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篇）2026年7月单位工作经验文章汇编

（5篇）2026年7月单位工作经验文章汇编

目录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副秘书长满宗洲：

回忆我初给军地两位首长当秘书的日子1

2.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唐晓康：

我在成都军区司令部当秘书4

3.海军少将乔崖：

我给苏振华同志当秘书7

4.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杨春发：

机关工作随谈13

5.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杨春发：

机关工作再谈16

回忆我初给军地两位首长当秘书的日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副秘书长满宗洲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秘书工作也是一样，刚刚跨进秘书门槛的年轻同志，面对生疏的秘书业务和水平能力比自己高得多的领导，难免有些畏难情绪。总感到这也别扭，那也难办，虽然出了不少力，流了不少汗，工作仍然干不好，领导仍然不满意。但只要迎着困难上，不怕碰钉子，把挫折当向导，虚心学习，大胆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就会踏出一条成功的路来。在这方面，我的体会很深。

一、辛辛苦苦却换来批评

1970年，我刚满30岁，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群工部当干事。这年年底的一天，部领导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司令部办公室为廖容标副司令员当秘书，这是一项新工作，要求比较高，要有思想准备。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任命，我心里不觉一阵紧张，额头冒出汗珠。廖副司令员是战功卓著的老将军，而我则是入伍不久、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过去只是开会时在主席台上远远地看到过廖副司令员，从未近距离接触，要我到他身边工作，心里实在发怵。领导看出我的心思，鼓励我说，让你当秘书，是因为你具备秘书的素质，要有信心把工作做好。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上任了。刚上任那阵子，我处处小心翼翼，侧耳恭听首长的每一句话，认真完成首长交办的每一件事，有时连本应由警卫员干的生活琐事也主动干了。那时没有手机，为了不漏接一个电话，除了一日三餐，我都待在办公室里。为了让首长随叫随到，有时晚上还到首长家里待命。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因此而使首长满意。一天，廖副司令员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说：

“你成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是变成二首长了吗？你的任务是协助我工作，而有些工作不是待在办公室就能做好的，要经常到部门去，和他们一起研究。”首长的批评给了我当头一棒，我直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跑到办公室主任那里诉苦，说自己不适合当秘书，要求调换工作。主任耐心地开导我，肯定我工作积极、认真、热情，同时指出：“做工作只凭热情是不够的。秘书是为首长服务的，而每个首长的性格和工作方法不同，对秘书的要求也不同，有的喜欢秘书与自己形影不离，有的交代任务后放手让秘书去

干，廖副司令员属于后者。你要熟悉首长，适应首长，按首长的要求去做。”首长的批评和主任的开导对我震动很大，感觉好像服了一剂清醒剂。后来，

我去请教首长的前任秘书，请他介绍经验，一起研究改进办法。之后，我改变了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做法，将首长生活上的事情，尽量交由警卫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去做，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首长交办的公务上。同时，在不影响为首长正常服务的情况下，走出办公室，收集有用信息，督促检查首长决策的落实情况。属于秘书业务范围内的事情，大胆进行处理，自己处理不了的再去请示首长，做到既不越权，又不事事麻烦首长。这样做，减少了忙乱现象，提高了工作效率，首长满意，自己也轻松了许多。

二、“得意之作”的尴尬

一次军区要开民兵工作会议，廖副司令员分管民兵工作，要我写个讲话稿。我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民兵工作的几个文件，翻阅了各地上报的材料，并向业务部门要了几个数字，经过构思，用3天时间写出了初稿，又用一天时间进行了修改润色，连标点符号都进行了推敲。自认为写得不错，有把握在首长那里能通过。但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乐观，只见廖副司令员拿着稿子粗粗地看了一遍，然后摘下老花镜，皱着眉头叹了一口气。从表情看，显然是不满意，我心里嘀咕：几天的工夫是白费了，准备返工吧。首长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看稿子主要不是看句子多么顺口，标点用得是否恰当，我主要看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该说的话说了没有。这个稿子上的话都对，但重点不突出，缺乏针对性，我给你谈一谈思路你再重写吧！”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深，使我明白，秘书为领导写讲话稿，反映的是领导的观点和思路。秘书自认为是得意之作，但如果与领导的思路对不上，这稿就过不了关。

从此，我每次写讲话稿前都下大工夫领会首长意图，意图搞清楚后再下笔。我体会，领会领导意图不仅要请领导当面交代，而且要靠平时的观察和积累，从领导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从他同别人的交谈中，了解其观点和思路，知道他喜欢讲什么，不喜欢讲什么。把握了领导的思路，了解了领导讲话的习惯和风格，写起稿来就能得心应手，在领导那里就容易通过。

三、老秘书新起点

我在廖副司令员身边工作了5年，他退居二线之后，我调到王恩茂将军身边工作，当时，王将军在南京军区任副政委。1977年3月，王恩茂将军调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我也跟随到吉林工作。那时，我在秘书岗位上已经奋斗了7年，算

得上老秘书了。从南京到吉林，从军队到地方，虽然服务的还是同一个领导，但对我来说是个重大转折，也可以说是个新的起点。因为环境变了，业务变了，我面对的一切都很生疏，就连计委、建委这些部门是干什么的，我都搞不清楚。一时间，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写不出合格的讲话稿，更谈不上出点子、提建议了，甚至有时还说外行话。以前一个小时的工作，现在几个小时都干不完，因为情况不明，拦路虎太多，工作效率太低。

面对陌生的环境，生疏的业务，我该怎么办？经过认真而痛苦的思考，我下定决心：学！通过学习，由外行变内行。怎么学？首先，放下架子。把周围群众当成自己的老师，来一个孔夫子的“不耻下问”。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在某一点上比我强，我就向他学习。其次，不怕吃苦。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百废待兴，既要拨乱反正，又要恢复和发展生产。领导忙，秘书也忙。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工作制，上班在工作，下班也在工作。早晨没起床，已经有人在门前等候，走在路上要接待好几个上访群众，吃一顿饭也要接好几次电话。生活的节奏从来没有这样紧张，但我没有退缩，反而把这当做学习和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汗水没有白流，在繁重的工作中我熟悉了情况，获取了知识，探索了规律，增长了才干。我终于体会到毛泽东说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再次，讲究科学性，注重实效性。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样样都与自己有关，知识的海洋无边无沿，但学习的内容必须突出重点，分清缓急，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我的办法就是围绕工作安排学习，干什么学什么，学和用紧密结合，学以致用。开始，省委集中一段时间揭批“四人帮”，我就多看揭批“四人帮”的材料，了解“四人帮”在吉林的流毒和影响。后来，省委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春耕生产上，我就认真学习有关春耕生产的文件，并收集相关信息向领导汇报。这样，可以做到工作、学习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为省委第一书记当秘书的4年，是我一生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完成了由军队秘书向地方秘书的转变，为我今后长期在地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在成都军区司令部当秘书

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唐晓康

1983年底，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要在重庆十三集团军选两名秘书，充实机关的秘书队伍。结果我被选上了。

一、杨尚昆主席夸我懂得关心人

调到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时，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待总参军务装备部的领导，参与我军购买外方直升机的事宜。由于是军购，我们全部换上便装，不引起外界的丝毫注意，不住部队招待所，接待人员和北京来的人员都下榻于四川成都锦江宾馆。

这次购买直升机，我见到了总参军务装备部的领导、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贺鹏飞身上既有军人的气质，又有元帅之子的风度。他对比着各国直升机，耐心细致地分析着各种机型的特点。

当时，有美国的、苏联的、法国的、英国的飞机参与竞标。我军希望这些国家的飞机都从成都往西藏飞行一次。因为我们主要是装备西藏边防，这些飞机的性能必须适应高原、高山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别是峡谷中的气流，同时也需要试飞的经历。

一天，看到贺鹏飞围着不同国家的直升机爬上爬下了解各项性能，我好奇地问：“首长，这些飞机长得都差不多，性能应该差别不大吧？”贺鹏飞转过身，哈哈大笑起来：“唐秘书，你不晓得，直升机要考察机动性、载弹量、防护能力等很多方面，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

看着贺鹏飞工作如此认真，我不由得暗暗佩服。我第二次领到的任务，是接待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还有他的爱人李伯钊。李伯钊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

在我印象中，杨尚昆副主席丝毫没有首长的大架子。他告诉我，因为都是四川人，大家说四川话就很亲切，还说这一次是私事，主要是陪老伴回一次老家，所以行程不公开。人老了，倍加想念家乡，老伴已经很多年没回四川老家了，这次他特意陪同老伴来“还愿”。

我与杨尚昆副主席一起吃饭，后来军区还安排了文艺节目，我们一起观看。看文艺节目时，为了让李伯钊坐着舒服一点，我找了一个矮凳子，放在她的脚下托着，这样脚就不会酸痛了。

节目结束后，杨尚昆副主席走过来，拍拍我的肩称赞说：“年轻人，不错嘛，很懂得关心人！嗯，将来肯定能找个好对象。”我一下子就不好意思起来。

杨尚昆和李伯钊是一对特别慈祥恩爱的老人。可事后没多久，李伯钊就去世了。

二、开国少将杨以山趣事

我给开国少将、原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杨以山当秘书的那段时间，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

杨以山，安徽省云安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参加了鄂豫皖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太行山根据地反“扫荡”和林南、温县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参与组织了洛阳、郑州、渡江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长期深入基层，跑遍了大西南各个部队和哨所。

杨以山与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是安徽老乡。战争时期，他曾经用一个连的兵力，护送汪荣华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平安到达延安。刘伯承一直都记得并且很感激他。

杨以山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他与刘伯承的深厚感情。

红军长征途中，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想要找到吃的东西相当困难，基本上能吃的都被吃光了，杨以山连自己的军用皮带都煮来充饥了。有一次，他非常意外地在河边钓到一条鱼，有巴掌那么大，在当时来说，那可是了不得的“大餐”！他像得口水直流，可硬是忍住，舍不得吃，用盐抹上，晒干，然后找机会悄悄地送给了刘伯承，还不让毛泽东、周恩来知道。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啊？难道您不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比刘伯承元帅的‘官’更大么？”

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下，郑重地说：“我这一生，从安徽农村出来，就知道一定要对刘伯承元帅好。”

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汪荣华是他的老乡，他还是元帅的婚姻见证人呢。

杨以山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将军，他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三、王焕如将军托我买股票

接下来，我给开国少将、原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王焕如当秘书。

王焕如，陕西省长安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临清、邯郸、老庄、南乐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长衡、临汾、冀中等战役，随后参加了太原、宝鸡和成都等大中城市的军事接管工作，并担任军管会副主任。和平时期，担任

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在我给王焕如当秘书期间，有一次，按照要求，军队的每位党员干部都要重新填写一份入党的经过说明。王焕如当时叫我帮他填写。入党证明人一栏，我问他填谁，他淡淡地说：“填胡耀邦。”我看了他一眼，有点吃惊，以为听错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再来一句：“你看什么？就填胡耀邦。”

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那时我就想，咱首长可真不简单啊！

王焕如身材高大，声音洪亮，陕西师范学校毕业，是个有文化的人。我随他到部队、军校去检查工作，他都非常仔细。战士的床辅、伙食，连早饭吃的什么泡菜他都要看，自己也要亲自尝一尝。王焕如为人处世十分低调，平易近人。

最让我吃惊的是，王焕如将军也是一个具有超前投资意识的人。当中国开始发行股票时，离休后的他对股票产生了兴趣，那时我还觉得很奇怪，一个老红军、老政工干部，竟然对市场经济、虚拟经济不反感，还托我买1万股股票。当时我已经转业到了银行，但很惭愧，那时我也不是很懂股票，又怕股票亏损了，导致老首长心理承受不了，就没有给他买。其实，我们银行柜台也卖过原始股票。随后，股票又涨了不少，如果当时帮他购买了，1万元的股票能赚好几万元呢。

四、张太恒司令的幽默

我接下来被派给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张太恒中将当秘书。

张副司令员没有一点架子，他是山东人，好相处，心直口快，有时也很幽默。有一次，张副司令员准备去云南前线视察，我问他：“带不带枪？”张副司令员的回答很干脆：“不带！”

我带着几分担忧说：“带了比较安全，我们好保护您。”他说：“一般外出时，司令员都是走在前面，秘书、警卫员走在后面。如果你们两个小子走在我的后面，一不小心手枪走火，不是先把我打死吗？这才不安全。懂吗，唐秘书？”一听这话，我差点笑出声来。

我给苏振华同志当秘书

海军少将乔崖

1952年秋天，我在贵州省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工作。当时入党不久，工作热情很高，一心想把工作搞好。就在这个时候，省委副秘书长闫学增同志找我谈话。他说，苏政委（因为他是省委书记，又是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大家都习惯地这样称呼他）想物色一个合适的秘书，我们认为你比较合适。”我说：“我太年轻了（刚满18周岁不久），文化程度也不高（差两个月初中才毕业），给这样高级的首长当秘书，肯定不能胜任。省委机关比我水平高的同志多得很，还是另选别人吧！”

闫学增同志说：“你先去试试吧，如果首长满意你就干下去，不满意就换人。”其实，苏政委对我这个刚满18周岁，初中还没毕业的小青年，能否胜任做他的秘书工作，也不太放心。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试用”的办法。从此以后，凡是他下乡或出差，去重庆参加西南局、西南军区的会议，就带着我去，回贵阳后仍回原单位，重操旧业。经过一年多的“试用”，他终于对我的表现基本满意，下决心把我调去当秘书，当时我还不到20岁。

这件事是这样定下来的：1951年11月，苏政委带我去重庆参加西南局会议，当时已调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同志也专程回重庆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对苏说：“经彭总、贺总推荐，毛主席、周总理同意调你去海军工作，政治局已正式作出了决定。因为海军肖劲光司令员资格老，你先去担任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但是，肖年龄比较大（时年51岁），身体也不太好，你要主持日常工作，多辅佐肖，把海军的事情办好。”苏政委表示：“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一定和肖司令做好海军的工作。”会议结束后，在乘汽车回贵阳的路上，苏政委对我说：“中央已决定我调海军工作，你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去？”我说：“1950年初我从兵团到省委，稀里糊涂就脱掉了军装，连个转业手续都没有办。现在有机会回部队工作，尤其是到海军这样的技术军种，当然愿意了。”他又说：“你说老实话，现在有女朋友没有，如果有，就一起带去。”我说：“我还小哪，根本没顾考虑这些事。”回贵阳后不久，即1954年1月，我就正式调到他那里去工作，并且搬到他家去住，就这样正式开始了我给他当秘书13年的经历。

给他当“试用”秘书期间，还闹了一些小笑话。因为我比当时的警卫员李

其年小几岁，人家经常把他当秘书，而把我当警卫员看待。有一次去重庆北碚温泉游玩，在吃饭时，西南局行政处主持接待的工作人员，再三问苏政委：你的秘书怎么没有在呀？苏笑笑指着我说，这就是我的小秘书。有一次到西南局开会，行政处的同志带我去看房子，他指着一间较小的房子说，你就住在这里，秘书住楼上。后来到北京后还出过一次笑话，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同志请苏全家去公安部礼堂看京剧，在入座前，罗部长指着我问苏，这是老几呀？苏笑着说，这是我的小秘书，我的大儿子还比他大4岁呢。苏振华对秘书的要求很高，很严格，也很特别。除了在大型会议上代表海军党委所作的报告要组织几个人起草（他提出主导思想，大家一起研究写出初稿），然后一起再改，直到讲完为止。一般的讲话，他亲自写提纲，一般的批示，他亲自动笔，无须秘书代劳。但他要求秘书详细、准确地掌握各方面的情况，要求有问必答，丝毫马虎不得。尤其是在他亲自掌管海军装备建设期间，要求秘书对承担海军装备的工厂、研究所的工作进度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必须了如指掌，及时报告。那时，秘书办公室里挂了海军装备科研单位和工厂的分布图，上面标明单位所在位置、人数、承担的生产研制任务、工作进度，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等等，就像指挥打仗一样。我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数据，经常查询变化情况，及时向他报告，一点也不敢懈怠。他常对我说，如果有问题不及时报告，你负责；你报告了，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我负责。苏政委的工作责任心极高，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十一二点，有时熬通宵。从1959年起，因不堪工作重负，我患上了较严重的高血压（最高时达156/110，那时我才25岁）和神经衰弱，常常不服安眠药就不能睡觉。有时我刚服下安眠药，迷迷糊糊正要入睡，苏政委突然想起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就让警卫员把我叫去交代，弄得我整夜都难以入眠。

苏政委的性子很急，工作上有些事情交代了就要求快办，有的是限期完成，到时还要亲自或让秘书检查办理结果，一点也不允许拖拖拉拉、“打马虎眼”。如果对什么事、什么人不满意，急了偶尔也会发火，批评起人来很严厉，但不轻易骂人。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我，顶多说一句“乱弹琴”就算了事。苏政委民主作风很好，能听进不同意见，他很有主见，自尊心很强。我这个人生性耿直，不论是在工作上或生活上，对他有什么意见都敢当面提出，无所顾忌。有时在起草或修改一篇文章时，往往为了一个提法，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要同你争得面红耳赤。如果他的意见不对，他就不吭气，悄悄按你的意见办；如果他认为自己有道理，就毫不让步，直到把你说服为止。

1959年初，因为他前妻孟玮坚决要求离婚，经许多老同志劝解无效，他只好同意。后来，许多关心他的老同志为他介绍对象。1959年夏，在大连召开海军党委全会时，肖劲光、方强（海军副司令员），向苏推荐了海政文工团舞蹈演员陆迪伦。陆的父母是大革命时期的党的地下交通员，他的母亲周缦子还是周总理的远亲。但是年龄相差20多岁，外界反映较大。我看到这种情况，就斗胆当面向苏提出，你和孟玮离婚，责任完全在她，这一点我清楚；你刚四十多岁，再婚也无可厚非。但是陆迪伦太年轻、太单纯，你的孩子都小，结婚后她肯定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建议你还是找一个年龄较大，政治上较成熟，有治家经验的女同志。听后，他一言不发，还露出了一丝不悦的神态。但我还不死心，认为他在海司办公室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组织上应出面干预此事，于是找到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于非同志，请他以支部的名义同苏谈谈。于非不敢谈，便又请出海军参谋长、海司党委书记周希汉同志，周笑着对于非说：“他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们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后来，在“文革”中，陆迪伦受尽磨难，专案组多次逼她同苏离婚，但她坚定不移地站在苏一边，铿锵有力地对专案组的人说：“他就是反革命，我也爱他”。她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改变了许多人对她的看法，她同苏的子女的关系也好了，这证明苏振华同志的选择是正确的，也说明我确实有点多管闲事了，但那也是为了从生活上爱护首长，维护首长和家庭关系。

还有一件事，1964年深秋，苏政委患过敏性结肠炎，刚从协和医院出院，准备去南方疗养，打算先去桂林住几天，再转道广州。本来决定由医生吕天厚、警卫员陈士奎和我三人陪同，正好是一个火车软卧包厢。就在出发的当天中午，苏突然对我说：“小陆想去桂林看看，吕医生就不要去了。”我说：“这样不合适，你刚出院，医院交代你暂时不能离开医生。”他说：“我有什么病，自己还不清楚？让吕医生把药交给小陈就行了。”我说：“如果小陆一定要去，但吕医生不能不去，我可以告诉南海舰队派人去桂林接待，我直接去广州等你们。还有一点，文工团正在整风，小陆在政治处工作，正是工作需要的时候，这时候出去影响不好。”苏听后未作任何表态。我想，他的这个决心恐怕很难改变，只好赶紧打电话给吕天厚医生，让他把药品及用药方法交待给小陈，同时也要做好走的准备，没准老头会改变计划。晚上，我刚从食堂吃完饭回来时，看见了迪伦，问她准备好了没有，她气呼呼地说：“我不去了。”我赶忙给吕医生打电话，告诉他计划不变，赶快收拾东西过来。本来预定晚八时从家里坐

车去火车站，可是不到七点半苏就从楼上下来了，生气地问：“吕医生怎么还没来，拖拖拉拉的，不像话。”上火车后，他也不同我们说话，倒头便睡。第二天吃过早餐后，他一反前一天的神态，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来来来，咱们打扑克！”可见他善于纳谏，不计前嫌。苏振华同志能容忍一个经常同他“顶牛”的“刺头”在自己身边工作长达十三年之久，这样博大的胸怀，确实是十分难得的。同时，我作为秘书，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以工作和维护首长的威信为重，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不阿谀逢迎，敢于犯颜直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不仅对苏振华同志如此，对其他领导也如此，但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仍然我行我素，至今不悔。这也是性格使然，真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苏政委对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很高，很严，但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他家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警卫员、司机、厨师、锅炉工等，只要家里来了人，他都要亲自陪同吃一顿饭。我弟弟患小儿麻痹症，腿脚不便，他几次交代，出去看病可以用他的车。我不好意思，没有照办。我弟弟离京时，他又一次交代，一定要用车送他去车站。我又没有照他的意思办，悄悄地把弟弟送往1路公共汽车站。他发现后，命令司机小高赶快去追，一定要追上。事后他批评我：“你弟弟腿脚不便，用我的车送一下有何不可？你这个人太倔，说了几次你都不听，真是乱弹琴”。

我从1959年秋天起，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朋友，相处了4年多，感情不错，正准备结婚，政审时发现她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励志社，有“特嫌”。支部书记找我谈话：“鉴于你担任的工作，同她结婚是不合适的。你如果坚持同她结婚，就不能担任现在的工作。但是，你现在的工作又离不开你，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你必须同她断绝关系。”在那个年代，一个党员能不服从组织的决定吗？我只好忍痛割爱。这件事不久后被苏政委知道了，他当时正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他通过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和护士长等了解情况，为我物色对象。过了几天，他让陆迪伦同志告诉我：“高干病房也有一位护士是工人家庭出身，共产党员，工作积极，人很温柔，你明天去一趟医院，政委会找个借口，让你们见个面，如果认为合适，就谈谈看。”第二天我去后一见面，果然一见钟情。在他的关心下，促成了我们的美满姻缘。

“文革”开始不久，苏政委的日子就不好过了。1967年1月16日清晨，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给他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罗篡军反党集团重要

成员”“刘邓黑司令部在海军的代理人”等莫须有的罪名，凌晨4时就把他揪出来了。时隔一小时，我被认为是他的“心腹”“亲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也被揪出来了。他在“文革”中几乎被整死，我也受到株连，受尽折磨。1973年3月间，他获准回京治病，被强令化名住在阜外医院小儿科。我得悉后，同另一位同志偷偷地前去看他，我们见面后抱头痛哭。他硬咽着说：“想不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们。你们受了我的牵连，吃苦了。”我说：“在‘文革’中，我违心地写了不少材料批判你，上纲上线也很高，但是有一点，没有一条事实是捏造的，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他说：“那算什么，我都写了几十万字，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事情都过去了，你们不要有思想负担。”

在苏振华去世后，我还为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财产继承问题。苏生活俭朴，但交友甚广，客人很多，在家请客吃饭的开支很大（那时都是自掏腰包），积蓄有限，“文革”冻结财产时，银行存款仅两千余元，还不及我的多。有的家庭在财产分配时闹得不可开交，影响很坏，为了接受这个教训，我认为有必要先做些工作。我先同陆迪伦同志谈，希望她高姿态，正确处理好这件事。然后召集子女们开了一个会。因为我长期在苏身边工作，虽然年龄比他们的孩子大不了多少甚至比他的大孩子小4岁，但他们都视我为长辈，在他们的面前讲话还是有些分量的。我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是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他有多少财产，你们都清楚。你们要继承的不是他的物质财富，而是他的精神财富。现在有人正等着看你们的笑话，希望你们要争气，不要给你们的父亲脸上抹黑。”陆迪伦同志把银行存款分为十份，九个孩子每人一份，还有一份给长期由苏政委供养的哥哥。陆迪伦同志说：“这十个存折，你们愿意现在拿就拿走，暂时不想拿由我保管，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这笔存款我不要，但抚恤金由我掌握，因为有些欠款需要偿还。你们父亲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服，统统摆在那里，除了有纪念意义的由我负责保管，将来交公外，你们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她说完后，大儿子桂璋首先表态：“我除了要两支父亲用过的铅笔头，留给孩子们做纪念外，什么都不要。”其他孩子也纷纷表态，同意“陆阿姨”的安排，没有特殊情况，绝不动用这笔钱。由于这件事的圆满解决，使他们的家庭关系更加和睦，以后每逢过年过节全家都要团圆，平时孩子们也常回去看她。另一件事，是我与另两位同志编写了题名为《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这本书，叙述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同时正面回答了一些外界误传的对他的诬陷不实之词，还他以本来面目。我还明确对他的孩子们提

出：第一，出版这本书，不拉赞助，完全由你们自己集资出版（后来二儿子主动承担了全部费用）。第二，这本书不上市销售，全部赠送给你们父亲的生前好友、工作过的单位、以及图书馆、档案馆、文史研究单位。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认为这体现了他们父亲的一贯风格。这也算是我尽了作为他的老秘书的最后一份责任。

我在苏振华政委身边工作了13年（加上“试用”期则为近15年），除了“文革”受株连外，只在两件事上“沾了光”，一是向他学了不少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办法；二是为我物色了一位出色的贤惠的妻子。这是他送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使我终生受益，也是我永远铭记于心的。

机关工作随谈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杨春发

在军队机关工作多年，最近将自己工作中的一些体会作了归纳整理，希望能给秘书同志们一些借鉴。

一、注意适时与首长交换想法

与首长交换想法，就是“投石问路”。当你做某一工作有创新想法时，当你遇有拿不准的点子时，你可事先将想法、打算、为什么这么做、可能达到的预期效果，采取复述、询问等方法，向首长作一汇报，使不明确的明确，明确的更透彻。与首长交换想法时，要特别注意选择好最佳时机。如果是用文字形式“交换”意见，要注意通过看首长对某些观点和文字的修改，来体会首长意图。这种交换法，有时还常用于部门领导与首长之间。比如，部门召开一个会议，对会议的时间、参加的人员特别是出席会议的首长、会议的主要内容等，部门领导事先应向主管首长提出书面报告，在听取首长意见后方可正式上报。这样做，成功率更高，效果会更好。

二、不当“二传手”

在现实工作中，秘书经常会遇到首长之间（正职与副职之间，副职与副职之间）观点和意见不一致的情况。遇有首长意见分歧，除特殊、紧急情况外，秘书一般不要轻易表态，不要急于按某位首长的指示要求实施，而要冷静观察，对所涉及的问题，作全面思考、分析和判断。古人云，“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要不当是非者，就要把握一条原则，在是非面前，“只听不传”，不当“二传手”。

一是要学会“不往心里去”。不论哪个人，不可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说得准确完整，滴水不漏。说漏嘴的、说“走火”的、无意中伤人的都会有。因此，作为秘书，有时就不能把无意当有意，把偶尔当经常，把不该当回事的当回事，必要时还要故作没听见。

二是要学会“不当回事”。首长们整天在一起共事，相互间有点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也是难免的。作为秘书，绝不能在首长之间“添油加醋”，使矛盾加深，最终贻误工作。

三是要学会“淡化”。任何人说话，都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场合和一定条件下进行的，不同的心境、情绪，对同一问题的说法有时也会大相

径庭。遇到这类情况，当秘书的只能一听了之，不可往脑子里装，更不能有意无意地传话给所涉及的当事人。

秘书在工作中，经常要传达首长指示，在传达首长指示时，要忠于客观事实，做到准确完整，不带私念、偏见和成见，不能为了实现个人的某种愿望，掺差使假。

三、善于帮助首长处理棘手电话

遇有他人通过电话找首长，首长不方便或不愿意接听时，秘书要主动接过来，问清对方的有关情况和找首长的主要想法，过后适时向首长报告。有些事情首长不愿办的，秘书不能出面办，更不能打着首长的名义办，否则事与愿违。有些事宜，首长可能知道大概，但首长不大乐意办或不便出面办，这时秘书在得到领导默许的情况下，可视情况协调办理，办妥或有了阶段性结果后，再向首长汇报。

四、为首长“挡驾”要讲究艺术

首长来了客人，秘书要热情服务。首长的朋友到后，如无特别嘱咐，一般在做好服务工作后要主动退出。如首长特意交待留下，在谈话中也不要轻易表态，轻易插话。为了维护首长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秘书出面“挡驾”是必要的。有些客人来访，首长因为有工作方面的事，想早点结束，这时秘书可采取给首长送文电、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对来访客人发出必要的提醒。当然，对不速之客的来访，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正确对待和灵活处置，做到迎接要热情，推辞要得体，提醒要自然，挡驾要巧妙，说服要耐心，答复要果断，尽可能处理得圆满妥帖。

五、不乱交朋友

《论语》有这样一段话，“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有益的朋友有三种，即正直的人，信实的人，博学多才的人。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即惯于阿谀逢迎的人，不诚实善献媚的人，惯于巧辩颠倒是非的人。有益的朋友是绝大多数，要广交，有害的朋友是极少数，要绝交。军队机关工作的秘书人员，在交朋友上，一要择同。选择的朋友要志向相同，志同道合。因为只有理想一致，目标相同，才能心心相印。二要择优。善于区别善恶，选择品德优良的人为友。人品好，才能办事公，处事正。三要择熟。自己熟悉的上级领导、本级同事和下级人员，因工作和业务上的关系，与其交往比较多，了解比较深，一般不会出大的问题。

四要择低。在择友中，平等地对待朋友很重要，特别要防止和克服势利眼，不能只择那些当今有权有势，于己有利有用的人为友，而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善于帮助比自己能量低的朋友，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自己也会得到快乐。总之，广交友，善交友，交好友，心情才能更好，工作才会更出色，成绩才会更显赫。

六、合情合理地拒绝他人托办事项的四种方法

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他人交办或托办的事，有些事不易办，但又怎样使被拒绝者不生气，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以信任为基础，以诚信为根本，实话实说。但也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掌握好合适的分寸，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

1.对把握性不大的事，可采取弹性的许愿。如果你对托办的事情把握性不大，就应把话说得灵活一点，可使用“尽力而为”、“尽可能”、“尽最大努力”等词语。

2.对时间不是很急的事项，可采取延缓性的许愿。比如，对目前不能采纳的建议，不妨说，“这个提议非常好，但目前的时机不够成熟，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再研究好吗”，这样就会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和工作热情。

3.自己不能独立办成的事，应采取隐含前提条件的许愿。比如，“这件事我要与某某商量一下再定”，“这个问题要请示首长”，“这项工作是那个部门主管，我们要向他请示看能不能解决”，等等。

4.确实办不了的事，一定要直言直说，以免因为你夸下“海口”却又没有办成事而使对方失去了办事的最佳时机。总之，说话办事都要留有余地，不能为了说不出“不行”的话，而勉为其难地接受许多违心的事。特别要记住，言不省时则需说，步不留处则需行，这就是艺术。

机关工作再谈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杨春发

一、切实摆正与首长的关系

在机关特别是高层机关做秘书，要时时刻刻注意摆正与首长的关系。在首长面前，秘书是绝对的下级，绝不能主次颠倒，擅权越位，虽不能说是唯马首是瞻，也决不能有意无意显示自己的高明。

1.在工作中，首长指示就是首长指示，个人意见就是个人意见。秘书可以代表首长，不能代替首长；秘书可以向首长提出建议，但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首长；首长有了指示，你可以代替下达，但绝不能擅自以首长的名义下达。

2.在活动中，由于工作需要随同首长或代表首长参加某项活动时，一定要牢牢记住：绝对不可和首长抢镜头，绝对不可和首长抢话头，是代表首长不是代替首长，是服务于首长不是附属于首长。不论是陪同首长参加活动，还是代表首长参加活动，都要把握好自己的身份和分寸，在大的原则和框架下讲话、做事，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决策越位、表态越位、工作越位、答复问题越位、显示场合越位等问题。

3.在与首长的交往中，不论是工作上、生活中，还是在酒席间、娱乐时，都要永远保持合适的距离，做到有大有小，把握好一个度。尤其是时间长了，人处熟了，关系好了，更要防止和克服容易出现的没大没小、与首长称兄道弟的问题。首长不告诉你的事，不要去主动询问，千万别去帮倒忙。否则，有时会出现很尴尬的局面。

总之，要在与首长的接触中，学习首长的好思想、好作风、好方法，充实提高自己，绝不能当“二首长”，绝不能代替首长当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在某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写到，在谈判的关键时刻，朱镕基总理与美方代表谈判，龙曾用写纸条的方式一次、两次、三次“提醒”朱总理，总理发火了，说：不要再递条子了。龙事后深深地感到，当时虽然是出于好心提醒，感到朱总理的“让步”可能太大了，但恰恰忽视了自己的身份和所处的位置。总理与对方怎么谈，谈到什么地步，是总理自己的权力，他会有自己的定夺。这个例子值得借鉴。

二、注意熟悉首长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有的人凸显些，有的人内敛些，首长

也不例外。秘书要在与首长的交往中，通过首长大会讲话、小会发言、座谈讨论、与人聊天等时机，观察首长表达思想时微小的神态、表情变化，不断了解和熟悉首长，揣摩首长的所思所想，更好地领会和理解首长意图，并按其意图及时有效地办事。如偶遇首长有反常时，就要在脑子里多转几个圈，多问几个为什么。

有一次，笔者陪同一位首长下基层，由于时间等多方面的因素，事先经过认真研究没有安排检查该市A单位工作的计划。但在临离开该市的当天早上，该单位的领导同志闻讯到住地来看望首长，并邀请到该单位检查工作。因时间无法安排，按首长的工作习惯是不会答应的，但在首长与该单位领导同志见面后的一会儿，就有一位同志对笔者说：“首长要去看看。”笔者当时感到很难处理，但因是首长定的也不便阻拦。去时因路途较远，加之有一段修路堵车，到该单位后时间已很紧张了，在该单位仅坐了十几分钟不得不急急忙忙地往回赶，结果不但时间很仓促，工作也没检查成。事过许多天，偶然谈到此事，首长对笔者说：“当时我是不想去的，才让他与你商量。”首长是让他与我商量，但传话的同志说是首长要去检查，这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如果当时按自己了解的首长工作习惯，再当面请示一下首长，“没有时间了，下次再去吧”，事情就会办得更加圆满了。

三、文电有差错时要妥改

秘书对部门的呈批文电，在呈首长审批之前，按规定一般都要认真进行审阅，以便了解掌握情况，帮助首长把关。在审阅中，如果发现呈批件中有一般性的差错，修改后就可上报审批。如果是较大的差错，就要果断地退回部门重新修改后再报。如果有秘书自己拿不准的内容，不要擅自修改，可事先征求承办部门或承办人的意见，稳妥处理；如遇副职首长已批阅过的呈批件仍有差错时，一般情况下，可交回副职首长秘书或承办人，请副职首长改正后，再送正职首长审批。如遇问题较大，副职首长秘书或承办人拿不准的，正职首长秘书可直接拿着呈批件，向副职首长当面报告后再做处置。如果首长在呈批件的批示中有错字、多字、丢字，可直接向首长说明，并请首长本人改正，秘书一般不应代劳；如首长批回来的呈批件中有其他错误时，比如，首长添加的材料不合适、不准确，使用后会造成不平衡的；语句中的逻辑不妥，语法不通的；改得看不清楚的，等等。修改这类差错时，绝不能原封不动地把首长改过的再改回去，要想法把正确的不知不觉地“移植”上去。有时可直接向首长说清，这

个改法不太合适，主要是什么原因；有时可婉转地请教首长，表示自己对首长的修改处没有看明白，请首长再给予说明；有时可从另一个角度、另一种表述方式和另一个字、词、句去订正；有时还可明知故问，促使首长发现问题，更正错误。在指出或纠正首长的批示或错误时，还要注意言语越少越好，最好能三言两语就表达明白，然后转至其他话题，不可啰嗦，更不能得理不饶人，从而使首长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

四、学会正确行使办事权力

在机关做秘书工作，许多人总认为你无所不能，什么事都可以办，所以他们找你办事也经常是无所顾忌的。但事实往往是，因为首长的工作分工不同，主管事项不同，不可能也没办法办成别人托办的所有事。况且，有些事情不符合规定要求，那就坚决不能办了。要正确行使自己办事的权力，办好政策规定允许的别人托办的事，在心中、口中和行动中要各有不同和侧重。

1.在心中要牢记一个原则，这就是：能力不及的事，务必不要费心去琢磨；力所能及的事，可办可不办的当办，必须办的必办。

2.在口中，作出承诺要慎重，要留有余地，但这绝不是说有把握的事也不去办；那样你就会在首长、同事、朋友面前，永远树立不起良好的形象。对不能办的事，规定不允许的，要说清楚讲明白；能办的事，要有限地答应，以便留条办不成的退路。千万不要过分地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不要为了虚荣把话说得太“满”。办不成的事，对比较熟悉的朋友，可简单地说明，不过多过细去解释；对一般的朋友则要说到位说透彻，以防朋友多想多说。

3.在行动中，凡是在政策规定允许范围内的事，要尽力而为，把秘书的能力用足，多帮人家办些实事，对于提高首长的威信、凝聚人心都是有好处的。应当这样想，绝大多数人求别人办事都不是随意的，是经反复考虑才开口的。秘书人员应是能帮则帮，能办则办。事情一旦答应下来了，就应该克服困难，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承诺。在办理中，要全力以赴，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力争每一步都为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适时地将办事的过程有侧重地告诉他们，让他们心中有数，有时还可能为事情的成功帮上必要的忙；事情办成了，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更加谦逊的态度对待他人的褒奖与称赞，不可忘乎所以，更不能趾高气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