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革命榜样事迹汇编【10篇】

党史学习教育革命榜样事迹汇编（10篇）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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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岁回望换天地”2

2、“虎将”李天佑5

3、陈养山：被称为隐蔽战线的“福将”8

4、陈毅《梅岭三章》18

5、康菊英：命运不曾厚待，她却厚待人民21

6、六面碰壁 ‍一诗明志25

7、陆秀轩：紧跟拔哥闹革命28[readpay]3[/readpay]

8、罗帅回乡：不听汇报，只问实情31【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9、全国首位村委会主任韦焕能35

10、覃学礼：一身正气的指导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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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回望换天地”

王明峰

2021年04月01日

(根据采访整理)

‍我写过一幅字概括自己的一生：“七十风云见高低，八十晨跑六公里，九十电脑写文章，百岁回望换天地。”今年，我101岁了，仍时常想起当年在战场上的情景，想到那些艰苦奋斗的岁月，心中无限感慨：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中国人民的接续奋斗，才能有今天的“换了人间”！

‍1937年，我17岁，被日寇强征去当脚夫。我亲眼所见，日寇惨无人道地烧杀抢掠、肆意践踏我的家乡，跟我一起的一位男青年因为脚力差了些，死在日寇刺刀下……这一幕幕对我的触动太大了。“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可以说，我是唱着这首《松花江上》，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革命队伍。

‍1938年5月，在哥哥魏麟甫的带领下，我加入了向往已久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那时，哥哥已经是共产党员。同年6月，我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泰安，我看到年轻人聚在一起，高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游击队之歌》，对于当时国家的积贫积弱，对于民族的危在旦夕，他们无比愤慨，很多人流下了泪水。那个场景、那些歌声至今深深印刻在我脑海中。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能一字不落地唱出来。

‍当时，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青年工作团有30多个年轻人。大家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唱抗战歌曲，接受革命精神的洗礼。如歌中所唱的：“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1938年11月，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我们的青年工作更加活跃。部队休整时，集合到泰（安）肥（城）山区。兄弟部队遇到一起，我们做青年工作的就领着大家唱歌。看哪支部队歌声整齐、声音嘹亮，哪支部队朝气蓬勃、斗志昂扬。

‍彼时国将不保，家又焉能存在？我的父亲、哥哥、姐姐、嫂子等多位亲人都投身抗战。那个年代，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誓死不做亡国奴。国临危难时，竭我一滴力。这样的选择，终生无悔！

‍我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没想到，时隔70多年，我又穿上了八路军军装。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阅兵前两周，我接到通知，邀请我以八路军老战士的身份参加阅兵盛典。

‍那天北京晴空万里，我们8点开始登车，我坐在“抗战老兵方队”第一辆车的第四排。鸣礼炮70响之后是升国旗，军乐伴奏下，阅兵典礼开始。向着主席台、观礼台敬礼时，我百感交集。我们当年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换成了如今的飞机、坦克、导弹，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梦成真了。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祖国的今天。时代在变，部队装备在变，但中国军人为国为民的气节，从来没变。作为老战士，我打心眼里感到自豪。

‍20XX年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典礼上，我坐在“致敬”方阵的第三辆礼宾车。我穿着为此次阅兵专门定制的八路军军装，胸前别着“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在这两枚勋章下方，还戴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礼宾车驶过天安门，我再次认认真真地行了一个军礼，手久久没有放下。

‍那次参加阅兵典礼，所有人都在为国家的强盛欢呼喝彩。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这样记录：“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地、海洋，到处是五星红旗飘扬。”我又想起那些牺牲和离世的家人、战友们，他们若能看到今日的中国，看到他们曾舍命守护的国家已如此强大，该多高兴啊！

‍每逢重大节庆，我都会写幅字来抒发感情。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也写了幅字。祝福党，祝福祖国！

“虎将”李天佑

蒋立文

2021年06月10日

李天佑是从百色起义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现百色起义纪念馆功臣厅的展柜里存放有李天佑被授衔后的上将军帽一顶，它默默见证着参观者对将军一生光辉业绩的敬仰。而这位红七军“小老虎连长”当年一手执钢刀，一手举驳壳枪，带头冲锋陷阵，专打硬仗恶仗的勃勃英姿始终为人们津津乐道。

‍1928年夏，14岁的李天佑到桂系名将李明瑞部当兵，后被送到由共产党员张云逸领导创办的广西南宁教导总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11日，他参加了百色起义，担任军部特务连排长，既担负保卫军部首长的重任，又在关键时刻担当“敢死队员”，哪里敌情重大，就带队冲向哪里。由于他打仗勇猛，立下了许多战功，很快被提升为副连长。在1930年2月上旬的隆安战斗中，李天佑打得异常勇猛，表现突出，邓小平政委赞道：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红军指挥员！

‍不久，红军为扩大影响，决定攻打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基地——榕江。当时城内储备有很多军用物资，守敌两个团凭借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4月30日上午，开始攻城了，红七军虽然士气旺盛，作战勇猛，却没有攻城器械，弹药缺乏，结果从上午十时打到下午四时多，足足打了六个小时都没有攻进城去。下午五时，总指挥李明瑞下令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可部队又一次被拦在城墙前。李明瑞气得火冒三丈，把烟斗往衣袋里一放，转身操起一挺机枪就要亲自带头冲锋。

‍“总指挥，不用你来，我上！”时已担任特务连连长的李天佑主动请缨。原来，看到部队久攻不下，李天佑早已从特务连抽调了十二名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组成了突击队，自己担任队长，并且还准备好了攻城所需的竹梯和大竹钉。李明瑞果断下令：“好！你带突击队上，不入城内就不要回来。”李天佑虽然在教导队学过攻城战术，但从未进行过实战。他迎难而上，带领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一鼓作气冲到南门城墙下，选择有利地形，指挥战士们架好云梯后，只见他腰上别着几颗手榴弹，一手紧握快机驳壳枪，一手抓竹梯往上攀登。

‍敌人的机枪向他疯狂扫射，他趁敌人换弹夹的瞬间，以一个漂亮的鲤鱼打挺跃上城墙，干掉了机枪手，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李明瑞用望远镜看见，不禁高呼道:“好个小连长，像只小老虎！”与此同时，其他战士也一个个敏捷地攀上城头，与敌争夺城墙。突然，敌人的又一挺机枪开火了，李天佑不幸腿部受伤，血流不止。他忍痛带伤作战，一连甩出几枚手榴弹，炸毁了敌人的机枪，并率队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守敌无法招架，纷纷后退。城门被打开了，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攻入城内。

‍经过一小时激战，守敌五百多人被歼，六百多人被俘虏，缴获山炮两门、步枪六百多支、子弹十万多发、无线电台一部，骡马五百多匹，并筹得军饷银元数万元，不仅解决了红七军的供给问题，而且使红七军名扬八桂。李天佑却晕倒在了城头上，幸好被卫生员及时发现，把他从死尸堆中抢救出来。此役，李天佑和突击组的同志们成了全军的英雄，张云逸军长和李明瑞总指挥亦亲眼目睹了李天佑的勇猛，连连叹曰:“虎崽，虎崽”。

‍“小老虎连长”由此得名。

‍在随后保卫右江根据地的一系列战斗中，李天佑总能担当重任，张云逸不禁喜上眉梢：“这个小鬼头，还不到十六岁就这样凶！到二十六岁、三十六岁，那还得了，广西军阀没得混！”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北上，年仅十七岁的李天佑带领特务连，跟随军首长转战桂、黔、粤、湘、赣五省边境，不仅保卫了军部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还多次在危急关头带领全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掩护部队脱离险境，赢得了全军的钦佩，正如武冈战斗后李明瑞所评价的那样：“李天佑，李天佑，老天保佑，救了军部，救了七军。”

‍此后，“小老虎连长”不断进步，终于成长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陈养山：被称为隐蔽战线的“福将”

2021年04月01日

‍陈养山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在漫长的情报生涯中默默奉献，未出现过任何闪失，被在隐蔽战线上战斗过的老同志称为“福将”。

‍在恽代英影响下参加革命

‍陈养山，原名程仰山，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其父程步青，晚清秀才，兼事中医。陈养山在小学读书期间，因家境贫寒，未毕业即被迫退学。1919年，他到汉口市一家钱庄做学徒。

‍1919年前后，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各种思潮风起云涌。陈养山怀抱“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认真学习钱庄业务，并积极利用零碎时间阅读了大量书籍。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使陈养山认识到反抗旧秩序的可能性和意义。1924年初，陈养山接触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被革命理论吸引，遂与志同道合的店员同事组成学习小组。在学习革命理论的过程中，陈养山尤其喜欢恽代英的文章，就写信给恽代英，谈自己读书学习的体会与困惑。恽代英很快给陈养山寄了明信片，并约其到家中会面。对此，陈养山曾回忆说，“那天天气很热，我们从上午10时许，一直到下午4点钟，会谈持续了六七个小时”“当时我提出一大堆问题，请教代英同志，他都作了耐心的解释”“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说中国革命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要建立苏联式的政府，人民才能得到解放”。这次会谈深深地影响了陈养山，在他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奠定了其终身革命的思想基础。此后，陈养山一直视恽代英为良师益友和自己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同年10月，陈养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4月底，青年团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林育南派陈养山送密信到上海团中央。从此，陈养山开始迈入革命生涯。

‍掩护贺龙

‍1925年5月，陈养山抵达上海，恽代英安排其担任团中央交通员，和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一起，参加了五卅运动。随后，团中央派陈养山赴湖北武汉工作，因熟人太多，秘密工作不易开展，团中央又将其调回上海，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工作，担任发行科科长。其时，广州的进步书刊多由海员工会会员秘密携带至上海，再从上海邮寄至全国各地。陈养山在同海员工会会员密切接触中，积累了社会关系，为此后开展情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6年春，组织上交代陈养山运送几枚炸弹到武汉中央军委。陈养山通过认识的海员，搭乘英国货轮，完成了任务。这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6年冬，陈养山被调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做统战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养山在浙江杭州难以立足，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几经周折接上关系后，他被任命为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部长。1927年11月，贺龙秘密来到上海。为了确保贺龙的安全，周恩来提议由陈养山承担掩护贺龙的任务。陈养山将贺龙、周逸群安排在一个秘密住所里，1928年1月，陈养山又秘密安排贺龙等人奔赴湘西。多年以后，贺龙对陈养山的工作依然赞赏有加。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贺龙谈到情报工作重要性时说：南昌起义以后，我到了上海，就是通过特科，具体说是通过陈养山同志安排，把我隐蔽在上海后又秘密运送到洪湖的。我亲身体会到，你们的工作，再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在中央特科的特殊工作

‍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1928年，国民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当时，上海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陈养山完成掩护贺龙的任务后无法找到关系，只好回到浙江上虞。1928年春节后，因组织农民暴动失败，陈养山潜回上海，住在鲍君甫家，并在一家报馆谋生。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8岁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日本人办的基督青年会做事。1925年底，陈养山经人介绍与鲍君甫认识，且向鲍君甫学习日语。陈养山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科长，经常将书报送给鲍君甫。鲍君甫将其译成日文，所获颇丰，两人遂成好友。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成立后，时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和鲍君甫是老乡，他邀请鲍君甫加入。鲍君甫心里很矛盾，既想为国民党做事，又不愿得罪共产党，他便将这种矛盾心理坦诚地告诉陈养山。据陈养山回忆：“1928年三四月间，鲍君甫告诉我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的总干事杨剑虹，要他当侦探，做破坏共产党的工作。鲍君甫想去国民党做官，又想靠拢共产党，问我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我考虑他是国民党左派，对我党有一定的同情，可以争取利用。”于是，陈养山连夜将情况写成材料，经过中共闸北区委向党中央报告，建议同鲍君甫建立工作关系。

‍周恩来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非常重要，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开展。周恩来指示陈赓了解相关情况。陈赓先约陈养山谈话，详细了解鲍君甫的情况；接着又同陈养山与鲍君甫面谈。陈赓认为鲍君甫同情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能和共产党朋友融洽相处，可以作为内线。经过中共中央谨慎考虑，同意鲍君甫为党工作。为了方便陈赓工作，周恩来将陈养山调入中央特科，由陈赓单线联系，并派中共党员连德生作为鲍君甫的保镖。

‍在中央特科的协助下，鲍君甫颇得杨剑虹、陈立夫等人的信任。1928年8月，杨剑虹涉及贪污案自杀。10月，鲍君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鲍君甫与中央特科密切合作，在铲除叛徒、保卫党的机关和营救被捕同志中起到很大作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立即派陈养山对鲍君甫作了气节教育，并称：不管形势怎么变化，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这个朋友的。鲍君甫入狱后，三缄其口，没有暴露共产党的秘密。

‍中央特科对鲍君甫的工作是成功的。从根本上讲，这归功于中央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但陈养山凭借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对党组织的责任感，向党中央提供材料和建议，也功不可没。

‍辗转于天津、重庆等地开展秘密工作

‍1931年初，中央特科准备在北方开展工作，秘密情报关系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议员胡鄂公。胡请求杨献珍为其助手，得到中央特科的同意。4月，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陈原道等被捕。6月，中共中央命陈赓、陈养山赴天津营救被捕同志，并调查叛徒的情况。陈赓和陈养山化装成商人，住在交通旅社，半个月后两个人和杨献珍接上关系。陈赓和陈养山在交通旅社住了个把月，恐久住惹人生疑，陈赓住进一所新出租的民房；陈养山搬到大同公寓，与杨献珍同住，协力进行营救工作。一天清早，杨献珍在报纸上看到河北省委互济会被破坏的消息，赶紧告诉陈养山。陈养山果断撤离，并通知陈赓，避免了危险。杨献珍到北平找刘少白商议营救同志的事情，不幸被捕，营救工作被迫停止。随后，陈赓、陈养山将工作重点转向清查叛徒。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和陈养山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住处、来往关系、活动规律，决定立即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建议派“打狗队”镇压叛徒。半个月后，陈养山同中央派遣的“王老头”再赴天津。8月，天津最大的叛徒张克云被击毙。

‍8月下旬，天津党组织有个姓鞠的党员和陈赓取得联系，陈养山与其住在一起。9月初，陈养山让老鞠去买报纸，本来只需十分钟，但天黑也没回来。陈赓到后，两人判断肯定出了问题，于是陈养山马上撤离。第二天，在天津同志处得知老鞠已经被捕。鉴于这种情况，陈赓和陈养山在天津已经很危险，决定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这时，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党在白区工作遭到破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停止工作。中央特科的干部也作了疏散，陈养山拟派往苏联学习。临行前，由于四川情报工作有所进展，陈养山被派往重庆。到重庆后，陈养山经过详细调查，得知四川工作基础很好，10月返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联系人邱吉夫同意派人去重庆，但经费无法解决，让陈养山等待。11月上旬，邱吉夫突然被捕。几经周折，12月中旬陈养山接上关系，与陈克寒同往四川。陈昌、陈养山和陈克寒接办四川实力派创办的新四川通讯社，以此为掩护，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经过数月努力，陈养山等人获得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党政军动向的情报；军力配备及互相斗争的情报；国民党军部和党部与地方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情报；各种社会情报等。1936年7月，陈养山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重要军政情报，在准备返回四川之际，中共中央决定派陈养山到陕北学习。9月，陈养山抵达陕西西安，在西安情报站从事参与联络西北军的工作。陈养山以西北文化日报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交了不少朋友，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得到党中央较高的评价。

‍1940年6月，陈养山回到延安，结束了16年的敌占区情报生涯。其间，陈养山辗转于湖北武汉、上海、天津、重庆、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从未被逮捕过。罗青长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诀窍，而是由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

‍在晋绥做情报工作

‍回到陕西延安后，陈养山担任中央社会部情报干部训练班班主任。1942年2月，陈养山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通过学习，陈养山的理论水平得到提升。1944年底，中央情报部根据贺龙的提议，派陈养山担任晋绥军区调查局局长。

‍1941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中央情报部成立。12月，晋绥边区成立情报委员会。晋绥军区情报处的任务是收集敌伪军事情报、战略情报和瓦解伪军。1942年6月，晋绥军区情报处扩大为调查局，1943年向敌占区城市派出18名情报骨干。1945年1月，晋绥军区调查局移交给中共晋绥分局领导。

‍1945年1月，陈养山一行抵达晋绥调查局时，原正副局长已返回延安，大部分干部受“抢救运动”影响，正在接受审查，工作处于停顿状态，由晋绥军区政治部、锄奸部代管。陈养山全力投入到甄别工作。他强调：甄别工作关系到同志们的政治生命，以及调查局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要严格掌握政策界限、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要实事求是地做结论。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措施得当，晋绥调查局大部分干部重新走向工作岗位。陈养山随后着手充实调查局机构，设立干部科、交通科、研究室、书报科、总务科；恢复山西忻县、太原、阳曲、汾阳4个情报站，新建大青山情报处，在兴县、临县设立2个商店，作为秘密联络点。同时，派出23名基干情报干部到太原、北平、天津与地下情报关系联络，建立秘密交通点。晋绥调查局的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急剧变化。1945年10月，晋绥边区召开情报侦察工作会议，李克农到会指出：晋绥边区的情报工作，要以蒋介石、阎锡山集团为主要侦察对象，加强发展城市内线工作，配合我军反击敌人的内战阴谋。针对晋绥情报工作机构分散的现状，陈养山征得边区公安局相关领导人的同意，向中共晋绥分局提议，合并调查局和公安局，加强情报工作的力量，统一领导，协同作战。晋绥分局赞同陈养山的提议，得到中央情报部批准后，晋绥调查局和公安局合并，成立公安总局，陈养山任副局长，1947年6月任局长。1949年3月，陈养山调任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在陈养山领导下，晋绥情报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完成中央情报部收集敌方书刊的任务。敌方公开的报刊书籍，经过系统周密的分析，可以成为有价值的战略情报。抗日战争期间，晋绥调查局通过各种关系，订购日文报纸13种，中文报纸10种，以及大量日、中文书刊、杂志和年鉴。解放战争时期，平津工作站采购敌方报纸20多种，杂志30多种。这些报刊书籍源源不断送往中央情报部，中央情报部屡次表扬，称：“你们调查局，收集敌伪报纸、杂志书籍及各种年鉴等，对我们用处很大。”“特别在书报的收集上，对中央曾有很大帮助。”

‍获取大量军事政治情报。1949年3月，陈养山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部长，领导西北地区的情报工作。西安解放前夕，我情报人员获得胡宗南撤退的确切时间和方案、路线，及各军、师部署、番号、代号、驻地和装备的情报，并获得西安城区图、城防工事图等。我内线利用西安绥靖公署电台，同我电台秘密联络，发回有关胡宗南部队和国民党党务、特务上层人员活动机密情报90多份，对西安解放具有重大作用。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陈养山率领公安、情报人员进入西安，领导接收、社会治安和执行肃清匪特的任务，随后组建了公安局和西安市保卫委员会等机构，确定了公安保卫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949年10月1日，陈养山被邀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10月15日至11月1日，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会议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主持，毛泽东、朱德到会讲了话。陈养山参加会议，积极总结保卫工作的经验，为新中国的公安事业建言献策。

‍新中国成立后，陈养山担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1950年9月，调任江苏省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主任、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南京市检察署检察长。在南京工作期间，陈养山审问并清查出国民党特务黄凯。

‍经过多年磨砺，陈养山由初出茅庐的隐蔽战线的战士，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我党情报工作的领导者。陈养山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也和情报战线广大工作人员努力息息相关。陈养山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展现出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

陈毅《梅岭三章》

2021年06月11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陈毅因腿部负伤，奉命留下，与项英、贺昌、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和陈毅率领留在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策应、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分散突围，辗转南方八省，进行游击战争。1936年冬天，陈毅在广东和江西交界的梅岭被敌人围困20多天，他在极为凶险的环境中，写下视死如归又充满革命必胜信念的《梅岭三章》。

国民党对留守南方的红军实施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用“封坑”的手段，把红军冻死、饿死、困死在山区。

陈毅曾说，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是他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面对敌人一次次的疯狂清剿，红军游击队经常翻山越岭，长途奔袭，被困在荒山野岭里，就以石洞、草丛为床，无粮缺盐断油，就靠着野菜野果充饥。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关经历了一场生死劫。一天下午，湘鄂赣省委派到敌军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的陈海送了个条子上山来，说中央派人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县城去接头。陈毅打扮成商人的样子，前往大余县城，来到地下交通站一处糖铺时，却发现这里已被敌人查封。当他返回梅岭时，投敌叛变的陈海已经把告密信送出，项英、陈毅等人的住地——梅山斋坑迅速被敌人包围。敌人以5个营的兵力在梅岭日夜不停展开搜索。陈毅昼伏草丛、夜间转移，在梅山中与敌人周旋，被困20多天，有好几次，敌人的脚步近在眼前。潜伏在草丛中的陈毅，在布片上挥笔写下了著名的绝笔诗——《梅岭三章》，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情操，临危不惧、斗志弥坚的豪迈胸怀。

在游击战中，党的旗帜始终不倒，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和各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各游击区坚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游击区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当向导，送情报，搞保障，抢救和掩护红军伤病员。国民党为了割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里，使出“移民并村”的毒计，油山大兰、坪田坳等几十个村的群众被迫搬到山外，留下的房子全部被烧光。天寒地冻，无处补给，当地群众知道游击队在忍饥挨饿，想出各种办法支援游击队。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戴竹生：

群众支援游击队员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我身边的这样一根竹竿，当时的村民他们想到这样一个办法，把中间掏空装进大米，趁着进山砍柴的机会，躲过了敌人的搜查，转交给游击队员。

正是在群众的支持下，游击队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饥饿和严寒，熬过了难关，夺取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感叹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1937年，三年游击战结束，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副教授刘波：

艰苦的三年游击战，首先是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长征，其次是保存了重要的革命实力，并且成为我们在南方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

康菊英：命运不曾厚待，她却厚待人民

熊仲荣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之际，我们更加不能忘记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流血流汗、作出贡献的革命先烈、劳动模范。

康菊英，一位从童养媳成长起来的全国劳动模范。她的一生是一部感人的无私奉献史。

1922年4月，她出生在衡山县横岳乡（今店门镇）祝融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5岁时，父亲被军阀抓去当挑夫，一年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7岁时，唯一的哥哥和两个妹妹相继夭亡；8岁妈妈改嫁，无奈下，她只得到舅父家当童养媳。

婆家7口人，租佃地主8亩多田，向地主交完租后，余下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全靠她和丈夫上山砍柴或打零工补贴，勉强糊口。那一年大旱，婆家炊烟全断，他们只得以草根、树皮、仙粉泥填肚。后来，母亲饿死，婆婆病亡，丈夫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菊英便和男人们一样下地干活……她虽是劳动的好把式，能吃苦耐劳，却只能与饥饿为伴。

1949年10月，衡山县得到解放。中旬，中共衡山县委工作组来到她家，教她识字，向她讲解革命道理。她的思想和性格都变了：她不再沉默，不再怯懦；她走上讲台，控诉自己的血泪史。

次年9月，康菊英因抗灾度荒表现突出，被选为省首届农业劳动模范，出席全国第一届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51年4月，康菊英找来4户邻居，建起了衡山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临时变工组，翻开了衡山县互助合作历史的第一页。

1952年春，康菊英带头发动6户贫农和4户中农组成衡山县第一个常年农业生产互助组，她任组长。全组共有水田107亩，男女劳力16人，牛5头，犁12架。组里实行“土地私有，个体经营；长年互助，统一排工；耕牛农具，按价评分；死分活记，年底结清”的一套办法。秋收以后，互助组平均亩产531斤，比单干时增产4成。这就吸引了其他个体户，纷纷要求成立互助组。

1952年秋，康菊英互助组被评为省特等模范互助组，她本人评为省特等劳模。9月，她又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受邀到北京在怀仁堂接受毛主席的宴请，并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第三届国庆节观礼。

1953年1月，康菊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于1953年3月8日建起了全省第一个农业社——康菊英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湖南日报》还发表了《祝贺衡山县第一社的诞生》。这年全社117亩水田，比互助组时多收7500斤，比当时全乡最好的互助组产量高9%，比最好的单干户高28%，每个劳力分稻谷1800斤。

1954年9月，她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她识字不多，但对农村情况很了解，每次小组讨论，总是积极发言，给本团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令她终生难忘的是，一次休会时，她和著名电影演员、湖南代表白杨相约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家作客。毛主席留她们吃中饭。饭桌上，主席不停劝菜劝酒:“我家的菜是地道湘味，辣得很，多吃点。1927年，我在衡山考察过，衡山女子闹革命有传统，喝酒也有名，多喝点……”她说起农村情况，主席特别愿意听，不住点头，最后还说：“要多为人民、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从北京回来后，她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更加忘我工作；合作社经费紧张，她把全国人大每年下拨的几十元活动经费全部捐献出来。

1955年春，康菊英农业社进一步扩大，成为全县最大的初级社。这年，她又带头转高级社，以她这个社为基础，吸收邻近的几个初级社，组成衡山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祝融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康菊英再次当选为社长。

康菊英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动人事迹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和鼓励。省委书记周小舟亲临社里视察，指导工作。195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荣桓元帅到社视察，表扬了康菊英，并指出要注意发展多种经营。

1959年，她再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她第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五六十年代，她先后11次进京参加全国人代会，11次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十一届三中X会以后，改革的春风荡漾在神州大地时，年过花甲的康菊英被选为省政协委员。她已临近晚年，积劳成疾，生活很艰苦，但严于律己，没有向党和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1993年春节前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多次来看望她，并提出合影留念。翻遍所有家什，竟然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临出门，主任实在过意不去，掏出50元钱说：“来时没买什么东西，请收下我一点小小心意。”她双手颤抖：“谢谢刘主任。”却又把钱悄悄塞在随行的年轻秘书衣袋里。

1994年1月，她肺气肿复发，生命垂危。弥留之际，72岁的康菊英再三交待儿子：“在我死后，千万不要向党和政府伸手，千万不要铺张浪费……”人们在清理遗物时，没有发现一件值钱的东西。平日最珍惜的那个红布包里，放着2张全国人大代表证和一张红色的党费证，里面夹着56元现金，作为她最后一次党费。

康菊英的初心或许就是为乡亲们谋幸福，只讲奉献，不思索取，这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风范与胸襟。

六面碰壁 ‍一诗明志

‍徐壮

2021年4月8日

‍“六面碰壁居士”，一位曾经叱咤风云将军的狱中自称。

‍从1941年到1945年，新四军军长叶挺遭遇了“六面碰壁”的扣押。他以“六面碰壁居士”之名，写下一首名为《囚歌》的诗，道出了心声——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1941年1月4日，安徽泾县寒风呼啸。

‍此时，虽然国民党屡屡挑起摩擦，但共产党一直以抗战大局为重。十几天前，新四军军长叶挺率军及所属部队9000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出发，沿事前经国民党军事当局同意的路线北移。

‍次日，行至茂林地区，猝不及防的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围攻。【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叶挺与战友们被迫还击，激战7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一部分被打散，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

‍国民党诬蔑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这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周恩来满含悲愤，挥毫质问：“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身为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交军法审判”，从此开始长达5年2个月“六面碰壁”的生活。

‍《囚歌》中写道：“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到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对于这位有着大将之才的军长，国民党顽固派既心虚、又忌惮，以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劝降。

‍叶挺起初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后来被转移到桂林七星岩一个山洞里，之后又被转押到重庆。这期间，许多国民党大员和“社会名流”前来“拜访”，以高官厚禄等劝他“识时务”。叶挺的态度则一如他的名字：挺直不弯。

‍1942年写在重庆歌乐山红炉厂秘密囚室墙上的《囚歌》，结尾视死如归：“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4年1月，叶挺被押至湖北恩施。

‍湖北省恩施市文物局讲解员杨蕾介绍说，在恩施两年多的软禁生活里，叶挺顶着经济来源被断绝的压力，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带领家人在这里开荒种地、饲养畜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当年他亲手植下的茶树，当地群众称作“将军茶”。

‍党中央一直关注叶挺的安危，不断与国民党交涉。直到1946年3月4日，叶挺终于获释。出狱仅10小时，他就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我囚禁期间，就有了这个决心”。

‍毛泽东亲手修改润色了批准叶挺入党的复电。电文写道：“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复电抬头，毛泽东修改两次才定稿。

‍这个抬头是——亲爱的叶挺同志。

陆秀轩：紧跟拔哥闹革命

包诗璞‍ 韦‍煜 ‍陈光科‍

2021年06月01日

‍陆秀轩，又名陆毓灵，1900年9月出生于当时河池东兰县三石区巴纳村一个壮族农民家庭。

‍早在东兰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期间，品学兼优的陆秀轩就受到“五四”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接触了新思想新文化。

‍由于家境贫寒，陆秀轩高小毕业后回家务农，仍坚持耕读自学文化。1921年至1923年，陆秀轩参加早期农民运动，从此紧跟拔哥闹革命。

‍1925年秋，韦拔群、陈伯民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成归来，成立东兰县农民协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右江农民运动骨干。陆秀轩踊跃参加，并负责开办农民识字夜校，通过圩日讲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列强军阀进行斗争。

‍1926年，陆秀轩参加东兰农会和农军反对国民党右派军队勾结土豪劣绅团局镇压农运的武装斗争，并于同年9月攻占东兰县城，驱逐反动县知事。1927年8月，韦拔群领导东凤及凌云、百色农军举行暴动，陆秀轩带领三石农军参加作战。

‍为了解决农军武器问题，歼灭这股反动势力，陆秀轩自告奋勇，购买硫磺、朴硝等原料自己制造火药，并号召家人一起干。枪炮物资被运送回东兰后，东兰农军增设了山炮、迫击炮、机关枪等3个连，常备队伍扩大到7个连1200多人。

‍1929年10月，韦拔群将心腹爱将陆秀轩叫来，要求他和黄举平带队到百色领一批枪械物资。原来，正在筹划百色起义的邓小平为加强东兰农军的装备，又拨来一批枪炮和军用物资。

‍韦拔群把介绍信递给陆秀轩后问道：“你们打算怎样把这批武器运回来？”陆秀轩回答：“我们每人挑4支，背1支。子弹用10匹马驮回来。”韦拔群说：“10匹马不够，还有其他物资怎么办？”陆秀轩答：“那我再动员我的学生找20匹马来。”韦拔群说：“那好吧，如果不够，就叫你扛回来。”陆秀轩说：“请拔哥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如果半路遇上土匪，我们就是拼死也要把武器运回来。”韦拔群笑着说：“我相信你们，所以才点名派你们去。”

‍1930年11月，红七军集结河池整编北上。陆秀轩被分配在红七军政治部任干事，随军远征，转战桂黔湘粤赣边，历经四把、长安、武冈、连州、梅花村和抢渡乐昌河等战斗。同年12月，陆秀轩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湘赣苏区保卫局教导员，预审科长，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保卫局执行科长，参加了湘赣苏区、湘鄂川黔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0师锄奸科长、晋绥抗日总动委第3支队政治处副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分区政治部科长、吕梁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参加创建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中任解放军第七军政治部保卫部长、晋中军区卫生部政委、山西军区卫生部政委等职，参加解放太原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陆秀轩先后任广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监察厅厅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1981年11月10日在南宁病逝，终年82岁。【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

罗帅回乡：不听汇报，只问实情

熊仲荣 张英豪‍

1927年4月15日，25岁的罗荣桓离开家乡南湾。经衡山县城，过省会长沙，到武昌中山大学深造。之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的事业。

“别梦依稀咒逝川”。近三十年后，1956年11月的一天，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开国元帅的罗荣桓离乡后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衡山县城。

罗帅一行分乘省军区安排的两辆苏式越野车，风尘仆仆地从长沙赶到衡山，没有省、地领导的陪同，没有各地干部的迎送，只有穿将军服的47军军长张天云中将和夫人林月琴等人随行。

那天衡山城赶集，街上人流如织，熙熙攘攘。罗帅的车行至井边（古县城北街的尽头）。为了不干扰赶集群众，也为了更多地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他下车步行，让越野车自行开往文庙前坪。罗帅一路南行，边走边看边问。赶集的人们只注目到穿制服的将军，却并不知大名鼎鼎的罗帅也在其中。

行至县城中心处的四牌楼，罗帅停下来，走进百货公司，向营业员打听附近一位姓赵的钟表匠和一位姓邓的修鞋匠的下落。原来，在大革命时期，姓赵的钟表匠家里，是当时党组织的联络站，他曾几次到这里与县委接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离乡北上途径县城时，发现被人盯梢，急中生智，装作修鞋，正是姓邓的修鞋匠主动为他打掩护，他才摆脱“尾巴”。当有人告诉他，这两位老人都已去世时，他脸色凝重，颇为伤感，低下头，自言自语道：“多好的人啊！”

穿过县人委会院子，经过后门，罗帅从东边来到县委门前的文庙前坪（现人民广场）。在文庙前坪北边入口处等候多时的衡山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胡心平和县委常委、县兵役局局长郭耀武急忙迎上前来握手，将他们一行人接到临时招待室。

县委办公楼东头二楼的临时招待室里，两张小办公桌并成一大张，上面摆着一些柑橘，泡了些茶，周围只有几把旧藤椅和两条长板凳。招待室很简朴，罗帅却满心欢喜。县委书记、县长和其他领导都下乡办农业社去了，胡心平请示罗帅要不要通知他们回来。罗帅说：“领导干部下基层，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打成一片，这种作风很好。这一次，我是路过这里，顺便回家乡看看，就别兴师动众把他们找回来了。”

当胡心平拿出一大沓材料准备汇报时，罗帅连连摆手说不必了，还是拉拉家常好。他问县委办公楼是什么时候建的？县委机关房子够不够住？食堂生活吃多少钱一个月？干部分散下了乡怎样学习？

罗帅非常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问起枇杷洲上的城北学堂（时为县四中，现为开云中学和县二中）一到中秋前后，香飘校园内外的那颗好大的桂花树还在不在？他要求德育为先，各中小学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广大青少年培养成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罗帅又问起向家、刘家、罗家、赵家等当地望族的情况。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前，衡山县就让这几大户把持着。他问起这几大族现在有多少人在外读书和做事？他还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这几大族出了很多读书人，搞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都有，只要他们的思想转到劳动人民方面来，我们就应该充分信任，大胆使用。

罗帅十分关心家乡建设，问四方山的楠竹和杉树长得好不好？洣河夏季时常发大水，把低岸田浸个精光，秋冬季河水很浅，不利于舟楫，两岸田土干得直冒烟，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听胡心平说县委打算作出全县治山治水长远规划时，他高兴地点点头，连声说“好！”

衡山县委距离罗帅老家南湾仅有40多公里。胡心平问他是否打算回南湾老家一趟？罗帅回答：“这次，我不过是路过，顺便看望家乡的人罢了，到了县委会，这就到了家里一样嘛！”

一个多小时后，罗帅一行人离开县委，前往南岳视察。之后，他去店门看望全国人大代表康菊英，了解祝融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要求他们根据本地特点，既发展农业，又开展副业，说“集体有了粮，又有钱分，社员们才能真正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初心不忘。新的时代，我们更要传承罗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系百姓、求真务实工作作风，狠抓工作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在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记使命，敢于担当，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全国首位村委会主任韦焕能

2021年06月02日

‍韦焕能，男，壮族，中共党员，1942年4月生，广西宜州人，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村民委员会原副主任。1980年2月，他组织原合寨大队果作屯（自然村）村民冲破体制束缚，采取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产生了果作屯村民委员会，并制定《村规民约》，开创了中国基层农村村民自治的先河，拉开了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历史序幕。20XX年12月16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韦焕能“改革先锋”称号，获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探索者”。

‍村里治安混乱‍呼唤新的管理组织

‍合寨村位于河池市宜州区、柳州市柳江区和来宾市忻城县三县（区）交界处，全村有12个自然屯，韦焕能所在的果作屯有6个生产队。1979年，合寨农田包产到户，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人人忙着种自家的田地，集体事务都顾不上管，秩序处于失控状态。地处“三不管”地带的果作屯更加混乱，村民们概括为“六多一少”——赌博闹事多、偷牛盗马多、乱砍滥伐林木多、唱流氓山歌多、放浪荡牛马多、搞封建迷信活动多、管事的人少，特别是耕牛被盗，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

‍“不能这么下去了，该有人管管了。”党员韦焕能发声了，召集党员、老生产队干部和群众商讨，果断做出决定：成立村民委员会，管理集体事务。

‍大樟树下的选举‍揭开村民自治序幕

‍当时，村子治安很乱，当村干部事情多又没报酬，还会影响自己家的生产，很多人不愿意担任村干部。村民商议决定，用公开投票方式，选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心满意的“主心骨”，带领群众管好村子、干好工作。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这冒很大的风险，甚至有牢狱之灾，但党员要有担当。”韦焕能勇敢地站了出来。

‍1980年2月5日，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果作屯6个生产队推出6名候选人，召开村民大会选举产生新的村干部。群众用卷烟纸来当作选票、用米筒当作票箱，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5名村干部，韦焕能得到满票当选新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选出来的组织机构叫什么名称？为了与原有的生产队管理体制有所区别，韦焕能参考城市里的居民委员会，决定新组织机构命名为村民委员会。寓意这个组织由村民投票选出，要为村民服务。韦焕能因此成了果作屯首届村民委员会主任。

‍立下村规民约‍自我管理显成效

‍村民委员会产生后，迅速着手整治村里治安问题。韦焕能随即组织起草《村规民约》条款内容，并征求村民意见建议不断完善。

‍1980年7月14日，果作屯以村民委员会的名义公布《村规民约》，并召开村民大会表决通过。

‍“不准盗窃，违者按每件加倍赔偿，并罚款5元，情节严重者呈报上级处理。”“不准在私家、村附近开设赌场，违者罚款10元。”“严禁毁林开荒，违者每平方尺罚款5角。”……《村规民约》共有9条，外加6条《护林公约》，每一条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1981年1月，一名小偷偷走了村民的一头黄牛，我们组织追捕，小偷被罚款150元。”韦焕能表示，建立村民委员会和制定村规民约的做法很快取得成效，偷盗、赌博等治安问题解决了，村里风气明显好转了。

‍执行《村规民约》经常会遇到“熟人”难题，村里出现违规的事情后，依规处罚就要做“恶人”，会得罪人，会担心遭到别人报复。如果不依规执行，村子根本没法管，会恢复到混乱状态。在这过程中，韦焕能始终严格按照《村规民约》这部“小宪法”管理村务、处理纠纷、解决矛盾，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认可，村民自觉地遵守《村规民约》并相互监督，村风民俗也逐步改善起来。

村民自治写入宪法‍合寨先行经验走向全国

‍建立村民委员会、制定《村规民约》、实行村民自治的理念迅速传开，1980年合寨村12个屯都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制定了管理制度。合寨村迅速扭转了当时的混乱局面，被周边村屯关注和学习，推广合寨村的经验做法。据史料记载，1982年，宜山县（现宜州区）2288个自然村中，已有598个建立了村委会。

‍这一现象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正在主持修订《宪法》的彭真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民政部先后到宜山县，就村民委员会问题进行调研。

‍1982年4月，《宪法修改草案》公布，明确地把我国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确定为村民委员会。同年12月，新修订的《宪法》颁布实施，“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首次被写入根本大法。随即，建立村民委员会的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到1985年2月全国普遍建立村民委员会，标志着韦焕能带领合寨村村民探索出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和推广。

‍担当实干勤探索‍乐于奉献助村兴

‍合寨村出了名，韦焕能也出了名，但是韦焕能和其他村干部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积极探索实行“四小”制度——“小票箱”保障群众选举权、“小人大”保障群众决策权、“小宪法”保障群众参与权、“小纪委”保障群众监督权。同时，还不断深化村务公开，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实行村委干部竞争上岗，开展村委换届微信视频投票。成立了“党群理事会”，管理屯级事务，进一步拓展村民自治的内涵，在屯级事务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改善村屯人居环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如今，“退而不休”的韦焕能当起了村里的志愿服务者，负责村展示馆的日常管理、讲解等工作。韦焕能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只要还能走得动，就继续发挥余热，为合寨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奉献一份力量。【更多免费素 材，微信lbgzkf1】

覃学礼：一身正气的指导员

李慧

2021年06月01日

‍覃学礼，1918年出生于上林白圩新盛村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国难当头，为了抗日救亡，覃学礼中学未毕业，毅然和韦广培、覃绍谋、蓝庆义等同学参加地下党掌握的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一九四二年在党的安排下，覃学礼和梁进芳、吕永久、韦广培等一批学生军到桂林军校受训，梁进芳同志介绍覃学礼在桂林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组建自卫队‍抗击日寇

‍一九四四年秋，日寇再次侵犯广西，覃学礼和党员蓝结佳一起回到家乡。七月覃学礼和同村吴安中、吴宇基、覃泽森、吴韶荣组建新盛、洋塘、新庆抗日自卫队，队长吴安中，指导员覃学礼，财务吴韶荣，自卫队共有四十多人枪。

‍一九四五年农历三月的一天，日寇到覃黄牧场抢劫耕牛，获悉情况后，覃学礼亲自带领新盛抗日自卫队迅速赶到牛旋岭伏击敌人，经过十多个钟的战斗，敌人被迫弃下四头耕牛逃回白圩据点。这四头耕牛原是覃村周星保等群众家的，日寇进村后，抢夺带走，当抗日自卫队把牛还给群众，群众感谢万分。

‍农历四月初的一天，日寇再次将其劫来的群众物资及耕牛运往宾阳时，新盛抗日自卫队提前在三江桥做好准备，伏击敌人。敌人被自卫队击毙伤后，恼羞成怒，凶猛地向自卫队射击榴弹，因自卫队占领有利地形，誓死要与敌人激战。在自卫队的猛烈阻击下，敌人始终不能通过三江桥，便抄弯道向宾阳逃跑。

‍这场战斗，自卫队救下了被日寇捉来挑担的群众八十多人，缴获敌人钢盔一顶、枪榴弹两枚、耕牛八头、马一匹和七八十担物资。被解救后的群众，对自卫队队员们千谢万谢：“如果你们这次没有伏击敌人，我们不知道被捉去后死在什么地方呀！你们真是我们再生父母啊！”覃学礼义无反顾地说：“日本侵略我们中国，对我们中国人民实行三光政策，抢光、烧光、杀光和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组织发动人民起来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把敌人赶出中国。”

打击伪公所‍解放上林

‍一九四九年农历八月中旬，在黄邓村由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团参谋长韦质彬宣布成立独五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粱世藩，副连长吴芝田，指导员覃学礼，事务长吴汝臣，联络员吴云林，全连五十多人枪。

‍八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覃学礼悄悄带领九连一个小分队，进入白圩镇突袭敌人，向白圩伪公所发起猛烈扫射，欲将敌人一举歼灭，然而兵力悬殊，覃学礼一行人只得趁敌人慌作一团时，退出白圩。但他们仍重创了敌军，震慑白圩乡伪正副乡长，从此，白圩乡伪正副乡长惶惶不可终日。

‍新历十一月八日，独五团政委张声震、副团长韦广培、参谋长韦质彬和第三营营长陈衷、教导员卢哲等领导同志亲自指挥围攻白圩伪乡公所。由覃学礼率领九连做主攻，八连配合，七连负责外围。天亮时，开始攻击白圩伪乡所，在炮火的攻击下敌人仍负隅顽抗，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二时左右，第三营才击破敌人防线，打出突破口，经龙楼北上。

‍十一日攻打三里伪乡公所，活捉万寿乡伪乡长龚某、三里乡伪副乡长梁某、县督练官熊某等二十二人，缴获枪支二十二支、子弹一批，宣布上林县三里镇解放。

‍第三营指战员继续挥师北上，在北更和团部第一、第二营胜利会师。二十日，全体党员、干部、独五团全体指战员集中到北更乡木等村参加军民大会，庆祝上林县人民政府成立。张声震政务代表桂中南地委宣布独五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第二十二团，覃学礼任二十二团第三营教导员。

‍二十八日第二十二团在周安、北拦伏击国民党黄杰兵团。覃学礼和第三营指战员与敌人进行最激烈的战斗，敌人三次向九连冲锋，在覃学礼果敢指挥下，敌人均被我军击退。这场战斗，击毙敌人八十多人，伤敌一百余人，缴获战利品一大批。

‍覃学礼和营长率队与二十二团全体指战员，配合解放大军十二月一日解放上林，二日解放宾阳，四日解放南宁市。

终身为群众‍一身清正

‍一九四五年夏，日本从上林退回宾阳时，抗日义勇军在自容伏击敌人。时见一帮挑桐油、砂纸、南粉小商贩路过，抗日义勇军为了弄清真假，扣留检查，黄翼民、周国兴主张收没，覃学礼和韦广培却不同意。覃学礼对他们说：“我们义勇军宗旨，大家不是不懂，如果我们没收了，不是变贼了吗？不是把兵带坏了吗？不是违背我们‘抗日救亡、除奸安良、保家卫国’的义勇军宗旨吗？”经覃学礼做思想工作，大家才同意不没收这批商货。

‍在地下革命时期，覃学礼的夫人邹嘉珍曾在一九四七年为他做一张防雨油布篷，既防雨又可做被子、垫子使用。当他偶然发现身边的战友体弱有病，比他更需要这样一张防雨防寒的布篷时，他毫不犹豫地将妻子日夜赶制的油布篷送给了战友。

‍在解放战争时期，覃学礼动员家人先后把两头耕牛、三头大猪出卖换成钱和洋钞、粮食并捐出支援革命。韦广培从鲁塘战役带两班人枪回来参加抗日战争，抗日胜利后，韦广培带回的两班人枪申请返乡，覃学礼便给他们每人缝一套衣服及路费给他们回家，解放后，他们曾来信感谢覃学礼的关心。

‍后来在覃学礼的追悼会上，组织写给覃学礼的悼词中有这样的一番评价：“覃学礼同志是好党员、好干部······覃学礼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悼词对覃学礼的一生给予了历史性的公正评价，一生革命的覃学礼受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