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修班结业仪式上的总结致辞

在研修班结业仪式上的总结致辞

（2026年7月）

非常感谢嘉军，感谢倩琳。首先我希望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施畅老师以及我们会务组团队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大家做了这么出色的服务工作。正如一部优秀的电影离不开一个好的制作团队，而他们的名字往往只出现在片尾，但值得我们所有人的等待和掌声。同时，本次研修班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么多优秀的老师和同学，得益于全国最优秀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加盟，我特别感谢他们的加入，他们是这个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也极具人格魅力，比如姜宇辉老师等，他们在暑假非常忙碌，但他们的出席为本次活动增添了魅力，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朱国华老师。本次研修班的缘起，源于我与朱老师的随口约定。当然，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希望搭建一个培养学术新人的平台，因为我也曾经是朱老师组织的学术活动的受益者。

当年我从法国博士毕业回国后，受朱老师邀请，通过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参加了当时他组织的青年论坛，这次论坛令我印象深刻，认识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学界同龄人，受益良多。国内的博士生都在成熟的师承体系下成长，有稳定的学术环境，而我的学术师承完全在法国，我的导师尽管很厉害，但她与国内的学术体系毫无关联。我常常打趣说，自己就像评书《白眉大侠》里那个来自“海外金礁岛”的王猿，这个门派不在中原武林，既不属于武当，也不属于少林，练什么功夫有什么独门暗器，江湖上没人知道，很少有老师认识我。我正是得益于国内的学术共同体组织的有效活动，才认识了众多学界老师与同道，极大提升了我在国内开展研究、发展学术的信心，这也是我学术信念的来源。因此，我希望回应朱老师的邀约，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为大家创造一个相遇相知的平台，在机械化工作和生成式学习中制造一个“中断”，通过集中的聆听、研讨与交流，获得学术上的提升。这也是我筹办本次研修班的初衷，所以我要感谢朱老师。

刚才嘉军的分享让我倍感认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同时代西方学者相比，没有能够提出对世界具有持久影响的原创性学术思想，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所研习的理论和思想，大多源自西方。时至今日，弗洛伊德、马克思、胡塞尔、韦伯、柏格森、本雅明等等，那些西方学者的理论依然是我们观察社会、从事研究和探讨艺术的核心经典。究其根源，在于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差异。近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内忧外患，多数民众尚未完成启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无法与早已完成工业化、迈入现代文明的巴黎、柏林、罗马等地的西方学者，站在同一维度上去思考现代性问题。欧洲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也最早遭遇并直面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因此西方学者得以率先通过学术反思、回应现代性的精神困境。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思想才能贯穿并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大量后发现代化国家逐步遭遇了相同的问题，他们的思想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精神指引。

经过中国人100多年谦卑地对西方思想的翻译、阅读和研究，当下时代已彻底不同。如今，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物质生产和生活品质，慢慢与欧美发达国家缩小差距，这也意味着，或许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下是中国学者产出原创性学术思想的时代。在许多技术领域和生活方式，中国开始领先，这些变化让我们比西方学者可以更早、更直观、更深入地触摸到人类在下一个时代的精神，因此才会像今天下午大家激烈讨论的“睡眠”问题，我们可以相对较早地运用理性去面对和反思这些新的问题，进而产生有影响的原创理论。因此，我认同嘉军老师刚才所说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能止步于阐释西方上一代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论，更要立足中国当下的时代经验和时代问题，主动探索、思考和追问全球化时代那些具有概括力、穿透力和引领性的原创性学术思想。因此我希望，大家下一次来北大进行学术分享时，不再仅是阐释西方学者的观点与理论，而是在读懂西方学者抛出的核心问题的基础上，带着中国经验和时代经验与之展开对话。我们不是西方理论的追随者、阐释者，而是平等的对话者、思辨者。这是我对大家的期待。

本次研修班为期五天，时长不算短暂，想必大家也略有疲惫。但我了解到，五天以来，大家的学术讨论始终热烈而活跃，更珍贵的是，大家通过密集的线下交流、私下互动，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学界同道。这也是一笔非常重要的收获，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学术友谊，共同进步。

我们正身处一个“断裂”的时代。当下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看似是连续的，但整个时代是“断裂的”。二战后建立的自由、平等、和平的国际价值体系，如今已濒临崩塌。我们求学时，《辛德勒的名单》等电影所传递的人道主义、对战争的反思和对犹太群体的共情，如今已不复存在。这个时代，不仅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革命，整个国际政治和价值观也在发生断裂和冲突，区域冲突、局部战争不再受联合国机制的约束，国际治理体系形同虚设，来自冷战的二元对立话语体系在新的文化面前逐步失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个时代呢？

在结业之际，我想和大家举三个例子，分享三点简短的思考。

第一，我们都在承受学术体制内卷的压力，求职、发文和申报课题，这或许也是大家参加本次研修班的直接动力，这是合理的诉求，大家无需避讳。但在此我想重提马克斯•韦伯的经典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韦伯就在那个精神危机的时代提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完成了对世界的“祛魅”，传统人文学科在古代所承担的“祛魅”功能，已逐渐被科学与理性所替代。很多人因此认为，人文学科的价值，仅仅是一份谋生的职业。但如果我们从事的研究仅止于此，文科的命运才真的会终结。韦伯认为，一个在祛魅的现代社会，人文学者更核心的使命，是听从召唤，运用智性的诚实，追求思想的清明。我们除了获取工资之外，更要为社会辨析选择的可能性，以及清醒地指明每一种选择的代价与责任，这是人文学者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第二，我想结合本雅明的一篇小文章《讲故事的人》，和大家探讨当下理论生产的困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报刊、广播等现代媒介的快速普及，彻底改变了人类讲故事的这门手艺。传统的故事讲述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远行的水手，带回远方世界的见闻；另一类是年长的农民，传承族群的记忆。在现代媒介兴起后，这两类传统讲述者逐渐消失，本雅明在那篇文章就分析了现代媒介技术让讲故事逐渐工业化了。但更关键的是，在传统故事的时代，水手讲的故事，会吸引人们去冒险和远行，而农民的故事则可以把农耕的技术传递给后辈，因此故事的意义发生在故事结束之后，本雅明认为，与讲故事的人共同消失的，是人们不再自己去生产故事的意义，而是讲故事的人同时把意义告诉我们。正如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自媒体或博主都会第一时间讲给我们，同时把故事的意义告诉我们，而我们像在超级商场里选商品一样选择一个这个故事的意义，再转发出去，而不是自己想想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说，今天的理论生产也是如此。过去的理论生产，其意义产生的方式是什么？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意义的生产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人文学科的理论生产是一门手艺的话，那这门手艺是否濒临消失？这门手艺与我们生活的意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找到理论工作与意义的关系，才能找到新的方向。

第三，我想讲一个“共同体”也即学术活动的例子。当下，国内各类学术论坛、研修班层出不穷，学术繁荣是好事，但不可否认，大量同质化、形式化的学术活动，缺乏真正的思想碰撞与学术交流。我一直十分推崇荣格晚年筹办的学术沙龙Eranos，这是我心中理想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态。荣格每年八月都在瑞士举办一场Eranos，这不是一般的学术会议，他邀请物理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等齐聚一堂，大家围绕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希腊语Eranos的意思是“自带食材的晚宴”，这是我心中较为理想的学术活动或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形式，从1933年到1951年，这场活动持续举办十余年，薛定谔、马丁•布伯、约瑟夫•坎贝尔、铃木大拙等学者都参与过这个沙龙。我们不必复刻其时长与规模，但我希望本次研修班能够开启这样一种学术活动形式，即每个人都携带着自己的理论“菜肴”来参与的活动，目的是建构一个符合这个时代气质的学术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