行）》《河南省港口岸线管理实施细则》等一系列制度办法。


规划体系不断完善。一是在顶层设计上为内河航运把准方向。河南省政府相继批复《河南省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修编（2025—2035年）》，漯河港、信阳港总体规划和《河南省临港产业发展规划》，为内河航运整体发展、相关地区港口发展以及临港产业谋划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二是在实践落地中为内河航运找准定位。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河南省“水运发展全面建设年”实施方案》，完成了《周口港总体规划》环评二次公示，指导平顶山、南阳、商丘加快港口总体规划编制。


管理服务高效提升。一是在基础设施管护上为内河航运提供技术监督。随着《关于开展河南省2024年度航道养护技术核查工作的通知》发布，河南完成了对淮河、沙颍河航道以及丹江、小浪底等库区航道开展的养护技术核查工作，航道养护技术核查逐步规范。二是在水运工程建设管理上规范内河航运市场行为。随着《关于开展2024年河南省水运工程设计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发布，河南完成了全省设计、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初评工作、全省重点水运建设项目质量抽样检测工作等。


船舶服务机制创新。一是在检验机制上实现互认。河南持续落实全国船舶检验通检互认创新机制，开展省内集中营运检验，在马鞍山、宜昌设立两个船检工作站，持续推进“检验证书超期和异常”船舶信息整治。二是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形成梯队。积极开展2025年全省港航海事业务培训，争取到全国船舶检验人员适任资格考试在郑州设置考点。


安全监管保持稳定。一是在水路交通安全管理上保障内河航运通畅。河南加快开展通航水域认定工作，全省公布通航水域114处，《关于做好通航水域恶劣天气等条件下船舶禁限航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的发布，强化了恶劣水文气象条件下对船舶禁限航管理。积极推进载运危险货物船舶检验专项检查，开展客船改建情况摸排。有序推进老旧营运船舶拆解工作，目前已完成拆解老旧营运船舶450艘。此外，常态化巡查确保了连续11年未发生安全生产亡人责任事故。二是在船员培训管理中加强内河航运人才梯队建设。出台《船员考试质量提升年实施方案》等文件提升船员培训质量，全年累计开展船员培训80余次，


开展船员考试40多期，推动船员证书电子证照全覆盖。三是在风险隐患排查中降低内河航运事故风险。依照《全省内河水运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系统排查隐患，全省10人以上营运客渡船智能监控安装覆盖率100%。


航运建设提质增效。一是航道提级建设稳步推进。河南内河航道建设正在经历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的转变。截至2024年年底，河南内河航道通航里程约1825公里，其中沙颍河、淮河通江达海航道里程399公里，形成2条连通长三角地区的出海水运航道。根据《河南省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修编（2025—2035年）》要求，未来河南将规划形成“两纵两横两干六支+其他航道”总体布局，总里程3700公里，其中三级及以上航道1532公里，四级及以下航道2168公里（包含旅游航道773公里）。二是枢纽港能级跃升。当前，河南内河港口建设已经形成了以周口港为龙头、多港协同发展的格局。截至2025年年底，河南已建成7个港口，其中4个以货运为主（周口港、信阳港、漯河港、平顶山港），3个以客运为主（洛阳港、南阳港、许昌港）。全省共有码头泊位228个，年设计通过能力7524万吨。总体而言，河南内河航运正在从传统的大宗散货运输向集装箱运输、多式联运转型。三是旅游航线潜力巨大。“十四五”时期，河南推动创建了焦作峰林峡、洛阳小浪底两条“国内水路旅游客运精品航线试点”，其中焦作峰林峡精品航线被交通运输部列入2024年全国36个典型案例。


港口发展向新向绿。一是港口作业设备迈向现代化、智能化。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配备了先进的智能化设备，包括一批自动化岸桥、自动化轨道吊、无人集卡等，这些设备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港口作业效率。其他港口也在逐步更新和升级作业设备。二是绿色环保设施更新加快。河南正在加强生态友好型港口建设，有序实施码头岸电设施改造，对新建、改扩建码头岸电设施实行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岸电设施普及率达到100%。三是临港产业蓄势待发。如周口临港开发区已形成现代临港物流、食品加工、生物化工（医药）、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引进了安钢、益海嘉里、瑞茂通、娃哈哈、五得利、中农集团、中储粮等知名企业，多个临港产业项目已经落地。


三他山之石：兄弟省份的探索与启示


（一）广西：以运河经济带重塑发展格局


广西虽为沿海省份，内河航道通达，但出海通道单一，目前内河航运需经梧州绕道广东珠江口出海。以国家批复的平陆运河建设为契机，广西将这一世纪工程从单一航道建设上升为重塑全省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并同步推进运河


经济带统筹布局。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Ⅰ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建成后将打通西江干流与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使西江中上游地区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


围绕这一战略支点，广西在推进运河建设的同时，着力在以下方面下功夫。一是构建“江海联动、干支一体”的水运格局。以平陆运河为“一纵”、西江航运干线为“一横”，将原本分散的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沿海串联成网，实现江海联动、干支衔接、江海直达。二是有序布局江海联运枢纽节点。在运河沿线布局南宁港平塘港区、北部湾港钦州港域金谷港区勒沟作业区等江海联运枢纽，规划建设5000吨级泊位群，同步推进港口与后方产业园区一体化设计和建设。三是培育临港产业集群。围绕运河沿线划定产业承载空间，集中布局沿运河产业园区，明确重点发展船舶修造、重型装备、绿色建材等适水产业，推动形成“前港后厂”的产业组织模式。四是谋划江海直达船型配套。同步启动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研发建造，确保运河通航后船舶运力与航道等级、港口泊位能力相匹配，实现通道效能最大化。


运河经济带的战略牵引力正在转化为发展增量。“十四五”时期，广西完成水运固定资产投资1256.87亿元，是“十三五”时期的4.97倍；内河高等级航道里程跃居全国第五，3000吨级航道实现“零”的突破；2024年内河货运量达3.94亿吨，较“十三五”时期末增长49%；沿运河规划产业园区已吸引一批适水产业项目落地，运河经济带正加速成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二）湖南：以“一盘棋”思维整合港航体系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湘江、资江、沅水、澧水四水汇聚洞庭湖后通江达海，全域内河航道里程达11968公里，居全国第三、中西部首位。与我省类似，湖南省内港口资源长期面临“小散乱”问题，同质化竞争严重。湖南以“一省一港一主体”模式高位推进全省港航资源整合，变“散”为“聚”，致力于构建通江达海的现代化水运体系。


湖南在推进港航资源整合方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是高位推动顶层设计。2023年，湖南省政府印发《湖南省港航整合和发展方案》等“三方案一政策”，组建湖南省港航水利集团，并下设城陵矶港口集团作为统一运营平台。二是资源跨区域深度整合。按照“先易后难、先国有后民营、先公用后专用”原则，仅用半年时间整合长江、湘江及洞庭湖区码头28个，千吨级以上泊位79个，占湖南公共码头总泊位数的38%以上。三是统一品牌与运营。所有整合后的1000吨


级以上国有公用码头统一纳入城陵矶港口集团，统一使用“城陵矶港”品牌，实行统一价格、统一服务标准、统一调度，推动各区域港口错位发展、协同共进。四是推进船闸联合调度。建成湘江梯级船闸联合调度中心，实现湘江干流船闸集中管控、远程集控、联合调度。依托“统一报到、统一调度、统一信息发布、统一运营管理”模式，船舶待闸与过闸效率大幅提升。五是贯通港航全产业链。整合省属国有港航设计、施工企业，打通港航上下游业务，增强集团盈利能力，为码头新建、改建、扩建提供持续资金支持。


资源整合释放出经济协同效应。2025年，城陵矶港口集团实现货物吞吐量9006万吨，同比增长17.26%，营业收入18.3亿元，同比增长93.62%；湖南共完成水运投资92.39亿元，同比增长6.31%，创历史新高，湘江永衡航道、浯溪二线船闸等重点项目有序落地，高等级航道网布局逐渐完善，整合赋能作用持续凸显。


（三）安徽：以产业定制服务开辟“皖车出海”新路径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长江、淮河横贯东西，江淮运河纵贯南北，形成“工”字形水运格局。作为引江济淮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淮运河将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生态改善和航运功能统筹一体，是水资源综合利用的典范，为沿线产业集聚奠定了坚实基础。安徽依托江淮运河，创新联动港口、航运和车企，将水运优势精准对接汽车出海需求，实现了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安徽在推动内河航运与主导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探索出一套成熟模式。一是引导产业沿河集聚。合肥派河港精准匹配新能源汽车运输需求，服务半径10公里内集聚了比亚迪、江淮、大众安徽等多家车企，能够实现“出厂即登船”。二是打通产业定制化出海通道。依托江淮运河构建的水运网络，创新推出汽车滚装运输专线，研发330车位内河商品车滚装船，可实现“本地上船、一船到底”。三是构建“内河滚装+远洋运输”的自主可控物流体系。联合车企组建航瑞国际滚装运输有限公司，投资20亿元打造3艘7000车位LNG双燃料远洋滚装船，开通地中海、西北欧、南美等国际航线，远洋滚装航线已辐射全球30余个国家、近60个枢纽港口。四是持续提升通关效率。芜湖等沿江五市口岸、合肥港与上海港实现“联动接卸、视同一港”海关监管模式，节约通关时间1—2天，单箱运输成本较公路降低约1500元。


产业与航运的深度融合开辟“皖车出海”的可行路径。2025年以来，安徽港航集团远洋滚装累计发运整车逾16.5万辆，依托江海联运体系和自有远洋船


队，为车企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约30%。如今，安徽车企近九成的出口港航服务由本土港口物流体系保障，汽车从国内出发到地中海不超过25天，抵达西北欧不超过30天。


（四）江西：以“112工程”为多梯级航道提速赋能


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赣江、信江、抚河、饶河、修河五河汇聚鄱阳湖后通江达海，形成典型的向心状水系格局。赣江与信江属于多梯级开发航道，赣江沿线建有7个梯级枢纽、信江沿线建有3个梯级枢纽，船舶待闸时间长、过闸效率低，是制约水运发展的突出问题。为使多梯级航道“通而快”，江西以“112工程”为抓手推进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建设，数字赋能内河航运。


江西在推进智慧航道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一是构建“112工程”整体架构，即1张智慧船闸感知网、1个数据中心，以及船闸运行管理和公共服务2个平台，实现对全省高等级航道的多层级协同管理。二是以信江为试点，建成信江智慧船闸集控调度中心，通过部署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实现对界牌、虎山嘴、双港三地船闸运行状态的全面感知和远程集控，通过“统一管理、统一运维”模式，推动船闸管理向“少人值守、无人值守”转型。三是开发“赣航通”APP，与联合调度系统无缝对接，实现船舶档案注册、过闸申报、到闸确认等流程全程线上办理和流程优化，船员无需上岸即可完成“一键申报、统一调度、快速过闸”，大幅减少船舶等待时间。四是建成高等级航道电子航道图，实现全省高等级航道电子航道图全覆盖，并成功接入“长江e+”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干支联动。


智慧赋能让多梯级航道跑出加速度。信江智慧船闸系统自2025年3月试运行以来，过闸效率提升20%，船舶平均待闸时间减少40%，船员通过手机即可完成过闸申报，被形象地称为“水上ETC”式过闸服务。同时，也为我国和全省智慧船闸标准化建设提供了示范样板，归纳提炼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船闸管养新模式。


（五）对河南内河航运发展的启示


坚持规划先行、顶层谋划，以全局思维把握航运发展规律。内河航运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航道、港口、船舶、物流、产业等诸多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摒弃“就水运抓水运”的思维局限，将航运发展置于区域经济版图和国家战略全局中考量。要充分发挥水运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比较优势，把握其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的内在规律，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


需要与可能的关系。以全局思维谋篇布局，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统一，找准战略支点，聚焦重点工程，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


坚持系统整合、开放合作，以聚合思维凝聚航运复兴动力。内河航运的复兴离不开资源的整合、力量的协同、开放的格局。内河航运涉及跨区域协调、多式联运衔接、资源要素整合，要变单打独斗为攥指成拳，推动港口资源一体化运营；变各自为政为协同联动，打通跨省通航瓶颈；变自我循环为开放融通，深度融入国家物流大通道。要破除壁垒、促进融合，推动各领域、各环节协同发力，将单一优势转化为综合竞争力。


坚持产业联动、优化布局，以共生思维实现航产互促共进。内河航运与产业发展互为支撑、互为因果，呈现深度共生的内在联系。水运深刻影响产业布局，产业有力促进水运繁荣。要坚持港产城园深度融合，把握好水运与产业的辩证统一，找准水运优势与主导产业需求的结合点，推动水运发展与产业布局精准对接。


坚持智慧赋能、提质增效，以创新思维推动航运跨越式发展。创新是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既要夯实航道提质的硬件基础，更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推动航运发展从硬件驱动向智慧赋能转变。要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强化数字赋能、技术赋能，加快智慧航道、智慧船闸、智慧服务建设，实现畅通与高效的有机统一。


坚持因地制宜、守正创新，以实践思维探索特色路径。内河航运发展没有固定模式，关键在于立足自身禀赋、找准发展定位，广西的格局重塑、湖南的资源整合、安徽的产业联动、江西的智慧赋能，都是立足自身特色破解自身难题的典型实践。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战略引领、系统整合、创新赋能、产业联动上精准发力，探索出具有河南特色的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路径。


四聚能图强：谱写中原出海新篇章


当前，河南内河航运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任务，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航道升级、港口提质、产业集聚、服务增效、保障强化”等重点任务，着力构建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推动“港产城园”深度融合，为我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提供有力支撑。


（一）以航道网络贯通为基，筑牢通江达海硬支撑


航道是内河航运的基础，必须加快推进航道建设，构建“干支相连、通江达海”的现代化航道网络。一是加快推动高等级航道提等达标。加快推进淮河淮滨至三河尖航道提升工程，早日实现河南高等级航道“零”的突破。重点推进沙颍河、淮河等重要航道提等升级，扩大千吨级船舶通航范围，延伸主干线大通道至内陆腹地。以高等级航道为重点，力争在“十五五”时期实现若干高等级航道提等达标，基本形成安全畅通、绿色经济、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内河航道网络。二是打通干支衔接“最后一公里”。重点推进建设沙颍河、淮河等骨干航道，升级改造沱浍河等航道，积极推进潢河、史灌河等支线航道建设，有序推动惠济河、汾泉河、北汝河、新蔡河等支线航道与骨干航道联通，解决支流航道与骨干航道“最后一公里”瓶颈问题，实现支流航道与骨干航道的顺畅衔接，打造干支联动的内河航运体系。三是加强航道养护管理。进一步加大养护力量投入，科学制定年度养护计划，落实日常养护各项工作，定期组织开展淮河、沙颍河等骨干航道养护技术核查，建立健全航道养护长效机制，确保航道运行畅通。积极开展丹江、小浪底等重点库湖区航道养护，强化水上旅游客运通航保障。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航道养护，加强水运工程建设管理，开展相关抽样检测工作，切实提高航道养护效率和质量。加强航道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完善航道应急处置预案，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以港口扩容提质为要，打造辐射全域强门户


港口枢纽是内河航运的重要节点，必须优化我省港口布局，提升港口功能，完善集疏运体系，打造集约化、专业化、智能化的现代化港口群。一是构建协同高效的港口群。按照“1+4+6”港口布局体系，围绕沙颍河、淮河两大骨干航道，推动形成以周口港为主枢纽，“漯河港—平顶山港—许昌港”和郑州港分别作为“两翼”的沙颍河流域“一核两翼”发展格局；积极推进信阳、南阳、商丘等港口群建设，推进港口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形成高效协同的分层次港口布局。二是全面提升港口服务功能。坚持项目建设引领，围绕港口扩容提质、提高运营效率等任务要求，加快推进周口港、信阳港、漯河港、平顶山港等项目建设，完善现代化设施设备，不断提升港口服务功能和效率。进一步增强周口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功能，加强港口专业化泊位建设，提升港口专业化运输能力。完善港口仓储、配送、加工等增值服务功能，推动港口从“运输枢纽”向“物流枢纽”转型。提升通道平台协同运作水平，完善口岸功能，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通关服务。三是完善集疏运体系。加快推进港口集疏运通道建设，强


化港口与铁路等运输方式衔接，完善疏港铁路和疏港高等级公路等集疏运体系，构建“铁路+公路+水路”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加快推进信阳港淮滨港区、周口中心港等专用铁路连接线建设，实现重要港口与国家铁路干线、高速公路的无缝衔接。优化重要疏港公路网络，提升疏港公路等级和通行能力，减少港口拥堵。


（三）以多式联运衔接为脉，畅通内外循环大动脉


多式联运是提升内河航运效能的关键，必须加强不同运输方式的衔接配合，创新联运模式，完善联运机制，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一是强化内河多式联运枢纽建设。以周口港、信阳港淮滨港区等省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为抓手，加快建设“水铁公”多式联运枢纽，推动港口、铁路货运站、公路物流园区等枢纽节点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形成水港、陆港、空港衔接融合的多式联运大格局。统筹不同运输方式衔接，深化规则、标准等统一衔接，健全运输技术标准，建立多式联运枢纽协同运营机制，提高货物中转效率。二是持续推进“一单制”“一箱制”联运模式。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改革，推广应用标准化多式联运电子运单，依托区块链技术试点推广“一单制”，探索形成“一单制”创新应用典型案例，不断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次结算、全程负责”。推广集装箱“一箱制”运输，提高集装箱共享利用率，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货物运输效率。三是全面提升港航运营水平。扩大对外交流合作，以周口港、信阳港淮滨港区为支点，加强与外省港航集团合作，打造精品集装箱线路，提高通江达海能力。聚焦“航线拓展、多式联运”，积极推进港航运营水平提升。实施“一港一策”精准营销，加密优化“水上货运公交”等现有航线，稳定开行至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的对外海运直通航线，积极拓展外贸东南亚航线。四是培育专业化联运主体。鼓励企业开展跨区域、跨行业合作，鼓励港口经营人和船公司通过互相参股实现以资本为纽带的融合发展，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多式联运龙头企业。支持大型航运企业、铁路企业、公路物流企业等组建多式联运经营主体，组建若干集水路运输、公路运输、仓储物流、临港贸易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物流公司，提升多式联运组织能力。


（四）以临港产业发展为核，激活“港产城园”新引擎


把水运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的关键是能否带来相关产业落地、实现“港产城园”融合发展。各地应进一步提高认识，用好港口与水运优势。应放眼全国乃至全球思考产业定位，以港口为龙头、园区为载体、城市为核心，切实把水


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一是加快布局建设临港产业园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沙颍河“通港达园”工程建设，努力把水运网变成物流网，串起产业链、联通大市场。依托周口港、信阳港、南阳港等重点港口，规划建设临港产业园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装备制造、食品加工、新材料等临港产业。加强临港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港口与后方物流园区、产业园区的连接通道建设，提高货物集疏运效率，完善供水、供电、供气等配套设施，吸引产业项目入驻。二是推动产业与港口联动发展。围绕通江达海和产业发展需要，积极争取设立保税物流中心（B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及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进“跨境电商+产业带”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引导临港产业企业与港口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产业发展与港口运营的良性互动。围绕港口产业园区运营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深入调查了解有大宗货物需求的企业的货物流向，吸引临港偏好型产业和物流企业入驻临港产业园区，提高临港产业园区集货能力。大力发展高品质旅游客运，培育水上旅游特色精品航线，提高城市水上观光客运品质，积极发展生态休闲旅游客运。三是完善港口城市配套服务。加强临港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推动港口配套设施向城市延伸，实现港口功能与城市功能互补。围绕临港产业园区和港口枢纽，完善城市交通、教育、医疗、住房等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港口城市发展软环境建设，提高港口综合服务水平，优化口岸通关环境，建立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合作机制，优化港口城市营商环境。


（五）以规划治理协同为纲，健全统筹高效新机制


加强统筹谋划是推动河南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把规划引领、治理协同贯穿航运发展全过程，健全现代航运治理体系。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把内河航运发展摆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河南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位置，充分发挥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的牵头抓总作用，统筹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建设，定期研究解决跨地区、跨部门突出问题，不断健全省级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二是完善规划体系。坚持规划先行、多规合一，以科学规划引领我省内河航运有序推进、高效发展，坚决避免重复建设、无序开发和恶性竞争。高标准编制内河航运“十五五”规划，积极推动重点项目纳入国家规划。以国家层面相关规划要求为统领，加强全省港航资源整合，优化全省港口布局，实现全省航道和港口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运营管理。紧密对接国土空间规划，加强与水利、产业、环保


等相关规划有效衔接，统筹航道线位、港口岸线、建设用地、生态保护红线，实现空间布局一张图、项目落地一盘棋。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建立规划实施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三是强化部门地区协同。强化省内区域协同，按照省级层面统一部署，统筹推进航道建设和船闸调度等，实现沿线地市规划对接、项目同步、标准统一，实现干支联动、上下贯通，避免分段建设、标准不一、衔接不畅。健全部门协同、条块协同，强化交通、发改、自然资源、环境、水利等各部门有效沟通，加强属地与监管部门、建设运营单位间的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加强跨省流域协作，主动对接安徽、湖北等周边省份，建立跨省内河航运协同发展机制，重点推进航道等级对接、船闸联合调度、船舶标准互认、监管执法联动，共同打通省际水运瓶颈。


（六）以智慧绿色转型为翼，引领低碳高效新航向


智慧绿色是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必须加快推进智慧航运、绿色航运建设，推动内河航运转型升级。一是推进智慧航运建设。加快信息化等新技术应用，着力构建数字航道与智慧港口。加强港口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推广应用自动化装卸设备、无人集卡等智能化装备，积极推进新一代自动化码头、堆场建设改造。加快建设数字航道，加快推进全省骨干航道电子航道图、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开展航道运行监测，提供航道信息服务，推广自助过闸APP应用，提升智慧化运营管理水平。二是推动绿色航运发展。紧扣双碳目标，着力建设低碳零碳工程，加快船舶绿色转型，鼓励使用新能源船舶，推广应用LNG动力船舶、电动船舶等环保型船舶，加快推进现有港口码头岸电设施和船舶受电设施建设改造。打造人水和谐的绿色工程，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强化污染防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广泛应用生态友好型技术，加强船舶污染治理，完善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实现船舶污染物应收尽收、达标处置。加强河道水质监测和治理，开展航道生态保护与修复。


（七）以要素资源保障为底，厚植长远发展硬实力


要素保障是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必须强化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供给，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凝聚发展合力。一是强化土地要素保障。优化用地审批流程，提高用地审批效率，在依法合规、节约集约高效的前提下优先保障内河航运用地指标。二是拓宽投融资渠道。积极争取专项债、超长期国债等政策工具，保障重大项目的资金需求。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特色


金融服务，争取更多信贷支持，降低融资成本。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内河航运人才培养，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引进和培育一批懂业务、善管理的专业人才，不断完善内河航运人才服务保障措施。四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在税费减免、财政补贴、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强法治建设，加快《河南省内河航运条例》立法进程，规范内河航运市场秩序。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内河航运发展的良好氛围。


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问题与对策研究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帅燕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连，在乡村振兴中优势独特。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区域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带来新机遇，但也面临涉农院校布局失衡、专业建设滞后等挑战。深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对促进成渝城乡融合、提升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成渝双城经济圈视域下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背景


政策驱动方面，乡村振兴作为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历史任务，为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将区域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区域乡村振兴创造了新机遇[1]。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发挥职教优势，培养乡村振兴


关键人才”等要求，在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被进一步强化，明确要求职业教育“支持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2]。


2024年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发布的政策答复中，再次强调涉农职业教育需“加快培养高素质农民和技术技能人才”，并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完善服务乡村振兴的保障机制。从现实需求看，成渝双城经济圈作为西部重要增长极，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较为突出，乡村产业升级亟需大量技术技能人才，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区域内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近亿），高职教育资源富集，是我国重要科教聚集区之一。高职教育通过人才培养、技术转化等功能，能有效破解“三农”问题，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因此，聚焦成渝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对推动省域职教协同、助力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支撑。


二、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一）涉农院校空间布局的结构性失衡


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空间布局失衡，涉农院校呈“中心聚集、边缘匮乏”格局，形成了较大的服务盲区。2023年数据显示，区域内75所高职院校中涉农类仅15所（占比20％），且多集中于成都、重庆主城区及周边中心城市，


乡村产业密集的县乡覆盖严重不足[3]。同时，城乡教育投入差距显著：县域职校生均经费低、师资弱、实训设备陈旧，导致涉农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满足乡村需求。空间失衡与资源梯度差的双重制约，严重削弱了高职教育支撑乡村振兴的效能。


（二）涉农专业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需求脱节


专业建设滞后于乡村产业升级需求。其一，专业设置脱节，新兴领域课程不足：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前沿课程覆盖率低，部分院校（如畜牧兽医专业）仍侧重传统技术，智能化模块缺失。其二，人才培养方案更新缓慢，修订周期长于农业技术迭代速度，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匹配度低；加之实践教学薄弱，难以培养乡村振兴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种脱节严重制约了服务效能。


（三）涉农产教融合的协同效能低下


产教融合面临三重困境：首先，校企合作多停留于协议层面，实质性项目少且资源整合不足；合作以短期培训或实习为主，缺乏长期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机制。


其次，实训基地“重硬件轻运营”，因专业团队和资金缺失，部分基地设备闲置率高，服务功能未充分发挥。此外，涉农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合作多局限于非农领域，深度协同缺失。这种“校企两张皮”现象导致人才培养与技术研发脱离乡村实际需求。


（四）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系统性缺失


服务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文化振兴依赖“三下乡”等短期活动，缺乏与本土组织深度合作，文化浸润难持续；生态振兴因政策导向不明和服务意识薄弱，环保技术推广与生态治理作用未充分发挥；组织振兴中“校村党支部结对”多流于形式，实质性措施少，未能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此外，评价体系不完善且反馈机制缺失，效果难量化评估，无法形成“诊断－改进－提升”良性循环，整体效能受限。


三、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对策研究


（一）构建多方联动的协同治理机制


1.政府主导统筹管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政府需发挥统筹协调核心作用。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应与乡村振兴局联合组建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领导小组，明确权责边界，破解政策碎片化问题。建立权责明晰、分工明确的组织管理机构，确保职业院


校有序参与[4]。地方政府需强化政策引导，通过财政、土地、技术等扶持措施，整合区域内院校、涉农企业与乡村资源，确保各方有序参与。如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调解决产教融合难点，形成“政府搭台、院校唱戏、企业助力”协同格局，防止多头管理导致的资源浪费与效率低下。


2.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针对偏远地区职教资金短缺的问题，需创新投入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地方政府可出台税收减免、用地优先等政策，鼓励农业企业通过资本或技术参股，与高职院校共建混合所有制职校或乡村产业学院。同时，探索“政府保底＋市场运作”融资模式，支持县域职教中心与龙头企业合作开发涉农项目，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例如，企业以固定资产入股获长期收益，院校以技术服务换资金支持，实现资源互补与可持续发展。


3.强化沟通合作机制


构建“政－校－企－村”四位一体协同平台，促进深度合作。政府牵头搭建信息共享与需求对接平台，推动高职院校与行业协会联合产业调研，匹配乡村技术需求；企业通过订单培养、联合研发参与人才培养，提供实习岗位与技术转化场景；乡村农户作为需求方与受益者，通过反馈机制优化服务。例如，建立轮岗交流制度：院校教师赴企业挂职、企业骨干到院校授课，形成“人才互通、技术互鉴”良性循环，增强合作深度与持续性。


4.完善反馈考评机制


建立科学动态的服务成效评价体系是保障协同治理长效运行的关键。教育主管部门需研制覆盖服务内容、过程与成果的三维评价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独立监测。对成效显著的院校，给予专项资金奖励、项目优先审批等倾斜；对形式化项目，建立问责机制与整改清单。同时，构建“需求－服务－反馈－改进”闭环管理模型，依托信息平台实时收集农户、企业评价意见，动态调整服务策略。例如，将乡村振兴服务成效纳入高职院校绩效考核，与财政拨款、招生计划挂钩，形成“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激励机制。


（二）优化职业教育空间布局体系


1.实施空间重构策略


成渝两地应坚持共同发展理念，统筹自身布局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现代高效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建设目标，在学校布局和资源配置方面深入交流，实现资源互补和协调发展[5]。为破解资源分布不均，需实施“中心辐射＋县域嵌入”空


间重构策略。主城区建设涉农职教创新中心，依托其技术、人才与资源优势发挥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周边职教发展；同时在乡村振兴重点县设立实践基地，引导城市涉农高职院校在县域设分校或校区，推动优质资源向乡村延伸。例如，通过“总部＋基地”模式，结合主城教学资源与县域产业需求，形成“中心研发、县域转化”服务链条，实现教育资源与乡村需求有效对接。


2.构建城乡教育网络


为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需构建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网络。可通过“3＋2”分段培养、对口高考等方式，建立城市高职院校与县域中职学校的深度合作关系，打通“乡镇职业技能培训－县域中职教育－县市高职高专－应用型本科－专业研究生”的职业教育上升通道。同时，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教育资源纵向贯通与横向联动，如在县域设立职业教育联盟，整合中高职院校资源，开展联合招生与培养，为乡村学生提供更多升学就业机会，促进城乡教育公平与资源共享。


（三）深化专业建设供给侧改革


1.动态调整专业设置


高职院校需建立专业设置动态响应机制，通过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对接乡村产业需求。可组建校企合作委员会，联合行业企业开展产业调研，分析农业技术与市场趋势。基于调研，优先培育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生态旅游等新兴专业群，淘汰与乡村产业脱节的传统专业。如针对智慧农业增设农业物联网、数字农场管理等课程模块，推动专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同时建立专业退出与新增评估机制，确保专业设置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提升人才培养的产业适配性。


2.建设高水平涉农专业群


为服务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产业建设目标，提升涉农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与吸引力，需着力打造涉农高职院校品牌，重点建设高水平涉农专业群与示范课程。以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重庆三峡职业学院等为代表的农业类高职院校，应紧密对接区域乡村特色产业需求及职业岗位标准，联合行业企业共建专业课程体系，协同探索“校园、田园、产业园”融合共育的“三园育人”专业群发展新模式，通过资源整合与强强联合，打造涉农高职教育标杆。


（四）创新产教融合服务模式


1.打造“政产学研用”平台


为解决涉农产教融合不足的问题，需整合多方资源，打造“政产学研用”


“五位一体”协同平台。政府提供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搭建资源整合框架；院校依托学科优势，负责人才培养与技术研发；企业则提供资金支持、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科研院所聚焦前沿技术攻关，形成创新策源地，为产教融合提供技术支撑；农户（合作社）负责将成果应用到实际的农业生产与经营，并不断反馈优化，由此形成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2.组建农技推广服务团队


涉农高职可组建由院校教师、企业技术骨干和乡村能人构成的复合型农技推广服务团队。院校教师带领学生深入乡村一线了解需求，通过“田间学堂”等形式开展技术指导与培训；企业技术骨干提供平台并负责技术成果转化、设备运维及一线生产应用；乡村能人作为“示范户”带动实践并反馈问题。同时，利用线上平台提供实时咨询，实现线下实操与线上答疑的双向互动，由此形成突破时空限制的“专家驻点服务＋企业技术转化＋农户实践反馈”的闭环技术服务链，还能形成助农与育人的双赢模式。


（五）完善乡村振兴服务保障体系


1.建立三维评价指标


建立服务内容、实施过程与成果产出的三维评价指标，系统评估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效能。服务内容维度聚焦专业匹配度与项目覆盖面；实施过程维度关注资源整合情况与协作机制运行成效；成果产出维度则衡量技术转化效率与乡村受益程度。比如，可引入第三方量技术转化效率与乡村受益程度。比如，可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结合农户满意度调查与企业反馈，形成动态监测报告，为服务策略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建立“红黄牌”动态调整机制，对成效显著的院校给予政策倾斜，对流于形式的项目进行整改问责，确保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


2.分类培养乡村人才


针对乡村多元人才需求，实施差异化培养策略。面向新型职业农民，开发智慧农业技术、电商运营等实践课程；针对返乡创业青年，开设乡村旅游开发、农产品品牌策划等模块化培训；联合县域职教中心，为初高中毕业生设计“技能＋创业”双轨培养路径。同时，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线上教学＋线下指导”双轨模式，打破时空限制。例如，通过虚拟仿真系统模拟农业生产场景，结合专家进村入户指导，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深度融合，提升人才培养的精


准性与实效性。


3.推进“农文旅学”融合


发挥高职院校专业优势，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打造“文化体验＋生态教育”融合载体。例如，联合地方政府规划茶文化研学路线，将传统制茶工艺融入旅游管理课程；开发刺绣、竹编等非遗技艺工作坊，培养乡村文化传承人。同时，将农耕文化嵌入专业教学，开展“田间课堂”与生态环保实践，引导学生参与乡村景观设计、垃圾分类治理等项目，推动文化传承与生态振兴协同发展，助力乡村特色品牌建设。


4.党建引领组织振兴


深化“校村党支部结对”机制，推动高校党建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通过党建引领，共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组织师生党员参与乡村治理，协助完善村规民约、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例如，为村社干部开设“党建＋产业”专题培训，提升其政策解读与项目管理能力；选派优秀教师担任乡村党建指导员，协助培育“双带”型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此外，联合地方党校开发红色教育资源，打造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库，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形成“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长效机制。


结语


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通过构建多方联动机制、优化空间布局、深化专业建设、创新产教融合模式和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可有效提升高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效能。未来，可关注数字经济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深化区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研究，为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提供智力支持。


洛阳市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刘清扬


1.引言


智慧城市建设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洛阳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河南省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决策部署，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为契机，坚持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加大投入，利用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化、融合化等技术手段，着力打造信息设施泛在安全、智慧政务高效透明、公共管理协同精准、民生服务智能便捷、智慧经济高质集聚的新型城市形态，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洛阳市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做法


2.1政府引导，注重顶层规划设计


洛阳市成立了市政务信息化和智慧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全市智慧城市开发利用工作。认真分析研究智慧城市发展的优势和短板，从战略布局、架构设计、创新应用等方面综合考虑，编制了《洛阳市新型智慧城市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把洛阳建设成为中原城市群极具辐射带动力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心，成为全国一流的新型智慧城市。


2.2系统布局，智慧洛阳云平台建设加快


一是洛阳市全面启动“互联网+政务”体系建设，促进政务数据整合、共享、开放和创新应用。目前依托智慧洛阳云平台建设了洛阳市政务云平台、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政务数据共享服务门户网站，完成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实现了政务服务网上可办率96%以上“，一网通办”社会受益面不断扩大[1]。二是建设了人口库、法人库、空间地理信息库、宏观经济库等四大基础数据库，强力推进企业信用信息库、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库等主题库建设，建设了“洛快办”APP，打造城市服务统一入口。三是本着共建共享的原则，建成了能接入全市视频监控系统的视频共享交换平台，实现市、县、乡、村视频监控共享共用。


2.3分级分类，智慧产业稳步发展


洛阳市积极谋划建设洛阳大数据产业园并形成了一定规模，具备完整的大数据采集、分析、处理、融合和应用能力。目前聚集了1000余家大数据企业，重点突出企业、互联网、政务大数据“三条主线”，培育了以智能制造为特色的工业大数据产业群、以文化旅游为特色的公共服务大数据产业群、以创新引


领为特色的互联网大数据产业群“三大特色产业集群”，着力打造“洛阳大数据城市”标签，数字赋能助力洛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2.4以人为本，民生应用取得实效


洛阳市“云景博物馆”、旅游大数据平台建成上线，龙门石窟依托大数据平台多维度分析游客的消费喜好等，实现精准营销，提升景区服务质效。完成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项目建设，成功与国家顶级节点完成架构连接并正式上线，成为河南省首个接入国家根节点的二级节点，目前已接入一拖集团等大型企业近百家，一体化绿色创新基础设施格局初步形成“。互联网+医疗”平台实现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通共享，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


3.洛阳市智慧城市建设存在问题


3.1统筹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一是统筹协调效能待强化，智慧城市建设需系统与战略思维，相关部门对新发展理念的践行深度有待提升，建设协同合力尚未充分凝聚。二是顶层设计与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数据归集、共享开放的配套政策和机制有待完善，适配智慧城市建设的协同联动制度体系未完全成型，长期可持续的运营机制尚未建立。三是资金投入与管理需规范，财政投入存在总量不足与分配分散的问题，部分系统建设的资金投入缺乏前期统筹论证，管理规范性有待提升。


3.2系统共享能力待持续提升


一是系统建设集约化程度不高，各系统数据资源分散，造成信息化资源利用效率偏低[2]。二是标准规范体系未统一，各软硬件系统的接口、标准不一致，部门间统筹联动不足，导致系统衔接存在阻碍。三是数据共享壁垒尚未破除，部门间“信息烟囱”“信息孤岛”问题突出，数据归集、系统整合、项目统筹的推进难度较大。四是终端应用服务能力待优化，现有20多款政务智能终端APP功能分散、数据整合不足，服务支撑的实用性和便捷性有待提升。


3.3运维支撑体系要强化构建


一是多元投融资与运营生态未形成，信息化建设过度依赖财政资金，尚未实现财政资金从直接投入向引导带动、政府按需采购服务的模式转变。二是开发运维资源聚合度低，合作厂商较为分散，增加了信息化项目总集成难度，不利于核心能力安全可控，也制约了数据资源聚合与智慧城市建设效能提升。三是基础支撑能力薄弱，智慧洛阳云平台暂未具备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中台等中枢平台支撑能力，且专业机构与专业人才储备不足，难以实现公共安全、


公共服务、经济运行的一屏通览与智能管控。


4.洛阳市智慧城市建设对策


4.1强化顶层设计，全面谋划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一是高位谋划，凸显一体化、整体性。建议洛阳市完善智慧城市发展规划，重点在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生态宜居、产业发展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加快推进。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智慧洛阳云平台建设成为“多规合一”的信息平台，基础数据统一入口采集，搭建统一的数字底座和能力中台，使智能化设施设备、产业布局、应用功能部署等集聚在一张图上，逐步实现智慧洛阳管理“一张图”的目标[3]。二是分类推进，注重差异化布局。建议洛阳市从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入手，重点推进智慧旅游、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应用场景，着力打造国内重要的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研发大数据应用示范基地[4]生产和示范应用基地、旅游。三是条块融合，促进联动运行。建议洛阳市形成上下联动贯通、部门协同衔接的智慧城市发展新型格局。同时整合数字城管、网格化管理、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平台资源，建立集城市运行监测、联动指挥、事件管理、辅助决策于一体的城市运营指挥平台，实现“一屏观、一网管”。


4.2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激发多主体合作活力


一是强化统一领导，推进部门联动。建议洛阳市成立高规格的智慧城市工作领导小组，整合资源和力量，重点就政务服务流程优化再造、数据归集治理共享等提供强有力的协调保障机制。二是强化资源共享、业务协同，加强考核监督。建议洛阳市将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情况作为政府主导的智慧城市项目审核、验收等的必要条件，推进政务数据归集共享，从源头上杜绝信息孤岛产生[5]。同时完善督导通报机制，倒逼加快智慧城市建设。三是形成多元运行、多点盈利的发展模式。①建议洛阳市探索政府部门统筹规划需求、专业国有公司建设运营、社会多行业多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运行模式[6]。组建国有资产控股的专业化股份公司，承担洛阳市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和维护工作，同时有效引导社会资本对洛阳市政务服务信息化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②建议洛阳市探索创新可持续盈利模式，以支撑多元运行模式。如政府鼓励引导支持企业投资改造智慧城市项目，将省下来的费用通过多种形式如税费优惠、政策倾斜等分期返还给企业，项目合同管理到期后，智慧城市项目再无偿转交给政府。③建议洛阳市整合城管、政务热线等力量，组建城市运营大数据中心，履行数据赋能、信息调度、综合指挥等职能作用。


4.3加快智能设施建设，夯实智慧城市发展基石


一是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建议洛阳市完善5G、物联网、大数据发展相关政策，推进5G、宽带网络、物联感知设施建设，促进物联网技术深度应用，构建城市“神经网络”，打造洛阳都市圈5G融合创新示范城市。同时制定物联网建设标准，从感知终端、数据传输、平台架构等方面统一建设规范，实现统筹规划、共建共享、统一管理、集中运维。二是加快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建议洛阳市以深化政务云建设、构建数据中心为基础，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推动设立智慧洛阳发展专项资金，完善智慧洛阳“111N（”即“一基础、一平台、一中心、N应用”）的整体架构，重点建设数据中台、城市AI中台、物联网中台。整合国土、交通、公安、环保、市政等空间地理信息，探索建设洛阳市信息模型平台，实现基于“一张图”的城市新型治理功能。三是整合公共服务终端应用。一方面，建议洛阳市以“洛快办”APP依托，整合现有公共服务入口，推进更多智慧场景应用融合，让群众一站式获得政务、支付、就医、出行等各类服务。另一方面，建议洛阳市与支付宝、AAA等超级APP进行合作，开设小程序专属入口，围绕用户需求，分析建模、主动推送，用户无需额外下载APP即可获得便捷服务，以提升用户的粘合度与体验度。


4.4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强化智慧城市人才支撑


一是制定智慧城市人才引进方面的专项支持政策。建议洛阳市借助洛阳市“河洛英才计划”等，将智慧城市高层次人才纳入全市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范围，实现精准引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高端、复合型人才。二是在智慧城市专业技术领域实施聘任制公务员探索。河南省委提出可以探索引入聘任制公务员，建议洛阳市探索开展聘任制公务员改革实践，进一步提升智慧城市专业化水平和建设效能。三是重视培养本地化人才队伍。洛阳市高校、科研院所众多，一方面，建议鼓励支持洛阳高校和科研院所增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相关专业和研究领域，推动产学研结合，为洛阳市智慧城市建设储备人才。另一方面，建议洛阳高校联合设立智慧城市研究院，并加强与国内领先的信息技术企业开展人才互用互训，不断提升本地人才储备和技能水平。


4.5重视网络安全防控，构建智慧城市安全屏障


智慧城市的发展依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针对任何环节中的任一点发起网络攻击，必然会对整体的城市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影响公共安全乃至国


家安全。建议洛阳市更加重视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防控，将网络安全纳入智慧城市的顶层架构和设计中，创建“管理、业务、保密、技术、安全”一体化设计，抓好智慧城市重点领域的安全保障，确保全市智慧城市各类信息和数据的安全。同时，建立配套的洛阳市智慧城市网络安全评价和监管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管理办法，结合技术、管理手段，对洛阳市整个智慧城市体系的网络安全进行测评和监管，发现问题主动防御，切实保障智慧城市安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人才“回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郑州商学院张云鹏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然而，当前农村地区人才持续性外流，人才“回流”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严重制约了乡村发展动能。亟需深化相关研究，探索并制订切实可行的对策，有效破解人才“回流”困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1.乡村人才流失现状


当前，我国乡村人才流失呈现规模大、结构失衡、代际断层的严峻态势。据统计，2024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口总量超2.9亿人，其中35岁以下青壮年占绝大多数，农业户籍大学生返乡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从人才结构来看，流失群体不仅包含传统体力劳动者，更涵盖新型职业农民、农业技术员、乡村教师等群体。与此同时，乡村人才供需错位加剧，电商运营、文旅策划等新兴领域人才缺口超200万人，而传统种植养殖从业者却因技术滞后，面临失业风险[1]。这种“候鸟式”人口流动与乡村“空心化”并存的现象，严重制约了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以及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人才流失对乡村振兴的负面影响


2.1农业现代化进程受阻


乡村人才尤其是农业专业人才的流失，必然导致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农业科技推广受阻，严重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乡村农业人才大部分集中在县级以上单位，农村技术人才明显不足，基层人才待遇保障不足、队伍老龄化问题严重，导致农业生产中对新品种、新技术不熟悉，持续采取粗放式种植养殖模式，使得土地利用率偏低、经营效益不佳，影响了乡村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农业人才的流失导致农村大面积土地无人种植，闲置抛荒现象严重，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近年来，受农资产品价格上涨、农作物产值偏低以及自然因素风险影响，乡村人才投身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


2.2公共服务质量下降


专业人才持续外流，加剧了乡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在教育层面，优质师资的持续外流导致乡村学校陷入“空心化”困境。一方面，骨干教师的流失使课程结构被迫简化。另一方面，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失衡，现代教育理念与信息化教学手段推广受阻，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在医疗领域方面，具


备执业资质的青年医疗人才匮乏，基层卫生机构诊疗能力持续弱化。乡镇卫生院普遍存在全科医生短缺、诊疗手段单一等问题，这种医疗资源的匮乏不仅加剧了群众的就医负担，更直接影响着乡村居民的健康安全[2]。公共服务质量的整体下滑进一步削弱了乡村对人才的吸附能力，形成了制约乡村振兴的逆向选择困局。


2.3乡村治理效能弱化


乡村人才流失对乡村治理产生深层次负面影响，使基层治理陷入“主体性流失”与“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在组织层面，青壮年治理人才断层导致村级组织老龄化严重，部分村干部因知识结构陈旧，难以适应数字化治理要求，在政策解读与执行易出现偏差。同时，乡村能人、乡贤等传统治理主体的持续外流，削弱了矛盾调解、村规民约维护等内生治理机制的活力。在治理方式层面，年轻专业人才的缺失使网格化管理、智慧乡村等现代治理模式的推进迟缓，环境整治、土地管理等事务仍依赖粗放型手段推进，应急响应、风险预警等治理环节存在迟滞风险。


此外，留守群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与能力不足，村民代表大会等民主协商机制时常流于形式，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维护等重大决策，面临“无人议、不会议”的困境。


2.4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不高


乡村人才流失对乡村特色产业的健康发展形成严重阻碍，尤其在农产品品牌化与文旅产业升级中结构性矛盾暴露明显。在特色农产品领域，营销策划、电商运营等专业人才的匮乏，导致产品价值难以得到有效释放。一方面，传统种植户缺乏品牌建设能力，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文化内涵挖掘不足，难以突破传统优质低价的产销困境。另一方面，新媒体营销人才短缺，致使农产品推广停留于粗放式“吆喝”层面，无法精准对接消费升级需求，区域公共品牌普遍存在辨识度低、溢价能力弱的问题。文旅产业则面临更为复杂的人才断层危机，兼具乡村文化底蕴与项目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导致民俗体验项目同质化问题突出，非遗技艺、古村落等资源开发停留于表层观光形态；旅游服务人才储备不足，使得景点宣传推广、精品民宿管理、研学课程设计等配套服务专业化程度偏低。此类人才缺位问题，不仅削弱了产业创新动能，更严重制约乡村特色经济的质量与效益[3]。


3.乡村人才“回流”面临的困境


3.1城乡社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存在显著差距，使得人才“回流”难度增加。城市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核心民生领域，享有更优质便捷的资源配置，形成强大的磁吸效应。相比之下，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短板


（如优质学位稀缺、高水平医疗可及性低、社会化养老体系薄弱），大幅提高了人才返乡就业创业的生活成本与风险预期。同时，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周期长、风险高、效益不稳定）及乡土文化产业的非标化、低盈利特征，难以提供与城市现代产业相匹配的经济回报与职业发展空间。这种政策红利与产业效益的落差，使得乡村在人才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严重削弱其对人才的吸引力。


3.2教育体制亟需完善


现行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体系，与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不匹配现象。二者的专业布局与课程设置普遍向城市工业、商业需求倾斜，而与乡村发展密切关联的农科技术、乡土文化传承、乡村治理、生态技术等领域，则处于边缘化状态。在农业院校层面，传统农科专业吸引力下降，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于智慧农业、生态循环等前沿实践；在人文社科领域，鲜少开设系统化培养路径，培育懂乡村、爱乡村又具备规划、运营、文创类知识的复合人才[4]。这种人才供给侧的偏差，导致乡村亟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文化创新人才面临源头供给不足的困境。即便部分人才具备返乡意愿，也常因专业知识与技能储备，与乡村实际需求错位而难以有效落地。


3.3乡村人才自我价值认知和实现偏差


深植于社会传统观念中的“向城市发展”价值导向，使得人才普遍将职业成功与人生价值的实现锚定于城市。乡村常被潜意识视为就业选择的末端选项或临时退路，缺乏作为长期事业平台的认同感。即便部分人才萌生返乡发展意愿，乡村的现实发展情况也使得人才望而却步。首先，乡村岗位的薪资待遇与城市同质岗位差距悬殊，难以满足人才对基本生活品质的追求与家庭发展预期。其次，产业层次偏低、组织化程度不高，导致专业人才施展自身才华的平台狭窄，晋升通道模糊，技能培训与能力提升机会匮乏。最后，乡村社会网络与创新氛围的薄弱，使得人才在技术应用、模式探索过程中易形成“孤岛心理”。这种物质回报不足与精神价值实现受阻的困境，加剧了人才对乡村发展前景的


悲观预期，形成乡村人才“不愿回、留不住”的局面。


4.乡村人才“回流”的对策建议


4.1优化乡村基础配套，缩小城乡差距


4.1.1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乡村生态环境


着力推进乡村基础设施系统性升级，重点突破交通、信息、医疗等关键要素。一方面，构建外联内畅的现代化交通网络，缩短城乡物理距离。另一方面，同步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通过污水集中处理、垃圾资源化利用、村容村貌提升等举措，重塑洁净、有序、生态的乡村人居环境。


在此基础上，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建设兼具田园诗意与现代便利的高品质生活圈，通过“绿水青山”的生态魅力与“智慧便捷”的设施功能相互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乡村“边缘化”的区位认知，为人才安居乐业提供硬件保障。


4.1.2积极优化乡村产业布局，提供人才发展机遇


乡村需立足地域资源，明确产业精准定位，推动“产才融合”转型升级。一方面，通过土地集约化利用与政策倾斜，培育智慧农业产业园、乡土文旅综合体、电商孵化基地等高能级产业平台，针对性创设技术总监、品牌策划、数字营销总监等专业化岗位。另一方面，重点延伸“特色种养—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休闲体验”全产业链，发展共享农庄、康养旅居、文化创意等新业态，提升产业附加值。以产业链升级释放多层次职业发展通道，使人才返乡不仅能实现就业创业的基本诉求，更能获得与城市相当的职业成长空间，扭转乡村产业无法吸引人才“回流”的困局。


4.1.3优化乡村就业创业环境，提高乡村产业效益


加快构建乡村创业支持体系。设立专项扶持基金，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与税收梯度减免等政策，降低乡村人才初创风险；建设乡村众创空间与技能实训基地，提供技术指导与资源对接。创新就业模式，扩大管理型、技术型岗位供给。同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通过“三品一标”认证、区域公共品牌运营，提升农产品溢价能力，以产业效益增长带动人才报酬提升。建立人才贡献度评价机制，对乡村紧缺人才给予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福利，形成“价值创造—合理回报—持续发展”的正向循环。


4.2完善教育体系建设，培育乡村人才


4.2.1重构涉农学科体系，强化校企协同育人


推动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建立与乡村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重点扶持智慧农业、乡村治理、生态修复、乡土文创等紧缺领域相关学科，增设农业大数据分析、乡村旅游规划等前沿交叉专业。另一方面，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实效。支持高校与农业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以校企联合培养为主线，在培养方案共制、专业课程共建、校企师资互聘、科研成果共享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多维度合作，推动涉农专业高效发展，从而逐渐扭转涉农教育边缘化的现状。


4.2.2深化产教融合，确保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涉农专业要构建“田间课堂”与“项目驱动”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推动涉农院校与县域政府、家庭农场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建设集教学实训、技术推广、创业孵化于一体的产学研用基地。课程设计实行双导师制，即高校教师负责理论传授，乡村工匠、农技专家指导实操，确保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建立农学交替的灵活教学周期，使学生深度参与作物全生命周期管理或文旅项目运营等工作。通过真实生产项目的历练，弥补传统课堂与乡村实践的鸿沟，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农业问题的能力。


4.2.3创新新农业人才培养类型及模式


高校需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满足乡村人才需求。在高层次人才培育方面，实施乡村振兴硕博升学计划，定向培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领军人才；在本土人才赋能方面，依托职业院校开展“学历教育+技能认证”贯通培养，针对新型职业农民、非遗传承人等群体开设定制化课程；在返乡人才提质方面，设立乡村再教育学校，提供智慧农业、品牌营销等模块化培训，助力其能力转型。创新教学载体，开发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模拟乡村规划决策，通过精准培育，形成“领军人才牵引—本土人才支撑—返乡人才补充”的梯次结构，破解乡村人才断层危机。


4.3建立健全引人留人机制，优化乡村人才结构


4.3.1构建引留一体的人才保障体系


重点解决人才不愿扎根乡村的痛点，在生活保障方面，政府等部门要提供人才公寓或住房补贴，解决住房难题；配套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回乡人员进行定向供给，消除安居顾虑。在工作支持方面，设立乡村岗位津贴和偏远地区服务补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返乡创业人才提供金融普惠政策等支持。在长期发展方面，打通晋升通道，如优秀村干部可选拔进入乡镇干部队伍；常


态化开展“乡村振兴带头人”评选表彰活动，赋予乡村人才相应的社会身份认同，强化人才价值认同感。


4.3.2扭转观念偏差，提升乡村价值认同


扭转“只有扎根城市才有前途”的传统认知，引导人才看到乡村的独特价值。经济层面，建立多劳多得的分配机制，例如，电商从业者助力村民销售农产品可获收益分成，技艺精湛的非遗传承人可入股合作社享受分红权益，让技能真正转化为收入。


情感层面，利用乡情纽带吸引人才。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故乡行”活动，邀请乡贤能人回乡考察；通过修缮祠堂、村史馆等方式增强人才回乡归属感。


价值实现层面，设立乡村振兴创新奖项，将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古村落活化利用等成果纳入人才激励政策范畴，通过多元化的价值重塑，深化人才回乡的观念认同。


4.3.3建立乡村人才培训和可持续发展机制


针对人才回乡发展需求，需构建精准化、长期化的人才培育体系。首先，实施分类分层培训。如面向返乡青年开办创业相关课程，提供市场分析、风险管理等实训培训；针对本土能人开展产品包装设计、直播电商运营等实用技能。其次，开展实践锻炼培育。在乡镇设立乡村人才发展中心，定期邀请农业领域专家现场指导，组织人才赴先进村交流经验。最后，坚守可持续发展路线。建立线上学习平台，提供农业技术升级、经营管理优化等课程，助力乡村人才持续“充电”；鼓励“老带新”帮扶机制，鼓励经验丰富的乡贤与返乡大学生结对帮扶。通过边干边学的模式，帮助乡村人才实现能力持续提升。


5.结束语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破解人才“回流”困境关乎乡村发展全局。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教育错位供给及价值认知偏差等因素叠加，导致人才返乡面临“下不去、留不住、用不好”的困境。亟需通过制度建立、教育重构、机制创新等措施，形成多元协同的破解路径。唯有构建人才引留的良性生态，方能激活人才“回流”的内生动力，使乡村真正成为人才建功立业的沃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人力资本支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驻村第一书记角色适应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研


杨帆


一、引言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强化派出单位联村帮扶”。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管理。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开展常态化驻村帮扶，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管理机制。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走好“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驻村第一书记是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党通过干部下嵌强化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驻村帮促过程中，第一书记着力于优化组织设置、创新服务方式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村级治理的外部重要力量。然而，长期以来农村处于自治状态且已经形成内在秩序，同时，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对象、目标任务、主体、路径等方面都存在不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第一书记驻村角色适应过程中面临哪些新挑战、帮促机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等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本研究以第一书记角色适应情况为研究内容，选取江苏省盐城市、淮安市、徐州市、连云港市、泰州市为调研地，对几个地区的省派、市派第一书记进行了调研，以期为驻村第一书记角色适应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二、相关研究分析


驻村第一书记是党和政府派驻到农村地区的干部，负责协调当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工作。在驻村工作中，驻村第一书记通常会帮助村庄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提供相关培训和市场信息，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国内学者裴源认为驻村第一书记在乡村治理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包括不明确的权责分配、对乡村持续发展的意识不足及乡村治理体系的不完善；易于认为驻村第一书记在乡村治理中遇到的挑战主要是因为选派不够精准，组织支持不充分，权责不明确，管理体系有待完善，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科学的考核机制；丁春福、石峰分析了实施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主要成果，并总结该制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王同昌分析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地方性探索创新阶段（2001


年至2014年），归纳出村第一书记制度发展的基本经验；李安连、陈自强对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进行了实践研究；李丹阳、钟楚原采用“差序嵌入-协同赋权”的框架探讨了驻村第一书记如何有效地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汪崇金等借助田野实验方法，选择三个派驻第一书记的村庄作为实验组，并选择三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似但无驻村第一书记的邻近村庄作为对照组。通过实施调整后的信任博弈实验，测量并比较了两组中村民对彼此及村干部的信任水平，从而评估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对增强村民间及对村干部信任的影响。


角色适应是指个体或群体根据环境、社会期望和规范的变化，调整自身的信念和行为，以适应角色标准。角色适应涉及个体在同时承担多种角色时，进行必要的决策调整以管理不适感和解决冲突。这一过程有助于个体通过改变行为和认知来有效地适应新角色。角色适应的研究大多聚焦就业创业领域，例如，国内学者李洁、张成凤研究了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适应问题，认为大学生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关键作用。高校对于培养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专业人才、将教育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以及解决大学毕业生返乡就业创业难题起到了关键作用。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性别、社会保障制度及家庭价值观等因素对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政府、教育机构和企业应更加主动地参与这一进程，缓解高校毕业生农村就业顾虑，提升高校毕业生学习积极性，做好就业指导，提高毕业生农村就业适应能力。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梳理和调研数据的分析，本研究认为驻村第一书记角色适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职业定位适应、日常生活适应及角色认同感的建立。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为深入了解工作制度、工作环境、人际交往和工作方法等对第一书记角色适应性的影响，本研究设计了关于第一书记驻村工作情况和适应性的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首先是驻村第一书记的个人背景调研，关注其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工作经验等内容，旨在了解驻村第一书记的个人背景和过往职业生涯。第二部分与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适应性相关，关注第一书记在工作机制、工作环境、人际交往和工作方法等方面的适应情况，旨在了解驻村第一书记在工作适应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相关反馈。


（二）问卷样本


本研究选取江苏省盐城市、淮安市、徐州市、连云港市、泰州市5个地区的


120名省派、市派第一书记进行了问卷调研，回收有效问卷数120份（见表1）。其中，男性驻村第一书记在受访者中占比85%，构成了主要群体；年龄分布上，30-40岁个体最为集中，占比达55%；被调查者中40%来自事业单位；约62.5%表示驻村期间在村里住得很习惯；任期方面，2年占比72.5%，相对较多，其他包括1年任期、3年任期；在驻派前，约有75%的被调查者没有基层工作经历或学习经历，约52.5%的被调查者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了解较少，约52.5%的被调查者在驻派前对乡村振兴工作了解较少；驻村每天平均工作时长6~9小时的占85%，相对较多；任职期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长幅度为30%~50%的占比27.5%。


由调查结果可知，90%的书记在半年内适应驻村第一书记工作角色，驻村期间对产业扶持成效比较满意及非常满意达72.5%，对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比较满意及非常满意达87.5%，对教育和医疗项目成效比较满意及非常满意达70%，可以看出以上帮扶工作成效较好，而对就业创业扶持成效满意及非常满意为52.5%。同时，驻村第一书记在工作过程中存在若干阻碍，如：帮扶项目资金不足；破解难题，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办法不多，应对问题的能力不足；各级各部门组织的第一书记培训针对性有限等。


在问卷调查基础上，本研究选取5名驻村第一书记开展半结构访谈，以期探究其角色适应困境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访谈结果归纳如下：第一，第一书记在驻村之前几乎都是在城市机关工作，负责的工作较少涉及农村，因此该群体普遍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第二，对于农村的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方言等的适应，是阻碍第一书记迅速开展工作的重要因素。第三，部分第一书记认为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政策吃准、情况摸透；部分第一书记认为工作开展起来面临一定困难，究其原因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工作方法，以及资源协调能力较为有限。归纳下来，应该连接好三条线：上连天线，及时了解上级新政策，入脑入心；下连内线，注意发挥团队协作能力；勾连外线，努力为乡村争取上级部门的优惠政策。第四，第一书记帮扶任期通常为1~2年，任期时间不够长对帮扶工作完成情况会产生影响，导致大多数第一书记偏向推进短期见效的项目，持续发展成效不够明显。


四、结果讨论


（一）第一书记角色适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调查发现，第一书记在推进惠民项目、探索精准帮扶及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角色适应过程仍面临一些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环境适应存在困难


调查结果显示，第一书记在融入乡村生活环境方面普遍面临挑战。具体表现为：一是语言沟通障碍，约1/3的第一书记表示存在方言交流困难，影响与村民的深入沟通和政策传达；二是文化习俗差异，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特征和独特的乡规民约，使得第一书记在驻村初期难以快速建立信任关系。


2.工作能力与角色要求存在差距


一是专业知识欠缺，约1/2的第一书记在派驻前对乡村振兴工作了解较少，在产业发展规划、项目申报等方面的前期知识储备不足；二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实践能力不足，约2/3的第一书记认为自身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办法不多，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推动产业发展时表现明显，加之部分村缺少致富带头人、项目资金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制约了工作开展。


3.教育培训体系实效性不足


调查显示，现有的培训机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一是培训针对性有限，实践性不足；二是培训方式单一，培训时间较短，互动交流有限；三是培训覆盖面不全，特别是在群众工作方法、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关键领域培训供给不足。


4.任期制度与可持续发展矛盾突出


访谈发现，1~2年的任期限制导致帮扶工作呈现短期化倾向，一是项目选择偏向“短平快”，不利于长期产业培育；二是工作连续性不足，每任书记更替可能导致工作思路调整；三是深层次问题难以解决，如村级组织建设、村民观念转变等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难以在任期内完成。


（二）第一书记角色适应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成因


1.内部原因分析


一是工作思维方式待转换。城市与农村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很多第一书记没有农村生活和工作经验，有些第一书记虽有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但农村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性，若习惯性将本职工作中的知识、技能等带到驻村工作中，依旧用原有职业角色进行自我定位，形成工作惯性，工作方式将不完全适用。二是个体知识、能力的不足。许多第一书记的本职工作不涉及农业领域，农业相关知识较为欠缺，导致其在开展帮扶项目与农业生产过程中难以借助专业知识解决问题，由此带来一定的工作压力和角色适应问题。同时，


农村地区作为传统型的熟人社会，血缘关系是重要纽带，具有浓郁的传统乡土意识，这种交往方式要求第一书记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2.外部原因分析


一是教育培训机制不完善。目前针对驻村第一书记的培训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培训内容难以满足实际工作需求。乡村振兴帮促工作内容涉及村庄规划设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产品市场对接、区域经济发展、城乡融合等多个方面，然而目前有关培训内容相对不足。二是环境风俗差异带来的挑战。身处农村社会的大环境中，第一书记面临着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等多重外部挑战，这些因素成为影响角色适应的关键。经济薄弱村的基础设施相对较为落后，即便具备一定基层工作经验，仍需要适应。


五、对策建议


（一）第一书记自身层面建议


一是转变思维方式，培育良好心态。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应修正自身心态，主动适应角色，完成角色转换，竭尽所能有效开展帮扶工作，树立责任心。在日常工作中，始终保持谦虚务实态度，向村民群众传递真诚。二是运用正确方式，提升沟通协调能力。首先，应明确所帮扶对象的现状，包括但不仅限于了解村民的特点、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及村庄的权力结构。其次，在与村民的互动中关注他们的行为表现，及时调整自身的互动方式，同时要尊重当地的乡规民约。在向村民传递新思想、新方式的过程中，应注重方式方法，以免引起抗拒情绪。


（二）相关群体层面对策建议


一是相关部门加大岗前培训力度。首先，应强化第一书记的培训与管理，充分提升个人知识技能水平；其次，应建立完备的培训考核机制，对学习效果进行监督与考核；再次，需提高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效率，正确理解驻村工作并总结前人经验，以适应未来的帮促工作需求。二是相关单位完善激励保障体制。首先，畅通激励措施，包括在评先评优和选拔任用工作中重视驻村工作表现优异的第一书记；其次，加强对第一书记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鼓励和保障，通过媒体渠道定期宣传驻村第一书记典型事迹，激发其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的动力，进而更有效地开展驻村工作。


新时代以基层党建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


河南科技大学程雅鑫


引言


思政课教师队伍的素质，直接关系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成效，新时代面对日益多样化的学生需求，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和新机遇，基层党建对于凝聚思政课教师力量、提升教师政治素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基层党建引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中，应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和形式，将党建与思政课教学有机结合，完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将党建表现与教学业绩相互挂钩，丰富党组织活动形式，建立健全党组织活动的反馈机制，进而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一、新时代以基层党建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价值


（一）政治引领


基层党建通过组织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等，可以帮助思政课教师深刻理解和把握党的政治方向。在基层党建的引领下，思政课教师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教育的政治目标，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确保思政课教育的正确性，而且基层党建通过开展各种政治学习和教育活动，可以帮助思政课教师提高政治觉悟，使其在课堂上能够更加自信地传授党的理论和知识，增强思政课的说服力。在基层党建的推动下，思政课教师能够更深入地研究党的历史、理论和实践，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中，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时代、贴近学生，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基层党建通过强调思政课教师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可以激发其投身思政课教育事业的热情和动力，使其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培养时代新人的重任。思政课教师会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政治表现，积极寻求自我提升和成长的机会，努力成为既有扎实学识又有高尚品德的优秀教师。基层党建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完善工作机制和制度保障等方式，可以为思政课教师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使其能够安心教学、专心研究。高校可以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为思政课教育提供有力的精神动力[1]。


（二）思想凝聚


新时代以基层党建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可以引导思政课教师深


刻领会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使教师们明确自身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将个人的教学工作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基层党建活动，可以强化思政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定期地组织生活、理论学习等，促使教师们深入研究和践行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而更加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去教育和感染学生，使思政课真正成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重要阵地。基层党建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目标导向，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专题研讨等形式，使教师们共同探讨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形成对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的共同愿景。党组织可以搭建各种平台，加强思政课教师之间的协作与交流，如组织集体备课、教学经验分享会、课题研究小组等活动，打破教师之间的孤立状态，共同应对思政课教学中的各种挑战。当前各种思潮相互碰撞，高校思政课教师面临着诸多不良思想的诱惑和侵蚀，基层党建工作能够通过定期的学习、培训和警示教育等活动，提高教师们的思想免疫力，认清不良思想的本质和危害，从而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的影响[2]。


（三）组织保障


基层党建通过开展各类政治学习、主题教育活动等，可以促使思政课教师在思想上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如定期组织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促使教师们深入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明确自身肩负的立德树人使命，为思政课教师队伍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使其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从而增强队伍的凝聚力，还可以搭建多样化的交流平台，在组织生活会上分享教学生活中的经验和困惑，教学研讨活动则围绕思政课教学内容、方法展开深入讨论，不同教龄、学科背景的教师相互学习、相互启发，促进了教师之间的取长补短，形成良好的团队合作氛围。此外，在基层党建引领下，党员思政课教师以身作则，在教学、科研、师德师风等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如教学质量评估中，党员教师往往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其课堂通常成为示范课堂，供其他教师观摩学习，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党员教师带头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违规补课等不良行为，引领整个思政课教师队伍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基层党建鼓励思政课教师积极探索教学改革与创新，党支部可以设立教学改革专项小组，鼓励教师们走出校园，带领学生深入社区、企业等地进行调研实践，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


二、新时代以基层党建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


（一）强化政治意识与师德师风建设


基层党建应定期组织高校思政课教师参与基层党建主题的集中学习，深入学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教育、党建的重要论述，通过专家讲座、专题研讨等形式，引导教师深刻领会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可设立“基层党建与思政教育”学习小组，鼓励教师自主学习党的历史、党的理论知识等并定期进行学习心得交流分享，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并要求思政课教师，将基层党建相关内容有机融入思政课程教学中，组织思政课教师开展“基层党建主题教学公开课”活动，鼓励教师探索创新教学方法，将基层党建元素以生动有趣、贴近学生生活的方式呈现在课堂上，在提升教学效果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教师对政治意识在教学中体现的理解和把握。


高校基层党组织应注重挖掘和宣传思政课教师队伍中的典型人物和事迹，评选出“师德标兵”“优秀思政课教师”等，在校内进行广泛宣传，通过举办事迹报告会、经验分享会等形式，让其他教师学习借鉴，邀请校外优秀思政课教师、教育领域模范人物等走进高校，与思政课教师进行面对面交流，分享其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感悟，激励其不断提升自身的师德修养。基层党建还应安排思政课教师参与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具体工作，如担任学生党支部指导老师、参与党组织的主题党日活动策划与组织等，使教师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基层党建的流程和要求，组织思政课教师与基层党组织成员共同开展调研活动，围绕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展、师生思想动态等课题进行深入调研，形成调研成果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和师德责任感[3]。


（二）提高思政课教师专业能力与科研水平


基层党建应定期组织思政课教师党支部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活动，深入学习«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通过逐章逐节研读、讨论交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核心要义，围绕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开展


专题学习讲座，邀请党校专家、党政领导干部等进行解读，帮助思政课教师准确把握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及时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教学内容，积极利用“三会一课”制度，加强思政课教师党员的政治意识培养，组织思政课教师到红色


教育基地开展参观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实地感受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强化思政课教师的政治信仰，使其在教学中能够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为了提高教师专业能力，应积极构建团队协作与交流平台，根据思政课课程体系，组建不同课程的教学团队，教学团队中开展“师徒结对”活动，使资深党员教师与青年教师结成对子，党员教师从教学理念、设计、课堂管理等方面对青年教师进行指导，设立思政课教师学术论坛，定期开展学术研讨活动，鼓励思政课教师党支部与其他高校思政课教师党支部开展联合学术交流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学术会议、教学观摩等活动，拓宽教师的视野，促进学术资源的共享。此外，基层党建应设立党支部科研课题，引导思政课教师结合教学实际开展科研，要求思政课教师在撰写科研论文时，注重将教学实践中的案例、经验进行理论升华，教师可以将自己在课堂上采用的新颖教学方法、学生的积极反馈等素材融入论文，使科研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实践，鼓励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将其作为科研的切入点，如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发现学生对某些价值观的理解存在偏差，就可以以此为契机，开展“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困境与对策”等相关课题研究，并建立教学反思制度，思政课教师定期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总结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


（三）加强团队建设，打造高素质思政课教师队伍


高校党委应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思政课教师团队建设工作，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团队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结合学校实际和思政课建设目标，党组织应牵头制定思政课教师队伍团队建设的长远规划、阶段性目标，明确在不同阶段团队规模、结构、素质提升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建立健全党建工作与思政课教师团队建设协同推进的机制，将党建要求融入教师招聘、培训、考核、评价等各个环节，如教师招聘中，除了考察专业素养外，还应注重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根据思政课教师的专业背景、教学研究方向等因素，合理设置党支部，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教师担任党支部书记。定期对党支部书记进行培训，提高其党建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


学校应定期组织党员教师开展政治理论学习，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个人自学等方式，使其能够及时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以党支部为单位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围绕思政课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针对如何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如何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开展教学等内容进行交流，分享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共同提高。此外，应积极通过党组织的引导，建立思政课教师之间的合作机制，开展集体备课制


度，充分发挥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分享教学资源和教学经验，党组织要为思政课教师搭建多样化的交流平台，组织开展团队建设活动，如开展户外拓展训练、文化体育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缓解教师的工作压力[4]。高校党委应建立健全党建工作与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协同推进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定期开展党支部组织生活，如“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同时注重在思政课教师中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员队伍，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四）营造良好工作环境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建设，直接关系到思政课教学质量与效果，基层党建工作通过强化服务保障、营造良好工作环境，可以提升思政课教师的职业满意度，激发教学科研积极性，为高校思政教育注入强大动力，基层党组织应协同学校相关部门，优先保障思政课教学所需的硬件设施，建设现代化的思政课智慧教室，配备高清多媒体设备、智能互动教学系统等，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虚拟仿真教学等，确保思政课教师能够便捷地使用图书馆、数据库等学术资源，为教学科研提供丰富的资料支持，使思政课教学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具备良好的物质基础。基层党组织应为思政课教师搭建优质的科研平台，设立专项科研基金，党组织可以牵头组织校内跨学科科研团队，整合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力量，共同攻克思政教育领域的重点难点课题，积极拓展校外科研合作渠道，与政府政策研究机构、其他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建立合作关系，提升其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


基层党组织应参与完善思政课教师职称评定体系，在评定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监督与协调作用。对于在教学创新、课程建设、思政教育实践中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拓宽思政课教师的晋升通道，激励其不断追求专业卓越。基层党员干部应深入了解思政课教师的生活状况，关心其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积极协调学校后勤部门，为教师提供舒适的办公环境和生活设施，设立教师休息室、健身活动场所等，缓解教师的工作压力，使教师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与关怀，从而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思政课教学中[5]。


结语


综上，新时代，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以及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对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基层党建工作与思政课教师队伍建


设紧密相连，深入探究基层党建如何有效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是应对新时代教育挑战。高校应持续深化基层党建与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融合创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开展师德师风教育活动，完善党建工作体制机制，搭建教学研讨平台，推动科研创新与实践，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与广度，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职业院校电子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分析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李晓敏


0.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教育”战略的深入推进，职业院校在教育教学、行政管理、学生管理与服务等方面产生的数字化信息越来越多。受此影响，作为记录学校发展历程、承载核心知识与信息资源的电子档案，已成为学校管理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和关键依据。但是，相较于传统纸质档案，电子档案管理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一方面，电子档案涵盖学生学籍档案、教师业务档案、教学管理档案、科研成果档案、基建财务档案等多个领域，来源广泛，类型多样，增加了档案内容整理的难度；另一方面，电子档案多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于服务器中，很容易被窜改、删除或损坏，安全性、完整性保障面临较大的挑战［1］。对此，有些职业院校虽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措施，但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实际管理中仍然出现较多的问题，影响档案的安全管理和价值发挥。基于此，有必要对现阶段职业院校电子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寻求更加科学的电子档案管理路径。


1.职业院校电子档案管理的要求


1.1流程规范


职业院校在电子档案管理过程中应建立统一、清晰的闭环管理流程，确保档案从生成到利用的全过程可追溯、可管控。第一，明确电子档案的生成流程。要统一教学管理、人事管理、科研管理、学生管理与服务等工作中产生的电子文件的管理标准，制定“谁生成、谁负责、谁移交”的管理规范。第二，规范电子档案整理与归档流程。要对电子文件的分类、编号、元数据填写、格式转换和归档时限等作出明确规定和要求，避免随意归档和忘记归档［2］。第三，强化流程衔接。要确保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与教务系统、人事管理系统、科研系统等业务系统之间顺畅对接，减少人工干预引发的错误。第四，明确责任边界。要根据电子档案管理流程明确各部门、各岗位人员的职责边界，使档案管理分工明确、衔接顺畅。


1.2内容可靠


职业院校电子档案管理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内容的整理，二是内容的利用。如果档案内容没有利用价值，则前期的内容整理就失去了意义。因此，


电子档案内容要可靠，具有利用价值。首先，应确保电子档案内容的真实性。电子档案必须来源明确、生成过程合法合规，严禁随意修改、人为拼接或事后补录。其次，应确保电子档案内容的完整性。归档时，要做到材料齐全、版本一致，附件、审批意见和过程记录同步保存，避免出现附件缺失的情况［3］。最后，应确保电子档案内容的准确性。要通过相应的校验机制和复核流程对电子档案的内容进行检查，防止内容出现错误。


1.3存储安全


电子档案是以电子文件的形式存储在服务器或者云端，一旦这些文件被窃取、窜改或无故销毁，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要确保档案存储的安全性。第一，合理规划电子档案的存储架构。要采取集中存储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方式，避免档案分散存放和随意复制。第二，强化技术防护。应在服务器或云端部署访问控制、权限分级、日志记录等安全管理技术，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私自获取档案信息［4］。第三，建立数据备份与恢复机制。应定期开展本地备份和异地备份，确保在系统发生故障、设备发生损坏或出现其他突发事件时，电子档案能够得到快速恢复。


1.4使用便捷


为方便电子档案资源的利用，职业院校要构建方便、快捷的档案使用支持体系。一方面，提供高效的检索方式。职业院校要依托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完善档案目录体系和元数据字段，支持按档案类别、形成时间、责任部门、关键词等多种条件进行组合性检索，以提升档案查找的准确性和响应速度。另一方面，开放档案利用权限。在严格执行分级授权和岗位职责管理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使用对象的需求，设置差异化的访问权限。对于教学管理、人事管理等常用档案，可在授权范围内实现在线查询，避免因权限设置过于保守而影响正常利用。


2.职业院校电子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制度体系不健全


有些职业院校虽然制定了相关制度，用于指导电子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但这些制度覆盖的内容并不全面，而且关于电子档案的收集范围、归档标准、存储期限、利用权限等核心内容的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这导致部分档案管理行为缺乏明确的制度参考，出现档案收集不完整、归档不及时、管理混乱等问题。同时，相关制度中并没有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责任分工，导致


电子档案管理中存在“多头管理”或“无人负责”的现象。例如，学生学籍电子档案管理制度中并没有明确档案信息维护的责任主体，导致档案信息更新滞后。此外，有些职业院校缺乏有关电子档案归档的技术规范，导致不同部门在整理电子档案内容时采用不同的数据格式、分类标准，增加了归档中档案整理的工作量。


2.2安全管理工作滞后


当前，职业院校对电子档案安全管理工作缺乏足够重视，投入的资金也比较有限，导致电子档案安全防护技术水平偏低。首先，围绕服务器配备的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等安全防护措施比较陈旧，且存在配置不当的问题，难以抵御外部黑客攻击、病毒感染等安全威胁。同时，未对电子档案数据进行加密处理，导致部分档案内容在传输、存储过程中面临较大的泄露风险。其次，档案内容备份与灾难恢复工作缺失。部分职业院校尚未建立常态化的备份机制，也没有完善的电子档案灾难恢复预案。在这种情况下，若遭遇自然灾害、系统崩溃、数据丢失等突发情况，则无法快速恢复电子档案内容，可能导致重要档案信息永久性丢失。再次，系统权限设置与操作追溯不严格。部分职业院校现有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缺乏精细化的权限管控体系，对不同岗位人员的档案访问权限划分不清晰，存在未授权人员非法访问、修改档案信息的情况。同时，缺乏完善的操作日志审计机制，使得系统无法对档案的访问、修改、删除等操作进行全程追溯。一旦发生档案信息泄露或窜改事件，难以查明责任主体。最后，敏感信息保护不到位。针对电子档案中包含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方式，以及个人薪酬信息、科研成果核心数据等敏感信息，职业院校并没有实施更严格的保护措施，导致部分信息存在泄露的风险。


2.3资源利用效率偏低


目前，有些职业院校在电子档案管理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将管理的重心放在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存储方面，对电子档案的利用缺乏足够的关注，导致丰富的电子档案资源未得到高效利用。此外，现有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主要具备基础的检索与查询功能，缺乏智能检索、数据分析、个性化服务等高级功能，导致用户无法通过关键词、主题、时间等进行更加精准的检索。


3.职业院校电子档案管理问题的对策


3.1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体系


随着档案数量和类型不断增加，职业院校电子档案管理工作的复杂性日益


增加。为确保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职业院校需要持续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体系，用制度规范、约束和指导各部门、各岗位人员的行为。首先，细化电子档案管理制度内容。职业院校应结合电子档案管理的要求及实际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断细化和完善各流程环节的制度内容，消除电子档案管理的制度盲点。例如，在《电子档案管理办法》等专项制度的基础上，对电子档案的收集范围、归档标准、存储期限、利用权限、销毁流程等核心内容进行详细规定，确保管理工作有章可循。其次，完善分工协作制度内容。职业院校应按照“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原则持续完善分工协作责任制度，明确学校领导层的统筹责任、档案管理部门的牵头管理责任、业务部门的电子档案生成与移交责任以及信息技术部门的技术支持责任［5］。职业院校还要从制度上明确各层级的具体责任人，使责任分工具体到部门和岗位人员。最后，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职业院校应依据政府有关部门出台的电子档案管理标准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统一的电子档案技术标准与分类编码体系，明确电子档案的数据格式、存储规范、元数据要求等，确保不同部门生成和移交的电子档案在内容方面保持一致［6］。


3.2强化安全管理工作落实


安全是电子档案管理的基本要求。针对现阶段电子档案管理中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的问题，职业院校要予以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第一，提升电子档案安全防护能力。职业院校要根据电子档案管理的实际情况，持续加大安全防护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构建覆盖机房、网络、服务器的全层级安全防护体系。一方面，要部署先进的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病毒防护软件等安全设备，加强网络边界防护，抵御外部黑客攻击与病毒感染。另一方面，要引入数据加密技术，对档案信息进行加密存储与传输，确保信息不被泄露或窜改。第二，完善数据备份与灾难恢复机制。职业院校要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备份机制，采用“本地备份+异地备份”“定时备份+实时备份”相结合的方式，确保电子档案内容存储的安全性；要明确备份数据的存储期限、备份频率与恢复流程，定期对备份数据进行检测与验证，确保备份数据的可用性；要制订完善的灾难恢复预案，明确突发情况下的数据恢复流程、责任主体与时间要求，并定期开展灾难恢复演练，切实提升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第三，细化权限管理与操作追溯规则。职业院校要建立精细化的权限管控体系，依据“最小权限原则”，对不同岗位人员的档案访问权限进行明确划分。在此基础上，严格执行身份认证制度，采用密码认证、指纹认证等多重认证方式，防止未授权人员非法访问档案信息［7］。


同时，要完善操作日志审计机制，对访问、修改、删除档案的操作行为进行全程记录，确保发生安全事件后能够快速查明责任主体。第四，加强对敏感信息的保护。职业院校要对包含学生个人信息、教师敏感信息、科研核心数据的敏感档案信息进行专项管理，禁止随意公开、传播或用公共管理于营利性活动。要定期开展敏感信息保护专项检查，及时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防范信息泄露等风险。


3.3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职业院校除了要搜集、整理电子档案，持续扩大电子档案资源库，还要积极利用电子档案资源。一方面，平衡电子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职业院校要在整理电子档案内容的基础上，重视档案资源的利用。例如，加强对教职工电子档案检索与使用方面的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检索和利用电子档案；鼓励和要求相关人员根据电子档案资源内容进行决策，以发挥档案内容辅助决策的作用［8］。另一方面，优化管理系统功能。职业院校要根据电子档案资源利用的需要持续升级改造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增设智能检索、数据分析、个性化服务等高级功能，并开发多维度检索模块，支持用户通过关键词、主题、时间、部门等多种条件精准检索档案信息，提升检索效率。


4.结束语


电子档案是职业院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信息资源。但是，目前职业院校电子档案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制度体系不健全、安全管理工作滞后、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等问题。对此，职业院校要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体系，强化安全管理工作落实，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以实现电子档案管理的目标。


中职班主任在班级治理中开展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张伟


（2026年3月23日）


新时代背景下，中职学校将“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确立为育人目标定位。而班级管理是中职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并非仅仅是维持秩序的工具，更是承载价值观的一种有效方式。作为班级管理的主要参与者一一班主任，在班级管理过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更是破解中职生思政引领难题、培养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时代需求。


一、中职班主任在班级治理中开展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嵌入日常管理，实现润物无声的渗透。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班级常规工作，打造制度化与温情化兼具的管理体系。班主任应以班级制度为依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班级制度建设，在共同商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主人翁精神和法制观念；同时，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出勤情况、劳动清洁等工作环节，通过考核评价机制以及表扬鼓励的方式，增强学生的自觉性和集体自豪感。针对中职生处于青春期的特点，班主任应定期举办主题班会，围绕诚信友善、感恩担当等内容展开深入讨论，用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真实事例感染他们，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具代入感。


（二）结合专业特色，推动技德协同育人。作为中职班主任，应联合专业教师，共同探讨在各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思想的方法，并将职业道德品质、敬业奉献精神融入班集体建设活动。例如，在数控、汽修等专业班级举办“最佳操作员”等活动，强化学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在护理、幼教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增强学生的爱心奉献意识和责任心。


（三）搭建实践平台，促进知行合一的转化。班主任可以以班级为单位建设实践教育基地，将思政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例如，组织校内公益活动、社会公益劳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感悟劳动的意义，培养责任感；举办红色之旅等课外活动，组织学生参观革命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赓续红色血脉，培育家国情怀。此外，班主任可以以班级文化承载思政内涵，在班级黑板报、学习园地、班级公众号等平台宣传好人好事，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班风学风，实现润物无声的思政育人效果。


二、结语


总之，在中职班级管理过程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班主任应通过融入日常生活、融入学科教学以及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等多种方式，将班级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这样既能促进班级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职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技术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助力他们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村镇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江苏金湖民泰村镇银行华荣辉


（2026年3月9日）


村镇银行自2006年试点以来，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大型银行业务下沉，村镇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与生存挑战。近年来，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农村金融服务提供了全新可能。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村镇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村镇银行在科技投入、人才储备、数据积累等方面存在明显劣势，数字化转型进程相对滞后。部分村镇银行仍停留在业务只能在线下网点办理的阶段，难以满足年轻客群对便捷金融服务的需求。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研究村镇银行数字化转型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村镇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背景


村镇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并非孤立进行，而是在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大背景下逐步推进的。理解其现状需要从政策环境、业务特点、技术基础和多维驱动因素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


（一）政策与行业背景


2024年《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设定了到2027年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的目标，为村镇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策指引。在监管层面，村镇银行面临着与大型银行统一的合规要求，但在具体实施上有所区别。例如，央行实施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对村镇银行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为其提供了更多可贷资金。银保监会鼓励村镇银行立足县域、服务当地，原则上要求贷款在县城和村镇的占比不低于70%。这些政策既为村镇银行提供了发展空间，也对其数字化转型提出了特定要求。


（二）业务模式与数字化基础


村镇银行的业务模式具有鲜明特点：一是坚持“小额、分散”信贷原则，户均贷款余额持续下降至30.5万元；二是服务对象以农户和小微企业为主，客户群体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三是业务范围相对有限，产品线较为单一，以存贷汇等基础业务为主。在数字化基础方面，村镇银行呈现多层次发展


态势。大部分村镇银行的核心系统主要依赖主发起行或省联社提供技术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000多家村镇银行接入农信银清算支付系统，实现与全国农信系统储蓄业务通存通兑。然而，不同主发起行对系统开放的权限不同，导致村镇银行数字化能力存在差异。例如，浙江省内使用农信系统的部分村镇银行无法使用“财税库行业务系统”，个别机构甚至仍以存折为主，未发行银行卡。


（三）多维驱动因素


村镇银行数字化转型受到内外多重因素的驱动。从内部看，数字化转型可帮助村镇银行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传统线下模式人力成本高，服务覆盖面有限，难以实现规模化发展。通过数字化手段，村镇银行可将柜台服务延伸至偏远乡村，实现“基础金融服务不出村，综合金融服务不出镇”。从外部看，农村客户结构正发生变化。随着“80后”“90后”成为农村创业主体，其对数字化金融服务的接受度更高。若村镇银行不能提供便捷的线上服务，将面临客户流失风险。同时，大型银行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业务下沉，以较低利率争夺优质客户，对村镇银行传统市场形成挤压。此外，农村产业升级对金融服务提出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涌现，其金融需求不再局限于传统存贷款，而是向产业链金融、线上结算等多元化方向发展，需要村镇银行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适配性。


二、村镇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科技基础薄弱与系统依赖困境


村镇银行在科技基础设施方面普遍薄弱，主要体现在系统依赖性强、自主可控能力低。大部分村镇银行的核心业务系统高度依赖主发起行，科技创新能力主要依靠主发起行的科技力量。这种依赖关系导致村镇银行在系统功能使用与数据应用上受到诸多限制。例如，部分省农信联社（农商联合银行）对村镇银行系统开放时有所保留，导致一些村镇银行无法使用完整的业务系统功能。个别村镇银行即使有独立的核心业务系统平台，也面临数据基础薄弱、平台建设不完善、软件自主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由于资金投入成本高、专业科技运维、开发和管理人才匮乏，这些村镇银行难以开展有效的数字化创新。村镇银行在科技投入方面远远落后于大型银行。IDC报告显示，城市商业银行和省农信、农商、农合等农村金融机构的IT投资仅占银行业总体投资的30.7%。对于规模更


小的村镇银行而言，IT投入占比更低，难以支撑大规模数字化建设。这种投入不足导致村镇银行在征信、支付结算渠道、手机银行等科技基础设施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二）数据治理不足与系统互通障碍


数据是数字化的核心生产要素，但村镇银行在数据治理方面面临严峻挑战。首先，村镇银行数据共享程度低，生产经营数据透明度不足。由于核心系统多依赖发起行，但系统功能开放与数据应用又受上级主管部门约束，导致内部数据共享不畅。其次，村镇银行数据应用能力弱，存量数据无法得到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多数村镇银行缺乏数据分析的专业人才和工具，难以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有效的风控模型和客户洞察。正如玉环永兴村镇银行的实践所显示，即使接入了政府数据平台，如何将177个数据源进行有效整合并形成客户画像，仍是一个巨大挑战。此外，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普及率较低，进一步制约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三）人才与资金的双重约束


人才短缺是村镇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又一关键障碍。村镇银行地处县域，吸引和留住既熟悉本地情况又精通金融科技的复合型人才十分困难。员工队伍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存在结构性缺陷，尚未建立起高管与专业人员的选拔、培养、能力提升等长效机制。特别是既掌握数字技术又了解农村金融的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导致数字化转型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撑。在资金方面，村镇银行受规模和盈利能力限制，难以承担大规模的数字化投入。村镇银行平均资产规模仅为11.3亿元，远低于其他类型银行。受限于经营范围和产品单一性，村镇银行非利息收入有限，获客成本高、利润低，生存空间持续被挤压。


（四）同质化竞争与数字鸿沟挑战


随着大型银行业务下沉，村镇银行面临日益严峻的同质化竞争。大中型商业银行金融服务重心不断下移，以较低融资成本争夺村镇银行的传统优质客户。这种“掐尖现象”导致村镇银行优质客户流失，被迫服务风险更高的长尾客户，进一步加剧了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村镇银行主要服务的中老年客群对数字技术接受度低，习惯线下办理业务，数字化服务需求不足。随着年轻客群向城市流动，农村地区高质量数字金融服务需求减少，导致村镇银行数字化投入回报率低，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三、村镇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优化策略与实施路径


（一）差异化战略：明确市场定位与发展路径


村镇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差异化战略，避免与大型银行同质化竞争。应立足“县域经济”和“普惠金融”两大基点，实现精准定位。一是坚持“小而美”的发展方向，不做大而全的数字平台。村镇银行应专注于特定客户群和特定业务领域，如围绕当地特色产业开发专门的数字信贷产品，这种聚焦策略既可降低数字化复杂度，也能提高市场竞争力。二是采取“以点带面”的渐进式路径，不追求一步到位。村镇银行可选择当前最迫切的业务环节进行数字化突破，如优先实现贷款申请的线上化，再逐步推进贷后管理和风险预警的数字化。这种渐进式路径可降低转型风险，提高成功率。三是探索“一行一策”的差异化模式，避免盲目跟风。每家村镇银行应根据所在区域经济特点、客户结构和主发起人资源，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二）科技赋能：多方协作提升技术能力


一是深化与主发起行或省联社的合作，争取更多技术支持。湖南省联社的做法值得借鉴：该社积极帮助村镇银行开通各类系统，并适度放开权限，将新建系统在主发起行运行后在村镇银行推广使用。近年来，湖南省联社相继为村镇银行开通金融背夹、手机银行在线放款等功能，逐步弥补了与农商银行在金融科技服务方面的差距。二是加强村镇银行之间的协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三是深化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引进成熟技术。村镇银行可积极引进金融科技公司先进、成熟的技术体系，借助自身的场景优势和科技公司的技术优势，实现合作发展，缩短转型周期。四是利用政府公共服务平台，降低数字化门槛。


（三）数据驱动：加强数据治理与风控能力


数据是数字化的核心要素，村镇银行必须加强数据治理，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具体措施：推进内外部数据整合，打通信息孤岛。村镇银行应积极推进与政府、核心企业等数据源的合作，将税务、社保、农业补贴等数据纳入风险评估体系。


（四）生态构建：融入区域数字普惠金融体系


村镇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不应孤立进行，而应积极融入区域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构建开放共赢的生态圈。一是深化与政策性银行的合作，解决资金瓶颈。二是加强与保险公司、担保机构的合作，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村镇银行可联合保险公司开发特色农业保险产品，推进“信贷+保险”模式，降低农业信贷风险。


三是参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村镇银行应主动参与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和评定工作，将信用评定结果与贷款条件挂钩，营造“守信获益、失信受限”的氛围。这不仅有助于降低风险，也能减少数字化进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四是构建“金融+非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增强客户黏性。村镇银行可通过数字化平台整合生产、供销、信用等资源，为农户提供技术培训、市场信息、产品销售等非金融服务，打造农村社区综合服务平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退出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付英俊


本文梳理了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退出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现状，剖析了平台退出过程中存在的五大核心问题。最后，针对性提出完善分类标准体系、健全债务处置机制、优化债权人协调机制、强化转型支持政策、构建系统化法律规范体系等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曾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弥补公共服务供给缺口、助力区域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成为重要攻坚任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转型与退出逐渐成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国家层面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引导融资平台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实现市场化转型或有序退出，各地也据此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但在实践过程中，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平台资产质量参差不齐、债务化解难度较大等多重因素影响，融资平台退出工作仍面临诸多堵点与难点。深入剖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退出的现状与问题，探寻科学有效的解决对策，对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围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退出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与实践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退出的基本情况


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范治理始于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启动清理规范工作；2014年《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明确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严禁新增政府债务；2021年相关政策提出对无清偿能力平台依法破产重整或清算。2023年一揽子化债方案推开，构建金融支持债务风险化解体系；2024年央行等四部委发布《关于规范退出融资平台公司的通知》（银发〔2024〕150号），明确隐债清零、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征得三分之二以上金融债权人同意三大退出条件，设定2027年6月末时限。2025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平台出清”，《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快市场化转型与债务风险化解，政策导向从“剥离功能”深化至“彻底出清”。


在政策指引下，各地主要通过四类做法推进退出工作。一是分类施策精准退出。各地按照“空壳类、转型类、存续类”对融资平台实施分类处置，对无实质性经营活动的“空壳类”平台清理注销，对具备一定经营性基础的“转型类”平台推动市场化重组，对承担必要公益职能的“存续类”平台规范运营边界。二是多渠道化解存量债务。综合运用财政资金代偿、债务置换、资产处置、破产重整等方式，配合12万亿元置换政策和1.5万亿元以上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系统性降低平台债务压力。三是强化市场化转型导向。推动平台剥离政府融资功能，通过注入经营性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开展产业投资等方式，培育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四是建立清单化管理机制。以2023年6月各省确认报送的平台名单为基础，实施动态监测和分类监管，严格审核融资计划，严防新增隐性债务。


在一系列举措推动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退出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国层面，2024年四季度12万亿元置换政策实施后，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减少4680家，占当年减少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2025年（截至8月），全国已有4589家企业完成退平台工作。区域层面，14个省份在2025年相关工作报告中明确了平台退出进展，宁夏、内蒙古、吉林、辽宁退出比例分别达76%、66.5%、56.7%和55.9%，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广西等地实现隐性债务清零或大幅压降，江苏等省份2024年平台数量较2023年压降超50%。转型实践中，合肥建投、杭州拱墅城投、盐城高新城投等一批平台通过产业投资、城市更新、园区运营等市场化业务，实现了从“融资平台”到“经营主体”的转变，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退出存在的主要困难


一是分类认定标准不统一，基层执行存在困惑。


当前国家层面已明确平台退出的三大核心条件，但对于无实质经营业务、拟市场化转型等不同类型平台的具体界定，尚未形成统一量化标准，各地在认定执行中存在因地制宜的探索。如何确保转型实效、避免转型工作流于形式，仍是当前各地探索的重点。同时，市场化转型的界定标准不够清晰，除产业类主体可参照“335”指标体系〔即非经营性资产（城建类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不超过30%；非经营性收入（城建类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不超过30%；财政补贴占净利润比重不得超过50%〕外，多数平台转型成效缺乏统一评估标准，主要以政策文件作为认定依据，导致基层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担忧，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推进节奏。


二是债务化解压力较大，退出硬性条件的满足面临一定挑战。


隐性债务清零是平台退出的核心前提，但在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地方财政收支平衡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部分财政实力薄弱地区面临筹集足够资金完成隐债清零的压力。存量经营性债务处置存在一定难度，平台债务多存在互保联保情况，债务主体转移过程中可能出现资产负债不匹配问题，还可能触及银行贷款集中度监管要求，导致存量债务接续面临阻碍。部分平台资产质量有待提升，优质经营性资产占比偏低，资产处置变现周期长、价值折损较大，较难在短期内有效补充化债资金。


三是金融债权人协调难度较大，政银企信息协同仍需加强。


平台金融债权人涵盖银行、信托等各类机构，审批权限多集中于省行及总行层面，决策程序相对规范、协调周期较长。金融机构对平台转型后的市场化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存在一定顾虑，对债权保障的稳定性较为关注，对退出方案的审议与配合需进一步沟通。政银企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仍有待完善，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沟通覆盖、信息同步效率存在不均衡情况，部分环节存在信息传递不及时、沟通覆盖面不足等问题。部分平台抵质押资产的权属明晰度、手续完备性有待进一步规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债权人的配合效率。


四是市场化转型基础相对薄弱，可持续运营能力有待提升。


多数平台长期依托政府信用开展融资，市场化运营经验相对不足、专业管理团队较为欠缺，转型后在经营运作、内部管理、资产质量等方面仍存在一定提升空间。部分平台转型定位不够清晰，主营业务与区域产业发展契合度不高，核心竞争力不足，难以培育形成稳定现金流。转型过程中面临人才支撑短板，资本运营、产业招商、市场规划等领域专业人才较为紧缺，一定程度上影响转型方案落地实效。部分转型平台仍需依托政策扶持保障平稳运行，市场化自主运营的成熟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五是法律规范体系有待健全，配套制度保障需持续完善。


当前，融资平台退出所依据的一般性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侧重于提供市场主体退出的通用性、原则性指引，对于平台退出过程中涉及的产业政策调整、政府融资职能剥离以及公益性项目后续管理等特殊性问题，尚需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予以回应。在专门性规范层面，目前多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为主，在体系衔接、政策协同方面仍有优化空间，以更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


推动融资平台有序退出的对策建议


第一，完善分类标准体系，强化政策执行指导。


制定全国统一的融资平台分类认定细则，明确“空壳类”“转型类”“存续类”的量化指标，包括资产规模、经营性收入占比、政府补贴依赖度等核心参数。细化市场化转型评估标准，参照“335”指标体系扩展适用范围，从业务独立性、现金流稳定性、公司治理规范性等方面建立多维度评估体系。编制平台退出操作指南，明确隐性债务清零证明材料、资产整合流程、债权人沟通话术等实操规范，开展基层业务培训，统一政策执行口径。建立政策解读和答疑机制，及时回应地方在推进过程中的难点问题。


第二，健全债务处置机制，拓宽化债资金渠道。


加大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力度，合理扩大发行规模，重点支持财政实力薄弱地区平台隐性债务清零。创新市场化债务处置工具，推广债务重组、资产证券化（ABS）、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方式，盘活平台优质经营性资产。建立全国性化债引导基金，参照“深圳模式”为平台短期偿付压力较大的债务提供流动性支持，优化债务结构。完善债务处置司法保障机制，明确平台破产重整、清算的法律程序和债权保护规则，降低债务处置法律风险。支持平台通过转让非核心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筹集化债资金，对处置“两非”“两资”资产的平台给予税费减免优惠。


第三，优化债权人协调机制，强化政银企协同。


建立全国性政银企对接平台，集中发布平台转型方案、资产状况、债务处置计划等信息，实现信息对称共享。明确金融机构债权保护政策，对积极配合平台退出的金融机构，在信贷规模、监管指标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简化金融债权人同意程序，推行“批量协商”“分类表决”机制，对同质化债务处置方案实行集中审批。建立债权处置激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展期、降息、债转股等方式支持平台转型，对形成的不良资产给予核销政策支持。完善抵押物处置机制，由政府牵头协调完善抵押物权属登记，对合规抵押物提供价值背书，降低金融机构债权风险。


第四，强化转型支持政策，提升市场化运营能力。


实施平台转型人才培育计划，通过“校企合作”“跨区域交流”“专业培训”等方式，培养资本运营、产业管理等专业人才，参照“安徽模式”组建人才支持小组提供智力支撑。加大优质资产注入支持，允许地方政府将符合条件


的特许经营权、公益性项目运营权等注入转型平台，增强其造血能力。支持转型平台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在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领域给予项目倾斜，帮助其培育核心业务。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对转型后3年内符合条件的平台给予企业所得税减免、增值税即征即退等优惠，降低转型成本。鼓励平台通过混改引入社会资本，优化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建立市场化薪酬激励机制，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第五，构建系统化法律规范体系，明确实操规则。


一是加快专门性立法，由国务院整合现有规范性文件，颁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退出市场管理条例》，明确平台退出的实体规则、程序要求、转型评价标准及部门职责，提升法律层级和权威性。二是强化法律协同，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与专门性立法的衔接，针对平台退出的特殊性，补充政府融资职能剥离、公益性资产处置、债权人利益保护等专项条款。三是建立部门协同机制，由国务院牵头统筹财政、发改、金融监管等部门，定期协调解决政策执行中的冲突问题，确保法律规范落地见效。


关于农业发展银行深化“五篇大文章”服务实体经济的思考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分行为例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分行赵立敏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1]。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农业政策性银行在坚守主责主业，立足职能定位的基础上，找准切入点和抓手，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将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与支农“六大领域”和“四个银行”品牌建设有机融合，支持重点领域，实施倾斜政策。聚焦农业“卡脖子”技术，全力发展科技金融；聚焦和美宜居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绿色金融；聚焦共同富裕目标，着力发展普惠金融；聚焦农村民生短板，稳步发展养老金融；聚焦数字化转型，加速发展数字金融。通辽市分行全员上下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深刻理解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大政治意义，切实把“五篇大文章”落地落细，同时与支持内蒙古自治区完成好“五大任务”、实施好“六个工程”、开展好“六个行动”相结合，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清洁能源企业等注入金融“活水”，为内蒙古自治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农发行力量。


一、深刻理解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意义


（一）全力服务国家战略和“三农”发展的必然要求


金融“五篇大文章”是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国家金融发展战略框架，通过金融服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农发行的办行理念是“执行国家意志、服务‘三农’需求、遵循银行规律”。农发行始终秉持办行理念，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服务国家战略“三农”发展。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深刻认识金融工作的重要意义，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通过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绿色金融助力低碳发展，普惠金融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养老金融助力养老产业升级、数字金融赋能传统经济数字化转型，为农业强国建设和“三农”发展贡献力量。


（二）推动农发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做好“五篇大文章”，是农发行在新时代肩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实现自身优化转型升级、优化信贷资源配置、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向高质量发


展的一项战略抉择。农发行应把握大势、勇于创新、为发展聚力、为民生提质、为企业赋能，统筹好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之间的关系，全力做好服务实体经济的生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奋力谱写农发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


2024年1月，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金融强国应当具备“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六个关键核心金融要素[2]。金融机构是一个国家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衡量国家金融实力的集中体现。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时间虽然晚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但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坚持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为金融强国建设贡献政策性金融力量。


二、通辽市分行“五篇大文章”工作成效


农发行通辽市分行2024年年初至2025年9月末以来，累计投放贷款134.08亿元；其中：累计投放绿色贷款18.98亿元，支持15户企业；累计投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2.53亿元，支持25户企业；累计投放科技金融贷款4.14亿元，支持4户企业。


至2025年9月末，贷款余额为200.03亿元。其中：


（一）科技金融有新突破


科技金融贷款余额为3.98亿元，主要用于支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业务融资需求。如：全力支持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县级污水处理项目，项目贷款总额3亿元，累计投放3亿元，通过污水设备更新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污水处理的科技含量，实现污水处理及再利用，提高污水资源使用效益。


（二）绿色金融有新作为


绿色金融贷款余额为25.92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当地国土综合整治、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水资源高效及循环利用等。如：支持当地特色杂粮杂豆现代化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贷款资金需求5.8亿元，至目前已投放4.7亿元，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农业经营管理的规模化，促进农业实现现代化，提升农业快速、高效发展水平。同时先进实用技术得到推广应用，项目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社会效益显著。


（三）普惠金融新发展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0.68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小微企业收购粮食、收购牛肉、采购化肥等，通过利用粮食信用保证基金模式、办理抵押或担保的形式，2024年以来累计向25家普惠小微企业投放贷款2.53亿元，为小微企业雪中送炭，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同时在利率和支付结算手续费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减轻小微企业财务负担，充分发挥了支持普惠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性职能作用。


（四）数字金融有新创新


一是在信贷业务数字化转型方面。2023年8月，农发行新一代信贷管理系统以更强的科技赋能实现“信贷业务覆盖更全面、技术功能更先进、风险管控更智能”来推动全面高效履职。2024年7月农发智贷平台上线，有力推动全行信贷业务数字化转型；2024年8月，“智粮贷”业务成功落地，标志着粮棉油信贷业务全面进入数字化新阶段。二是在运营管理数字化转型方面。支付结算渠道实现线下线上渠道协同融合，线上实现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银企直联3个对客服务主渠道，现货交易资金存管平台等10余个特色服务渠道，已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多渠道的金融服务体系；2025年初，智能支付平台投产上线，进一步提升了支付业务处理能力、增强支付安全性，标志着农发行数字化转型又迈出坚实的一步。


三、存在的困难和不足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作出重要部署近两年时间来，农发行在政策层面已形成了较完整的指导框架，但由于在实施进度方面受区域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产业基础等因素影响存在差异，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升


对农发行来说，金融“五篇大文章”是创新业务，需要加强理论学习，深刻领悟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政治意义，强化使命担当，将理论知识与业务融合加速推进，实现业务的跨越式发展。


（二）业务发展不均衡


就农发行通辽市分行来说，绿色金融发展较快，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2.96%，科技金融和普惠金融还存在短板，数字金融和养老金融还未实现突破。从农发行系统来说，与其他兄弟行还存在差距。


（三）人员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


伴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发展，员工需要加强学习新知识、新业务和新技能，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才能适应新形势下工作需要。


四、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做好“五篇大文章”


农发行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职能定位和自身实际，将做好“五篇大文章”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聚焦主责主业，将做好“五篇大文章”与全力服务“四大板块”、加强“四个银行”品牌建设有机融合，找准“五篇大文章”的切入点，全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全力发展科技金融，加快发展数字金融，探索推进养老金融，结合区域特点和资源禀赋，突出特色、彰显优势，实施差异化发展，为推进内蒙古自治区“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温暖工程”“科技突围工程”等贡献更多政策性金融力量。


（二）严守业务边界，合规理性发展


在业务推动过程中，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首位，严守业务边界，坚决不触碰三条“红线”，即“坚决不触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坚决不违规支持商业性房地产开发、坚决不偏离职能定位”[4]。在“四大板块”业务范围内发力自身擅长的“五篇大文章”相关业务，不超范围。


1.坚守定位，深耕普惠金融


一是坚守主责主业，内蒙古作为粮食主产区，而通辽市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的主要产区之一，因此农发行要充分发挥地域资源优势，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充分发挥粮食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作用。二是全力服务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支持环境污染防治、荒漠化治理和林草植被保护修复等。三是全力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支持脱贫地区发展，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四是全力服务普惠小微和民营企业发展。聚焦当地粮食、红干椒、肉牛等特色产业，加强对民营企业和普惠小微企业的支持，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打通金融服务普惠小微企业“最后一公里”，支持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2.担当作为，助推绿色金融


绿色是“三农”的底色，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农发行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引导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绿色发展。内蒙古地区土地资源、煤炭资源和风能等资源丰富，立足地域资源禀赋，重点支持高标


准农田建设、荒漠化治理、矿山生态修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项目，助力实现乡村振兴及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围绕内蒙古自治区“两率先、两超过”目标，加大对“风光、氢、储”等新能源重点项目的支持，做好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助力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3.输送“活水”，润泽科技金融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指导意见》和《内蒙古自治区推进智慧农牧业建设实施方案（2025—2027年）》，结合地域优势特点，以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为契机，聚焦新型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种业振兴、先进农机装备、智慧农业发展等，拓展科技金融贷款覆盖面，支持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加快推进内蒙古自治区智慧农牧业和数字乡村建设贡献力量。同时以内蒙古自治区科技“突围”工程和“科技兴蒙”行动为契机，为科技型企业不同成长阶段提供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


4.适老服务，守护养老金融


一是营业网点做好适老金融服务工作。配备爱心座椅、老花镜等设施；手机银行等完善适老功能；加强反诈知识宣教，提升老年人防骗意识，切实保护老年人的财产安全；二是加强政银企沟通，围绕基本养老服务设施、医养结合发展项目、县域特色养老产业合作园区建设等，拓展养老贷款投放，填补养老金融“真空”，助力“银发经济”发展。


5.加“数”前行，拓展数字金融


一是聚焦数字化转型，做好新一代信贷管理系统、新核心系统、运营大集中、数据服务平台等系统推广应用工作，强化科技支撑，以数字化、信息化提升全行现代化水平。二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对数字经济产业的金融支持；坚持科技赋能，加强“智粮贷、竞拍贷、中储e贷”等线上办贷新场景模式的推广应用，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插上数字腾飞的翅膀。


（三）提升人才政治性、人民性和专业性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队伍[5]。在农发行改革发展和数字化的关键时期，基层行专业人才更加匮乏，对专业人才的渴求尤为迫切，一是抓好各类专业人才输入，为基层队伍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抓实理论武装。组织员工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及开展警示教育等，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三是通过制度培训、实践锻炼和跟班学习，


提升员工专业能力。从适应新形势新业务发展需要角度，着力培养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提升队伍的专业性和战斗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四）严守合规底线，做好风险管控


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的银行保险金融机构以服务社会民生、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为着力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做好“五篇大文章”，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6]。因此在推动“五篇大文章”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做好风险管控是前提，也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按照金融监管部门及农发行总行规定的业务范围合规、审慎地发展业务，防止借助金融“五篇大文章”做“假文章”“打擦边球”等，盲目地发展业务。


五、结语


支农为国担使命，砥砺初心再出发。通辽市分行将胸怀“国之大者”，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资源禀赋，补短板强弱项，创新金融服务，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更大力度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全力做精做细做实“五篇大文章”，助力内蒙古推进落实“五大任务”，用实实在在的支农业绩让祖国北疆大地更亮丽。


广西地区铝产业链调研报告


中信建投期货王贤伟


自去年四季度起，有色板块整体走出牛市行情，氧化铝却“跌跌不休”，主因市场对今年氧化铝产能进一步过剩感到担忧。今年氧化铝新增产能主要集中在广西地区，新增产能投产后广西地区氧化铝总产能将仅次于山东。广西地区有着丰富的铝土矿资源，凭借优异的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已形成涵盖上游铝土矿开采、氧化铝冶炼，中游电解铝生产，至下游铝加工（含板带箔、型材、铸件等）的完整产业制造链条。本次调研主要了解广西地区氧化铝企业投产进度、产销概况、供需格局、成本结构等问题。本次调研时间为3月9日-13日，调研路线为南宁—隆安—平果—防城港—北海。共调研七家企业：6家氧化铝生产企业、1家电解铝生产企业。


调研内容


企业A：A为产业链集团企业，氧化铝新增规划产能为400万吨，一期建设为200万吨，待投项目位于北海市铁山港区广投临港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规划建设年产200万吨氧化铝、20万吨再生铝及60万吨铝精深加工项目。项目产线已做好各个环节调试工作，前期因环评问题进行长达一年的整改，目前整改已经到位，等待重新验收。现初步计划4月中旬投料，6月底稳定出产品。企业矿石原料主要来自几内亚矿山的权益分配量，不足部分进行采购。几内亚矿耗大概2.8干吨，碱耗50-60公斤。目前矿石库存超过100万吨。矿石库存采购价格较高，预估生产成本2700-2800元/吨左右。


企业B：B为氧化铝生产企业，规划氧化铝年产能240万吨，实际为年产100万吨氧化铝及30万吨氢氧化铝产能，项目位于中国广西南宁市隆安县。企业生产为高温线，但能实现低温溶出，使用煤制气。项目当前建设进度总体完整度达到90%左右。企业预计4月投产，6月出产品，若施工进度慢于预期，投产有可能延后至5月。企业生产以几内亚进口矿为主，目前有1-2个月的库存，采购价格62-70美元/吨之间。矿耗约2.8吨，碱耗约50-60公斤。预估生产成本2600-2700元/吨左右。


企业C：C为氧化铝生产企业，国企背景广西分公司。年产成品约250万吨，其中240万吨氧化铝，12万吨氢氧化铝。主要以国产矿为主，有600万吨自备矿山。地表矿开采受天气影响，矿石成本基本在300元以内，近两年矿石品位也在


逐年下降，厂区矿石库存约30-45天。企业生产氧化铝单吨耗碱在130千克左右，铝土矿中硅含量高会导致碱耗高（一般国产矿铝硅比偏低，碱耗高）。单吨矿耗在2.3-2．4左右，铝土矿中铝含量越高，单吨矿耗越低。焙烧用煤气和天然气。厂内定期对溶出管道进行检修，周期一般是40-45天，一般检修时间控制在18-24小时之内，最长不超过30个小时。总产量影响约2%左右。自有矿山价格优势明显，完全成本基本在2000-2100元/吨左右。企业D：D为电解铝生产企业，企业有300台500KA电解槽，年产40万吨铝液，日产量1100吨左右，主要供给平果工业区企业。今年由于铝价波动较大，下游铝棒企业恢复较慢，导致今年铸锭量增加，从1月19日到目前已经铸锭20000吨左右，全部发给中铝国贸销售，厂区无库存。2025年全年累计铸锭量8000吨，今年铸锭量增加明显。当前铝锭日产量150吨左右，折算铝水比例90%，往年此时已经是100%。每台槽子在槽铝水量26-30吨左右。企业有自备电厂，由于印尼煤炭价格上涨，当前发电成本涨至0.49元/度左右。


企业E：E为氧化铝生产企业，氧化铝待投产能共计240万吨，分2条年产120万吨氧化铝生产线。全线已经建设完毕且进入待投产状态，设计高温线，为2条溶出线、2个焙烧炉，内设电厂、使用天然气。计划于近期投料。预计5月出产品，6月整体达到满产状态。企业主要以几内亚进口矿为主，目前矿石库存100万吨左右，其中3/5为集团合资矿山供应，2/5为贸易商供应，具体采买根据价格决定。矿石价格约是74美元/吨左右采买。如果两条线全开起来，矿石月用量约60万吨左右。矿耗约2.7干吨左右，碱耗50-60公斤之间。预估生产成本2600-2700元/吨左右。


企业F：F为氧化铝生产企业，中铝占股51%，广投占股39%，北部湾占股10%。项目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企沙工业区，两期共计400万吨氧化铝产能。一期于20XX年9月建成投产，并实现了投产即盈利的目标。二期200万吨于2025年3月投产，目前满产运行。厂区现有三条低温线、一条高温线。目前企业全部使用几内亚矿，近期矿石品位有所下降，矿石干耗达2.85吨。目前厂内矿石库存约为一个月用量，保税仓存储，港口自建皮带运输。企业年消耗矿石约1200万吨。


整体完全成本在2550元/吨左右，目前价格处于盈利状态。


企业G：G为氧化铝生产企业，其中氧化铝规划项目480万吨/年，配套同步建设24GW光伏组件、60吨/年金属镓回收等循环经济设施。在建氧化铝一期240万吨氧化铝项目（企业对外宣称200万吨产能，因2025年开始国家收紧氧化铝新


产能批复，因此对区域内产能数据有所调整）。高温生产线（高低温切换），配套2个焙烧炉，分别120万吨/台。主体完工情况70%，项目计划力争4月份投产，按照目前的氧化铝建设进度评估，在5月底或者6月份可能才有投料预期。计划全部使用几内亚矿石，根据价格亦可采买其他矿石。目前矿石库存已经准备，与头部矿企签订了长协。矿耗2.7-2.8干吨，烧碱碱耗约55公斤左右，烧碱部分外采。


总结及思考


广西壮族自治区铝土矿资源丰富，矿石主要为一水硬铝石，具备品位高、埋藏浅、便于露天开采等特点，因此使用国产矿生产企业具有成本优势。截至2025年底广西地区建成产能1725万吨，其中使用国产矿产能770万吨，进口矿855万吨。2026年广西地区新增产能全部采用进口矿，随着进口矿使用比例增加，广西地区的氧化铝生产成本优势不再突出。同时广西地区氧化铝企业成本差异将明显扩大，使用国产矿比例越高的企业，生产成本越低，预计广西地区氧化铝生产完全成本区间范围在2100-3000元左右。


2025年据企业统计口径广西地区新增产能在740万吨，最快投产的是企业E的第一条产线，于3月下旬正式投产。其余多数产能集中在4月释放。企业G由于施工进展整体偏慢，预计实际投产时间在5月左右。随着广西地区氧化铝新增投产逐步落地，广西地区运行产能将增至2375万吨，升至全国第二。


策略：今年氧化铝过剩已是共识，因此价格的博弈点并非在于供需，而是在于成本的边际变化。几内亚政府表态4月初前削减铝土矿出口量，以支撑价格、保护小型矿企。考虑到70美元以上，几内亚所有矿山均可保持盈利，因此可将70美元作为价格的支撑，叠加目前上涨的海运成本及能源成本，对标现货价格在2850元附近。据此逢低布局多单，待政策落地后，再篇幅，本文略有删减）评估后续矿石是否出现缺口。


品质透明化全周期“焕新”科技赋能关于华润置地“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的调研报告


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朱洪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则明确提出要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紧跟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战略部署、主动顺应行业高质量发展趋势，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置地”）及时将“好房子”建设确立为企业转型发展重大战略，通过产品设计创新、工程品质透明化、全周期加强服务以及智慧运维等一系列“硬核”举措，构建起一整套从高品质产品营造到有温度社区运营的创新实践体系，为新赛道下房企转型发展路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杂志社调研组通过多次实地调研和深入企业开展座谈交流，现就华润置地在“好房子”建设领域的创新实践和经验做法予以总结提炼，供行业借鉴参考。


基本情况


近年来，华润置地将“好房子”建设视为驱动企业长远发展的系统性工程，


以“品质给城市更多改变”为理念，致力于推动住宅产品从物理空间向承载情感、文化与和谐邻里关系的“美好生活场景”全面升级。依托深圳沄玺、上海沄启滨江、重庆观宸等“好房子”样板项目实践，华润置地不仅构建了“三好


十二优”（好产品、好社区、好服务和十二优场景）人居价值体系，更在规划设计、施工建造、运营服务全链条形成了制度化的方法论与标准化的管控框架。通过实施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品质管控体系，华润置地成功锻造了“产品力、交付力、服务力”等核心能力，并在智慧互联、透明建造、文化融合与片区统筹等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好房子”建设系统化解决方案。


主要经验做法


基于对新时代人居需求的深刻洞察，华润置地系统性呈现好房子核心价值，将国家宏观政策与企业战略相结合，以“好产品、好社区、好服务”为三大支柱，构建“三好十二优”人居价值体系，为“好房子”建设赋能。该体系并非僵化的标准，而是指导各地项目结合地域文化、客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实践的“总纲领”，确保“好房子”建设既有统一的高标准，又能实现“千城千面”。此外，华润置地认为，“好房子”不仅仅是高质量的物理空间，更应该是赋予情


绪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场所，是为大众提供优质生活方式的家园。为此，该公司充分发挥多元化业务模式优势，将房子从“居住空间”拓展延伸至“生活空间”，通过打造全周期“焕新”科技宅、营造充满生活烟火气的复合社区空间、构建覆盖居住生活全维度的服务生态，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居住需求。


系统构建好产品体系：从标准化交付升级为“可生长的生命体”深度在地化加客户研究驱动，打造精准匹配需求的好产品。在“好房子”建设上，华润置地不仅聚焦房屋质量、健康性能，还将地域气候特征、居住习惯与客户真实需求融入产品设计之中。针对不同区域自然环境差异，制定差异化技术策略，如：在北方干燥地区，强化建筑保温性能与室内加湿系统；在南方潮湿区域，则重点优化除湿效率与通风组织，切实提升居住舒适度与健康水平。


同时，华润置地的产品设计还深度融入了地域文化语境与细分客群的生活方式。例如，面向高知家庭对教育氛围与静谧环境的重视，专门研发整套静音解决方案，并配置契合学习场景的专业灯光系统；针对高端改善型客户对私密性与社交层次的双重诉求，创新采用独立庭院、专属归家动线及分层布局的家庭公共空间，实现功能与情感的双重满足。


建立“全周期‘焕新’”机制，让住宅随生活一同成长。借鉴先进制造业理念，以模块化、工业化、无柱化三大技术体系为支撑，打造“全周期‘焕新’科技宅”，实现从交付到长期使用阶段的持续进化。为此，华润置地建立了统一的空间模数标准与标准化接口体系，使厨房、卫生间乃至整体房间功能在后期可如同更换工业标准件一般，实现高效、精准的灵活改造与升级。这一设计逻辑从根本上回应了家庭结构演变与生活需求动态变化的核心痛点，推动住宅由传统“交付即定型”的一次性消费品，向可迭代、可更新的“耐用资产”转型。


“全周期‘焕新’”不仅体现为空间的可生长性，更延伸至服务体系的持续优化。通过整合优质供应链资源，华润置地为客户提供覆盖全维度的“焕新”服务—大至整体空间布局与风格，小至功能模块与部品选型，均支持高性价比、高品质的定制化改造，真正实现“空间常新、服务常伴”，构建贯穿住宅全生命周期的产品与服务闭环。此外，还通过加入智联平台，配置持续迭代的七大核心智能系统，深度融合用户真实生活场景，实现全屋交互、智能控制、安防联动、设备管理等多元功能，全面重塑安全、便捷、人性化的智慧居住体验。


工程品质透明化，以“看得见”的匠心赢得信任。华润置地开创性将工程


质量管控从内部流程转向开放透明的价值展示。在部分项目实践中，主动设立实体工艺工法展厅，将防水、管线铺设等关键“隐蔽工程”完全展示，并探索向业主开放关键工序的验收档案。这种“透明建造”模式，打破了长期存在的行业信息壁垒，通过过程的可知、可溯，将品质承诺转化为可视、可验证的消费信心，为产品价值奠定坚实的信任基础。


围绕“好房子”营造“好社区”：全力构建与城市共生的活力单元“好房子”跟“好社区”紧密相连。在具体实践中，华润置地超越项目本身，为“好房子”构建了一个开放、活力、可持续的社区生态，将个体住宅的价值锚定于更广阔的城市场景之中。


以“润比邻”社群激活邻里，让“好房子”承载“好关系”。“好房子”不仅关乎物理空间的品质，更在于承载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情感。华润置地以自有社群品牌“润比邻”为核心引擎，系统性激活邻里关系，推动住宅从功能性的居住空间升维为有温度、有记忆、有归属感的“生活共同体”。作为全龄友好型社群平台，“润比邻”已成功孵化超2300个兴趣社群，汇聚2900余位业主主理人，通过共创机制持续输出如“润BA全国篮球联赛”“万象少年团”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群品牌，构建起覆盖儿童、青年、长者的常态化、多元化社区活动体系，有效增强居民的情感黏性与社区认同。


打造“完整社区”，让烟火气与归属感在家门口自然生长。聚焦“一老一小”核心需求，华润置地在项目上落地托育中心、社区养老站、便民市集、社区运动场、口袋公园等多元场景，系统集成教育、照护、健康、休闲等功能，清晰呈现“物业服务+生活运维”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同时，依托自持商业体与高品质公共空间的精细化运营，叠加专业物业服务体系，以15分钟生活圈为尺度，有机整合居住、服务、社交与商业功能，营造出配套完善、管理有序、活力充沛且富有烟火气的社区生态。科技赋能，让智慧生活更主动、更有温度。华润置地以智慧运营平台为“社区大脑”，深度融合AI（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信息技术，系统打造涵盖智能安防、无感通行、能耗管理、设备运维、服务响应、环境监测、社区互动、应急联动及健康关怀在内的九大智慧生活场景。通过数据驱动与智能协同，实现社区运行状态的实时感知、精准调度与主动服务，显著提升治理效率、安全水平与居住体验。同时，通过持续迭代优化“社区大脑”平台，紧密贴合居民日常生活动线与使用习惯，让科技真正服务于人，推动社区从“智能化”迈向“智慧化”，为高品质人居环境注入


可持续的数字动能。


延伸“好房子”价值链条：构建覆盖全周期的“好服务”价值体系


“好服务”是“好房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针对每个项目，华润置地确保每一套“好房子”交付后都能持续保持优良状态，并随时间推移不断提升价值。


全景式服务，让“好房子”交付成为美好生活起点。好服务贯穿客户从签约到入住的完整周期。交付前，通过工地开放、工程播报与社群活动建立信任与期待；交付时，提供专业验房陪伴与高效手续办理，确保顺畅收房；交付后，提供详尽的房屋使用指引与持续的优化服务选项。这一流程将购房的漫长等待转化为可感知的服务过程，确保“好房子”从图纸、理念到实体价值的完美传递。


智慧化运维，让“好房子”拥有自我保障的“数字管家”。通过与华为、方太等企业合作，华润置地构建了空间智联平台，再通过部署空间智联平台与智慧社区运营平台，为“好房子”构建了“数字大脑”。该系统不仅实现智能控制，更能主动监测设备健康、预警潜在风险、自动派单维修，实现家电故障自动预警、维修响应与上门服务闭环，打通了住户、物业与供应链的数据通路，使得“好房子”的硬件设施获得全天候数字化护航，提升了居住的安心感与便捷性。


生态化融合，让“好房子”成为畅享多元生活的“通行证”。依托内部商业、物业、文体、长租等多业态生态，华润置地为“好房子”的业主构建起庞大的跨业态会员权益网络。业主可以便捷享受购物优惠、文体活动、健康管理等增值服务。这种生态协同，将“好房子”从单一的居住资产，升级为接入高品质城市生活服务网络的入口，显著扩展了其附加价值。


行业启示


坚持产品主义、尊重客户需求，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华润置地的实践证明，新形势下，无论是深度客户研究、空间可生长设计，还是工地透明化、社群运营，都要充分尊重客户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打造过硬的产品力，才能真正提升市场竞争力。


建造过程和品质透明化，是赢得市场信任的“法宝”。主动打破信息不对称，将“好房子”建造过程与品质标准置于阳光下，是华润置地赢得市场和客户信任的“秘诀”所在，也是行业应该推崇的“法宝”。


科技赋能是实现“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重要手段。结合智能建造、智慧运维等科技手段，能系统性提升品质管控精度、运营效率与服务响应能力。华润置地的实践证明，拥抱科技，充分借助科技手段为业主美好生活赋能，是满足住房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重要手段。


从“开发商”向“运营服务商”转型是必然趋势。进入房地产下半场，深度参与城市运营是行业发展和企业转型的必然趋势。传统房地产企业需加快实现从建造单一住宅到营造“完整社区”、再到深度参与“城市综合运营”的全面转型。


新时期中央施工企业核心文化建设的思考


尹锴


新时代背景下，中央施工企业作为国家基建事业的主力军，其核心文化建设是筑牢发展根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抓手，更是彰显央企担当、适配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本文聚焦文化战略与企业战略深度耦合、人力资源体系重构、创新文化生态构建、文化落地长效机制健全、文化协同效应释放等关键领域，探索新时代央企文化建设的创新路径，为施工企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启示。


一、文化战略与企业战略的深度耦合：构建施工企业价值创造新范式


（一）战略目标对齐机制


在新时期中央施工企业的发展进程中，构建文化战略与企业战略深度耦合的价值创造范式至关重要。基于国资委《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建立“文化—战略—业务”三维联动模型成为战略目标对齐的关键路径。通过将“国家战略需求”如新型城镇化、“双碳”目标等与企业肩负的基建保障、技术攻坚等使命紧密结合，形成文化解码体系，实现战略目标的有机统一［1］。中建集团“拓展幸福空间”战略与“善建者行”文化目标的协同实践，为施工企业提供了宝贵借鉴。


（二）业务场景渗透路径


施工企业在推进文化战略与企业战略深度耦合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文化在核心业务场景中的渗透路径。开发“文化渗透指数”，构建量化评估体系，精准测度文化要素在EPC总承包、智慧工地等关键业务场景的融入度，成为优化文化渗透路径的重要抓手。建立“项目文化专员”制度，参考中国电科创新文化专员体系的成功经验，在各级项目一线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文化落地与传导，为打通文化渗透“最后一公里”提供组织保障。


二、人力资源体系重构：文化驱动的管理创新工程


（一）人才梯队与文化适配模型


人力资源体系是施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载体，推动人力资源管理与文化建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期央企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构建“四维人才画像”模型，基于技术攻坚型、项目管控型、创新突破型、国际运营型等不同人才类型，分别匹配工匠精神、合规文化、敢为人先文化、跨文化胜任力等文化要素，


实现人才梯队建设与企业文化塑造的有机统一。借鉴中国医药集团eHR系统对8万多名员工实施动态文化评估的成功实践，开发“文化胜任力积分制”，将员工文化践行情况纳入晋升考核通道，构建文化驱动下的人才发展路径，为人力资源体系变革赋能，激发员工价值创造活力。


（二）绩效管理文化改造


绩效管理体系是企业文化落地的“指挥棒”，传统的KPI考核机制难以充分体现文化软实力。开发“文化KPI双轨制”，在保留产值、安全等硬指标的基础上，将文化践行度、团队协作等软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形成“6∶4”的考核权重分配，倡导“要看显绩，更看潜绩”的价值导向。中交集团将“争先行”理念纳入高管考核，为施工企业绩效管理变革树立了标杆。在硬件投入上，设立“文化改进专项基金”，对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优化方案并带来实质性改进的团队，给予项目分红等正向激励，调动全员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三）培训体系文化赋能


培训体系是企业文化传承的主阵地，将文化基因融入员工成长的全周期，是夯实文化根基的重要举措。打造“三级文化熔炉”，构建分层分类、因材施教的文化培训格局：为新员工量身打造工地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如中建三局“工地文化第一课”；针对中层管理者，开发战略解码沙盘课程，融合BIM等数字化手段，模拟推演文化要素如何赋能一线工程；对高管团队，引入国资委“文化+战略”研修班模式，开设文化领导力工作坊［2］。


三、创新文化生态构建：施工企业技术突破的软实力引擎


（一）创新文化培育机制


在施工企业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进程中，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文化生态至关重要。为营造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的良好氛围，建立“三阶创新容错体系”势在必行：在预研阶段，允许拿出20%的预算用于开展“天马行空”的创意构想，为创新思维的迸发提供肥沃土壤；进入试点阶段后，设立“创新观察员”制度，通过专人跟踪创新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阻碍与偏差，并及时反馈优化建议；待成果进入推广阶段，则实施“创新价值倍增计划”，参考中国电科“揭榜挂帅”机制，对创新成果的应用规模与价值提升进行量化考核与激励。


（二）技术工人文化赋能


技术工人是施工企业的中坚力量，将先进文化理念融入技能人才的评价体系，是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推行“大国工匠文化认证”，将技


能传承、标准制定等文化要素纳入技师评定标准，树立精益求精、严谨笃实的价值追求，着力打造一支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另一方面，建立“创新工坊联盟”，每个特级资质企业牵头组建区域创新联盟，定期开展创新成果交流、关键技术攻关等活动，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共享文化创新成果。


（三）数字化转型中的文化适配


当前，数字化浪潮席卷建筑业，BIM技术、智能建造等新理念、新模式层出不穷。在这场变革中，传统施工文化与数字化转型的适配成为重要课题。对此，亟须开发一套科学的“数字文化适配度评估模型”，聚焦协同设计、智能施工等关键场景，重点评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态、管理方式和行为规范，破解传统工艺与现代工法的价值冲突。例如，在BIM应用过程中，如何平衡标准化与灵活性、线性思维与迭代思维，就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3］。与此同时，实施“数字文化大使”计划，面向生产一线、管理层等不同群体，量身打造数字化技能培训项目，培养一批既精通数字技术、又深刻地理解企业文化的复合型人才，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催化剂”，加速数字文化在施工场景中的扎根落地。


四、文化落地长效机制：制度保障与动态优化


（一）组织保障体系


在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是确保文化落地生根、充满活力的关键支撑。对此，构建“三位一体”的文化管理架构势在必行：在集团层面，成立文化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长亲自挂帅，统筹制定文化发展宏观方略；在子公司层面，设立文化执行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文化项目的策划与组织实施；在项目一线，则由项目经理兼任文化督导员，确保文化理念在生产经营中落地生根。值得借鉴的是，中铁建将文化建设纳入企业负责人任期目标责任书，与经营业绩同等对待。这一举措有力促进了领导干部的文化意识与领导力提升，为文化建设注入了澎湃动力。


（二）动态评估机制


在新时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征程中，唯有对标找差、动态优化，方能不断焕发文化生命力。为精准画像企业文化建设现状，可开发一套“文化健康度雷达图”，围绕战略契合度、员工认同度、业务渗透度等5个维度，设置20项定量与定性指标，动态呈现文化建设实效，并就短板弱项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与此同时，实施“文化审计”制度，每三年组织一次由第三方机构主导的全面体检，


采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焦点小组等方法，多角度评估文化建设成效，并形成诊断报告。这一实践可借鉴国资委对央企文化建设的专项督查经验，通过外部视角审视文化建设盲点，推动形成常态化的文化优化机制。唯有以制度化、常态化的评估诊断为抓手，以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为助推，方能实现文化建设提质增效，厚植发展优势［4］。


（三）危机应对机制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施工企业往往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对此，高质量的企业文化能够成为组织的压舱石，增强企业的免疫力。为提升文化引领危机应对的能力，当前亟须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文化舆情应急响应预案”。这一预案要聚焦工程质量、劳资纠纷、环境污染等7类高发风险场景，因企制宜设计应对策略，明确响应流程、话术口径与责任主体，形成快速反应、有序应对的协同机制。在此基础上，还需开发“文化韧性指数”，从领导力、凝聚力、向心力等维度，综合评估企业文化在危机事件中发挥的支撑与引领作用，并据此对文化基因进行动态强化。正如“千磨万击还坚劲”，唯有以灵活强韧的企业文化为底气，方能在危机中育先机，化危为机，推动企业行稳致远。


五、文化协同效应释放：从个体认同到生态共建


（一）产业链文化协同


在建筑产业链日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施工企业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协同整合功能，将文化触角延伸至供应链上下游，形成命运共同体。对此，推行“供应商文化适配认证”势在必行，参考中国建筑“责任供应商”计划的成功实践，将文化契合度作为选商用商的重要依据，优先选择价值追求、经营理念相契合的合作伙伴，携手打造诚信共赢、合规发展的产业新生态［5］。与此同时，建立“文化共生指数”，聚焦设计院、设备商、分包商等关键利益相关方，从组织氛围、价值认同、协同效率等维度，定量评估多方在文化融合中产生的“1+1>2”的协同效应，并将诊断结果嵌入战略合作伙伴的评估与激励机制，以文化共享点为纽带，撬动产业链整体价值提升，开创跨越式发展新局面。


（二）员工文化共创


员工是企业文化的践行者，更是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激发员工的文化参与热情，既是文化建设题中之义，更是凝聚人心、汇聚智慧的现实需求。对此，施工企业要着力打造员工文化共创的“参与式平台”：一方面，实施“文化提案万人工程”，面向全员开放文化优化“金点子”征集，每年评选100个优秀提


案，并设立百万级创新基金予以支持，让员工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角”；另一方面，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发“文化共创平台”，让员工可随时随地在线参与文化手册修订、活动策划、项目评优等12项文化管理职能，打通文化参与“最后一公里”。唯有让文化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员工的获得感成就感在文化建设中充分彰显，企业文化才能真正成为凝魂聚气、激浊扬清的精神高地。


（三）社会价值转化


“大企业，大担当”。作为行业领军企业，央企的文化价值不应仅体现在财务业绩上，更要充分彰显在服务国计民生、造福社会大众的担当作为中。当前，不少施工企业正积极探索文化与社会责任的融合发展路径，他们立足自身禀赋，构建“文化公益矩阵”，将施工过程中的标准引领、工匠精神、绿色理念等，创造性地转化为乡村振兴“村村通”、城市更新“城市记忆”保护等社会价值项目，谱写了央企文化建设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篇章。展望未来，在做优做强“经济账”的同时，更应编制文化“ESG报告”，聚焦企业文化建设在提质增效、人才培育、绿色发展等领域创造的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走“文化向善”之路，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扛起央企的时代重任，以优秀的文化厚植高尚的品格，以高尚的品格创造优秀的业绩，在新时代的华彩乐章中奏响文化力量。


六、结语


新征程上，央企施工企业应将文化建设作为战略工程，锚定“建证”中国梦、服务国家战略的时代方位，坚定文化自信，激活文化力量，在培根铸魂、赋能创新、凝心聚力中彰显文化价值。唯有深化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文化创造力、凝聚力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同频共振，方能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以优秀的文化厚植高尚的品格，以高尚的品格创造优秀的业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弘征程中铸就国之重器、筑梦精品工程。


中央企业穿透式监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中核医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赵宇


0.引言


2024年以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多次明确提出要探索“三重一大”等重大事项的穿透式监管路径，强调整合企业内部监管力量，平衡“放”与“管”的关系，实现对基层及境外单位的有效覆盖。相关会议进一步明确要以穿透式监管为核心健全国有资本监管制度，借助科技手段追踪资金流向与决策过程，精准打击股权代持、多层嵌套等违规行为。这一监管模式的推进，既契合国有企业改革聚焦主业、优化产业结构的大方向，也能通过实时监测与预警抑制无效投入，破解长期存在的“一放就乱，一管就废”的治理困境。将垂直监管与权力监管有机结合有助于实现放管结合、宽严相济的监管目标，为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风险防线。


1.穿透式监管概述


穿透式监管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全级次、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的监管维度延伸，旨在构建动态化、实时化的风险防控体系。穿透式监管通过对企业风险监管模式的系统性重构，推动整体风险管控从传统模式向精准化、前瞻性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1］。其核心变革体现在以下3个维度。


其一，在监管逻辑层面，以科技赋能推动监管模式转型升级。传统监管多依赖常规检查与突击检查，受检查手段与时间的限制，难以实现实时监管目标。穿透式监管通过搭建智能化全天候监测系统，打破人力局限，扭转了传统监管的落后局面。以国家电网为例，其构建的可视、可控、可调节、可追踪的监控体系破解了资金流向不明、风险防控乏力、资源调度低效、效益发挥不足等痛点，实现了对资金全生命周期的动态追溯与精准管控。


其二，在防控机制上，完成主动预防的升级。传统监管多为事后处置，风险发生后才采取补救措施，难以挽回已造成的损失。穿透式监管借助大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算法，能精准提取风险特征并预判发展态势，将风险防御关口前移至萌芽阶段，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例如，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深度挖掘，可提前识别异常交易、资金挪用等潜在风险，为监管决策提供前瞻性支撑。


其三，在协同模式上，实现从分散割据到体系联动的突破。以往企业各部


门、各业务单元独立运作，信息壁垒突出，监管力量难免顾此失彼。穿透式监管通过构建独立的监控平台，可打通各部门、各系统间的“信息烟囱”，实现数据全域联通与风险协同管控，让监管资源高效整合，形成覆盖企业经营全过程的监管网络。


2.中央企业穿透式监管存在的问题


2.1数据采集与共享机制不健全


中央企业层级多、业务多，穿透式监管过程中面临着数据收集碎片化和共享壁垒的双重限制。各个子公司的信息系统是独立的，数据的口径、格式、更新的频率存在差异，总部很难获得完整、实时、一致的底层数据，很容易形成“信息孤岛”。有些业务数据依靠人工填写，存在滞后和失真风险，很难反映出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在共享机制层面，因权责界定模糊、利益分配考量及信息保密顾虑，各部门与层级间缺乏主动共享数据的动力。同时，跨部门数据集成缺乏统一标准，导致财务、运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数据难以实现有效关联分析，造成监管向业务末梢延伸时的信息断层，无法精准识别潜在风险［2］。


2.2技术应用与业务融合深度不足


穿透式监管所依托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往往脱离业务场景，技术手段大多停留在数据可视化展示的层面。部分中央企业缺乏针对复杂商业逻辑的风险预警模型，很难从海量数据中主动发现异常关联；业务部门对技术工具的使用不熟练，技术人员对业务痛点的理解不够深入，导致技术赋能流于表面。


2.3监管标准与规范体系有待完善


部分中央企业在穿透式监管过程中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标准，在不同监管机构和业务领域存在交叉重叠和空白，对创新业务（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等）监管尺度不一，对隐性债务和表外资产的认定标准不明确，造成基层执法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与此同时，部分中央企业在规范体系更新方面明显落后，对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业态的监管制度还不够完善，很难实现全链条的风险覆盖。


2.4专业人才欠缺


穿透式监管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较大，但部分中央企业现有团队普遍存在知识结构单一的问题，虽精通传统财务审计，但在大数据分析、跨境合规管理及新兴业务模式研判等领域能力薄弱，难以适配技术驱动下的动态监管要求。


同时，技术团队对监管业务的理解不深，导致开发的系统功能与实际监管需求脱节。在人才培养层面，缺乏系统性的穿透式监管专项训练与实战演练场景，人员能力提升滞后；基层技术保障力量薄弱，面对复杂数据清洗、监管模型调试等专业任务时，有些人员常因专业能力不足导致监管效率低下，直接影响监管穿透深度［3］。


2.5跨境监管与合规风险突出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些中央企业面临多国法律带来的监管挑战。境外子公司受制于所在国的数据隐私和国家安全等法规约束，无法向境内提交业务关键信息，形成监管盲区。加之各国会计准则和税务规则存在差异，造成跨境数据的整合失真，更难以识别隐性风险。在合规方面，由于贸易管制、制裁等方面的政策层出不穷，境外机构的合规成本越来越高，容易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违规行为。


3.中央企业穿透式监管问题的对策


3.1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组织保障。在整体规划指引下，打破部门壁垒，推动全量、实时、规范化的数据集成；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牵头成立跨部门领导小组，统筹平台建设全局，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与管理权的边界划分，杜绝多头管理引发的权责混乱。二是打通数据汇聚通道。通过数据中台、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ProgrammingInterface，API）等技术手段实现异构系统互联互通，将子公司业务、财务、供应链等各类系统数据逐级向上汇聚至总部平台，构建覆盖全层级、全业务场景的中心数据仓库，打破“信息孤岛”。三是健全数据安全共享机制。依据数据敏感程度实施分级授权管理，对机密信息采取加密传输与脱敏处理，面向管理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放普通数据，满足按需使用需求。引入区块链技术，保障数据不可修改；依托云平台提供灵活存储与运算支撑，搭建网络化数据质量监控模型，实现企业风险的及时预警。四是建立长效运营与优化机制。将数据上报的时效性、准确性纳入子公司业绩考评体系，激励企业主动参与核心数据共享；定期测评平台应用成效，针对关联交易自动识别、隐性债务穿透等新增功能模块开展动态优化，最终形成闭环运转、持续迭代的数据中枢［4］。


3.2深化智能技术应用场景


首先，从风险预警滞后、关联交易隐蔽、新兴业务监管盲区3个方面建立智


能化识别方法体系。第一，建立异常交易识别模型，融合机器学习算法对高风险业务环节进行实时监测；第二，结合历史监管数据与行业基准值，提取异常资金流向、收入虚增、关联方非关联化等典型风险特性，形成可复用的风险特征库；第三，通过“知识地图”关联企业法人、股东等核心主体，穿透股权多层嵌套、代持等复杂结构，精准锁定实际控制权归属。其次，在企业投资决策、资金拨付、合同签订等关键环节嵌入智能化审核机制，实现项目合规性的自动化检验与预警。例如，对外投资过程中，自动比对投资对象的负面清单与制裁清单，开展地理政治风险量化评估；同步建立技术迭代机制，结合企业经营动态与外部政策变化优化模型参数，确保技术工具的实用性与适配性。最后，规范数据治理，保持技术应用与业务开展高度协同，全力打造穿透式监管的平台底座，逐步搭建覆盖全集团、全业务的企业级数据中台，实现财务、业务、外部多源异构数据的全量、全级次实时采集，确保监管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智能系统聚焦显性风险识别与结构化数据处理，监管人员专注复杂情景研判与非结构化信息分析，形成需求驱动技术、技术赋能监管的良性循环，显著提升穿透式监管的效率。


3.3健全监管制度标准体系


首先，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穿透式监管总则，明确监管的目的是穿透股权结构、资金流向和业务实质，将不干预正常经营和重点关注重大风险作为监管边界，确立依法依规、分类施策、协同高效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表外融资、境外投资等复杂情形，细化穿透核查要点、认定标准和例外情形，防止自由裁量权滥用。结合中央企业集团化管控特点，针对高频风险场景制定差异化核查流程，明确穿透至最终受益人的操作路径。其次，提升准则的可操作性，将原则要求细化到具体过程中，如明确关联交易到最终受益人、隐性债务到实际承担主体的操作程序，对不同风险等级业务的穿透频率和深度进行界定，并建立标准体系动态更新机制，对中央企业转型升级趋势和新业态进行跟踪，及时对监管规则进行补充，填补制度空白。最后，完善跨部门监管标准，避免规则冲突。建立多部门联合发文机制，实现财务数据口径和风险分类标准的统一，减少重复监管和监管套利的空间。定期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和培训，通过案例教学、实操演练等方式，保证基层监管部门能深入了解规则的含义，提高执行的一致性［5］。


3.4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首先，建立分层次的培训机制，对新进监管人员进行基本培训，内容包括穿透式监管理念、数据工具运用、基本法律法规等；对核心骨干进行高级培训，重点关注大数据分析、跨国界合规、新兴商业模式研究；通过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和跨部门轮岗等方式，提高领导者的战略思考能力和国际规则运用能力。其次，强化实战训练，以参与重大风险处置和模拟监管演练为手段，如组织监管技能竞赛，设置关联交易识别、隐性债务核查等科目，考查从业人员的实战能力；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吸收具有技术背景、国际视野和工作经历的复合型人才，优化队伍结构。最后，健全激励和保障机制，将监管效果与绩效考核相结合，对发现重大风险的团队给予特别奖励；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团队创新监管方式；强化基层技术支撑，采取专家企业管理及信息化下沉指导和远程咨询平台等方式，解决基层人员业务能力不足的问题，保证穿透式监管要求的落实。


3.5建立跨境监管协作机制


首先，加快签署双边和多边监管合作协定，建立与主要投资目的国监管机构的定期沟通机制，确定信息交流范围、核查协助程序和解决争议的途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现关键数据的跨境共享。其次，建立统一的跨国合规管理框架，将反洗钱、出口管制和贸易制裁等国际准则有机结合起来，制定中央企业境外机构合规操作指南，明确其禁止性行为和报告义务，并构建跨界风险预警体系，对投资国的外资政策、地缘政治变化进行实时追踪，重点对风险地区的业务进行重点穿透。最后，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平台的优势，积极参与相关机构，促进跨境监管标准趋同，打破规则冲突造成的渗透壁垒，强化境外机构合规能力的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和派驻合规专员，提高其自主识别和应对风险的能力；针对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导致的数据封锁、资产冻结等极端事件，通过外交渠道和公司自救的方式减少损失，确保国际环境下穿透式监管的有效性。


4.结束语


中央企业实现穿透式监管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存在数据采集困难、技术手段落后、监管顶层设计不完善、监管人才不足和境外监管环境不透明等问题。对此，需要搭建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规范数据治理、深化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健全监管制度标准体系、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建立跨境监管协作机制来增强穿透式监管的精准性，提高风险防控水平。


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流动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


镇雄县旧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吴菊慧


乡镇卫生院是我国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基础，承担着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职责。其人力资源的稳定与合理配置，直接关系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更是健康中国与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关键支撑。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以来，基层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完善，但人力资源问题仍是制约乡镇卫生院发展的核心瓶颈。其中，人力资源频繁、不合理的单向流动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要阻碍。


当前，基层医疗卫生人才主要呈现从农村向城市、低层级机构向高层级机构、中西部向东部的单向流动特征，且存在区域配置失衡、骨干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直接造成基层队伍老化、梯队断层、服务能力下降。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的人力资源配置或一般性管理问题，未深入剖析流动现象背后的系统性管理成因，尤其缺乏对管理缺陷如何直接驱动人才单向流动的深层机制探讨。


基于此，追溯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流动的历史政策背景，明确区分合理流动与不合理流失，从管理体系层面剖析问题、寻求解决路径，对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根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管理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流动格局的形成和演变，同国家不同时期医疗卫生政策紧密相关。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流动特征：


（一）历史政策沿革及其对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影响


初创与计划调配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该时期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从无到有，人力资源依靠国家计划调配和城市卫生人员支援农村的政策（如“六二六”指示），人员流动具有强烈的行政指令性特征，流动方向以城市向农村的单向输入为主，人员稳定性高，但自主流动性差。此阶段流动率极低，年流动率不足2%，基本不存在不合理流失问题。


市场化探索与波动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乡镇卫生院运行机制也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地区出现了以药养医、市场化的倾向。经济因素开始影响职业选择，流动方向发生逆转，由农村向城市、由基层向高层流动开始显现，一些卫生人员流向收益更好的领域


或者地区，人力资源出现自发流动的萌芽，但是管理上没有有效的引导和规范，不合理流失初现端倪，年流失率上升至5%~8%。


公益性与制度化建设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医改前）：国家重新强调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的公益性，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实行聘用制、尝试绩效工资。政策试图用制度约束（如服务年限、职称和农村服务挂钩）来引导和稳定人才，但是城乡差距的拉大使引才难、留才难问题初现端倪，不合理流动更加严重，流动呈现“单向性、年轻化、高学历化”特征，即中青年骨干、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流失比例显著增加，年流失率达到10%~15%。


新医改以来的强化保障、系统应对阶段（2009年至今）：新医改明确了基层医疗机构公益性，加大财政投入，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绩效工资改革等。国家连续出台规划，如《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用提高待遇、完善培养体系、创新编制管理等方式减少不合理流动［3］。然而，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人力资源流动仍然很复杂，高素质人才流失和基层人才短缺并存。尽管整体流动率有所下降，但结构性流失依然严峻，中西部偏远地区骨干人员年流失率仍维持在8%~12%。


（二）当前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现状与特征


乡镇卫生院的人力资源流动是合理流动和不合理流失并存的局面。合理流动指退休、岗位调整等产生的有序更替，可以优化结构、保持活力，具有双向性、周期性、结构性优化的特点；不合理流失是单向非理性流动，体现管理失效，具有单向性（基层向城市、中西部向东部）、结构性（中青年骨干、高学历高职称人员为主）和破坏性（导致队伍老化、梯队断层、服务能力下降）的特点。


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流动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流动率高、区域失衡，中西部、艰苦边远地区卫生院人员年流失率8%~12%，比东部地区的3%~5%高得多，护理、全科等紧缺专业的人员流失更严重；二是流动方向单一，以乡镇向城市、基层向高层、中西部向东部为主，逆向和平行流动很少；三是结构不合理，30-45岁中青年骨干、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占流失主体，造成队伍老化和梯队断层；四是诱因复杂化，薪酬待遇、职业发展、工作负荷等管理综合因素形成“推力”，与城市医疗机构的“拉力”共同作用，反映出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系统性短板［4］。


二、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不合理流动既是管理失效的结果，又是造成管理困境加剧的直接原因，二者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管理缺陷通过“推力”机制直接驱动人才流向城市，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层面：


（一）人力资源规划与战略管理缺失，导致人才配置失衡


人力资源规划缺失是导致不合理流动的根源性管理缺陷。大部分乡镇卫生院缺少根据区域卫生规划、服务需求制定的长期人力资源战略。招聘一般只是填补当前的空缺，并非结合未来业务发展、学科建设、梯队培养的需要开展［5］。应急招聘导致人才结构失衡：紧缺人才得不到补充，一般岗位冗余，造成


需要的人留不住、留下的人难流动。缺乏预警和储备机制，人才流失后被动应对，走一缺一。骨干流失后紧急招聘，但新人与岗位匹配度低、难以适应环境，短期内再次流失，形成“流失—应急招聘—再流失”的恶性循环。缺少规划使人力资源流动无序，无法发挥优化更新作用。


（二）招聘引进机制僵化与吸引力不足，加剧“入口”淤塞与“出口”失


守


招聘引进机制僵化直接加剧了不合理流失。招聘权限受限、招聘流程繁琐、


自主性差，无法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引进急需的人才，等招聘审批完成时，急需人才已被城市医疗机构抢走，卫生院只能退而求其次，招聘质量参差不齐，为后续流失埋下隐患。


薪酬福利、工作条件、生活配套等综合吸引力与城市机构差距悬殊，难以有效吸引优秀毕业生或在职人才。这种差距体现在薪酬和软性条件上，形成持续拉力。


（三）培训开发与职业发展体系不健全，驱动主动性流失


培训开发与职业发展体系不健全是驱动人才主动流向城市的核心管理缺陷。培训机会少、内容脱离实际需要、形式单一，无法满足医务人员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的需求。


职称晋升渠道狭窄，评审标准与基层实际工作脱节，晋升难度大、周期长


——评审标准重科研论文，基层全科医生晋升副高需12-15年，而城市全科医生仅需8-10年，基层科研条件薄弱，难以达到评审要求。职业天花板偏低，骨干人员缺乏发展空间，最终选择外流，本质上反映出管理体系不完善导致的人才流失问题。


（四）绩效评估与激励制度不科学，削弱内部留驻动力


绩效评估与激励制度不科学直接削弱了留驻人才的内部动力，形成向城市流动的“推力”。绩效考核指标重数量、轻质量，重医疗、轻公卫，无法全面、客观反映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价值。


这种考核导向使公卫人员感到价值被低估，全科医生觉得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绩效工资总量有限，分配平均化倾向依然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打击工作积极性。


此外，薪酬结构单一，缺乏长期激励和精神激励，难以培养员工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当员工长期感到付出与回报不匹配且看不到改善希望时，便会产生寻求外部更高报酬、更公平环境的动机，流向城市成为其摆脱困境的主要出路


［6］。


三、优化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流动管理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驱动不合理流动的管理缺陷，必须建立与问题严格呼应的对策体系，从“堵”（约束不合理流动）和“疏”（引导合理流动）两个维度构建“引得来、育得好、用得活、留得住”的流动管理新机制。


（一）强化战略规划，建立流动预警与区域人才池调配机制


针对规划缺失导致的流动失序问题，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牵头，统筹制定区域基层卫生人力资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乡镇卫生院在此基础上开展年度人力资源盘点与需求预测，建立关键岗位人才储备库和流动预警机制，对可能流失的骨干人员提前识别、主动干预。


探索“县管乡用”等编制统筹管理的新模式，建立县域内“区域人才池”，在乡镇卫生院间动态调配编制和人员，当某卫生院出现骨干流失时，可从人才池快速补充，避免服务中断；同时赋予卫生院更大的用人自主权和灵活性，应对临时性人才短缺以及人员流动造成的冲击。


（二）创新引人机制，提升岗位竞争力与适配度，阻断流失源头


针对招聘机制僵化导致的“入口”淤塞与“出口”失守问题，需强化精准招聘与政策倾斜：聚焦全科、儿科、中医等紧缺专业，实施定向招聘、校园直聘，用足用好国家有关基层职称评审、岗位设置等倾斜政策，确保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丰富引人方式。推广“特岗医生”、银龄医生计划，柔性引进退休专家、二级以上医院在职骨干，通过兼职、巡诊、远程指导等方式支持基层；落实县级医院骨干下沉轮岗制度，要求晋升副高前须到乡镇卫生院服务一年以上，既


缓解基层人才短缺，又能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同时让下沉人员了解基层价值，形成良性互动。


（三）健全育用体系，拓宽职业通道，减少主动性流失


针对培训体系不健全导致的主动性流失问题，建立以县级医院或医共体牵头的线上线下培训平台，培训内容聚焦基层常见病、多发病和公卫服务，注重实践技能提升。


推行导师制，为新员工配备县级导师，定期组织进修、专家下乡带教，形成县乡联动培训机制，助力基层人员持续成长。创新职业发展通道：建立符合基层特点的职称评价标准，突出实践能力、群众满意度和健康管理成效；设立基层首席医生、骨干人才等晋升阶梯，提供管理、技术等多元发展路径。


在乡镇卫生院设立“基层主任医师”“公卫专家”岗位，配套相应待遇；建立“县乡联动”模式，优秀人员可优先调入县级医院或参加进修，打破职业天花板，激励人才扎根基层，减少人才外流。同时，强化使用与授权，赋予骨干医务人员更多业务决策权、资源调配权，支持其开展适宜新技术、新项目，通过实践实现个人价值提升。


（四）改革考评激励，优化分配结构，增强留驻动力


针对绩效激励不科学削弱留驻动力的问题，推行科学的绩效考核：构建结合RBRVS（以资源为基础的相对价值比率）原理、KPI（关键绩效指标）与重点工作任务的综合绩效考核体系，将服务数量、质量、成本控制、患者满意度、居民健康改善等纳入考核范围，并将结果与绩效工资分配、评优评先、进修培训紧密挂钩。特别要增加公共卫生服务质量、慢病管理成效等指标的权重，充分体现基层工作特点，让公卫人员的价值得到认可。


优化薪酬分配结构：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适当提高绩效工资总量和比重。实行岗位薪酬和绩效薪酬相结合的分配方式，重点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及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合理拉开收入差距，绩效系数最高与最低差距建议达到30%~40%，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让骨干人员感受到扎根基层的回报；落实边远地区津贴、乡镇工作补贴，探索实行院长目标年薪制，建立“基层服务年限奖励金”制度，对在乡镇卫生院连续工作满5年、10年的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增强长期服务吸引力。


强化非物质激励：建立常态化的荣誉表彰制度，大力宣传基层优秀医务人员先进事迹；营造尊重、信任、关怀的组织文化，加强团队建设和人文关怀，


增强员工职业荣誉感、组织归属感和事业使命感；实施EAP（员工援助计划）关注医务人员心理健康，建立定期谈心制度，院领导与骨干一对一沟通，了解诉求、解决困难，以事业、待遇、感情留人机制抵御城市医疗机构的“拉力”。


四、结语


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流动是关乎基层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通过梳理其历史政策演进脉络，结合当前流动实际，可清晰界定合理流动与不合理流失的本质差异，明确规划缺失、招聘僵化、培训不足、激励失效等管理缺陷，正是通过“推力”机制驱动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核心症结，据此可构建针对性强、可落地的全链条优化对策。


破解基层人才不合理流动困境，关键在于实现管理理念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型，构建“引得来、育得好、用得活、留得住”的良性流动机制，为稳定基层卫生人才队伍、筑牢基层医疗服务防线提供支撑。尽管本研究进行了有益尝试，但仍存在二手数据依赖、个体心理机制挖掘不足等局限，未来可通过大样本调查、案例研究进行完善，助力基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暖人文”与“乐经济”的相互交融贵州“村超”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总书记文化思想在贵州的生动实践”课题组


（2026年3月2日）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是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作出的重要部署。贵州近年来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经济和文化关系的重要论述，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尤其是各种“村字号”群众性文体活动火爆出圈，不断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描绘出一幅幅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和美画卷。


其中，总书记在二〇二六年新年贺词和在贵州考察时多次点赞的“村超”


就是一个典型。


一、以“暖人文”为驱动，厚植经济发展的文化底色


总书记指出，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村超”兴起并持续火爆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其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全民参与共创共建，发扬群众首创精神，让群众唱主角，充分尊重人民主体、人民主创、人民主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贵州榕江曾经是全国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贫困县，是中央明确挂牌督战的贫困县之一。“村超”诞生于榕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植根于当地深厚的群众基础。榕江群众早些年就有农闲时踢球的风俗。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全民健身事业，把全民健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5月，榕江被评为全国首批县域足球典型县，乡村足球赛、周末足球赛等本身就是榕江的一个特色和品牌。


“村超”在榕江的兴起和出圈，经历了一个全县上下持续探索尝试的过程。2021年2月，春节前夕，总书记赴贵州考察，就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等提出重要要求，让全省城乡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倍添信心决心。贵州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把闯新路、开新局、抢新机、出新绩作为高质量发展主目标。也正是在这一年，榕江着力推动打造县域文旅品牌，以期深化文旅融合、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2021年底起，榕江先后策划推出了“大山里的CBA+民族文化”、“乐里侗年+斗牛”、“苗族牯藏节+乡村民宿”、“侗族萨玛节+半


程马拉松”、“触地即燃”草根篮球赛等5次融合式县域IP塑造活动，一次次努力，尽管没有出圈，也不断积累了举办群众性文体活动的经验。


“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总书记2023年2月7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大会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指明了方向路径。榕江回顾自身的多次探索，强烈意识到，要打造一个可持续、具有生命力的县域文化IP，关键要带动全民参与、全民受益。为此，榕江确立了“发展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带动”的思路。在此基础上，榕江进行了第六次县域文化IP探索，把足球赛事与民族文化、非遗文化、美食文化、淳朴民风等结合起来进行融合式创新，并通过新媒体大力宣传推广。


2023年5月13日，贵州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开幕。联赛由榕江县足球协会主办，由榕江县三宝侗学会承办，球队经费由村民自筹，政府退居幕后做服务支撑、安全保障。参赛者以村民为主，场内队员激烈比拼，球赛间隙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表演，现场热血沸腾，场外观众热情高涨，牛、猪、羊等比赛奖品极接地气，富有乡村气息。如此新颖的乡村足球联赛被广大网友亲切称为“村超”。在两个半月时间内，榕江县的20支村队、近600名草根球员，用98场足球赛，创造了全网350亿人次的浏览量，引发国内外大批知名媒体和人士的关注、点赞，实现了真正的出圈。


“村超”的火爆并非昙花一现，继2023年7月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落下帷幕后，榕江又接续开展全国美食足球友谊赛等重要赛事，将“村超”从现象级出圈推动到可持续“长红”。令人振奋的是，总书记多次点赞“村超”，


强调“贵州‘村超’、‘村BA’这些文体活动群众喜闻乐见，一定要完善好培育好发展好”，既给予充分肯定，又指明了努力方向。二〇二六年新年贺词中，总书记再次点赞“‘村超’热闹非凡”，又一次为“村超”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村超”出圈后，榕江坚持每年开展“村超”“思想三部曲”大讨论大解放活动，让全县人民一起思考“我为‘村超’干点啥”“如何守护好‘村超’”“如何把‘村超’流量导入村寨”，并召开十几次大型头脑风暴会议，凝聚智慧、统一思想。比赛中的金龙金凤表演、全民K歌、“高铁”开进球场等精彩节目，都是老百姓的奇思妙想。这些充满创意的节目，不仅为“村超”增添了更


多的看点和乐趣，也展现了榕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乡的自豪之情。“村超”还涌现出许多感人的故事，如94岁的老奶奶捐钱给球员买水喝，


89岁的老爷爷带队现场加油助力，公安部门暖心坚守，等等。全民参与让“村超”热度不减，也正是靠着无数普通人的热情与奉献，让“村超”从群众性草根赛事成长为现象级文旅体品牌IP。“一个球、一座城、一群人、一条心、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构成了“村超”最打动人心的精神内核，让正能量变成大流量，小而美变成真善美，老乐子变成新路子，数据流量变成文明力量。“村超”正在迅速发展为一种“新民俗”，成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新载体，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二、以“乐经济”为牵引，把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西方现代化理论将经济增长当作现代化的核心甚至唯一目标，而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总书记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中国式现代化仍然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个“经济”并不是简单以数字来衡量的GDP等指标，而是综合考虑人的感受、人的获得感的经济。


“村超”带来的经济发展，就是一种带有“快乐”特质的“乐经济”。“村超”不是为了一时的热闹、一时的人气，其落脚点是一方的经济发展，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在“村超”带动下，榕江经济发展动力活力明显增强，但由于基础薄弱，仍远未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如以人均GDP为例，贵州省不到全国的2/3，而榕江县又不到贵州省的2/3。尽管如此，也能让人明显感受到榕江干部群众普遍洋溢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充满自信和自豪的、极具感染力的“快乐”。这种“快乐”是“村超”所带来的，在于其纯粹的热爱、欢乐的氛围和全民的参与感，在于围绕“快乐”坚持把踢好快乐足球作为前提基础、塑造快乐品牌作为方法路径、搭建快乐平台作为战略举措、传播快乐文化作为价值追求、发展快乐经济作为目标要求。这种“快乐”也正是“村超”所带来的“乐经济”的体现。


“村超”带来的“乐经济”是坚持“人民有爱、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科技有能”，将“村超”作为农文旅体商等融合发展的“超级发动机”，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方面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游客“留量”和经济“增量”，


推动多业态繁荣发展，进而促进全民受益。发展“超好吃”方面，全县设置6个美食区、300余个农特产品摊点，制定牛瘪、卷粉等16道美食标准体系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持续打响“吃在榕江”美食品牌。发展“超好住”方面，建成运营贵州“村超”等一批星级酒店，全县住宿酒店床位数从“村超”前不到6000个增长至1.2万多个。发展“超好行”方面，开通“村超”公交专线，协调停靠榕江站的列车从20余趟增加至40余趟，并在周五、周六、周日增加3趟从榕江开往贵阳的列车。发展“超好游”方面，打造“看‘村超’·游贵州”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推出“来榕江县看‘村超’、游村寨、吃牛瘪、听大歌、住民宿”快旅漫游等精品旅游路线，引导游客看一场村超球赛、吃一次特色美食、住一天民族村寨、听一场侗族大歌、做一次志愿服务；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1038.68万人次、增长9.8%，旅游综合收入118亿元、增长9.2%。发展“超好购”方面，线下开设农特产品展销区、贵州“村超”专营店和农产品“村超”商城，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搭建“村超甄选”线上专营店和直播间。发展“超好玩”方面，开展“村超”美食嘉年华、泥鳅节、西瓜节、香羊节等活动，打造网红打卡点，策划发起“我要上村超”“带着非遗来村超”“来村超约场球”等活动，让游客有更多体验感；“村超”举办以来，全县新设立经营主体9759户，其中娱乐业和体育经营主体473家。发展“超好招”，持续用好“村超”品牌影响力，开展“村超”招商引资活动，通过联名、授权、公益合作等方式，新增各类合作主体50余个。


“村超”带来的经济发展之所以是“乐经济”，还在于其坚持“全民参与、全民健身、全民健康、全民持股、全民获益”，是一种“共享”“共富”的经济，每个人都是“村超”的参与者、主人翁，每个人都觉得“村超”是他干起来的，每个人都能在“村超”中有获得感。“村超”品牌取之于民，收益用之于民，明确将51%收益用于壮大250个村的集体经济，49%收益用于球队、啦啦队建设和青少年训练。同时，坚持把“村超”流量引入村村寨寨，打造“村越”“村漂”等子品牌，构建全域旅游格局，让乡村更好发展，让基层群众吃上“文旅体融合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村超”出圈以来，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2年的5890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1.58亿元。总书记同志在《之江新语》中就曾指出：“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地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


增加。”榕江“村超”的“乐经济”，充分印证了总书记的思想的真理价值和实践伟力。


“村超”带来的“乐经济”还不仅仅限于狭义的“经济”领域，也不仅仅限于榕江本地。这种“乐”不是“独乐乐”，而是“众乐乐”和“与人乐乐”，一个突出的体现就是在“村超”中谱写了同心“曲子”。作为全民参与的体育盛宴，榕江人民自发地将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水族铜鼓舞、瑶族舂杵舞等民族歌舞和苗、侗、水、瑶等各民族服饰搬到了“村超”球场上，搭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通过发起“村超”全国赛、全国非遗美食足球邀请赛等赛事，传递纯粹快乐，促进地区交流，吸引了34个省级行政区超1750支足球队来榕江交流，伴随而来的是藏族锅庄舞、蒙古舞、川剧变脸、河南洛邑仕女蹴鞠图、台湾《高山青》歌舞、澳门醉龙等纷纷亮相“村超”。2024年9月榕江县政府获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表彰，“村超”已成为各民族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大团结的舞台。


三、在推进文化与经济交融互促中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在“十四五”收官、谋划“十五五”的关键时刻，总书记于2025年3月到贵州考察，殷切嘱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总书记到贵州的第一站就是深入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侗寨，调研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等情况。总书记指出，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总书记强调“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强化创新驱动”“优化营商环境”“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培育文明新风”，这些重要论述构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的方法路径。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加深刻认识到文化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在距肇兴侗寨不到100公里的榕江，“村超”书写的正是一幅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答卷。“村超”的火爆绝非偶然的流量狂欢，它是人民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有力彰显，是民族文化魅力在新时代的璀璨绽放，是文化与经济融合共生、协同共进的生动实践。它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为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写下生动注脚：


当经济发展深深植根于人民的热爱、文化的沃土和乡村的温情之中，便能孕育出既有澎湃活力、又有持久温度、更有人文高度的新发展模式。我们要学


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在推进文化与经济交融互促中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坚持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发展。总书记指


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本质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在榕江甚至在贵州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村超”背后有“高人”，“高人”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村超”的成功，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群策群力的结果。


“村超”的“暖人文”与“乐经济”也正是因人而生、因人而兴，如果不是“人文之暖”，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村超”也就火不起来；如果没有“经济之乐”，没有甜头、盼头和奔头，“村超”也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人”这一本质，不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轨道，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拓展发展空间。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立心铸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而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村超”的成功，在坚持群众主体地位的同时，也离不开当地党组织的强有力领导，通过有力有效的思想引领和组织发动，把基层干部群众的热情和干劲激发出来，并带领大家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就贵州而言，近年来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文化自觉推进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大文化工程”，持续推动全省上下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成效。新征程上推动事业向前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必须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引，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汇聚强大的精神力量，不断夯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文化根基。


坚持以文兴业、以文促产，更好把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经济发展对于文化建设有着直接促进作用，经济发展又依赖于一定的制度基础，而文化是制度之母。总书记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深刻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村超”从一鸣惊人到持续火爆，其以人文


为魂、以经济为体、以快乐发展为内核、以人民幸福为依归，“暖人文”是其底色，“乐经济”是其方向，二者相互交融、相互成就，正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的具体体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发挥好文化的重要作用和多重价值，持续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并通过文化建设赋能增效，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2026年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形势展望


赛迪研究院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6年3月2日）


展望2026年，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将步入深水区，场景图谱构建为转型工作指明重要方向，智能技术与制造业加速创新融合，数据要素资产化进程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日趋深入，生态合作逐渐密切。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投入产出难衡量、核心技术薄弱、人工智能应用深度不足、系统互联不畅通、技术与业务脱节等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赛迪研究院聚焦场景打造、评估诊断、技术攻关、人工智能赋能、融通发展等关键环节提出建议，以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向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发展。


2025年，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持续推进，在场景图谱建设、技术融合创新、数据要素应用、人工智能落地和生态融合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展望2026年，我国制造业基础稳、潜能大的优势将更加突出，面对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和更多样的转型需求，数字化场景培育、成效评估、智能技术赋能和生态构建成为必答题，数字化转型将真正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助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稳步迈进。


对2026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一）场景驱动精准深化：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


2025年，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不再追求全面铺开，而是聚焦于能直接满足业务需求、创造显著价值的特定场景。工信部印发《场景化、图谱化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参考指引（2025版）》（以下简称《参考指引》），覆盖钢铁、石化等14个重点行业，为场景优化、要素匹配、供需衔接、成效评估等提供了系统框架。累计培育“小快轻准”解决方案超1万个，有效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


展望2026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更加注重基于行业特性与企业实际痛点的场景挖掘与培育。行业知识图谱与转型路径图谱将深度融合，推动形成“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的精准赋能机制。未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将重点围绕智能制造、工业智能、服务型制造等核心应用场景，系统构建场景化解决方案库与评估体系，实现从单点突破到体系化推进的升级，推动制造业迈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新发展阶段。


（二）智能设施全面升级：从单点突破到全要素智能化


2025年，我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为研发和生产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截至2025年7月底，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网络基础设施，5G基站达459.8万个，“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2万个，在多场景广泛应用。目前，我国已建成3万余家基础级智能工厂、1200余家先进级智能工厂、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覆盖80%以上制造业大类行业；全球“灯塔工厂”85家，占比45%；制造业中试平台2400余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33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支撑。


展望2026年，制造业的智能设施将从局部部署转向全域集成，构建覆盖感知、计算、执行全环节的智能化基座。在设施体系方面，将重点推进工业网络全互联、算力资源全域调度与异构设备统一接入，实现“云边端”协同的算力一体化布局。在技术融合方面，工业网络与算力设施将加速升级，5G-A、TSN（时间敏感网络）等深度融入生产核心环节，支撑高实时、高可靠业务场景的规模化部署。在自主可控方面，高端数控系统、智能传感与执行单元等关键部件将加速技术攻关与规模化应用，为制造业全要素智能化提供安全可靠的底层支撑。


（三）数据要素价值跃升：从信息工具到核心资产


2025年，工业高质量数据集的实践探索与创新应用步伐加快，数据正逐渐成为重构制造业价值体系、驱动创新与效率革命的核心资产。截至2025年6月，全国已建成省市级数促中心近230家，覆盖18个省份，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3.5万个，总体量超400PB，覆盖钢铁、石化、煤炭等重点行业。


企业数据治理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5年9月，8000余家企业已通过数据管理能力国家标准（DCMM）认证。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已覆盖汽车、装备制造、钢铁等制造业领域，为多主体协同创造条件。


展望2026年，数据要素价值将加速释放，有力重构制造业价值链。在数据资产化层面，数据确权、评估、入表流程将更加规范，工业数据空间、数据交易所等为工业数据共享提供流通渠道，将涌现出更多标准化、模块化的封装工业数据产品，数据资产相关的金融创新工作已起步探索。在数据驱动决策层面，多维数据融合分析成熟，时空与语义上下文理解驱动决策精准化，工业数据将赋能产品设计、生产工艺优化、设备运维全流程，推动虚拟调试、实时优化、预测维护智能化。


（四）人工智能加速赋能：从实验场景到规模化落地


2025年，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营销服务、运营管理全环节加速渗透，工业大模型、智能体加快落地应用，有力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和产业提质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2025年工作要点》强调以工业智能体为核心，深化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推动工业数据集和工业大模型的持续创新与发展。截至2025年11月，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已备案生成式人工智能611家。IDC调研显示，中国工业企业应用大模型及智能体的比例从024年的9.6%提升到2025年的47.5%。


展望2026年，行业大模型向垂直领域渗透，工业智能体加速崛起，将重塑制造业的要素配置模式。工业设备将从被动工具进化为具身智能体，人机关系由主从控制转向双向协同。生产方法将迎来算法革命，知识传承从“师徒制”转向可复用的大模型资产。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及工业智能体的应用场景将更加广泛，有效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价值链地位，抢占新工业革命制高点，推动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到强的全面跃升。


（五）要素链接更为广泛：从链式配套到网状共生


2025年，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纽带作用凸显，初步形成开放互通的价值网络。工业互联网平台链接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340家，重点平台工业设备连接数超1亿台（套），全国累计上云上平台企业约400万家次，平台应用已拓展至49个国民经济大类，实现了41个工业大类，以及185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数据、资源、能力在其中按需流动、高效配置，共同创造价值、共享成果。


展望2026年，智能融通将向更深层次演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万物互联的智能底座。自主可控的标识解析体系即将全面建成，开源开放生态与标准化推进模式持续深化，并在制造业重点领域初步实现规模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链接范围将更加广泛，持续纳入行业内、产业链上更多的要素和主体，实现由点及面的全要素扩张。产业集群生态将不断涌现，跨区域、跨领域合作更加深化，为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注入更强劲的生态合力。


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投入产出难以量化，动摇转型战略决心


一是初始投入规模较大，覆盖硬件改造、软件采购、系统集成与人才培训等多方面，对企业现金流形成持续压力。二是效益体现间接模糊，转型所带来的流程再造、质量提升等核心价值多体现为“软性”收益，难以通过传统的投


资回报率模型进行精准量化。三是价值回报周期漫长，数字化转型成效需要通过生产、管理、营销等多环节的协同优化才能逐步显现，远长于一般技术改造项目。这种成本显性、收益隐性、周期漫长的特点，使得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陷入“不敢转、不愿转”的困境。


（二）核心技术存在短板，安全风险隐患突出


在技术方面，我国制造业在数字化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能力仍然不足，高端工业软件市场长期由国外厂商主导，工业网络协议、高端芯片等底层技术领域存在明显对外依赖。在安全方面，随着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规模化部署和“云


—边—端”架构的普及，原本相对封闭的工业控制系统逐渐开放，系统复杂度提升，安全边界不断扩大，导致网络攻击、数据窃取或篡改的风险大幅上升。一旦生产控制系统遭遇攻击，可能引发关键工艺参数被篡改、生产线停摆运行，甚至造成设备物理损坏，对企业的连续生产和运营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三）人工智能应用不足，难以融入核心业务


尽管人工智能被视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但目前在实际应用中仍多处于探索和试点阶段。MIT的《TheGenAIDivide》报告显示，95%的组织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上获得了零回报，仅5%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最终成功投入生产环境。一是存在显著的数据基础差距，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依赖大量高质量、规范化的标注数据，而工业现场数据普遍存在噪声大、格式不一、样本缺失等问题，难以满足算法要求。二是存在人机协同的信任障碍，由于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不透明，推理逻辑难以被理解和解释，大量一线工艺工程师对其决策持谨慎甚至排斥态度。


（四）系统融通不畅，数据孤岛阻碍价值挖掘


系统割裂与数据孤岛问题一直严重制约数据要素的整体效能。一是企业内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小孤岛，部分企业信息系统技术架构不一、通信协议各异，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全流程数据治理体系，各部门数据独立存储，新旧系统衔接，OT与IT平台融合难度大，无法进行有效的全局整合和关联分析。二是企业与外部主体之间存在大孤岛，部分企业已经积累了海量工业数据和知识，从过去的平台主变成了数据主，但与外部主体间互认能力弱、互通性不足，思想上不信任，缺乏数据融通的技术能力和有效机制，形成“大烟囱”。


（五）技术与业务协同不足，制约转型实施推广


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业务模式与管理体系的重构，并非单纯的技术引进与


叠加。当前，“技术业务两张皮”现象仍然普遍，阻碍转型项目落地与推广。一方面，部分技术供给方过分追求技术的前沿性，未能精准切入需求方在降本、增效、提质等方面的核心痛点。另一方面，部分业务部门缺乏信息技术认知，无法将模糊的业务诉求转化为清晰、可执行的技术需求。这种供需错位导致建设成果不适用、不好用。此外，技术本身无法自动打破旧有体系的桎梏，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的滞后性，也会导致先进技术系统难逃“旧瓶装新酒”的命运。


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一）聚焦场景绘制转型路线图，提升供需对接效率


依托《参考指引》，分行业、分产业链开展数据要素、知识模型、工具软件、人才技能等要素的清单式梳理，明确数字化攻关的重点工作路径。进一步扩大图谱清单范围，覆盖更多重点行业和典型场景，并提升其精细化、标准化程度。体系化培育面向场景的解决方案，征集一批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和优秀转型实践案例，加快构建转型服务商资源池。聚焦重点行业、典型场景，开展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案例研讨等活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大规模设备更新等工作有机结合，推动行业、产业链的成功实践输出和推广。


（二）深化转型效益评估，动态优化重点方向


研究构建一体化评估体系，打通现有评估体系间的映射与换算关系，为政府、企业、服务商提供统一的评估对话框架，将不同来源的评估数据有效汇聚应用，降低企业评估诊断成本。加快建立以投入产出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综合评价模型，明确可量化、可考核、可评价的关键绩效指标，科学评价转型投入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基于评估结果，引导企业优先在数据采集、视觉检测、能耗管理等环节部署轻量化解决方案，快速获得转型收益，增强持续转型的信心与动力。


（三）强化关键技术攻关，筑牢安全发展基座


组织实施工业软件、工业控制芯片、实时工业网络等关键环节的攻关计划，开发一批通用型数字化转型工具，围绕数据采集、边缘计算、系统集成等共性需求，推出标准化、模块化、低成本的解决方案，降低企业技术应用门槛。支持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建立工业技术软件化开源社区，共享基础算法和组件，突破设计、仿真、控制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瓶颈，打通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的全链条。


（四）深化人工智能融合创新，打造智能制造新范式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工业机理模型、专家知识深度融合，构建工业知识图谱。开发面向特定行业的大模型知识引擎和机理模型库，培育工业模型开源共享平台，汇聚基础模型库、数据集、工具链。发展工业垂类模型，聚焦研发、生产、运维等核心工业场景，按照能力互补、场景适配的原则，构建大模型理解任务、小模型精准执行的协同体系，驱动生产流程再造与业务模式创新。深化面向工业场景的智能体产品培育和应用推广，打造群体智能解决方案，实现从单点应用到全流程赋能转变。


（五）推动多层次融通发展，构建开放协同新生态


加快完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重点研制工业数据分类分级、系统接口互通、跨平台安全共享等关键标准，为数据要素流通和系统互联互通提供制度保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协同，支持链主企业构建开放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链上企业开展协同设计、共享制造、供应链金融等创新应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新型产业生态。构建“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开发数字化转型专项金融产品，促进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发展的实践探索


江苏省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龙海燕


1.引言


绿色低碳科技是一系列旨在降低碳排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总称。这些技术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建筑、产业等领域，涵盖能源技术、碳捕获和储存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技术、低碳交通技术、低碳建筑技术及低碳产业技术等。例如，在能源领域，绿色低碳科技包括清洁煤技术、核能技术和氢能技术等，这些技术能有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在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和智能交通系统等技术通过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和优化交通流量，显著降低了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在建筑领域，绿色建筑和智能建筑等技术通过优化建筑设计和使用环保材料，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


绿色低碳科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驱动力，还是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可以有效促进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壮大新兴产业，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同时，绿色低碳科技还有助于提升地方形象和竞争力，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培养专业人才，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发展现状


2.1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行业分布


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知识和技术扩散效应明显的中高端制造业，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纺织业。这些行业依托自身强大的技术改造实力，成为绿色低碳科技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此外，进入门槛较高、带有一定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如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矿采选业等，也在积极拥抱绿色低碳理念，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资源能源消耗强度小、经济拉动作用明显的服务业部门，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等，也涌现出了一批绿色低碳科技企业。这些企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式，为绿色低碳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行业分布广泛，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这些企业正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和创新能力，引领


着江苏省乃至全国的绿色低碳科技发展潮流。未来，随着绿色低碳理念的深入人心，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行业分布将进一步优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2政府对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支持政策


江苏省政府对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多方面的政策支持。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如《江苏省碳达峰碳中和试点建设方案》和《江苏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4—2035年）》，明确了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和路径，为科技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指引。在金融支持方面，江苏省政府推出了转型金融贷款等金融产品，旨在降低高碳产业在转型过程中的融资成本，如顶峰油脂化工和常州华美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分别获得了华夏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转型金融贷款支持。此外，政府还建立了转型融资主体认定评价机制，帮助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转型计划，并引入激励机制，确保企业转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江苏省政府还实施了多项科技创新计划，如《江苏省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加强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强化重点领域部省联动推进，并加快新型能源关键技术攻关。这些政策不仅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还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江苏省政府通过金融支持、政策引导和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的支持政策，为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推动力。


3.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


3.1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


在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中，技术创新是推动其不断前行的重要引擎。这一进程的背后，得益于多个关键驱动因素。


首先，政策引导是首要驱动力。江苏省政府高度重视绿色低碳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为绿色低碳科技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政策支持。这些政策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创新风险，还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市场需求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随着社会对绿色低碳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积极响应市场号召，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的环保性能和能效水平，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最后，科研合作与技术交流也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攻克技术难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同时，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也促进了创新资源的共享与优化，提升了整个


行业的创新水平。


政策引导、市场需求以及科研合作与技术交流共同构成了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三大驱动因素。


3.2关键技术突破与案例分析


在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中，关键技术突破层出不穷，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下是三个典型案例：第一，废盐资源化利用技术。面对工业废盐产生量大、有毒有害等问题，江苏省相关企业采用污染物元素级去除技术，实现了废盐中29种污染元素的有效去除，生产出高质量的再生工业盐产品，不仅解决了废盐处理难题，还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第二，废气处理技术的创新。在制药、农药等行业中，含氯VOCs的处理一直是个难题。江苏省企业自主研发的CVOCs专用ＲTO技术，通过整合急冷和二次净化工艺，大


幅削减了二噁英产生量，实现了废气的近零排放，为相关企业提供了一种更环


保、更安全的废气处理方案。第三，碳捕集技术的突破。在能源电力行业，江苏省某发电有限公司致力于攻克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全产业链上的技术难题，形成了从技术研发到工程放大的全流程技术研发体系，实现了大规模烟气碳捕集技术的自主可控，为煤电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些关键技术突破不仅展示了江苏省在绿色低碳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推动了全省范围内绿色低碳环保产业的发展。


3.3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在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进程中，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是关键一环。这些企业通过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加速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移。企业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通过项目合作、共建研发中心等形式，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同时，企业注重市场需求导向，将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确保研发出的成果能够迅速应用于实际生产中。在创新成果转化方面，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充分利用各类创新平台和孵化器，为科技成果提供中试、熟化和产业化的专业服务。此外，企业还通过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金融手段，为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降低转化风险。在创新成果应用方面，企业积极推广绿色低碳技术和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有效推动了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同时，企业还通过技术输出、标准制定等方式，提升行业整体的绿色低碳水平，为江苏省


乃至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3.4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技术创新在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不断探索和应用新技术，这些企业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还推动了整个行业的绿色发展进程。


首先，技术创新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绿色低碳科技企业通过研发和应用清洁能源技术、环保材料等，有效减少了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技术不仅有助于企业实现绿色生产，还提升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品牌形象。其次，技术创新还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在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领域，企业之间通过技术共享、联合研发等方式，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生态。这种合作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还促进了整个产业链的优化和升级。


4.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经营模式与市场拓展


4.1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经营特点


首先，这些企业以科技为支撑，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它们通常采用先进的能源、材料、制造、管理和信息技术，以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目标，推动经济的绿色化和环保的可持续发展。其次，绿色低碳科技企业注重技术创新，通过引入新材料、新能源、新制造技术等，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这种对技术创新的追求，不仅使企业始终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也为其市场拓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次，绿色低碳科技企业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它们倡导节能、环保、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带来更多的价值。最后，绿色低碳科技企业注重跨界合作，通过与其他行业的合作，加速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推动绿色产业的协同发展。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有助于企业拓展市场，也有助于建立更加完善的绿色生态市场体系。


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经营特点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跨界合作等方面。这些特点不仅能够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也为江苏省乃至全国的绿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2市场拓展策略与路径


首先，企业注重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通过深入了解国内外绿色低碳领域的最新动态，不断研发符合市场需求的绿色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强


市场竞争力。其次，企业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利用江苏省地区的区位优势，加强与周边省市以及国际市场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参加国内外知名展会、建立海外营销网络等方式，企业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潜在客户的关注。最后，企业注重构建绿色供应链体系，与上下游企业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市场拓展的效率和效果。


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在市场拓展中，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构建绿色供应链体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随着绿色低碳产业的不断发展，企业将继续探索更多市场拓展的新策略与新路径。


4.3国内外市场竞争与合作


在全球化背景下，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面临着国内外市场的双重挑战与机遇。国内市场，随着国家对绿色低碳发展的高度重视，企业需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优化产品结构，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绿色消费需求。同时，通过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树立品牌形象，巩固市场地位。国际市场，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需积极“走出去”，利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拓展海外市场。通过与国际知名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实现互利共赢。面对国际贸易壁垒和技术封锁，企业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国际竞争力，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市场环境中，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还需注重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整合国内外资源，形成优势互补。通过参与国际展会、论坛等活动，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绿色低碳产业的健康发展。此外，企业还需关注国际政策动态，灵活调整市场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环境。


5.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面临的挑战与解决对策


5.1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挑战逐渐显现，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壮大的重要因素。首先，技术瓶颈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尽管江苏省在绿色低碳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投入不足，导致关键技术突破缓慢，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其次，资金短缺也是制约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通常由于绿色低碳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往往面临较大困难。


加之目前资本市场对绿色低碳项目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有限，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资金压力。最后，市场接受度和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挑战。消费者对于绿色低碳产品的认知程度和接受度仍有待提高，同时政策层面的扶持力度和稳定性也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投资决策和市场前景。


面对这些挑战，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需要积极寻求对策，加强技术创新、拓宽融资渠道、提升市场认知度，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5.2政策环境与市场机制的优化建议


在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政策环境与市场机制的优化是不可或缺的。针对当前存在的挑战，文章提出以下优化建议。


首先，政策环境需进一步完善。政府应加大对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激发其创新活力。同时，加强对政策的宣传和培训，确保企业能够充分理解和利用政策红利。其次，市场机制需更加健全。建立健全绿色低碳技术标准和评价体系，推动绿色技术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加强绿色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激发其技术创新的动力。此外，推动绿色技术交易市场的建设，为企业提供更多技术转移和转化的机会。最后，政府还应积极搭建国际合作平台，鼓励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开展交流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完善政策环境、健全市场机制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可以为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推动其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江苏省在绿色低碳领域持续保持领先地位，为全国的绿色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6.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未来展望


6.1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发展趋势


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发展趋势将主要围绕能源低碳化、生产去碳化和产业低碳化三个方向展开。


首先，能源低碳化成为绿色低碳科技发展的核心。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江苏省将继续加大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同时，氢能等新型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将成为未来绿色低碳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其次，生产去碳化是绿色低碳科技发展的


另一重要趋势。在生产过程中，通过采用低碳技术和工艺，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提高生产效率。未来，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将更加注重生产端的低碳化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最后，产业低碳化则是绿色低碳科技发展的长远目标。通过培育新兴绿色低碳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将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的低碳化发展，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将在未来发展中，继续发挥其在能源、生产、产业等方面的优势，推动绿色低碳科技的持续创新和应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但也将面临技术研发、市场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挑战，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


6.2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发展机遇


首先，政策环境持续优化为绿色低碳科技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包括资金扶持、税收优惠、人才引进等，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其次，市场需求不断升级为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带来了巨大商机。随着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市场潜力巨大。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可以依托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不断拓展业务领域，提升市场竞争力。最后，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为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搭建了更广阔的舞台。通过参与国际绿色低碳技术交流和合作，企业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提升自身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同时拓展国际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6.3对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前景预测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重视，绿色低碳技术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江苏省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一环，其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升级方面展现出强劲的动力。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产业将持续壮大。一方面，政府将继续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绿色低碳产品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为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新能源、节能环保、智能电网等领域，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将不断涌现出更多创新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也将为全国乃至全球的低碳发展树立榜样。


江苏省还将积极推动低碳城市建设，通过建设低碳社区、绿色建筑等，推


广使用低碳技术和产品，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这将为绿色低碳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下，江苏省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将继续在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


凌源市农业产业一体化存在问题与对策


辽宁省凌源市蔬菜花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李杨


1.凌源市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现状


凌源市已基本建立起以蔬菜、花卉、畜牧养殖等为特色的农业产业体系。在蔬菜种植领域，生产规模持续扩大，部分地区已实现规模化生产，并培育出大量蔬菜加工企业，产品销售覆盖全国多地。花卉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北方重要的花卉培育基地之一，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花卉栽培与贸易体系。畜牧养殖业也初具规模，部分养殖户逐步发展壮大。然而，从整体来看，农村产业一体化水平仍有待提升，各环节间的协同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2.凌源市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产业链条不完善


2.1.1生产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低。凌源市虽有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生产企业，但多数规模较小，生产能力有限，技术水平偏低。以蔬菜行业为例，大部分农产品以初级产品形式出售，精深加工产品较少，附加值较低。生产设施老化、技术落后导致产品质量与数量难以提升，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


2.1.2销售渠道单一。凌源市农产品营销主要依赖传


统经销商、销售商及农贸市场，电子商务、直销、订单经营等新型模式应用不足。这导致销售环节多、流通成本高，压缩了农户与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传统销售方式对市场数据反馈滞后，企业难以根据需求调整生产，易引发滞销或价格波动。


2.2资金、技术与人才短缺


2.2.1资金投入不足。农业项目前期建设需投入大量资金，涵盖基础工程、设备采购及技术开发等。然而，凌源市农业合作社与农户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银行对农村项目信贷审核严格，贷款额度受限，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同时，政府对农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支持相对不足，导致部分工程无法顺利推进或扩大规模。


2.2.2技术水平落后。凌源市农业及生产领域技术水平相对滞后。播种环节中，精准农业、智能化灌溉等先进技术应用不足，制约了农作物产量与品质的提升；生产制造环节缺乏先进工艺与设备，导致产品附加值偏低。此外，农业科技研发力量薄弱，产学研协作不紧密，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进程


缓慢。


2.3品牌建设滞后


2.3.1品牌意识淡薄。凌源市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品牌观念较为薄弱，对农业品牌建设重视不足。部分从业者认为只要产品质量过硬即可实现销售，忽视了品牌对提升商品附加值和增强市场影响力的关键作用。这种认知导致在产品培育、品牌宣传等方面投入不足，进而造成农产品知名度较低。


2.3.2品牌整合不足。凌源市农产品虽已形成一定品牌基础，但存在整合不够的问题。同类农产品品牌众多，企业间缺乏有效协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提升产品影响力。同时，企业定位不够明确，形象特色不鲜明，导致消费者认知度和忠诚度不高。


2.4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2.4.1农业服务组织体系不健全。凌源市在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产前农资配送环节，配送渠道缺乏统一规范，农业投入品质量参差不齐；产中科技咨询服务供给不足，专业技术人员短缺导致技术服务覆盖范围有限，难以满足农户技术需求；产后仓储物流设施陈旧落后，造成农产品损耗严重。


2.4.2信息服务支撑不足。凌源市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滞后，数据采集、分析与发布渠道不畅，导致农户和企业难以及时获取精准的市场资讯与科技信息，生产决策缺乏科学依据，风险显著增加。


3.凌源市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对策


3.1完善产业链条


3.1.1完善农产品加工流程。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支持等政策引导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引进先进制造技术与工艺，提升加工能力与技术水平。重点扶持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企业开发多样化产品，如菜罐头、脱水菜、菜汁等，以提升商品附加值。同时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技术革新，确保产品质量持续改进。


3.1.2创新销售模式。政府加大新型营销方式推广力度，引导农业企业和农户开展电子商务营销。通过搭建电商服务平台，提供技能培训、物流配送等配套支持，助力农业主体拓展网络营销渠道。重点推动农超对接、直销配送等模式，精简中间环节以降低物流成本。同时鼓励企业实施订单农业，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市场。


3.2解决资金、技术与人才问题


3.2.1强化农业投资支持。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项目一体化的扶持力度，设立专项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生产企业发展及品牌培育等领域。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根据农业产业特点设计适配信贷产品，如供应链金融、农产品抵押融资等，降低融资成本并扩大融资规模。同时鼓励民间资本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参与农业一体化项目建设，吸引企业与个人资金投入。


3.2.2深化产学研协同，提升农业科技研发与转化能力。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对接协作，推动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机制。支持科研机构在凌源市布局农业科技项目，聚焦先进栽培技术、畜牧科技及农林产品加工技术等关键领域，开展技术研发与成果推广应用。政府设立农村科技发展激励基金，对在农业科技研发与应用中取得突出成效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有效激发基层创新活力。


3.2.3优化人才培育与引进机制。强化本土农业人才培育，依托本地职业院校、农村技术推广部门等平台，系统开展农业科技、经营管理等领域的专业培训，全面提升现有农村从业者的文化素养与专业技能。出台专项优惠政策，吸引外地高学历人才投身凌源市农村产业一体化建设，通过提供住房补贴、子女入学便利等激励措施，增强人才吸引力。同时积极引导在校大学生、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参与农村经济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3.3加强品牌建设


3.3.1强化企业品牌培育意识。通过开设品牌管理培训课程、开展专题宣传推广活动等方式，提升农业企业及农户的品牌建设认知，使其理解品牌发展对农业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引导企业与农户加大品牌培育投入，强化产品质量管控与企业形象塑造。


3.3.2推进品牌资源整合。政府主导凌源市农业品牌整合工作，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公共品牌。建立统一的品牌规范与标准体系，对符合标准的农产品授予公共品牌标识，提升品牌公信力与市场吸引力。强化产品营销宣传，通过组织农业展销会、开展企业推广活动及运用新媒体传播等渠道，全面提升企业知名度与美誉度。


3.4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3.4.1健全农业服务体系。强化对农资销售领域的管理，统一销售渠道以


保障农资安全；增加对农村科技推广机构的资金投入，充实专业技术人才力量以提升服务品质；加大对产后仓储、运输等基本设施的投入，支持公司和民间资金参与冷库、冷链基础设施建设，从而降低农产品产后损失。


3.4.2加强信息建设。完善农村信息服务系统，整合市场资讯、科技资讯、政策资讯等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手机APP、短信等多种渠道，及时向农户和企业推送信息。加强数据统计与预测分析，为农村生产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定期发布农业商品市场供需信息及价格走势分析，助力农户和企业科学制定经营与营销策略。


协调发展，且看广东“百千万”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6年3月30日）


有人对广东夜景卫星图做了对比：


2022年3月，珠三角一片浩瀚光海，而粤东粤西粤北的光亮则暗淡了许多；而2026年3月，不仅珠三角璀璨夺目，粤东粤西粤北也汇成了一条条灿然明


艳的光带。对经济地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夜里的灯光是发展的“镜子”，哪里灯变亮、变多、连成一片，就说明哪里人多了、产业旺了、发展好了。


为什么广东的夜景卫星地图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动因是什么？仲春时节，本报调研组踏上南粤大地。


“硬”“软”齐发力，“末梢”不末


今年春节，80多岁的旅美华侨何圣华携家人回到故乡——广东梅州梅县区松口镇。


这次回乡，何圣华有个心愿，就是看看松源镇的亲戚。想到一个多小时翻山越岭的盘山公路，他内心忐忑不安。


在他的记忆里，以前每次途经泰东村一带，连续急弯陡坡，胃里翻江倒海一般可一上路，何圣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双向四车道、人车分流、路面平整、标线清晰、视野开阔，没想到三十多分钟就到了。


何圣华感慨：“变化真大呀！”


地处粤闽赣交界的梅州，群山连绵，交通闭塞。历史上，为了生计，人们背井离乡，松口镇就是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长期以来，不靠海、不沿边的梅州，有“交通末梢”之称。


交通发生巨变与2022年12月广东开始实施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有很大关系。在这项旨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的工程中以县域交通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为总抓手，重点构建县镇村三级物流网络和农村客货邮融合体系，通过重大高铁项目贯通、干线公路升级、农村公路提质，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铺就“快车道”。


如今，昔日的“交通末梢”正加速向粤闽赣边“区域枢纽”转变：外联路网更密了，内部“毛细血管”更畅了，县乡村低等级路段改造扩容提升，让瑟缩在深山的村镇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曾因山海阻隔而发展“限速”的粤东粤西粤北，如今都已融入了大湾区“2小时交通圈”。何止交通！通信光缆越群山穿碧波，山乡孤岛迈入千兆5G时代；电网改造跨峰峦通阡陌，僻壤荒村明灯万盏、动力充盈除了“硬设施”，医疗、教育、文化等“软服务”也在不断向县镇村下沉。


69岁的刘伯因胸口不适，来到家附近的饶平县潮汕医院就医，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与本地团队协作下，他成功接受了饶平县首例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手术。


“过去遇到危重患者，往往要在转运途中与死神赛跑。而现在，不出县就能救治，再也不用连夜转运了！”潮汕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主任郑孝瑜说。


省级专家常驻带教、青年骨干常态进修、高端医疗设备全面进驻从心脏介入到神经外科，从肿瘤微创到重症救治，越来越多像刘伯一样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像大城市一样的优质医疗服务。


“百千万工程”实施3年来，广东基层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显著：医疗更可及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65个县（市、区），让“大病不出县”成为现实；教育更均衡了，全省建成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共同体599个；文化供给更丰富了，900多个圩镇客厅、千余条示范主街遍布山乡，每个行政村都有了自己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行走在群山之间，调研组总能听到这样的感喟：“现在的生活，跟城里差不多！”


“借外力”“练内功”，“洼地”不洼


村民陈贵添清晰地记得2022年秋天的那一幕。


站在村子的后山上，望着远处推土机轰鸣作业，他心里有种不真实感：“我们这山边海角的小镇，能变成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怕不是发梦哦！”


十来年前，汕尾市海丰县小漠镇云新村还戴着贫困村的帽子，村民靠浅海养殖为生，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如今，深汕特别合作区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落户于此，贫困村摇身变为比亚迪工业园。


作为广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平台，几年时间里，深汕特别合作区就从寂寂无闻的“经济洼地”，成长为现代化滨海新区、产业新城。


“走专属的疏港大道，车辆生产下线不到5分钟，即可直达仅一路之遥的小漠国际物流港扬帆出海。相比国内其他基地转运，每辆车运输成本降低约15%。这里的独特区位优势与深圳的产业优势，形成了完美互补。”深汕特别合作区


工作人员告诉调研组。


不仅如此，如今在深汕特别合作区，上游的电池、电机、电控，下游的物流、销售、金融服务，超过百家配套企业纷至沓来，这里正加速形成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深汕合作，是广东以产业有序转移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缩影。目前，在“百千万工程”引领下，粤东粤西粤北12市及惠州、江门、肇庆各建成1个主平台，累计新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超2200个，有效破解了欠发达地区产业匮乏的困局。


除了靠发达地区带动，“百千万工程”还立足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一县一策，推动当地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升级。


茂名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以荔枝种植闻名。种植大户何金明告诉记者：“村里的荔枝种植户，都成了‘技术控’，一有空闲就到科研院所学荔枝种植技术。懂得多，会得多，就能少踩坑多赚钱。”


他告诉调研组，想把荔枝种出高收益，可不是件简单事。过去，“靠天吃饭”，荔枝保鲜期短，碰上大年，产量上去了，价格却上不去。小年就更别提了。如今，情况可大不一样了！“百千万工程”把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的人才、技术、信息牵引到县镇村生产一线，破解了荔农的一系列“挠头”难题：


保鲜期短制约销售？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农科院等单位与高州联合攻关，研发了“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建起了冻眠荔枝生产线，让荔枝实现了从“一日色变，三日味变”，到“一季收，全年销，卖全球”的转身；


“大小年”产量不稳？科技特派员、驻村专家走进果园手把手宣传指导，帮荔农优化植保，改良灌溉设施和栽培技术，让荔枝产量越来越稳；


产量大了导致“果贱伤农”？越来越多深加工企业落地高州，荔枝的“变身清单”越拉越长：速冻果肉、荔枝点心、荔枝饮品、荔枝调味品近几年，高州种植荔枝效益连年攀升，2025年相较于2024年，带动荔农增收10%到30%。在新理念、新技术的加持下，新会陈皮、化州橘红、英德红茶、郁南无核黄皮、翁源兰花、澄海狮头鹅……一个个“小特产”已然长成“大产业”。


调研组看到：“借外力”“练内功”，内外兼修，正推动广东县域产业向新向优向强发展。


从“要我干”到“我要干”，动力不竭


来到惠州龙门县龙城街道城西村的百果里农业综合体，一眼望见大门一侧


立地而起的几个大字：“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进去一看，别有洞天：花园、果园、梯田、萌宠馆、科普园、书房、工坊、民宿、餐厅、大草坪好一个“花园式村庄”！


城西村工匠协会会长陈海强介绍：“综合体占地700多亩，基本上是撂荒山地和闲置农房改造成的，融合了种养、加工、文旅、电商、服务。所有工程都是由本村工匠来施工的，想不到吧？”


今年46岁的陈海强1999年从省艺校毕业后留在了广州创业，一直做设计工作。“百千万工程”启动后，他回到了村里。


“‘百千万’是工匠施展身手的好时机！”说起回村的原因，陈海强说，“城西村出工匠，从设计、施工、维护到绿化景观、室内装修、污水处理等，我们都能干！”


在一座村舍前他停了下来，摸着墙面说：“你看，这是我们自创的夯土桔梗混合涂料，融合了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不仅就地取材降低了成本，还非常环保，村里很多老旧民房改造都用到了它。”


“百千万工程”不仅激发了能人投身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也让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


正值春耕备耕，清远英德市横石水镇江古山村新联组的林伯又细细检查了一遍前不久刚浇筑好的混凝土水渠，满意地点了点头。


“以前，这百来亩农田的灌溉，是乡亲们的心病，庄稼需要水时，要么流得不均匀，要么总跑水。为了浇水，村民抢水源，邻里起争执。现在好了，你看这水渠，这可都是咱老百姓自家拿的主意！”林伯话里透着欢欣。


修这条水渠，是村民通过“英州夜谈”决定的。“英州夜谈”是英德市的一个乡村振兴治理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经常与乡亲们开展拉家常式的交流。


“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走访时，协调解决了这条水渠的修筑经费。渠该怎么修？决策权交到群众手中。经村民议事会讨论决定，年轻人负责施工、年长者负责保障、村干部负责监督，一场全民参与的建渠行动便开始了。”村党委书记林志旺告诉调研组。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推进，群众参与集体事务的热情不断提升。而随着热情的提升，让地建绿、拆屋扩路的义举屡见不鲜。


在惠州博罗县徐田村，村民徐伟棉将房屋拆退了4米，使得扩建后的村道与


罗浮山1号公路形成了内外循环，进村游客大幅增加。说起当初拆屋时的考虑，徐伟棉爽朗地说：“路通了，大家才能一起发财喽！”


在云浮郁南县桂圩镇新塘村，房前屋后一爿爿小花圃、小菜园点缀其间，公园里，林木葱茏，流水环绕，亭台小径，繁花掩映。说起为建公园村民让地2000多平方米的事儿，村民袁炳强说：“村子是大家的，得靠大家干！”


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内生动力的不断增强正在为乡村持续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


从粤东、粤西到粤北，调研组一路看，一路听，群众说得最多的是：“开心”“踏实”“有奔头”。


“‘百千万工程’探索了一条‘省级统筹、县域突破、镇村焕新’的系统路径，为全国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庄伟光认为。


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广东县域实现了整体人口净流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逐步缩小。


“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已开始向着“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的新目标进击。岭南春早，荔枝花已满山遍野地开了。用不了多久，枝头就会挂满红彤彤的累累硕果。


这份答卷，高分！来自乡村一线的调研


光明日报本报调研组


（2026年3月2日）


摆脱贫困，曾是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梦想。就在5年前，这个目标终于实现，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新年伊始，本报派出多路记者，行走乡间，遍访昔日贫困村，在川塬峁梁间聆听时代的声音。


还是那块土地，一切都变了


1.乡村美了，环境更怡人


“这次旅行，就像我们西班牙人最爱的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但几乎每一颗都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一对西班牙夫妇，因错过了原本要搭乘的火车，误打误撞来到广西河池，开启了一段在中国乡村的奇遇。


“沿着石阶向上，路旁的野花和那些在中国南方常见的异常美丽的植物，在夕阳下散发着柔和的光晕。走到高处，喀斯特地貌的奇峰秀岭在落日余晖中呈现出梦幻般的色彩。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草木香，让我们惊喜的是，成群的蝴蝶在我们身边翩翩起舞”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用影像和旁白记录下一路见闻。


与乡间美景相比，他们感受更深的，是当地人真诚质朴的笑容，是一次次不求回报的热情款待，是素昧平生的村民用电动三轮车、农用车、私家车串联起的搭乘接力……


他们镜头里的河池，曾是广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方。


“简直难以置信！”“这是对中国农村的一次重新‘发现’！”一个个留言里的惊叹号，道出了很多人内心最直观的感受。


调研组在各地乡村穿行，这种感受也一直伴随着我们的行程。


海南白沙县芭蕉村，刚被雨水洗刷过的水泥路，在阳光下泛着光泽。马路两旁，笔直的路灯与繁茂的棕榈树相映成趣。被层层绿色拥裹的，是一百多栋黎族特色民居。


在新建的凉亭里，村委会主任唐国敬给记者指点着：“这是儿童乐园，那是文化广场，还有那边，骑行驿站、驿站水吧、旅游步道”与他手机里收藏的


老照片相比，简直是另一个天地。“我们原来是出了名的‘垃圾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现在成了国家认证的‘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每年各地到我们这旅游的，有上万人。”说起这些变化，唐国敬颇为自豪。


美丽乡村，不仅美在“外貌”，也美在“内容”。


悬崖边上的甘肃东乡县布楞沟村，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曾被称作“渴死麻雀摔死蛇”的地方。如今，村里不仅通了柏油路，喝上自来水，还用上了天然气，文化活动室、卫生室、幼儿园、小学一应俱全。“上学就在家门口，舞蹈课、围棋课、书法课任选……这不，最近，孩子爱上了地掷球，都是在学校学的！”一位村民滔滔不绝向记者说道。


长期以来，“行路难”“吃水难”一直困扰着许多乡村。青海互助县班彦村就是这样的典型。而今，通过易地搬迁，不但脱了贫，还建成2兆瓦光伏电站，成为青海首个“零碳村”。独悬海上的“最穷孤岛”福建泉州惠屿村，建起巨型海上平台，利用高科技智能养殖网箱，开启了耕海牧渔的新生活，一跃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村。藏在峰峦叠嶂的太行山中“石头缝里刨食吃，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河南修武县岸上村，搞起新潮的夜经济，成了游客不远千里来打卡的“山中太古里”。


2.腰包鼓了，消费再升级


“莫慌、莫慌，还早呢。”莫色拉着老伴儿，在四川西昌西站候车厅里，找个空座坐下。


58岁的莫色来自大凉山区的四川昭觉县三河村，这是他和老伴儿第一次坐高铁走出大山。“早年出门，最远也就是去县城卖山货。这些年手头宽裕了，趁着农闲，我俩一起去成都看看大熊猫！”


莫色从包里掏出一本旅游宣传册，向记者扬了扬：“明年我们还准备去北京看天安门、爬长城，去西安看兵马俑，去哈尔滨逛冰雪大世界”听着莫色的计划，老伴儿在一旁笑眯了眼。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XX年的12588元增加至2024年的17522元，年均增速连续4年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手头有了积蓄，年轻人想得更多的，是“为未来投资”。


和村里其他家一样，江西宁都县小源村的李油油，这几年把家里的智能电视、双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全部换了新。见到记者的时候，她正鼓捣着刚买的智能手机：“这可不是为了玩。这新手机，屏幕大哩，像素高！我想像李子


柒一样，拍拍农村的原生态。”


陕西柞水县金米村的陈庆海把空闲时间都用在了书店里。靠木耳大棚致了富的他正琢磨着开民宿：“这两年去了不少地方取经，还上了培训班，想买点经营管理的书多学学。开民宿，里头道道可多！”


“用赚来的钱去赚更多的钱！”在调研中记者发现，乡亲们投在生产性消费上的钱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对全国472个村的追踪调查发现，防返贫监测户工资收入两年内增长了三成，经营性收入增长了两成。农民舍得再投资，收入来源就会增加，这会大大降低因突发状况导致返贫的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术坤说。


3.目标有了，精气神更足


“过去天一冷，大家就猫冬了，要么呼朋唤友搓麻将，要么闲言碎语聊八卦。可现在，人人找活干、天天比着干，生怕被别人家落下。”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党支部书记顾瑞利告诉记者，“老乡们走起路来，衣角都呼呼带着风呢！”


修路，发展菌菇、林果产业脱贫攻坚那些年，让骆驼湾村民们认识到规划的重要性。在规划清单上，文旅开发、森林康养是当前的主攻方向，目标清晰，村民的精气神越来越足，越干越有劲。


河南光山县东岳村的土特产，这些年火了起来。记者在村里的展销厅看到，“不如吃茶去”“陈的心肝”“步步糕升”“双向的甜”各种各样包装或古朴或新潮。“土特产要‘特’，创意也要不断创新！”村党总支书记杨长家正跟乡亲们合计，如何让东岳村的土特产名气更大。


“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正在下一盘大棋：与周边7个村联手，共同打造“十八洞片区”乡村振兴示范区，一体发展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涵养文明新风“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把国家发展的这个薄弱环节，变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变成更好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新增长点，它作为中国经济‘压舱石’‘蓄水池’的重要作用会愈发凸显出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说。


同襄共助，守牢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1．举国同心，八方伸援手


刚吃过早饭，陕西延安安塞区南沟村的赵永东便一头扎进果园。


他边修剪苹果树，边和记者聊着过往：“2022年总书记来我们村，关心大伙儿日子过得好不好，还鼓励乡亲们发挥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种苹果、发展苹果产业。就像总书记说的那样，这苹果产业真是‘大有前途’啊。这几年村里还建起生态农业示范区，搞起了旅游，彻底告别了苦焦日子。”


对困难群众，总书记始终念兹在兹。从西北边陲到云贵高原，从雪域大漠到黄土高坡，他顶风雪、冒酷暑、踏泥泞，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过渡期以来，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得怎么样、脱贫群众日子过得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总书记始终萦心挂怀。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脱贫致富一个不能落下。在过渡期，东部8省市、310家中央单位、6000多家企业、近300家社会组织各展所长，50多万名驻村干部坚守乡村一线举国同心，充分彰显“团结的力量”。


程邦仲是一位来自山东青岛的科技专家，现在是长驻甘肃渭源县食用菌种植基地的顾问，从菌种选育、栽培管理，到产品加工、品质把控，全程手把手向农户传授关键技术。他牵线引进青岛农业大学培育的高附加值食用菌品种，使亩产量提升30%，市场供不应求。“山东专家不仅带来了技术，更带动了本地人才的培育。现在全县涌现出一大批‘土专家’‘田秀才’，农户户均年增收2万元。”渭源县科协副主席杨海燕感慨。


从劳务协作，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到全方位赋能，东西部协作不断升级——


30年不辍的闽宁协作，让“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单向扶贫升级为产业共建、市场共享，“山海情”成为全国东西部协作典范；


粤贵共建新茶饮全产业链，打造“中国抹茶之都”，让铜仁抹茶产销量攀升至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带动11万茶农增收；


北京数据企业落户乌兰察布、内蒙古“绿电进京”，数字经济共建、绿色能源共享，京蒙协作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


2.兜底监测，数据跑不停


“经过5年过渡期，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成色更足。但防止返贫致贫，不能有‘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过渡期后，将转入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我们将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永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健民说。


“过去贫困户有建档卡，今天防返贫有二维码！”在广西柳城县大户村村委会，驻村第一书记李洁给记者展示起工作证上3个醒目的二维码，“这3个码分别是广西城乡低保救助和临时救助申请码、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申请码和柳城县帮扶政策‘明白纸’。家家户户都有。”


社冲村村民覃夏君2025年患肾衰竭，排查员和网络员入户了解到这个情况的同时，广西防止返贫致贫大数据平台利用21个部门的共享数据也精准预警到他家存在致贫风险，当地迅速行动，很快帮他提高了医疗报销比例，并申请了低保和产业以奖代补等帮扶政策。


记者发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这样的防返贫监测机制已经在全国各地铺展开来——


四川建立省级筛查预警机制，风险线索覆盖所有农村人口，已累计帮扶50多万监测对象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江西通过智能模型、大数据分析，生成多维动态“农户画像”“区域画像”，因人因户加强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帮扶；


贵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对无劳动力的农户采取兜底式帮扶，15天内就能完成从线索预警到有效帮扶全过程完善的政策制度、高效运行的机制、多元的科技赋能，支撑起“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防返贫动态监测机制，为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3.更高发展，帮扶亦精准


兜底是基础。那脱贫后遇到新问题，又该怎么办？


“武老师，今天给我们讲讲什么是IP呗，听说现在搞文旅，都得有IP。”记者来到湖北保康县尧治河村时，老乡们正围着一位中年人请教。


尧治河村地处鄂西北山区，曾因磷矿开采千疮百孔，后来靠着矿山修复吃上了“生态饭”。这几年，看着其他地方的乡村文旅越来越火，村民们很眼热，可没思路、缺创意，咋办？这时候，县里“送”来了文化特派员。


“武老师”武荣波就这样进驻了尧治河村。


“矿洞就是咱们村的大IP。现在城里的年轻人喜欢‘挖矿寻宝’‘废墟探险’。咱们可以试着在这方面多做些文章。”武荣波对乡亲们说。


这几年，武荣波带着专业团队整出的作品让乡亲们大开眼界——用声光电、全息投影，在矿洞里把尧帝在尧治河村治水的场景展现了出来，废矿洞一下子变成了演艺厅。矿洞还成了武荣波的“教室”：在这里，他“现身说法”搞培


训，教村民怎么向游客讲好矿洞故事，如何运营民宿餐饮、开发特色文创，“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各种有针对性、更精准的帮扶，让农户受益匪浅——


云南鲁甸县雨露社区，对易地搬迁而来的群众，按照返贫风险程度，建立起“红黄绿”精细化管理服务，群众在就业、就医、就学、生活等方面有困难，可以第一时间反映给社区工作人员；


广东省直单位驻饶平县帮镇扶村工作队，利用无人机，对山体滑坡、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开展常态化巡查识别，为村民提供安全保障；


贵州黔西市化屋村村民缺资源、少技能，当地就为他们量身定制帮扶方案：为种植户配套技术与冷链，为务工者提供定向培训，为手艺人搭建非遗工坊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经过脱贫攻坚实践检验的精准扶贫策略，在常态化帮扶阶段进一步升级。


产业更优，产业链更长，农民日子更好


1.从小到大，特色产业更优质


不愧是养鹅村！记者走近贵州锦屏县令冲村，老远就听到一片“嘎、嘎、嘎”的鹅叫。


“以前，只关心鹅下蛋多不多、肉质好不好。现在我们最在意鹅毛质量行不行！”龙方油是掌管几千只大鹅的“鹅司令”，他告诉记者，“全球每10个羽毛球中，就有1个是锦屏造！”


素有养鹅传统的锦屏，近年来与广东佛山禅城区携手，打造从养殖到肉鹅加工、羽毛球制造的全产业链，还引进了世界知名运动品牌。


这，只是近年来农村特色产业升级的一个缩影。


拥有406万亩林地、森林覆盖率达53.63%的云南禄劝县，依托林下中药材种植，建设中药材产业园，开发冻干粉、西洋参含片、药膳食品等产品，带动近5万农户增收；


有饲养青峪猪千年历史的四川通江县，联合四川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攻关，让一度濒临灭绝的巴中“土猪”成了乡亲们致富的“金猪”，年网上销售额近亿元；


地处秦巴山区的陕西安康，抓住苏陕协作和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建成毛绒玩具创意设计、原辅料批发、产品展销、物流配送、电商运营五大中心，2025年毛绒玩具文创产业产值超100亿元，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全国832个脱贫县全都培育形成了2至3个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带动能力强的主导产业，总产值超过1.7万亿元。


2.“吃干榨净”，精深产业链再延长


你知道吗？全国每5颗新梅中，就有3颗产自新疆伽师。


一见记者，新疆伽师县克皮乃克村的脱贫户依明江就热情地捧出甜蜜蜜的新梅干，笑容也透着甜。


依明江一家以前种玉米、棉花，一亩地收入不到1000元，20XX年，靠种新梅，全家脱了贫，买了车，还在县城买了房。


鲜果不耐储存。为解决这个问题，县里建设冷藏保鲜库，错峰销售大幅提升了产品溢价；引进果汁加工企业，新梅干、新梅汁、新梅酒乒乓球大小的新梅变身20余种精深加工产品。


调研发现，延伸产业链已经成为脱贫地区发展的“标配”——


黄花种植面积超8000亩的山西大同云州区周士庄镇，把小小黄花做成了涵盖化妆品、饮品、功能性产品等五大系列100多种产品的大产业，连续6年为脱贫户分红近700万元；


土豆宽粉、复合薯片、速冻薯条甘肃渭源县在“精、深、大、强”上下功夫，让“小土豆”蝶变“金蛋蛋”，马铃薯产业总产值突破30亿元。


近年来，中央始终强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必须60%以上用于产业发展。全国已有超过80个脱贫县的帮扶主导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向“从有到优”的跃升。


3.村无闲人，就业培训火出圈


“你瞅瞅，这是平针，这是套色针，还有稀疏针。”在黑龙江北安市的乌鱼绣技能培训学校，一群绣娘正全神贯注地听42岁的赵炎讲针法。赵炎来自一个贫困农家，过去，她常年在家照顾老人、孩子，闲余时间总想干点啥，可苦于没技术。


后来，她拜师黑龙江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北安乌鱼绣”第四代传承人王春艳，学到了一身手艺。在师傅的大力支持下，她参与了国家“乡村工匠”培育计划，免费教村民刺绣技艺，让姐妹们都能在非遗传承过程中获益增收。


扩大农业人口就业方式，各地因地制宜，各显其能。


河北武邑县依托“雨露计划”，资助、引导已脱贫家庭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让全县符合条件的脱贫户、易致贫返贫户每人都能掌握一技之


长；


广西百色田阳区“阳光快聘”零工市场拓展“想做就来，忙了就走”的增收门路，上万名脱贫群众由此实现灵活就业；


云南曲靖市为了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着力培养一批乡村能人，把短视频制作与直播带货“玩得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过去5年，全国超85%的脱贫户和监测户至少得到一项产业帮扶，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每年都保持在3000万人以上，脱贫人口和全国农民的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好支部聚起乡村“星火”，“新农人”带来发展动能1．群雁高飞，离不开头雁引领


“这是山里的豆腐干，自家做的，不好看，但特香！”


“咱们的土蜂蜜、高山菜，都是刚采回来的！”“家人们点点关注，今天下单明天就发货！”


……


记者来到湖北秭归县乔家坪村时，几位村民正围着手机，举着山货做直播，好不热闹。


几年前，这个藏在鄂西绵延群山深处的村子，虽然户籍人口有900多，但常住的都是老人。


2021年，高艳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看着因缺少壮劳力，烂在地里没人采收的鲜菜，有个头疼脑热却买药难的老人，她和村两委委员商量，成立“小货车、大服务”流动驿站：每天穿梭在蜿蜒的山路上，把鲜菜运到县城商超，返程时捎上村民的药品和快递。


村两委的暖心，焐热了村民的人心，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拎着行李回了村。如今的乔家坪村，物流中心车来车往，冷链、快递一应俱全，直播间里的“老铁”跨越千里来打卡“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带动作用。四川攀枝花东区阿署达村，坐落在海拔2300米的高山上，村党支部带领村民主打高海拔“纯净”牌，打造特色民宿、康养酒店以及星空露营地等，举办火把节、泼水节、音乐节，每年吸引10多万游客、集体收入超过600万元；


海南东方市乐妹村党支部，与海南大学合作，利用热带气候优势发展秋石斛兰种植产业，将兰花卖到了新加坡、日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四十九团海安镇十八连党支部，访专家、找技术，千方百计破解因大水漫灌导致盐碱烧根的枣园困局，建起地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示范区，让枣树新生，百姓受益……


调研发现，党支部成为脱贫村发展的“主心骨”“领头雁”，带着群众一起干、领着村民大步跑，让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充分释放。


2.外力加持，激活“一池春水”加快发展，离不开外力助推。


就在几年前，安徽长丰县马郢村的年轻人还“削尖了脑袋都要跑出去”。如今，“星空学堂”里，村民围坐一起商议村里大事小情；志愿者服务中心，后生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一个个创业项目；村里的自然课堂上，满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村头巷尾都洋溢着生气与活力。


“来了志愿者，村子彻底变了样！”马郢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钟宇说，2015年，第一批城市志愿者来村里支教，很快，“助学”扩展为“助农、助村”，搭建起城乡资源对接的桥梁。之后，不少志愿者又化身创客，将一间间闲置农房改造成文艺气息十足的工作室，吸引了众多游客。村民人均年收入涨了五六倍，村集体经济收入打着滚儿翻到200多万元。


贵州大学博士团在贵州威宁县海边街道黄仓社区，开展作物品种改良，让高山冷凉蔬菜成了村民的“致富菜”；宁波大学、宁波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为四川甘洛县沙嘎特觉莫村带来了数字化育苗和生态循环养殖技术，村里建起投资超千万元的特种水产育苗基地，填补了全县水产养殖的空白外部力量不仅给乡村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更让村民跳出旧思路，拥抱新机遇。


3.“新农人”，让乡村发展动能更足


乡村要有大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农民素质的提升。


在重庆丰都县飞仙洞村，几百头牛悠闲地嚼着饲草，80后张林葱正在和几名农户热络地讨论着。一旁，“田间学院”的木牌分外醒目。


张林葱是受家乡养牛惠农政策吸引返乡的创业者。这些年，他潜心向畜牧专家学技术、向市场学营销，“牛家底”从20头涨到700头，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牛达人”。


一人“牛”不算牛。在政府指导下，2022年，张林葱牵头成立镇新农人互助会，开设“田间学院”，带动300多户农民创业。


调研中，记者发现，田畴沃野间，“新农人”的身影格外亮眼——


湖南郴州北湖区三合村，“农二代”骆雨整合零散农田、组建无人机机队，


改造低效农田，带动2000农户增收；


河北定兴县北关社区，90后翟梦楠带动本地种植能手变身乡村主播，让特色西红柿、草莓走出“深闺”，身价倍增这些乡土“新农人”，把技术种进田间、把产业建在故土、把新理念传播开来，既是农业种植养殖的行家里手，更是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生力军。


精神富足了，乡风淳美了，百姓和乐了


1.“村字号”，唤醒乡土认同


一场球赛，人人参与、人人欢乐，燃起了乡亲们心中的自豪感。


侗族大歌悠扬回荡，苗族芦笙婉转嘹亮，《龙马神韵》的舞步踏出乡村活力，全场同跳多耶舞的身影连成欢乐海洋新年伊始，发源于贵州榕江县的草根足球赛事“村超”正式拉开第四届的序幕，137支球队意气风发，热情高涨的观众把赛场围得水泄不通。


不仅“村超”，还有激情四射的“村排”“村BA”，异彩纷呈的“村歌”“村晚”，香气缭绕的“村厨”“村咖”《全国“村字号”文体活动情况报告》显示，全国“村字号”活动类型多达24种，从一个村“独乐乐”，到全国“众乐乐”，农民参与文体活动比例超七成。


“多个球场、少个赌场，多场球赛、少场酒席，多看名角、少些口角”成了群众的共识。记者在调研中强烈感受到：民间自发组织、村民自发参与，“村字号”成了激发文化活力、凝聚村民情感、增强集体认同的“黏合剂”。


“从‘场边看客’成为‘场上主角’，‘村字号’极大增强了农民的乡土认同，农民精神面貌正发生着由内而外的根本性变化。”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唐珂总结道。


2.非遗热，凝聚文化自信


57岁的刘香兰席地坐在织机前，左手轻拨分经棍，右手木刀引纬线，“咔嚓”一声，纬线被打实。手指翻飞间，多彩花纹一点点显现。“美吧？原来这些压箱底的‘老布头’，现在成了‘抢手货’。”她笑着说。


如何将花纹绚丽、织法繁复的黎锦，从博物馆里的展品变成生活里的“美物”，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尝试将它“拆解”成时尚元素。这份源自黎锦的灵感，还跨越国界，走上了国际T台秀！


甘肃庆阳香包年销千万件，一针一线绣出民俗底蕴；四川崇州竹编年收入突破亿元，一篾一编织就文化根脉；河北蔚县28个剪纸专业村，一刀一剪刻出


非遗生花


“十四五”期间，1.29万余家非遗工坊在全国2000多个县落地生根，乡村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光彩。非遗热的背后，是乡村文化自信的缩影。


3.乡风淳，承续传统美德


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三河埠村，纪秀云麻利地剪着大红喜字，笑声爽朗：“以前办喜事，花钱多、矛盾多；现在有我们‘帮喜团’搭把手，省钱又热闹！”


几年前，纪秀云儿子结婚的时候，高额彩礼曾愁坏一家人。就在进退两难时，“帮喜团”拎着刚出锅的喜饽饽上了门。


“帮喜团”是由村里大姨组成的志愿服务队，热心肠的她们，剪纸、锣鼓、做喜果样样精通，义务帮助乡亲张罗喜事简办、新办。


“面要揉三醒三才筋道，过日子也得细水长流。省下彩礼钱，留给娃创业，不比面子实在？”“帮喜团”与双方“亲家”敞开心扉。最终，两家达成“彩礼随意、婚礼简办”的共识。纪秀云从此也加入“帮喜团”，成为移风易俗的志愿者。


昔日深度贫困村重庆石柱县华溪村，有个民生基金。“成立基金，起初是为了防返贫，如今把奖励好事也纳了进来！”华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祥生向记者介绍。


走访一个个脱贫村，调研组感受到，处处是文明和美的新气象：《移风易俗树新风》《当个文明人》等一批乡土气息浓郁的原创文艺节目，把新风尚种进百姓心田；“信用积分”“卫生评比”让村民争当志愿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院坝会”“板凳会”“凉亭会”现场说事，矛盾少了、和睦多了、感情深了。


经过众志成城脱贫攻坚的淬砺，向上的力量在乡村凝聚，崇德向善蔚然成风。


……


看了我们的调研，你对这些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打多少分？调研组的结论是：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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