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篇）2026年4月单位工作经验文章汇编

（5篇）2026年4月单位工作经验文章汇编

目录

1.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室原主任傅学正：

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的日子1

2.卫生部原副部长谭云鹤：

我给林彪当秘书17

3.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一科原科长邢吉祥：

我给许世友将军当秘书23

4.第二军医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少将李曙光：

刘华清教我当秘书26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副秘书长满宗洲：

我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转变：从当干事到干秘书30

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的日子

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室原主任傅学正

我于1948年底参加革命，1949年入伍学习机要工作，1950年调到中央军委机关当机要员，1954年调入中央军委办公厅。1961年起任秘书、秘书科副科长、科长，1979年后任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88年离休时任844工程（即军委“八一”大楼工程）指挥部指挥。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近40年。

在40年的工作期间，中央军委办公厅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情。有的我参与了，有的是耳闻目睹知道一些。下面就我所知道的有关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机构沿革以及我的工作经历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

在取得政权之前，全党的任务就是取得革命胜利，建立全国政权。其最高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全党为战争的胜利而奋斗。各个解放区被分割，互不连通。党中央只给各个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人通过密码电报发去政策以及作战命令。各解放区部队人员的补充、枪炮子弹的供应、军饷的发放，靠各解放区自筹。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军队的一切要靠国家供应。军队建设也和全国政权建设一样百废待兴，由单一的步兵到建设强大的海军、空军、各军兵种和机关、院校，还要制订各种条例和规章制度。中央军委与党中央分开办公了，统率着四、五百万军队，当然就需要一个为军委首长服务的办事机构——中央军委办公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28人。其中共产党员21人，民主人士7人（程潜、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错、龙云、刘斐）。1951年11月、1954年6月两次增补林彪、高岗、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副主席，徐海东为委员。1949年11月成立的办公厅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设立国防委员会，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毛主席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60多人。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党指挥枪，统率全国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12人组成：

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未设副主席或常委。由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黄克诚为军委秘书长。设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又兼国防部办公厅。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办公厅（还包括总参谋部办公室）3个名称是同一个机构。在正式行文和办理公务时，对党内、军内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对国务院、对地方政权、对外事工作对象称国防部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公厅前三任主任及副主任分别是：

第一任主任：罗贵波，任职3个月（1949年11月-1950年1月），在“居仁堂”办公。

第二任主任：张经武，任职两年（1950年1月-1952年1月），在“居仁堂”办公。

副主任朱早观（1952年1月上任，1955年因病去世，他在三座门办公）、唐永健（1950年1月-1955年3月）。第三任主任：肖向荣，任职13年（1952年10月

-1965年11月），在“居仁堂”办公3年，在“旗坛寺”办公10年。副主任王兴纲（1956年9月-1967年12月）、黎化南兼任总参管理局局长（1961年1月-1965年5月）、潘振武兼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1963年2月-1969年5月）、路扬（1954年-1961年5月）。

军委办公厅的主要任务是：为军委领导人服务。从1949年到1955年底，这个时期的军委办公厅规模很小。机构有机要室（后改为秘书处）、档案处、保密检查处、外文秘书处（为苏联顾问团服务），加上总参办公室管理科。军委办公厅是个秘书服务性的机构，对部队没有指挥权，也没有财权，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单位。但是如果军委授权，它代表军委制发文电，发出通知，召开会议，把军委的决议贯彻下去。

军委办公厅，从1949年11月成立到1955年底搬出中南海，6年的时间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居仁堂”地处中南海中海西岸，是当年袁世凯做皇帝的那栋二层工字楼。它的南侧隔墙是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西侧隔墙是彭德怀居住的“永福堂”，“居仁堂”西南侧有一小门，过墙就是中南海的首长们跳舞和看电影的“春耦斋”。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时，只开会才来“居仁堂”，不在此办公。聂代总长在楼内办公，并经常召开一些会议。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之后，大会、小会都在这里开。苏联军事顾问团在该

楼二层北头办公。

肖向荣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位对党很忠诚的老红军、老干部，他经常与毛泽东和诗。他作风正派、对上级不吹不拍，很有工作经验，有文字水平，军委的有些文电由肖亲自拟稿。在工作中他办事认真，对部下要求严格。肖向荣来中央军委办公厅之时，正值彭德怀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军队建设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肖向荣还是中央军委的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主管军队外事工作。此外他还兼任军委总直属队的党委书记。中央军委办公厅承担国家军委办公厅、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和总参谋部办公室等多个机关的职能和任务。肖向荣曾经说过：我们是直接为毛主席、中央军委首长服务的，也是军队统帅部的所在地，是“白虎阶堂”。你们到我这个地方来不容易，是经过严格审查、左挑右选来的。来得不容易，想走更不容易。肖向荣对干部的任用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三分之一的干部是做过机要工作的，大多是从红小鬼成长起来的，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过来的人。

1952年4月彭回国治病，7月周恩来提议，党中央批准由彭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经军委会议讨论，毛主席批准，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新中国成立4年来的军事工作，提出了军队建设战略转变的议题。会议于1953年12月7日在中南海“居仁堂”一层大厅召开，历时51天，1954年1月26日闭幕。出席会议的人员为军委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总人数达100多人，多为我军授衔时的元帅、大将、上将等高级将领。朱德致开幕词，彭德怀做了新中国成立4年来中央军委的工作总结。这次会议是我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陈毅在发言中说，这样大的军事会议在延安也没有召开过，等于全军的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军队总定额、组织编制等方面。并提出要在两年内做好军队“四大制度”改革的准备工作。“四大制度”即：改志愿兵役制为义务兵役制；改供给制为薪金制；实行军衔制；颁发勋章、奖章。此外会议还研究了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各级司令部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等10项议程，为我军建设承前启后发挥了历史作用。这次会议也是军委办公厅承办的第一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全厅动员，积极服务，保证了会议顺利结束。

全军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由军委办公厅负责组织三总部起草《兵役法》、

《军官服役条例》、《薪金条例》、《勋章、奖章条例》，然后由军委办公厅汇总、印刷、分发、组织讨论修改等，这些法律、条例在一年中反复多次讨论，

上报党中央审批。我参与了“四大制度”改革的全部文件的印刷、校对工作。记得当时为了落实“四大制度”的改革，全厅上下忙成一片！经常加班加点，但是大家心情舒畅，效率很高。在办公条件方面，主任肖向荣有车，其余包括副主任、彭办主任、处长等全厅大部分干部上下班都步行，只有师以上级别的干部配备有自行车。全厅也只有一辆大卡车保证生活供应。在彭德怀的主持下，在苏联顾问团的建议下，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机关建立了8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军事训练总监部（时间不到3年，8大总部逐渐撤销，只留参、政、后3总部），到“文革”前夕，在全国建立了111所军事院校。

1954年底，由于彭德怀特批了一个年轻人董安第当兵，激发了全国青年的参军热潮，大概日均有三、四百封来信。彭德怀是一个办事很认真的人，对此事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没有几个人，所以就从秘书处抽调了几个人去帮忙，我是其中之一。在彭办工作了一个多月，彭总对我们几个人还是很关照的，每天上班都会过来看看。

1955年冬，在辽东半岛举行了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大兵团参战的海、陆、空联合抗登陆演习。军委办公厅大批人员去现场参与安全保障、服务工作，组织专列火车供参观的高级将领使用。

在彭总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对彭总说：“咱们两个单位都在中南海办公，人来人往、车辆进出很多，妨碍毛主席办公和休息。军委是否可以搬出中南海，在北海公园西侧盖大楼办公。此事已经给北京市的彭真和万里同志说了。他们给军委驻城内的机关搞了个规划，以北海公园为中心，西侧为办公区，东侧为宿舍区。”彭德怀很尊重毛主席，欣然同意搬出中南海。由于北京市的重视与支持，中央军委在“游坛寺”的第一栋办公大楼在1955年秋建成，当年底军委办公厅就搬进了新的大楼。彭总和黄克诚秘书长在6楼中段办公，聂总在6楼东头办公。粟裕总长、各位副总长、总参的作战、军务、装备、训练、动员、机要、情报部门也都搬进楼内办公。对外称“国防部大楼”。

此时军办的机构相应地扩大了。设有秘书处、外文秘书处、保密处、档案处、信访处、警卫处、外事局、管理处、政治处（有时为政治部）统管“族坛寺”大院的行政和警卫工作。至此，肖向荣主任设想的要把军委办公厅建设成为“三局一部”，即秘书局、外事局、管理局、政治部的格局基本形成。

1958年军委召开了“反教条主义”会议。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关于如何向苏联学习的问题上，毛主席说，我们要一边倒。在国家建设方面要全面向苏联学习，不走样的学，苏联就是我们的榜样。对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工程很感激。但是后来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对我们也不那么友好了，中苏两党的矛盾也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学苏联要有选择的学、批判的学，要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于是就由训练总监部主持召开了“反教条主义”会议，会上批判萧克、李达。会议开了一个多月，逐步升级，后来由军委主持，也就是彭德怀副主席主持。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一人来参加，共两千多人，先在三座门动员，“大鸣、大放、大字报”。

最终矛头指向刘伯承元帅，他在大会上发言，做了检讨。军委办公厅负责为会议印刷简报、分发文件、管理大字报。我也参与了这些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回到北京后，军队驻京总部机关负责人在“怀仁堂”继续批判彭德怀的会议，先后持续了近一个多月。有的人因病请假不与会都不行，说他没有与彭德怀划清界线，用担架把他抬到“怀仁堂”参加批判彭德怀的大会。在批判彭德怀问题上，军委办公厅没有发动全厅人人揭发、个个批判，只在厅党委小范围内传达文件，召开了一些会议。我参与了从庐山会议的文件到“怀仁堂”大会的发言简报的印刷校对工作。

由于彭德怀1959年秋在庐山遭错误的批判，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毛泽东任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任副主席，罗瑞卿任秘书长，苏振华、肖向荣任副秘书长。同年10月在军委常委之下，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肖向荣组成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1965年肖向荣遭批判，被免职，罪名是反对突出政治。林彪曾经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肖向荣说，政治不能冲击军事，也不能冲击业务。与林彪的“四个第一”有些顶牛。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总参派工作组进驻军委办公厅，大搞机关“四清”，矛头直指肖向荣。肖向荣虽然是从四野来的，但是他对林彪不吹不拍，没有私交。毛主席说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是个创造，你反对，那怎么行？肖向荣的下台让我们这些秘书感到无所适从，造成了军委办公厅的工作大起大落。

1958年印刷所所长转业，让我临时负责所的工作，1960年秋正式任命我为副所长。1961年起当秘书，由于军委办公厅也兼着总参办公厅，秘书处设总参秘书科，主管总参党委、总参首长的会议、总参文件传阅、印发等工作。总参

首长张爱萍、杨成武、彭绍辉等。他们在室内开会，由乔力科长做记录，我在外面照顾列席会议的部、局首长。

1962年春，有一天乔力科长找我说：“罗总长批发了一份急电，十万火急，你不得停留去给有关单位的首长传阅。”我要了小车，去保密科取了急电，一看电文我十分紧张。得到可靠情报，xx在近日内要轰炸我国的原子基地。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出一个空军师、一个高炮师去保护基地。军队与地方要传阅这个急电的有八、九个单位。先从军队传起，中午我也未吃饭。12点半我到了空军刘亚楼司令家，刘已经午睡了，工作人员让我下午再来。我说：“电报十万火急，误了事我们都有罪，必须把首长叫起来。”刘司令打着哈欠说：“有啥急事，连午觉也不让睡？”我上前一步把急电呈给他，刘一看电文马上来了精神，顺手拿起电话告诉司令部值班员，马上通知参谋长、作战部长、军务部长、通信部长等到作战室开会。他放下电话很客气的对我说：“谢谢你这么认真负责，不然要误事了。”直到晚上8点多，我在百万庄大院内转了几个圈，才找到二机部刘杰部长，他是最后一位看急电的。

二

第四任主任：由杨成武代，任职一年半（1965年6月-1966年底），在“游坛寺”办公。

第一副主任路扬（1965年1月-1968年12月），副主任有：莫阳（1967年5月

-1969年3月）、金涛（1965年11月-1979年4月）、郑汉浩（1965年1月-1968年2

月）。

1965年11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军委办公厅兼任总参谋部办公厅。至此军委办公厅名正言顺地成了总参谋部的二级部了。

第五任主任：路扬，任职一年半（1967年11月-1968年9月），在“游坛寺”办公。副主任是莫阳、金涛、郑汉浩。

这时正值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各种矛盾和事件不断发生。林彪要用他信任的黄永胜当总参谋长，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李作鹏夺海军的权，邱会作当总后勤部的部长。林在毛主席面前诬告杨成武，说杨成武的“大树特树”表面上说树毛主席，树毛泽东思想，不知要树何人呢？遂发生了“三、二四”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被抓、被抄家。余立金、傅崇碧被审查。林彪把黄永胜等人调来北京，任总参谋长，并取代杨成武成为军委办事组的负责人。黄、吴、李、邱的军委办事组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第六任主任：肖建飞，任职2年4个月（1969年5月一1971年9月），在“游坛寺”办公7个月，在西山办公1年零7个月。

副主任金涛、刘路明（1969年11月-1971年9月）。

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也是林彪、黄吴李邱搞阴谋的时期，也是办公厅没落衰败的时期。所有家产统归总参管理局，外事局拨归总参建制，秘书处一分为二：为军委办事组服务的叫第一秘书处，共18个人，由肖建飞、刘路明直接带领去了军委西山〇三〇大院办公，这就是微型的军委办公厅。为总参首长服务的叫第二秘书处，在金涛副主任的带领下，连同保密处、警卫处、政治处、管理科，于1970年底搬入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对外称总参谋部办公厅，正式启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办公厅”印信。档案处停止工作，人员搬入总参管理局小西天大院居住。信访处仍留“海坛寺”。10年“文化大革命”，军委办公厅是个重灾区，5届主任、副主任，个个都挨整，有的被关进监狱。全厅150名干部办了30多个专案审查；大部分老同志被送往河南“五七劳动学校”劳动改造，少部分人留在地方“三支两军”；老帅们也被以战备为借口押送外地。当时有个顺口溜：“警卫处一窝端，秘书处剩下一、二、三，档案处上了小西天，全厅干部大换班”。到此军委办公厅仅有18个人的第一秘书处（仅有3个人是军办的老人，其余15个人，包括正、副处长都是刚从外单位调来的）管着军委、国防部、军委办公厅的大印，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军委办事组服务，其他都没有了，军委办公厅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提出要军队派1500名营以上干部，由南京军区政委萧望东带队进驻文化部，我也被抽调参加了这个队伍。开始我在京剧4团，不久由于美术馆吃紧，军委办公厅另外抽调了七、八个人，由办公厅一位处长带队进驻美术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什么标准的人是牛鬼蛇神。每天有成千上万名中学生冲击美术馆，要求把美术馆改成“毛主席著作学习馆”。当时美术馆有一幅美术作品，画面上画着风吹红旗向东，于是就说这幅画是反动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他们在大雨中、太阳下批斗华君武。我们进驻后，从内心里同情这位老同志，就禁止中学生在雨中、太阳下批斗他，并把他从“牛棚”中放回家。然而不久事情突变，“八·一八”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之后，说军宣队不是毛主席派的，是刘少奇派的，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也就是“镇压”红卫兵，保护黑帮。这样反过来美术馆的群众天天斗我们，要我们交待刘少奇

是如何派我们来的，为什么打击红卫兵。后来周总理替我们说了好话，说他们是军人，听指挥执行命令的，不要对他们揪住不放，放他们回去吧。回去后我就得了一场大病，患了两肺上部空洞性肺结核，住了半年医院，回家休养了半年。所以机关“文革”初期中央军委办公厅机关开展的“大鸣、大放、大字报”我没有参加。1968年秋为促进群众大联合，军队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城区划片包干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推动群众联合成立革委会。我又带病参加了军宣队，在西城区街道工作到1972年秋。当时我是厂桥街道革委会常委。

1968年“三·二四事件”对军委办公厅震动很大，由于路扬的主任一职是杨成武提名的，所以他也受到牵连靠边站了。1968年年底前，叶群找了总参谋部4位二级部长谈话摸底，说：“首长是信任你们的，要好好工作，有什么说的，可以给首长说，不要有顾虑。”这4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给林彪、叶群写了“效忠信”。路扬没有写就把他降级调到河南省军区担任第二政委。后来又被捏造罪名关入监狱8年。

1971年“9·13事件”林彪叛国投敌、机毁人亡后，他的4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罢官，受揭发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建飞、副主任刘路明也受到批判。从“9·13事件”至1975年1月，4年多的时间，军委办公厅主任空缺，只剩下一位副主任金涛一边检讨，一边坚持工作。他陆续地把一些老同志调回机关。

1972年秋，叶剑英指示说，揭批林彪及其余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大事，要抓好。但那是少数专案人员的事情，全军不能停止训练，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决定由军委派出赴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3个战备小组，督促部队加强训练，因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深挖洞，广积粮”。金涛副主任让我和刘振杰同志参加赴兰州的战备小组，组长是原防化兵部主任张乃更。

我们去之前，叶帅指示说，你们去了多看少说，要强调军事训练不能停，生产不能停，战备工作不能停。

1972年8月我们到了兰州军区，皮定均司令员热情接待。张乃更主任说，叶副主席派我们来军区传达中央精神：批林彪反党集团要搞好，那是少数人的事，军队训练不能停，生产不能停，战备不能停，要贯彻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指示。我们都是小人物，是来学习的，请皮司令多多批评指正。皮定均司

令说：“什么大人物小人物，就是叶帅派一个公务员来，也是军区的贵宾。”我们几个人分为兰州以东、兰州以西两个小组。将近2个月的时间，跑遍了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4个省区的所有驻军单位以及军工企业、人防工程、县市武装部等。天天钻地道，看部队设防工事，有时跑一天看不到一个村落，风起黄沙蔽日，体会到“晨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西北气候。公路上看到的车辆多数为部队的送水车、后勤保障车。部队住在地窝子或坑道内，每到一处部队负责人报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部队还存有多少日用水、用粮、咸菜。战士的脸都是黑红黑红的，因为缺水长年洗不了澡，更别说洗衣服了。有的地方人喝的水中含有大量的氟，很多人生了大脖子病。

四十七军刚从湖南鱼米之乡调来兰州以北一条山驻防。南方人不吃窝窝头、土豆，很多战士吃不饱饭。10月1日我们去一个连队看战土过节吃什么。坑道口有几十个战士蹲在地上，就问他们在干什么？回答说等着吃饭，前一拨人吃羊肉泡馍，他们吃西红柿鸡蛋炒大米饭。我们当时真的没想到基层连队生活这么艰苦。我们还去了一些武装部，这些部门大多为3-5人，自己做饭吃，轮流当炊事员，出门办事步行3天才能到地方，祁连县东西近千里，林彪的“一号命令”直到“9·13事件”后还没有传达下去。科研生产单位都忙着打派仗。在西宁，省军区领导人汇报说有个国防科委的研究单位，给他们分配的地道工程他们不挖，致使全城无法连通。他们还把实验用的导弹扔到山头上，谁也不往回扛。我们批评了这个单位不执行毛主席的“深挖洞”指示的行为，告诫他们说如果不把科研用导弹扛回单位，我们就带回北京了。回京给军委写了报告。经军委批准为边境县、市武装部都配了吉普车。从兰州回到北京后不久，我被任命为秘书科副科长。

第七任主任：胡炜，任职2年3个月（1974年12月-1977年2月），在“旗坛寺”办公。

副主任先后有：王岳西（1974年2月-1977年8月）、金涛、郑汉浩（1975年7月-1983年10月）、黄宗汉（1976年8月-1977年8月）。

此时中央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军队的工作。在叶、邓的支持下，对此前设立的30个专案逐个进行平反，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军委办公厅的工作开始恢复：档案处又重新恢复工作；把第一、第二秘书处合并为军委办公厅秘书处，下设3个组：军委秘书组、总参秘书组、综合秘书组。文件的综合摘要、资料的收集整理，军委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如军委首长的外出，大军区首长来京、离

京的迎送，国家丧事和军队高级干部丧事的办理都正常进行。1975年6月9日，军委办公厅克服种种阻力，为贺龙元帅举办了骨灰安放仪式；7月23日至8月30日，中央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叶、邓都在会上讲了话，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实际全国铁路也在整顿，对全国、全党、全军震动较大。军办全力投入会务工作。到1975年底，由于“四人帮”兴风作浪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把已好转的局势又带回到混乱之中。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全党、全军都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在胡炜主任的带领下，军委办公厅派出若干工作人员参与了这3大丧事的办理。7月12日福建前线司令员皮定均，因公坠机去世，军委派杨成武、梁必业、张震3人代表军委去指挥演习和办皮司令的丧事。金涛副主任带工作人员随行，我也到了福州。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伤几十万人。军委办公厅参加了党中央组织的抗震救灾工作机构。

1976年10月6日，中央果断采取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欢腾，中央决定组织群众在天安门游行3天，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管理局、军委办公厅抽人协同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卫戍区组成游行指挥部，在天安门一带维持秩序，我参加了这一工作。

三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军委的工作。十届三中X会邓小平全面恢复了工作。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军委办公厅的日常工作走上了轨道，形势有所好转。1977年秋，中央军委调广东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肖洪达任军委办公厅主任。

第八任主任：肖洪达，任职9年（1977年9月-1986年9月），在“旗坛寺”办公2年，在三座门办公7年。

副主任有：金涛（任职到1979年4月）、郑汉浩（1975年7月-1983年10月）、李希庚（1977年11月-1987年9月）、刘野亮（1979年5月上任，同年10月病故）、展征（1982年4月上任，1983年3月病故）、张辅枢（1982年12月-1987年9月）、刘振杰（1983年12月-1984年10月）、李新民（1983年1月-1984年12月）。

肖洪达主任上任之后，撤销保密处，建厅办公室、秘书处、档案处、新建解放军档案馆、警卫处、信访处、政治部、又新增加研究室、管理处等，人员稍有增加，老同志逐渐回来的多了。厅办公室主要职责是：承办厅首长交办的工作；负责军委的行政事务，如迎来送往、大型会议的会务工作；参与承办国

丧与军队高级将领的丧事；负责军委的文电运转、复制、分发的工作等。我担任厅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行政科长，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工作压力很大，精神也高度紧张。

此外，军委恢复了办公会议，办公厅只能跟随军委首长的意图安排工作。总参谋部的会议、首长活动也很多。1978年底，肖主任向叶剑英副主席提出：军委办公厅兼总参谋部办公厅工作担子太重，有时应付不了。可否从总参建制内独立出来，像中央办公厅一样，不在中央机关的任何一个部内。军委是个实体，统率着几百万军队，军委首长工作很忙，担子重，作为军委的办公厅理所当然的要为军委首长当好助手、服好务。总参谋部也是个实体大单位，光是在北京地区的机关、部队就有10万之众。由于军委办公厅的主要精力在军委，有时对总参谋部首长和有些活动就照顾不到，会引起误会。因此总参谋部有个独立的办公厅也是理所当然的，总政治部不是就设有办公厅吗？！

叶剑英副主席觉得肖洪达说的有理，经过再三考虑，在与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副主席商量之后，把这件事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军委常委们一致同意军委办公厅从总参谋部建制之内独立出来。并决定：军委办公厅的行政工作，如医疗、补兵、退伍等工作由总参谋部负责；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由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后勤保障由总后勤部负责管理。并指定军委秘书长洪学智分管军委办公厅的工作。中央军委于1979年4月正式发文批准两厅分建。军委办公厅于1979年4月搬入景山前街20号（原为军办的招待所，也称三座门俱乐部）办公，长达20余年。

两厅分建时考虑到军委首长的秘书、警卫、服务工作由一个口管理为好，就把总参管理局第一服务处拨归军委办公厅的建制，同时把军委办公厅的管理处并入第一服务处内。这样一来军办的机构就显得庞大起来了，光是服务处（包括为其服务的首长、住地人员）就有七、八百人，全厅总人数上升为千人以上。

1977年2月间，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一家人住在军委西山大院25号楼，并指定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天天给邓送文件，让邓了解党中央、国家、军队的全面情况。由于工作关系我知道了这一情况，意识到邓小平不久就会出来工作。大约在4、5月间，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同志找我，说邓小平不久就要搬入地安门米粮库胡同5号新房，让我先去看看新房的通信线路情况，能否安装中央红机和军委一号台。我带着总参通信部科长陈林同志一起到了米粮库胡同的新房察看，发现军线线路还在，中央保密红机的线路断了。我向办公厅主任肖洪达、副主任金涛

报告之后，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向中央办公厅送去报告：“邓小平同志将入住米粮库胡同新房，请中央办公厅批准借给两条保密红机线路，为邓小平同志安装两部红机电话。”未果。7月1日邓小平一家人搬入新居，因为没有红机线路，只好多装了几部军委一号台。

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我参加了落成典礼的筹备工作。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一同出席了落成典礼仪式。此后党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驻京的军委总部机关、部队、北京市4个口分别组织干部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一时间成为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盛大的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军队应全军老红军的要求，军委办公厅、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抽人组成接待军队老红军来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办公室，办理此项活动。总参谋部管理局副局长汪洋任组长，我为副组长。我们拟定了接待计划，11个大军区按照计划安排来京，3天为一批，还组织老红军们参观游览一些名胜古迹和市容，老红军们都非常满意。有的人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我们跟随他干革命几十年。但是他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他逝世后军委安排我们来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我们也心满意足了。”

邓小平恢复职务不久，中央军委安排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在天津杨村机场检阅空军。空军司令张廷发要求军委办公厅派人和他一起去杨村机场进行事先安排。我跟随他在检阅的前一天下午4点到达杨村机场。不一会儿机场负责人报告说，机场旁边的陆军某师今天发现丢失了两支冲锋枪、2000发子弹。张廷发一听就紧张了。经过与总政治部保卫部、北京军区、公安部协商，决定：由于检阅日期不能改变，时间太紧，只好采取断然措施：在检阅的当天上午由北京军区一位领导来某师大院作政治时事报告，某师全体干部、战士、公勤人员、家属都来听，一个人也不准请假，以营为单位点名；派天津市公安局的200名警察从早上6点至中午12点包围某师大院，不准一个人进出；机场由空军戒备，不准人员进入。当我们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已经是深夜11点，我把这一重大情况向军委办公厅首长作了汇报。第二天一切活动按计划进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登上检阅台后，张廷发随即下令检阅开始，飞机一批批震耳欲聋低空飞过检阅台，检阅顺利结束。送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3人之后，张廷发长长地出了口气：“真吓死人啰！”不久盗枪案告破，原来是该师复员老兵所为。

1978年6月1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逝世，我参加了治丧班子的工作。

8月3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德国治疗腿疾，手术后对心脏监护不周，引发了心肌梗死逝世。消息传来，军委领导和全厅都感到震惊，决定由军委办公厅主任肖洪达乘专机去德国接罗瑞卿的遗体回国，我负责在西郊机场组织迎灵活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X会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宣布军委办公厅要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做准备。12月24日中央为他和陶铸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追悼大会。彭德怀恢复名誉后，在浦安修同志的参与之下，军委办公厅还承办了《彭德怀传记》的编写工作。

1979年2月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逝世，他的丧事由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和海军联合办理。我参加了全部治丧活动，并组织专机去海南岛榆林基地外海为苏振华同志撒骨灰。

1980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给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军委办公厅、北京市委4个单位抽人组成治丧班子。我与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局的同志以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一行5人去济南与山东省委商量撒骨灰的有关事宜，其实也就是规模大小的问题。到济南后，山东省委一位姓王的秘书长陪同连夜去了青岛，与青岛市委、海军等单位领导一起商量。他们提出来的方案比较大：如青岛党政军机关、工厂、学校一律下半旗；从机场到海军码头道路两旁组织群众迎骨灰致哀；骨灰登北海舰队旗舰后，由4艘护卫舰护航，奏哀乐、鸣礼炮，空中4架战机护航。双方意见相持不下，最后我们觉得盛情难却，也就不再坚持北京的意见。5月1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为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会后将骨灰运往青岛。在运送刘少奇同志骨灰的专机抵达青岛的时候，青岛几乎全城的群众聚集在公路两旁，大声喊着向刘少奇同志致哀，向王光美同志致敬。青岛全城下半旗志哀！

四

1981年7月，中央决定：中央军委不设常委，由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即由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张爱萍、洪学智等组成。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我参与了这次大会的会务班子，负责后勤保障方面的事宜。在1982年11月26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前，耿隐秘书长告诉军委办公厅：鉴于当时社会上对许世友有很多谣言，本次大会就不要派专机去南京接他，让他坐一次民航班机，在群众面前露露脸，辟一辟谣言。许世友将军对安排感到非常满意。

1982年9月，军委主席是邓小平，副主席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常务副主席是杨尚昆。杨尚昆正式到军委上任指示说，军委办公厅机构要大大精简，只留秘书机构就行了。1984年将第一服务处交回总参管理局，将档案处、档案馆交给总参办公厅，将信访处划归总政办公厅。

杨尚昆有一次问我：军委办公厅原来不是在“蔚坛寺”吗？什么时候到三座门的？我向他介绍了军委办公厅办公地点的搬迁历史。并建议：军委应该早日盖座办公楼。1984年，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士元带领一帮人来三座门视察文物，说景山西侧的西花园、“大高殿”都是故宫范围内的文物。希望军委早日把这两处地方交给他们。因此，军委办公厅给军委打报告，建议早日盖楼以便搬出三座门。军委秘书长以及4位副秘书长一致同意为军委办公厅盖一座办公大楼。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还建议：就在军博东侧、被基建兵和总后勤部某建筑部队占用的地方，那是1958年征用的土地属军产，盖军委办公厅办公大楼。但是当时军委办公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进行工程的筹备工作。于是就决定把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与秘书处合并，恢复保密处，让我去844工程指挥部担任副指挥。我本来不懂建筑方面的业务，但是厅里决定了，我就只好服从。此后我还负责军委办公厅北戴河办事处的筹建工作，由于是外行，所以这两件事情让我费劲不小。

1985年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肖洪达主任对我说，你虽已经到了844指挥部，但是你的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的头衔还是没有撤销，本次大会新上来主管会务的同志还不熟悉，你就再当一次会务组长吧。我欣然同意。这次会议为期半个多月，主要讨论军队的精简、整编、大军区的裁并以及大军区领导人的任命。会议最后决定：撤销乌鲁木齐、昆明、福州、武汉4个军区，分别合并到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早饭前，肖洪达、李希庚带我去杨尚昆的房间。到了之后，杨尚昆指示说：明天下午3点会议结束时，请邓主席讲话，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随即他问我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人熟不熟？我说由于经常在一起配合工作，所以比较熟悉。他就让我去那里请他们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报告一下，说邓小平同志有重要讲话，并问他们有哪些首长可以参加？我去了之后，他们告诉我说政治局的同志都参加，另外中直机关也要在西大厅拉线听讲话。第二天邓小平的讲话震惊了世界：他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说20年内不会有大的世界性战争，我们要争取20年的和平时间搞经济建设。同时他还宣布：中国将裁军100万人。

1986年，许世友、刘伯承、叶剑英等老人先后去世，我参加了他们的治丧活动，并且受刘伯承元帅夫人汪荣华同志的委托，带领刘帅的长子太行、幼子太迟、小女儿雁翎为刘帅撒了骨灰。

肖洪达这一届主任任职近10年，对军委办公厅的机关建设和业务工作的开展，是有很大的成绩的。首先，经过再三的努力，在军委首长的支持下，军委办公厅从总参谋部建制内独立出来，摆脱了派性的干扰，可以独立思考、独立的工作了。档案工作从停止工作又恢复运转，并建立了解放军档案馆。从零开始创建了军办自己的家业，如筹建“八一大楼”、建成北戴河办事处、办成了大同煤矿、建成了六里桥供100户居住的房子、办成了天津养殖场等。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决定：邓小平任军委主席，第一副主席为赵紫阳，常务副主席为杨尚昆，军委秘书长为杨白冰。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1991年，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为常务副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由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1996年，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为常务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为副主席。

第九任主任：刘凯，任职3年（1987年12月-1990年12月），在三座门办公。

副主任有：李际均（1987年12月-1992年11月）、程建宁（1987年12月-1996年11月）。

第十任主任：李际均，任职2年（1991年1月-1992年11月），在三座门办公。

副主任有：程建宁（1987年12月-1996年11月）、魏斯晴（1992年8月-1996年11月）。

第十一任主任：程建宁，任职3年（1993年1月-1994年11月），在三座门办

公。

副主任有：贾廷安（1993年4月-2003年）、魏斯睛。

这时期军委办公厅的机构，撤销了厅办公室，恢复了保密处、秘书处、研究室、政治部、管理处，并把处升格为局。从总参拨来军贸局（后来又划走了）、法制局。

第十二任主任：董良驹，任职3年6个月（1996年4月-1999年12月），在三座门办公。

副主任：贾廷安、孙风山（1997年12月-2000年）、杨富坤（1996年上任，

2002年病故）、徐长友（1996年12月-1999年12月）。

从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到1986年6月的六届人大二次会议，连续12年我参与人大会议总务组的工作。从一般成员到总务组办公室副主任，再到大会总务组的副组长。每次大会从开始准备到大会结束，历时两个月。因为那时地方系统的招待机构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多未恢复，每次会议需要一万多个床位，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吃好住好很困难。全国人大办公厅向军队提出支援的要求，我们报请军委首长批准，动员军委在京的10几个大单位腾出宾馆、饭店、好的招待所，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使用。每年党中央、中央军委也要召开会议，我都参与会议的服务和会务工作。

我的另一大任务就是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后的治丧工作。我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国家代主席）、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副委员长，军队的元帅、大将、上将、中将等高级干部治丧达百人以上。

由于种种原因，我在1988年8月，“八一”大楼工程尚未开工的时候，就提前离休了。大楼最终于2000年建成，军委首长和办公厅机关搬入大楼办公，开始了21世纪新的征程。

我给林彪当秘书

卫生部原副部长谭云鹤

谭云鹤，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红十字协会原第一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国际红十字协会原副主席。这是他对当年参加辽沈战役的回忆。

一、我不愿意当秘书

1948年春，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巡视团（高岗、张闻天分任正副团长）工作，这个巡视团从组建到撤销大约三个多月时间。东北局决定撤销巡视团后，有一天，蔡黎（张闻天的秘书）跑来找我，说洛甫（即张闻天，时任东北局副秘书长）有事要我去一下。我去以后，洛甫对我说：“今天找你来是谈一下你的工作调动问题。准备让你去给林彪（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当秘书，管政务方面的事情。至于生活、警卫方面另有一个秘书管。

你看怎么样？”

想了一下，我就说：“如果组织上征求我个人意见，我不愿意去。第一，我一直是做地方工作的，对军队我不熟悉；第二，我没有当过秘书，不知道秘书怎么个当法，怕完不成任务；第三，我这个人的牌气不好，性情急躁，听说部队首长一般脾气也不好，有的还骂人，弄不好我同他干起来了，那多不好。”

洛甫说：“你不知道，林彪让我给他找个秘书，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当过县委书记的，因为他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但他对地方工作不大熟悉，有个当过县委书记的人给他当秘书，可能方便一些，而你当过两任县委书记，这一条符合要求了；第二是要没结婚的，因为在部队、拖儿带女的不方便，你还没有结婚，这一条也符合要求了（因为战争环境，形势很紧张，东北局有个规定，男同志结婚要具备三个条件：年龄28岁、7年党龄、团级干部，即“廿八、七、团”。我虽然后两个条件都具备，但那时才26岁、所以连对象也没有找）；第三，他要找一个写东西快一点的，根据我在巡视团这一段对你的了解，你写东西还比较快，文字上也还可以，你基本具有这三个条件，所以就选上你了。”

我找到林彪住处，进屋一眼就看见林彪在会客室里一张帆布躺椅上坐着，叶群也在。我把洛甫写的介绍信交给他。林彪只略略过了一下目，就让我坐下。问了我的家庭及工作经历后，他对叶群说：“你去拿几张纸给他。”叶群把纸给我以后，林彪就对我说：“我说，你记。”我马上就想到林彪大概是要考我

的记录速度和字迹是否清楚、但我看林彪手头没有任何书籍、报刊，他念什么呢？等了半分钟，林彪半闭着眼睛就开始说了：“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说得既不太快，也不算慢。大约记了1000字左右。林彪说：“给我看看。”他粗粗翻阅了一遍，就对我说：“记得还不错，”

第三天，东北局组织一个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报告会，请林彪作报告。报告会一开始，林彪就说：“今天，我讲一个国际主义的问题，”接着，他说：“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我一听，这不是前天林彪考我时让我记的那些话么？原来，那天他要我记的，就是准备今天作报告的腹稿。

我把工作交待完了，就到林彪的住处去报到，在院里正好碰到了叶群，她把管生活、警卫的秘书王本叫出来，介绍给我。叶群领着我从正门去找林彪。林彪对我交待了一下工作任务，要我先熟悉一下情况。叶群又带我去找王本，安排我工作、睡觉的地方。王本也没有结婚，我们两个单身汉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外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办公室。

二、当时的林彪

林彪发电报，不论对上对下，都是他到我办公室里来口授。重要的、长一些的电报，或者我记录后念给他听，或整理后送给他再看一遍，然后就由我代他在电稿表页上批上“请罗（罗荣桓，时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刘（刘亚楼，时任东北军区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核后发”的字样，把电稿装进牛皮纸电文包里，锁上，派警卫员送去。退回来以后，当然我还得看看，罗、刘是否有修改、补充意见。如有，当然我还得去请示林彪定夺（这种情况，在我给林彪当秘书这一段中还没有发生过）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由我视电文内容代林彪批上“发”，再批上“急”、“加急”或“特急”和“机密”或“绝密”字样，加锁，派人送机要处发出。一般人认为，以“林，罗、刘（有时还要加政治部主任谭政）”名义发的电报，大概是林彪最后签发的，实际不是这样，林彪从来不管这类具体事务。

林彪口授的电报，我记录整理后，需要修改的，他都是在我办公室桌上当场修改。他身上是不带笔的，所以都是用我的钢笔。说来好笑，我那时用的那支钢笔是地球牌的，还是我从延安到哈尔滨后，在南岗从一个摆地摊的日本女人手里买的一支旧笔，笔帽上还有一个指南针。我用久了，知道它的脾气，所以还可以使。但林彪不了解我这支笔的毛病，他写字时用力又很重，常常一戳一个窟窿。完了他就生气，说：“这支笔怎么还能用？当兵的还有一支好枪哩，

当秘书的怎么没有一支好笔呢？”但我觉得很为难，自己花钱去买支好笔，没有钱，向四处（直属后勤处）去说，又怕人家以为我是打着首长的旗号为自己要好笔，所以，我只好拖着，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生一次这种事，一张电稿纸让林彪戳了好几个大窟窿，有的地方连字都看不清了，他火了。正好当时王本也在场，他就对王本说：“你去对四处说，要他们给你们买两支好笔。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不久，四处就给我和王本一人发了一支新的派克牌钢笔。那个时候，要弄到两支“派克”，是很不容易的，不知四处是从哪里弄来的。

一打起仗来，我就拎着林彪那个小公文皮箱，因为没有上锁，我曾看过里面装的东西。全是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如《矛盾论》、《实践论》、《战争与战略问题》、《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等等，并且每本小册子林彪都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杠杠、圈圈，有些地方划了两三重，书里还有一些旁批、眉批，显然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初到林彪这里时，由于我没有军事工作方面的经验，又没有当过秘书，一时还不能正确判断电报的紧急程度，所以，在没有离开哈尔滨以前，有一天中午收到一个纵队打来的特急电报，反映该纵队当前敌军的新动向。当时林彪已午休。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马上给他送去呢？送去，怕影响林彪休息，不送去吧，又怕误了大事，最后还是送去了。

等我推开林彪卧室的门，一见窗帘拉上了，我一边说来了一份特急电报，一边就随手把电灯打开了。这时才发现叶群也睡在那里，一下子弄得我狼狈不堪。原来我还以为，中午休息他们大概是分开睡的。但已经进去了，马上退出来也不好，不退出来也不好。林彪倒是问了一句：“什么事情？”我简单说了两句，林彪说：“这个事不用忙，下午再处理。”就赶快把灯关了，退了出去，把房门带上。正在我带房门的时候，我听叶群说了一句：“这有什么急的！讨厌！”从此以后，我就小心了，并且时间一长，我也能区分轻重缓急了。

林彪的生活和警卫不归我管，但我从王本口里和我日常接触到的，觉得那时林彪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很少听说他要穿什么、吃什么，房子冷了、热了。那时他的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是个共产党员，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有的同志问我，林彪打仗时是不是爱吃炒黄豆？据我所知，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时代的事，辽沈、平津战役时，他就不吃炒黄豆了，更没有像电影里那样，口袋里装一个盛炒黄豆的小布袋，随时掏出来吃黄豆。

三、犹豫不决攻锦州

当时的东北场敌我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经过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和1948年的春季攻势，国民党部队已被压缩于长春、沈阳及锦州三个孤立的城市及附近的地区之内，除攻击这三个城市的敌人，已无仗可打。而攻打沈阳在当时是不能考虑的，剩下的就只有长春和锦州两地可供选择了：

1948年4月1日，在林彪主持的东北局会议上，就已正式向中央军委提出要攻打长春中央军委批准后，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组织了两个纵队的兵力，对长春作试探性的攻击，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此后，对长春就改为长围久困了7月20日，在林彪召开的东北局会议上，林彪认为一举攻占长春仍没有把握，建议军委改为南下攻击北宁线。7月22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这个建议但林彪在考虑如何攻击北宁线时，他又犹豫了起来。

据我的观察，他思想深处的主要顾虑是：长春之敌尚有10余万人，沈阳之敌有近30万人，锦州、葫芦岛地区也有十几万人，特别是华北傅作义所部还有五六十万人。如果攻击锦州不能顺利得手，有叫东北之敌断我后路，和遭到东北，华北之敌夹击的危险，所以收到毛主席批示同意南下北宁线的当天，林彪就到我办公室来，口授了一份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要求中央军委令华北杨成武兵团率部先攻大同，吸引傅作义部西援，然后林彪再向锦州下手。

第二天，即7月23日，中央军委回电接受了这个建议，令杨成武部向绥远（即现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发起攻击，军委这个电报，同时也抄发给东北野战军，我们都看到了。

杨成武部从华北地区开往绥远，要走路得20多天才能到达，所以林彪还是不放心。8月6日，林彪又到我办公室来，口授了一份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进一步提出：“东北部队不宜先向北宁线出动，而应由华北第三兵团先行动。”8月7日，林彪大概觉得言犹未尽，再次向中央军委强调这个先决条件：“东北部队行动的时间，应视杨成武兵团行动的迟早才能决定。”8月9日，军委回电，对此作了严肃的批评。我一看电文，就知道是毛主席的口气：“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不好再坚持必须杨成武部先行动了，但他思想上的顾虑并未解除，所以，8月11日，林彪口授的给军委的电报中，又举出了另外的一些理由：“大军南下粮食无法解决”，正值雨季“全军皆无雨具”等。

8月12日，毛主席回电，更不客气地批评：“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

是放在敌情上，放在杨成武能否提前出动上。当我们向你们提出……之后，你们又归结在粮食上。”并且批评说：“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即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现据来电，此项准备全未进行。”

虽然已经决定南下攻击锦州和北宁线，可是我们的指挥部一直住在哈尔滨南面60里的双城县。直到毛主席来电催促之后、才于9月21日回哈尔滨后，乘专列往锦州前线开拔。

但事情还没有完，当我们的专列开到郑家电车站时，收到了一份中央军委的“敌情通报”，里面说到傅作义所部新5军及第94师共4个师经海路到葫芦岛登陆。这样，连同原有的部队，锦西之敌已达9个师之多，而锦西、葫芦岛同锦州两敌阵地之间相距不过五六十里地。如果两敌拼死相向进攻，难保其不能会合。

把这份电报送给林彪以后，我看他就有些紧张。

不一会儿，他就向我口授了一份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大意是：由于傅作义部增援锦西、葫芦岛，我军是继续攻打锦州，还是回师去打长春，“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请中央军委同时考虑并指示”。一句话，打锦州的决心又动摇了起来。我记录整理之后，照例送罗荣桓、刘亚楼圈阅后，以特急绝密电发出了。这是10月2日22时的事。

第二天上午，我们刚吃过早饭，罗荣桓和刘亚楼一同到林彪这里来。

罗荣桓比较婉转地提议说：“打锦州的问题，这是主席、军委坚持的意见。葫芦岛敌人虽然增援了4个师，但我们还是有办法阻击敌人的。估计锦西方面我们再增加一个纵队或再加一两个独立师即可，是不是打锦州的决心还是不改的好？”刘亚楼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这时我才知道，虽然昨晚那份电报他们画了圈，实际上很勉强，今天一早他们两个才一道来向林彪提出来。

林彪一听，也有些后悔，马上让我到机要处去查一下，昨晚拟的那份电报如尚未发出，就扣下不发；如已发出，考虑是否向中央机要局申明作废。

我急急忙忙跑到机要处去（都在一个屯子里，很近）。机要处的同志说：因为是特急电，早已随到随发了；这是特急电，按照常规，已经过了十几个钟头，中央机要局肯定早已打印好送到中央首长手头，也不可能再申明作废了。

我从机要处又匆匆忙忙跑回来，他们三个人正焦急地等我查的结果。等我查的情况向他们汇报之后，林彪半闭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概想，这回要挨批评了。

当时林彪解释说，他之所以昨晚起草那份电报，是因为“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才犹豫了一下。

这时罗荣桓说：“为了补救，是否重新给中央发个电报，还是继续打锦州好，在上次电报也没有说死，只是说正考虑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去打长春，并请中央指示”。

林彪同意发个电报，并对罗荣桓说：“是不是请你执笔？”罗荣桓说：“还是你说吧！”林彪说：“还是请你执笔吧，反正我们三个都在，好办。”罗荣桓说：“那好吧，大家凑。”罗荣桓就掏出自己的笔来，我连忙给他拿出几张电报纸。罗荣桓起头，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起草完了。最后，罗荣桓又念了一遍，大家都没有意见了，罗荣桓对林彪说：“既然没有不同意见，是否请你签发，争取早点发出。”林彪说：“你拿着笔的，你就签发一下不就行了吗？反正是我们三个人的名义。”

罗荣桓签发后，当即交给我于10月3日上午9时送机要处发出了。

但在3日17时和19时，毛主席大概还没有看到林、罗、刘决心继续攻打锦州的电报，连续两次来电，对林、罗、刘作了很不客气的批评：“我们坚持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

收到毛主席这两次批评电文，林彪也估计到毛主席还没有看到继续打锦州的那份电报，所以，4日上午9时，他只叫我去简单回一个电报说：“昨日17时与19时两电均收到。我们主张仍攻锦州的意见，已于昨日上午9时电报军委，故不重复。”

毛主席对林、罗、刘继续攻打锦州一电的回电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对林、罗、刘调整攻锦部署，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还说，“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大胆放手，坚决实施”。

10月14日上午11时，正式攻击锦州。经过31个小时的战斗，锦州完全解放。

我给许世友将军当秘书

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一科原科长邢吉祥

1973年1月，在我军旅生涯的第22个年头我接到调令，到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任一科科长，正团职，当许世友司令员的专职秘书。许司令员是一位有少林武功的传奇战将，为他选秘书要符合5个条件：山东人，年龄在40岁左右，经过战争考验的团职干部，有一定文化程度，适应机关工作。我有幸被选上，既激动又感到这副重担的压力。

许司令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住在中山陵8号。这里是国民党行政院长当年为了“结庐而居，服孝守陵”而修建的别墅——延晖馆，占地40多亩，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于1948年建成。

在我上任的第一天，军区保卫部长李树和就严肃地对我说：“这个院内除司令员就是你大，如果司令员安全上出了问题，首先法办你。不是军区对你过不去，就是毛主席也不能饶你！”

我理解保卫部长这话的意思，始终把许司令员的安全放在首位，不时地对外卫警卫营和内卫警卫排进行防卫教育，强化以保卫首长安全为天职的思想意识，牢牢把住警卫人员的补入关、老兵退伍关和院内人员进出关。警卫人员都能做到“六亲不认，铁面无私”。有一次，一位才调走不久的专职秘书来南京看望许司令，警卫人员虽然都认识他但因没有接到通知就是不让他进，他很生气，也很理解。

许司令员对工作一贯要求很严、标准很高，因此我始终要求自己认真谨慎、一丝不苟地把任何事情办好，不出差错。当时，许司令员还兼任江苏省委书记的职务，每天来自中央和省、市的文电有数十份，我得一份一份一个字不漏地看完。除了许司令员必阅的文电需按照急缓给他送阅外，其余文电有的摘抄送阅，有的利用晚上他散步和看电视的机会口头汇报。汇报要简短明了，三言两语说清楚。他问的情节或事情不准许答不出来。每逢开会，主管部门送来他的讲话稿，我要按照他的思路和口语修改得简短明了。我每天工作达十几个小时，周末回家要等他睡觉之后才走，在他起床之前就赶回来，每次回家两头不见太阳。

许司令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养成了一种高度的警觉性，他的行动一般在半小时前不会告诉任何人，说走就走，说办就办，防止暴露行动的秘密。而有

些事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就靠当秘书的“听其言观其行”，去推测判断首长的意图和行动了。

有一次，我陪他晚上散步时，首长突然说了一句：“现在农村太忙了！”我意识到他可能要外出视察，于是，我就按照一级战备状态做好外出准备：通知警卫人员、医生、炊事员，将要带的东西放到车上。不出预料，次日早饭时他告诉我去苏州视察。

首长到什么地方是不准事先告诉对方的，往往造成对方措手不及，没有准备或找不到人。有时，我就抽点时间，悄悄通知对方。一次，到淮阴视察，我就偷偷通知了对方首长可能到达的时间，请对方的领导同志在招待所假借开会等待首长。

每次开会，会议什么内容、准备什么资料他从不告诉你，我就按照他阅过的文件判断会议内容，通知应到人员，把他可能要的文电备齐。他在会议上往往不说要什么文件，只要伸手你就得准确无误地送到他手上。我初上任时很不习惯，有时首长也原谅了我。经过一段紧张有序的实践，也就掌握了规律。

许司令员每周要召集有关的领导同志开会，一般都在晚上。他只告诉我一句“叫他们几个人来开会”，说完回头就走。我就得判断出“叫哪几个人来开会”“晚上什么时间来”，一点不能弄错。

首长时常组织人到滁县地区打猎，回来后一般要请客吃野味。他要请什么人，当秘书的要事先考虑到。他说话很快，河南口音重，我有时听不清楚，又不能问第二遍，若弄错一个人他就发脾气批评你好几天。我将可能要请的人列个名单写在日历牌上，结果首长第二天真要请客，他看着我列出的名单说一个我勾一个，一次就勾了十几个人，我的预见只错了一个人。有一次在无锡视察，住招待所睡的是沙发床，很软。早饭时首长说了一句：“昨晚上没有睡好。”我马上意识到他习惯睡硬板床，就在他出去视察参观之前叫服务员改换棕床。中午，他美美地睡了两个小时的觉，高兴极了。晚上吃饭时，首长专门给我敬了一杯酒，说：“你当秘书还够格。”在座的同志对我说：“受到他的表扬可真不容易！”

许司令员喝酒英雄海量，一天一瓶茅台酒，买酒用去了他的大部分薪水。他喝酒公私分明，因公宴请的酒由管理员保管，平时喝的酒由他自己买自己保管。从无锡视察回来，正值下大雨，他下车后直奔鱼塘，我也跟随去，发现鱼塘外的下水门没有打开，中山陵的树木打过农药，有农药的雨水流入了鱼塘。

他怕把鱼药死，大骂起来：“你们在家的这些笨蛋都干什么去了！”我立即去叫警卫排，警卫排上课去了，只留下两个站岗的。我把站岗的叫来，一看水门是坏的，他俩打不开。我放下公文包，衣服没脱就跳入水中。这时，首长一笑就走了。当我把水门打开回到办公室准备洗澡换衣服时，服务员来喊：“邢秘书，首长叫你陪他喝酒吃饭。”在吃饭的时候，首长对我说：“听说你能喝两斤酒！我今天要试试你的酒量，到底能喝多少？”服务员知道我喝不了两斤，也知道首长的脾气，他不会饶我，便将两瓶茅台酒都倒出了一点，酒瓶是瓷的看不出来装酒的深浅。最后，我们两人还是把两瓶酒都喝了。喝后我感到不对劲，就躲在炊事房里睡着了。首长午休之后到处找我，当发现我在炊事房睡觉时，他没有喊我就外出了。到晚上我随他看电影时，首长自言自语地说：“什么能喝两斤酒？喝的还没有我碗里剩下的多就不行了！”

许司令员非常关心、体谅群众和战士的疾苦。他不仅时常深入连队、农村视察，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教育身边的人员，而且为了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还组织身边人员开荒种菜，养猪、鸡、鸭、鱼，做到主副食自给。因此，我也兼任“副业队长”。他亲手把每年腌出的几大缸咸菜和多余的产品送给警卫分队。

1974年，八大军区司令调动，许司令员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临行前他对主持工作的肖副司令员交待说：“邢秘书是从部队来的，是个带兵的料子，在办公室不要太长了，放下去带兵吧！”这算是对我在他身边工作的肯定吧。

刘华清教我当秘书

第二军医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少将李曙光

战火纷飞的生死考验以及秘书工作的特殊锤炼，培养了刘华清忠诚党的事业，忠诚党的领袖，忘我担当，勇于献身和实事求是的优秀品格。他努力用老红军、老八路的优良作风，教育我们这些生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秘书。

1984年6月8日早7点半，我奉命到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办公室报到。正赶上他准备去作战指挥室交班，我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他还了一个礼，接着说了一句：“他们都交代了？有什么不懂的，我会告诉你。”这一年我33岁，首长年长我35岁。从此，我开始在刘华清同志身边任专职秘书，直到2000年1月，前前后后共17年。其间，他担任过海军司令员、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副主席以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他身边工作的这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忘的时期。

一、三次担任秘书

我是由作战参谋改行做秘书的，边干边学。我多次听到首长深情地讲起“我是老秘书”，才知晓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年代，他曾经三次担任秘书。

第一次，由“反革命”改任红安县秘书科长。1932年4月初，在鄂豫皖苏区反复的“肃反”中，身为红安县军区指挥部少共团委书记的刘华清，被县保卫局说是“反革命”“改组派”，给抓了起来，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一瞬间成了阶下囚，这一年刘华清才15岁。主审官是县委书记徐宝珊，一见到经常送文件的刘华清便吃惊地问道：“你也是反革命？”刘华清说：“不是！”“你参加了反革命？”刘华清说：“完全不可能的事！”几天后，刘华清又被带进审讯室。“你还年轻不懂事，不是反革命！”徐书记当场宣布：“你就留在县委工作吧，当秘书科长，把县委机关的日常工作管起来。”刘华清大难不死，一步由“反革命”升任秘书科长。

第二次，担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秘书科长。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陷入被动。8月12日，红安县党政军机关和群众撤离县城。一片混乱之中，刘华清带领的秘书科、油印科、管理科人员和所有文件资料、油印机、纸张组成的“跑反队伍”，与县委机关失去了联系。半路上敌机扔下的炸弹弹片划伤了刘华清的右小腿，他来不及包扎，继续前行。9月，中共鄂东北道委会书记兼鄂东北游击队总司令郑位三四处寻找红安县委机

关工作人员，最终仅找到了刘华清等几个人。郑位三对刘华清说：“你当过秘书科长，这次你就做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秘书科长，协助我做具体工作。”

第三次，21岁任八路军129师秘书处主任，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身边工作。1937年8月，刘华清从红军第31军机要科长改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委，9月又接到命令，调师部任秘书处主任兼机要科长。当时他一心想去延安学习，参谋处处长李达找他谈话，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这一干就是整整一年。

他经常讲起在八路军129师师部秘书处工作的经历。那个年代，师部领导都不配专职秘书。他任秘书处主任，底下一个秘书都没有，却要干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管机要科，二是管队务科，三是负责师部来往客人的接待。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跟随师首长外出开会或者下部队，既当秘书又当参谋，同时负责首长安全。刘华清有机会在每天送电报、发电报时和担负首长的警卫任务中，与师首长们朝夕相处，耳闻目睹首长们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坦荡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很好的学习，同时激励他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去完成任务。七亘村伏击战之前，刘华清带着20多人随刘伯承师长踏勘地形，没想到一架日军飞机突然飞临头顶盘旋，刘华清按照李达“要寸步不离刘师长，一定保证安全”的指示，眼睛死死盯住日机，随时准备用身体挡住日机的扫射。1938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从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到辽县129师师部，就是刘华清奉命迎接和护送的。尽管安全保密地完成了任务，但一路上先是烧木炭的汽车抛锚，后是借不到马，走几百里路身上没有一文钱，吃饭还要邓政委付账。他一直后悔别人没有交代、自己也没有想到吃饭、住房问题，出发前的准备不够充分。对于老首长的这些往事，我慢慢体会到，这不是他年事已高，爱回忆往事，而是他对秘书工作有着独特的深厚感情，旨在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

二、讲话稿要有独立思想，有针对性

刘华清说，在战争年代当秘书时，写布告、写传单、写宣言、写报告不少，可是不写讲话稿，领导讲话都是不拿稿子的。2000年1月，我离开刘华清去上海工作，行前我将17年来一件一件收集并保存的他的600多篇讲话稿、文章和100多封信件以及题词、题字逐一登记造册，交给了他。他既意外又高兴，说要自己管理。作为秘书，我亲身经历了刘华清同志众多讲话稿、文章的成文过程，深受教益，感慨万千。

刘华清对于自己的讲话稿，绝不是别人写好后自己一念了之。一般场合喜欢自己先讲，他说这样可以讲心里话，然后整理修订成文。有些重大会议规定，领导讲话稿要先印成会议文件发给与会代表。每次撰写讲话稿之前，刘华清都先召集会议，由他提出讲什么问题，重点是什么，然后有关人员再分头准备。写出提纲要讨论，写成讲话稿要讨论，往往一篇讲话稿要反复打磨几次才能通过。在修改过程中，刘华清次次参加，亲自把关，从不厌烦。他要求自己的讲话稿要有独立的思想，有针对性，文章写得朴实一些，空话套话不要说。

三、严格的教育热情的关怀

刘华清熟知秘书工作的宗旨和规律，体谅秘书的苦衷。他说过：“当秘书不容易，要能想到、看到、提到。接个电话、送个人是一般的工作，最大的本事是给领导看出问题，这是多数人做不到的。”

刘华清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听党的话。刘华清说他13岁当儿童团长，14岁参加工农红军，15岁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时，依然坚信共产党。当苏区沦为白区，白色恐怖猖獗，一些人叛变投敌，一些人回家不干了，但他“干革命就要干到底，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坚持上山打游击。没粮没盐没油，就剥树皮、挖野菜充饥；没有冬衣，就挤在一起用体温取暖。最危险的时候，几乎每日都要遭遇敌军搜捕，有时被追得躲进石洞或者倒塌的房子里，憋着呼吸，看着敌人从眼前走过而死里逃生。当年，他随红25军长征，在独树镇战斗中腿负重伤，他执意不肯留下养伤，抱定“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中”的坚定信念，拽着马尾巴前行。而当自己能够拄着树棍行走时，又把马匹让给了新负伤的战友。对共产党永远不变的信仰和始终如一的坚持，陪伴了刘华清一生一世。

1989年年初，东欧开始发生剧变。面对当时复杂的形势，刘华清把我们秘书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怎样听党的话，怎样忠诚党的领袖，告诉我们如何接外来电话，如何上报下达，如何处理紧急事件，细腻至极，使我们在政治和工作方面受到双重教益。1991年我第一次个人出国，临行前夜，他又专门把我叫到家中特意叮嘱：“你的脑子里有很多东西，独自外出，一定要谨慎行事，保守机密，防范万一。”首长的警示是一种信任，更激励我自省自律，努力工作。

秘书最难做到的是管好自己。刘华清一方面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放手工作；一方面不定期地以谈话的形式，了解我们的思想动态，“敲打”我们要少搞酒桌交际，抵御各种诱惑。秘书工作调动了，刘华清都会讲评讲评，提出希

望鼓鼓劲。在我们秘书眼中，他就是一位可敬的长者。

2002年7月3日，86岁的刘华清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几十年来，在身边工作过的人员进进出出也有几十人，我对他们一视同仁。政治上关心他们，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关心时事，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工作上严格要求，各尽职责，守纪律，讲团结；生活上关怀照顾，该休假的休假，家中有困难的尽量帮助解决。过去都讲‘大家庭’，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是一个‘大家庭’，一个集体。受他们尊重，因为是首长是上级；爱护他们，因为他们是下属是士兵。密切的官兵关系，亲密的上下级关系，不仅使这个集体完成了各项任务，也使这个集体充满快乐。”这是他的真心话，也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战火纷飞的生死考验以及秘书工作的特殊锤炼，培养了刘华清忠诚党的事业，忠诚党的领袖，忘我担当，勇于献身和实事求是的优秀品格。他努力用老红军、老八路的优良作风，教育我们这些生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秘书。他从不板着面孔训人，也不骂人，他总是和你讲道理，告诉你应该怎样做好秘书工作，尤其是用自己的行动感染你，从多个方面传帮带。在刘华清同志身边工作的17年，我备受教益。

我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转变：从当干事到干秘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副秘书长满宗洲

由干事转变成合格秘书，是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我努力做到：“种好自己的田”，学会从领导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吃透“三头”写稿子，力求领导的讲话稿具有全局性、宏观性和原则性；嘴巴安个“过滤器”，保守秘密，慎之又慎。最终，我圆满完成了角色的转变。

1971年年初，我被调到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为廖容标副司令当秘书。这之前，我是在军区政治部群工部民兵科当干事。秘书和干事虽然都是做具体工作的小干部，但在指导思想、工作理念和业务分工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要完成从干事到秘书的转变，必须下一番工夫。

一、秘书要“种好自己的田”

我到民兵科工作时才25岁，在科里数我年龄小，大家都叫我“小满”。由于年轻，端茶倒水的事自然要多干一些。科长也喜欢把跑腿、打杂的事交给我。我也不遗余力，认真去办。

这种事无巨细、啥事都干的老习惯，也被我带到秘书工作岗位上。我服务的廖副司令分管民兵工作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作为秘书，理应集中精力协助首长把这项工作做好，但我的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面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我生怕服务不周，服务不好。

除日常工作外，首长生活上的事，身边工作人员的事也热心去办，占用了大量精力。有人说我像个忙忙碌碌的管理员。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这方面用多了，那方面就会少。虽然对首长交办的事，也在抓，但在抓的力度上、使用的精力上，打了折扣。有些工作没有按时完成，或完成得不好，自己很疲劳，领导也不满意。

办公室李副主任看出我工作忙乱，效率不高，找我谈话说：“干工作只凭热情不行，还要有科学的方法。秘书是为领导服务的，这种服务主要不是生活上的服务，而是要发挥好参谋助手的作用，生活上的服务则多由管理员、公务员承担。秘书对领导的生活也要关心，但要明确，这不是秘书的主业。”

李副主任的开导，对我触动很大。我改变了大包大揽的旧习惯，该管的事管好，不该管的事少去涉足。首长生活上的事，尽量让公务员去办，他们实在办不了的，我给予帮助，不再做“种别人的田，荒自己的地”的事。我从繁杂

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精神轻松了，时间宽裕了，不仅能较好地完成首长交给的任务，还能抽时间搞些调查研究，与业务部门研究改进工作。

然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我在民兵科时，面对的只是民兵工作，比较单纯。当秘书后，情况不同了，凡是廖副司令分管的工作都与我有关。不仅有民兵工作、征兵工作、人民防空工作，还有党委临时分配的工作，涉及七八个部门。这么多的工作都要兼顾到，又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新课题。在跟这些部门联系时，他们都强调自己分管的工作重要，希望在廖副司令的工作盘子里，占个好位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得到更多支持，并要求我向廖副司令反映。我向首长汇报时，却碰了钉子，他批评我说：“不能人家说重要，你也说重要。我这里还有更重要的。干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如果都重要，就没有重点了。”首长的批评好似当头棒喝。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经验丰富的老秘书。他们告诉我，秘书工作是领导工作的延伸，自己要深入研究，紧紧抓住领导最关注、最重视的问题，绝不能盲从他人、人云亦云。从此，我注重从领导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使自己的工作与首长工作同步运转、向心运转，协助首长抓好中心工作，用中心工作带动其他工作的开展。

二、吃透“三头”写稿子

我在民兵科当干事，主要负责编写民兵工作简报，接触的都是具体的民兵业务。到司令部办公室后，编简报的任务没有了，但写讲话稿、起草文件的任务又摆在了我面前。写讲话稿、起草文件与编简报，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对我来说，又是一道难题。

我当秘书不久，军区筹备召开民兵工作会议，要求廖副司令和分管民兵工作的群工部长在会上讲话，廖副司令的讲话稿由我起草。我用三天时间写出了初稿，主要内容是对民兵工作“三落实”（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提出要求，进行部署。自认为写得生动、具体、实在，是上乘佳作，但在军区民兵领导小组开会研究会议材料时，被泼了一盆冷水，主要是与群工部长的讲话重复，不仅角度相同，而且内容也相似。大家认为，廖副司令和群工部长虽然都讲民兵工作，但应采取不同的角度，廖副司令的讲话应从首长角度出发，多讲形势、认识和大政方针，具体业务如何开展让部门领导讲。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我开始思考怎样站在首长角度写文章。以后，每次写讲话稿，我都与业务部门研究沟通，明确哪些该部门同志讲，哪些该领导讲。该领导讲的，不要推给业务部门，该业务部门讲的，领导不去越俎代庖。

领导的讲话稿应具有全局性、宏观性和原则性的特点，把握不好，容易犯“空”和“虚”的毛病。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人民防空的讲话稿，廖副司令看了直皱眉头，他批评我说：“这篇稿子观点都对，文件上都能找到依据，但空话、大话、套话太多，针对性不强，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首长的批评，使我认识到，不能只满足选对角度，还要做到“新”和“实”，防止“空”和“虚”。怎样治疗“空”和“虚”？我的经验是从吃透“三头”做起：一是吃透上头，学好中央的有关政策，特别是新出台的政策；二是吃透下头，就是通过调查研究，把该单位、该地区需要解决的问题搞清楚，尤其要搞清楚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三是吃透领导这一头，把握领导的观点和思路。把握领导的观点、思路，不仅要当面请示，还要靠平时积累。要从其在各种场合的谈话、表态中，了解他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禁止什么，摸清其讲话的习惯和风格。这样写出的讲话稿，比较容易被领导接受。

三、嘴巴安个“过滤器”

我在民兵科当干事时，接触的都是民兵业务，看的文件也都是发到县团级以下的，我知道的事，别人都能知道，感到没有多少“密”可保。我在朋友圈里，基本上无话不说、无事不谈，不用担心泄密的风险。

当秘书后，情况不同了，因为给首长管文件，大军区首长能看的文件，我基本上都能看到，而且先于首长看到。党委开会，我作记录，有些核心机密也是第一时间知道的。秘书与首长近距离接触，工作同步运转，首长的一言一行，秘书都看在眼里。出于工作需要，首长不便告诉别人的事，也会告诉秘书。有人说，秘书浑身是“蜜”（密），我看并不为过。由于秘书身上沾满了“蜜”，自然会招来蜜蜂。有人喜欢向我打听信息，尤其对新政策、新举措出台，部队编制的变化，干部的升降去留等敏感信息感兴趣。一些平时接触不多的人，也与我套近乎，希望我透点“蜜”出来。秘书虽然官不大，但因岗位特殊，一言一行常被人关注。有时无意间说的话，很快会在一些人中传开，而且被误认为是首长的意思，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保守机密，秘书须慎之又慎。司令部办公室对保密工作高度重视，抓得很紧。我上任第一天，就对我进行保密教育，交代注意事项，要求我管好自己，做到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吃的饭不吃。办公室领导还常用泄密的案例警示我们，用保密的典型激励我们，做到警钟长鸣。历史上“不言温树”的故事，我印象很深，至今不能忘怀。汉朝有个人叫孔光，是孔子的十四代孙，在朝里担任尚书令（类似于朝廷的“秘

书长”），在温室省办公。他休假回家，讲起乡情亲情，谈笑风生，兴趣很浓，唯独对朝政只字不提，家人问他温室省院子里栽的什么树，他也故意用别的话岔开。自古以来，“不言温树”的故事一直被人传颂。我也从这个故事中汲取力量，受益匪浅。我体会到，要当好秘书，就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养成沉默的习惯。这不仅是认识问题，更是职业道德问题，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表现。

当然，保守机密，不是把自己与群众隔离起来。秘书在领导与群众中间，应该是一座桥，而不是一堵墙。我的经验是，与不同层次的人打交道，要分清对象和场合，嘴巴上要安个“过滤器”，分清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该说的说得恰到好处，不该说的守口如瓶，做到既密切联系群众，又保守国家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