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篇）2026调研报告合集
一、写作技巧
1.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魏振宇：
中央企业调研报告写作“四要四不要”1
二、党政机关
2.河南省监狱管理局课题组：
河南省监狱系统民警职业倦怠情况调查与思考8
3.农村金融时报刘彦广：
红土映初心赣水涌新潮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江西实践10
4.活力与秩序的高效有机统一17
5.基层治理重在组织化制度化机制化实效化21
6.交通行业干部职工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探索26
7.蒙自市融媒体中心卢妍赤：融媒赋能与青年聚力蒙自市融媒体中心助力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的实践探索…29
8.张掖市森林草原防火物资储备中心肃南县林业和草原局李景潮：
肃南：助力“三北”工程实践探索与时代启示35
9.河南省安阳市土壤肥料站李波：
汤阴县耕地质量提升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38
10.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杨威：武汉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研究
基于智慧城市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的调研分析43
11.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人民政府陈玲丽：乡土深处文化生根科右
中旗以群众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52
12.济源示范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李佩军：向存量要空间以更新提品质关
于济源示范区以盘活低效资源助力空间优化的调研与思考58
13.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课题组：
引导基层青年干部群体向上成长的路径探析62
三、高校
14.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母欣田：
“双碳”目标下绿色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64
15.南京警察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吴玉强：
DeepSeek赋能高校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69
16.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殷玉娟：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研究基于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实证调研…76
17.宝鸡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赵建昌：
当前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问题及对策82
18.云南大学教育学院娄元元：
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研究92
19.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宗晓杰：
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现状调研、问题诊断与优化策略…100
20.北京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张东平：
高校后勤育人创新的实践探索…113
21.沈阳建筑大学图书馆孙鹏：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调研及提升策略研究以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例…122
22.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李还胜：
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倦怠问题及对策探究…131
23.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李远帆：
高职院校廉洁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36
24.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陆伊琪：
关于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学生就业与发展的调研…141
25.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谢慧贞：
海东市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45
26.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郭思雨：合村并镇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市Z县为例147
27.昭通卫生职业学院李雪萍：
焦点解决视角下教师群体减压团体辅导活动的实践探索…154
28.外交学院刘乃郗：
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农增收的创新实践基于黑龙江省依安县的调研…15929．贵州大学王林珠：
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64
30.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宋绮婷：数字化领导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分析基于大湾区制造业企业调研171
31.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环：
新时代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探索…178
32.吉林工商学院财政金融学院辛阳：
新文科背景下“双创教育”与金融人才培养深度融合问题及对策研究…18033．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王芳芳：
智媒时代高校辅导员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实践研究基于浙
江5所高校的实证调研187
34.姚春：
中高职思政一体化育人区域化实践探索以衢州市为例193
35.中国传统村落调研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磨坪村197
四、企业
36.国网湖北电力课题组：基于DeepSeek大模型的电网企业“12345”内审
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构建研究…200
37.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会计财务调研课题组：
金融业财会监督机制研究…207
38.中国石化九江石化公司刘帅：
石化企业严查严治“四风”问题的实践探索与应对策略…216
39.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帅：思想政治引领驱动公交服务升级创新以北京公交集团相应实践探索为例221
40.贵州省烟草公司贵阳市公司王广华：
烟草企业智慧服务文化的构建路径与实践探索…225
五、医院
41.建湖县人民医院高江：
县级医院职称评聘优化驱动人才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 230
六、其他
42.中国信通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邓涵：
AI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情况调研235
43.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伟：
草原升起新气象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调查报告…241
44.郑州日报社、郑州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德治与法治的高效有机统一…249
45.榆林市供销合作社监事会：多方协同联动增强服务质效陕西榆林市供销合作社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情况的调研…253
46.全国市长研修学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闫少宁：
关于在完整社区建设中提升无障碍服务情况的调研及建议…256
47.省社科院课题组：
河南农业强省建设的时代新篇…262
48.省社科院课题组：
河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慧跃迁…265
49.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河南实践与时代思考…268
50.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勘测调查院陈亮：
宁夏耕地保护的实践探索与对策建议…284
51.郑州日报社、郑州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平急转换的高效有机统一…289
52.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赛迪研究院联合课题组：
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调查…293
53.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守护工业记忆传承工匠精神对我国工业类博物馆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300
54.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胡治政：
数智赋能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转型的实践探索…306
55.合肥市供销合作社监事会：
提升服务能力激活经营活力关于示范基层社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30856．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联合课题组：
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现实问题与有效路径…312
57.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课题组：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海口市龙华区的调研…319
58.巴中市恩阳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李苹：
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326
59.黄英：
烟花爆竹经营布点规划问题及对策研究…331
60.省社科院课题组：
以奋进之力谱写美丽河南建设新篇章…335
61.省社科院课题组：
以民生之笔绘就幸福河南新画卷…338
62.省社科院课题组：
以治理增效营造安定有序社会环境…341
63.光明日报调研组：在厚学立论中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关于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调研…344
64.郑州日报社、郑州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治理与发展的高效有机统一…353
65.郑州日报社、郑州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357
66.省社科院课题组：
走好具有河南特色的文化繁荣兴盛之路…361
67.河口县供销合作社：组织重构激活力模式创新促振兴关于云南省河口
县供销合作社深化综合改革的调研…364
中央企业调研报告写作“四要四不要”
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魏振宇
总书记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他还深刻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央企业（以下简称“央企”）的调研工作锚定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与政治基础，其调研工作绝非简单的信息归集，而是服务国家战略、破解改革瓶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进入关键阶段，培育新质生产力、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成为央企的核心使命，这对调研报告写作提出了更高标准——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正确、务实管用、数据翔实、逻辑严密”要求，发挥“服务决策、破解难题、推动落实”作用，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坚守科学方法、锚定实践需求，以高质量调研成果支撑科学决策、赋能战略落地。
一、要锚定战略导向，不要偏离中心搞“空调研”
中央企业的特殊属性与战略定位，决定了其调研工作必须始终锚定服务国家战略这一核心使命。所谓战略导向，本质是找准“国之大者”与企业主业的结合点，在“国家急需什么、企业能扛什么”的精准匹配中选准调研课题。脱离战略锚点的调研，即便内容再翔实、文笔再精彩，也只是游离于中心工作之外的“空调研”，无法为改革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在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央企调研更要紧扣“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主线，把有限的调研资源集中投向主业实业、战略前沿领域，坚决避免在非核心领域分散精力。
“国之大者”从来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到行业领域的战略任务与发展目标。对于装备制造类央企，“国之大者”是高端装备自主可控；对于能源类央企，是能源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对于建筑类央企，是重大工程建设与“走出去”战略实施；对于科技类央企，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于笔者所在的聚焦应急救援的功能型央企，是应对大灾的托底支撑。调研选题唯有紧扣这些核心任务，才能实现“调研一次、解决一批问题、带动一个领域提升”的乘数效应。反之，若将调研选题局限于事务性琐事，脱离主业发展与战略落地需求，即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最终形成的报告也会因“与战略脱节、无实用价
值”而被束之高阁，造成调研资源浪费。
案例1（正面）：某装备制造类央企针对我国大型锻压设备长期依赖进口、万吨级锻件技术壁垒难以突破的“卡脖子”问题，组建由技术骨干、中层管理者、外部专家组成的专项调研团队，历时3个月深入锻造车间、研发中心及下游重点客户企业，与28名资深工程师、12家核心用户开展“一对一”深度访谈，系统梳理出“锻压工艺不成熟、热处理设备性能不足、核心检测技术缺失”三大核心瓶颈。基于此次调研形成的《突破万吨级锻件技术壁垒的路径建议》，提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关键设备迭代升级、人才梯队建设”等5项可操作举措，直接支撑我国某重大工程所需万吨级锻件实现国产化落地。
案例2（反面）：笔者所在的集团公司曾围绕“职工文体活动开展情况”开展专项调研，调研团队耗时3周发放问卷1800余份，召开多场座谈会，形成近万字调研报告。详细分析了职工对文体活动的需求类型、参与频次等，但既未关联企业“应急救援技能人才培育”“水电铁军精神传承”等重要任务，也未结合企业“高端技能人才短缺”的突出痛点提出衔接性举措。大量的调研投入未产生应有价值，成为典型的“空调研”案例。
技法解析：调研选题必须通过“三重校验”筑牢战略根基，从源头规避“空调研”。一是政策校验。对照国务院国资委年度重点工作清单、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任务分解表，确保选题精准契合国家战略导向。二是战略校验。锚定企业“十五五”规划核心目标、党委中心组学习重点议题、制约企业发展难点，确保选题服务企业发展。三是问题校验。紧扣巡视整改反馈问题、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生产经营中的核心痛点，确保选题直击改革发展关键。通过“三重校验”形成选题“过滤网”，坚决杜绝“为调研而调研”的形式主义，让每一项调研都紧扣中心、服务大局。
二、要深潜一线蹲点，不要浮于表面搞“浅调研”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央企调研的生命力根植于一线，只有直插车间班组、项目现场、生产一线、服务终端，才能获取最鲜活、最真实、最精准的一手信息。总书记强调调研要践行“深、实、细、准、效”五字诀，这一要求对央企调研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当前，部分单位调研中仍存在“听汇报多、看现场少，看样板多、查盲点少，问干部多、访群众少”的形式主义倾向，这种“浅调研”不仅无法发现真问题，更可能因信息失真导致决策偏差，本质上是对工作不负责任的表现。
央企业务覆盖广、产业链条长、场景差异大，从国内车间到海外项目、从城市电网到农村基站、从研发实验室到终端服务点，不同场景的矛盾问题千差万别。仅靠会议室里的汇报材料、报表中的汇总数据，根本无法掌握“现场实情”、摸清“隐性症结”。中国安能作为军转央企鲜明提出：各级工作组下基层调研时，要发扬军队“五同”精神，与基层干部员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因为只有深入一线蹲点，跳出办公室“键对键”，与服务对象“面对面”，才能听到“没有过滤的真话”、看到“未加修饰的真相”、掌握“蕴含规律的真经”。特别是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新任务中，很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更需要通过沉浸式一线调研探索路径、总结经验、规避风险。
案例1（正面）：中国安能集团在由军转企之初，转企员工的各种顾虑较多，思想高位活跃，集团公司党委（当时为筹备组临时党委）决定派出工作组，围绕“转企员工的思想反映和主要矛盾困难”开展专项调研，要求调研组坚决摒弃“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调研模式。当时笔者随调研工作组严格执行集团党委决策，直接进驻3个二级单位、6个三级单位及9个基层大中队，每个二级单位蹲点时间均超过5天。其间，调研人员与83名三级班子以上成员谈话，深入9个大中队跟班训练作业，分层级召开座谈会13场，既坚持传达上级精神，更注重倾听一线声音，收集“公司发展定位和前景、整体转隶待遇、个人发展路径、家属子女安置”等6大类问题70余条。基于一手数据形成的《当前员工思想反映和思考建议》，提出“统一开展转企专题教育、加强转企政策研究筹划、建立善后工作组、简化为员工解决实际困难流程”等8项具体措施，集团党委成立转企政策研究专班，提出的转企政策建议上报给有关部门后，被充分认可吸纳，确保了转企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案例2（反面）：某能源央企为推进新能源业务规模化发展，开展“新能源项目盈利模式优化”专项调研。调研团队仅召开2次中层干部座谈会，主要通过查阅近3年财务报表及业务总结，所引用的数据均为“项目投资总额、年发电量、营业收入”等汇总数据，未深入任何一个风电场、光伏电站现场核查运维实情。报告片面分析“盈利前景良好”，但实际情况是部分项目因“运维人员配置不足、设备故障率偏高”导致运维成本超预期30%，这一核心风险点未被发现。基于该报告制定的扩大投资方案实施后，3个新建项目短期内即出现亏损，造成不良投资影响。
技法解析：推行“一线调研三要件”工作法，确保调研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一是前置准备要“实”。提前制定《一线问题台账》，明确调研主题、核心问题、调研对象、数据指标等关键要素，避免调研盲目性。二是现场核查要“全”。备好“三要件”——数据采集表（明确需现场核实的核心数据及口径）、访谈提纲（根据管理层、基层员工、服务对象的差异设计问题）、现场核查清单（列出需实地查看的关键环节及验证标准）。三是问题核实要“严”。建立“问题核实闭环”，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采取“现场复核、多方印证、数据比对”方式，确保问题真实准确。同时，合理设定蹲点时长，重要课题蹲点时间不少于3天，复杂课题不少于5天，涉及全局的重大课题，需反复深入基层，确保充分掌握一线实情。
三、要精准析因提策，不要堆砌数据搞“散调研”
调研报告的核心价值在于“解决问题”，而有效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精准剖析问题根源。央企调研绝不能停留在“罗列现象、堆砌数据”的初级阶段，必须构建“发现问题—分析根源—提出对策—预期成效”的完整闭环。特别是在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中，面对的都是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和复杂利益格局问题，更需要运用专业工具深入剖析、靶向施策，提出“企业可操作、政策可衔接、效果可量化”的对策建议，坚决避免“散调研”导致的对策空泛、无法落地。
精准析因提策，关键要把握两个核心环节：一方面分析原因要“刨根问底”，运用“问题树分析法”，从表面问题入手，层层递进拆解至根本原因，清晰区分“体制机制问题、技术瓶颈问题、管理漏洞问题、资源配置问题”等类型。另一方面提出对策要“靶向精准”，结合“PDCA循环”管理理念，即将管理分为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和行动Act四个阶段，形成周而复始的螺旋式上升改进过程，确保对策既有短期攻坚措施，又有长期保障机制。对于央企而言，对策设计还要充分考虑与国资监管政策的衔接性，明确区分“企业自主解决、需上级监管协调、需国家政策支持”三类情形，避免“一刀切”“大水漫灌”式建议，增强对策的可行性与针对性。
案例1（正面）：某石油企业针对化工板块利润下滑问题，开展“降本增效专项调研”。调研团队创新运用“数据对比+标杆分析+现场核查”三维方法，选取行业内3家标杆企业，对比分析近3年原料采购、生产能耗、物流成本等12项核心指标，精准锁定“原料采购成本高（较标杆企业高8%）、设备能耗超标
（单位产品能耗高12%）”两大核心症结。深入剖析根源后，提出6项具体对策：
组建“区域集中采购联盟”整合采购需求、实施“设备节能改造专项行动”、建立“能耗动态监控平台”、优化生产排班制度等。其中，“集中采购联盟”整合12家子公司采购需求后，年减少采购支出1.8亿元；“节能改造”覆盖56套关键设备，年节约能耗成本1.4亿元，实现“年降本3.2亿元”的量化目标。该调研成果直接转化为企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推动化工板块利润率提升2.3个百分点。
案例2（反面）：笔者所在的集团某二级单位开展“科技创新投入效益提升”专项调研，报告中详细罗列近10年研发投入从6000万元增长至2亿元的变化数据，附列20项专利清单、15个研发项目进展情况，但调研仅停留在数据堆砌层面。对于“投入产出比偏低”的核心问题，未深入分析根源——既未发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入比例失衡”的结构问题，也未提及“研发与市场转化脱节”的机制问题。提出对策仅为“加大研发投入、加强高端人才引进”等空泛表述，未明确投入结构优化、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等关键举措，导致报告无法指导实践。
技法解析：建立“精准析因提策三步骤”工作机制，提升对策可行性。第一步，问题分类梳理。采用“问题树分析法”，将收集的问题按“战略层面、执行层面、操作层面”分层分类，绘制问题树图谱，明确核心问题与衍生问题的逻辑关系。第二步，根源深度剖析。从“体制机制、技术能力、资源配置、管理水平、外部环境”五个维度深挖根源，避免将“表面现象”等同于“根本原因”。第三步，对策分层设计。严格区分“企业自主解决”（如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完善激励机制）、“需上级监管协调”（如跨企业资源整合、行业标准制定）、“需政策支持”（如税收优惠、科研经费补贴）三类情形，每类对策均明确“责任主体、实施步骤、量化目标、完成时限、验证标准”，确保对策可落地、可考核、可检验。
四、要坚守务实简洁文风，不要套话连篇搞“虚调研”
“文以载道，言为心声。”央企调研报告的文风直接反映调研质量与务实作风，唯有坚守务实简洁的文风，才能让调研成果真正发挥决策参考作用。国务院国资委始终倡导“短、实、新”的文风要求，明确调研报告要力戒“党八股”“三段式”，坚决摒弃“穿靴戴帽”“套话连篇”的冗余表述。当前，部分调研报告仍存在“开篇大谈意义、中间罗列数据、结尾空喊口号”的固化模式，核心问题模糊化、关键举措空泛化，沦为“虚调研”的载体，严重影响调
研价值发挥。
央企调研报告的核心读者是企业党委、经营管理层及国资监管部门，其核心需求是“快速掌握问题、明晰根源、获取方案”。这就要求文风必须“直奔主题、直面问题、直截了当”。标题要鲜明体现“核心问题+研究视角”，让读者一眼就能看懂调研核心；正文要开门见山，用具体事例和精准数据支撑观点，坚决避免“近年来”“总体良好”“有待提升”等模糊表述；对策要务实具体，杜绝“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队伍建设”等空洞套话。同时，要注重表达创新，善用基层员工的鲜活语言、现场发现的具体案例增强报告的说服力与可读性，让报告中的每一句话都承载实质信息。
案例1（正面）：中国安能集团针对应急救援基地如何在企业化动作下提升核心能力问题开展专项调研，形成的《应急救援基地依托市场提升核心能力的实践与对策》开篇即精准点题：“本次调研覆盖全国12个工程应急救援基队（救援队），通过实地核查、访谈座谈等方式，发现基地运维模式缺少规范、谋划缺乏市场化思维、救援与建设板块衔接不畅等3类突出问题，结合典型案例提出4项改进措施。”正文部分，直接列举“某基地因无规范可依放松训练管理”“某救援队应急任务完成出色但无自主经营能力”等3个具体案例，每个案例均明确问题详情、主客观原因分析、责任主体及教训启示。对策部分明确“建立集团层面基地统一规范运维机制、推行救援队与施工队轮换转接机制、制定市场化能力培育举措”等可操作措施。集团党委对这份报告高度重视，当年便组织召开应急救援基地规范建设现场会，调研报告中的有关内容直接转化为《中国安能应急救援基地规范运维指导手册》的核心内容。
案例2（反面）：某央企开展“高速公路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调研，形成的报告开篇阐述“调查研究是党的优良传统、提升运营服务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等宏大意义，正文前半部分用大量篇幅罗列“运营里程、服务站点”等成绩数据，仅用不足200字提及“服务质量有待提升”。对策部分充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建强队伍、健全机制”等套话，未提出“优化收费流程、增加便民服务设施、建立客户反馈快速响应机制”等具体举措。
技法解析：坚守“文风三规范”提升报告质量，确保务实管用。一是标题规范。严格采用“核心问题+研究视角”模式，如《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股权结构优化研究》《新能源项目运维成本控制的路径探索》，杜绝“关于××工作的调研报告”等模糊化表述。二是开篇规范。全面推行“问题导向式开篇”，
直接说明调研主题、覆盖范围、核心发现，严格控制字数，杜绝“穿靴戴帽”。三是表述规范。正文必须用“具体案例+精准数据”支撑观点，模糊表述要精准化，如将“近年来投入大幅增长”改为“2021-2024年研发投入从8亿元增至15亿元，年均增长20.8%”；对策部分直接回答“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如何验证”。删除套话、空话、冗余表述，最大限度提高“干货”内容占比。
央企调研报告写作的质量关系战略落地成效、改革攻坚突破、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
“四要四不要”要求，本质上是坚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更是央企履行“三个责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只有构建“调研—决策—落实
—反馈—优化”的全链条闭环机制，着眼以高质量调研推动央企高质量发展，才能让调研真正成为央企服务国家战略、破解发展难题、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金钥匙”，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加坚实的央企力量。
河南省监狱系统民警职业倦怠情况调查与思考
河南省监狱管理局课题组
鉴于全国监狱封闭性、同质化特征，河南省监狱系统民警职业倦怠调研结论对全国监狱系统民警同类情况具有参考价值。笔者对河南省监狱系统数千名民警开展深入调研，具体情况和分析结果如下。
一、监狱民警职业倦怠主要表现
河南省监狱系统民警职业倦怠总体表现为情绪焦虑抑郁、身体亚健康和工作状态下降。问卷显示，40.7%的民警常因工作压力感到紧张、导致难以入睡或半夜常惊醒，37.6%的民警认为工作单调无聊、接触负能量较多而感到抑郁，42．9%民警表示工作热情和职业荣誉感有所下降。笔者日常走访调研发现，33.3%的民警出现身体疲劳、头痛等亚健康问题，25.5%的民警表示自己工作状态低迷，出现忽视职责、回避任务等倾向。同时，职业倦怠有从个别民警向全体民警队伍蔓延的苗头，影响了监管改造质量、刑罚执行质效和监狱在群众心中的形象。
二、监狱民警职业倦怠问题分析
一是工作压力大，执法风险高。近年来，河南省监狱系统押犯结构愈加复杂，监狱安全、执法和罪犯改造任务加重，一线民警执勤时间长、夜班频率高、休息难保障。全省监狱常年押犯超设计容量20%，目前警囚比为14.7%，低于有关部门对警囚比的要求，民警长时间高负荷工作。同时，罪犯及其家属维权意识增强，检察机关执法监督越来越严，民警中滋生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消极心理。
二是认知有偏差，履职能力不足。近年来，社会媒体不良引导、罪犯家属负面言论增多，部分监狱文化建设和对外宣传不足，加之有的民警易被外界负面信息影响，导致认知失衡，荣誉感下降，倦怠情绪滋生。部分青年民警业务能力不足，面对罪犯突发问题，力不从心、疲于应付。
三是工作环境封闭，发展空间受限。监狱物理空间隔绝，民警与外界接触少，工作环境单调乏味；一线民警值班要求严格，与外界联系不便，工作内容重复枯燥，部分民警产生厌倦情绪。监狱系统与外系统轮岗交流不足，且监区之间、监区与科室之间、监狱与厅局机关之间的交流不畅，有的民警认为职业前景有限，因此滋生消极情绪。
三、监狱民警职业倦怠改进措施
一是化解履职风险，为民警减负降压。健全依法履职保护机制，正确看待和处置民警执法的后果，在合法性、规范性审查的基础上辅以合理性审查，在限制执法权滥用与维护执法权威之间寻求平衡，避免民警产生职业挫败感。强化统筹管理，统筹精简会议、文件、台账和监督检查，减少对民警精力的无效消耗；统筹狱内警力，在保证值班执勤力量的前提下，针对监区值班民警因紧急事项确需临时离岗的情形，建立快捷审批流程；统筹运用技术手段，推广智能监控，降低人工盯防强度，控制民警值夜班频度。盘活民警编制，合理调配民警编制充实到监狱系统；加强与中央、省委编办沟通，建立监狱系统民警编制动态调整机制，用足用好有限警力，降低民警工作负荷。
二是强化宣传教育，提升民警能力素质。加强监狱文化建设，强化民警职业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主动化解负面涉狱网络舆情，广泛宣传罪犯改造成果，让民警充分了解监狱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中做出的贡献，进一步提升职业黏性，增强民警荣誉感、归属感、责任感。及时掌握民警思想动态，定期谈心交流，帮助其明确职业规划，解决心理困惑，提高自我调适及抗压能力。严格落实大练兵方案，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业务能力培训、警务技能训练和应急处突演练，强化民警尤其是青年民警的法治观念、规范意识，增强民警队伍的政治素质、职业素养，提高监管执法水平和改造罪犯的本领。
三是打破封闭环境，进一步优待基层民警。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开展监狱开放日活动，探索灵活执勤模式；组织民警学习外系统和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让民警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接触社会、增长见闻，破除封闭环境带来的压抑感。推动监区和科室、机关和基层岗位的定期轮换，探索与戒毒所、司法所、社区矫正机构等其他司法行政单位的人员交流机制，拓宽民警的职业视野，减少单一岗位带来的倦怠感。提高基层一线民警的薪资福利待遇，加大从优待警政策向基层监区的倾斜力度。
红土映初心赣水涌新潮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江西实践
农村金融时报刘彦广
（2026年5月18日）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赋予的重要课题。
江西，这片承载着厚重革命历史与绿色生态的红土地，正奋力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勇争先。作为红色金融的重要发祥地，江西既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先行实践区，也是普惠金融综合改革的重点试验区。近年来，江西金融系统以总书记经济思想为指引，在红色金融传承、绿色金融赋能生态经济、普惠金融服务民生方面持续发力，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江西提供了有力金融保障。
今年3月下旬，本报和经济日报江西记者站共同深入赣鄱大地调研，探旧址、访企业、进乡村，与金融监管者、从业者深入交流，见证这片红土地上涌动的金融活力，解码其背后的制度创新与为民情怀。
江西风景独好，赣江奔涌，井冈巍峨。
赣鄱大地，青山叠翠，处处涌动着新时代的金融脉动。
“江西金融系统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红色金融精神铸魂、勇探绿色金融新路、以普惠金融实践润民，创新打通‘红、绿、普’三大脉络，努力探索一条江西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路。”江西省委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许忠华对记者表示。
理念落地，实践见真章。一组数据清晰折射出这一探索的成色：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贡献显著提升；政府融资平台数量、债务规模、融资成本实现“三压降”；连续5年保持无高风险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率低于全国均值0.15个百分点。数字背后，是江西金融系统传承红色血脉、践行绿色理念、深耕普惠沃土的坚实足迹。
不忘来路赓续红色金融血脉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江西红色金融教育馆静立其间。泛黄的布币、手写的账本、复原的场景，将观者带回那个战火纷飞却金融秩序不乱的年代。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诞生。“扁担银行”“马背金库”的壮举，铸就了“忠诚、创新、为民、廉洁”的红色金融精神。九十
余载沧桑迭变，这份精神血脉如何在新时代赓续？江西金融人用行动作答。2025年，江西省委金融办组织“讲好诚信故事、坚守契约精神——弘扬红
色金融文化”微党课比赛，在全省金融系统掀起热潮，“追寻红色金融足迹”系列活动同步展开。与此同时，江西省委金融办组织汇编《江西红色金融故事汇编》，在全国率先实施红色金融文化传承工作三年行动方案。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系统梳理江西红色金融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将“扁担银行”的奋斗历程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五要五不”、金融发展之路“八个坚持”相结合，打造“江西红色金融教育馆”。馆内图文史料、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交相呈现，生动映照红色金融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自2024年开馆以来，这座教育馆已接待近40家单位参观，成为员工教育、文化建设、对外交流的重要阵地。讲解员队伍中，大多是“90后”“00后”青年员工，他们用青春的语态，讲述着红色金融的往昔与回响。
在瑞金、于都、井冈山，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将三家支行改造为红色文化传播阵地，组建红色文化青年讲师团，打造舞台剧《红色存单》，荣获江西金融青年风采展示一等奖。“我们希望让红色文化可看、可学、可传。”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傅惠平告诉记者。
在赣州，当地以红色金融基因传承创新“样板区”为目标，全面塑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红色金融品牌。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江西联动上海、湖南、重庆等地深化红色金融文化交流，初步形成了南昌—萍乡—吉安—赣州—上饶的红色金融研学路线。这条红飘带，正成为金融系统联学共建、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通道。
赓续红色血脉，光“讲故事”还不够，关键在“见行动”。
在赣南革命老区，农业银行江西省分行将支持老区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截至2026年2月末，在江西革命老区各项贷款余额达4222亿元，增速11.63%，高于全行贷款增速近3个百分点。辖内赣州分行荣获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状，成为金融助力老区振兴的先锋。
“我行始终立足江西老区实际，通过聚焦重点领域、创新产品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倾斜资源配置，走出了一条贴合老区实际、彰显金融温度的红色金融服务之路。”农行江西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精准滴灌老区特色农业产业方面，农行江西省分行深耕油茶、肉牛、马家柚、中药材等特色产业，运用“农业龙头贷”“粮农e贷”“智慧畜牧贷”等
产品，提升乡村产业整群整链服务能力。截至2026年2月末，该行在革命老区的乡村产业贷款余额达995亿元，较年初增加132亿元。
在激活红色旅游资源方面，农行江西省分行助力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德兴大茅山景区、乐安流坑景区等文旅融合提升项目26个，审批金额41亿元，实现投放23亿元。该行依托“乡旅贷”专项产品，重点帮扶井冈山、婺源等老区景区及周边经营主体，持续激活老区红色旅游发展动能。
红色，既是历史的底色，更是现代金融人的精神力量，是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点绿成金绿色崛起的力量
江西，坐拥“五河一湖”，森林覆盖率达63.35%，居全国第二，拥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双重身份。这意味着江西不仅是生态保护的优等生，更被赋予了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探路者重任。
近年来，江西金融系统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绿色金融为笔，在红土地上书写一个个“点绿成金”的故事。
在崇义县，小江流域水清岸绿，游客纷至沓来。这背后，是江西首笔EOD（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模式）贷款的支持。农发行江西省分行正是这场“绿色革命”的重要参与者。目前，该分行已累计审批EOD项目4个，授信31.1亿元。信贷资金的注入，不仅修复了生态，也激活了农文旅产业。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同步推进，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老百姓家门口的“聚宝盆”。截至2025年末，农发行江西省分行绿色贷款余额达1685.67亿元。
如果说EOD贷款是“大手笔”，那么遍布城乡的绿色金融创新则是“绣花功”。泰和农商银行发行全省农商银行系统首单绿色金融债券1亿元，正转化为当
地“三农”绿色发展的长期资金。江西辖内农商银行创新落地全省首批“生物多样性+林下乌鸡”“生物多样性+以竹代塑”“生物多样性+新余蜜桔”等贷款项目，将生态保护成效与利率挂钩，引导经营主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变“资源”为“资金”，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绿色金融不只支持“纯绿”产业，更要帮传统产业“转绿”。
在九江，江西银行发放全省首笔农业转型贷款1.8亿元，推动低效茶园全面升级；落地全省首笔化工转型贷款500万元，支持企业余热利用项目建设。
在鹰潭，江西银行发放全省首笔铜产业转型智能工厂建设贷款1000万元，
加速产业低碳智能化进程。江西银行还自主研制《农业企业转型计划书编绘指南》，探索农业转型金融发展新路径。
“转型金融关注的是高碳行业如何向低碳转型，这是绿色金融的重要补充。”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要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
目前，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印发相关行动方案，在农业、铜、化工等行业开展转型金融探索试点，推动农业、铜领域转型金融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江西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上的创新更值得关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曾面临“度量难、抵押难、变现难”的困境。江西的破题之道，是创新VEP（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质押融资模式。赣州上犹县首笔VEP生态资产权益质押贷款成功落地，宁都县落地首笔“水土保持+VEP项目贷”，吉安市推动11个“VEP+项目贷”获得银行授信超6亿元。
在九江，全国制造业及外资企业“双首单”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标挂钩银团贷款成功落地；吉安、萍乡、抚州等地市落地“生物多样性+”贷款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如同星星之火，点亮了江西绿色金融的版图。
数据是最有力的见证。截至2025年末，江西省绿色贷款余额达1.19万亿元，同比增长25.6%，高于全省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18.6%。全省先后11批次遴选绿色项目4259个，总投资需求超过2.09万亿元。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发放碳减排贷款279.13亿元，撬动实现碳减排量约664.8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系统的制度设计。江西省委金融办连续8年制定年度全省绿色金融改革工作要点，搭建起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协同联动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绿色金融工作纳入全省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专设“绿色金融发展贡献奖”。
原江西银保监局发布《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发展绿色金融支持全面建设美丽江西的指导意见》，督促引导金融机构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快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绿色金融评价工作，充分发挥监管正向激励作用。
“制度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江西省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不仅要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还要让企业‘向新向绿’，形成正向循环。”
普惠润心金融为民的民生温度
如果说绿色金融是“高大上”的创新探索，那么普惠金融就是“接地气”的民生工程。在江西，普惠金融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种情怀。
这份情怀，有着清晰的制度支撑。自20XX年赣州市、吉安市获批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以来，江西省委金融办连续5年出台《赣州市、吉安市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要点》等政策文件，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矩阵工作体系。
在这一体系牵引下，江西着力加大普惠金融供给。江西省委金融办整合银行、保险、担保等部门资源，为农户、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作为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核心引领者，江西省赣财融资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创新再担保合作模式，充分发挥增信分险作用，引领体系内88家成员机构合规稳健发展，历年累计再担保合作业务规模4899.01亿元，服务各类经营主体29万余户。其中，2025年支农支小再担保业务规模781.86亿元，位居全国第七，规模占比达99.86%。
成效如何？数据作答：2025年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0997.3亿元，同比增长11.7%，持续高于全省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和全国普惠小微贷款增速；融资担保在保余额2886.7亿元，融资担保放大倍数（含融资再担保）6.64倍，再担保业务规模、支小支农规模和分险规模均居全国前列。全省农险保费收入62.9亿元，其中水稻保险保费收入连续3年位居全国首位。
在支持民营经济方面，江西省委金融办创新构建民营企业融资“收集受理
—交办转办—落实反馈—评价评估”全流程闭环机制，累计推动六批次232家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需求，授信金额超144亿元，有效增强民营企业融资获得感；联合省工商联开展商协会金融顾问配备试点工作，引导金融机构提供融资融智服务，提升企业信用管理和融资议价能力。
“普惠金融的价值在于反哺民生、润泽万家，其本质是带着温度的金融、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江西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周斌说。
这家全国第7家获批创立的农商联合银行，截至2025年末，普惠涉农贷款余额2218亿元、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745亿元，分别实现“持续增长”和“两增”目标。
同样活跃在普惠一线的，还有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该分行打造“四三二一”普惠金融特色服务模式，近五年累计投放普惠贷款近3200亿元，2025年末普惠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达29.51%，居国有大行前列。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江西着力加强科技赋能。江西省委金融办推动“赣金普惠”平台迭代升级，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增设商会企业专区，上架金融
产品69款。
在金融服务一线，江西农商联合银行开发“百福钉”等移动办贷工具，客户经理可以把“业务窗口”搬到老百姓家门口，现场完成信息采集、征信查询、贷款调查与受理。该行全面启动新一代“湖仓”大数据平台建设，引入大模型技术，依托算法加强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测预警，牢牢守住风险底线。“科技不仅让普惠金融‘普’得开，也让它‘惠’得久。”江西农商联合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创新线上贷款产品体系，打造“税务、发票、政务、结算”等十余种授信场景，创新“易企营”数字化管理平台，助力6000多家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普惠金融如何更“惠”？江西金融系统打出一套“组合拳”。
江西农商联合银行自2022年以来，累计为23万户小微企业办理无还本续贷超900亿元，贷款平均利率下降143个BP，年均为客户节约融资成本近34亿元。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对普惠小微贷款、普惠涉农贷款分别给予75BP和90BP的FTP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减点支持。放眼全省，2025年12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34BP，处于有统计以来历史低位。2025年再担保合作业务综合融资成本为4.64%，较上年同期下降0.20个百分点；平均贷款利率为3.77%，同比下降0.41个百分点，较全国平均水平低0.07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让利。
金融的温度正惠及更多群体。江西省委金融办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契合普惠金融重点群体发展需求的产品服务。“‘1+3+N’VEP贷款新模式”“虔飞贷”“数字畜牧贷”等产品，相关经验入选人民银行编制的《普惠金融改革优秀实践案例》。
在江西金融监管局的推动下，全省普惠金融负面事项清单出台，规范了服务行为。2025年，全省累计走访对接小微企业312.57万户，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77%，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普惠金融，不止于贷款，还有保险。建筑工人、快递小哥等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险保障持续强化。大病保险加基本医保报销比例接近70%，为千万家庭筑起健康防线。针对新能源网约车投保难、投保贵的问题，江西金融监管局多措并举推动问题化解取得明显成效，2025年12月当月签单车均保费较峰值下降29.5%。
普惠金融，根系乡土，情系万家。在江西，金融活水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润泽着赣鄱大地的每一寸土地。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西金融系统已锚定新目标，各金融机构创新仍在继续。“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总书记对江西的殷殷嘱托，正激励着江西金融系统在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金融力量。
活力与秩序的高效有机统一
（2026年5月16日）
活力是人民群众、市场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呈现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秩序则是管理侧在社会治理中所要达到的一种有序状态，是社会活动正常开展的前提。活力是社会发展的源泉，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二者相辅相成、辩证共生。郑州“八个统一”的社会治理成效和经验中“活力与秩序的高效有机统一”，实现了“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
一、活力是社会发展的源泉，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造的内生动力
（一）创新创造是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强大势能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归根到底是一场以创新力和创造力为底色的长期竞争。城市能否在新一轮发展格局中抢占先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持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没有蓬勃的市场活力，产业升级便缺少源头活水，消费扩容便失去主体支撑，城市能级跃升也就无从谈起。当前，郑州正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城市发展的质量与后劲，直接取决于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的充沛程度。
（二）多措并举做好激活市场活力的“加减法”
激活市场活力，必须做好“加减法”。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下，郑州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用“加减法”并行的改革思维精准破题，通过暖心服务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又以流程“瘦身”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双向激发发展动能。
在“加法”层面，通过务实举措为市场主体强保障、增动能：“万人助万企”等活动精准打通企业在融资、用工、用地等方面的堵点；“醉美·夜郑州”、郑州消费节等消费名片，以多样场景撬动多元消费；“企业家日”“郑州工匠日”以制度安排明确政府对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及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态度，让市场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在“减法”层面，通过优化整合服务事项、提质增效办事流程，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企业开办事项一表填报、并审连批，住所登记改为申报承诺制；高频政务事项“一件事一次办”“免证可办”“跨省通办”广泛推行；依托城市大脑构建一体化政务平台，持续加力“无感审批”，全面推进“免证明城市”建设，用流程简化换取市场效率提升。
“加法”强保障，“减法”提效能，两者协同发力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市场主体的量质齐升上——这正是郑州发展的“乘数效应”。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市场主体总量攀升至223.86万户，同比增幅达到6.56%，在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中位居第二。消费市场扩容提质，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629.4亿元，同比增长5%，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5%。2025年建成微短剧专业拍摄基地31家，日均开机短剧约100部，市场规模超90亿元。党建引领下的精准施策和高效服务，让郑州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市场主体实现量质齐升，新经济业态蓬勃发展，城市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二、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筑牢经济社会平稳有序的安全底线
（一）稳定有序是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坚实保障
如果说活力是城市发展的加速器，秩序则是让这辆快车安全行驶的轨道。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不只看谁跑得有多快，还要看谁跑得更稳——经济运行的波动越小、社会风险的暴露面越窄、市场预期的确定性越强，发展成果就越能持续转化为城市的比较优势。没有有序的经济社会环境，创新业态缺乏稳定的土壤，市场主体的长期预期就会紊乱。对郑州而言，能否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可信赖的市场秩序，直接关系到各类生产要素能否安心扎根、各类创新能否有序成长。
（二）多管齐下架构起社会有序发展的“四梁八柱”
郑州立足网格化治理优势，整合治理资源，从信用监管、智慧监管、纠纷化解、保供稳价等方面综合发力，构建起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秩序保障体系，并建立起覆盖全行业的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登记、监管、处罚、履约等信息全部归集，形成“一户一档、动态更新”的数字底账，“红黑名单”制度在重点领域全面铺开。郑州市网络交易市场综合监管平台整合14个子系统，构建“全方位、全时段、全覆盖”的数字监管矩阵；建立“综治中心+法院”的联调机制，形成“立案引导—专业调解—司法确认”工作闭环；12315平台将诉求处置时限压缩至48小时以内；重大节点市场保供稳价形成“监测—储备—投放—监管”全链条调控机制。惠民利企更加精准，执法监管更加规范，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秩序保障。
（三）良法善治释放出城市长治久安的“协同效应”
在市场秩序治理方面，郑州的成效同样可圈可点。食品安全领域，2025年郑州超额完成食品抽检5.44万批次，问题发现率低至3.41%，成功创建全省首个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已实现全覆盖。消费维权领域，在信用监管格局下，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的双向机制使市场主体合规经营意愿显著增强。价格监管领域，2025年以来已查处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价格欺诈等违法案件180余起，市场预期在严法实执中趋于稳定。广告、计量、价格、网络交易、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受到持续打击，公平透明的市场底色愈发清晰。
三、科学把握活力与秩序高效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
（一）活力迸发与有序稳定的深度契合
活力与秩序的高效有机统一，本质上是要实现市场主体创新创造活力的充分释放与经济社会安定有序运行之间的深度契合，二者既彼此成就又互为前提。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必须依靠改革这一根本动力来破除制度束缚、为发展持续赋能，而改革的纵深推进同样离不开稳定可预期的社会环境作为支撑。脱离秩序规范的活力，因缺少规则锚定而容易滑向失序甚至失控；缺少活力支撑的秩序，则因丧失内在发展驱动力而渐趋僵滞。能否在二者的张力中找到平衡，是衡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尺。
（二）三大机制协同发力实现治理破题
郑州在“八个统一”治理经验框架下，以党建为统领，通过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平台三大机制协同发力，将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从理论命题转化为具体治理实践。统一标准，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以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救济平等为原则，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准入、平等竞争，消解了隐性歧视，为活力生长创造了平等环境。统一监管，整合执法资源：以“无事不扰、无处不在”的精准执法替代重复检查、多头管理的旧模式，减轻企业的迎检负担，将有限的监管力量集中于风险高发环节，实现监管效能与市场活力的双向优化。统一平台，打通信息流动壁垒：截至2023年年底，郑州95%以上的涉企事项已实现全程网办，市场信息与信用数据全面联通共享，既能大幅压缩制度性交易成本，也能让监管触角通过数据共享延伸至各个治理末梢。
（三）“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治理格局逐步形成
三大机制的协同运转，使“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逐步成为常态。从发展活力看，市场主体量质齐升，有效发明专利、注册商标量稳步攀升，新经济形态加速成长，城市经济血脉充盈，创新创业动能充沛。从治理秩序看，法治监管、信用约束、基层防控相结合的治理格局基本成型，风险防范的预见
性和精准度大幅提高，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从实践成效看，2025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百强榜中，郑州排名全国第19位，政务效能、要素保障能力与投资吸引力三者协同增强。
四、结语
城市治理千头万绪，核心在于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辩证关系。活力与秩序的高效有机统一，是郑州“八个统一”社会治理经验的重要内容，也是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命题。
秩序稳则大局稳，活力强则发展强。郑州的探索表明，活力与秩序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而是在刚柔并济、守正创新中可以形成相互成就的良性循环，在实践中也能够做到相辅相成、双向赋能——在尊重市场规律、释放消费潜力的同时划定有序边界，在筑牢安全防线、强化法治监管的同时为创新创造的活力保留充足空间。
面向“十五五”，郑州将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八个统一”治理成效的内涵，在激活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与维护经济社会平稳有序之间，走出一条更具中国特色、郑州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治理新路，为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活力和秩序的动态平衡提供更加鲜活的实践样板。
基层治理重在组织化制度化机制化实效化
（2026年5月18日）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基层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郑州市深化运用“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探索完善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十个一”体系，逐步形成“八个统一”的治理成效与特征。具体实践中，郑州市下大力气推动基层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机制化、实效化建设，实现了基层治理高效化、为民服务精细化、协调联动一体化。
一、以“组织化”强堡垒，建强基层治理核心引领力量
党建引领是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根本保证。只有建强基层党组织、织密组织体系、整合治理资源，才能牢牢把握基层治理的正确方向，实现治理组织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深刻转变、系统提升，让党的旗帜始终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郑州市以党组织为“主轴”构建治理共同体，整合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群众自组织、新经济组织及重点就业群体力量，推动党组织向社区（村）、居民楼栋、村民小组等治理末梢延伸。
强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筑牢基层治理政治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战斗堡垒，做好基层治理这篇大文章，关键在于强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持续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郑州坚持“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原则，以党建引领把牢治理方向、整合治理资源、凝聚治理共识，创新完善党管决策、党管治理、党管数据、党管平台的制度机制，构筑“市委统筹、区县（市）主导、乡镇（街道）主战、社区（村）落实”四级书记抓治理责任体系，牢牢把握基层治理的正确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为多元共治、社会协同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支撑。
整合基层各类治理力量，形成全民参与治理生态。基层事务千头万绪，基层党员干部再尽力，力量也终究有限，而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依靠群众，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磅礴力量。郑州吸纳2594名年轻干部充实基层治理一线；广泛动员9500名“五老”人员、3000支专业调解队伍参与邻里调解、文明劝导，引导7000名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成为移动网格员，严格遵守居（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由党组织牵头，灵活整合各方资源，对法律未明确但群众关切的问题，因地制宜提供服务、化解矛盾，把治理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切实当好群众的“主心骨”和“贴心人”，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
二、以“制度化”定规范，健全基层治理运行秩序体系
制度化是基层治理常态化、规范化的根本遵循，坚持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依制度履职，能够有效破解基层治理权责不统一、落实不到位等痛点堵点问题。郑州坚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规范执法为关键、矛盾化解为重点、法治宣传为支撑，推动基层治理全过程、全链条纳入法治轨道，确保基层治理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序推进。
加快制度体系规范化建设，夯实法治治理根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关键靠制度。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制度的支撑作用。郑州严格落实社区（村）值班制度，全面建立社区（村）党群服务中心随时响应值班值守制度，刚性执行“三有两能”标准；规范落实工作例会制度，建立以网格党组织为牵头主体、各方治理代表共同参与的定期议事、商事、定事、办事机制，推动群众急难愁盼、基层治理难题在网格内共商共议、协同解决。从严落实定期排查制度，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矛盾纠纷隐患、民生诉求问题拉网式排查，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织密织牢基层立体化安全防范网络。创新落实群众议事制度，用好用活“四议两公开”“小院议事厅”等成熟基层协商载体，持续畅通拓宽群众参与治理渠道，真正让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和监督者，以制度化保障治理常态化、规范化运行。
健全基层矛盾依法化解机制，筑牢平安稳定防线。基层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矛盾纠纷的“发源地”。但矛盾化解不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构建长效机制。郑州常态化推行“五员一律”下沉网格工作机制，统筹4.6万名综治力量、2.6万名法律专业人员扎根治理末梢，把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律援助送到群众家门口。立足特大城市基层治理实际需求，推动《郑州市高效能治理网格化服务条例》立法落地，将324部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嵌入智慧治理平台，精准界定各部门主辅责任边界，从法治源头破解基层“权责不清、推诿扯皮”难题，推动基层治理全面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三、以“机制化”促长效，构建闭环高效治理运转体系
机制化是基层治理常态长效、良性运转的重要支撑。确保基层治理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必须构建系统完备、衔接顺畅、保障有力、奖惩分明的全链条工作机制，避免治理工作“一阵风”。郑州市围绕基层治理全流程、各要素，健全保障机制、规范运行机制、完善约束机制，构建起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闭环管理、高效运转的长效治理格局。
强化全方位资源保障支撑机制。基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方面密切协作，强化要素支撑，以良好的保障机制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郑州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保障下倾，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赋能增效，做到资金投入精准到位、人员力量配齐配强、数治平台高效运行。按照城镇常住人口“万人十八名”标准配齐配强社区工作者队伍，统筹10万名网格员、1.4万名社区工作者扎根基层一线，选派机关干部、年轻干部下沉网格历练，持续壮大基层治理骨干力量。持续优化市级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建设，推动多网融合、数据归集、设备接入、场景应用迭代升级，为基层治理提供数智支撑；健全基层治理经费稳定投入机制，确保基层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平台理事，为基层治理常态长效开展提供坚实物质保障。
规范全链条闭环运行工作机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基层治理必须强化系统观念，加强联动配合，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推动基层治理。郑州围绕基层问题处置全流程，统一规范“发现—上报—交办—处置—反馈—评价”标准化工作流程，制订清晰明确、统一规范、可操作可检验的执行标准，依托智慧治理平台实现事件一网归集、工单一网派发、处置一网跟踪、结果一网评价，推动问题处置全程留痕、闭环管理、一抓到底、见底见效。同时，健全刚性激励约束考核机制，以街道（乡镇）为基本单元，建立与基层治理成效直接挂钩的奖惩激励制度，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实效的鲜明导向，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性治理生态。
四、以“实效化”惠民生，实现治理成果群众可感可及
检验基层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就是群众是否真正受益、是否真正满意、是否真正幸福。郑州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检验“四化”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尺，扎实守牢安全底线、稳定红线、民生主线，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
牢牢把握治理工作价值导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基层治理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听民声、接民诉、解民忧、化民怨、帮民困、顺民意，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郑州把解决“一老一小一青壮”急难愁盼作为“四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相继出台《郑州市儿童友好城市规划建设技术导则（试行）》《郑州市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规划建设导则（试行）》和《郑州市适老型城市规划建设导则（试行）》，成为全国首个编制全龄友好城市规划建设导则的城市。统筹抓好安全、稳定、民生三件大事，聚焦养老托育、就业帮扶、便民服务、人居环境等民生领域，持续推出惠民便民举措，把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幸福成果，让群众在一件件实事中感受到实惠、体会到满意、收获到幸福，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基础。郑州引导基层干部既重显绩、更重潜绩，既抓见效快、群众直观感受强的民生实事，更深耕周期长、难度大、管根本、利长远的关键性治理任务，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扎实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始终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以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为民生诉求主入口，健全“接诉即办、未诉先办”工作机制，2025年全年累计受理群众诉求411.4万件，实现响应率100%、办结率99.2%、群众满意率95.3%。常态化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市信访登记量、负面舆情发生率持续下降，城乡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五、结语
系统推进组织化、制度化、机制化、实效化协同发力，全面落地“十个一”治理体系，深化“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郑州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前置”、从“分散发力”向“系统集成”、从“行政主导”向“党建统领”、从“注重过程”向“注重实效”的深刻转变，治理效能实现跨越式提升。
迈进新时代、走向新征程，基层治理的内涵愈加丰富。当前，郑州正处于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必须不断深化“十个一”治理体系创新实践，持续丰富“八个统一”治理成效科学内涵，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推动组织化、制度化、机制化、实效化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目标拓展延伸，以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筑牢平安稳定根基、激活城市发展活
力，加快打造高效能治理创新实践中心，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郑州力量。
交通行业干部职工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探索
（2026年5月22日）
交通运输行业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命脉系统，基层交通运输部门承担着路网建设、运输管理、养护保畅、执法服务等多重职能。干部职工的理想信念状况，直接关系到行业治理效能和群众出行体验。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交通运输局在长期工作实践中认识到，业务能力与政治素质不可偏废，必须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加以推进。本文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实践，分析基层交通部门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总结行之有效的探索经验，以期为同类型单位提供参考。
一、基层交通部门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教育内容与岗位实践衔接不够紧密
部分教育活动的议题设置偏重于宏观理论阐述，对交通行业特有的职业伦理、岗位价值挖掘不够深入。干部职工在接受教育后，往往能够理解国家大政方针，但难以将其转化为具体工作情境中的行为准则。
（二）教育方式呈现程式化倾向
集中授课、文件传阅、撰写心得等传统方式仍占据主导地位，互动式、情境式、体验式教育手段运用不足。尤其对于青年职工而言，单一的教育形式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参与度和获得感均不理想。据不完全统计，部分年轻职工在接受集中教育后一周内，对学习内容的记忆留存率不足四成。
（三）教育效果评估缺乏有效抓手
理想信念属于思想意识范畴，难以像业务指标那样进行量化考核。在实践中，一些单位倾向于以形式落实形式，用会议次数、材料篇数来衡量教育成效，而对干部职工思想深处的实际变化关注不够。
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探索
（一）坚持学用结合，将教育嵌入业务工作全流程
改变以往“先集中学习、后分头工作”的两段式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的议题前置到具体业务项目之中。在每一项重点工程、重点任务启动之前，组织项目团队围绕“此项工作为谁而干、解决什么问题、体现什么价值”开展专题研讨，引导干部职工从群众需求、行业使命的高度审视自身工作。例如，在某农村公路改造提升项目中，项目组利用开工前的踏勘环节，走访沿线村庄听取
群众意见，使全体参与人员直观感受到道路建设与民生改善的直接关联。这种将教育融入业务前端的方式，有效解决了知行脱节的问题。
（二）创新载体形式，增强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
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岗位职工的特点，探索多元化的教育载体。一方面，保留集中学习、专家辅导等行之有效的传统方式，并对其内容进行精简优化，突出与交通行业密切相关的政策解读和案例剖析。另一方面，积极引入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方法，结合交通运输行业发生的典型正反事例，组织职工分析讨论，从中提炼理想信念的具体表达。对于一线执法人员，编制了岗位行为指引手册，将理想信念要求转化为可对照、可执行的具体规范，使教育内容由“虚”变“实”。
（三）依托重大任务，在实践锤炼中检验和巩固信念
注重将急难险重任务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考场。在辖区承办重大赛事活动期间，交通运输保障任务异常繁重，涉及路线踏勘、运力调配、应急备勤等多个环节，时间紧、标准高、容错空间小。组织骨干力量组成保障专班，实行二十四小时轮值制度，对每一条通行路线反复排查，对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反复推演。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全体参与人员严守岗位、密切配合，没有一人因私事请假，没有一人因疲惫降低工作标准，最终圆满完成了保障任务。事后，组织了专题总结和交流分享，让参与保障的同志结合具体岗位谈体会。大家普遍感到，只有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实战环境中，才能真正检验一个人对事业的忠诚和对职责的担当。将此类实践教学常态化，明确在重大任务结束后必须进行信念层面的总结提炼。
（四）强化典型引领，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教育
榜样的示范作用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支撑。在全局范围内发掘长期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先进典型，涵盖公路养护、运输管理、窗口服务、行政执法等各个岗位。通过内部宣讲、荣誉表彰、事迹上墙等多种形式，让干部职工看到理想信念并非抽象的口号，而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面对诱惑的拒绝、群众需求面前的担当之中。同时建立了反面警示机制，对工作中暴露出的服务态度生硬、执法不规范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从理想信念层面查找根源，使警示教育更具针对性。
三、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的思考
理想信念教育不能搞一阵风，要将其纳入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将理想信
念表现纳入干部职工年度考核评价体系，与评优评先、岗位调整等挂钩，同时建立定期思想状况分析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理想信念教育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衡量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不是开了多少会、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干部职工在工作中的精神状态、纪律作风和群众评价。将教育效果的检验权交给服务对象，通过满意度调查、行风评议等方式反向倒逼教育质量提升，形成了“教育、实践、反馈、改进”的闭环机制。
四、结语
基层交通运输部门的理想信念教育是一项需要持续探索的长期工程。实践证明，只有将教育内容与岗位实践深度融合、教育方式与职工特点精准匹配、教育效果与实际表现直接挂钩，才能真正把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继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改进方法，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湛的交通运输干部职工队伍，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融媒赋能与青年聚力蒙自市融媒体中心助力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的实践探索
蒙自市融媒体中心卢妍赤
引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蒙自市作为滇南中心城市、红河州首府及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围绕就业创业、宜居安居、文化供给、社会参与、权益保障等方面出台政策，构建青年发展良好生态。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层主流传播平台，是连接政府与青年、服务青年、凝聚力量的重要纽带。本文立足蒙自实际，探索融媒体服务青年发展的路径，既可为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也能融合相关理论，弥补边疆民族地区研究空白。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在县级融媒体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方面已有较多成果。县级融媒体研究多关注平台、内容、机制与“新闻＋政务＋服务”转型；青年发展型县域研究侧重政策、规划、产业与公共服务。但将二者深度结合、以边疆民族县域为案例的实证研究较少，结合蒙自本土与融媒实践的针对性研究更为缺乏。国外相关研究集中于青年参与、城市传播等，可提供参考，但因治理与媒体体制差异较大，难以直接应用。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青年发展型县域以“青年优先发展”为理念，将青年发展融入县域建设各领域，推动青年与县域双向成长。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层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与信息枢纽，承担宣传、服务、动员等功能。青年是融媒体的核心受众与参与者，融媒体为青年提供信息、引领、资源与展示平台，二者共生赋能，共同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
蒙自市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与融媒实践基础蒙自市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概况
蒙自市地处滇南要地，是红河州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城市活力突出、青年氛围浓厚。自获批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以来，该市系统推进青年发展工程：就业创业方面，建设青年创业园、出台创业补贴与技能培训政策，落地国门青年创业集市、电商直播大赛等实战平台；宜居安居方面，持续优化青年住房保障、公共交通、休闲空间等配套设施；文化供给方面，打造青年文
化节、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查尼皮红色文化、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等红色研学阵地；社会参与方面，鼓励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形成“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的良好发展格局。
服务青年发展的基础平台
蒙自市融媒体中心已建成广播、电视、“今日蒙自”AAA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官方客户端等全媒体传播矩阵，打造“蒙自融媒”抖音官方账号，实现多终端、全覆盖、分众化传播，旗下平台年制作上传文章、视频超2000条，诞生大批10万＋、100万＋传播量作品。中心设计蒙小融、蒙小新等卡通形象，完成“今日蒙自”LOGO版权保护，形成专属品牌标识；依托成熟的内容生产团队、丰富的本土资源与广泛的群众基础，具备服务青年发展的天然优势。围绕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蒙自市融媒体中心已开设专题专栏、推出系列报道、开展直播活动，形成了稳定的青年传播工作基础。
服务青年发展的核心价值
对于蒙自而言，融媒体中心服务青年发展，既是落实上级宣传思想工作要求的政治任务，也是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提升城市形象、凝聚青年力量的现实需要。通过融媒传播，能够让青年政策落地见效、让青年典型引领风尚、让青年声音得到倾听、让青年力量服务发展，为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提供强大舆论支撑与精神动力。
蒙自市融媒体中心服务青年发展的具体实践
围绕蒙自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目标，市融媒体中心立足平台与传播优势，秉持青年中心理念，从典型宣传、内容创新、活动赋能、政策解读四方面开展实践，将融媒服务贯穿青年发展全程，切实发挥舆论引导、服务对接、力量凝聚的核心作用。
聚焦青年典型宣传，建构本土化特色叙事
融媒中心发挥本土挖掘与采访优势，聚焦返乡创业、基层干部、青年教师、非遗传承等各领域一线青年，同时挖掘本土青少年榜样，实地走访挖掘其扎根边疆、建设家乡、孝老爱亲的真实故事。如以图文通讯、纪实短视频、全平台专题报道等形式，深度宣传2025年云南省“新时代好少年”杜钰燃为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孝善事迹，通过“今日蒙自”全平台推送后，引发全市学校组织集中观看学习，让榜样故事走进青少年群体。中心采用人物通讯、直播访谈等多元形式打造全平台覆盖的宣传产品，兼顾传统媒体深度报道与新媒体轻量化内
容，秉持“平民化”塑造原则，真实展现青年典型的奋斗与成长，构建具有蒙自特色的青年精神叙事，营造实干奋斗的社会氛围。如推出的《蒙雁归巢·智汇桑梓》系列报道，紧扣“青年优先发展”理念与蒙自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实际，从价值引领、人才集聚、生态营造、实践赋能等多维度发力，为蒙自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筑牢舆论基础、凝聚青年力量、搭建发展桥梁，推动形成“青年返蒙、青年建蒙、青年兴蒙”的良好格局。
创新青年内容表达，适配年轻化传播语态
针对青年信息接收习惯，融媒中心推动传播语态年轻化转型，摒弃生硬说教，用Vlog、动漫图解、情景短剧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生产轻量化、接地气的融媒产品。选题紧扣就业、住房、婚恋等青年核心关切，打造创业指南、住房申请攻略等实用内容，语言融入网络流行语与生活化表达。同时将过桥米线饮食文化、查尼皮红色文化、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历史、边疆民族文化融入内容生产，如推出美国华裔青少年探访蒙自过桥米线文化展示中心、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等的系列报道，打造兼具青年味与蒙自味的融媒产品，大幅提升青年的关注度与城市认同感。
赋能青年主题活动，实现全方位上下联动
中心以“融媒＋活动”模式深度参与各类青年活动，形成全流程传播闭环。创业类活动方面，全程参与红河学院“国门青年创业集市暨首届电商直播大赛”宣传，通过前期海报造势、赛事现场直播、后期优秀创业团队专访，吸引357个创业摊位、40支助农主播参赛队伍参与，线上超万人次观看。青少年成长类活动方面，打造“蒙”芽小记者团专属社会实践平台，开设《“蒙”芽视界》原创栏目，为小记者提供采访、摄影、出镜播报等全媒体技能培训，其作品可登上融媒官方平台，同时策划红色研学、职业体验、非遗探访等主题活动，发放官方认证社会实践证书，累计吸引全市数百名青少年参与。此外，中心还参与志愿服务、民族团结联谊等活动，依托新媒体开展直播、线上话题投票等互动环节，实现“线上引流、线下聚气”；自主发起建言献策、家乡打卡等活动，推动青年从传播“被动受众”转变为城市建设“主动主角”，提升其城市归属感与参与感。
精准解读青年政策，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围绕就业创业补贴、住房保障、权益维护等青年扶持政策，融媒中心开展通俗化、多元化解读，用图解、短视频、主播访谈等形式拆解复杂条款，提炼
核心要点与办理流程。结合青年触媒习惯，通过电视、广播、新媒体平台实现政策解读多渠道全覆盖。同时依托民生服务功能，在各平台评论区、融媒热线、客户端留言板块开设青年诉求征集通道，收集青年在政策落地、就业创业、生活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及时反馈至人社、团委等相关部门并跟踪解决情况，搭建政企高效沟通桥梁，让青年政策真正落地惠民。
蒙自融媒服务青年发展存在的问题不足青年内容供给精准度不足，深度挖掘不够
当前青年主题内容仍以典型宣传、活动报道为主，对青年群体的分层需求关注不够，针对创业青年、外来青年、乡村青年、青年学生等不同群体的定制化内容较少；部分内容停留在表面报道，对青年发展中的现实困惑、实际需求挖掘不深，贴近性、共情力有待提升。
互动性精准化传播不强，推送机制尚不完善
融媒内容仍以单向传播为主，双向互动、精准推送机制不完善；对青年受众的数据分析、用户画像运用不足，未能实现精准化、差异化传播；新媒体平台的评论、私信、社群运营较为薄弱，青年参与感、归属感不强。
跨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资源整合能力不足
融媒服务青年发展多以宣传系统自主推进为主，与共青团、人社、教育、文旅、乡镇（街道）等部门的常态化联动不够，政策信息、活动资源、服务阵地未能实现高效整合，存在“各自为战”现象，难以形成工作合力。
参与共建渠道不畅，主体作用未充分发挥
青年既是受众，也是内容生产者，但目前蒙自融媒吸纳青年参与策划、拍摄、制作、运营的机制不够完善，青年创作者扶持计划、青年通讯员队伍建设相对滞后，青年声音、青年视角的表达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
县级融媒体助力青年发展型县域建的优化路径
打造本土化青年内容IP，提升内容精准度与吸引力。内容是融媒发展核心，县级融媒需立足本土、聚焦青年需求，打造专属化本土青年内容IP。通过问卷、座谈、社群互动等方式调研创业青年、乡村青年等不同圈层需求，推出定制化内容产品；深度融合边疆民族、红色、地方特色产业与青年文化，围绕蒙自过桥米线、查尼皮红色文化等主题打造系列化、辨识度高的IP；深挖青年现实困惑与诉求，推出有共情力的深度内容，让融媒内容贴近青年、走近青年。
推进分众化精准传播，强化互动体验顺应新媒体趋势，以数字化技术推动
分众化精准传播。运用大数据收集分析青年受众年龄、职业、触媒习惯等数据，构建精细化用户画像，实现内容精准推送；突破传统互动模式，创新直播连麦、线上打卡、沉浸式体验等形式，增强互动趣味性；针对不同兴趣青年搭建AAA、抖音社群并请专人运营，开展专属活动，培养稳定受众，提升青年传播黏性与归属感。
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构建“大宣传＋大服务”格局。建立党委宣传部门牵头，融媒中心与团委、人社、教育等部门及乡镇（街道）参与的青年融媒服务联席会议机制，定期沟通、共享资源、统筹工作。推动融媒平台与青年服务阵地深度融合，开设线上服务入口，对接政务、就业等功能，形成“政策解读
＋线上办理＋线下对接”服务闭环；推行“融媒＋部门”联合策划模式，共办活动、共用资源、共建品牌，凝聚服务青年的工作合力。
开放融媒平台，激活青年共建共享活力打破封闭模式，搭建青年参与融媒共建的多元渠道。制定本土青年创作者培育计划，招募青年通讯员、主播等，提供专业培训与传播平台，培育稳定的青年创作队伍；优化青年投稿、建言渠道，建立快速响应反馈机制，择优发布优秀作品、及时落实合理建议。在内容策划、活动开展中邀请青年代表参与，充分吸纳青年意见，让青年成为融媒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坚守价值引领，服务边疆民族地区青年成长。
边疆民族地区县级融媒需将价值引领融入青年传播全过程，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理想信念。深挖蒙自本土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故事，推出系列宣传产品，开展红色研学等活动，厚植青年家国情怀；宣传各民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实践，开展联谊会、非遗共学等活动，强化青年民族团结意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内容生产与活动，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主流价值，激励青年扎根边疆、担当使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结语
青年是城市的未来，融媒是连接青年的桥梁。在蒙自建设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的进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肩负重要使命。近年来，蒙自融媒立足本土、贴近青年，在青年宣传、内容创新、活动赋能、民生服务等方面开展了扎实实践，也面临着内容供给、传播方式、协同机制、青年参与等方面的现实挑战。新时代新征程，蒙自市融媒体中心需找准定位、主动作为，坚持以青年为中心、以本土为根基、以创新为动力，持续提升服务青年发展的能力，打造青年信赖、
喜爱、依靠的主流平台。通过融媒力量与青年力量深度融合，推动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协同发展，为蒙自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为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更强劲的青春动能。
肃南：助力“三北”工程实践探索与时代启示
张掖市森林草原防火物资储备中心肃南县林业和草原局李景潮
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的肃南县，是青藏高原向蒙新荒漠过渡的生态咽喉，更是三北工程“防风固沙、水源涵养”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却承载着阻挡巴丹吉林沙漠南侵、护卫河西走廊500万人生存绿洲的重任。总书记强调：“三北工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要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持续不懈抓下去。”肃南县以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紧扣国家三北工程“巩固成果、量质并重、创新机制”总体要求，立足甘肃“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定位，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林草、机制激活潜力、产业反哺生态”的创新之路，为三北工程攻坚战贡献了鲜活经验，书写了生态脆弱区绿色崛起的时代答卷。
一、构建三北工程“立体屏障”的肃南实践
肃南县地处三北工程“北方防沙带”重点区域，面对“沙线南压、草场退化、雪线上移”的生态危机，当地创新构建核心圈、缓冲圈、协同圈为主的“三圈层治理体系”，形成多层次、全要素的生态防护网络。
核心圈：锁边固沙构筑前沿防线。在巴丹吉林沙漠南缘的明花乡，一道道长长的“乔灌草”立体林带蔚为壮观。这里选用梭梭、沙棘等耐旱树种为骨架，沙蒿等草本植物为肌理，形成“以草固沙、以灌锁沙、以乔木阻沙”的复合屏障。通过“带状栽植+网格固沙”技术，沙丘移动速度明显降低。
缓冲圈：科技赋能草原生态修复。针对祁连山北坡黑土滩退化难题，肃南县引入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发的“耐寒菌剂-有机质协同修复技术”。在康乐镇实施的3万亩示范区内，通过免耕补播披碱草、早熟禾等乡土草种，配合微生物菌剂土壤改良，植被盖度从不足30%提升至65%，土壤有机质含量三年增长1.2倍。这种“自然恢复+人工促进”的模式，被纳入《全国草原生态修复技术规程》典型案例。
协同圈：生物多样性筑牢天然防线。在海拔3800米的祁连山北坡，肃南县创新实施“封育+人工促进”天然林修复工程。通过设置生态廊道、建设野生动物饮水点，岩羊、雪豹活动范围扩大至6个乡镇。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产生了“以生命守护生命”的奇效：岩羊采食抑制毒害草蔓延，雪豹活动驱离过度放牧，形成自我调节的生态闭环。
科技突围：破解三北工程“卡脖子”难题的硬核支撑。肃南县聚焦三北工程“干旱区造林成活率低、治理成本高”等世界性难题，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突破五大关键技术瓶颈。
种子革命：攥紧草原修复“芯片”。在甘肃农业大学肃南草种质资源库，高原植物种质资源正在低温保存。这里培育的披碱草，突破高寒区发芽率低的难题，使退化草原修复周期从8年缩短至5年。
光伏治沙：探索能源生态双赢路径。在明花乡10万亩光伏产业园，蓝色光伏板如波浪般起伏，板间4米间隔区种植着柽柳、沙米等固沙植物。这种“光伏
+治沙+养殖”模式，创造性地将板下空间变为饲草基地，棚顶发电效率提升5%，板间植被盖度达65%，单位面积产值增加4倍。该项目年发电量达6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0万吨，被国家能源局列为“三北工程创新示范项目”机制创新：激活三北工程“内生动力”的肃南方案；肃南县突破传统生态治理“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参与不足”困局，以深化改革破解“钱从哪里来、成果如何保、效益怎样分”三大难题。
市场机制：让生态保护“可持续”。创新建立的“草原生态银行”，引导牧民以草场经营权入股，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在康乐镇，牧民安强将300亩草场存入“生态银行”，每年获得保底分红1.2万元，其草场经专业管护后植被盖度提升至75%。2024年，建成生态旅游营地，带动就业100多人。
政策协同：让保护者“得实惠”。肃南县在全国首创“阶梯式生态奖补”政策：将草畜平衡指数与补偿标准挂钩，建立“减畜增收”激励机制。政策实施以来，全县真正实现“减畜不减收”。
融合发展：探索生态经济“共生路径”的肃南智慧。肃南县坚持“治沙又治穷”，推动三北工程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四条特色路径。产业转型：传统牧业“绿色升级”。在皇城镇高山细毛羊产业园，“牧光互补”棚圈实现全智能化管理。屋顶光伏年发电，舍饲养殖羊肉品质达到欧盟标准，单位草场载畜量下降40%。
文旅融合：生态资源“点绿成金”。“七彩丹霞·生态肃南”旅游品牌如今声名远播，在康乐镇打造的“星空草原”露营基地，夏季入住率达95%，游客可参与草原修复研学。
文化铸魂：传统智慧“焕发新生”。肃南县深度挖掘裕固族“神山圣湖”
生态文化，将“不伐神树、不猎神兽”的传统禁忌写入村规民约，建成3个国家级生态文化教育基地。非遗传承人安玉梅创作的《草原生命图》刺绣长卷，将现代生态理念融入传统技艺，成为传播生态文明的文化符号。
二、时代启示：三北工程攻坚的肃南答案
肃南实践为新时代三北工程攻坚提供了三大启示：一是系统思维是根本遵循。从“单点治理”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肃南构建的“三圈层”防护体系证明：只有尊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协同性，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二是创新是第一动力。从草种培育到碳汇交易，生态治理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三是民生福祉是价值归宿。肃南牧民收入增速连续五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实践证明：生态工程只有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才能获得持久生命力。
绿色征程再出发，肃南县正计划建设“智慧生态屏障”工程，布局生态感知网络、碳汇监测中心和种质创新实验室。昭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肃南的实践告诉我们：当科技创新点燃绿色引擎，当制度变革释放生态红利，茫茫戈壁也能绽放生机，生态脆弱区同样能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传奇！
汤阴县耕地质量提升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河南省安阳市土壤肥料站李波
近年，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及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土壤生态平衡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因此，如何提升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生态环境、保障农作物质量和安全，已成为重要课题。笔者结合汤阴县实际，分析耕地质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藏粮于地”战略实施提供参考。
一、耕地质量概况
汤阴县土壤类别主要有潮土、褐土、砂姜黑土、风砂土四类。农作物一年两熟，以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为主，是粮食生产的主产区。2023年耕地质量等级分布在2~7级，综合等级为4.0872级，较2022年提高了0.1042级。
二、耕地质量现状
（一）取得的成效
近年，测土配方施肥、秸秆综合利用、土壤深松深耕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效解决了农田养分失衡问题，显著提升了肥料利用率和耕地质量。同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全面推进，优化了土壤结构，改善了灌溉、排水条件和农田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了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
（二）面临的挑战
汤阴县耕地质量提升仍面临严峻挑战。一是养分失衡问题依然存在，部分乡镇仍存在氮磷肥过量施用现象，导致土壤酸化和养分比例失调，影响土壤活性。二是土壤污染问题不容忽视，部分农户单纯追求产量，过量施用农药化肥，造成农药残留，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主要措施
（一）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汤阴县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先进技术模式，持续推进土壤改良。尤其是在高标准农田核心示范区建设中，融入了病虫害预警、物联网、耕地质量监测等先进系统，有力推动了土壤改良培肥、耕地质量监测、中低产田改良、酸化耕地治理、绿肥生产等工作。在农业生产方面，汤阴县大面积实施深松深耕、增施农家肥、秸秆综合利用、积极开展退耕还林等措施，全面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建设，为新形势下扛稳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目前，汤阴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已实现全覆盖。通
过全域土壤改良，农药用量减少6%以上，耕地质量等级平均提升0.5级以上。
（二）发布施肥指导意见
依托历年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取得的技术成果，在主要农作物重要农时前，汤阴县制定小麦、玉米、花生等作物配方6个，编制主要农作物施肥指导意见3套，引导农民按方施肥、按需施肥，推进配方肥落地，提高肥料利用效率，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同时，提倡施用有机肥、缓释肥和农家肥，推广应用复合微生物肥，增强土壤生物活性，提升土壤天然养分循环能力，改善土壤生态系统。2024年，汤阴县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为7.33万hm，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为6.63万hm，覆盖率超90%；建成绿色高质高效小麦基地核心示范区0.67万hm，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加强耕地质量监测
汤阴县完成8个小麦耕地质量监测试验测产与考种工作，建立农户生产管理观测记录点；完成2023—2024年度小麦与玉米肥料利用率试验、技术模式试验、大豆肥料利用率试验、大豆根瘤菌试验、花生养分丰缺试验等6项。完成2025年小麦肥料利用率试验布置工作；累计完成4个土壤墒情监测点取土44次，并将数据简报及时上传至国家墒情监测系统。在植株养分分析与田间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完善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指标体系，为进一步减少肥料施用量提供了数据支撑。
（四）开展施肥现状调查2024年，为进一步掌握农民施肥情况，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施肥调查，累计调查农户80户，完成调查数据160份，摸清了主要粮食作物及部分特色作物的施肥方法、肥料运筹、施肥品种和施肥量等情况，为推进全县化肥零增长行动提供了数据支撑。
（五）提升技术培训质效
在农作物关键生育期，组织县、乡技术人员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现场会等方式，广泛宣传化肥减量增效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全年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15期，培训各类人员2215人次，其中培训农民2000人次，基层技术人员40人次，经销商75人次；组织现场技术服务指导15场次，发放施肥建议卡等技术资料5万份。
（六）实施耕地预警监测
为进一步实现耕地质量动态管理，制订了《2024年汤阴县耕地土壤污染防治预警监测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开展相关技术培训，积极落实化肥减量增效
等各项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确保全县耕地土壤质量持续改善。在全县范围内设置43个耕地土壤环境监测点，对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情况进行预警监测，筑牢土壤安全防护墙。
（七）推广“三新”技术模式
1.大力推广叶面肥喷施技术模式。2024年，遴选8家农业经营主体，实施化肥减量增效“三新”示范片叶面肥喷施，集中展示化肥减量增效效果，示范规模共计1067hm。
2.大豆根瘤菌剂示范推广。2023年，汤阴县在菜园镇、任固镇等乡镇开展大豆接种根瘤菌剂示范推广和田间试验，推广面积为200hm。
（八）完善耕地保护机制
汤阴县在耕地保护方面实施差异化保护分区，对优质耕地实行严格保护，积极申报项目支持中低产田改造与提升，实现耕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生态修复方面，大力推广生物工程技术，积极争取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等项目，提升土壤的自然修复能力。
（九）增强耕地保护意识
汤阴县依托高素质农民培训、农技推广项目等平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大力宣传耕地质量保护提升的相关政策、施肥模式和主推技术，引导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及普通农户们树立绿色、科学的施肥观念，增强广大群众保护耕地的意识。
（十）全力推进土壤普查
1.加强组织协调。汤阴县成立了“三普”工作专班，负责相关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实施。
2.建强配优队伍。汤阴县抽调9名骨干力量参与普查工作，高质高效完成了全县560个表层样点和15个剖面土壤样品采集任务。
3.有序推进内业测试化验。汤阴县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化验工作，目前已全部完成检测化验工作。
（一）养分失衡
当前，氮、磷过量施用的现象依然存在，土壤酸化、板结和养分比例失调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作物生长。
（二）土壤污染
土壤受人为活动影响显著，人们在从土地获取食物的同时，也向土地排放
大量废弃物，直接或者间接改变了土壤生态平衡，导致土壤地力下降。
（三）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不高
传统农业模式与现代高效农业衔接不畅，造成资源浪费，表现为水资源不合理利用和肥料过度施用。
（四）科技转化应用不足
尽管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理念不断涌现，但应用程度不高，对耕地质量提升的推动作用有限，亟须强化农业科技转化与推广，提升农民的科技运用能力。
（一）加强耕地质量数据平台建设
汤阴县应充分对接和利用全国统一的耕地质量大数据平台，运用遥感技术、物联网等现代化手段，实现对耕地质量的实时、动态监测。定期发布耕地质量报告，为农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引导农民根据监测结果调整耕地管理措施。
（二）推广科学施肥技术
汤阴县应推广精准农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施肥的个性化和精准化。加强农技推广服务，通过培训和示范，提升农民对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利用等科学施肥技术的掌握水平，降低养分失衡和土壤酸化风险。
（三）加强耕地保护
汤阴县应严格实施差异化保护分区：针对优质耕地，实行永久基本农田制度，严控开发；针对中低产田，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良与升级。优化占补平衡制度，确保补充耕地质量与被占用耕地相当，防止生态用地被不合理占用。
（四）提升生态修复能力
汤阴县应积极推广生态农业模式，如深耕深松、轮作休耕等，改良土壤结构，利用生物技术修复污染土壤。同时，推广雨水收集和农田水利设施的现代化改造，解决地下水超采问题。
（五）加强科技创新
汤阴县应持续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鼓励农业生物技术和新模式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鼓励农业经营主体与科研院所加强合作，构建“科研+基地”模式，推动新科研技术在生产中的推广应用。
（六）加强政策引导
汤阴县应发挥政府在土壤改良中的作用，在政策上向土壤改良予以倾斜，
推广环保、高效的生产方式，引导农户参与土壤改良。同时，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环保执法力度，严控农业污染源。
（七）增强农民认知水平
汤阴县应通过科普教育、职业培训等手段，引导农民了解耕地保护的重要性，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让农民群众从思想上重视、在实践中应用，真正发挥技术在土壤改良中的作用。鼓励农民参与农田生态治理，建立农民与耕地质量提升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总之，汤阴县耕地质量提升是一项长期、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农户共同努力。通过在监测、投入、施肥、保护、修复、科技、政策和教育等方面综合施策，构建高效、实用的体系，推动耕地质量稳步提升，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武汉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研究基于智慧城市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的调研分析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杨威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智慧城市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方向，其内涵从传统的被动处置、粗放管理，向主动发现、精准施策、高效协同、人性服务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密集出台《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实施路径。总书记赋予武汉“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的重大使命，武汉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作为武汉的一项重大责任。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城镇化率达到84.6%，城市建成区面积超过1000km2，人口规模大、管辖范围广、城市功能复杂，交通拥堵、内涝风险等“大城市病”日益凸显，城市治理面临巨大压力。推动武汉城市管理向精细化、智慧化转型升级，既是破解“大城市病”、提升城市韧性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市民幸福感、助力武汉建成现代化大都市的必然选择。
本文借鉴国内外优秀经验的同时，基于武汉实践，深入探讨智慧城市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施路径和优化策略，为同类城市提供借鉴参考。
一、国内外智慧城市研究现状
（一）国外智慧城市研究现状
智慧城市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其研究与实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由IBM于2008年提出，强调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和服务的高效化［1］。随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推出智慧城市战略，如欧盟的“智慧城市与社区创新伙伴计划”（2012年）和新加坡的“智慧国家2015”计划［2］。全球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从20XX年的41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82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6%，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智慧城市的概念逐渐从技术导向扩展到人本导向，RudolfGiffinger等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六个维度（智慧经济、智慧移动、智慧环境、智慧人民、智慧生活、智慧治理），强调了城市发展的综合性和包容性［3］。MichaelBatty从系
统科学角度提出智慧城市是“赛博—物理—社会系统”（CPSS），强调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的融合［4］。PotosnakM等指出智慧治理需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主体，通过数据共享和协同决策提升城市治理效能［5］。在技术层面，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于城市交通、能源和管理中，如芝加哥的“ArrayofThings”项目通过传感器网络实时监测城市环境［6］。另外如芝加哥的智能交通系统、新加坡的“虚拟新加坡”数字孪生平台和纽约的开放数据法案，均为智慧城市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参考［7］。
（二）中国智慧城市研究现状
国内智慧城市研究始于2010年左右，受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XX年）和政策推动，迅速形成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格局。截至2024年，我国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超过800个，总投资规模超过2万亿元，形成了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创新生态。国内部分城市精细化管理主要做法见表。
早期研究多集中于概念界定和框架构建，柴彦威等基于时空行为理论，提出人本导向的智慧城市规划应关注居民日常生活需求，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城市空间结构［8］。张小娟从系统视角构建了智慧城市系统的要素模型，包括战略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支撑系统和空间系统，强调多子系统协同［9］。在评价体系方面，周骥采用DPSIR模型和ANNs算法构建了包含37个指标的智慧城市评价体系，突出了指标的科学性和动态性［10］。李云新等综述了国外智慧治理研究，指出智慧治理需结合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政府角色智慧化、民主参与和城市管理优化［11］。陈水生以上海“一网统管”为例，提出平台治理模式，通过数字化、感知性、互动性实现城市运行的一体化管理［12］。技术应用方面，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被广泛探索。师卫华等研究了城市园林绿化的智慧化管理体系，通过物联网和GIS技术实现绿化资源的动态监测［13］。傅钢强等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体育场馆智慧化转型中的应用，包括建筑智慧化、服务个性化和管理轻量化［14］。向玉琼等探讨了数字孪生城市治理，强调通过虚拟映射和实时交互提升决策科学性［15］。
总体而言，智慧城市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趋势。国外研究强调整体系统和治理创新，而国内研究更注重评价体系、技术应用和本土化实践。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数据安全、数字鸿沟和可持续发展，推动智慧城市向人本化、绿色化和全球化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数据治理、隐私保护、数字包容等领域，还需要深入探索和制度创新。
二、武汉智慧城市精细化管理实践现状
（一）“城市大脑”框架基本建成
武汉市近年来以“智慧武汉”建设为统领，锚定“一脑治全城、一网管全域”目标，在智慧城市精细化管理上取得阶段性突破。
基本建成以武汉城市大脑为中心的四大中枢（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应用支撑）、六大智慧应用（“一网通办”、一码互联、一网协同、一网共治、一网统管、一站直通）。这四大中枢相互支撑、协同运作，形成了完整的技术体系架构。大数据中枢负责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人工智能中枢提供算法支持和智能分析；区块链中枢保障数据安全和可信交换；应用支撑中枢提供统一的开发框架和运行环境。城市大脑数据中枢对接全市200余个系统，涵盖交通、环保、医疗、教育等主要领域，日均共享交换数据超12亿条，数据总量达到50PB，形成了丰富的数据资源池。大数据能力平台上连国家、省大数据平台，下连各区大数据平台，横向打通市级各部门，形成“国家—省—市—区”四级数据共享体系。这种纵横贯通的数据架构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孤岛，为跨部门、跨层级协同提供了数据基础。
城市大脑电子政务外网连通15个区、100余家市级单位、近5000家区级单位，光纤总长度超过10万公里，实现了千兆到桌面、万兆到核心的网络覆盖。形成市、区、街、社区、网格参与的五级联动工作体系，将治理触角延伸到最基层。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已完成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全覆盖，接入服务事项超过2000项，网办事项超90%，基本实现“一网通办”，每年减少群众跑腿次数超过5000万次，节省办事时间超过1000万小时。这一基础设施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初步实现了从“分散孤立”向“一网统管”的转变。
（二）重点领域智慧应用落地
在交通治理领域，武汉全市近4000处交通信号灯实现了智能联网调控，覆盖了主城区所有主要路口。系统通过视频检测、雷达感知等多种手段，实时采集交通流量、车速、排队长度等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信号配时优化。以光谷大道高新二路路口为例，通过AI信号灯优化，早高峰拥堵指数从7.2下降至6.3，降幅达到12.5%，平均车速从25km/h提升至30.7km/h，提升幅度22.8%，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问题。整个光谷区域通过信号优化，日均减少拥堵时间约1500小时，节省燃油消耗约8000升，减少碳排放约20吨。
在水务防汛领域，全市依托湖北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与群测群防体系，
接入气象雷达、北斗位移监测仪、水位传感器、雨量计等多种物联感知设备2000余个，实现对雨情、水情、工情的实时精准监测。62个山洪自动监测站点（37个雨量站、8个水位站、7个视频监控站、10个图像监测站）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时上传监测数据至智慧水务平台，数据采集频率达到每分钟一次，确保了监测的实时性和准确性。构建了“预报-预警-叫应”闭环机制，实现提前1小时精准预警，提前3小时风险预报，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2023年汛期，系统成功预警15次较大降雨过程，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200人，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市容管理领域，自2024年底起，武汉市以东湖高新区为试点，率先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场+云控智慧平台+AI识别”的全域巡查体系。部署了30个无人机智能机场，实现了500km2的自动巡航覆盖，每日自动飞行巡检200架次，采集高清影像数据5TB。AI算法系统支持13类城市管理问题智能识别，其中占道经营识别准确率达到85%，暴露生活垃圾识别准确率达到82%，建筑垃圾识别准确率达到80%，大幅提升了市容管理效率。系统自动识别问题后，通过平台自动派发处置任务，平均处置时间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4小时，处置效率提升80%。
（三）网格化管理持续升级
2025年全市划分约1.6万个网格，配备2万余名专兼职网格员，平均每个网格覆盖200~300户居民，实现了治理单元的科学划分和全面覆盖。积极探索基层“微服务”一体化科学运行机制，全面推广“武汉微邻里”平台，注册用户突破500万人，日活跃用户超过50万人，每月处理群众诉求超过10万件。平台与网格化系统对接，开创综治力量全进入、群众需求全收集、问题分类全解决、服务过程全评价“四全”网格群众工作法，形成了完整的基层治理闭环。这一创新做法成功打通了居民群众、网格服务团队、社会服务与管理信息系统之间的横向联系，实现了服务群众“端对端”，化解矛盾“面对面”。网格员通过移动终端实时接收、上报、处理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平均每日巡查里程5公里，上报事件3件，办结率95%，形成了快速响应机制，极大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系统还引入了群众满意度评价机制，每月收集评价数据超过8万条，群众满意度从初期的75%提升到92%，体现了治理效果的实质性提升。
（四）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创新推进
武汉市按照“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场所最大化”原则，对全市1400多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亲民化改造，打破以往“柜台式”办公格局，打造融洽、
舒适、多元、互动的社区开放式空间。目前，江汉区、汉阳区、洪山区第一批26个社区撤掉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内的办公柜台，为居民腾出最大活动空间，平均每个社区增加活动面积200平方米，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每月超过300场次，参与居民超过10万人次。此外，以党建引领，大力探索推行“专业社工+志愿服务”融合试点，建立了5000人的专业社工队伍和20万人的志愿者队伍，开展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每月超过1000场，服务群众超过50万人次，营造了和谐友爱的社区氛围，激发基层治理新动能。这种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体现了智慧城市从“管理为主”向“服务与治理”转变的发展趋势。通过智慧化手段，实现了公共服务精准投放，特殊群体关爱服务准确率达到95%，困难群众帮扶覆盖率达到100%。
三、武汉智慧城市精细化管理存在的挑战
（一）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通而不畅”
目前，武汉虽已接入大量数据，但许多数据仍停留在“物理集中”，未能实现“化学融合”。部门间数据共享多以“一事一议”方式临时申请，缺乏常态化、制度化共享机制。根据调研数据，市级部门数据共享申请平均审批时间需要3~5个工作日，紧急事项也需要1~2天，无法满足实时协同的需求。数据共享率仅为65%，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数据仍然沉睡在各个部门的信息系统中，未能发挥应有价值。例如，有些路段因不同工程被反复开挖，被市民戏称为“拉链路”，其根源在于市政、水务、电力、通信等部门的地下管线规划、建设、管理信息未能在一个统一的“一张图”平台上实时共享和协同审批。这种数据壁垒问题严重制约了智慧城市效能的发挥，导致跨部门协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虽然建立了完善的数据基础设施，但数据价值未能充分释放，距离真正的“数据驱动决策”还有较大差距。
数据分析显示，目前数据应用主要集中在事后统计和报表生成，预测性分析和预警性应用仅占20%，数据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能力不足。同时，数据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数据更新不及时、不完整，影响了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二）智慧应用“重建设、轻运营”
部分项目建成后因宣传不足、运营团队缺失、经费保障缺位，效果不及预期。根据财政审计数据，2023年武汉市智慧城市项目运营维护经费仅占项目总投资的15%，远低于30%的合理水平，导致许多项目建成后无法得到有效维护和升级。智慧项目建成后第一年的使用率平均只有60%，到第三年下降至30%，大
量投资没有发挥应有效益。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时，某小区建有垃圾分类屋，部分垃圾投放点按标准改造，购置了智能垃圾分类投放设备，总投资150万元。但后续管理运营未跟上，运营经费每年只有5万元，无法支撑设备维护和人员工资，导致新设备未拆封，已改造的分类投放亭均上锁，居民只能将垃圾投放到旁边旧垃圾桶，分类亭沦为“摆设”，影响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垃圾分类正确率从设备安装初期的70%下降到现在的30%，资源化利用率低于20%，远低于50%的目标要求。这种现象反映了智慧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误区即重视前期投入和硬件建设，忽视后期运营和维护，导致大量智能设施无法发挥应有作用，造成公共资源浪费。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智慧城市项目中，完全达到预期效果的项目只占35%，部分达到效果的占45%，完全未达到效果的占20%，运营维护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
（三）基层赋能不足，“大材小用、不善用”
武汉市级平台功能强大，但未能有效赋能基层。根据基层调研数据，网格员平均每天需要处理各类系统工单15件，其中30%属于跨辖区或职责不清的事项，需要额外花费2~3小时进行协调和沟通。数字化工具不仅没有减轻工作负担，反而增加了25%的工作量，这与“减负增效”的目标背道而驰。例如，市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存在任务推送精准度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常将跨辖区的市容问题如隔壁社区占道经营推送给网格员，网格员需先核实辖区再联系平台调整，平均每个工单需要额外花费15分钟处理。同时，平台转办工单后无实时进度反馈，网格员为掌握处理情况，不得不反复拨打部门电话或上门跟进，增加协调成本，未实现“一键转办、全程跟踪”的减负目标。数据显示，网格员平均每天需要拨打电话沟通10次，每次平均耗时5分钟，仅此一项就占用每天工作时间的10%。这种上层系统与基层实践脱节的现象，导致智慧城市建设难以在“最后一公里”发挥实效。基层工作人员反映，现有系统存在“三多三少”问题：考核指标多、实际赋能少；数据要求多、分析工具少；任务派发多、资源支持少。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基层使用智慧系统的积极性，也制约了智慧城市整体效能的发挥。
（四）标准规范与长效机制不健全
城市部件、事件的管理责任、处置时限、养护标准仍不够细化明晰。智慧城市项目的运营维护、数据更新、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和资金保障缺乏刚性规定。根据法律顾问评估，武汉市现有智慧城市相关标准规范中，技术标准占75%，
管理标准只占25%，且多数为指导性文件，缺乏强制约束力。例如，某大道近湖位置路面破损出现坑洞，群众多次反映，两属地都称该区域不属于自身管辖范围，导致破损路面3个月未修，最终经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协调解决。这类管辖边界不清的问题在全市普遍存在，据统计，2023年类似案件超过1000件，平均处置时间长达45天，远超15天的标准处置时限。这种权责不清、标准不明的状况，导致城市管理中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影响问题处置效率，损害政府公信力。缺乏长效保障机制也使智慧城市建设项目难以持续发挥作用。资金保障方面，智慧项目运营维护经费没有纳入常规财政预算，需要每年单独申请，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影响了项目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五）公众参与渠道效能待提升
市民反映问题的渠道虽多，但也存在效率不高、反馈不及时等问题。根据平台数据统计，“武汉城管随手拍”小程序日均接收群众反映问题500件，其中初审通过率只有60%，40%的问题因各种原因被退回或不予受理。平均处置时间为3天，超过承诺的24小时响应时限，群众满意度只有70%。例如，有市民通过“武汉城管随手拍”小程序上报了规整共享单车的主动作为事项，但因上传问题周边未见明显参照物，初审未通过，未获得积分，虽然后续经后台复核修正积分，但也凸显审核环节合理性及效率问题，挫伤了公众参与积极性。数据分析显示，因审核不通过而放弃再次使用的用户比例达到30%，这对公众参与积极性造成了较大影响。
公众参与是智慧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参与渠道的设计和运营仍存在诸多不足，影响了市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难以形成真正的"多元共治"格局。调研发现，目前参与群体以中青年为主，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参与度较低；参与内容以问题反映为主，建言献策和协同治理较少；参与激励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激励和权益激励不足。这种参与结构的不平衡限制了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四、武汉智慧城市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打破“数据孤岛”
一是完善高层统筹机制。成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城市精细化智慧管理领导小组”，设立常设机构，赋予城运中心更多数据统筹权。借鉴上海经验，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制定“武汉市政务数据共享管理办法”，明确共享责任和流程，将共享情况纳入部门考核，共享率要求达到90%以上。二
是统一数据标准体系。建立全市统一的“城市码”标准，为道路、井盖、路灯等城市部件赋予数字标识，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定“武汉市城市数字标识管理办法”，明确编码规则和使用规范。优化数据共享目录，建立质量评估机制，确保数据准确、完整、及时。三是完善法律政策保障。制定“武汉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优化公共数据管理办法，推动数据授权共享。将实践证明有效的做法通过立法固化，设立智慧城市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数据共享、应用开发和运营维护。
（二）深化场景应用，提升实战能力
一是聚焦高频痛点攻坚。借鉴北京“每月一题”机制，每年重点破解1~2项城市治理痛点，如“拉链路”、校园周边拥堵等，开展“揭榜挂帅”。建立多渠道痛点发现机制，通过12345热线、网络舆情等收集问题，定期研判确定攻坚项目，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对成效显著团队给予激励。二是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参考杭州SPV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运营，由专业团队负责系统迭代与维护。制定运营管理办法，明确主体资质与考核标准，建立质量评估体系，将评估结果与费用支付挂钩。三是建立全周期评估机制。将项目运营效果与预算拨款挂钩，从可用性、易用性、实用性等维度开展评估，对效果差的项目缩减经费。建立量化指标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对不合格项目实行退出机制，确保资金效益。
（三）推动资源下沉，为基层减负增能
一是整合基层治理平台。依托市城运平台开发基层治理一体化平台，整合各部门业务系统，实现“一次录入、多方共享”。制定整合方案，明确整合范围和时间表。建立统一身份认证体系，开发智能填报工具，减少基层工作量。二是下放权责赋能基层。借鉴“吹哨报到”机制，将事项协调处置权下放街道，建立线上闭环流程，将部门响应情况纳入考核。制定实施细则，明确下放事项清单，要求部门在2小时内响应协调请求。三是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开展网格员数字化技能培训，提升数据分析和平台操作能力。制定能力提升计划，建立能力认证体系，将认证结果与职称薪酬挂钩。开发简易版工具，降低使用门槛。
（四）健全标准规范，强化长效保障
一是强化标准建设。完善城市部件物联网接入、数据质量及事件处置等标准，制定智慧城市标准体系指南，重点健全公共数据分类分级、城市信息模型
（CIM）等关键标准，促进系统互联和数据融合。建立标准动态更新与宣贯机制，
加强执行情况考核。二是保障资金投入。设立智慧城市运维专项基金，纳入市区财政预算，探索政府购买服务、PPP等多元投入模式。建立资金绩效评估体系，加强全过程跟踪问效，对成效显著项目倾斜支持，对绩效不佳项目终止拨款。三是建立长效机制。明确项目运营、数据更新与安全责任主体，制定全生命周期管理办法。建立城运中心牵头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引入第三方进行年度审计评估，并建立容错机制鼓励创新。
（五）拓宽参与渠道，构建共治格局
一是优化公众参与平台。完善“武汉城管随手拍”等平台功能，简化上报流程，增加智能工具，公开承诺处置时限并实时推送进度。开发适老版本，建立积分激励制度，提升参与度。二是推动主动治理转型。建立市民诉求大数据分析系统，生成“城市治理风险热力图”，实现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建立大众评审机制，将评价结果纳入考核。三是创新社会协同机制。推出“治理合伙人”计划，鼓励快递、物业等企业参与城市管理，建立数据共享和问题上报激励机制。深化社区规划师等制度，形成共建共治格局。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研究了智慧城市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国内外经验与武汉实践，构建了涵盖现状、问题与路径的完整分析框架，提出应强化顶层设计以破解数据孤岛，深化场景应用以提升实战效能，推动资源下沉以赋能基层治理，健全标准体系以保障长效发展，并拓宽参与渠道以构建共治格局等建议。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技术深度融合，城市治理将迈向更智能、精准与包容的发展新阶段，武汉的实践探索将为全球同类城市的治理现代化提供有价值的“中国方案”与地域样本。
乡土深处文化生根科右中旗以群众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
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人民政府陈玲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1]。基层群众文化服务直接面向广大的农牧民群众，覆盖面广、参与性强、形式灵活，是将文化惠民、价值引领、民族团结教育落到实处的重要抓手，在民族地区更关乎文化认同、民族情感凝聚和基层社会稳定。
科尔沁右翼中旗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全旗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满族、朝鲜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和睦共居，各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该旗文化底蕴深厚，素有“一旗九乡五非遗”的美誉。“一旗”即科尔沁右翼中旗；“九乡”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蒙古族刺绣文化之乡、乌力格尔之乡、四胡之乡、安代之乡、赛马之乡、科尔沁民歌之乡、科尔沁服饰之乡、蒙古文书法之乡，涵盖说唱、音乐、舞蹈、体育、服饰、书法等多个文化门类；“五非遗”为乌力格尔、蒙古族四胡音乐、蒙古族刺绣、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科尔沁蒙医药浴疗法五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旗先后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旗”。
近年来，科右中旗以人民为中心，将群众文化建设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工程，推进基层文化阵地全覆盖，推动安代舞进校园、社区、嘎查村，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滋养群众、增进团结。本文立足科右中旗的实践，总结群众文化建设经验，剖析基层共性挑战，探索民族地区群众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
一、群众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一）群众文化是厚植文化认同的根基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群众文化源于生活、扎根基层，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融的历史脉络，让各族群众在日常参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科右中旗，各族群众围坐聆听乌力格尔说唱，共同跳起欢快的安代舞，一起学习四胡演奏、刺绣技艺，这些文化实践都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种日
常化的文化浸润，让群众在文化熏陶中增强归属感与自豪感，从思想深处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3]。
（二）群众文化是促进民族交融的平台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门槛低、互动性强，能够有效打破民族、年龄、职业界限，为各族群众搭建常态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在文化广场、乡村舞台、社区活动室，各族群众同台演出、共同参与、相互欣赏，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拉近距离、增进了解、加深情谊。在百人四胡合奏的场景中，各族群众共同奏响同一首曲子，那不仅是音乐的合奏，更是人心的合奏。在刺绣合作社里，各族妇女一起绣花、一起致富，在飞针走线中传递着姐妹情谊。这种生活化、常态化的文化交往，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共同体意识从思想认知转化为情感认同与行为自觉[2]。
（三）群众文化是凝聚精神力量的载体
群众文化兼具娱乐功能与价值引领功能，能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优秀的群众文艺作品取材于身边人、身边事，讲述团结故事、展现奋斗风貌，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在科右中旗，无论是乌力格尔说唱中传颂的英雄史诗，还是民歌演唱中吟唱的团结故事，无论是体育赛事中展现的拼搏精神，还是节庆活动中传递的互助美德，都在潜移默化中涵育着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群众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为基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持久的精神支撑[3]。
（四）群众文化是赋能乡村振兴的支撑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群众文化建设不仅能够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还能盘活本土文化资源，推动非遗传承、民俗体验、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互促共进。在科右中旗，刺绣产业带动数千名妇女居家就业，乌力格尔说唱成为文化旅游的亮点，安代舞展演吸引八方游客，非遗文创产品远销区内外。当非遗从“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当民俗活动从“自娱自乐”变成“旅游体验”，群众文化便不仅是精神滋养，更成为发展动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得到深化与巩固[4]。
二、科右中旗群众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科右中旗立足“一旗九乡五非遗”的资源优势，将群众文化建设与非遗活态传承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基层文化发展之路。
（一）建强文化阵地：让文化服务直达百姓家门口
文化阵地是群众文化活动的根基所在。全旗12个苏木镇均已建成综合文化站，各嘎查村建成文化服务中心和文化广场，实现三级文化阵地的全覆盖。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文化示范户4户，截至目前，成功培育共计29户，成功建成一个文化大院、文化活动室，形成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基层文化服务网络[2]。代钦塔拉苏木文化站依托五角枫景区，将文化服务与旅游体验相结合；巴彦茫哈苏木的文化示范户把自家院子变成“文化大院”，在农闲时节邀请邻居们聚在一起听说唱、学乐器、话家常。2025年，全旗建成非遗民俗展厅、刺绣展厅、传统工艺工作站等7处专题展示场馆，“四馆一厅”累计接待群众共计44.2万人次，组织惠民服务、演出、展览等活动共188场，惠及13.5万余人次[5]。
（二）建强文艺队伍：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主角”群众文艺队伍是基层文化活动的生力军。全旗组建说唱艺术家协会、四胡协会、民歌协会、“石榴籽”宣讲团等12支群众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其中多个团队获评全区优秀文旅志愿服务典型[5]。在哈日道卜嘎查文艺队，各族群众一起排练演出，自编节目、自制服装，每逢节庆日便为村民献上精彩节目。科右中旗乌兰牧骑创作了16部文艺作品，与山东省滨州市联合编排剧目《长调悠悠》，分赴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演出12场，获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荣誉，累计获得全国及自治区级文化奖项12项、盟级奖项6项[5]。
（三）活化非遗传承：让传统文化“活”在群众日常生活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众文化的根脉所在。好腰苏木镇老艺人常年深入嘎查村说唱乌力格尔并收徒传艺，其说唱内容有传统英雄史诗、新编民族团结故事等。2025年，全旗举办乌力格尔那达慕等非遗宣传展示活动19场，出版《弦上赞歌——科尔沁右翼中旗四胡音乐专辑》，上线“云上非遗科右中旗”小程序，启动“非遗进校园”薪火赓续计划（覆盖8所学校）[5]。科右中旗中等职业学校自2015年起就开设了民族手工艺、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等特色课程，邀请国家、自治区、盟级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累计培育专业学员百余名，充实了非遗青年传承力量。同时，依托基层文化阵地建立常态化演出机制，推动“非遗+旅游”融合发展，在景区开展动态展演与研学体验，让非遗真正走出展柜、融入生活。
（四）做实文化惠民：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
文化惠民的最终落脚点是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巴彦呼舒镇各嘎查村常
态化开展农牧民文艺汇演、四季村晚、邻里文化节等活动，把舞台搭在群众家门口。社区定期举办“邻里节”，组织居民一起做传统美食、刺绣、表演节目。乡镇（苏木）、嘎查村常态化举办那达慕大会，以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体育项目吸引各族群众参与。2025年，科右中旗分赴北京、长春等地开展文旅推介11次，举办冰雪节、5·19中国旅游日、五角枫文化旅游季等节庆活动，7件文创商品获品牌授权，新媒体发布作品945条，实现164.5万余人次浏览量。全旗累计举办各类体育赛事38场，参与人数近万人；科右中旗籍选手获全国中国式摔跤冠军并荣获“国家健将”称号[5]。
三、当前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
在肯定各地实践探索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仍面临一些普遍性、深层次的挑战。
（一）文化供给与群众需求衔接不够紧密
部分地区群众文化活动仍以节庆展演为主，日常化、个性化供给相对不足；对青少年、中老年、农牧民等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把握不够精准。青少年对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文化活动较为青睐，但这类活动在基层相对偏少；中老年群体对传统戏曲、说唱等参与热情较高，但此类活动频次和覆盖面有待提升。互动性、体验式活动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文化服务的精准度和实效性仍有提升空间[3]。
（二）基层文化工作力量相对薄弱
乡镇（苏木）文化专职人员配备不足，在活动策划、文艺创作、非遗保护等领域的专业能力有待提升。嘎查村文化工作者多为兼职，缺乏系统化专业培训，这导致阵地管理、活动组织等工作难以常态化、规范化开展。非遗传承人整体年龄偏高，青年后备人才储备不足，部分传统技艺面临传承断档风险。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基层文化建设的专业性、持续性与长效性的提升[2]。
（三）文化阵地运维存在差异
基层文化阵地发展不够均衡，部分偏远地区存在设施维护不及时、资源更新较慢等问题，阵地使用率有待提高。一些文化阵地功能较为单一，以图书阅览、简单文体活动为主，与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产业服务的融合不够深入，这导致其综合服务效能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四）文化建设融合发展水平有待提升
部分基层文化活动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融入不够系统，主
题呈现方式相对单一，对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挖掘得不够充分；地域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不够充分，非遗、民俗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结合不够紧密，文化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文化凝聚人心、赋能发展的作用尚未完全显现，文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拓展[4]。
四、提升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效能的实践路径
（一）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构建多元化供给体系
科右中旗应深入开展群众文化需求调研，逐步建立动态需求清单。针对青少年群体，设计才艺展示、趣味竞赛、文化体验等互动性强的活动；针对中老年群体，丰富戏曲展演、广场舞比赛、传统技艺培训等内容；针对农牧民群体，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特色项目。科右中旗应推动文化服务从“节庆式”向“日常化”延伸，让非遗传承有序推进；应建立群众评价反馈机制，根据群众意见适时调整活动内容和形式，让群众成为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受益者[3]。
（二）建强基层文化队伍，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科右中旗应加强乡镇（苏木）文化工作人员队伍建设，保障工作人员的体力与精力，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其活动策划、文艺创作、非遗保护等专业能力；健全嘎查村文化管理员保障机制，稳定基层队伍；实施非遗青年传承人培育计划，深化与职业院校的合作，将非遗传承纳入职业教育体系，通过师徒结对、校园教学、展演实践等方式培养年轻人才；鼓励退休教师、退休干部、文化能人参与基层文化服务，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和带动作用[2]。
（三）优化阵地运维管理，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科右中旗应健全基层文化阵地日常开放、设施维护、资源更新制度，明确管理人员职责，建立考核机制；对偏远地区给予适当资源与政策倾斜，及时更新设备、补充资源，推动阵地均衡发展；拓展阵地的综合功能，整合文化服务、政策宣讲、技能培训、民族团结教育、产业服务等内容，探索打造综合性服务平台；探索“文化站+合作社”“文化室+电商”等模式，让文化阵地既能提供文化服务，也能服务产业发展、助力群众增收，真正让文化阵地“用起来、活起来”。
（四）紧扣主线，深化融合，打造地域特色品牌
科右中旗应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文化建设全过程，把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故事融入文艺创作和活动策划[2]；深入挖掘身边的民族团结
典型，用群众身边的真实故事打动人、感染人；深度挖掘“一旗九乡五非遗”文化资源，推动非遗、民俗与旅游、产业、教育深度融合；在活动策划中注重各族群众的互动参与，让群众在共同参与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着力打造具有地域辨识度的特色文化品牌，如五角枫文化旅游季、乌力格尔那达慕等，提升品牌影响力和辐射带动作用，以文化繁荣促进民族团结、赋能乡村振兴[4]。
五、结语
群众文化在民族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科右中旗以文化阵地全覆盖为基础，以文化惠民为抓手，以非遗活化为特色，以民族团结为引领，推动群众文化在乡土深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走出了一条具有草原特色、民族特点的基层文化发展之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生动的实践范本。
新征程下，民族地区基层乡镇（苏木）应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本土文化特色和群众实际需求，不断优化文化供给、建强人才队伍、激活阵地效能、深化融合创新，以高质量的群众文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建设团结和谐、文明繁荣的乡村提供精神支撑和文化动力[1]。
向存量要空间以更新提品质关于济源示范区以盘活低效资源助力空间优化的调研与思考
济源示范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李佩军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河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城市更新、节约集约用地决策部署，济源示范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专题调研，全面摸清存量低效资源底数，找准问题短板，切实提升空间供给质量与国土空间治理效能，并提出了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和实施路径。
资源利用现状与面临的突出矛盾
近年来，济源示范区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城市功能持续完善，城乡面貌不断改善。但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空间利用粗放、结构布局失衡、公共服务不均、风貌特色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集中表现为六个方面。
一是空间供需约束凸显，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城市外延扩张需求持续旺盛，新增建设用地空间日趋紧张，存量土地闲置浪费问题较为突出。截至2025年，全区批而未供土地达9754.48亩，涵盖道路、绿化、公用设施、工业、商业、住宅等多种类型。
2025年，闲置土地15宗，面积513亩，以房地产、工业用地为主。全区3个省级开发区内144家企业用地总面积约17974.35亩，其中亩均税收低于5万元的低效用地5888.55亩，增量扩张与存量盘活脱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高，资源错配问题突出。
二是功能布局适配不足，民生服务存在短板。城市功能分区不够清晰，市政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落地不到位，职住失衡、路网密度偏低、服务覆盖不均等问题较为明显。城市道路网密度5.66km/km2，15分钟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率仅为55%，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分布不均，便民服务体系不健全，居民生活便利性与舒适度有待提升。
三是城市特色挖掘不深，风貌同质化现象明显。城市建设重规模扩张、速度提升，地域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本底挖掘不深、保护不力。济渎庙、奉仙观、大明寺等历史文化资源及城市蓝绿生态空间缺乏系统规划与活化利用；大礼堂、东戏院、工人文化宫等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力度不足，部分历史民居面临损毁风险，城市文脉延续不足，特色风貌不鲜明，城市辨识度与综合竞争力不强。
四是老城更新推进滞后，存量空间盘活不足。城市建设重心偏向新增用地
空间，老旧城区改造投入不足、推进缓慢。2025年城市体检结果显示，全区需更新改造老旧商业街11条、老旧厂区3个、老旧小区102个，大量低效空间亟待盘活。老城区功能退化、设施老化，与新区发展差距逐步拉大，制约城市整体能级提升。
五是公共资源配置不均，城乡融合仍有差距。优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中心城区集中，边缘区域、镇及农村地区供给相对短缺。尽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1.92降至1.72，但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需提高，农村产业发展缺乏空间支撑与政策保障，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化发展任务依然艰巨。
六是空间治理协同不足，生态保护压力较大。受工业城市属性与牛角川地形条件叠加影响，工业排放、交通拥堵、扬尘等引发热岛效应、大气污染等问题，2025年全区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66.6%。部分项目选址缺乏生态考量，交通组织不够优化，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协同性不足，影响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健康运行。
总体发展思路与遵循原则
针对上述问题，济源示范区将坚持以高质量空间供给为核心目标，以国土空间规划为统领，以城市更新为主抓手，坚持规划引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政策激励、连片开发、产城融合原则，统筹增量与存量、开发与保护、发展与民生，系统盘活存量低效资源，优化空间结构，完善城市功能，传承历史文脉，改善生态环境，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与宜居宜业宜游水平，走出一条具有济源示范区特色的内涵式、高品质城市发展新路。
坚持规划先行，统筹全域空间布局。严格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农业、生态、城镇、产业、文化空间布局，实现全域协同、高效配置。
坚持民生为本，聚焦便民利民需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完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提升居住品质与生活便利度，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集约高效，着力盘活存量资源。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流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动发展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型。
坚持保护传承，彰显城市地域特色。统筹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塑造地域特色风貌，实现新旧共生、古今交融。
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推进海绵城市、
低碳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生态品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多方协同，凝聚工作推进合力。强化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健全长效机制，保障工作落地见效。
城市空间优化升级的思路
强化规划引领作用，构建高质量
空间供给格局。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完善空间治理体系，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空间供给。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落实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目标，夯实农业与生态安全底线。优化城镇空间布局，统筹中心城区与各镇一体化发展，推进生态相连、空间融合、功能协同、交通衔接，打造产城融合示范区。提升产业空间质效，以3个省级开发区为载体，引导产业集聚发展、转型升级，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与未来产业，促进产城人深度融合。活化历史文化空间，整合太行山、黄河、济水文化资源，加强历史遗存保护、利用，构建特色鲜明的文化空间体系。
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全面盘活存量低效资源。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功能完善、文化传承、生态优化，系统推进城市更新，释放存量空间价值。打造宜居生活空间，推进老旧小区安全整治、设施升级与适老化改造，补齐教育、医疗、托育、养老等短板，扩大15分钟生活圈覆盖范围，完善社区治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盘活老旧厂区、低效园区、闲置商业用房，植入文创、科创、现代服务等新业态，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经济活力。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利用腾退空间、闲置地块补建公共服务与文体设施，推进功能复合利用，促进服务均等化、便民化。传承弘扬历史文脉，以“绣花功夫”修复历史街区，保护历史建筑与古树名木，强化风貌管控，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完善基础设施体系，落实“小街区、窄马路、密路网”要求，打通断头路，完善停车与新能源补给设施，升级老旧市政管网，增强城市承载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完善防洪排涝、消防、应急避难体系，提升城市防灾减灾与应急处置能力。优化蓝绿生态空间，利用闲置地、边角地建设口袋公园、便民绿地，提升河道滨水景观，推进生态修复，改善人居环境品质。
健全综合保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构建全方位、全链条保障体系，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市场参与、社会支持的工作格局。加强组织统筹，建立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协同联动、专班统筹推进的工作机制，压实责任、
强化调度、形成合力。创新资金保障机制，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与专项贷款，推广PPP模式，设立城市更新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拓宽融资渠道。坚持科学决策，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常态化开展城市体检，以问题为导向精准谋划、精准实施项目。保障群众权益，规范征地拆迁与补偿安置，健全公众参与、监督机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严守生态底线，强化施工全过程环保管控，推广绿色建筑与低碳技术，实现更新改造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规范项目管理，明确实施主体与责任分工，加强全过程质量、安全、进度监管，确保项目高标准、高效率落地。推动政策创新，完善土地、财税、建设等配套政策，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提升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强化宣传引导，搭建宣传服务平台，广泛解读政策、展示成效，营造全社会理解、支持、参与城市更新的良好氛围。
引导基层青年干部群体向上成长的路径探析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课题组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有效强化青年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思想作风建设、职业发展规划，已成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课题。本文认为，应根据青年干部职业生涯所处阶段及职务职级，将青年干部划分为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新入职青年群体、处于职业生涯中期阶段的中坚力量青年群体和青年领导干部群体，针对共性情况与个性特征更加有效地引导基层青年干部成长成才。
夯实理论学习的路径选择。一是建立差异化学习体系。为新入职青年设计系统全面的政治理论培训课程，助其打牢理论基础；组织中坚力量青年扎实开展集中学习和自学，避免学习“散光走神”，用好“学习兴税”等线上学习平台，“见缝插针”补齐理论短板；推动青年领导干部不仅要全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更要侧重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提高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二是开展创新性学习活动。对新入职青年和中坚力量青年，开展趣味性强、互动性高的活动，搭建学习交流平台，推动干部由被动“聆听”向主动“分享”转变；对青年领导干部，鼓励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比如自主设计富有创意和特色的“微党课”等。
淬炼思想作风的路径选择。一是完善价值观培养体系。对新入职青年，注重价值观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价值观，明确职业规划和角色定位；对中坚力量青年，关注其价值观动态变化，有效发挥党团组织作用，及时了解思想动态、解惑解压解难；对青年领导干部，着重引导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思想根基，提升政治品格。二是引导青年坚定初心使命。对新入职青年，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引导青年干部向榜样模范对标看齐；对中坚力量青年，激励其扛旗担当，并对其中真抓实干、实绩突出的干部加强选拔任用；对青年领导干部，督促其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在急难险重中冲锋在前作表率。三是用好监督提醒手段。对新入职青年，要抓住其入职、入党等关键节点开展廉洁从业教育培训，助其筑牢廉洁从税思想防线，扣好“第一粒扣子”；对中坚力量青年，要扭住风险防控关键点，对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干部做好谈心谈话，强化日常监督与履职风险提示；对青年领导干部，要做好权力监督，压实“一岗双责”，紧盯“两权”运行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进行监督，在干部晋升、节
假日等重要时点，加强纪律提醒与警示教育。
赋能职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一是“搭台子”制定基层实践计划。对新入职青年，注重“筑基与融合并重”，全面实施基层轮岗，制定全岗位见习计划，通过多方面学习实践，帮助其快速适应工作环境、掌握基础业务，加速身份认知转型。二是“架梯子”拓展基层实践平台。对中坚力量青年，注重“深化与突破并行”，提供定向培养交流机会，鼓励交流轮岗，弥补能力短板，打破岗位固化和职业倦怠；搭建项目实践和课题攻坚平台，多维度拓宽青年视野，培养复合型人才；优化晋升、激励机制，优先选拔任用实践历练扎实、业绩突出的干部。三是“压担子”提供基层历练机会。对青年领导干部，注重“视野与担当并进”，实施岗位历练上挂下派，鼓励青年领导干部前往艰苦地区历练、去上级业务部门或地方政府挂职，提升综合能力；推行“揭榜挂帅”“比拼赛马”，鼓励青年领导干部创建人才工作室、特色人才团队，牵头参与重大改革任务，在化解问题、攻克难题中提升综合素质。
“双碳”目标下绿色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母欣田
0.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与生态环境压力影响下，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而绿色消费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强调鼓励群众选择低碳、环保产品与服务，可有效减少各环节的碳排放，最终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但实际上，我国在绿色消费发展进程中依然面临消费者认知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双碳”目标的实现。为解决上述问题，需主动转变绿色消费工作路径，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1.“双碳”目标下绿色消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消费者绿色消费认知与意识不足
消费者是保障绿色消费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但大部分消费者对绿色消费存在认知与意识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①对绿色消费问题的概念较为模糊。例如，消费者片面地将“绿色消费”归纳在低碳与环保范畴内，在日常生活行为中缺乏对绿色消费具体行为的认知，如无法选择正确的低碳产品、大量使用一次性物品、未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等，严重影响绿色消费质量[1]。
②部分消费者盲目地将绿色消费归纳为“高档消费”，将新能源汽车、有机食品等纳入绿色消费范畴，与自身消费能力严重不匹配。
1.2绿色产品供给不足
在绿色消费中，绿色产品供给量不足已成为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普遍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①产品种类有限且覆盖区域严重不足。现阶段市场上的绿色产品仍集中在少数行业，包括节能家电、新能源汽车、食品等，而在纺织、建材等行业的绿色产品开发明显不足。同时，细分市场的缺失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目前绿色消费中占比较大的可降解材料、再生纤维服装等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化生产和供应，在市场缺乏细分的情况下导致消费者无法找到替代品，影响绿色消费水平[2]。
②绿色产品的市场售价偏高，影响市场渗透率。目前市场上绿色商品存在严重的溢价现象，受产品研发、认证等因素影响，绿色产品的市场售价比普通商品贵30%以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者购买意愿。此外，现阶段小微企业
参与绿色生产开发的意愿偏低，这是因为此类企业一直受限于资金与技术，导致整个绿色消费市场缺乏足够的供给主体。
③技术创新性不足同样制约了绿色产品的消费水平。例如，目前拥有广阔市场前景的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生物降解塑料技术仍处于研发阶段，相关产品并未实现大规模生产。
1.3基础设施不完善
1.3.1可再生资源回收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短板
据统计，全国范围内的可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数量不足20万个，平均每万人的拥有量不足1个，影响了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效果。同时，与之相匹配的专业化分拣设施明显不足，目前有超过60%的可再生资源回收仅进行初级分拣，导致大量可再生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回收。
1.3.2低碳出行基础设施分布不均匀
低碳出行是绿色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依然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①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严重不足，现有公共充电桩与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比例为1∶2.6，远未达1∶1的标准。充电设施布局的失衡也限制了低碳出行的推广。一线城市的充电桩数量占比超40%，而三、四线城市的覆盖率尚未达到10%，地域差异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当地城市居民的绿色消费增长[3]。②慢行交通系统不完善，影响绿色消费水平。共享自行车的人均占有量偏低，自行车道连续性差，不利于提升居民绿色低碳出行的意愿。
1.4政策激励匮乏
1.4.1政策激励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
现阶段绿色消费增长依赖财政补贴。例如，我国政府推出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家电能效分级补贴等优惠措施后，可在短期内刺激市场需求。根据最新调查数据，2025年1—4月，绿色智能家电销售额达1430亿元。但从长远来看，财政补贴的突然退出将对绿色消费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受2022年新能源汽车补贴减少影响，2023年某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下滑，导致绿色消费增长难以持续。
1.4.2税收工具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释放
税收工具对绿色消费的影响不容忽视，而现阶段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尚未形成闭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消费的发展。例如，当前燃油车的消费税税率为1%~40%，相较于欧盟地区22%~30%的平均水平，难以有效抑制燃油汽车的
消费。同时，现有政策中关于绿色消费的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较为狭窄，可再生能源等绿色服务消费行业尚未出台针对性的激励性政策，影响了绿色消费能力的提升。
2.“双碳”目标下促进绿色消费的对策
2.1强化公众教育，提升消费者认知
2.1.1教育体系的深度渗透
通过向基础教育系统化渗透的方式，逐步构建面向未成年人的绿色消费教育体系。例如，允许将绿色消费课程纳入K12教育体系，开发适合各年龄段的环保教材；或在现有教育环境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学校开设“校园环保实践周”，通过垃圾分类竞赛、旧物改造等社会生态实践活动，全面深化学生的环保意识[4]。在职业教育方面，应面向社会工作者开展专业化培训。例如，可为零售从业人员开设绿色产品知识培训，系统介绍绿色消费的概念、要求与实施方法等，确保零售人员能妥善引导群众绿色消费；也可在企业管理课程中增设绿色营销模块，提升企业环保理念传播能力；或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志愿者担任环保指导员或宣传员，持续开展绿色消费宣传，实现潜移默化的引导效果。
2.1.2构建传播矩阵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可通过打造新媒体传播矩阵，增强公众对绿色消费的认知。例如，围绕“绿色消费”主题构建短视频内容矩阵，开发环保领域的专题内容，将群众喜闻乐见的绿色消费、绿色行为、绿色生产生活等内容纳入短视频，鼓励公众浏览学习。
同时，可在主流社交平台上发起“#我的绿色生活#”话题，吸引年轻人参与，通过“晒单”等方式记录自己的绿色消费行为。
2.2完善绿色供应链与市场体系
针对当前绿色产品供给不足问题，需从供应链角度提升供给能力，即通过构建涵盖绿色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配送等环节的绿色化市场激励机制，配合相应的产品标准认证体系、绿色信息披露制度等推动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快全国范围内统一绿色产品交易市场的创新，并构建新型绿色消费场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借助数字化手段完善供应链的绿色管理路径，鼓励相关方通过全程可追溯的碳足迹机制，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评价体系。依托此类体系，可以为优化绿色市场监管模式奠定基础，避免“洗绿”等问题，最终构建以政府为引导、以市场为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市场新格局。
为实现上述目标，需从以下三个维度全面推进。
①在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中，应形成覆盖原材料、包装运输、现场加工与回收利用的新模式，大力支持和鼓励产业链核心企业实施绿色战略转型，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同步转型，共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②在流通端绿色消费管理中，可通过绿色物流及其配套的包装体系，减少商品转运过程中的能源浪费，进而有效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足迹。③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即以“双碳”目标为引导，建立跨部门的绿色产品追溯与监管平台，实现从原材料到终端消费的全链条环境绩效可视化[5]。通过上述一系列综合性手段，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支持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也可推动企业绿色生产模式的转型升级，具有较强的环保价值。
2.3完善基础设施，为绿色消费的开展奠定基础
2.3.1构建绿色全链条回收体系
绿色全链条回收体系被视为绿色消费的“闭环保障”，是实现“消费行为的全生命周期环保”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模式下的回收体系存在明显缺陷，导致绿色消费的环保价值仅能体现在“购买环节”，难以形成闭环，进而影响工作效能。为解决上述问题，可考虑从以下两个维度完善绿色全链条回收体系。
①在回收网络建设中，可严格执行“500米服务半径”标准，确保每个街道至少有一个中转站，每个区（或县）有一个专业分拣中心。②全面推动智能设施改造，即在绿色回收过程中通过配备具有称重计量、智能识别、满溢报警等功能的智能回收箱，借助智能化手段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2.3.2夯实低碳出行资源基础
从绿色消费的角度出发，为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基础设施分布不均匀等相关问题，应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在贯彻落实智能互联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持续完善低碳出行网络，为引导群众践行绿色出行方式奠定坚实基础。例如，可考虑在城郊接合部、新建社区、中小城市等薄弱区域补建充电桩、共享单车停放点等设施；在低碳出行空间综合布局上，也可严格执行“15分钟低碳出行圈”的建设标准，确保能满足不同人群的低碳出行要求；也可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社区强制配套设施建设范畴，配合智能充电系统，通过分时定价机制引导错峰充电，确保绿色出行模式中的换电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2.4优化政策激励机制
2.4.1完善政策激励机制
完善管理政策是刺激绿色消费的关键，结合现状，在政策激励中应将关注重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标积极开发与之相匹配的价格体系。例如，为激发群众的节约热情，可进一步完善推广阶梯水价、电价，通过拉大价差的方式让群众在绿色消费中受益；或全面推动碳市场的优化升级，如通过提高碳价，让企业承担环境成本，就企业而言，其环境成本的提升则会促进企业实施绿色转型。
2.4.2充分发挥税收工具的调节功能
为实现“双碳”目标，需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利用“约束高碳消费
＋激励绿色选择”的多元化税收政策体系达到既定目标。一方面，需扩大高碳消费征税的覆盖范围，将征税重点项目集中在一次性塑料制品、过度包装材料以及高能耗建材等方面；对于燃油车等设备，可执行严格的阶梯税率计价模式，如针对排气量超过2.0L的燃油车须将税率上调至25%甚至更多，才能更进一步激发群众绿色消费的热情。另一方面，应积极拓宽绿色消费税收维度，让广大群众能在绿色消费中受益。例如，可考虑在当前热门的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绿色服务内容，将共享绿色出行、可再生能源供暖等纳入税收优惠项目，可有效降低居民的日常生活成本。此外，也可考虑试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对居民购买绿色家电、进行家庭节能改造的支出，允许按比例抵扣个税，直接激励个人绿色选择。
3.结论
在当前“双碳”目标发展模式下，绿色消费被认为是全面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社会与环保效益。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可知，当前，群众对绿色消费仍存在认知偏差、产品供给短缺等问题，这些问题既反映了消费理念相对滞后，也暴露出激励机制与配套设施尚不完善。本文总结的应对措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可基于国内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保障“双碳”目标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DeepSeek赋能高校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
南京警察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吴玉强
2024年3月5日，“新质生产力”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这充分彰显了我国在各领域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坚定决心。“新质生产力”是指在新技术背景下，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以创新为内生动力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高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的核心特征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标准和要求高度契合。国家社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高等教育的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因此，高等教育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建设自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AI作为一项足以影响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突破性技术，必将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行业尤甚。将AI等先进技术与教学及管理过程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传统大学教学方式多为教师在课堂上单向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该模式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如何有效摆脱这一困境，使大学课堂教学更高效，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因此，AI技术与大学教育的深度融合，以及以教育“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学教育，对于学生真正获得学业成功、成长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至关重要。特别是DeepSeek、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出现，构建了全新的AI生态，为大学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些模型在提升教学效率、创新教学模式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近年来不少学者围绕AI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AI时代高校人才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总体仍存在明显不足：其一，缺乏对AI技术在高等教育中应用的系统深入研究，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应用效果评价体系；其二，未能将AI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教学目标、课程体系、评价机制融合，开展一体化研究，导致技术应用与教育需求脱节。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教育“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构成，结合具体课程案例，剖析AI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现状，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探讨AI技术与高等教育耦合赋能的具体方法，为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提供实践经验支撑。
一、教育“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分析
教育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并非对传统教育的否定，而是在继承并发扬传统教育精髓的基础上，借助AI、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构建个性化学习体系与开
放式教育生态，从而推动教育模式由“标准化培养”向“个性化、创新型孵化”转变，最终为国家培养更多具备创新精神与现代化素养的人才[2-3]。教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特征。其中，智能化主要体现在利用AI等信息手段替代部分重复性教学工作，大幅提高教学与管理效率；精准化即通过数据采集与算法分析，精准捕捉学生的学习状态并进行个性化管理，使教学更具针对性；高效化则是指在科技支撑下，借助各类工具实现教育教学“增效减负”，让师生从烦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专注教学核心。
除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基础信息技术外，以豆包、通义千问、DeepSeek、ChatGPT等为代表的大模型新技术，为高校新一轮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在教育场景中的多维度赋能，显著提升了教育工作的智能化水平[4]。目前，多所高校已引入并上线DeepSeek大模型，在实际教学中取得了良好成效。例如，在日常教学中，DeepSeek可协助教师快速梳理教学重点，生成满足课程需求的教学案例；在科研支持方面，可帮助教师检索相关文献、整理研究数据，有效提升高校教学与科研等工作能力。在日常办公场景中，大模型能够自动完成部分文档资料整理、教材初稿编制等任务，显著减轻了教师的行政工作负担，使教师能够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二、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应用形态亦日趋多元[5]。目前，国内众多高校积极尝试利用AI技术革新并优化教学，致力于为学生打造个性化学习环境[6]，使教学更具目的性与针对性。
西南政法大学很早就开展了AI赋能教育实践。该校将AI教学理念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在法学、政治学等多个专业课程中，借助AI工具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如在“刑法学”课程中，AI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与薄弱环节，推送相关案例分析与知识点讲解，帮助学生提升学习能力与专业素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聚焦“AI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主题，专门组织教师培训活动，邀请DeepSeek大模型以及智能计算等领域的专家，为教师讲解AI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与核心应用原理，助力教师全面了解并熟练掌握新兴AI技术，引导教师思考与探讨如何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更好地运用AI技术，为后续教学实践奠定基础。河南警察学院将AI技术深度应用于“普通逻辑”课程的全教学流程，成效显著。该校首先构建“普通逻辑”知识图谱，系统梳理课程中的概念、定理、推理方法等知识点，然后借助知识图谱，为每一名学生定制
个性化学习内容。此外，该校还利用大模型为学生提供学习过程的智能指导，具备智能选课、智能课程推荐、智能问答等功能。如在选课阶段，大模型可根据学生的专业方向与学习兴趣推荐合适的课程；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可即时获得大模型的详细解答，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山西警察学院聚焦公安工作实际需求，引进多种适用于重点情报分析、网络安全监测等任务的AI技术工具。在“情报学”“网络安全与防护”等课程教学中，教师利用这些AI工具为学生模拟真实工作场景，让学生通过实操掌握情报分析与网络安全防护技能，实现高效的信息化实战教学，为学生未来实战化水平的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从各高校现有的应用实践来看，AI技术在大学领域的应用不仅有助于提升面向学生群体的信息传播质量，使知识传递更加精准高效，而且还显著提高了高校的实践训练水平与教育的针对性，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三、AI与专业课程教育耦合赋能的实践探索
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代表，DeepSeek公司由幻方量化创始人梁文锋于2023年7月主导创立。截至目前，其核心模型已历经多轮迭代。
2023年11月，开发团队发布了代码模型DeepSeekCoder与670亿参数通用模型DeepSeekLLM；2024年5月，推出了性能对标GPT-4Turbo的DeepSeekV2；2025年8月，发布了首个“混合推理”模型V3.1，V3.1在编程、数学推理等领域表现突出，尤为适合技术场景。
凭借多轮迭代积累的庞大跨学科专业知识库与流畅的交互能力，DeepSeek能够为教学提供全方位支持。对于含实验环节的技术课程，它能精准击中传统教学痛点。例如，实验中教师难以及时逐人指导，而DeepSeek可即时响应，以文本及分步说明的形式解答操作疑问；针对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它还能结合课程内容给出定制化指导，帮助学生高效解决实验难题，显著提升教与学的效率[7]。
（一）DeepSeek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1.课程设计阶段
DeepSeek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海量知识库与课程大纲，自动拆解教学目标、分析重难点。教师只需输入课程基本信息与教学要求，系统即可生成详尽的教学设计方案，包括各章节学时分配、知识点讲解顺序、教学方法建议等，为教师备课提供有力参考。
2.教学资源获取与整合
DeepSeek有效打破了教师与优质资源间的壁垒，根据课程需求，它可以从海量在线资源中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教学视频、课件、案例分析、习题等，并整合优化为系统化教学资源包。教师可直接使用，也可按需通过交互对话，进行生成内容的二次调整，大幅缩短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时间。
3.实验教学设计环节
依据实验课程目标与要求，DeepSeek可自动生成详细的实验操作指南。指南不仅涵盖实验原理、步骤、仪器清单等基础内容，而且还标注了实验注意事项及常见问题解决方案，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实验内容、规范操作流程。
4.实验课堂教学环节
在传统模式下，教师面对众多学生，难以实时逐人指导，学生遇到问题又无法及时获得解答。借助DeepSeek，学生可以通过文字、图片甚至视频反馈问题，系统会在短时间内提供详细解答，使学生快速排障、顺利推进实验。
5.学情分析
教师可利用DeepSeek对学生的期末成绩、平时作业、课堂表现、实验操作等数据进行全面统计与深度分析，并生成可视化分析报告。报告清晰地呈现出学生的整体学习情况、各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学习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及个体薄弱环节，为教师下一阶段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二）DeepSeek在“网络攻防技术”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本部分以公安院校网络安全与执法专业的核心课程“网络攻防技术”为例，深入探讨如何运用DeepSeek提升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作为专业核心课程，“网络攻防技术”肩负着培养高素质网络空间保卫人才的重要使命。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受限于教学资源不足、教学方式单一等问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网络攻防技术”共40学时，其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各占20学时。课程内容主要分为五大模块：“网络攻防概述”“网络信息收集与扫描技术”“网络监听技术”“网站攻击技术”，以及“防火墙与入侵检测技术”。在“网络攻防技术”教学全链条引入Deep‐Seek，能够有效破解传统教学的诸多痛点，显著提升课程整体教学水平。
1.“网络攻防概述”模块
本模块的特点是知识点多、概念抽象、专业术语晦涩，学生刚开始接触该课程时易产生困惑。针对这一问题，DeepSeek可提供多元化学习支持，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网络攻防的基本概念与原理。例如，对于“后门”“提权”“红
蓝对抗”“HVV”“EXP（漏洞利用）”“POC（概念验证）”“PAYLOAD（有效载荷）”等专业概念，DeepSeek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解释，并结合简单案例帮助学生理解，使学生快速入门，为后续章节的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2.“网络信息收集与扫描技术”模块
针对该模块教学，教师采用“学生自学+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课后预习环节，教师先指导学生输入精准提示，让DeepSeek生成详尽的信息收集手册，内容涵盖网络信息收集方法、常用工具使用教程、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学生依据手册完成自主预习后，上课时，教师安排部分学生展示预习成果并分享信息收集思路与方法。在此过程中，DeepSeek作为辅助工具，对学生的展示内容进行补充与点评，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知识。
3.“网络监听技术”模块中的“报文捕获工具基本操作”实验环节DeepSeek可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系统详细介绍Wireshark、Fiddler
等报文捕获工具的各类过滤语法及使用教程，包括如何设置过滤条件以获取特定类型的网络数据、如何分析抓包结果等。同时，DeepSeek还会提醒操作注意事项，如避免抓取敏感信息、正确设置工具参数等，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网络监控技术，顺利完成实验任务。
4.“网站攻击技术”模块
该模块所占比重最大，同时DeepSeek的应用价值尤为突出。系统可根据课程需求，生成Web应用架构漏洞分析报告，系统分析Web应用各链路（客户端、服务器、数据库等）的潜在安全漏洞、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防范建议。在实验操作环节，部分学生在发布网站时遇到“源码与数据库已上传，但首页提示数据库连接错误”的问题，且无法自行排查原因。此时，学生可向DeepSeek提问，寻求解决方案，部分答案截图如图1所示。
DeepSeek针对该问题给出了7条分步解决方案：①检查网站配置文件中的数据库信息；②确认MySQL服务是否正常运行；③验证数据库用户权限；④重新导入数据库并检查其结构；⑤检查防火墙或安全软件拦截；⑥查看错误日志，定位具体原因；⑦手动测试数据库连接。在答案末尾，Deep‐Seek还建议按上述优先级顺序依次排查。教学实践表明，90%的学生遇到的数据库连接错误集中于配置错误或MySQL服务未启动两个方面。课程实践证明，DeepSeek提供的建议极为有效，学生按照其指导，独立解决该问题的成功率达100%。
5.“防火墙与入侵检测技术”模块实验教学
DeepSeek在该模块教学中同样可发挥重要作用。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指导学生用DeepSeek根据实验要求生成防火墙配置与使用指导手册，详细介绍防火墙的基本功能、配置步骤及常见规则设置方法。学生可依据手册进行防火墙配置操作，遇到问题可随时咨询DeepSeek，快速解决操作难点，从而更好地掌握防火墙的基本功能与配置方法。
6.DeepSeek在课程思政中的应用
在网络攻防课程教学中，DeepSeek作为重要的辅助工具，不仅能帮助学生解决专业学习中遇到的各类难题，而且还能把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念和责任意识，落实“以技载德、以教育人”的教学理念，切实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学目标。
以“网络攻防概述”模块为例，DeepSeek对“权限提升”等概念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内容，着重强调技术本身的中立属性，明确告知学生，网络攻防技术的核心用途是维护网络安全，绝不能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在“网络信息收集与扫描技术”模块，当DeepSeek在为学生生成预习手册时，教师要重点强调信息收集的合法边界，明确告诉学生未经授权扫描他人网络系统属于违法行为，并附上一些司法判例，通过这种方式强化学生的法治观念，让学生牢守法律底线。在“网络监听技术”中，教师在指导学生操作Wireshark及BurpSuite等工具时，DeepSeek提醒学生严格遵守操作规范，坚决避免抓取互联网上的敏感信息，自觉抵制非法网络爬虫等违规违法行为，将技术实操与隐私保护、网络伦理教育紧密结合。此外，DeepSeek在生成漏洞分析报告的过程中，可自然融入网络安全责任教育，向学生强调网安从业者的使命担当，引导学生将所学技能运用到网络防护实践及未来的公安工作中，进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工匠精神。
此外，DeepSeek还可广泛应用于作业布置、作业批改、成绩分析等环节，进一步提升教学管理效率与准确性。经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我们明显发现：综合运用DeepSeek进行备课及开展“网络攻防技术”课程教学成效显著。DeepSeek在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后复习等学生学习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能有效辅助学生更深度地学习。特别是在实践环节，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答疑的机会，使学生能够更加独立、高效地完成实验任务，切实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
四、结束语
传统大学教学模式普遍存在教学资源有限、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等问题，教师很难针对每一名学生的学习特点与需求提供精准指导。而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工具使实时人机交互成为可能，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通过在“网络攻防技术”课程中开展的教学实践，我们可以看出DeepSeek能够在多方面为大学专业课程教学提供支持。一方面，它能够协助教师生成高质量教学资源，如教学方案、实验手册和习题，大幅缩短教师的备课时间；另一方面，它可为学生提供高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帮助学生迅速突破学习难点，从而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大幅提升学习效率。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推进AI技术教育应用的过程中，除了积极拓展AI技术在教育场景中的落地应用外，还必须高度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此外，教师必须对AI生成内容（AIGC）的质量与实用性进行严格把关，确保其为教学提供准确、可靠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未来可将DeepSeek进一步推广至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课程，通过持续探索和优化其在多样化教学场景中的应用模式，不断提升人机协同在教育教学中的成效，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研究基于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实证调研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殷玉娟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重，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突破口。国家出台的相关文件持续强调青年人才作用，明确大学生参与路径，而志愿服务正是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实现个人与乡村价值双赢的核心方式。本次调研活动以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为研究重点，为政府、高校等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为国家重大决策部署，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青年人才开发行动”[1]。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强调“乡村振兴，人才为要”，将青年群体定位为“乡村发展的生力军”，其数量与质量“直接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2]。文件指出了大学生与青年参与路径，凸显了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同时，志愿服务是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途径，既能为乡村振兴输送人才活力，也能为大学生成长提供实践平台，达成“个人发展”与“乡村赋能”的双重价值目标。
学界从多个维度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功能价值层面，学者普遍认为大学生的专业知识与创新思维可为乡村振兴工作引入新思路，激发新动力，提供新服务[3]。认为大学生在参与乡村振兴的志愿服务过程中往往面临着服务与需求不匹配，内容缺乏创新性，服务效果有限，激励措施不足等问题[4]。现有调研还多集中于综合性高校，针对职业院校学生的专项研究较为匮乏，职业院校学生在专业技能与实践导向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其志愿服务参与特征与需求存在特殊性，需要深入挖掘。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学生为对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职业院校大学生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的实际状况，精准识别现存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填补职业院校学生相关研究的空白，同时为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协同开展工作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学生作为调研对象，涵盖11个二级学院。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共发放问卷570份，回收有效问卷559份，有效样本量为559份，有效回收率达98.07%，数据信度与效度均满足研究标准。559名有效样本的结构比例如下：在生源地方面，77.42%的学生来自县城、乡村，
19.89%来源于城市；在年级方面，大二学生占比最高，大三次之，大一最少；在性别方面，男性占比79.57%，女性占比20.43%。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其中，问卷调查法采用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现状调查问卷》，包含个人基本信息、乡村振兴认知、志愿服务参与情况、动机与收获、问题与建议5个维度共27个问题。此外，调研团队借助学生寒暑假前往四川省安州区、武胜县等农村区域，对12名乡村振兴志愿者及8名村干部开展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围绕大学生志愿服务实际成效、乡村需求匹配度、现存问题等展开，获取一手质性资料，弥补问卷调查存在的不足。
（三）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Excel录入问卷数据，同步填补缺失值、剔除异常值确保数据质量，运用描述性统计呈现数据分布特征。通过编码整理访谈资料后与问卷调查数据对照验证，以量化数据支撑质性结论、质性资料解释量化结果的方式保障研究结论客观全面。
三、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分析
（一）乡村振兴认知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在559名调查对象中，有97.31%的学生认为推行乡村振兴战略“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仅2.69%持“比较不重要”或“无关紧要”态度。此结果与国家政策的持续宣传、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紧密相关。多数学生仅知晓国家对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对具体政策内容及实施路径认识不深，认知停留在表面，未构建系统框架。在乡村发展现状评价上，71.86%学生认为“一般水平”，23.84%认为“特别繁荣”，4.3%选择“非常落后”。这一结果反映出大学生既看到了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收入水平提升的成效，也关注到城乡差距、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但对不同区域乡村发展的差异性缺乏精准感知，评价存在
“同质化”倾向。
（二）志愿服务参与情况
在服务类型选择上，大学生参与的志愿服务以“扶贫济困”“基层治理”“环境卫生”“宣传教育”等公共类服务为主，与当前乡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核心需求相契合，同时也体现出大学生对公共服务类志愿服务的偏好，而对产业技术支持、电商助农等专业类服务的参与度较低。在参与时长方面，短期化特征较为明显，超半数学生参与“1天以内”志愿服务，24.19%为“1周左右”，仅6.81%达到
“半年及以上”。这与大学生课余时间有限、实习实训安排紧凑密切相关，也导致了长期服务难以持续。在参与渠道与培训上：78.14%的学生主要依赖学校统一组织，渠道单一性限制了参与积极性。而“每次内容差不多”“缺乏实用性”成为主要不满点，培训内容与形式未能满足学生需求，针对性、专业性有待提高。
（三）参与动机与收获情况
大学生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的动机呈现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兼具的特征，72.58%的学生以“锻炼能力、增长经验”为主要目的，67.2%“开阔眼界、丰富课余生活”，56.99%“服务社会群众”，50.9%“追求个人成就感”，既关注能力提升、经验积累等实用目标，也重视社会奉献、自我价值实现等理想目标。在参与收获上，超70%的学生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增长见识，为就业做准备”，体现出大学生务实的成长诉求。超
60%的学生认为志愿服务证明可作为参与社会实践、践行社会责任的有效证明。约半数学生认为能获得荣誉与服务对象感谢，体现出其渴望获得正向反馈，重视满足感与成就感。
四、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一）参与机制不健全，供需适配性不足
1.参与渠道单一化
当前多数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主要依赖学校统一组织，而学校受自身资源、地域范围及活动规模限制，志愿服务覆盖面有限、形式相对固定。与此同时，社会公益组织、政府相关服务平台的宣传力度不足，信息发布分散、传播不及时也会让大学生难以便捷获取准确、丰富的志愿服务信息，导致许多参与机会流失。
2.专业适配度低
调查显示，近一半学生认为志愿服务内容与自身专业相关度较低，在访谈中发现，该校不少航空类专业学生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建筑类专业学生参与儿童陪伴等，无法充分发挥专业知识的优势。这既无法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降低了参与热情与获得感，也使得志愿服务整体专业性不足，难以真正对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的深层需求。
（二）服务质量待提升，实施成效不持久
1.服务持续性与连贯性不足
在志愿服务开展过程中，大部分志愿者服务时间短，持续性和连贯性不足，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服务链条。例如针对留守儿童的陪伴活动仅靠短期服务无法解决长期情感缺失问题；使得志愿服务效果难以巩固和持续。
2.活动内容单一化、形式化
当前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内容设计上较为传统，多数项目集中在“清扫卫生”“慰问老人”“政策宣传”等常规形式，缺乏结合乡村特色、大学生专业的创新项目，容易陷入同质化、形式化的困境。
（三）保障激励缺失，参与积极性受限
1.激励机制不完善
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多数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主要动力来自荣誉证书、学分认定、志愿时长等激励方式，但不少高校与社会组织尚未建立系统化、长效化的激励机制，缺乏吸引力。当志愿服务与课程学习、期末考试、实习实训等重要事务相冲突时，学生往往会优先选择学业与实习，难以合理安排时间参与。导致志愿服务积极性不高、稳定性不足。
2.保障机制缺失
乡村志愿服务在开展过程中，大多涉及交通、住宿、户外活动等环节，存在一定意外风险。但部分项目在安全保障与权益维护方面不够完善。同时，在服务过程中缺乏专业指导与应急支持，当学生遇到实际困难时无法及时获得帮助，不仅影响志愿服务质量，也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与参与积极性，不利于活动长期开展。
（四）双向认同不足，参与深度有限
访谈结果显示，当前大学生在乡村志愿服务中普遍存在归属感不强、身份认同薄弱的问题。多数学生将自己视为短期参与者或外来者，缺乏扎根乡村、
服务乡村的主人翁意识。在服务过程中，对当地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现实需求了解不深，导致服务流于表面。同时部分乡村基层组织和村民认为大学生缺乏实践经验，服务时间短、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有限，对其抱有观望甚至不信任态度。这种双向认同不足的状况，既影响学生融入乡村的积极性，也制约了志愿服务的深度与质量，使得志愿服务难以形成长效、深入、可持续的良好局面。
五、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
（一）构建多元协同参与机制，破解渠道与适配难题
为破解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参与无途径”的难题，可构建由政府主导、高校—地方—社会组织协同的“校—地—社”一体化信息对接机制。高校和周边社区签署志愿服务结对协议，高校对照社区发布的志愿服务需求清单认领具体志愿服务项目，同时还可联合社会组织提前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三方统筹资源实现信息实时共享，让志愿服务供需对接更高效、更精准。
建立“专业—需求”精准匹配机制：高校与乡村、社区提前对接，结合大学生专业设置“定制化项目”，如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开展“直播助农”培训，无人机专业学生可以进行农作物及生态环境检测等；同时鼓励跨专业合作，组建复合型志愿服务团队，提升服务专业性。
（二）优化服务设计，提升质量与持续性
构建“短期活动+长期项目”结合的服务模式：短期活动聚焦应急需求，如节假日留守儿童陪伴、社区环境美化等，长期项目聚焦深层需求，如留守儿童长期课业辅导、乡村产业技术支持等，通过结对保障服务持续性，实现服务项目常态化运营。
创新活动内容与形式，结合乡村特色与大学生优势开发特色化项目，如在文化资源丰富的乡村开展乡村文化传承项目；在产业基础薄弱的乡村开展电商助农、技术帮扶项目，提升大学生参与主动性与创新性[5]。
（三）完善保障与激励机制，增强积极性与安全感
建立多层次激励体系：高校将志愿服务纳入“第二课堂学分”，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给予实习、就业优先推荐；社会组织提供荣誉证书、技能培训等，形成“学分+荣誉+就业”多维度激励机制，兼顾精神与物质需求。
健全全流程保障机制：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共同承担保障责任，为志愿者提供安全保障和相关补贴；建立“导师制”，配备乡村干部、专业教师作为指导老师，保障服务有序开展。
（四）强化乡村认同与能力建设，提升参与深度
加强乡村文化与认知教育：通过实地走访、与村民座谈等方式让大学生了解乡村历史、习俗、需求；鼓励大学生与村民深入交流，打破外来者壁垒；构建双向认同的良好氛围[6]。
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高校可优化课程设置，增设“乡村振兴概论”“志愿服务案例”等课程提升学生理论素养；社会组织、政府针对不同项目开展专业技能培训，确保大学生“能服务、服好务”；通过以老带新、实践演练等方式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559名学生进行实证调研，揭示了职业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与问题：大学生对乡村振兴重要性认知度高但理解不深；志愿服务以短期为主，聚焦扶贫济困、基层治理，动机兼具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感。存在参与机制不完善、服务质量不高、保障激励不足、乡村认同缺乏等问题。据此提出“多元协同参与、优化服务设计、完善保障激励、强化乡村认同”优化路径，为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样本仅来自单一职业院校且代表性有限；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访谈为主，缺乏长期追踪研究。未来可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深入探究大学生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参与，志愿服务既是“输血”也是“造血”。通过完善机制、优化服务、强化保障，进一步推动大学生志愿服务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实现“青年成长”与“乡村发展”双赢。
当前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问题及对策
宝鸡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赵建昌
1.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新的时代背景
文化旅游发展毫无疑问成为当下我国新的社会驱动力。铺天盖地的文旅项目布局，密集的文旅发展政策出台，常规性文旅消费的支出等是所能看到的普遍现象。各级政府对通过文旅产业发展实现拉动消费和提高就业率满怀希望，很多企业依然热衷于文旅产业的投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暴发后文旅产业的复苏更为政府及企业发展文旅产业增加了信心，使文旅产业发展在遭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创后得到了快速提振。文旅产业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正是因为文旅产业具有行业涉及面广，带动作用明显，进入门槛较低等特征，在近年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乡村振兴需要平台和抓手，乡村文旅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效应，使得乡村发展高度重视文旅产业［1］。我国拥有面积广大的乡村地区，数量众多的乡村聚落，种类丰富的乡村文旅资源，人口基数庞大的乡村文旅消费群体，在文旅产业转型发展的当下，通过积极发挥乡村地区的优势，结合数十年积累的文旅发展经验，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进一步提升乡村文旅发展的质量，为乡村振兴赋能，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文旅融合的深度推进为我国文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在国家层面通过将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合并的方式理顺了文旅管理体制，由此而释放的文旅融合效能则超乎意料。旅游发展中更加珍视对文化的挖掘和保护，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的理念比以往更强；文化资源则得到了更多的旅游开发，以往主动性不强的文化部门大都投入到文化资源旅游化利用过程中，大张旗鼓的进行文旅发展；随着鼓励性文旅政策的出台，更多部门、更多企事业单位加入到文旅产业的发展；研学旅游、营地旅游、红色旅游、博物馆旅游、农文旅商体融合等新业态进一步促进了文旅融合的发展。我国文旅产业要持续发展，就要进一步释放大国的综合性动力，为文旅融合发展打造更为坚实的平台，寻求更多的机遇。将文旅融合发展的阵地布局到乡村地区，让文旅融合在乡村振兴的历史机遇期创造作为，实现乡村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双赢［2］。
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迫切要求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我国文旅产业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影响结束后进入到减速提质增效的新时期。与快速发展期不同的是，文旅产业需进一步拓宽发展渠
道，而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结合会使文旅产业发展有效借力于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机遇，通过积极与乡村振兴的融入，实现文旅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区深层变革的驱动力，乡村振兴应动员一切可驱动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力量，在乡村振兴统一目标的引领下，共同为实现乡村振兴增砖添瓦。乡村振兴应积极借力于文旅融合，重视文旅产业发展，为文旅融合提供更多的资源，进一步释放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促使乡村振兴能够更快更好地推进［3］。
2.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2.1政府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持续支持。虽然上到国家层面，下到县乡部门，都认识到了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并对其有一定的政策、人才、资金等支持，但面对提质增效期乡村文旅发展的较大需求来看，当前的政府支持力度明显不够。一些优势明显的乡村地区文旅产业未能得到发展，错失了发展机遇，主要原因是政府引导不够，土地利用性质未能及时调整，围绕文旅产业开发的利益机制没有理顺，扶持资金不到位。政府对一般性文旅产业的扶持模式都是等项目完成达标之后通过项目、债务化解、奖励等形式事后补偿。但这种形式在乡村地区文旅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有限，因为迫于资金不足很多项目无法开展。因此，对于好的乡村文旅项目，政府扶持应转换思路，在项目发展前期进行资金扶持，从而真正助力于乡村文旅发展。各地政府扶持乡村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的力度有较大的差距。调研发现，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美丽乡村示范区、文化产业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县区一般都对乡村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较大，而其他县区相比之下的扶持力度要小得多。
2.2文旅融合项目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
乡村振兴过程中文旅融合产业的发展应该按照文旅产业本身的规律和乡村振兴的需要科学合理地进行安排。乡村振兴中的文旅项目布局随意性较大，大有遍地开花之势。在近年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双重政绩追求的推动下，各地乡村都在想方设法布局新的项目，在此背景下，遍地开花式的文旅项目自然就有了基础。很多县区的每个乡镇都有一个以上的文旅项目，有些文旅项目规模偏大，有些项目交通不便，有些项目相互之间距离过近，有些项目远离主要旅游消费者。现仅从数量上来看，乡村振兴过程中文旅融合项目过多，这与旅游
市场的发展规律相违背。在政绩诉求背景下的乡村文旅项目的布局，大多数都在低水平进行重复性建设，极大地浪费了文旅资源和资金。不能按照旅游市场所需进行乡村文旅产业布局，不能按照消费者特征进行项目安排，内容重复性过高的文旅项目无法提升文旅消费市场的水平。项目布局过程中因时间有限而仓促进行，对当地乡村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数量和特点挖掘分析不到位，导致项目布局与当地环境不适应，降低了文旅项目的吸引度。
2.3文旅融合项目的创意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区全方位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文旅产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则是不断更新的文化创意。文化创意融入乡村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能催生乡村文旅产业的新业态。然而，在对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途径的大量调研发现，乡村地区文化创意的低水平成为阻碍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乡村文旅融合只有在高标准的文化创意的引领下，才能进一步释放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然而，文化创意从来都是稀缺资源。由于乡村地区可用于文旅融合发展的资金有限，人才缺乏，观念陈旧落后，导致文化创意很难在乡村文旅发展中大显身手。因文化创意的低水平，导致乡村文旅项目重复性高，特色不明显，与当下文旅消费的潮流结合不紧密，无法形成网红级效应的文旅项目，相互简单模仿成为乡村文旅项目建设的主要方式，各地乡村特有的文化资源得不到创新性利用，无法形成让旅游者过目不忘的旅游形象。
2.4乡村贫困对象在文旅融合发展中获益较低
乡村振兴期同样是脱贫攻坚的巩固期，文旅融合惠及乡村贫困对象仍然是乡村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在脱贫攻坚期间，对乡村地区的贫困对象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对致贫原因及扶贫对策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精准的扶贫机制，确保让有限的扶贫资源真正被贫困对象所拥有。基于在脱贫攻坚期所积累的难能可贵的脱贫经验，在乡村振兴期（脱贫攻坚过渡期）依然要进一步探索惠及贫困对象的机制。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是以乡村地区为平台，以乡村资源为基础所开创的新型现代化产业发展形式，鉴于我国乡村振兴的扶贫性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同样应充分考虑贫困对象的利益保障。通过走访调查和资料整理发现，部分乡村地区在文旅产业发展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贫困对象的利益，显然与乡村振兴的宗旨是相违背的。乡村同样是贫困对象的乡村，对乡村环境和资源的利用有义务惠及贫困对象。由于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特殊性，贫困对象很难直接参与到产业发展中，这是贫困对象
难以获益的直接原因。另外，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制度设计中未能充分考虑到贫困对象的利益是间接原因。其核心问题是制度设计中误读了乡村振兴的目的，忽视了乡村振兴期与脱贫攻坚过渡期重叠的这一事实，从而导致一些乡村地区在文旅融合发展中对贫困对象获益考虑不周的现象。
2.5文旅融合发展与“三农”关系不够密切
乡村振兴过程中文旅产业的发展，应该密切围绕“三农”开展。研究发现，部分乡村地区文旅项目发展与“三农”关系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农业的文旅融合产业开发不够深入，许多项目从表面来看属于农业旅游观光项目，但在实际开发运作过程中与农业关系不大。对基于农业的旅游项目发展投入不足，深加工较少，对旅游者需求研究不够深入，农业旅游产品与普通农业产品的区别不明显，不能抓住旅游开发及旅游者到访的机遇开展农产品宣传营销，旅游者“后备箱行动”流于形式，农业研学旅游活动浮光掠影，农业科普教育践行不够彻底。部分文旅项目虽然布局在农村，但与当地农村的关系疏远，不能有效利用农村资源，文旅项目管理与村委会及农村非正式管理群体关系不够融洽，导致部分文旅项目运营过程中处处受制。一些文旅项目对农村环境破坏较大，项目设计格调与当地农村文化环境格格不入，有的项目破坏了农村的民间信仰空间，有的项目占用农村空间较多，给当地农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有些文旅项目布局又与当地农村距离较远，不便于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文旅融合项目的发展应为当地农民的全面发展提供平台。但部分建设在农村的文旅项目与当地农民关系不融洽，没有充分吸纳当地农民就业，不能为农产品销售提供平台，当地农民参与文旅项目的门槛过高［4］。大量旅游者涌入打破了当地农村平常的宁静，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农民的生活。一些文旅项目从一开始就疏远当地农民，甚至用围墙将文旅项目区与农民隔离开，视农民为麻烦制造者。这一切都与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初衷相违背，与乡村振兴的方针不相符合，对乡村文旅融合项目的发展形成障碍，导致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效果大打折扣。“三农”是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文旅产业应该惠及的对象，只有在惠及“三农”基础上而开展的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才能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2.6农民对文旅项目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
农民应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文旅融合项目的发展，受到了政府、投资者、文旅产业开发者、中间商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青睐，然而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广大农民，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参与度
并不理想［5］。由于当前乡村文旅项目高投入而导致的文旅经营的高门槛，使大多数农民无法承受门面房租赁费、管理服务费等经营成本；随着乡村文旅产业的深度发展，对文旅经营者的综合素者要求越来越高，而大多数农民很显然不具备现代文旅服务业的经营能力和素质；农民经营的诸如饮品销售等低端项目很难在文旅开发中获得好的收益；生态环境补偿等费用也因农民的争取能力有限而难以获得；一些以村集体为单位的文旅融合项目发展分红因多种原因而难以为继；在失业率攀升的背景下，一些具有较高素质的文旅从业者到乡村地区的文旅产业就业，这就导致当地农民很难在文旅项目中谋求到好的就业；一些文旅项目的建设承包给外地建设者，承包商带领自有的建设团队开展项目建设，使文旅项目成为典型的劳务“飞地”，反而当地农民工很难在文旅建设项目就业。以上因素，是导致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农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
2.7对老旧文旅项目的改造提升力度不够
在脱贫攻坚期及乡村振兴初期（脱贫攻坚过渡期），很多乡村地区因为需要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而发展了众多乡村文旅项目。这些项目中有一部分经营状况良好，直到目前仍是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榜样。而在这些项目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因为当时投入资金有限、建设时间紧、文旅创意不到位、项目定位模糊、人才不能跟进、管理落后等原因，从项目建设到现在一直运营状况不好，甚至有一些项目成为烂尾。这些发展不理想的乡村文旅项目的出现，与当时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大环境有关，对乡村文旅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当地民众心目中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在当前新的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环境下，应首先对这些旧有项目进行改造提升。但在调研走访和资料分析中发现，许多乡村文旅融合项目属于新建项目，对老旧项目的改造性发展数量较少。经营不善的老旧项目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些项目背后可能有着复杂的利益纠纷，再加之目前国家对文旅项目建设用地、基本农田保护、秦岭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文旅项目立项建设、涉及宗教类文旅项目发展等政策已同以往有很大区别，致使对老旧文旅项目的改造提升有一定难度。
2.8文旅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缓慢
新时期文旅融合发展的趋势之一是一系列高科技对文旅产业的加持。有专家甚至断言文旅产业已经由资源时代进入到了科技场景化时代。文旅融合、文旅创意加入新兴科技的手段，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场景感，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
新动力。与其他类型的文旅发展相比，在乡村旅游中对科技的利用程度很显然非常有限。一些景区的实景演出在全国非常出名，如以大唐不夜城为代表的文旅技术化场景已经成为行业的标志，但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中目前尚未有技术化场景的产品。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许多项目规模较小，而技术化场景的建设投入巨大，这就使得乡村旅游的新技术运用有限；观念上认为，乡村旅游应维持乡村的本有风貌，技术化场景可能会造成对乡村风貌的破坏。实际上，基于技术的文旅场景化发展是时代发展的潮流，是旅游者旅游风尚所向，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也应该大力利用技术成果。
3.文旅融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对策
3.1政府出台支持政策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谋求新的路径。各级政府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责任人，是乡村振兴高质量推进的引领者。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特殊推动力，所面临的环境复杂多变，需政府部门的协调和监督。同时，乡村地区文旅资源丰富但开发能力不足，更需政府整合资源和配置项目及资金，为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保障。乡村振兴的过程是乡村地区所有民众利益获得的过程，更是乡村弱势群体利益保障的过程。面对乡村弱势群体利益保障，必须由政府出面确保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要受到损害。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需处理村委会、农民、投资人、项目管理机构、文旅消费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关系，需平衡文旅产业发展与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乡村风貌保护和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等相互关系，需在文旅产业发展与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众心理稳定、乡村社会风气净化、乡村社会秩序安稳等方面得到平衡。可见，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对政府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的更高的要求，政府必须根据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新的发展形势做好自我革新，以进一步适应乡村地区的发展需要。
3.2优化乡村文旅项目布局
文旅项目发展是特殊的产业发展形式，与乡村地区其他产业发展相比，文旅产业所需条件更为复杂，对市场要求更为苛刻。目前看来，遍地开花的乡村文旅项目布局是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因此需对文旅项目进行科学谋划，优化项目布局。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文旅项目，应优先考虑和重点扶持距离高等级景区较近、城市周边、历史文化名村、主要公路沿线、新的拆迁合并村庄、经济实力较强、资源具有特殊吸引力、特殊人物（如新乡绅、乡村能人）
带动等乡村地区，这是基于乡村文旅发展的区位、资源、交通、市场、产品、人才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6］。遍地开花的乡村文旅项目最终会导致低端恶性竞争，只有严格挑选项目环境，按照文旅项目的发展规律以及新的社会发展趋势进行项目布局，才能确保项目的成功。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项目布局，一定要站在更为宏观的层面，全部把握及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项目布局要考虑到周边地区乡村文旅的发展，同时要重点分析不同地区乡村文旅发展的状况，以地级市为单位进行乡村旅游项目摸底，对项目经营情况开展分析，对项目布局过于密集且经营效果不良地区逐步进行项目淘汰，对有潜力的地区项目布局进行重点扶持。
3.3提升乡村文旅项目的创意水平
进一步树立文旅创意水平是文旅项目发展生命线的观念，向文旅创意要质量。乡村文旅资源文化深厚，历史悠久，种类丰富，是文旅项目创意的基本素材。按照文旅项目创意的基本思路，对乡村文旅资源进行深加工，以形成各地独具特色的文旅产品。文旅项目创意要聘请专业的创意策划机构，同时对创意机构提出具体的要求，避免项目创意的简单移植。文化创意的使命是文化产品的差异化。各地乡村旅游项目要深入研究目前已有项目的文化特色和创意内涵，借鉴其他地区现象级文旅创意项目，发展网红级文旅产品。通过乡村文旅发展全过程创意，旨在形成各地区富有特色的旅游产品，进一步满足当下旅游消费者不同的文旅需求，通过具有爆炸性影响力文旅事件的策划，形成几处乡村文旅发展的标杆项目，以提振乡村文旅发展的信心。
3.4构建乡村贫困对象的获益机制
乡村振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过渡期，保障乡村贫困对象的利益仍是这一时期乡村发展的关键任务。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就是要让乡村获得为贫困对象提供利益保障的持续动力。我国经历脱贫攻坚后，探索了许多保障农村贫困对象获益的途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时期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既要借鉴以往的经验，又要按照新的发展环境和理念，让贫困对象在文旅产业发展中充分获益［7］。通过项目分红、房屋及土地租赁、文旅企业工作、生态环境补偿、慈善救助、农副产品加工及销售、养老护理等多渠道将乡村文旅产业发展与贫困对象获益密切结合，积极发挥村委会、旅游管委会、文旅企业、社区、第三方组织、协会等机构的协调作用，在政府管理下，落实对贫困对象利益的保障。
3.5加强乡村文旅发展与“三农”关系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应强化与“三农”的关系。乡村文旅发展要紧密围绕各地农业优势和特色，将农业与文旅进行深度融合。文旅创意要深挖当地农业文明、农业文化、农业设施、特色农业、农产品等资源，通过现代文化创意手段将农业资源转变为文旅消费者能够认可的文创产品，进一步增加农业的附加值。将农业研学旅游引入到田间地头，使研学参与者真正意义上观察体验当代农业发展。将品质良好的农产品包装营销，能够让乡村文旅消费者现场购买，通过物流销售农产品。大量乡村文旅消费者的到来，为农产品现场消费、农业文化传承、农业文明传递创造了机会，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要抓住机遇大力营销农业文化及农产品，实现农产品消费的新突破。在农村地区开展乡村文旅产业，为濒临衰落的农村地区带来了新的鲜活的发展动力，是农村地区具有革命性的社会生产力。农村社会治理、村委会为核心的村级管理、村集体资源的盘活、村民闲置房屋的出租、农村环境整治提升、乡风民俗改良等乡村振兴中农村重大的发展事项都可以通过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来实现优化。乡村文旅的发展，将对农村社会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要积极引导这种发展力量对农村社会发展形成良好的动力机制，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发展。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为农民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丰富创造了机会。新型乡村文旅的发展，使农民通过文旅经营、直接就业、农产品销售、房屋出租、土地流转、项目分红等多种途径获得了除种地之外的收入，极大的提高了生活水平。同时，新型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农民不出家门就可以见识到、享受到文旅发展所带来的精神食粮，能促进新时代农民的全面发展。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要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通过对“三农”资源的利用，反哺“三农”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3.6提升农民参与文旅产业的积极性
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使广大农民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但因文旅产业的特殊性，有些地区的农民参与文旅产业的积极性并不高。看似热闹非凡、繁荣发展的文旅项目对当地农民来讲成为飞地，农民成为文旅项目的看客，失去了乡村振兴的意义。要在各地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中构建鼓励农民参与文旅产业的机制，让农民真正在文旅产业发展中获得利益。要从提升农民自身能力做起，强化对农民参与乡村文旅产业技能的培训；为农民参与乡村文旅发展提供小额贷款，解决资金问题；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文旅
企业招收当地农民工；开发适应当地农民能力的工作岗位；组建农民协会，协调参与文旅产业的问题；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对农民的管理，提升农民的工作竞争力；通过物质及精神激励激发农民参与文旅项目的自信心；积极加工和销售当地农民的文旅土特产；落实文旅项目对农民的分红；将农民参与文旅项目的情况纳入到当地政府工作及企业业务的考核内容［8］。通过这些制度及方法设计，确保当地农民能够有效参与到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中，在乡村文旅产业中获得其应得的利益，从而实现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的目标。
3.7强化对老旧、闲置乡村文旅项目的改造
虽然近年来我国文旅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产业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升，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发展过快而导致失败项目很多，文旅产业中闲置率过高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乡村文旅产业发展中也存在一定的项目闲置。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盘活闲置项目提供了可能。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开发新的文旅项目，要利用现有政策和文旅融合技术盘活各地闲置的文旅项目，同时对一些经营效果一般的老旧项目进行改造。如闲置资源无法盘活，老旧项目改造的必要性不大，就要启动这些项目和资源的彻底退出机制，通过退出减缓项目对资金、环境的压力，减少不良社会影响。通过招商引资，重新策划设计老旧文旅项目的发展方案；采用多种渠道减免闲置资源的债务压力，引导闲置资源能够重新得到开发；创新发展模式，为闲置文旅资源松绑；按照当下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对闲置文旅资源进行非文旅化利用，避免资源的继续浪费。政府要为文旅老旧项目改造和闲置文旅资源的盘活提供包括政策、资金、技术和人力等全方位的支持。要求各地乡村地区文旅项目发展要以完成闲置资源盘活或者退出任务为前提，进一步消除闲置文旅资源对社会及乡村文旅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为项目改造及闲置资源盘活提供优惠政策。闲置文旅资源的盘活和老旧文旅项目的改造能够进一步降低乡村地区文旅项目发展的风险，使新的文旅融合发展理念得到落实，新的技术得到运用，使这些项目和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
3.8加强新技术在乡村文旅发展中的运用
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文旅发展已由资源为核心过渡到场景为主题，在新技术渲染的场景背景下，能为旅游者提供一般旅游过程难以企及的旅游感受，场景化旅游发展正在为旅游带来革命性的力量。乡村文旅发展同样应重视对文旅新技术的大力运用。乡村文旅消费者所追求的远离城市而重返田园、在自然乡
土之间获得精神与肉体的回归与放松、通过慢节奏的文旅生活治愈现代文明不适等文旅感知都可以通过新技术的利用而实现。通过新技术的运用，打造梦幻田园，强化对乡村文旅的感受；构建新型乡村文旅博物馆，让乡村历史与现实对话，为文旅消费者营造时空穿越的感知；打造令人震撼的乡村田野音乐会及文旅实景演出，最大化利用乡村氛围；将网红直播、网红带货、网红内容创作等引入农家大院及田间地头，借力于网红力量传播乡村文旅；营造沉浸式乡村文旅场景，讲好乡村文旅故事；为乡村红色旅游、绿色旅游、研学旅游等打造不同的文旅场景。当然，大规模乡村文旅技术场景的实现需要技术、资金人才等支持，特别是需要优质旅游市场的支撑，所以文旅场景一定是在少数文旅发达的乡村地区才能得以实现。
总之，通过进一步发挥文旅融合的优势，为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平台，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推进，能够获得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双赢。
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研究
云南大学教育学院娄元元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11年12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制度的意见》，提出“建立职业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近年来，对职教师资培养的重视逐步提高，2014年6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XX年）》提出，要“探索职业教育师资定向培养制度”。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完善高水平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随着中职教育的快速发展，职教师资紧缺，成为亟待破解的问题。加强培养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是补充中职师资队伍的重要方式。国内从2010年起开始由高校联合地方政府共同培养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涉及的高校有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新疆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等。
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政策、满意度等。贾璇等调查发现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教育满意度高于中等水平，保证性满意度最高，移情性满意度最低［1］。许玲等对政策研究发现存在政策连续性不足、资源分配不均及师资培养层次偏低等问题［2］。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中出现的问题鲜少关注。本研究以Ｙ省为例，20XX年5月，Ｙ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发布了《Ｙ省职业教育省级公费师范生培养办法（试行）》，开展定向职业教育省级公费师范生培养，着力培养社会多层次需求、多样式的中职学校教师。本研究对Ｙ省首批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对推动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以具有多年职教师资办学经验的Ｙ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对Ｙ大学首批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进行调研，深入了解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Ｙ大学，在Ｙ大学Ｇ学院的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群体中选择研究样本。之所以选择Ｙ大学，第一是Ｙ大学是综合性高校开展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单位，Ｙ大学的培养经验可以为今后在综合性大学开展地方公费职教
师范生培养提供借验，是Ｙ省首批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试点培养单位之一。该院作为试点单位招收了两个班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专业分别为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和财务会计教育专业，从两个班中随机抽取14人，作为访谈对象。样本数的选择按照理论饱和的原则。（受访者信息如表1所示）访谈以面对面访谈形式进行交流，访谈的时间跨度为3周，平均每个访谈对象约30分钟。访谈对象男生6人，女生8人。访谈内容聚焦于“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存在的问题”这一话题。
（二）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借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ＮＶｉｖｏ12．0，利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分析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问题的资料基础上，提炼出培养困境及解决问题的策略。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获得研究资料。
（三）范畴提炼与类属归纳
本研究通过对访谈文本资料进行开放编码、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来梳理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存在的问题，资料分析过程中采取不断比较的分析思路，修正理论，以达到理论饱和。开放式编码工作由两位编码人员采用逐句编码的方式完成，从原始资料中共获得21个初始概念，对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共得到12个初始范畴。将初始范畴进行归类与对比进行主轴编码，形成类属。经过编码，在报考动机、宣传招录、课程设置、考核评价、就业保障等五个方面得到了研究发现（见表2）。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报考动机：就业保障为主，缺乏职业认同
1.就业保障是报考主要动因
在报考原因中，占比第一的原因是就业，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学生是因为就业保障而选择报考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调研显示，大部分同学选择中职教师的动机不是出于兴趣，而是倾向于“毕业有工作”“有编制”“工作压力小”等外在动机。Ｌ1：“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就业有保障，以后的工作稳定，所以报考。”Ｌ12：“中职教师比高中教师轻松一点，工作压力会小一点。”Ｌ7：“就业是第一，父母认为教师是比较稳定的职业，家里挺支持。”
2.倾向选择社会声誉高学校
高校良好的社会声誉是吸引学生报考的又一动因。Ｙ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其良好的社会声誉吸引了部分学生的报考。Ｌ5：“首先是因为学校名气，学校
第一；其次是因为就业；最后才是兴趣。”Ｌ14：“选择Ｙ大学，因为是‘211’，在Ｙ省招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有两所高校，但是另外一所高校名气不大。”另外一所高校为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社会声誉及社会认知度不及Ｙ大学。Ｌ2：“Ｙ大学是Ｙ省比较好的高校，另外一所学校不在本省。”由此可见，“211”的招牌、学校名气是学生报考Ｙ校的重要动免费、减少家庭经济负担是重要的动因。Ｌ9：“家里挺支持的，因为是公费不用交学费，家庭经济压力小。”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免缴学费、住宿费，并领取生活费补助，可以减少家庭的支出和压力，因此，拥有普遍乡土化和中低资本属性生源结构的学生会产生互惠为目的、受外部动因驱使的报考行动［3］。
（二）宣传招录：宣传渠道不畅，遴选范围狭窄
1.学生信息获取渠道单一
大部分同学了解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渠道主要是通过老师的介绍，少数同学是通过招生报名网站、亲戚介绍、同学交流、政策文件、志愿书等，表明政策宣传不够到位。Ｌ10：“老师会一个一个的去找家庭条件不算太好，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逐一去宣传。一部分同学是在招生报名网站上了解到报考信息，但政策发布时间较晚，留给学生和家长的了解和考虑的时间太短。”Ｌ7：“宣传力度不太行，因为当时很少人知道这个专业。可见，由于招生宣传不到位，很多学生在报考时对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政策了解有限。
2.遴选范围过于狭窄
第一，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招生范围狭窄。Ｙ省首届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仅招收高中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Ｌ13：“招生对象有点狭窄，因为录取的只是生活上有些困难的同学，但是需要大量师资来助力Ｙ省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让更多喜欢中职教师的同学能够报考。”从生源结构来看，主要由弱势阶层构成，削弱了政策的吸引力。
第二，招生学校范围狭窄。Ｙ省首批试点仅有两所学校招收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学生可选高校有限。Ｌ9：“20XX年，本省的Ｙ大学与省外的Ｚ大学参与招生，20XX年后，Ｙ大学停止招生，仅省外的Ｚ大学继续招生，考虑到地域如果去到Ｚ大学可能有点远等因素，就不一定选择报考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希望有更多的学校招收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
（三）课程设置：师范类课程少，课程缺乏融合性
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开设的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师范教育
课程三大领域。Ｇ学院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课程设置采用了模块式课程体系，分为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个性化教育板块。以财务会计教育专业为例，核心课程分为培养职业教育师资教学能力类：包括教育心理学、教育学、现代教育技术、职业教育教学设计、教学技能设计；基础专业知识类：包括基础会计学、初级会计实务、中级财务会计实务等（见表3）。
1．课程设置比例不合理
第一，公共课占比较大，课程结构比例失衡。通识教育课程合计59分，专业课程仅占45分，专业课程占比较少。Ｌ5：“大一、大二公共基础课太多，大三、大四专业课比较多，课程分布不均衡。”
第二，职业考证类选修课开设较少。课程设置方案里仅开设少量考证相关课程，且实用性不强，难以为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提供指导。Ｌ6：“开设的课程不合理，导游证课程还没有结束，考导游证的时间已经到了，希望对导游证的面试提供一些指导。”
Ｌ3：“专门的考证课程几乎没有提供，课程里有部分内容和考证有交叉。”2．师范类课程不足
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课程要体现“师范性”“职业性”和“专业性”融合的本质特征［4］。Ｇ学院开设的教育类专业课程包括：教育心理学、教育学、现代教育技术、职业教育教学设计，没有充分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难以提升学生的教学能力。Ｌ4：“教育方面的课程很少，一直到大三才开设教育课程。”将专业课和教育类课程设置成两个相互独立的模块，专业课程的授课不涉及教育学知识，教育类课程不涉及专业类的知识，将专业技术能力和教学能力分开培养，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有机融合［5］。
3．实践课程流于形式
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实践课程分为行业企业实习和教学实习，学校在大四学年安排集中实习。
第一，企业实习缺乏严格要求。学校对学生企业实习的具体实习内容缺乏相关规定，如实习的工作领域、工作范围等，学生可以去学校合作的企业实习，也可以自己联系企业进行实习，学生完成企业实习，需要交一份企业实习报告和企业导师出具的实习分数。Ｌ9：“去会计师事务所一个多月，没跟项目，看工作底稿，熟悉了一下工作的基本流程，在专业知识方面有收获，但欠缺实操。”Ｌ8：“企业实习在本地乡政府，没有很大帮助，收获一般。”由此可见，原本
旨在增强学生行业企业经验的企业实践流于形式，学生缺乏企业工作经验，造成他们实践操作能力较弱。
第二，教学实习缺乏专业性。其一，实习专业不对口，学生实习专业与所学专业不一致。Ｌ2：“没有对口专业，上课次数根据带教老师空闲程度变化。”Ｌ3：“实习上过六次课，学校没有会计专业，只能上公共课，教过心理健康和幼儿教育学。”其二，定向教育局未接收学生去当地学校实习。Ｌ11：“联系过定向地教育局是否可前往实习，遭到拒绝。”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政策具有定向回流的性质，学生教学实习地安排在省会城市中职学校，而非县城中职学校，难以培育他们对定向地人文环境的情感，深入了解定向地中职教师岗位的职责要求。
（四）考核评价：结果导向评价为主，缺乏过程性评价
在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学业考核评价中，主要是以结果导向为主的评价方式，缺乏对学生学业情况的过程性评价及相应淘汰评价机制。
1.考证压力大于学业考核
按照规定，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需要在毕业时取得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等，可以看出在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培养中突出“双师型”要求和理念，重视专业资格和教师资格的准入要求。大部分同学都认为考证压力大，原因主要包括：（1）考证与就业挂钩。考不过就面临着违反合约并且赔偿违约金的后果，同时也会影响到就业。Ｌ8：“考证压力大，如果证书没有考下来，就算是违约，涉及到就业问题。”（2）考证要靠自己准备和学习。Ｌ12：“考证压力大，考证全靠自觉，有的时候坚持不下来。”Ｌ10：“考证压力大，学业压力不大。”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学业考核主要是期末进行考试，顺利完成所修学分即可。对学生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技能的考核缺乏，由于缺乏退出机制，学生一旦录取，只要完成培养方案课程就可以毕业。
2.学生就业准备不足
按照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方案，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要培养本科层次的实用型、技术型专业人才和中职学校师资。2021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
《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规定了职教师范生应该具有师德践行能力、专业教学能力、综合育人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同学没有为就业做好准备，普遍认为自身的能力还不足以胜任中
职工作。Ｌ1：“还没有做好就业准备，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都要再提升。”Ｌ13：“感觉本专业的知识准备的不充足，平时上台讲的机会比较少，讲课的能力比较欠缺。”可见，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对中职教师岗位的胜任力存在一定不足。
（五）就业保障：履职动机强，缺乏编制保障
1．毕业从教意愿较强
由于中等职业学校一般都在县城，所以大部分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愿意毕业履约，从教意愿较强，主要原因包括契约约束、乡土情怀、谋生手段等。
第一，契约约束。按照规定，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需在定向地服务六年，不能履约的学生，要按规定退还培养费用并缴纳违约金。Ｌ7：“毕业后会按照合同履约，因为违约就要赔违约金。”协议对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履约决策形成约束，促使他们回乡任教。
第二，乡土情怀。大部分同学愿意毕业后回志愿地任教，回到家乡任教，对于家乡的情感促成他们履约。Ｌ5：“我自己的家乡，即使它欠发达，我还是会回去的。”Ｌ14：“家在这里，离家近。”可见，“本土化”在吸引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到定向地任教中具有重要作用。定向培养政策抓住了“谁更容易留下”这一关键问题，地缘关系增强适应性，本地就业符合学生的择业取向［6］。第三，谋生手段。部分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将成为中职教师视为一种不错
的谋生手段，“有工作就行”“工资可以就行了”“工资到位”。2．编制保障不到位
在首届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毕业之际，仅有少部分州市定岗定编，一些学生就业只能考编或者外聘。对毕业生的就业追踪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就业不满意。Ｌ5：“如果编制能在近两年解决，就会继续履行六年服务期。”Ｌ12：“没有把握能够和社会考生竞争考编，如果教育局不落实编制，自己也考不上编制，会考虑违约去找其他工作。”Ｌ14：“Ｄ地区编制要让我们自己考，但是岗位又不一定能设得出来。现在边上班边考其他单位，考上了就离职。”如果政策的教育期待不能与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基本需求相符合，则他们的职业认同将失去了最有效的动力［7］。
四、结论及建议
（一）完善招录政策，吸引乐教学生从教
“热爱中等职业教育”是招生章程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由于难以考量，
沦为形式。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在报考时多是从职业而非事业的角度进行选择，他们将中职教师作为谋生的职业，仅从物质利益博弈的角度做出决策，缺乏对教师职业神圣性的认识［8］。教育部应尽快出台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相关配套政策，明确其权利与义务，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网络、专项招生宣传、学校宣讲等拓宽宣传渠道。通过高考成绩和面试结合的方式遴选出愿意在中职从教的学生，要让乐教的学生来从事中职教师，进一步扩大招生对象，凡是有志于从事中职教师的学生都可以报考，吸引更多的学生投入到职业教育的建设中。
（二）形成特色模式，建立混合型培养体系
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培养应整合综合性大学、工科类大学和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力量，建立混合型、立体化的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体系，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当前有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本科院校会同有关高职院校和企业联合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方案由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共同制定，第一、二学年由相关高职院校负责培养，第三、四学年由本科院校负责培养。修业期满，成绩合格者，由本科院校颁发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颁发学士学位证书。例如湖南省采取了此种培养模式。第二种是由本科院校独立负责培养。重点大学生源基础较好，可实行“3＋1”制，即三年学习理论知识基本技能和培养教师专业素养，一年到企业实习，重点培养职业技能
［9］。各省应至少确定一所大学招录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一所高校承担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招录与培养工作，结合地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职业集群特点，进行专业建设布局，吸引本地优质生源，实行以结果导向和过程淘汰相结合的质量要求，形成“可进可退”的培养过程，对达不到资格证书、学业水平、组织纪律等要求的学生予以过程淘汰。
（三）健全培养方案，实现理实一体化培养
承担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的高校，在课程方案中应整合师范类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等模块，改变课程彼此分离的状态。如职业相关专业模块需要包含其专业教学法内容［10］。立足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实际需求，以学生发展成效为导向，基于学习成果和就业后的职业发展能力，反向设计，优化课程和教学［11］。师范类课程应开设职业教育学基础理论课程、职业教育心理学课程等，适当增加考证类选修课程。同时，将教学技能融入到专业课程的教学中；重视实习实践，高校要和企业共同制定实习方案，明确规定行业企业实习的领域、时长，将行业企业实践纳入职前准入考核评价中。改变职教理论
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时机安排，从以往“历时性模式”转向为共时性模式，边理论边实践［12］。
（四）建立就业保障，加强履约任教管理
各地应建立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就业保障机制，加强履约任教管理，实施履约动态跟踪管理机制，违约行为纳入信用记录，确保从教率。既要“引得来”又要“留得住”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切实提升他们的长远从教意愿，给予编制和职业发展激励等。落实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就业可以采用下列模式：
第一，定向就业。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本地中职教师编制需求进行预测，安排毕业生在定向地中等职业学校任教，确保有编有岗。
第二，专项招聘。由定向地和用人学校组织专项招聘，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落实任教学校和岗位。总之，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是职教师资培养的新型模式，可以更加精准地为中职学校培养师资。其在初期的探索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但作为补充中职教师队伍的新举措，是新时代深化职教师资队伍的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中职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现状调研、问题诊断与优化策略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宗晓杰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规模不断扩大，绝对数量不足问题得到缓解［1］。高等职业教育高层次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专业化水平及实践能力偏低等问题未得到有效改善［2］，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均衡性指数值普遍大于10［3］，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显著，以上种种阻碍了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开展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实证研究，系统揭示不同教育层次、专业领域、省域空间的教师资源配置现状与特征，为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实证支撑。
二、研究综述
围绕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依据研究主题与内容、方法与思路两条主线梳理文献。相关研究主要循着以下主题与内容展开：一是人口新常态下教师资源配置研究。少子化、老龄化、人口流动的新人口背景，深刻重塑了教师资源需求的时空格局，以教育承载力理论为分析框架，秉持学生本位理念，根据学生规模和分布等调整教师资源配置，并主张构建动态适配模型，以应对学龄人口变动带来的教师资源供需挑战［4］。二是教师资源配置的空间格局研究。以城乡配置和区域流动为核心议题，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聚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之间教师资源聚集度，构建教师资源“核心－边缘”模型，着力破解“城镇挤、乡村弱”的配置痼疾［5］，以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差距为旨归，推进教师资源配置优质均衡发展。三是教师资源的队伍组成配置研究。随着教师资源配置关键任务从“数量均衡”转向“优质均衡”，教师的质量配置与结构均衡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质量维度的结构优化成为研究焦点，核心在于破解“够用但不适用”“整体达标但局部失衡”的矛盾。在职业教育领域，“双师”结构失衡［6］、高水平教师匮乏［7］等方面问题较为突出。由此可见，教师资源配置绝非单一维度的供需匹配，而是一个需回应生源学位需求变化、空间分布正义、质量结构适配等挑战的复杂系统，应保障教师资源供给与学位需求适配，教师资源水平对育人目标形成有力支撑，破解地理非均衡所引发的正义缺失。
关于研究方法和思路，相关研究采用以实证分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比如，
任增元等人采用队列要素预测法，模拟人口新常态下2024—204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变动趋势，结合生师比国家标准测算教师资源需求缺口，提出动态编制调整与跨区域调剂的前瞻性策略［8］；刘康和池春阳构建包含教师资源密度、设备适配率等12项指标的高等职业教育资源承载力指数，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全国31个省份承载力进行匹配度分析，通过空间冷热点探测揭示“东高西低、中部塌陷”的差序格局［9］；白亮基于城乡融合理论，对8省16县开展深度田野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解析城乡差异的微观生成机制，据此提出集聚型、轴带型、收缩型等三类县域差异化配置方案［10］。对比多位学者的研究方案发现，“数据采集－指标构建－对比分析”是关键步骤。
已有研究为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案制订提供了有益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学前与基础教育领域，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明显不足，并且未对教师资源配置进行整体考察。由于职业教育职业性、跨界性［11］、区域性等基本特征以及教师劳动特点、管理体制等独有特征，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及其教师队伍呈现特殊性，难以简单移植其他教育领域或其他类型教育资源的经验。应立足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特性，精准把握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现状与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为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依据与决策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依据
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标准以教育部印发的《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
（暂行）》（2000年）、《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2021年）、
《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2022年）、《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2023年）、《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2025年）等政策文件为主要依据，构建基本分析框架、评价指标、配置标准。教师和学生的相关数据以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教育部统计数据为核心数据源，由于统计指标及口径等调整，后续年份数据暂不可得，因此主要对2021年和2022年面板数据进行详细分析。
（二）思路与步骤
遵循“标准化度量－数据分析－问题诊断”的思路（如图1所示）：一是标准化度量，理论建模，建立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评价体系，基于教师资源配置的理论框架锚定分析维度，选取对应指标，制定配置标准，构建理想的
教师资源配置模型；二是数据分析，利用指标计算公式，算出指标实际数值，推导各地区、专业、层次、类型的教师资源理论配置量，对实际值、理论值与实际值的差值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三是问题诊断，深入解读各项指标，总结教师资源配置现状与特征，剖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数量规模、质量规格、组成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标准构建
1.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特征解析
第一，来源结构专兼并举。高等职业教育“实践性、技术性、应用性”的特征，决定了教师资源需深度衔接产业，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专兼结合的教师团队是常用的建设路径，维持一定数量的兼职教师是增强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队伍活力、构建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的保障。专任教师是保障人才培养连贯性与规范性的“稳定器”，兼职教师降低了知识转移壁垒，既是连接教育与产业的桥梁，也是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专任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形成“双师”架构。
第二，能力素养多维分层。动态能力理论指出，在快速变化环境中，组织需通过整合、构建、重构内外部资源以适应变革、维持优势，核心要素为环境感知、资源整合、持续更新能力。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动态能力的具象化，教师资源的类型层次体现了对产业环境的敏锐感知与需求预判，反映了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动态适配及教师培养机制的迭代升级，是高等职业教育产业适应性与持续进化能力的直观呈现。不同层级与职能定位的教师的核心能力素养迥异，决定了教师资源能力结构须为多维分层、动态适配、功能互补的协同体系，以满足技术传递规律和教育教学需求。此特征直接体现于不同职称梯度、学历背景、能力结构的教师资源配置与耦合中。
第三，专业领域灵活调整。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具有鲜明
的市场导向性，通过动态调整紧密耦合产业升级与技术迭代。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驱动专业布局不断优化，技术变革加速专业迭代与规模波动，仅2025年，高等职业教育就新增设7331个专业点，同时撤销5427个专业点，由产业变革引发的专业结构变化，足以显现产业结构驱动专业布局重构的强度。传统行业萎缩、转型，新兴产业方兴未艾，由此引发教师资源需求结构性位移，倒逼教师资源“按需转型”，导致不同专业领域的教师资源需求分化趋势愈发显著。
第四，办学层次趋势分化。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人数分别为556．72万人、546．61万人、564．06万人、567．94万人，变化幅度趋于稳定，而同期职业本科招生人数分别为4．14万人、7．63万人、8．99万人、10．96万人，昭示教师资源需求演化态势分层。舒尔茨的投资梯度原则指出，教育投资需与教育层次提升形成梯度匹配，即随着教育层级上移，资源配置应向更高质量、更复杂的领域倾斜，以适应知识生产与传递的升级需求，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与职业本科分属不同教育层次，其知识生产链的定位差异，决定了教师资源能力结构需呈现梯度化的“上游迁移”特征。
2.考察维度锚定
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目标是遵循“整体最佳”原则，通过科学布局将教师资源精准配置到不同区域与院校，实现教师资源整体效能最大化。数量是教师资源配置最基础的考察指标，根据教师管理体制和劳动特点，除数量规格以外，质量规格也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故统筹考虑规模适配性与质量胜任力，确立“数量规模”“质量规格”两个维度。基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特征，还需关注教师队伍的专兼结构、能力层次、专业布局等组成结构，进而延伸出结构维度。空间维度是教师资源配置效率和均衡的重要体现，加之高等职业教育省级统筹的特性，立足省域视角并融合其他维度，考察各级各类教师的空间均衡和差异度。
综上，确立了数量、质量、结构、空间等四个考察维度：数量维度聚集教师资源供给与教育需求在数量上的匹配程度，着重考察教师在专业大类、空间布局等方面配置的合理性，揭示教师资源缺口或冗余，为教师资源补充、调配提供依据：质量维度以教师队伍的整体资质水平为核心考察对象，主要通过测度教师学历结构、职称序列、“双师”资格等指标，评估其是否具备满足人才培养所需的知识储备、技能水平、职业素养；结构维度关注教师队伍的内部构成要素及比例关系，通过对专兼比例、能力梯度等要素的量化分析，衡量教师队伍的产教融合深度、组合稳定性、梯度协调性等；空间维度结合高等职业教育省级统筹特性，立足省域视角，探究各级各类教师资源在不同地区的均衡度和区域差异度，揭示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教师资源在地理层面的科学布局与公平分配。由于教育层次差异，将分别对职业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展开考察，以增强配置策略的针对性与适用性。
3.评价指标选取
基于上文确立的维度框架，紧扣考察内容，选取观测指标（如图2所示）。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和文献研究发现，常用教师总量、标准化生师比等指数来表征教师资源数量规模的供给水平；借助于“双师型”教师占比、研究生学位教师占比、高级职称教师占比等指标来表征质量规格。结构维度着重分析专兼职教师比、能力层次比例，为深入了解兼职教师状况，建立了兼职教师的数量和资质矩阵；在空间维度，学界普遍从空间均衡的研究思路探析教师资源区域分布差异与均衡，透视教师资源区域布局的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总结发现相关研究多借助于地理集中指数来反映教师资源配置的空间均衡度。全局莫兰指数
（GlobalMoran'sI）可衡量地理空间中某属性值全域分布格局与关联强度的经典统计指标被广泛用于检测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分布随机性与关联性14；区域间教师资源扩张的不均衡性可能被整体数据掩盖，又引入泰尔指数
（TheilIndex）以量化资源密度，将教师资源聚集度与均衡度5具象化，两相结合：全局莫兰指数聚焦整体关联水平，反映教师资源全局分布模式；泰尔指数侧重展现区域差异，捕捉局部不均衡程度1。运用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1等统计指标和偏离度指数深入测度不同指标数值的特征和分布形态。计算公式分别如下：其中，1为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即莫兰指数，S。=2i-1Σ；-Wi，n为省
（自治区、直辖市）总数，y；和y；分别表示第i个和第j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各类教师数，y为全国各级各类教师平均数，W，，为空间权重值，采用二进制邻接矩阵规则来确定：其中，D为偏离度指数，T理论为根据配置标准折算得到的各级各类教师资源需求量，T实际为各级各类教师资源实际保有量。结合数据可获得性筛选指标，整理得到如图2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
4.标准解读
为直观呈现教师资源配置情况，对各项指标的含义与阈值进行系统解读说明：结合相关政策标准，确立了标准化生师比“双师型”教师比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的标准阈值（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职业教育专科的医药卫生大类中，除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标准化生师比要求为不高于18：1以外，其他专业均为25：1；在文化艺术大类中，除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教学标准、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石窟寺保护技术专业教学标准3个专业的标准化生师比为不高于22：1以外，其余均为25：1。鉴于现有统计体系仅披露专业大类数据，遂综合考虑各专业当前招生规模占专业大类比重，暂将医药卫生大类和文化艺术大类的标准
化生师比定为不高于25：1和22：1，全局空间自相关性系数正值表征空间正相关性（高值集聚），零值指示随机分布，负值反映空间负相关性（高值离散）；泰尔指数与区域差异负向关联，值越小差异越弱；偏离度指数为0，表明恰好适配，正值越大缺口越大，负值越小则冗余越多，三者均无量纲基准，通过纵横对比来解析均衡程度。
四、实证分析与问题诊断
（一）数量规模：扩张风险，供需错配
1.扩张风险
职业本科有其特殊矛盾，受首批试点院校扩招政策驱动，2022年招生规模同比激增，但专任教师增速显著滞后于在校生扩张节奏，导致各地均出现生师比逆势攀升（见表2），尽管当前生师比仍优于国家基准，若延续该趋势，2025年就可能突破警戒线，无法排除中长期教师资源不足的潜在风险，尤其是河南
（生师比增幅40.8%）、重庆（39.1%）面临较大风险。此类现象是政策先行与资源滞后的典型表现，症结在于推进试点扩招政策落地过程中教育规模扩张与配套教师资源的统筹衔接缺乏系统前瞻设计。
2.供需错配
作为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的类型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动态调整需以教师队伍的适配性为支撑。从专业布局与产业需求的衔接来看，某些专业领域教师资源供给不足，专业规模扩张与教师资源供给错配。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在校生同比增长203%，但教师数量并未同步增长，直接表现为交通运输
（47.50：1）、土木建筑（42.15：1）、医药卫生（42.05：1）、财经商贸（41.24：1）等14个专业大类未达标（见表3）。这与《高等职业教育生就业报告（2024）》中建筑业、医疗行业等重点产业的稳定用工需求形成鲜明反差，显示出专业调整与教师资源供给时序错位，即当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激增时，专业规模可通过短期招生政策快速扩张，但教师资源受培养周期、人事制度等因素限制，难以短期补充，形成“专业热-教师资源冷”的失衡，甚至出现产业需求越迫切，专业扩张越快，教师资源缺口越大的恶性循环。专业快速扩张向市场传递了人才充足的错误信号，而教师资源匮乏的现实则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信号失真，最终损害专业声誉、阻碍产业发展。职业本科因其处于起步阶段，招生规模相对有限（如2022年水利大类仅招收89名学生），但教师总量基数过低（教师数仅55人），难以支撑规模扩张，显示出教师资源储备的先天不足。以上问题的本
质是教育的长期育人规律与产业的短期敏捷响应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加强产业发展趋势研判，建立更敏捷的教师资源供给体系。
（二）质量规格：结构缺口，量质矛盾
1.结构缺口
表4显示，2021年、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和职业本科的“双师型”教师中高层次职称（尤其是正高级职称）数量及占比偏少。在专任教师方面，从学历结构来看，2022年福建（37.02%）、甘肃（35.89%）等4省职业本科研究生学历教师占比仍低于基准，福建更是逆势下降4.77%；从职称结构来看，表5偏离指数显示，2022年，四川（-33.00%）、江西（-22.93%）、福建（-18.44%）、辽宁（-18.38%）、山东（-9.67%）等地职业本科高级职称教师仍未达基准要求，且多地缺口率较大，如果叠加人才流失，虹吸效应与资源枯竭的恶性循环就可能加剧教师资源空心化。为在短期内补充高学历、高级职称教师，高职院校可能引进大量学术型博士或教授，但这些博士或教授缺乏行业实践经历，导致职业本科出现“学术漂移”的问题，人才培养与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同质化，陷入定位模糊的尴尬境地，无法满足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使命。
2.量质矛盾
高级职称教师占比普遍不达标，职业本科尤为严峻。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为填补数量缺口采取的扩招策略，引发稀释效应。表3数据显示2022年除农林牧渔大类（6.2%）以外，其余专业高级职称教师占比均低于20%的基准要求，表明教师规模扩张与职称优化未能协同推进；职业本科的文化艺术、新闻传播、教育与体育、公安与司法、公共管理与服务专业大类均低于30%的刚性标准。高等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本科）教师队伍“量质矛盾”的深层原因是职业教育发展遵循外延优先于内涵的路径，导致教师资源保障缺乏系统规划，制约高质量发展。2021-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学历结构如表6所示。
（三）组成结构：梯队失衡，准入失当
1.梯度失衡
“双师型”教师队伍梯度建设系统性失衡，折射出职业教育类型属性与教师专业发展规律的适配性不足。作为衔接产业实践与教学实践的核心载体“双师型”教师直接影响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层次与质量，其梯队建设直接关系技术技能传递的连续性。表4显示，职业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双师型”教师队伍职称结构均为纺锤型，甚至出现“副高、中级占比高于初级"的倒挂现象，
对比较为理想的卵型结构，初级职称教师占比偏低，反映出后备力量储备不足，可能导致技术技能传递链条出现入口断层，制约教师队伍可持续发展。高级职称教师尤其是正高级教师增长缓慢，暴露出高层次“双师型”教师培养与晋升的瓶颈，影响教师队伍功能互补与有序更替。关联职业教育高层次化的发展目标，2021-2022年，正高级职称教师的比例下降，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从6.82%降至6.74%，职业本科从8.81%降至7.65%（见表7），既暴露以量补缺的负面效应，也反映出优质教师资源的培育困境。优质作为标杆的缺失，既无法满足职业教育的分层需求，也制约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巩固。
2.准入失当
兼职教师作为产业技术向教学场域转化的关键媒介，其准入机制的规范性直接影响职业教育实践导向的类型特征。
兼职教师面临比例配置失当的问题，如表8所示，2021年天津和江苏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辽宁、重庆、四川、新疆的职业本科兼职教师比例大于30%，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已达标，但职业本科仍有贵州未达基线，不符合“专任为主、兼职为辅”原则，影响教师队伍稳定性。西藏（3.33%）、山西（7.57%）等地兼职教师比例极低，这反映出产教融合深度不足，导致兼职教师来源不足。兼职教师质量管控也不到位，从职称结构来看，表7显示，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14.62%）与职业本科（17.90%）的初级及未定职级兼职教师占比偏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以上问题反映出校企职称评审标准衔接不畅与准入审查的形式化问题，当兼职教师的产业资质缺乏刚性约束，为凑足课时，可能降低标准引进低质兼职人员或因缺乏合适人选被迫维持低比例，长此以往可能弱化兼职教师产业技术和信息传递者的功能和地位。此外，准入失当也折射出兼职教师能力素养的失焦，基于兼职教师职能定位，选聘应重点考查其产业经验转化教学的能力，仅凭职称无法全面有效地证明兼职教师履职能力。
（四）空间布局：数量聚集，质量极化
1.数量聚集
依据核心-边缘理论，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会形成资源向“核心区”集中“边缘区”资源供给不足的二元结构。
表2显示，2021-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的莫兰指数持续为正，表明空间正相关性与离散度并存。再看标准化生师比，京津冀、长三角地区依托区域经济优势、高等教育资源密集及“双高”职业院校布局倾斜，成为教师资源聚集
的“一级核心区”；西北地区则因地方财政职教专项投入加持，形成“次级核心区”；反观云南、广西、山西等“边缘区”，生师比虽达标，但省际极差扩大，凸显“边缘区”受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资源基础薄弱约束，难以形成教师资源聚集能力，显示出教师资源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的关联性。职业本科由于各地产业基础与政策推进节奏差异以及各地发展差异，2022年9个地区数据空白，因此仅考察分析生师比一项指标。2022年，职业本科标准化生师比省际标准差微升（2021年2.83，2022年3.00），说明2022年职业本科省际差距扩大，且离散度远超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可见政策试点与项目牵引也是分布不均的重要因素。
2.质量极化
“教师资源空间分布不均”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在教育领域的投射。从学历来看，表6显示，从2022年东部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教师研究生率来看，上海（63.58%）、北京（60.01%）、浙江（58.75%）形成的“高值区”与青海（22.86%）、甘肃（28.41%）等“低值洼地”差异悬殊（极差40.72%），体现高学历教师资源与产业集聚度的强关联性。
高学历教师资源仍主要集中在东中部省份，西部地区资源凹陷，体现新兴层次受政策试点布局影响更深。具体到学历梯度，空间失衡呈“学历越高，分化越甚”，正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教师的泰尔指数明显高于高级职称和硕士学位教师。高学历教师和职业本科的空间极化问题更为显著，印证了“优质资源向上集中”的马太效应，制约高等职业教育整体协调发展。正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教师的莫兰指数低于高级职称和硕士学位教师，提示正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教师分布的空间依赖性减弱，为通过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调节高水平教师资源的区域配置提供了可能性。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前文实证分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呈现成效与问题交织的特征。从成效看，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总量呈持续提升态势，教师队伍规模显著扩充；学历结构持续优化，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与职业本科的高学历教师占比均有明显提升；职称结构不断改善，高级职称教师补充成效显著，正高级教师增速尤为突出“双师型”教师队伍规模稳步扩大，兼职教师队伍也持续扩容；空间布局均衡化程度提升，省际教师资源配置的均衡性有所改善。问题交
织体现在：一是数量规模扩张存险且供需错配。职业本科招生增速远超教师补充，体现政策驱动初期发展无序性；教师资源的专业布局与产业发展错配，多个专业大类生师比超标，教师资源补充滞后于专业发展需求。二是质量规格存在结构性缺口和量质矛盾。优质教师资源尤其是高层次“双师型”教师仍然短缺，部分省份职业本科高层次教师未达基准；教师总量扩张稀释效应，使部分专业高级职称教师占比低于基准。三是组成结构存在梯度失衡与准入失范“双师型”教师职称结构呈纺锤型，梯队断层；校企协同与准入评价机制不畅，兼职教师比例畸高或过低现象并存，兼职教师初级及未定职级占比偏高，教师队伍质量与稳定性堪忧。四是空间布局呈数量空间聚集、质量区域极化，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政策试点、项目驱动的综合影响下教师资源分布不均。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教师资源经过长期积累发展，相对成熟稳定。职业本科作为新生事物，虽然在教师资源上有一定储备，但受发展速度快、标准要求高等影响，面临更突出的挑战。
（二）建议
1.前瞻布局与动态预警双核联动，保障数量供给第一，产教协同前瞻，优化教师资源供给。一是紧密对接产业，重塑教师资源配置链路。基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底层逻辑，应以产业发展需求牵引教师资源配置。以区域产业升级需求与技术迭代趋势为导向，系统性重塑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的全链路流程，实现专业结构、能力素养、产业前沿的动态精准适配，对接重点产业规划、新兴产业集群图谱，为过剩或技能老化教师提供基于未来产业需求的模块化转岗培训包，定向输送至紧缺专业，从而破解结构性矛盾，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前瞻产业前景，谋划教师资源布局。紧密对接区域未来劳动力需求预测与产业发展趋势，深度分析未来劳动力需求预测以及产业发展需求图谱，整合劳动力市场实时需求、产业升级路线图、在校生专业分布、教师资源存量等数据，预测未来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方向与规模，提前作好区域发展规划，并引导专业设置、招生计划，从而破解专业设置滞后、教师资源供需错配等难题，确保教师资源专业布局与产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频共振。
第二，动态监控预警，识别化解缺口。一是依托大数据，精准洞察需求。通过大数据平台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毕业生就业追踪、教师资源结构等多源数据，实现常态化、动态化的数据采集与分析，精准洞察需求，深度整合实时岗位需求大数据、产业技术路线图、企业技能缺口调研、在校生专业分布热力图、
现有教师（含专兼职）结构数据库（涵盖专业、技能等级、区域分布等），对教师总量、结构、区域分布合理性以及专业布局与产业需求的实时适配度进行持续监测与精准评估，高效识别潜在的结构性矛盾，切实把握真实教师资源需求以实现供需匹配。二是构建预警系统，形成弹性适配闭环。建立涵盖“专业-教师资源-产业”匹配度的预警指标体系（如生师比阈值、专业对口率、新兴产业教师缺口率、毕业生就业质量偏离度等）。通过常态化数据采集与分析，当关键指标逼近或突破阈值时，触发预警信号，及时启动教师跨区域/院校流动、转岗培训、紧缺人才定向引进、专业优化调整或招生计划调控等响应措施，防患未然，避免结构性矛盾加剧。
2.强化培育与合作共享双轨并进，纾解优质教师缺口第一，职前职后纵横联通，提升教师培养能力。均衡配置资源并不是“削峰填谷”，而是“造峰扬谷”9，扩充教师储备才是关键。一是以“立交桥”式培养体系，系统性扩容供给。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是培养主体，当前我国培养规模（仅34所高校设职教专硕点）远滞后于需求，亟须打破师范和非师范的壁垒，搭建多元化、可选择、有层次、能融通的课程b，对应“双师型”教师的能力框架，设置专业技术、教学能力、通识能力、实践能力等模块化课程，基于生源学习基础和意向岗位动态适配课程组合，增强教师培养灵活性，从而加强教师后备力量。二是以精准培训模式，靶向驱动能力进阶。针对高层次教师缺乏的问题，可依据“双师型”教师能力标准，构建分层分类的按需培训体系21；依据教师发展阶段、能力类型、岗位能力结构，靶向匹配课程资源，高效驱动教师专业成长，保障高质量教师资源供给；完善传帮带培养模式，强化代际协同的梯队功能互补，资深教师传递产业经验与教学智慧，弥补青年教师实践短板；青年教师则反哺数字化教学工具、前沿技术动态，构建教学相长的良性生态，打破“自上而下”为青年教师安排导师的传统模式，引入双向选择和双方考评机制，使师带徒的培养模式落到实处，从而突破梯队断层困局。
第二，多元共享盘活教师资源，数字赋能拓宽渠道。一是省际、校际联动，驱动教师资源流通共享。通过省际、校际教师互聘、干部挂职、交流轮岗、巡回授课、跨校组织创新团队等方式，加强优质教师流动共享，充分发挥优质教师的引领带动作用，扩大优质教师的辐射范围。完善交流教师工作量计算、绩效考核和酬金发放办法，解决教师参与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完善工作量置换、绩效考核单列、酬金梯度上浮等激励机制2，激发高水平教师参加省际、校际交
流的内驱力。二是数字赋能，拓宽优质教师共享路径。以慕课、微课、直播课等形式开设数字化“名师课堂”，完善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库，深化名师线上工作室等建设，完善在线教研机制。并组建教师共创团队，研发建设精品数字课程，扩大教育资源辐射覆盖范围。此外，还要对优质教学资源缺乏地区和专业采取倾斜政策，开发“专递课堂、“双师”教学2资源。
3，分类准入与优化考评双措并举，跃升结构质效第一，把控准入质量，筑牢教师资源根基。一是绘制能力图谱，构建分类准入标准。遵循“按需聘用、保证质量、分类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健全教师分层分类标准，明确教学型、技能型、科研型等类型教师的核心能力2，据此分类制定教师的聘任标准、招聘程序、准入条件等，确保聘用人选精准契合院校发展需求，严把入口关，源头杜绝因准入失焦导致的资源错配与结构冗余，推动兼职教师队伍从“数量补充”向“质量赋能”转型。二是落实旋转门制度，畅通人才沟通交流渠道。开设快速认证通道，破除“工程师-教师”身份转换壁垒，企业技术骨干经过教育学、心理学等强化培训后，可以快捷地认证获取教学资质，为学校引进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科技领军人才、行业名师等人才提供便利：尝试特许认定通道，开辟紧缺人才绿色通道，精准定向引进兼具深厚产业背景与教学潜力的高技术技能人才，此类教师可采取“先上岗，再考证”的教师资格预认定形式，以多种形式汇聚更多卓越教师投身教育事业。
第二，重构考评体系，促进质量跃升。一是创新管理制度，夯实考评依据。积极探索将兼职教师纳入教职工编制或尝试兼职教师长聘制度，形成编制“周转池”，扭转兼职教师“局外人”的心态，为考评提供制度依据，并形成更加具体的管理办法和考核制度，在职称评定、工作量认定、绩效考核等方面完善相应配套管理制度和措施，在规范兼职教师教学行为的同时，增强兼职教师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二是重构考评机制，激活发展动能。优化校外兼职教师考核机制，建立兼职教师的绩效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和职称申报评审办法，突破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桎梏，紧扣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实际需求和发展规划，开展教学能力、技术攻关、产教融合等全方位考核，强化岗位适配度评估，引导兼职教师明确自身职责定位与发展方向，激活产业教师自主发展动能，蓄积优质兼职教师队伍后备人才。
4，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双轮驱动，均衡空间配置第一，央地联动与人事创新，优化制度供给与教师流动机制。一是央地联动，完善顶层设计。高等职业
教育管理体制以省级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省级层面拥有区域布局的决策自主权。为提升整体效能，亟须强化中央与地方的政策与战略协同，发挥政策对人才流动的正向引导作用。中央层面应加强宏观统筹和优质资源调配，牵头制定国家层面的重大专项，并通过配套的财政、政策倾斜，引导教师向薄弱地区流动。地方则结合实际完善区域实施路径，发挥区域统筹和调配职能，设立专项教师资源引进基金、实施区域薪酬补贴、跨区域任教积分制度，着力拉动优质教师向重点领域、薄弱区域、紧缺专业集聚。二是人事制度创新，破除政策壁垒。实证调研结果显示，部分地区教师资源冗余度高，应摒弃单位所有制的观念，创新“岗编分离”的非对称编制管理2，消除教师跨单位、跨领域流动所面临的“编制束缚”，支持校企人才双向流动管理创新，将教师编制（身份隶属）与工作岗位（实际履职）解耦，允许教师编制保留在原单位，流动至其他单位工作，将闲置教师资源定向输送至紧缺领域。
第二，特色学科建设与人才生态优化，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一是因地制宜，打造规模化的优势学科集群。紧密对接国家战略规划与地方产业资源禀赋，寻求区域特色和支柱产业需求与院校特色的契合点，采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方式以专业对接产业，按“扶强”“扶特，“扶需”的原则通过科学规划与及时调整，引导高职院校聚焦资源，集中建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专业集群，形成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二是筑优高层次人才发展生态，提升人才竞争力。重视外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要素，参照市场薪酬水平，合理设计符合教师能力和实际贡献的薪酬政策27，增强工资的保障性功能，全面提升中西部地区高职院校教师的薪酬水平和发展空间；深化人才评价改革，突出真才实学、发展潜力、责任担当导向，强化成果原创性、科学价值、社会影响力权重，优化考核机制，减轻非必要科研和教学负担，升级硬件设施与科研平台，改善教师科研与工作环境，构建“引才聚才、人尽其才”的良好生态。
高校后勤育人创新的实践探索
北京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张东平
后勤部门作为高校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坚实基石，也是师生校园生活的温暖后盾，其枢纽作用贯穿于高校治理体系的各个环节。因其工作场景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后勤部门在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具有天然的优势，“是‘大思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隐性教育载体”[1]。但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高校后勤部门常囿于资源管理和行政服务的角色之中，其“育人”职能多被社会忽视，作为隐性教育载体的潜能亟待挖掘。因此，在“十五五”规划构建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大背景下，高校后勤部门应当实现系统性改革，以超越传统的保障职能，转型升级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和“第三课堂”。在“大思政”格局与“三全育人”体系下，高校后勤不再是单纯的服务保障部门，而是立德树人的“第三课堂”、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是集组织育人、环境育人、服务育人、劳动育人、协同育人于一体的全域化育人场域。具有助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进高校后勤改革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2]。
后勤育人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价值引领、文化浸润、实践养成嵌入后勤服务全过程，实现保障与服务并重、服务与育人结合的一体化转型的实践形态。文章通过对北京科技大学后勤工作的案例分析，发现应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以学校培养“为国奉献钢筋铁骨高素质人才”为目标要求，将后勤工作系统性地融入“钢筋铁骨”特色育人体系，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实现后勤育人。应构建立体化、全域化的无边界后勤育人模式，即打破部门壁垒、空间壁垒、主体壁垒，构建“党建引领、景致润心、服务暖心、协同聚力、实践砺行”立体化机制；推动育人空间从课堂延伸至宿舍、食堂、校园全域，育人主体从教师拓展至后勤职工、学生骨干、社会力量，育人过程从阶段性教育转向全天候、全周期浸润，形成全员参与、全程贯穿、全域覆盖的育人生态，为后勤工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也为学习“双一流”建设注入坚实的后勤动能。同时，文章以“钢筋铁骨”特色育人体系为依托，从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双重维度，探讨高校后勤从“保障型”向“育人型”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为新时代高校后勤高质量育人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样本。
一、党建铸魂：夯实“钢铁家园”的后勤根基
组织育人是“大思政”体系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政治引领与价
值浸润的关键载体。高校基层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尤为关键。将党组织体系延伸至学生公寓，既是完善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课堂灌输走向生活浸润的重要路径。北京科技大学以“钢铁家园”为抓手，推进党建与后勤服务深度耦合，本质上是把组织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把政治功能转化为育人功能。
如总书记[3]所言：“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推动高校党建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确保党的教育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高校有效贯彻落实。”组织育人是“大思政”体系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政治引领与价值浸润的关键载体。高校基层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尤为关键，将党组织体系延伸至学生公寓，既是完善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课堂灌输走向生活浸润的重要路径。以“钢铁家园”为抓手，推进党建与后勤服务深度耦合，本质上是把组织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把政治功能转化为育人功能。作为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核心场域，公寓对学生三观塑造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依托“钢铁家园”实施资源集聚育人行动，建设“一站式”学生社区，以“三个突出”为抓手深化“党建进宿舍”，延伸党建工作触角，强化政治引领，构建全覆盖育人网络，既是落实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要求，也是加强大学生思政教育、扩大党组织覆盖面的现实需要。
（一）突出党旗领航，完善组织构建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书记[4]曾特别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组织力是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的核心体现，完善公寓基层党组织体系是拓展思政教育辐射范围、落实党建育人的关键。北京科技大学后勤党委以“培养人、发展人、成就人”为核心，构建“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三级组织架构，成立后勤党委学生公寓党总支，按楼宇楼层设立154个学生公寓党支部、以宿舍为单位设立党小组，实现党组织在学生公寓的全域覆盖。
同时，制定多项规章制度，建立职责清晰、边界明确的公寓党组织管理体系，保障上级党建部署落地见效。针对过去公寓党建跨部门协同不足、资源碎片化问题，后勤党委与学工部门、二级学院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通过合理配置公寓党总支人事架构，吸纳多方力量参与，形成“1+1+1”联合党支部模式和三级学生党建联络体系，打通跨部门协同育人链条，构建“学院为条、公寓为
块”的思政教育格局，实现党建工作与后勤服务、思政教育的深度耦合。
（二）注重示范引领，强化队伍建设
总书记[5]在第二十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中曾强调：“要深入开展高校创先争优活动，推动高校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中创先争优”。这要求突破传统说教式党建模式，充分激发学生党员主动性，强化公寓党支部的政治引领作用。北京科技大学后勤党委聚焦党员履职与成长，打造五大思政教育平台，将公寓党组织活动纳入学校基层组织活动立项并给予经费支持，构建学生党员作用发挥长效机制。
通过“党员楼层亮身份”等特色活动，引导学生党员亮身份、明责任、受监督，强化其政治意识与服务意识，提升基层党组织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同时，依托“一对一学业帮扶”“学生党员接待日”等服务载体，发挥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学生自我教育、正向熏陶，以党建引领团建、班建，筑牢学生理想信念根基，培育高素质学生骨干队伍。
（三）强化思想浸润，创新育人载体
在《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一书中，总书记[6]27在谈及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时曾强调：“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单纯一条线的工作，而应该是全方位的”。青年学生的思想特点决定了思政教育需立足潜移默化、沉浸式体验，北京科技大学立足学生主体，将思政元素与课余活动深度融合，创新隐性育人载体。
通过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大扫除等主题党日活动，强化学生主人翁意识与集体责任感；打造“红色图书漂流书架”，搭建便捷的红色学习平台，让红色文化浸润日常；组织红色观影、党史知识竞赛、红色教育基地研学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一系列创新举措，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感染力与亲和力，实现思想引领与日常浸润的有机统一，推动党建育人走深走实。
综上，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完善组织体系、强化队伍建设、创新育人载体，推动党建与后勤服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深化党建育人内涵、提升育人实效，其相关实践入选全国高校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优秀案例，为高校公寓党建育人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而且“党建进宿舍”的实践，还丰富了组织育人与隐性教育的理论内涵。即通过三级组织体系实现党组织全覆盖，以党员亮身份、示范引领强化价值导向，以红色载体浸润思想，破解了高校思政教育“最后一
公里”难题，印证了党建引领是后勤育人的根本保证，为行业特色高校基层党建与后勤育人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二、景致润心：塑造“钢铁精神”的文化场域
依据环境育人理论与场所精神理论，环境是无声的教科书，校园空间不仅是物理载体，更是文化符号与价值载体。隐性教育强调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实现价值引领，将校园景观、食堂空间、公寓环境纳入育人体系，正是以物质形态承载精神内涵，实现“以景润心、以文化人”。
师生是校园环境的首要体验官[7]。长期以来，北京科技大学坚持将思想教育的精神内核与校园环境建设的物质载体深度融合，以环境浸润与文化熏陶滋养学生心灵，以可感可知的物质形态传递正向价值与人文关怀，将隐性的育人元素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努力实现“以无声之力育有为之才”的目标。
（一）厚植文化底蕴，构建沉浸式育人空间作为新中国第一所钢铁工业高等学府，北京科技大学底蕴深厚，其矿冶学科渊源可追溯至1895年，建校以来培育了大批钢铁领域杰出人才与英模人物，积淀了鲜明的行业特色与精神文脉。后勤部门立足学校办学历史与“钢铁精神”传承，围绕“校训、校友、校情”核心元素，以公益性为导向，将校园文化与环境建设深度融合，构建沉浸式育人空间，实现场所精神与育人价值的同频共振。
通过打造“北科风物”“北科诗韵”“北科华章”系列文化景观，将校园地标、办学成果转化为可视化育人符号，陈列于公寓、走廊等公共空间，让校园文脉可感可触；在公共区域布设名人名言与先进榜样展示墙，以榜样力量引导学生自省自强、涵养品格，厚植爱党爱国爱校情怀。同时，通过“校园疗愈绘画计划”修补破损树木、“景观微升级”活化废旧物品，既丰富校园文化形态、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更强化师生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构建“步步见文化、处处有熏陶”的育人氛围，激发师生爱校荣校的内生动力。
（二）打造四季景观，营造生态化育人意境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审美需求是仅次于自我实现需求的高层次需求。北京科技大学后勤部门立足师生审美需求与育人目标，以“春彩绽绿、夏花凝香、秋叶铺锦、冬木含韵”为脉络，对校园景观进行系统性升级，将自然意趣与育人内涵深度融合，营造生态化、沉浸式育人意境。通过科学搭配乔灌草与花卉品种，构建“四季有景、季季有韵”的特色生态景观体系，让师生在自然景致中滋养心灵、提升审美素养；打造校园水系喷泉景观，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与绿色生态平衡，将生态教育理
念融入环境建设；依托“银杏景观文化节”，创新景观营造模式，将校训精神、育人理念融入灯光布置与场景设计，打造兼具视觉震撼与情感共鸣的校园场景，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育人的有机统一，让生态环境成为隐性育人的重要载体。
（三）优化食堂环境，构建融合式食育空间食堂作为学生日常高频活动场所，是实现服务育人、生活育人的重要场景。北京科技大学立足“无边界育人”理念，推动食堂环境从“保障型”向“育人型”转型，构建融合式食育空间，实现生活服务与价值引领的无缝衔接。
在食堂场景中嵌入“珍惜粮食、文明用餐”“光盘行动”等价值引导元素，通过海报、餐桌提示等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用餐间隙，打造潜移默化的思政“微课堂”，引导学生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同时，持续优化食堂硬件设施，定期更新陈设、调整布局、科学划分窗口，营造整洁有序、温馨和谐的用餐氛围，让食堂既充满烟火气，又兼具育人温度，实现饮食服务、习惯培养与价值引领的多元融合，彰显环境育人的全方位价值。
综上，以“钢铁精神”为内核打造沉浸式育人空间，有效实现环境育人、文化育人、审美育人的有机统一，并将行业文脉、校史底蕴转化为可感知、可认同、可践行的育人力量。这一实践深刻表明后勤环境建设不再是简单美化，而是价值塑造的重要场域，是隐性教育从抽象理念走向具象场景的关键突破。
三、暖心服务，传承“钢铁脊梁”的奉献基因
服务育人理论强调，服务过程即育人过程。后勤服务直面学生日常生活，最具情感温度与实践粘性，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教育理念的微观体现。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后勤服务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安全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的递进式满足，从而完成从服务保障到价值引领的跃升。
北京科技大学建校七十余年来，亲历了中国钢铁工业从初创奠基到发展壮大、由技术空白走向自主创新的全过程。在这一历程中，将个人理想与服务国家需要相统一，以担当与奉献为核心的精神特质已成为北科大师生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这种精神不仅是攻坚克难的科研斗志，更是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工匠品格，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以品质提升为核心，将“钢铁脊梁”撑起民族工业发展的奉献基因转化为提升后勤服务效能的实际行动，在后勤保障和立德树人各项工作中践行初心，真正做到了为学生办实事、解难题。
（一）精准对接生活需求，筑牢基础服务育人阵地
聚焦学生饮食、住宿两大核心生活需求，将服务保障与育人价值深度融合，夯实服务育人根基。餐饮服务方面，立足服务育人与健康育人融合需求，紧扣传统节气文化推出特色美食，兼顾口味差异开设主题窗口，响应健康理念研发推广四季减脂餐，从食材溯源到营养搭配全方位优化品质，既满足学生饮食需求，又传递健康生活理念与文化内涵，提升校园餐饮满意度与后勤服务品牌影响力。住宿服务方面，坚持需求导向，通过多渠道常态化收集学生诉求，聚焦热点难点推进宿舍设施升级，完善便民设备、规划晾衣区、开辟党建活动室，以高效精准的服务优化住宿体验，实现住宿保障与育人服务的无缝衔接，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二）深化多元服务供给，彰显服务育人温度与效能
立足学生全方位需求，丰富服务载体、提升服务品质，让服务过程成为育人过程。一方面，厚植服务温情，深化“爱心服务”品牌建设，常态化开展公益服务项目，在公共区域完善便民设施，组建专业团队提供免费服务，通过品牌创优活动推动后勤员工提升素养，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传递劳动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劳动观。另一方面，完善商超业态，依据相关政策推进学生社区基础设施升级，引进课业、生活、餐饮等各类商户，实现“一站式”需求全覆盖，既保障学生日常便捷性，又以规范服务传递责任担当，筑牢后勤育人支撑。同时，推进智慧后勤建设，依托数字化转型打造智慧服务场景，开通线上服务功能、引入现代化设备，提升服务效能与精细化水平，实现智慧服务与育人功能的有机融合。
（三）畅通互动响应机制，强化服务育人针对性
构建多维度师生沟通桥梁，破解服务育人针对性不足的难题，推动服务提质增效。依托“码”上解决反馈平台、学生代表座谈会、学生楼层长等载体，常态化收集学生意见建议，严格落实“接诉即办”模式，高效响应学生急难愁盼问题。这种多元化互动响应机制，不仅提升了后勤服务的精准度与效能，更强化了服务育人的针对性，让学生在诉求解决过程中感受到责任与担当，进一步彰显服务育人的穿透力，助力学校后勤服务软实力提升，为服务育人落地见效提供机制保障。
以暖心服务践行育人使命，将“钢铁脊梁”的奉献精神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服务细节，全方位构建服务即教育、保障即育人、细节即引领的实践逻辑，不
仅提升了后勤服务现代化水平，更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服务育人是最接地气、最具穿透力的思政教育。
四、协同聚力，夯实“后勤育人”的网络根基
系统观念与协同育人理论是新时代高校治理的重要方法论。育人不是单一部门行为，而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打破部门壁垒、整合育人力量、畅通协同机制，是构建大思政格局、提升育人整体性与实效性的必然要求。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X会上，总书记[8]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系统性的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北京科技大学自觉运用系统思维与开放视野，注重加强前瞻性思考、坚持全局性谋划和整体性推进，把协同育人理念融入后勤服务各环节，构建起“多方联动”的管理模式，积极打破部门职能壁垒，整合校内外多方力量，凝聚育人合力。
一是构建复合型师资队伍。基于打造协同育人队伍矩阵，融通后勤保障链条的需要。立足于后勤岗位的实际情况，将食堂厨师、宿舍管理员、绿化技师、维修技工等关键岗位力量进行整合，组建起一支专业的校内实践教学师资队伍。面向全校师生开设包括垃圾分类实操、绿植养护基础、应急维修入门、食品安全科普等在内的公共实践课程，以“手把手教学”的方式，将专业技能与劳动精神融入校内教学的全过程。同时，积极拓宽校外师资引入渠道，邀请校外机构、社区或专业公司的技术人才，通过专题讲座、技能工作坊、案例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传递前沿技术理念与实战经验，助力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对接社会需求。
二是加强后勤员工能力建设。通过组织政治理论学习与职业发展教育等，引导员工勤于思考、交流、实践与创新，将“育人意识”内化为职业自觉，把价值引领融入日常服务之中。推动服务优质化、关爱常态化、创新全员化，让“时时、事事、处处育人”成为共同行为准则。增强员工以身作则的意识。定期组织服务礼仪、应急处置、专业技能升级等专项培训，开展岗位练兵与技能竞赛，激发工作热情，培育业务骨干。同时，加强与兄弟院校后勤部门的沟通，高校间互学互补，推动育人项目融合发展，扩大育人辐射范围。结合学校特质不断推进体系创新，形成具有校本特色的育人工作体系。
三是组建学生楼层长骨干队伍。明确学生楼层长在安全督导、需求传递、活动组织、榜样引领四个方面的育人职责，赋予其卫生检查、意见收集、主题活动等“育人任务”，推动学生公寓党支部骨干接受分类培训，增强其服务同
学的责任和意识。同步设置楼宇值班、桶站值守、餐饮制作等一线后勤服务工作体验活动，让学生感悟后勤工作的辛劳，在沟通协作间锤炼实践能力，于点滴服务里涵养职业精神，切实提高楼层长骨干队伍在思想引领、学风建设、安全稳定、楼宇文化营造等工作上的能力和水平，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育人目标。
四是拓展育人宣传辐射范围。以“贝壳后勤”公众号为核心宣传阵地，联合学校宣传部，聚焦后勤一线员工的典型事迹、校园环境改造的具体举措、便民服务的优化升级等真实场景，通过推送图文、短视频等形式，系统呈现后勤育人成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育人实效。充分发挥宣传矩阵的联动优势，增强育人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最大化实现宣传育人功能。
综上，通过构建多方联动、多元参与的协同育人网络，实现了主体协同、资源协同、功能协同，有效破解了后勤育人碎片化、单打独斗困境，充分印证协同育人不是简单联合，而是机制化、体系化、常态化的育人共同体建构，是提升高校治理能力与育人效能的关键路径。
五、实践砺行，笃行“钢铁报国”的育才之路
劳动教育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依据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理论，后勤部门天然具备劳动育人场景优势，能够让学生在真实劳动、躬身实践中理解劳动价值、锤炼意志品质、强化责任担当。后勤工作具备劳动教育独特优势[9]，在学校培养“为国奉献钢筋铁骨高素质人才”的过程中，北京科技大学将劳动教育巧妙融入后勤工作与育人实践的全过程，在坚持“守正”的同时注重“创新”，积极探索劳动育人的新途径、新方法和新模式，赋予北京科技大学劳动教育工作以新的时代内涵。
一是构建文化浸润体系，夯实劳动育人的精神根基。立足以劳育美、以文化人理念，后勤部门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系统构建特色劳动教育矩阵。围绕传统技艺传承与生活实践能力培养，整合园艺、非遗、烹饪等教育资源，推行沉浸式、体验式教学模式，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增强实践能力，厚植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同时，依托传统节日与校园生活场景，开展图书漂流、节庆制作、收纳整理等多元化活动，将劳动教育与价值引领深度融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育社会责任感、互助精神与爱校荣校情怀，实现劳动育人与文化育人的同频共振。
二是创新实践载体机制，激发劳动育人的内生动力。坚持品牌化、系统化
建设思路，以多元载体推动劳动教育落地见效。一方面，打造特色品牌活动，通过专题宣传与媒体展示，扩大劳动教育影响力，树立劳动教育典范，弘扬劳动精神与荣校情怀；另一方面，依托教育部“育人星光计划”，构建“行为−积
分−激励”的正向循环机制，将劳动教育融入线上育人系统，通过积分兑换等形
式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引导其自觉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与劳动意识。此外，以二十四节气为脉络，构建“探春、嬉夏、品秋、暖冬”四季劳动教育体系，组织学生参与绿化养护、环境维护等实践活动，增强劳动教育的实践性与育人实效。
三是完善基地建设布局，打造劳动育人的多元课堂。立足多校区资源优势，统筹推进劳动教育基地建设，构建覆盖全域、形式多样的实践育人平台。在延庆、海淀、昌平、管庄等校区分别打造综合性劳动教育基地、“劳动责任田”、生态种植园等多元实践阵地，通过“分年级承包+全周期管理”等模式，让学生全程参与耕耘、养护与收获，体验劳动的全过程与价值。依托不同校区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打造兼具地域特色与育人理念的劳动课堂，推动劳动教育扎根生活、贴近自然，让学生在躬身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切实提升劳动教育的实效性与覆盖面。
将劳动教育嵌入后勤全过程，构建课程化、品牌化、基地化、常态化的劳动育人体系，推动劳动教育从活动化走向制度化，从形式化走向实效化，深刻彰显后勤劳动育人是连接校园与社会、知识与实践、个人与国家的重要桥梁，是培养钢筋铁骨高素质人才的关键支撑。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文章通过对北京科技大学后勤育人实践的深入分析，发现只有以大思政理论、三全育人理论、隐性教育理论、组织育人理论、环境育人理论、服务育人理论、协同育人理论、劳动教育理论为支撑，构建党建铸魂、景致润心、暖心服务、协同聚力、实践砺行“五位一体”的无边界后勤育人模式，才能真正实现后勤从保障支撑向育人阵地的系统性转型。这一路径既立足行业特色高校文化基因，又契合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全国高校推动后勤高质量发展、构建特色化育人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与实践借鉴。
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调研及提升策略研究以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例
沈阳建筑大学图书馆孙鹏
0.引言
近年来，ＡＩ素养的内涵不断被丰富和完善，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场景和专业背景，从技术、教育、随着以ＣｈａｔＧＰＴ为代表的生成式ＡＩ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人类社会正加速进入智能时代，ＡＩ素养已经成为社会各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促进ＡＩ助力教育变革，并要求制定完善师生数字素养标准［1］。同年7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为ＡＩ素养教育提供了全面且深入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推动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进程［2］。作为支持高等教育改革与科研创新的信息枢纽，高校图书馆具备将ＡＩ素养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空间、资源和人员优势［3］。
为更好地引导大学生合理、合规使用ＡＩ，并规避ＡＩ带来的潜在风险和负面影响［4］，助力ＡＩ素养教育创新发展，本文以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调研对象，通过网络调研、文献调查等研究方法，系统梳理ＡＩ素养教育的现状及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以期为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1.ＡＩ素养概述
1.1ＡＩ素养及ＡＩ素养框架
ＡＩ素养一词最早可追溯至1972年，学者ＡｇｒｅＰＥ将其初步定义为ＡＩ从业技术人员的职业素养［5］。随着ＡＩ技术的突破，ＡＩ素养于20XX年正式进入大众视野并引发学界的研究热潮［6］。于晓雅在ＡＩ视域下将ＡＩ素养定义为人机共存且虚实并行的知识、能力、素养和人格的全方位综合素养［7］。ＬｏｎｇＤ等从工作场景出发，将其定义为批判性评估ＡＩ技术，与之进行有效沟通合作并在多种场景中将之作为工具的一系列能力［8］。由于所处领域视角以及针对对象范围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对ＡＩ素养的定义虽存在一定差异性表述，但核心观点基本相同，即ＡＩ素养是在生成式ＡＩ时代背景下，个体应该具备的一种新型能力集合，不仅强调对新兴技术的适应能力，更重视伦理意
识、批判性思维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职能应用等跨学科的多元视角，探索构建了不同适用主体的框架，以对ＡＩ素养内涵进一步阐释。ＷｏｎｇＧＫＷ等最初提出的由ＡＩ概念、ＡＩ应用、ＡＩ伦理三个部分组成的框架成为了ＡＩ素养框架的基础组成部分［10］；蔡迎春等基于维度设置的归纳，从数字素养出发，结合数智时代特征进行释义，构建包括知识、技能、伦理、情感和跨学科思维的五层框架［11］；施雨等综合学者理解，基于素养间辩证关系，从学生的学习阶段、职工以及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视角出发，分析了相适应的ＡＩ素养框架维度设置［5］；黄如花等整合多种来源的学术数据，综合参考政策报告以及动态需求，构建认知、技能、应用及伦理的普适性框架［12］。
1.2ＡＩ素养教育
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球不同地区90个国家的高校ＡＩ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90％的受访者在专业工作中使用ＡＩ工具，但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ＡＩ应用于教学或研究时感到不确定或犹豫［13］。随着ＡＩ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进一步应用，如何将ＡＩ素养教育纳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以进一步确保ＡＩ在高等教育使用中遵循伦理性和人文性，正变得日益迫切。
当前，国内外众多高校图书馆都开展了ＡＩ素养教育。在课程设置上，部分高校图书馆与校内外机构合作，共同开发了ＡＩ素养教育课程，并通过嵌入式教学探讨生成式ＡＩ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如2023年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与李政道研究所等合作，举办了“当‘复杂与简单’遇上元宇宙”主题工作坊，指导学员围绕主题，使用ＡＩ工具进行艺术创作［14］。在教育形式上，更多聚焦于工作坊、培训、公开课等教育活动，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推出ＡＩ专题培训，包括信息素养公开课和研究生学术训练营［15］。在教育内容上，国内高校图书馆普遍以信息素养教育为基础，嵌入生成式ＡＩ工具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场景、ＡＩ伦理道德等内容。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将ＡＩ热点和核心信息资源服务融合，与校内职能部门合作，举办“ＡＩ＋超学科训练营”、ＡＩ办公技能训练营、ＡＩ制图比赛等活动［16］。国外高校图书馆以实际案例作为支撑，强调真实世界中的问题解决，以此来培育师生的ＡＩ素养。如哈佛大学考特威医学图书馆举办“医学数据治理中的对话机器人技术”系列研讨会，以多种方式探讨大语言模型在临床数据管理中应用的隐私保护技术与合规实践［17］。
2．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实践现状分析
在ＡＩ素养领域的研究历程当中，ＡＩ素养框架紧跟ＡＩ技术的发展前沿不断延伸拓展。ＡＩ素养教育的内容，从知识、应用、伦理三个初始维度出发，逐渐发展到如今以技术为导向，借助工具驱动，不断创新拓展内容并密切关注伦理层面，即形成了“认知—技能—应用—创新—伦理”五大核心维度［18］，这一共识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本文也以这一框架维度作为研究基础。各维度内容及内涵如表1所示，其中，认知作为ＡＩ素养的基础，强调对ＡＩ概念和技术原理的系统理解以及技术双向影响的批判性思考；技能强调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整合ＡＩ技术、工具与资源以解决实践问题；应用强调通过实践技能完成特定情景下的任务，并将ＡＩ技术深度融入特定行业与领域；创新强调个体在整合前三者的基础上，借助创新性思维持续探索ＡＩ未知领域的发展潜力；伦理维度是ＡＩ素养的底线要求，强调个体保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确保ＡＩ技术发展始终与人类价值统一。
2025年3月1日至5月30日笔者对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19］官网及官方AAA公众号进行调研，查找其发布的ＡＩ素养教育资源和相关教育活动，剔除重复内容后进一步按照教育形式对调研结果进行分类，同时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调研，最后将涉及的教育内容引入上述五大核心维度的ＡＩ素养框架当中。调研发现，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借助信息素养教育，以图书馆为主体，联合其他学院，跨部门协同推进，在ＡＩ素养教育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下文主要介绍存在的问题。
2.1不同地域发展水平不均衡
大部分高校图书馆都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ＡＩ素养教育，但不同地域之间又存在显著差异。如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在内容设计上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多元性，而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则在内容设计上相对简单。为了揭示不同地域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间的共性与差异，以及深化多维度理解，按照地域将42所高校图书馆划分为7个片区，并选取区域内代表性高校图书馆进行分析，其开展的活动内容如表2所示。
我国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发展水平在各地区不同层次高校之间呈现较大差距。从地域划分来看，华北和华东地区拥有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ＡＩ相关领域人才，在ＡＩ技术的研发及创新方面具备优势。这些地区的高校图书馆不仅自身具备较强的科技研发、创新能力，还拥有便利的合作条件和充足的科研
经费，通过借助较新的科技产品，在使用ＡＩ工具辅助科研学习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践教育。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设计了讲座培训、应用竞赛，以及工作坊实操的ＡＩ素养教育全流程内容。华东地区的高校图书馆注重学生与社会的接轨，开展了学生进社区教学以及ＡＩ时代大学生生产指南对话等实践活动。
华中地区由于图书馆发展历史悠久，以武汉大学为首的高校图书馆多以信息素养教育为基础，将ＡＩ素养教育融入其中，开发教育课程以及开办系列讲座，辅以多种形式的阅读推广和技能竞赛活动。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借助学科发展基础，已经构建起较为完备的ＡＩ素养教育体系，包括利用先前成立的数字素养教育中心开发ＡＩ素养教育相关的慕课资源、编写教材、开展大学生科研训练营等活动。西北地区的高校受国家扶持政策影响，专业性较强。这些地区的高校图书馆根据自身专业优势的不同，在医学和园林等专业领域，针对性地开展实践活动，以提升专业能力。
然而，现阶段大部分高校图书馆受限于本馆ＡＩ技术发展水平和自身资源等因素，只能通过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接入部分简单的ＡＩ助手或ＡＩ搜索引擎，不能为师生提供充足可用的工具或开展专项技术实践。如重庆大学、东南大学和山东大学等的图书馆仅开展了以使用ＡＩ工具助力论文写作为主题的讲座，在ＡＩ素养教育方面的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
2.2活动形式欠丰富
总体来看，我国“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开展的ＡＩ素养教育形式可以分为专题资源建设、主题培训、技能竞赛、阅读推广以及项目工具五大类型，如表3所示。各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培养形式多为举办各类型的讲座活动，并辅以ＡＩ工具服务，其他活动形式覆盖率不足。
注：技能竞赛只包括自主举办相关活动的高校图书馆，如ＡＩ主题信息素养大赛等不计入。
第一类是整合自身拥有的ＡＩ素养教育资源，以网页导航的方式，为学生提供清晰的服务概览。如四川大学图书馆建设的生成式ＡＩ专题网页，包含了ＡＩ介绍、新闻资讯、ＡＩ工具以及图书馆ＡＩ工具使用指南等内容。这种形式需要高校图书馆自身具备成体系的相关资源，调研发现仅有4所高校图书馆开展。图书馆缺少专题导航，学生难以获取ＡＩ素养相关的基本常识。引进的工具资源在缺乏深度支持服务的条件下，学生因无法获知、缺少使用方法或不了解具体应用而难以有效利用。
第二类是通过开设讲座、举办工作坊实操以及开发慕课和通识课程等方式，为学生提供ＡＩ基础知识和技能应用等方面的主题培训。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建设ＡＩ素养提升班，开设多种课程培训，并辅以在线资源教学。主题培训是ＡＩ素养教育最常用的形式，被调研高校图书馆均开展了相关内容，但实践活动及开发课程较少。单一的讲座模式参与度较低、实践性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教学反馈和深度思考，而且缺少实操内容导致学习过程被动，培训效果难以得到实践验证。
第三类是通过举办ＡＩ技能竞赛的方式，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检验所学知识和技能，以提高ＡＩ应用能力。如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举办的“ＡＩ赋能，素养跃升”系列竞赛，不仅在赛前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培训，后续还通过高校信息素养数据库强化训练学习内容。技能竞赛是检验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受到ＡＩ主题信息素养大赛的影响，多数高校图书馆均参与其中。但图书馆主办的竞赛较少，当前高校图书馆多依靠信息素养大赛间接开展竞赛，该竞赛主要考验参赛者利用ＡＩ进行信息搜集的能力，缺少ＡＩ素养其他部分的内容，并且也难以了解到学生实际的学习情况，无法为后续教育的开展提供参考。
第四类是通过在AAA公众号或其他社交平台发布相关的文章内容进行知识科普，或者通过举办书展、沙龙、研讨会的方式进行阅读推广，并进行作品征集，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扩大ＡＩ素养教育的影响范围。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开展的“我与ＡＩ的故事”读书分享活动，鼓励学生展现自己的ＡＩ应用成果，分享使用图书馆ＡＩ资源的心得。但ＡＩ素养教育与阅读推广活动结合的形式不够多样，难以做到二者的深度融合。这种供给端的单一化使得需求端参与不足，进而影响学习兴趣，制约了ＡＩ素养教育的普及和推广。
第五类是通过建设ＡＩ资源平台或接入ＡＩ工具的方式，助力师生提高科研和学习效率并拓展研究边界。在ＡＩ服务层面，我国高校图书馆已全面接入ＳｃｏｐｕｓＡＩ、星火科研助手等ＡＩ科研工具，部分高校图书馆还开通了ＡＩ数据库资源试用。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开发建设了“精工智教”———北京理工大学课程教学全程智慧辅助系统以及北京理工大学国家ＡＩ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多种项目工具，以促进ＡＩ与教学深度融合，提升教学效率。
2.3教授内容较浅薄
调查显示，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ＡＩ素养教育内容从初期的概念
普及与技能培养，向场景应用不断深化，并伴有一定的伦理教育，但创新激发尚显薄弱。如表4所示，“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在知识维度和技能维度的活动开展数量均达70余次，活动覆盖率超过80％。但涉及应用维度、创新维度、伦理维度活动的高校图书馆，均不到半数。
首先，绝大部分被调研图书馆已开展了涵盖知识维度与技能维度的ＡＩ素养教育活动，但体系化发展与深度不足。被调研图书馆的教育内容多从社会现象出发，以ＣｈａｔＧＰＴ、ＤｅｅｐＳｅｅｋ等生成式ＡＩ大模型作为引入内容，为学生讲解ＡＩ的基本概念、发展趋势以及基本原理，以此阐释ＡＩ的能力边界，旨在建立学生对ＡＩ技术的初步认识。但这种基本认知层面的通识性讲座缺少对ＡＩ发展历程以及更为深入知识点的讲解，难以为学生构建一个清晰的知识图谱。而且，当前知识传授主要是对一些ＡＩ工具的识别与使用，教导学生如何利用ＡＩ学术搜索引擎和文献分析工具进行高效地信息检索与调研，知识传授还包括通过提示词工程进行文献解读的教学。教育内容往往只针对当下的热点技术，缺少从理论知识到前沿动态的循序渐进式知识传授过程，整体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
其次，应用维度与伦理维度虽有涉及，但教育内容结构失衡。在应用维度，当前教育内容一贯以助力科研为主要目标，忽略具体的实践应用以及创新创业等方面。而ＡＩ素养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助力科研，更是为了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学科专业层面，需要加强ＡＩ与学科背景的融合，激发学生动力，培养跨学科思维。在非学术层面，需要加强探索ＡＩ在职业生涯规划、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创新创业等场景的应用教学，进一步提升ＡＩ素养教育的应用广度。在伦理层面，教育内容普遍涉及数据隐私与安全、算法偏见与起诉、ＡＩ的公平性、学术不端等。特别是生成式ＡＩ大模型的涌现，使得ＡＩ写作与学术诚信成了各高校图书馆普遍开展的教育内容。但目前伦理教育多以警示及规范宣传为主，缺乏深入的、基于实际案例的批判式探讨教学，难以让学生将其与自身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相关联。
最后，创新维度是ＡＩ素养教育的高层次之一，也是目前较为薄弱的环节。被调研的图书馆当中，仅有9所开展，而且为数不多的几项实践活动也仅围绕着科研创新、教学创新展开，而非创新方法论和思维模式的塑造。图书馆由于自身资源条件不足，在支撑学生创新方面面临挑战，缺少与ＡＩ技术创新相关的直接教育内容。
综上，我国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在ＡＩ素养教育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同时也发现了不足。不同地域、不同层次高校图书馆之间ＡＩ素养教育差异较大，在活动内容、活动形式、教育内容等方面均有所体现。整体协作意识不强，多数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以简单的培训、课程为主，却忽略了效果最为明显的实践环节，使ＡＩ素养教育过于理论化。
3.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提升策略
3.1构建图书馆协同发展网络
ＡＩ素养教育发展水平在区域间、校际的不平衡，根源在于资源、意识与能力的差异。若想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能力的提升，可以提高图书馆主体协调作用，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协同发展网络。
在国家层面，应由权威机构牵头，制定普适性的ＡＩ素养教育指导框架，为全国高校图书馆提供统一、科学的行动准则和评估标准，避免ＡＩ素养教育部分缺失或盲目跟从。同时设立ＡＩ素养教育专项资金，对资源相对薄弱的高校给予经费支持和政策倾斜，以帮助其顺利开展基础性的ＡＩ素养教育活动。
在区域层面，可以依托已有的高校联盟或图书馆协会，建设地区性的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共同体，形成区域发展协同。首先，可以共建共享ＡＩ素养教学课程，降低开发成本，构建具备不同特色和案例支撑的课程体系。其次，可以积极推动馆际协作，支持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流动授课，以丰富教育内容。最后，可以合作完成ＡＩ项目开发的全流程，根据自身优势选择科技创新、产品研发以及试验推广等环节中的一环，以弥补资源或技术上的不足。
在校级层面，图书馆需加强与校内各个部门的沟通协作。在开展ＡＩ素养教育活动之前，图书馆与教辅单位形成合力，保障设备场地、技术安全等前期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教育框架的构建中，图书馆可以借助交叉学科融合与优势学科特色，协调各个学科的教师和科研人员，设计面向学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内容，并且融合各学科内容，为师生的跨学科问题解决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3.2构筑渐进式多元教学体系
为有效提升师生的ＡＩ素养，高校图书馆需要创新教育活动形式，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理论实践结合、短期长期互补的多元立体教学活动体系。
首先，要持续系统地丰富与ＡＩ相关的教育资源，逐步配备先进的智慧学习设施以打造良好的硬件环境，引入ＡＩ相关的纸质和数字资源，以及引进或
合作开发ＡＩ专业工具或学科研学平台，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师生提供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
其次，要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丰富课程设置。可以利用其他高校已经开设的网络课程、公共平台，以及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ＡＩ学习专栏等现有资源强化课程设置，借助图书馆门户网站打造面向全体师生的ＡＩ通识课和公开课。在此基础上，根据馆藏特色进一步开发嵌入式课程，开设学科专业课程以及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背景学生设计培训课程。通过设计慕课、微课等网课形式构建课堂内外双推进的渐进式ＡＩ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全面涵盖ＡＩ基础知识、工具使用、应用场景以及风险与局限性等主题［20］。
最后，在实践教育活动领域，可以利用图书馆场地加大ＡＩ工具的使用、工作坊实操、ＡＩ孵化训练营等内容的比重，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动力。联合学科教师继续增设学术沙龙、专题讲座及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以混合教学的方式将理论与实践融合，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通过竞赛和夏令营等体验活动鼓励学生利用ＡＩ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在互动情景中思考人与ＡＩ的关系，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深度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3.3创新拓展多维度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是ＡＩ素养教育的核心，受到师资队伍、技术资源以及学科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图书馆应开拓思路，不断拓展教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为强化基础认知和概念普及，图书馆可以联合本校其他教学及行政管理部门，吸纳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将ＡＩ素养教育与学科教育深度融合，以扩大ＡＩ素养教育工作的影响力。如ＡＩ相关学院或科研组织能够为图书馆开发课程提供具备专业背景的教师以及资源，形成脉络清晰的ＡＩ知识框架，加快ＡＩ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21］。其他学院教师与图书馆员联合开发跨学科课程，开展具备专业特色的实践活动，激发师生对ＡＩ的创新动力。
为加强技术应用与创新，图书馆在整合本校资源的基础上，可以与企业、研究机构以及公益组织合作，弥补自身在ＡＩ技术和工具方面的不足，进一步拓展ＡＩ素养教育的深度。如通过建立ＡＩ素养教育实践项目，图书馆与校外组织联合打造ＡＩ人才培养体系，建造实验室和实践基地，并依托和借助企业开发的ＡＩ技术产品和优秀技术人员，开展教学培育、实操演示以及项目开发等活动。将企业案例融进教学课程体系能够将ＡＩ素养教育的应用场景具象化，
帮助学生理解并代入具体情境，进一步提升ＡＩ素养教育的成效。
为确保ＡＩ技术的合理使用，图书馆必须系统嵌入ＡＩ伦理和法制教育。首先，图书馆应根据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权威文件，建立ＡＩ伦理教育标准，为师生提供规范化、系统性的ＡＩ伦理教育内容［22］。其次，图书馆要发挥自身平台与资源优势，在强化科研学习场景下的伦理教育基础之上，区别学科背景，在不同场景中深入开展ＡＩ伦理教育。最后，要强化教学实训与反馈，通过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实践情况，用真实案例向其传输以人为本等伦理观念。
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倦怠问题及对策探究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李还胜
职业倦怠是工作压力引发的心理行为极度疲劳耗竭状态，严重影响教师身心健康、工作满意度与教学效果。长期倦怠会降低教师职业幸福感，使其教学热情减退、方法僵化，减少对学生的关注指导，进而影响学生发展。心理学领域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研究颇丰，但高职教师群体因兼具理论教学、实践指导、校企合作及实习管理等多重任务，其倦怠问题具有独特性。探究该群体倦怠问题及应对策略，对提升教师幸福感、促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就此分析其问题与对策。
一、基线资料及方法
（一）基线资料
本研究以2021年1月6日至2024年1月6日期间接受问卷调查和访谈的88位高职院校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教师35例，占总样本的39.77%；女性教师53例，占总样本的60.23%。88例教师的平均年龄为（37.2±7.5）岁。
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在高职院校全职任教，具有教师资格证书，从事教学工作满一年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完成本研究的各项调查和评估，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详细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且目前处于发病期的教师；近半年内有离职、转岗、休长假等情况导致教学工作中断的教师；因身体原因无法正常履行教学职责的教师；存在认知或语言障碍，无法正常沟通和完成问卷的教师。
（二）方法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88位高职教师的工作倦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
1.问卷调查：应用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MBI），对受试者开展调查。详细内容为：情感衰竭、去人性化和个人低成就几个维度。共22道题。使用Likert7点计分原则，评分范围从“从来没有”一直到“每天都有”，分数和工作倦怠程度呈正比。
调查受试者基本信息，详细为：教师的基本信息，工作情况，对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的满意度等。问卷共发放88份，回收有效问卷88份，回收率为100%。
2.工作人员针对所有受试者，开展深度访谈。访谈提纲主要围绕教师
的工作压力源、工作倦怠表现、工作期望和应对策略方面进行。
访谈采取半结构的形式，根据教师的回答，工作人员对问题进行适当调整，以获取更加丰富、深入的信息。
（三）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情感衰竭维度分数。
2.对比两组去人性化维度分数。
3.对比两组个人低成就感维度分数。
（四）统计学原理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受试者情感衰竭相关表现
不同工龄教师每日因教学产生疲劳感的天数存在差异：工作1～3年教师为1.25±0.58天，工作4～6年教师为2.56±0.89天，工作7年及以上教师为3.89±
1.23天，疲劳感天数随工龄增加呈上升趋势。在情绪相关指标方面，受试者因教学压力引起的情绪波动频率为每月3.65±1.32次；
情绪波动后负面情绪持续时长为5.28±2.15小时；
因教学压力引发情绪失控的教师共15人，占比达17.05%。
（二）受试者去人性化相关表现
去人性化是职业倦怠的核心表现之一，指个体在工作场景中对他人产生冷漠、疏离的态度，主动减少情感投入与有效互动的心理及行为状态。不同教学年限教师每周对学生表现出不耐烦的次数存在明显差异：教学年限1～3年的教师为1.12±0.45次，教学年限4～6年的教师为2.36±0.78次，教学年限7年及以上的教师为3.58±1.02次，不耐烦次数随教学年限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在师生互动态度方面，面对学生提问或求助时，采取简单敷衍回应的教师共45人，占比51.14%；刻意回避与学生单独沟通的教师共28人，占比31.82%。在同事协作与交流层面，不同教学年限教师每月主动参与同事间教学交流活动的次数呈递减趋势，其中教学年限1～3年的教师为3.25±1.13次，教学年限4～6年的教师为1.86±0.97次，教学年限7年及以上的教师为0.98±0.64次。团队协作态度相关数据显示：
对团队合作表现出消极态度的教师共36人，占比40.91%；在协作任务中采取敷衍了事做法的教师共22人，占比25.00%。
（三）受试者个人低成就感相关表现
本研究中，在教学成果相关自我怀疑方面，教学年限1～3年的教师每月因教学成果不满意产生自我怀疑的次数为1.35±0.62次，教学年限4～6年的教师为2.68±0.95次，教学年限7年及以上的教师则达到3.81±1.24次，自我怀疑次数随教学年限的增加呈显著上升趋势。整体来看，认为常规教学未达到预期效果的教师共52人，占比59.09%。在职业发展前景迷茫频率上，不同工作年限教师的差异同样显著：工作年限1～3年的教师对职业发展前景感到迷茫的频率为0.86±0.43次/年，工作年限4～6年的教师为1.97±0.78次/年，工作年限7年及以上的教师为3.12±1.06次/年，迷茫频率随工作年限增长逐步升高。在职业价值感与同行比较相关指标中，因职称评定、科研成果等挫折觉得自身努力未获得应有回报的教师共48人，占比54.55%；每月因看到同行成就而产生自我贬低情绪的教师共37人，占比42.05%；在竞争环境中，因与同行比较而强烈感觉自己不如他人的教师共29人，占比32.95%。
三、讨论
职业倦怠的成因呈现出多元交织的特点：职业倦怠的核心诱因是职业付出与回报的不平衡，此类矛盾在相当一部分教师群体中更为突出；制度和管理机制不健全也为导致此类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评价体系量化导向偏斜，令教师工作压力增大；由于高职院校“跑教”模式造成的人际联系弱化和职业教育特有的高强度情绪劳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剧教师职业激情耗竭。
本研究显示，高职教师情绪疲劳随教学推进持续加剧，初期仅大型公开课、课程设计等任务引发疲惫，后期常规备课、授课、作业批改亦产生难以快速恢复的疲劳感。为适配行业发展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法，叠加学生个体差异大、学习动力不足、纪律薄弱等问题，教师心理资源持续大量耗竭，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频发且强度提升，心理调适能力下降。长期情感衰竭易诱发失眠、焦虑等心理问题，且教师课堂情绪状态会直接传导至学生。
职业生涯初期，教师仅对个别调皮学生偶尔不耐烦，随着教学推进逐渐对多数学生缺乏关心耐心，减少情感交流，根源是未从学生处获得足够积极反馈，付出未得回应致情感投入递减。工作之初教师积极参与同事交流合作，后因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竞争加剧及资源配置失衡，部分教师为规避冲突、减轻压力，
减少沟通协作，趋向独立封闭工作。
教学初期教师能客观看待教学不足，后期却因自我设定过高标准、过度关注学生进步，常觉教学未达预期，学生表现不佳时易归咎自身，产生自我怀疑。严苛的职称评定标准与激烈竞争，叠加科研资源有限、教学任务繁重，努力未得回报，陷入职业发展迷茫。在竞争环境中，教师与同行对比时易放大自身不足，产生自我贬低情绪，长期低成就感严重侵蚀工作热情，削弱职业认同感，对高职教师队伍稳定与教育教学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教师教学任务繁重，需承担授课、备课、作业批改、课程设计等工作，实践教学重视度提升后，实习实训指导进一步增加工作量；同时科研压力大，院校对科研成果要求高，教学科研双重负荷令教师身心俱疲。学生管理难度加剧，生源结构复杂，部分学生学习动力不足、习惯不良，需教师耗费大量精力引导。
晋升机会有限，职称评定标准严苛、竞争激烈，科研成果等要求难达标；职业发展路径模糊，教师规划迷茫，工作积极性逐渐消磨。院校管理重量化考核、轻人文关怀，教师遇压力难获支持；同事互助氛围薄弱，家庭因工作失衡难获理解，压力无法得到有效缓解。
高职教师肩负教学、实训指导、科研多重任务，工作负荷繁重；生源结构复杂、学生管理难度大，需投入大量精力引导。职称晋升标准严苛、竞争激烈，职业发展路径模糊；院校重量化考核、人文关怀不足，社会支持体系薄弱。加之教师自我效能感偏低、心理特质存在差异，多重因素叠加共同加剧其职业倦怠。
对于以上问题，应当构建相关解决对策。一是优化学校管理机制科学分配工作任务。依据教师专业背景、教学能力、科研专长及身心状态，合理划分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等工作比重，避免任务分配不均导致的超负荷劳动；针对教龄7年及以上、倦怠程度突出的教师，可适当减少重复性教学任务，增加学术交流、教学创新等弹性工作内容。
改革评价激励体系。摒弃“唯科研、唯论文”的单一量化导向，建立涵盖教学质量、育人成效、学生满意度、教学创新等多元指标的评价体系；将情绪劳动、实践教学指导等纳入工作考核，对表现优异者给予职称评定倾斜、科研经费支持等奖励。强化人文关怀与心理支持。设立教师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定期开展压力管理、情绪调节等专题培训；建立“老带新”帮扶机制，缓解青年教师适应压力，同时为高年资教师提供职业转型指导，破解发展困境。
二是提升职业认同感
强化价值宣传与政策扶持。通过媒体平台宣传高职院校教师的育人贡献与职业价值，破除“重普教、轻职教”的社会偏见；政府加大职业教育资源投入，设立教师专项奖励基金，对长期坚守职教岗位、成效显著的教师给予表彰。
搭建实践与合作平台。推动校企深度合作，为教师提供行业一线实践、技术培训等机会，助力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接轨，降低因知识更新压力产生的倦怠；鼓励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支持，拓宽职业成长路径。
三是教师主动自我调适，增强抗倦怠能力
优化心理状态管理。主动学习情绪调节、压力缓解等心理知识，经过运动、冥想、社交等方式释放负面情绪；理性看待工作中的挫折与不足，避免过度自我否定，建立积极的职业心态。
确定职业发展规划。结合自身优势与行业趋势，制订短期、长期职业目标；积极参与培训、教研活动，更新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提升自我效能感。
结束语
综上所述，职业倦怠是一种由教学负荷、管理压力和职业发展困境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系统问题，不仅关系到教师的身心健康和职业生涯，而且对高职教育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指出：情感耗竭、去人性化和个体成就感低下的三方面特征，可为精准干预提供实证依据。要想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坚持“协同治理”，采取有效方式，优化学校制度、实现社会价值认同和教师的自我调节。在后续工作中，需要积极深化对职业倦怠影响机制的动态追踪，总结运用针对不同教龄、不同学科的差异化干预策略，为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
高职院校廉洁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李远帆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三不腐”机制的重要举措。202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2025年1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要求“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讲好中国反腐败故事”。高职院校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部署，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结合所在地区和行业发展趋势，有机结合学校自身特点，把廉洁文化建设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宏观层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之举
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近年来党中央在全党持续开展主题教育，目的就是为了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构筑起坚固的思想堤坝，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同时，党中央针对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展专项治理，严肃查处一批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聚焦“已病”，大力抓好“治”，也要关注“未病”，提前谋划“防”。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高职院校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和专项治理的必然要求。“廉洁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息息相关，通过加强廉洁文化的宣传教育，能够把清廉熔铸到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群众的思想之中，使敬廉崇洁成为一种新风尚，在大学校园厚植清廉的种子，从而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二）中观层面：传承文化服务地方的必然要求
高职院校是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承担着为行业发展培养所需专业人才的重任，也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助力。首先，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能够传承和发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地方文化产业，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其次，地方和行业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人才的品德直接决定了是否能够发挥所学专长，为企业和社会发展起
到正向促进作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重要抓手，通过廉洁教育和校园文化等方式，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良好的品德，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三）微观层面：帮助学生健康成长的必要举措
当前，青年干部和学生干部问题引起的热议不断，一些“90后”甚至“95后”干部年纪轻轻便因贪腐问题身陷囹圄，由此带来的腐败“年轻化”和“低职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网上频频爆出一些高校学生社团等组织“官僚化”，学生干部摆架子讲排场，欺凌同学等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下沉”高职院校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象牙塔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法外之地。高校反腐倡廉任务同样艰巨繁重，甚至还会面对一些‘独有难题’，廉洁文化建设与持续教育显得尤为关键重要”。因此，如何抓住青年价值观念成长的关键期，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成为重要课题。高职院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德育是贯穿整个教育过程始终的重要环节，要遵循学生发展的规律，抓住德育的关键期，通过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帮助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新世纪人才。
二、当前高职院校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一）部署谋划上不够系统长远
当前高职院校在进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顶层设计上还存在站位不高、重视不够、部署推动不足等问题。首先，有的高职院校党委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工作不够重视，将其视同一般事务性工作，没有看到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研究部署缺乏高度，工作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其次，有的学校党委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认知有偏差，片面地认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纪委的事情，直接将责任推给纪检监察机关，且未提供足够的支持，乐于当甩手掌柜，导致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职责不清、路径不明、措施不利。最后，有的学校虽然进行了研究部署，但没有结合学校发展和实际出台有力措施，抓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上下一般粗，制定的政策文件缺乏系统性和关联性，没有及时进行跟踪问效，以致目标不清、力量分散，难以取得实效。
（二）体制机制上缺少协调联动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学校内外多个主体共同努力，但现实中还存在各个主体目标不一致、相互缺乏沟通、体制机制衔接不畅和各自为战的问题。一
是学校内部各部门之间缺少呼应。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工作一般由学校纪委牵头，各级党组织和相关部门予以配合，但由于各党组织和院（部）事务性工作繁忙，往往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工作投入时间精力不足，与学校纪委之间的上下联动及相互之间的横向沟通均不足，存在较强的依赖性和被动性，难以形成比较顺畅的“内循环”。二是学校与企业、家庭之间缺少衔接沟通。有的高职院校没有发挥好牵头作用，没能及时与校外单位、家庭协调联动；有的学校虽然投入不少时间精力，但是校外单位和家庭回应不够积极主动；有的虽然建立了协调机制，但共同组织开展活动较少，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收效不尽如人意。
（三）内容方法上缺乏特色和创新
当前，高职院校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方式相对比较单调，内容也不够丰富，需要进一步突破创新。从方式方法上来看，廉洁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依然是廉洁教育，以课堂教学为抓手，强调廉洁理论知识的学习，但对学生主观接受认可和实践缺乏进一步的培育和评价手段。此外，广大学校虽积极组织开展主题党日、社团活动、志愿活动等廉洁教育活动，但一般形式单一，缺乏吸引力，师生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参与度不高。有的学校努力构建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但不够全面系统，既没有突出廉洁主题，也没有营造出良好的氛围，难以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从内容方面来看，廉洁教育主要呈现表面化、碎片化，内容多选取古往今来的典型榜样和案例，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材和课程缺乏系统研究，对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行业特色文化的挖掘还不够深入，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贴合不够紧密，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从突破创新来看，大部分学校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手段方法仍比较传统，对人工智能、短视频和短剧等新技术、新平台开发利用不够，未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学生的关注。
（四）监督考核上不够有力有效
从监督检查来看，围绕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开展的专项监督较少，监督的主体、客体、目标不够清晰，往往浮于表面难以发现问题。从考核方面来看，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已是上级主管部门对高职院校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学校内部也普遍制订与之相关的考核文件和指标，并对各级党组织和院（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情况进行评定。但是，学校层面的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考核往往仅作为党风廉政年度考核等校内考核的一部分，缺乏相对独立性，考核指标不够具体明确和可量化，考核分数占比较低。学校二级党组织和单位层面，
往往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考核设定过于简单，甚至没有制订相关考核指标，考核出现“真空”现象。从监督考核的结果运用来看，由于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考核分数占比较低等因素影响，有的主体对该项工作不够重视，敷衍了事，导致考核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出“指挥棒”作用。
三、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思路和途径
（一）加强谋划，构建体制机制，协调各方力量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高职院校党委坚决扛起责任、提高站位、着眼长远，增强系统性思维，主动协调校内外各方力量，充分利用校内“大思政课”建设等重要载体，制定目标明确、责任清晰、操作性强的系列政策文件，切实做好顶层设计。同时，要抓好校内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两个循环”：一是校内各二级党组织和单位的内循环。建立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领导体制，以责任落实为抓手，根据二级党组织和单位的职能分工细化责任，明确完成期限和措施，形成定期协调推动工作机制，确保内循环顺畅运转。二是与社会企业等单位的外循环。进一步拓展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链条，建立由高职院校牵头，实习单位、企业和家庭等广泛参与的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衔接机制，校方牵头主动与各参与主体对接联系，通过专题讲座、实习授课、家庭教育等方式，充分发挥实习导师、家长和企业领导等人员的引领带动作用，合力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取得实效。
（二）立足实际，结合学校特点，抓好廉洁教育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但对于高职院校来说，依然要牢牢抓好廉洁教育这个抓手。各高职院校所属地区和行业有所区别，学校专业特色也各有不同。因此，学校开展廉洁教育要充分结合地区、行业和学校特色，将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内容纳入教育范畴，使其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和职业发展。要进一步丰富廉洁教育的形式，更加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围绕学生的实际生活开展更加多样、内容新颖、贴近生活的廉洁活动，不断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推动廉洁教育的内化深化和转化。廉洁教育还应与学校“大思政课”建设等中心工作紧密融合，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教师的言传身教作用，一体化推动学校的师德师风和教风学风建设。
（三）传承文化，顺应时代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新时代高校廉洁文化的建设既不能忽视对历史的传承，以彰显出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发展与创新，突出鲜明的时代特
征”。高职院校要牢牢把握当前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机遇，深入发掘所在地区和行业的特色文化，持续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结合新时代发展和要求，不断突破创新，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注入强大生命力。要始终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中心，把握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规律，大力营造崇廉尚洁的良好氛围，将廉洁教育从“有形”转为“无形”，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和教育学生。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还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再创新，要从师生关注的焦点、热点、兴趣点出发，从身边人、身边事选取素材，贴近师生的实际生活，用新的理念、新的内容、新的方式进行再创作，才能引起师生的关注和共鸣，进而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四）积极探索，用好技术手段，创新方式方法
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各个行业对该项技术的应用已成为热点研究课题。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要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在三个方面进行突破创新：一是教育理念创新。传统廉洁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以教师和课堂为中心，对学生作为个体的主动性不够重视，忽略了个体差异性。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实现标准化教育到因材施教的跨越，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为每名学生定制教育方案，最大程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和帮助学生成长成才。二是方式方法创新。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不再仅仅依靠线下，而是对以往线上手段的升级和深化，使其成为第二个主阵地。除了线上课程、短视频、博文等已经广泛使用的手段之外，DeepSeek、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的应用给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更加智能化、便捷化和个性化的选择。三是考核评价创新。不同于以往“一刀切”式的标准化评价，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个性化评价，将考核方式由静态考核转变为动态考核，并及时反馈考核评价结果，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强大助力。
结束语
新时代，高职院校面对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为党和国家培育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张答卷，要紧紧抓住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这个重要抓手，立足学校实际制订系统性举措，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有效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不断挖掘创新方式方法，为学生成长成才保驾护航，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关于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学生就业与发展的调研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陆伊琪
0.引言
在职业教育领域中，技能大赛逐渐成为评价院校教学水平与学生专业技能的重要指标，技能大赛不仅为师生提供了技能展示的平台，更对职业教育改革方向产生深远影响，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1］。在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技能大赛获奖学生凭借在大赛中积累的经验与技能获得更多职业发展契机，而其发展经历也能折射出职业技能大赛在人才培养中的效果与不足。为精准把握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学生的就业与发展现状，采用问卷调查法开展调研，通过定量数据分析揭示获奖学生的就业特征、职业发展竞争力及大赛对其发展的影响，以期为优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技能大赛机制提供数据支撑，推动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深度衔接。
随机选取12所参与职业技能大赛的高职院校作为样本，涵盖电子商务、化工生产技术、机械制造、跨境电商运营等多个专业，共发放问卷500份（针对技能大赛获奖学生发放300份，普通学生发放2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68份（获奖学生有效问卷285份，普通学生有效问卷183份），有效回收率为93.6％。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收集问卷数据。对部分获奖学生及企业招聘负责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进一步验证问卷数据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问卷围绕研究目的进行维度划分，采用单选题、多选题、李克特5分量表题相结合的题型设计，包括三个一级维度和9个二级维度（见表1）。
采用ＳＰＳＳ26.0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计算数据的百分数占比、平均数、标准差等指标，对比分析获奖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各项数据，旨在揭示技能大赛对学生就业与发展的影响。
1.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学生就业现状
1.1企业录用优势显著
企业在招聘中高度认可职业院校学生的技能大赛获奖经历，并将其作为学生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过硬的重要证明，技能大赛获奖经历已成为学生入职优质企业的重要“敲门砖”，也是企业筛选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标准[2]。调研结果显示，获奖学生毕业前获得企业录用书的占比达78.0%，而普通学生的这一比例仅为32.0%，二者相差46个百分点，差异显著（见表2）。
1.2直接就业与升学比例差异从毕业去向看，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学生直接就业与升学深造倾向明显，与普通学生形成鲜明对比。研究结果显示，获奖学生中60%的学生计划毕业后直接就业，24.9%的学生计划升学深造，剩余15.1%的学生选择创业或暂未确定去向（见表3）。
获奖学生的毕业去向选择体现出明确的规划性，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期望凭借在大赛中积累的技能优势快速进入职场。选择升学深造的学生充分认识到学历提升对职业长远发展的重要价值，希望通过深造进一步夯实专业基础。而普通学生由于缺乏技能大赛经历与技能积累，在毕业去向选择上无显著倾向，就业与升学决策较为盲目。
1.3就业岗位特征明显如表4所示，获奖学生的就业岗位与参赛专业项目高度匹配，且集中在行业内知名企业或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岗位特征具有鲜明的专业性。
2.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学生的职业发展分析
2.1初期职业竞争力分析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获奖学生在步入职场初期展现出极强的职业竞争力，在薪资水平、岗位晋升、岗位适应能力等方面均显著优于普通学生（见表5）。
2.2长期发展潜力分析
随着工作年限的累积，获奖学生的长期发展潜力逐渐显现，这一优势源于大赛紧跟行业前沿技术的特性及大赛对学生创新思维与学习能力的培养[3]。如表6所示，获奖学生各项能力提升的均值均在4.2分及以上，表明学生对大赛的能力提升作用认可度极高。
学生通过大赛接触到行业最新的知识与工艺，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行业技术升级，如机械制造专业参加智能装备大赛的学生在工作中更能适应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并逐步成长为技术主管、项目经理等。大赛中培养的创新思维与学习能力使获奖学生在面对行业改革时具备更强的适应性，能够快速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实现跨领域发展。电子技能大赛获奖学生毕业后成功转型到物联网开发领域，凭借其在大赛中积累的学习能力与技术基础，逐渐成为行业技术骨干。表6中“跨领域发展适应能力”均值达4.2分也印证了大赛对学生长期发展潜力的提升作用。
2.3职业发展需求分析
企业岗位实操与就业指导是获奖学生的核心需求，占比达70.5%，其次是系
统化职业规划教育（68.4%）和校企合作的产教融合实践体验（65.6%）。45．3%的学生希望获得针对性升学备考辅导，体现了获奖学生在就业与升
学方面的双重需求。这一结果为后续制定关于获奖学生的就业与发展支持体系提供了明确方向，亟需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平衡升学与就业引导，深化产教融合，强化职业规划教育。
3.促进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学生就业与发展的建议
3.1平衡升学与就业，精准对接学生发展需求获奖学生在毕业去向选择上呈现出直接就业与升学深造倾向，职业院校需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升学与就业，为其提供精准化的支持服务。一方面，对具备学术潜力、希望升学深造的学生，应严格遵循保送升学政策，为学生开设具有针对性的升学辅导课程，并组织学术交流活动和备考讲座，帮助学生快速适应本科阶段的学习节奏，满足其升学备考需求。另一方面，针对倾向于直接就业的学生，学校可构建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开设就业指导课程[4]，邀请企业专家分享行业动态与岗位需求，组织职场体验、模拟面试等活动，以提升学生的就业实操能力，契合学生对企业岗位实操指导的核心需求。
3.2深化产教融合，缩短校园到职场的适应期深化产教融合是提升学生就业质量和促进职业发展的关键举措。职业院校应与电子商务、化工生产、机械制造等行业企业加强深度合作，共同开发符合行业需求的课程体系，将跨境店铺运营、化工仿真操作、智能装备调试等大赛核心内容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融入日常教学，便于学生接触行业先进的知识与技能。同时，培养学生的商务谈判、跨文化沟通、生产管理等职业素养，弥补校园学习与企业实践之间的差距。企业还应全程参与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从招生、课程设计到实习、就业，给予全方位支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确保培养的学生能够精准匹配行业、企业发展需求，缩短岗位适应时间。
3.3强化职业规划教育，提升学生发展应变能力在学生入学初期，可利用职业测评工具全面了解学生的性格、兴趣及能力，为其制定个性化职业发展初期规划。在学生参与技能大赛过程中，可结合其大赛获奖经历与专业能力提升情况及时调整职业发展规划，使大赛经历与职业规划形成联动[5]。在学生毕业前，邀请行业成功人士开展职业规划讲座，分享职业发展经验，使学生深入了解相关职业的发展要求与路径。应组织学生参与职业规划大赛，明确自身职业发展方向，让学生能够根据市场变化与自身情况及时调整职业规划，以适应行
业的快速发展。
海东市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谢慧贞
海东市作为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农业城市，其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区域生态安全和农民福祉。近年来，海东市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探索与实践，取得显著成效。
1.海东市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1.1土壤质量退化问题。海东市长期过度耕作及不合理施肥，致使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结构恶化、肥力水平下降；化肥过量施用还造成土壤酸化现象，部分区域土壤pH值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不合理灌溉方式引发土壤盐渍化问题，上述因素均对当地土壤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1.2水资源污染问题。一方面是地下水污染。农业生产中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通过渗透作用进入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中的硝酸盐、磷酸盐等污染物浓度升高，严重威胁居民饮用水安全。另一方面是地表水体污染。农田径流携带的化肥和农药残留物进入河流、湖泊，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破坏水生生态系统平衡。
1.3农业废弃物处理问题。农药使用后产生的包装废弃物，因缺乏有效的回收和处理措施，常被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造成环境污染。此外，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生产废弃物也存在处理不当问题，随意堆放不仅会污染土壤和水资源，还会产生恶臭，影响居民生活环境。
2.海东市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举措
2.1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海东市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着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该技术基于土壤养分精确检测，结合作物需肥规律，为农民提供个性化施肥方案。这种科学施肥方法，既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减少了化肥过量施用，又可有效遏制土壤酸化、盐渍化等生态问题，缓解土壤退化与农业面源污染，有力推动了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2.2建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为解决乡村水资源污染问题，海东市加快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步伐。通过新建和改造污水处理设施，采用厌氧消化、好氧处理等技术，实现污水有效净化[1]。这些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既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又保护了周边水体质量，降低了污染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3推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大力推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旨在解决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通过秸秆还田、堆肥、生物质能源转化等多种途径，秸秆资源得到高效利用：秸秆还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了土壤结构；秸秆堆肥提供了优质有机肥料，减少了化肥施用；秸秆生物质能源开发则降低了农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些措施提高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3.海东市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对策
3.1整合政策体系，强化法治保障。海东市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凸显了政策整合的重要性。为有效解决土壤退化、水资源污染和农业废弃物处理等问题，当地制定了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而这些举措的落地，离不开完善的政策体系与坚实的法治保障。因此，其他地区开展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时，应首先构建全面协调的政策体系，强化法治保障，确保治理行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3.2创新治理模式，促进多元共治。海东市的治理实践表明，单一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创新治理模式，推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多元共治成为关键。例如，海东市通过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又激发了农民参与热情，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这说明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需不断创新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
3.3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可持续发展。海东市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测土配方施肥常态化、污水处理设施长期运维、秸秆综合利用市场化等长效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保障了治理效果的持续性与稳定性，推动了乡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不能局限于短期行为，而应着眼长远，构建一套科学、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合村并镇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市Z县为例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郭思雨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1]。随着我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合村并镇作为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在多地展开了实践。但在这一过程中因行政整合、资源错配等问题所引发的治理困境也逐渐显现。四川省绵阳市Z县（以下简称“Z县”）作为典型的山丘农业人口大县，面临村庄空心化、公共服务分散化等问题，合村并镇就成了地方实践需要。与此同时，此举同样引发了学界的广泛探讨。张军伟等[2]基于千村调查数据，证实合村显著提升村庄治理绩效。田孟[3]提出的合村运动促使村庄治理从“村组自治”向“村政组治”转变，强调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肖挺和郭娜[4]聚焦乡村基础服务，探究合村后对教育资源整合与质量提升的影响，审视乡村空间优化政策的价值。陈少朋[5]通过研究发现“合并村”面临资源整合难、村民融合差等问题。柴嵩浩等[6]则提出政府主导下的合村存在规划不合理、群众参与度低等情况。这些困境也同样制约着合村并镇的有效推进。
1.合村并镇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影响
合村并镇是我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推出的一项重要农村行政区划优化调整政策。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科学整合辖区内分散的行政村、自然村，规划打造规模更大、布局更集中、功能更完善的新型农村社区或建制镇，以此实现农村土地、人力、公共资源的集约化配置，有效提升基层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覆盖质量，进而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这一政策举措在四川省绵阳市Z县的落地实施，为当地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多维度、深层次的积极效应。
1.1合村并镇为社区治理带来的经济效应
Z县通过合并行政村，在多个领域取得显著成效。行政方面，村干部数量减少，行政层级精简，避免了重复性事务，行政成本大幅降低；社区管理半径扩大，服务中心覆盖人口增多，单位服务成本有所下降，办公场所得到优化配置，
治理效率显著提升；经济层面，借助土地流转、宅基地复垦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吸引社会资本，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激活了土地与产业资源；民生领域，新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通过数字化治理推广线上业务办理，公共服务效能得到一定程度提高，民生支出有效降低；此外，Z县还依托文化资源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盘活闲置资产，增强了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收入，壮大了集体经济。
1.2合村并镇为社区治理带来的社会效益
Z县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新路径，一方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明确划分村委会法定行政事务与村民议事会自治事务，激发基层自治活力；另一方面，在某些社区引入乡贤理事会、物业公司等社会组织，构建起“社区党委领导＋专业机构服务＋村民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同时，Z县通过引导村民依托广场舞队、志愿者服务队等自发组织开展活动，促进人际互动，重建邻里信任，不仅拉近了居民间的距离，还提升了应对社会风险的韧性，实现了基层治理与社会关系重构的良性互动。
1.3合村并镇为社区治理带来的生态效应
Z县在土地资源与生态治理方面积极作为，通过合并空心村、复垦宅基地，将分散农田整合为连片耕地，减少土地抛荒，同时部分社区在规划中设置生态缓冲区，预留生态用地以恢复生态、提升生物多样性。在污染治理上，合并后的社区统一建设污水处理站、垃圾集中收运点，升级生活污染处理系统；在农业面源污染管控方面，推广科学技术，并利用合作社集中采购农资，有效减少污染与资源浪费，一定程度上实现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发展。
Z县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乡村全面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政策部署和发展号召，在合村并镇的实践探索中稳步推进各项工作，不仅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乡村经济发展增益、生态环境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还实现了治理、经济、生态“三效合一”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与此同时，在合村并镇的深入推进过程中，受行政模式、资源配置、技术应用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地农村社区治理也逐渐暴露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与发展挑战。
2.合村并镇后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与挑战
2.1行政化扩张与自治空间萎缩
在合村并镇政策推进过程中，行政化扩张与自治空间萎缩的问题逐渐凸显，
成为制约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既体现在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对基层治理的深度介入上，也表现为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弱化、村民主体性被边缘化。合村并镇之后，Z县乡镇政府通过设立“社区工作站”“网格管理中心”等机构，将行政触角延伸至村庄末梢，导致基层行政层级增多，造成机构与职能的双重扩张。上级政府凭借“任务清单”“考核指标”，要求完成垃圾分类率、绿化覆盖率等量化指标，并且直接干预社区事务，挤压自治决策的空间；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上，由乡镇政府直接统一招标，村民自建与市场参与不足，加剧行政化扩张，致使村民自治组织功能被弱化，村民主体性逐渐被边缘化。
自治空间萎缩具有多维困境。在自治组织功能上，村委会被大量行政事务占据精力，陷入行政化困境，而村民代表会议缺乏一定的效力，议事决策权多由村干部主导。在村民参与效能方面，参与渠道形式化严重，缺乏实质性权利。精英俘获与边缘群体沉默不语，社区能人、村干部主导话语权，留守老人、妇女等群体参与意愿低。
2.2公共服务供给的供需错配
合村并镇政策落地后，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端与需求端出现明显的供需错配问题，集中表现为部分服务领域的供给不足与部分服务环节的供给过剩并存的现象。这一问题具体体现在3个维度：一是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供给与村民实际使用需求的关联性不足，供需匹配度较低；二是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内容、形式与农村社区当前的人口结构特征存在显著矛盾，难以适配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三是以行政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与市场层面、社会层面的实际服务需求失衡，未能实现多方需求的有效兼顾。设施供给与需求相关性不足体现在“一刀切”式建设导致的设施闲置，合并后社区按统一标准建设公共服务设施，但实际利用率低；社区规模与服务覆盖半径扩大，需求被分化，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仍保持原状；服务供给与人口结构矛盾表现在留守老人、妇女等群体需求未被满足，青壮年外流导致留守老人、妇女成为主要服务对象，但现有供给以“标准化”为主，缺乏针对性。行政主导的供给与市场、社会需求的失衡在于重“硬件”轻“软件”，公共服务资金过度投向基础设施，忽视教育质量、医疗技术等软性服务提升。最后，社会服务市场化不足，养老、托幼等服务多依赖政府包办，实施效率较低且质量难以保证。
2.3数字治理悬浮形成“技术鸿沟”
在合村并镇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引入本应是提升治理效率、促进资源分配公平，但是实践中常常因为“数字悬浮”导致技术鸿沟扩大，反而加剧基层治理的不平等与内耗。Z县数字治理悬浮的表现在于技术设计与基层需求之间的错位，也就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的形式化应用。首先，数据采集与实际治理存在“两张皮”现象，慢病性服务仍以传统的人工排查为主；其次，技术资源分配不均衡，城市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差距过大，“代际数字鸿沟”问题凸显，数字化使用不稳定，留守儿童、妇女便逐渐成了数字技术的“边缘人物”；最后，技术工具挤压了传统治理空间，让行政化数字工具承担大多自治协商的任务，算法决策方面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乡土逻辑，使得村民及弱势群体权益受损。
数字治理悬浮问题催生出技术鸿沟。首先是技术供给过于“城市中心主义”，标准化的产品忽视了农村的特殊性，数字治理工具多基于城市社区需求设计，缺乏因地制宜，村民对新技术学习成本较高，系统升级较为频繁，导致基层适应能力无法跟上技术迭代速度；其次是制度性支持缺失，数字技能培训流于表面，政府组织的“数字扫盲”课程多集中于基础操作，缺乏场景化教学，技术容错机制错位会因为村民操作失误缺乏救济渠道，从而导致权益受损。
3.优化农村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3.1重构“行政—自治”协同机制，激活基层自治内生动力
为切实提升基层治理的精细化、高效化水平，激活农村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Z县可从制度建设、架构优化、模式创新等多个维度综合施策，重构行政与自治的协同治理机制。首先，针对基层治理中政府与社区权责边界模糊的问题，由县乡两级政府与农村社区双向协商，共同制定《乡村政府与社区权责清单》，全面推行基层治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乡镇政府需切实保障社区在自治领域的自主决策权，不可随意向下转嫁考核任务、摊派行政事务，同时选取试点区域推行“社区事务准入制”，以制度化形式明确社区工作的核心范围与权责边界。其次，在治理架构层面，搭建适配农村社区发展的混合型自治架构，落地实施分层分类的决策机制，对社区各类事务进行科学分类、精准管理：其中行政执行类事务由社区服务中心统筹落实，确保行政服务的高效落地；自治协商类事务则依托“村民议事厅”，通过民主讨论、集体表决的方式作出决策，充分保障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深入推行乡贤回归计划，设立村级“乡贤调解委员会”，依法依规赋予其土地纠纷调解、乡村文化传承、邻里矛盾化解等相
应职能，发挥乡贤在基层治理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最后，创新构建“行政赋能＋自治补充”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政府层面聚焦顶层制度设计、公共资源统筹与政策引导，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实的资金与政策支持，比如制定标准化的社区自治章程范本、设立专项社区发展基金等；具体的社区公共服务、自治事务落地执行工作，则全权交由村民自治组织负责，充分激发基层自治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3.2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构建需求导向的服务体系
首先，离不开精准需求识别与动态调整，开发完善“Z社区通”小程序，设置“服务需求直通车”模块，通过村民实时提交诉求、系统自动生成热力图等方式精准采集数字化需求，并依据人口结构提供差异化服务，如在老龄化严重社区增设“银龄食堂”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站”等。其次，推动公共服务“三下沉”，将乡镇卫生院、文化站等资源进行服务下沉，建立“便民服务圈”，再引入市场力量进行以PPP模式运营社区养老中心，政府购买服务并监管质量，成立“村民服务监督小组”保障服务项目公开透明。最后，创新“弹性服务”机制，推行“服务积分制”，鼓励村民参与志愿服务兑换养老托管、儿童课业辅导等福利，带动社区群体参与环境整治。
3.3弥合技术鸿沟，构建数字包容型治理
为切实弥合数字治理中形成的技术鸿沟，消弭不同群体间的数字化应用差距，打造公平普惠、共建共享的农村数字治理生态，Z县需从技术适配、场景赋能、能力提升3个维度精准发力，构建数字包容型基层治理体系。首先，推进数字技术的适老化与普惠化改造升级，立足当地乡土民情与语言特色，深度开发适配农村群众的“方言版”数字治理工具，在政务服务App等平台中嵌入本土化方言语音助手，例如在“Z社区通”中增设绵阳方言识别模块，助力村民便捷完成低保申请等政务办理；同时同步推行“数字替代方案”，在各村社设立线下“数字服务站”，为老年人、低收入群体等数字弱势群体配备手写操作终端，并提供专业的政务代办服务，破解其数字化操作难题。其次，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基层治理实际场景，让技术应用贴合乡村治理需求，在低保评定等关乎村民切身利益的工作环节引入智能AI系统，做到算法参数全公开，并允许村民代表参与模型优化与修正，保障决策的透明性与公正性；同时运用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特性，对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分红等乡村治理关键信息进行全程真实记录、可溯管理，切实增强村民对数字治理的认可度与信任感。最后，常态
化开展贴合农村生产生活的场景化数字技能培训，摒弃传统单一的基础操作教学模式，结合当地农业产业与村民实际需求，设计AAA线上售卖柑橘、抖音直播传授养蚕技术等实用性强的特色课程，在强化数字技能培训的同时，持续补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提升村民的数字应用能力与实操水平，让农村群众真正共享数字化治理发展成果。
4.结束语
合村并镇作为推进农业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推进乡村振兴[7]。本文以四川省绵阳市Z县为例，深入探究当地合村并镇政策落地后，农村社区治理实践中遭遇的现实困境，并针对性探索破解难题的具体路径与实施策略。在合村并镇的推进过程中，Z县的农村社区治理收获了多维度的正向效应，不仅实现了行政成本降低、产业资源激活的经济增益，更达成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邻里关系重构的社会发展，同时实现了土地集约利用、生态环境改善的生态增绿，让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实现协同提升。与此同时，在政策落地的深入推进阶段，当地农村社区治理也逐渐暴露出诸多亟待破解的问题与挑战，其中行政化扩张持续挤压基层自治空间，导致村民自治的主体性被弱化；公共服务供给端与需求端的错配问题突出，难以适配农村社区的实际发展需求；数字治理的形式化应用形成“悬浮”状态，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技术鸿沟，这些问题均成为制约当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针对上述治理痛点，本文结合Z县实际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通过重构“行政—自治”协同治理机制，厘清权责边界、激活基层自治的内生动力；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以村民实际需求为导向，实现公共服务的精准化、差异化供给；通过弥合数字治理中的技术鸿沟，从技术适配、场景赋能、能力提升多方面发力，构建公平普惠的数字包容型治理体系。Z县的合村并镇治理实践充分表明，破解政策落地后的多重治理矛盾，绝不能依靠单一维度的调整，而需要从机制重塑、服务优化、技术适配3个维度协同发力、系统施策。在未来的乡村治理发展进程中，仍需持续强化“以村民需求为中心”的核心治理逻辑，推动基层行政力量从传统的“管理者”向现代化的“服务者”转型，推动数字技术应用从简单的“工具替代”向深度的“赋能增效”升级，最终实现农村社区从地理空间、行政建制上的“物理合并”，向治理体系、村民认同、发展融合
上的“化学融合”跨越，为全国同类县域推进合村并镇、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示范样本。
焦点解决视角下教师群体减压团体辅导活动的实践探索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李雪萍
1.引言
1.1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的基本理念
20世纪80年代初，StevedeShazer、InsooKimBerg和他们的同事基于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的短期焦点解决疗法中心的临床工作经验提出了短期焦点解决疗法（solution-focusedbrieftherapy，SFBT）[1-5]。该理论认为，当遇到问题时，重在强调如何解决问题，以积极、正向的目标去指引人生的发展，而非重点去发现和探究问题成因。该理论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事出并非都有因：短期焦点解决疗法认为，不是每个事件的发生都需要去寻找原因，许多问题发生的关联关系很难确定，如果一味地去分析问题的成因，可能会变成一种不好的循环模式。在咨询中与其苦心寻求问题的答案，不如指向问题的解决方向，尽快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因而，焦点解决短期疗法强调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寻找问题的根源，更关注当下及未来[4]。
②“问题症状”同样也具有正向功能：焦点解决短期疗法认为，不能只看到问题的病态和弱点，也要看到问题的正向功能和积极方面。“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宝贝”。协助对方去寻找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将“垃圾”放到正确的地方，去替代问题行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Shazer认为给某种行为贴上某个症状的标签是武断的，同样的行为在其他情景中或赋予不同的意义，它们可能变成适宜的和正常的[4]。
③个体是解决问题的专家：焦点解决短期疗法认为每个案主有能力自己去帮助自己解决问题，案主能协调自身资源进行整合，从而更好地应对问题，咨询应强调关注个案的优点和曾经令人喜悦的经历，而不是仅仅看到个案的缺点和令人伤心难过的经历，用心去发现个案的优点并肯定其解决问题的能力[4]。
④正向的意义出发：焦点解决短期疗法强调个案的正向作用，而不是去看他们的缺陷；强调他们成功的经验，而不是失败；强调个案的可能性，而不是他们的局限性[4]。
⑤小改变带来大效应：焦点解决短期疗法认为，小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小的目标可以带动个案解决行动的信心与动机，尤其是最先出现的小改变是曾经发生过的成功例外时，则行动起来就更容易。所以，基于焦点解决短期疗法
的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引导个案看到小改变的存在，看重小改变的价值，促进小改变的发生与持续[4]。
1.2焦点解决短期疗法概述及在减压主题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的应用
焦点解决短期疗法是目前国内外新兴的、越来越被广泛使用的一种心理咨询方法[6-8]，可以帮助解决网络依赖[9-10]、暴食问题[11]、创伤后应激障碍[12]、考试焦虑等心理问题[13]。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焦点解决短期疗法在学生的团体辅导中也取得不错的效果[14-16]。尽管在团辅中取得不错的效果，但关于焦点解决短期疗法应用于教师的心理团辅的研究较少。
教师具有多重身份，不仅要作为授课教师传授学科知识，作为班主任处理班级学生各种琐碎事务，还要作为行政工作人员处理行政工作，同时也要作为选手参加教学能力比赛，以及随时准备应对上级部门的检查等繁琐工作，容易感到疲倦，产生职业倦怠感，即教师因不能及时有效地缓解教育教学中的压力或妥善处理工作中的各种挫折而体验到的一种身心疲惫枯竭的状态。焦点解决短程心理咨询视角下的减压主题团体辅导活动设计，有助于短、平、快地帮助青年教师进行心理解压，快速调节心理困扰，塑造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
组织教师开展减压团体辅导活动，让教师在群体中学会找到能量的源泉，更好地调节自身状态，应对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瓶颈问题，积极与人进行交往。基于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视角下的减压主题团体辅导活动，能让教师从多维度看待问题的解决之道，寻求问题带来的积极影响，而非只关注问题本身。
1.3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视角下的减压辅导对教师的意义
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强调资源价值取向思考问题模式，与教师的需求相一致，为构建教师高效减压提供理论支持，本研究通过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实践转化，探索可复制的压力调适活动模式、关注如何在当下及未来更好地帮助教师进一步构建积极正向的思维模式，满足教师职业发展需求，缓解教师压力困扰，提升教师主观幸福感。
2.基于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视角下的教师减压主题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设计
2.1活动目标
本次辅导活动的目标是帮助教师缓解压力，多维度看待问题，更好处理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压力，学会与压力成为朋友，学会在工作、生活中积极地看待问题。
2.2活动对象及特点
云南省某市教体系统组织的全市中小学学校教师60人参与本次团体辅导活动，其中参加关于压力源及压力调节方式问卷调查一共有50人。性别：男性29人，占比58%；女性21人，占比42%。从教时间：3年教龄为2人，占比4%；
3～5年教龄为16人，占比32%；5～10年教龄为8人，占比16%；10年以上教龄为24人，占比48%。主观压力值结果显示：1人表示“完全无压力”，占比2%；10人表示“压力比较小”，占比20%；18人表示“压力一般”，占比36%；16人表示“压力比较大”，占比32%；5人表示“压力非常大”，占比10%。在压力源中，有64%报告“与工作有关”，26%报告“与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有关”，6%报告“与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有关”，14%报告“与除教学以外的其他工作相关”。
2.3活动形式
现场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2.4活动过程
以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为理论框架，设计一堂关于压力调适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1）建立关系：通过设计一个关于“抓泥鳅”的小活动来进行活动前互动。本环节的意义在于可以聚焦教师的注意力，让教师在参加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前达到更佳的准备状态，促进良好师生关系。（2）活动评估：通过对教师进行压力的概念及压力理论进行讲解，对压力进行现场调查，通过问卷星方式进行，核心调研问题包括：“你所遇到的压力有哪些？你平时是如何调整压力的？”本环节意义在于通过调查，对教师压力情况进行摸底排查，了解教师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从教师自身的角度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3）进步方案：①导入：分享一个关于“教师遇到压力事件该如何进行解决”的案例进行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导入，设计关于“如果你是该教师，你将如何调整自己遇到的压力？”问题，组织教师进行自由讨论。本环节意义在于通过有趣的案例及问题互动吸引教师的注意力和建立良好的活动关系，为整个团体辅导活动打下良好的关系基础。②压力对我们的影响：通过讲授压力对工作、生活、家庭的影响从而引出教师调节压力的必要性。本环节意义在于为后面引导如何调节压力做铺垫。③调节压力的方式：通过从积极的角度去讲解如何应对压力的技巧及方式，让教师结合自身现有的调节方式进行积极的认知重构，掌握有效的压力调节方式技巧。本环节意义在于通过设计教师如何积极应对现
实问题，帮助教师提供更多的压力调节方法。（4）赞美活动：通过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赞美问句卡片让所有教师进行相互赞美，学会看到对方优点。具体操作方式为：让教师以两人为小组进行，一人为赞美者，赞美者拿着赞美卡，卡上会有具体的赞美句子，赞美者向接受赞美的教师进行提问，提问方式为：是否曾经有人对你说过卡片上赞美的语言？如果有，当时你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没有，是否曾经有人对你说过类似卡片上赞美的语言？如果都没有，请问你是否希望以后听到该赞美，请你想象一下当有人这样对你表达赞美时，你的感受会是什么？本环节的意义在于通过现有的问句内容让教师现场进行实践与体验，学会用积极的角度去看待他人，学会用积极的角度去看待问题。（5）有效连接：通过设计任务让教师对现实进行连接，从而将团体辅导活动所学所悟应用于生活中，作业内容为：用书签写给一位你爱的人（伴侣、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写出她（他）的三个优点，要有事实支撑（如：亲爱的女儿，爸爸觉得你很独立，因为你从6岁就开始自己单独入睡了）。本环节的意义在于让教师慢下来去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将美好的记忆积攒起来。
（6）反馈评估：在团体辅导活动最后通过让教师进行成长发言，分享本次活动收获与感受。要求是：每个人都必须用雨课堂端口发送不少于一句话的收获或者感受。本环节的意义在于通过让教师对团体辅导活动进行复盘，引发新的思考及体验，促进教师心理健康成长。
2.5活动成效
①以李克特量表对教师主观压力进行评分，帮助教师对自身压力更直观地了解。②教师能全部完成团体辅导活动作业，所有参加团体辅导活动的教师均在书签上写下对爱的人（伴侣、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的优点，有78%能写出三个优点并附事实依据。③96%的教师能用积极的语言对本主题的团体辅导活动进行积极评价。
3.活动实践效果评估
①教师对团体辅导活动给予积极评价。根据教师在雨课堂端口进行主观反馈结果显示，96%的教师用积极的语言对本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进行积极评价。其中，评价语言为“放过自己，接纳自己，降低期待值，收获美好”“一秒回到小时候无忧无虑的纯粹游戏时光”“遇到的问题，在于你如何对待它，你积极的态度就成功了一半”“活动方式恰当，内容丰富，富有启发性”“换角度思考问题”“心灵的沟通最重要”“活在当下”“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情绪稳定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有情绪却能及时进行自我调适”“爱人先爱己，做快乐的自己”“又变回了积极乐观的自己”“今天的压力释放很好”“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不要注重结果，或许结果会更好”“轻松、愉悦”“在活跃轻松的氛围里学习压力管理与心理调适的知识”“调节压力，放平心态，珍惜享受当下”“很温馨放松有趣的一场活动”“专注当下，注意沟通，改变认知”等。②团体辅导活动存在一定消极情况发生。在活动中，有一位教师以消极态度对待活动，不太愿意参与其中。经询，该教师是因为自身身体状况原因对于部分活动不感兴趣，但也表示能积极参与其他活动环节中。③团体辅导活动与现实生活的连接效果较好。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上给教师设计的任务活动，教师能全部完成作业，所有参加团体辅导活动的教师均在书签上写下对爱的人（伴侣、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的优点，有78%能写出三个优点并附事实依据，并在活动后将书签赠予对方，教师回应本环节促进家庭中亲子关系，学会从积极角度重新去看到家人的优点。
4.讨论与启示
①团体辅导活动要注重建立组织者与参与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关系是一切活动的前提，关系建立好了，后面团体辅导活动也更好地开展。②团体辅导活动上要了解参与者的具体情况，组织者应结合参与者特点进行有方向地组织团体辅导活动，使参与者与团体辅导活动产生紧密联系，帮助参与者更加投入到活动当中，活动也就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③本研究验证了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在教师减压团体辅导活动中的适用性，通过聚焦解决方案而非问题本身，帮助教师建立积极的压力应对范式。未来可进一步探索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与正念训练、表达性艺术咨询的整合应用。④本研究也产生了一些启发：教师也是一群被渴望看见的生命，通过对过往成功喜悦经验的回忆，给教师们注入了鲜活的心理活力和力量，对于日后的生活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积极作用。
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农增收的创新实践基于黑龙江省依安县的调研
外交学院刘乃郗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发挥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作用，完善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作为农业大县，近年来创新构建“党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五统一”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服务中心梯队，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农业社会化服务为核心支撑，实现了助农增收，为破解“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提供了实践经验。
主要做法
依安县耕地面积达426.7万亩，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大县，从要素、生产、市场、主体、产业与政策六个维度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助农增收。
整合要素配置：聚合分散资源，释放规模效应。一是通过服务推动适度规模经营。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等实现土地适度规模，为大型农机作业与标准化种植创造了空间条件。2024年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73.4万亩，同步推
广大垄密植154.8万亩、测土配方施肥107万亩，全面实行科学轮作，在提升产能的同时有效地保护黑土地。二是通过服务实现金融精准对接。县里搭建银企合作平台精准对接金融资源，推出年利率较传统贷款低的“种植e贷”，同时实现体系内地块种植收入险全覆盖，养殖保险覆盖2万头高端肉牛与44.4万只肉鹅，筑牢经营风险防线。三是通过服务提供农资与农机集中供给。合作社统一采购籽肥等农资，全县平均每吨节省成本300元，种子、化肥成本占比控制在2%~3%。全县农机总动力76.8万千瓦，拖拉机保有量超2.4万台（200马力以上1221台），综合农业机械化程度达98.3%。集采先进农机使作业成本每亩下降35元，农机服务本地化，相较于外来农机服务的作业量由450亩/天增长至600亩/天，实现玉米产中减损20%以上。规模化农机服务覆盖耕种收全环节，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优化生产流程：深化分工协作，强化技术赋能。一是分工深化提升管理效能。全面推行包含平台赋能、农业生产、资金监管、产品销售与收益分配在内的“五统一”运营模式，构建由合作社统筹、网格员负责、专业服务队实施的
精细化分工体系；如新兴镇安乐村聘任网格员负责生产监管与技术指导，连带农机手仅需22名人员即可完成3万多亩耕地管理，有效解决“谁来种地”难题。二是运用新技术突破单产瓶颈。集中推广精准种植与高端农机技术，实现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融合。2024年推广大垄密植技术154.8万亩、测土配方施肥107万亩，更换节药喷头9570套，农药减量8.5吨，利用率跃升至48%。2024年玉米、大豆较上一年亩均增产分别达到290斤、75斤。以红星乡红星村为例，该村的玉米订单农业由北纬四十七度公司统一供种，实现每亩增产300斤，增收240元，净收益达每亩1750元；大豆种植农资通过为农服务中心购买，每亩节省农药4
元、化肥10元、种子11元，再加上每亩增产60斤，每亩纯效益增收120元；甜菜订单农业由东方瑞雪糖业公司统一供种，每亩产量达3.1吨，比之前每亩2.5吨增产20%以上，按550元每吨收购价算，每亩经营纯效益达650元。该村2024年实现土地分红1380元/亩，比普通流转增收580元/亩。三是标准化环节保障产品品质。以订单农业为牵引，推行“统一品种、统一种植标准、统一田间管理”的标准化生产，将品质标准逆向传导至生产全环节。如以东方瑞雪糖业公司牵头制定甜菜标准化流程，通过订单标准化生产推动甜菜每亩平均纯利润达800元。
完善市场机制：打通产销链路，增强议价能力。一是引导订单农业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升级为企业稳定供应商。2024年订单种植面积从2023年3.6万亩增至28万亩，形成稳定原料供应关系。二是创新交易模式适应群众需要。与中粮集团合作推出“双代收、潮湿粮烘干点价、浮动保价、产量成本保价”四种收购保价模式，农户可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不同交易方式。2025年精准推出IP订单模式，消除中间环节信息差，助力农户每吨粮食额外增收50至70元。三是品牌化运营提升产品溢价能力。依托标准化生产打造区域特色品牌，“依安大鹅”入选全省品牌农业“1141”体系，培育“对青”、“依博源”等企业品牌，通过“黑土优品”区域公用品牌对接广东市场，实现“优质优价”，让农户共享品牌增值收益。
培育经营主体：激发主体活力，强化引领带动。一是精准培育骨干带头人。联合农技部门、高等院校对主体负责人开展分层培训，重点强化规模经营、标准生产与市场金融对接能力，精准淬炼复合型管理骨干，全面夯实规范化运营基础。二是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示范主体评选制度，2025年培育市级示范合作社2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5家，辅以政策倾斜与荣誉激励，同时规范收益
分配避免“一言堂”，切实保障社员权益。三是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组织经营主体带头人赴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地区考察学习，推动带头人转变发展理念，从“单纯种植”向“全链条经营”转型。鼓励带头人牵头整合资源，引领带动小农户融入规模化服务体系。
产业融合发展：延伸价值链条，拓宽增收路径。一是种养循环实现生态与效益双赢。推行“玉米—肉牛”、“大豆—白鹅”种养结合模式，实现秸秆还田与粪污无害化处理的生态循环，在降低化肥饲料成本的同时有效保护黑土地，形成“粮畜双兴”的良性循环。二是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依托国牛牧业、柳桥集团等龙头企业，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提供全程养殖指导产销服务，并推进肉牛、白鹅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养殖—屠宰—加工—销售”一体化链条，将初级农产品转化为熟食、肉制品等深加工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2024年安格斯肉牛饲养量突破4万头，位居全国前列；白鹅360万只，位列全省第一。2025年分别增至5万头和500万只，特色品类规模进一步扩大。三是三产融合拓宽增收空间。结合特色种植、畜禽养殖，发展休闲农业、线上直播、采摘体验、农耕研学等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融合，带动农村就业，让农民从“生产增收”向“多元增收”转型。
政策协同保障：强化政策赋能，破解发展瓶颈。一是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构建“县委统筹、乡镇主导、村社落实”的党建引领体系，将党支部建在合作社上，发挥党员在技术推广、政策宣传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破解组织松散难题。二是精准出台扶持政策。聚焦服务短板，精准出台涵盖农资统购、农机购置与示范奖励的扶持政策，2024年发放贷款贴息552.5万元，并提供良种补贴覆盖肉牛、奶牛、生猪等品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为规模化、机械化服务提供硬件支撑；同时优化营商环境，简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注册、审批流程，吸引人才返乡创业。三是部门联动提升服务效能。建立农业、金融、保险、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动机制，农业部门负责技术指导、主体培育，金融部门负责创新金融产品、畅通融资渠道，保险部门负责扩大保险覆盖面、降低经营风险，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规范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形成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
发展成效
依安县以“结构优化、链条延伸、主体协同”为核心思路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服务主体多元协同，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一是多元协同实现提质增效。2025年，体系内212家合作社承担生产统筹运营，202家家庭农场有效保障规模化生产“最后一公里”落地。二是链主引领产业不断升级。统筹国牛牧业、柳桥集团等龙头企业及优质农资、保险、加工企业作为产业链主，精准把控中高端环节建设与资源整合。三是服务组织体系更加健全。依托农机服务主体、县乡村三级15家为农服务中心及28个农技专家团队，全面构建起完善的社会化服务生态与配套保障网络。
规模与效益双提升，增收成果惠及广泛。一是服务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212家合作社与202个家庭农场服务覆盖面积近150万亩，与2024年的97.5万亩相比，增幅超50%，规模化经营基础全面夯实。二是产量与产值同步增长。在社会化服务推动下，2024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26.7亿斤、比上年增加1.24亿斤。2024年畜牧业产值35.4亿元，2025年畜牧业产值达36亿元，连续两年同比增长3%以上，形成了“粮畜双兴”的产能格局。三是主体增收成效突出。通过“统购节本、技术增产、标准提质、统销提价”四重路径，2024年受惠农民数量达11.6万户，总增收超4亿元。其中，1466个脱贫户通过土地入股实现了户均增收4000元以上，有力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
全链条节本增效，产加销更高效衔接。一是要素与生产环节成本实现“双降”。在良种支持方面，年均提供肉牛冻精1.78万剂及生猪3.13万剂以降低配种成本；农资环节整合10家优质厂家实现统购节本。生产环节统筹73家农机服务主体，统一农机作业使全县机械化率达98.3%，年均减用农药8.5吨，大幅压降了生产环节成本。二是产后增值能力显著提升。通过统筹推进高标准种养基地与“农社企”协作，强化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订单农业规模由2023年的3.6万亩迅猛增长7倍至2024年的28万亩，有力夯实了终端销售的收益保障能力。
对策建议
从依安县的调查情况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在稳定供给与助农增收方面成效显著，但仍面临服务同质化、主体规范化不均、产业链服务不足及人才短缺等一些农业大县共同面临的现实挑战。参考以上做法与经验，结合当前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现状问题，针对在县域进一步推动社会化服务提质增效，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优化服务供给，破解同质化难题，提升服务精准度。系统构建县域社会化服务体系，针对不同品类差异化需求，定制专业化服务方案，避免“一刀切”，
提升服务针对性。加快补齐产后仓储与冷链物流设施短板，鼓励经营主体面向小农户和规模主体创新推出“菜单式”、“定制化”服务组合，兼顾灵活性与适配性，切实破解同质化困境。
强化主体培育，提升规范化水平，增强引领能力。分层分类加大对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的政策扶持，全面扩大带头人培训覆盖面并优化考察交流机制；引导经营主体完善内部治理、财务管控与收益分配，健全“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凝聚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的发展合力。
深化要素整合，强化保障支撑，破解发展瓶颈。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服务网络，夯实适度规模发展基础。深化银企对接创新专属金融产品，扩面增量信贷与农业保险供给。出台专项引才引智政策，依托本土机构开展实操培训，全力破解专业人才短缺制约。
推动产业融合，延伸价值链条，拓宽增收路径。深化粮畜融合，完善“种植/养殖—屠宰/加工—物流/销售”一体化链条。全面推广种养循环模式以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强化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建设，规范品牌使用，丰富市场对接渠道，实现“优质优价”。推进三产融合，发展乡村产业新业态，完善电商服务体系，拓宽增收路径。
健全政策协同，强化党建引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坚持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与服务链上，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精准聚焦服务短板出台可操作性高的扶持举措，优化政策兑现并引入动态评估机制；健全跨部门监管与协作网络，强化农产品质量管控，全力营造公平、有序、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生态。
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贵州大学王林珠
人工智能（AI）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自AI从20世纪5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历了多次发展迭代，实现了从理论探索到算法突破再到广泛运用。近年来，机器学习、云计算、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等前沿技术发展迅猛，AI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智能制造等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实现了从科幻设想走向实际应用，成为驱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随着DeepSeek、豆包等大模型的出现，全球AI热潮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成为备受瞩目的前沿科技领域。AI不仅深刻重塑了互联网、金融、医疗等行业格局，也正在深度赋能制造业及材料、冶金等基础工业，实现了产业升级与智能转型。但同时，AI的快速发展导致专业人才供给不足。如何培养既具备扎实技术基础又精通实际应用的人才，成为产学研各界亟须破解的核心课题[1]。
面向新兴产业和“工业4.0”背景下的人才需求，我国相继出台政策积极推动高校“新工科”建设，加快工程教育的数字化转型[2]。新工科旨在应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变革，通过革新传统教育体系，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国际视野的新一代工程人才。其核心目标是为企业输送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工程人才[3-4]。新工科人才培养需要围绕以下核心能力群进行重构：坚实的数理与工程基础、数据与计算思维、跨学科系统集成能力、工程伦理与法规意识、面向真实场景的复杂工程问题求解与迭代优化能力。这一导向要求高校在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教学方法、实践体系与评价机制上实现协同更新[5-6]。
目前，高校工科教育存在课程内容迭代滞后、未能契合产业实际需求、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有待提升等突出问题[7-9]。因此，各工科专业亟须在新工科理念的引领下，深化产教协同与国际交流合作，促进教育体系创新与结构优化。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科专业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当前工程教育亟须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的重要课题。本文聚焦人工智能与工科专业融合，围绕典型工程领域人才培养问题，从课程体系优化、教学方法创新、实践平台建设等方面，系统探讨了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工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一、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随着AI技术的不断突破，近年来AI的身影出现在各个领域，如“AI+医疗”“AI+钢铁”“AI+教育”“AI+金融”等，为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教育领域，欧美发达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前沿探索[10-11]，他们高度重视AI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不仅关注AI在教学方面的应用，还关注AI在教育治理上落地运用，如AI驱动的自适应学习系统、智能答疑平台、教学内容生成与推送、学生素质评价等。在课程资源建设和学科发展方面，国际著名高校和教育机构广泛开展AI与教育融合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积极构建跨学科课程资源体系，推动AI技术、数据科学与各专业课程深度融合。众多高校纷纷设立人工智能学院、AI教育研究院等学科交叉平台，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前沿技术与各专业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创新。
此外，发达国家也特别注重将AI技术融入产教融合。例如，欧美高校普遍设立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施全学段AI教育，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创新创业实训、企业协同培养等方式，强化学生的跨学科能力和智能社会适应能力。全球范围的教育治理模式正加速向数字化转型，各国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以期在校园管理、教育决策与资源配置等方面实现智能化、精准化和精细化，从而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推动教育现代化。
（二）国内发展现状与趋势
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近年来陆续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政策，全面部署“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发展[12-13]。各级各类学校和地方政府积极探索AI驱动下的教与学创新实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师备课、课堂教学、学情分析、作业管理、智能答疑、实验实践等教学全场景应用。大批高校开始试点AI情景式教学、智能学情分析、虚拟仿真实验空间等新型教育模式，涌现出一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典型案例。在课程资源建设方面，国内不断加大数字化资源开发力度，整合高等教育各学科的AI资源，构建智慧学习空间和跨学科融合资源矩阵，推动“数字化”“活页式”“模块化”课程及教材建设，逐步实现从“知识中心”向“能力中心”转型[14-15]。以河南等地为代表，积极建设省级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虚拟仿真实训中心、高校思政课资源中心和“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完善AI资源共享与技能认证平台。
在教育评价领域，越来越多的学校利用AI、大数据等技术创新教育评价模式，探索学生学习成效智能分析、综合素质智能测评、高阶思维与创新能力智能评价，以及学生身心健康监测和增值评价，逐步建立起基于大数据、智能导师支持的学生成长数字档案，推动教育评价科学化和个性化发展[16-18]。
在学科专业布局上，国内高校不断强化人工智能一级学科建设，积极实现AI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物理、生物、社会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打造独具特色的“四新”专业和相关学科群。此外，各类高校纷纷设立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及未来技术学院等跨领域机构，推动基础理论突破、算法革新及应用拓展之间的协同联动[19]。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各地各校加强全学段AI通识教育和社会科普服务，鼓励融合产学研资源广泛开展AI素养提升活动。高等教育阶段普遍将AI通识课程纳入培养方案，强化产教协同育人，支持高校与AI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创新创业平台、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与此同时，国际交流合作也持续加强，高校积极引进世界一流大学资源，联合培养人工智能高端人才。
在教育治理上，高校正依靠AI技术进行管理方式的升级。学校普遍推进校园精细化管理、数据驱动决策、智能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安全管理，建设智能管理平台和智能决策系统，提升教育治理效能[20]。
在基础设施上，教育体系不断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升级，教育云服务、智慧课堂及网络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为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提供了稳固的技术基础。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体系与内容更新滞后
尽管许多高校已开始布局人工智能与新工科交叉课程，但整体上课程体系建设相对滞后。课程内容仍以理论为主，与人工智能相关应用结合不够紧密，且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设置碎片化严重，缺乏新工科内容与人工智能的有机协同。课程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跨学科、模块化、项目驱动等新型教学模式尚未普及，导致学生掌握的知识与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的实际需求脱节。
（二）师资队伍能力有待提升
人工智能背景下工科专业教师应具备面向复杂工程问题的AI赋能教学与工程实践能力，但当前这些教师仅具备自身专业领域的知识。对于高校而言，缺
乏既掌握交叉学科前沿知识，又能驾驭数据与算法、工程工具链的复合型教师，就难以支撑AI+X跨学科课程群建设与工程实践平台迭代。同时，受制于用人机制与培养机制，“企业导师进课堂”的供给严重不足，导致AI驱动的课程重构、产教协同与科研攻关耦合推进受阻，成为“人工智能+新工科”持续深化的关键瓶颈。
（三）产教融合深度与广度不足
校企合作多停留在讲座与实习层面，企业端数据、算力、API与真实任务难以进入课堂与项目；新工科需要以产业问题驱动能力培养，但联合课程、联合课题与共评机制缺失，使学生难以在AI赋能的真实工程题上形成可验证的学习成果与可迁移的工程能力，产学协同育人的闭环效应不足。
（四）实践平台与创新资源短缺
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工科对实验、实训、创新创业平台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当前各高校实践平台在智能化建设方面差距明显，开放共享机制尚不完善，难以有效支撑大规模的人才培养和创新实践需求，跨专业、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有限。高水平“虚拟仿真”“高通量实验”“智能工厂”等平台尚处于建设或试点阶段，优质的创新项目、竞赛活动及资源供给相对匮乏，难以全面满足学生在高阶能力培养、实践创新和综合素质提升方面的需求。
（五）教学评价与质量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当前，教学评价体系仍以知识掌握和理论考核为主，缺少对创新能力、跨学科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有效评价工具。人工智能赋能的教育评价创新，如多元主体评价、数据驱动的过程性评价等尚未普及。部分学校新工科课程的考核方式、质量标准、反馈机制尚不健全，难以真实反映教学质量和学生成长情况，不符合新工科提出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求。
（六）跨学科融合与协同创新不足
新工科建设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传统学科壁垒依然较为突出，人工智能与机械、材料、信息、生物、能源等工科专业的融合仍显不足，跨学科协同育人和综合应用实践的深度与广度有待进一步提升。跨学科团队建设、联合科研、综合创新项目较少，学科之间缺乏有机衔接，影响了学生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七）教育治理与资源整合机制滞后
面向“人工智能+新工科”的培养目标，部分高校的治理与管理仍未围绕跨
学科工程教育进行重构，缺少以“课程—项目—数据—模型—评价”为主线的新工科顶层设计与路线图；数字化工具未与新工科场景（仿真与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等）深度耦合，难以形成支撑。教育数据长期割裂，教学、科研、实训与企业侧数据难以汇聚为可用于模型训练与教学决策的共享数据中台，平台接口与标准不统一、互联互通性差，制约了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智能化管理与校内外资源的协同调度。算力与智能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技术支撑与网络安全体系薄弱，难以为AI赋能的新工科课程重构、工程实践平台建设与持续迭代提供支撑。
（八）师生数字素养和创新意识不足
目前，学生和教师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多停留在工具层使用，缺乏将AI嵌入新工科的能力。学生在“AI+X”课程设计、数字孪生（仿真）、工业软件与开源工程实践中的参与度不高，创新创业与原型实现动力不足；教师在AI赋能的课程重构、跨学科指导与行业案例转化方面能力欠缺，难以形成“教师引领—学生共创—企业验证”的新工科培养闭环。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对策
（一）实施AI驱动的教与学
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在新工科教学全流程中的深度应用。在不削弱工科主干课程的前提下，嵌入数据处理、机器学习基础、工业视觉、时序预测等模块。建立智能课堂与精准学情分析系统，开发和应用课堂教学监测工具，通过智能分析动态跟踪学生学习进度与知识掌握情况，帮助教师调整教学内容和策略，实施个性化教学。建设虚拟仿真实验与情境教学平台，开展AI情景式教学，构建仿真实验环境，为学生营造沉浸式学习氛围，强化工程与实践能力培养。
（二）加强数智课程资源建设
面向新工科课程要求，应围绕“AI+X”构建可组合的模块化课程与协同体系，将人工智能贯穿教学、实训与创新实践。统筹多学科优质资源，建设覆盖新工科与人工智能的课程资源库及“案例—数据—模型—代码”四位一体的资源池，打通平台标准与接口，实现互联互通与共建共享；同步打造智慧学习空间与边云协同的实训环境，配置工业互联网与仿真工具链，支撑项目制与产教协同教学；推进教材与课程的数字化、活页化、模块化，建设与OBE、工程教育认证对齐的微认证（micro-credential）与“课—赛—证—研—创”一体化资源包，推动教学从“知识中心”走向“能力中心”；完善虚实融合的仿真实训
体系与创新创业基地布局，强化数据安全与AI伦理规范保障，持续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跨学科协同与面向真实场景的AI应用能力。
（三）优化教育教学评价体系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新工科教育教学评价机制。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持续改进新工科教育教学评价，围绕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内容与评价方式进行协同优化。依托人工智能与学习分析，整合课堂行为、实验与仿真日志、项目过程数据、企业实践与竞赛记录等证据，建立“一人一档”的数字成长档案，实现对学习路径、综合素质与身心健康的动态监测与预警。实施以过程性与形成性为主的多维评价（教师—企业导师—学生互评—AI辅助共评），突出对产教融合与协同育人成效的检验，推动评价重心由“会做题”转向“能落地”的工程能力。
（四）推动学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加快“人工智能+新工科”多学科体系建设。在材料、冶金、计算机、控制、信息、医工等相关专业设置AI学科方向，完善AI基础理论与应用课程，推进人工智能一级学科与交叉学科中心建设。整合计算机、数学、统计学、经济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资源，设立人工智能学科交叉创新平台，推动学科前沿与产业需求对接。打造人工智能特色“四新”专业与专业集群，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高素质人才。
（五）深化产教协同与国际交流合作
围绕“AI+新工科”的真实需求，构建课程、项目、实践、就业一体化的产教协同与国际合作机制。与行业龙头与科研机构共建新工科课程，实施校企“双导师”与“揭榜挂帅”企业真题，依托联合中试线与数字孪生实训中心，打通从原型到部署的“最后一公里”。积极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快引进国际优质工程教育资源，支持高校与全球知名大学联合培养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组织师生赴境外访学、参加国际会议、开展科研合作等，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由此，助力学生深度理解产业逻辑、提升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培养出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新工科人才。
概言之，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和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新工科，要从多角度发力，包括教学方案、课程内容、评价方式、产教融合、教育治理、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共同改革创新，形成政策引导、机制创新与实践驱动的良性循环，为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保障。
总之，随着AI技术的迭代进步，培养国际化、前沿化的工程技术人才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梳理了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在新工科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课程体系更新滞后、教师能力相对不足、产教融合深度不够、实践与创新缺乏、教学评价体系不健全、跨学科融合不畅、教育治理机制滞后等问题，然后提出了加强AI驱动教学、优化数智课程资源、完善智能化评价机制等策略，为新工科背景下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总体来看，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工科人才培养需要政府、高校、企业及社会多方协同参与、共同推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不断突破，新工科教育需要面对更加开放、融合和智能的新挑战。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的需求，高校应持续完善跨学科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协同，构建智能化、个性化、多元化的实践和评价平台。同时，还要积极把握国际教育和科技发展趋势，拓展合作渠道，提升中国工程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
数字化领导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分析基于大湾区制造业企业调研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宋绮婷
一、引言
伴随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新兴数字技术革新的步伐，人类社会正快速迈向数字化时代。以2021年末为节点，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跨过30万亿元的门槛，现处于世界排名第二的行列。处于数字经济快步推进的阶段，传统企业的发展模式以及商业运营模式面临着颠覆性的改变，众多中国企业竞相踏上数字化转型之路，粤港澳大湾区呈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大城”的独特格局，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作为大湾区支柱的制造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时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根据Gartner报告数据，2023年采用人工智能进行数字化商业活动的企业，预计在客户满意度、收益情况或成本削减结果上至少有25%的提高，这充分体现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的关键支撑作用。面对数字化时代这一背景，企业商业模式跟管理体系的革新，让以往仅凭个人魅力与才学的传统领导方式显得老旧过时，难以契合组织实际管理所需，企业领导者必须站在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不断运用数字化手段，助力个体与组织能力成长，增强决策的效率性与准确性，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之下高管数字化领导实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体现出显著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结果，本文构建了数字化领导力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囊括下面这几个核心参量。
自变量：高管数字化领导的能力表现，体现在数字化战略思维的深化、数字化环境的掌控力度、数字化组织的变革节奏、数字化人才的发展模式、数字化沟通的协调技巧这五个维度。
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
中介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调节变量：职工的数字素养水平。
（二）研究假设
基于理论模型，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高管数字化领导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高管数字化领导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4：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高管数字化领导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H5：员工数字化素养正向调节高管数字化领导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H6：员工数字化素养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首先通过质性研究（行为事件访谈）构建高管数字化领导力的维度结构，然后通过量化研究（问卷调查）验证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二）质性研究阶段
1.访谈对象选择
采用有针对性的抽样方式，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企业中挑选50位高层管理人员开展深度访谈，访谈对象的选择标准包括：（1）曾担任企业高层管理职务（如CEO、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达3年及以上；（2）其所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开展时长至少达2年；（3）企业雇员数量超100人。
2.访谈程序
采取半结构化的访谈模式，访谈内容主要包括：（1）数字化浪潮下领导者需具备的核心能力；（2）数字化转型阶段的关键领导行为；（3）数字化领导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
（4）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每次访谈持续的时间约在60-90分钟，把全部访谈录音转录完毕，借助NVivo软件进行编码的分析。
3.数据分析
凭借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手段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开放样式的编码、主轴相关编码、选择性的编码，归纳梳理后最终形成高管数字化领导力五维度结构模型。
（三）量化研究阶段
1.样本选择
采用分层抽样方式，在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制造企业里开展问卷调查，所采用的样本选择标准有：（1）企业成立时间超过5年；（2）企业员工的规模达到了50人以上；（3）企业已启动或正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
2.数据收集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手段发放问卷，累计发放问卷数量为400份，完成回收的有效问卷共计342份，实际回收的有效问卷占比达85.5%，问卷填写者主要是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状况及高管数字化领导能力掌握较深。
3.测量工具
借助质性研究结果，本文开发了包含25个题项的高管数字化领导力量表，该量表包含的内容有数字化战略思维的相关维度、数字化环境掌控的对应维度、数字化组织变革的相应维度、数字化人才发展的有关维度、数字化沟通协调的关联维度，各维度依次设置了5个相关题项。企业数字化转型量表基于现有成熟量表构建，内含12个相关题项，从技术改造、流程再造、组织形态转型、商业模式重塑几个角度做测量，企业创新绩效的测评量表采用主观估量的手段，规划了15个考察题项，分别依据产品创新绩效、流程创新的实际绩效、管理创新的相关绩效这三个维度评估。员工数字化素养量表，其题项数量设定为10个，重点考查员工在数字技术启用、数字信息筛选、数字化学习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层次，研究中的各类量表，均以Likert七点计分法开展设计，分数范围为“完全不同意”对应的1分至“完全同意”对应的7分，保证测量结果既准确又有对比意义。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样本特征描述
调查样本在企业规模、行业分布、数字化转型程度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详细的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二）信度和效度检验
（三）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四）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高管数字化领导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模型拟合指标良好：χ2/df=2.847，RMSEA=0.053，CFI=0.921，TLI=0.905，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具体的路径系数和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五）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重复抽样次数为5000次。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六）调节效应检验
利用分组回归分析，去检验员工数字化素养的调节效果，以均值±1个标准差为依据，对员工数字化素养进行划分，分为高、低两组，分别去开展调节效应的查验。结果如表6所示。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混合式研究途径展开，深入剖析了数字化领导力在企业创新绩效方面的影响机制，形成了高管数字化领导力的五个维度模型体系，依靠质性研究探明，高管的数字化领导力涉及数字化战略思索、数字化环境把握、数字化组织革新行动、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数字化沟通协调策略这五个维度，该结构模型有着较为良好的信度跟效度，为分析数字化领导力提供了有效途径。实证的结果说明，拥有数字化领导力的高管显著正向拉动企业创新绩效，证明了H1假设，说明在数字转型的时代，拥有数字化领导能力的高管可更高效地推动企业创新成长，调查进一步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高管数字化领导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联中起到了部分的中介效果，证实了H4，体现出高管数字化领导力不只是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方面的绩效，还借助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员工数字化素养对高管数字化领导力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正向的调节效果，以及企业数字化变革对企业创新成效的作用，证实了H5、H6假设的合理性，这说明员工数字化素养是使数字化领导力效应进一步放大的必要条件。
（二）理论贡献
本文在理论方面的贡献较为显著，扩大了数字化领导力理论体系的边界，构建了符合中国情况的企业高管数字化领导力五维模型，对现有研究中企业数字化领导力结构维度的缺失做了弥补，为数字化领导力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构建与验证包含着中介变量及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为途径，加强了对数字化领导力作用机制的把握，揭示了数字化领导力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背后的内在缘由，为领导力影响效应的理论研究助力，本文对数字化领导力、数字化转型及创新绩效加以有机整合，为数字化时代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样式，为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开辟了别样视角。
（三）实践启示与策略建议
1.构建高管数字化领导力提升体系
基于本文构建的五维度模型，企业要把高管数字化领导力的培养提升作为重点，采用系统化设计的数字化领导力训练、数字化实践操作实例等方式，加强高管在数字战略思维的拓展、数字环境的掌控与管理、数字组织的变革与创新、数字人才的发展与提升、数字沟通的协调与互动等方面的能力表现。
企业需要搭建分等级分样式的数字化领导力培训体系，设计贴合不同层级与背景高管需求的培训方案。CEO等顶层领导，主要需强化数字化战略思维以及驾驭数字化环境的综合能力；中层管理者应聚焦于增强数字化组织的变革以及数字化人才的发展能力；一线管理者着重强化数字化沟通协调的能力水平。组建数字化转型委员会，由高管依次担任项目负责人，借实际操作锻炼数字化领导力。要构建起以五维度评价架构为依托的数字化领导力评价体系，把评价成果与绩效考评、薪资激励、职业成长关联起来，构建有效果的激励约束机制。
2.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基于研究发现的数字化转型中介作用，企业需制订清晰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在技术、业务操作流程、组织管理和商业模式等方面大力开展数字化革新行动，为创新绩效的增长打下基础。
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以及行业特质，筹划分阶段分步骤的数字化转型路线安排。初期着重开展技术基础搭建与单点应用攻关，中期着重推进业务流程的数字化重建与组织架构的优化升级，后期着重达成商业盈利模式的革新以及产业生态体系的搭建。实施智能制造升级方面的工程，引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达成生产过程智能化重塑，实施供应链数字化工程，搭建数字化的采购、物流销售体系，落实客户服务数字化工程，革新服务模式以增进客户体验。建议企业把年收入的3至5%投入到数字化的变革活动中，保障有充足的资金量支持技术改良、人才成长、流程重组。同时充分利用政府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支持政策和各类扶持资金。
3.全面提升员工数字化素养
鉴于员工数字化素养的重要调节作用，企业应进一步强化员工数字技能培训，构建数字化的学习平台，构建数字化文化的活跃气场，逐步提高员工的数字化素养。
企业应构建起内部的数字学习平台体系，提供丰富的数字技术培训课程和实操环境，采用线上线下相搭的培训手段，采用视频传授、线上考评、实际演练等手段提高培训质量。构建一套员工数字技能等级认证的体系，使数字化技
能水平与岗位要求、薪酬给付、职业前程相挂钩，促进员工积极学习与应用数字技术，造就良好的数字化学习气象。以组织员工参与数字化改进项目为途径，在实践操作中提高数字化水平，创立员工数字化革新基金，支撑员工开展数字化改进计划，激发员工数字化创新的积极性。
4.优化创新绩效管理机制
企业应围绕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这三个维度，搭建起一套科学的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重点关注创新投入产出比的评估，不只是着眼于创新成果的数量，更应关注创新质量以及商业上的价值。搭建多样化的创新激励途径，包含物质鼓励、精神激励、发展引导等，成立创新奖励基金，对数字化创新中贡献非凡的团队与个人进行奖励。同时建立创新容错机制，包容创新过程中的合理失败。打造跨部门与跨层级的创新合作机制，破除部门壁垒，汇聚创新动能，加快产学研合作步伐，与高校、科研院形成长期合作的态势，借助外部创新力量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5.差异化发展策略
基于样本特征分析，不同规模和行业的企业应采取差异化策略。大型企业需借助资源优势，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建成数字化创新平台，将技术资源和经验向中小企业开放。构建产业链协同发展生态，强化数字化生态体系搭建，借投资并购、战略协作等途径整合数字资源。
中小企业需结合自身特性挑选恰当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不要盲目追求大而全的数字化建设，着重聚焦核心业务板块的数字化革新，以重点攻坚推动整体跃升，积极与大型企业、数字化服务商进行合作，凭借外部资源推动数字化的转型。
电子信息制造业应继续维持数字化领先地位，主要在数字创新样式、智能制作水平等方面实现新跨越；传统制造业要加快补齐数字化短板，在基础设施打造、人才培养、流程改善等方面加大投入；汽车制造行业要把握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在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新兴领域达成数字化目标。
6.数字化领导力评估体系构建
企业可基于本文开发的量表，构建针对高管的数字化领导力评估体系，按一定周期评估且改进高管的数字领导能力，形成一套系统化的数字化能力培育模式。此评估体系应包含五个维度的具体指标，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目标相结合，为高管能力提升提供针对性指导。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研究样本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企业，未来研究可扩展到其他地区和行业，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此外，本文采用横截面数据，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深入探讨数字化领导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动态影响机制。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领导力的内涵和外延可能会发生变化，需要持续跟踪和更新理论模型。
新时代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探索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环
（2026年5月13日）
高校作为我国开展思政教育、加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和关键场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肩负着重要使命。立足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要依托自身教育科研平台，坚持思政教育引领，积极探索科研赋能与育人实践深度融合、协同发力路径，通过构建“价值引领—教学融合—实践反哺”一体化育人体系，充分运用有感、有形、有效的方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入行。
加强科研引领，驱动思想跃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集教育行动、认同建构、价值塑造等于一体的育人实践活动，相关工作的深入推进离不开扎实的前沿学术研究。对此，各高校要充分借助自身多学科优势，着力构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指南、以各基础学科为支撑的科研引领机制，提升知识教学价值。首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程中，不能仅停留在表象的政策宣讲，而要通过系统性的学理阐释与探讨，引导学生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思想跃升。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树立正确民族史观，从历史脉络梳理、多元文化互动等维度深度剖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形成逻辑，提炼出具有普适价值的经验范式，在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为高校思政课程提供最新的前沿理论资源。其次，要加强学术语言与教学语言之间的有效转化。充分借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重大科研平台，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与思政课堂融合，将宏观抽象的理论内容与地区发展案例结合，通过开发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关怀的教学内容，在提升情境感知和在地理解的同时，切实提升学生的课堂代入感和价值认同感。
加强教学创新，增强价值认同。思政课程作为学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渠道，具有知识传授、认同建构和价值塑造的多元功能。各高校要系统推进思政课程建设，着力探索资源整合、跨学科融合、学生主体性激发等创新路径，实现内容供给与价值认同的有机统一。首先，加强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融合建设。以思政课程为重要抓手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积极围绕“五个认同”等理念，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专业教育，
打破理论与现实的壁垒，实现从“物理拼接”到“化学融合”的跨越。具体而言，一是实施“场景化”知识融入创新，解决“教什么”的问题。例如，农学专业可引入区域特色作物改良案例，法学专业可剖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治实践，计算机专业可探讨数字技术缩小地区“数字鸿沟”的路径，通过将宏大叙事嵌入专业场景，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学生解析专业、实践活动的内在视角。二是建立“问题导向”反哺机制，解决“怎么融”的问题。通过设置关联区域发展的开放性课题，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这种基于现实需求的探究式学习方式，显著提升专业课堂的教学深度。其次，打破学科壁垒。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契机，在课程设计过程中主动加强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与理学、工学、医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构建跨专业协同育人体系。通过搭建跨学科教学项目研究、多学科联合课程、跨专业实践平台等，构建起全过程、全覆盖人才培养体系，帮助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建立跨学科思维，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与践行。
加强社会实践，提升育人实效。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路径。高校要搭建多元互动平台，通过主题实践活动等形式，增强思政课的感染力、吸引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融入师生的情感自觉、行动自觉。首先，坚持以现实需求驱动教育实践。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与区域实际状况紧密结合，积极回应地区文化传承、基层治理等现实需求。高校教师应将学术研究与地方发展需求紧密对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助力形成服务区域发展的有效智力支撑。同时，积极从服务地方的实践中提炼具有育人价值的研究议题与教学案例，实现科研与教学双向赋能。其次，强化学生深度参与，打造实践育人第二课堂。通过组织“三下乡”社会实践、开展田野调查等多种方式，鼓励学生深入基层，在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移风易俗等真实场景中开展学习与调研，让学生在亲身经历中感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扎根人民、服务国家的过程中提升实践能力与社会认知，在真实情境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认同，从而增强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履职使命。例如，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打造“津色胡杨林”支教品牌，该校一批批支教团成员奔赴新疆，秉持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坚韧精神，助力当地4所职业院校、近30个专业开展相关教育教学工作，完成课时量约6.5万节，像胡杨般深深扎根边疆教育沃土，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光彩。
新文科背景下“双创教育”与金融人才培养深度融合问题及对策研究
吉林工商学院财政金融学院辛阳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对复合型创新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推动高等教育着力培养知识复合、学科融合、实践能力强的新文科人才。与此同时，创新创业教育（以下简称“双创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突破口，大学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力军，开展大学生“双创教育”具有深远意义。由此可见，新文科建设为文科高等教育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双创教育”亦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1]。二者在培养目标上高度契合，均聚焦培育知识复合、学科融合、实践能力强的创新人才。因此，将“双创教育”融入新文科专业建设，在专业能力和创新创业格局两方面精准发力，必将具有深远意义。
金融学专业的独特内涵，使其成为最需要且最有条件开展新文科建设的领域。但是，传统的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重理论轻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不足的问题。在新文科背景下，如何将“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深度融合，以培育具备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金融人才，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虽直接探讨二者融合的研究较少，但众多学者已围绕新文科背景下金融学专业课程建设展开探索。在课程体系构建方面，李哲等[2]提出基于新文科理念重构金融学专业双创课程体系；江世银等[3]则强调运用数字化手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动态课程资源库，实时更新金融领域双创案例。在实践教学优化领域，王馨等[4]指出高校需联合金融科技企业，搭建全真模拟实践平台开展金融创新项目；郑展鹏等[5]认为可以替代胡建立“实践导师库”，由校企人员协同指导，保障实践教学贴合行业需求。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贾君怡等[6]认为应选派教师参与金融企业的创新项目，积累实践经验，同时引入金融企业人才担任兼职教师以优化师资结构，并可构建师资培训长效机制，定期开展新文科、双创及金融等前沿知识培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上述研究从不同维度为新文科背景下金融学专业课程建设提供了思路，并强调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然而，如何将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整合为系统的深度融合路径，仍需进一步探索。
一、新文科背景下“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的必要性
（一）助力学生实现知识融合，为其职业发展开拓空间
当下，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正推动金融行业发生深刻变革，重塑市场格局的同时，也对金融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新要求。金融人才不仅要掌握金融市场运作规律、产品定价与风险管理等专业知识，还需实现金融理论与新兴技术、创新理念的深度融合。将“双创教育”融入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
同时，在二者融合过程中，学生的职业发展空间也将得到显著拓展。一方面，跨学科知识储备为学生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大数据分析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复合型人才，不仅能胜任传统金融机构的岗位，更可投身于金融科技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等新兴领域。另一方面，“双创教育”提升了学生的创业能力，为其提供资源支持。学生在课程实践中积累商业策划、团队管理经验，结合金融学专业知识，能够挖掘市场空白，创立金融服务企业，实现从求职者到创业者的转变。
（二）培养创新与实践能力并重的金融人才，适应金融行业发展需求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创新与实践能力已成为金融学人才培养的两大核心要素。创新能力是金融学人才在快速变化的金融市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具备创新能力意味着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市场需求的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敢于突破传统思维的禁锢，提出全新的金融理念与策略。当前，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为了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对创新型人才求贤若渴。
实践能力，则是将创新想法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的关键桥梁。实践能力要求金融学人才深入了解金融市场的实际运作机制，熟练掌握各类金融产品的交易流程与风险控制要点。这种对实践能力的要求，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与变革的当下显得尤为关键。只有同时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与扎实的实践能力，金融学人才才能真正满足金融行业的发展需求，成为推动金融领域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
（三）推动教师实践能力提升，满足新文科对金融学教师的能力要求
新文科强调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这就要求金融学教师必须精通创业项目的全流程，为学生提供精准、系统的指导。而“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培养的深度融合，为教师积累实践经验创造了契机。一方面，教师可积极参与金融机构的创新项目，在实践中把握行业动态、熟悉操作流程，并将经验融入课堂，引导学生开展金融创新实践。另一方面，教师可投身学生的创业大赛、项目孵化等活动，在指导活动中深化实践认知。通过这些融合实践，教师既能紧跟金
融创新前沿，又能将新理念、新经验传授给学生，切实提升自身的实践引领能力，以适应新文科对教学的要求。
（四）引领高校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推动新文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财经类高校各专业联系紧密，金融学专业作为核心领域，具有很强的引领性。“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融合所产生的创新理念、模式和方法，能够为其他财经类专业提供借鉴。例如，金融学专业应用大数据分析进行风险管理，可为会计学专业优化财务风险预警提供借鉴。这种跨专业的知识迁移与应用，能够激发财经类高校各专业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融合培养的学生，其校园内的优秀表现和成果展示能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其他财经类专业学生投身创新创业。同时，高校通过举办金融创新创业大赛、讲座等活动，既能提升金融学专业学生的参与度，也能吸引其他财经类专业学生加入。不同专业学生在活动中交流合作、共享资源，有助于营造活跃的创新创业氛围，推动高校新文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二、新文科背景下“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存在的问
题
（一）双创课程与专业课程的融合不够紧密
目前，在部分高校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双创教育”相关课程的设
置较为零散，与专业课程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导致学生难以将双创知识与专业知识融会贯通。
一是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规划。当前，多数高校在将“双创教育”融入金融学专业课程时，缺乏整体系统设计，致使课程间出现内容重复或衔接不畅的问题。例如，创新思维培养课程虽然在双创课程和金融学专业课程中均有开设，但教学侧重点与深度不一，既浪费教学资源，也让学生感到困惑。
二是课程内容整合不够深入。部分高校虽然增设了双创类课程，但与金融学专业核心课程的内容融合不足。以《金融风险管理》为例，课程未结合创业企业的金融风险识别与应对等内容，致使学生难以将风险管理理论应用于双创实践，无法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三是跨学科课程开发不足。金融学人才培养与“双创教育”深度融合需要开发跨学科的综合性课程，但目前部分高校在此领域的投入不足，未能充分整合金融学、管理学、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难以培养出具备跨学科视野和综合能力的金融人才。
（二）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在“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教育融合中，实践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一般而言，实践教学需要特定的硬件设施，如金融交易模拟实验室、数据分析设备、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等。但由于资源投入有限，部分高校无法配备齐全且先进的实践设施，导致学生无法在接近真实的环境中进行操作，难以获得直观的体验和实际操作经验。
此外，金融领域的创新创业专业性和复杂性强，需要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然而，多数高校的金融学实践项目与金融行业最新动态脱节，难以体现行业发展趋势。部分高校的实践项目还存在与学生专业知识不匹配的问题，难度设置不合理，无法有效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目前，应用型高校的双创教师多由辅导员和就业中心工作人员担任，专业教师的比例约10％，参与度较低[7]，同时具备金融学专业知识与双创经验的师资尤为稀缺。金融学专业性强，要求教师深入理解金融理论、金融市场及金融法规。而“双创教育”则注重实践，需要教师熟悉创业流程、市场开拓等实践层面的内容，具备从创意到企业运营的全过程经验。但现实中，多数高校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教师较少。
由于绝大部分教师仅掌握金融学理论知识，缺乏双创实践经验，在专业教学中融入双创内容时，只能进行理论讲解，难以结合生动的实际案例，致使教学内容枯燥。这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导致学生无法掌握金融领域所需的综合能力，既难以将知识有效运用于未来职业发展，也无法满足金融行业对创新型、创业型人才的需求。
（四）创新创业氛围不浓厚
目前来看，部分高校缺乏将“双创”教育与金融学融合的顶层设计，导致“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教学存在割裂，难以形成协同育人效应。同时，多数高校对“双创”教育的宣传推广力度不足，这使得大部分学生不了解“双创教育”与金融学融合带来的职业优势和个人能力提升机会。因此，他们在选择课程、参与实践活动时，很难将二者融合的理念作为重要考量。另外，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一些高校缺乏对创新创业成功案例的宣传和表彰，没有形成榜样的示范效应，无法构建浓厚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三、新文科背景下，“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的对策
（一）着眼于“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融合，优化课程体系
第一，应强化课程体系的系统性规划。高校可组建由金融学专业教师、双创导师、教育专家构成的课程设计团队，结合金融行业发展趋势与人才需求，制定“双创+金融”课程体系。以吉林工商学院为例，该校金融学院立足市场需求，设计了“模块式”课程体系：基础金融知识模块包含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等核心课程，夯实学生专业理论基础；双创实践模块融入创业基础、创新思维训练等内容，助力学生探索金融与双创的融合路径，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此外，该院清晰划分不同阶段课程目标与重点：基础阶段开设金融知识与创新思维启蒙课程，高年级阶段聚焦金融创新实践与创业项目策划，保障课程设置循序渐进、衔接紧密。
第二，应深化金融学专业核心课程与双创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的有机结合。例如，在《金融学》课程中引入创业企业融资案例，分析金融工具在企业初创、成长、扩张等不同阶段的应用；在创业管理课程中融入金融风险管理知识，指导学生识别与应对创业过程中的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等。
第三，应加大跨学科课程的开发力度。高校应设立专项基金，鼓励教师与企业合作开发跨学科课程，如开设金融科技与创新实践、区块链与金融创业等综合性课程。同时，邀请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组建教学团队，运用项目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方法，引导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此外，还应搭建跨学科课程交流平台，定期开展课程研讨会与成果展示活动，促进教师之间的经验分享与合作，持续提升课程质量。
（二）以“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融合为导向，强化实践教学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应以“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融合为导向，通过完善实践设施、优化实践项目设计等，强化实践教学，切实提升金融学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一是高校应加大资源投入，完善实践教学设施。一方面积极争取政府财政支持，增加实践教学设施资金投入，购置齐全且先进的硬件设备。另一方面与金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共建实验室、共享设备资源，弥补校内实践设施不足，例如，上海财经大学与蚂蚁集团联合共建“金融人工智能前沿实验室”、中国银行与东北大学共建“科技金融大数据创新实验室”等。这些合作不仅引入了企业前沿的技术设备与数据资源，还将真实的金融业务场景融入教学实践，为“双创教育”与金融人才培养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支撑。
二是高校应优化金融学实践项目设计。通过成立由金融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组成的实践项目设计团队，定期调研金融行业动态和市场需求，确保实践项目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同时还应根据学生的专业水平和能力层次，设计难度适中、具有挑战性的实践项目，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8]。
（三）聚焦双创能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应以双创能力培养为核心，通过完善教师培训体系、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健全激励机制等多维度举措，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双创教育”与金融学专业融合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在教师培训方面，高校可采取双线并行的策略：一方面定期开展金融学与“双创教育”专题培训，系统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建立企业挂职机制，鼓励教师深入金融企业积累双创实践经验。人才引进方面，高校需完善政策体系，重点吸引兼具深厚金融学知识与丰富双创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深化校企合作，从金融企业引入优秀从业者和创业成功人士担任兼职教师，拓宽师资来源。此外，设立专项激励机制，对在学科融合教学中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奖励。通过以上举措，建设一支既精通金融学专业知识，又具有丰富双创经验的师资队伍。
（四）全方位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高校首先应明确创新创业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将其纳入学校发展战略规划。高校可以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栏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双创教育”与金融学融合的意义和价值。同时，高校可组织专题讲座、论坛等活动，邀请专家学者和成功创业者来校分享经验，提高学生对双创的认识。
高校还应设立专门的展示区域，宣传创新创业成功案例，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举办创新创业成果展、经验交流会等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创新文化氛围。此外，高校需定期对创新创业氛围营造工作进行评估，收集学生意见，依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策略，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四、结束语
本研究立足于新文科建设的新要求，探讨将“双创教育”融入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并从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全方位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四个维度提出针对性对策，为破解融合难题提供了可操作性路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金融学专业新文科建设路径的理论认知，同时也为其他文科专业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有助于在新时代
背景下推动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智媒时代高校辅导员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实践研究基于浙江5所高校的实证调研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王芳芳
智媒，即智能媒体，指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传播全流程的新型媒体形态。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传媒行业已经进入了“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的智媒时代，算法推荐与生成式AI正加速融入信息传播的全过程，成为推动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26年2月5日发布的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10.74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4%。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迅速增长至6.02亿人，普及率达42.8%[1]。这一变革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VR/AR、大数据等技术应用为教育模式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教育模态；另一方面，信息碎片化、价值多元化及算法偏见等问题持续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高校辅导员作为思政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其网络话语权直接关系到育人实效。浙江作为数字教育先行省份，省内各大高校都在进行“数字+思政”的融合探索，本文基于浙江5所高校实证数据，系统剖析辅导员网络话语权的现实问题与提升路径，为新时代构建与智媒属性相适配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范式，提供兼具科学性与操作性的实践参考。
一、智媒时代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的实践现状
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浙江某高教园区5所高校（涵盖艺术类、工科类、综合类、师范类等4种类型）展开实证调研，发放问卷550份，回收有效问卷503份，回收率达91.5%，访谈对象为辅导员、学生代表及高校宣传部门负责人、网络思政名师15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综合调查情况，得出以下结论。
（一）平台建设初见规模，技术应用逐步普及
随着辅导员工作室的建设推广，辅导员队伍的新媒体素养得到了显著提高。调研显示，辅导员均开通了AAA公众号、抖音、B站等多种新媒体账号，其中60%的辅导员保持每周2次以上的更新频率。98.5%的辅导员会使用AAA开展网络思政工作，87.3%的辅导员使用钉钉，65.2%的辅导员使用微博，42.6%的辅导员使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多元途径来传播思政教育内容。有3所高校搭建了具
有本校特色的思政教育数据平台，如校园墙互动、热搜互评等，实时监测学生网络行为，为辅导员提供学生管理的实时画像。
（二）内容形式创新活跃，贴近学生需求
各高校都在积极探索“技术+思政”的融合模式，要求辅导员利用多媒体技术增强思政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例如，一些辅导员尝试用AI智能体录制校园生活百问百答，将枯燥的规章制度与现实生活场景结合起来，增强传播的趣味性与实用性。有些辅导员结合学生关心的时事热点，如围绕网络热梗策划话题讨论，使推文内容极具传播热度。更有些辅导员开启直播课堂，延展思政教育的空间边界。据统计，某高校开展“综合展演季招聘会”直播答疑活动期间，观看人数累计达10万人次，学生提问互动量超过20000条，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三）互动机制逐步完善，学生参与度提升
当前，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数字化连接日益紧密。70%以上的辅导员已经对学生开放个人社交软件，设置“留言区”“问答专栏”等。据数据反馈，55%的学生表示“会主动关注辅导员发布的内容”，28%的学生参与过辅导员发起的“话题讨论”或“案例征集”，25%的学生曾通过线上平台向辅导员提出意见或建议。辅导员通过发起话题讨论、意见征集等方式，有效激发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也增强了学生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同时，学校通过搭建互动平台，将学生的个人诉求有效地转化为校园治理的集体智慧。在部分数智化程度高的院校，还引入AI辅导员智能体，为学生提供全天候答疑服务，进一步提高学生管理的服务半径与响应效率。
二、智媒时代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存在的问题
智媒时代，新技术的发展，给高校辅导员网络话语权建设带来了新机遇，使得思政工作从“单一输出”发展到“多元互动”的场景传播。但当前这种转型仍停留于形式层面的浅层突破，辅导员对于网络思政传播内容的把握、网络舆情处置等方面仍有不足，亟须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一）技术应用表层化，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
当前，辅导员普遍掌握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等基础性技术工具，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制作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产出效率也不尽相同。部分辅导员过度依赖技术工具，忽视内容的思想深度和情感温度[2]。此外，新技术更新速度很快，如果辅导员无法实时充电，技术运用跟不上新媒体的更新速度，很容易影响到个人在网络思政工作上的可持续发展[3]。
（二）话语表达碎片化，主流价值效能局部衰减
在信息传播速度快、内容碎片化的大环境下，辅导员为了适应现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发布的内容往往以简短、直观为主，但这容易导致内容碎片化、表达浅显化[4]。从实际调研来看，当前辅导员发布的内容中，53.6%均为政策解读和理论宣讲，内容较为单一，语言偏向“官方化”，影响传播效果。如在抖音平台，某辅导员发布的“资助政策解读”宣传视频，播放量不足500次，而由毕业生制作的“实习避坑指南”接地气、实用性强，播放量5万+，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互动机制单向化，情感联结纽带显著弱化
在与辅导员的访谈中，67%的人表示日常工作原本就比较繁杂，开展线上互动又会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往往很难兼顾。在学生的抽样反馈中，34%的留言未得到回复，25%的回复仅为“已记录，会反馈”等程式化内容，辅导员并没有针对学生的问题做详细解答，这样就弱化了师生之间在线上的情感联结，学生参加网上互动的积极性也会明显降低，影响他们对网络思政的信任感和认同感。
（四）制度保障形式化，评价激励体系双重缺位
在调查的5所高校中，已经有2所将网络思政纳入辅导员绩效考核，但具体评价指标稍显模糊。多数高校已经开展网络技术操作培训，但缺乏系统性的内容创作指导与思想引领培训，对于舆情研判、话语策略等深度内容未能更好地予以指导[5]。个别高校构建的网络思政激励机制，多聚焦于“发布量”“浏览量”“转发量”等指标，忽视内容深度、学生反馈与教育实效等质性评价维度。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导向，极易导致辅导员陷入被动完成任务的状态，削弱其创作内容的主动性与创新性。
三、智媒时代高校辅导员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的路径
（一）技术赋能：构建“智能+教育”的话语工具体系
一是搭建精准化数据平台。高校可联合企业开发本校“思政工作平台”，整合学生在学业表现、网络行为、社交互动等方面的多源数据，形成动态更新的学生数字画像库，精准识别学生思想动态和关注热点。同时，借助语言处理解析学生关注话题，用算法生成适合本校学生特质的个性化引导方案，从而为辅导员网络思政工作提供内容创作建议，实现思政内容的精准推送。
二是引入智能交互工具。高校引入AI交互工具，增强话语传播的互动性与即时性。如利用校园AI虚拟助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及时回应学生留言与疑问，
能够进一步分担辅导员的沟通压力，提高师生互动效率。同时，通过智能推荐系统，依据学生的兴趣偏好精准投放相关内容，势必会增强思政教育内容的触达率与影响力。
三是搭建智能监测与预警技术模块。高校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搭建网络话语监测预警模块，实时追踪本校学生经常聚集的网络平台舆论动态与导向，如校园表白墙、微博超话等，通过关键词识别、情感倾向分析等技术，捕捉意见反馈信息，及时发现潜在的舆情风险与思想波动信号。同时，各高校要建立网络舆情分级预警机制，对可能出现的负面舆情进行动态监测与干预，提醒辅导员及时介入引导，将问题化解于萌芽状态[6]。此外，通过历史数据比对与趋势分析，可预判学生的思想动态变化，提升辅导员网络思政工作的前瞻性与针对性。
（二）内容提质：打造“深度+温度”的话语表达体系
一是强化内容的思想深度。首先，思政话语的有效性在于其能否回应学生的深层次追问和思考，因此辅导员要深耕主流价值观的时代内涵，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学理分析，善于捕捉社会热点事件背后的价值张力与哲学意涵，在热点辨析中引导学生理性认同。其次，用“青年话语”解码“理论逻辑”，如将“共同富裕”具象为乡村振兴中的青年实践案例，以鲜活的案例增强说服力。最后，将普遍道理转化为具体关切。立足本校学生的思想动态与成长困惑，将国家发展的大道理转化为学生可感可知的现实命题，实现价值引领与现实关怀的统一。
二是提升话语表达的温度。思政教育的深层目
标在于价值内化，而内化的发生往往以情感共鸣为前提。因此，辅导员要以情感共鸣为纽带，通过校园故事化的表达拉近师生距离，形成亲和、平等、走心的网络话语风格，使思政内容更接地气、暖人心。此外，也要有强化传播场景的适配意识。根据不同平台的传播特性，比如AAA的圈层属性、抖音的视觉冲击等，灵活调整话语形态，使思政话语在多元传播场景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与强烈的感染力。
三是推动内容的跨界融合创作。高校应当打破
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推动其与专业教育、文化活动、社会实践等多方位融合，共同开发跨学科、跨领域的思政内容，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覆盖面。比如，可以利用理工科专业优势，制作推送“科技报国”的科普短视频，利用艺术美育的专业优势，重点解读“非遗传承中的文化自信”。通过这种多方参
与、多领域的跨界融合，既能利用集体的智慧，让不同的学科知识得到有效科普与传播，也能让思政内容言之有物更具吸引力，在不同圈层都能得到有效渗透传播。
（三）能力升级：完善“培训+实践”的话语能力提升机制
一是建立系统化培训体系。视频制作、AI工具应用、舆情识别与应对都是网络素养的核心专业能力，对于辅导员开展网络思政工作十分重要，教育系统要系统规划这方面的培训，提升辅导员的网络素养与实战能力。同时，设立网络思政实践项目，辅导员需要在日常实践磨合中熟悉网络传播技巧、锤炼话语表达能力。同时，也要搭建平台，促进辅导员之间的“以赛促学、以练促用”，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提升网络话语的感染力与思想引领力。
二是构建常态化实践机制。网络思政教育也要悄然融入学生成长的每个关键环节之中，这样才能让网络思政教育更有生命力。比如在新生入学阶段录制“新生入学100问”，针对新生常见问题，简单高效地告诉他怎么做；在专业学习的拔节期，提供的“不再焦虑”小漫画心理疏导篇，让学生更有信心投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同时，为辅导员搭建长效化的实践平台，举办案例研讨、辅导员沙龙专题复盘推演，通过个体实践、团队反思、集体迭代，提升辅导员网络思政话语权的敏锐感知力、话语引导力。
三是打造专业化、品牌化的网络思政工作队伍。高校要遴选一批具备坚定政治立场与卓越新媒体运营能力的辅导员进行专项培育，重点提升他们在议题设置、风险预警、技术融合等方面的能力。同时集中资源供给，孵化一批叫得响、传得开的网络文化品牌项目，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样本。
（四）平台赋能：构建“立体协同”的网络思政传播格局
一是打造多维联动的传播平台矩阵。高校要整合校内外资源，拓宽网络思政的传播渠道，构建以官方网站、AAA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为主体的传播矩阵。在统一规划主题内容的基础上，依据不同平台特性定制呈现形式，让思政话语既能在官网承载理论厚度，又可以在短视频平台释放青春张力，更能在AAA公众号推文中实现价值沉淀，多平台协同发力，真正实现思政内容的精准触达与有效浸润。此外，高校还要主动打破校际壁垒，牵头或参与构建区域性网络思政协作体，通过定期举办案例研讨会、共建资源共享库等方式，实现经验互通与优势互补，带动区域内高校网络思政整体水平与社会影响。
二是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的传播生态。推动学工部、宣传部、网络信息中
心、教务处、校友办、团委等多方力量参与，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传播团队。具体而言，可邀请专业教师结合学科案例解读思政内涵，鼓励学生骨干从青年视角创作思政内容，联合校友分享职业成长中的价值坚守。通过多元主体的不同视角，为思政内容汇聚独特解读和素材资源，丰富内容表达维度，增强思政话语的亲和力、感染力与覆盖面。
三是建立健全网络思政教育的评估反馈机制。一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围绕网络思政内容传播效果、学生反馈情况与思想引领实效开展综合评估；另一方面，建立配套激励机制，将网络思政成果纳入辅导员绩效考核、职称评聘等考核体系中[5]，激发队伍的内生动力。此外，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精准分析和个性化推送。通过构建“内容生产—广泛传播—反馈评估—优化提升”的闭环运行机制，推动网络思政教育在迭代中持续深化。
中高职思政一体化育人区域化实践探索以衢州市为例
姚春
引言
中高职衔接是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XX年）》明确提出，要形成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教体系。2011年教育部《关
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高职的定位、人才培养规格及衔接的具体要求。此后，各地纷纷探索特色协同路径。
浙江省作为教育改革先行者，于2011年将“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列为试点项目。衢州市成功立项，当地高职院校与6所中职学校建立共同体，致力于实现从学制衔接到课程、教学等内涵式衔接的融通，不断加强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内涵、教学条件等方面的有机衔接，完善现代职教体系。
一、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中高职衔接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模式与国家范式。主要可归纳为3种经典模式：一是以德、法为代表的“补习驱动”模式，中职生通过专门补习教育达标后升学[1]；二是以英、澳为代表的“标准驱动”模式，依托国家资格框架实现资格与文凭互通[2]；三是以美、俄为代表的“教学驱动”模式，通过统一或衔接的教学大纲、课程体系与学分互认保障连贯性[3]。各国模式在功能目标上各有侧重，或拓宽升学就业双重选择，或构建灵活贯通的终身学习体系，或保障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系统性。
国内研究旨在深化中高职衔接内涵，实现人才培养的实质性贯通。在协同育人模式上，学者从升学方式、院校合作紧密程度等维度进行划分，“五年一贯制”和“3＋2”分段培养是主流实践形态，区域化办学模式也成为热点[4-5]。在实践现状与问题诊断上，研究多聚焦招生、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改革等环节，揭示了升学路径受限、培养目标趋同缺乏递进、专业匹配度不高、课程内容重复或脱节等瓶颈[6-7]。在对策研究上，学者从宏观制度（如改革职教高考、建立专业教学联盟）和微观管理（如思政教育、生涯规划、心理健康等精细化管理）两方面提出优化路径。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宏观模式与微观环节均有涉及，但存在两方面可深化之处：从内容看，多聚焦“教”的层面，对协同育人背景下学生思想行为、
成长规律及全方位管理协同机制的系统研究不足；从方法看，多为经验总结或对策思辨，基于实证方法的量化与质性研究相对稀缺。因此，本研究聚焦学生管理，采用实证方法，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用扎根理论方法。其一，中高职思政一体化育人的实践困境及形成机理孕育于日常协同育人实践，需通过全链条考察，抽象出各主体、各环节间的内在规律，这与扎根理论基于事实、解读过程、探索规律的目的相符。其二，现有研究多为经验分析或单一视角，难以全面反映衔接融合的全过程及背后机理。其三，本研究涉及衢州地区多所中高职院校的案例比较，扎根理论的规范程序能满足跨案例比较的需要。
（二）数据收集与词频统计
本研究重点在于构建中高职一体学生管理机制体制的模型，因此，选择管理者、教师与学生的访谈对象能够更加学术化、科学性地符合研究更具学术性、科学性。本研究运用Nvivo.14Plus软件分析，系统共识别出2131个关键词，其中频次突破200的词汇有7个（高职、职业、管理、学校、阶段、课程、教学），权重占比高于1%的词汇达6个。
三、中高职一体学生管理机制的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与初始范畴
对数据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经多次比对剔除低价值编码后，形成111个核心概念，进一步归类为21个初始范畴，见表1。
（二）主轴编码与主范畴
通过对21个初始范畴进行深度范畴化，将其归类为9个主范畴：企业课堂、实践课堂、校内课堂、发展建议、困境、心理团辅育人嵌入、日常行为规范统一、职业生涯规划衔接、职业竞赛能力贯通，见表2。
（三）选择性编码与模型构建
在选择性编码环节，将9个主范畴进一步归纳整合为3个核心范畴：中高职管理课堂机制、中高职发展困境与路径、中高职管理衔接机制，见表3。
本次研究以预留的1/3原始数据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编码的可信度较高。
四、中高职一体学生管理机制
通过三阶段编码，构建了“中高职一体学生管理机制体制理论框架”。模型显示，中高职一体化学生管理需构建多维协同体系，见图1。
然而，管理衔接机制创新是突破重点，应建立由“心理育人、行为规范、生涯领航和技能贯通”构成的“四维贯通”管理衔接模式。
（一）心理育人：构建全程浸润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首先，开发主题化活动课程。联合中高职心理教师，设计“压力管理、人际关系、职业认同”等系列团体辅导活动，确保内容连续与递进。其次，整合心理健康资源。推动心理咨询中心资源共享，建立心理档案流转机制，将心理育人融入日常管理，构建无缝衔接的积极心理成长环境。
（二）行为规范：建立标准统一与差异化管理相结合的养成模式
为缓解中职严格管理与高职强调自主之间的“陡坡效应”，须构建统一且具有弹性的职业行为养成模式。一方面，推动日常行为管理标准统一。由高职牵头联合中职，共同研制《中高职一体化学生职业素养养成手册》，建立统一行为准则框架。另一方面，实施贯穿学段的差异化管理。根据学生不同学年心理成熟度，采取“扶放结合”的动态管理，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平稳过渡。
（三）生涯领航：实施递进式、全链条的职业生涯规划衔接
首先，设计贯穿中高职阶段的连续性发展方案。中职阶段侧重“职业启蒙与兴趣探索”，高职阶段侧重“职业定位与能力提升”，通过联合活动让学生对长期职业路径有整体认知。其次，系统化建设规划资源与测评工具。联合开发职业测评工具，建立学生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档案”，实现“一人一档、动态跟踪”，提供定制化成长方案。
（四）技能贯通：搭建共享型、一体化的职业竞赛育人平台
首先，建立多层级竞赛平台的贯通式体系。高职开放高水平实训与竞赛平台，构建阶梯式选拔体系，让中职生通过“绿色通道”进入高职集训队。其次，创新“传帮带”一体化竞赛辅导机制。组建中高职联合导师团队，推行“1＋1
＋1”组队模式（1名高职生＋1名中职高年级生＋1名中职低年级生），形成技能传承梯队，营造跨学段共成长的工匠文化，系统弥合技能培养断层。
结语
本研究立足于衢州市中高职思政一体化育人实践，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学生管理机制的内在机理与构建路径进行了深度剖析。研究系统构建了包含课
堂管理、发展困境与管理衔接三大维度的理论模型，并凝练出以“心理育人”为支撑、“行为规范”为基础、“生涯领航”为导向、“技能贯通”为抓手的“四维贯通”管理新模式。该模式强调打破学段壁垒，实现对学生的全程化、递进式培养，旨在系统性解决中高职衔接中的管理断层与育人脱节问题。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中高职协同育人的理论内涵，更为区域性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方案与决策参考，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磨坪村
1.村落概况
磨坪村隶属于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江口镇，地处东庵山东麓，瑙河西岸，轿顶山下，210省道仲临公路沿村边通过。该村南接留坝县柘梨园村，北邻太白县泉河，整体地势北高南低，四周群峰环绕，素有“汉中北大门”之称。20XX年，磨坪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藏于磨坪村半山腰处的许家山，是一处被青山掩映的隐逸之地。唯一进村通道为一座长约百余米的吊桥（见图1）。清同治年间，一群关中人迁徙至此，在这褒斜古道北端的出口旁，择半山而居，建起属于自己的桃花源。这里既是关中文化进入陕南的第一站，也是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带。移民们在此定居，既带来了关中文化，又必须适应陕南的自然环境，于是演变成兼具陕南与关中建筑风格的村落。
十二代人如叶生叶落，虽村名冠以“许家山”，但全村居民实为张姓同族。因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如今多数村民已迁至山下公路旁居住。村中现存21处传统旧民居星罗棋布散落在百余亩土地上，仅余少数年长村民，因不舍祖辈基业，且习惯山村宁静生活，仍坚守故园。
2.空间格局
许家山位于秦岭与大巴山过渡地带，村落背倚紫柏山余脉，面向河谷，形成一处相对封闭的盆地状聚落。先民以同乡同姓为单位迁居至此，为抵御外部风险聚族而居，而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依赖家族协作，因此形成“大聚居、小分散”的整体格局。
许家山聚落的山水格局呈现出典型的“依山而建、顺应地形、融入自然”的陕南山地聚落特征（见图2）。其地势呈缓坡台地，符合“负阴抱阳”的微气候理念：冬季山体阻隔寒风，夏季河谷引导凉风，使村落宜居宜耕。建筑顺应地形呈阶梯状分布，形成台地结构，既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智慧适应，也契合传统风水“藏风聚气”的选址理念。
街巷格局则呈现出典型的自由式网状肌理。街巷系统并非预先规划，而是随着家族人口增长和建筑“占坡建院”渐进式扩展而成。巷道依山就势、迂回曲折，被动适应地形与建筑布局，形成无严格轴线、自由延展的网状结构，体现出自然生长的有机性。道路多为夯土小路，以尽端式为主，巷道多终止于院
落入口，确保居住私密性，反映了以血缘为单位的内向型居住模式。此外，巷道宽度与走向均优先顺应地形，而非追求形式规整。整个系统既体现了对山地地形的智慧应对，也反映了传统村落自组织发展的空间逻辑。
院落格局呈现出以血缘伦理为核心、等级分明、内向围合的宗族空间秩序。每个院落由多幢三开间房屋围合而成，形成封闭或半封闭的组团，内部空间集中且私密。这种布局既适应山地地形，又通过物理边界强化家族认同感和内部交往，体现了“聚族而居”的宗族文化。院落组群中朝南而建、体量最高大的房屋由辈分最高的长辈居住，体现“以中为尊”的传统礼制思想；子、孙等后代家庭依辈分依次向两侧或外围分布，形成由内而外、由尊到卑的等级化空间序列，生动映射宗法社会的伦理结构（见图3）。
3.建筑形制
许家山民居建筑多采用“穿斗为主、抬梁为辅”的混合木构形式。穿斗架作为南方山地常见的构架形式，因其柱网布置灵活，能够较好地适应不规则地形；而在厅堂等主要空间部位，则引入北方抬梁式做法，以获取更为开阔的室内空间。
在屋顶形态方面，许家山民居以悬山顶为主导，辅以关中地区典型的单坡顶形式，形成主次分明、层次丰富的屋面系统。为应对陕南地区多雨湿润的气候条件，屋顶普遍采用深远出檐做法，以有效遮蔽雨水，减少对墙体的侵蚀。屋脊装饰常见莲花、铜钱等民间吉祥纹样，由村民就地烧制而成，反映了地域审美与手工传统。屋面基层多采用“打笆做泥”工艺，即以竹木编笆为骨架，覆以草泥压实，形成具有良好防水与保温性能的复合构造层。
在墙体构造方面，许家山民居延续了关中地区的胡墼（土坯）做法——土坯夯筑中加入麦秸增加强度，成本低、保温好，但耐水性差。为此，建筑发展出深挑檐与高石墙裙相结合的防潮体系，通过石基础、土坯墙体与大出檐三者的协同作用，有效提升墙体的耐久性。
此外，许家山古民居延续关中严谨秩序，以三开间“一明两暗”为主。正堂居中，用于礼仪与待客，两侧为卧室，体现礼仪与生活并重。主屋旁常附单坡辅房，实现“主从有序、食寝分离”。建筑多采用“一层半”结构，中央通高，两侧设阁楼储粮，以活动梯联系，高效利用空间。院落作为生产空间，用于晾晒与家务；正堂退界形成的“燕子口”，成为遮阳避雨、兼顾日常与生产需求的过渡地带，显示出对气候与生活方式的灵活适应。
建筑的形状、布局和空间组织，不仅延续了关中传统注重伦理秩序、务实高效的营建逻辑，更在陕南多雨山地的环境中做出了创造性调适，是关中移民在异地维系文化认同并实现地域化建造的生动体现（见图4）。
4.宗法礼制传承
在许家山这一典型的张姓宗族聚落中，“天地君亲师”作为正堂的核心贴饰，其设立与演变深刻地服务于宗族共同体的构建与维系。它不仅是传统家庭祭祀的象征，更是强化内部认同、凝聚聚落精神的重要文化工具。
首先，这一符号所整合的自然、政治、血缘与知识崇拜，为宗族生活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价值框架。在聚落环境中，它尤其强调“亲”的核心地位，将家族伦理与对自然、权力的尊崇融为一体，直观体现了“家国同构”的伦理观念，使宗族成员在日常起居中时刻感受到秩序的约束与归属的认同。
其次，该符号在1949年后演变为“天地国亲师”，巧妙地将传统礼敬框架与现代国家认同相结合。这一转变在延续宗族文化连续性的同时，成功地将对皇权的忠诚转化为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使“家国一体”意识在聚落层面得以延续。它表明，宗族并非固守传统，而是以灵活的方式适应时代变迁，从而维持其内在的凝聚力。
因此，“天地君亲师”及其变体在许家山的延续，绝非简单的习俗留存。作为一个宗族聚居的聚落，它主动运用并重新阐释这一符号，使其在时代变革中始终成为强化宗族认同、凝聚聚落精神的有效载体，展现出民间符号系统在协调传统礼俗与现代观念方面的强大生命力。
5.保护思考
留坝许家山古民居作为宗族血缘纽带维系下的传统聚落，其空间布局与建筑形态深刻反映了宗法伦理、集体记忆和在地适应智慧。村落的价值远不止于肉眼可见的物质遗存，诸如以生土夯筑的胡墼墙体、工艺独特的“打笆做泥”屋面等技术成就。真正核心的是这些建筑元素所共同构成的文化整体性。从三开间主屋配单坡辅房的功能区隔，到“燕子口”等空间对气候的巧妙应对，其背后是一整套源于宗族共同体生活的空间伦理与营造逻辑。
因此，对许家山的保护，必须超越对单一建筑的修复，转向对其整体空间结构、聚落肌理、工艺体系及社区关系的综合维系。唯有认识到其作为文化空间与生活场域的本质，才能实现从物质保存到文化传承的跨越，让这座古村落真正“活”下去。
基于DeepSeek大模型的电网企业“12345”内审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构建研究
国网湖北电力课题组
作为能源安全与公共服务的关键支撑，电力企业具有组织层级多、业务链条长、资产体量大等特点，对审计穿透力、统筹力提出更高要求，但实践中仍存在项目跨组织、数据跨系统、成果跨条线等矛盾，制约了监督深度与整改实效。为落实审计数字化转型与全过程监督要求，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国网湖北电力”或“公司”）构建了覆盖立项、实施、成果、整改全环节的“12345”内审质量控制体系，并引入DeepSeek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强化“发现—反馈—整改—提升”闭环管理，打造数字驱动、规则嵌入、质量闭环的审计治理新模式。
一、国网湖北电力推进内审质量管理科学规范化面临的重点问题
（一）立项选题不“准”：审计触点模糊，治理对接不畅
当前，国网湖北电力组织层级多、业务条线复杂，多系统间信息共享协同不足，各类平台数据尚未完全打通，审计线索提取难度较大，选题的聚焦度与精准度有待提升。
（二）实施执行不“深”：流程穿透不足，控制识别不准
审计实施过程中，流程穿透不够深入，关键环节的责任划分与控制措施有待强化。例如，技改项目签审环节的审计规范化程度不足、倒闸记录复核管理仍需优化，亟须提升流程还原、控制点识别与风险管控能力。
（三）成果利用不“响”：建议适配性弱，成果联动不足
在成果利用阶段，部分审计建议的适配性较弱、部分审计成果的联动性不足，未能形成有效的信息流通与反馈机制，影响了审计成果的实际应用效果。
（四）整改推动不“动”：责任链条不清，闭环追踪不实
在整改过程中，部分环节整改效果未能完全达成预期。部分单位在实质性风险控制、问题解决和整改追踪机制方面仍需进一步强化。
二、国网湖北电力内审“12345”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概述
针对当前内审工作中“选题不准、执行不深、成果不响、整改不动”等难点，国网湖北电力积极贯彻落实国资委“以穿透式监管为主线，以智能化转型为抓手”的要求，构建了“12345”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见图1），通过数据贯通、制度嵌入和平台联动，推动审计从业务穿透向责任穿透、风险穿透的延
伸。
三、“一个核心目标”：全过程提质增效
该体系以“全过程提质增效”为核心目标，聚焦“立项—执行—成果—整改”全流程能力跃升。其中，“质”侧重于逻辑规范、判断解释与成果引导；“效”则强调资源配置效率与治理改进的匹配度。
该体系从四个方面加以推进：在平台搭建上，依托构建的“三统一”（统一入口、统一接口、统一标准）审计业务平台，实现模型与数据的集成；在模型部署上，采用模块化与弹性框架，保障多场景稳定运行及权限管控；在操作流程上，通过可视化配置与嵌入式提示，支持模板选用、字段录入、智能生成建模，提升人机协同效率；在结果呈现上，采用结构化分段输出，按“问题—原因—控制—建议”逻辑展示，自动关联底稿与整改模块，实现成果可视、可审、可跟踪的闭环管理。
四、“两类技术支撑”：双模生成引擎与全流程数据驱动平台
构建以DeepSeek双模生成引擎与全流程数据驱动平台为核心的“智能+数据”融合架构：前者聚焦语言理解与知识推理，辅助审计判断与文本生成；后者连接业务与审计两端，提供数据联通与任务调度环境（见图2）。
第一，立项环节“语义理解+风险识别”。依托DeepSeek自然语言理解与语义生成能力，构建审计选题自动推荐机制。借助DeepSeek-V3中多头潜在注意力
（MLA）机制，构建动态知识图谱，实现对潜在风险智能识别。建模过程如公式
（1）所示：
MLA通过对注意力机制中的Key和Value矩阵进行低秩压缩投影（），生成一个压缩的潜在向量（）来近似表示原始高维信息（），从而提升对分散的潜在风险识别速度和覆盖范围。
第二，实施环节“结构生成+路径穿透”。
DeepSeek基于立项阶段生成的审计目标、风险点、控制要素及系统接口参数，调用模型自动输出底稿草案、数据采集路径及疑点追踪链。参考DeepSeek-V3的多任务预测（MTP）策略，构建审计追踪路径图，如公式（2）所示：
（2）代表不同预测深度下的损失，为权重系数，为预测深度。在生成底稿草案、数据采集路径和疑点追踪链时，不仅能捕捉表面现象，更能深度关联审计发现、追溯根本原因、明确责任归属，自动构建“审计发现—原因溯源—责任归属”追踪路径图。
第三，成果利用环节“语言优化+意图聚焦”。DeepSeek融合审计执行日志、问题清单、数据轨迹等语义信息，自动归纳关键风险点，并生成“问题—原因
—影响—建议”四段式结构化文本草案。该过程借助DeepSeek-V3的MLA机制提取文本关键特征，建模如公式（3）所示：
（3）为下投影矩阵，将输入隐藏状态（）压缩至低维查询向量），助力模型处理长文本时聚焦核心信息片段，自动提炼重点语句、归纳关键风险点，生成符合“问题—原因—影响—建议”的结构化文本草案。
第四，整改推动环节“因果链追溯+问答式督导”。DeepSeek融合审计发现、整改文书、历史记录与业务数据，自动生成“问题—原因—措施—执行状态—治理目标”五维动态因果图谱。该过程借助DeepSeek-V3中MoE架构
（MixtureofExperts架构，混合专家模型）的专家路由机制实现，建模路径如公式（4）所示：
（4）为个专家的门控值，第个专家的前馈网络为输入隐藏状态为输出隐藏状态。门控网络可根据具体整改问题的类型（输入隐藏状），深度融合审计发现、整改文书、业务数据与历史案例，最终实现DeepSeek双模生成引擎对审计全流程的深度嵌入与贯通。
五、“三类关键能力”：风险识别能力、审计评价能力、整改反馈能力
（一）审计风险识别能力的“语义驱动式预警机制”
1.审计场景中模糊风险的语义建模。
实践中，大量审计问题存在表述差异大、语义信号弱、跨平台分布广等特征，分散于合同附件、审批说明、会议纪要等文档中，识别难度较大。DeepSeek通过语义向量构造与多粒度句嵌入机制，将模糊语句聚合为关键词簇，实现风险前置标记（见图3）。
2.DeepSeek的语义聚类与上下文张量建模机制。
（1）语义聚类：系统可自动识别表述不同但本质相同的风险信息。DeepSeek通过学习历史数据，采用k-means算法将其智能归类到统一的“风险语义簇”下，可大幅提升文本捕捉能力。
（2）张量建模：关联构建“风险全景图”。DeepSeek智能关联分散在不同平台、系统节点及文档中的文本信息，并转化为三维张量（文本段×上下文关系×风险语义权重）。通过构建语义关联网络，完整还原业务背景，精准定位风险点，提升问题发现的连续性和深度。
（3）反事实嵌入推理：洞察合规外表下的潜在风险。DeepSeek运用智能对比分析，自动模拟“假设完全合规应如何表述”，并将实际文本与假设文本进行比对，揭示细微偏差和潜在意图，识别隐性风险。
3.构建“风险事件语料—语义嵌套表达—弱信号识别”链条。
依托DeepSeek构建由风险语料提取、语义变体生成和弱信号评分组成的智能识别链条。在语料构建阶段，基于历史项目与多源业务资料提取“风险事件
—语句—系统字段”三元组；在语义生成阶段，通过Prompt（用户向生成式AI模型输入的一种自然语言指令）引导生成多样化同义候选句，提升对非结构化语言的识别能力；在弱信号识别阶段，模型对语义簇进行置信度评分，形成“潜在异常语段评分表”，将隐性风险推送至底稿供人工复核。
（二）审计评价能力的“嵌入式认知测量体系”
1.生成链建模：以“执行轨迹”替代“工作过程”。
审计人员发出初始指令后，模型调用语料生成草案，经人工修订与迭代优化，最终形成归档底稿。每条链条均附带多维元数据标签，记录Prompt来源、结构复杂度、语义跳跃频率及判断转换点等关键推理特征。
2.结构质量建模：生成结果的层级稠密度与推理连贯性评分。
系统为每轮生成内容计算“审计生成完整性评分”，涵盖覆盖度、结构复杂度、因果一致性及语义连贯度等维度。管理人员可据此识别结构薄弱环节、定位逻辑断层，并优化Prompt或触发复核流程。各项评分构成“生成式结构评价矩阵”，按三级指标细化打分后，加权汇总为四类一级维度，最终生成AGIS
（一种通用人工智能的评分框架）总分，作为项目评估与模型训练的重要依据。
3.过程质量可视化：审计轨迹—认知评分—改进建议三联呈现。
依托DeepSeek大模型与审计辅助平台，构建“审计轨迹—认知评分—改进建议”三联式过程质量可视化体系。该体系基于项目生成链，采集AGIS结构评分、RDS（RelationalDatabaseService，关系型数据库服务）认知深度、Prompt重构率、模型介入强度、节点覆盖完整度等核心元数据，精准反映人机协同全过程。系统同步提供三类主视图：执行完整性雷达图、判断分歧热力图、模型参与强度图，助力策略优化。
（三）跟踪反馈能力的“AI驱动治理建议生成”
1.DeepSeek在“审计建议分类+反馈响应模拟”中的嵌入路径。
在成果转化阶段，系统首先识别建议背后的治理意图并判断其类型，随后
在知识图谱中自动匹配相关信息，生成绑定目标、对象、受理主体与依赖条件的责任地图。
2.打造“可接受性预测”“责任链接合规性”与“实施效果追踪”三大功能。
一是开展建议可接受性评估，从语言风格、职责匹配、实施复杂度等维度评价其可行性与潜在风险；二是进行责任链接合规性识别，审查责任单位、监管关系等核心要素；三是实现治理行为追踪反馈，通过联动OA与纪检系统，对相关情况实施动态跟踪并及时发出预警。
3.基于“文本再生成”与“行为模拟”机制的报告强化。
系统对建议文本开展语义解构与优化，按照“问题—制度—责任—路径—标准”五类单元进行重构，形成标准化文本。同时，依据治理领域、制度条款与系统节点，按需输出多版本报告。
4.形成“建议接受轨迹—整改响应质量—制度再生闭环”。
治理建议的成效关键在于被采纳并推动整改。通过构建基于DeepSeek的建议生命周期记录机制，系统形成“建议接受轨迹—整改响应质量—制度再生闭环”的三链逻辑结构。
六、“四项运行机制”：选题联动机制、执行穿透机制、成果利用机制、整改督导机制
（一）选题联动机制：打造“业务触点—治理议题—审计选题”三位一体联动模式
针对治理任务与审计选题脱节的问题，依托DeepSeek构建“组织治理优先级语义图谱”，实现国家政策与企业任务的语义映射，为战略选题提供锚点。系统运用“数据异常—制度缺位—职责交叉”三轴模型，标记高风险场景、评估可审性并筛选重点对象（见图4）。通过嵌入式Prompt模板生成结构化选题建议书，联动知识图谱与业务异常，形成“触点—图谱—选题—建议书”链式联动。
（二）执行穿透机制：实现“流程建模—控制感知—行为识别”全过程逻辑穿透
以穿透式监管为主线，落实“全级次、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内控要求，嵌入主体、业务、数据三重穿透逻辑，实现对“三重一大”、资金支付等关键业务的全程追溯监督。方法上，动态生成审计路径，精准提示非规范流程
与疑点环节，强化对授权管理、尽职调查、风险评估等高风险操作的程序约束。
（三）成果利用机制：构建“角色适配—建议转译—价值沉淀”的智能成果转化体系
为解决审计报告语言单一、执行转化率低的问题，构建以角色适配、语言转译等为核心的成果转化体系。按对象精准适配：业务部门侧重流程优化，管理层突出风险闭环，纪检部门明确责任路径。依托整改数据建模预测实施难度，为高阻力建议配套操作说明。同时联动执行与知识图谱，自动识别盲区并推送优化方案，推动审计建议落地。
（四）整改督导机制：打造“智能追责—再审推荐—治理回流”的全链条反馈体系
为解决整改责任模糊、反馈失真、风险复发等问题，构建基于DeepSeek的整改督导机制。通过语义链识别整改弱化、责任不清等特征；对未落实责任的情况自动触发再审预警，联动纪审系统实现风险拦截，推动整改从“文档建议”转向“治理行为”。
七、“五重监督质效”：精准、规范、穿透、高效、闭环
依托DeepSeek技术推动从风险识别到治理升级的全过程跃升，打造“风险识别—审计穿透—智能报告—闭环整改—制度反哺”的全链条提质路径，实现“五重监督质效”（见图5）。
（一）精准建模识风险：打造智能识别驱动的审计聚焦体系
聚焦高风险板块，推动审计选题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转型。2024年，公司围绕“频繁停电问题治理”等16项重点工作，开展197项经济责任审计与72项专项审计，精准识别制度盲区与运行隐患。
（二）规范生成控表达：构建结构统一引领的判断输出体系
采用“问题—原因—控制—建议”四段式结构，联动AGIS评分与制度条款，规范判断表达、强化可追责性。2024年，公司出具213份管理建议书和风险提示函，显著提升了成果清晰度与执行效能。
（三）穿透流程识实质：构建因果联动支撑的执行审计体系
依托业务链建模与因果联动分析，精准识别控制失效点，推动审计从程序合规向实质穿透转型。2024年，公司完成41个审计项目，覆盖投资审计金额190亿元，有效增强了对复杂流程的穿透力与执行深度。
（四）高效转化促落地：形成多元适配驱动的成果运用体系
根据责任单位的语言逻辑，生成多版本审计建议，联动整改跟踪与路径推荐机制，提升成果的理解性与执行力。2024年，推动整改回收资金2.21亿元，优化调整流程22项，打通整改落地堵点。
（五）闭环追踪强反馈：建立全程管控闭环的整改治理体系
依托语义跟踪与责任链建模技术，对整改状态实施动态监测，绘制偏离图谱与整改链，并联动纪检部门开展追责提示。2024年，公司共对70人次进行追责问责，修订制度15项，召开责任追究会议3次。
八、结语
国网湖北电力内部审计聚焦“立项不准、执行不深、成果不响、整改不动”等关键短板，依托DeepSeek构建“12345”内审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推动审计工作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程序合规转向科学规范，为大模型技术赋能下的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金融业财会监督机制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会计财务调研课题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构建财政部门主责监督、有关部门依责监督、各单位内部监督、中介机构执业监督、行业协会自律监督的财会监督体系1，重点领域是加强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金融企业等的财务、会计行为的监督。基于此，本文所研究探讨的金融业财会监督范畴包括对金融业所有财务、会计活动的整体监督。财政部门如何履行好主责、金融监管部门如何将监督和管理有机结合，关系到金融业财会监督的整体成效。需要多方形成合力，构建财会监督与专业监管横向协同、中央和地方纵向联动、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整体机制，目标是构建全方位、综合性的财会监督工作机制，强化监督和规范治理，防止出现监督盲点，促进金融体系稳定发展。
L问省题金融业财会监督工作现状及存在的工作现状
近年来，L省持续开展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多项举措成效凸显，金融业财会监督整体形势持续向好，主要体现在内控管理纳入公司治理统筹部署、风险预警和控制制度逐渐完善、财务风险得到有效防控。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银行业整体处罚数量分地区统计数据，2024年上半年，L省全省罚单数量仅5张，反映出监督压力的传导与合规意识的提升初显成效。
在协同监督机制建设方面，L省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23年以来，L省财政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启动金融业财会监督协同联动机制建设，确立“财金协同、防范风险、提升效能、服务振兴”的总体目标。该机制主要包括五大核心举措：一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推动金融机构数据、监管结果、风险信息、检查线索等在部门间依法合规共享；二是建立执法联动机制，联合研究政策、开展检查、督促整改，避免重复执法；三是建立线索移送机制，实现财政与金融监管部门间违法违规线索的双向移送与闭环管理；四是建立会商研判机制，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遇重大风险随时专题会商；五是建立成果共用机制，推动检查结果、整改情况、处罚决定互认共用，对严重违法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同时，配套建立了组织保障、制度保障、保密保障、考核保障四项措施，确保机制落地运行。该协同联动机制的建立，标志着L省金融业财会监督由“各自为政”向“横向联
动、协同发力”转变，为提升监督效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奠定了制度基础。L省金融业财会监督机制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体制机制尚未成熟，深层问题
依然存在。2003—2023年，财政部、审计署等官方公布的针对金融业的检查结果及行业监管部门的处罚决定中，监管机构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事项的检查重点主要有：是否虚增、隐瞒收入，是否多列、少列或不列成本、费用，是否虚增或虚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是否违规操作会计信息调节财务指标、隐匿财务风险，是否混用科目等。在整理的近200件关于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会计监督处罚公示结果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与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比突出（见图1），这既与其业务规模庞大有关，也暴露出部分系统重要性机构在内控执行、会计基础等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
存在问题
监管及审计的处罚决定中以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为主，主要体现有：资产减值、估值计量不合理，存在隐匿不良资产现象；收入、费用列支不准确，存在虚构交易行为；发生人为会计差错问题，使得会计信息质量缺乏严谨性，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从上述有关部门依责监督和财政部门主责监督分别通报的结果来看，整体映射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监督机制不健全，未能形成合力。近20年，财政与金融监管部门从各自领域对金融业开展监督，依据不同职能定位开展监督，通报内容繁杂、标准不一，导致金融机构在面对多头监督时整改重点分散，难以形成长效机制。监督资源配置与协同效率不足，直接影响了对会计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监督成效。尤其在金融业交叉融合、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原有监管模式难以完全覆盖新型业务形态，各监管部门在信息披露、数据口径等方面要求不尽一致，导致监督存在空白与重叠，降低了监督的整体效能。
二是内外监督独立性不足，会计信息规范性基础薄弱。当前财会监督体系主要依赖外部执业监督（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而在实践中，执业监督机构受聘于被审计单位，可能受经济利益等因素影响，独立性和审计深度受到制约；内部审计和合规部门往往隶属于管理层领导，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足。此外，金融业务与非金融业务会计核算边界存在模糊情形，易导致会计处理不规范，甚至为违规操作提供空间。部分行业自律组织更关注盈利表现与信息披露形式，对底层会计行为规范性的监督力度相对不足。会计基础的失范，直接影响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与决策有用性。
三是跨部门协同不畅，财务风险隐患依然存在。从微观机构层面看，会计管理职能分散在业务、运营及财务等多个部门，业财融合机制不健全。业务及运营部门为达成业绩目标，有时忽视或弱化会计核算的合规要求，导致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脱节，滋生操作风险和财务错报。从宏观监管层面看，各监管部门出台的规定有时缺乏统筹协调，口径不一、标准各异，既增加了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也容易因政策执行不一致而形成套利空间或风险盲区。
金融业加强财会监督的重要意义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完善的金融业财会监督体系能够穿透识别异常报表数据、不良资产隐匿行为、关联方违规交易等重大风险因素。从L省金融风险事件共性来看，以“化解不良”为名虚构资管计划、违规免除不良贷款、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事实均能触发财会监督指标预警。加强金融业财会监督，规范会计核算，为监管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信息，提升监管穿透与精准度，避免风险累积与外溢，才能更好地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保障国有金融资本安全
金融业财会监督通过会计信息治理、资本流向穿透、风险计量约束、跨部门协同等具体路径，让投资者与监管层清楚地了解资本真实质量与风险，能够有效打击虚假交易、利益输送等行为。有效的协同监督机制实现管控国有资金使用、不良资产核销、重要资产处置等环节，杜绝违规操作，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国有资本运营质量。
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健康发展
金融业存在的内控机制不够健全、会计信息质量不高及从业人员道德素养有待提高等问题，致使金融机构风险案件、职务犯罪案件频发，严重影响了行业健康良性发展。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有利于国有银行不断加强对财经领域公权力行使的约束，确保优质金融资源投放至真正需要的领域，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的效率，有利于推动金融业从内到外管理方式的转变，促进金融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金融业财会监督管理机制经验国内经验
一是深化财会监督协作机制，签署会计监管协作备忘录。合作备忘录立足于加强监管部门之间工作协同，强化中央与地方纵向联动、地方各监管主体横
向有机贯通。以2021年某省相关监管部门签订的《监管协作机制备忘录》为例，该协作机制从基本原则、合作内容、工作机制、组织保障上为签订双方更好地全面履职提供了有力支撑，将进一步发挥双方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优势，形成强大监管合力，更好推动双方高效履行监督职责，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
二是加强财会监督横向协同，注重事后联合风险管控。例如，2022年，某省多地村镇银行出现线上储户无法取款、转账等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人民银行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稳妥应对，指导分支机构履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责任，做好流动性风险监测和应急保障；地方金融监管局也对此表明会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排查相关资金情况和账户信息，回应社会舆论焦点，维护金融稳定。经过相关部门联合排查，发现地方村镇银行存在账目混乱，以虚假贷款等非法方式转移资金，账外吸收的资金既未缴纳存款准备金，也未缴纳存款保险费等问题。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聚焦财经秩序整治、财务会计行为等重点领域，推动形成分工明确、协调有序、监督有效的“一张网”，对后续妥善化解地方村镇银行风险，严厉打击金融犯罪，实施有效追责，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金融财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强化会计人员能力建设，推动核算与监督一体化。会计监督具体内容主要涵盖对会计账簿、实务、款项的监督。例如，时任某银行科技开发中心经理的T某，在其所在银行总行核心系统内植入其编写的计算机病毒程序，使其跨行ATM取款的交易不计入客户账户。2016年11月至20XX年1月间，T某通过1000多次跨行ATM取款操作，将银行资金共计人民币717.9万元转入其使用控制的银行账户非法侵占。事发后，T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0年6个月。该案件虽源于技术漏洞，但也暴露出银行会计监督职能落实不到位、核算与监督衔接不紧密的问题。通过技术手段非法窃取资金，必然导致储户资金与账目不符，银行账目不平。会计人员履职应突出“坚”与“守”的核心要求，强化职业道德和自我约束。因此，必须持续加强会计人员队伍建设、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充分发挥财会核算和监督双重职能，从根本上防范会计领域金融犯罪行为的发生。
四是严格内控体系建设与执行，推进合规管理长效机制建设。以L省某农商银行为例，该银行自2013年6月组建并转制为农商行以来，积极探索合规管理长效机制建设。截至20XX年末，该行针对“业务风险点清单”完成430项问题整改，针对“任务清单”完成56项任务整改，并同步梳理新建制度74项，其中已落地
38项，覆盖了会计、信贷、电子金融、合规、风险等12个专业领域，形成了全面、审慎、及时、有效、独立的内部控制和约束机制，为防范和控制风险提供了制度保障。由此可见，金融机构内部财会监督是整体财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机构从公司治理层面提升内部财会监督能力与水平，对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国际经验
一是单一监管（SSM）和联合监管（BU）对银行风险披露影响的差异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监管架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欧洲中央银行同步承担大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实施双重职能，并认为SSM能够在压低监管规模成本的同时，提高监管效率2。但也有研究表明，欧洲央行依托各国当地监管机构获取监管决策所需信息的制度安排，使SSM框架下银行与欧洲央行之间存在信息传递效率低、内容不完整的问题，最终导致受SSM监管的银行风险信息披露水平偏低。相比之下，实现货币和金融稳定责任职责相分离的欧洲银行联盟（BU机制）对银行信息披露的内容更加具体3，这一积极影响在盈利能力较弱的银行以及欧元区经济承压较为突出的经济体中表现尤为显著。银行风险披露的核心意义在于提高信息透明度、增强市场信心，有效的风险披露机制能够使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对银行的风险状况有更清晰的了解，从而做出更合理的决策，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二是会计监督在银行业各项活动中的重要性。近几十年来，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化，各类市场主体顺应市场化开放发展趋势，资本要素跨境流动不断加速，境内外资本深度融合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银行业在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核心支撑作用，而会计监督更是现代信贷机构运营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一般而言，银行业有效的会计监督体系包括多个方面：监管机构核发的批准和许可；信用流程及其安全性；政府证券的购置、登记、支付和交易；银行大额风险敞口、拨备、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及其监管的法规；内部控制；审计、银行账户、国际收支统计；反洗钱措施；储备保障基金等的组建、管理和运作规则等。健全有效的会计监督机制，有助于改善公众对银行业的负面态度，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为全球经济实现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三是会计稳健性与银行监管、市场制度的相关性。《巴塞尔协议》是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全球范围内通用的银行资本和风险监管核心准则。依据《巴塞
尔协议》，会计稳健性与银行监管力度和市场制度的严格程度正相关。在市场机制失效的国家，监管执行强度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明显关联，监管的强化进一步放大了上市地位、所有权属性及股权集中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具体来说，在更强的监管力度下，私人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会计稳健性水平高于公共银行和储蓄银行，而储蓄银行相较于商业银行则表现出“弱”治理的特点。通过实施严格有力的监管与监督举措，能够有效提升会计收益质量，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
四是会计法规与执行机制在财会监督中的刚性约束效力。监管机构制定会计法规，以提高财务报告质量，降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风险。为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和金融稳定性，监管机构可通过加强执法机制或披露要求的严格性4。当会计法规和执行的严格程度提高时，效果会更加显著。通常，会计法规和执行标准更严格的国家，资本市场出现大幅暴跌的概率更低；更重要的是，在执行标准更严格的国家，会计法规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也印证了会计法规与执行机制二者相辅相成。从会计法规和执行标准角度来看，实施严格的会计法律法规、提高直接监管水平，能够有效防范股价崩盘风险，保障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健有效实施，推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风险管理、支付结算等核心功能。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进而维护宏观经济健康平稳运行。
加强金融业财会监督的具体路径加强财会监督主体横向与纵向协同
一是构建统一规范的金融机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财会监督机制。结合近年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新颁布的法规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财政部门会计监督检查的程序规范，切实增强对实务工作的指导作用，同时持续推进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会计基本规范的制定出台。立足金融业务财会监督工作机制建设总体布局，财政部门以上述法律制度为基础，稳步推进金融机构财会监督相关立法工作，进一步明晰各监管主体的监管范围与内容、监督权限、实施程序和处罚手段，界定各类监督主体在协同机制中的具体职责与履职边界，从制度层面持续提升财会监督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二是完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提升财会监督综合效能。一方面，加强财政部门与税务、金融监管、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的常态化联动，依托各监管部门监管职能优势和垂直管理体系，在厘清各部门权责边界、发挥专业特长的基础
上，建立健全部门间财会监督政策衔接、信息互通共享等工作机制，充分利用各类监管信息资源，形成部门协同、多方联动的联合监管格局。另一方面，推动财会监督工作与中央财税政策、地方政府债务监管、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财政金融监管等监管职能深度融合，构建事前精准定标、事中穿透监管、事后闭环问效的全流程监管，紧盯政策投向、资金流向、会计信息真实性与政策绩效，严查信贷违规、数据造假、贪污腐败等问题。强化问责整改与结果运用，引导金融资源精准对接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有效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财会监督的综合成效，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三是实现财会监督结果互通共用，助力金融稳定运行。金融业财会监督协同联动机制的建立，在微观的财会数据分析与宏观的货币政策管理之间搭建桥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通过对金融机构会计信息的分析研判，实现再贷款、再贴现、流动性政策工具全链条监控，核查资金入账、核算、使用、归还各流程会计处理是否规范，监督是否专款专用，防止挤占、挪用、套利。利用财务数据对资金是否真正流向实体经济进行监控，确保政策资金合规使用。通过穿透财务数据识别风险本质，把金融机构会计信息作为判断其经营状况是否正常的重要抓手，把识别财务风险端口前移，提前预警金融风险，支持金融稳定。
形成监督主体与部门监督、内部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管格局
一是财政部门作为财会监督的主责部门，切实履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赋予的指导、管理和监督职责，依法对本级金融企业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指导、管理和监督，具体涵盖监督财务制度执行、指导构建财务风险防控体系、监测财务风险与经营状况、规范财务行为、强化财务信息管理、实施财务评价等工作。聚焦金融机构财会合规关键环节，修订完善金融业财会核算、信息披露、资金使用等专项管理办法，明确财务造假、账外经营、违规套利等行为的认定标准与分级处罚要求。同时，金融监管部门立足自身监管职责，统一银行、证券、保险等跨领域机构的监管口径，针对数字金融、跨境金融等新业态，及时补充财会专业监管规则，填补制度空白与监管盲区，确保财会监督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二是强化金融机构内部监督职能，筑牢财会监督内生防线。金融机构持续健全内部控制体系，通过内部审计、风险管理等机制强化自我约束与合规管控。金融机构会计部门应从资产质量、现金状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周转效率等不同维度设定风险评价指标，科学划定财务指标合理区间，及时识别经营决
策偏差、会计信息失真、管理效能不足等问题，实现对自身风险状况的动态监测，有效防范和控制潜在损失。在此基础上，推动金融机构会计监督职能提质升级，充分发挥会计在经营管理与风险防控中的高层次监督作用。
三是激活社会监督力量，构建多元协同的监督格局。充分发挥中介机构执业监督作用，深化与属地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协作。联合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属地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现场约谈与风险提示，围绕金融机构年报审计质量管控、执业监督效能提升等内容开展研讨交流。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媒体和第三方机构参与财会监督，凝聚各方监督合力，持续提升财会监督整体质效。
创新财会监督工作方式
一是优化完善财会监督方式与手段。财政部门联合相关金融部门统筹推进财会监督信息化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建立健全数据治理机制。立足《L省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实施方案》相关要求，积极运用“互联网+监督”模式与大数据技术，整合预算管理、资金拨付、绩效管理、债务管理等业务系统，将监督管理规则嵌入业务流程，实现精准监督、大数据监督。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方式探索财会监督新路径，实现监督数据动态交互，建立跨部门协同筛查机制，及时发现问题线索。
二是推动监督管理模式转型，实现财会监督常态化、制度化。推动财会监督由检查型向服务型转变，由侧重事后监督、突击性检查向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转变。对内强化本单位及下属单位日常财会监督，注重事前强化预算审核控制，严抓事中费用标准与支出合规管理，综合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事后监控。对外围绕监督工作重点，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对象监督力度，实施专项监督程序。尤其对金融机构资产减值、估值计量、收入费用列支、会计差错等关键环节实施常态化严格监管。针对财会监督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完善制度、堵塞管理漏洞，推动监督检查成果转化，充分发挥财会监督“矫正器”作用5，坚持监督与管理并重，持续提升财会监督管理水平。
三是加强监督结果反馈与应用，建立财会监督重大事项报告与奖惩机制。金融机构通过自身财会监督及时识别并校正经营决策失误、会计信息失真、管理效能不足等问题，形成对整体战略与风险管理策略的动态审查和优化能力。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完善财会监督结果反馈机制，深入剖析制度设计与执行落实中的深层次问题，提升综合管理与履职质效。畅通监督结果反馈渠道，鼓励地
市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及时反映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重大事项或重点问题，并按规定向本单位财会监督牵头部门及业务主管部门报告。严格落实问题整改与定期回溯机制，防止问题反弹。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员实施惩戒，维护财会监督的权威性与严肃性，保障财会监督工作长效化、常态化推进。
加强财会监督队伍建设
一是优化财会监督队伍结构，加强专业监督力量。金融机构在组建财会监督团队时，合理配置兼具财务管理实操能力、财政资金管理经验与监管业务素养的工作人员。同时，吸纳会计监管、财政司法等领域专业人才参与财会监督的制度设计、执行情况研究等工作，为财会监督职能有效发挥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二是规范财会监督专职部门与岗位设置，保障监督履职独立性。为提升金融机构财会监督工作的专业性与规范化水平6，金融机构应设置财会监督专职部门，实行专人专岗。将财会监督职能与财务管理等业务运营部门相分离，确保监督工作独立开展、客观履职，切实维护财会监督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三是提升财会人员专业水平与职业素养，夯实履职基础。财会监督人员需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培训力度，自上而下加强全员对财会监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明晰其在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国家监督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财会从业人员坚守职业道德准则，秉持诚信、公正、透明的执业原则，主动学习更新会计法规、会计准则、财务分析、风险管理等专业知识，持续提升综合履职能力，更好适配财会监督工作发展要求。
石化企业严查严治“四风”问题的实践探索与应对策略
中国石化九江石化公司刘帅
深刻认识石油化工企业纠治“四风”的重要意义
其一，纠治“四风”是夯实石油化工企业党的领导根基的必然要求
纠治“四风”问题的首要意义在于其政治属性。石油化工企业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其姓“党”的本质决定了其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从党的领导。然而，“四风”问题的滋生，恰恰是党性不纯、政治站位不高的表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工作走样，甚至出现阳奉阴违、虚假浮夸等现象。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则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沉溺于个人享受，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离了党的初心使命。
深刻认识纠治“四风”问题，就是要认识到这是对企业党组织政治功能的考验，是对党员干部政治本色的检验。通过严肃查处和整治“四风”，能够有效清除党内存在的侵蚀性因素，纯洁党员干部队伍，确保石油化工企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从这个层面看，纠治“四风”是确保石油化工企业“姓党”的根本途径，是巩固和强化党的执政根基在石油化工企业领域的必然要求。
其二，纠治“四风”是驱动石油化工企业改革发展提质增效的重要保障
石油化工企业纠治“四风”问题，直接关乎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狠刹这些“四风”问题，能够促使企业管理层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战略谋划、开拓创新上，能够使企业执行层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上，从而使决策更加科学、执行更加高效，企业作风将更加清爽，企业活力、凝聚力、创新力将不断充盈。
因此，深刻认识纠治“四风”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认识到这是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从这个层面看，纠治“四风”为石油化工企业注入了一股“强心剂”，是石油化工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其三，纠治“四风”是维护企业长远发展和职工根本利益的现实需要
“四风”问题本质上是脱离群众的表现，纠治“四风”有助于密切干群关系，解决职工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纠治“四风”，当职工群众真正感到切身利益得到保障、合理诉求得到及时回应和解决、公平公正的风气充盈各个角落，会极大地凝聚人心，激发职工群众的归属感和责任
感，从而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推动企业向前发展。从这个层面看，纠治“四风”提振了党心、民心，是企之所往、民之所向，是保障企业行稳致远和职工利益的现实需要。
石油化工企业领域“四风”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石油化工企业作风建设呈现出持续向好、不断巩固的态势。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显著增强，落实中央⑧项规定精神逐渐成为自觉行动，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得到有效净化。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经过十多年的高压惩治，部分“四风”问题已然由“面上”转入“地下”，纠治“四风”问题显然已进入“深水区”，所以必须系统分析“四风”特点，更加深层次地把握“四风”隐形变异的主要表现形式，因地制策、因企施策，才能有效治未病、防未然。
一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隐蔽异化。当前，“四风”问题呈现出隐形变异、花样翻新、相互交织的特点。石油化工企业资金密集、资源富集，商业合作较多、业务往来频繁，一些奢靡享乐行为换上“马甲”、藏入暗处，以业务经营、市场营销等名义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易发多发，给企业纠治“四风”、深化监督执纪工作带来巨大风险和挑战。
二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为“四风”问题的核心，对石油化工企业的发展构成了长期且严重的阻碍。当前，有的干部认为“业务好就行，一俊遮百丑”，推进作风建设只挂帅不出征，只抓发展不抓作风；有的企业开展工作重形轻效，落实上级部署搞“一刀切”，出现“上热中凉下冷”的现象；有的借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名义，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有的干部热衷投机钻营，口号喊得响、行动落实慢；有的执行政策变形走样、层层加码，基层单位没有时间抓落实，等等。这些影响制约企业发展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经过多年整治，在企业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进一步加剧了纠治难度。
三是“四风”问题与腐败问题交织。“四风”问题与腐败现象，看似性质不同、情节有异，实则同根同源、互为表里，呈现出“风腐一体、风腐交织”的特征。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来源于同一片土壤，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作风上的“管涌”若不及时封堵，终将演变为腐败的“决堤”。
进一步做好石油化工企业纠治“四风”工作的措施建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⑧项规定精神，进一步巩固和深化石油化工企业纠治“四风”成果，提出以下措施建议：
其一，聚焦“三个注重”，紧盯重点难点，精准靶向施治注重深挖隐形变异问题。掌握“四风”新动向，精准研判、从严惩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履职待遇违规、业务招待违规等问题，狠刹违规吃喝歪风，绝不搞“下不为例”“轻轻放过”。按照“行贿受贿一起查”的导向和原则，对提供吃请服务、礼品礼金、高消费娱乐活动等存在“四风”问题的承包商、供应商，严格按照廉洁从业协议纳入企业“黑名单”，从源头根源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注重重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紧盯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影响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加重基层负担等现象，加大查处问责和通报力度。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消除落后低效的形式，下大气力解决过频过繁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要深入探索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发现难、定性难、查处难”问题的有效途径，坚持把安全生产领域作为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突破点和着力点，推动夯实安全发展的作风保障。
注重深化风腐同查同治。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用好查办案件“杀手锏”。突出“由风查腐”，深入核查“四风”问题背后是否存在团团伙伙、利益交换等现象。注重“由腐纠风”，坚持凡查腐败案件必挖作风问题，既查权钱交易、利益交换、插手干预等腐败问题，又深挖被审查调查对象和其他公职人员的“四风”问题线索，由查一案到查一批，形成更大震慑效应。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把解决问题与完善制度、优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源头防范，实现常治长效。
其二，把握“三个坚决”，压实政治责任，构建协同共治
坚决压实责任链条。深入贯彻中央⑧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纠治“四风”，靠的是紧紧扭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靠的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切实负起责任。要进一步明确各级党组织抓作风建设的主体责任、纪检监督机构的监督责任、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严格纪律执行，坚持抓早抓小，敢于动真碰硬，以压紧压实政治责任为抓手凝聚管党治党合力，推动作风建设各项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坚决织密监督网络。把监督落实中央⑧项规定精神作为改进党的作风的一项经常性重点工作来抓，完善作风建设监督机制，聚焦重点领域、重大项目、重点问题开展下沉监督、联合监督、调研监督，形成多方协同高效、系统集成的工作机制，促进党内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法治监督等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深化运用大数据技术扩展监督手段，不断延伸监督触角，提升及时发现“四风”问题的能力，形成惩治“四风”的监督压力，充分释放监督综合效能。
坚决用好问责利器。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抓早抓小、层层设防，对“四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指出，对问题严重的坚决查处。坚决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准确定性量纪执法，充分体现严管厚爱，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发挥好专责监督作用，加强对党组织落实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对管党治党不严不实、发生严重“四风”和腐败问题的单位部门严肃问责，既追究相关党组织的责任，又追究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对典型问题通报曝光，以精准问责强力推动责任落实。
其三，聚焦“三个深化”，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治理成效
深化扩展纪律建设。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使纪律建设回归原教旨，从党章党规党纪学习入手，坚持经常性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把纪律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相结合，用好企业及所在地的红色教育资源，深挖警示教育资源，引导党员干部经常对照反思，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为行动自觉。
深化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健全民主决策、授权用权、风险防控等制度机制，结合作风建设新情况、新问题，对现有制度进行动态评估，固化纠治“四风”问题具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健全和落实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狠抓制度刚性执行，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问效，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和“纸老虎”。
深化做好融合文章。抓监督执行不可能脱离实际，抓作风建设不可能单打独斗，石油化工企业作风建设要真正转化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必须要将作风建设融入企业治理和日常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巡视巡察等相结合，实现作风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同频共振、相融互促。
总而言之，纠治“四风”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上来，深刻把握“四风”行业性、阶段性特点，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一刻不停歇地推动落实中央⑧项规定精神化风成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夯实石油化工企业作风根基，为石油化工企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提供坚强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思想政治引领驱动公交服务升级创新以北京公交集团相应实践探索为例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帅
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关系着国计民生，其服务模式的创新升级不仅是一个业务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做好新时代公交服务工作，公交企业必须首先把思想政治旗帜鲜明地融入，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引领发展。本文基于北京公交集团的实践探索，总结以思想政治引领驱动服务模式创新的做法、成效与经验，为城市公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1.坚持政治建设统领服务创新
北京公交集团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把握“企业姓党”“公交姓公”的政治属性，确保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1）强化政治忠诚教育。坚持“第一议题”制度，把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将“首都稳、全国稳”的责任意识作为各级管理人员的政治必修课。通过政治忠诚教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对接国家战略部署。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大局，建立“国家战略-首都使命-企业行动”的政治联动机制。通过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确保线网优化、场站布局、新能源推广等重大决策符合中央要求和首都定位，使服务创新始终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势中推进。
（3）推动党建要求入章。将党建工作要求全面纳入企业章程，完成二、三级企业章程的同步修订，从制度上确保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明确党组织在重大决策、选人用人、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形成“顶层设计-中层执行-基层落地”的全链条政治传导机制。以长安街大1路等标杆线路为载体，把政治标准融入运营服务的每一个环节，使公交车厢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流动课堂”。
2.强化思想建设凝聚奋进力量
北京公交集团把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坚持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教育员工，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1）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建立健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采取个人自学、集体研讨、专题辅导等多种形式，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面向全体管理人员开展政治训练，将理论学习纳入各类培训的必修模块。探索构建政治能力培训课程体系，综合运用理论讲授、政策解读、案例教学、现场体验等方式，引导管理人员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素养。面向一线员工，通过班前会、职工讲堂、线上学习平台等载体，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车队、进班组、进车厢。
（2）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组织开展党性分析、过“政治生日”、重温入党誓词、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等活动，锤炼党员党性修养。利用党建教育基地、红色公交线路等资源，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引导员工传承公交人的优良传统，增强使命感责任感。通过“同声同行”线上宣讲、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等形式，讲好公交故事、传播公交声音，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
（3）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公交网站、AAA公众号、车厢电子屏等宣传阵地的管理，确保内容健康向上、导向正确。定期开展员工思想动态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好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工作。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在重大改革举措出台、重要任务推进前，先行开展思想动员，把为什么改、怎么改、对员工有什么影响讲清楚，争取理解支持。
3.夯实组织根基筑牢服务基层
北京公交集团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党支部建在车队、党小组设在班组，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1）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推行“一党委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创建活动，培育了21个“品牌党委”、340余个“特色支部”，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和创造力。在全国“两会”、冬奥保障、防汛救灾等重大任务中，动态组建临时党组织和党员突击队，近万名党员冲锋在前，实现了重大活动保障“零安全事故、零运营差错”。通过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在安全生产、优质服务、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一名党员带动一个班组、影响一条线路”的辐射效应。
（2）发挥党员示范作用。坚持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
骨干的“双培养”机制，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组织党员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园区、医院、商圈，广泛收集市民出行诉求，基层党支部成立“党员突击队”“党员先锋岗”，把党员派到最难啃的“骨头”前，把支部建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通过设立党员示范车、党员示范岗，让党员成为服务标杆，带动身边员工共同提升服务水平。
（3）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认真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推行党员积分制管理，把参加组织生活、履行党员义务、
发挥先锋作用等情况量化考核，与评先评优、干部任用挂钩。通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使广大党员在组织熔炉中锤炼党性、提升境界。
4.培育企业文化激发员工动力
北京公交集团把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通过培育具有公交特色的企业文化，使“公交为民”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提炼核心价值理念。在长期实践中，集团党委提炼形成了“安全为基、服务为本、创新为要”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真情献社会、责任勇担当”的公交精神。通过广泛宣传、典型引路、榜样示范，使这些价值理念成为全体员工的共同追求。评选“规范服务之星”“增收能手”“安全标兵”，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引导员工见贤思齐。
（2）规范服务行为标准。修订和完善七项服务规范、优质服务车组管理办法等制度，深入开展服务专项整治活动，建立服务“零容忍”底线管理机制。同时设立“委屈奖”等人文关怀措施，把严格要求与温情管理统一起来。通过持续的培训教育和检查督导，使规范服务成为员工的职业习惯。
（3）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持续开展文化品牌建设和线上宣讲活动，组织员工健步走、趣味运动会、读书分享会等文体活动，营造积极向上、团结和谐的氛围。利用党建教育基地、职工之家等阵地，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疏导工作，关注员工身心健康，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5.转化政治优势提升服务效能
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引领下，北京公交集团实现了服务能力、治理水平和员工风貌的系统性提升。
（1）服务大局的能力显著增强。积极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交通建设，高质量运营雄安站定点班车等项目。高效应对特大暴雨等突发事件，在
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充分展现了国有企业的政治担当。
（2）服务供给的质量持续提升。围绕“轨道为主、公交为支撑”的综合交通体系，持续优化线网，发展社区“微循环”，开通敬老爱老线路、通学线路等多样化线路，把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到一条条线路上、一辆辆公交车上。以智慧公交建设为抓手，推进数字化转型，让乘客出行更便捷、更舒心。
（3）服务治理的模式深刻变革。深化“接诉即办”改革，把市民诉求作为检验服务成效的“晴雨表”。建立全天候值守和常态化监测体系，实施“零诉求车队奖励”与“办理质量奖惩”双轨机制，考核结果与干部任用挂钩。组建近千人的专业化处置队伍，推行“见面办”“包案办”等工作法，年度承办市民热线派单近十万件，办结率达到100%，把“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要求落到了实处。
6.思想政治引领的规律性认识
北京公交集团的实践探索，可得出以下规律性认识。
（1）必须把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公交企业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看业务。只有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才能确保企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实践证明，思想政治工作做深了、做细了，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
（2）必须把思想统一作为基础性工程。公交企业员工数量多、分布广、岗位分散，如果没有统一的思想基础，就难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只有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员工头脑，把个人的价值实现与企业的发展目标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
（3）必须把服务群众作为落脚点。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到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上。只有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满足市民美好出行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思想政治工作才有生命力和感召力。
新时代新征程，北京公交集团党委将继续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思想政治引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探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新路径，以更高水平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推动公交服务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为首都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贡献公交力量。
烟草企业智慧服务文化的构建路径与实践探索
贵州省烟草公司贵阳市公司王广华
1.引言
在全球经济加速迈向数字化的浪潮中，传统行业如烟草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与机遇[1]。尽管烟草企业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流程数字化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并取得了初步进展，但实践中普遍存在一个核心瓶颈，即数字化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持续优化的服务体验，甚至出现了技术与服务理念脱节、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这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深层次地要求组织文化的同步演进，特别是构建一种能够驱动服务创新与客户价值提升的“智慧服务文化”。本研究将围绕智慧服务文化的形成机制与构建策略，探索烟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实现文化落地的实践路径。
2.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烟草企业智慧服务文化形成背景
2.1数字化转型对烟草企业的影响分析
烟草行业数字化转型对烟草企业的经营模式、管理方式、服务流程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首先，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运作效率，通过引入智能化设备和数据分析技术，实现了生产、仓储、物流等环节的智能化、自动化管理，提高了生产效率并降低了成本[3]。其次，数字化转型增强了烟草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使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最后，数字化转型还推动了烟草企业的创新发展，通过引入新技术和新模式，企业能够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拓展新的市场领域，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4]。
2.2烟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挑战与机遇
挑战主要包括基层员工接受度不高、技术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且升级维护资金压力大、数据安全问题。机遇则在于：通过智能化设备和数据分析提升内部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市场适应能力，快速响应客户多样化需求；推动创新发展，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拓展新产品和服务，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5]。
2.3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智慧服务文化的兴起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烟草企业为提升竞争力，必然会兴起智慧服务文化。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分析实现服务精准化与个性化，提升客户满意度。同时，先进技术为智慧服务文化奠定基础，优化服务流程并促进创新。数字化发展还
引领企业文化变革，推动构建开放、协作的组织文化，为智慧服务的形成机制注入活力[6]。
3.智慧服务文化的定义及内涵
3.1智慧服务文化的定义
智慧服务文化是一种以客户需求为核心、技术创新为引擎的企业指导思想。它倡导通过智能化、个性化、互动性及安全性的服务策略，为客户提供精准高效的定制化体验。
3.2智慧服务文化的核心内涵
智慧服务文化的核心内涵包括：客户导向，即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提供针对性服务；技术驱动，利用先进工具和信息技术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满足动态需求；创新思维，持续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和方法以适应市场变化；可持续发展，致力于通过服务赋能客户，实现长期盈利和共同成长，而非仅解决眼前问题。
4.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烟草企业智慧服务文化形成机制
4.1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服务创新
4.1.1技术赋能服务流程
运用先进技术优化和重构服务流程，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手段减少人工干预，提高服务效率。例如，引入AI语音外呼系统，自动完成订货提醒、政策告知等重复性工作，释放客户经理精力用于高价值服务。
4.1.2数据驱动服务创新
通过分析市场与客户数据，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趋势，发现新的服务机会。例如，基于订货数据识别出“新品接受度低”的客户群，针对性开展品吸会，提升该群体新品动销率。
4.1.3增强客户互动和体验
通过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等数字化渠道增强客户互动，收集反馈并及时调整服务策略，如开通“客户直通车”二维码，客户扫码即可提交诉求，系统自动分类派单，缩短问题处理时长。
4.1.4促进组织文化变革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企业的服务流程和模式，还促进了组织文化的变革。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打破传统的组织界限和思维模式，建立更加开放、协作和创新的组织文化。
4.2智慧服务文化形成的过程模型
智慧服务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见图1），数字化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因素也对其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4.3智慧服务文化的五大核心支柱与构建策略
4.3.1高层引领与战略驱动
建立由高层直接负责的专项领导小组，将智慧服务理念融入企业愿景，制定清晰的数字化服务转型路线图，并将相关指标纳入高管绩效考核，确保自上而下的推动力，如HX烟草公司成立“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服务推进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情况。公司发布《智慧服务行动规划》，明确“客户满意度达到95分以上、智能化工具使用率不低于90%、服务响应时间缩短30%”的量化目标，并将这些指标分解到各部门年度绩效责任书中。同时，建立月度通报机制，由一把手在经营分析会上点评各部门智慧服务推进情况，形成强有力的战略推动力。
4.3.2技术赋能与平台支撑
持续投入建设一体化的智能客户服务平台，包括数据中台、智能分析工具、自动化服务系统等，为服务精准化和智能化提供技术基座；确保技术架构的开放性和可扩展性，支持未来创新与集成，如HX烟草投入专项资金构建了以数据为核心的智慧服务平台。平台建立了涵盖市场、品牌、客户、定档四大维度的数字化采集体系，整合了来自订货平台、客户拜访记录、售后服务热线、智能问卷调查等15个数据源，形成超过200个客户标签。例如，模型发现农网客户“王老板”近3个月卷烟订货结构单一、利润偏低，便自动将其标记为“成长期—品类优化需求客户”，并生成包含推荐引入的3个高利润新品、建议调整的陈列布局图、周边同类成功客户案例的标准化服务任务包。同时，平台开发了数字看板，管理层可实时监控服务执行进度、客户反馈及经营指标变化，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4.3.3全员参与与能力提升
建立分层分类的智慧服务技能培训体系，涵盖数据素养、智能工具操作、数字化营销、客户沟通技巧等；通过内部竞赛、创新奖励、知识分享等形式激发员工参与的积极性；营造积极拥抱变革、鼓励试错的组织氛围。HX烟草针对14名试点客户经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强化培训。培训采用“集中授课+模拟演练+实战师带徒”相结合的方式，内容涵盖数据采集规范、模型解读方法、
智能工具操作、标准化服务话术等四大模块。集中授课邀请技术开发人员讲解平台原理和操作要点；模拟演练设置12个典型服务场景，让学员角色扮演；实战阶段安排资深客户经理“一对一”带教，确保每位学员都能独立完成从接收任务到执行反馈的全流程。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认证，合格者颁发“智慧服务认证证书”，并给予绩效加分。同时，HX烟草设立“智慧服务创新奖”，每季度评选优秀案例，给予物质奖励和通报表扬。试点期间，共收到员工提出的改进建议37条，其中“增加离线缓存功能”等12条建议被采纳并纳入系统迭代。
4.3.4客户导向与敏捷迭代
构建多维度、全方位的客户需求洞察机制，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深度挖掘；建立高效的客户反馈闭环系统，确保客户意见能快速传达、分析并转化为服务改进；推行敏捷开发和服务迭代理念，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HX烟草建立了“数据模型识别+客户经理现场反馈”的双重客户需求洞察机制。一方面，平台每日自动扫描客户订货数据、浏览行为、咨询记录等，识别潜在需求并生成预警；另一方面，客户经理在执行标准化服务后，记录客户的新问题、新需求以及对智能方案的接受程度。这些一线反馈数据实时回流至数据中台，成为优化算法模型和更新服务方案的重要依据。例如，通过收集多位客户对新品推介话术“太官方、听不懂”的反馈，项目组在一周内迭代了智能方案包中的沟通指南，将其改为更接地气、更口语化的表达，后续客户接受度明显提升。
4.3.5制度保障与文化内化
建立健全与智慧服务文化相匹配的规章制度，包括数据管理规范、服务行为标准、激励考核机制等，形成长效机制；通过内部宣传、榜样示范、价值观渗透等方式，将智慧服务理念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和企业DNA；定期进行文化评估与诊断。HX烟草出台《智慧客户服务行为规范手册》，将客户拜访、问题处理、信息收集、合规检查等核心服务环节，细化为“七步工作法”（准备—到达—沟通—诊断—指导—反馈—记录），每一步都有具体的动作要领和话术示例，使服务质量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同时，修订绩效考核办法，将客户满意度提升、经营效益改善、智能工具使用率、标准化服务执行率、问题解决及时率、创新建议采纳等指标纳入客户经理月度与年度考评，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评优评先、晋升发展直接挂钩。在文化宣贯方面，HX烟草通过内部网站开设“智慧服务专栏”，每月发布优秀案例和先进人物事迹；在办公区设置荣誉墙，展示“智慧服务之星”照片和感言；季度召开分享会，邀请优秀客户经理
现身说法。经过6个月试点，“用数据说话、用智能工具、按标准执行”已成为一线员工的工作习惯，组织氛围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索”，智慧服务理念逐步内化为企业DNA。
5.结论
智慧服务文化对烟草企业转型发展至关重要，它以客户为中心、技术为驱动，通过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显著提升服务质量、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助力企业与客户共同成长。研究表明，智慧服务文化并非空泛概念，而是有着清晰的形成机制和系统的构建策略。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智慧服务文化的文化落地需要高层战略引领、技术平台支撑、全员能力提升、客户导向迭代以及制度保障内化等多维度、全链路的协同推进。HX烟草的实践有力印证了这一框架的有效性，表明通过系统性构建五大支柱，能够有效缓解农网市场客户服务痛点，显著提升服务效率、客户满意度及经营效益。本研究为烟草企业构建和发展智慧服务文化提供了系统性框架和可操作的实践经验。
县级医院职称评聘优化驱动人才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建湖县人民医院高江
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一支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高层次人才队伍。职称评聘制度作为医院人才资源管理的核心指挥棒，其科学性与有效性直接关系到人才的评价、使用、激励与留存，是激活组织效能、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1]。然而，在分级诊疗体系深入推进和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政策持续优化的背景下，承担区域医疗中心功能的县级医院，却普遍面临着高层次人才“评聘失衡”所带来的严峻挑战[2]。如何破解岗位刚性约束与人才动态发展之间的矛盾，构建“评、聘、用、留”全链条的良性机制，已成为县级医院管理的紧迫课题。
县级医院是县域医疗卫生服务的“龙头”，其服务与管理水平直接关乎分级诊疗的落实。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而职称评聘的政策导向对优化人才结构、激发创新活力具有决定性作用。长期以来，许多县级医院职称评聘存在论资排辈、重论文轻临床、主观评价占比过高、与岗位需求脱节等问题。建湖县人民医院作为三级甲等医院，深刻认识原有机制的局限，对《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办法》进行全面修订，推动职称评聘从“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从“单一评价”转向“综合评价”，真正发挥引导人才成长、服务医院战略的杠杆作用。
一、县级医院职称评聘现状与问题分析
为明确改革方向，我院对近5年间的职称评聘数据及效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并采用系统抽样和分层抽样法，对院内150名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座谈）和问卷调查，以确保调研的全面性与代表性。
通过对调研数据的深度分析（主要问题权重分析见表1），发现原有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结构性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交叉分析显示，不同职称人员对问题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对于临床能力评价虚化问题，中级职称人员感受到的急迫性高达90%，远高于高级职称（70%），这反映出该问题对晋升压力最大的中间群体影响最为突出。
由上可见，临床能力评价的缺失和科研论文的过度导向是矛盾最集中的领域。这导致部分医务人员将大量精力投入于与临床实践关联度不高的论文发表，而忽视了本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与县级医院“强临床、提质量”的发展目标
存在一定差异。
二、驱动人才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职称评聘优化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医院在新修订的《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中，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回归临床、注重实绩、服务战略的制度设计。
（一）设立“双门槛”考核，夯实岗位胜任力基础
新办法首创“应知应会知识考核”与“医师技术能力评定”双门槛制度。前者面向全体专业技术人员，考核内容紧扣三级医院等级评审要求及日常诊疗规范，不合格者一票否决，确保了竞聘人员的基本素质；后者专为医师高级岗位设置，通过制定详尽的《各专科高级职称技术项目考核目录》，将其技术项目开展、疑难危重病例诊疗能力及病历质量等核心临床能力量化为具体分数，并纳入个人资历及岗位能力板块进行权重考核，从而将以往虚化的临床能力转化为聘任的硬性指标，强力引导医师聚焦本职、精进技艺。
（二）构建“分类加权”积分体系，优化综合评价导向
新办法的核心创新在于打破了以往各项得分简单累加的计件模式，引入了“分类加权”的综合评价法。将繁杂的评价指标科学归并为个人资历及岗位能力、科研教学、民主评议三大类，并依据医疗、护理、行政后勤等不同岗位序列的工作特性设定差异化权重（如医疗类为4∶4∶2，护理类为5∶3∶2）。此举显著降低了民主测评等主观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使评价重心回归专业技术人员的本职贡献与实绩，实现了从单一评价到多维综合评价的转变更公平地体现了不同岗位序列人员的实际价值。
（三）嵌入“战略引导”加分项，强化政策协同功能
针对原评聘制度与医院重点工作关联不强、难以引导人才流向的问题，新办法将医院的发展需求转化为员工晋升的加分项，用制度引导医务人员向医院最需要的领域聚集。具体而言，新办法明确设立多项战略引导积分。例如，主动报名参加援疆、援藏、援青等对外医疗支援，长期在急诊、ICU等高风险、高强度岗位工作，或是积极下沉到医共体成员单位提供技术帮扶的医务人员，均能在职称竞聘时获得明确的额外积分或优先资格。经此调整，职称评聘不再仅是回顾个人过去成绩，更成为推动未来工作的“指挥棒”。它将医院强基层、补短板、优服务的战略意图嵌入医务人员职业发展路径，促使个人从“要我做”转向“我要做”，主动对齐医院大局，最终实现人才资源配置与医院战略需求的精准匹配。
（四）强化“负向约束”机制，突出医德医风一票否决
针对原评聘中医德医风考核软化问题，新办法以明确规则划出红线，增强制度刚性与威慑力。核心是建立清晰的扣分与否决规则：对近三年内的投诉、纠纷等不良事件，根据责任大小设定0.5至10分不等的扣分标准；处于党纪政务处分影响期内或医德考评结果为“较差”者，实行“一票否决”，直接取消竞聘资格。同时，新办法聚焦医疗质量安全，规定在医疗事故鉴定中负有次要以上责任者不得参聘，并将省、市及院内病历质量检查的缺陷结果与扣分挂钩。以上修订传递明确信号：职称不仅关乎专业水平，更与职业操守和行为规范紧密相关，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执业环境提供制度保障。
（五）优化“科研教学”评价标准，引导回归专业本质
针对以往重论文、轻临床的倾向，新办法调整了科研与教学评价标准，引导医务人员将精力回归专业能力提升。科研方面，强调“挤水分”，明确各类期刊认定标准，要求成果第一单位为本院，严厉打击学术不端；同时，高度认可技术实际价值，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能实现成果转化的项目给予高额加分，鼓励科研面向临床、解决实际问题。教学方面，对取得高校教师资格并实际承担教学任务的医务人员予以加分，契合三甲医院医教研协同发展要求，激励大家在精进医术的同时做好“传帮带”。整体上，这些调整旨在扭转为竞聘而撰写论文的风气，让科研和教学评价真正服务于医生专业能力的本质提升。
（六）平衡“行政与专业”关系，拓宽技术骨干发展通道
为激励一线专业技术骨干，解决以往评聘中行政职务加分过高的问题，新办法着力平衡两者关系。具体做法是：虽然保留行政职务对应的积分，但通过将其纳入个人资历大类进行整体核算，并严格限定计分规则，从而有效弱化了行政职务带来的额外优势。同时，新办法增设了对院内认定的“临床技术骨干”“医技人才”“护理人才”等人才头衔的加分。这样一来，为那些没有行政职务但在专业领域能力突出的医务人员开辟了新的晋升通道，使竞聘更加聚焦于专业水平本身，有利于在医院内部营造尊重技术、崇尚专业的氛围。
三、政策建议与展望
（一）强化顶层设计，坚持评聘结合的岗位管理导向
县级医院应致力于从宏观层面构建“评聘结合、以聘促评”的良性机制，其核心在于彻底打破传统的身份管理惯性，坚定不移地转向岗位管理[3]。这意味着职称评聘必须严格基于经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岗位设置方案，紧密结合医
院的功能定位、学科发展规划和实际业务需求，实现岗位需求、任职资格与人才聘用的精准匹配与动态调整，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评聘脱节、人岗不适的结构性矛盾，使职称制度真正服务于医院的战略发展。
（二）聚焦临床核心，构建量化精准的能力评价体系
政策设计的重中之重，是建立一套科学、量化、可操作的专业技术能力评价标准，特别是对于临床医师群体。建议各医院参照本实践，深入开发各专科的《核心技术项目与病种考核目录》，将诊疗能力、手术级别、疑难病例处置水平、医疗质量安全等核心业绩转化为客观、可比的量化指标，并赋予其在聘任考核中的决定性权重，从而树立“重实绩、重能力”的鲜明导向，引导医务人员将精力聚焦于提升临床技术服务能力这一主业。
（三）实施科学分类，优化多维积分的评价结构
为公平体现不同岗位序列的价值贡献，必须实施精细化、差异化的分类评价。建议依据医疗、护理、医技、药学、行政后勤等不同岗位的工作特性和价值创造模式，设计侧重点不同的积分指标体系，并合理设定“专业能力与业绩”“科研教学”“行业影响”等各类指标的权重占比，尤其要审慎控制民主测评等主观评价成分的比例，确保积分结果能够最大限度地真实、公正地反映专业技术人员的综合贡献。
（四）嵌入战略元素，发挥职称评聘的引导功能
将组织的战略目标深度融入个人的职业发展路径。在实践中应系统性地将医院的中长期发展重点，如强化学科建设、提升应急能力、深化医共体帮扶等，转化为评聘体系中的具体评价标准和优先条件，同时对积极参与普遍积极性不高的工作的医务人员给予明确的积分倾斜或晋升优待。通过这种机制，职称评聘便超越了传统的人事管理工具，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管理工具。它能够清晰地传达组织预期，有效引导专业技术人才主动流向医院最需要、最关键的领域，实现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与战略目标的高效达成。
（五）坚守诚信底线，强化医德医风的负面约束
将医德医风和学术诚信作为贯穿始终的刚性底线。在制度设计上，要建立清晰、可操作的扣分和一票否决规则，并构建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医务人员诚信档案，将学术不端、师德失范、重大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及行业作风问题等全面、准确地记录在案[6]，并将相关记录与个人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等动态挂钩。通过制度化的硬约束，持续强化红线意识，让每一位专业技术人员深刻理解：
精湛的技术与高尚的操守同等重要，从而共同维护职称的荣誉性与专业性，为医院高质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生态环境。
（六）迈向持续优化与数据驱动的未来展望
新办法的落地并非终点，而是数据驱动、动态优化新阶段的起点。未来应依托医院信息系统，分析聘任数据、人才结构及业绩成果，使岗位资源配置和评价标准调整更精准。随着国家职称制度改革深化，评聘体系须在实践中保持开放与进化，持续探索评价指标灵敏度、临床能力客观评估方法等。最终目标是构建能灵敏响应环境变化、有效激发医务人员活力、系统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的现代化管理体系，为医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AI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情况调研
中国信通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邓涵
2025年，针对全国6400余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问卷调研显示，中小企业在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与资金投入强度方面呈现积极态势，但人工智能对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全链条的渗透深度与赋能实效仍有一定提升空间。
一、赋能现状
（一）应用普及但不平衡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普遍认识到人工智能的积极作用，调研结果表明，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率已突破50%。一方面，从总量指标看，我国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与主要经济体差距缩小，根据美国商会报告，2025年近58%的美国中小企业正在积极使用人工智能技术；OECD数据显示，2025年OECD国家大型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率52%、小型企业应用率仅为17.4%。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在人工智能应用率方面的差距收窄，IBM《全球人工智能采用指数》（2023）指出，中国大型企业中50%正在积极使用人工智能。同时，结构性分化明显，在收入规模方面，随着收入递增，人工智能应用更为普遍，营收低于5000万元、营收介于5000万元和4亿元、营收大于4亿元的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率分别为26.6%、50.3%、55.7%；在行业分布方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工智能应用率约七成，而制造业人工智能应用率不足五成；在区域分布方面，东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应用率约为五成，而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为45.2%、38.2%。
（二）部署面广但不深入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部署人工智能已较为普遍，但大多停留在浅层尝试阶段，尚未深入核心业务与关键流程。调研显示，在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中，超七成仍停留在实验性探索或部分业务试点阶段。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这一“数字原生行业”，三成左右的企业表示在核心业务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8.4%的企业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全业务流程运用。在部分技术含量高、容错空间低的场景，人工智能应用率还较低，如制造业企业中，产品质量检测、设备预测性维护等环节人工智能应用率分别为18.9%、14%。
（三）场景全域但不均匀
从人工智能产业链分布看，生产环节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部署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心，这一特征也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结构一致。调研显示，企业在生产环节的人工智能应用占比约为40%，计划在两年内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
41%也计划在生产环节布局。现阶段，中小企业在采纳人工智能技术时表现出明显的“单点突破、局部聚焦”特点，企业倾向于将有限资源投入到有直接产出、能直接提效的生产环节，尤其是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产线更复杂、设备更密集，人工智能在生产环节的投入回报最为确定，因而资源配置更为集中。营收低于5000万元的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在研发、生产和销售三个环节近乎均匀分布，应用率分别为30.5%、28.4%、27.4%；而营收大于4亿元的企业，生产环节独占53.2%，研发和销售分别降至8.1%和12.0%。总体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各业务场景间的应用贯通性、协同性还未凝成，综合集成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投入积极但不经济
受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年均投入达377万元。其中，近四分之三的企业年均投入超过50万元，超六成企业年均投入超过100万元，企业对人工智能赋能的期待和投入意愿比较强烈。但企业对实际投入回报比还存在一定心理落差，调研发现，未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中，近四成表示人工智能投入成本高，约15%表示人工智能投资见效慢、成效低，短期内难以看到直观效益。某纺织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反映，公司斥资上百万元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希望提高服装设计质量和效率，但实际应用中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案缺乏设计理念，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企业投资回报较低。
二、背后原因
当前，中小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需求和人工智能技术供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企业工程化部署能力之间还存在着一定错位和偏差，导致人工智能应用的深度、广度与综合效益未达预期。
（一）认知局限，风险忧虑显现
问卷结果表明，生产经营环节缺乏实际需求是企业尚未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的主因，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小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适用性的认知与转化意识不足。其中，将“无须引入”列为首要原因的企业占比随规模递减而攀升：营收大于4亿元的企业中该比例约为37%，而在营收低于5000万元的企业中则高
达47.2%。这一差异表明，企业体量越小，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与潜在价值的认知局限愈发凸显。另外，部分中小企业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从“完全无感”转向“有所关注但心存顾虑”。在未应用人工智能的企业群体中，营收大于4亿元的企业担忧数据安全风险的比例为19.9%，而营收低于5000万元的企业仅为12.8%。这一反差揭示出，规模较大的企业核心关切正从“是否引入”转向“如何安全可控地引入”。
（二）底座薄弱，数字化转型不牢
中小企业数智化程度直接影响到人工智能赋能其业务的深度和广度。调研发现，在非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31.2%的企业因不具备相应数字化基础而未采用人工智能，而在试点城市这一比例降至26.9%，表明数字化基础薄弱仍是制约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的关键瓶颈，中小企业数智化水平还有待迈向更高层级。中小企业存在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聋、哑”工业设备，企业数智化设备的更新力度也有待增强。某器材制造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反映，自身信息化系统离智能化阶段尚有距离，企业内部管理数据资源未打通，难以实质性部署智能识别推理类应用。
（三）场景复杂，产品适配不佳
制造业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具有高度行业专业属性和工艺复杂性，与消费领域常见的文本生成、人脸识别、智能客服等通用工具有着显著差别。制造业中小企业对数据建模优化、知识推理决策等深层应用有较强需求，但一方面，可用于模型训练和验证的高质量行业数据集长期缺失，垂直领域知识难以被有效沉淀为算法能力；另一方面，此类应用往往需要结合行业垂直领域长期积累的机理模型和工艺经验进行深度适配，通用人工智能产品难以直接满足。问卷显示，38.6%的制造业企业因投入过高而未采用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制造业领域中，人工智能产品的定制化适配成本较为突出。
（四）要素不足，落地支撑乏力
调研中近四成企业表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成本过高和资金不足。据WebFX统计，定制化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价格从数千美元到数十万美元不等，人工智能顾问的费用高达每小时250到350美元，且部署后仍须持续投入数据标注、模型优化和系统维护等费用。调研显示，已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嵌入业务全流程的受访企业年均投入超过1000万元，这一资金门槛对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难以承受。还有约两成的企业表示缺乏相应的人工智能人才，无法
充分挖掘利用人工智能产品的功能。人工智能的深度落地既需要高昂的前期投入和持续的运维支出，又依赖于一批既懂技术又熟悉业务的复合型人才，资金与人才的双重短板使中小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进程明显受限。
三、国际经验
为推动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中的普及应用，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围绕认知培育、基础设施、产品适配和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推出各类创新支持举措。
（一）搭建认知桥梁，消解安全顾虑
针对中小企业对人工智能“不了解、不敢用”的认知困境，多国着力从需求激活与风险管控两端协同发力。德国推出“数字枢纽倡议”，开发“人工智能雷达”工具，帮助中小企业识别与自身行业相关的人工智能应用机会；资助“可信人工智能”研究项目，开发信任度评估框架，帮助中小企业系统评估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可靠性。欧盟依托欧洲数字创新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先试后投”服务，允许企业在进行大规模投资之前以极低成本试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效降低认知门槛和决策风险。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要求每个成员国至少建立一个国家级沙盒，初创企业、中小企业享有优先准入权且可免费参与。
（二）夯实数字基座，降低技术门槛
针对中小企业算力匮乏、数据不足的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多国通过公共投入和补贴机制扩大数字要素供给。在算力方面，新加坡在2025财年预算中拨款1.5亿新元设立“企业算力计划”，联合谷歌、微软、亚马逊等云服务商向企业提供云算力额度和人工智能工具，同时承担70%的咨询服务费用（上限10.5万新元），帮助中小企业开发最小可行产品并推进组织变革；美国启动“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试点，面向研究人员及初创企业提供算力、数据集和预训练模型等资源。在数据方面，欧盟提出数据联盟战略，整合各领域数据空间，提供数据清洗、合成数据生成、“数据沙盒”等工具，帮助中小企业降低数据获取和数据合规成本。
（三）推动供需对接，适配产品方案
针对通用人工智能产品与中小企业碎片化场景之间的适配难题，多国构建了从需求识别到部署落地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促进供需匹配方面，德国通过“中小企业数字化”计划，设立中小企业数字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人工智能工作坊、行业对接活动和专家咨询；并资助“以少胜多”
（More–With–Less，2023–2026）研究项目，开发面向中小企业场景的大语言模
型适配框架，使企业在低资源条件下实现模型定制。在辅助部署技术方面，美国启动“人工智能就绪计划”，在各州及其属地建立人工智能协调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提供应用人工智能所需的工具和技术援助。欧盟建立“人工智能工厂”，为中小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服务；法国实施“人工智能加速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从认知培训、数据诊断、方案选型到部署实施的四阶段支持，对咨询与服务费用给予最高80%的补贴。
（四）强化要素供给，增强落地支撑
针对中小企业资金短缺、人才紧缺等要素瓶颈，多国从资金支持、技能培训等维度构建支撑体系。在资金方面，日本提供“IT导入补助金”等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引入人工智能最高可获450万日元（约3万美元）补助；韩国向中小企业发放“人工智能服务券”，政府承担70%～90%的采购费用。在人才方面，欧盟建立“人工智能技能学院”，通过实践教学和导师指导为中小企业培育人工智能应用人才；英国推出740万英镑的“人工智能技能提升基金”，为中小企业培训费用提供最高50%的补贴；马来西亚则对经认证的人工智能培训支出给予50%的额外税收抵扣。
（五）促进大小融通，建设创新生态
多国通过政策设计促进大型科技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资源对接与协同创新。新加坡政府与谷歌云合作启动“人工智能先行者计划”，为入选的中小企业提供谷歌云人工智能技术栈的三个月免费使用权限，并鼓励中小企业在谷歌办公套件中启用GeminiAI功能；英国发布“人工智能机遇行动计划”，在生命科学、金融服务和创意产业等关键行业遴选人工智能领军企业，与政府共同制定本行业的人工智能应用计划；韩国开展“AI超差距挑战赛”，促进有潜力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与LG电子、高通等大企业开展合作，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良好生态。
四、对策建议
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既是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主战场，也为模型迭代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行业数据。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日趋成熟、市场需求加速释放、应用标杆案例持续涌现。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的深度应用与价值释放，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面向需求端，加速赋能要素聚集
一是激活企业数据要素价值，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大型平台企业以及数据
交易服务机构等经营主体，试点打造以可信数据空间、隐私计算等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沉淀形成一批大规模、高质量、成本适宜的多模态工业数据集，供中小企业训练、测试和部署。二是加大财政金融支持，优化拓展支持方式和内容，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的触及面，对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改造、智能设备更新的各类优质中小企业，加强专门的信贷资金和财政贴息支持。三是贯通人工智能人才引进、培养、评价和服务全流程。支持地方对中小企业引进的青年人工智能科学家、紧缺技术人才以及创新团队，给予专项人才补贴，开辟举荐制、以赛代评等企业人才申报高级职称的绿色通道。
（二）面向供给端，建设模型适配能力
一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布局建设一批垂直细分行业的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促进中心、体验中心，面向中小企业提供试模型、选模型、改模型、用模型等服务。对开源开放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地方按照开放频次、服务效果评价等给予补贴支持。二是引导入选国家级认定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新型技术改造城市，以政府集中采购的方式，组织专业服务商入企诊断，提供从需求识别、方案选型到部署实施的系统服务，辅助人工智能布局。三是支持地方围绕重点应用行业，提炼绘制中小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图谱四清单”，按照细分行业打造中小企业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指南、工具集。四是以中小企业实际需求为牵引，发挥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标准化组织作用，研究制定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等级标准，为中小企业立参照、找差距、明方向。
（三）面向生态端，优化协同创新环境
一是从企业技术需求、产业实践出发凝练问题，支持中小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关键技术领域攻关的各类“揭榜挂帅”任务，征集评选和推介一批创新突破类和应用首创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优势企业。二是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开放技术平台、应用场景和供应链资源，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加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三是鼓励国产开源社区设立面向中小企业的人工智能开源项目，开放一批训练框架、标准测试数据集，加快行业通用大模型与面向工业场景的垂直小模型相协同、相融合。
草原升起新气象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调查报告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伟
（2026年5月25日）
5月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残雪消融，草色初萌。
行走在这片祖国正北方2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沃土上，处处感受到新时代新牧区、新产业、新牧民的万千气象，大草原传承千百年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草原崛起绿色能源新高地
草色渐显的乌拉盖草原上，高耸的烟囱喷吐着白色蒸汽，两台百万千瓦机组平稳运行，源源不断的电流沿着“锡林郭勒盟—泰州”特高压输电线路，一路南下，直抵江苏。
江苏，中国经济大省，但能源紧缺，电力吃紧。而近2000公里外的乌拉盖草原，褐煤资源虽丰富，但因水分高、热值低，难以高效利用。2022年，江苏能源乌拉盖2×1000MW超超临界高效燃煤发电项目在乌拉盖管理区动工建设，突破各类技术瓶颈，于2025年9月投入商业运营。
“在这里，一年有650万吨褐煤就地转化为100亿度电输往江苏。”苏能（锡林郭勒）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钟文强说，这一火电厂填补国内百万千瓦级高水分褐煤发电机组技术空白，承担着多项重大能源技术应用的先行先试任务，已创造6项国内唯一、20项行业第一。
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一项“变废为宝”的硬核科技——烟气提水技术。厂区褐煤燃烧产生的烟气，经这项技术处理后，每年可提取120万吨水。
“煤‘生’出的水，完全满足厂区生产生活用水需求。”钟文强说，厂区已实现不从草原上取水，彻底避开工业与生态争水矛盾。
放眼锡林郭勒盟，传统能源绿色转型的同时，新能源也在加速崛起。
辽阔的苏尼特草原上，250台白色“风车”与蓝天相映，旋转的叶片不停产出“绿电”。这是分布在苏尼特右旗与二连浩特市的250万千瓦保障性风储项目。全容量并网后，年发电量可达11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22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80万吨。
在风能可利用总量超1.5亿千瓦、全年日照数平均3000小时以上的锡林郭勒盟，一场绿色能源变革加速推进。
作为东北、华北地区重要资源接续地和能源后备区，锡林郭勒盟正在建立以煤炭为保障、火电绿色转型为支撑、新型电网系统为载体、新能源供应为主体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新型能源体系。
昔日以养牛放羊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广袤草原，如今已成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2025年，当地新能源装机2516万千瓦、火电装机1902.5万千瓦、储能装机218万千瓦、煤炭产量1.53亿吨、发电量1250亿度，均居内蒙古前列。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催生草原新牧民初夏的风拂过无垠的锡林郭勒草原。
侧耳细听，随风飘来的不只有悠远的牧歌与奔腾的马蹄声。键盘敲击声、二维码扫描声、智能机械低鸣声正悄然融入这片边疆土地，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奏响草原新牧歌。
在乌拉盖草原上，牧民王金强手持扫描仪走在牛群中。他来到一头健硕的华西牛旁，对准牛耳上的二维码标签轻轻一扫，这只种公牛的系谱信息在平板电脑上清晰呈现。
“以前挑好牛靠经验、凭眼力，现在靠的是它‘身份证’里的硬数据。”王金强在1.3万亩草原上养殖种牛，他家牧场最好的种公牛一头能卖10万元。
他养的华西牛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自1978年起在乌拉盖地区主导培育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其日增重、屠宰率、净肉率均达国际先进水平。
认识到国产品种优良品质的王金强，对自家畜群结构进行调整，不再养羊，专心养牛，并淘汰利润低的本地牛，只养售价更高的华西牛种公牛。他通过人工授精技术精准优化种群基因，繁育的优质种牛远销全国多地。
像王金强一样，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们正在告别以畜群规模论财富、看老天脸色养牲畜的老路子，走上一条保护生态、少养精养的现代化放牧新路。2025年，当地羊存栏量较20XX年减少112万只。
重视品牌建设成为当地畜牧业发展新特征。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作为区域公用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带动畜牧业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如今，锡林郭勒盟已成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2025年，全盟肉类总产量27.9万吨、同比增长6.1%，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品牌价值分别达362亿元、43亿元。
牧区现代化不只体现在生产理念上，更融入于牧民生活方式里。
驱车行驶在中蒙边境草原，远处一栋别墅映入眼帘。走近才发现，这是东
乌珠穆沁旗嘎达布其镇尚都嘎查牧民图门格日勒家的二层小楼。
小洋楼里，电地暖、自来水、抽水马桶、WiFi一应俱全，家门通往羊圈的小道上，太阳能路灯一字排开。当今中国城市小康家庭的生活要件，在这位49岁边境牧民家里几乎一样不少。
那些原本想去草原体验传统蒙古包生活的来客，走进这个距离边境线直线距离仅5公里的家，可能既“失望”又吃惊。
更让人吃惊的是，图门格日勒只要拿起手机，就能把8000亩牧场掌控在指尖。牲畜饮水槽旁的监控实时传回画面，水位一目了然。眼看水快见底了，轻点手机，机井里的水立刻涌出。手机一划，画面切换到牧场另一角，牛羊状态尽收眼底。
“如今，手机放牧在草原上很普遍。”嘎达布其镇镇长额尔敦木图说。牧区日渐浓郁的现代气息，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2025年，锡林郭
勒盟新改建农村牧区公路1290公里，为1730户牧户通网电，提升1.7万人供水保障水平，新建5G基站500座。
东乌珠穆沁旗委书记周玉龙说，全旗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多年居自治区牧业旗首位。不少牧民在牧场盖小洋楼、在旗里购楼房，往返城里和牧场两地生活，城乡鸿沟已悄然打破。
一批返乡年轻人，接过父辈牧场，用新理念、新技术经营畜牧业，成为新型牧民，扛起牧区“领头羊”职责。在阿巴嘎旗，嘎查（村）“两委”成员平均年龄37.8岁，40岁以下的比例达72%。多元业态唱响草原文旅新旋律锡林郭勒草原即将迎来最美季节。嫩草如茵，野花绽放，仿佛大地铺开一幅无边画卷。而这片辽阔草原上的旅游，早已不再是“骑骑马、拍拍照、吃顿手把肉”的老样子。行走草原深处，一个个旅游新业态正悄然生长，让草原游变得新鲜又多元，锡林郭勒草原成为著名旅游目的地。
因电影《狼图腾》而出名的乌拉盖草原上，野狼谷景区是当之无愧的“流量担当”。这里散养着200多匹草原狼，其中部分正是当年电影中那些狼的后代。游客乘坐观光车深入草原，时常能与狼群不期而遇，还可以通过投喂互动，近距离感受那份野性。
乌拉盖管理区党工委书记李孟彦说，曾经草原牧民的心腹之患，如今却成为文旅产业的“绝对顶流”。这一转变，正是草原旅游从观光到体验、从同质到差异的缩影。随着旅游体验感的增强，乌拉盖草原游客人均停留时间从1.5天
延长至2.8天。
从乌拉盖草原一路向南，来到正镶白旗，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旅游体验在夜幕降临时上演。这里位于黄金观星带，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明安图观测基地坐落在此。入夜，达到国际一级标准的大气透明度，让“打卡”繁星成为游览草原的新方式。
在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全景窗蒙古包、“太空舱”等观星体验住宿与草原旅游传统项目相搭配，让游客白天骑马、吃手把肉，夜晚躺在床上观赏“斗转星移”。
寂静的草原星空如今变成独具魅力的文旅资源。正镶白旗委书记额尔德尼说：“吸引游客的不仅有辽阔草原，还有漫天繁星，‘打卡’繁星的旅游新业态使草原旅游更具活力。”
如果说野狼谷和星空营地让人“看新鲜”，那么，在“中国黑马文化之乡”阿巴嘎旗运营的“孩子与马”主题文化苑则让人“品文化”。
景区推出马术课程、儿童那达慕等不同于传统草原旅游骑马项目的多元体验项目，让草原古老马文化变得可学、可玩、可带走。
蒙古马从昔日交通工具，变为今日旅游“主角”。阿巴嘎旗委书记孙军说，随着马主题旅游项目增多，景区周边牧民也从“养马”转向“经营马”，从马的主人变成马术教练、文创手艺人。
草原有趣体验远不止这些，更多惊喜在四季轮转中接连登场。
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何明鉴说，草原那达慕、蒙古马超级联赛、浑善达克沙地越野赛等品牌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让这片草原四季有亮点、时时有惊喜。而元上都的厚重历史、牛奶湖的独特地貌，同样深度赋能草原旅游，吸引着游客一来再来。
如今，一个个文旅新业态，正在重新定义草原旅游，“辽阔草原·锡林郭勒”文旅IP内涵日益丰富。2025年，锡林郭勒盟接待游客和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0.7%和14.9%。
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重振万里茶道雄风
300多年前，一支支驼队在茫茫的蒙古高原和极寒的西伯利亚大地上铺展，向着西方挺进。来自中国南方的以茶叶为主的货物，经水路、陆路运至呼和浩特、张家口后，改由庞大驼队载运，在亚欧荒野踏出一条商道，最终抵达俄罗斯。这就是绵延1.3万公里的万里茶道。
而在这条古商道坐标图上，二连浩特是核心中转站，货物、商队在此集结，水草、补给在此备足，然后，驼队一头扎进蒙古高原的无垠荒野。
“如今，二连浩特在国际商道上的枢纽地位依旧未变。”锡林郭勒盟委委员、二连浩特市委书记王三石说，这里是中国对蒙古国开放最大陆路口岸、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进出境口岸、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三个片区之一。
随着中蒙俄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万里茶道重新迎来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只是如今的万里茶道上，悠悠驼队变成中欧班列和物流卡车，武夷茶叶变成电商包裹与新鲜果蔬。
今年一季度，二连铁路口岸通行中欧班列1145列，创历史新高。经公路口岸出口果蔬4.2万吨，同比增长7.7%，货值增长31.9%。
年轻的闫鸣在二连浩特口岸经营一家跨境物流公司。他的企业是俄罗斯电商平台Ozon指定物流服务商，负责购自中国电商包裹的一站式跨境运输业务。俄罗斯人在Ozon购买的中国商品，从广东产地到莫斯科需8至9天，到乌兰乌德仅需3天。
“我们的汽运路线，与万里茶道完全一致。”闫鸣说，电商对时效要求高，而公路运输更具灵活性，因此他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物流公司合作，用汽车运输跨境包裹。
如果说跨境物流卡车承载的是“数字化”的万里茶道，那么，另一种更为“鲜活”的货物同样在这条商道昼夜不息运输。新鲜果蔬已成为二连浩特口岸向北输出的重要货物。
走进二连浩特市昊罡果蔬粮油进出口园区，眼前一派繁忙景象。开阔的装卸平台上，一辆辆挂着蒙古国牌照的冷链运输车整齐排列。搬运工穿梭往返，将一箱箱新鲜果蔬从恒温保鲜库中运出，放进冷链车厢。一天后，这些果蔬便出现在乌兰巴托超市的货架上。
“我们园区出口的果蔬占蒙古国果蔬进口量的80%。”园区董事长赵龙说。做大通道经济的同时，锡林郭勒盟在口岸落地加工上发力，努力让更多进
口资源在境内“落地生金”。
焙烧窑日夜不息，进口自蒙古国的铁矿石在二连浩特市百汇源实业有限公司厂区里完成“蜕变”。它们被加工成高品位的氧化球团，成为钢铁企业高炉里的“精料”，实现增值。
“以前矿石直接拉走，现在口岸落地加工，不仅延伸了铁矿石加工链条，
而且解决铁精粉冬季运输难问题。”企业负责人张彩彩说。
从二连浩特口岸一路向东，便来到锡林郭勒盟另一个国际性常年开放陆路口岸——珠恩嘎达布其口岸。这里进口的货物以蒙古国煤炭为主，大部分运往东北地区电厂。
在口岸附近草原上，4座灰白色全封闭储煤库一字排开，远远望去如同巨大的方舱。这便是静态储煤能力达100万吨的储煤基地。有了这个基地，进口煤炭不再“即到即走”，而是落地仓储、分选、配煤，产业链得到延伸。
当下，锡林郭勒盟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2025年，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同比增长11.8%、贸易总额增长5.3%。
生态治理成为辽阔草原主题歌
在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一场人类与风沙的较量正酣。
数十名治沙人俯身弯腰，在沙地上栽植黄柳再生沙障。在手臂起落间，一片片4米见方的沙障如同金色棋盘在沙地上迅速铺展，稳稳锁住流动的沙丘。空中，两台无人机忙碌地运送黄柳枝苗。
而在不远处，去年播种的沙生植物开始返青，曾经肆虐的风沙正在被这股新生的绿意驯服。浑善达克沙地83%面积在锡林郭勒盟。受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影响，沙地生态曾一度恶化，
源于这里的沙尘暴威胁华北地区。
2000年，国家在浑善达克沙地启动一系列生态治理工程。在过去20多年间，沙地易治理的地方已基本得到有效治理，剩下的是最难治理的部分。
2023年8月，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被确定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党和政府带领干部群众集中力量向沙地最难啃的“硬骨头”挺进，全力以赴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2025年，锡林郭勒盟完成林草生态建设805万亩、防沙治沙566万亩，超额完成浑善达克沙地年度治理任务。
在这组亮眼数据背后是，锡林郭勒盟保护草原生态的决心。在这里，治沙地与护草原两件事联系紧密，“治理沙地就是保护草原”已成为各族人民共识。
在锡林郭勒盟，沙地歼灭战就是人民治沙战。当地打破以往“企业干、农牧民看”的传统治沙模式，探索实施让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的“以工代赈”治沙模式。2025年，由农牧民及其合作组织参与实施治沙面积541.35万亩，有1.15万余农牧民参与治沙，所获劳务报酬超2亿元。
在苏尼特右旗阿其图乌拉苏木，牧民毕力格图也在治沙工程中有份收获。去年，他将牧场围封禁牧，并联合5户牧民成立治沙合作社，用卖掉牛羊的30多万元购买设备，承接固沙项目。
如今的他，比过去放羊牧牛还要忙碌。在他家房后，3台设备运转不停，将干稻草加工成一捆捆稻草帘。这些稻草帘被运往沙地深处，成为固定沙地的草方格，也成为他的重要经济来源。
“沙区有劳动能力的牧民有4000多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都参与了治沙，去年以‘以工代赈’形式人均增收1.6万元。”苏尼特右旗委书记陈玉成说，牧民就近生产治沙物料，能降低运输成本，还能解决生态治理中牧民生活保障问题。
守望相助齐奏草原安定团结之歌
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生活着一批身世“特殊”的人。他们出生在南方人家，却讲着流利的蒙古语；他们幼年在孤儿院度过，却在牧区找到温暖的家。他们就是60多年前从南方来到草原的“国家的孩子”。
时隔60余载，这段感人的历史并未褪色，而是穿越时空，在草原上生生不息。
走进苏尼特左旗“国家的孩子”展厅，这段历史的温情扑面而来。20世纪50年代末，上海、江苏等地孤儿院收养的3000多名孤儿普遍营养不良，但米粮已见底。在孩子们生死攸关的时刻，内蒙古草原张开怀抱，哺育了这些幼小的生命，成就“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民族团结佳话。
展厅中，一双小小的绣花鞋格外引人注目。鞋子的主人叫通嘎拉嘎，她在2岁时穿着这双由亲生母亲缝制的绣花鞋来到草原。一对蒙古族夫妇收养了她，当时家里虽不富裕，但养父母视她若珍宝。
如今的通嘎拉嘎，是苏尼特左旗远近闻名的蒙古袍制作大师，而这一传统手艺正是养母传授给她。为回馈养育她的草原，她会定期举办民族服装制作培训班，免费招收生活困难的学徒，不分民族，只要愿意学习，她都倾囊相授。
60多年前这场生命接力，如今正以同样温暖的方式延续。锡林郭勒盟行署副盟长、公安局局长曹文清说，2021年以来，当地公安机关运用DNA技术，为“国家的孩子”建立“一人一档”台账，帮助他们找寻来时路。截至目前，已有55人找到南方亲人。
在这片草原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因不仅流淌在各民族互帮互
助的血脉里，也深深扎根于军地共建的沃土中。
再过几天，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又要出发了。这支我国成立最早的乌兰牧骑，始终扎根草原，把文化送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这次，他们将舞台搭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每年定期慰问官兵是他们雷打不动的日程。
军民之间的情谊，绝不仅仅是舞台上的歌舞。近5年，驻地部队累计投入1000余万元，帮助牧区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增加群众收入。
当下，守护边疆安全稳定的家国情怀，正深深扎进每一寸草原。在锡林郭勒盟绵延1103公里的边境线上，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每一位边境牧民、每一处基层阵地，都是这道屏障最坚实的基石。
两座精致的蒙古包坐落在距边境线仅7公里的乌尼孟和家牧场，门前立着两块醒目的牌子——“党员中心户”“护边驿站”。生活在二连浩特市呼格吉勒图雅嘎查的乌尼孟和，既是牧民党员，也是边境护边员。
目前，锡林郭勒草原上已设立1842户“党员中心户”、619处“护边驿站”，辐射带动1.67万名党员，联系服务7.79万户农牧民，在祖国北疆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稳定屏障。在安定团结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新时代新牧区的奔跑姿态不停歇。
德治与法治的高效有机统一
郑州日报社、郑州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2026年5月12日）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总书记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年来，郑州市深入践行总书记法治思想，以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体系为依托，形成了“八个统一”的治理成效和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德治与法治的高效有机统一，成为破解城市治理痛点、提升治理效能、夯实治理根基的关键抓手，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一、德治与法治高效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
总书记指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良法是善治的前提，道德是法治的基石。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用法律准绳规范社会行为，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用道德教化提高社会成员思想道德觉悟、引导规范社会成员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二者在基层治理中的表现形态和运作逻辑虽有差异，但本质上是内在共生、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唯有把握二者辩证统一关系，推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互补充、法治和德治相互促进、良法和善治相得益彰，才能持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基层治理中的法治困境。基层治理工作的难点集中于矛盾多元、需求分散、权小责大、人少事多的“小马拉大车”窘境。从治理微观过程来看，街道和社区承担着低保救助、失业登记、社区矫正、矛盾化解等大量公共服务工作，这既是执法过程，也是普法与道德教育融合的过程。但实践中，部分基层单位存在人力不足、资源下沉不够的问题，难以实现精细化管理。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执法能力薄弱直接导致法律权威悬空，削弱政府和法律公信力，既无法有效动员群众形成一致行动，又会进一步推高执法成本，陷入恶性循环。
基层治理中的德治难题。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传统乡村中的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相对于传统乡村生活低流动、强互动的生活模式，城市生活呈现出高流动和弱互动的特征，直接表现为群众间信任缺失，再叠加部分基层治理乏力导致的干群关系疏离，最终造成公共道德共
识消解、个体意识过度放大。居民矛盾纠纷缺乏道德缓冲机制，使得基层矛盾调解占据了街道、社区及派出所的大量精力。
德治与法治有机统一，赋能基层自治。基层自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基层自治的力量需从群众需求出发，形成有效沟通、互助互利的社会氛围。总书记指出，“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法治以其刚性约束形成可预期的安全感，道德通过自律和柔性引导个体间的信任感，最终体现为矛盾纠纷的自行调解能力与基层自治生成。在城市治理中，需厘清法治、德治、自治的逻辑关联：没有法治基础，德治便缺乏建构空间；没有德治对群众主观能动性的感召，自治便没有内生动力。
二、德治与法治高效有机统一的郑州实践
坚持党建引领，筑牢德法共治组织根基。党建是法治与德治统一的根本保障，郑州市通过严密组织体系，把党的领导贯穿治理全链条，确保法治德治同向发力。压实统领四级责任体系。构建“市委统筹、区县（市）主导、乡镇（街道）主战、社区（村）落实”四级书记抓治理机制。推行“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员服务在网格中”模式，社区建强党组织、小区设党支部、楼栋划党小组、微网格配党建指导员，4.6万名综治力量与2.6万名“五员一律”（审判员、检察员、民调员、警员、巡防员、律师）常态化进驻网格，党员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道德风尚，让法治德治在基层有载体、有抓手。以党建带群建促社建，串联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新经济组织，形成“党组织+网格+群众”治理共同体。党员网格员既是法治宣传员、矛盾调解员，也是德治践行员、文明引导员，打通法治德治落地“最后一米”。
编织网格实体，为德法共治提供实践载体。网格化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是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服务群众精准化的有效载体。郑州市以“规模均衡、边界清晰、权责匹配、服务可达”为原则，构建“社区网格+微网格+专属网格+农村网格”四类全域网格体系，实现德法共治无死角。推行“一征三议两公开”“四议两公开”等民主法治程序，让网格治理全程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建立“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的矛盾法治化调处机制；将324部城市治理法律法规全量导入网格平台，明确网格治理权责清单、执法流程、处置标准，有效解决基层政权的弱管理问题。
发挥数字赋能，助力德法共治提质增效。德治与法治的高效有机统一，最终指向构建信任互助的和谐社会。郑州市整合政务、综治、司法、文明创建等
原有分散系统，升级打造全市统一的智慧网格化治理大数据平台，依托数字载体推动民生诉求实现“一键上报、智能派单、限时办结、结果反馈”的闭环管理。群众反映的物业难题、环境整治、便民服务、养老关爱、社区配套等“关键小事”，得以被快速感知、及时回应、有效解决。群众最基础的信任，源于生活的安稳有序与风险的可控可防。依托网格精细化巡查、数字化智能预警、流程化闭环处置的高效治理模式，实现隐患早发现、矛盾早化解、风险早清零，从源头减少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为德法共治筑牢社会根基。
三、德治与法治高效有机统一的作用机理
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利益牵引。郑州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体系，以法律法规明确公共服务的供给标准、覆盖范围、办理流程，通过网格化平台将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便民服务等资源精准下沉，确保服务供给“人人可及”。优质公共服务带来的切身利益，让群众从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通过“小院议事厅”“网格议事会”等协商机制，让群众参与公共服务规划、资源分配，法治保障议事程序公正，德治引导群众换位思考，最终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治氛围，让利益牵引成为德法共治持续运转的内生动力。
基于高频交往形成的情感认同。网格化治理将治理单元细化至楼栋、微网格，党员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入户走访、巡查服务，形成“日日可见、时时可寻”的高频交往场景。郑州4.6万名网格综治力量与群众“面对面”沟通，倾听诉求、化解疑虑，高频互动消解了干群隔阂，拉近了心理距离。德治与法治依托网格化治理的高频互动场景，通过情感沟通、价值引领、榜样示范，构建起群众与治理主体、邻里之间的情感联结，让治理理念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认同”。
敬畏严明执法的惩罚压力。法治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突破法律边界的行为予以严厉惩处，形成“不敢违法、不能违法”的强大震慑。法治的刚性惩罚与德治的柔性约束相结合，通过“违法必惩、失德受限”的双重压力，划定行为红线，倒逼群众敬畏规则、规范言行，为德法共治提供坚实保障。
郑州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体系，将法治的刚性约束与德治的柔性教化有机嵌入网格、落到实处，既以法治筑牢平安根基，又以德治涵养文明风尚，切实实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高效统一。未来，郑州将持续深耕基层治理创新，不断完善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机制，让法治精神与道德力量在城
市肌理中持续发力，持续擦亮基层治理的民生底色。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治理服务回应群众期盼，以更加成熟定型的治理经验彰显省会担当，奋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郑州特点的特大城市良法善治之路，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多方协同联动增强服务质效陕西榆林市供销合作社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情况的调研
榆林市供销合作社监事会
近年来，陕西省榆林市供销合作社深化综合改革，多方协同联动，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提升物流服务效能，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具体做法
（一）扛起基础设施建设主责，筑牢三级物流基层阵地。一是主导乡镇服务站建设运营。依托系统128个乡镇供销合作社，整合商务、邮政，建成快递服务站96个，占全市规划总量的75%，统一制定服务标准、门头标识及运营管理规范，由乡镇供销合作社自主及合作运营，实现“物流中转、寄递收投、农产品集散、便民服务”多功能集成，其中32个服务站配套建设小型冷链仓储设施。二是助力村级站点全覆盖推进。村级综合服务社牵头与村委会、村小卖部、敬老院合作，通过共建、加盟方式推进村级物流综合服务站点建设，确保站点配备统一标识及基础服务设施。三是参与县级共配中心建设。配合商务、邮政，推动6个县级物流共配
中心整合电商、冷链资源，其中4个共配中心由供销合作社参与运营管理，负责农产品分拣、初加工环节。
（二）聚焦农产品上行核心任务，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一是整合特色农产品资源。以乡镇快递物流服务站为枢纽，建立“村收集
—乡分拣—县配送”的上行链条，带动农户增收，其中通过邮政、电商平台外销农产品占比达60%。二是完善农产品服务链条。联合邮政系统，为农产品提供品牌培育、包装设计服务，打造“榆供销”区域农产品品牌；在村级综合服务社设立农产品初加工点213个，开展清洗、分级、包装等预处理。三是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通过集中采购、统一运输，减少上行环节，为农户节省物流成本。
（三）深化多方协同联动，提升物流服务效能。一是推进邮供合作落地。与市邮政管理局建立月度会商机制，推动邮政寄递网络与供销合作社基层网点融合，在58个乡镇实现“供销合作社站点+邮政投递”合作，农村快件投递时效平均缩短1.5天。二是参与客货邮融合试点。协助邮政对接客运企业，在3个县开通客货邮合作示范线路，利用农村客运班车代运小件农产品，拓宽农产品上
行渠道。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社运营能力不足，站点服务质效待提升。一是人员队伍薄弱。乡镇服务站工作人员多为基层社兼职人员，缺乏物流运营、农产品营销专业技能，部分站点存在农产品初加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二是运营效益偏低。6个山区县的乡镇服务站因本地农产品产量小、农村常住人口少，可持续性较弱；有服务站因货源不足导致冷链设备闲置。三是服务功能单一。多数村级站点仅提供快件收发基础服务，未拓展电商代购、农产品集货等服务。
（二）农产品上行链条存在短板，带动增收作用需加强。一是对农产品品牌的培育和推广力度不够。“榆供销”品牌市场知名度较低，议价能力弱。二是冷链物流支撑薄弱。仅在重点乡镇服务站配备冷链设施，生鲜农产品在村级集货环节易出现变质损耗。三是销售渠道拓展不足。依赖邮政电商平台和本地渠道销售，与外部大型电商平台、商超的对接较少，未能充分挖掘市场潜力。
（三）协同机制不健全，多方合作效能未充分释放。一是内部协同不足。市、县、乡三级供销合作社在物流体系建设中的职责分工不够清晰，部分县级社对乡镇服务站的指导频次不足。二是外部协同不畅。与邮政、商务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供销合作社掌握的农产品资源信息、基层站点运营数据未能与邮政寄递网络、商务补贴政策有效衔接。三是与市场主体合作不深。与快递、客运的合作多停留在“代运代投”基础层面，部分快递企业因农村末端配送成本高而减少合作频次；客运企业合作线路拓展缓慢。
（四）监督管理机制缺位，履职成效评估待完善。一是内部监督不到位。供销合作社未建立三级物流体系建设的专项监督机制，对乡镇服务站运营、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频次不足。二是成效评估不科学。目前，未将运营效益、农户满意度、农产品上行规模等核心指标纳入评估体系。三是问题整改闭环未形成。对以往调研发现的部分问题，缺乏跟踪问效，部分问题整改不彻底。
三、对策建议
（一）强化基层运营能力，夯实服务基础。一是建强专业队伍。由市社牵头，联合邮政、商务部门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开展专项培训；建立“县社人员包联乡镇站点”机制，提升站点运营规范性。二是提升运营效益。指导区县社探索“多站合一”模式，整合乡镇服务站、村级综合服务社、农资销售点，拓展增值服务；对接农业农村部门，引导农户发展规模化种植；建立站点运营考
核机制，确保可持续运营。三是拓展服务功能。制定村级站点服务清单，明确快件收发、农产品集货、便民服务等核心功能。
（二）完善农产品上行链条，提升增收实效。一是加大资源整合力度。由县社牵头，建立“农户+合作社+服务站”对接机制；加强“榆林供销”品牌培育，投入专项经费用于品牌宣传、包装升级。二是补齐冷链物流短板。争取市级财政支持，在农产品主产区的村级站点配备小型冷藏箱；建立“县级冷库+乡镇冷链站+村级冷藏箱”三级冷链网络，将生鲜农产品损耗率降至6%以下。三是拓展销售渠道。由市社对接京东、拼多多等大型电商，建立“榆林农产品专区”。
（三）健全协同联动机制，释放合作效能。一是强化内部协同。制定《供销合作社参与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职责清单》，明确市、县、乡三级供销合作社职责；建立“每月调度、每季督查”机制，确保各级供销合作社履职到位。二是深化外部协同。推动建立“商务+供销+邮政”三方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三方定期会商机制，每月召开工作推进会，协调解决合作中的堵点问题。三是完善利益联结。与快递企业、客运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明确收益分配机制。
（四）构建监督评估体系，推动整改落实。一是健全内部监督机制。监事会牵头建立三级物流体系建设专项监督小组，每季度开展1次专项检查。二是完善成效评估体系。制定《供销合作社参与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成效评估办法》，将“运营效益、农户满意度、农产品上行规模、冷链使用率”等核心指标纳入评估。三是形成问题整改闭环。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每月跟踪整改进度；建立整改成效公示制度，通过官网向社会公开整改情况，接受监督。
关于在完整社区建设中提升无障碍服务情况的调研及建议
全国市长研修学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闫少宁
一、调研背景与基本情况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和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为推进完整社区建设，住房城乡建设部等13部门于20XX年8月发布《关于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的意见》及《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标准（试行）》，2021年出台《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试行）》，从硬件、软件等维度明确提出建设要求。其中，在“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完备”目标框架下，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与改造被明确列为重点任务。作为社区服务设施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无障碍设施的建设质量与完善程度，直接决定着完整社区的品质层次与人文关怀深度。因此，在完整社区理念指引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必须充分考量各类群体的无障碍需求，并将其贯穿于社区更新改造的全流程。
2022年起，北京市选取西城区小马厂西社区，朝阳区东方华庭社区，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院社区、华清园社区、育新花园社区，通州区云景里社区，平谷区平粮社区等7个试点社区，聚焦“一老一小”、便民服务、智慧治理等需求，探索完整社区建设路径，以“补短板、强服务、促共治”为核心，通过政策创新、科技赋能、居民参与等多维度实践，形成了具有首都特色的完整社区建设模式。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在完整社区建设中，同步将无障碍环境建设融入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花园城市建设、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理等工作场景，在推动完整社区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二、北京市完整社区无障碍服务建设现状
（一）无障碍服务现状调研及统计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社区无障碍设施建设水平、使用痛点、优化重点以及不同人群的需求，我们以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实地走访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院社区、华清园社区等5个完整社区，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164份，同时，与社区工作人员以及部分居民代表进行访谈。
无障碍设施使用与现状调查。无障碍设施是特殊群体进出社区、实现其生活便利的基础保障，却呈现“低门槛设施覆盖率高、高需求设施缺口突出”的问题。调研显示，当前无障碍设施覆盖率有待提高，建设水平亦需进一步加强：
“入门级设施”普及度尚可，但无障碍电梯、专用休息座椅等“功能性设施”配置不足，且不同类型社区差异悬殊。具体来看（图1），75%的受访者表示所在社区设有入口缘石坡道，64.02%的社区配备轮椅坡道，基本满足特殊群体“进出社区”的需求，且新建小区配置情况显著优于老旧小区；仅37.8%的社区设有无障碍电梯，且主要集中在近些年新建的高层小区；老旧小区无障碍电梯覆盖率不足，导致高层老年人、残障人士“下楼难”成为普遍痛点。实地走访中，一位家住老旧小区6楼的独居老人表示：“腿脚不好后，半个月才能下一次楼，就盼着能装个无障碍电梯，不然出门买个菜都难。”
社区广场、花园、儿童活动区等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施普及度，直接关系特殊群体的“活动便利性”。调研中发现公共活动空间设施普遍存在“无障碍设施可达性不足，无障碍休息座椅缺失”等问题，数据亦凸显明显短板（图2）：仅20.12%的受访者认为公共活动空间“非常便利”，34.76%的受访者认为“较为便捷”；其余近五成受访者表示存在通行障碍，其中23.17%表示“基本可达但便利性不足”，18.9%反映“部分区域有障碍”，3.05%坦言“完全无法到达”。
无障碍休息座椅作为老年人、残障人士活动中的“刚需”设施，配置情况同样不佳：仅21.34%的社区“全部设有”，61.59%“部分设有”，17.07%“完全没有”。一位轮椅使用者反馈：“在社区花园逛10分钟就想歇会儿，但没找到带扶手的座椅，只能靠在轮椅上硬撑。”
无障碍停车位是残障人士自驾出行的重要保障，但调研显示（图3）存在有配置但难用、占用问题突出的情况。仅18.29%的社区无障碍停车位“数量充足”，40.85%的受访者表示“有但数量不足”，31.71%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没有”。
面向老年人、孕妇等特定群体的专项无障碍设施，存在配置均衡性不足的问题，难以匹配群体实际需求。在老年助餐与适老化设备方面，50%的受访者表示社区及周边有老年助餐食堂，而其余无老年助餐食堂的社区中，老旧小区占比高，这些社区的老年人需步行1公里以上才能找到就餐点。在母婴需求层面，60.37%的受访者认为社区“应改进公共区域母婴友好设施”，当前孕妇在社区活动时“无地歇脚”的问题较为突出。
在儿童无障碍设施优化方面，68.29%和62.8%的受访者分别关注安全监控系统和防滑防摔游乐设施。由此可见，关于儿童的无障碍设施优化应该重点关注安全问题。
盲道是视障人士出行的“生命线”，但调研数据（图4）凸显其存在两大突
出问题：一是覆盖不连贯，仅26.22%的社区及周边道路设有“连贯盲道”，57.93%“部分路段有”，15.85%“完全没有”；二是占用问题严重，56.1%的受访者观察到盲道“被车辆占用”，48.78%发现“被障碍物阻挡”，42.07%反映盲道“破损缺失”，31.71%认为“标识不清晰”。有一位视障居民在访谈中提到：“社区盲道一会儿断、一会儿被占，出门只能靠家人搀扶，根本不敢自己走。”
无障碍设施的完好率直接影响使用体验，但调研显示（图5）损坏严重成为普遍问题。
66．46%的受访者表示曾遇到“无障碍设施被杂物/车辆占用”的情况，45.12%见过“设施损坏未维修”；此外，26.22%认为设施“设计不符合使用需求”，25%反映设施“位置隐蔽难发现”。
无障碍服务的认知与满意度调查。居民对无障碍理念的认知普遍偏低，且大部分居民关注度较低：仅8.54%的受访者“非常了解”无障碍相关理念，32.32%“比较了解”，43.9%“一般了解”，13.41%“不太了解”，1.83%“完全不了解”。
居民对社区无障碍整体建设现状满意度也处于较低水平。在社区无障碍整体建设满意度方面：仅36.59%的受访者表示“满意”，60.37%的受访者表示“一般”，3.05%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
无障碍服务与活动调查分析。社区无障碍宣传活动是提升居民认知的关键，但调研显示“活动少、覆盖窄”。40.85%的社区“偶尔组织”，37.8%“从未组织”，仅10.98%“定期组织”。宣传活动的缺失，直接导致居民对无障碍政策、设施使用知识的了解“碎片化、不系统”。
居民了解社区无障碍信息的渠道呈现“线上线下结合”的特点（图6），但信息覆盖面不均。51.83%的受访者反馈通过“AAA、短视频等线上平台”获取相关信息，44.51%通过“社区公告栏”，35.37%关注“政府官网”，33.54%依赖“邻里交流”，31.1%通过“社区工作人员通知”。
老年人在无障碍设施改进方面的核心需求为增加生活服务（图7）。71.34%的受访者期待改进优化社区养老服务站，64.63%的受访者希望增加上门医疗护理，61.59%的受访者建议增加“紧急呼叫系统”，如在公共空间设置一键呼叫按钮。
针对儿童，受访者认为安全与科普是重点。81．1%的受访者期望社区“举行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的无障碍科普活动”，如教导儿童尊重残障人士、正确使
用无障碍设施；62.8%的受访者建议优化儿童活动区的“防滑地面、防撞棱角”。针对残障人士，受访者聚焦“出行安全+社会融入”。76.83%的受访者希望
为残障人士“就业帮扶”；71.95%希望提供“心理支持服务”，如社区心理疏导、残障权益科普；57.32%期待“上门康复指导”。
调研显示，促进居民参与无障碍建设的有效方式中，“实地体验活动”认可度最高，“线上意见征集平台”“定期召开居民座谈会”次之，“志愿者招募”也获得近一半支持，体现居民偏好以互动性、便捷化的形式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
志愿服务意愿方面存在“积极性高，需专业引导”的情况。居民参与无障碍建设志愿服务的意愿较强，为“全民共建”提供了基础。59.7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设施巡检、宣传引导等工作，17.07%“非常愿意”，仅3.05%“不愿意”，20.12%“不确定”，主要担忧“缺乏专业培训，做不好服务”。
无障碍服务改进需求与建议。调研显示（图8），社区无障碍建设需优先改进的方面中，“设施维护不到位”占比最高，“居民参与度低”“设施数量不足”“宣传教育不足”也较为突出，反映出设施运维、居民互动及资源供给等维度均存在优化需求。
调研显示，提升无障碍建设水平的关键因素中，“政府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占比居首，“居民参与意识提升”为71.95%，“社区管理团队专业能力”为60.98%，反映出政策保障、社会参与及专业管理的协同重要性。
居民普遍认可智能无障碍技术，期待其加速落地。智能无障碍技术可显著提升设施便利性，居民接受度较高。66.46%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引入，如智能导盲系统、感应开门，17.07%认为“非常必要”，仅2.44%认为“完全不需要”。具体需求包括：视障人士希望配备连接社区地图的“智能导盲终端”以便能实时提示障碍，老年人期待“感应式开门”，残障人士建议建立“设施故障远程报修系统”以缩短维修周期。
（二）北京市完整社区无障碍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研显示，北京市5个完整社区在无障碍服务建设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无障碍设施普及度不高且连续性不强。尽管大部分小区在建设时配置了无障碍设施，但无障碍通道等区域频繁被私人物品、建筑垃圾等占用，严重阻碍设施正常功能的实现。二是维护运营缺位，长效管理机制缺失。多数社区无障碍设施建成后，未建立常态化维护保养机制，设施损坏、老化问题愈发突
出，无障碍坡道扶手松动、电梯故障停运、盲道破损等现象屡见不鲜，使得设施实际功能无法发挥，近乎形同虚设。三是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配。具体而言，老年人对适老化休闲设施与医疗辅助服务的需求较为旺盛，但部分社区的对应供给明显不足；残疾人对无障碍服务的需求亦未得到有效满足。四是社会意识薄弱，参与机制不足。部分居民对无障碍设施的公共属性认知不足，存在“与己无关”的认知偏差，甚至出现占用、破坏设施的不良行为（图9）。
三、提升完整社区无障碍服务的意见建议
为推动完整社区建设中无障碍水平提升，需以统筹规划为引领，同步推进设施完善、管理优化、服务供给与评估监督，结合相关政策与调研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规划引领，构建系统性无障碍体系
一是将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规划纳入社区规划体系。明确无障碍设施布局标准与建设时序，确保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慢行系统、公共活动空间等同步规划。二是以标准化引领完整社区中的无障碍空间改造。在完整社区建设中，结合《无障碍设计规范》等标准，细化社区出入口、道路、停车场、公共服务设施等无障碍设计要求，明确坡道坡度、盲道连续性、电梯无障碍配置等强制性指标。三是推动全龄友好设计。结合适老化与适儿化需求，优化社区公共空间布局，如设置低位服务台、儿童友好游乐设施与老年人休憩区，确保不同群体需求兼容。
（二）完善设施建设，提升功能实用性
一是进一步加强社区无障碍设施改造升级。如在社区通行设施方面，社区道路全面铺设防滑盲道；既有建筑加装无障碍坡道时，优先采用全宽式单面坡设计，坡度比不超过1：12。在停车与交通方面，停车场按比例设置无障碍车位，不少于总车位的2%，配备电子标识和引导系统；公交站点增设盲文站牌和语音报站功能。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社区综合服务站、卫生服务站等公共建筑入口设置轮椅坡道，卫生间配置无障碍厕位和低位洗手台。二是科技赋能智慧无障碍。推广智能导览系统，如语音导航、电子盲道等，辅助视障人士出行。开发无障碍政务APP，提供实时导航、设施报修等功能，提升服务可及性。三是聚焦重点场景，解决痛点问题。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优先改造坡道、扶手、电梯等设施，对无法改造的旧建筑增设可移动坡道。在应急避难场所配置语音警报、闪光提示装置，确保灾害发生时特殊群体安全疏散。
（三）健全管理机制，保障长效运维
一是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由属地牵头，联合住房城乡建设、民政、残联等部门成立无障碍建设联席会议，统筹设施验收、改造监督及问题整改。二是强化日常监管与维护。定期开展无障碍设施巡查，重点整治盲道占用、坡道损坏等问题，利用“智慧城管”平台纳入网格化管理。三是明确设施维护责任主体。要求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定期检修，确保功能正常。四是推动家庭无障碍改造。降低改造门槛，将残疾人、老年人家庭纳入补贴范围，重点解决门槛过高、卫浴不便等问题，推广声控家居、远程监测等智能化改造。
（四）深化社会参与，营造共治共享氛围
一是加强公众教育与宣传。通过媒体宣传、公益讲座普及无障碍理念，提升居民保护意识。鼓励社区组织无障碍体验活动，增强公众对特殊群体需求的理解。二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支持企业研发无障碍产品，如智能辅具等，探索市场化租赁模式。三是吸纳社会组织参与设施维护监督，建立“共谋、共建、共管”机制。
无障碍建设是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举措，也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和国际化、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完整社区建设中推动无障碍水平提升，需要从规划引领、设施建设、管理运维、服务供给、科技赋能、社会参与、评估考核等维度协同发力，逐步实现从“设施无障碍”到“服务无障碍”的升级，构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高品质社区空间。
河南农业强省建设的时代新篇
省社科院课题组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其中第一个“着力”就是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河南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考察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印发《河南省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规划（2025—2035年）》，探索具有河南特色的农业强省建设路径，取得良好成效。
一、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河南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动农业向现代化大产业转变。
一是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打造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河南模式”。河南实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推动良田良种良法良机集成增效，实行高标准农田“投建运管”一体化模式，推进农村沟渠连通整治及“平急两用”应急服务中心建设，锻造粮食生产韧性。2025年，在多重极端天气叠加的严峻考验下，河南粮食总产量达1350．97亿斤，连续九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二是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持续增强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因地制宜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林下经济等。2025年，河南蔬菜及食用菌产量8503.01万吨，同比增长2.9%；瓜果类产量1569.78万吨，同比增长1.7%。生猪产业大省地位更加巩固，2025年全省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生猪出栏、猪肉产量、生猪净外调量五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位。三是聚焦关键领域突破，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聚焦种业、农机装备等关键领域开展科技创新，在作物遗传育种、动物疫病防控、农机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处于领跑地位。截至2025年底，已建成一大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其中国家级创新平台14个，继续打造种业创新高地——中原农谷。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67%，农业科技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四是推动乡村产业链式集群发展，引领现代农业全链条升级。实施乡村富民产业和设施种植业发展行动，建设六大产业集群和18条产业链。2025年新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个、国家农业产业强镇12个，累计建设数量分别达到17个、11个和115个。截至2025年底，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19家，居全国第二。聚力打造“豫农优品”，2025年首批“豫农优品”名录有377家企业、717个优质农产品上榜，
持续开展“豫农优品天下行”活动。
二、推进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努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全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把乡村建设作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化生活条件短板，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一是坚持片区化推进，创新乡村建设机制。探索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先导区引领的和美乡村建设新机制新模式，编制《河南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先导区建设导则（试行）》，首批培育16个省级先导区，覆盖49个乡镇、1037个行政村。二是加快补齐短板，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聚焦民生实事，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截至2025年底，全省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率持续保持100%，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7%。全省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2.48%。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超50%，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覆盖所有行政村。持续深化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大幅改善农村地区学校办学条件。2025年，全省建成100所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99.6%的乡镇卫生院达到国家规定能力标准。截至
2025年底，已连续举办五届“设计河南·美丽乡村”创意设计大赛，以设计赋能河南美丽乡村建设。三是提升治理效能，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聚焦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问题，开展农村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工作。丰富村BA、村跑、村舞、村厨等文体活动载体，打造“村字号”群众文体活动品牌。推广运用积分制、清单制等务实管用乡村治理方式，开展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征集工作。
三、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让农民在产业发展与稳定就业中持续增收、共享发展红利，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将农民增收作为生活更加富裕美好的源头活水。河南始终将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重点抓好产业和就业“两个关键”，通过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开展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等，带动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2025年，河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0%，高于城镇1.4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21年的2.12∶1缩小至2025年的1.95∶1。二是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以县为单位常态化开展返贫致贫风险隐患排查，对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监测对象。通过组织脱贫群众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扎实推进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截至2025年底，全省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务工就业规模为237.8万人，完成国定目标任务的115.77%，务工就业总规模连续五年稳定在210万人以上。三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通过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施学前教育普惠扩容工程、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共享发展成果，河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21年的56.45%提高至2025年的60%。
河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慧跃迁
省社科院课题组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其中第一个“着力”就是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为河南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河南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实体经济为支撑、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依托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结构更优、能级更高、质态更新、融合更深的智慧跃迁。
一、产业结构向“优”演进
河南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强化战略谋划，明确了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路线图，印发《河南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行动计划》，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025年，河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下半年以来，持续稳定在8%左右。2026年第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7.9%，这个“高而稳”的增长速度是建立在结构优化基础上的。2025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6.6%、13.0%，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6.1%，占比首次超过1/4，呈现“以新促稳”的典型特征。
产业结构优化得益于高位战略布局。一方面，抢抓新能源汽车、先进计算、动力电池等新兴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区位、枢纽、人力、市场等综合优势吸引了比亚迪、中州时代等链主型企业战略布局。2025年新产能加速释放，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75.40万辆，同比增长12.4%；锂离子电池产量8631.61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3.8%；服务器产量52.02万台，同比增长19.2%，一批高价值产品正在成为河南产业的新标志。另一方面，加快前瞻布局未来产业，2025年河南新承担4项国家未来产业揭榜挂帅创新任务，优必选、众擎、卓益得等具身智能企业纷纷布局，汉威传感器、鸿元轴承等企业加快嵌入具身智能产业链，正在成为带动全省工业价值重塑的新力量。
二、链群能级向“高”跃升
河南始终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进产业园区集群地标建设，重点产业链群能级加速跃升。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升级。郑南商许超硬材料集群、洛阳现代农机装备集群引领作用更加凸显。以郑南商许超硬材料集群为例，2025年在消费端与工业端、研发端与生产端等齐头并进，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钻石出口额达14.89亿元，同比增长28.49%。其中河南占比接近50%，力量钻石成功培育出全球最大的人工培育钻石单晶，黄河旋风国内首条8英寸金刚石热沉片生产线正式投产，超硬材料产业集群发展站在了新起点上。
特色集群地标辨识度持续提升。2025年底河南公布首批36个产业园区集群地标名单，郑州传感器、平顶山尼龙城、巩义铝加工、长垣起重机、灵宝铜箔谷、通许酸辣粉、温县茶饮品等一批特色优势集群入围，龙头企业以技术与产品创新引领带动产业链群协同升级，在全国的产业辨识度明显提升。河南县域还拥有一批深耕细分领域的特色集群，它们也在加快转型升级，如新乡县振动筛、鹿邑县火锅食材、平舆县户外运动等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成为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
三、发展质态向“新”蝶变
河南立足传统产业大省的基础优势，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重点实施10个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加快培育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现代化产业体系质态向新质生产力加速蝶变。
新技术、新产品密集涌现。材料领域涌现出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加快向前沿新材料领域升级，超硬、超轻、超薄、超纯、超细等新技术、新产品陆续突破，如三门峡院士产业园汇聚中原关键金属实验室、自然资源部超纯矿物新材料重点实验室等，高纯铝、超高纯镓铟硒、高纯砷制备等中试及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科研机构+中试平台+产业化”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路径。传统装备制造加快向高端装备制造提升，全球首台25兆瓦级风电主轴轴承、全球最高10米液压支架、全球最大直径竖井掘进机等新产品成功下线。
新业态、新模式更加活跃。河南企业围绕市场变化、消费升级等，加快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涌现出一批新品类、新品牌，如食品行业，不仅有双汇、好想你等“老字号”品牌“焕新”出圈，还有中誉宠物食品、燃猫咖啡、野人日记等一批新锐品牌加速成长，一批战略大单品在细分领域的头部地位更加稳固，重塑河南食品产业格局。
四、融合赋能向“深”拓展
河南顺应现代化产业发展新趋势，协同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引导河南企业依托数智平台向服务增值化拓展。
数智融合赋能加速渗透。深化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产业大模型、工业智能体等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广，加快产业数智化由单点突破向体系融合升级。2025年，河南新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16家、省级智能工厂和车间323个，新培育省级数字领航企业12家、省级数字化转型“小灯塔”企业75家，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应用场景全覆盖。数智底座支撑力更强，2025年6月国家数据综合试验区获批，2026年2月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试运行，郑州成为全国最大算力调度枢纽。
制造服务融合成效明显。2025年，河南新增省级服务型制造创新企业37家、省级服务型制造创新平台13个，首批6个省级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区获批建设，一批企业通过“产品+平台+服务”向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如工业焊接机器人“小萌”依托工业互联网与工艺大数据，搭建焊接界的“滴滴平台”，从卖产品走向卖服务，领跑大尺寸焊接机器人赛道。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河南实践与时代思考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
（2026年5月15日）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十余年来，有力支撑了受水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清、岸绿、业兴、人和的壮美画卷在中华大地徐徐展开。河南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肩负着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重要使命。回望过去，河南以生动实践诠释了南水北调工程在供水保障、生态修复、移民帮扶、绿色转型与区域协同等方面的非凡伟力，充分彰显了世纪工程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五年来，河南牢记殷殷嘱托，扛牢政治责任，不断提升工程质量和效益，全力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准确把握时势之需，聚焦治水、护水、兴水等关键领域，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实举措，奋力谱写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深刻领悟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蕴
南水北调工程是党中央决策建设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是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改善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和大动脉。继续科学推进实施调水工程，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
（一）关乎发展全局，造福万民惠及长远的根本大计
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控制性要素，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水资源格局，影响和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作为跨流域跨区域配置水资源的骨干工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关乎现代化建设的水安全保障能力，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民生福祉。
站位发展全局，支撑重大战略实施。水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是制约我国北方发展的突出瓶颈。推进后续工程建设，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前瞻布局调蓄水库，必然能不断增强水资源调配的韧性、灵活性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破解黄淮海平原水资源短缺困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科学前瞻布局，推动永续良性发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水资源供需格局深刻演变的新形势，后续工程绝非简单的延伸扩建，而是向系统治理、绿色集
约的深刻转型，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子孙后代留住绿水青山、留住发展空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态文明实践。
体现人民至上，助力民生福祉增进。从“有水吃”到“吃好水”，南水北调改变了亿万人的饮水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与健康福祉。后续工程高质量推进，既保障受水区群众共享优质公共产品，又兼顾水源区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尊重客观规律，推动人水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水作为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水和谐共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南水北调工程十余年的运行，是一场尊重客观规律、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实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资源供需关系的变化调整，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将持续推动水与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
坚持生态优先，筑牢人水和谐的自然根基。南水北调工程跨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塑造了我国水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新格局，生态敏感性强、影响面广。水是生命之源，水环境状态如何、水资源利用如何，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整个生态环境。推进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通过采取向重点河流、湖泊湿地及地下漏斗区进行动态补水等举措，进一步统筹好地表水、外调水及非常规水源，进而推动沿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落实刚性约束，遵循水资源承载的客观规律。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城乡空间布局、产业结构、人口规模也发生深刻变化。推进后续工程建设，是准确把握水资源的时空分配趋势、长远供求动态，以及各类用水或水源的结构性特征的战略使然。这必然促使沿线各地更加严格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实现对水资源更加科学调配，也更加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集约节约转变。
强化系统治理，统筹多重目标的动态平衡。南水北调工程涉及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等多维目标，关联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已经积累的宝贵经验基础上，后续工程将更好统筹开源与节流、存量与增量、时间与空间等关系，促进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与工程运行的多目标协同增效，推动北方缺水地区走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水和谐发展之路。
（三）统筹保护发展，促进用水供需平衡的生动实践
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课题。南水北调工程已经
在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沿线地区的水资源总量相对短缺且时空分布不均，特别是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日常生活用水需求大幅增加，叠加生产、生态用水需求，水资源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就是在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中推动区域水资源供需的动态平衡，为永续发展筑牢水安全基础。
量水而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以来的成效充分证明，精准精确的水量分配能够有效促进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在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水量分配方案，提升工程精确精准调水能力，必然进一步倒逼受水区改变粗放用水方式，更好转化水资源红利，使水资源刚性约束成为撬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杠杆。
拓展路径，促进生态价值转化。南水北调工程建成以来，水源地和沿线地区一方面牢牢扛稳“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促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相结合，推动生态产品价值高效实现。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从点上突破到面上覆盖，从而更好实现守好绿水青山与鼓起百姓口袋的有机统一。
健全机制，保障供需两端协同。南水北调工程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的双重作用，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通过节水、水价、定额管理等方式调控需求增长，推动受水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不断提高。立足前期运行管理已形成的经验做法，通过更高标准、更严管理、更强措施推进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必然更加有效地促进供需总量、供需过程、供需空间和供需质量的弹性平衡。
（四）彰显制度优势，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的成功典范
南水北调工程调水规模之大、受益人口之多、受益范围之广、建设难度之艰巨、涉及利益群体之众多、面对问题之复杂世界罕有。正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有力破解了一系列世界级难题，不仅顺利完成工程建设，而且产生了显著的综合效益。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并进，推进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会更加有效地应对复杂气候变化、保水供水等压力，确保工程安全、高效、稳定运行，续写新型举国体制下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成功典范。
强化顶层统领，以集中统一汇聚共治合力。从引江补汉工程的跨省协调推进到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稳致富的中央专项扶持，从京津两市对豫鄂陕三省水源
地的对口协作到顶层法规制度的健全完善，各项重点工作均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高效推进，充分彰显了“全国一盘棋”整合资源、凝聚合力的制度效能。
深化协同联动，以系统集成筑牢安全屏障。面对交叉河道防洪、多水源联合调度等复杂挑战，跨部门、跨区域的统一调度与应急联动机制不断完善，形成重大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系统化、精细化的治理和维护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完美例证。
聚力科技攻关，以自主创新突破关键瓶颈。由于工程规模巨大，技术复杂，涉及面广，许多难题都无先例可循，面对新理论、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开展集中攻关不仅成功解决了施工中的难题，还有力推动了水利科技创新动力变革、水资源利用效率变革、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变革和水利技术标准体系升级，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二、生动诠释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伟力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以来，河南深刻把握国家治水战略部署，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实现供水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流域生态面貌显著改善、移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产业发展结构不断优化、南北联动格局更加完善，以“人民至上”的炽热初心与“国之大者”的使命担当。
（一）水润万家，以优质供水增进民生福祉
河南以“守护生命线”的政治自觉，聚焦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持续扩大南水北调供水效益，让一渠清泉化作润泽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有力实现了人民群众从“有水喝”向“喝好水”的转变。
保增量、稳调度，供水规模连攀新高。五年来，河南持续补齐配套工程短板，加快实施观音寺调蓄、豫东水资源配置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全省供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同时，不断优化水资源统一调度机制，严格执行年度用水计划，加强精细化、动态化调度管理，破解区域性、季节性缺水难题，工程效益持续释放。截至2025年年底，河南建成南水北调配套工程835公里、累计达到2094公里，供水超145亿立方米、累计达到266亿立方米，牢牢守住了城乡供水安全底线。
严管控、守底线，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水质安全是民生福祉的根本保障。河南持续推进水源地常态化管护、输水渠系生态治理、全域水质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河长+”工作机制，深化沿线地区联防联控，从“源头”到“龙头”全链条守护水质安全。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共设立各级河湖长5万余名。“十四
五”期间，年均巡河超250万次，确保南水北调河南段输水水质持续稳定在Ⅱ类及以上标准，陶岔取水口水质上升为Ⅰ类。优质的外调水源有效替代了部分区域硬度高、杂质含量高的地下水，大幅改善城乡居民饮用水品质。
拓范围、延触角，输水网络覆盖更广。河南一方面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主骨架和大动脉，向豫东充分延伸、向豫西“翻山越岭”，持续扩展供水版图；另一方面，以城乡供水一体化为目标，持续推进南水北调输水管网向县域、乡镇下沉，打破城乡供水壁垒，推动优质水资源普惠共享。截至2025年年底，南水北调受水目标增至全省12个省辖市城区、57个县（市），受益人口达3800万，是原受水规划的2.15倍，切实让南水北调工程红利触达基层、润泽万家，让更多群众喝上优质水。
（二）绿满山河，以系统治理绘就生态画卷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不仅是一条供水生命线，更是一条生态绿廊。河南锚定守好“一库碧水”“一渠清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让中原大地的河湖重现生机，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源头守护，筑牢水源涵养屏障。河南聚焦石漠化治理、湿地修复、国土绿化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重点工程织密水源区生态防护网络，全方位夯实源头生态基底。截至2025年年底，丹江口库区周边101万亩石漠化治理任务全面完成，汇水区森林覆盖率超55%，库区上游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不断增强，牢牢守住了南水北调水源生态底线。
廊道提质，打造千里生态绿廊。从水源地到总干渠，河南不仅守护源头，更着力打造贯穿南北的绿色屏障。依托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河南高标准建设两侧生态保护带，因地制宜栽植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针对干渠沿线缺株断档、植被退化等问题，开展常态化生态修复与绿化提质改造，构建全线贯通、层次丰富、功能完备的绿化隔离带。将千渠绿廊融入城市公园体系，建设休闲步道、观景平台和科普标识，让千里输水干线升级为守护水质、涵养生态、文化传承、游玩休憩的复合型生态廊道。
生态修复，重现河湖蓬勃生机。源源不断的优质水源也是中原河湖生态修复的“源头活水”，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如同一条“清水走廊”，滋养着中原大地。河南充分利用工程退水和生态补水能力，系统开展河流断流治理、地下水超采回补和湿地功能恢复，让干涸的河湖重新流动起来。“十四五”期间，南
水北调工程累计向河南生态补水1834亿立方米，贾鲁河等7条河流复苏河段实现全线过流，29条重点河流生态流量得到足额保障，主要河流生态流量断面保障达标率超90%，受水区实现从“缺水干旱”向“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蝶变。
（三）安居乐业，以精准帮扶托举幸福新生
移民安稳致富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河南立足南水北调库区移民、沿线群众发展需求，破解移民安居难题、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完善乡村配套设施，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产业赋能，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移民群众“搬得出”只是第一步，如何实现“能致富”才是关键。河南为200多个移民村量身定制“强村富民”规划，确保户户有增收项目、村村有特色产业，在守护生态的同时激发地方经济活力，逐步形成了“一村一品”格局，让每个村庄都能依托自身资源，走稳产业致富路。此外，河南创新实施“扶持资金项目化、项目资产集体化、集体收益全民化”模式，围绕补短板、促升级、增后劲、惠民生，多措并举畅通增收渠道，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移民。
精准帮扶，夯实民生兜底保障。河南分类落实就业帮扶、低保兜底、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惠民政策。一方面，以“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为契机，加大移民技能培训力度，从种植养殖到电商物流、家政服务，帮助移民群众端上“技术碗”、吃上“手艺饭”，既拓宽了就业渠道，也增强了发展后劲。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南水北调移民常态化帮扶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对比、信息互联互通等技术，全面摸排困难群体、精准发放直补资金，全方位织密移民民生保障网。
美丽宜居，绘就幸福家园新景。河南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将南水北调移民村纳入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不仅让移民群众腰包鼓起来，更让生活环境美起来。通过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移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通过强化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分批次打造了一批美丽移民村。从“全国文明村镇”到“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一座座基础设施完善、村居环境优美、村风文明淳朴的移民新村，正成为水库移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四）绿色转型，以刚性约束激活动能转换
南水北调不仅送来了一渠清水，更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发展理念变革。河南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坚持“四水四定”，推进沿线地区从“粗放用水”
向“集约利用”转变，走出一条刚性约束倒逼绿色转型、绿色转型激发内生动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严守管控红线，构建刚性约束体系。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指挥棒”，河南划出硬杠杠、拧紧“水龙头”，贯彻落实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严格用水定额管理，对取用水不规范问题采取“一市一单”予以督办整改，坚决守牢水资源“三条红线”。水源区严格执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杜绝污染企业进驻，总干渠一级、二级保护区内排放污染物的工业企业被依法拆除或关闭。
倒逼产业升级，培育绿色发展动能。刚性约束如同一把“手术刀”，精准切除落后产能，催生绿色新动能。沿线各地积极推动产业向低碳化、集约化、高端化转型，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三次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持续优化。水源区在加强生态修复的同时，摒弃传统粗放发展模式，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之路，生态林果、特色文旅、康养产业等绿色新业态不断发展壮大。受水区加快传统工业技改，推广循环用水、中水回用技术，降低工业耗水强度，一大批高标准绿色工业园区相继崛起。
深化节水控水，重塑资源配置格局。开源的同时亦重节流，河南将节水优先贯穿于水资源配置、利用、保护的全过程，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北上水”。在农村地区，推进大型灌区骨干灌排设施提档升级，推广喷灌、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城镇地区，推进供水管网改造，降低管网漏损。此外，河南积极探索水权交易改革，创新“三维水权交易模式”，以用水权交易为突破口引导水资源向高效领域流动，用水效率连续多年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五）深化合作，以协同联动畅通南北循环
南水北调贯穿南北、连接四方，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沿线各地的紧密协作。河南依托枢纽区位优势，跳出属地思维、树立全局观念，主动串联南北方、互通上下游，健全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协同工作机制，畅通南北水脉循环、生态循环、经济循环。
同源共治，凝聚省级间“向心力”。肩负“渠首”重责，河南积极推动与湖北、陕西等省份加强协同对接，共同建立水源地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合治理联合应急的“四联”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河，严格执行豫鄂陕水源保护联防协议，紧盯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污水、漂浮物等共性隐患，实行跨界问题联合排查、同步整改、闭环处置，有效提升了河道管护能力，水源区保护从“各自为战”迈向“攥指成拳”新格局。
沿线联防，织密上下游“安全网”。河南加强与沿线各地在联合执法、应急处置、生态补偿等方面的协作，共织水安全立体防护网。2026年4月，北京、天津、河北、河南、陕西、湖北六省（市）公安厅（局）共同签署生态警务合作协议，聚焦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三大目标，深化治安联防、案件联查、应急联处等“七联”工作机制，建立跨区域、跨部门一体化协作体系，实现“共护一渠水”。
区域协调，谱写南北方“合奏曲”。河南以水为纽带推动南北要素互通、资源互补，立足水源区与受水区功能定位差异，构建互利共赢发展格局。一方面，强化水资源统筹调配，精准衔接南北用水需求，科学划分生态水、生活水、生产水配额，保障南北输水调度平稳有序。另一方面，深化产业、文旅、生态领域协作，推动水源区生态资源、特色农产品与受水区市场、资本、技术双向流通，放大水资源联动经济效应。2025年，在以“链聚京豫创领未来”为主题的京豫民营企业科创合作交流活动上，河南40家民营企业股权融资需求清单和21家民营企业技术研发需求清单发布，进一步推动了两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三、准确把握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时势之需
当前，内外部发展环境深刻重塑，发展条件显著变化，推动南水北调工程从“保供水”的基础保障阶段，迈向“优配置、强韧性、促融合、惠民生”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唯有准确把握这一时代大势，锚定发展航向，方能顺势而为、谋定而动，推动后续工程持续放大综合效益，在服务现代化建设大局中行稳致远。
（一）发展阶段深刻变化，供水用水承压“紧平衡”的新约束
目前，河南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产业布局深度调整，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水资源供需格局从“缺多少补多少”的总量补缺，转向多目标统筹下的高标准保障与效率利用，供需两端同步承压，区域水资源平衡的弹性空间持续收窄。
产业跃迁重塑用水结构。传统产业绿色节水改造将持续深化，半导体、数据中心等新兴产业加速布局，对供水品质与稳定性提出近乎零容错的要求。“四水四定”刚性约束下，水资源加速向高效、高附加值产业倾斜。2024年，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当年价）较20XX年下降49.0%，但效率提升释放的存量空间很大程度上被高附加值产业的增量用水需求对冲，精准适配的压力持续加
大。
城镇化推高用水总量“十五五”时期，全省年均新增城镇常住人口预计将接近百万，农业转移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城镇常住人口规模稳步扩张。由于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显著高于农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带来城镇用水刚性增量，叠加居民生活品质提升、城市生态空间扩容带来的用水增长，将推动城镇生产、生活、生态用水总量攀升，进一步加大供水保障的统筹调配压力。
生态治理拓展用水边界。河南生态保护治理正从重点区域专项攻坚向全省域全流域系统治理深化，管控标准从阶段性总量管控转向长效化刚性达标，地下水超采区水源置换、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等任务形成稳定新增用水需求。生态用水已纳入水资源刚性约束管控，从剩余水量灵活调剂转为刚性必保，相应缩减水资源可灵活调配的富余空间。
（二）重大战略纵深推进，跨域协同催生“深融合”的新要求
河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多重国家战略叠加落地，对水资源统筹保障与跨区域协同调配提出更高要求，推动水资源配置和工程管理向多领域、跨区域协同升级，助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
重大战略交汇促进多目标融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确立了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准则，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的高品质供水要求，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划定了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底线，形成多元交织的用水诉求。这要求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与国家战略精准衔接，在城镇生活、工业生产、农业灌溉、生态补水等多目标间寻求系统平衡，全面提升统筹调配能力。
城镇格局优化推动跨层级协同。河南“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的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持续深化，传统行政区划下“市县自平衡、属地分治”的水资源配置模式加速重构，带动用水需求向都市圈核心区、区域节点城镇集聚，跨市域、跨层级水资源统筹调配需求刚性增长，对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布局优化、管网延伸、调度体系完善等提出了更多现实需求。
水网建设提速牵引跨区域共治。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作为国家水网核心骨干工程的功能定位持续强化，河南兼具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和主要受水区双重身份。需深度融入跨省水量统一调度、水质协同保护、横向生态补偿、应急联动等跨区域共治体系。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民群众提出“喝好水”的新期盼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升级，用水期盼从“有水喝”转向“喝好水、用好水、共享水红利”，成为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必须回应的民生命题。品质化需求全面升级。城乡居民饮水诉求从守住饮水安全底线，转向追求口感更佳、指标更优、
全程可溯的高品质饮用水，分质供水、直饮水入户等新型需求快速涌现，对水源水质稳定、输配水全流程防护、终端水质保障提出更高标准。此外，河南农业用水需求也从“有水灌”转向“灌好水、节水灌”，高标准农田、特色高效农业等对灌溉用水稳定性、水质标准提出更高要求。
均等化诉求持续凸显。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需要加快推动优质水源向乡村延伸，能联网的尽联网、能扩网的尽扩网、能并网的尽并网，实现城乡居民共享同源、同网、同质、同监管、同服务的供水保障。
价值化意愿更加强烈。群众用水需求已超越生活、生产、生态需求的单一维度，迫切需要推进生态价值进阶转化，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推动工程从“供水生命线”向“致富动力源”升级，真正让一渠清水驱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四）科技赋能全面提速，工程运行迎来“优方案”的新课题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长距离自流调水工程，随着引江补汉等工程稳步推进，中线工程运行边界、保障能级、管控要求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创新带来的全维度变革为工程运行模式迭代提供了全新可能。
数字孪生加速迭代。数字孪生技术推动中线工程从物理实体向“物理+数字”双生模式系统性转型，全要素感知、全流程仿真、全场景推演能力加速成形。这一变革突破传统调水工程依赖经验判断的运行逻辑，构建起实时映射、动态交互的“数字镜像”，实现水情演化、工况变化、风险演进的全流程可视化、可预判、可推演，为多水源联合运行筑牢数字支撑。
新质生产力全面渗透。针对中线工程线路长、构筑物多、管控标准高的特点，分布式智能传感、无人巡检装备、新型防护材料等实现规模化应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网络加快成形。技术革新带动运维标准体系系统性升级，实现工程设施状态实时感知、隐患风险超前识别、全生命周期精准管控，推动运维模式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粗放管控向精准提质转变。
智治体系深度赋能。数字技术打通沿线各省市、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
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全链条协同智治框架正加快成形，实现水量调度、水质保护、应急处置等全环节协同联动，推动工程管理从分散属地化管控向全域一体、协同联动的现代化治理模式加速转型。
（五）气候风险叠加凸显，安全防线面临“常态化”的新考验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背景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运行面临多源风险交织耦合的新形势，风险演化呈现从单点偶发向全线频发、单一风险向复合叠加的鲜明特征，传统安全防线正迎来全周期、常态化的全新考验。
极端天气成为全年频发“风险源”。沿线极端强降雨、局地暴雨洪涝、高温干旱、大风沙尘等极端气象事件，已从季节性重点风险转变为全年性频发风险，直接考验渠堤稳固性、边坡稳定性、设施可靠性与调度运行韧性。同时，伴随极端降水带来的面源污染输入风险，是贯穿工程全运行周期、全时段覆盖的系统性风险。
工程老化形成持续内生“风险点”。中线工程通水十余年，部分先期建设的渠段构筑物、机电设备、配套设施逐步进入设计寿命中期，工程本体老化损耗风险持续显现，长距离明渠、穿跨河控制性工程受长期水力冲刷、干湿交替等影响，结构稳定性面临持续考验，本体薄弱环节与极端气候冲击极易形成叠加放大效应，推高风险发生概率。
外源传导构成全线联动“风险链”，随着沿线城镇化加快与产业集聚度持续提升，跨渠桥梁危化品运输、周边工矿企业生产、城镇管网运行等活动日趋密集，外源污染输入、突发安全事件的潜在点位持续增加。工程上下游高度联动、全线自流输水的运行特征，决定了局部水质波动、单点工程险情可沿渠线快速向下游传导，形成“一点出事、全线影响”的连锁效应，极易引发多领域复合型系统性安全事件，是工程安全防线长期面临的动态变量。
四、奋力书写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泊汩汩南水润北方，初心如磐向未来。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需要人人尽责、久久为功。河南将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总书记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切实维护“生命线”的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更好发挥“千里水脉”的综合效益，奋力绘就大水和谐共生壮美画卷，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一）筑牢“守水”之基，不断增强工程安全与风险防控能力
千里调水，安全是基础和前提。河南既是核心水源地、渠首所在地，又是重要的输水区、受水区。必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完善工程安全管控和风险防控体系，筑牢守护“生命线”的坚实基础，确保沿线各地获得更加安全、更加可靠、更加优质的水资源。
锻造工程体系的“韧性”。坚持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积极配合做好后续工程规划论证，维护好渠首枢纽、穿黄工程、渡槽工程等关键性工程，扎实推进观音寺调蓄、昭平台水库扩容等综合性水利工程建设，推动建设标准从“标配版”向“高配版”转变。同时，全面排查工程防御短板，统筹防洪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有序实施防洪安全保障工程和影响处理工程，推进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蓄滞洪区优化升级，构建水库、堤防、蓄滞洪区协同的现代化防洪工程体系。
提升运行管理的“智慧”。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无人机巡护、水下机器人探测以及卫星遥感、“天河”大模型等技术，加快工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改造，积极推进数字孪生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完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互联网+护水”机制，推动打造集安全监测、工程防洪、输水调度、水质保护、智能运维等于一体的数字孪生工程升级版，不断提升工程调配运管的精准化、智慧化水平。
增强防汛减灾的“主动”。贯彻“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细化实化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强化雨情、汛情、险情、灾情“四情”监测，完善预报、预判、预警、预案、预演“五预”机制，积极开展工程沿线防洪安全隐患动态排查整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和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强化水利工程统一调度、联合调度、精准调度，不断提升抗旱应急调度能力和防汛安全水平，主动防范应对不确定性风险。
（二）恪守“清水”之约，持续强化水源地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
南水北调，成败在水质，命脉在生态，关键在长效。必须把水质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把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一体保护，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确保入库河流水质达标，切实守好“一库碧水”。
夯实水源涵养“绿基底”。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加强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区域、干渠沿线生态保护治理，持续
实施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等工程，开展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不断提升水源涵养能力，确保重要水源涵养区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功能不下降。
升级污染防治“防火墙”。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加快补齐污染处理设施短板，推动汇水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运营维护，完善“治理、截污、导流、回用、整治”一体化治污工程体系。同时，深化丹江口水库周边及入库河流排污口排查整治，健全水源区水污染联防联治机制，强化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协同治理，构建跨区域、长战线、多点位的环境应急处置体系，增强水污染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
织密监测预警“防护网”。发挥渠首生态环境监测应急中心“第一哨”作用，完善生态环境综合管理平台、实验室和应急检测设备库功能，构建“人防+物防+技防”融合监管体系，聚焦“一废一库一品”等重点风险源，加强水源区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水源地水环境监测预警能力，实现水源保护区重点部位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监管，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三）把稳“节水”之要，全力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水平
优质水资源来之不易。必须科学研判和把握水资源长远供求趋势、区域分布、结构特征，处理好开源和节流、存量和增量、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坚持先节水后调水，不断提高水资源优化配置水平，让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念好刚性约束“紧箍咒”。以节水作为受水区根本出路，坚持节水优先、量水而行、开源节流并重，用好以水定城、定地、定人、定产的“指挥棒”，持续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着力发展节水型产业，培育节水型经济，建设节水型社会，培育稳定可靠的“第二水源”，串联高效节水用水的“水效链条”，不断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做优水量调度“精细功”。以受水区水量配置为关键，有序推进南水北调引调水、水源置换等工程建设，严格落实工程水量调度分配方案，积极配合做好跨区域调水量配置工作，确保供水“细水长流”。同时，协同深化水权水价等改革，健全市场导向的水价形成机制，探索多种形式的水权流转方式，推动建立与调水量、水质类别相挂钩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水资源用在关键处、发挥最大效益。
畅通现代水网“大动脉”。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持续优化全省水网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实施一批重大水网骨干工程，积极推动
南水北凋工程与其他关键水利枢纽联通，加快形成战略性输水通道，构建更加科学的水资源调配体系。同时，持续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工程，打通水网建设“最后一公里”，畅通供水网络的“毛细血管”，推动实现从水源到用户的精准调度。
（四）抢抓“兴水”之机，最大化释放生态富民综合效益
守好“大水缸”还要端起“金饭碗”。南水北调工程不仅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必须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以水为基、以水兴产、以水富民，持续推动水利工程与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积极探索生态经济新模式，因地制宜发展高效生态富民产业。
筑牢移民群众“安居巢”以安全移民、生态移民、幸福移民为发展主线，实施移民后期扶持工程，推动移民帮扶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移民特色产业，多措并举增加移民群众收入。同时，统筹移民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加大路、水、电、网及教育、卫生等设施建设投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环境美、乡风优、治理好的美丽移民村，不断增强移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激活产业转型“绿引擎”。坚持以水为媒、以绿为底，积极推动调水工程融入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探索“调水+”综合开发模式，推动水网与现代农业、抽水蓄能、文化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绿色产业链、生态农业带和优质服务业体系。同时，坚持“一村一业”“一村一品”，支持河湖沿线乡村因地制宜探索发展特色产业，打造一批“林海”“果乡”“药库”“胜地”，促进涉水产业提质增效、多元发展，不断提升工程经济效益。
创新生态价值“转化器”，健全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宽转化途径，探索库区水土保持、流域治理、土地利用等方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交易模式创新，推动好山好水转化为经济财富，全力打造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河南样板。
（五）凝聚“护水”之力，深化完善跨区域协同长效机制
南水北调不仅是调水工程，更是畅通经济循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纽带。必须坚持“同饮一渠水、共谋一盘棋”理念，织密水源区、输水区、受水区跨区域协同网络，构建全域共治、互利共赢的护水兴水新格局，画好“一泓清水
永续北上”的最大同心圆，放大区域协同合作的乘数效应。
共绘生态保护“一张图”。以水源地水质保护为根本，积极推动鄂豫陕三省协同立法，共同编制水源区协同保护规划，强化功能布局互补，做好规划目标协调统一与措施相互衔接，凝聚水源地生态保护治理的强大合力。同时，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汉江、丹江等流域水质保护为重点，加强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共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生态保护协作区，推动水源工程间、不同水资源配置工程间水系连通，实现治水从“分段治”“各自治”向“全域治”“联合”转变。
打通应急联动“响应链”。强化数字技术应用，加强上下游、干支流、水库群等的信息共享和决策协同，推进水生态环境、资源、水文、气象、自然灾害等数据互通，完善跨部门跨区域跨流域工程水量、水质、水生态监控网络体系，推动实现对流域水量的长期有效调节。同时，积极推行“河湖长+”机制，健全完善联巡联防联控联治长效机制，加强对破坏自然资源、污染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系统等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联动响应，强化突发环境事件联防联控和共同应对处置，提高应急物资共享和救援协作能力。
续写对口协作“水缘情”。以“保水质、促转型、强民生”为导向，更好发挥调水工程对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作用，积极开展新一轮京（津）豫对口协作规划编制，推动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加大支持力度、在产业优化升级上加大协作力度、在体制机制完善上加大对接力度，全力打造区域产业转移承接、科技成果转化、有机农产品供应、文化旅游康养合作的升级版，推进对口协作走深走实、结出更多硕果。
（六）赓续“治水”之魂，传承弘扬伟大精神
南水北调工程孕育催生了人民至上、协作共享、艰苦奋斗、创新求精、舍家为国的伟大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须继续传承弘扬好这种伟大精神，讲好南水北调故事，为推进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南篇章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深化学理阐释的“厚度”。聚焦民本思想、家国情怀、发展理念、创新精神、管理智慧等方面，全面梳理调水工程的文化意蕴，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找准这种精神的基本源、动力源、价值源，将传播这种伟大精神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精准凝练调水工程的内涵特质与时
代价值，为进一步回答好工程“为谁建、如何建、依靠谁”的时代命题提供理论支撑。
拓展传承弘扬的“广度”。完善传播平台载体，建强用好南水北调博物馆、干部学院、文化公园等平台阵地，建设一批辨识度高、影响力强的文化地标。同时，创新传播方式方法，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广泛开展水情教育，持续讲好工程建设、移民奉献、生态改善的感人故事，全面展示南水北调治水、守水、调水、兴水的宝贵经验，生动展现工程背后凝聚的国家意志与科技力量。
强化实践转化的“力度”。坚持以伟大精神滋养伟大事业，把弘扬这种伟大精神融入后续工程建设、水源地保护、水资源集约利用全过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学思践悟中传承伟大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更加务实奋进、担当作为，把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能。
宁夏耕地保护的实践探索与对策建议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勘测调查院陈亮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耕地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是关乎14亿人吃饭的大事。宁夏回族自治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结合地方实际细化政策规定，建立耕地保护长效机制，采取系列硬措施保护耕地，连续多年全区耕地数量有增加、质量有提升，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两条底线，在耕地保护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
1.宁夏耕地基本情况
2023年底，全区耕地1815.4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3.3%。其中：水田229.16万亩，水浇地601.02万亩，旱地985.24万亩（旱地一直为自治区耕地主要类型）。划定耕地保有量1753.83万亩，永久基本农田1424.19万亩。2019—2023年，全区耕地逐年递增，共增加17.79万亩，年均增加4.45万亩。耕地变化主要发生在农用地内部之间，耕地与园地、林地、草地之间是相互转换的关系。根据农业农村部门耕地监测数据成果，2022年全区耕地质量平均等级6.79，相较于2021年提高0.02个等级。
2.主要做法
2.1落实党政同责要求，强化耕地保护考核
建立健全以党政同责、分级负责为核心的“自治区、市、县、乡、村和村民小组”六级耕地保护责任体系，带位置分解下达耕地保护任务，全面压实各级耕地保护责任人责任。严格开展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目标考核，细化自治区考核细则，创新考核方式，将耕地占补平衡、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管理、六级耕地保护责任落实情况、违法占用耕地等纳入考核范围，逐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进一步提升全区上下耕地保护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
2.2坚持三位一体保护，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聚焦构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耕地保护格局，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严格耕地用途管制。一是补充增量，累计入库补充耕地项目302个，新增耕地39万亩，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尚有盈余；建立健全区内指标调剂制度，保障国家和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用地。二是严把质量，完善补充耕地项目管理、建后管护制度，制定《补充耕地项目后期管护办法》，确保耕地数量、质量双提升。三是优化生态，制定《补充耕地项目验收管理办法》，规范补充耕地项目
新增耕地来源，建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注重生态保护，防止出现破坏生态新增耕地情形。
2.3强化动态监测监管，推进智慧耕地建设
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手段，构建“1+N”耕地保护监管平台，强化耕地保护监督管理工作。一是全面推行耕地“一地一码”管理，采用“制度+科技”手段，开发耕地保护手机APP，在每个行政村设立耕地保护标识牌，在田间地头设置二维码标识桩，实现耕地地块精准查询、违法用地精准发现、违法线索随时上报。二是建设自治区永久基本农田监测监管系统，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根据实际建成建设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三个模块，实现各类永久基本农田占用和补划地块一键式审核、不定期监测、智能化更新。三是建设自治区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监管系统，修订自治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办法，严格禁止设施农业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成自治区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系统，实现设施农业用地实时监测、综合分析、动态跟踪一体化监管。
2.4加大耕地保护宣传，增强农民守土意识
强化耕地保护宣传，在全区针对不同主体定期开展耕地保护业务培训，以提高基层耕地保护工作人员各项业务水平；通过制作并印发耕地保护宣传视频、耕地保护政策汇编、耕地保护小知识、典型占耕违法案例，强化各主体对耕地保护的认识；组建耕地保护宣传队，赴全区各乡镇集市宣传和讲解政策，向广大农民群众普及耕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占用耕地程序、违法占耕处罚措施等基本知识，让群众意识到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构筑起全民耕地保护的“篱笆”。
3.存在问题
3.1北部川区盐碱退化风险增大，耕地质量提升难
自治区平罗县、惠农区和大武口区等北部引黄灌区，由于地下水位高，田间排水不畅，导致盐碱耕地多，且部分地区耕地盐碱化趋势加剧。种植水稻是应对改良盐碱耕地传统有效的做法，但近年来随着黄河用水紧张，北部川区受水资源约束，大量减少水稻种植面积，改种玉米等旱生作物，这部分耕地将面临盐碱化风险。同时，目前盐碱耕地治理主要体现在土壤、生物、耕作等技术研发方面，主要采取增施有机肥、机深松（翻）、修建排灌设施等措施降低土壤盐渍化程度，但土壤改良效果不理想，作物在生长后期长势不良，甚至枯萎。
加之北部川区没有适宜在盐碱耕地上种植的农作物品种，耐盐碱和综合性状优良的种质资源缺乏，尚未找到解决该问题特别有效的治理措施，盐碱耕地质量提升难度大。
3.2中部旱区土地沙化趋势严峻，耕地生态风险高
自治区红寺堡区、同心县、海原县、沙坡头区、中宁县等地区年降雨量仅200多毫米，大多为“望天吃饭”“靠雨吃饭”的旱耕地，在干旱少雨年份作物产量极低，甚至出现绝产，后期无人耕种，造成耕地撂荒。在本就干旱、生态脆弱的区域缺少作物种植，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生态退化。同时，在自治区“以水定地”的大背景下，水资源配置日益紧张，由于缺乏有效灌溉水源，在中部干旱带开垦水田和“水浇地”的可能性较低，开垦旱地难免会受到干旱、风蚀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易造成土地沙化现象，导致出现新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风险较高。
3.3南部山区林地耕地交错分布，耕地连片程度低
自治区原州区、泾源县、隆德县、彭阳县和西吉县等地区作为生态涵养区，植被覆盖率高。按照国家“三区三线”划定规则，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基础为20XX年国土变更调查耕地。由于国土“三调”将种植苗木的耕地按规程调查为低效林地后，与周边原有耕地互相交错、棋盘式分布，导致一些地区出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局部破碎化、不集中连片的现象。同时，部分耕地在国土“三调”时种植苗木并处于出苗期，符合调查为耕地的标准，在变更调查库里是耕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苗木已经长大成林木，耕地“非粮化”问题逐渐显现，应将其地类变更为林地，但地类改变后，将造成原有相对集中连片的耕地分布更为破碎、零散。
4.对策建议
4.1编制耕地保护规划，优化永久基本农田结构
统筹规划农业生产、产业发展和造林绿化等各类空间，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格局、农业种植现状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分区域做好耕地保护专项规划，科学合理安排补充耕地空间。南部山区通过“山上”换“山下”，将山上耕地逐步调整到山下，推动果树苗木尽量上山上坡，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耕地流入、流出，有序将耕地和园林地进行置换，促进耕地布局优化，精细重塑农业生产空间；在北部川区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通过精细整治、耕地建设、土壤改良等实用工程技术，对闲置、低效、盐碱化、生态退化等用地进行综合治
理，将优质耕地重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尽量实现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进一步让布局更合理、空间更优化，以实现“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农业生态有改善”的目标，为耕地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
4.2开展盐碱耕地改良，持续稳步提升耕地质量
编制盐碱地综合利用总体规划，加强现有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分地区、分类型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有效遏制耕地盐碱化趋势。科学实施盐碱耕地提质改造项目，通过配套沟、渠、路工程，采取适当农艺措施等，有效改善农田生产条件，完善灌排系统，改良土壤环境，降低耕地盐碱化水平；采取“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的方式，选育并种植耐盐碱特色农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布局，逐步将水指标和水稻种植面积向盐碱耕地占比大的地区倾斜。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大力争取专项资金，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综合采取工程、农艺、生物措施，稳步提升耕地质量，提高全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4.3从严控制占用耕地，科学合理开发土地资源
严格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用途管制，严控占用耕地的各类情形，从源头上减少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从制度上限制利用优质耕地造林种树、调整农业结构，从根本上减少耕地占用行为。对确需占用耕地的，应按规定先行落实补充耕地，确保耕地补足补优的同时，优化建设项目前期选址，严格执行土地使用定额，提高耕地开垦费标准，提升占用耕地成本，通过差异化费用标准倒逼各类用地主体不占或少占耕地。同时，充分考虑自然地理条件，选择水资源有保障、交通条件便利、气候环境适宜等有人耕种的区域，实施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因地制宜开发宜耕耕地后备资源，确保耕地长期稳定可持续利用；为保护耕地生态环境，在中部干旱区尽量减少耕地开垦，在充分调研、尊重农户意愿的前提下，稳妥有序将残次园地、低效林地等恢复为耕地，确保恢复后有人耕种、有效管护。
4.4强化六级耕地监管，实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借助宁夏六级耕地保护监管系统，实时监测耕地变化情况，拓宽违法行为发现渠道，一方面及时掌握违法建设占用耕地和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另一方面加强耕地保护政策宣传，让群众了解、掌握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了解耕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占用耕地该履行的程序、违法占耕地处罚措施等基本知识。同时，构建符合自治区实际的耕
地保护补偿机制，探索建立耕地保护专项补贴基金，对承担耕地保护任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给予奖补，根据种植规模适当进行差异化补贴，引导农民自觉保护耕地，提高种粮积极性。
平急转换的高效有机统一
郑州日报社、郑州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2026年5月8日）
近年来，郑州市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五基四化”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不断完善“十个一”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体系，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八个统一”的治理成效，其中“平急转换的高效统一”居于首位。平急转换的高效有机统一，核心要义在于将应急能力深度嵌入日常治理全流程，推动治理模式从“平急两张皮”向“一体统筹快速切换”转变。
一、深刻认识平急转换的内在逻辑
特大城市治理长期面临一项结构性困境：日常管理与应急响应分属不同体系，各自为政。日常状态下，各部门依责开展常态化运作，网格员巡查、部门执法、社区服务各司其职；一旦遭遇突发事件，临时组建的应急指挥部常陷入信息不对称、资源调度难、指令传导不畅的窘境。这种“平时各管一摊、急时临时搭台”的模式，使得平急衔接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在特大城市治理中，日常运转与应急响应不能分属彼此割裂的两个领域，而是同一治理体系在常态与非常态下的两种运行形态。城市韧性，不仅依托应急时刻的快速响应，更植根于日常治理打下的坚实基础。基于对这一治理规律的把握，郑州在探索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明确了“将应急能力深度融入日常治理”的根本思路——让应急响应不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日常治理能力的快速聚合和效能转化。当网格员队伍、视频感知网络、物联监测设备在平时持续采集信息、处置问题，这些常态化治理资源便能在关键时刻迅速转化为应急处置能力。
二、准确把握平急转换的机制特征
（一）多模态城市运行体系根据实际需求实现有机衔接与快速切换
基于对城市治理平急衔接规律的把握，郑州创新性构建“日常、重大节假日、重大任务、应急”多模态城市运行体系。与传统单一化治理模式不同，该机制的核心特征是根据不同情境预设不同的运行模态，各模态之间可根据实际
需求实现有机衔接与快速转换。
一是日常模态。在日常模态下，城市运行遵循“分级管理为主、扁平化管理为保障”的原则，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网格员开展常态化巡查，发现问题通过平台上报并限时处置。二是重大节假日模态。郑州针对人口流动加剧、公共安全风险上升特点，采取“前置力量+智能监测+快速疏导”的应对策略，近年来依托该机制年均安全保障超1000场次重大活动，验证了“预防性部署”的治理效能。三是重大任务模态。在重大任务模态下，郑州通过扁平化指挥体系压缩决策环节，实现资源集中调配与指令直达一线，保障特定治理目标高效落地。四是应急模态。在应急模态下，依托日常治理中已成熟运行的网格体系、感知网络与指挥架构，快速实现从常态到应急状态的转换，避免传统临时组建指挥部带来的“信息不对称、资源调度难”等问题。
（二）同步构建“五预”体系形成风险治理的完整闭环
多模态运行机制解决了“状态切换”的路径问题，而郑州同步构建的“五预”体系，则从流程层面保障了切换的有效性。预案、预演、预判、预警、预处“五预”体系，形成了风险治理的完整闭环。预案是基础。针对各类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制定了覆盖全面的应急预案体系，每一类事件对应什么级别的响应、由谁牵头、调动哪些资源、采取什么措施，都有明确规范。预演是关键。常态化开展各级各类应急演练，从社区层面的消防演练到全市层面的防汛演练，通过反复演练检验预案、锻炼队伍、磨合机制。预判是前提。依托“一屏观全
域”“一网揽全局”的智能中枢，整合接入全市各类视频监控、高空瞭望探头
以及物联感知设备，通过大数据分析自动识别风险苗头。预警是传导。预警体系实现“多通道、全覆盖”，预警信息与责任主体精准匹配，谁负责处置谁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预警。预处是核心。强调“防患于未然”，在风险尚未演变成事件之前就采取预防性措施，比如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后，防汛力量提前预置到重点区域，排水设施提前检查疏通。这种“把功夫下在平时、下在风雨到来之前”的理念，使城市在面对风险时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的转变。
三、打通平急转换的指挥链路
平急转换的高效统一，最终要落实到指挥体系的畅通无阻上。郑州在这一领域探索出以技术手段有效压缩治理层级的方式。市、区县（市）、乡镇（街道）三级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建成投用，横向联通各职能部门，纵向直达社区网格，构建起高效的指挥链路。目前，市域指令可快速直达一线负责人，基
层诉求也能及时汇聚至决策层。这种“上对下指令直达、下对上诉求直通”的机制设计，使信息流与指令流实现了高效协同。扁平化指挥体系的背后，则是组织体系的支撑。郑州通过创新体制强化党管决策、党管平台、党管数据，在市级、各区县（市）、各街道（乡镇）建立起横向直通人大、政府、政协及其工作部门的组织体系，在社区（村）建立起“党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群众自组织+新经济组织+重点就业群体”的组织体系，全市上下形成四级平台纵向贯通、网格网络横向联通的格局。
平急转换的高效统一，关键在于日常治理资源的深度整合和有效转化。这种转化首先体现在队伍力量上。全市广大网格员和社区工作者，在日常状态下是“人熟、地熟、情况熟”的基层治理骨干，在应急状态下则就地转化为第一响应力量。他们熟悉辖区环境、了解居民情况、掌握风险点位，能够在第一时间开展先期处置、组织群众疏散、传递关键信息。这种转化还体现在感知能力上。日常状态下，视频探头网络、物联感知设备持续监测城市运行状态；应急状态下，这些设备成为监测风险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系统能够自动调取事发地周边的视频画面，为指挥决策提供第一手信息。这种转化更体现在资源调度上。日常状态下各级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配置资源，应急状态下依托统一平台实现资源的统一调度、精准匹配，无论是应急救援队伍、抢险物资设备，还是医疗资源、生活保障物资，都可以根据需求快速调配到位。
四、持续深化平急转换机制的运行实践
平急转换的高效统一，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制度设计，而是在一次次实战中经受检验的治理能力。近年来，郑州依托这一机制，果断稳妥处置各类突出风险事件，年均安全举办超1000场次重大活动，有效应对雨雪等极端天气考验，相关工作得到上级部门肯定。在重大活动保障中，郑州的平急转换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面对大型活动带来的城市运行压力，通过提前切换至“重大任务”或“重大节假日”模态，预置力量、强化管控、实时监测，郑州实现了重大活动的安全有序运行。这种“无感处置”的背后，是严密的制度设计和充分的提前准备。在极端天气应对中，郑州的平急转换机制同样经受住了考验。面对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郑州快速切换至“应急”模态，指挥体系迅速转换，防汛力量提前预置到重点区域，除雪队伍连夜奋战保畅通，网格员逐户排查风险隐患。正是这种“把功夫下在风雨到来之前”的理念，使城市在面对极端天气时保持了有序运行。在日常运行中，平急转换机制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治
理平台，郑州年均受理群众诉求数百万件，保持了较高的响应率、办结率和满意率。这种高效处置的背后，正是平急转换机制在常态下的有效运转——网格员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系统自动派单精准处置，职能部门限时办结反馈。当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都高效运转，应急响应的基础就更加坚实。
平急转换的高效有机统一，既是郑州“八个统一”治理成效的突出特征，也是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和经验积累。站在新的起点上，郑州将持续深化平急转换的高效有机统一，努力在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作示范。当平急转换的“韧性”融入城市运行的日常肌理，当党建引领的“魂”与网格管理的“形”在数字化时代相互赋能、深度融合，我们所见证的，不仅是特大城市治理模式的迭代升级，更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治理体系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图景。
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调查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赛迪研究院联合课题组
（2026年5月1日）
近年来，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引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与深度渗透进人类生产生活的肌理，深刻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创新范式以及社会治理逻辑。当前，我国已跻身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第一梯队，正处在从并跑向领跑跨越的关键机遇期。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需求，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究竟“家底”如何，发展势头怎样，还有哪些短板弱项？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进行了实地调研。
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
总书记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人工智能绝非单一技术的线性迭代，亦非某个产业的局部升级，而是对经济社会运行底层逻辑的全局性、颠覆性重构。衡量其发展水平和发展态势，必须破除传统的技术评估与产业分析框架，从技术能力、产业规模、要素支撑、融合应用等维度进行综合研判，方能窥见这场深刻变革的全貌与走向。
从技术能力看，以开源引领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群体突破，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锻造新标准。在一家实验室调研时我们看到，研究团队引入人工智能自我批评机制，无需人工干预，模型经过多轮自我博弈后，复杂编程解题正确率大幅提升。人工智能实现了从“能听会看”到“能思考、能推理、能规划”，再到“掌握如何学习”的进阶。整体上，我国在模型性能、训练效率、多模态融合等关键指标上与国际顶尖水平的差距持续收窄，部分领域已实现并跑、领跑，形成了一条开源引领、生态共荣的独特技术路线。2025年，我国开源模型全球下载量占比达17.1%。据近期统计，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来自中国。DeepSeek—
V4大模型性能比肩国际顶尖模型，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价格低至GPT
—5.5大模型的1%以下。其更深层意义在于打破了少数科技巨头的技术垄断，让全球数百万开发者可以基于中国开源模型进行二次开发。开源不仅是让利，也是借力聚力，随着知识在开放共享中加速流动与溢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也在开放生态中持续锻造自我进化能力。
从产业规模看，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实现了非线性爆发，万亿蓝海背后的价值溢出效应明显。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已达7575.8亿美元，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这1.2万亿元的含金量，不光在于数字本身，更在于其背后的增长逻辑。传统产业遵循要素线性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铁律，而人工智能打破了这一魔咒，技术突破与应用扩散相互强化，形成了“越用越强”的正反馈循环。调研发现，北京作为创新策源地，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4500亿元，一批打磨成熟的算法模型，如同“数字技术泵”，向河北的工厂、天津的港口、内蒙古的牧场源源不断输送智力动能；上海以“模塑申城”为抓手，通过“模速空间”构建生态引力场；深圳瞄准产业落地，致力于构建高度集聚、精准服务实体经济的企业生态。归根结底，人工智能产业明显带有“投入一元，撬动数元”的乘数效应，万亿规模的背后是一条从底层算力到上层应用、从核心算法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它催生的是新服务、新分工与新市场。
从要素支撑看，我国人工智能核心资源实现战略性跃迁，制度创新加速释放要素活性。人工智能竞争的后程，不只看模型跑得有多快，还取决于算力底座筑得有多实、数据活水流得有多畅。在这两大核心资源上，我国已建立起显著的规模优势。算力方面，建成万卡智算集群42个，截至今年一季度，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1882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位居全球前列；数据方面，全国高质量数据集超10万个，总量超89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10倍。而且，制度优势也在逐渐显现。我们在北京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看到，针对企业手握资源“不愿开放、不敢开放、不会开放”的问题，这里建立的“监管沙盒”机制有效打破了僵局，允许企业在不转移数据所有权的前提下，进入受保护的“试验场”进行融合训练。一位企业技术负责人说：“以前用自己的小数据训练，模型越训越偏；现在沙盒里汇聚了10多个行业真实数据，准确率显著提升，数据越用越值钱。”
从融合应用看，我国人工智能加速向千行百业渗透，应用广度与融合深度构筑起全球竞争新优势。截至2025年底，我国重点行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一是渗透领域持续拓宽，应用覆盖国民经济绝大部分大类行业，并且在制造、医疗、交通、金融、能源等领域形成一批标杆应用。二是赋能能级显著提升，从辅助环节加速向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管理等核心环节纵深推进。我们在山东一
家重型装备制造企业看到，一套工业大模型系统全面接管从图纸解析、工艺规划到质量检测的全链条流程，过去多名资深工程师耗时数周的新品工艺设计，如今压缩至72小时以内，良品率提升5个百分点。三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制药、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融合新业态蓬勃生长，不断形成万亿级产业新赛道。调研中能够深切感受到，在这场全球智能竞赛中，谁的应用场景最丰富、融合程度最紧密、产业反馈最密集，谁就掌握了定义人工智能“怎么用、用在哪、用多深”的标准体系和应用范式，谁就掌握了智能时代的主动权。
二、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博弈日趋白热化，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正处于应用引领、基础追赶、生态突围的关键隘口。面对算力封锁、人才争夺等外部压力的持续加码，从高端芯片到基础算法，从原始创新到产业转化，我们依然存在不少“卡脖子”环节和卡点堵点。
国际竞争挤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空间。调研发现，一些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已从单一技术限制升级为系统性生态封锁。一是“硬”封锁持续加码。美国对华人工智能芯片销售管制力度不断加大，导致国内不少创新团队因“算力饥渴”被迫放缓大模型研发节奏。二是“软”生态构筑壁垒。英伟达公司的图形处理器（GPU）占据全球九成以上份额，其统一计算设备架构（CUDA）生态经过10余年积累，已形成“硬件+软件+开发者社区”的闭环体系。我们在上海一家国产芯片企业了解到，尽管其硬件算力指标已接近国际主流水平，但客户最关心的却是“能不能兼容CUDA”。症结在于芯片替代不是简单的硬件换装，而是牵涉开发框架、算子库、调试工具、开发习惯等一整套技术栈的系统迁移。数百万开发者深度绑定CUDA生态，迁移成本高昂、适配周期漫长，国产替代即便性能达标，规模化应用仍面临障碍。三是规则话语权博弈激烈。全球人工智能技术标准、治理规范、数据跨境规则等多由西方国家主导。2025年初，DeepSeek大模型凭借技术突破震动全球市场，西方多个国家随即出台禁令或启动严格审查。现实警示我们，技术领先未必能得到市场准入，缺少话语权，产业出海就会受制于人。
大模型在专业场景面临可靠性危机。大模型在通用对话中表现惊艳，但一旦进入工业检测、医疗诊断、金融风控等对精度与可靠性要求严苛的领域，能力缺陷便凸显出来。一家制造企业向我们反馈，人工智能视觉检测系统因光线
轻微变化便将良品误判为废品，废品反被放行，最终仍需人工重检。“演示时惊艳，产线上翻车”成为人工智能在许多企业落地时的真实写照。症结在于大模型在开放域任务中展现的泛化能力，并不能自然迁移至容错率趋近于零的专业场景，从“能说会道”到“能用可靠”，横亘着一道巨大的工程化鸿沟。“幻觉”问题也不容忽视。通用场景下，这种错误或许只是瑕疵，但在医疗剂量、法律判决、金融风控等场景中，每一次“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都可能触发不可挽回的风险。这暴露了大模型的一项根本性缺陷：它本质上仍是模式匹配器而非逻辑推理器。如何从“会说话”走向“讲真话”，从“猜答案”走向“懂因果”，是产业向纵深发展必须跨越的门槛。
高质量数据集仍难满足模型发展需求。调研发现，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数据“原油”丰富，但“炼化”能力不足。全球可用私有数据规模远远大于公开数据规模，但受制于数据标准不统一、授权机制不健全、合规边界不清晰等制度性障碍，大量高价值数据被困于“孤岛”。我国虽坐拥海量数据资源，但真正能用于大模型训练的数据却严重短缺。全球通用的50亿规模数据训练集中，中文语料占比仅为1.3%。此外，数据流通的梗阻，让我国数据规模优势难以充分转化为核心竞争力。还有版权与法律风险正持续攀升。一家出海企业告诉我们，其视频生成模型被指控未经授权抓取海外平台视频用于训练，在境外遭遇集体诉讼。一旦数据主权和版权壁垒演变为新的贸易武器，就可能切断国内企业获取国际高质量数据资源的合法通道。
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商业闭环尚未打通。人工智能产业应用正站在从政策驱动到市场驱动的十字路口，可持续商业模式尚在探索。一是产业链“齿轮错位”。算力层昂贵且与模型适配不足，模型层通用但行业定制化能力薄弱，应用层多为单点工具型产品且互不通信，算力、模型、应用三个环节之间缺乏有效的啮合机制。二是企业盈利模式模糊。国内用户付费习惯尚未形成，大量应用公司只能依靠项目制一单一单维系，或依赖政府补贴“输血”。从“政策输血”到“市场造血”的转换，是产业能否走出培育期的关键。三是产品规模化复制艰难。一位工业人工智能创始人坦言：“三个工厂试点成功，但客户说换条产线，方案就废了。没法标准化，就没法规模化；没法规模化，就永远在烧钱。”“样板间”与“商品房”之间，差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可配置、可复制、可运维的标准化产品体系，前提又是产业链各环节形成标准化的对接接口。
三、加快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要打一场体系化协同战
人工智能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通用目的技术，与历史上任何一次科技革命的前沿技术都截然不同。其一，它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与生态锁定效应。底层芯片定义算力形态，中间框架决定开发范式，上层应用深度依赖前两者的接口标准——这一高度耦合的技术架构，使得先发者一旦在某层取得主导，便能上下渗透，将整个产业链锁死于自己的生态体系。其二，竞争已演变为环环相扣的体系化博弈。传统科技竞争聚焦单一技术，攻克即可突围；而人工智能的竞争是覆盖芯片、框架、数据、应用、规则的全维度竞赛，任何一维度的短板都可能成为整个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其三，扩散周期被极限压缩。电气革命用了一百年才完成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信息技术用了半个世纪才重塑商业形态；而人工智能正以瞬间涌现、瞬间渗透、瞬间改造的速度改写行业底层逻辑，先发优势转化为锁定优势的速度大大加快，留给追赶者的反应时间急剧收窄。在人工智能这场决定未来的全球竞赛中，我们面对的不是某个技术点的“卡脖子”，而是从底层硬件到上层生态、从技术标准到治理规则的全栈式竞争。破解困局、争取主动，单点突围无济于事，必须打一场“全要素+全生态”的体系化协同战。既要让算力、数据、算法、场景等各类要素充分涌流，又要激发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开发者社区等多元主体的创新活力，更要以国家战略为统领，将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整体合力。
强化核心技术攻坚，筑牢自主可控发展根基。核心技术攻坚必须将目标从单项指标的追赶，升级为以建生态为牵引的体系化作战。一是向基础原理扎根。源头创新若只在应用层、工程层发力，永远只能在别人的理论框架里修修补补。必须将更多资源投向算法可解释性、因果推理、类脑计算等基础研究“无人区”，掌握定义技术路线的底层逻辑，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路径依赖。二是靶向攻坚与规模化迭代并重。聚焦人工智能芯片、开发框架、基础软件等产业链核心环节，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攻关机制，集中力量突破关键堵点。更重要的是，技术突破必须与市场应用形成闭环，只有将国产软硬件大规模投入真实训练场景，在规模化试错中持续迭代优化，才能用市场反馈反哺技术成熟度，逐步形成能够与先发者竞争的生态吸引力。
优化数据要素供给，打通高质量供给堵点。我国数据资源优势明显，但要解决好“可炼化”与“可流通”两大瓶颈。一是建设高质量“数据油田”。依托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优先在工业、医疗、金融等条件成熟的领域建立标准化数据集体系，同时加大数据合成与智能增强技术的研发投入。只有将原始数
据加工为可直接用于模型训练的高质量数据，数据要素才能真正进入生产函数。二是以制度创新打通流通梗阻。围绕产权界定、收益分配、安全合规加快基础制度供给，推广“数据沙箱”、“监管沙盒”等创新模式，在确保所有权不变、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多源数据融合训练，让数据在流动中真正实现价值倍增。
加快规模应用推广，构建可持续商业闭环。应用场景是检验人工智能成色的最终战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临的核心难题，不是没有好的试点，而是好的试点无法批量复制。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一是深度嵌入核心业务，推动人工智能从辅助场景进入研发设计、生产调度、风险管控等高价值环节，以实质性降本增效撬动企业付费意愿。二是构建产业链协同啮合机制。推动算力商、模型商、行业用户深度耦合，形成算力按需供给、模型按需适配、场景快速落地的协同网络，以标准化接口打破“各管一摊”的局面。三是坚定推进产品化转型。从定制化项目制向可配置、可复制、可运维的标准化解决方案跨越，以规模化摊薄研发与算力成本，驱动产业从烧钱循环进入盈利循环。
提升安全治理能力，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底线。人工智能的黑箱特性、自主演化能力与泛化能力，使风险源从外部攻击延伸至模型自身的“基因缺陷”。安全治理须从静态的合规检查，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动态防护。一是建立分层分类的敏捷治理架构。对通用基础模型强调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对垂直应用场景根据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如对医疗、金融等高风险领域实施严格认证与鲁棒性评测，对其他低风险场景采取轻量监管，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精准平衡。二是强化技术内生安全屏障。加大算法可解释性、隐私计算、对抗训练等安全技术的研发投入，建立常态化模型安全体检机制，用“技术防火墙”前置风险，让安全能力成为模型自身的“出厂设置”而非事后补丁。三是主动引领全球规则构建。推动我国在数据分级、算法备案、安全评测等领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国际治理方案，在多边框架中抢占规则塑造的主动权，避免被反向锁定。
强化多元协同保障，构建全要素全生态支撑体系。体系化破局需要与之适配的制度供给与要素支撑。资金层面，要培育真正适配创新的耐心资本。发挥国家基金引领作用，联动地方形成梯次布局的耐心资本矩阵，保障底层攻关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长周期投入。同步推广“算力券”等普惠工具，为中小企业参与创新降低门槛。人才层面，要着力锻造既懂算法逻辑又懂行业痛点的“两栖人才”。这类复合型人才无法在校园课堂上批量生产，必须通过龙头企业联合
高校院所共建产教融合平台，在真实产业场景中长期“浸泡”出来。加快构建具有规模效应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从顶尖科学家到规模化应用人才的梯次供给。开放合作层面，要坚持根植中国、网联世界。依托“一带一路”等机制，支持企业以开源协作、联合研发等方式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合规前提下突破非商业壁垒，在开放博弈中提升竞争力，方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掌握战略主动。
调研手记：
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大历史坐标下审视，人工智能的深远意义或许远超我们当下的认知边界。它不仅是技术的迭代、产业的升级，更是一场人类认知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的系统性重塑。当机器开始学会学习、学会推理、学会创造，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场技术竞赛，更是一次对人类自身位置的再认识。调研一路走来，从“东数西算”编织的算力动脉，到“监管沙盒”激活的数据活水，从开源大模型在全球开发者中掀起的生态浪潮，到人形机器人在产线上与人类并肩作业，所见所闻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这意味着，在这一轮技术创新浪潮中，我们不再是迟到者、追赶者、补课者，而是同场竞技者，甚至在某些领域是引领者。当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尚在混沌中博弈，我们的路径选择正在开辟一个新的可能——以开放替代封闭、以协同替代垄断、以赋能替代控制的智能文明新范式。多年之后，当人们回望这场人工智能变革的起跑时刻，或许会这样评价：在新时代的历史关口，中国没有犹豫，没有缺席，而是大步迎了上去。
守护工业记忆传承工匠精神对我国工业类博物馆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6年5月14日）
工业类博物馆是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和宣传我国工业发展进程、成果，传承和弘扬工业文化为目的而兴建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常设场馆。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地工业遗产保护意识持续增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工业类博物馆相继建成并开放，成为展示工业历史、普及科学知识、弘扬工匠精神、传承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是工业历史的“讲述者”，更逐渐成为集教育、旅游、社区服务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新空间。当前，我国工业类博物馆建设呈现怎样的格局？又在运营中面临哪些挑战？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来临前夕，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专家组对我国工业类博物馆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并就其未来建设、运营、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一块块介绍展板诉说影视华章、一部部经典影片定格历史记忆、一件件实物展品承载时代荣光游人漫步于中国电影博物馆，沉浸式感受百年来中国电影事业的沧桑巨变。
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近代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运、民族工业发展等息息相关。如今，去中国电影博物馆纵享光影之美、看电影工业之历程，在年轻人群体中渐渐盛行。
不仅是中国电影博物馆，越来越多的工业类博物馆，正逐渐成为人们参观游览的目的地。这背后，离不开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工业类博物馆建设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对依托工业遗产建设博物馆的方式、路径予以指导，各地也积极响应。
“工业类博物馆在良好政策支持下，数量实现高速增长，展陈形式多样、展示内容丰富、服务水平逐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孙星指出。
一、工业“老物件”化身馆藏珍品
走进广西柳州工业博物馆，“柳州工业历史馆”“柳州生态宜居馆”等令人印象深刻。展厅里，双动压力机、木炭汽车等各种大中小型工业设备旁，人头攒动。该馆还推出了工业国潮沉浸式导览剧，由专业演员身着年代服装进行沉浸式演绎，呈现了这座城市从西南边陲小镇到工业重镇发展的一些场景，仅
五一假期期间，就接待游客6.82万人次。“这里展现了柳州工业100多年来的历史，每到周末和寒暑假，都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参观。”该馆一位工作人员向调研组介绍。
“城市综合馆以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工业发展脉络为主线，全面展示该区域工业文化面貌和成果。它记录了工业社会的时代变迁，不仅是对城市宝贵工业记忆的承载延续，也是解读近现代工业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全国工业博物馆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唐明山表示。
如果说城市综合馆是呈现城市工业发展状况的“史册”，那么行业专题馆则是透视行业记忆的“时空之窗”。
调研组走进北京汽车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位于中庭的“移动的房屋
——立体艺术装置”，纵贯1至5层，高达41米，非常震撼。大厅中展示的彩绘汽车，将汽车科技与艺术融入了公共文旅空间，让游客从踏进场馆那刻起，便能亲身感受自己与汽车文化艺术同在。
沿着参观路线前行，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饶斌的雕塑静静矗立，仿佛穿越时空，与探访者对话。红旗CA72、红旗CA771、上海SH760等中国汽车工业早期经典车型仿佛在无声诉说着辉煌的历程……
“参观这些馆藏车，我了解到很多汽车行业的知识，感受到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一位参访的初中生深有感触地说。
这一类行业专题馆，让公众得以了解行业发展脉络，感受行业发展背后的人文温度。而企业自主创办的场馆，则将视角从区域或行业进一步聚焦到具体的品牌与技术传承。
在山东烟台的张裕酒文化博物馆，游客们在一段美好的时光之旅中，追忆葡萄酒生产的历历往事，感受百年酒窖的历史沧桑，品味那历久弥新的芬芳……从酿造知识的探索、到味蕾的体验、再到工匠精神的感悟，对游客来说，
这场参观带来的远不止感官的满足，更是一次成长之旅。
在上海，江南造船展示馆里，历史照片、船舶模型等静静诉说着从洋务运动到民族复兴的百年航程。前来研学的学生，细心参访，不时发出感叹之声。
造船，不仅是钢铁与铆钉的结合，更是凝结着智慧与汗水的创造。这项事业，承载着光荣与梦想，见证着一个国家驶向深蓝、向海图强的伟大征程。
这些企业文化馆，有的已演变成企业的“代言人”，将历史故事、品牌文化、技术积淀与时代记忆融为一体。
调研发现，我国工业类博物馆的建设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涵盖城市综合馆、行业专题馆、企业馆等不同类型，既各有侧重，又协同发展。
二、从“文物展陈”到“沉浸式文化空间”
随着建设模式的多样化，工业类博物馆的功能边界持续拓展，逐步成为兼具文化传播、公共服务与产业联动属性的沉浸式文化空间。
“第二课堂”润无声。许多工业类博物馆充分发挥教育功能，依托深厚工业底蕴开设研学、思政和劳动等教育类课程，让学生通过实地学习、动手实践，并借助VR、AR等现代设备了解工业原理、感悟工匠精神，搭建了课堂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的沟通桥梁。
在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孩子们走进通史馆、铸造馆、机床馆、汽车馆等展厅，了解大国工匠精益求精、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深刻体会民族工业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该馆馆长王荣巍向调研组介绍：“我们设计了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研学课程。无论是学龄前儿童还是大学生，在这里开展实践教育都会有各自收获。”
工业旅游圈粉无数。在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的浪潮下，工业类博物馆正从传统的“文物陈列馆”向“沉浸式体验空间”转型，通过场景还原、技术模拟、实操体验等创新形式，让游客深度融入工厂加工生产的全流程。
在青岛啤酒博物馆，游客不仅能透过百年糖化车间的老设备感受历史，还可以现场品尝刚刚下线的啤酒，感受一下啤酒冰淇淋、啤酒巧克力的独特风味。“自开馆以来，青岛啤酒博物馆接待人数超千万人次，成为五一假期青岛人气最旺的景点之一。”青岛啤酒博物馆文博管理负责人李沛向调研组介绍，该馆依托青岛啤酒厂百年老厂房改造而成，在严格保留历史场景原貌的基础上，构建起集“历史展示、工艺体验、文创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工业文化空间，不仅可以让参观者具象化地感受工业文化，更实现了工业文化价值与市场经济效益的双赢。
同样，在山西太原的东湖醋园，生产车间内醋坛整齐排列，不少人驻足观看老陈醋酿造过程。来自湖北的游客谭女士说：“旅游前做攻略，就发现了这家以醋文化为主题的园区，来游醋园感受酿醋技艺，品尝老醋冰淇淋，酸甜碰撞别具风味，体验十分新奇。”
文创与社区服务延伸价值。许多工业类博物馆积极开发文创产品，推动“工
业+”融合发展，许多带有场馆特色、彰显工业特点的文创产品，颇受游客欢迎。比如，大连1930·冰山工业文化展览馆开发了多种工业风文创产品，像螺丝、齿轮、扳手等形状的巧克力。柳州工业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为原型，打造专属动画表情包，深受青年群体喜爱。
社区服务功能也在持续增强。鞍钢博物馆馆长吴峥向调研组介绍：“鞍钢博物馆定期举办大型展览，如‘孟泰与新中国第一炉铁水特展’等，同时积极开展送文化进基层活动，走进农村、企业、社区。这些展览与活动不仅让更多人了解鞍钢作为‘共和国钢铁工业摇篮’的使命担当，更让艰苦奋斗、创新实干的鞍钢精神感召更多人积极干事创业。”
三、管理运营面临多重考验
“家底”面临损坏风险，保护成本高昂。机械、设备、工具这些可移动工业产品，是工业历史的重要见证，更是工业类博物馆的核心组成部分。但目前这类工业产品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一方面，大型工业遗存很多位于露天场所，风吹雨打，锈蚀严重，保护成本极高，有的甚至被拆除当成废品处理；另一方面，工业藏品仅有少量被认定为文物、省级和国家工业遗产核心物项，远不能满足实际保护需求。
“一些地区的老旧厂区长期‘无人问津’，导致自然风化、破坏严重；一些地区对工业遗产的数量、分布和保存状况‘家底不清’，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这对工业类博物馆藏品收集和保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国际博物馆协会大学博物馆国际委员会副主席赵轲表示。
展陈形式需创新，价值挖掘不够。在展陈形式上，部分场馆仍沿用传统的展览设计思路，以展板为主，内容主要为文字、照片介绍，在本应最有看点、最富教育意义的内容上却缺乏鲜活阐释，使受众尤其是青少年感到枯燥乏味，大大降低了工业文化的传播效能。上海大学教授吕建昌告诉调研组：“一些矿业类博物馆只展出了大量珍贵矿物标本，而矿石的价值、采矿过程、工艺以及矿务局机械厂生产制造的采矿设备等未被有效挖掘及展示。”
部分基于工业遗址改造而成的工业类博物馆忽视对历史资料的研究，轻视对其内涵价值的挖掘，存在盲目开发利用的现象，破坏了工业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如今，有些地方只想着商业化开发，把老遗址改得面目全非，看不到历史的痕迹，也感受不到工业精神的厚重。
自我造血能力有待提高。工业类博物馆主要由事业单位型博物馆、企业举
办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构成，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专项补助、企业自身投资、社会筹集等。有的属于事业单位的工业类博物馆，资金全部来源于当地政府支持，没有其他经营收入，缺乏自我造血能力。
在日常运营中，许多企业建设的场馆受运营成本、思路以及发展布局等限制，无法提供更多的教育体验或其他社会公众服务，缺乏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与机制，没有将工业类博物馆与工业旅游、工业科普研学等进行有机结合，导致不少展馆处于亏损状态，难以为继。
四、多方合力擦亮工业文明“新名片”
如何让工业类博物馆不仅能“建起来”，更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调研组认为，需从顶层设计、保护机制、展陈方式和运营模式等方面协同发力。
完善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化发展体系。应建立跨部门参与的工业类博物馆发展工作协同机制，推动建设国家工业博物馆，发挥其在体系构建、标准输出、资源整合中的引领作用。推动将工业类博物馆建设纳入工业文化发展、城市更新、文旅融合等专项规划。完善分级分类布局，以筹建国家级馆为核心，联动行业性（如汽车、航空）、区域性综合馆，形成“核心馆+特色馆”的协同展示网络，破解“碎片化”展示困境。研究制定全国工业主题场馆发展中长期专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功能定位、空间布局、重点任务，引导各地结合产业基础、资源禀赋与集群特色，实施差异化、互补化发展，推动形成“国家—区域
—行业”联动、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场馆体系。
强化藏品保护力度，拓宽保护资金渠道。围绕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工作，应进一步健全工业遗产分级分类认定体系，推动省级、市级乃至县级开展遗产认定工作，扩大工业遗产认定范围，将更多具有历史、科技价值的机械装备、生产工具等纳入文物或工业遗产核心物项名录，明确保护责任。推广专业化保护技术，对露天存放的大型工业遗存采用防风化、防锈蚀处理，运用激光扫描、数字化建模等技术记录藏品信息，制定科学修复方案。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工业藏品保护专项基金，整合政府财政补助、企业捐赠、社会募集的资金，减轻博物馆经济负担，避免珍贵遗存被拆除废弃。同时，继续做好国家、省市级工业遗产普查，绘制工业遗产地图，完善工业遗产档案记录，建设工业遗产数据库，不断夯实保护基础。
创新展陈传播方式，增强文化吸引力。培育一批在展陈叙事、公共教育、运营模式上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行业标杆项目，形成品牌带动效应。着力突破
传统展陈模式，聚焦重点产品、重大事件和关键工艺，丰富展陈内涵。支持举办全国性工业文化主题展览、技术交流与研学活动，运用VR、AR、全息影像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让青少年“动手参与”工业生产模拟，激发兴趣。打造更多沉浸式展陈，通过场景复原、亲历者口述等形式，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实现历史与现代的对话，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鼓励运用新媒体手段拓展传播渠道，构建工业文化传播联动网络，系统性提升工业类博物馆的社会认知度和品牌影响力。
优化运营机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力推行“公益性定位+市场化运营”模式，鼓励事业单位型博物馆借助外部专业力量，引入成熟运营团队，激活运营动力。支持场馆依托资源优势，拓展多种经营业态，积极探索特许经营、文创开发、工业旅游、社教服务等多种营收模式，与教育、科技、旅游、商业、传媒、设计等相关领域跨界融合，调动更多的力量，探索“工业类博物馆+”融合发展路径，形成集聚效应，提升整体活力。
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工业类博物馆建设运营，着力吸引企业赞助、民间资本投入，联合社区、学校开展共建活动，开放夜间场馆打造文旅新场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同时，借助媒介传播形成工业类博物馆“品牌化”效应。让青年群体成为工业类博物馆相关品牌的共创者，鼓励他们进行二次创作和传播，设计工业品牌形象，创作文艺作品，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性、带动性和影响力的工业类博物馆文化产品或品牌。
数智赋能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转型的实践探索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胡治政
（2026年5月25日）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把数智技术同党建工作融合起来，有益于改善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推进党建工作的精准化、智能化发展。基层党员干部要重新审视、迅速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挑战，认识到数字技术同党建工作相结合的潜力和价值，把数字技术深入到基层党建当中，推进组织赋能和治理升级，提高基层党建效能。
一、重塑和创新学习路径
一是创建沉浸式数字党课平台。利用虚拟现实、三维动画等数字技术，对重大历史事件、文化场景进行数字化呈现，让党史故事、红色故事“活”起来；基层党员通过佩戴VR设备，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历史场景，代入到历史人物，对其重大抉择的原因和心境有深刻理解，体会历史人物的精神境界，从而提高党课教育的吸引力。二是依托AAA公众号、小程序等线上平台创建起“云党建”服务矩阵，党员可以借助扫码参加线上知识竞赛、观看微课、网络名师课程等方式实现碎片化学习，从而提高教育效果、加强党性修养、筑牢思想防线。三是进行专题培训，通过组织关系审批转接流程、党员信息录入日常事务、数据可视化分析辅助决策等操作演练，提高基层党务工作者对数字技术的认识和掌握程度，为数字化党建培育优秀的“操盘手”，强化人才支持。四是数智赋能下，可以利用算法技术和大数据综合分析不同党员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进度，为他们量身定制教育内容，制定个性化的成长计划，促进党员更好地成长。
二、加大基层党建的宣传力度
党建宣传工作同党的整体形象塑造和维护有着直接联系，对党各项方针政策的传播和落实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数字媒介的视野之下，应该积极整合网站、社交媒体等不同的传播渠道，创建起一个具有可听性、可视性、交互性的立体化传播体系。从而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丰富的实践活动、最新的理论创新成果用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直播等形式生动地展示出来并传播出去，彰显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使其真正入脑入心。此外，依托线上知识竞赛、红色文化云展览、党员志愿服务、先锋模范事迹专题内容等，促使党务公开信息传播的形式更加生动有趣、丰富多彩，大大提高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基
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凝聚起来，产生强大的向心力。
三、建设党建信息平台
引入大数据、区块链等，创建党建信息平台，打造“智慧党建大脑”系统，并设置组织生活、党员管理、考核评价、党务公开等功能模块，以打破各个单元党组织的信息壁垒，建立更具延展性和更为广阔的党建资源池，推进工作动态、党建资源、党员信息等数据的流通、集中管理并实现共享共用，使党组织可以随时进行云端抽查，获取所需的数据材料。在此期间，要完善平台标准，制定全流程基准规范和党员信息保护规则，避免技术上的差异与重复建设，破解数据权属模糊和流通壁垒，防范技术风险，促进数字党建规范化发展，优化数字党建生态环境。
同时，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由传统的手动管理向数字化管理转变，替代报名统计、会议通知等重复性的党建任务，减轻工作人员负担，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使党建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得到提高。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不仅可以开通自动提醒服务，向基层党员提供党费收缴、民主评议线上服务，还可以运用大数据分析、党组织健康度评价等手段对党建同业务融合的效果、组织生活开展的情况等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并加以综合分析，从而准确把握党建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及不足之处，明确党建工作同业务融合的关键点，保证党建工作决策的准确性。
数智赋能背景下，要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积极地融入党员教育体系当中，重新塑造并创新发展党员学习方式和途径；创建起功能完备的党建信息平台，整合各类信息资源，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作用；建立一个多层级、广覆盖的立体化传播体系，加大党建工作的宣传力度，以全面赋能基层党建，推进党建工作质量的全面提升和优化。
提升服务能力激活经营活力关于示范基层社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合肥市供销合作社监事会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恢复重建新建改建基层社，基层组织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据统计，目前，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基本实现了乡镇服务组织全覆盖，其中供销合作社出资比例大于等于50%的基层社38个。县级社对人财物统一管理的基层社达22个，占比超20%。改制较为彻底的县级社，如长丰、庐江，直管基层社占比不高，均在5%以内；资产较多的肥东、肥西、巢湖县级社，直管的基层社占比相对较高，均在20%以上。
根据开放办社和考核要求，合肥市社基层社数量在20XX年至2022年期间有明显涨幅，之后关注重点转为县级社对基层社控制力和基层社的经营活力，同时开展“空壳社”清理。
一、示范基层社建设主要做法
（一）争取政策扶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近年来，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争取市级财政政策支持，在市级农新流项目中明确对新建基层社、每个分别给予3万元的补助；各县级社也积极争取配套政策，如肥西县供销合作社每年给予新建基层社2万元、新建综合服务社1万元奖补，给予新获评省级以上标杆基层社、示范专业合作社2万元奖励，为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基层组织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市本级在2021年财政奖补项目取消后，更是主动作为，设立合作发展基金支持基层组织建设，首批从市本级社有资产收益中提取200万元，并于2023年10月印发了《合肥市社合作发展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符合基层组织建设的项目给予不超过3万元的奖补。2025年9月，为进一步提高对基层组织尤其是示范基层社的支持，对基金办法进行了修订，按照一县一社或一县多社的整体思路，由县社据实提出示范社的建设方案，给予持续性（不超过3年）的重点培育奖补
（每年不超过10万元）并对获得中央、省级合作发展基金奖补项目按照不超过1∶1给予市级配套补助。
同时，合肥市各县级供销合作社积极出台县级合作发展基金方案，明确建设任务。肥东县、肥西县、巢湖市供销合作发展基金主要来源于本级社社有资产收益。其中，肥西县社积极引导系统内企业、合作社以及社会资本参与基金注资；长丰县社积极争取政府及上级社财政资金投入，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结构。通过多方合力，不断促进示范基层社建设。
（二）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多种发展模式
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仅肥东县社（8个）、肥西县社（8个）、巢湖市社（4个）合计20个集体所有制基层社得以保留，后期均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注册成立，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在推进示范基层社建设时结合实际作出多种形式的探索。
一是“供销合作社+村集体+农户”联合合作。改制较为彻底的长丰县社积极与村党组织领办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去年10月成立的长丰县庄木强大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农服为切入口，迅速整合社会农机40台（套），自购农机5台（套）开展全流程服务，累计完成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已达3.9万亩次，同时积极加入由长丰县社牵头组建的长丰县村集体农资服务联盟，邀请县农业执法大队、县草莓协会相关专家长期监督、指导，对接相关品牌农资厂家进行业务合作，围绕农资供应、农产品流通等业务开展联合合作，抱团发展、联盟聚力，
打通农资供应、农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降本，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巢湖市供销合作社的基层社——烔炀供销合作社，加强与村“两委”开展业务合作，聘请烔炀镇唐嘴村书记兼任基层社主任，牵头建设烔西农事服务中心，并与中农集团安徽现代农业服务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在烔炀镇中李村开展710亩小麦农业全托管服务，在烔炀镇唐嘴村开展290亩水
稻农业全托管服务，实现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既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益，又为村集体增加了稳定收入来源；同时还改造了位于烔炀镇中心区域的自有办公场所，招引中农社会化服务安徽分公司、农商行、农业保险烔炀分公司等单
位设立代办点。
二是盘活闲置资产，拓展为农服务内容。山南供销合作社作为肥西县社体制改革后保留至今的8家乡镇供销合作社之一，服务范围覆盖了山南镇、柿树岗乡两个乡镇。该社通过山南镇党委推荐及考试招录等方式，充实了基层社班子成员，充分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以合作盘活的方式，将危房化肥仓库全部拆除，与上海“好又多”集团联营，改建成“好又多”购物广场，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解决就业岗位百余个；同时开展联合合作，入股合肥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安徽雨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参与柿树岗乡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年完成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2万亩次。此外，山南供销合作社还积极与辖区内9家优质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开展农产品购销、日用品经营、再生资源回收、冷
链仓储等生活服务，有效提升了综合服务能力。
肥东县第二供销联合社创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服务范围涵盖石塘镇和包公镇。该社依托现有设施和经营网点，通过资产盘活，为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资供应及农产品日用品流通等服务项目，目前综合超市面积2745平方米，开放共建传统商贸集市1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4家，综合服务社（含农资供应）3个，村供销合作社1个，日用消费品网点13个，改造3个农村综合服务社，农资供应服务面积达7万亩，全年销售农资近6000吨。
二、存在问题
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资金短缺问题突出。新建改建基层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供销合作社自身积累和少量的财政扶持，融资渠道狭窄，难以满足业务发展需求。
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基层组织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基层社主任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仅仅17%），人员老化（基层社主任40岁以内占比11%），人才匮乏严重，“三会”等制度建设不完善，缺乏专业技术人才。除了以上共性问题外，严格比照“示范社”七有标准，还存在以下短板：
对示范社实际控制力不足。肥东、肥西、巢湖示范社均为“老基层社”，为集体所有制，县级控制力较强；但改制较为彻底的庐江县和长丰县，在基层社经营管理决策中起主导作用方面存在弱项；
服务场所不达标。示范社要根据经营服务需要布局建设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不少于10亩）、综合超市（不少于500平）、庄稼医院（不少于200平）等经营服务场所。各示范社均存在不同程度弱项，如巢湖、长丰目前仅有农事服务场所，暂不具备生活服务能力。
经营服务实力不强。示范社应具备生产生活综合服务功能。生产服务方面农资供应、社会化服务面积丘陵地区不低于5000亩；生活服务方面，应开展农产品购销、日用品经营、再生资源回收、电子商务、寄递物流、冷链仓储等业务2项以上。长丰县探索与村“两委”合作，但多数经营收入并入村集体合作经济组织，从报表层面与基层社并无关联。各示范社在服务内容方面也存在短板，如肥东、肥西主要对资产进行出租，并不实际开展生产生活服务；巢湖、长丰集中开展生产服务，暂不具备生活服务能力。
市场化运行机制不够健全。各县社积极探索市场化运行机制，但实力弱，机制不健全，员工积极性调动不足。
三、意见建议
提高认识，强化政策支持。基层社是供销合作社开展为农服务的前沿阵地，也是供销合作社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各级供销合作社要积极争取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基层社建设的重视和支持，对基层社建设优先给予支持。要积极发挥中央、省级、市级供销合作发展基金作用，落实各县级合作发展基金要求，构建社有资产支持基层社发展的长效机制。
外引内培，优化人才队伍建设。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重视，与组织部、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积极联动，探索建立涉农人才库，遴选吸纳能人、乡贤、村“两委”等人员入社，并根据实际情况，加大社会招聘力度，补充新鲜“血液”；同时，定期组织基层社员工参加业务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邀请专家学者、从业人员进行授课，提高人员业务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
坚持因地制宜，逐步提升达标。基础较好的基层社，要以打造示范社为目标，因地制宜，强化与龙头企业、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等各类经营主体联合合作，共同建设为农服务项目，对照“七有标准”，强“硬件”补“软件”，全面达标，不断提升基层社综合服务实力。基础一般的基层社，要多渠道遴选优质合作伙伴，加强联合合作，对照示范社要求，借助外力，激发经营活力。长丰县社联合农资供应龙头企业及农技推广部门，开展农业技术培训、示范推广等活动。基层社与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共建农资供应示范点，提供测土配方等技术服务。监事会监督科技服务活动开展情况，包括培训师资资质审核、技术服务效果评估等。基础较差的基层社，如自身经营困难、负担重的基层社，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由县社投入资金，进行升级改造，实行承包租赁经营。八斗、梁园、店埠等多个基层社以“租赁承包”的形式，利用基层社存量土地联合开办农家超市，加固为农服务阵地。
加大服务力度，促进联合合作发展。一方面积极组织基层组织参加安徽省供销年货大集、茶博会等大型展会，各县社给予2000元不等的参展补助，帮助基层社对接上下游客户，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助力农产品销售，与龙头企业对接，展销优质农产品，将基层社建设成为有基地、有加工、有品牌、有交易市场的为农服务前沿阵地，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
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现实问题与有效路径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联合课题组
（2026年5月16日）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这无法靠简单“堆资源”实现，必须依靠制度变革破除市场准入、退出障碍，推动生产要素从低效部门流向高效部门。只有从体制根源上打破要素资源流动的梗阻，才能破解国内大循环不畅、产业“内卷式”竞争、城乡区域差距、收入分配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结构性发展潜力。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一场触及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层次变革，改的是要素配置，动的是利益格局，破的是发展瓶颈。2025年3月5日，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内卷式”竞争。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举措，这项改革进展如何？成效怎样？还存在哪些卡点堵点？我们带着问题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研。
一、准确把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基本现状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被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水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97.5%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决定，但要素市场的改革发展明显滞后，堪称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公里”。为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20XX年3月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搭建起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四梁八柱”；2021年12月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明确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施工图”。2025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确定北京城市副中心等10个基础好、带动力强的地区开展综合改革试点，要求改革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资源环境等领域同步推进，并探索算力、空域、频谱轨道等新型要素配置方式与价值实现路径，标志着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从“单兵突进”转向“系统集成”。近年来，各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探索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效。
传统要素配置效率显著提升。调研发现，各地围绕打破行政壁垒和路径依赖，在产业用地市场化、人才社会性流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持续发力，
促进了传统要素配置效率显著提升。土地要素方面，多地推行“标准地+承诺制”改革，允许带指标出让土地，实现了从“项目等地”到“地等项目”的转变；浙江“亩均论英雄”改革将亩均税收、亩均营业收入、研发经费占比纳入评价体系，2017—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从25.5万元提高到37.9万元。劳动力要素方面，长株潭都市圈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让户籍跟着人走，有效打破了人才流动的行政壁垒。资本要素方面，苏州聚焦数字金融，成为全国数字金融创新高地，数字人民币交易额位居全国前列；深圳构建覆盖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全链条资本支持体系，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深化跨境理财通机制，让耐心资本浇灌创新幼苗。
数据等新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现破局。调研发现，新型要素正加速从“沉睡资源”转变为“活性资产”，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驱动力。数据、技术、碳汇，这些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要素，正在变成可交易、可定价的财富。数据要素方面，北京率先构建“一区三中心”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落地首个获批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案例，推动数据在金融、医疗、交通等领域深度融合，其经验是“数据流动起来，比黄金更珍贵”。技术要素方面，合肥以国有资本投资平台引导技术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率先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形成了以资本为纽带、产权为激励的技术要素配置新路径，其经验是“成果醒了，转化就不难”。绿色资源要素方面，浙江湖州全市23个“两山合作社”，收储林地90多万亩，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近200亿元，带动村集体增收1.6亿元；衢州率先建立碳账户，贷款余额突破1200亿元，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实现全行业覆盖，其经验是“绿水青山有了定价，转化就有了通道”。
全国统一要素市场加快建设。土地要素方面，针对“人口流出地土地闲置、人口流入地指标短缺”问题，深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启动后首年，完成入市719宗，成交金额185.2亿元。调研中，一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深有感触地说：“指标流动的背后，是发展活力和动力的涌动。”资本要素方面，多层次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沪深北交易所制度标准统一；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持续扩容；全国35家区域性股权市场纳入统一监管框架；统一征信系统覆盖11.6亿自然人和1.4亿户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显著改善。数据和技术要素方面，全国建成50余家数据交易所，形成“北上广深+区域枢纽”的交易网络格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
大枢纽节点全部建成；15家国家级技术交易平台实现信息互联，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6万亿元，较“十三五”末翻番；创新资源进一步开放共享，全国统一的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入网仪器超14.1万台（套），服务企业超10万家。
二、充分认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传统要素配置效率持续提升，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速破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性成效显著。但同时，市场化程度不深、城乡二元壁垒、改革协同联动不足、系统集成偏弱等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相互交织、彼此掣肘，制约了要素配置效能的整体跃升。
重点要素领域市场化配置改革力度有待加强。一是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低。调研发现，最大痛点是农村的“沉睡资产”醒不来、城市的“紧缺指标”补不上。农村土地入市改革仍处于试点阶段，农村宅基地仅有约11.74%进行了使用权流转，大量低效利用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未能转化为乡村发展要素；一些地方过度依赖“标准地”制度，缺乏跟随产业发展变化对标准指标进行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二是劳动力要素流动不畅、保障不足。城乡劳动力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仍存差别；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社保体系等主要针对传统就业形态，导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但保障不能跟着走”。三是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有待提升。政府引导基金规模扩张较快，而市场化运营机制和退出渠道建设相对滞后；区域性股权市场活跃度不足，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依然狭窄；信用评价体系和增信新机制还不成熟，银行传统风控难以量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价值，从“看抵押”转向“看技术”仍处在探索阶段。四是新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仍存在安全与效率两难问题。部分科研单位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宁可让科技成果“沉睡”，也不愿引入市场力量丰富转化方式；一些地方将数据安全等同于“静态管控”，限制使用场景反而加剧“数据孤岛”。五是要素市场需求培育不足。2024年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位居全球第一，但转让率明显偏低，反映出技术要素需求活力明显不足。数据要素交易也存在类似问题，企业用数能力不足是明显短板，但多地政策仍聚焦以数据标注基地建设来提升供数能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第三方专业化服务体系培育不足，未能有效发挥撮合供需两侧要素交易的功能，导致供给侧建了很多“超市”而需求侧不知道“买什么”。
城乡要素顺畅流动面临结构性障碍。多地调研发现，“人、地、钱”等关
键要素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仍未根本扭转，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惯性仍存。一是城乡“同地不同权”现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国家、集体、个人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缺乏统一规范，农民和村集体获得感不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尚未在金融机构普遍开展，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同责”的目标仍有差距。二是户籍“玻璃门”现象。有地方同志反映，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等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完全落地，地方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动力不足。尽管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已基本取消落户限制，但农业转移人口“进得了城，落不了户；落得了户，享受不了同等待遇”的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居住证持有者在公共服务享受方面与户籍人口仍存在明显差异，典型如农民工跨城乡跨地区流动就业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繁琐。三是金融“抽水”现象。一些地方资金“离农”趋势明显，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普遍偏低，大量农村存款通过银行等渠道“抽水”流向城市；农村产业项目普遍存在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不确定性大等特点，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面临“不敢投、不愿投”的困境，甚至个别地方出现“圈地、经营不善、跑路”等风险。
各类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协同性、整体性、集成性不足。随着调研深入，我们越发感觉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之所以被称为“最难啃的骨头”，是因为这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改革，都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和整套制度创新相协同。土地改了、劳动力不动，或者资本放了、技术不接，各改各的，就形不成合力，要素价值就难以实现根本性提升。一是单一要素领域改革“单打独斗”情况较为普遍，多要素协同增效的高阶目标还远未实现。如存量土地盘活未与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金融工具深度结合，土地和资本要素在流动性提升方面未能有效互促；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少，技术和资本要素结合不够。二是要素领域改革与其他领域的融合也不充分。如劳动力流动与公共服务供给未形成联动机制；数据与产业链融合度低，一些地方的数据应用场景与实体经济结合不足，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发挥不充分。三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协调不够。如一些地方早先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领域形成差异化的地方实践，国家文件出台后又面临依据文件内容对原有授权运营管理体系、授权模式等进行调整，增加了制度适应成本；地方保护主义及其衍生的“隐性壁垒”、市场监管的“碎片化”以及执法尺度不一
等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数据交易所等建设出现“城市争夺战”苗头，一些邻近城市争抢交易所落地机会，而非基于区域协作共同布局交易所，造成资源浪费。
三、因地制宜探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有效路径
综合来看，相较于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受认知理念局限、体制机制惯性、利益格局固化等多重因素制约影响，几大要素分属不同部门归口管理，条块分割与地方竞争相互叠加，使得改革的系统集成面临现实挑战。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当前，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能指望“一招鲜”，需要的是“组合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以系统性思维谋篇布局，以精准化举措靶向发力，在重点领域寻求制度突破。
突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差异性。调研发现，目前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机械套用商品市场改革模式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要根据各类要素不同的特点属性和市场化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改革策略。在土地要素领域，要做好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颁证工作，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健全工业用地“标准地”指标体系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产业发展新需求进行标准更新；将标准地与亩均论英雄评价体系充分结合，提高工业用地效率。在劳动力要素领域，要逐步完善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全面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快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扩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参保范围。在资本要素领域，要重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鼓励建立以尽职合规责任豁免为核心的容错机制，建设市场化运营机制和退出渠道；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小微企业在“新三板”、“新四板”挂牌；加快完善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和增信机制，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得性。在技术要素领域，要加快推动建立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制度，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机制；灵活运用“订单式”研发以及“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科研组织机制，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问题。在数据要素领域，要全面落实《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打破“数据孤岛”、“数据烟囱”；积极推动开展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规范数据要素场内场外交易活动，探索构建公平与高效、激励与规范相结合的数据要素价值分配机制。在资源环境要素领域，要积极培育碳排放权等资源要素交易市场，厘清资源环境要素公共性与价值化之间的关系，合理设定资源环境要素投向市场的配额量
与配额方式，实现环境保护与市场活力之间的平衡。
有效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整体性和协调性。调研发现，当前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存在紧盯要素供给侧、忽视需求侧的明显倾向，不少地方科研平台建设加快推进，但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错位，导致技术要素转化频频遇阻。要在优化要素供给的同时加强需求培育，解决“供”得热闹、“需”却冷清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由政府牵头建立要素赋能场景创新机制，定期发布场景创新需求清单、机会清单，带动多元主体基于场景进行要素开发利用；挖掘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典型案例，对案例进行推广，调动多元主体对要素价值挖掘和创新应用的积极性；结合“数据要素×”大赛经验，根据各类要素特点和不同要素协同发展需要，打造相关赛事，发掘更多有助于要素优化配置的可行方案。要着力促进供需动态平衡，统筹要素流通平台管理，促进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要素流通平台间加强信息交互、业务协同，同时培育壮大服务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专业化服务人员和机构，助力要素供需两端高效对接。另外，还要注重加强不同要素之间的协同应用，探索“REITs+”存量产业园区资产业务，同步提升土地利用和资金流转效率；推动高质量数据集用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实现促进数据要素应用、推动前沿技术发展、提升劳动力效能等多重成效。持续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注重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同产业转型升级、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等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协同性。摒弃“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倾向，坚持“一盘棋”谋划、“一条龙”推进，形成更大的改革合力。
优化行政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协同性。调研发现，改革实践中有的地方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曾出现“打包”出让政务数据资源特许经营权和数字资产等情况，有的地方则往往以行政规划替代市场调节，在公共数据开放等领域仍然存在部门利益和本位主义，未能建立有效的市场化收益分配机制。要发挥好行政引导作用，进一步细化明确科技成果“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数据要素“三权”（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以及资源环境要素“三权”（所有权、使用权、交易权）的确权制度和操作规范，促进各类主体依法依规开展新型要素流通交易活动。适度引导新型要素向国家重大战略、重点区域、重大工程、重点产业合理流动，增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要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健全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以市场风险机制的内在约束与激励功能为杠杆，调动要素市场各类参
与主体自发提高要素流通交易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推动行政引导与市场主导有机结合，运用权责清单等政策工具，科学划定政府和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边界，并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使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同时，持续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以市场真实反馈推进要素领域政策优化与政府职能转变，在法治框架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要素的直接配置和对要素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
调研手记：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表面看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技术性调整，实质上是触及发展动力转换与政府职能调整的深刻变革。在物质短缺、资本稀缺的快速工业化阶段，政府主导要素资源配置，能够短时间集中力量突破瓶颈、培育产业，这一路径有其历史合理性。随着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从快速追赶转向高质量发展，要素配置的权力必须逐步交还给市场，这是对发展阶段和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调研中感受最深的是，推进深层次改革往往会受到既有利益格局的牵绊。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金融体系对国有部门的偏好、科研院所对成果转化的动力不足，并非主要出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长期形成的工作惯性使然。推进改革，既要有啃“硬骨头”的决心，也要有能够补偿利益损失、分担改革成本、激励主动作为的制度方案。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的尽职免责、“沙盒”试点等，不仅是制度层面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制度链条的解决方案，更在推动政府角色从资源配置者向市场秩序维护者、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这是必须完成的一跃。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海口市龙华区的调研
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课题组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将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作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产业兴旺的核心举措。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不仅关系到乡村经济的繁荣，更关乎国家整体现代化发展。当前，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已从“规模扩张”转入“质量提升”新阶段，但仍面临要素支撑不足、产业链条短浅、品牌效应薄弱、转型动力欠缺等共性难题。海口市龙华区作为经济核心区与乡村振兴示范区，依托热带资源、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中取得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全国乡村产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
一、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对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
乡村特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正在成为推动乡村全面发展的关键力量。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多个维度，共同构建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激活经济内生动力，推动产业结构迭代升级
乡村特色产业打破传统农业“单打独斗”模式，实现从“输血式”扶持向“造血式”发展转变，大幅提升农业附加值和产业抗风险能力。通过挖掘地方资源优势，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品，不仅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还带动产业链延伸。陕西洛川聚焦苹果产业全链条发展，创新提出“八链同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带动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等关联产业，系统构建从种植端到市场端的完整产业生态。
（二）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助力人才返乡扎根创业
特色产业延伸催生大量就业岗位，有效破解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难题。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对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营销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为大学生、退役军人等群体返乡创业就业创造了条件。浙江安吉依托白茶产业，构建了“产业筑基、平台聚人、政策护航、机制赋能”的人才返乡扎根体系，近三年已累计吸引4.3万名青年入乡发展。2024年以来，安吉累计立项支持科技特派员专项11个、“青年入乡科技示范项目”20个，排摸青创“科技贷”需求4050万元，带动150余名入乡青年就业创业。
（三）传承乡土文化基因，重塑乡村独特价值
乡村特色产业根植于乡土文化，是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发展特色产业的过程，也是对乡村文化价值的再发现和再创造。江西景德镇依托陶瓷非遗文化，将千年陶瓷非遗转化为产业优势，构建了“非遗活态传承+创意设计赋能+全链生态培育”的文创企业成长体系。安徽宣城以宣纸产业为核心，构建了“非遗保护筑基、知识产权护航、三产融合赋能”的发展格局，推动千年宣纸从传统技艺走向现代产业集群。2025年，“宣纸”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历经11年努力成功注册，宣纸产业综合效益持续攀升，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样本。
（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生态经济双赢
特色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辅相成，绿色、有机的特色农产品生产，促进了生态农业的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兴起，倒逼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和村容村貌提升。云南普洱以生态茶产业为核心载体，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构建了“生态立茶、文化润茶、科技兴茶”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2024年，全市茶叶综合产值突破469亿元，有机茶认证基地面积达67.2万亩，认证企业数和证书数均居全国地级市首位，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绿色发展之路。
二、海口市龙华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实践探索
龙华区地处海口市中部，是集精品城区、新型城镇、和美乡村于一体的中心城区，拥有骑楼历史文化街区、仁台红色美丽村庄等特色资源。近年来，龙华区立足火山岩地区独特的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产业链延伸为抓手，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跨越式转型，已形成黄灯笼辣椒、五丰香芋、火山黑豆、橄榄、乌榄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矩阵，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科技含量显著提升、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一）强化政策资金保障，完善基础支撑体系
一是落实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信贷等政策，构建了多层次、精准化的财政与激励机制，为产业发展注入了“真金白银”。2025年出台的《高质量打造重点产业集群实施方案》明确，对成功创建现代农业等产业集群，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阶梯式奖励。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田头预冷库、冷链物流体系，解决农产品储存和运输难题。建设1万亩水乡村落稻菜轮作种植基地的灌溉设施，并配套2000平方米的冷链仓储和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解决了储存与品
控难题。推动龙泉镇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期）落地，建设了农产品展销中心、分拣中心和组培实验中心，助力“五丰香芋”等特色农产品实现标准化种植和品牌化运营。
（二）深挖特色资源禀赋，构建多元产业体系
一是提质发展热带农业，依托热带气候条件，重点发展热带水果（如荔枝、黄皮、莲雾）、冬季瓜菜、生态茶叶等种植业，推广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二是发展特色养殖业，推动文昌鸡、黑山羊等本土畜禽养殖，发展水产养殖（如石斑鱼、对虾），推广“合作社+农户”模式，“合作社+农户”模式覆盖率达85%。三是深化农旅融合，结合乡村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发展休闲农业、民宿经济、农耕体验等，打造“农业+旅游”新业态。2025年香芋文化节融合非遗体验（拓印、漆扇DIY）、中医养生、亲子游戏等互动内容，提升品牌亲和力。
（三）聚焦品牌塑造升级，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一是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形成五丰香芋模式、遵谭辣椒模式。五丰香芋模式以“品牌活动+文化赋能+电商拓市”为核心，通过连续四届香芋文化节的迭代升级，将“土特产”打造成“网红好物”，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品牌价值跃升。遵谭辣椒模式以“党建联盟+科技支撑+订单农业”为特色，通过产业链党建联盟整合政产学研资源，以科技保障品质，以党建凝聚合力，让“火山辣椒”品牌底色更亮。二是通过特色产业节庆活动（如荔枝文化节、乡村采摘节）和挖掘产业历史，扩大品牌影响力。龙泉镇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展销中心以漫画形式生动呈现五丰香芋从上世纪“9颗芋头种苗”发展至今的品牌历史，让产品有故事、有温度。
（四）依托科技创新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一是与农业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形成较为成熟的“政研企协同、产学研结合”模式。龙华区通过与中国热科院、海南大学等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在节水灌溉（田间水分管理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品种改良与“防虫网+”技术）、农业智能化（无人机植保与农机消费券）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二是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实现生产管理精细化。以智能传感器和农业AI大模型为核心技术支撑，以遵谭镇、龙泉镇、新坡镇三大基地为示范载体，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生产管理精细化，形成了“传感器硬件制造+示范基地建设+产业园区融合”的多层次发展格局。
三、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通过调研海口市龙华区等地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我们会发现乡村特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和困境，需要高度关注。
（一）政策资金存在“撒胡椒面”现象，长效支持机制缺失
一是政策设计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政策资源和资金分散在农业、文旅、商务、科技等多个部门，缺乏统筹协调。项目资金往往“点多面广”，“项目制”思维缺乏长期规划，每个项目分到的资源有限，难以对关键环节进行持续、深入的投入，导致产业无法做强做精，停留在“星星点点”难以形成“燎原之势”。二是政策执行与市场脱节，精准度不够。支持政策未能充分考虑不同乡村的资源禀赋、市场区位和产业基础，导致政策与当地实际脱节。政策着力点集中在生产端（如种植、养殖），对产品如何卖出去、卖得好缺乏有效支持。对农产品冷链物流、电商平台、消费趋势研究、对接大型商超等市场体系建设的支持不够系统，容易导致“丰产不丰收”，产品滞销伤农挫伤农民积极性。三是未能构建“自我造血”系统。政策未能有效引导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之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型联结机制。各方多为简单的买卖或租赁关系，农户难以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不高，企业缺乏与农户建立长期合作的稳定预期，合作关系脆弱。
（二）资源开发深度不够，产业结构较为单一
总体来看，乡村地区的特色产业结构仍以传统农业为主，缺乏对产业多元化发展的规划，主要依赖传统农业或资源型产业，缺乏多样化和高附加值的产业。这使得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抗风险能力。单一化的产业结构容易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生产经营效能低下，市场风险较为集中，难以吸引强有力的投资，增加了融资难度。多元化发展不足，不利于推动乡村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此外，多数乡村特色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低端，初级产品占比过高，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农民增收较慢。
（三）市场竞争力不足，产品品牌效应有限
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品牌对于推动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乡村特色产业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但在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特色产业的培育和保障体系构建不足，特色产业的产品多是在当地销售，市场空间狭小，缺乏有效的市场销售渠道和推广策略，优质乡村特色产品难以形成独特的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受限。另一方面，产业本身发展
周期较长，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核心竞争力，导致产品品牌建设进程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乡村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技术创新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受阻
数字技术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的发展，但是乡村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产业发展普遍面临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问题，乡村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缺乏高科技产业和先进技术的支持。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且不均衡，不利于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与优势释放的潜力。数字技术在赋能乡村产业多元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智能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进而影响了乡村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四、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优化路径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推动下，推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乡村资源优势，优化政策环境，深度挖掘特色资源，创新品牌建设方式，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一）优化政策支持环境，健全长效持续机制
优化乡村特色产业的政策支持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顶层设计、市场驱动要素保障、科技赋能和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协同推进。一是政策扶持从“短期输血”转向“长效赋能”。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基于地方资源禀赋、文化特色和市场潜力，编制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主导产业、空间布局和阶段性目标，避免“一哄而上、同质竞争”。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设立由党政领导牵头的乡村产业协调机构，统筹农业、文旅、财政、金融、自然资源等部门，形成政策合力。创新金融支持与风险分担机制，拓宽抵押物范围，推广农村土地经营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农业设施、活体畜禽、应收账款等抵押质押贷款。发展特色金融产品，鼓励开发“特色产业保险”“保险+期货”等产品，设立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和产业发展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二是建立产业发展长效机制，构建内生动力系统。培育市场化经营主体与利益联结机制，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支持其通过兼并重组、股份合作等方式做大做强。构建紧密利益共同体，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订单农业、生产托管等模式，通过规范合同明确农户与企业的权责利，让农民深度参与并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二）立足乡村资源优势，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特色产业发展要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路线，充分打造差异化优势。一是立足独有的优势特色资源和环境，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找对合适的产业发展路径。着手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进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充分打造差异化、高质量的特色产品，提供多元化、精细化的特色服务，将特色资源优势转为发展优势。二是合理规划实施三产融合创新型载体项目，构建多元化农业产业集群体系。特色产业发展需强化龙头企业的培育与建设，依托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不断深化特色产业链条的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充分结合信息时代趋势，充分整合网络电商、自媒体、直播互动平台等线上资源优势，积极推行“互联网+农业”，有效促进二三产业向乡村下沉，实现产业资源在乡村地区的集聚与高效利用。
（三）深挖特色资源，实施品牌提升战略
一是深度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围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进行培育打造。对于发展周期较长、短期难以实现转型升级的产业，要及时转变发展方向，或同时培育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待或资源倾斜。二是围绕农业资源、自然风光、农耕文化、传统民俗等基本要素，着力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品牌产品。积极推动品牌建设与当地特色文化相结合，大力创新品牌宣传方式与拓展产品营销渠道，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宣传产业特色、推广产业成果，与较为成熟的电商平台合作，拓宽具有市场影响力产品的销售渠道，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畅通产品销售的市场渠道，从而增强品牌的市场竞争实力。
（四）数字技术赋能，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升级
一是完善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发挥数字技术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保障。强化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全面优化与构建，为数字技术深度驱动乡村特色产业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确保技术赋能与特色产业融合升级的无缝对接与高效协同。二是促进传统特色乡村产业向创新驱动型产业转变。深度整合5G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数字技术，对农业、旅游业等乡村传统特色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造提升。鼓励并打造乡村数字经济产业园区，通过吸引数字科技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乡村物流体系建设，确保特色产品能够高效快速流通市场。三是推动数字技术助力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培育和孵化涵盖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发展动力，注重吸引和培育数字产业发展的技术人才，为乡村特色产业创新升级提供智力与技术支持，构建以市场动态需求为导向、以数字技术为支撑、
以高水平数字素养技术人才为保障的新型特色产业体系。
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巴中市恩阳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李苹
0.引言
档案管理作为单位记录历史信息、衔接业务流程的关键工作，其规范化建设被纳入单位整体发展的重要考量范畴。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不仅关系到单位各类业务信息的完整留存，还直接影响业务决策的科学性、工作复盘的准确性。研究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策略，不仅可以为行政事业单位开展档案管理工作提供理论层面的参考，还能帮助行政事业单位提升档案管理水平、发挥档案资源价值，因此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1.1档案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执行落地存在偏差
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主要体现为制度覆盖的档案管理环节不够全面，部分涉及档案收集、整理、保管、移交等关键流程的规定存在空缺。同时，不同制度之间的衔接不足，容易出现管理职责划分模糊的情况［1］。在执行落地层面，部分工作人员对档案管理制度的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简化流程、省略必要步骤的现象，导致制度未能真正发挥约束和规范作用，进而影响档案管理的整体质量和效率。
1.2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不足，队伍稳定性有待提升
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档案管理人员未接受过系统的档案管理专业培训，对档案管理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掌握不扎实，不熟悉档案分类、著录、编目等规范操作，也缺乏对档案管理新方法、新理念的了解。在队伍稳定性方面，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对档案管理岗位的重视不足，档案管理人员的晋升渠道不畅，且薪酬待遇相较于其他业务岗位存在差距，导致档案管理人员普遍缺乏职业归属感和工作积极性，人员流动性较大。频繁的人员更替使得新入职员工需要重新适应工作流程，难以保障档案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档案事业的长期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1.3档案数字化建设程度较低，系统互联互通存在障碍
行政事业单位档案数字化建设程度较低，主要体现为单位对档案数字化建设的投入不足，缺乏必要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支持，大量档案仍以纸质形式保存，单位仅对少量重要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且数字化处理的标准不统一，
部分数字化档案的格式、质量不符合规范要求。在系统互联互通方面，不同部门或不同层级的行政事业单位所使用的档案管理系统往往由不同厂商开发，不同系统之间的技术标准和数据格式不兼容，导致档案数据无法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共享和传输，形成了“信息孤岛”。
1.4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不足，服务业务工作效能较低
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不足，主要是因为单位对档案资源的价值认识不充分。一些单位将档案管理工作简单等同于档案保存，缺乏对档案内容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的意识，未能根据单位业务工作需求对档案资源进行针对性的加工和提炼，使得档案中蕴含的有用信息未能被充分发掘。另外，档案查询和利用的流程较为烦琐，工作人员获取所需档案信息的时间较长。同时，行政事业单位的档案服务形式较为单一，仅能提供基础的档案查阅服务，无法为业务决策、工作复盘等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档案支持，导致档案资源服务业务工作的效能较低，未能充分发挥档案在单位发展中的支撑作用［2］。
2.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的优化策略
2.1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体系，加大制度执行监督力度为解决档案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执行落地存在偏差的问题，行政事业单位需要从制度构建与监督落实两方面协同发力，通过系统性举措让档案管理有规可依。
行政事业单位应从自身档案管理实际需求出发，全面梳理现有制度内容，对照档案管理全流程梳理存在的空缺环节，不仅要补充档案收集时的源头规范，明确不同类型档案（包括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的收集范围、时限要求，还要完善档案整理环节的分类标准、著录规则，以及档案保管中的环境要求、定期检查机制。同时，行政事业单位应补充档案移交、销毁的审批流程与操作规范，确保制度覆盖档案从形成到处置的全生命周期。行政事业单位还需要加强不同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如行政事业单位可以将档案管理制度与单位内部的业务工作制度、保密制度有效对接，明确档案管理部门与业务部门在档案生成、移交过程中的职责划分，避免职责交叉或缺位［3］。
在加大制度执行监督力度方面，行政事业单位应建立专门的档案管理监督小组，成员可由单位纪检部门、办公室及业务骨干组成。监督小组应定期对档案管理工作开展检查，重点核查工作人员是否按照制度要求开展档案收集、整理、保管等操作，如监督小组可以检查档案分类是否符合规定、移交手续是否完整、数字化档案是否按标准存储。同时，行政事业单位可以将日常监督与定
期考核相结合，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的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对严格执行制度的部门和个人给予适当激励，对未按制度操作、档案管理中存在问题的部门和个人及时进行约谈提醒并要求限期整改。通过以上手段，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可形成“制度完善—监督到位—执行有效”的闭环，确保制度不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还能切实指导档案管理实践，提升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2.2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增强管理队伍稳定性
考虑到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不足、队伍稳定性欠缺会直接影响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的连续性与规范性，甚至影响档案资源价值的发挥，行政事业单位需要从能力提升与队伍保障两方面制定切实举措，推动档案管理队伍建设。
在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上，行政事业单位应结合档案管理实际需求构建系统性培训体系，培训内容不仅要涵盖档案分类、著录、编目等基础操作规范，还要纳入档案数字化处理技术、档案安全保密规定以及最新的档案管理政策文件；培训形式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依托专业平台提供碎片化学习资源，线下邀请档案管理实务专家开展现场实操教学。同时，行政事业单位应建立培训考核机制，每次培训后通过实操测试、理论问答等方式检验档案管理人员的学习效果，对考核不合格的人员进行针对性补训，确保管理人员真正掌握专业技能。此外，行政事业单位还应搭建内部学习交流平台，组织档案管理人员定期开展工作研讨，分享档案整理、问题解决方面的实操经验，帮助其快速提升业务能力。
在增强队伍稳定性方面，行政事业单位首先需要深化对档案管理岗位的认知，充分认识其在保障单位业务运行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将其纳入核心业务支持体系，避免将其边缘化。其次，行政事业单位要畅通档案管理人员的晋升渠道，可结合单位岗位设置情况，为档案管理人员搭建管理岗与专业技术岗并行的晋升路径，管理岗可从档案管理员逐步晋升至档案管理主管，专业技术岗可按照档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要求，为符合条件的人员申报助理馆员、馆员等职称，且晋升标准与业务岗位保持一致，不设置额外门槛。再次，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完善薪酬激励机制，建立与档案管理岗位责任、工作绩效相匹配的薪酬体系，在绩效工资核算中加入档案管理质量、工作完成效率等考核指标，对档案管理工作表现突出的人员给予额外奖励，保障其薪酬待遇与业务岗位人员基本持平。最后，行政事业单位可以通过定期开展岗位价值宣传活动、邀请档案
管理人员参与单位重要业务研讨等方式，让其感受到自身工作对单位发展的贡献，增强其职业归属感与工作积极性，减少人员流动［4］。
2.3推进档案数字化建设进程，破除系统互联互通障碍
考虑到档案数字化建设滞后与系统互联互通不畅会导致档案管理效率低下、信息共享受阻，行政事业单位需要从数字化建设推进与系统障碍破除两方面统筹规划，提升档案管理的数字化与协同化水平。
在推进档案数字化建设的进程中，行政事业单位应合理加大投入力度，根据自身档案数量与类型，配置符合规范的扫描设备、存储服务器及数字化处理软件。同时，行政事业单位需要结合档案管理实际需求，明确数字化工作的优先级，先对使用频率高、保存风险大的纸质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再逐步推进存量档案的全面数字化。在数字化处理过程中，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建立统一的操作标准，明确扫描分辨率、文件格式、命名规则及元数据著录要求，并安排专人对数字化档案的质量进行审核，确保数字化档案清晰完整、信息准确，符合档案管理规范。
在破除系统互联互通障碍方面，行政事业单位应主动加强与同级单位及上级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建立统一的档案管理系统技术标准与数据接口规范，确保不同单位、不同层级的档案管理系统能够实现技术兼容。对于已投入使用但不兼容的档案管理系统，行政事业单位可以通过引入中间件或开展系统升级改造工程，实现不同系统间数据的有效对接，或构建统一的档案数据共享平台，将分散在各系统中的档案数据整合至统一平台进行管理。同时，在系统互联与数据共享过程中，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完善安全管理机制，设置严格的访问权限，建立数据备份与加密制度，防止档案信息泄露或丢失，确保档案数据在共享过程中的安全性与完整性，切实提升档案资源的利用效率［5］。
2.4加强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提升服务业务工作效能
档案资源若仅停留在保存层面而缺乏有效开发，会导致其蕴含的实用价值难以转化为支撑行政事业单位业务工作的实际助力，甚至造成信息资源闲置浪费。因此，行政事业单位需要从资源挖掘与服务优化两方面发力，让档案资源真正服务于单位业务工作开展。
行政事业单位需要转变档案管理理念，从“重保存轻开发”转向“保存与开发并重”。行政事业单位要紧密结合单位内部人事管理、项目审批、财务报销、政策执行等核心业务模块的需求，对现有档案资源进行系统性梳理。行政
事业单位可以按业务类别划分档案子集，如针对项目审批业务，行政事业单位可以梳理过往项目的审批流程、所需材料、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等关键信息；针对人事管理业务，行政事业单位可以整理职称评审、人员调动、考核奖惩等档案中的核心要求与流程节点，在此基础上将梳理后的信息转化为简洁易懂的档案摘要或专题汇编，方便业务人员快速获取所需内容，避免因翻阅大量原始档案而在提升服务业务工作效能方面，行政事业单位需要简化档案查询与利用流程，针对不同类型档案制定分级服务规则。对于日常高频使用的非涉密档案，行政事业单位可以搭建线上档案查询平台，支持业务人员通过身份认证后即时查阅或下载，实现便捷、高效利用；对于涉密或需要严格管控的档案，行政事业单位可以明确审批权限与流程，减少审批环节，避免业务人员因等待审批延误工作。此外，行政事业单位不能局限于“业务人员申请后提供查阅”的被动模式，而应在开展年度工作复盘、重大决策论证、专项检查等关键工作前主动整理相关历史档案数据与经验总结，提前推送至对应业务部门，为其提供参考依据。同时，行政事业单位可以安排专人负责档案服务对接，及时解答业务人员在档案使用过程中遇到的疑问，帮助其高效利用档案资源，切实提升档案服务对业务工作的支撑效能。
3.结束语
本研究提出的健全制度体系与强化监督、提升人员素养与增强队伍稳定性、推进数字化建设与破除系统障碍、加强资源开发与提升服务效能等策略，可以为行政事业单位优化档案管理工作提供实际指导。未来，希望有更多研究者能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丰富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理论，推动档案管理工作更好地适配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需求。
烟花爆竹经营布点规划问题及对策研究
黄英
全国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分布于多个重点省份，批发与零售布点覆盖范围广泛，从业人员规模达数十万人。烟花爆竹全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均存在事故风险，其中生产、储存、运输、燃放等环节的安全问题长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是监管部门监管的工作重点，也是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相比之下，经营环节的安全管理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监管力量主要集中在春节前后的销售旺季。防范烟花爆竹经营环节的安全风险，关键在于严把源头安全关，科学合理地开展经营布点规划。这不仅是提升经营安全成效的重要抓手，更是推动烟花爆竹经营行业实现有序竞争、安全发展的基础保障。
1.当前我国烟花爆竹经营布点规划的现状
1.1法律法规对布点规划的要求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了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和零售经营者的经营布点审批要求。《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则明确了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布点审批原则、审批层级等内容。
1.2各地对于批发企业布点规划的要求部分地区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布点规划要求，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广东省、湖南省将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布点规划权限由省级下放至市级。其中广东省2014年制定的《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的实施细则》对批发企业布点规划提出了要求。
在湖南省14个市州目前公开可见的2024—2028年批发企业布点规划（含征求意见稿、送审稿）中，长沙市、永州市等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
1.3各地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的要求从各地近期发布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方案来看，各省、省内各市甚至市内各县（区）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的要求各不相同。本文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布点规划要求，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
2.经营布点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政策依据不完善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与资源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城乡发展不均衡，各地风俗习惯也各具特色。加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活动主要集中
在湖南浏阳、江西上栗、湖南醴陵等少数地区，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从国家层面统一制定全国烟花爆竹经营布点规划要求的难度。
从地方政策层面来看，山东、云南分别于2005年、2014年出台了相关文件，浙江、贵州分别于2024年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其余19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未制定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布点规划要求。仅有广东省在2014年制定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了零售点布设标准，即“原则上每1000户人口的区域内布设零售点不超过2个，且相邻零售点之间的距离不小于50米”。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制定于10年前的实施细则已难以满足当下的实际需求。
2.2规划布局与市场需求脱节原有的布点规划大多是基于当时的人口分布状况制定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兴产业的崛起，人口集中区域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现有的经营布局点与当前市场需求之间出现错位，具体表现为部分地区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过于集中，导致资源配置不均衡。不合理的布点规划不仅增加了运输成本与时间成本、降低了市场供应效率，还制约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市场竞争力。
2.3方案制定缺乏科学指导从近年来各地公开发布的烟花爆竹经营布点规划及布点方案来看，编制工作普遍缺乏科学依据。一方面，部分地区在方案编制工作中主要依赖原有工作经验，规划点数量和布局点位与往年基本一致，未能根据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另一方面，还存在照搬照抄现象，除控制指标和布点位置有所不同外，其他内容大同小异。这些现象反映出该项工作缺乏系统性的科学指导。如表2所示，同一省份不同市县乃至同一市县不同区域的布点规划要求差异显著。虽然各地经济体量、人口分布、市场需求客观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差异过于显著的现象表明，各地在方案制定过程中缺乏统一的科学指导。
部分地方在制定布点规划时，将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或零售店（点）的面积、存放限量、消防电气要求、经营行为规范及安全管理要求，甚至经营许可证取得的行政条件，列为布点的前置条件。此类做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符。
此外，针对烟花爆竹经营点位布局规划的专项研究极少，相关行业标准与地方标准也未见公开资料，明显落后于烟草零售点、充电桩、加氢站等领域，标准体系建设亟待加强。
3.科学提出布点规划的对策
3.1出台指导意见，完善配套制度省级乃至国家级烟花爆竹经营监管部门应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加强项层设计与统筹协调，打破行政区划壁垒，研究并出台烟花爆竹经营布点规划的指导意见或实施细则。可参考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在制定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规划中的先进管理经验，从编制原则、布点规则、控制总量、动态调控，以及禁入情形与放宽条件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为各地合理制定布局规划提供有效指导。
为便于日常管理和行政服务，可同步制定规划实施细则或解释性说明文件，对部分笼统条款进行细化分类、解释说明，明确管理执行标准。这既有助于强化政府在政策制定与行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又有利于增进社会公众对合理布局规划的理解与支持[。
3.2分级分类，因地制宜开展规划设计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布局模式为烟花爆竹经营布点规划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例如，《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指导意见》将布局模式根据地域实际情况划分为“距离调控、总量调控、距离+总量调控”三种类型。“距离调控”是通过零售点之间的空间距离来调控数量，适用于公路沿线以及城市、集镇街道等可直接测量空间距离的地域；“总量调控”是对某一特定区域（场所）的零售总量进行调控，适用于相对封闭、对内经营、定位明确、功能性突出的区域；“距离+总量调控”则是结合城市功能分区、商圈特征及城乡差别，配置不同总量和间距来进行调控。
烟花爆竹经营布点可参考上述思路，结合区域差异，在内陆与沿海、东西部及不同经济、人口规模的地区进行分类试点。试点层级可覆盖省、市两级，借助已建成的监管平台，通过多样化实践总结共性规律与特色路径，为在全国层面的政策推广提供多层次的参考。省级监管部门可选择烟花爆竹经营工作基础相对较好、重视规划工作且具有试点条件的县（区）进行试点，探索有效的模式和路径，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引领并推动全省进行科学、规范、合理的规划。
3.3规范布点规划方案的制定流程烟花爆竹经营监管部门在制定布点规划方案时，应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事先应充分调研当地烟花爆竹经营现状，包括销售区域分布、销售体量、人口分布、现有布点、民风民俗习惯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布点规划方案草案应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尤其要注重征求烟花爆竹经营业主的意见。必要时可召开听证会，邀请行业专家进行评审论证。
规划草案经内部合法性审查和公平性竞争审查后，由议事机构集中审议形成送审稿。根据实际情况，可再次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随后提请同级人民政府司法、审计部门分别开展合法性审查与公平竞争审查，最终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印发实施。
3.4引入科学技术，加强科学研究实现烟花爆竹经营点位的合理化布局，需以科学化的方法论作为理论支撑，积极探索烟花爆竹经营点位的合理布局策略，充分发挥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当前，部分地区已开展了有益探索。
例如，福建省永安市主导开发了合理布局可视化智慧平台，该平台能够基于数据驱动，根据零售户销量、户均收入、申请率等数据的变化，对零售点布局进行实时调整与优化口，程鹏等人采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FAHP）与运筹学线性规划方法，评估烟草零售点总量、间距的合理化程度；秦远福等人引入元启发式算法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并求解物流网络规划模型，实现了跨行政区域的物流网络布局规划4。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应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领域布点规划的科学研究，充分运用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技术，针对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意愿和能力、销售数据、公共交通及仓储物流等异构数据进行建模，探索构建烟花爆竹经营布点综合分析研判模型。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规划编制向精细化、智能化、高效化方向发展，为构建科学合理、安全优先、公平公正、便民利民的烟花爆竹经营环境提供技术支持。
以奋进之力谱写美丽河南建设新篇章
省社科院课题组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一年来，全省上下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统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在流域治理、污染防治、绿色转型、生态修复、监管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河南绿色基底愈发鲜明，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大幅增加，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成果丰硕
河南坚持系统观念，实施精准治理，推动重点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整体跃升，扛稳了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与保障南水北调中线“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政治责任。深入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推进黄河干流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全域贯通，实现省内主要一级支流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达到Ⅱ类标准，流域优良水体比例提升至90%以上，劣Ⅴ类水质断面稳定消除。全力守护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持续开展丹江口库区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加强水源地、总干渠两侧的环境风险防控，提升水源区城镇污水处理能力，2025年完成库区747个村庄污水治理、512个入库排污口整治清零，从源头削减污染负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及河南境内干渠水质长期稳定在Ⅱ类及以上。加快推动淮河、海河等流域综合治理，常态化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圆满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人民群众的亲水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
二、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成效显著
河南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攻坚力度，拓展治理深度，推动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向纵深发展，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2025年，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3.7%，改善幅度居全国第三，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4.9%。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城市黑臭水体长效治理、重点行业污水深度治理方面取得突破，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加快推进，沙河（漯河市段）、小浪底水库（洛阳市、济源市）入选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强化源头管控，积极推进固体废物及新污染物治理。实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乡镇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行动，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典型经验模式在全国推荐示范。全省土壤环境质
量总体稳定，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良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连续多年保持100%。
三、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河南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将绿色低碳转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产业结构、能源体系、交通运输和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协同发力，绿色低碳转型的基础更加坚实、动能更加强劲。坚持优化存量和提升增量并重，系统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发展，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实现全覆盖，先进装备、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群成为全省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强劲引擎。2025年全省新培育绿色工厂149家、绿色工业园区13个，入围数量均居全国第三，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煤炭消费总量有力控制，清洁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能源绿色转型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5%，风光新能源装机规模首次超过以煤电为主的火电装机，成为第一大电源。交通运输结构深刻调整，强化“公转铁”“公转水”，持续推进铁路专用线和内河航运工程建设。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所有地级市编制“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郑州、许昌在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评估中成绩优秀。聚焦废钢铁、废有色金属、报废汽车、废动力电池以及退役风电光伏组件等重点品类，积极推动再生资源精细化、高值化循环利用。
四、生态安全屏障根基牢固夯实
全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国土绿化、生态修复等方面取得系统成效，生态安全根基持续夯实。2025年全省完成造林面积44.8千公顷，获嘉县平原绿化经验被作为典型在全国推广，“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平台功能日益完善，全社会扩绿、兴绿、护绿氛围更加浓厚，绿色富民产业持续壮大，科学绿化示范省全面建成。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全面加强，沿黄湿地公园整合优化顺利完成，湿地滋养万物、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作用充分发挥，一度退化受损的湿地重焕生机。积极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有效改善矿区生态和人居环境，提升采矿损毁废弃土地利用价值。抢抓数字化变革机遇，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打造生态环境“监管智脑”，推动环境治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从人工干预向智慧治理转型，生态环境风险防控能力不断强化，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五、美丽河南崭新画卷接续绘就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河南站位服务全国全局，要锚定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进阶目标，在守底线、提质量、促转型、强功能、增动能上协同发力，推动美丽河南建设迈出更加坚实步伐。一要坚守重点流域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生态环境风险管控，坚决扛稳政治责任，保障黄河长治久安，筑牢南水北调中线安全屏障，推进淮河、海河、长江流域系统治理。二要巩固蓝天碧水净土“防线”。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稳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与新污染物治理。三要把准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主线”。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能源、产业、交通运输的绿色低碳转型，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和循环利用，培育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风尚。四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底线”。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物种多样性保护，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五要拉高绿色动能释放“上线”。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对标生态环境法典，推进地方法规立改废释，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互促互进的生态经济体系，完善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交易体系。
以民生之笔绘就幸福河南新画卷
省社科院课题组
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河南省委、省政府牢记嘱托，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交出一份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
一、坚持就业优先，筑牢民生幸福根基
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延续并顶格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有力支持。2025年共统筹就业补助资金40.1亿元，减征失业、工伤保险费70.55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3.3亿元，支持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2.7亿元，带动和吸纳就业超10万人。
职业技能培训提质增效。启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2025年完成职业技能培训284.1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73.5万人。全省技能人才总
量突破2000万人，高技能人才总量超过700万人，更多劳动者实现了学有所长、技有可为、业有所就。
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有力。聚焦重点群体开展差异化、精准化就业帮扶。实施“432020”计划，启动“人工智能+”就业三年行动，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万名大学生助企服务”等专项计划。开展“春风行动”“春暖农民工”活动，推动农民工就近就业与外出就业并进。2025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21.65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9.26万人，脱贫人口外出务工236.6万人，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取得实效。
就业服务网络日益完善。以数字赋能为引擎，以基层服务网点建设为载体，构建覆盖城乡的“1+19+N”零工市场服务网络，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就业公共服务。2025年新建84个零工市场，新改建2359个零工驿站和618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举办专场招聘会6222场，组织4.5万名大学生开展就业见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基本形成。
二、促进教育提质，培育新时代高素质人才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深入实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扩容工程，多渠道增加公办学位，有序落实学前教育一年免费政策，2025年学前教育普惠率达到91.84%。深化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与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工程，加快推进普通高中学校多样化特色发展。
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加速推进“双一流”高校建设和创建工作，调整优化高校布局、学科学院、专业设置。“三个调整优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省高校总数达178所，在校生320.3万人，毛入学率接近60%，本科院校增至62所。
职教与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深化。深入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普职融通贯通培养改革，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各职业院校紧扣产业人才需求优化专业结构，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和支柱产业、民生领域的匹配度提高至71.85%，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学校。产教融合平台建设扎实推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达到92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实现省辖市全覆盖。
教育改革激活发展新动能。建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考试招生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深入推进“双减”工作，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压减，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有效控制，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实现市县、学校、有需求学生全覆盖。深入推进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和校长职级制改革，常态化推进中小学教师减负，落实“一补两贴”惠师政策，构建结构合理、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
三、深化医疗卫生改革，护佑百姓生命健康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国家医学中心（中医类）和12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加速推进，完善“十大功能”。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南阳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南医院等重大项目取得新进展。通过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促进本省公立医院高水平发展，基本实现“大病不出省”的惠民目标。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全力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健全医共体深层治理和运行机制，构建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2025年，河南将国家安排的3.5亿元县域医共体医疗设备更新资金全部投入乡镇卫生院，400多所乡镇卫生院实现了硬件换新。建成100个县域医疗卫
生次中心，新增106个基层服务实践样板，全省99.6%的乡镇卫生院达到国家能力标准。
医保改革向纵深推进。启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快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助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建立医保资金结算季报制度，2025年下达资金458.3亿元用于提高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创新推出“便民就医”28项措施，全面开展家庭病床服务，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实现三级医院和二级公立医院全覆盖。
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兜牢民生安全底线
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在社会保险扩面、提质、优服务上持续发力，社会保险的可持续性、安全性、规范性不断增强。各类险种参保人数继续增长，2025年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7875.64万人、1150.58万人、1151.92万人。社会保险基金平稳运行，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补齐了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短板。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稳步提升，2025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第21年连续上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人均标准上调175元，失业保险金月人均标准上调至2115元。
社会救助精准高效。2025年，省财政民生支出236.3亿元，为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孤儿、残疾人等困难群众做好兜底保障。基本生活救助标准大幅提升，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低保标准的1.3倍同步提高。数字赋能社会救助服务效能提升，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对529万已脱贫人口和防返贫监测对象进行常态化监测和精准帮扶。上线运行“河南救助通”AAA小程序，将救助服务延伸至群众“指尖”。
“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推进。加大对“一老一小”关爱和帮扶力度，持续提升养老托育服务供给能力。2025年筹措资金28.3亿元改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实施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加强老年助餐场所建设。截至2026年3月，累计完成1054个乡镇敬老院转型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新增护理型床位20422张，新增专业护理人员1343人，建成9500余个老年助餐点。
2025年发放育儿补贴181.2万人，新增普惠性托位9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6个，省、市、县三级托育服务中心体系初步形成。
以治理增效营造安定有序社会环境
省社科院课题组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强调要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并就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作出系统阐述，为河南加强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来，河南全面贯彻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突出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着力增强社会治理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一、抓好党建引领，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有效落实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一年来，河南坚持抓好党建引领这个根本，切实把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机制不断健全。成立由省委书记任组长的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意见和工作任务清单，不断深化运用“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开展16个专项行动攻坚。二是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效发挥。抓牢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两个“基本盘”，高标准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优配强党组织带头人，对软弱涣散村党组织“一村一策”靶向施治。2025年，撤换村党支部书记1600余人，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2856个，新选派3.3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招聘5100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推动5272家物业服务企业、1.03万个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实现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三是抓好“三新”领域党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不断增强。围绕“党建强、发展强”，打造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两支队伍，建强网上和网下阵地，有力促进了新兴领域各类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围绕“找、建、服、用”，创新党建工作思路、方法和手段，抓好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压实平台企业责任和属地责任，深入推进“三新”领域党建工作，促进全省“三有”非公企业和省级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明显提升。
二、突出强基固本，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持续下沉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基层治理是实现高效能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一年来，河南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
持续推进“五基四化”建设，社会治理重心不断向基层下移。一是完善治理机制，推动社会治理提质增效。持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突出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化用好“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不断调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全面建立和执行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小马拉大车”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完善“五社联动”机制，畅通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二是细化网格治理，提升精准化服务水平。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网格建设、提升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的实施意见》，推动20多个部门网格“多格合一”，实现全省33.9万个网格“一格多用”。系统整合基层治理资源，推动条线部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放，引导340多万名社区志愿者深入网格服务群众。分类建立网格事项清单和网格员职责清单，防范把“大抓基层”变为“大压基层”。三是联通治理平台，推动基层治理高效运转。出台《市域基层治理平台建设指南》，19个市级平台全部投入运行，实现省、市两级政务大数据、政务服务、“互联网+监管”等平台联通，建立贯通国家、省、市三级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提升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三、聚焦服务群众，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年来，河南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行党员积分管理、在职党员社区报到等做法，健全党员在岗离岗、网下网上、平时应急作用发挥机制，引导党员在推动高效能治理中当好排头兵。二是畅通和拓展汇集社情民意渠道，及时满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有效化解一批信访积案和难题。三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推动教育资源扩优提质，扩大优质医疗服务供给，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四是提升政务服务便捷性，完善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一个号码”“一线应答”机制，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2025年累计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46项，办事环节和时间等综合压减率达到88.5%，全省12345热线日均受理量3万多件，服务满意率达90%以上。
四、盯牢风险防控，社会安全治理水平切实提升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一年来，河南树牢底线思维，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
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一是推进法治和诚信建设，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有力发挥。制定出台《河南省社会治理条例》《河南省关于深化高效能治理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法规，为推进社会治理提供刚性制度支撑。积极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促进了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二是健全矛盾纠纷治理机制，社会稳定风险防控更加主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矛盾纠纷属地管理、源头防范和多元化解，健全完善网格走访巡查、源头发现、分流交办、协同处置、结果反馈、效果评价工作机制，更好地发挥网格治理的“前哨”作用，做到民情在网格掌握、矛盾在网格化解、隐患在网格排查、问题在网格解决、服务在网格开展，推动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深化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公共安全环境不断优化。健全“网格常态化排查+重点领域专项排查+群众主动上报”立体化排查体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2025年全省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18%、18.7%，治安、刑事案件立案数分别下降13%、18.1%。
在厚学立论中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调研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6年5月11日）
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仅要看这个民族所取得的物质成就，还要看她为世界贡献了怎样的精神力量。
知识体系，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是在世界文明格局中辨识其坐标、衡量其贡献的关键标尺。
中华传统知识体系曾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但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精神世界也经历了剧烈震荡。尽管如此，在探寻复兴之路的同时，对于现代知识体系的求索叩问也从未止步。
如今，中国式现代化正在火热推进。物质生产、文化建设、治理实践的背后，是知识的更新、理论的跃升。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
凝练标识性概念、总结原创性理论、推进范式变革与方法创新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迈出坚实步伐。
近日，本报调研组深入高校和科研机构，走进知识分子群体，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如何推进，听学者说变化、谈感受、分享真知灼见。
备受冲击：传统学问丧失主体地位
“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
“今日者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
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和钱穆各写成一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名相同、对象重合，观点却判然有别——梁著主张以西方为镜，破旧立新；钱著呼吁以历史为基，守护根本。两位学术巨擘的相左意见，恰是那个时代“古今中西之争”的缩影。
鸦片战争，令国人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被西方“分科治学”冲击得七零八落。
“从经、史、子、集‘四部’，到西方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中国传统学问被压缩、固化，进而被分解。”回顾那段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感慨，“传统学问被分解到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等‘现代’学科之中，传统知识体系的统摄地位荡然无存。”
以至于冯友兰在著述《中国哲学史》时开宗明义：“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然而，若以西方哲学为唯一标准，将中国思想简化为“材料”，那还是中国哲学史么？金岳霖的这一疑问，反映了知识界共同的困惑。
这一困惑，久久萦绕于中国知识界。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工夫论、顿悟、礼乐文明等都是难以用西方哲学标签化的。当我们用西方哲学框架去证明‘中国是否有哲学’时，无论得出怎样的结论，文化自卑的底色已然存在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臧峰宇向调研组做了进一步分析，“‘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模式，消解了哲学观念的多样性，也使中国哲学研究丧失了主体性。”
丧失主体性的，又岂止哲学？
从“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当外来尺度成为“标准”、本土传统沦为“例外”，中国学术步入了漫长的“学徒状态”：用韦伯的分析框架解释中国社会，用卢梭的理论范式丈量中国法制，用洛克的叙事方式讨论中国产权，甚至连现代汉语语法的构建，也不得不“借鉴”拉丁语语法体系破茧尝试：本土探索重建知识坐标魁阁，一座位于云南昆明市郊的三层六角木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里是供奉主宰文章兴衰的魁星的地方，抗战期间，曾是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正是在这里，费孝通、田汝康、张之毅等怀揣学术报国之志的年轻社会学者，开启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序幕。
“本着‘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的坚持，费孝通写出了
《禄村农田》等经典之作，也为此后‘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等概念的提出打下了基础。”站在魁阁入口，感怀一代大师的学术历程，云南民族大学校长王启梁说，“魁阁时期，费孝通从一个受过系统西方学术训练的社会人类学者，成长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社会学家。这一学术历练，使其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重要性。”
在那个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学说纷至沓来的“思想战之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知识界增添的，不仅仅是一门新学说。它带来的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性的“世界观革命”，和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等科学方法，与中国实际结合，彻底革新了一代中国学人理解中国历史、诊断社会痼疾、探寻民族出路的方式。
“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等核心概念，“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劳动价值论”等分析框架，重塑了中国学术的书写范式。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孙冶方的“价值规律论”一批植根中国大地的学术探索由此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体制不断改革完善，以此为基础，哲学、历史学、文艺学、经济学等逐步建立，一批学科先驱陆续涌现，开山之作应运而生，为学术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然而，机械照搬苏联模式，让我们在学科建制、教学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一度走过不少弯路。改革开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新的恢复与发展期：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重建，
教材重编，学术期刊复刊创刊，新的学术规范与评价体系逐步建立。但是，伴随西方学术思潮的大规模涌入，身处“补课”阶段的中国学术界，再一次暴露出主体欠缺、路径依赖等问题。
“错把他乡作故乡”的本土化焦虑，在法学领域表现得尤为尖锐：从德日到苏俄再到美国，自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研究一直在“该学哪一家”中徘徊，核心概念几乎全部是舶来品。
“世纪之交，邓正来发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长文，文中对中国法学自主意识生成与发展的思考，对‘本土资源论’‘权利本位论’‘法律文化论’等学术主张的评论与研究，极富学术张力。”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付子堂表示，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学者开始系统梳理法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努力迈向新阶段。
“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进程，远非单纯的知识更替，而是一个从断裂调适到复归贯通的漫长历程。其间，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承继，也有对异域新知的选择性吸纳，更有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自觉坚守。”上海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张允熠深有感触地说，“每一次拓展，都是学界试图摆脱路径依赖、重建思想坐标的尝试！”
应时而生：生动实践呼唤学理突破
“长久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笃信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背后必有道理的支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真心学习、用力践行这些道理，就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追赶上发达国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说。
但现实情况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面对诸多全球性问题时，其深层的局限性正日益显露出来，“包打天下”已经力不从心。
“面对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复苏乏力、政治民粹突起、社会撕裂、安全与治理失序，西方理论正面临找不到出路的困境。”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表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超越西方知识体系，重新构建基于真正全球意义上的新的发展、安全和治理知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的实践让世界重新‘发现’东方智慧，重视当代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周丹对调研组说。
“回想2012年，当时中国崛起在世界范围内本质上还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并未在政治、社会、文化认同等更广泛层面被过多关注。但随后中国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事务等不同领域，展开了翅膀。”长期关注中国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21世纪，中国的崛起不仅将改变全球格局，还将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精神世界。法国知名学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认为：“事实上，无论文化、政治、经济、价值观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全球化问题都离不开中国。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在各个领域为世界提供经验。”
仅用了8年时间，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破解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全球性难题；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创造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绿色奇迹，中国，以新发展理念探索出与西方不同的生态治理之路；“人文经济学”“人民城市”“投资于人”等概念的提出，将价值理性与人文关怀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国，补齐了西方经济学难以破解的功利化发展短板新时代“中国之治”全景铺展，作答时代之问、回应世界关切。
事实上，每一项世界性难题的破解都绝非偶然。国际学术界蓦然发现：中国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创造的文明新形态，是“中心—外围”“冲击—回应”等西方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展现了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劲动力与广阔空间。”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说。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
累土成台：厚积硕果开启学术新篇
哲学社会科学就像一只风筝，无论它在天空中飞得多高、多远，那根牵引之线都牢牢植根于时代土壤之中。
“‘中国奇迹’不能仅停留在经验层面，要更好地通过中国自主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表达出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肖贵清指出，在总书记和党中央擘画下，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正在成为中国学界越来越坚定的行动自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正在全面搭建。
标识性概念重塑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自我”，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迈入新阶段。
“彰显‘中国特色’、实现‘中国自主’，是构建知识体系的核心问题。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不断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通过‘术语的革命’发展出自己的研究范式、个性特色和核心竞争力，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一环。”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同舫表示，“术语的革命”并不是空洞的语言游戏，而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交往活动变革的产物。马克思赋予“剩余价值”新内涵、创造“劳动力”新概念，都是“术语的革命”的经典案例。“立足新时代经济实践，‘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等新概念、新范畴，同样提供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新视域。”
“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发出贡献世界、拥抱未来的时代强音；“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政府建设”书写中国特色民主法治的温暖篇章；“网络主权”“数字空间治理”贡献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治理型国家”为解读人类文明形态提供新的思路……
这些标识性概念既精准解码中国奇迹，又为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此同时，通过推出一批具有突破性、系统性、引领性的原创理论成果，
我们实现了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的历史性跨越。
浙江安吉余村的山林新芽，见证着一场深刻的发展变革。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点点新绿一路生长，蔚然铺就覆盖华夏九州的浩瀚林海，浸润万家灯火，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生活底色。
深汲中华文化底蕴、饱含济世为民情怀的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摆脱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发展模式，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方位蝶变。
如此源自中国大地、回应时代需求的理论创新，闪耀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涵括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宏观经济治理等重大范畴，搭建起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本土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植根中国法治现代化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演进贡献经验与智慧；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理论系统梳理中华文明赓续与创新的内在规律，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夯实哲学根基；汉语自主语法理论揭示汉语内在本质，打破西方语法理论长期垄断的解释框架；本土社会学理论立足中国社会转型与基层治理现实，构筑契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理论谱系……
一系列理论突破，为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了坚实学理支撑。冲破传统分科壁垒、告别单兵作战模式、夯实育才造士根基、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知识生产格局全方位创新研究方法范式，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在北京大学，围绕“区域国别学”的热烈讨论不断升温：“全球南方在复合世界中的地位”“欧洲的未来与中国的过去”“区域国别研究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工作”这些话题吸引了众多学者、学子参与。
“区域国别学因‘用’而生，生命力在于学科交叉，诸多学科知识有机融合，最终绘出一幅关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正是这种有机融合，大大增强了学术研究叩问时代、观照现实，服务中国、洞察世界的能力。”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乘旦对调研组说。
和区域国别学一样，近年来，国家安全学、纪检监察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新兴一级学科纷纷设置，正以学科布局优化重塑知识生产范式。“我们正从亦步亦趋的‘移植’，迈向自立自强的‘构建’。”这是学者们的普遍共识。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思想碰撞，更需要力量保障。调研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创新学术研究组织体系的实践，正在全国蓬勃展开。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文物全球巡展，青铜方尊、青铜人像、青铜面具等国宝，惊艳世界。
“这些珍贵文物能够重见天日，与多学科交叉融合、跨单位协同联动的考古研究方式密不可分。”三星堆考古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王巍告诉调研组，三星堆考古聚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40余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围绕20多个研究方向，组建了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综合研究于一体的团队，创造了考古学、历史学、地质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资源联合攻关的新模式，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由此诞生。
调研中，记者看到：学术共同体助力敦煌文物保护、中华文明探源等重大文化工程加速落地；科技考古实验室、数字人文实验室、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等相继建成；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大学联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行业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联盟等组团发展有组织科研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同时，数字技术正在重构知识生产。依托“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杜甫的漂泊行旅与诗文创作得以直观呈现；借助“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古代丝绸之路的物资流通与气候变迁被深度解读放眼更广阔学科版图，AI知识图谱、大数据与量化模型、智能文本、虚拟仿真等技术渗透各个学科，学者们由此洞悉传统治学视角下难以发现的隐秘脉络。
“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才”“如何培育人才”，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进程中绕不过的重大课题。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作室”格外引人注目。
“学部委员工作室，会聚优秀青年人才，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学术平台，在持续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同时，充分发挥学部委员的‘传帮带’作用。”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翼说。
类似的积极探索还有很多：南开大学“高层次人才倍增行动计划”，以“人才特区”集聚英才；武汉大学“弘毅学堂”，加快推进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山东大学“学堂+学院+大平台”联动融合发展，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我们培养的人才，既要能深耕学术增才干，更要能勇立潮头扛重担。”张翼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画地为牢’‘自说自话’，而是要把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发展联系起来，以深入对话打破认知壁垒，以多元视角思考文明走向。”调研组在采访过程中，经常听到学者们这样说。
开展中外图书互译计划、国际出版版权数据库建设项目等工程项目，架起学术交流的桥梁；建立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埃及考古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构建相知相近的交流机制；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世界古典学大会等国际会
议，打造文明对话的平台“互学互鉴构成人类在文化上扬弃自我中心化，进而克服偏见的有效路径。”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指出，正是在沟通“中国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的过程中，努力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宏大格局。
未来可期：征途漫漫坚信行则将至
孜孜耕耘，结出累累硕果；漫漫征途，犹须上下求索。
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前人未至的新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调研中，学者们坦言：原创性理论供给仍不足，体系化建构还要加强，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影响力亟待提升打破西方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期垄断，坚守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和原创性，还要久久为功。
“坚持‘两个结合’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原则和方法，把‘两个结合’的学理研究挖透做实，是学界还需不断努力的方向。”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说。
“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度，要看其在基础理论层面是否作出了突破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炳权认为，以“真功夫”求解国家和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要确保知识体系构建与实践创新同频共振。
“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凤城说，“三大体系”建设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要更多鼓励交叉融合、跨界创新，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复合型、创新型专业人才。
调研中，很多学者都谈到，构建数智时代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了解并适应大科学、大数据、大智能条件下的知识生产规律不可或缺。如何强化数据思维、提升人机协同效能、完善适配机制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必须解答好的新课题。对此，他们建议：在现有科研基础上统筹力量、整合资源，打造高标准、专业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大模型基础平台。
“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说得通’‘立得住’，还要能‘传得开’‘走得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以政治学研究为例提出，将中国治理奇迹提炼为理论体系，要形成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代表新型政治文明的政治学叙事、说理、逻辑，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解和支持。
……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如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迎来了从“奠基”走向“深化”的关键时期。推动中国知识生产实现体与用、守正与创新的贯通统一，完成从“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向“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的跃升，让全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重任在肩，未来可期。
治理与发展的高效有机统一
郑州日报社、郑州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2026年5月14日）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要实现发展与安全间的良性互动，关键是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更精准化的投入、更高效能的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郑州“八个统一”的治理成效中“治理与发展高效有机统一”，揭示了城市治理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是郑州特大城市治理实践中最具辩证智慧的创新成果之一。
一、治理与发展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有机统一体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治理则是保障发展行稳致远的前提和保障。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旨在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美好社会生活及优良生态环境的协调。但高质量发展的实现不是凭空的，需要有高效能治理的保障。高效能治理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安定有序的前提和基础，旨在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是内在统一的。
对于郑州而言，没有持续发展，治理就会缺乏资源支撑与前进动力；没有高质量治理，发展就可能失速甚至陷入失序。
当前，郑州全市域城市建成区面积达1431.65平方公里，人口超千万，正处于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关键发展阶段。一方面，国家战略纵深布局、产业“换道领跑”、文化软实力提升等多重机遇叠加，为城市发展注入强劲势能；另一方面，城市安全韧性短板、经济转型阵痛等风险挑战也在增多。要持续保持发展活力，必须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这既是应对复杂多变外部环境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以发展筑牢治理基础。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省会及国家中心城市，近年来持续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率、拓展治理深度。郑州的发展对全省治理格局起到了“定盘星”作用，既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也提升了省级层面在资源配置、产业布局上的统筹效能。深入推进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以“城市大
脑”为核心枢纽，加速5G网络、物联网感知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整合公安、交通、城管、应急等多部门数据，在交通拥堵、应急指挥、环境监测等领域深度应用AI和大数据技术，推动城市治理从“数字化”向“数智化”迭代升级。同时，持续深化对外开放与制度创新，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开放、国际物流处理、跨境数据流动、国际标准对接等领域积累成熟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以治理释放发展红利。城市治理通过制度创新、空间优化和民生改善释放巨大的发展潜能。在制度创新层面，郑州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通过简化审批流程、推行“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一网通服”和“一件事一次办”，大幅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吸引大量企业落户扎根，更带动了电子信息等产业链的集聚，为城市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空间优化层面，作为特大城市，郑州面临“枢纽大、城市堵”的共性问题，通过智慧交通系统优化路网效率，推动“站城融合”，将交通优势转化为产业和人流优势。面对公共服务不均的问题，郑州从完善法治环境、优化行政审批、打破市场壁垒入手，稳步推进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加大对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市民的服务保障力度，深入推进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此外，郑州还通过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体系，持续防范化解金融、生态、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风险，为城市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二、治理与发展高效有机统一，要以系统观念统筹全局，将发展的“速度”与治理的“精度”深度融合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以系统观念统筹全局，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统筹处理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形成“以高效能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效能治理”的良性循环。
坚持系统观念，既是应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的现实需要，更是提升城市能级、优化民生福祉的方法路径。“速度”代表发展的动能与规模扩张，“精度”代表治理的效能与结构优化。郑州从“大”到“强”的跨越，跳出了“唯速度论”或“唯治理论”的思维局限，通过以系统观念为指引，将发展的加速度转化为治理的精准度，又以治理的精细化反哺发展的可持续力，确保了城市建设既有速度又有温度、既有规模又有品质。
加强顶层设计的系统性。通过系统性顶层设计，构建起高效、协调、精准
且具有持续改进能力的“十个一”治理体系，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管理模式，建立起跨部门、跨层级的统筹协调机制，从政策制定的源头确保效率与质量的统一。
强化数字赋能的系统性。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的投入，引进和培养高水平的人工智能人才，推动AI技术在城市管理、交通优化、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深度应用，从而提升城市的智能化水平和管理质效，实现发展速度与治理精度的有效结合。
完善评价体系的系统性。群众满意度最能够反映政策实施效果，发展与治理必须以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郑州通过改革政绩考核体系，评价指标既关注增长速度，也将治理成本、群众满意度等反映治理精度的重要指标纳入考核范畴，引导各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落到实处。
三、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推动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治理优则发展进，发展进则城市兴。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治理、在治理中发展”，推动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良性互动。
当前，各地竞相落子布局城市治理新样板，大力推动城市治理效能提升。例如，上海深化“一网统管”改革，成都聚焦打造“公园城市、安逸家园”，深圳探索“法治+科技”双轮驱动。郑州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在“十四五”时期发展和治理成就的基础上，面向“十五五”需着力构建发展与治理高效有机统一的现代化城市体系，为郑州城市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支撑。
以空间规划引领为基。加快构建“功能复合、布局合理、集约高效”的现代化空间格局，推进郑东新区、航空港区等核心区域提档升级，推进中心城区与周边城区、开发区的无缝衔接，加大规划监管力量投入，切实提升城市规划实施效率和质量。
以功能品质优化为要。进一步构建协同高效的功能区集群，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打造国际化、现代化、人性化的城市功能集群，推动城市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以治理体系创新为脉。治理创新是提升城市效能的核心引擎，要强化城市智慧治理中枢，持续推进“一网统管”“一网通办”治理模式，全面提升城市治理运营水平，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服务提质增效为核。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精准识别市民需求，合理分配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资源，持续完善政务服务机制，提升城市服务质量与效率，切实提高市民的幸福感与满意度。
以安全稳定保障为重。建立和完善城市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提升城市整体安全韧性，为市民创造更加和谐、安全的生活环境。
四、结语
治理与发展的高效有机统一，核心在于把治理的“精准度”转化为发展的“加速度”，把治理的“安全感”转化为发展的“确定性”，把治理的“覆盖面”转化为发展的“包容性”。郑州的实践证明，治理与发展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当治理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当发展成果反哺治理升级，便能形成“治理—发展—治理”的正向循环。面向未来，郑州需持续以系统观念统筹全局，统筹推进治理与发展高效有机统一，以改革创新破解难题，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持续探索发展与治理“双向驱动”的成效经验，为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贡献郑州智慧。
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
郑州日报社、郑州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2026年5月10日）
郑州党建引领网格化高效能治理，在实践中形成了“八个统一”的治理成效和特征。在这其中，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是“八个统一”的重要支撑。
作为常住人口超千万的国家中心城市，郑州人口密集、功能多元、运行复杂，治理难度突出。近年来，郑州始终以党建为统领，将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统一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坚持专业力量与群众路线深度融合，凝聚社会力量与群众智慧，发挥全市10万名网格员和1.4万名社区工作者“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有效推动条线部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放，2.8万名机关干部下沉网格，2594名年轻干部进网格历练，广泛动员近3000支专业调解队伍、7000名快递员及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9500名“五老”人员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形成了“专业治”与“群众防”紧密融合的共建共治共享生动局面，走出一条党建引领、专群协同、多元共治的高效能治理新路径，为全国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贡献了郑州智慧。
一、“专业治+群众防”锚定专群结合高效有机统一的核心内涵
总书记强调：“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既是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在特大城市治理中的具象化实践，又是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重要理论范式与制度创新；既传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又精准把握特大城市治理规律。
专群结合的逻辑根基与价值旨归。从理论本源看，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深刻回答基层治理“依靠谁、为了谁、怎么治”的根本命题。作为全过程互动治理的典型形态，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突破传统单向管理与运动式治理局限，强调治理主体、责任、过程的协同，推动专业力量与群众力量从分散并行转向双向嵌入、上下联动、闭环运行，构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运行机制。“专业治”和“群众防”的有机统一。从机制安排看，以“专业治+群众防”为本质内核，坚持专业力量与群众路线并重、职能部门主责与社会广泛动员协同。“专业治”突出治理的制度化、标准化、法治化，以党政部门、执法队伍、专业社工和技
术平台为支撑，承担风险研判、政策执行、应急处置、执法监管等核心职能，筑牢基层治理的刚性底座。“群众防”彰显人民主体地位，以网格化体系为载体，畅通群众参与、协商、监督渠道，激发群众自治内生动力，织密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治理防线，实现问题早发现、风险早预警、矛盾早化解。
基层治理体系的结构重塑与效能提升。从治理结构看，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推动基层治理实现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与价值共创。组织维度上，治理主体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党组织为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一核多元”结构；机制维度上，构建自上而下专业赋能与自下而上群众响应的联动格局；实践维度上，聚焦新市民群体与新就业群体，通过党建引领、政府托底、资源整合，推进其再组织化与主体性塑造，推动其从“治理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成为城市治理的“移动探头”“民情前哨”，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现代化治理网络。
二、专群结合高效有机统一，彰显郑州党建引领网格化高效能治理价值
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是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机制，既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时代必然，也是破解特大城市治理难题的实践必需，具有深刻的理论、政治与现实价值。
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党的领导是基层治理的最大优势，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以党组织为核心统合治理要素，通过结构再造与组织吸纳强化政治引领与组织覆盖。一方面，推动职能部门党建、力量、责任下沉，将行政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加强新兴领域党建，以再组织化将分散的群众凝聚起来，以政治引领增强价值认同，提升党在基层的号召力与凝聚力，确保网格化治理方向正确，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
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本质要求。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以“专业治”筑牢治理底座，以“群众防”织密治理网络，推动政府、社会、市场、市民多元协同参与，实现秩序整合与价值共创。专业力量定标准、强保障，群众力量广参与、强监督，各类社会力量补位赋能，形成上下联动、多元共治的格局，让基层治理更具韧性与活力。
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坚
持以人为本，聚焦七大类新市民等群体的急难愁盼，通过政府托底、资源整合、精准服务，及时回应群众需求、维护群众利益，将治理过程转化为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过程。随着参与渠道拓宽、协商机制完善，群众的存在感、参与感、获得感持续增强，彰显特大城市治理的温度，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
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是破解特大城市治理结构性难题的现实需要。郑州人口规模大、空间布局密、要素流动快，基层治理长期面临专业力量覆盖不足、群众参与不畅、条块协同不够、末梢响应不及时等矛盾。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用专业力量补能力短板，用群众力量补治理盲区，有效破解“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的困境，推动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从分散发力转向系统集成、从粗放治理转向精准施策，显著提升治理效能。
三、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提升郑州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效能
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以结构再造、组织赋能、协同联动为实践路径，推动专业力量与群众力量深度融合，将制度、组织、民意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郑州高效能治理提质增效。推动专业力量下沉赋能，筑牢基层治理刚性底座。郑州将专业治理作为高效能治理的主要支撑，推动公安、城管、应急、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力量与资源下沉网格，健全“网格发现、分级派单、专业处置、闭环反馈”机制，以标准化、法治化、专业化提升风险研判、矛盾化解、应急处置能力，破解基层“权小责大、能力不足”的困境，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权责匹配，实现从分散处置向系统治理、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
激活群众参与内生动力，织密基层治理共治防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网格化体系为载体，搭建“小院议事厅”“线上随手拍”等参与平台，畅通群众协商、监督、反馈渠道，推动群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监督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群众力量的广泛参与，填补了专业力量覆盖盲区，形成群防群治格局，推动基层治理从政府管理走向社会共治。
促进新兴领域组织凝聚，实现治理变量向治理增量转化。郑州以党建引领推进新就业群体再组织化，健全行业党建、属地联动、服务托底机制，打造“郑骑先锋随手拍”等治理模式，引导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成为城市治理“移动探头”。新兴群体的有序参与，既延伸了治理触角、补齐了监管盲区，也增强了其政治认同感与社会归属感，实现服务与治理双向赋能。
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完善协同共治运行机制，全面提升网格化治理整
体效能。郑州以专群结合统合治理资源、理顺治理结构，推动专业治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刚性管理与柔性服务有机统一、线上响应与线下处置高效衔接，形成权责清晰、运转顺畅的高效能治理体系。
面向“十五五”，郑州将持续深化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机制，不断优化网格化治理体系，进一步推动专业力量精准赋能、群众活力充分迸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持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全国城市高效能治理创新实践中心，为特大城市破解治理难题、推进基层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与郑州智慧。
走好具有河南特色的文化繁荣兴盛之路
省社科院课题组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要求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河南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来，中原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立足河南厚重历史文化底蕴，坚持守正创新、数智赋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走好具有河南特色的文化繁荣兴盛之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一、坚持“两个结合”，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理论武装铸魂，夯实思想根基。河南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文化思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工作会议，将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纳入“1+2+4+N”目标任务体系。开展“百姓宣传直通车”“强国复兴有我”等活动，“豫讲豫出彩”已成为理论宣讲特色品牌。不断创新网络主题宣传，构建大思政课传播矩阵，增强全社会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与情感认同。加强研究阐释，强化学理支撑。河南主动践行“两个结合”根本要求，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搭建高规格学术平台，加强成果研究与转化机制建设。着力打造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品牌，奋力构建河南哲学社会科学高地，不断提升学术影响力、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主流价值培元，提升文明程度。河南大力弘扬主流价值，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在砥砺精神坐标、涵养社会风尚的道路上步履铿锵。打造“了不起的甲骨文”“中国节日”等国际传播品牌，开展“文明实践乡村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文明河南·你我同行”等系列活动，构建以“河南楷模”为引领的全省宣传选树体系，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持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向网络空间拓展延伸，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社会文明程度整体大幅提升。
二、赓续历史文脉，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河南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为构建协调保护、融合发展的大保护格局，印发《河南省重要文物建筑系统性
保护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推动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立足文物大省、考古大省优势，高位推进全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实施“营造中原”计划，为守护中原文化遗产根脉贡献力量。深化文明探源工程。河南既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核心地区，又是探究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始终持续深化考古与历史研究、文物活化利用、大遗址保护等工作。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和夏文化研究两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取得突破性成果，顺利结项。举办“考古中国·寻夏——夏文化考古新成果特展”，系统呈现“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最新成果。
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河南斩获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等展览奖项34项，全省备案博物馆409家。以“文创+数字+体验”为突破口，推动博物馆经济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型，促进文化遗产与旅游、科技、教育、创意等深度融合。打造黄河文脉数据库、河南非遗数字典藏平台，创新数字化保护利用方式，让地下的文物“活起来”“火起来”。
三、根植中原沃土，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向高峰迈进
文艺创作精品迭出。河南探索出一条以艺术精品生产为支撑、以群众文化需求为导向的文艺创作道路，精品力作实现突破性进展。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河南省文联主席刘震云，获第十五届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曲剧
《鲁镇》成功摘得第十八届文华剧目奖，实现河南在该奖项上的新突破；演员李晶花凭借曲剧《信仰》摘得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微短剧、网络文学、短视频等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为河南新时代文艺创作注入新动能。“顶端文学·奔流之夜——2025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成果展”举行，民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文艺创作。郑州致力于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开辟了新大众文艺生长新赛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创新活力全面迸发。河南不断加大对原创作品、基层文艺、青年人才支持力度，完善“文艺两新”工作体系和新文艺群体艺术系列职称评审机制。将抓作品和抓环境结合起来，对重点文艺题材、重点文艺作品探索实施“揭榜挂帅”制度，构建“大文艺”格局，激活文艺新质生产力。推动“归根还巢”工程，为豫籍在外文学名家设立研究中心，积极打造杜甫文学奖、王铎书法奖等全国性评审评奖平台，全面助推文艺豫军创作从高原向高峰迈进。
四、加快文旅融合，将文旅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加快建设文旅强省。河南以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坚持创意驱动、科技赋能、项目支撑、跨界融合。2025年，河南文旅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全省接待游客11.09亿人次、旅游收入1.08万亿元，同比增长4.1%、5.0%，洛阳、开封等地多次登顶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榜单，文旅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河南持续深化“文旅+百业”“百业+文旅”，推动文旅业态、产品、市场跨界出圈，与农业、工业、商业、体育等领域融合发展，不断培养新业态新模式。万岁山武侠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洛邑古城等持续火爆出圈。“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老家河南”文化IP美誉度提升，黄河古都群文旅目的地建设加快进程。
做强文旅支柱产业。河南科学编制文旅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重点文旅产业链群建设三年行动，制定将文旅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的目标任务举措，让文化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实施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深化“文旅+百业”“百业+文旅”，进一步促融合、强创新、拓场景、优服务，真正把文旅产业培育成现代化河南建设的重要支柱产业。
组织重构激活力模式创新促振兴关于云南省河口县供销合作社深化综合改革的调研
河口县供销合作社
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东南边陲，县域内基层社在边疆薄弱地区面临一定困境。河口县供销合作社系统长期处于“基础差、底子薄、体量小、无业务、无资金、无人员”的状态，发展濒临停滞。具体表现为：组织体系“散”。河口县社与6家社有企业、各企业之间处于较为松散状态，各自为战，缺少服务合力。人员思想“旧”。干部职工队伍平均年龄超过50岁，思想观念保守，普遍存在“边缘部门”思维和“守摊子、租房子、吃租子、混日子”的消极心态，存在“不想为、不会为、不敢为”。历史包袱“沉”。截至2023年底，系统历史遗留问题像一副沉重枷锁，使企业喘不过气，无力考虑发展。社有资产“闲”。大量资产建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不仅功能落后、形态陈旧，部分更被鉴定为危房，低效闲置与安全隐患并存，年租金收益微薄。服务功能“瘫”。传统农资、日用消费品经营网络基本瘫痪，主营业务丢失，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多成“空壳”，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彻底阻塞，河口县社在县域经济与农民心中的存在感日渐微弱。
一、主要做法
为扭转基层社发展困境，河口县社决定进行一场彻彻底底的系统性自我革命。自2023年底起，一场以“重组体系、激活人力、盘活资产、重塑服务”为核心的综合改革全面启动。
（一）重构“一盘棋”组织体系，变“指头”为“拳头”
针对“小散弱差”的局面，河口县社强化“资产经营管理中心”的实体化运营职能，将其打造为全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运营中枢”和“唯一平台”，整合原本分散在各基层社和公司的人员管理权、资产经营权、资金调配权“三权”，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筹运营。这一举措彻底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政、资源分散的格局，实现了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使河口县社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实施战略性改革和项目攻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深化“三能”机制改革，打破“铁饭碗”，激发“内驱力”
改革的核心是人，关键在于机制。河口县社以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为试验田，强力推行市场化“三项制度”改革：
一是打破人员身份、资历限制，建立四级岗位体系，所有管理岗位实行竞争上岗、择优聘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激活队伍一池春水。
二是整合原有人员，按需设岗，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电商专业人才，实现了“员工能进能出”，为系统注入了新鲜血液和现代商业思维。
三是建立健全与岗位价值、个人业绩、企业效益紧密挂钩的薪酬绩效体系，设定岗位津贴，实行差异化考核，坚决打破“大锅饭”，实现“收入能增能减”。这场人事变革，显著扭转了精神面貌，干部职工从“要我干”变为“我要干”，责任心和主动性空前高涨。
（三）创新“四维”资产盘活方式，化“包袱”为“财富”
面对沉重的债务和庞大的闲置资产，河口县社没有简单的一租了之或一卖了之，而是创新服务方式，逐步探索出多元化、组合式的盘活路径，形成了具有河口特色的资产盘活路径。
“政社共建”模式。与莲花滩乡政府深度合作，由乡政府新街社区全额投资，在河口县社闲置的老招待所地块上，建设现代化智能停车场。河口县社出地，政府出资建设，产权100%归属供销合作社，运营收益按阶梯比例分成。此举实现了完善集镇功能、群众获得便利的共赢。
“社资合作”模式。针对亟待改造但自身无力投资的桥头老旧化肥仓库，河口县社主动引入社会资本。由社会资本方出资拆除危旧仓库，并按现代标准原地重建物流仓储钢混大棚。河口县社以优惠的长期租赁条件获得新大棚的使用权和稳定租金收益，盘活了老旧资产。
“邮社融合”模式。与河口邮政分公司签订战略协议，将瑶山、桥头、新街等多处核心区位资产（包括C级危房）租赁给邮政。由邮政投入资金进行安全性加固和功能性改造，并将其融入邮政乡村服务体系。如，在瑶山网点共同挂牌“供销社为农服务中心”，共享销售渠道；承接邮政“9610/9710”跨境电商业务合作；共同推进“客货邮”融合项目。此举不仅提升了租金，更借助邮政网络延伸了供销合作社服务触角，为“开放办社、强强联合”提供了参考。
“专项整治与合规处置”模式。对长期被占用的资产依法开展清退，对部分盘活无望的低效资产进行合规处置，回笼资金专项用于化解历史债务。
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河口县供销合作社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资产收益质量和可持续性显著增强。
（四）聚力“三降两清一扭”专项攻坚，筑牢健康发展根基
专项工作作为改革的关键战役和试金石，要从顶层设计和机制建设入手，系统整治历史顽疾。
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组织专题学习，端正政绩观，确立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制定实施《关于加强社属企业内控制度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系列制度，构建长效风险防控机制。
扎实推进“清欠款、清资产”。成立专班，全面清理核实历史债权债务。对确认的外部有效债权，坚决以司法清收为主攻方向，在收回欠款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扎实推动“降费用、降‘两金’、降负债”。费用方面，严控成本，三项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从2023年的103.14%大幅降至2025年前三季度的26.27%。“两金”方面，在非经营性支出大增的情况下，通过优化管理，支出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增强偿债能力的同时，实现扭亏为盈。一方面，稳固农资供应传统业务；另一方面通过拓展进出口贸易、电商、金花皇茶等新业务，企业经营实现根本扭转，连续两年盈利，步入良性轨道。
（五）重塑为农服务根基，重拾信任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服务“三农”。河口县社推动服务功能全面回归与创新：
夯实农资保供“基本盘”。主动竞标县域水稻旱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政府农业项目肥料供应，2025年供应化肥约1300吨，以“优质平价、直达田间”重塑主渠道形象，服务粮食安全大局。
打通基层组织“末梢循环”。2023年以来成功领办5家村供销合作社，并直接配送平价正品化肥，使其真正成为服务农民、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实体阵地，有效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
拓展产销对接“新航道”。一方面全力发展电商，组建团队运营多平台店铺；另一方面深化与邮政“邮乐小店”、云南省社“云品惠”等平台合作，销售当地沃柑、红糖等农副产品；同时探索开发“金花皇茶”自有品牌产品，推动产业增值。
二、取得的成效
历经近两年的攻坚克难，改革成效日益凸显，系统面貌发生根本性转变。经济指标实现“V型”反转与质量提升。2025年销售总额同比增长6.94%；
在大力化解历史包袱的同时，实现连续两年经营性盈利，所有者权益稳步增长
至826万元。更关键的是，通过“三降两清一扭”，费用率、资产负债率等健康指标显著优化，发展质量全面提升。
系统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从“一盘散沙”变为“一个拳头”，从“无人问津”到“合力攻坚”，河口县社的统筹指挥能力和系统的协同执行力进一步增强。
内生发展动力充分激发。“三项制度”改革激活了“人”这个最关键要素，干部职工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服务意识显著增强，主动谋事干事的氛围已然形成。
历史包袱大幅减轻。不仅遗留问题得到化解，更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了历史清欠的“老大难，建立了债权管理的长效机制，为企业轻装上阵扫清了障碍。
为农服务功能“强势回归”。农资供应主渠道地位更加巩固，村级服务网络从无到有，电商等新型流通方式开始起步，供销合作社在党委、政府和农民群众中的认可度、影响力稳步回升。
发展基础与信心同步夯实。资产质量显著改善，现金流趋于健康，内控体系不断完善，全体干部职工对供销事业的未来重燃信心。
河口县社的改革不仅是一场源于生存压力的被迫革命，更是一次指向高质量发展的主动进化。它生动诠释了“扁担精神”“背篓精神”在新时代的内涵
——不仅是吃苦耐劳，更是敢于改革的勇气、善于创新的智慧、勇于担当的作为和一心为农的坚守。其探索形成的“组织重构、机制创新、专项攻坚、服务重塑”一体化改革路径，对于激发边疆地区基层社内生动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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