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篇）2026年4月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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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篇）2026年4月调研报告


目录


一、写作技巧


1．周长明：


“五个统筹工作法”的基层调研报告撰写思路以四川省广安市为例 …… 12．陈志威：


我在调研部门十六年的三个感悟6


3.长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谭明交：


以大兴调查研究为抓手树牢经得起检验的正确政绩观…9


4.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新生：


长征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12


二、党政机关


5.李娟：北京市超大城市治理的实践探索与路径创新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指示精神的认识与思考27


6.中共滨州市委党校（滨州行政学院）侯峰：


滨州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博兴县为例33


7.覃娟：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理论逻辑、实践探索


与经验启示…41


8.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总工会罗思华：


规范工会经费管理夯实基层工作基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总


工会基层经费收缴方式的调研报告…57


9.滕伟轩：


海外华文新媒体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62


10.河北省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孙育强：


河北省南部平原高标准农田建设调研报告67


11.薄舜予：


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宁波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路径研究……7112．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户外运动，渐成大众体育新风尚我国户外运动发展现状调研与思考…7613．青岛市城阳区应急管理局郑玉波：


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的调研分析与优化建议…82


14.汝州市农业农村局陈彦格：


汝州市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与成效87


15.三门峡市陕州区及农业农村局唐建保华：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问题对策建议91


16.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杨卫敏：新时代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实践图景与机制跃升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思考…93


17.仇白云：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模式研究基于长沙县湘丰村的调研105


18.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司公务员管理处课题组：


延迟退休政策背景下加强税务系统基层干部监督管理的对策建议……11219．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课题组：


游出经济新活力：2026年春节旅游市场调查…117


三、高校


20．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丘小玲：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调查报告以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生为例 …… 12421．龚锋：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实践探索与治理路径…128


22.武汉纺织大学李靓：


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43


23.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赵红丽：


贵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现实基础、问题及对策建议…148


24.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刘中美：湖湘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逻辑理路与推进举措以对湖南十所高校的调研为例156


25.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孙晖：


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设问题及对策分析…162


26.侯成义：


坚守教育初心勇担强国使命西安工业大学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探索…16727．宿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王经政：农村生源商科大学生返乡创业能力培养


路径研究基于苏北10所本科高校的调研…171


28.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园区分院张虹：


吴地工匠智造匠心职业院校文化育人的实践探索179


29.北京联合大学王艺：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的范式重构与路径创新基于“135N”党建工作模式的实践探索186


30.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段文君：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红崖村（一组）……1943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课题组：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视角197


四、企业


32.中国工商银行远程银行中心课题组责任编辑曲玲玓：


创新打造“一核五翼”新媒体生态探索银行智慧金融服务新体验215


33.中国工商银行养老金融优秀案例课题组责任编辑曲玲玓：


工商银行养老金融示范创建实践：北京宣武打造首都新标杆…219


34.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洁萌：


浅谈党建品牌赋能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223


35.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李阳：


数字时代企业党建工作中网络宣传问题及对策…227


五、医院


36.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南充医院·南充市中心医院雷乔妍：


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33


37.李泯霖：


潍坊市公立医院编制人事薪酬制度一体化改革实践探索…238


38.刘畅：


重庆市公立医院法治建设现状调查研究…245


六、其他


39.中国科普研究所胡俊平：“十四五”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结构特征及


发展趋势第十五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报告249


40.上海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金敏琴：


党（总）支部建制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机制的实践探索与完善对策…25841．魏冰心：


分类施策靶向发力关于赵县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调研263


42.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仇秀丽：


科技特派员档案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探索…267


43.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农业绿色转型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基于我国现代


农业绿色发展现状的调研与思考…273


44.上海市农业机械研究所王海波：


上海地区智慧农业发展现状调研与思考…280


45.延安大学陈冉阳：


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共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84


46.天津农科院城乡要素流通课题组：


推动天津城乡深度融合的路径探索：基于资源互动视角…287


47.联合调研组：


以行政监督更好破解执法突出问题…294


“五个统筹工作法”的基层调研报告撰写思路以四川省广安市为例


周长明


调研报告是调查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其撰写质量直接关系到调研价值的实现。四川省广安市县两级党委办公室在调研报告撰写过程中，创新运用“五个统筹工作法”，即统筹服务组织与服务人民、统筹吃透上情与摸清下情、统筹老办法与新手段、统筹理论性与实践性、统筹问题导向与解决之道，从撰写前的选题谋划、撰写中的内容构建、撰写后的成果转化三个维度，系统梳理调研报告的撰写逻辑与实操路径，大幅提升调研报告的专业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撰写前——以“统筹”为指引，夯实报告写作基础


调研报告的撰写并非始于动笔，而是贯穿于调研全流程。“五个统筹工作法”中“服务组织与服务人民”“吃透上情与摸清下情”的统筹理念，为报告撰写前的选题、资料准备提供了核心遵循，是确保报告“立得住、有价值”的前提。


（一）锚定国计民生，确保报告“靶向精准”


选题是调研报告的“灵魂”，直接决定报告的立意高度与应用价值。需紧扣“服务组织”的党性要求与“服务人民”的民生导向，这里的“统筹”是指实现“国之大者”与“群众小事”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立足“以国计为重”的站位选题。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重大战略部署及地方发展重点任务，明确调研方向。如广安市在撰写《川渝高竹新区产业发展专题调研报告》前，锚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结合广安“重庆都市圈北部副中心”的定位，将选题聚焦于“川渝共建经济新区产业协同与备份”，确保报告能为国家战略落地提供基层实践参考。另一方面，紧扣“以民生为要”的需求选题。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切入点，围绕民生福祉确定调研课题。在撰写涉及民生领域的报告时，需提前梳理群众信访诉求、网络民意反馈等信息，将“群众呼声”转化为“调研题目”，使报告能切实回应“为了谁、依靠谁、造福谁”的根本问题。同时，兼顾“以发展为基”的目标，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产业、新问题，如大数据开发利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等，让选题既具现实意义，又有前瞻性。


（二）整合全面情况，确保报告“言之有物”


“吃透上情”与“摸清下情”的统筹，是为报告积累“素材库”的关键环


节。这里的“统筹”是指全面掌握政策依据、基层实情与先进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让报告内容充实、论据充分。其一，系统梳理“上情”，筑牢政策根基。在撰写报告前，需深入研究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文件、法律法规，明确调研课题的政策导向与制度边界。如广安市在撰写《川渝毗邻地区报警处置一体化专项调研报告》时，先梳理公安部、四川省公安厅、重庆市公安局关于跨区域警务协作的政策要求，明确“报警处置一体化”的政策依据与目标方向，确保报告提出的对策符合政策框架。其二，全面汇集“下情”，夯实实践基础。通过座谈访谈、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收集基层一线的一手资料，包括数据、案例、群众意见等。在撰写报告前，需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如将川渝毗邻30个区县的调研数据按“报警响应时间”“处置协同效率”“群众满意度”等维度归类，为报告分析现状、发现问题提供支撑。其三，借鉴“外部经验”，拓宽写作视野。在撰写报告前，需梳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先进做法，如撰写大数据开发利用专题报告时，参考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的数据共享机制，提出有效对策，避免“闭门造车”。


二、撰写中——以“统筹”定框架，构建报告核心内容


调研报告的核心在于“摆事实、析问题、提对策”，“五个统筹工作法”中“老办法与新手段”“理论性与实践性”“问题导向与解决之道”的统筹理念，为报告的内容构建提供了方法论支撑，确保报告“逻辑清、分析透、对策实”。


（一）运用“老新结合”手段，提升数据与分析的科学性


数据是报告的“血肉”，科学的数据分析是提升报告说服力的关键。这里的“统筹”是指综合应用传统分析方法与现代技术手段，实现“质性分析”与“量化分析”的有机融合。一方面，用“老办法”提炼核心观点。通过归纳演绎、逻辑推理等传统方法，对访谈记录、座谈纪要等质性资料进行梳理，提炼关键信息。如在撰写川渝高竹新区社会治理创新报告时，通过归纳“两地三方”干部的访谈内容，总结出“治理权责交叉”“协同机制缺失”等核心问题，为报告分析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用“新手段”深化数据支撑。运用Python、Spss、Nvivo等软件，对海量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在撰写大数据开发利用报告时，通过网络爬虫获取128个相关问题数据，用Nvivo对非格式化的声音、文档资料进行编码分析，以“数据图表+文字解读”的形式呈现“数据共享率低”“安全保障不足”等现状，让报告分析更直观、更精准。同时，可借助CiteSpace等工具梳


理相关领域研究热点，为报告的理论分析提供参考，增强报告的学术性。


（二）兼顾“理论实践”融合，提升报告的学理与实践价值


调研报告需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避免“空泛议论”或“就事论事”。这里的“统筹”是指以理论为支撑，以实践为依据，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闭环。首先，确立理论视角，强化报告学理性。针对具体调研课题，选择合适的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工具。如广安市在撰写《川渝高竹新区社会治理创新专题调研报告》时，以“政府协同治理理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理论”为指导，从理论层面分析“两地三方”治理联盟的构建逻辑，使报告的观点更具深度与说服力，而非单纯罗列实践做法。其次，结合法理支撑，确保报告合规性。在分析问题、提出对策时，需对照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避免提出违背制度要求的建议。如在撰写报警处置一体化报告时，需依据《人民警察法》《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等法律规定，分析现有处置流程的合规性，确保提出的“跨区域警情移交机制”符合法律要求。最后，立足实践需求，增强报告针对性。报告内容需紧密结合基层实际，避免“纸上谈兵”。在撰写对策部分时，需“带着问题下去、带着答案回来”，如针对川渝高竹新区产业发展中的“产业链断层”问题，结合调研中企业反馈的“原材料供应不足”“物流成本高”等实际情况，提出“共建产业供应链平台”“开通跨区域物流专线”等具体举措，让理论分析落地为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三）坚持“问题对策”统一，突出报告解决问题的导向性


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这里的“统筹”是指报告撰写需以“问题为切入口、以对策为落脚点”，构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闭环。其一，精准剖析问题，做到“见人见事见本质”。在报告的“现状与问题”部分，需敢于正视问题、善于聚焦关键。可从历史维度（问题的演变）、空间维度（与其他地区对比）、学理维度（相关理论）展开分析，避免“泛泛而谈”。如在撰写《广安加快融入重庆都市圈调研报告》时，通过对比广安与重庆周边区县的“产业匹配度”“交通联通率”“公共服务共享水平”，精准指出“产业协同不足”“基础设施衔接不畅”等核心问题，并分析其背后的“行政壁垒”“规划不同步”等深层原因。其二，提出务实对策，做到“可行有效合理”。对策部分是报告的“核心价值所在”，需兼顾实效性、可行性与合理性。实效性方面，避免提出“空洞抽象”的建议，如针对“数据共享难”问题，提出“建立川渝数据共享白名单制度”“明确数据共享责任主体与时限”


等具体举措；可行性方面，需考虑地方财政、技术能力等实际条件，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调研时，避免提出“大规模投入高端技术设备”的建议；合理性方面，需符合法律法规与自然规律，如在生态保护相关调研中，对策需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其三，构建闭环机制，做到“调研—决策—反馈”联动。在报告中可增设“成果转化建议”部分，提出调研成果的落地路径与跟踪评估方案。如广安市在报告中建议“建立调研成果转化台账，明确责任单位与完成时限，每季度开展一次跟踪评估，根据实施情况调整对策”，这一做法既体现了报告的系统性，也为后续成果落地提供了保障，避免调研报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


三、撰写后——以“统筹”为标准，推动报告成果转化


调研报告的撰写并非“一写了之”，需以“统筹”的系统思维，做好报告的论证、修改与转化工作，确保调研价值最大化。


（一）多方论证，提升报告的严谨性


在报告初稿完成后，需统筹“内部研讨”与“外部咨询”，广泛征求意见。一方面，邀请调研团队内部成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开展内部论证，聚焦“问题分析是否准确”“对策是否可行”等核心问题；另一方面，可聘请高校专家、行业学者等外部力量，从理论层面、政策层面提出修改建议。如广安市在完成“广安加快融入重庆都市圈”调研初稿后，召开小型论证会，邀请重庆社科院、四川大学的专家及两地发展改革委、交通部门负责人提意见，对报告中的“产业协同方案”“交通衔接规划”进行完善，确保报告内容严谨可靠。


（二）动态优化，增强报告的适应性


调研成果落地过程中，可能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需统筹“固定成果”与“动态调整”，建立报告的更新机制。可定期对调研成果的实施情况进行回访，收集新的问题与数据，对报告内容进行细化调整。如广安市在“川渝毗邻地区报警处置一体化”报告转化为政策后，通过回访30个区县公安机关，发现“跨区域警情移交流程仍有延迟”的问题，随即在报告修订版中补充“建立警情移交‘超时预警’机制”的对策，使报告始终适应实践需求。


（三）多元转化，拓展报告的价值边界


需统筹“决策参考”与“实践指导”，推动报告成果多形式转化。除了形成正式的调研报告供党委政府决策参考外，还可将报告中的核心观点转化为政策文件、工作方案、新闻通讯等。如将川渝高竹新区产业发展报告中的对策转


化为《广安市支持川渝高竹新区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将社会治理创新报告中的案例整理为新闻稿在主流媒体刊发，既扩大了调研成果的影响力，也让报告的价值在更多领域落地。


综上所述，调研报告的撰写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以“五个统筹工作法”为贯穿始终的指导理念——撰写前锚定“国计民生”选题、积累“上下内外”资料；撰写中运用“老新结合”分析、融合“理论实践”内容、构建“问题对策”闭环；撰写后推动“多方论证”“动态优化”“多元转化”。唯有如此，才能写出“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调研报告，让调研成果真正成为推动工作、服务决策、惠及民生的有力工具，为公文写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在调研部门十六年的三个感悟


陈志威


2011年1月，我从基层法院遴选进入民进浙江省委会调研部门工作，时光匆匆，不觉已迈入第十六个年头。在这段历练期间，我沉淀出三个关于建言资政的感悟尤为深刻。


“先当学生，再当先生”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


16年来，我深感，“说得对”要求远高于“说了算”。要做到“说得对”，需要靠扎实的调查与研究，全面掌握情况，找准事物规律。中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曾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调查研究不仅是获取信息的手段，更是解决问题的起点，下结论、提建议之前一定要深入调研，先当“学生”，再当“先生”。


初到调研部门时，我看到一篇材料，反映杭州市有不少公厕环卫工人住在公厕，住宿条件恶劣问题亟待解决，建议大幅提高其待遇。初觉合理，实际走访调研后发现，需要重新审视。首先，不是说环卫工人的住宿条件不用改善，但对其住宿条件的描述要准确，环卫工人并非直接住公厕，而是住在公厕的独立房间，一般还装有空调。其次，要综合考虑给环卫工人“大幅提高待遇”的现实可能性。最后，这篇材料没有找准最关键问题所在。与住宿条件的改善相比，当时环卫工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户口落户问题及相伴的子女入托入学问题。此事让我深刻认识到，调查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调查的升华，二者紧密结合，才能找到关键问题及问题关键，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支撑。


“龟兔赛跑，胜负未分”建言资政要兼具敏锐性和历史耐心


龟兔赛跑的故事，相信大家耳熟能详。这些年，我还有一个深刻感受，提出政策性建议不仅需要敏锐洞察力，也需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一方面要有“兔子”的敏感性，把握时机，通过各种途径和努力，将所思所想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政策性建议，另一方面也得有“乌龟”的耐心，坚持不懈，“守得云开见月明”。


历史的敏感性，体现在对中共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精准理解上，体现在对人民群众需求的深切体察上，体现在对建言献策关键时机的准确把握上。回想多年前，民进曾多次提出预防城市病、缓解交通拥堵的建议。2012年12月26日，在中国民营企业峰会上，浙商马云因交通堵塞而迟到，与当时的浙江省委


书记互致歉意。省委书记当场承诺，将在五年内致力于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我们意识到，这是再次提出治堵建议的良机，迅速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深入调研、撰写报告。2013年1月，浙江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民进提案《关于治理我省交通拥堵问题的建议》备受关注，并被列为重点提案。浙江省政协网络直播提案办理过程，2小时内点击量突破8万次。


足够的历史耐心，则主要体现在对社会问题解决的坚持不懈上。许多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抛弃、不放弃，持续关注并长期努力，民进参政议政代表性人士叶青教授十年一“谏”、持续助推公车改革就是鲜活实例。哲学上有一个思想实验叫特修斯之船，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这对参政议政工作很有启发意义。民主党派建言资政，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有关问题的解决。如果把一个大的社会问题看成一艘大船，一上来就主张全面修理，往往牵涉过广、环节过多、难度过大，层层受阻，实际解决不了问题。许多时候，要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善于抓住工作中心切换、时政热点、公共事件等时机，在全局性视野下选准小的切入口，先建议更换大船上的“一块木板”、拆除其中的“一扇窗户”，循序渐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通过点滴成就的积累，最终推动整个问题的解决。


“巨匠身旁，用心拾穗”服务专家的同时慢慢成长为小专家


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做好党派成员服务工作是最基本的要求。民主党派成员多为中高级知识分子，这些年来，我参与许多调研活动，经常与专家学者打交道，并与不少专家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服务专家的过程如同参加永不散场的学术沙龙，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专业知识，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那就是虚心求教、深学细悟，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力争成长为某领域的小专家。尽管目前离“小专家”目标有较大差距，但是我始终在努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为专家学者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议，有些观点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16年来，我已为浙江民进会员进行了几十场参政议政专题辅导，并多次受邀前往其他省市的民进组织进行经验交流。这些经历促进了我的成长，使我更加自信地投身于民主党派的建言资政工作之中。


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从不来自纸面，而是来自调查与研究交织反复、不断辩证的过程中。今后，我将致力于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和保持必要的耐心，继续


在调查与研究的深入实践中探寻建言资政的最优解，为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事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以大兴调查研究为抓手树牢经得起检验的正确政绩观


长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谭明交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直接反映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明确提出，“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将其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各方面”。


调查研究作为我们党的传家宝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是校准政绩导向、破解发展偏差、压实责任担当的关键抓手。唯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显绩和潜绩、统筹当前和长远，才能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溯源传家宝：调查研究是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根基与理论源头


正确政绩观的形成，植根于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与实事求是、为民造福的核心要求同频共振。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深刻论断，到总书记作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的重要论述，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以调查研究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真抓实干回应人民期盼，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调查研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源头活水。唯有通过调查研究摸清实际，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才能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始终保持政绩观的正确方向。


践行方法论：调查研究是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与纠偏利器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要把调查研究的方法论贯穿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直奔解决问题去，在真抓实干中把握显绩与潜绩、统筹当前与长远，以实干实绩破解政绩观偏差。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为民造福，唯有通过调查研究找准群众需求，才能让政绩真正造福于民。


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主动坐到群众板凳上、走进企业车间、深入田间地头，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急难愁盼，既听顺耳话也听逆耳言，既看“门面”也看“后院”，既问获得感也问烦心事，


让决策部署更贴合实际、更顺应民心。政绩不是喊出来的，实绩不是“造”出来的，而是通过调查研究摸清群众急难愁盼，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抓实干干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的呼声变成掌声、把期盼变成现实。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而真抓实干则是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实绩的关键环节。要健全调研成果转化机制，推动调研发现的问题转化为清晰的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确保有人管、有人抓、有实效。实干实绩最终要体现在解决问题的成效和为民造福的实效上，唯有以“钉钉子”精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才能让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落地生根。


筑牢保障线：调查研究是正确政绩观的作风支撑与制度保障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而调查研究的深度直接反映党性修养的纯度和实干担当的力度。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是影响正确政绩观树立的大敌，一些地方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背后都与调研缺位、作风漂浮、脱离实际紧密相关。要实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就必须以调查研究为抓手，整治作风顽疾、健全制度机制。


调查研究是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效抓手，也是锤炼务实作风的重要途径。要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坚决摒弃“走马观花式”“蜻蜓点水式”调研，大力倡导“沉浸式”“蹲点式”调研，在与群众面对面的交流中强化“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同时，调查研究是健全政绩考核体系、树立“以实干论英雄”导向的关键依据。科学的考核评价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指挥棒”，要通过常态化调研，全面掌握干部干事创业的实际表现，既看短期内可见效的显绩，也看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既看当前发展的“硬指标”，也看群众口碑的“软实绩”；既听上级评价，也听群众、企业的真实反馈。要坚持开门搞评估，让群众参与调研过程、监督整改落实、评判工作成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准，确保政绩观始终不偏离为民造福的初心。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唯有牢牢把握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和基本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深刻把握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的辩证关系，真抓实干，才能不断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和实践基础。广大党员干部要把调查研究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在调研中明方向、找路径、转作风、出实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


检验的实绩，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长征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新生


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1]这一重要论断在党的历史实践中得到反复验证。长征是一次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的伟大远征，同时也是党在艰苦实践中深化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关键历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具体表现为忽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对不断变化的敌情与战场环境缺乏基本认知，使得红军陷入被动局面。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扭转危局、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根本在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周密系统的调查形成科学决策。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而且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对毛泽东而言，长征是其领导思想在斗争中形成、深化、发展并得到实践验证的关键历程[2]。在新征程上，回顾长征中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对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奋力开拓各项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长征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历史实践


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以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为指导，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为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后勤保障、思想动员与战略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调查研究成为行军打仗之外党的又一项重要工作，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决策依据。


（一）通过调查研究调整军事策略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调查研究是准确把握战争规律、制定灵活战术的重要基础。因而，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前提，调查研究敌情是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长征首先是一次突围转移的军事活动，“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3]44，然后实施反攻，打破国民党军“围剿”，恢复中央苏区。之后，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党和红军领导人不断调整行动路线和方针策略，灵活应对复杂的形势，及时调整行军路线和部署。


在长征途中，军事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敌人各方面的信息，掌握途经地区的地形地貌、天气，以及敌军的军事部署、军事实力等基本情况。正如毛泽


东分析指出的：“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长征途中军事调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向群众调研。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红四团贯彻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从一位老猎人那里得知，从板桥到娄山关，除了一条公路外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羊肠小道[5]。根据此情报，四军团抄小道配合正面进攻，先后歼灭或击溃黔敌4个团，攻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最大胜利”[6]37，让作战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红军的方向转变。另一种是实地勘察。这种方式要求深入敌方控制区域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有时还需采取伪装等手段获取关键信息。比如，在强渡嘉陵江时，组织干部分批到江岸反复侦察，边看边记录勾画地形草图，熟悉敌我双方的地形，江水的流速变化，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备、行动规律等情况，还多次派侦察人员过江侦察敌人纵深情况[7]25-26。正是凭借这种强大的调查研究能力，红军在长征途中多次精准找到敌军兵力薄弱或防御空虚的环节，成功突出重围，打开了北上的通道。


（二）通过调查研究保障后勤供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是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途作战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要解决好后勤保障问题，就必须通过调查摸清沿途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准备战略转移时，后勤保障工作随即陷入困境，其中粮食问题尤为突出。随着根据地范围不断缩小，秋粮尚未收获，中央红军几乎是在粮草匮乏、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开始突围转移的。面对粮食紧缺、军需物资匮乏的艰苦环境，红军充分利用征购、没收、缴获以及就地取材等多种方式保障了军队的战备物资供应，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一切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在开展征购、没收等工作时，红军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准确区分敌我、明确工作对象，确保相关举措既符合斗争需要，又有利于团结争取群众、保障后勤供应。红一方面军进入遵义之前，就明确规定“在城市中打土豪时须经过详细的调查，经过政治机关的复调查，并且批准后才许可没收与提人”[8]232，要求通过调查来摸清地主富农的土地、人口、家产情况。1935年，总政治部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打土豪前应在群众中开展详细调查，摸清该土豪的家产情况[8]275。通过调查精准确定征


购对象，既避免误伤普通群众，又为红军物资供应提供了重要保障。同年7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一部抵达毛儿盖附近的沙窝时，总政治部进一步强调：“要通过调查，首先割当地土司头人的麦子。”


就地取材是在资源极端匮乏、物资极其紧缺的情况下，红军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衣食问题的最后办法。在长征过草地时，红军曾面临断粮的严峻考验。据红军战士回忆，在这种艰难处境下大家只能自己动手，四处寻找野菜充饥[10]。调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草地上有些野菜食用后会导致中毒，前敌总指挥部对各部队下令，严禁在草地中随意挖采和食用不认识的野菜[9]2781。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以及去哪里能找到可食用的野菜，都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精准甄别。为此，朱德组织成立了“野菜调查小组”，其中包括当地的老农和医护人员，他们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中筛选出二十余种可食用野菜，并编写了《吃野菜须知》小册子下发至各连队，为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关键指引[11]。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率部最后过草地时，“要求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成立野菜检验组”，这些指战员“带头冒着生命危险去尝各种野菜，将确认能吃的品种通报全军”[12]。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奇迹，更是一次通过调查研究成功解决后勤保障问题的伟大实践。


（三）通过调查研究加强思想统一


长征不仅是地理上的转移和军事上的突围，更是一个深刻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淬炼过程。调查研究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基础，为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与清晰的思路。调查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收集信息、掌握实际情况，更在于凝聚全军的思想共识、强化全军的思想统一。


对外调查是了解群众思想情况、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并认为只有摸清楚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真实需求，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宣传教育。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4]137在四渡赤水期间，虽然战事紧张、时间短暂，但是中央红军每到一处都抽空去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各部队还派干部战士到矿井、工地和车间访贫问苦，做社会调查[7]214。参加长征的老战士回忆，红军进入贵州之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性宣传，一开始群众对红军不了解，不敢接近我们红军。“我们政工干部到群众中搞调查，了解人民的生活疾苦，从老乡家有几口人、几亩地，一直问


到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保安团’对老百姓有哪些压迫，同时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13]，最终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带领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广泛调查了彝族民众的风俗习惯[6]76。先遣队根据此前调查掌握的彝族地区不同家支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逐步消除并打破了彝族民众对红军的误解与隔阂，增强了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认同感，有效凝聚了思想共识。


从党内来看，调查研究是洞察军心、提振士气的重要途径。面对恶劣的环境和连续作战的疲惫，部分红军战士产生了悲观和困惑情绪。对此，杨尚昆回忆道：“很多指战员不理解，思想问题很多。”[14]为了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迫切需要通过调查全面掌握中央红军将士的思想、政治状况，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坚定其革命信念、增强其必胜信心。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毛泽东立刻对“部队的情况，从军队的建制，干部的成分、思想状况，战士们的生活、训练、学习……党组织的建设，部队的战斗力，军民关系等等”[3]183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认为，广大红军的抱怨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排解，下一步战略意图就很难实现。为此，党和红军领导人决定，从实际出发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登在《红星报》《战士报》上，在广大红军将士中进行广泛宣传。由于及时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红军队伍进一步凝聚了力量，提高了士气、斗志，奠定了最终胜利的思想基础。


（四）通过调查研究选择落脚点


在长征途中，面对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与地理环境，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灵活调整战略方向，从最初的湘西到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川陕甘，最终确定落脚到陕北。可见，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绝非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根据敌情变化作出的战略调整。


1933年11月，毛泽东就通过调查提出了向苏浙皖赣地区突围、创建根据地的建议，但被当时把持军事指挥权的博古等人拒绝，错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机会。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依据沿途调研的敌情、地形信息，多次提出改变进军方向。比如，反对盲目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推动通道转兵，为后续战略调整奠定基础。红一方面军经过浴血奋战，损失惨重，渡过第四道


封锁线湘江之后，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国民党军已在红军计划的路线上部署了重兵，企图一举围歼中央红军。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基于对客观形势的分析研究，决定扰乱敌军“围剿”计划，建议中央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且内部矛盾较大的贵州进军。


北上战略方针的确定和中央红军先行北上重要转向的成功都归因于调查研究。在哈达铺，毛泽东等人正是通过分析研究收集的《晋阳日报》《大公报》等报纸，了解到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了解到陕北有一个大的苏区根据地，并且有游击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些调查资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作出北上陕甘的决定。在此后的榜罗镇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认真分析了全国革命面临的新形势和陕甘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再次认为在陕北落脚可以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开创革命新局面，并作出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英明决策。


1935年10月18日，也就是在到达吴起镇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着重强调，必须尽快摸清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的具体状况，并对陕北苏区的现实情形进行全面了解。他尤为关切的是如何将长征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在陕甘根据地扎下根来、发展壮大并开花结果，这是当时最紧要的任务。为此，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系统把握了陕甘根据地的社会民情、地理条件与周边环境，继而推行一系列举措巩固并拓展了陕甘根据地，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全国革命形势进一步向前发展。


正是依靠调查研究，党和红军才能摆脱濒临绝境的局面，并成功找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新支点。最终，陕北根据地不仅成为长征的落脚点，更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长征中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特征


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15]。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工作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的，是后来形成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实践运用和理论检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始终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基本前提，灵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自觉贯彻密切联系群众的立场原则，彰显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品格。这一思想经过长征的淬炼更加鲜明。


（一）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基本前提


开展调查研究，才能获得对现实世界状况的真实把握，而不是从先入为主


的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出发，脱离实际、凭主观臆断开展工作。要克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就要以客观的调查研究为基本出发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强调，认识现实世界必须摒弃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幻想，严格遵循事物本身的客观联系与事实逻辑。


调查研究是连接主观与客观、克服片面性认识的根本桥梁。实践是认识的起点，调查研究则是将实践中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关键环节。系统周密的调查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前提。正如毛泽东所言：“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16]这不仅是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必须对途经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地理、气候、交通、文化、风俗等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重点摸清行军路线的交通情况、气候水源、敌军军力部署等关键信息，为党和红军的工作开展准备真实材料。


调查研究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全面、真实、丰富、生动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进而找出既解决问题、又符合群众要求的办法。为此，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从方法上要靠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并不能完全排除“本本”，而是不能只看“本本”；同样，反对经验主义也不是完全否认经验，而是反对主观主义。“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7]791在长征途中，红军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以往的经验或现成的理论来解决新问题。在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时，不能照搬以往的作战经验，而是要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地形条件等实际情况来制定适合的作战计划。


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这是一条被实践证明的真理。毛泽东后续的一系列重要著作，正是其调查研究思想与实事求是原则在理论上的系统阐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他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说明了新的革命形势下争取民众、团结各阶级参与斗争的策略，批判了党内错误思想，要求根据中国战争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确定革命策略。为了从哲学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


毛泽东于1937年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光辉著作，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为全党提供了调查研究的方法论。


（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


调查研究作为把握实际情况的科学方法，其本质是辩证思维在实践领域的具体展开。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最根本的法则，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且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特殊性。长征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实际的调查，准确把握矛盾发展变化，灵活制定调整策略。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体现为在复杂局面中精准捕捉并着力解决主要矛盾。在复杂事物中，主要矛盾决定发展方向，因此找准主要矛盾是调查研究的首要任务。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18]382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主要矛盾是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战略生存与转移，这是一切策略制定的总枢纽。能否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直接决定战略转移的成败，若因民族矛盾滞留，红军就要面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绝境。所以，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本是一个局部问题，但因为它是实现战略转移这一主要矛盾的关键环节，才上升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洞察矛盾在不同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并随着事物的发展动态调整认知与策略。在长征途中，党对少数民族统战政策的调整，正是这一辩证过程的典型表现。长征前，党中央主张与少数民族贫苦群众建立统一战线。但在长征途中，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深入了解和调查，党中央开始认识到“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19]。这一认识上的变化，反映出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地区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这一特殊性的深刻洞察。据此，党和红军对既往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坚守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统一的前提下，施以斗争与分化并用的策略，将民族问题的处理同团结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予以有机结合，对依附反动势力的宗教人士坚决打击，对同情革命的宗教人士则以团结争取为主。


比如，在筹粮政策上，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调查发现当地长期受国民党民族压迫政策的影响，对外来人员存在天然警惕，再加上大部分地区以游牧或小农耕作为主，无典型土豪劣绅，粮食多为家庭自用或部落共有。若采取没收


政策，则会被误解为外来势力掠夺，从而激化民族矛盾、威胁行军安全，因此红军用购买的方式筹措给养。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区前，红军总政治部出台了《关于注意争取夷（彝）民的工作》，对阶级斗争思想做出调整，并明确无土豪可打时，以购买、鼓励捐赠或打借据借用的方式筹粮。这种筹粮策略体现了为了实现战略生存这一更高目标所展现的灵活性。


（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立场原则


长征是群众路线的一次生动实践。长征之前，毛泽东就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136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1、2、3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3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


长征路途遥远，涉及多个省份，几万红军将士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发达地方到最落后地方，走过了大半个中国。红军不可能对各个地区的情况全部了如指掌，最了解情况的还是当地群众。因此，要制定行军路线、部署战斗，就必须向群众虚心请教。即使在紧张的行军和作战间隙，毛泽东也非常注重利用宿营、休息等机会与当地老百姓、基层指战员、向导等广泛交谈，询问当地的社会状况、阶级关系、民情风俗、地理环境、物资供应等，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与红军将士、沿途群众同吃同住，在共同的艰苦生活中倾听他们的心声和诉求，这使他能够深刻体察民情，了解群众的真实困难和期望。


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要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18]383，要虚心向群众请教，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相反，“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7]790。在长征途中，战士们深刻领会并践行这一原则，在开展调查工作的同时，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坚信只要赢得群众的支持与理解，就一定能够找到应对各种困难的有效办法。


发动和依靠群众完成调查任务，群众是调查研究的主体。毛泽东将调查研究视为一项群众性工作，注重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共同参与。他身体力行并号召和带动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都来做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一种重视调查、深入实际的浓厚氛围。在可能的条件下，红军通过地方党组织以及发动起来的群众更广泛地收集信息、验证情况，使调查结论更加全面客观。


红军始终把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强调：“红军决不是


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4]86在长征途中，党领导红军紧紧依靠群众，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帮助建立群众革命组织，严惩土豪、贪官污吏并取消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驱逐帝国主义，维护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比如，在镇宁的江龙，红军把财主们隐藏在有特权保护的天主教堂地窖里的财物和仓库里的粮食分配给贫苦群众。此外，也正是由于党领导红军在长征途中充分依靠群众，各民族群众才踊跃参军，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


（四）坚持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


解决问题是调查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从而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毛泽东始终着眼于现实问题，要求树立问题意识，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调查就是解决问题”[4]110。


长征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略大转移，历时两年，四路红军总行程约六万五千里，途经中国十四个省份，是党和红军历史上开展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地域跨度最大的一次战略转移。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及各地方武装的封锁与追击？怎样同沿途少数民族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在脱离原有根据地的情况下，如何保障部队的物资供给？如何应对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宣传？如何争取广大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这些都是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征队伍途中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党所处的具体环境、所面对的工作对象在持续变化，这使得军事行动、党组织建设、根据地开辟、群众工作等各项任务不断遇到新的情况、新的困难与新的挑战。为了应对长征途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党和红军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


通过调查研究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才能把思路厘清、把办法找到。了解情况是做好工作的第一步，毛泽东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4]110毛泽东一直强调不做调查研究，在那里无中生有地“想办法”“打主意”，这样是想不出好办法、打不出好主意的，只能产生错误办法和错误主意。长征途中一切调查都围绕着如何摆脱敌人、如何生存下去、如何走向胜利这些具体问题展开。调查研究的成果直接转化为行军路线、作战命令等具


体策略，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完善。


将解决问题作为根本目的是长征中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它确保了党的认识活动始终紧扣当时党和红军最紧迫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实践智慧。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绝境中开辟新道路的根本方法。


三、长征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历史意义


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15]。长征检验了毛泽东思想，进而确立并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调查研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科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经过长征，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成为党认识中国国情、把握革命规律的根本遵循。这一过程为党摆脱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依赖、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前进方向与实践路径。


（一）确立并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他多次提出的军事主张，以及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创造了条件。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党内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但博古、李德等人并没有吸取教训，甚至在制定战略时不顾形势变化。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损失重大，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利几乎濒临绝境的状况，广大干部逐渐认识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贯彻错误路线的结果。广大党员和红军将士对改变错误领导的强烈诉求在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峰，要求更换中央领导的呼声不断出现。


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他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决定转兵贵州，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认可。周恩来后来回忆道：“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21]68黎平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开始被党中央接受。猴场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战略战术思想，同时作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


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22]的要求，从组织程序上限制了个人专断，为毛泽东走上领导岗位创造了条件。当时，“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21]137，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路线大体是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确定的，这标志着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影响力逐步提升。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并增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标志着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此后，毛泽东的红军游击战、运动战原则在军事斗争中被重新运用。之后经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军成功跳出包围圈，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全党认可。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得到充分肯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中，毛泽东坚持原则，维护了党中央的团结与权威，进一步巩固了其领导核心地位。


（二）丰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需要丰富的实践支撑。只有经过实践不断验证的理论，才能真正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长征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使其在军事、党建、统战和群众路线等多个维度得到深化。


长征使党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得到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在同“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对此前战争中积累的军事思想和经验进行了梳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实际上是总结失败教训、对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进行的一次系统阐述，成为后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雏形。红军在长征中经历了复杂地形下的运动作战，以及无后方、无补给的艰苦作战。这些丰富的经验是过去在根据地时期难以获得的，极大地拓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为其日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军事理论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和经验基础。


长征使党的建设得到恢复和发展。首先，在长征过程中共产党人科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瓦窑堡会议进一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进行了概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23]549。这是自党的一大以来首次对党的性质进行科学、准确的概括。其次，长征的过程中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贯彻，组织路线重回正轨。在遵义会议期间，各位参会人员畅所欲言，充分反映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做斗争，明确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


是能够为党的纲领和主张而坚决奋斗，社会成分固然需要予以注意，但并非决定性标准。这也说明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党的组织路线也开始走上正确的轨道。


长征使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内容得到拓展。长征经过的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大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中国共产党围绕革命的中心任务并结合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提出了实行民族自治的思想，开展了尊重与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此外，在长征途中，党还进行了国际统一战线的尝试，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国内和世界上的影响，建立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人民的沟通和联系，为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积累了宝贵经验。


长征使党的群众路线得到完善，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深化和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打土豪、分田地、解放贫苦农民，这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形成了鲜明对比。人民群众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更加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正如毛泽东所说：


“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三）推动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经过长征，调查研究从毛泽东个人的工作习惯上升为全党的工作方法，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上的转变，意味着党基本上摆脱了共产国际指示的限制，在政治上走向了成熟，开启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长征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科学决策奠定了组织基础。长征前和长征初期，红军损失严重，充分暴露了当时党的最高领导层破坏民主集中制、实行个人专断的严重危害性。博古和中共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对重大问题很少集体研究决定。周恩来后来回忆道，


“这个三人团主要从事转移的军事方面的准备，只开过两次会”[24]。如此重大的行动，最高“三人团”只开过两次会，可见当时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受了严重破坏。通道会议以多数人同意的结果，改变了原来“三人团”的独断专


行，否定了博古、李德继续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接受了毛泽东关于转战贵州的建议。随后的猴场会议进一步强化了集体领导原则，作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22]的决定。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是对个人包办的否定和批判。


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党摆脱了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人任免的干预和影响，开始通过自己的方式选举和任命领导者。遵义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中央领导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畅所欲言，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此后的沙窝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每周至少召开一次常委会，必要时可召开临时常委会。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吸取教训，对民主集中制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党在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上的成熟与进步。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不仅保证了党的科学决策，而且为党中央提供了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调查研究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中逐渐形成的。自投身于革命开始，为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去了很多地方进行调查，也正是这些经历使他练就了扎实的调查研究本领，养成了做事必调查的优良工作方法。这一方法在长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基本方法。长征中，重大战役的胜利、重要转向的提出，无不基于对敌情、地形、民情的及时掌握与精准判断。党和红军在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中逐渐认识到调查研究这一方法的重要性：一切正确的决策都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而不是一味遵循书本或上级指示，必须深入一线、实事求是。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摆脱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盲从和对马列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走上了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立自主的道路。


（四）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自觉


长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长征期间，毛泽东经过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必须立足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与实践需求，使其真正转化为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思想武器，进一步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与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道路的早期，因受历史条件与认知水平的影响，未能对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开展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导致党内长期存在将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由于对中国基本国情未能予以充分科学的认识“，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最终无法避免地导致了革命遭遇重大挫折。实际上，针对当时党内日益严重的本本主义倾向，毛泽东早在1930年5月就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并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一论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然而，他所提出的正确方向不仅没有为当时党的领导人所重视，相反却使他受到了排挤，党和红军也因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红军被迫长征实际上已经证明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经过湘江战役的惨败，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之间的较量随之再度展开。从表面上看，初期长征是红军军事失利后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实质上其是一场关于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实践考验，其核心问题在于能否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不解决这一核心问题，中国革命便有夭折之虞。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使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被大多数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所支持和认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因而，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长征途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表现为对调查研究的广泛运用和深入推进。正是通过长征这段特殊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指导党在理论维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维度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这也恰好在行动层面指明了理论创新的现实指向，即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并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根本目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政党，不仅要懂得客观事物的本质，也要能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改造世界。通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开始能够依据对中国客观规律的认识，独立自主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大量原创性贡献。


四、结语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纵观党的百余年历史，我们党若重视并坚持调查研究，则党和人民事业便会推


进发展；若忽视调查研究或调查研究不深入，则会导致事业受损。


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由之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与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发扬长征途中开展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辨明方向、克服新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保持战略定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践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保各项工作立足于客观实际；二是有利于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升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有利于推进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源头活水；四是有利于弘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


北京市超大城市治理的实践探索与路径创新关于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指示精神的认识与思考


李娟


2026年2月9日，“十五五”规划开局之际，总书记到北京考察调研，发表重要讲话并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必须以首善标准推进城市治理，坚持人民城市理念，用好“接诉即办”等机制，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一重要讲话，立足首都功能定位，着眼城市发展规律，为北京在新起点上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1.深刻领会核心要义，把握超大城市治理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城市工作作出系统谋划，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总书记高度重视超大城市治理，在考察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时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1.1坚持人民至上是城市治理的价值追求


总书记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把让群众生活更舒适这一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治理全过程”。北京作为常住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城市，民生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特点；必须始终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这12个字，充分利用好“接诉即办”，将其作为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不仅要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市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更要从具体诉求中提炼共性问题，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深化，实现解决“一件事”带动解决“一类事”。


1.2坚持首善标准是城市治理的标杆定位


总书记明确要求“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必须以首善标准推进城市治理”。这就要求在谋划工作时要有全球视野，对标国际一流，在精治、共治、法治上下足“绣花功夫”。总书记强调城市治理要下“绣花功夫”，为做好首都工作指明了实践路径。要把精细化治理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无论是核心区控规降密、背街小巷整治，还是城市副中心


建设，都要体现“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要敢于动真碰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大城市病”等难点上持续攻坚，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治理水平。


1.3坚持内涵式发展是城市治理的转型路径


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创新城市治理，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增强发展潜力、优化发展空间，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不断提升”。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提出“五个转变”的重要原则。北京城市发展已进入减量提质新阶段，传统粗放式增长难以为继。必须牢牢把握内涵式发展主线，推动治理从外延扩张向内部挖潜转变。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通过存量迭代优化空间布局、补齐民生短板、激发街区活力；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与文化赋能，提升城市品质，通过精细化治理让首都焕发持久生机。


1.4坚持系统观念是城市治理的方法论


超大城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总书记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强调“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同时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城市工作“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涵盖区域、城市、社区等各个层次”，必须“加强各领域、各环节、各主体统筹，打破条块分割和部门壁垒”。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构建市、区、街、乡、社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治理格局。


1.5坚持韧性安全是城市治理的底线保障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把安全发展贯穿城市各领域全过程”。城市安全不仅是发展的前提，更是治理的底线。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首都安全稳定的坚固屏障。构建全周期风险防控体系，将安全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运行、应急各环节，聚焦供水、供电、燃气、供热等“城市生命线”，持续提升基础设施韧性。同时，强化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打通信息壁垒，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健全统一指挥、反应灵敏的应急管理体系，推动风险预警、应急调度、抢险救援智能化升级。


2.“十四五”以来北京超大城市治理的做法与经验


近年来，北京市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推动城市发展和治理方式实现深刻变革，治理体系、方式手段实现整体重塑，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显著提升，形成了丰富而生动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践。


2.1协同治理格局持续健全，权责明晰、重心下移的治理体系加快构建


调整“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及办公室设置，由市长任主任，成员单位涵盖了中央国家机关相关部门、中央军委相关部门、中央企业相关单位，市属相关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和各区政府，实施央地协同、共建共治。调整设立市区两级城市管理委员会，推动城管执法局归口转隶，成立街乡镇综合执法队，推动综合管理、综合执法、重心下移、执法下沉取得重要成效，市、区、街三级城市管理体系更加清晰明确，以“党建引领、服务为先、综专结合、协同共治”为特点的超大城市治理新格局初步形成。


2.2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优质高效，整洁有序、和谐宜居的首都形象充分


彰显


对标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统筹落实重大活动城市运行及环境服务保障，以“绣花功夫”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紧扣北京“四个中心”战略定位，践行“四个服务”，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精心筹划首都环境品质提升。围绕长安街、中轴线、七站五场、冬奥场馆周边、世园会周边、回天地区等重点区域开展环境整治，平安大街、东四南北大街、西单北大街、朝阳门南北小街、朝阜路、德内大街等重点大街环境提升取得可视化成果，彩虹门、钟鼓楼、永定门城楼、大运河两岸等地标建筑亮丽呈现，489个重点区域和33条重要通道和20条重要铁路沿线环境实现常态化整治提升。


供电保障能源协同能力持续增强，接诉即办与网格治理带动民生服务稳步提高


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三管三必须”，聚焦燃气、地下管线、电动自行车管控、建筑垃圾处置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筑牢安全防线。燃气事故、电动自行车亡人火灾事故、外力破坏管线事故等均实现显著下降。坚持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实时感知、安全防护、更新改造“三位一体”，统筹提升城市生命线本质安全。完成核心区、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地下管线运行安全感知建设，布设电力、燃气、供热等9大类感知设备1.8万处，实现地下管网安全运行“观、管、防”一体化，动、静态感知“一张图”。


2.4背街小巷精细化整治纵深推进，垃圾分类引领的宜居品质持续改善


着眼群众生活环境改善，“一街一策”开展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提升行动，治理脏乱、增补功能、优化空间，通过协同共治推动5000余条背街小巷面貌焕然一新，雨儿胡同、草厂四条、杨梅竹斜街、烂缦胡同等一批精品街巷深受群众好评，20条“漫步北京”最美胡同街巷探访路线成为网红打卡地。围绕垃圾分类“关键小事”打造城市文明新标志，建立以党建引领、服务为先、文明低碳、精细智慧为特点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体系，推动全市1.3万余个小区（村）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扎实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全面实施厨余垃圾“不破袋”投放、大件垃圾预约上门回收、资源回收进社区等便民措施，群众垃圾分类意识显著提升。市统计局调查显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98.3%，满意率94.1%。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42%，日均回收量从3000t增长至7450余t。


燃气、管线、消防等重点领域治理夯实，城市运行安全韧性水平显著提升


提升电、气、热等公共服务水平，保障首都能源运行平稳可靠。加快推进科学城、亦庄500kV输变电工程，绿电交易量逐年增长，2026年外调绿电规模力争达到400亿kW·h以上，城市供电可靠性达99.995%。深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能源合作，圆满完成电力迎峰度夏、冬季保暖保供目标任务。天津南港LNG应急储备项目二期、三期建成投产，燃气保障能力、供热服务品质持续优化。强化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累计建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42.5万个，超级充电站665座、换电站311座，电动自行车充电接口136万个，为市民室外安全便捷充电提供有力保障。


3.深化改革创新，在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中构建治理新体系


“十五五”开局起步，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内涵式发展”主线，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发力，不断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3.1聚焦规划引领，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实现新提升


健全“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机制，强化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高位调度、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办综合协调职能作用，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城市运行调度指挥平台），加强对城市治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高质量编制实施城市管理发展规划及各专项规划。锚定规划编制方向，全面推动落实重点任务。系统性完善供热、电动汽车换电站运营、通信架空线入地、井盖设施安全技术等标准体系。


3.2聚焦城市更新，在推动内涵式发展上实现新突破


聚焦核心区建设，突出抓好环境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对标首都首善，完成南河沿大街沿线、西单—开阳桥街区等4个环境品质提升项目，东城区、西城区片区化推进实施两广路、南礼士路周边、车公庄大街等10个环境品质提升项目，为中央政务功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保障。坚持重点区域与背街小巷一起抓，构建长效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城市家具设置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持续推动“栏、杆、箱、桩、线”等城市家具规范、减量、提质。持续推广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综合服务系统，加大对违规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巡查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动态清零，着力打造视觉清朗的市容环境。


3.3聚焦数智赋能，在提升精细化治理效能上实现新跨越


深化完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功能，强化城市治理调度指挥、协同研判、态势统揽能力，加强数据分析、运行监测、预测预警、调度指挥、应急处置等功能建设，打造三级联动、四级响应的调度指挥体系。在完成电、气、热地下管线感知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将感知范围扩展至环卫、照明等其他领域，实现城市运行“一网感知”。充分发挥市、区、街镇网格服务管理前哨作用，强化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网格巡查上报，提升主动治理效能。完善网格事项闭环处理机制，推进城市管理网格信息化平台向网格治理平台拓展，形成日常巡查、问题上报、任务分办、协同处置、评价反馈的工作流程。深化一体化综合监管，持续提升城管综合执法质效。严格规范现场执法检查，深入推进“扫码检查”“照单检查”，严控对“无事不扰”企业的检查。大力推进非现场监管，拓展非现场监管方式方法，进一步推动执法方式转型升级。


3.4聚焦多元共治，在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上实现新拓展


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行动，围绕宣传进社区、执法进社区、管理进社区、服务进社区等重点内容，推动资源和服务下沉。优化针对性措施，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以干净、实用、便民、美观为导向，优化市民分类投放环境，“一小区一方案”完成2000个小区投放品质提升试点，将垃圾桶改造提升为箱房等封闭式垃圾分类投放点。构建便民可回收物体系，完成不少于5000个小区（村）智能回收机铺设，搭建便捷回收服务平台。加强生活垃圾收运环节监管，严厉打击混装混运现象。建立餐厨废弃油脂“产、收、运、处、利”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构建覆盖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废弃油脂等全品类、全链条的数字化管理平台。


3.5聚焦安全运行，在建设韧性城市上实现新加强


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推进安全韧性城市建设。以“降概率、控损失”为原则，聚焦燃气安全、电气热地下管线、电动自行车全链条管控等重点领域强化专项治理，发现隐患动态清零，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强化常态化老化评估及更新改造。加强“北京市地下管线防护系统”宣传推广，开展地下管线安全防护专项检查和执法，严防施工破坏地下管线事故。坚守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不上楼、不入户”管控底线，严防室内火灾事故。持续推进燃气安全“大起底、大整治”行动，将燃气安全监管延伸至用户终端，重点消除用户端燃气用具、液化石油气罐及“黑气”等突出风险隐患。坚持以汛为令，统筹做好行业领域防汛工作。深刻汲取暴雨灾害应对处置经验教训，提升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能力。


滨州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博兴县为例


中共滨州市委党校（滨州行政学院）侯峰


智慧社区建设作为一种引入信息技术的社区治理模式，通过提供便捷高效的在线服务、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信息共享等，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1]。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相继出台滨州市数字强市建设规划、滨州市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实施方案，对智慧社区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智慧社区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通过探讨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的智慧社区建设，以期为探索县域内新的社区管理和服务模式，提高管理效率，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提供借鉴。


1.博兴县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


山东省滨州市辖29个街道，58个镇，4个乡，总面积9665km2。近年来，滨州市坚持党建引领，以大数据赋能基层治理为依托，推进智慧社区建设，以推进试点建设、打造“智者智城智慧滨州”品牌为目标，聚焦“优政、惠民、兴业、强基”四个领域，培育出博兴等县区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2024年底，滨州市大数据局对全市智慧社区建设情况开展了县区初评、市级复核工作，复核通过100个基础型智慧社区、4个标杆型智慧社区。


博兴县隶属山东省滨州市，位于滨州市东南部，总面积900.7km2。博兴县辖9个镇，3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共429个行政村，常住总人口50.67万人。博兴县经济基础较好，文化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2024年博兴县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78位。近年来，博兴县按照上级部署要求，不断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发展。2022年，智慧社区建设工作列为博兴县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2023年，智慧社区建设工作列入全县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博兴县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等。博兴县委、县政府高规格组织成立“智慧博兴”建设领导小组，实体化专班运行，先后制定出台博兴县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智慧博兴”建设意见和“智慧博兴”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不断深化合作，助力社区发展数字化、协同化、智慧化升级。


1.1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2021—2023年，博兴县以新型智慧城市试点为契机，完成智慧城市项目24


个，三年来累计信息化投入超5亿元。其中，累计获省级智慧社区奖补资金60万元，全部用于社区智慧化、信息化建设，助力打造精准服务、精细治理、精巧管理的智慧社区，实现管理服务“三统一”。实施开发建设了全县统一的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纵向贯通县、街道、社区三级，横向联通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建成了领导驾驶舱、智慧党建、网格化管理、居民议事厅等功能模块，开通了居民小程序、物业APP等移动访问入口，紧盯水电气暖缴费、社区党建、报修服务、“三务”公开等智慧民生高频应用事项，并将平台在全县各镇（街道）全面推广应用。高标准建设博兴县新型智慧城市数据中心，共为29个部门43个系统提供稳定云服务。持续开展网络安全等级测评，新增部署EDR杀毒软件


2套；依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检测到158个国家和地区的813万余次攻击，均第一时间处置完成；同时，聘请专业公司成立安全运营中心，对政务云网开展7×24h安全值守工作。2023年3月，博兴县新型智慧城市数据中心和邦维云计算数据中心，获评AAAA级省级新型数据中心。


1.2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


为提升社区智能化水平，开发完成具备报修服务、投诉建议、积分商城、线上购药、空置房申请、水电气暖费用缴纳等24种线上便民功能的智慧社区“智兴万家”居民小程序，深入社区开展宣传推广体验活动，让居民切身感受到方便、快捷、周到的“指尖”服务。搭建统一的物业端，主要功能有小区管理、空置房管理、装修管理、居民服务、投诉建议、广告管理、信息发布、收费中心、物业管理、巡检管理等，分为电脑端和手机端2个访问入口，方便物业工作人员拍照上传和信息维护，增强与小区业主的沟通互动便利度，提升物业基础服务质量。全县共分级分类打造智慧社区试点12个。2023年12月15日，省大数据局公布2023年标杆性智慧社区名单，博兴县顺利通过省级验收，其中，锦秋街道听湖社区获评省级标杆性智慧社区。博兴县新型网络安全案例入选2023年度山东省新型智慧城市暨数字政府网络安全创新案例名单[2]。


1.3创新项目成效突出


2022年起博兴县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搭建移风易俗大数据管理平台，实现AAA、PC、BI三端融合的全场景管理模式，形成全过程无接触闭环数字化管理，移风易俗工作进入“掌上时代”。根据后台申报数据，村（居）红白理事会可提前介入，全面指导操办；县移风易俗督查组可随时掌握基层的红白事宜操办情况，有效遏制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截至2024年6月底，平台已累计接收红白


事宜申报5000余次。该项目作为典型经验被山东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


2024年7月，博兴县京博养老中心智慧健康养老信息化平台启动上线。博兴县京博集团与德国蕾娜范养老集团携手合作，结合博兴县域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特点，打造智慧健康养老信息化平台，旨在实现“统一管理、统一授权、统一资源分配、统一安全防护”，提高养老服务的运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打造“无证明”政务大厅，开通全省首辆5G数字化流动审批服务车，重塑全县“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实现省级110类高频电子证照“扫码亮证”和市县两级424类电子证照“免证办”，在预约叫号、窗口办理、自助服务环节支持“鲁通码”使用，做到“一码在手、博事兴办”，最大限度为办事群众提供高效便捷、智能集约、特色精准的一站式服务。


2.智慧社区建设例证借鉴


近年来，泰山区在智慧社区建设中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数字赋能新效能，以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宗旨，以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为目标，在智慧社区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所辖77个社区中，已有40个社区开展智慧社区建设（2022年21个社区，2023年29个社区），初步形成了智慧社区建设集约化、多元化的发展雏形。


2.1智慧社区建设组织架构健全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推动、政策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原则，区级成立泰山先锋慧治服务中心，统筹全区智慧社区建设工作，各街道组建慧治服务分中心、社区慧治服务站组织体系，形成分工合理、权责明确、三级联动的工作推进机制。研发智慧信息共享平台，开通“泰山一键通”网格管理服务终端，将全区921个网格、863名网格长、1234名网格员全部纳入管理，覆盖居民20余万户。通过网格播报、在线答疑和表格汇总等功能，建立健全民情反馈、风险研判、应急响应、舆情应对机制，形成“社区输入+网上推送+部门响应”工作模式，推动各类社区信息系统联网对接，实现跨部门业务协同、信息实时共享，提升社区全周期管理水平。


2.2智慧社区应用服务体系完整


创新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方式在全区75个城市社区覆盖“泰好办”自助服务终端，破除信息壁垒和“数据烟囱”，集约社保和医保业务办理、学籍证明和不动产证明打印、居民生活缴费和公积金查询等常见事项，推动就业、健康、救助、养老、助残、托育等服务“指尖办”“网上办”“就近办”。


全面落实社区办理事项准入制度公开具体事项名称、设立依据、内容、申报材料、程序和办理时限，实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强化流程监督。积极推行社区“全科社工”，逐步形成“开放式办公、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分工协同”的服务模式，提升社区服务效能。


2.3慧生活服务内容全面


推动居家生活场景数字化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居家服务试点工作，在全区部分半失能、失能失智老人家中配备“养老管家小度”智能终端，24h检测老人活动情况，可随时与医生视频问诊，并提供居家照料、心理慰藉、康复保健、助行助浴等上门服务，发生紧急事件时，还可紧急呼救子女或养老管家，构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探索物流配送无人化在东湖等部分社区试点设置智能冷鲜柜，自助扫码取菜和自动称重结算，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打造小区建设智能化新建住宅小区全面推进智能楼宇、智能门禁、智能安防、智能消防报警等智能家居建设，老旧小区持续开展加装电梯、增设电子监控等升级改造，逐步实现住宅小区向居住环境智慧化方向发展。


3.滨州市慧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滨州市智慧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当前智慧社区的发展水平与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在建设模式、数据信息、运营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建设一体化程度低


各县市区智慧社区建设发展不平衡相关部门虽然制定了县域智慧社区的建设规划，但是明显显现出框架式规划、系统性不够、细节不完善、缺乏整体性和协调性，没有对县域社区进行科学统一的发展规划和布局。


当前县域智慧社区发展尚处于初期起步阶段在智慧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往往过度重视各种基础设施硬件的完善，侧重于技术层面的投入，而在操作服务管理等方面疏于规划，在实际操作中，对业务流程、管理模式、安全保障等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指导，容易陷入重复建设、多头管理的误区，造成资源浪费且效率低下。


3.2建设模式固定单一


滨州市智慧社区建设主体主要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少数单位主导和承


担，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一方面，当建设过程中遇到问题，只有相关政府部门作为单一建设主体时，在研究制定解决方案中容易作出片面性决定。另一方面，智慧社区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大多由政府一方承担，不仅给政府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也限制了资金来源。再者，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有限，单一主体的情况导致了社区工作量的加大、智慧社区的工作不能有效开展、社区服务质量不高，也制约了社区发展的活力和创新性。


3.3存在数据孤岛现象


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各个业务系统均隶属不同部门，不同部门、单位间缺乏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系统之间没有进行有效整合，导致社区内的物业管理、安防监控、环境监测、健康医疗、智能家居等多个系统各自为政，信息无法互联互通，形成了“数据信息孤岛”[3]。其次，技术标准与规范不统一。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涉及的技术标准、数据格式、接口协议等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不同系统间难以实现无缝对接和兼容，增加了系统集成整合的难度和成本，也影响了后续升级和维护的便利性。


智慧社区建设涉及政府、社区、企业、居民等多方权益，但在实际操作中，各主体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确，工作流程没有统一标准，导致工作推进中容易出现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的整体进度和效果。


3.4管理运营效率不高


目前，滨州市县域智慧社区的建设工作主要采用政府主导，即由政府层面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完成后，再委托科技公司、物业等第三方企业进行运营。这种模式下，政府未对第三方管理服务制度方面作出明确要求，造成实际运营过程中出现不规范、不统一的现象，并且政府投入大，对第三方缺乏有效监督，整体运营模式成本较高，管理效率偏低。


4.推进滨州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4.1加强顶层设计和保障能力


科学系统地规划和设计在智慧社区的建设中，根据当前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明确相应智慧社区的设计理念，统一指导思想，作出更加科学规范的设计与安排方案。充分考虑社区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一区一策，以达到最佳效果的社区建设为目标，充分考虑智能化技术的运用，将智能化设备与社区各项基础设施有机结合，提高社区的整体智能化水平。同时，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措施，明确智慧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加


大对智慧社区建设的扶持力度，加强对智慧社区建设各个环节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智慧社区建设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


优化投资融资模式各级政府部门加大对智慧社区建设的资金投入倾斜力度，出资支持智慧社区建设项目，可通过政策扶持，设立专项基金等对符合条件的社区进行财政补贴。另一方面，针对智慧社区建设，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包括银行贷款、债券融资、PPP模式等，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同时，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引入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多灵活、多样化的融资工具，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更多融资选择。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每个地区、每个社区、每个小区的情况都不一样，需求也不尽相同，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片区特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区特色化改造，在充分调研群众需求的前提下，探索最适合本社区的特色便民场景。同时，建议缩小改造范围，将智慧社区改造工程细化为智慧小区改造工程，首先以小区为单位进行智慧化改造，比如有的小区建成时间较长，基础设施条件较差，要优先升级改造基础设施；有的小区老年人占比较高，要优先进行适老化功能打造，聚焦居民最迫切改造的难题，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工作。


4.2创新智慧社区共治模式


建立多方参与机制在智慧社区的建设中，需要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居民、第三方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参与。可通过社区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网格员、楼道长等组织形式，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决策。也可引入社会组织、专业技术公司等第三方机构，进行社区治理服务的购买或合作，提升社区治理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5]。


引入社区大家庭理念打破社区内资源各自独立使用的传统界限，通过共建融合，实现资源的共享共赢。例如，共建共享的社区图书馆、健身设施、共享停车位等，可提高社区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也能够增强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和凝聚力。


建立合法合规合理的社区治理体系相关职能部门牵头，组织各个社区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社区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督导评价体系和违规处罚机制，保障社区秩序和公共安全。同时，加大社区内部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居民的法治意识和社区责任感，促进居民自律与自我管理能力提升。


4.3优化智慧社区互动平台建设


提升互动平台的功能和效率深入推进全市数据资源全量汇聚、治理、共享、开放，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主体促进开放数据的深度开发和增值利用，释放公共数据价值，利用开放数据打造一批创新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对现有互动平台进行全面调研分析，大力提升数据综合分析能力，建立健全社区治理服务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多层级关联和挖掘实践，提升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能力。


实现跨部门协作发展首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政府部门之间、社区服务机构之间、物业管理机构之间等，打破信息壁垒，建立纵横畅通的信息共享平台，以促进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避免资源浪费。其次，在跨部门协作过程中，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和工作流程，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规范工作流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保障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最后，畅通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可通过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汇报工作进展，协调解决问题，推动跨部门合作共赢，促进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全面协调和统一。


4.4打造专业的社区建设和管理团队


加强人员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专业能力的培训。针对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智慧应用的操作及软件管理运营相关知识培训，提升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智慧化。另一方面，制定明确的人员招聘计划和标准，根据智慧社区建设需要增设相应岗位，例如，信息技术、城市规划、社会管理等专业是智慧社区亟需的专业人员，通过设置相关的岗位要求，招聘一批具有较强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和社区服务能力的工作人员，以适应智慧社区建设的需求。同时，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明确人员管理的责任部门和管理流程，建立绩效考核和奖惩机制，提升工作待遇，畅通晋升渠道，推动人员队伍稳定发展和良性运转。


增强建设主体的多元化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智慧社区建设工作的规划引领，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为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和发展框架指导，统筹全局，着眼长远，确保智慧社区系统建设按计划、分步骤，有序推进。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大框架下，积极探索智慧社区政企合作、企业主导等多样化建设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合作开发等方式，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通过市场竞争和合作机制，支持各类市场主体承接智慧社区建设项目运营。通过增强建设主体的多元化，逐步健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智慧社区建设模式。


培养社区服务自治组织培养社区服务自治组织，首先，构建稳固而高效的社区自治组织架构与治理体系，明确权责分工，制定工作流程，保障自治组织的有序运行。可通过成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议事会等形式，协调社区内部事务，听取居民意见，使居民参与到社区重大事项的讨论与决策中来。其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整合和规范现有社区组织，培育和孵化已有社区组织的社区管理自治新路径，有效节约资源。最后，政府层面提供充足的物资等资源支持，可以通过财政拨款、政策倾斜等方式，给予社区自治组织一定的经济和政策支持，保障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转和事务开展。


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理论逻辑、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覃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统筹谋划民族工作，总结提出了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并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一理论成果，既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根植于中华“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背景，同时凝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宝贵经验，是指导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和总人口最多的民族省区，长期以来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得到总书记多次充分肯定，被称赞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1］，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祖国南疆的成功实践”［2］。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1］，是党中央赋予广西的重要使命。基于此，广西把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作为统领性战略任务持续推进，既是对民族团结进步优良传统的传承升华，也是回应时代挑战、服务国家大局的重要举措，不仅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全国范围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具有复制推广价值的生动实践样本。


一、“两个结合”与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进民族理论创新与政策实践，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两个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进程，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深化的逻辑必然。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两个结合”在民族工作领域的生动体现与重要成果，深刻彰显了历史必然与时代要求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两个结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基与实践指南，为其提供了思想引领、方法路径与价值依归。


（一）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制度保障”到“意识铸牢”的理论创


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科学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武器，其倡导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等基本主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深刻论述，将民族问题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加以系统考察，构建了以民族平等为基石、民族团结为原则、共同发展为路径的完整理论框架，为我们党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世界观与方法论。


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民族压迫与国家分裂的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就在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制定《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明确提出“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4］174，首次在局部地区实践民族平等原则，体现了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早期认识与政策主张，为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基本政治制度，通过民族识别、民主改革和经济开发，构建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框架，在此期间，五大自治区相继成立，进一步推动实践深化；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民族工作主题，通过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重大战略，推动民族地区实现历史性跨越，加快与全国同步发展步伐。


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使命与时代要求，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针对民族工作面临的“五个并存”阶段性特征，创造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原创性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历史赓续和时代创新，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从“制度保障”向“意识铸牢”的内涵式升华。


1.体现理论内涵的原创性，确立“建设共同体”的多维贯通理论体系


明确提出一条主线，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理论内涵的核心统领与逻辑枢纽，为整个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价值锚点和实践导向。这一主线的确立，并非简单的工作部署，而是基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


对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的精准研判以及对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的长远考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相辅相成的知行一体关系。这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什么方向前进”的根本问题，将民族工作从制度保障层面升华至思想凝聚层面，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5］作为我国边海疆交汇的民族省区，广西多民族交融共生、毗邻东盟且战略地位突出。这一主线，既是广西在新形势下凝聚各民族合力、抵御分裂渗透、筑牢祖国“南大门”安全屏障的迫切需要，也是将民族团结动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破解发展不平衡难题、维护各族群众根本福祉的战略支撑。


明确提出“四个与共”理念，即“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实践路径与价值内核层面根本解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如何建设”等重大问题。这一理念突破了传统理论对“民族”的静态化、碎片化单一维度认知，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多元”彰显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一体”凸显中华民族的整体统一性，二者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维系“多元”向“一体”凝聚、保障“一体”包容“多元”的核心纽带与根本遵循。以“四个与共”理念引领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既能凝聚“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广泛共识，推动发展成果公平惠及边疆各族群众，维护发展进程中的动态平衡；又能推动“多元一体”格局在新时代实现更深层次的有机统一，让“多元”绽放光彩、“一体”更加牢固，确保各族群众紧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步伐。


2.体现实践路径的原创性，构建“增进共同性”的工作纲领科学框架


实践路径的关键创新，兼具理论突破与实践架构的双重价值，其核心是以“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为根本遵循，通过精准把握四对关系，打破以往对“多元”与“一体”关系的认知模糊，明确“共同性主导”的理论定位，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方法论内涵。这一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的结合，正是广西示范区发挥示范效应、形成“可学可推”经验的关键。


一是正确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坚持以增进共同性为主导，在尊重差异中强化共同性根基，推动“多元”向“一体”有机凝聚，使示范区成为“多元一体”的鲜活实践教材。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牢固树立整体与局部、主导与从属的定位，确保各民族意识服从


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共同体意识的统领地位，彰显示范区的政治引领作用。三是正确处理好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坚持以中华文化为主干、各民族文化为枝叶，促进文化共生共荣，推动示范区成为中华文化认同与多样性发展相统一的典范，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实践借鉴。四是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统筹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所有改革发展都赋予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深层意义，实现物质富足与精神凝聚相互促进，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双轮驱动”的示范。这四对关系的系统性把握和实践创新，既能有效防范“差异弱化认同”的离散风险，又能切实规避“统一压制多样”的僵化倾向，充分彰显新时代民族工作路径的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


3.体现价值目标的原创性，提出“深化耦合性”的全面建设战略布局


以战略思维推动民族复兴与共同体建设目标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民族理论价值体系的时代重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整体性事业，是各民族共享荣光、共担使命的集体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则是这一复兴伟业的基础工程。中国式现代化为共同体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夯实认同的经济支撑；共同体建设则为现代化注入精神动力，保障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二者相互赋能、同频共振，具有高度的耦合性。这种“发展与凝聚”“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统一，突破了传统民族工作的局部视野，将其有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系统性创新。由此，民族工作超越了单纯追求发展或团结的局限，升华为一种兼具民族特质、时代内涵与世界意义的文明实践，充分彰显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历史深度与文明高度。


广西示范区建设通过将“深化耦合性”宏观目标转化为边疆治理与发展的可操作路径，不仅可夯实区域稳定繁荣的内生根基，更让民族复兴与共同体建设的辩证关系在基层落地生根、生动彰显。这种“以发展促团结、以团结保发展”的实践，不仅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也可为全国民族地区探索融理论指导、制度创新与精神涵养于一体的综合治理新路径，推动从共同体意识到共同体建设的知行合一转化。


（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历史根脉”到“精神纽带”的文化赋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一统”“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等思想精髓，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供了深厚文化载体与文明支撑，确立了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坐标。核心路径在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基因”，深化“第二个结合”实践，以文化赋能与理论创新推动民族工作，在承古开今中巩固并丰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从历史维度看，以“五个共同”的历史叙事赓续共同体文化根脉


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认同源于各民族“三交”的共同历史记忆。“五个共同”历史叙事作为“第二个结合”在民族理论领域的标志性成果，突破了传统单一中原王朝史观与狭隘民族史观的局限［6］，系统梳理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缔造国家、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育精神的历程，清晰展现“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历史图景，深刻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必然。这一逻辑在广西得到生动印证：自秦代纳入统一版图，各族先民共戍疆土、共建家园、互通文脉，积淀了“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垌田、同饮一江水、同建一家园”的深厚情谊，创造了铜鼓、歌圩等文化瑰宝，形成卫国戍边、屏藩中央的光荣传统［7］，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个共同”的科学概括，生动彰显了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历史本相，让“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认知深入人心，为共同体认同筑牢了历史根基。


2.从价值维度看，以“精神共鸣”的文明逻辑凝聚共同体思想内核


文化的核心是弘扬价值观，是文化之所以能凝聚人心、赓续精神的根本所在。中华文化蕴含的爱国主义、家国情怀与团结统一等核心价值，构筑起个人、民族与国家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则为其注入科学指引与时代内涵，推动传统伦理升华为各民族共有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凝聚人心的精神共鸣。这种共鸣超越民族边界，在共同记忆、奋斗与愿景中持续升华，成为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精神力量。这一价值维度在广西的历史与现实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从明代瓦氏夫人抗倭、近代冯子材镇南关大捷、刘永福抗日保台，到当代陆兰军一家三代戍边守哨，广西各族人民始终以行动践行保家卫国的信念。


［8］这种根植于中华文化的爱国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及其中国化成果高度契合，既传承文化价值基因，又赋予爱国主义时代内涵，成为凝聚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内核，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持久精神动力。


3.从实践维度看，以“文化两创”的现实转化增强共同体时代活力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是践行“第二个结合”、赋能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其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激活传统文化当代价值，让共同体理念从隐性认知转化为各族群众可感可知可参与的情感凝聚与行为自觉。创造性转化侧重传统文化形式的现代改造，萃取各民族文化符号与仪式元素，剥离时代局限、提炼共同基因，使其成为凝聚共同体情感的公共载体。广西以“三月三”歌圩、刘三姐歌谣等文化符号为依托，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便是生动例证。创新性发展聚焦传统文化内涵的拓展完善，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场景，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效衔接。广西深挖各民族”三交“史实，将其升华为强化共同体认知的叙事载体，正是鲜活范例。“文化两创”构建起双向赋能的实践机制，前者重塑形式载体的公共属性，后者延伸意义系统的当代价值，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连缀历史记忆、凝聚情感认同、形塑行为自觉的纽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持久文明动力。


综上所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与治理实践，表明民族的“聚散并不决定于名称上的认同，而决定于是否能保证一体内多元的平等和富饶”


［9］。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长期推进制度平等、权利平等与发展平等的社会主义实践，才从根本上终结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压迫与纷争，为化解民族矛盾、防范治理风险筑牢制度保障，也为多民族国家突破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奠定稳固的民族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创新是对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继承和发展，绝非否定与背离。这一历史进程，既为强化“五个认同”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撑，也为中华民族发展成为高度有机融合的命运共同体，开辟出兼具制度优越性、发展共享性与文化包容性的创新理论与实践道路。其历史必然性，既根植于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深厚底蕴，更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所锻造和巩固。这一科学逻辑，也为广西示范区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为其探索实践路径、创新工作方法、彰显示范效应夯实了理论根基，凝聚了实践自觉。


二、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实践探索与协同创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已在国家层面全面部署、纵深推进。广西、宁夏、贵州、内蒙古、浙江等省区结合地域实际，开展各具特色的实践探索与示范创建。其中，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具有突出的先行探索与示范引领意义，既是其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


重要要求的坚定行动，也彰显了服务共同体建设、助力民族复兴的政治自觉与责任担当，凸显重要战略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总体格局与发展定位


立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丰富的区域实践特色，广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中形成了定位清晰、特色鲜明的发展格局和示范样本。


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见证，广西两千多年的民族交融史，为共同体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实践纵深。千百年来，各族先民在农耕、冶铸、建筑、织染等领域不断探索，孕育出铜鼓、壮锦、风雨桥、干栏建筑、兴安灵渠、花山岩画等文化瑰宝。这些历史遗产，既实证了八桂大地各民族“三交”的悠久历程，也彰显了中华文化对各民族文化的滋养涵育，塑造了广西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地域文化品格。它们既是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更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财富。“当中华文化种子在八桂这片沃土上撒播，八桂文化就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山水文化、民族文化、革命文化、边疆文化、海洋文化，是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鲜活样本”［10］，为共同体建设注入深厚的历史滋养与蓬勃的文化动能。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广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主动担当、率先垂范。年11月，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率先提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战略目标；


年2月，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系列配套政策，作出工程、项目、改革等重大部署；同年5月，自治区人大出台推动示范区建设的决定，自治区政协同步开展“示范区建设·委员行动”；2024年2月，《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行动方案》发布，部署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五个家园”，明确战略路径，提供可操作、可复制的“施工图”，保障示范区建设的系统性与实效性。


作为兼具沿边、沿海、民族三重特征的多元融合之地，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兼具鲜明地方特色与综合示范价值。民族层面，广西总人口规模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均居于全国各自治区及民族省区之首，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边疆层面，广西以高度政治自觉肩负戍边固疆使命，以守护南疆长治久安的行动夯实共同体建设根基；沿海开放层面，广西凭借“一湾相挽十一国”的区位优势，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成为


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三重维度协同发力，既彰显广西发展特色，更以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成效，凸显服务国家发展全局的功能定位。


（二）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多维示范与协同突破


立足自身格局与定位，广西在示范区建设中紧扣国家所需、发挥自身所长，彰显了系统性实践智慧与整体性路径创新。其示范价值并非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基于”五个家园“的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融合了历史自觉、文化认同、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政治引领五大维度的多维示范与协同突破。这一全方位的共建共进格局，既彰显示范区的综合优势，也为全国范围内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学可推的系统性方案。


1.传承民族团结基因，示范“多元一体”的历史自觉


广西的民族团结绝非偶然，而是植根于两千余年历史传承，鲜明蕴含“两个结合”的理论品格。自秦代设郡治理百越、汉代合浦跻身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到近代各族同胞共御外侮，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为各民族“三交”奠定了文明基底与认同脉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点燃南疆烽火，八桂儿女以热血铸就团结奋斗的红色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实践，既保障各族群众平等权利、赓续共同奋斗记忆，更塑造出“向内凝聚、守望相助”的地域传统与共同体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区域例证。2025年8月，笔者对广西边境8县


（市、区）边民、戍边人员、跨境从业者等多民族群体开展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五个认同”的赞同率达100％。正是以这份历史自觉为引领，广西从千年交融史与共同奋斗史中挖掘实践智慧与精神力量，示范好“如何从历史传承中夯实共同体情感凝聚力”。


各民族“三交”的历史渊源与文化脉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与深层依托。广西通过跨区域、多学科协同的史料整理与阐释，激活团结共生的文化基因，构建“多元一体”历史叙事体系。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广西卷》《广西文明史》等编研工程为引领，贯通潇贺古道、湘桂走廊和盐马古道、茶船古道以及商贸会馆等相关文献资料，揭示各民族经济依存关系；依托文化公园、博物馆体系，将历史遗存转化为共同体形成的具象见证，重现多民族共商共建共享图景，建立兼具区域特色与学术纵深的“三交”史料体系，印证各民族在经济互通、文化互鉴、情感交融中走向命运共同


体的历史必然。


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动力。立足革命老区厚重历史，广西将红色基因深度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建了“历史为魂、基地为体、文旅为用、传播为翼”的红色文化传承体系，系统挖掘红一方面军发布苗瑶民族工作原则指示、韦拔群领导壮瑶群众争取民族平等等历史事件的史料价值与时代意蕴，深刻揭示个人、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内在同构性，夯实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认知根基。同时，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以及百色起义纪念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红色文化地标，开发红色主题研学课程，开展情景剧、VR再现、重走长征路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打造《百色起义》《韦拔群》《阵地》等红色文艺精品，建设红色文化数字化资源平台。通过这种自觉实践，系统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贯通“认知—体验—认同”的完整育人链条。


筑牢南疆国门安全防线，是边疆治理中共同体责任的重要体现。广西融合守边固疆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治理实践，形成“历史传承—现实构建”双路径。历史传承上，弘扬瓦氏夫人、冯子材、刘永福等爱国英雄谱系，厚植家国认同根基；现实构建上，宣传好“改革先锋”韦焕能、“时代楷模”黄大年、“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以及陆兰军、谢亮、凌尚前等新时代戍边模范、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等模范群体事迹［9］，打造“国门讲堂”“国旗工程”“红领巾护界碑”等品牌活动，构建陆海联动、代际延续的共同体意识培育机制，推动红色基因与戍边传统融入基层治理和教育体系，既为边疆协同治理提供资源支撑，又引导各族群众深化“家国一体”责任认同，实现边疆长治久安与精神凝聚的统一。


2.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示范“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


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为根本方向，秉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原则，广西通过探索符号形象共享、文化载体创新、教育持续浸润等实践路径，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既强固中华文化主干地位，又尊重激活各民族文化枝叶活力，示范好“如何将文化多样性转化为共同体文化认同力”。


文化符号与视觉形象是文化观形成的重要载体。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需置于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整体关系框架中统筹谋划。秉持“国家元素引领、民族区域特色彰显”原则，广西统筹构建中华符号共建共享体系。以“国旗工程”实现陆海疆国旗台（杆）、“国旗街”


全覆盖，通过节庆仪式推动国旗、国歌等国家象征融入基层生活；系统提炼并推广57项兼具中华基因与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重点以数字化技术活化花山岩画、刘三姐、铜鼓、壮锦、灵渠等代表性文化遗产，将其转化为当代共享符号融入城乡公共空间，推动视觉呈现向认同体验深化。


激活“文化两创”动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文化进路。广西强调在坚守文化根脉共同性和本真性的基础上赋予其时代内涵，推动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增进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积极拓展中华传统节日形式与内涵，深化“跟着非遗过大年”，丰富舞龙舞狮、壮族“板凳粽”、侗族鼓楼团圆宴等春节活动；端午“跨界龙舟赛”融入山歌助威、非遗展演；推出“富春江·青花玉”中秋民俗实景演出，融入瑶族蝴蝶歌、长鼓舞等特色元素。做强“广西三月三”“文学桂军”“漓江画派”“八桂书风”等特色品牌，特别是将壮瑶苗等民族共庆的“三月三”传统节日，升级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全民共享、全域共庆的文化盛事，成功打造示范区的闪亮文化名片。搭建“数字歌圩”等跨地域平台，创新“坡会宣讲”等生活化传播方式，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文化形式，文旅融合成效显著。2025年“广西三月三”期间，全区接待游客2650．58万人次、旅游收入229．43亿元，实现消费增长与文化认同双提升。


以“有形有感有效”为导向，打造全方位浸润式文化教育体系，筑牢认知根基。国民教育层面，遵循不同阶段的认知与成长规律，创建“课程筑基、环境浸润、协同赋能”的大中小幼一体化育人模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幼儿园及小学低年级以绘本、童谣等形式开展启蒙教育；小学五年级、初中八年级统一开设专题课，本科高校专题公共必修课开设率达100％，高职高专开设专题课程或在思政课中进行有机融入［11］，实现分阶段的渐进理解与认同；社会教育层面，依托“鱼峰歌圩”“桂姐姐宣讲队”等载体开展群众性宣传；干部教育通过“示范区建设＋行动学习”“流动党校”等形式推动政策宣讲下沉，形成持续浸润的教育格局。


3.推动人民共同富裕，示范“双向赋能”的发展模式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12］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难题的关键抓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物质与精神”的双向赋能。广西紧扣“推动边疆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13］的使命任务，以融入新发展格局、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增进民生福祉为主要依托，构建高质量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双向赋能新格局，示范好“如何以双向赋能凝聚共同体发展向心力”。


构建现代化向海开放体系，通过双向赋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根基。广西以“战略牵引—平台赋能—通道枢纽—产业互嵌”为路径，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从发展末梢跃升为双向开放前沿，实现发展能级与共同体凝聚力同步提升。一方面，强化北部湾国际门户港、中越边境智慧口岸等设施建设，推动北部湾港2025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升级西部陆海新通道质效，联动13省


（区、市）共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长廊；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国家战略，提档中国—东盟博览会能级［7］，推动产业与劳动力融合，助力“桂品”出乡出海，将经济合作转化为民族交融动力。另一方面，依托跨区域跨民族协作网络，破除壁垒形成政策协同、资源共享、市场互通的合力；各族群众的合作共识降低了区域沟通成本，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长廊优化了营商环境，吸引要素集聚，为向海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聚焦科技前沿领域的引领效能，通过双向赋能拓宽共同体的实践渠道。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以共同体建设凝聚创新合力，实现技术突破与文化认同同频共振。一方面，紧抓国家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机遇，以“AI赋能千行百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十大现代化制造业支柱产业；［7］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模式，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将科技嵌入示范区建设，搭建濒危民歌数字基因库、智能山歌生成系统，赋能壮锦、侗绣非遗产业化，开发沉浸式文化项目与智慧就业、数字边境安防等应用，拓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技术路径。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共识为科技创新明确了“服务群众需求、传承共同价值”的实践导向，避免技术研发与民生需求、社会发展脱节；跨民族跨区域创新协作网络整合技术、人才、文化资源，推动科技企业、科研机构、非遗传承人协同联动，既助力非遗数字化，又为科技转化提供应用场景；面向东盟的共同体合作平台拓展了成果应用与市场空间，倒逼技术迭代升级。


聚焦民生普惠共享，通过双向赋能凝聚共同体的发展合力。以民生福祉为出发点，推动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以共同体意识激发奋斗热情，实现民生改善与发展提质良性循环。一方面，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完善脱贫增收长效机制；实施“就业暖心·桂在行动”，稳定城镇调查失


业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深化兴边富民“六大工程”，培育“民营企业进边疆”、跨境电商等载体，建设边境“五个共同”长廊，全区群众安全感稳定在98％以上，普惠的民生成果强化了各族群众利益与责任共担的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深化的共同体意识又激发各族群众参与经济建设、边疆治理的内生动力，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氛围；民族间的互助协作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均衡流动，助力破解供给不均难题；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的提升，为高质量民生发展提供稳定环境保障。


4.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示范“互嵌融居”的治理创新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路径，彰显了各民族从空间共存走向深层融合的内在要求。广西以空间互嵌、活动互联、治理互促为结构性路径，“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


［13］，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生态，推动治理范式从“形态共存”转向“功能耦合”，示范好“如何以治理创新增进共同体互嵌共生合力”。


空间互嵌不仅是人口居住形态的分布调整，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场域。广西融入中华文化体系的历史悠久，形成了相互包容的多民族聚居区。［8］立足这一深厚根基，广西全面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机制构建，全区2375个社区形成涵盖老居民、新市民、流动人口、搬迁群众等多种类型的复合型结构，推动社区结构从物理集聚转向社会融合。截至2024年底，全区建成“民族之家”等社区载体3000余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1．4万多个，［7］织密城乡公共服务网。蟠龙社区“新南宁人”融入机制、南观社区“同心小院”议事平台、震东社区“小梁送工”就业模式等典型实践，将社区升级为就业、文化、议事综合平台，推动各族群众从居住邻近迈向深度互嵌。“七普”数据显示，20XX年广西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合家庭户、少数民族混合家庭户较2010年分别增长30％和25％。“十口之家、情融五族”成为各民族血脉交融的生动写照。


深化活动互联是增进情感认同、凝聚思想共识的有效路径。活动互联是民族“三交”的行为载体，承担着将个体参与转化为集体认同的中介功能。广西以“三项计划·桂在行动”搭建多层次交往平台，借“小砂糖橘”南北文化互动等活动激发跨地域文化共鸣与认同联结；桂林市少数民族服务中心以“感动世界的民族服务站”为定位，推动服务供给从基础保障升级为价值凝聚；北海市旅居者联合会打造“融文化”品牌体系，促进旅居群体从空间暂居转向社会


深层融入，推动流动人口与旅居群体有机嵌入地方社会网络。同时，通过实施高校毕业生留桂就业计划，优化居住证制度与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城市民族工作向服务融合转型；开展“广西三月三”港澳行、“侨约八桂”交流等活动，拓展交往外延，凝聚广泛共识。


治理互促的核心是将民族事务纳入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广西持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自治县单行条例，稳步推进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深化“枫桥经验”本地化实践，建立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平台，依托“广西三月三·法治在八桂”强化法治宣传，截至2025年底，建成五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约1．73万个。借力“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实践经验，推动民族团结事项嵌入村级议事决策流程，以制度塑造公平正义、团结共进的共同体秩序，为边疆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5.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示范“政治引领”的制度效能


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8］广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优化考核评价体系，着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示范区建设的实践效能，示范好“如何以党建引领激活共同体建设内生动力”。


干部是推动示范区建设的关键力量。广西注重发挥干部队伍引领作用，强化构建共同体的“关键少数”支撑。将统筹建设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抓手，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保障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实现二者共生共优、相得益彰。同时，着力锻造“四个特别”高素质民族地区干部队伍。树立“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鲜明导向。构建自治区、市、县三级分类培训体系，创新现场教学、情景模拟等教学形式，举办示范区建设专题培训及民族干部能力提升班超百期，引导干部在思想淬炼与实践锻炼中提升政治能力与专业素养。干部选任注重选拔主线意识强、实绩突出的各民族优秀人才，有计划地选派至基层一线、艰苦岗位历练，为示范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体制机制的高位统筹是凝聚合力、系统推进的重要保障。广西通过高位统筹完善体制机制，构建一体化工作格局。成立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领导小组及研究会，将党委民族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由27个拓展至51个，增强跨部门协同；布局10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举办全国性论坛，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课题研究，创办全国党报首份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题专版，深化理论阐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各级党委主体责任清单，形成党委领导下政府、人大、政协“四位一体”的引领力，以及部门协同的执行力、社会参与的动员力，推动民族工作从分散运作转向整体联动，构建起坚强有力的新时代民族工作格局。


科学的考核评价是推动工作落地、激励担当作为的关键环节。广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成效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贯穿基层党组织建设全过程，形成可量化、可跟踪、可运用的管理机制。结合实际实施分类指导，聚焦农村、社区、学校、企业四大领域打造示范标杆，在边境县（市、区）、平陆运河沿线及跨省交界区域如桂黔湘环“三省坡”等区域规划建设展示带（点），形成“以点带面、连线成片、整体推进”的格局，实现党建引领从“典型培育”到“全域拓展”的跃升。


三、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经验启示


作为具有先行先试意义的系统性实践，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在理论建构与经验生成的双向互动中持续深化。这一实践路径不仅实现了政治认同更加凝聚、文化互鉴更加融通、经济发展更加协同、社会治理更加精细、法治保障更加有力等多重目标，更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成果，为全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参照意义的重要启示。


（一）强化政治引领与制度适配，以党的全面领导保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确方向


广西实践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机统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实现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治理体制上，推动民族工作从部门负责转向党委统揽、多部门协同，破解“单打独斗”困局，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组织合力；基层实践中，发挥村屯、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共建共享机制精准衔接政策与民生需求，筑牢凝聚民心的前沿阵地；干部队伍建设上，对标“四个特别”标准健全“选育用”全链条机制，让干部在基层一线淬炼本领，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组织和人才保障。


（二）强化认同聚合与差异包容，以“共同性优先”构建多民族共生的认知基础


广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中，精准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


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以共同性引领差异性、以差异性丰富共同性，有效规避“片面强调差异弱化认同”与“忽视差异影响共识”的双重治理误区。通过政治认同铸魂、文化交融聚力、利益联结固本，依托“广西三月三”“融文化”品牌塑造和“小砂糖橘”跨区域文化传播等互动载体，以及跨区域产业链协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电商助农产业协作等实践平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观理念转化为具象化治理实践，持续深化各族群众“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认同，推动共同体格局从“各美其美”迈向“美美与共”的一体共生新高度。


（三）强化双向赋能与风险规避，以“物质—精神协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基础


广西经验表明，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互构，规避“重物质轻精神”或“空谈精神”的治理失衡风险，是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物质赋能上，广西立足区位与资源优势，强化科技驱动，夯实民生根基，让各族群众在物质生活改善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厚植物质基础。精神凝聚上，以文化传承与协同共识为核心，依托跨区域跨民族协作、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长廊等载体，推动在产业合作、创新联动中凝聚信任，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内生动力，以精神共识与文化认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构建物质支撑与精神引领双向互促的良性机制。


（四）强化法治建构与治理转型，以“依法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屏障


法治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抓手，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广西锚定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目标，推动治理模式从“政策驱动”粗放式治理向“制度驱动”精细化治理转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支撑。积极推进地方立法实践，启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工作，推动“互嵌融居”“全民参与”等有效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依法处理涉民族因素矛盾纠纷，防止“权利身份化”和“问题特殊化”，实现对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和依法化解，推动矛盾纠纷在法治框架内得到有效解决，以制度化的公平促进社会认同。


（五）强化多元协同与主体激活，以“全民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治理网络


广西立足治理现代化要求，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激活共同体建设内生治理活力。政府层面统筹引领，通过系统谋


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行动方案、完善政策配套、强化财政保障，搭建规范化的全民参与平台；社会层面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力量融入，激励企业履责、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媒体创新文化传播，形成立体化协同治理网络；基层层面创新治理载体，依托空间互嵌、活动互联、治理互促机制，激发群众主体意识，推动其从治理“旁观者”转变为共建参与者、成效评价者、成果受益者，在共建共享中深化各族群众的共同体情感认同。


总之，作为展示中国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与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规律的生动样本，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根植于“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贯通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融汇国家战略与地方实际。其呈现出的政治引领、文化认同、发展协同、治理互嵌与制度保障的综合架构及创新实践，既为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般规律提供了重要经验场域，也为丰富新时代民族工作理论体系贡献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中国经验与实践参照。


规范工会经费管理夯实基层工作基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总工会基层经费收缴方式的调研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总工会罗思华


工会经费是工会组织服务大局、服务职工、维护组织运行的经济保障，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收好管好用好工会经费，是各基层工会组织找准基层工会财务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为进一步增强工会经费保障力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总工会通过数据分析、实地走访调研等方式，全面摸排工会经费收缴工作情况，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探索有效的解决措施，为基层工会收好管好用好工会经费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来宾市工会经费收缴情况


组织架构及人员配备情况。《中国工会章程》明确规定：“县和县以上各级工会应当与税务、财政等有关部门合作，依照规定做好工会经费收缴和应当由财政负担的工会经费拨缴工作。”市总工会本级及其下属的6个县（市、区）总工会作为全市工会经费收缴的责任主体，高度重视工会经费收缴工作。各级总工会均明确财务资产部为工会经费收缴的牵头责任部门，确保工会经费收缴工作合理合法合规。在人员配备方面，市总工会本级及各县（市、区）总工会财务部门均配备了1名财务部部长，负责统筹协调经费收缴工作，各县（市、区）总工会还配备了2名及以上社会化工会工作者，进一步夯实了工会经费收缴管理的人员基础。


工会经费收缴方式。目前，工会经费收缴方式主要有3种，即自收经费、税务代收和财政划拨。自收经费是县级以上工会直接向基层工会组织收取工会经费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如缺乏系统的管理机制，不利于数据的汇总和比对，且工作量较大。近年来，随着税务代收工会经费工作的持续优化，自收经费方式在来宾市已逐渐被取代。


工会经费收缴工作成效。近年来，全市工会经费收缴工作取得良好成效。税务代收工会经费户数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从20XX年到2024年，增长率达77.66%。与此同时，财政划拨工会经费已基本实现行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全覆盖，每年收缴户数基本保持稳定。2024年，全市缴费率达88.61%。在税务代收方面，工会经费总额实现了新突破，从2006年到2024年增长了10倍左右，充分体现了税务代收工作成效。此外，财政划拨工会经费也保持逐年稳定增长


态势，进一步增强了工会经费保障力度。


二、工会经费收缴工作存在问题


缴费企业底数不清。调研发现，在工会经费收缴工作中，税务部门尚未掌握已建立工会组织企业的完整数据，而工会对已建立工会组织但未正常缴纳工会经费的企业数据掌握也不准确，且两个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具体来看，各县（市、区）总工会对已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数量及已建会但未缴纳工会经费企业数量底数不清。这使得在推进工会经费收缴全覆盖过程中，无法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从而影响了工作效率。


非公经济经费收缴难度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基本能做到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而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工会经费收缴难度大。一是非公经济组织的工会建设不健全，部分企业的工会组建流于形式，没有配备相应的工会干部来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导致工会工作难以有效开展。二是受经济大环境及企业转型升级影响，部分企业经济效益不佳，人员流动性较大，职工工资无法正常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上缴工会经费的认识不足，甚至存在上缴工会经费不仅损害了职工的利益，还增加了企业负担的错误观念。三是非公企业的生产模式多为倒班制，组织职工开展活动难度较大，工会组织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影响了企业建会的积极性。四是虽然《工会法》已经明确各用人单位拨缴工会经费是其法定义务，且对未按规定拨缴工会经费的企业，基层工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拒不执行支付令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在基层工会中鲜有落实。


工会经费缴纳不全。一是不及时申报缴纳。


税务代收工会经费原则上要求企业按月在税务系统自主申报缴纳，但是部分企业为了工作方便，采取半年或者一年申报一次的方式，这不利于税务部门对申报数据进行及时核查。此外，近年来地方财政较为紧张，部分县（市、区）存在财政跨年度划拨工会经费情况，进一步影响了工会经费的及时收缴。二是不足额申报缴纳。部分企业在申报工会经费时，没有将临时工、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纳入计提总额，使得申报的工会经费工资总额与企业申报纳税工资总额不一致，影响了工会经费的足额收缴。


财政保障工会经费不足。一是部分县（市、区）财政没有将绩效奖金纳入工资总额作为工会经费计提基数。二是部分县（市、区）财政没有将村（社区）干部、编外聘用人员、城镇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等群体纳入财政工会经费保障


范围，财政保障不足。三是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差额部分由单位自行筹措经费，难以做到足额缴纳工会经费。


收缴政策宣传力度不够。通过调研走访18家企业后发现，6家企业成立了工会组织并及时足额缴纳工会经费，5家企业已成立工会组织但未缴纳工会经费，7家企业未成立工会组织。部分企业代表反映，他们对工会组织缺乏了解，不清楚如何建立工会，不了解工会组织的作用，也不知道如何上缴工会经费以及如何计算收缴会费，这些现象反映出企业自身对工会工作的重视不够。究其原因，一是部分企业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导致工会工作交接不到位。二是工会及税务部门的宣传覆盖面不够广，深入企业开展宣传的次数较少，未能覆盖所有企业。三是宣传方式和手段较为传统，未能有效利用信息化手段，使得宣传效果不佳。


平台建设落后。目前，很多企业对组建工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将缴纳工会经费视为增加企业的负担。企业负责人普遍认为，缴纳工会经费的受益者是职工，而实际出资的是企业。这种认知偏差使得很多企业对缴纳工会经费并不积极主动，特别是私营小微企业存在工会经费缴纳不足额现象。在追缴欠缴工会经费方面，目前主要依靠税务部门的税务征收系统，但税务征收系统却没有对漏缴和欠缴企业的自动弹出功能。这使得税务部门难以及时发现欠缴工会经费的企业，导致存在漏缴欠缴工会经费现象，影响了追缴欠缴工会经费的进度和力度。


三、改进工会经费收缴工作的措施建议


开展数据清理，建立工作台账。各级工会按照“分级管理、下管一级”原则，加强本级所属基层工会的组织建设管理。每年依托工会统计年报制度，理清基层工会组织数量，剔除已解散或名存实亡的工会组织，建立“登记工会组织名单台账”，并对台账实施动态调整，确保建会户数真实有效。依托广西工会经费收缴管理系统，梳理正常缴纳工会经费情况，建立“正常缴纳工会经费组织名单台账”。定期将两份台账数据进行比对，明确已建会未缴费工会组织名单，有针对性地进行催缴。通过建立工作台账，做到底数清晰、重点突出、服务精准，为下一步工作部署提供决策参考。


开展摸排行动，坚持扩面增量。各级工会组织依据摸排情况，将职工人数较多、经营状况良好的未缴费企业确定为开展工会经费收缴专项行动的重点对象。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实行分片分块包干负责制，找准工作重点及突破口，持续扩大收缴覆盖面，稳步增加工会经费总量。具体步骤如下，首先，集


中力量抓规模以上企业工会经费收缴工作；其次，针对职工人数100人以上且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制订专项行动方案；最后，逐步推进职工人数50人以上且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工会经费收缴工作。通过制订专项行动方案，确保工会经费收缴工作有序推进，提升工会经费收缴整体效能。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缴费自觉性。各级工会组织通过开展工会经费收缴大宣传大检查活动，提高企业缴费自觉性。一是加强与同级税务部门的联动协作，在税务部门每年开展税费征缴执法检查时，将工会经费缴纳情况纳入检查范围，提高各单位依法拨缴工会经费的自觉性。二是结合“县级工会加强年”、蹲点服务工作，深入企业宣传走访，不断提高各单位对工会组织的了解与认同。三是创新宣传方式及宣传渠道，将传统宣传方式与新媒体相结合，通过印制宣传册发放、AAA公众号宣传、税收管理员一对一辅导、工会知识竞赛开展等多种形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覆盖面。


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工会组织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作，充分发挥工会与政府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致力于实现工会经费收缴提质增效。一是加强与财政部门联系，着力解决工会经费划拨不及时、不足额的问题。二是运用政府联席会议机制，推动将绩效奖金纳入工会经费计提基数，编外聘用人员、村委（社区）干部、公益性岗位人员的经费保障等问题纳入政府联席会议议题，提交会议审定，积极争取财政资金保障。三是深化与税务部门合作，做好已缴费企业的服务工作，对中途断缴企业进行追踪，对新入会企业及时指导其申报缴纳工会经费。


强化制度建设，增强刚性约束。当前，工会组织建立及工会经费收缴工作面临刚性约束不足问题。作为工会经费收缴的责任主体，工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难以对欠缴漏缴工会经费的行为形成有力约束。因此，建议上级工会从顶层设计入手，强化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流程管控机制，提高拖欠缴费、拒不缴费行为的成本。同时，建议将依法缴纳工会经费纳入税务部门的纳税信用评价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对企业筹资贷款等活动进行相应约束，以增强工会经费收缴的刚性约束。


加强沟通协调，优化平台建设。为防止欠缴漏缴工会经费现象的发生，应加强系统平台建设，对工会经费收缴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具体而言，建议工会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协调，共同推进税务代收工会经费系统平台的建设与完善。在系统功能方面，应增加欠缴工会经费的提醒功能及相关必备功能，便于


税务部门及时掌握欠缴工会经费的企业名称及具体欠缴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欠缴漏缴工会经费的企业进行追缴，做到工会经费应收尽收，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职工合理的福利支出。


海外华文新媒体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滕伟轩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深度结合的背景下，海外华文新媒体已成为连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球华人华侨的主要桥梁之一。伴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但也面临不少挑战。海外华文新媒体机构普遍存在内容创新欠佳、传播途径狭窄、资源支撑短缺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海外华文新媒体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其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海外华文新媒体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本报告以海外华文新媒体现状调研为基础，重点分析其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域遇到的问题，并尝试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一、海外华文新媒体发展现状


（一）海外华文新媒体的概况及特点


人民日报海外网《2024海外华文新媒体创新发展报告》显示，20XX年以来海外华文新媒体传播影响力进步明显，2024年海外华文新媒体粉丝总量对比20XX年呈翻倍增长，Z世代（1995—2009年出生人群）成为核心受众，占比超32%。


海外华文新媒体呈现传播样式多元化的特点，即从传统的网站、论坛模式，逐步向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多元形式转变。在众多新媒体平台中，华文社交媒体账号的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如FACEBOOK、TWITTER、新浪微博、AAA公众号、TIKTOK、YOUTUBE、BILIBILI等平台，部分海外华文新媒体还有单独的移动应用，如华人头条、华舆、华人+等，共同形成了“网站+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的多元传播格局。海外华文新媒体在内容创作上普遍看重本土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地优秀社会文化整合在一起，构建出更具亲近感和接纳度的内容。


（二）海外华文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功能


海外华文新媒体在传承及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海外华文新媒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跨文化背景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多数华人华侨借助海外华文


新媒体了解相关资讯，诸多受访者认为海外华文新媒体对提升自身对中华文化认同感有重要作用。海外华文新媒体成为海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在弥合华人华侨代际文化沟壑、加强文化认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海外华文新媒体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


（一）媒体发展困境导致文化传播效能受限


资金、人才短缺。大多数海外华文新媒体规模不大，难以吸引高素质的采编及技术人才，导致生产高质量内容较为费力，进而不易持续扩充其传播影响力。


市场逆境与生存压力。海外华文新媒体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流量竞争，除了面临当地主流媒体的施压，还要受到其他国家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的挑战。目前，海外华文新媒体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获利模式较为单一，多数传媒单位运营困窘，很难投入更多资源到文化内容制作与传播中。


（二）内容创作与传播策略问题


内容同质化现象突出。不少海外华文新媒体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近一半的媒体关于中华文化的内容都是从国内转载，缺乏原创内容。


宣传策略单一。海外华文新媒体在文化传播实践中普遍缺少精准的传播方法，仅有少数综合性的海外华文新媒体可以根据不同文化背景、年龄层次、价值观念的受众调整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整体传播效果不佳。


互动性与参与度表现欠佳。多数海外华文新媒体平台的互动机制单一，难以激发受众的参与热情，只有少数海外华文新媒体平台搭建起有效的用户反馈和互动机制，这明显约束了文化传播中的反馈收集和文化共鸣的产生。


（三）文化认同与传承断层


海外年轻华裔群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总体呈下降态势，海外华人代际文化衔接断层加剧。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老一辈华侨华裔群体保留着较为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而年轻一代受当地主流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深，导致文化传承脱节，影响海外华文新媒体文化传播效果的实效性。


华文教育底子薄弱。华文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核心支撑，但目前除马来西亚等地之外，许多国家的华文教育面临师资短缺、规模偏小、教学方法滞后等问题，直接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与有效传承。


（四）外部环境挑战


存在一定政策环境管束。部分国家对海外华文新媒体及华文教育存在一定


约束，诸如教材审查、师资招录、媒体许可等方面的政策限制，对海外华文新媒体的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形成了一定制约。


存在一定国外舆论压力。在错综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海外华文新媒体的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面临一定的舆论压力和误判，有时甚至被赋予超出媒体功效的政治内涵，影响其正常拓展和文化传播功效。


三、海外华文新媒体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策


（一）加强媒体能力建设支持


构建多层次的帮扶指导体系。我国可以将海外华文新媒体发展纳入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或侨务工作规划中，制定帮扶政策，界定帮扶范围、帮扶途径和管理体系，建立多部门协作模式，统筹海外华文新媒体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事宜，形成合力。可经由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配合，维持帮扶体系的稳固与高效，探求“一对一”的媒体合作模式，推进国内主流媒体同海外华文新媒体建立合作关系，依靠技术支持、内容分享等举措，增强海外华文新媒体的专业水准和传播成效。例如建立内容合作体系，在为其提供国内新闻类素材时，辅助其提升报道质量和传播效果，鼓励国内互联网企业为海外华文新媒体给予技术支持和平台服务，减少技术门槛与运营成本，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可为海外华文新媒体提供云服务、大数据分析、AI内容创作等技术帮扶。


提升人才梯队专业水平。拟订并实施“海外华文新媒体人才培养规划”，依靠国内高校以及媒体机构为海外华文新媒体培育专业人才，方案可包括短期培训、学位教育、实习交流等模式，覆盖内容创作、技术突破、经营统筹等方面。开辟海外华文新媒体人才库与从业人员互动渠道，加快人才资源共享及经验切磋，采用线上课程、线下实操、行业研讨会等形式，增进海外华文新媒体从业者的专业技能，鼓励海外华文新媒体从业者参与国内媒体机构组织的专业培训及考核认证，增进专业技能和国际竞争水平。


带动华文媒体数字化转变。帮助海外华文传统媒体整合报纸、网络平台、社交沟通工具、移动实用程序等资源，优化和健全“一次采集、多元构建、多途径播送”的融媒体传播体系，引导海外华文新媒体研制适配移动终端的传播产品，如短视频、直播、交互性界面、


AR/VR等，支持海外华文新媒体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实现精准推送和个性化服务，增强传播效果及受众参与活力。


促进互通与合作。充分利用海外华文新媒体论坛、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海丝华文媒体发展论坛等海外华媒行业论坛，分享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经验，共同探究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和策略，组织海外华文新媒体从业人员来中国交流，增进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鼓励国内博物馆、艺术工作室、文化中心等文化机构同海外华文新媒体合作，共同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系列报道、线上文化展映等的活动。


（二）创新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


共享优质文化资源。尝试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播内容库”，整合专业团队汇编适合海外传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以免费或优惠方式向海外华文新媒体开放，为其给予充足的文化内容素材。资源库可包括图片、视频、音频、文本等多种形式资料，赞助海外华文新媒体进一步结合当地文化风貌，制作符合本土传播需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鼓励多媒体化、互动式内容创作，如拍摄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的纪录片、短视频、互动游戏、沉浸式体验等，匹配不同地区受众的需求及喜好。


构建“分众传播”策略。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华人华侨受众，创作多元传播内容，还可以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受众特性与需求，实现针对性内容推送，增进传播的靶向性和有效性。


增加受众互动参与水平。积极开展互动式文化传播项目，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竞答、线上文化授课、虚拟文化沉浸体验等，引导受众参与互动体验。完善用户反馈机制，采用评论区、社群、电话调查等形式，收集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需要及诉求，及时优化传播内容及手段，加大文化传播的受众参与度。


（三）构建多元文化传承体系


加强与海外华文教育领域的交流。海外华文新媒体可以同当地华文学校展开合作，产出数字化教学资源，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线上推广课程、互动式课本、多媒体教学装备等。支持海外华文新媒体为在校师生提供实习和交流的机会，培养文化宣传人才。同时，海外华文新媒体平台吸引更多华人华侨青年学习中文并了解进而喜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挥华人社团协同力量。构建“海外华文新媒体+侨胞社团”的文化传播联盟，实现协同成效。海外华文新媒体可以为华人社团搭建宣传平台，华人社团为海外华文新媒体提供基层资源和受众群体，支持海外华文新媒体和华人社团


合作举办文化活动，如中华传统节日相关活动、文化主题讲座、艺术展览展示等，增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引导海外华文新媒体搭建华人社团交流空间，促进不同社团之间的协同合作。


增进华人华侨青少年的参与度。培育华人华侨青少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延续的核心群体，通过文化交流、创作协助等途径，结合流行文化、网络文化亮点，引导华人华侨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兴趣。依托海外华文新媒体平台，搭建华人华侨青少年文化互鉴社区，鼓励他们分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体会、创作相关内容。


四、结语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海外华文新媒体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牵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海外华人华侨的重要纽带。加强媒体能力建设支持、创新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以及构建多元文化传承体系等措施可以改善当前海外新媒体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域面临的困境，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更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河北省南部平原高标准农田建设调研报告


河北省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孙育强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质量”。近年来，河北省依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和《河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要求，以河北省南部平原地区产粮大县、“吨半粮”示范县为重点，通过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农业技术措施，有效提升耕地地力，增强了粮食生产综合能力。近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人员对邢台、邯郸两市20XX年以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了质量抽测，通过田间走访、查阅资料、实地检验等方式，针对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查现状、找问题、摸底数、提建议，为整区建设高标准农田和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积累经验、做好示范。


1.河北省南部平原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情况


河北省南部平原分为隆尧—永年倾斜平原、大陆泽—宁晋泊低平原、冀州


—大名平原以及漳河扇形平原等区域[1]，重点覆盖邢台、邯郸两市的25个县


（区），耕地面积超过1200万亩。《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2]将此区域划分为黄淮海区，按照《河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3]，此区域分别划分为太行山山前平原区、低平原及海滨平原区。近年来，邢台、邯郸两市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方针，在平原粮食主产区大力推进高效节水灌溉设施建设，超过90%的耕地已改造为高标准农田，在项目区域内实施渠系硬化、铺设输水管道、推广水肥一体化、全自动喷灌等配套措施，实现了对地表水及地下水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在确保粮食稳产增产的前提下，区域内每年节约灌溉用水超过0.5亿立方米。然而，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的快速增长，在由“建得好”向“管得住、用得好”转变过程中，一系列问题陆续浮现出来，亟须解决。


2.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土地流转滞后影响项目整体规划


受分散经营思想及耕地确权影响，农民群众恋地守土情结日益加重，对耕地流转的意愿不强，耕地“小变大”进程缓慢，分户种植、耕地“细碎化”、地块边界参差不齐现象严重。根据自家耕地情况，各农户对排水沟渠、输水管


道、出水口以及喷灌设备的布设需求有较大差异，项目建设勘察设计时由于较多考虑农户需求，不能从区域整体角度制定方案，项目缺乏宏观性，建成后的设施使用效率难以达到最大化，如输水管道布局杂乱欠规整、出水口设置距离远近不一、原有管道与新建管道交叉重复布设等。


2.2部门政策差异限制建设内容


部门间的政策、规定、措施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矛盾，掣肘项目规划设计。比如，基本农田红线不能侵占，则按照国土部门“三调”确定的边界线铺设田间路，将无法把原有参差不齐的路边修整齐，导致项目区方田中道路宽窄不定、蜿蜒蛇行。此外，以高标准农田标准建成投入使用的田间路，往往不能承受重载车辆通行，一旦通行，将直接影响道路使用寿命；同时水利部门按照部门规定，制定水量分配方案来管控县域内河道渠系输水、排水，但时间上经常与粮食作物种植需水关键期不匹配，容易造成旱季渠系供水量不足或无水可用的局面。


2.3专业技术队伍人才匮乏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统一归属农业农村部门管理实施后，农田水利、工程技术及管理等相关专业技术人才短时期内难以补充到位，跨专业管理、提供技术指导现象普遍。在调研中发现，县级农田建设技术及管理岗位仅有2名～3名工作人员，而农田水利、农业工程、土地资源管理相关专业人才匮乏，政策把握、施工及监理、区域技术创新等各项能力薄弱，导致项目规划设计不科学、工程建设质量差、监管水平有限等问题频发。


2.4社会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的最大优势在于农业生产活动整体联动，实现规模化效应，目前能提供播种、施肥、收获等配套服务的农业市场规模仍显不足，各地没有统一的服务标准，服务内容较单一、服务水平有限，往往不能及时满足农民需求。不少县（市、区）的井渠双灌地块做不到“统灌统浇”，农户使用输水管道进行喷灌作业障碍多、便捷程度差、收取费用高、操作困难；秋收时，拖拉机型号不一，粗放操作导致出水口及田间喷灌设施损坏现象严重；收割机械良莠不齐，玉米及花生收获时出现较大面积撒漏；面对大范围降雨，玉米及花生的晾晒、烘干社会化服务欠缺，收储困难、损失较大。


2.5直接用于耕地地力提升的手段不足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是农田基础设施和农田地力提升工程[4]。对地力水


平相对较差的区域，应重点采取土壤改良、障碍土层消除、土壤培肥等综合性的地力提升措施。对此，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十分重视耕地质量等级[5]提升工作，每年都对耕地质量变化进行严格监测并发布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将耕地质量作为衡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南部平原地区作为河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长期追求高产目标，超负荷、高强度利用耕地，导致基础地力日渐消耗，耕地质量提升困难。然而受政策资金、项目设计、工程实施等限制，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推动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的积极性不高，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对此项投资的比例严重不足，有机物料投入少、不连续，配套农艺措施单一，想凭借一个年度内单次土壤改良培肥的实施来实现提升耕地地力的目标难上加难。


2.6资产移交后管护能力有限


首先是管护主体职责不清，村集体和农户个人互相推诿，自行管护意识淡薄、积极性不高，保养维护能力薄弱；其次是管护资金来源单一，过度依赖县级财政，使用人、受益人自筹管护资金的可行性微乎其微，资金不足甚至不落实现象普遍；再次是管护机制欠缺，在管护范围、管护内容、管护标准等方面的规定不清晰，“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治机制难以构建[6]。调研中发现，有些农户不知道出水口是谁所建、不会正确使用，出现故障不上报，更不会主动维修。


3.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几点建议


上述问题的出现，究其原因在于制度规范、组织人才、管理架构、科技创新等环节的缺失与不足，笔者建议，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体系，加强制度机制建设，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科学规划、合理设计项目储备工作


县域内制定中长期高标准农田发展规划，把项目储备工作做足做好，分区域、分阶段、有重点安排项目，做到边建设、边储备。规划设计过程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上充分结合：宏观上，重视区域光温资源、水资源、土地利用、地形地貌等客观因素，系统考虑县域资源禀赋开发与粮食生产能力相匹配；微观上，科学评价设定项目空间布局、建设内容与预期目标，既要吸纳各方意见、听取群众意见，又要遵守标准规范、科学设计布局。不同区域建设内容层面实现差异化策略，探索高标准农田与规模经营、三产融合、特色产业相衔接的多元建设模式。


3.2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专业人才招录培养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应结合实际情况制订相关专业人才招录培养计划，遴选人才过程应向农田水利、农业工程、资源环境、信息技术等学科倾斜，确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针对目前人员状况开展系统性培训，改短期讲座为长期授课，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建设、监督、验收、管护等内容分层、分类，进行系统性讲授，方便查漏洞、补短板。有条件的地区，可跨部门引进农田水利、农业工程等专业技术人员，快速提高部门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3.3提升农户参与意识，健全后期管护机制


“谁使用、谁受益、谁管护”，只有关系到切身利益时，才能激发农户的管护积极性。因此，从项目设计之初就应建立一套利益联结机制，与村集体或农户个人签订管护合同，将管护内容、奖惩措施等责任落实到纸面，随着农田设施公共资产的移交，管护责任即时生效。设立“县—乡—村”三级管护体系，其中，县级高标准农田运行管护服务中心统筹协调全县运管工作，乡镇政府强化巡查监管职能，村级建立专门台账，设立“田长”落实管护责任，确保项目区各类设施有问题早发现、早处理，“有病早治不带病工作”。


3.4创新技术模式和配套措施


要实现高标准农田区域内粮食高产稳产，根本在于保障耕地地力不断提升。首先，在项目设计中，提高土地平整、土壤培肥改良等建设内容的比重，采取秸秆还田、深耕深松等配套措施，还要根据土壤肥力的实际情况增加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的投入，确保土壤有机质得到有效持续补充。其次，优化技术模式，探索测土配方施肥、施用土壤调理剂和腐熟剂、轮作休耕等综合技术，改善土壤理化性状，降低次生盐渍化、土壤酸化板结、连作障碍等发生的风险。再次，完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实施“耕地监测、耕地改良、耕地培肥、耕地利用”的耕地质量提升策略[7]，充分利用国家级、省级、县级三级耕地质量长期监测站点，构建覆盖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域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按照耕地质量监测技术规程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发布监测报告和耕地等级变动信息，完善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监测预警体系。


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宁波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路径研究


薄舜予


一、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机理


政治引领机理：锚定基层治理的制度方向与价值根基色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具象化表达与制度化载体，蕴含着鲜明的政治属性、组织基因与价值立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全面领导的重要资源依托。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价值浸润、文化传导与实践教化等路径，依托红色资源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推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深度嵌入基层治理各领域、各方面与各环节，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性政治保证与方向性引领。依托红色资源开展常态化、制度化教育与实践淬炼，有助于基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提升政治能力，确保基层治理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轨道有序推进，在复杂社会环境与多元利益格局中牢牢把握治理的正确方向。


社会整合机理：重塑基层治理共同体的价值联结与秩序基础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层前提在于社会价值共识的有效凝聚与治理共同体的系统性建构。在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利益分化持续凸显的转型背景下，红色资源凭借共同历史记忆、集体情感认同与价值感召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基层社会价值碎片化困境，构建相对稳定的价值场域与情感联结。红色文化所承载的理想信念、为民情怀、集体主义与奋斗精神，有利于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认同感与参与自觉性，推动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局部诉求与整体发展目标实现有机统一，为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与精神支撑，进而有效提升基层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与自我调节能力。


文化赋能机理：驱动基层治理范式的柔性转型与内涵升


文化治理是现代基层治理的重要维度，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具备强大的教化功能、规范功能与浸润功能。将红色资源深度嵌入基层治理实践场域，有助于推动治理模式由传统刚性管控向刚柔并济转型，由单一行政推动向文化滋养与价值引领拓展。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品质与道德规范，可有效转化为基层社会的行为准则、治理伦理与乡风文明内核，持续优化基层治理生态，为提升治理效能、化解治理矛盾、建立治理信任，提


供深层、持久的文化动能，推动基层治理从“事务管理型”向“价值引领型”迈进。


能力提升机理：夯实治理主体现代化的实践支撑与能力底座


红色资源积淀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问题导向、攻坚克难与协同共治等治理智慧，构成基层治理主体能力提升的重要实践源泉。以红色资源为实践教材开展教育培训与场景化淬炼，能够推动基层干部在精神传承中强化宗旨意识，在历史借鉴中把握治理规律，在实践锻炼中系统提升群众工作、矛盾化解、风险防控与公共服务等综合能力。同时，红色文化所倡导的担当精神、奉献精神与斗争精神，能够有效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推动治理队伍在思想、作风、能力等层面实现整体提升，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关键的人才支撑与组织保障。


二、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宁波实践


空间融合：红色阵地与治理场域的结构性嵌入与功能耦合


浙江省宁波市依托市域内丰富的红色遗存与文化阵地，在地方治理实践中逐步形成红色资源与治理空间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宁波市对红色场馆、纪念设施、历史旧址等载体进行功能拓展与场景再造，使传统宣教空间逐步向集政治引领、议事协商、民生服务、矛盾化解于一体的复合型治理节点转型。例如，北仑区以张人亚党章学堂为核心载体，打造红色文化传承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综合性平台；海曙区依托樟村四明山烈士陵园、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等资源构建红色治理示范带；余姚市以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为依托，在横坎头村推动红色研学空间与乡村治理体系协同发展。空间形态与治理功能的有机耦合，使红色阵地成为基层治理体系的实体化支撑节点，有效提升了治理体系的组织化水平与覆盖效能，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触摸、可感知、可参与的现实载体。


主体淬炼：红色教育与治理能力的协同培育与同频提升


红色资源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中发挥着价值引领与能力塑造的双重功能。宁波市依托本土红色阵地开展系统化教育培训，将精神滋养转化为履职动力，将历史经验转化为治理方法。慈城真理园、朱镜我党史教育基地、殷夫故居等载体，为构建沉浸式、体验式、实践式相结合的育人场景提供了现实依托，推动基层干部在价值淬炼中强化使命担当，在历史借鉴中掌握治理方法，在实践锻炼中提升履职能力。红色教育与基层治理实务的深度融合，有效破解能力培育与治理实践相脱节的现实难题，推动基层干部队伍在政治素养、群众工作、


应急处置、协同共治等方面实现系统性提升，为基层治理现代化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骨干力量。


机制联动：红色引领与多元共治的有机衔接与系统协同


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凝聚力，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提供了重要纽带。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宁波市各类治理力量得以有效整合，党员骨干、退役军人、乡贤人士、志愿服务队伍与社区居民等主体在共同的价值指引下形成治理合力。余姚市镇海区、江北区、梁弄镇等地依托红色底蕴搭建协同议事、联动服务、联合处置的制度化平台，推动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红色引领有效激活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推动治理主体从“单一政府推动”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变，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的社会化、精细化与专业化水平。


范式创新：红色品牌与治理现代化的互构共进与效能升级


品牌化塑造与项目化运作，成为红色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宁波市通过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红色治理品牌，推动理念嵌入、机制创新与载体再造同步推进，实现红色资源优势与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精准对接。北仑区围绕张人亚党章学堂形成红色引领、党建联建、服务集成、多元共治的一体化基层治理运行模式；慈溪市、宁海县等地依托本地革命史迹，将红色文化嵌入平安建设、乡风文明、基层协商、矛盾化解等核心治理环节。红色品牌的培育与推广，推动基层治理在理念、方式与结构层面实现系统性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区域治理新模式，不断增强基层治理的辨识度与影响力。


三、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制约


资源统筹程度不足，整体性治理仍存在结构性约束


从整体运行状况看，市域红色资源在空间分布、管理主体、功能定位上仍呈现一定的分散化、条块化特征，统筹规划、协同开发与系统整合机制尚不完善，资源碎片化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难以充分形成规模化、体系化、持续性的赋能格局。部分红色阵地功能开发相对单一，仍以纪念展示与文化宣教为主，与基层治理场景、运行逻辑及现实需求的对接深度有待加强，资源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渠道仍需进一步畅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色资源治理功能的整体释放，也制约了市域层面红色治理体系的一体化构建。


价值转化层次较浅，治理赋能效能仍有提升空间


在实践过程中，红色资源对基层治理的赋能较多体现在精神引领、文化宣


传、氛围营造等表层环节，在治理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流程再造、能力提升等深层领域的支撑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彰显。红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理念、工作方法与实践经验，在向制度化、程序化、可操作治理工具转化方面，仍缺乏系统性提炼与创新性应用，精神传承与治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衔接不足的问题。红色资源嵌入治理的方式相对单一，多以符号植入、活动开展、空间点缀等形式化路径推进，常态化、嵌入式、功能型赋能机制仍处于逐步完善过程中，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治理效能。


多元协同机制尚不健全，共治体系仍面临结构性短板


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仍以党政部门主导、自上而下推进为主要模式，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参与方式与激励机制仍有待完善，内生参与动力与行动能力仍有提升空间。不同主体之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行动协同的联动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基层组织、辖区单位、社会力量之间的治理合力未能得到充分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生态仍需进一步培育。多元主体参与不足、协同联动不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色赋能的社会基础与整体效能，也制约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真正形成。


长效保障体系相对滞后，可持续发展基础仍需强化


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的顶层设计、制度规范、要素投入与评价激励体系仍处于逐步健全过程中，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支撑与保障框架尚未完全形成。资金投入渠道相对有限，财政投入占比较高，社会化、市场化投入机制仍需进一步培育；兼具红色文化研究、基层治理实践与项目化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供给相对不足；针对赋能成效的科学评估、动态监测、反馈优化与激励约束机制仍不完善；部分实践活动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短期推进、轻长效建设的倾向，可持续运行能力仍需持续强化，难以支撑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


四、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构建


强化系统整合，构建红色资源整体性治理框架


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统领，完善红色资源普查、分类、规划、保护与开发利用一体化体系，健全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协同联动机制，逐步打破条块分割格局，推动红色资源从分散供给向系统集成转型。推动红色阵地与党群服务中心、基层协商平台、便民服务体系、矛盾调解机制深度耦合，实现空间融合、功能整合与机制协同，提升红色资源配置效率与治理嵌入水平，为系


统性赋能奠定结构基础。通过顶层设计与统筹布局，推动红色资源在市域范围内形成点、线、面联动的治理网络，实现资源优势与治理需求的精准匹配。


深化价值转化，完善精神资源向治理资源转型路径


系统提炼红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理念、伦理规范与实践智慧，构建“价值凝练—工具转化—场景应用”的贯通式转化路径，推动红色资源从精神象征、文化符号向制度化治理工具拓展。将红色价值嵌入基层协商、矛盾化解、民生服务、风险防控、乡风培育等核心治理流程，实现红色赋能与治理实践深度嵌合、同频共振，破解价值传承与实践应用衔接不足的问题，持续提升赋能的深度与效度。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推动红色文化真正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可考核的治理机制与治理手段。


健全协同体系，打造党组织领导下的治理共同体


以红色文化为价值纽带与整合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市场主体与居民群众有序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完善民情恳谈、议事协商、公开公示、志愿服务、激励保障等机制，进一步激活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推动治理力量下沉网格，强化信息互通、资源联享、事务联办、问题联解，构建党组织统一领导、多方协同发力的治理生态，促进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的社会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通过多元协同机制创新，让红色治理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实践过程。


完善制度供给，夯实常态化长效化保障体系


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供给，完善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传承创新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制度体系与操作规范，提升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构建资金、人才、技术、项目一体化保障机制，拓宽多元化筹资渠道，培育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建立科学高效的效能评估、动态监测、反馈调整与激励约束机制，推动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从阶段性活动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稳定持久的制度支撑与动力保障，确保红色赋能真正走深、走实、走远。


户外运动，渐成大众体育新风尚我国户外运动发展现状调研与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6年4月2日）


户外运动主要是指以自然或户外环境为依托的体育运动，一般包括滑雪、滑冰、桨板、潜水、骑行、山地越野、攀岩、自驾、漂流等项目。区别于城市公园散步、日常休闲步道行走等一般游憩活动，户外运动深度依托山林、水域、冰雪、空域等复杂自然场景来开展，具有显著的自然挑战性与专业技术门槛，要求参与者具备相应技能、体能、装备与安全素养。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户外运动发展，相继出台《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关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促进户外运动从专业、小众逐步转向大众日常生活方式。作为“新大众体育”的代表之一，其蓬勃发展的动力何在？推动户外运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还面临哪些挑战？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北京体育大学研究团队组成联合调研组，对我国户外运动发展现状进行了调研。


北京昌平，山桃花开得正盛，人们踩着节奏爬上昌赤路的缓坡，春风正好迎面吹来；广西阳朔，十多处天然岩场散落在喀斯特地貌山体间，攀岩者在不同难度的线路中寻找挑战；海南万宁日月湾，冲浪板劈开浪花，年轻人在与海浪的较量中感受力量迸发从北方山川到南方碧浪，从近郊山野到江河水域，走向户外、拥抱自然，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选择。在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户外运动超越传统的“周末出去走走”，已演变为集运动、社交、旅游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生活方式，参与门槛不断降低，参与人群持续扩大。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4月初，全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突破4亿；截至2025年6月底，我国户外运动产业相关企业已达33.5万家，以“户外+”为纽带的产业生态链正加速成形。


看变化从“专业挑战”到“日常休闲”


过去，完成一次高原徒步或野外攀岩，是少数人才敢尝试的事情。如今，随着装备、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到属于自己的“入场方式”。或是近郊山野的轻徒步，或是江边的休闲骑行，或是一场有营地保障的家庭露营，户外活动正以更友好、更安全的形态向大众敞开大门。


从小众到大众，户外成为日常选择。“每周六只要天气好，我就会带孩子


来西山步道走一走，呼吸新鲜空气，也远离一会儿电子产品。”在北京从事互联网工作的刘先生告诉调研组。各地建设的健身步道、骑行绿道、城市公园等公共户外空间，为大众参与提供了便利入口。


与此同时，介于“业余”与“专业”之间的进阶型活动也日益受到欢迎。环浙步道、徽杭古道等成熟路线，备受徒步爱好者青睐；城郊户外攀岩点在全国各地涌现，成为年轻人挑战自我的新去处。


“2016年俱乐部刚成立时，我们每周只能发起一场徒步活动。到2023年前后，每周活动已增至8场，发布当天名额就会被一抢而空。”北京市某徒步俱乐部领队马汉见证了户外徒步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日常”的转变。


从单一运动到“户外+”，跨界融合激活新体验。在浙江莫干山，多家户外营地推出了“露营+自然教育”产品。孩子们白天参与植物辨识、户外急救课程，夜晚观星听虫鸣，营地成了没有围墙的自然学校。在贵州黔东南，结合侗寨风光与梯田地貌的越野赛事，让跑者在运动中深度感受乡村风情。


“我们依托东北自然禀赋，开发了一系列科学户外探索活动，让自然成为可触摸、可探究的‘活教材’。”辽宁某自然教育机构负责人郭睿介绍，寒假期间的冰凌穿越活动，孩子们沿着辽河口海岸线徒步，沿途观察丹顶鹤、白尾海雕等珍稀鸟类，在保护区体验斑海豹栖息地的巡护工作。


数字技术的融入进一步拓展了户外体验的边界。一些景区通过AR导览，让历史故事在古道上重现；运动社交类App则让户外运动爱好者结伴而行更安全。户外不再只是体力消耗，更是知识获取、文化感知与社交联结的过程。


从“装备竞赛”到“实用为先”，消费观日趋理性。“性价比不等于廉价，而是在预算内取得性能与耐久度的平衡。”资深户外博主赵丽莹建议，刚入门的户外爱好者可以遵循“渐进投入”原则，从短途、低难度路线起步，根据实际需求采购装备。


随着参与人群持续扩大，高性价比的国产品牌日益受到青睐。在冲锋衣、帐篷、登山鞋等核心品类上，一些本土品牌凭借对国人户外习惯的深入理解、快速迭代的产品设计和亲民的价格，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杭州某户外品牌创始人郭冬麒向调研组介绍，随着户外群体持续扩容，国产户外品牌在冲锋衣防水透湿膜、棉服填充物和抓绒等核心面料上，普遍采用了国际优质原材料，性能指标已不输国际品牌。“预计未来3到5年，国产高性能面料便能崭露头角，逐步跻身市场主流。”


探根源内外合力催生户外热潮


户外运动越来越火热，背后是个人需求、社会变迁与支撑条件改善共同作用的结果。


身心释放：对抗快节奏的自然疗愈。现代都市生活节奏快，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有效的调节方式。“只要进山待上半天，就好像给大脑‘重启’了一次。”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的林薇是资深徒步爱好者。她发现，登山能让她暂时放下工作，专注于脚下的路与眼前的风景。科学研究也表明，自然环境能有效降低皮质醇水平，提升情绪状态。


自我实现：在挑战中完成个人提升。走完一条有难度的徒步路线、登顶一座山峰、骑完一段长途环线这些清晰可见的目标与征服过程，带给参与者强烈的成就感。“冲过终点线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酸痛都值了，也证明了我的意志力比想象中更强。”刚刚完成一场山地半程马拉松的教师赵峰感慨道。


跑步爱好者丛依萌告诉调研组，2022年她受邀参加北京香山的越野跑赛事后，从此便迷上了这项运动。此后，她翻山越岭的身影接连出现在云南大理、西藏林芝等地的山野赛场。“在奔跑中我饱览群山巍峨、聆听鸟鸣清脆、偶遇林间生灵，与自然建立起更深的链接。在一次次挑战自我的过程中，我变得愈发从容、自信。”


数字赋能：技术普及降低参与门槛。轨迹导航App让探索更方便；社交媒体上丰富的图文视频攻略，为新手提供了从装备选择到技巧学习的“一站式”课堂；各类户外交流平台，让分散的爱好者得以相聚。“我第一次去徒步四姑娘山，就是通过户外平台结伴同行，大家分工带装备，行程很顺利。”大学生陈悦说。


如果说内在需求解决了“想出去”的问题，那么数字技术的发展则打通了“怎么去”和“跟谁去”的渠道。“从前徒步登山，总离不开有经验的‘活地图’引路，如今各种App上便捷的轨迹让普通人亲近自然的门槛大大降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学副教授吴洪杰感慨道。但他也强调，并非有了卫星路线图就可以高枕无忧。“轨迹图无法准确展示路线的难度，让许多人误以为有了轨迹就能安心前行。加之卫星信号也会有误差，完全依赖轨迹很容易让徒步者在地形险峻的山区步入险境。”


政策筑基：完善顶层设计优化发展环境。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与地方政府的务实推动，为户外运动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设施基础。各地积极行


动：浙江推进环浙步道系统建设，上海打造“一江一河”滨水活力空间，北京利用水系资源发展城市水上运动，云南培育“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发展集聚区，海南通过“两环”旅游公路布局体育旅游融合的赛事体系政策与基建同步发力，持续优化着户外运动的体验感。


冷思考蓬勃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在户外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需引起重视。


风险防范体系亟待加固。随着参与人群迅速扩大，公众户外安全素养不足与行业安全治理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爱好者受到网络信息吸引，前往未开发或明确禁止进入的自然区域探险，却对潜在的地形、气候及体能风险缺乏足够认识。这类行为不仅威胁自身安全，也会耗费大量公共救援资源。


与此同时，部分已向公众开放的户外场地，安全管理也存在提升空间。一些山野步道的安全护栏、警示标识等基础设施维护不及时；通过非正规渠道组织的户外活动，其组织者资质、活动方案与安全保障往往处于监管盲区。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多发，暴雨、高温、雷电等天气极易在山地、水域等环境中诱发次生灾害。


基础设施与服务配套应跟上需求。户外运动的走热，对目的地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在许多热门地区，“进不去”“停不下”“待不住”等问题在节假日期间格外突出。交通拥堵、停车位不足、厕所排长队等，直接影响着参与者的体验。


基础设施的短板不仅影响体验，还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担。在不少城郊山野，尤其是“网红”徒步路线上，食品包装、水瓶等废弃物时有所见。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超负荷的人流可能对土壤、植被和水源造成破坏。如何科学评估环境承载力，合理规划设施建设，建立可持续的运营与维护机制，是实现户外运动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关键。


产品同质与产业纵深有待突破。当前，户外运动供给端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现象。众多露营地提供的服务项目与场景营造相似度高；一些徒步路线或骑行道的体验设计单一，未能充分与当地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等特色资源深度融合。诸如此类情况，难以满足参与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深度化体验需求。


同质化竞争也制约了产业价值的提升。许多经营主体的收入过度依赖门票、场地租赁等环节，而在专业指导、技能培训、主题课程研发、文化衍生品开发等高附加值服务方面供给不足。


向远行推动户外运动高质量发展


面对机遇与挑战，推动户外运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需要多方协同、系统施策。筑牢安全底线，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安全是生命线，应加快建立户外运动目的地及线路的风险评估与分级管理体系，并向公众公开信息。推动户外路线、水域、岩壁等资源的标准化风险评估，建立动态分级数据库。为热门徒步路线设置统一的“户外身份证”，比如扫码即可获取路线难度、天气预警、紧急联络人信息，并要求高风险活动组织者在官方平台备案，实现“能力—路线”精准匹配。


在此基础上，技防手段需深度嵌入关键节点。在热门徒步区域部署电子围栏与智能预警系统，结合气象、人流、地质数据实时研判风险；在水域开放方面，借鉴部分地区探索的预约、报备、智慧化管理模式，实现开放与安全兼顾。


应完善有偿救援的法律依据和操作细则，明确“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界定标准。“部分景区已率先探索，对未报备前往者实施有偿救援。”吴洪杰告诉调研组，“收费的目的在于加大违规成本。”对因盲目探险、无视警示导致重大公共救援的个人或组织，纳入信用体系并承担救援成本；对长期合规、具备专业资质的领队或机构，则给予保险优惠、优先准入等激励。


补强基础短板，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将户外运动基础设施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统筹规划，加大对步道、停车场、充电桩、应急避难所等设施的投入。在场地设施建设上，应集中力量建设高质量冰雪、山地、水上、航空等户外运动场地，配备各类营地和码头，倡导自然友好和绿色生态。在交通设施上，促进各类交通基础设施高效衔接，优化旺季运输能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数字基建是提升服务能级的关键杠杆。应提升户外运动数字化、智慧化水平，可建设和完善面向大众的户外运动信息服务平台，汇集并发布户外运动设施、赛事活动、安全指引等信息。在热门步道部署智能导览桩，集成实时人流、天气预警、一键求救、电子地图等功能；在露营区布设专业设备，动态监测垃圾量、水质、噪声，实现精准调度。推行“户外环保积分”制度，户外参与者在指定地点收集垃圾可兑换当地特色文创产品或消费折扣，将管理成本转化为激励手段，形成正向循环。


同时，要创新投建与运营机制。出台户外设施投资指导目录，鼓励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营地、驿站等经营性项目建设；对采用模块化、装配


式、低扰动技术的生态友好型设施，开通规划审批绿色通道。


深耕在地文化，打造“户外+”融合发展新业态。破解同质化困局的关键在于推动产业从“资源依赖”走向“文化增值”，将户外活动与本地独特的人文叙事深度绑定，创造出具有高识别度与情感链接的体验产品。


在“户外+文旅”融合上，应以“旅游观光+户外运动+赛事体验”为实现路径，培育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体育旅游产品。露营地建设不应只提供一块草坪，而是将当地的非遗、农耕、历史故事融入营地活动设计中，比如在徽州古道旁的营地开设徽墨制作体验，在西北沙漠营地组织星空讲座，让“户外+”真正与在地文化结合。


在“户外+乡村振兴”融合上，应鼓励目的地支持村集体和农户依法投资参股，拓宽当地村民增收渠道，让更多人共享户外运动发展成果。在“户外+研学”融合上，应系统性开发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自然教育和团队拓展课程体系，满足人们对回归乡野的渴望。


延伸价值链条，培育专业化户外经济生态。推动户外产业从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其核心路径在于延伸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


在专业服务板块，应大力扶持咨询、培训、向导等服务型企业，鼓励其面向细分市场提供定制化行程设计、高水平技能认证等产品。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强化户外运动服务标准应用等增强引领示范作用，加强管理和教练人员综合能力培训，提高一线人员服务技能和服务意识。


在装备制造板块，要将本土化创新提升至产业战略高度。面向赛事经济、户外经济、冰雪经济等，加强多功能智能化体育健身器材、冰雪和户外运动装备等优质产品供给。支持长三角等地区户外运动产业一体化发展，建设若干户外运动用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服务等全产业链的创新高地。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共建研发平台等方式，助力国产品牌在核心材料、智能穿戴等领域实现关键突破。


在人才培养板块，应加强从业人员职业培训，提高健身休闲场所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和专业技能。完善体育人才培养开发、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支持专业教练员投身健身休闲产业。应强化产教融合，支持高校、职业院校与行业协会共建户外教育体系，建立从入门到高阶的人才培养闭环。


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的调研分析与优化建议


青岛市城阳区应急管理局郑玉波


0.引言


党的大会报告明确强调：“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推进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这一重要论述将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当前我国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突发事件呈现高频次、复合型、连锁化等特征，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1]。在此背景下，笔者通过实地调研梳理基层应急管理队伍建设的实践现状，精准识别突出问题，提出科学优化建议，对于完善基层公共安全体系、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的现状


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维护公共安全的主战场，也是安全生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第一关口，更是防灾减灾救灾的第一道防线[2]。近年来，调研区域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指示精神，践行“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的思想理念，扎实推进基层应急管理改革，着力打通应急管理“最后一公里”，基层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逐年提升。


一是基层应急管理机构和队伍逐步健全。调研区域高度重视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以改革创新为抓手，强化基层应急能力建设与执法力量配置。通过协调编制管理部门优化基层应急管理队伍编制结构，同时，统筹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专业服务、精准救援”要求，通过资源整合、专项组建等方式，组建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具备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的基础救援能力，为区域安全稳定提供坚强保障。


二是基层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逐步完善。调研区域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不断完善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应急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发展。创新实施“1+2=3”联动监管巡查机制，构建“区级执法监察大队分片包联+街道应急管理中心指导督促+社区应急站日常巡查”的三级联动体系，通过包片执法与审计式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实现重大问题联动处置、一般问题依法移送、隐


患排查第一时间报告，实现闭环管理的工作格局。


2.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2.1管理体制和协作机制有待完善


一是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基层应急管理涉及“条、块、线”多方面资源整合，部分街道存在分管领导不统一、责任部门分散的情况，导致部门之间权责交叉、职责边界模糊，难以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经费保障机制缺位。调研发现，部分街道尚未设立年度应急管理专项工作经费，难以满足应急培训、装备更新、应急演练、物资储备等常态化工作需求，成为制约基层应急管理工作高质量开展的重要瓶颈。


三是预案与演练机制不完善。基层编制的应急预案存在“上下一般粗”现象，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部分单位未建立定期应急演练机制，演练频次不足、形式单一，实战化水平不高。


2.2队伍能力素质仍需提升


一是专业素养存在短板。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专业性强，需要工作人员具备扎实的综合应急管理知识，但现有基层应急管理人员中部分人员专业背景与工作需求不匹配，缺乏系统的应急管理、安全工程等相关专业知识培训，风险识别、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专业能力有待提升。笔者调研中发现，部分街道应急储备物资场所的工作人员对应急装备的技术参数和使用方法不熟悉，难以在应急处置中有效发挥装备作用，甚至存在安全风险。


二是队伍形象建设有待加强。随着应急管理执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推进，对基层应急管理队伍的形象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但当前部分基层应急管理队伍在执法规范、服务态度、专业形象等方面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存在差距，队伍整体文化建设滞后，影响应急管理工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2.3基层应急力量薄弱


一是基层应急救援站点建设薄弱。作为应急管理最基层单元的社区应急救援站，部分站点缺乏必要的场地、装备和人员保障，办公场所狭小简陋，应急救援装备配备不足、老化落后，难以满足基本应急救援需求。


二是队伍稳定性面临挑战。基层应急工作任务繁重、责任重大，部分基层应急救援队员年龄结构偏大，人员流动性强，离职现象较为普遍，影响了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的连续性。同时，还存在新老队员交替频繁，影响队伍整体能力提升，复合型救援人才匮乏，救援能力与所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


2.4社会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是社会救援组织发展不规范。尽管调研区域社会救援组织数量实现街道全覆盖，但部分组织缺乏必要的救援资质和专业设备，救援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难以满足专业化救援需求。


二是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基层民众对应急事件的救援处置参与程度不高，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技能相对缺乏，存在“过度依赖政府”的现象，在风险隐患报告、自救互救等方面的参与积极性不足。


3.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的优化建议


针对调研区域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文借鉴先进地区实践经验，提出以下优化建议，全面提升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水平。


3.1强化机制建设构建高效协同管理体系


一是健全组织领导体制。全面提升各级各部门对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等法律法规，出台规范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的专项政策文件。强化党建引领，进一步规范和细化街道、社区在防灾减灾救灾等方面的协助职责，明确“属地管理为主、分级负责”的责任体系。规范街道应急管理中心层级设置，设立专职主任负责应急管理工作。


二是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基层应急管理专项经费保障制度，将应急管理工作经费足额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明确经费标准和使用范围，保障应急培训、装备更新、应急演练、物资储备等工作需求。积极争取上级项目和资金支持，构建规范有序的应急保障资金投入和拨付制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三是优化预案与演练机制。规范基层应急预案编制、评审、修订流程，结合区域风险特点编制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建立“常态化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相结合的演练机制，每年至少组织1～2次综合性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应急队伍实战能力。建立应急预案和演练效果评估制度，定期开展评估并持续改进。


3.2推进法治化建设夯实应急管理制度基础


一是完善法规制度体系。科学推动地方应急管理立法工作，制定和修订应急救援、防震减灾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文件，明确基层应急管理队伍的职责权限、工作流程、保障措施等，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提供法治保障。


二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构建以学校为基地、社区为依托的防灾减灾科普


和法治宣传教育体系，深入开展“应急普法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进公共场所”活动，通过案例警示、模拟仿真、体验互动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普及防灾、避险等知识，增强群众防灾避灾意识和法治意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3.3加大保障力度全面提升基层队伍力量和素质水平


一是稳定和强化现有队伍。加大培训力度，构建“集中培训+网络学习+现场实操+实战演练”的多元化培训体系，重点提升基层应急管理人员的风险识别、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装备操作等能力。落实保障待遇，完善岗位津贴、绩效考核奖励等激励政策，提高基层应急管理人员的待遇保障水平，增强岗位吸引力，稳定队伍结构。


二是充实应急管理队伍力量。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应急管理方面的招才引智工作，通过公开招聘、人才引进等方式，吸纳具备应急管理、安全工程、消防救援等专业背景的人才，有效盘活基层编制资源。


三是拓宽队伍建设渠道。充分动员和发挥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的作用，成立各类突发性应急救援队伍，有效补充专业应急救援人员力量。


四是加强物资装备保障。科学规划应急物资储备体系，优化应急物资储备布局，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应急物资储备网络。根据区域风险特点，合理确定应急物资储备种类和数量。


3.4创新文化引领提升队伍规范化建设水平


整合提炼基层应急管理队伍的核心价值理念，打造“应急为民”的文化品牌和“建设实战部门、锻造纪律部队、争创一流业绩”的工作目标。引入VI系统（企业视觉识别系统），通过统一队伍名称、标志、服装、标识等视觉元素，建设文化墙、导视系统等方式，展现应急队伍秉公执法、反应灵敏、行动迅速的良好形象。依托视觉传达强化应急管理理念文化渗透，推动基层应急队伍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制定基层应急管理队伍建设标准，明确人员配备、装备配置、工作场所、职责履行等方面的标准要求，推动基层应急管理队伍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全面提升队伍整体文化形象和素质水平。


3.5整合强化社会资源引导社会力量积极有序参与


一是加强社会应急力量培育。按照“规范管理、分类指导、重点培育”的原则，加强对社会应急救援组织的指导和支持，完善社会应急力量登记注册、


资质认定、培训考核等制度。加大对社会应急力量的资金和装备支持力度，将社会应急救援装备纳入应急物资储备体系，为社会应急力量开展培训和救援提供必要保障。同时，建立社会应急力量与专业救援队伍联训联演机制，提升社会应急力量的专业化水平。


二是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应急管理的激励机制，鼓励群众发现报告风险隐患，并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开展群众性应急技能培训，组织志愿者、社区居民、企业员工等参与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提升公众的应急处置能力。


三是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应急志愿者招募、培训、管理、激励机制，组建专业化应急志愿者队伍，明确志愿者的职责和权力。加强对志愿者的专业培训，提升志愿者在应急救援、医疗救护、科普宣传等方面的技能水平。建立志愿者应急响应机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组织志愿者参与应急处置和救援救助工作，充分发挥志愿者队伍的作用。


4.结论


我国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在管理体制、队伍素质、应急力量、社会参与等方面仍存在突出问题，制约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提升。


笔者建议从强化机制、推进法治、加大保障、创新文化、整合资源等多方面综合施策，全面提升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能力，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汝州市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汝州市农业农村局陈彦格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强乡村治理是基础。近年，汝州市围绕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在党建、法治、自治、德治、数字等多方面下功夫，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增强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汝州市温泉镇被列为全国第一批乡村治理示范乡镇，温泉镇朱寨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乡村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坚持党建引领，多形式参与乡村治理体系


（一）强化党建引领


汝州市坚持整合市、乡两级资源力量，组织43名县处级干部落实联系分包乡镇、支部联系点制度，218名科级干部全员落实分管站所责任，全程参与乡村治理，形成市、乡、村三级联动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全市上下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农村工作，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乡镇（街道）便民服务大厅面向群众规范化开展政务服务，明确了68项乡级、22项村级可办事项，形成了群众“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乡”的服务格局。


（二）坚持重点突出


激活红色引擎。一方面，汝州市注重以训代建，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组织100名乡镇街道党委书记、优秀村支部书记先后赴外地学习取经、开阔视野，县乡两级定期举办“支部书记大讲堂”，学习乡村治理工作思路。2024年4月，汝州市组织重点村业务骨干举办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培训会”；5月，与中央农广校联合开办了《耕耘者振兴计划·河南省汝州市乡村治理骨干专题培训班》。另一方面，汝州市厚植创建力量，坚持以退役军人、返乡创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农技骨干、农村合作社带头人及致富能手等“六优先”原则，建立农村青年党员后备人才信息库，35岁以下农村党员占比提升至65.3%。


2.夯实产业基础。汝州市紧盯依托全市乡村振兴“十


大产业”，全覆盖实施“一村一策”产业规划，深化“双绑”机制，发挥194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44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富作用，累计安排1.49亿资金，支持乡村产业、集体经济项目发展，形成并推广龙头带动、盘活资源、


盘活资产、公司经营等4种可复制、可操作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提升治理效能。全市深化实施“党群连心工程”，共划分12344个农村“微网格”，引导1.4万名联户党员担任网格员，分包联系18.4万户群众，深入摸清民情、随时化解矛盾，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助力汝州市创建为全省“三零”平安创建工作先进市。蟒川镇通过创新选配“两长一兵”，被评为全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三零”创建工作先进典型，并在全省乡村党组织书记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上做案例交流。


（三）坚持力量下沉


汝州市整合各方资源，将人才、资金、政策投向基层，全力激发乡村治理热情。


聚焦人才助力。汝州市坚持“县级组团、乡镇组队、服务到点”，开展“百名科技人员包百村”行动，遴选118名农技人员、10名科技特派员全覆盖分包所有行政村，指导发展特色产业，传授先进生产技术，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支撑。同时，全市持续实施乡土人才返乡创业工程，累计引进、培育返乡创业带头人102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1040名，带动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2万多人，年均创造经济价值2.4亿元。


2.聚焦资源整合。汝州市梳理36个县级职能部门


63项资金、项目、政策，引导县、乡、村三级高效对接、积极落实。2022年以来，市乡村振兴部门累计安排66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乡村改善基础设施；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建成全省首家—汝州市“零工市场”，打造覆盖城乡的一站式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群众解决就业岗位7000个；市邮政部门紧盯2024年“快递进村”全覆盖目标，先期完成82%的建点工作；市金融部门联合5家金融机构，推动“整村授信”业务行政村全覆盖，共授信27564户，授信金额21.81亿元，帮助260个村发展集体经济。


二、推动“四治融合”，不断完善治理的实现形式


（一）自治强基固本


汝州市组织开展村级党组织书记参与“学历提升”行动，提高自身能力素质。村级自治能力显著增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深入开展，网格化管理服务和三社联动机制不断健全。全市共创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4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乡（镇）1个、村（社区）8个，省辖市级民主法治示范乡（镇、街道）4个、村（社区）15个，省辖市级守法普法示范乡（镇）3个。


同时，汝州市扎实做好“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创成农村人居环境达标村38个，示范村25个，“四美乡村”11个。2023年，推荐上报平顶山市“和美乡村”示范村5个。


（二）法治保障助力


汝州市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抓好“八五”普法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各种法治宣传活动620余场次，举办《民法典》专题学习教育讲座50余场次；深入推进市、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培育农村“法律明白人”2347人，在全市行政村悬挂“村（社区）法律顾问”牌，村（社区）法律顾问列席村委主要会议，对村委重大决策、重大事项提供法律意见，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以“六清六建”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成效明显；开展群防群治常态化治安巡逻，大力开展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2023年抓获电诈类犯罪嫌疑人390人，批准逮捕170人，行政处罚280人，向汝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342人，向群众返还资金655.2万元。实施以奖代补，落实监护责任，281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全部得到有效管控，3年来没有发生肇事肇祸案事件；实施“六位一体”平安家园保险兜底保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道路交通安全百日大整治、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理、校园及周边安全环境整治等行动；以争创全国“智慧矫正中心”为契机，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近3年没有发生1例再犯罪；落实完善236个重点村（社区）“一村三员”（民辅警、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三）德治教化润心


汝州市持续开展星级文明村、文明户等创建活动，评选出10名汝州道德模范，2人荣获“河南省乡村好媳妇”称号，2人荣获“疫情防控河南好人”称号，1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培育了良好社会风尚；开设文明实践轻骑兵行动、移风易俗小品进乡村行动等12个项目，累计开展文明实践活动6000多场，受教育干部群众8万多人。2023年8月，汝州市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组织开展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和家风家训征集评选活动，全市21个乡镇（街道）均制定和修订了村规民约，共计评选乡级优秀村规民约（居民公约）99个，优秀家风家训276个，获评平顶山市最美村规民约（居民公约）17个，平顶山市最美家风家训28个。


（四）数治支撑增效


汝州市投资930多万元建成汝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积极推进“智安小


区”平台建设，政法部门智能化建设应用水平不断提升；投资1.4亿元的雪亮工程及智慧交通项目已经建成投用，基本实现了“全域覆盖、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目标；成立了社会治理指挥中心，目前场地、硬件基本达标，按照行业派驻、统一管理、定期轮岗原则，从各职能部门抽调进驻，协同响应、多头联动的社会治理指挥体系已基本成型；结合乡镇机构改革，高标准建设平安办和综合执法大队，整合社会治理、综合执法、应急管理、人民武装、网格服务、执法监督等资源力量，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开的原则，全面建成了“六位一体”综合治理中心，搭建指挥平台，重新绘制“网格地图”，利用平顶山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和手机终端开展网格化服务管理，“四级联动”、上下贯通的治理体系初步形成。


（一）探索积分制试点，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汝州市将温泉镇朱寨村作为积分制推广运用的试点，开展积分制推广探索工作；指导试点村起草了《朱寨村村民积分制管理实施方案（试行）》和《朱寨村村民积分制管理分值指导标准（试行）》，将基层党建、村规民约、人居环境等三项工作纳入积分制管理。朱寨村成立以支部书记为组长，村优秀老党员、老干部和德高望重群众代表为成员的积分管理委员会，共同参与“积分制”管理实施，明确积分内容、界定积分主体、细化工作流程，确保积分制管理考核在公平、公正、群众认可的基础上，提升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二）优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提升治理水平


2022年，汝州市委市政府印发了《汝州市建立健全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构筑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实施方案（试行）》，在全市21个乡镇街道全面推广实施以网格化管理为主要类型的乡村治理模式，认真部署安排，加强督查考核，形成了组织建在网上、工作嵌在网上、人员融在网上的新格局。目前，共设置一级网格21个、二级网格166个、三级网格472个、四级网格4338个、五级网格19212个，行业网格18015个。总之，汝州市政府部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乡村治理领域各环节，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作为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探索推广务实管用的乡村治理方式，创新工作方法，大力推进“党建+网格化+数字化”，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治理、社会调节、村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问题对策建议


三门峡市陕州区及农业农村局唐建保华


三门峡市陕州区，辖4镇8乡1街道258个行政村，总面积1763km，总人口34.1万，农业人口16.8万。近年，三门峡市陕州区加快布局以精细化工、装备制造、铝精深加工等为主导的新型工业，“果、菜、牧、菌、药”特色现代农业亮点纷呈。截至2023年末，全区258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共清查核实集体资产21.60亿元。


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村级“三资”台账管理不健全


农村集体所属的“三资”特别是资产、资源种类繁杂，台账记录不详细，更新不及时。部分村对属于集体的资金、资产和资源家底不清，特别是应收款科目出现借款长达20年的现象，债务人信息不全，有些甚至记录为村委；个别资产资源管理混乱，管理台账形同虚设，一部分村对权属集体的荒山、上级减免、强农惠农资金形成的实体项目等重要信息登记不全，甚至没有登记。由于台账管理登记信息不够翔实完善，更新不及时，村集体的资产和资源产权不清晰、权属不明确，出现流失、闲置甚至被挪用侵占等问题。


（二）签订的资产发包合同要素不全


在部分农村集体签订的发包合同中，发包方和承包方名称不全，承包方代表的住所、联系方式等信息不全，发包资产（资源）标的名称、位置、面积、质量等级核心内容信息不全，发包期限和起止日期超出了规定承包的有效时间范围，没有全面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违反合同条款时应承担的责任规定也极其模糊，不利于合同的执行和纠纷的解决。部分村在资产（资源）发包时没有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程序，招标竞价形同虚设，中标结果由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拍板决定，签订了超长期或明显有失公允的合同，造成集体利益受损。


（三）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各地已实行了多年的“村财乡管”，可乡镇财管所的代理记账中心仅对行政村资金和账目进行代管，不对村级资产和资源进行监管，造成了资产和资源管理上的盲区。有的村干部为了办事方便，将收取村级资产资源发包资金用于村级事务开支，资金未能得到有效监管。长期的代管制度，导致多数村级报账


人员缺乏相应的财会知识，财务管理制度无法有效落实。


二、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摸清家底，健全台账


陕州区应继续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资”管理专项整治成果和村级资产年度清查工作。查实集体的非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资产以及债权、债务的存量价值和使用情况，做到账证账实相符；对于出现的账外循环问题，要妥善处理；清查权属由村集体持有和管护的上级减免、财政及扶贫资金建成项目形成的资产。资产清查结果经公示得到全体成员的认可后编制翔实的村级资产台账。


（二）民主决策，规范合同


市陕州区应坚持将“四议两公开”贯穿全程，对超长期、明显有失公允、造成集体利益受损的合同，该变更的应签订补充合同进行变更，该废止的要通过有关程序将合同终止重新发包。村集体要及时催收拖欠村集体资产（资源）租金，并对应收款中村干部长期借用的资金进行清收，做到应收尽收。对于应收款科目的挂账资金，该报账的按相关程序进行账务处理，该追偿的坚决进行追偿。


（三）健全机制，强化监管


陕州区要加强乡镇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和会计代理中心建设，配强工作人员，明确工作职责，逐步健全资产清查、登记、使用、保管、处置制度，做到事有人管、责有人负。同时，农业农村部门定期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逐步培养出一批懂财会知识、能操作具体业务的村级报账人员。各乡镇要依托农业农村部的全国农村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开展村集体资产信息化管理，将清产核资、村级财务数据纳入平台监管。


三、总结


三门峡市陕州区应通过提高思想认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提高人员素质、加强监督管理等措施，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让闲置的资产和资源动起来。同时，应深入开展规范集体财产管理、规范集体经济合同、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促进新型农村集体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新时代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实践图景与机制跃升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思考


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杨卫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引擎。党的大会报告深刻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①。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通过的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②。新时代新征程统一战线如何助力乡村振兴这一“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命题，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而越来越重要和紧迫。本文立足“十五五”时期战略部署，聚焦“问题破解”与“路径创新”的双重导向，旨在从三个维度展开深入探析：一是厘清逻辑理路，廓清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的独特优势与功能定位；二是描绘实践图景，系统总结‘统战+’多元融合模式的创新路径；三是探索机制跃升，推动统战工作从局部参与向整体格局重构、从短期助力向长效效能转化。通过构建具有现实针对性与制度生命力的行动方案，为扎实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逻辑理路：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的独特优势与功能定位


近年来，各地以“乡贤助乡兴”为抓手推动乡村振兴的有目共睹，这充分证明了汇聚外部资源对于破解乡村发展瓶颈的关键作用。乡村振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虽拥有广袤的土地、山林、河湖资源，但在实际推进中仍面临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缺人才。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农村“空心化”现象依然存在，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乡村建设主体缺位，亟需引才回流以填补“人力真空”。乡村振兴必须要有人，因此，在外创业就业的能人率先回去反哺家乡正当其时。二是缺资金。据相关数据显示，部分村级组织面临较大的债务压力与发展资金缺口。而资金、科技、项目、文化等要素的匮乏，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缺失。针对这种情况，浙江省率先出台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两进两回”（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吸引人才


和资源下乡，集聚促进农村发展的关键要素，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已成共识。统一战线汇集了各领域党外代表人士，具有群英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声望卓著的独特优势，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统一战线应精准把握自身定位，将独特优势转化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动能。


（一）统一战线集聚的资源优势，是促进乡村共富发展的生力军


发挥统一战线的人才优势，可以结对共建助力引资引智。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学历层次高、专业技能高、创新意识强、创业就业灵活的特点，可以成为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智囊团和助力者。以统战团体为依托，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人才团队和专业技术优势，发动统战团体与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开展结对帮扶，通过订单回收帮扶、生产技术支持等形式，激发结对村的内生“造血”动力，可以探索形成侨助工坊、润富农场等特色共富项目模式。民营经济人士具有造富带富优势，可以成为助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参与者。可以探索员工技能提升加薪、车间合伙承包创薪、股权分红激励增薪、工资集体协商调薪、生活关心关爱补薪、特殊人群就业提薪、助力稳岗留人稳薪等形式，促进扩中提低改革。创新推广“车间合伙人”模式，通过将生产车间流水线承包到员工个人，推动企业员工由“打工者”变“合伙人”。探索推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建立企业与员工收益共享机制。


（二）统一战线独具的功能优势，是促进乡村协同共治的调节器


各以协商促治理，是浙江乡村治理的一个特色之路，①统一战线在助推基层协商治理中有着理念、方法、功能、渠道和机制等优势，完全可以融入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体系。统一战线成员来自教育、科技、医疗、法律、三农、经济等不同领域，具有专业素养高、社会联系广、参政议政能力强的特点，是多元协同共治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宁波市海曙区创新“基层点单、党派接单”“统战牵头+党派结对+村团联姻”模式，创新开展民主党派到乡镇（街道）报到机制。绍兴诸暨市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优“诸商调”升级版，充分发挥基层商会、异地商会的乡情人缘优势和行业协会的行业专业特点，创新“矛盾不上交，有事找商会”调解模式。衢州江山市贺村镇商会成立商事调解中心1121平台，打造三省边际“共享法庭”。丽水市建立浙闽边界四县定期互访、联合议政、共享提案渠道机制，推动侨务、宗教、经济多领域深度融合。


（三）统一战线蕴含的文化优势，是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催化剂


共同富裕是人的富裕，精神富有越来越成为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和决定因素。统战文化以“和”为核心，以求同存异、体谅包容为精髓，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新时代新型五大关系，每对关系都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②彰显“第二个结合”的生动实践。以执政参政、协商合作为鲜明特点的政党关系文化，以一体多元、团结进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以爱国爱教、和合向善为鲜明特点的宗教文化，以共担责任、共富发展的阶层关系文化，以同宗同源、爱国爱乡为鲜明特点的海内外同胞同根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有机结合和集中体现。通过和风浸润、潜移默化，统战文化能够很好地营造出团结人、激励人、凝聚人的浓厚氛围，促进乡村共富发展和乡村治理，助力美丽乡村、崇学向善、公益慈善和乡风文明建设。


（四）参与助力乡村振兴，为基层统一战线培育党外代表人士提供了全新的渠道


长期以来，由于广大乡村中传统的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舞台相对较窄，缺少基层实践锻炼平台成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一大短板。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在调查对象中接触过人大代表的比例仅为4%，接触过政协委员的比例仅为2%①。统一战线参与乡村共富建设和乡村治理既助力了乡村振兴，也反哺着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近年来，宁波市鄞州区创新统战成员及青年统战干部担任“轮值村（社）主任”模式，以团队化、项目化工作推进机制及“一线调研、一线历练、一线成长”实践平台引导推动党外人才、青年统战干部思政引领在一线、锻炼成长在一线，并将履职表现作为党外人士实践锻炼履历的重要参考和政治安排的重要依据。绍兴市新昌县以“党外代表人士+”赋能低收入群体“挂单奔中”，同心议事、协同共治，取得实效。舟山市由市委统战部牵头，联合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委）组建“主委进小岛”工作专班，聚焦12个小岛的发展现状、资源特点、功能定位、发展目标，整合党派资源下沉海岛一线，构建了“主委进小岛”专题调研、群众所盼党派所能恳谈会、成立同心服务基地闭环服务体系②。“主委进小岛”品牌构建起民主党派为民办实事和党外代表人士实践中成长的双重长效机制。


从现实维度来看，当前乡村振兴已进入攻坚克难的新阶段，包括返乡能人在内的年轻人到农村创业创新、双向奔赴，为促进城乡融合、共富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近几年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攀升而每年城镇


新劳动就业岗位并未递增，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凸显。人才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对接，促使大学毕业生到乡村就业创业，并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300万人，他们从事种养业、电商、农文旅等，用知识和技术闯出一番事业，在乡村振兴舞台上实现梦想。③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以“新农人”“农创客”身份进入乡村，给乡村振兴带来新鲜血液和活力，也给基层统一战线带来了全新的课题。统一战线从来都是党的总路线总方针的组成部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因此，“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决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然包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县域统战和基层统战在内，都要把为解决好“三农”问题服务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有着资源、网络、功能、机制、文化优势和实践先行的经验优势。


二、实践图景：“统战+”多元融合模式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创新路径


在一些地方的原先“乡贤助乡兴”工作中，带动农村产业兴旺往往是以个人形式发挥作用的，而参与乡村治理往往是以组织形式开展的。这就出现了二律背反：乡村产业的升级发展，恰恰需要团队合作进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零打碎敲式的招引不能从根本上长远上迭代农村发展方式和质量；而乡村治理特别是村级治理的主体是村民，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包括由村党员选举产生的村党组织，如今大都是“两委”主要负责人由同一个人一肩挑）是主持村级治理的不二合法机构，其余参与协同治理的应是各方面专业人才而不宜以其他组织形式出来分庭抗礼。为了破解这一两难问题，必须要明确：原有的各类相关社团组织应让其回归本来面目，如知联会、新联网、网联会、职教社、商会、协会等，发挥各自优势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十五五”时期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要从组织建构迭代到平台赋能，从直接参与迭代到路径代入，从大包大揽迭代到精准服务。


（一）“统战+农创客”，助力打造乡村全面振兴新引擎


2015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农创客”①概念，通过系统化、精准化推进农创客培育工作，吸引了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归国留学人员、退役军人、工商资本、都市白领、艺术创作者、法律财务从业者等不同领域的人才投身农业、扎根农村，转型成为农创客。农创客是机械强农、科技强农的实践者，他们带着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投身乡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盘活乡村资源，有效推动农业产业升级，提升乡村综合价值。目前，全省已累计培


育农创客超9.8万名，创业领域涵盖农业全产业链，激发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动能”。2016年，由政府农业农村工作部门主导的农创客组织在浙江各地相继成立，目前，省市县三级农创客发展联合会达72家。各级联合会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加强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电商平台等的沟通合作，为农创客提供政策信息、技术支持、资金支持和市场资源等，推动抱团发展、互利合作。值得关注的是，当前，


“农创客”工作已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肯定，②乡村振兴工作可以通过“统战+”的方式助力这项工作，促进乡村产业提升发展。一要加强对“农创客”中的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把个人事业与服务乡村振兴大业有机融合起来，满怀赤诚与激情、理想与担当，带着农民干、带着村民富，成为驱动农民增收、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重要力量；③二要发挥统一战线资源优势协力推进农创平台建设，建好现代化农创园，打造“农创客”共富空间，构建要素集聚、带动一方的创业生态，推动现代“新农人”成为令人向往的职业；三要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进一步整合政策、资金、平台、活动等资源，推动形成“农创客”培育孵化闭环体系，提升农创客创业能力和促共富能力。


（二）“统战+山海协作”，探索山区县共富新路径


围绕乡村振兴核心需求以统战资源为纽带，推动产业与人才双向赋能。衢州市开化县开展“山海同心共富”行动，通过“产业联亲、人才走亲、文化结亲、资源惠亲、治理安亲”五大路径精准发力，成功。为打破山海协作的层级壁垒，开化县首先从“建机制、搭平台”入手，由县委统战部牵头，整合县乡村三级统战干部、网格员、非公经济人士、党外代表人士等力量，组建起258余个各级“山海同心共富联盟”，参与人次超2000人，构建起覆盖全域的统战共富网络。统战资源锚定产业协作“关键点”，主动对接杭州市上城、越城、桐乡等地统战力量，在结对村共建“山海同心共富馆”，并聘请优秀民营企业家、商会会长、知名党外代表人士担任馆长，让“有资源、有能力”的统战成员牵头，撬动双方资源深度融合。依托“山海通”共富平台，各级“山海同心共富联盟”每月梳理资源优势与需求清单，通过“同心认领+共富积分”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匹配。商会与浙商资源的激活，更成为产业协作的“加速器”，为山区产业升级注入新活力。通过与先发地区开展“人才走亲”活动，为乡村培育本土技术骨干，激活内生发展动力。


（三）“统战+帮扶带创”，赋能低收入群体“挂单奔中”


发挥党外代表人士专业优势，一体推进帮扶、帮带、帮创工作。一是“党外代表人士+产业联兴”，延伸共富链条。推动建立一业一链一组一片机制，引导广大统战成员聚焦农旅融合、新质林业等八大重点产业链，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开展精准支持。充分发挥商会、民企、侨胞等资源优势，联合打造“共富工坊”“侨助工坊”等就业创业平台，推动资源要素向基层集聚。二是“党外代表人士+就业扩容”，激活内生动力。系统联合新联会、网联会、新企联等统战组织，围绕低收入群体实际需求，统筹资源力量参与课程设计、师资推荐、场地提供等工作，分类制定培训专业人才。打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创业服务平台，组建由各界精英组成的导师团队，围绕农文旅融合、民宿经济等领域，实施青年主理人、民宿赋能等孵化计划，通过提供平台、资金、服务等方式，助力有志青年和返乡人员提升创业能力。三是“党外代表人士+公益补位”，织密保障网络。推动党派团体、党外代表人士、民营企业家与基层单位结对共建、资源共享、项目共推，构建多元化公益帮扶体系。


（四）“统战+直播联盟”，以“数创赋能”助农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深入推进网络统战工作为契机，发挥网联会数字新英荟萃优势，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为绿水青山注入数字时代的崭新内涵。绍兴市上虞区集聚各民主党派、新联会、网联会等各领域优秀人才，成立直播联盟，建立“虞农共富电商学院”，引领新阶层、新创客、新农人、新生代企业家和侨界青年走进虞创学院促进数字创客与本地企业、行业协会的交流协作，精准对接“乡村所需”与“创客所能”，相互比拼设计促进思路开拓，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温州泰顺县紧扣“网络统战、青年统战”两大主题，将数字创客培育工作全面融入县域发展战略，一批优秀创客持续涌现，为地区品牌提升、文旅产业转型与人才结构优化注入新动能。丽水遂昌县充分发挥数字创客在数字经济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中的生力军作用，创新开展“山货出山”助农行动。


（五）“统战+经贸提升”，助推优质农产品出海


以侨为桥，搭建村侨企结对桥梁，侨助“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转变。丽水青田县发挥侨乡优势，推动构建符合国际标准的质量认证体系，提升“丽水山耕”区域公共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让优质生态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湖州德清县开展“侨助共富”活动，精心打造集“侨青引育、服务保障、反哺引导”为一体的侨青发展链，实现侨青入乡、在乡、助乡。以“乡


村侨舍”为桥梁，发挥侨舍资源与影响力，吸引一批侨界人士和归国留学人员返乡创业，打造“侨舍+公益”特色品牌，切实将“最美乡愁”化作“最美风景”带来“共同富裕”大撬动。建立侨青人才数据库，联合海外侨团、高校侨联开展“云对接”“云路演”，定向招引数字农业、文旅融合、乡村电商等领域的急需人才。构建“标准化输出+跨区域联动+国际化传播”三位一体品牌辐射链，立体化展示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吸引更多海外侨青投身乡村共富事业。


（六）“统战+轮值村主任”：促进强城兴村融合集成改革


以统战成员及青年统战干部担任“轮值村（社）主任”，打好聚才兴业、项目兴村、善治惠民组合拳，是宁波市鄞州区统战部门率先探索的，目前在全省不少地方推开。其主体框架是创建“明责履责”体系，以“轮值村（社）主任”为“针”，穿起乡村“智力支撑”“产业发展”“文化浸润”“基层治理”“助困帮扶”五条工作主线，每条主线经调研形成各村（社）资源档案、问题需求报告、意见建议清单。发挥“轮值村（社）主任”人才荟萃、理念超前、敢闯敢试的优势，助力乡村及社区培育新的经济业态，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针对村（社）情况复杂、矛盾多样、调解渠道窄等问题，区委统战部组织指导律师、调解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领域的“轮值村（社）主任”，组建“基层善治共同体”，创新打造“前端柔性解纷”“鄞和星期五”进村（社）两大调解载体，拓宽群众利益诉求解决渠道，推动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轮值村（社）主任”排头兵、先行者作用突出，精准高效引入其所在组织资源和力量，广泛凝聚“共富”共识，高标准落实“共富”责任，有力助推“共富”发展，以“头雁示范”带动“群雁齐飞”形成“雁阵效应”著，撬动乡村振兴“大能量”。


（七）“统战+协商议事”：促进乡村治理提质增效


基层协商特别是村级协商的主体是村民，统一战线参与其中必须做到到位不越位、精准补位①。乡村协商治理要从原先的“新乡贤”组织协理转变为专业人才提质导引，发挥不可或可的积极补位作用。舟山市统一战线开展“同心乡见”共建活动，探索合力议事机制，推行“同心合伙人”速解民生小事、“同心联盟”共议民生要事、四方（统战部、有关部门、所在乡村、同心合伙人/同心飞人）会商机制破解发展难题。温州市创新实践基层统战“五微五融”工作法构建基层统战融合新格局：一是创设“微课堂”，强化思想引领有声有色；二是创设“微心愿”，助力“同心圆梦”见行见效；三是创设“微调解”，助


推社会治理有序有力，建立分众统战多元调解机制，探索设立“石榴籽”乡音调解室、侨领调解室、新联法律顾问团、街镇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载体，以统战艺术推动基层治理高效化；四是创设“微协商”，践行基层民主有力有为，强化基层统战议事场景建设，依托民生议事堂、社区协商驿站等平台，健全以“两代表一委员”、统战人士为主体的“四位一体”基层协商议事体系；五是创设“微清单”，推动统战责任落地落细。绍兴市越城区通过推动网络人士入驻“浙里兴村治社”平台、参与社区议事和“云建言直通车”等机制，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的响应精度与治理效能，43条电商物流堵点建议的提出与解决，既是民主协商的实践，也是技术赋能治理的体现。


三、机制跃升：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的格局重构与效能转化


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既是传统命题也是时代课题。推动这项工作从‘物理叠加’向‘化学融合’转变，关键在于实现工作格局的重构与服务效能的转化。因此，从思想政治引领到服务中心大局，再到工作格局机制，都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迭代跃迁。在实践探索中，既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守法规政策底线、注重发挥统一战线传统优势，又要强化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把大统战工作格局机制和责任落实到服务乡村振兴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切实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持续性；既要充分激发统一战线各方面的潜力活力，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施策、统筹协同、高效长效，又要在服务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此，需重点在以下三个维度上持续发力。


（一）着眼“精”“准”“深”“实”提升思想政治引领，促进“同心共富”内化为基层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共同理念


共同富裕需要凝聚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要引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等统战团体以及各阶层、群体的广大统一战线成员与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向同行、行动上同心同行、自律上同心同廉”的基础上，进一步围绕乡村振兴形成“责任上同心共富”的共识和自觉。凝聚思想共识，以“趣味化、场景化、本土化”为路径，通过直观形式呈现统战工作内容与成效，在服务与互动中传递“同心共富”理念，推动统战工作从“知”到“信”、从“认”到“同”，构建起兼具烟火气与向心力的基层治理新场景。台州市委统战部锚定“同心共富”工程，以“统战搭台、市场运作、群众参与”为核心模式，创新打造“新星之夜”同心共富夜市。一方面，通过整合统战力量，为小微商户、


非遗传承人、新农人搭建稳定增收平台，让群体在获得实惠中增强对“同心共富”理念的认同；另一方面，以夜市为思想传播与力量凝聚的纽带，推动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民营企业等围绕共富目标同向发力，在服务群众、助力发展中深化思想引领，实现“共富实践反推统战提质、思想共识支撑共富前行”的双向赋能，为区域共富点亮新征程。嘉兴市推动市县两级“同心家园”全覆盖，集成学习拓展、联谊交友、社会服务等功能区块，成为全市统战团体共有家园，开放“石榴红家园”“同心荟”“侨之家”“新侨驿站”“留学生梦享家”各类阵地，支持各团体形成“一团体一品牌”亮点。


（二）着眼“拓”“新”“特”“优”提升平台载体渠道，促进县域统战工作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百舸争流、百花争妍


统一战线参与乡村振兴大业不仅大有可为而且会同时实现自身迭代升级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有效破解县域统战工作的困惑，推进基层统战工作守正创新，涵养党外代表人士的“蓄水池”，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的“人脉圈”，彰显民生实事服务的“硬担当”。一是在服务乡村振兴中探索乡村青年统战工作。近几年一些地方所谓的“青年统战”实际是指统一战线各领域年轻一代代表人士培育工作，不仅新意不强且词不达意，易与共青团、青联的统战工作形成概念上的交叉叠加。参与乡村振兴使青年统战工作不仅有了新的内涵而且焕发出蓬勃生机。例如，2022年湖州安吉县正式对外发布“招引10万青年大学生”，目前，全县有外来流动人口6.1万人，占常住人口约11%，其中贵州三都籍水族就有3.6万人。安吉县积极探索入乡青年统战工作，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使入乡各族青年呈现出“经济上共同富裕、生活上互嵌互融、文化上美美与共、治理上共治共享”的良好风貌，同时通过社团、社区、网络、活动等载体手段，注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联系点）建设，找准青年统一战线成员创新创业激情与乡村振兴之间的结合点和着力点。舟山市嵊泗县委统战部围绕海岛共富特色之路和建设现代化海洋城市目标，聚焦青年党外人士群体，创新实施“青创共建”计划，通过探索“情感联结+平台支撑+政社联动+利益共享”的系统性举措，激活海岛发展活力，在创新青年统战工作的同时，推动青年创造力与海岛资源深度融合。二是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创新基层民主党派工作。长期以来，民主党派在基层特别是乡村开展活动往往局限于科技医疗文化教育等下乡服务。民主党派组织的资源优势与乡村振兴所需之有效对接，使基层民主党派组织和人士紧紧围绕中心履职尽责并构建起长效机制。舟山市迭代“主委


进小岛”品牌，以海岛需求“布局”，创新“点单+接单”的对接机制，将小岛群众集体愿望和需求浓缩于“点对点”小岛服务清单，明确小岛“产业升级打造、旅游产品深加工、基础教育提升、卫生医疗帮扶”等为服务重点方向，生成“暖心小岛一件事”，主委、党派成员用一次次行动将“暖心小岛一件事”一一兑现。三是在服务乡村振兴中拓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分布在城市，乡村振兴为其施展才华抱负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更为广阔的舞台，也为乡村统战工作注入了活力。衢州市创新构建组织覆盖、产业联动、人才培育“三位一体”模式，广泛凝聚力量助力山区县共同富裕。通过推动山区县新联会与县新企联、商会组织联动，打好“乡情牌”“政策牌”，积极支持和鼓励寓外创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返乡投资兴业，并推荐优秀返乡人才担任新联会骨干，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成功促成一批合作项目落地引资。靶向打造功能型、拓展型、综合型、文创型等实践创新基地，形成短剧创客·同心荟”“主播联盟·同心荟”等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阵地集群，有效延伸统战工作手臂和服务网络。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专业和技术优势，积极整合资源服务山区产业发展，为山区企业提供电商营销、品牌IP策划等技术服务，并在会员企业内建设直播示范基地。高度重视本土人才的培育，通过举办直播技能孵化集训班等形式，免费为山区培训“新农人”，持续开展技能提升活动，有效带动农户增收。四是在服务乡村振兴中提升基层统战团体工作。基层统战团体组织具有分布领域宽、联系面广、扎根民间、服务社会等特点但同时可能存在规范性不强、职责不清、保障不足、自转乏力等短板，参与和服务乡村振兴激活了基层统一战线团体的公转与自转，奏响了统战牵引赋能与团体主动作为的“同心交响曲”。金华永康市坚持展优势、聚合力，针对团体功能碎片化、专业优势未整合等难点，一团体、一标杆打造“同心”品牌矩阵，跨领域统筹团体专业资源，集中力量破难解题。开展“统战团体+镇（街道）”同心共建工作，推动专业资源精准导入乡村，构建“需求张榜—团体揭榜—协同助榜—成效评榜”全链闭环。嘉兴市根据基层统战团体资源禀赋情况，通过“专职+兼职


+志愿者”等形式，导入社会化资源，加强团体秘书处力量配置，探索在镇（街道）多个统战团体建立“联合秘书处”做法，强化团体运营支撑。依托长三角区位优势放大团体影响力，嘉兴嘉善县知联会等五个统战团体分别与上海、江苏15个统战团体结对，嘉兴平湖市联合上海金山区成立全国首个浙沪毗邻农创新联会。


（三）着眼“高”“跨”“协”“效”提升格局机制责任，促进统一战线形成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大联盟


只有强化统战工作责任制、完全大统战工作格局，才能更好释放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切实将统战法宝作用转化为推动共同富裕的“硬实力”。一是强化高位统筹。加强顶层设计、协同牵引，以联动融合有效形成合力激发活力。宁波鄞州区由统战部牵头，组织部、宣传部、发改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共同参与成立“轮值村（社）主任”工作保障小组，发挥各部门政策、资源叠加优势，协同高效推进工作，将“轮值村（社）主任”打造成为综合性、常态化、养成式平台，不断促进强城兴村融合，形成多方共赢局面。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统战各领域代表人士及青年统战干部全面下沉、镇村统战资源充分盘活，也有效弥补了基层统战工作基础薄弱、底数不清、缺乏抓手、方向不明等短板，推进了基层统战工作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二是优化共建共治。在“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共治框架内，发挥统一战线优势矩阵式推进“共富家园”建设，构建群众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共同体。丽水市建立乡镇街道、社区与来源地三方联席会议制度，搭建“线上+线下”共治平台，营造全员参与的互嵌式法治环境，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依托三方联席会议机制，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有效化解邻里矛盾，引导居民从“被动接受服务”转向“主动参与治理”。三是深化双向对接。建立跨区域统战协作机制，助推城市优质资源与县域特色产业对接，特别是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为乡村产业协同发展“生力军”。杭州市和丽水龙泉市两地统战社团以结对联建为纽带，探索“杭州资源+龙泉产业”“杭州创新+龙泉传统”融合模式，为剑瓷产业注入活力，构建起新阶层人士赋能县域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杭州拥有电商运营、人才培训、文化传播等创新资源，龙泉剑瓷非遗产业历史悠久，却面临数字化转型滞后、市场拓展乏力、人才储备不足等瓶颈。两地统战社团紧扣“统战搭台、文化赋能、产业共富”主线，从机制建设、资源对接、人才培育、文旅融合四方面发力，推动新阶层人士深度参与剑瓷产业发展。构建跨域联建机制，以“省级指导、市级联动、企业参与”三级推进机制和“驻点专家+本地专干”“线上


+线下”等模式，形成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工作格局，有效实施“数字赋能”的产业升级行动。四是细化闭环机制。统一战线参与和助力乡村振兴，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虎头蛇尾，必须全过程全方位精细化参与其中服务其中，以干货助农，以绩效服人。台州市建立“部门协同+志愿支撑+闭环处理”的管理体


系，通过部门协同联动、志愿队伍服务和主动协调对接，建立诉求闭环处理机制，织密夜市运营保障网，协同联动闭环护航助农行动。杭州市和丽水龙泉市两地统战社团以人才赋能打造“线上+线下”的闭环培育，既引进杭州新阶层人士中的培训专家、行业导师到山区帮助培训，又联合阿里巴巴构建数字化人才培育系统。


综上所述，“十五五”时期统一战线更好服务乡村振兴，必须转向更高维度、更可持续的平台赋能、路径代入和机制建构。要强化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从组织建构迭代到平台赋能，从直接参与迭代到路径代入，从大包大揽迭代到精准服务。要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发现和培育代表人士，以发挥各类党外代表人士示范作用，破解乡村振兴中人才短缺的根本问题；要把大统战工作格局机制和责任落实到服务乡村振兴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既充分激发统一战线各方面的潜力活力，又在服务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统一战线高质量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践模式研究基于长沙县湘丰村的调研


仇白云


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决定》明确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在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产业兴旺位于首位，这也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关键所在。文中的长沙县湘丰村，正是通过下活产业这盘大棋，支撑起了该村集体经济的“四梁八柱”。该村曾被湖南省委组织部和省农业农村厅列为100个集体经济发展案例之首，并在湖南日报头版“希望的田野——村级集体经济新作为”专栏首篇进行推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一、湘丰村及其集体经济基本情况


（一）概况


湘丰村，位于长沙县金井镇西北部，由3个村1个社区合并而来，是目前长沙县最大的行政建制村之一。村域面积为30.865平方千米，共有71个村民小组2270户7885人。近年来，该村以大力发展四大产业——特色农业、旅游服务业、制造加工业、电力服务业为抓手，推动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稳步增长。先后获得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国家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等荣誉。


（二）集体经济基本情况


10多年前的湘丰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自我保障和服务群众能力低、农村公益事业为零，除了茶叶和生猪，无其他产业，集体经济十分薄弱，2016年村集体经济仅8.5万元。2016年7月，该村成立党总支，坚持“党建+”引领，要求班子成员统一思想，示范带头。20XX年初，湘丰村聘请长沙市规划设计院专家团队，制定10年规划蓝图，详细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定位，村集体经济开始迈入快速发展轨道。


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50万元，增长超过18倍。


二、湘丰村以产业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体做法


（一）培育激活主体，落好产业发展“关键子”


打造“战斗堡垒”。总书记指出，“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带”字凸显了基层党组织这一“火车头”的带动引领作用。该村党总支成立后，坚持“党建+”引领，班子成员统一思想，示范带头。通过走访调研，


制定适合本村特色的管理制度，如规范村级档案管理、村规民约、创新推行“共产党员户”挂牌、干群定期见面会、农村党员联户等工作法，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壮大“龙头企业”。20多年前，湘丰集团为金井镇一家“无品牌、无基地、无人才”的“三无”小茶厂。如今已跃升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该企业曾面临着资金压力、用地需求、技术升级等发展瓶颈，村委会协助该茶厂引进了中科院作为后盾单位，为其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并帮助解决其土地纠纷。这一做法，吸引了三珍虎园、智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入驻，逐步构建起多元产业体系。


注入“人才芯片”。2016年前，湘丰村外出务工人数占全村70%左右，留在村里的大多是儿童、妇女和老人。在村集体的积极争取下，培养、引进了诸多专业人才。如种植大户戴智勇流转近千亩农田，从事稻田生态综合循环种养和生态有机农产品种植加工，目前年销售额达200多万元。同时，他还定期免费培训村民，为该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因该村愈发兴旺的发展势头，不少务工人员选择回乡就业创业，成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主力军。目前，在外打工人员仅占30%。


（二）整合盘活要素，布下产业发展“整体局”


盘活闲置资产，让资产“醒过来”。2016年湘丰村流转出去的农田仅2100多亩（共6000余亩），其他很多农田闲置或半闲置。同年，湘丰村利用农村综合性试点改革的政策契机，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在基层的创新实践，成立了群英土地专业合作社，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此间，合作社扮演的是无偿服务的中间人角色。村集体与湘丰集团、中国科学院等深度合作，开发巨型稻产业基地、猕猴桃果园、茶博园等项目。对村里闲置的村部、房屋等资产进行统一整合，确定权属有效利用。


优化配置资金，让资金“跑起来”。在我国农村，不仅存在缺资金的难题，还存在下拨资金闲置、趴在账上的局面。如何发挥资金集聚效应，增强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是不少村集体面临的共同难题。对此，湘丰村摸索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把财政扶持资金投入到产业项目中的路子。村集体统筹考虑企业发展需求以及市场趋势，投资建设茶博园内及周边的基础设施：湘丰山庄、环线路灯、观光电瓶车等。此外，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大趋势下，村集体敏锐发现研学游、民宿游等旅游新业态的巨大发展潜力，投资完善了湘丰古


茶园、茶园知青民宿，尝试探索以投资入股的方式建设配套设施。


整合优势资源，让资源“动起来”。支村“两委”多方考察学习后，整合村域内的优势资源，构建起“一街带五园”（脱甲茶街、茶园、虎园、田园、果园）观光旅游体系。首先是整合文化资源。湘丰村有种茶采茶的悠久历史，积淀了底蕴深厚的茶文化资源。同时，随着虎园的落户，虎文化又构成了新的特色文化资源。通过改造修建脱甲茶街，不仅把茶园、虎园从地理空间上串联了起来，更是把金井镇域内的茶、花、酒等文化元素汇聚于此，打造出一条业态丰富的时尚茶街。其次是整合生态资源。湘丰村森林覆盖率超过70%，空气中富含茶多酚和负氧离子，土壤环境、气候条件都很优良。依托上述优质条件发展壮大了虎园、茶博园。最后，把巨大的技术资源优势整合到五园中。依托中国科学院亚热带研究所的技术支撑，在田园实现了“禾下乘凉不是梦”。20XX年10月，袁隆平院士来湘丰村考察巨型稻时，提出“这么宝贵的材料，一定要好好研究、改进提高。”通过“巨型稻+青蛙+泥鳅”的立体种养模式，每亩稻田综合产出超出传统种植模式的1.5倍。


（三）创新用活模式，营造产业发展“并进势”


“三方共建”合作模式。总书记强调，要形成企业和农户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农户能干的尽量让农户干，企业干自己擅长的事，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湘丰村在茶博园项目中探索“村集体+企业+农户”三方共建的合作模式。农户把土地流转出去，村集体提供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湘丰集团负责运营生产。对于村集体而言，以“参股不控股、合作不经营”的市场化运营理念，按照发展需求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收取租金，促进集体经济增收和村集体固定资产增值。对于农户来说，既解决了土地撂荒的问题，又可以0风险收取土地流转金，甚至可以赚取工资性收入。对于企业而言，依托湘丰村的土地、资金、劳动力、服务等资源优势以及政策红利，湘丰集团获得巨大发展空间。最后，企业在发展中不断反哺农村。在其他产业项目中，湘丰村不断复制完善三方共建的合作模式，构建起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合作共赢的格局。


2.“三资联动”运转模式。湘丰村对


生态资源的高水平利用，将自然生态资源转化成优势资产。由此实现了资源转化为资产。湘丰村从20XX年11月开始，确定了全村6195亩基本农田集体所有权。目前，通过土地专业合作社共流转农田近5000亩。此外，通过推动品种


培优、品牌培育，提升了农产品价值和竞争力。如智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仅得到湖南省再生稻首席专家的专门技术指导，还有湖南农大专业农学博士常驻于此开展研究。在技术加持下，这里生产出的有机大米远超普通大米的售价，并经常脱销，供不应求。所以，通过土地流转“生金”、技术赋能“增金”，实现了资产运营出资金。最后，村集体把不断积累的村集体收入以及争取到的财政扶持资金，投入各种产业项目中，实现了资金变换成资源。如此一来，形成了“资源转化为资产，资产运营出资金，资金变换成资源”的“三资联动”运转模式（见图1）。


“三产融合”发展模式。首先是做优“一产”来夯实产业根基。依托土地专业合作社有效整合土地、农机具等生产资料，标准化建立了飞跃茶叶基地，受中国科学院亚热带研究所全程品质监控。采用先进技术、引进优质品种，提高茶鲜叶的产量和品质，把茶叶做成村里的拳头农产品。其次是通过培育“二产”来实现产业升级。村集体帮助湘丰集团与省茶叶研究所等单位建立联系，研发出全国首条炒青绿茶全自动生产线，使湘丰集团在行业内率先实现清洁化、自动化、规模化生产。之后，湘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研发了六大茶类加工的全自动生产线，并为国内130多家茶厂设计安装，并出口国外。最后是通过创新“三产”来实现产业裂变。紧扣“山、水、茶”等优势资源，依托一街带五园以及农副产品销售电商平台——“优农库”等载体，探索“农业+种养加销”“农业+科教文旅”发展路径，推动茶产业与观光旅游、研学体验等深度融合，实现茶旅融合式发展。近年来，湘丰村接待游客最高达35万人次，旅游业的“三产”带动村域内餐饮、住宿和农副产品销售收入达3500万元。总之，是“以一产为基础，接二连三”，提升了农业全价值链，形成“三产融合”的发展格局。


三、湘丰村以产业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一）特色产业优而不强，外部依赖性强


湘丰村的龙头产业为茶产业，但是相对于国内激烈的竞争市场而言，仍无突出优势。茶产业为各地农村热门产业，且品种多样甚至已经形成了地域品牌模式，如“安化黑茶”“桑植白茶”“岳阳黄茶”等等，宣传模式与形式也逐年丰富，开展了产博会、茶评选等活动，为本地特色产业有效造势。


（二）增收途径多却单一，风险抵抗性弱


湘丰村的增收途径主要依靠征用土地补偿金，或出租集体所有的土地、资


产等来收取少量租金与居间费，没有更多上升的空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暴涨之后归于平稳。固定收租模式十分依赖企业的发展情况，如企业放弃租用或有战略性调整，将会再一次空置，抗风险能力较弱。


（三）发展模式新但固化，长效动能不足


湘丰村的发展模式走在先行先试的前列，发展模式较为新颖，但也陷入了新一轮固化的陷阱当中。如，所建立的茶产业、茶文旅、茶虎一体研学等，它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龙头企业，其他企业入驻之前会顾虑大企业的品牌影响力而望而却步，造成发展模式依赖性强、有固化风险。


四、关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践模式的几点思考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对集体收入提出硬性目标，严格控制农村集体经营风险和村级债务。”结合最新文件精神与实际，提出如下思考：


（一）以“引”赋能，激发产业内生动能


坚持组织引领。纵观历年的一号文件，横看各村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举措，组织引领总是处在一个重要且必要的位置，它为各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更提供了保障。如湖南省洪江市茶溪村坚持以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全面推行以党建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融合的“一引四治”治理模式，其“茶溪模式”被列为国家级乡村治理、振兴乡村的典型课题。诸多乡村振兴特色村，发展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始终坚持组织引领，为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凝心聚力。


坚持人才引育。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可尝试“内挖外引，留归并举”。内挖外引，指的是对内抓住农民这个主体，从思想层面引导更多的农民聚力乡村振兴；从技能层面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向外用诚意打动能人来村，用政策帮助能人领航，以环境与口碑吸引更多的能人志士驻村发展。留归并举，就是对还没有外出的农村好手，主动上门做工作，让更多的优秀青年留在农村、创在农村、富在农村；对已经外出创业并有一定成绩的村中贤达，更要主动上门，响应省两委提出的“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号召，打好“乡情牌”“亲情牌”。


坚持产业招引。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首先要坚决杜绝“等靠要”的思想，自力更生，把握时机，利用比较优势资源招引产业。如山西的


龙池堡村，就充分利用了该村土地肥沃、水资源充足、环境无污染的先天优势，引进了特色产业种植——糯玉米，先后吸引6家企业入驻，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其次要发挥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以少聚多以小引大。村集体要充分发挥“掌柜”智慧，将各类财政资金、帮扶资金、专项资金攥成拳头，投向资源禀赋优势明显的产业。利用蚯蚓钓鱼——以小引大的思路，最终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引导、农民投入为主体、社会资金投入为补充的格局，全力支持农村产业发展。


（二）以“合”培源，孕育产业活水泉源


多元主体要“合意”。根据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多元主体的好处在于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发挥合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村集体的事，更需要多元主体的通力合作，意愿共鸣。国务院在《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形成以农民为主体、企业带动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乡村产业发展格局。因此，各村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过程中，既不能“富了集体、穷了老乡”，亦不能“分光吃光”，而应该强化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联结、利益共享，走共同富裕的路子。


生产要素要“合力”。“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目前来看，农村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是丰富的，但存在流动性差、综合效益低等问题。因此，如何将要素有效聚集、形成合力并达到“1+1>2”的效果，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生产要素具有系统性，因此，要合理布局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发挥最大效力；生产要素具有非均衡性，因此各村产业要根据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状况来决定要素占比；生产要素还具有可替代性，当土地资源较少时，可以通过调整劳动力结构、高效整合碎片化资源等来提高单产，补齐短板。


产业融合要“合拍”。乡村产业振兴的方向是融合发展。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农业生产为主，二、三产业跟不上“节拍”，更没有从联动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如何融合。三产融合的路径不局限于湘丰村以“特色产业”为核心这一条，如，以“工业应用”为核心的三产融合——新疆伊犁河谷薰衣草，以流通平台为核心的三产融合——湖北武汉良品铺子，都不失为三产融合的成功案例，而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都进行了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建设，将衍生而来的增值收益、就业岗位，最大限度地惠及广大农民。


（三）以“闯”拓路，蹚出产业发展新路


解放思想：视野要开。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经互助合作与人民公社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股份制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多个阶段，每一次重大转变和重要突破，都离不开解放思想。用战略眼光制定发展思路，要吃透“两头”，一头是党中央决策部署，一头是自身的实际情况。


敢闯敢干：胆子要大。既要鼓足闯劲、大胆探索，又要明晰思想解放并非盲目蛮干，必须做到胆大心细、讲求策略方法。积极借鉴新媒体营销模式，依托淘宝、AAA等平台拓源引流，通过线上直播精准推介产品、短视频讲活乡村发展故事，构建“互联网+文案+短视频+直播”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助推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提速发展。


步步为营：步子要稳。案例中的湘丰村，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初步探索中，集体经济收益以固收租金、保底收益为主，四大产业发展起来后，他们向盈余参股等新形式转变。此外，在盘活过程中需做到摸清底数建档立册，防止资产流失，防止生态破坏，坚持底线思维，避免产生新的遗留问题。


五、结语


“要积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共同富裕。”湘丰村的蝶变，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攻坚克难的鲜活案例，是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道路的生动实践。更多的农村借助特色产业发展来丰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践模式，将为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借鉴意义。


延迟退休政策背景下加强税务系统基层干部监督管理的对策建议


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司公务员管理处课题组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是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更好适应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战略抉择。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将深刻影响税务系统干部队伍结构，也对如何加强基层干部监督管理提出新的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延迟退休政策对基层干部监督管理带来的新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为充分发挥延迟退休政策的积极效应、更好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参考。


延迟退休政策对税务系统干部队伍的影响分析


延迟退休政策实施以来，各级税务机关积极推动改革平稳落地。广大税务干部总体上能够正确认识延迟退休政策，较为客观地评估延迟退休对自身带来的影响。


积极影响。2022—2030年是税务干部退休高峰期，年均退休人数达3.03万，是正常规模的1.65倍。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缓和干部群体大规模离职造成的结构性失衡和能力断层影响，拓展税务干部的职业周期和发展空间。一是有效缓解退休高峰带来的阶段性冲击。2025—2030年，税务系统预计退休15.85万名公务员，占公务员总数的26.50%。延迟退休后，同期年均退休人数减少约6700余人，减幅达21.69%，形成明显的“削峰”效应，缓解对税收工作和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冲击。二是有助于工作经验的传承和积累。延迟退休使得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能够继续在岗位上发挥作用，通过导师制等形式，将专业技能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传授给年轻干部，有效缩短新人成长周期，提升团队整体履职效能，确保工作有序衔接、干部队伍梯次更新。三是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公务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全日制）逐年提高，加之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延长，在此背景下，人均工作年限相对缩短，既造成人力资源浪费，也导致“退养比”（退养比=退休公务员数量÷在职公务员总数，编者注）的攀升，对国家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造成较大压力。延迟退休有效减缓了因教育年限延长、工作年限相对缩短带来的人力资源利用不充分的问题，有利于高学历人才更好地施展才华、发挥作用。


消极影响。延迟退休顺应了经济、社会和人口形势变化，是大势所趋，也是发展所需，但政策实施对不同年龄段干部带来一定冲击，“一老一小”群体


表现尤为突出。从思想动态看，延迟退休后，56岁以上在岗干部数量持续增长，预计2031年达到峰值。一些年龄较大的干部受体力精力下降等客观因素影响，主观上容易滋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松懈心态，职业倦怠感影响团队氛围；同时，年龄较大干部在知识储备、技能更新和适应能力等方面存在短板，容易出现工作效能减退等问题。从职业期望看，35—45岁中青年干部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对自身作用发挥和成长进步空间抱有较高期望。但在延迟退休背景下，出于对干部队伍结构改变和政策效应不确定性等的担忧，部分中青年干部群体表现出一定的“职业焦虑”。从晋升和发展空间看，以税务系统为例，据测算，干部平均退休年龄将由2025年的58.82岁逐步提高到2039年的61.23岁，其中，男干部平均退休年龄由60.14岁提高至62.94岁，女干部平均退休年龄由55.52岁提高至58.24岁。与之相应地，职务职级职数腾退和周转速度减缓，年轻干部晋升机会可能会延后，一定程度上影响干部队伍整体活力和创新动力。


延迟退休背景下干部监督管理的新挑战


延迟退休在平抑退休高峰冲击、拓展干部发展空间、缓解“退养比”攀升压力的同时，也因干部在岗时间延长、年长群体规模扩大等，在日常监督、教育培训、激励约束等方面对干部建设带来新要求。


更加关注“双高”干部的管理使用和考核激励。在实际工作中，各单位不同程度存在对年龄较高、职级较高的“双高”干部监督管理不到位问题，既有管理层放松管理要求、职责分工不明确、工作安排不饱满的问题，也有“双高”干部在加强学习、履职尽责方面放松自我要求的问题。随着延迟退休后“双高”干部人数的增加，无论是八小时之内的岗责分工、日常考核和考勤管理，还是八小时之外的因私出国（境）管理、违规经商办企业或从事涉税中介活动的监管工作，均增加了难度。如何完善现有的日常监督管理机制，确保单位和组织的严管无处不在，有效防范“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行政管理风险，保障干部的职业生涯安全，是各级税务机关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更加关注不同年龄段干部的差异化公平化诉求。随着延迟退休后公务员群体在职年龄周期的延长，不同年龄段干部在职务职级晋升、干部任用及考核管理等方面对政策公平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调研显示，在“延迟退休后如何调整相关干部政策”问题上，70．76%的34岁以下干部希望出台积极措施助力年轻干部成长，63.73%的56岁以上干部则主张更加注重用好大龄干部。这既反映出年轻干部对职级晋升的诉求日益强烈，也体现了大龄干部希望在职级晋升中得到


优先考虑。尽管发展期待存在差异，但各年龄段干部在更加关注管理考核公平性、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干部上达成共识：延迟退休后，应更加注重干部使用与考核管理的公平公正，防止“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更加关注基层党组织资源分配和组织生活质效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资源需同时满足大龄党员干部与中青年党员干部学习成长发展需求。面对资源配置紧张问题，若未能正确引导处理，容易积累加剧不同群体和代际之间的矛盾，影响组织凝聚力。目前，传统的组织生活形式在内容适配度、吸引力等方面难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党员干部的需求，容易出现活动参与率低等问题，需要有效提升组织生活的质量，有针对性地开展适应不同年龄段党员干部的组织生活。


加强税务系统基层干部监督管理的对策建议


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对税务系统基层干部监督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各级税务机关要高度重视、精准施策，把宝贵的干部人力资源使用好、激励好、关心好，引导各年龄段干部提升能力、履职尽责、奋发有为。


进一步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随着税务干部退休年龄延迟，对干部的监督周期也相应延长，必须与时俱进建立健全干部监督管理机制，有针对性地优化监督管理工作流程，通过完善内控机制建设、优化数字人事考核等，形成务实管用、精简高效、特色鲜明的税务系统新时期干部监督管理和考评模式。同时，强化监督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锻造敢监督、会管理的综合力量。此外，要注重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督察内审、党建、老干部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形成强大的监督管理合力，有效提升监督管理工作的整体效能。


进一步加强思想引导和教育培训。各级税务机关要引导教育广大干部提高政治站位，更加积极认识和看待延迟退休政策。针对延迟退休后领导职务和职级职数资源更加紧张、不同群体诉求分化等矛盾问题，以及部分地区因条件艰苦或传统习俗导致提前退休意愿较强等客观现实，要进一步加强工作指导和思想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大局，正确理解和支持延迟退休政策。要充分考虑不同年龄群体对政策实施的适应性差异，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培训力度。对于大龄干部，要帮助他们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和提升数字技能，更好适应岗位角色变化；对于年轻干部，要加强综合素质培养和职业发展引导，拓展进步空间、稳定职业预期，推动各年龄段干部主动作为、积极进取。


进一步优化组织设置和班子配备。按照“同步延迟”原则，相应延后干部


在选任、换届等任职条件中的年龄限制，落实“用好各年龄段干部”的政策要求。加强对各年龄段干部情况的摸底排查，在做好干部调研科学测算分析的基础上，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干部，既要发挥大龄干部政治定力强、群众基础深、经验储备足的核心优势，又要做到“老中青”合理搭配，保障经验传承并注入年轻活力，避免老龄化导致的创新不足等问题。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可按照组织程序，在行政主要负责人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同时，选配党性强、威信高、作风实的“双高”干部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或支部委员等职务。基层党组织定期开展谈心谈话，及时掌握青年党员思想动态，针对性化解困惑，推动青年党员实现从“组织融入”到“情感融入”再到“能力跃升”，为干事创业锻造政治坚定、本领过硬的生力军。


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和使用激励。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充分发挥各群体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事关延迟退休的政策成效。要统筹兼顾不同群体的差异化诉求，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实施持续有效的激励和培养机制，推动形成老中青优势互补、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良好局面。一方面，对于大龄干部，应加强日常管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宣传“老有所为”典型事迹，扭转“延退等于占岗”的负面认知，端正工作态度，激发干事热情。其中，对任劳任怨、表现优秀的干部，纳入正常的职务选拔和职级晋升机制；对“庸懒散躺、推拖绕躲”的干部坚决不予考虑；对长期扎根税源管理和纳税服务一线或存在特殊困难的大龄干部，结合其身体状况、个人专长等进行岗位交流或安排适宜工作。另一方面，对于年轻干部，进一步优化发现和培养机制，加大从基层一线选拔年轻干部力度，通过交流轮岗、实践锻炼、项目历练等拓宽视野、积累经验，拓展优秀年轻人才的发展空间。


进一步丰富组织生活和关爱党员。丰富和创新党组织生活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必然要求。面对党员干部结构的新变化，组织生活更要破解传统方式下的困境，切实解决形式化、单一化问题，增强吸引力与实效性。一方面，对于大龄党员干部，侧重发挥其经验优势、促进代际协作，通过“专家智库”“银发人才库”等方式激发其参加组织生活的动力；对于中青年党员干部，引导其带头推动税费征管“强基工程”、巡视整改等重点工作；对于年轻党员干部，通过组织红色学习、党史知识竞赛等多样化的教育手段，提高他们对党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和发展需求，形成党员干部身心健康常态化体检、素质能力提升培训、岗位职


责动态调整机制，有针对性优化调整人力资源配置和选育管用着力点，更好推进实现人岗相适、人事相宜。


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和科学考核。考核不仅是干部管理的重要手段，更是推动党自我革新、永葆生机的重要保障机制。要持续完善基层干部考核机制，树立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一方面，进行差异化考核，针对不同年龄段干部的特点，结合岗位需求，构建分层分类的精准评价体系。在做好日常管理考核的基础上，对于大龄党员干部侧重“奉献指数”评估，重点考核其政策宣讲、“传帮带”中的实效；对于中青年党员干部侧重“担当指数”考核，聚焦急难险重任务中的攻坚表现、推动重点工作成效、团队带教成效等考核认定；对于年轻党员干部突出“实绩贡献”考核，重点考核强化实践创新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另一方面，严格考核评价管理，建立科学完善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督促党员干部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对履职尽责不到位的党员干部，该批评的严肃批评，该处理的坚决处理，切实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促使其重视党员身份、履行党员职责、维护党员形象。同时，要注意纪律红线管理，严控网络言行与组织生活规范，对违规行为“零容忍”。基层党组织要将考核结果与党员干部的培养使用、奖励惩戒、问责追责等挂钩，推动争先创优导向更加鲜明。


游出经济新活力：2026年春节旅游市场调查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课题组


（2026年4月1日）


旅游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和社会发展的温度计，节假日更是观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旅游强国建设的最佳窗口期。从过去人们习惯的假期返乡“过年旅游”，到近年来兴起的接父母进城“反向过年”，再到越来越多的家庭合家出行“旅游过年”，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春节假期的普遍选择。2026年首次实行为期9天的超长春节休假，城乡居民出游情况如何，旅游市场出现哪些新变化新特征，旅游行业面临哪些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加快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春节假期，我们奔赴天南海北，走进城市乡村，进行调研走访。


热力十足，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


调查显示，2026年春节假日9天，全国国内出游5.9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8034.83亿元；农村居民出游率超过20%，出游人数占春节假日国内游客出游人次的15.8%；共接待入境游客428.1万人次，其中入境外国游客89.8万人次；出境游客483.2万人次，主要旅游市场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春节游更成为城乡居民文化体验和情绪价值的重要载体。


游客走得更远，消费更活跃，体验度更好。9天假期，国内游客平均出游半径231.39公里，游客目的地平均游憩半径21.83公里，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调研发现，今年春节假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小城市和县域中心城镇热度明显上升，分别有60.2%、31.9%和18.8%的受访游客选择中小城市、县城和乡村旅游。安徽临泉、湖南汉寿、广西灵山等地，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旅游产品显著增加，带动当地酒店预订量翻倍增长。在四川阆中古城，舞草龙、说春、贴年红，传统年俗轮番上演，待到夜幕降临，灯光勾勒出古城飞檐斗拱的轮廓，身着汉服的年轻人提着花灯结伴巡游，点点灯火在青石板街上蜿蜒流淌，整条街仿佛一条流动的星河。另一个特征是游客在目的地游憩活跃度明显上升，人们不仅满足于“去过”、“看过”，而且寻求“参与”、“沉浸”。广东潮汕，游客跟着英歌舞的队伍扎进古巷，鼓点一响，便不再是看客，而是舞者、鼓者、巡游队伍中的一员；贵州黔东南，村晚的舞台成为游客的秀场，一起登台亮嗓、


走村串寨；天津盘山，游客跟着“五路神仙”巡山接福，投壶、飞花令间，同享国泰民安的升平气象。


“文化+”、“科技+”丰富了旅游产品体系。调查显示，具有年味儿、烟火气和科技感的场景更具吸引力。传统节庆活动最受游客欢迎，有高达63.9%的受访者愿意专程奔赴；赶一场热热闹闹的乡村大集，钻进街头巷尾寻一味地道的年味小吃，分别受28.5%和28.2%的游客青睐，表明文化已经成为增进游客幸福感的核心要素。旅游景区、度假区、历史文化街区、休闲商圈等“三区一圈”，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科技馆、文化站等“四馆一站”，还有超级工程、大科学装置，都是颇具人气的文化体验新空间和旅游消费新场景。春节期间上线的“元宇宙春节庙会”，让身在异地的家人朋友突破地理空间限制，线上共享团圆宴。AR技术让博物馆中的年画人物“活起来”，面对面给大家送祝福。这个假期，各地不少景区和街区都落地了机器人便利店，科技感十足的机器人在货架上自主完成商品识别、抓取和递付，成为社交平台的现象级传播热点，正在催生虚实共生、全民共创的旅游新生态。调研发现，在强劲需求驱动下，更多资金正涌向旅游业，且明确指向新空间和新场景的打造，由此不仅增强了行业活力，也推动了产业能级跃升。2025年，海南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8%，完成投资426亿元；甘肃文旅重点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7.89%，完成投资219.2亿元。


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赋能全新业态。调研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大院和公共设施主动向游客敞开，厦门、苏州、衡阳等地开放机关大院停车场、免费道路泊位；湖南永州、甘肃敦煌和四川梓潼等地开放机关食堂、提供便民餐；贵州平塘、南京夫子庙打造“天地人”立体巡防，无人机巡航、无人车播报、民警定点守护。从“关起门办公”到“拆掉围墙迎客”，反映了政府管理部门从被动管理向主动服务的深刻转变，而当游客发现连政府大院都能走进去歇脚问路，办公楼也能成为打卡点，体验到的便不只是安心与便利，更是一座城市的诚意与温度。这个假期，高速公路提供节假日免费通行、卫星导航和安全救援服务的同时，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旅游风景道和公路旅游新场景。沪宁高速苏州阳澄湖、沪蓉高速常州芳茂山等高速公路服务区引入新设计和新业态，成为自驾旅游者的网红打卡地。调查显示，今年春节假期的全国游客满意度达81.9分，比2025年提高了2.7分。其中，60岁以上的游客满意度最高，农村游客满意度比城镇游客更高，表明面向老年人和农村居民的旅游服务提升效果显著，


政府的每一分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


春节成为全球性文化盛事与旅游消费热点。调查显示，春节期间共有179个国家的游客来华旅游，目的地既有北上广深成渝等大都市，也有桂林、大同、西双版纳、三亚、黄山、张家界等著名旅游城市，还有济宁、安庆、阿勒泰等相对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在浙江安吉余村，国内外游客融入田园，与村民共采果蔬、品民俗，邂逅一场充满青春创意的龙灯巡游，融入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村庄。今年春节，余村将传统年节活动与“全球合伙人计划”深度结合，向世界青年发出诚挚邀请。多国青年走进乡村，他们体验的不仅是中国年的浓郁氛围，更是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开放、活力、包容的真实中国。与此同时，从迪拜哈利法塔的灯光秀，到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舞龙巡游，再到纽约帝国大厦的除夕红，世界地标纷纷换上中国春节限定“皮肤”。在巴西圣保罗，连续举办了21届的欢乐春节游园会吸引了上万民众，在书法、针灸、中国舞的互动中，从“看客”变身“参与者”。当中国年的文化热潮涌向全球，越来越多外国朋友在浓浓的年味里，真正“成为中国人”。


转型之变，旅游业面临新挑战


今年热气腾腾的春节旅游市场，不只是人流与消费的简单叠加，更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脉动和蓬勃生机。我们一路上看到，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供给丰富，旅游市场繁荣有序。从甘肃河西走廊到海南三亚的便捷交通网络，让跨越数千公里的春节“避寒游”变得触手可及；北京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和隆福寺“马不停蹄，隆福潮集”新春市集，让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年俗和庙会烟火气悄然融入现代生活。自然与人文之美，从眼前风景内化为心灵共鸣，旅行的意义或许就蕴藏在这份跨越山河、连接古今的深层体验之中。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当人们消费观念跃迁持续催生新需求，基础设施完善不断拓展新可能，文化自觉自信日益注入新内涵，一场旅游业从规模式扩张到内涵式发展的深刻转型已然开启。但不少地方仍对这场转型认识不够、准备不足，旅游发展还未跳出门票与流量的路径依赖，文化常被窄化为可移植、可复制的元素堆砌。这种“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的浅表结合，导致传统发展痛点久拖不决，新兴挑战又接踵而至，成为制约旅游业向内涵式发展转型的深层梗阻。


旅行社、旅游景区、酒店等传统业态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调研发现，


市场对个性化、品质化、深度体验的需求正加速升级，而许多传统供给仍囿于资源依赖、产品同质、服务标准化的旧有模式，供需存在脱节。比如，产品模式滞后，传统跟团游仍普遍采用“多景点串联、短时停留”的打卡式设计，“我想慢品”与“催你快走”的矛盾，直接影响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比如，内容创新不足，不少旅游项目重硬件、轻内容，特色小镇“千镇一面”，有游客吐槽“所有景区都在打铁花，每个古镇都在卖臭豆腐”。比如，运营能力薄弱，许多景区仍停留在门票经济思维，二次消费场景培育不足，甚至出现为提升收入过度延长内部交通、捆绑消费等短视行为，损害游客体验。比如，业态分化加剧，我们在对酒店市场调研时发现，一边是标准化连锁酒店套餐销售平淡，另一边则是深度融合地方文化、设计独特的精品民宿“一房难求”。这些反映出包括旅行社、旅游景区、酒店等在内的传统业态对亲子家庭、银发群体、宠物友好、文化主题等细分市场和差异化需求响应迟缓，对游客从物质满足向精神提升的深层转变认识不足，产品服务缺乏内涵，景区景点缺少灵魂，游客“来了看了，走了忘了”，难以产生深度共鸣和情感连接。


旅游市场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春节假期，客流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头重脚轻”：海南等热门城市的机票价格因客流井喷而大幅上涨，而监测的337个城市中有14.8%的城市游客量同比减少，其中近八成位于北方地区。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城市客流总和，几乎相当于排名靠后的100个城市的客流总和；在入境游方面，排名前10的城市外国游客接待量，甚至是后100个城市总和的10倍。这种“冷热不均”在同一区域内也清晰可见。例如，西安大唐不夜城春节假期接待游客超43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人潮如织；而另一个与之同处关中平原的景区，虽拥有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和传承数百年的社火非遗，日均游客却不足千人。一边是“挤不进去”，一边是“无人问津”。这背后是旅游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热门地区凭借完善的交通、成熟的品牌、充沛的资本与专业的运营，持续吸引客流与投资，形成显著的虹吸效应；而众多拥有独特民俗、珍贵非遗与优质生态的地区，则因基础设施薄弱、运营能力欠缺、数字化水平有限，仍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境地，难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数智时代旅游业面临的治理难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调研发现，传统管理能力与新技术潜力之间存在明显落差。节日期间，不少传统热门景区依旧上演“人山人海”剧目。比如有的山岳型景区，游客凌晨排队、等待10余小时仍难


登顶，下山客流同样拥堵，最终演化成集中退票与现场矛盾。表面看是客流超载，实则反映了管理理念与治理手段的滞后。数智时代，旅游业为何还在“挤”？许多地方仍停留在“重引流、轻服务、靠经验、拼人力”的传统运营模式，对游客体验与系统调控重视不足，即使引入智慧化系统，也往往停留在“有屏无脑、有数无智”的表层应用。部分景区建起大数据可视化平台，但数据好看不好用，能呈现趋势却难以支撑决策，数智治理被困在“大屏展示”之中。协同机制的缺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游客向我们反映，跨区域、跨平台预订时，常面临重复认证、系统切换的困扰，“服务割裂感明显”。景区与交通、公安、应急、气象等部门的联动不够，信息无法共享、资源难以统筹，导致本可提前干预的客流高峰，最终只能被动响应、现场“救火”。更深层次的矛盾则在于，不少地方仍然延续粗放管理的惯性思维，没有把做好人的服务贯穿于旅游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全过程，没有从关注“来了多少人”转向追求“体验有多好”，更做不到游客所期待的每一处设施都传递温度，每一次相遇都留下回响。


乘势而上，开启旅游强国建设新篇章


旅游的本质，不是地理的跨越，而是精神的抵达、意义的找寻。人们踏上旅途，在大好河山中涵养家国情怀，在赓续传统中触摸文明根脉，在开阔视野中增长见识智慧，在情感共鸣中丰盈精神世界，这才是旅游最深层的价值所在。新时代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明确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旅游强国之“强”，不仅在于拥有世界一流的设施体系、智慧高效的服务网络，更在于文化浸润与精神塑造。让游客在旅途中感受山川之美、体悟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使旅游成为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精神的重要载体，这才是旅游强国的终极追求。因此，建设旅游强国，必须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展开，系统释放资源、设施、市场和治理的综合效能，着力推动设施服务与文化内涵协同升级，将我国独特的自然禀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优势和真实可感的文化吸引力，走出一条以高质量发展为底色、以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目标的旅游发展之路。


发展普惠旅游，关照重点群体旅游权益。旅游业是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公共资源为全民共有，是弘扬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发挥旅游养心志育情操作用的重要载体，具有公共物品属性。随着旅游消费需求日益分众


化，“一老一小”及特定群体成为重要增量，亟待构建全龄友好、代际共融的旅游产品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引导降低相关景区门票价格和建设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文旅产业从门票经济向以综合消费为核心的全产业链转型。支持景区、度假区、街区和文化场所进行适老化改造，解决老年人乘坐飞机、跟团出游的年龄限制问题，保障老年人群无忧出行。鼓励开展青少年研学旅游活动，建设一批高质量的研学旅游营地、基地、线路和课程。引导各地在农闲时节和旅游淡季将优惠减免政策向农民等群体倾斜。


提高法治化水平，提升旅游业数智治理效能。针对不合理低价游向线上平台扩散和向乡村地区下沉等新动向，以及伴随新技术扩大应用、跨界供应链变化等产生的新问题，要加快推动《旅游景区和度假区管理条例》制定工作，整合、细化对各类旅游景区和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的管理要求，加快完善自助旅游者利益保障、旅游投资、旅游经营者权责等条款，切实保障旅游者权益。鼓励借助人工智能、语义分析等技术，对互联网平台旅游产品和直播进行跨平台监测，智能识别低价团、购物团，并向相关辖区管理部门定向预警。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构建一体化感知网络、优化“千人千面”推送能力、完善数据治理体系，将数字治理能力深度融入旅游业；利用多层网格划分、客流大数据监测等技术，在旅游旺季时段对重点旅游景区和场所开展客流预测、分类预警、峰值客流疏导、应急指挥，推动文旅生态从“流量吸引”向“体验留客”系统升级。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文化赋能旅游，文旅深度融合，能够激活乡村、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蕴藏的独特资源，催生文化遗产、研学、演艺、文创、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新场景，旅游产业的内涵价值与附加值得到提升的同时，游客也得以获得情感共鸣与精神满足。要借鉴西安、苏州等地做法经验，依托自身文化禀赋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产品，游客不仅能参观兵马俑，更能通过夜游、演艺、考古研学等多元形式“触摸”盛唐气象；不仅能游园林，更能在“园林实景版”昆曲演出、非遗缂丝手作、苏式生活美学民宿等业态中“细品”江南文化。要牢固树立全域旅游理念，旅游是一个综合业态，不仅要看景区内有多精致，还要看整个区域环境有多好，游客参与互动程度有多深。从机场、高铁站的咨询服务，到沿途的风景道建设，再到乡村民宿的卫生标准，整个区域都是风景的延伸。要推动文旅空间从封闭的景点向开放的复合空间转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将历史街区、工业遗产改造为


融合文创商店、设计酒店、实验剧场、主题餐饮、联合办公的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实现“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生活有温度”等新体验。要顺应年轻群体消费新趋势，围绕“为了一道美食奔赴一座城”、“为了一个演唱会打卡一座城”等新需求，积极培育音乐节、艺术季、国潮集市等“旅游+”新内容，持续完善商业接待环境，着力打造有风景、有故事、有生活、有艺术的旅游目的地。


推进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引导出境游“反向引流”。旅游向世界展示的不只是山水和文化，更是一个真实、立体、发展的当代中国。近两年虽免签政策频出，但“入住难、预约繁”等软性壁垒仍是境外游客访华的现实阻碍，导致政策红利难以转化为实际客流。要构建与国际接轨、主客共享的便利化生活圈，让入境游不仅方便，而且从走马观花升级为深度体验。引导深圳华强北智能设备、义乌创意潮品、海南免税好物等成为热门消费清单，实现从单一购物向全链条消费转化。依托国家公园、国家文化公园以及超级工程，培育展现当代中国科技实力与生态理念的精品线路，用旅游这一柔性载体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故事。另外，当前出境游市场规模庞大，但尚未有效转化为入境游的“反向引流”渠道，境内外旅游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与服务脱节。要用好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代理平台力量，在组织出境游的同时嵌入入境游推广，让出境游带回对“中国游”与“中国购”的真实向往。旅游强国的世界吸引力，最终体现在为全球游客提供的不仅是一场风景的邂逅、一次文化的触摸，更是一种可信、可亲、可共鸣的价值体验，里面凝结着发展的智慧、文化的自信，也折射出当代中国面向未来的从容与拥抱世界的胸襟。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调查报告以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生为例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丘小玲


社会责任感是指人们对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他人、对社会所应承担的相应职责，履行各种义务和使命担当的一种强烈的自律意识和人格品质[1]。社会责任感的形成，是个体认知觉醒和对他人对社会有深度价值认同的过程。这种责任意识不仅仅是对法律规定的遵守，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和自律精神。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其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关乎社会和谐和国家发展。因此，有必要开展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调查研究，探索提升路径，培养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实证研究方式，对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本科1-4年级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316份，同时对50名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完善调查数据。本次调查涉及范围较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大学生群体较为真实的社会责任感现状。


二、调查数据分析


调查问卷共设置了19个问题，主要涵盖四个层面（下表用目标层指代），分别是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认知、大学生的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因素、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升路径，设置的问题覆盖面广、类型多样，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认知


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比例为92.72%，相比之下，觉得自己社会责任感比较淡薄的比例较低，仅为4.43%；不清楚自己是否有社会责任感的占比为2.85%。这表明大学生普遍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有积极认知。然而，仅66.46%的受访大学生认为绝大多数大学生具备社会责任感，而说不清楚的比例达7.28%，说明大学生可能存在责任认知不明确、行动不积极、不公开表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等问题。


大学生认为社会责任涵盖个人价值取向、社会发展等多个层面。其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比例最高，占比为98.73%；超八成的学生认为应遵守社会规范、推动社会进步。说明大学生对社会责任的认同感较强，普遍认可将个人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二）大学生的社会责任行为表现


关于是否有为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美好作贡献的愿望，69.62%的人表示非常强烈，22.78%的人表示比较强烈。更值得关注的是，“丝毫没有这个想法”的学生占比为0%，这表明绝大多数学生有强烈的奉献精神和改变社会的愿望。意愿是大学生的内在驱动力，而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是外在的行为表现。据调查，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学生占比高达98.1%，仅有1.9%的大学生表示没有意愿。可见，绝大多数学生对参与志愿者活动或做义工持积极态度，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而81.65%的学生认为参加社会活动的渠道来源于学校，其次是社区占比为9.81%，网络占比为4.43%，其他渠道占比4.11%。可见，学校是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渠道，是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的主阵地。


此外，网络舆论环境对大学生的责任教育也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身边或媒体报道的一些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或事，88.92%的人表示备受感动，并且希望自己也为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说明正面榜样对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有很大促进作用。而对于网上混淆视听、扰乱舆论的文章采访，超七成的学生都能做出合理反应，但也存在部分学生采取极端方式进行攻击与谩骂，甚至听信不当言论，出现以谣传谣的现象。


（三）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个人性格特点和价值观、社会环境和网络舆论氛围、志愿活动和社区服务，每个因素占比都超七成。其中个人性格特点和价值观占比最高，达到93.35%，这说明个体内在因素的重要性。另外，87.97%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是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失的主要原因，远高于其他因素。综合研究数据，个人素质的塑造不能仅依赖学校教育，社会的支持也尤为重要。


（四）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升路径


在调查中，94.94%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是重要的，只有极少数（5.07%）认为一般、不重要或无所谓。这表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受访者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同。关于如何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被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培养社会责任意识的有效机制，占比高达91.14%；其次是建议学校开展实践活动，占比为88.61%。而被问及希望学校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提升社会责任感，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93.99%），开展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和社会实践项目（90.51%），提供


更多的学习和交流机会


（89.24%），加强心理健康教育（87.34%），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80.7%）等。综合研究数据，需要从多重维度出发，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构建协同育人机制。


三、调查结论与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绝大多数学生对社会责任感有深刻的理解和积极的认同，并且将个人行为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把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作为价值取向。然而，仍有部分学生由于认知偏差、社会环境、学校教育局限性等因素影响，导致社会责任意识薄弱以及行为失范。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需要构建一个以“高校为主体、家庭为基础、社会为平台、政府为引导、学生自我教育为核心”的协同联动机制。


（一）深化价值认知，在行动中内化


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不仅要抓理论，还要重实践。将理论落实到学生日常行为中，避免教育流于形式。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或者社会热点问题，如：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孰轻孰重？我的专业如何服务于社会？组织学生辩论和研讨，在思想碰撞中理解责任的价值与意义，促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引导学生从解题者转变为探究者。


同时，构建学生自我教育的实践闭环，将责任认知内化为责任情感。学校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志愿服务或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并且完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不以服务时长或学分为唯一评价标准，设立“社会责任奖学金”，注重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成长与反思，以此激发大学生主人翁意识，将大学生从责任的“客体”转化为责任的“主体”，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


（二）建立共同体，营造文化场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升，需要有效协调不同主体，避免各自为战。家庭教育是学生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石，学校需主动链接，形成教育合力，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将责任教育融入到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让家长关注点从“分数”扩展到“成长”。同时，学校要主动“走出去”，与社会相关机构建立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如加强校政企合作，政府发挥统筹与保障的作用，企业提供实习实训基地，邀请企业家进校宣讲，为学生提供鲜活的榜样事迹。


舆论环境与身边榜样共同构成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外部与内部驱动力，对


价值塑造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媒体报道不应只聚焦报道成功的典型，更应讲述人物背后的故事细节与挣扎成长的过程。学校要充分利用易班、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弘扬正能量，形成正面舆论声势。朋辈榜样引领能够创造出一个“以上带下，互促互进”的良好氛围[2]，充分发挥朋辈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组织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分享心得与体会，用同龄人的语言讲述故事，通过情感共鸣增强故事代入感和感染力，将责任精神传递。


四、结语


本次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社会责任意识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积极趋势，但仍存在亟待改善的领域。调查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等因素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有显著影响。为了有效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构建一个以“高校为主体、家庭为基础、社会为平台、政府为引导、学生自我教育为核心”的协同联动机制，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培养出更多具备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大学生，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实践探索与治理路径


龚锋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逐渐成为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通过融资平台等多种渠道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具有隐蔽性强、处置难度大、风险易传导等特征，如果化解不当，可能会引发区域性财政危机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尽管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处置和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并不断强化监管，一些地区仍面临债务负担沉重、偿债压力突出、融资结构扭曲等现实困境。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在我国财政制度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渐产生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在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受到法规严格约束的情况下，各地通过设立融资平台、注入土地和其他资产，由融资平台等为地方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进行融资，并以财政资金作为偿还担保，从而绕开了预算监管约束，形成了事实上的地方政府性债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落实扩大内需和稳增长的要求，中央政府对合规融资平台予以一定的支持，但在平台公司数量增加和融资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性债务显著攀升。此后，中央政府通过债务审计、修订《预算法》、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等措施，确立“开前门、堵后门”的地方债务管理制度框架，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进行融资，通过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实行债务限额管理并剥离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功能等。然而，在此期间，部分地区仍通过各种变相方式继续违规举借债务，形成游离于预算监管和法定债务限额之外，但实际以财政资金偿还或提供信用背书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1］。自20XX年以来，中央政府将“化存量、遏增量”确立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主线，在持续强化监管约束的同时，推动各地探索多元化解路径。


当前，中央政府依然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强调，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指出，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有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逻辑与制度根源，评估


其规模与潜在风险，分析不同地区化债实践与成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长期治理思路与具体路径，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原因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与扩张，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是需求侧与供给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政策驱动与体制机制交织的产物，更与经济增长模式与地方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具体总结如下：


（一）城镇化驱动的基建需求扩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向城镇地区流动，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逐年上升。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地区工作和生活，导致城市居民对供水、供电、供气、地铁、道路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迅速扩张。需求扩张拉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1978年的11.99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2.03万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7.97%。从投资资金来源来看，2001-2023年间，平均而言，中央财政拨款占比仅为1.79%，地方财政拨款占比为26.55%，而国内贷款、债券、地方自筹资金、其他资金合计占比达到70．51%［2］。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通过债务融资和自筹等方式筹措。因此，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不断扩大，由此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日益增长的融资压力［3］。


（二）稳增长目标下的逆周期调控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显著增加，也与我国应对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重大金融危机所采取的逆周期调控政策密切相关。1997年，通过扩大国债发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城镇化建设等方式，稳定经济增长；2008年，我国出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涵盖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成为当时全球应对危机最有力的经济体之一。地方政府作为执行上述宏观调控政策的关键主体，承担了巨额的配套投资责任。由于财政能力有限，地方政府不得不大量依赖城市投融资平台进行债务融资，从而推动了地方隐性债务的快速积累。此外，地方政府参与信贷扩张过程，通过担保、贴息、回购承诺等方式增强融资平台的信用能力，进一步放大了债务杠杆。逆周期调控下的地方融资行为，虽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但也客观上导致了地方债务的不断攀升。


（三）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长期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将推动本地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由于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产业园区等重点领域，政府主导的投资不仅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还能迅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实现财政增收。因此，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动机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直接或引导私人投资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然而，由于地方政府缺乏合规、有效的融资渠道，不得不以土地财政为基础，通过设立地方融资平台为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项目筹集资金，逐步形成了经营城市的投融资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其具体运作方式如下：地方政府首先设立城市投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将土地等资产注入平台，并对其贷款、发债等融资行为提供隐性担保或承诺。融资平台获得资金后，一方面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有助于吸引外部企业投资，也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融资平台还参与土地一级市场开发，出资完成土地征迁、“七通一平”业务等。在土地开发环节，地方政府将部分开发后的土地作为储备用地重新注入融资平台，增强其融资能力；另一部分作为工业用地，以协议出让方式低价供给企业，以低廉地价吸引产业投资；剩余部分则作为商业用地，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从而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随后将部分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偿还征地成本、弥补融资平台亏损，以此维持经营城市模式的持续运转。在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和经营城市的融资方式获得大量资金，从事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和建设，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断膨胀。特别是，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来偿还融资平台债务，形成了“借新还旧”的滚动机制。


（四）多元目标下的政府治理模式


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人口形势变化、经济结构转型、中美战略博弈等结构性、周期性和外部性因素叠加的挑战，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也日趋多元化，不仅关注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更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改善、风险防控等综合目标。这种多元目标导向的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在多个领域投入大量财政资源以实现多样化的目标，其支出范围不断扩大，支出刚性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由此不断加重，财政可持续性面临新的挑战。由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放缓，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扩张时难以完全依赖常规预算渠道。与此同时，显性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受到严格管控，难以满足日


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因此，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依赖城市投融资平台进行融资，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攀升。


（五）收支倒挂型的财政分权体制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提高“两个比重”、增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国家财政的再分配功能为目的。通过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实现了对主要税种的集中征收和统一调配，显著增强了中央财政的财力集中度和宏观调控能力，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这一改革也带来了“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问题。在财权向中央和省级政府集中的同时，大量公共事务的支出责任却持续下放至市、县两级政府，形成了“收支倒挂型”财政分权格局。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刚性支出责任，但相应的财政收入来源却十分有限，导致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紧张状态


［4］。自1985年实行“财政大包干”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就已超过中央，并在分税制改革后进一步上升。从2012年起，这一比重稳定在85%左右，而中央财政仅承担不足15%的支出责任。在财政自给能力不足、支出刚性持续增强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投融资平台进行大规模举债，以维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逐步积累，成为地方政府债务持续攀升的重要制度性原因。


三、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及主要化债实践


（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式复杂多样且具有隐蔽性，导致难以测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具体规模。迄今为止，对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评估，存在多个不同的口径。第一，官方口径。


2024年财政部发布的信息显示，2023年末，经过逐个项目甄别、逐级审核上报，全国隐性债务余额为14.3万亿元，全国纳入政府债务信息平台的隐性债务余额比20XX年摸底数减少了50%。据此判断，2018和2023年官方统计的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分别为28.6万亿元和14.3万亿元。2025年财政部发布的信息进一步显示，2024年末，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为10.5万亿元。由于隐性债务形式复杂导致的统计困难，官方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口径。IMF发布的中国2022年第四条磋商报告和中国2024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的数据显示，20XX年中国地方政府“宽口径”和“窄口径”隐性债务


的规模［5］分别为40.62万亿元和18.46万亿元，到2024年则分别达到了83.99万亿元和38.85万亿元。考虑到随着中国政府对隐性债务监管的强化和越来越多融资平台的退出，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和政府建设基金或产业基金的债务不全属于政府隐性债务。因此，IMF口径的隐性债务数据存在一定的高估。第三，中诚信口径。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基于三个口径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测算［6］，20XX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为36.5万亿元~43.9万亿元，20XX年为46.99万亿元~51.61万亿元，2022年为52万亿元~58万亿元，2023年为51万亿元


~55万亿元。


根据财政部的信息，截至2024年末，全国政府债务余额92.6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68.7%。其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10.5万亿元。按照官方口径，总体债务负担相对合理，风险可控。但是如果隐性债务为IMF宽口径和窄口径的规模，则政府负债率分别达到123.22%和89.73%；如果按照中诚信2023年测算的55万亿元，则政府负债率为101.71%。综上所述，虽然当前宽口径的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但如果隐性债务进一步累积，则有可能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隐患。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坚持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和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为核心，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隐性债务化解的主要实践与评价


自20XX年以来，为化解地方存量隐性债务，中央政府推进了三轮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则在财政部出台的《地方全口径债务清查统计填报说明》提出六种隐性债务化解方案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区域特色的化债实践。


1.中央对地方隐性债务的置换


第一轮债务置换以20XX年开展的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试点为主要载体，通过用偿还期限更长和融资成本更低的显性债务替换隐性债务，降低后者的偿付压力，缓释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本轮化债共计发行置换债1529.24亿元。第二轮债务置换从20XX年12月至2022年6月，主要化债工具为特殊再融资债券。地方共计发行1.13万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券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其中，20XX年12月至2021年9月，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试点扩容，试点地区累计发行6278亿特殊再融资债券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实施“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试点地区北京、上海、广东（含深圳）共计发行约5042亿特殊再


融资债券进行债务置换。第三轮债务置换始于2023年10月。为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各地区共计发行1.7万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部分地区还将新增专项债额度用于偿还隐性债务。2024年11月，财政部公布“6＋4＋2”万亿元化债政策，具体包括：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一次报批，分3年实施；允许地方政府2024-2028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2029年及以后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通过实施新的隐债置换政策，预期到2028年前可以将官方口径的隐性债务总额从14.3万亿元降至2.3万亿元［7］。


2.对中央置换政策的评价


中央化债政策的核心是通过适度扩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地方发行显性债券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提供政策空间。这一政策安排既不会增加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同时它改变的是地方显性和隐性债务的结构，也不会实质性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延续了“谁的孩子谁抱”的财政责任原则，因此能够防范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的道德风险。由于融资平台产生的隐性债务普遍具有期限短和利率高的特点，通过发行利率更低、期限更长的显性政府债券置换隐性债务，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压力，缓释地方政府的短期流动性风险［8］；而且，隐性债务被置换为显性地方政府债券后，经由预算公开程序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计机关和社会的监督，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度、可控性和规范性。因此，债务置换能够切实缓释地方债务风险。但是，债务置换并没有改变地方依赖债务驱动的投资模式，也没有直接创造新的收入来源或增加地方政府的自主财力，难以系统性解决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和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3.地方特色化债实践


各地区基于财政部提出的六种隐债化解方案，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区域特色化债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安排财政资金偿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政府可通过安排年度预算资金和超收收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形式，直接偿还经甄别和确认的隐性债务。采用这一方式化债的主要是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市采用统筹预算资金偿还、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偿还等措施化解债务风险；上海市2021年通过预算调整从增收收入中安排100亿元用于债务化解。


二是转为经营性债务。这一化债方式将拥有稳定收益流或现金流项目的政府隐性债务，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剥离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责任［9］。


例如，20XX年山西省交通运输厅组建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包括62条政府还贷高速公路在内的政府资产注入山西交控集团，同时将涉及的隐性债务也转为企业经营性债务，确定由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山西省国资委、山西交控集团三方作为处置主体的债务风险化解方案。


三是出让相关股权。地方国有企业向国资委或融资平台出让资产或转让部分股权，通过分红、质押、减持等方式变现，用于偿付融资平台的债务。例如，20XX年12月，茅台集团将4%的股权无偿划转给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后者在20XX年度两次减持，按减持期间最低股价计算，减持金额超过650亿元。20XX年12月茅台集团以同样的方式再次划转4%的股权。此外，20XX年茅台集团以接近国债利率的成本发行150亿元公司债，用于收购贵州省国资委持有的贵州高速14.7%股权，帮助政府以低成本融资，增强平台的债务承压能力。


四是项目收益偿还。融资平台公司等国有企业利用自身经营项目产生的收益作为偿还隐性债务的资金来源。地方政府整合辖区内经营性项目资源，将拥有充足现金流的存量资产，通过盘活、特许经营等方式，让地方国企或平台公司获得产权或经营收益权，通过将公益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打包，在自求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净收益，用于化解存量债务。例如，20XX年12月，镇江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江苏索普集团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镇江城建集团，使后者间接持有江苏索普54.81%的股权，此后，镇江城建通过收购索普集团新增化工产品业务，通过经营性项目获得稳定的现金流，用于化解其在传统城建类业务上形成的债务。


五是借新还旧与展期。融资平台等国有企业通过与金融机构协商，将短期和高息的隐性债务，置换或展期为长期和低息的债务，减轻平台的债务偿付压力。例如，2022年12月，遵义道桥集团将155.94亿元的银行贷款进行重组。重组后银行贷款期限调整为20年，年利率调整为3%至4.5%，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后10年分期还本。由此，其每年可以节省利息费用4亿元，融资成本显著降低，短期偿债压力得到缓释。


六是破产重整或清算。对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平台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和清算。迄今尚未出现平台公司在未偿还债务之前破产清算的情况。


除了上述化债方式外，地方政府在实践中还实施了其他合规的特色化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1）建立短期化债基金。目前已实施过的有化债资金池、信用保障基金、债务平滑基金和债券投资基金等模式，这些基金由政府出资或整合社会资源出资设立，为陷入流动性困境的平台公司提供周转资金或融资增


信等，缓解其短期债务风险。（2）召开投资人恳谈会。地方政府组织金融机构、投资者和平台公司等举办恳谈会，以展示地方偿债潜力、表达偿债意愿，重塑和提振市场信心。（3）启动财政整顿。对触发财政整顿条件的地区，通过实施一系列增收、节支、资产处置等短期和中长期安排，化解债务压力，恢复财政收支平衡。


4.对地方化债实践的评价


总体而言，各地政府通过实施多元化的隐性债务化解路径，在短期内发挥了较为积极的风险缓释作用。但是，地方化债方案往往缺乏前瞻性的规划，属于短期的应急措施，难以从长期和根本上解决地方隐性债务问题。具体来看，目前地方政府财力普遍较为紧张，安排财政资金化债难度较大；出让相关股权化债，要求本地区拥有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和充裕的国有优质资产，因而不具有普适性和可复制性，还可能会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转为经营性债务和利用项目收益偿还，均需要对应项目具有稳定现金流，但平台公司的项目仍以公益性为主，收益偏低无法为偿债提供足够的资金，而如果平台公司快速铺开经营性项目，以经营性项目的收益捆绑偿还隐性债务，则易引发新的经营风险；采用借新还旧与展期等金融化债方式，将偿债压力缓释和延展，并没有真正化解存量债务，还有可能将部分风险传递到金融体系［10］。此外，短期化债基金仅是临时性、应急性救助，投资者恳谈会只能在短期内提振市场信心，平台企业的破产整顿和地区的财政重整会引起市场震荡和社会冲击。因此，仅仅采用上述措施难以彻底解决地方隐性债务风险。


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治理的底层逻辑


（一）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


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是当前防范与治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首要原则和基本逻辑。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地方债务沉淀为基础设施和公共资产，成为支撑地方发展的重要基础［11］。债务是否显性化为风险，本质上取决于资产推动的经济增长和债务施加的财政压力间的权衡。因此，脱离发展谈化债，可能会走入“脱实就债”的误区。简单地通过压降项目、收缩投资、清理平台，消除或规避政府债务，不仅会中断在建项目和存量资产的现金流，还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迅速收缩，抑制经济增长。有鉴于此，首先应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强调做大经济与财政基数，提高资本和要素的边际产出，盘活基础设施和公共资产，在保持合理经济增速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前提下，逐


步稀释和化解地方隐性债务。其次，还应坚持“在化债中发展”，将化债视为发展方式再造和治理机制重构的契机，通过刚性约束和问责重塑地方投融资边界，以存量债务治理倒逼项目决策回归效益导向，推动资产负债表重组以整合盘活国有资产等，最终形成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财政金融治理体系，实现防风险与稳增长的良性循环。


（二）从事后的应急处置转向事前的主动防范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化解具有事后应急处置的特点。当个别地区或融资平台出现严重的债务违约风险时，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注入流动性、债务重组或展期等多种方式防止隐性债务“爆雷”，并辅之以阶段性监管收紧或开展专项整治缓释风险。实践表明，以应急和补救为特征的事后治理模式在防范债务风险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难以从根本上化解隐性债务风险，还会带来一些潜在的负面作用。比如，事后救助有可能会强化地方政府的兜底预期，放大软预算约束；有可能会固化刚性兑付，扭曲市场的风险定价，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等。因此，应将隐性债务风险治理的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变为事先预防。具体而言：一是在源头上严格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融资边界，将融资平台、政府基金、公共服务购买等表外融资工具严格纳入监管，消除“隐性”的制度土壤；二是在决策环节纳入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和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把重大项目立项、预算审批与债务风险红线捆绑，将违规举债与绩效考核、职务任免和任期审计直接挂钩，对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的行为施加硬约束；三是在政策设计上，通过制度设计重塑各方的利益边界，消除财政兜底的制度空间；四是在治理方式上，构建常态化的长效治理机制，通过分级预警和差异化管控，实现债务总量可控和结构合理。总而言之，只有事先破解新增隐性债务的激励机制和路径依赖，才能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治理纳入可预期、可持续的制度轨道，为最终化解这一潜在风险奠定基础。


（三）高度重视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和运用


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是识别隐性债务真实风险的重要依据，也是约束地方举债冲动、拓展化债空间、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一方面，编制资产负债表有助于厘清债务的类别和性质，区分有稳定收益来源、能形成高质量资产的“优质”债务和无稳定收益来源、只形成长期沉没成本的“劣质”债务，从而为引导有限债务空间向优质资产集中提供基础信息；另一方面，基于资产负债表进行化债方案设计，将基础设施和公共资产进行经营权整合，把长期、


低流动性资产盘活，形成可用于偿债的现金流，从而实现在发展中化债。编制和运用高质量的政府资产负债表，意味着从根本上改造债务治理的信息基础和决策逻辑，将防范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纳入依托制度和信息的可持续治理轨道上。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将资产负债表作为预算约束的制度载体。评估新增债务不仅要考察当年的预算平衡，还要考察未来若干年对资产负债结构的压力。重大资产处置不仅要看当期预算增收，还要评估对长期收益能力的影响。第二，将资产负债表嵌入重大项目决策程序。在项目前期论证、财政承受能力评估中，测算项目实施对资产和负债结构的预期影响，作为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第三，将资产负债表的变动轨迹纳入干部政绩考核和离任审计，形成资产负债稳健负责的激励与约束，避免为增长而无序发债的短视行为。


（四）从财政单一治理转向多部门协同治理


迄今为止，治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主要被视为财政部门的职责。然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财政体制、金融体制与发展模式交互作用的结果，对应的是预算约束、金融监管和发展规划三个系统。如果债务治理只在某一个系统内展开，而不进行跨系统的协同，就难以真正改变隐性债务的形成逻辑，也就无法在根本上解决隐性债务问题。因此，应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治理界定为需要多部门协同参与的系统性工程。通过推动部门间信息的共享，为债务风险治理提供关联畅通的债务与资产信息系统，以构建穿透式监测体系。同时，应明确各部门的责任边界和具体分工。其中，财政部门要对债务规模和结构负主要管理责任，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和信贷行为负审慎监管责任，发改部门对项目的立项决策与财力同债务承受能力的一致性负把关责任，人民银行对宏观流动性环境、信贷总量约束负宏观政策责任，审计部门对违规举债、违规担保和虚假化债负穿透追责责任等。只有在协同治理的框架下，将财政约束、金融纪律、问责机制与地方发展需求进行整合，才能抑制地方新增隐性债务，实现存量隐债的有序化解。


（五）充分认识到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区分短期、中期和长期治理路径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积累，是多年来经济发展模式、财政金融体制与政府治理方式共同演化的结果，本身就带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特征，不可能依靠短期治理得到完全解决。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隐性债务治理的长期性和渐进性特征，设计短期、中期、长期三个层次的治理路径。短期治理的重点是，在严格


控制新增隐性债务的同时，通过合规方式对存量债务进行置换和展期等，防止风险集中暴露演变为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地方财政危机；中期治理的重点是，以制度建设为抓手，重塑隐性债务的生成机制，构建约束隐性举债行为的规则体系；长期治理的重点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模式的深度转型，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地方隐性债务的土壤。


五、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路径选择


（一）长期路径：模式转型


从长期来看，防范和化解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需要推动两个转型：一是经济增长模式转为市场内生驱动型，二是政府治理模式转为公共服务型。


1.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大力推进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让市场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即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投资、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增效、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当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市场内生驱动后，将从以下三个层面消除产生地方隐性债务的“土壤”：一是私人部门成为投资主体后，地方政府从融资上项目、促增长的压力中释放，可以降低地方政府隐性融资的动机。二是消费和创新成为增长主引擎后，经济发展不再依赖于财政的强干预，由此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降低地方政府隐性融资的必要性。三是通过市场机制筛选淘汰低效项目，有助于避免具有重大债务风险隐患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上马，降低地方政府隐性融资的可能性。只有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夯实地方经济能力和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才能从源头上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2.政府治理模式转型


现阶段，地方政府面临多元目标考核的压力。为统筹推进发展与安全、稳增长与防风险、保民生与促改革等多重目标，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边界不断拓展，刚性支出持续增长，财政压力日益加剧。特别是，在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外部冲击频发的宏观背景下，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可持续运行面临挑战，地方政府难以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和法定债务融资满足庞大的公共支出需求，不得不依赖城投平台等表外融资渠道，导致隐性债务持续膨胀


［12］。因此，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应当从制度根源入手，推动政府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即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实现三大转变：一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政府应退出对市场竞争性领域的直


接投资与经营，减少对企业的常规性补贴、隐性担保和救助行为，将资源配置权更多交还市场，回归规则制定者、市场监管者与公平竞争维护者的角色定位，从根本上减轻因行政干预带来的财政负担和债务风险。二是专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将地方财政支出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民生领域倾斜，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公共服务供给，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福利水平。三是重构政绩考核机制。应逐步弱化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指标的考核权重，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债务风险防控、财政可持续性等指标的权重，建立债务风险终身问责制，消除为追求短期政绩而盲目举债的行为激励。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既是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存量风险的根本路径，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中期路径：制度建设


从中期来看，为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量以及化解当前债务存量，需要实施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政策重构。


1.进一步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财权、支出责任与激励机制长期不匹配所导致的系统性财政失衡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隐性债务问题，除了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外，还需要进一步理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具体而言：一是根据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和外溢程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二是适度下放税权，给予地方一定的税基和税率调整空间，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和收入共享，构建地方自有主体税种，增强地方自主财力。三是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公平性和精准性，重点支持财政困难地区“三保”，增强地方政府履行支出责任的能力，同时建立转移支付资金全过程绩效评价机制。


2.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一是编制精准合理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全面系统梳理各类不动产、土地储备、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经营权、收费权以及国有企业股权等资产的规模、权属、收益和流动性状况，形成穿透式、动态化的政府资产台账，统筹评估资产状况与债务水平，提升对地方偿债能力和潜在风险的识别精度。二是构建全口径的地方政府债务统计与衡量体系，将地方政府法定债务、


隐性债务、城投平台有息负债、地方国有企业中准财政性债务等全部纳入这一体系，全面掌握地方债务风险的存量结构和增量变化，据此强化对新增债务的源头治理和过程约束，严格控制新增隐性债务无序扩张［13］。三是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具体包括：构建基于多维风险指标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实现对不同债务风险的分级预警；构建跨部门的化债协调专项机制，统筹财政、金融、发改、国资等多部门联动，形成治理合力；设立偿债风险基金、债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探索债务保险、担保增信等风险分散工具；建立中长期债务融资规划，合理安排债务期限结构和现金流匹配，防范集中兑付风险；设立专业化、常设性的地方债务管理机构，提升债务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四是完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信息公开与监督机制，将隐性债务纳入法定信息公开范围和内外部监督体系，提高隐性债务管理的透明度，强化对新增隐性债务的监督和问责。


3.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实力，对地方新增项目和债务发行进行顶层设计和通盘考虑。一是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债务空间大的优势，未来全国性、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应直接通过发行国债和省级政府一般债等方式融资，以缓解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收益成本错配与期限错配［14］。二是合理评估地方新增项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优化项目投资结构，确保新增项目投向领域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相契合，从而保障项目的偿债能力，降低债务风险。三是优化地方债务的区域结构，确保以债务融资的项目投向有偿债能力的地区以及具有较高财政可持续性的地区。


4.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


加快推进城投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进程，提高其市场化和专业化运营的能力。对于转型中的平台公司，核心是要在综合处置公司债务后，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整合其经营性资产，分类推动转型为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国有资本运营商或特定行业领域投资运营商等，使之逐步成为不依赖政府信用、财务自主可持续的市场化主体；对于已完成转型的城投公司，要坚持市场化原则开展运营，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划转优质资产、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等方式，增强城投公司的自我造血能力和市场竞争力［15］。特别是，转型后的城投公司承担公益性项目的建设运营时，应坚持项目建设、运营、投融资由企业自主决策，明确权利义务和风险收益分担机制，从根本上隔断对地方政府的依赖。


（三）短期路径：风险缓释


从短期来看，地方化债的重点是置换高成本债务、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有效缓释地方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1.继续有序推进债务置换


可考虑扩容升级隐债化解试点，将建制县试点范围扩大到地市一级，系统推进基于特殊再融资债券等开展的债务置换进程。在对地方债务进行分类甄别的基础上，实施有选择性的债务置换。比如，针对因提供纯公共品而产生的、成本高期限短的地方债务，可以考虑发行国债或省级政府一般债券进行置换；对中西部偿债压力较大且财政状况比较困难地区的隐性债务，可考虑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分摊债务化解成本，通过国债、地方显性债和金融机构展期和借新还旧等方式共同置换。当然，在加大债务置换的同时，还应设计有效的监管处罚机制，防止地方政府“一边化债、一边新增”的道德风险行为。


2.加大统筹化债资金力度


一是加大资产盘活力度，增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用于化债。重点是盘活存量规模较大且当前收益较好或增长潜力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资产、改扩建有机结合的项目、长期闲置但具有较大开发利用价值的项目等，包括水电气热等市政设施、综合交通枢纽改造、老旧厂房、文化体育场馆和闲置土地等。二是统筹处置国有资源，获得化债现金流。比如，转让自然资源的开发权或经营权、转让持有的优质国有企业的股权、出让行政事业单位的实物资产或通过特许经营权授予获得现金流等［16］。三是针对具有稳定收益流的基建设施项目，加大公募REITs盘活存量资产的力度，拓展REITs投向领域、放宽资金使用限制，帮助项目回收资金，缓解地方化债压力。


3.推动金融机构深度参与化债


在全国层面协调金融资源，鼓励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推出专门面向地方融资平台或准公益性项目的长期低息再融资工具，以类似于结对扶贫的形式，通过“统借统还”的模式用于置换特定地区的高成本隐性债务。在符合审慎监管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债务展期、再融资与政策性金融支持，引导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在可控范围内延长融资期限，防止局部违约事件外溢为系统性风险。


4.建立地方政府偿债备付金制度并用于隐债化解


当前，地方政府建立偿债备付金的目的主要是用于防范专项债兑付风险，资金来源于专项债项目超收收入、财政预算内资金、土地出让收入、中央财政直达资金、上级部门补助等。首先，可以考虑将偿债备付金制度拓展为显隐债的合并处置模式，对收益率偏低甚至无收益的纯公益性项目导致的隐性债务，可以通过偿债备付金直接进行偿还；其次，政府偿债备付金属于财政性资金，可以将其注入地方国企信用保障基金，协助应对区域城投企业的短期流动性风险；最后，应将偿债备付金的动用或补充纳入预算管理，确保资金运作过程的公开透明，强化资金监管。


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武汉纺织大学李靓


一、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特点


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包含财务收支、财经法纪、经济效益、履职尽责等多项内容，是综合性较强的专项审计工作，在审计目的、对象、内容、程序等方面均具有特殊性。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以监督、管理、评价部门领导任期经济责任为核心目标，督促干部履职尽责、严守使命，重点核查领导干部管辖范围内经济活动的真实性与合法性，针对性界定其任期领导责任并出具审计意见。审计立项需以主管部门授权通知书、组织部门委托建议为合法依据，审计内容全面覆盖单位经济状况、预算收支管理、资产保值增值、经济决策合规性、廉政纪律执行及违纪违规情况等事项。


二、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审计项目组织方面的问题


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主要采用先离任后审计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利于开展事后监督工作，整个项目审计过程流于形式，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性也无法体现。即便通过这种方式查出相应的问题，也很难落实审计结论。更重要的是，先离任后审计的方式无法对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任用起到威慑作用，也无法保证审计评价结果的有效性与准确性。


由于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覆盖范围广、审计时间安排过长、审计难度大，特别是高校领导需要做出难以量化的决策，因此该项工作往往需要安排长期的时间规划。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审计组缩短了审前调查时间、现场审计时间，导致整个审计工作缺乏全面完整的审前调查信息，审计组难以抓住审计重点，审计结果的准确性无法保证，进而影响审计质量。此外，审计组压缩现场审计时间后，后续需与被审计单位花费大量时间沟通审计意见，而审后程序耗时过长也会影响审计结果的时效性，导致被审计单位无法及时整改。在高校教育体制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高校办学规模、办学形式早已发生明显改变，筹资渠道也愈发多元，无形中加重了高校领导者的理财职责，极大地拓展了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覆盖的范畴，但高校内部并未针对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定统一的制度和标准，导致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难度增加，整个审计过程的经济责任也难以界定。


（二）审计项目信息化建设方面的问题


在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信息化建设中，尽管审计人员在信息采集、数据处理等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工作成效，但在海量数据信息处理方面仍存在弊端。项目审计人员主要利用办公软件处理数据资料、撰写审计文件，借助SQL语言分析采集的数据信息时，很难凭借单一的分析技术应对多元化的审计需求，也无法满足大数据审计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相关审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只能完成简单的数据汇总、统计等工作，不具备深入挖掘分类、异常点检测等专业数据的能力，在审前调查中也无法明确项目审计重点，只能凭借现场审计工作经验判断。此外，审计组在海量数据分析工作中，通常需要向被审计单位或部门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过程中花费大量时间沟通，严重影响了现场审计进度及最终的审计效果。


（三）审计成果运用方面的问题


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需要对某个单位或个体在任职期间的财务活动真实性、合法性作出审计意见，但在实际审计工作中并未综合评价高校内部控制及其经营效益和经营风险，仅根据凭证账表出具相应的审计意见，不仅无法保证审计质量，还造成了不必要的审计资源浪费。


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结果难以对高校领导干部的任用与考核提供参考，大部分高校采取先离后审、先任后审的方式，无法充分发挥审计成果作用，也无法监督高校领导干部做好勤政廉政建设工作。另一方面，上级机关对审计结果运用重视不足，也未客观分析审计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导致审计资源浪费的同时，也无法充分发挥审计结果的参考价值。


（四）审计人员安排方面的问题


新时期高校办学规模正不断扩大，在内审工作中高校不仅需要考虑庞大的经费支出，还需要对行政部门人员的编制任务加以管控，而高校内部现有的审计力量很难完成沉重的审计任务，并且高校内部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相对较弱，严重影响了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质量。


由于被审计单位负责的领域各不相同，在审计人员分配中很难将其安排到擅长的领域。在实际审计工作中审计人员不仅依赖他人协助，还需要与被审计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保持密切的沟通交流，这对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严格要求。一旦审计人员的专业水平不足，其在实际的审计业务中很难保持清晰的头脑，并做出正确的判断决策，导致审计人员专业水平与项目审计


难度之间产生适配矛盾。


三、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优化的对策


（一）科学规划项目审计的全过程


在审计项目人员安排和时间规划方面，可以优先建立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系统，从宏观层面综合分析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任务、人力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内容，确保全方位覆盖审计监督的全过程。在审计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保证审前调查工作的充分性，还需要科学安排后续的现场审计时间，提前向被审计单位下达审计通知书，使其更好地配合审计小组完成预审工作，以明确后续审计重点，并为现场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为充分发挥审计资源的最大化效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以采取多审融合的新型审计模式，通过成立多个审计小组，将各审计小组提交的审计成果汇总成统一的审计报告，能够大幅度缩短整个审计工作所需的时间。


在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还需要加强现场管理，保证审计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相关审计人员不仅需要关注党中央下达的重大经济政策方针和战略部署，还需要重视经济责任审计板块之间的信息交叉情况，综合考虑审计方案中涉及的各项影响因素，从根本上避免审计工作重复的情况发生，以免影响审计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充分发挥各审计小组的作用和价值，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各审计小组还可以积极分享组内成果及相关数据信息，以此取得理想的审计工作成果。


（二）促进审计信息化建设


首先，建立审计办公系统。在审计工作实际开展过程中被审计单位通常需要提供大量纸质资料、电子资料等，这使得审计人员在大型审计项目中不得不处理海量数据信息。在审计现场中各审计小组之间的沟通交流不及时，还可能向被审计单位下达重复的资料提交需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审计人员的工作负担。但利用专业化的审计办公系统可以高效采集、处理审计项目相关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并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价。在保证审计办公系统安全的基础上，可以为审计人员配备专业化审计平台，以便于审计人员从多个维度入手分析、采集相关数据信息，深入挖掘审前调查、内部控制调查、数据分析等阶段中存在的数据疑点，使得审计人员精准把握审计工作重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审计工作程序。另一方面，开发专业化的大数据审计办公系统还能提高审计人员的数据分析能力，使其在宏观数据统计、关联分


析、趋势分析等方面发挥优势，不断增强审计人员的业务数据对比能力、关联分析能力。除此之外，审计人员还可以借助专业化审计办公系统科学编制审计工作底稿，将其取代传统办公软件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的模式。而审计组同样可以利用该审计办公系统搭建现场审计局域网，及时向各审计小组输送重要的组内文件或数据资料，从整体上提高现场审计工作效率和审计小组之间的沟通效率。其次，做好数据分析工作。在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中必须做好数据资源采集相关基础工作，全面覆盖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相关的所有形式的数据，实现平台共享、端口对接、数据统一等要求，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及时做好数据分类、整理工作，保障数据信息采集的可用性。


（三）重视审计结果运用


在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方面，我国审计机关尚未向社会公众开放合法合规的审计报告获取渠道，并且其对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保密性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基于此，在新时代发展形势下审计机关可以适当放宽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公开范围和程度，在小范围内公开部分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同时客观评估审计报告公开的效果，不断完善相关机制。此外，审计机关还可以为社会公众建设公开的审计报告查询网站，当用户完成实名认证后，即可在特定范围内查询所需的审计报告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范围，站在全民监督的角度保证审计报告公开的权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督促高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做好廉政履职工作。针对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审计机关还可以建立审计整改动态跟踪机制，结合被审计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情况，制定统一的审计整改跟踪机制与评价标准，跟踪、监督被审计领导是否根据审计结果及时整改重大审计问题。在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动态跟踪机制建设过程中，还可以配套审计整改抽查机制，从制度层面约束被审计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督促其自觉遵守审计法及重大审计问题整改措施，充分发挥审计整改制度具有的威慑作用。在此基础上，审计人员还需要再次审核被审计领导干部提交的相关整改资料，检查是否存在瞒报、虚报等情况。一旦出现虚假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现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对被审计领导干部作出相应的通报或处罚，或者直接移交检察机关。


（四）提高审计队伍建设水平


在新时期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人才培养方面，审计机关应督促审计人员加强业务学习，在现场审计工作中不断总结相关经验，要求其严格遵守


党中央传达的审计工作要求和战略部署。从思维层面增强把握工作重点与要求的能力，明确审计根本目的。审计人员学习党中央针对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下达的重大战略部署时，必须深入挖掘重大决策部署及相关政策的精神内涵，牢记党和人民对其寄予的厚望，将审计工作主体、要求、重点等基础内容贯穿于审计实践的全过程，深入思考重大决策部署背后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并针对实际的审计业务作出科学有效的审计意见。此外，审计机关还需要考虑高校离任领导干部所处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针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制定一系列的有利政策，并在审计思路和审计重点规划过程中考虑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因素。


四、结语


新时期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审计项目组织不合理、审计项目信息化建设不足、审计成果运用不理想、审计人员安排不科学等。对此，审计机关需要定期组织现有审计人员参加专业培训活动，要求其对高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强调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制定的科学性，充分发挥审计结果具有的作用和价值，将大数据与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利用专业化的审计办公系统保证数据信息共享的时效性与安全性。


贵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现实基础、问题及对策建议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赵红丽


1.引言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对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意义深远。对贵州而言，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落实国家战略的政治责任，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从国家战略看，贵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总书记2025年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贵州作为连接成渝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经济区的重要节点，其深度融入有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协同，支撑“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从自身发展看，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贵州破解“小市场”与“大资源”矛盾、实现后发赶超的必由之路。贵州经济总量偏小、市场有限，资源优势难以转化。融入大市场可促进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流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贵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还具有特殊政治意义。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和民族团结示范区，贵州经济发展关乎西部共同富裕和边疆民族地区稳定。融入大市场可带动产业升级和就业扩大，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群众增收致富。


2.贵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现实基础与独特优势


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贵州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独特优势。深入分析这些独特优势，对于贵州找准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战略和发展定位具有重要作用。


2.1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


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是贵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物质基础。目前在贵州已发现的矿产有137种，其中49种资源储量位居全国前十，20种位居前三。煤矿方面，贵州素有“西南煤海”之称，总量排名中国第五；磷矿方面，贵州被誉为“亚洲磷都”，位列全国第三；铝土矿目前保有资源储量占全国储量的10.5%，储量位居全国第三。除此之外，贵州还有大量拥有锰矿、金矿、重晶石等战略性矿产资源。依托这一禀赋，贵州正推进实施“富矿精开”战略，大力发展煤、磷、铝、锰等资源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化，推动资源优势向


经济优势转化。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贵州突破本地市场限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价值提升。


2.2后发形成的特色产业优势


经过多年培育发展，贵州已形成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酱香白酒产业独树一帜，茅台酒成为享誉全球的民族品牌；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已成为全国数字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截至2025年4月，全省数字经济规模突破1.8万亿元；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初步形成从正极材料到电池应用的完整链条；航空航天等装备制造也依托“三线建设”时期工业基础加快布局。这些特色产业为贵州参与全国产业分工、深度融入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坚实支撑。这些特色产业在全国产业版图中具有独特优势，为贵州参与全国产业分工提供了有力支撑，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产业支点。


2.3要素市场化改革先行优势


要素市场化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为贵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


数据要素方面，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在数据要素市场培育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技术要素方面，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已面向全国启用，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在土地要素方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稳步推进；在劳动要素方面，跨省劳务协作机制持续完善，“六六就业稳岗计划”有效促进劳动力供需对接；在资本要素方面，多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资本要素流通。这些实践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这些要素市场化改革实践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贵州方案”。


2.4日益凸显的区位通道优势和枢纽功能


区位通道优势的持续提升，显著增强了贵州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枢纽功能。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深入推进，贵州从内陆腹地跃升为开放前沿，成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贵阳汇聚了兰渝、成贵、沪昆等多条干线，已形成以自身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铁网络，跻身全国十大高铁枢纽，多式联运体系加速构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加快建设，区域物流枢纽如铜仁网络货运产业园、遵义黔北物流新城等持续提升资源整合与通道效率，为贵州融入全国流通网络、发挥桥梁作用奠定基础。


2.5优良的民族文化与生态优势


民族文化与生态优势为贵州特色产品和服务走向全国统一大市场增添了独特魅力。贵州拥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优良的生态环境，苗族银饰、侗族大歌、蜡染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享誉中外，茶叶、中药材、生态食品等绿色产品品质优良。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特别指出：“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通过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消费市场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这些特色文化产品和生态产品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2.6多重政策叠加优势


政策叠加优势为贵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贵州同时享有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长江经济带发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等多重国家战略支持。2022年国务院出台的新国发2号文件，赋予贵州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样板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等战略定位。这些政策红利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为贵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供了有力支撑。


3.贵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尽管贵州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独特优势，但现阶段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充分，关键要素流通不畅


在土地要素市场领域，由于贵州省部分专项规划未充分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及农村土地资产盘活的实践工作中仍存在土地权属不明晰、入市决策机制运行效率低等问题，贵州省土地要素潜能尚未充分释放。劳动要素市场领域，贵州呈现高素质人才短缺与普通劳动力过剩并存的现象，尤其在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标注等高科技附加值领域人才短缺问题较严重；同时也存在人力资源结构与产业升级需求不相适配，省外高端人才引进难、本地培养人才留不住的现象。数据要素市场方面，贵州省的数据产业链条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但在研发、技术、分析等关键环节仍显不足。在技术要素市场方面，2023年全省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99%，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65%；另外该省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这两个关键环节上的薄弱，本质上掐断了“知识创造”和“经济价值”之间的转换链条，影响了其长远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矿产要素市场方面，整体来看交易机制尚不完善，价格形


成、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虽然贵州明确提出了要“富矿精开”，如针对磷矿提出了围绕配给谁、怎么配、配多少的问题打造了贵磷集采平台，但对于多数矿产，贵州的矿产资源配置仍存在“小散弱”问题。


3.2基础设施矛盾突出，物流效率存在短板


公路方面，山区路段占比较高导致该省运营成本较高。据行业数据，我省20吨以上货车通行费率较平原地区高出25%；同时，农村公路普遍等级偏低，叠加凝冻、暴雨等自然灾害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受限，难以满足物资高效运输需求。铁路方面，贵州铁路网络货运专线覆盖不足、支线铁路支撑薄弱，难以适配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大宗商品长距离运输”与“产业协同配送”的需求。水路方面，受航道等级低、港口功能弱、航运配套不足等影响，水路运输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较低。据第三方调研发现，2023年贵州“公路+铁路+水运”货物运输总量102，678万吨，其中水运占比仅为0.25%。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贵州在算力结构、网络覆盖与质量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等方面仍面临不少挑战。此外，贵州在数字基础设施应用方面同样滞后，如企业数字化改造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要素与传统产业融合度不高。国际物流方面，存在航线密度小、货运规模少等问题。例如目前贵阳共开通了7条国际货运航线，而上海浦东、广州白云等枢纽的国际航线超过50条；2025年上半年贵阳3条航线货运量仅3030吨，与郑州机场同期超20万吨的国际货邮吞吐量对比，制约了开放型经济发展。


3.3产业协同发展能力不足，市场竞争力偏弱


3.3.1产业生态体系不完善


贵州产业生态存在产业链条不完整、融入全国产业链程度有限、科技创新支撑不足以及绿色发展等问题。产业链方面，一方面优势资源如矿产多集中于上游初级产品，深加工能力不足，高附加值环节缺失；另一方面，产业链融入全国产业链的程度有限。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贵州虽提出了“电动贵州”建设，致力于从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到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集群发展，然而目前这种发展仍处于初步阶段，与全国统一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衔接不够紧密。科技和人才方面，整体创新能力不强，科研体系尚不健全，高层次人才尤其在理工农医领域缺口显著。绿色和集约化发展虽被强调，但产业转型仍需推进，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


3.3.2特色产业品牌化程度低


贵州拥有众多特色农产品和民族工艺产品，如安顺蜡染、贵定云雾茶、瑶族药浴等，但普遍存在品牌化程度低、市场拓展能力弱的问题。例如，2024年省政协会议有委员指出，全国瑶族药浴产业年产值约70多亿元，而贵州从江的瑶族药浴产值仅约0.6亿元，占比不到1%，市场份额严重偏低。其主要原因包括品牌意识淡薄、品牌宣传不到位、缺乏长远战略规划，以及生产经营主体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尽管已有相关扶持措施，但品牌化进程滞后仍显著制约了特色产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竞争力。


3.4营商环境仍有改善空间，市场主体获得感不强


3.4.1融资支持体系效能不足


据2025年民革贵州省委会调研，中小企业融资难呈系统性困境。银企信息不对称导致信用评估偏差，信贷资源更多流向大型企业，小微主体融资受限。部分融资政策设规模、盈利门槛，形成“玻璃门”，使初创企业难以享受优惠，转而寻求民间高息借贷，推高融资成本与风险。担保体系发展滞后，机构规模小、专业能力不足，制约融资市场健康发展。供应链金融因核心企业配合度低、确权复杂等原因，落地效果不佳。


3.4.2行政执法与政务服务缺陷


行政执法方面，执法人员“官本位”思想较重，服务意识不强，存在执法不够，态度生硬，动辄则罚，小违重罚，多头重复检查等现象，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在政务服务方面，由于财政紧张或预算管理不善，部分地方政府存在长期拖欠企业账款现象；部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打白条、许空愿，招商时承诺土地、税收等优惠，落地后却不兑现，这些现象都将影响政府公信力。此外在涉企经济纠纷处理中，仍存在行政干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损害市场公平。


4.加快贵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对策建议


针对前述问题与挑战，本部分从深化要素改革、强化基础设施、提升产业能级、优化营商环境四个维度，提出具有针对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助力贵州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4.1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在土地要素配置方面，政府部门有必要建立健全常态化协调机制，推动各类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现深度融合，及时发现并化解规划间的冲突；另外，可通过全面开展产权清查，明确土地权属关系，完善登记制度。劳动要


素方面，应实施重点产业人才的精准引育计划，围绕贵州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材料等关键领域，构建“产业需求—人才画像—政策匹配”的精准引才机制，量身定制高端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强化本土人才的培养与留存，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推动省内高校和职业院校优化专业设置，定向培养产业急需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数据要素方面，应完善其市场生态体系，聚焦数据采集、存储、计算、标注、交易与应用等全链条，补齐在数据在研发、技术、分析等关键环节的短板。技术要素方面，应重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通过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等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完善技术交易市场功能，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供需对接，从而推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矿产要素方面，通过建立健全矿产交易平台，改善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其市场化程度，从而完善市场化交易机制；加大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鼓励优势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整合中小矿企，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坚定不移实施“富矿精开”战略，加强对磷、煤、铝、锰等优势矿产的精细化开发与利用。


4.2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物流联通效率


针对当前山区高速公路运营成本偏高问题，建议加大财政补贴，参照重庆经验设立专项补贴资金，缓解企业压力。同时加强农村公路升级与维护，设立专项资金，提升抗灾能力，保障道路畅通。铁路方面，应增加对货运专线和支线铁路的规划建设投入，并加强与国铁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水路领域，需加大航道整治力度，提升乌江、赤水河等航道等级，通过拓宽、加深改善通航条件；同步加强港口建设和配套设施，提升整体航运能力。数字基建上，要增加高端技术研发投入，推动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共建平台，依托本地科研力量攻关高性能计算芯片、云计算等关键技术，优化算力结构。同时推进5G与光纤网络建设，扩大农村和山区覆盖，增强信号稳定性，并探索建立数据交易平台，促进数据与传统产业融合。国际物流方面，应提升贵阳空港枢纽能级，开拓更多直飞北美、西欧、中东的货运航线，通过航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航空公司入驻，加强物流合作，助力高端制造与跨境电商发展。


4.3推动产业深度协同，增强市场竞争力


4.3.1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强化产业支撑


完善产业生态体系，首先应健全产业链条：对开展深加工、延长产业链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引导资源向高附加值环节倾斜；鼓励企业通过


并购、联合等方式整合上下游，打造全产业链集团，提升集中度与竞争力；政府可制定产业链招商图谱，明确重点领域与目标企业，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贵州。其次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政府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研发活动，鼓励建立研发中心；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最后应推进绿色转型：加强对产业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的引导与支持，鼓励企业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控制环境污染。


4.3.2打造特色产业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


打造特色产业品牌，首先要增强企业品牌意识与规划：可通过培训班、专题讲座等形式，提高从业者尤其特色产业从业者对品牌价值的认知；政府也可引导企业制定科学的品牌发展战略，明确品牌定位与传播路径。其次，要整合政府、企业及社会资源，利用新媒体、展会、文化活动等多渠道宣传推广贵州特色品牌。最后，还要提升产业组织化程度。鼓励企业组建产业联盟或合作社，加强协同合作。例如，在瑶族药浴产业方面，推动从江地区的瑶族药浴企业联合成立产业联盟，共同制定行业标准、开展品牌建设与市场推广，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4.4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


4.4.1强化融资支持体系，提高资金融通效能


首先要完善优化各“银企对接平台”，增设“银企对话”智能模块，企业可在线咨询拒贷缘由并及时补救，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其次应对金融支持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和评估，简化申请流程，降低准入门槛，增强其普惠性。再者，应加快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加大对担保机构的扶持，鼓励其扩大规模、提高担保能力；推动担保机构与银行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共同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还可鼓励开发针对贵州特色产业的专项担保产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碳排放权质押”等担保方式，缓解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最后，供应链金融的落地也值得推进。应加强与核心企业的沟通协调，建立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供应链金融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与奖励。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省级供应链金融平台，使金融机构能够实时验证交易真实性，从而提供更高效、快速的融资服务。


4.4.2规范行政执行，提高政府服务效能


在执法层面，一方面应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和教育，强化其服务意识和法治


观念，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将服务态度、执法规范等纳入考评，对优秀者予以奖励，对违规者严肃处理；另一方面，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整合执法资源，减少多头执法，减轻企业负担；此外，还应建立企业反馈机制，及时了解诉求，持续改进执法工作。在政务服务方面，首先要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对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应建立清理长效机制，明确还款期限与责任主体；其次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需建立项目跟踪评估机制，对承诺兑现情况进行全程监督，并对未履行承诺者实施问责，以提升政府公信力与契约精神；再者，还要杜绝行政权力违规干预经济纠纷，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保障司法独立与公正。


湖湘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逻辑理路与推进举措以对湖南十所高校的调研为例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刘中美


湖湘文化是以湖南地域为依托形成的独特区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深厚，它凝聚了“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扎硬寨，打硬仗”的拼搏精神等优秀品格。“大思政课”作为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突破了传统思政课的局限，构建了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综合体系。湖湘文化与“大思政课”在育人目标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一方面，湖湘文化蕴含的优秀品格与价值理念，为“大思政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大思政课”的系统性和开放性特点，为湖湘文化的创新性融入提供了广阔平台。2024年3月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以及湖南省委关于建设“湖湘资源+”大思政课的决策部署，为二者的有机融合提供了重要契机。将湖湘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既是传承和创新湖湘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本文旨在探索这一融合的逻辑理路与推进路径，为湖南高校“大思政课”的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一、湖湘文化与“大思政课”融合的逻辑理路


（一）现实基础：湖湘文化融入的必然选择


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改革创新要求与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形成了深度耦合。湖湘文化积淀的求实创新、经世致用的思想品格，契合当代大学生对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认知需求，为思政课程注入了鲜活的在地元素。湖湘文化特有的变革精神与实践取向，既能丰富思政教育的文化意蕴，又能强化教学实效性。其蕴含的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为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种文化融入既是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地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辩证统一。


（二）价值内涵：湖湘文化融入的育人价值


湖湘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精神品格与育人价值体系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湖湘文化所蕴含的务实进取、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与思政教育追求的知行统一理念深度契合，能有效引导学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坚定信念。湖湘文化特有的忧国忧民、敢为人先


的精神特质，激发着青年学子对中华文化的深层认同，培养其家国情怀。同时，湖湘文化积淀的革命传统与改革创新精神，为思政教育注入鲜活的时代元素，有效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民族自信，为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1]。


（三）实践方向：湖湘文化融入的支撑要素


湖湘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实践建立在多维度支撑体系之上，其核心要素包含课程建设的整体规划、教学资源的系统整合及育人机制的协同创新。湖湘文化丰富的革命史料、人文典籍与地方文献构成了思政课程的基础性教学资源，为教学内容的本土化转化提供了素材支撑。同时，湖湘地区特有的红色基地、文化遗址等实践场域，为思政教育搭建了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形成了情境教学的有效载体。这种多元化的支撑要素体系，促进了思政教育与湖湘文化在理论传授、价值引导和实践养成等层面的深度融合。


二、湖湘文化融入“大思政课”的现状分析


为深入探究湖湘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实践现状，研究选取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湖南省内十所代表性高校为调查对象，采用田野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分层抽样方式选取30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研。调查内容涵盖学生认知状况、课程建设现状及教学实施效果等维度，力求客观反映湖湘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融入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认知维度：大学生对湖湘文化的认知现状


当前大学生对湖湘文化的认知呈现出知识性了解与价值性认同的分化特征。调查数据显示，学生群体对湖湘文化的基础性认知普遍停留在表层符号与历史事件层面，对其精神内核与价值体系的深度理解相对不足。在湖湘文化的革命传统、思想流派及人文精神等核心内容上，表现出认知碎片化、表象化的倾向。这种认知现状既反映了湖湘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渗透不足，也凸显了文化传承与价值引导的断裂现象，亟须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教育路径重构学生对湖湘文化的整体性认知框架[2]。


（二）教学维度：湖湘文化教育的开展情况


调研显示，湖南高校湖湘文化教育的开展呈现出课程设置分散化、教学内容碎片化的特点。各校虽普遍将湖湘文化元素融入思政课程体系，但缺乏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和专门化的课程模块。教学方式以传统讲授为主，实践教学与情


境教学的占比偏低，创新性教学方法应用不足。在教学效果层面，理论阐释与实践转化之间存在明显断层，教学内容过分强调历史叙事而忽视现实关照，导致湖湘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创新发展维度未能得到充分彰显。这种现状凸显了湖湘文化教育在课程体系构建、教学方法创新和实践路径拓展等方面的优化空间。


（三）问题维度：湖湘文化融入的制约因素


当前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实践进程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在课程体系层面，知识内容呈现碎片化、表层化特征，缺乏系统化的整体规划和模块化的内容设计，导致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层次性不足。


教学机制层面存在跨学科融合不够、部门协同不足等问题，影响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与优化配置。同时，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与课程建设要求之间存在落差，湖湘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创新能力有待提升。这些制约因素的交织叠加，阻碍着湖湘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


三、湖湘文化融入“大思政课”的推进举措


（一）内容建设：构建湖湘文化资源体系


湖湘文化资源体系的科学构建是实现其与思政课程有机融合的基础性工程。为了有效推动湖湘文化融入思政课程，高校应从多个维度科学梳理湖湘文化的历史脉络与价值内涵，并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文化资源库。


首先，高校应重点提炼湖湘文化中的理学思想、忧患意识、实践精神等核心要素，系统挖掘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历史文化载体中的教化价值。高校应构建具有湖湘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块，将这些文化元素融入思政课程，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


其次，高校应深入挖掘秋收起义、湘江战役、长沙会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时代意义，全面整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革命先驱的思想精华，建设革命传统教育资源库。高校应通过对革命遗址、纪念馆等红色资源的整合利用，加强革命文化的育人功能。此外，高校应收集整理革命诗词、书信、日记等文献资料，丰富革命文化教育的情感维度，增强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与爱国情怀[3]。


最后，高校应注重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整合与分类建设，建立湖湘文化人物数据库，完整记录历代湖湘先贤的生平事迹、思想成就与时代贡献；构建湖湘文化典籍资料库，系统收录经典著作、文献史料与研究成果；开发湖湘文化案例库，汇集各领域、多层次的典型案例与实践经验；建设湖湘诗词曲赋库，整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多维度的资源整合与体系构建，高校能


够为湖湘文化融入思政课程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与实践载体，从而推动湖湘文化的教育功能在思政课程中的深度发挥。


（二）课程设计：打造湖湘特色课程链条


系统化的课程体系是实现湖湘文化育人功能的关键载体。遵循高等教育课程建设规律，高校应构建以思政必修课为主干、专业课程为支撑、特色选修课为补充的多层次课程链条。在思政必修课程中，高校应将湖湘文化元素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通过湖湘历史人物与重大事件的典型案例，深化理论阐释，增强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结合岳麓书院的历史背景，讲述湖湘文化中理学思想的理论价值，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本土化呈现，增强课程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深度。


在专业课程层面，高校应注重发掘湖湘文化与各学科专业的内在联系，实现文化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对于人文社科类专业，高校可重点关注湖湘文化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体系，探讨其对现代社会伦理、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影响。对于理工类专业，高校则应着重挖掘湖湘科技创新精神与实践智慧，如分析湖湘地区在近现代的科技创新与工艺传承，通过杰出人物如黄大年的事迹，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通过专业教师的协同参与，将湖湘文化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专业教材，形成跨学科融合的课程群。


在特色选修课程中，高校应设计并开发《湖湘文化概论》《湘学源流》《湖湘文化与当代社会》等系列选修课程，构建涵盖湖湘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课程模块。同时，高校应积极开发实践性、体验性课程，如“湖湘文化寻访”“红色基因传承”等，以实地考察和互动体验为载体，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情感共鸣。这些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论知识的深化，还能通过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觉与历史责任感。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高校应注重发挥课程链条的整体功能。通过课程间的纵向衔接与横向联系，构建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建立课程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的一体化设计机制，确保教学效果的系统性与连贯性。例如，将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结合，设计跨学科的教学活动，通过案例分析、讨论和实践项目等方式，确保学生在各类课程中都能感受到湖湘文化的深刻影响[4]。


（三）师资培养：组建湖湘文化教师队伍


优质的教师队伍建设是湖湘文化教育深化发展的核心支撑，高校应建立以思政课专任教师为主体、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大师资”培养体系，实现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多元化与高水平发展。


其一，高校应通过专题培训、课题研究、教学竞赛等形式，提升专任教师的湖湘文化素养与教学能力。定期组织教师参与湖湘文化相关的学术讲座与研讨会，加强其对湖湘文化内涵的理论把握与实践运用。通过开展教学竞赛，激励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推动其教学水平的提高，同时加强教师对湖湘文化的深入理解，以更好地融入思政课程。


其二，高校应构建校内外协同育人机制，整合多方教育资源。可以聘请湖湘文化研究专家、著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引入其前沿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提升教师队伍的学术高度。还可以邀请文化名人、社会贤达担任兼职教师，将其丰富的人生智慧与实践经验融入课堂教学。此外，高校应积极邀请文化场馆工作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参与教学实践，丰富课程内容的现实性与生动性。通过多元师资的优势互补，构建多元化的教学团队，推动湖湘文化教育的多维度展开。


其三，高校应注重教师团队的协同发展与梯队建设，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教学研究团队，促进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的深度合作，推动湖湘文化在各学科领域的有机融合。此外，高校还应构建“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师梯队，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为青年教师的顺利成长提供指导与支持[5]。


（四）实践创新：完善湖湘文化实践基地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深化湖湘文化育人功能的重要载体。高校应通过系统整合校内外教育资源，构建多元化、立体式的实践教学平台，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的有机统一。


一是高校应依托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传统文化场所，建立传统文化研习基地，通过古籍研读、学术讲座、文化体验等形式，深化学生对湖湘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这些传统文化场所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和实践价值。高校应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古籍阅读、书院文化讲座、传统艺术展示等活动，使学生从中汲取湖湘文化的思想精髓与人文精神，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是高校应整合韶山、花明楼等革命纪念地资源，设立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通过情境教学、红色研学、主题展览等方式，促进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组


织学生赴革命纪念地参观学习，通过重温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烈，强化学生的革命历史意识与责任感。通过红色文化的现场教学，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革命文化的历史价值，并从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


三是高校应围绕湖湘文化的核心内涵，开发“湘学探源”“红色寻访”“非遗传承”等系列实践主题，形成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的专题体系。这些专题应结合湖湘文化的历史渊源与现实价值，设计多样化、具有针对性的实践教学活动。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史访谈、文化遗产保护等形式，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同时，高校应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等时间节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如在五四青年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组织红色文化体验、传统手工艺制作等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使命担当。


四、结语


湖湘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理论认知、实践探索和机制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高校应立足新时代育人使命，深入挖掘湖湘文化的时代价值，创新融合路径，完善支撑体系，推动湖湘文化深度融入思政教育。通过构建富有地域特色的“大思政课”体系，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青年人才。


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设问题及对策分析


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孙晖


0.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是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关键事项［1］。近年来，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的应急管理能力，通过实战化演练、细化应急管理任务与责任分工等方式增强了基层干部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夯实了基层政府应急管理基础。然而，由于基层生产生活状况的复杂性，以及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认知的差异，部分政府机构、部门和人员的应急管理能力仍然偏低，不利于应对突发事件。基于此，有必要对现阶段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探讨，以补齐能力短板，真正落实好基层政府应急管理工作。


1.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1政府应急组织体系碎片化


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有赖于各机构、部门和人员的协同。但是，部分地区存在应急管理权责分配与基层地区特殊治理结构错位的情况，导致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影响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首先，应急管理机构设置不规范。部分乡镇（街道）仍沿用合署办公的模式，未单独设立应急办公室。而设置应急办公室的乡镇（街道）则存在应急管理人员配备不足，难以实现应急管理全域覆盖的问题。其次，权责边界模糊。部分乡镇（街道）存在传统社区组织、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多重治理单元并存的现象，使得灾害信息上报、突发状况下避险转移决策等应急管理工作中出现责任主体不明、流程衔接不畅等问题，影响应急响应的时效性。最后，部门间协同机制不完善。由于缺乏统筹协调，县乡政府的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关键部门之间缺乏常态化的信息共享机制，导致不同部门之间围绕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进行的形势研判和集体协商行动缺失或者滞后，影响应急管理问题的发现和处置。


1.2专业能力薄弱


突发事件对应急管理人员的生理和技能要求都比较高，而部分基层政府的


应急管理队伍在专业结构、实战能力、职业保障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难以完全满足复杂应急响应的现实需求。第一，人员专业结构失衡。基层政府拥有的应急管理专岗人员中，具有应急管理、安全工程、气象、地质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数量占比偏低，部分人员在理解和传达专业预警信息、技术性预案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影响了应急响应的科学性和时效性。第二，救援力量分散。目前，部分地区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仍以行政区划为主进行配置，存在组织分散、力量分布不均的问题。由于救援站点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整体响应半径普遍偏大。一旦突发应急情况，救援人员难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到达现场。受此影响，一些应急救援行动会出现错过最佳救援时间的情况，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风险偏大。第三，救援人员流失率高。现阶段，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中普遍存在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一些基层地区尚未将应急管理工作完全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相关岗位的补贴、待遇和晋升激励相对有限，与应急管理高风险、高强度的工作特点不匹配。由于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加之长期处于高压力状态，不少救援人员，特别是年轻救援人员，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救援人员流失的现象较为突出。


1.3资源保障不足


目前，基层政府在推进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物资储备、技术装备更新和经费保障不足的挑战。首先，物资储备缺口大。受制于基层储备体系建设进度不均衡的情况，一些县、乡镇（街道）的应急物资储备库覆盖范围有限，且数量不足。一旦突发灾害情况，其难以快速获取和使用必要的物资。尤其是在特殊天气或交通不明的情况下，部分基层物资储备点与上级仓库间的物资调运能力容易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应急处置的效率。其次，技术装备相对滞后。部分基层地区的救援队伍中普遍存在通信装备、侦查设备、夜视和热成像设备等配备不足的情况，直接影响了灾害监测、现场识别、信息传输和应急指挥工作的开展。最后，经费保障不足。由于应急管理资金结构相对单一，可支配财政资金有限，部分基层地区难以长期、稳定地开展应急管理队伍建设、装备更新、物资补充和训练演练等活动，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


1.4配套技术支持不足


应急管理工作的技术性要求比较高。但是，由于资金、人员不足，部分基层政府在应急能力建设中的通信、监测、数据管理等环节的配套技术支持不足，


影响了整体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第一，应急通信服务覆盖率低，且不稳定。部分基层地区的应急通信网络覆盖不全面且稳定性不足，关键通信设备的普及率和完好率也比较低。遇到大雪、暴雨等恶劣天气时，通信基站和设备的运行易出现中断或性能下降的情况，影响应急管理信息的传递和整体的指挥调度与救援协同。第二，缺乏专业监测技术。目前，部分基层政府在灾害监测、气象研判、地质识别等方面缺乏专业的技术装备。集中采购的监测设备产品在精度上存在不足，采集到的数据与真实数据之间的误差比较大，影响相关部门精准掌握风险发展情况，难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和处置。第三，数据管理与应用不顺畅。在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中，部分地区的数据管理存在标准不统一、更新不及时、共享不充分的问题。例如，在应急演练中，部分基层政府无法调用最新的隐患点图层进行推演和决策，技术支撑的实战效能大打折扣。


2.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设问题的对策


2.1优化应急管理组织架构


对于当前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中存在的组织体系碎片化，机构、部门和人员协同不足的问题，基层政府要构建起以党建为引领、融合多方力量的综合性应急管理组织架构，以提升整体指挥效能和资源动员能力。第一，健全联合指挥机制。基层政府可借鉴浙江省绍兴市等地区的经验，推行由党委书记与乡镇长共同担任应急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双主任”制，实现党政统筹、权责统一。同时，要根据本地基层治理实际情况，增设熟悉各行政区域情况且拥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员担任专业副指挥，专门负责应急管理中的协调工作。第二，优化基层应急管理网络体系。基层政府要突破传统行政村的界限，根据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特点、风险分布规律和交通条件科学划分网格单元，推动应急监测、隐患排查、信息报送等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现场。在此基础上，可为每个网格配备信息联络员或协管力量，确保突发事件信息能够及时被上报，并得到有效处置。第三，强化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和动员力，将党组织建设延伸到村、合作社、社区、产业园区等基层单元，在紧急情况下可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临时党组织或指挥阵地，使应急组织体系能够快速向重点区域延伸［2］。


2.2壮大应急管理人才队伍


为解决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中专业人才不足、能力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基层政府应重点构建政府、高校、行业协会和企业协同联动的“政校行企”特需人


才培养联盟，实现系统性的育才、引才、留才。首先，构建联合培养机制。基层政府可依托本地或周边地区的高校、职业院校，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开展应急技术、应急指挥、灾害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定向人才培养。同时，可以与国内一些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合作，建立实训基地，提升现有应急管理人员的实战能力和多场景应急救援技能。其次，打造高水平的专业队伍。基层政府相关部门可联合专业救援机构、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共同建立应急技能工作室或专业救援团队，集中力量培养在工程抢险、地质灾害处置、信息通信保障等方面具备高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要根据应急管理的实际需要逐步完善专兼职结合的队伍结构，并借助薪酬激励、晋升通道和岗位保障等措施提升应急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和应急管理人员的职业吸引力。最后，完善基层志愿者队伍。基层政府要在社区、村、企事业单位等基层单元建立广泛的志愿者队伍，吸纳熟悉本地情况、具有一定技能的群众参与日常巡护、隐患排查和信息报送等工作。同时，要构建志愿者积分制或激励机制，将志愿服务表现与荣誉表彰、公共服务优先权、培训机会分配等挂钩，以提升基层群众参与应急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形成专业力量与群众力量协同互补的格局［3］。


2.3强化应急管理资源保障


针对当前应急管理资源保障不足的问题，基层政府应结合实际情况，逐步完善资源的供给与调配机制。第一，完善多层级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构建包含省级、地市级、县级、乡镇级和基层单元的多层级物资储备网络，实现由中央库到基层库的分级管理与梯次保障。在日常管理中，省级、地市级储备库重点承担大型装备、专业器材和战略物资的集中储备工作，县级、乡镇级、基层单元所设的储备点则负责基础物资、小型救援工具和生活保障物品的集中储备。第二，优化物资末端配送模式。在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中，基层政府要将道路受阻等特殊、极端情况考虑在内，探索灵活的应急物资配送方式。例如，可以建立由轻型车辆、专业运输设备、无人机和可手动转运的模块化物资单元组合而成的综合配送体系，以保障物资能够在极端情况下迅速运抵重点区域。第三，拓宽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资金渠道。为补足资金缺口，基层政府应探索财政专项资金、专项债券、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化资金筹集方式，以满足储备库建设、通信设施改造、避险场所完善、安全储备点建设等关键项目的资金需求，增强应急资源保障能力［4］。


2.4加强配套技术支持


针对现阶段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中技术支持不足的问题，基层政府应持续加强技术引进与使用。首先，完善应急通信网络体系。基层政府应整合现有的通信资源，建设区域统一、分级运行的应急通信服务体系，为基层提供稳定的语音、数据和图像传输服务。同时，规划部署卫星通信、应急微基站、移动通信车等多类应急通信设备，以满足极端条件下应急通信保障需求，并补齐公网盲区和弱覆盖区域的通信短板。其次，研发公共管理适应多场景的便携式应急装备。基层政府应联合科研机构和专业企业研发轻量化、模块化、可快速部署的应急技术装备。例如，可重点围绕便携式通信设备、简易监测装置、小型无人机平台、移动电源装备等方向进行研发和推广，以满足应急救援中快速部署、灵活移动和高可靠性的需求［5］。再次，构建统一的应急管理数据平台。基层政府应整合灾害风险普查、气象、水文、地质、森林草原、遥感监测等多类型数据资源，构建统一的应急管理“底图”，为应急指挥、态势研判和风险预警提供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另外，要结合基层应急管理场景的实际需求，开发或者引进智能预警模型、自动推送机制和多语言文本或语音提示系统，为应急管理工作的精细化开展提供支持。最后，完善应急实训和心理适应体系。基层政府可依托高校、培训机构及应急教育基地建设虚拟仿真实训中心，通过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VR）、增强现实（AugmentedReality，AR）等技术模拟多种灾害场景，提高应急管理人员的风险感知能力、避险逃生能力、专业操作能力和心理适应能力。


3.结束语


基层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是筑牢国家公共安全防线的基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文章系统分析了当前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短板，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地区特色和实操性的对策，为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供了参考。


坚守教育初心勇担强国使命西安工业大学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探索


侯成义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作为陕西省属高水平大学、国家兵工行业特色高校，西安工业大学（以下简称“西安工大”）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立足兵工特色、服务国家战略、对接区域需求，在七十余年办学历程中，将自身发展融入教育强国建设全局，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之路。


锚定办学定位：在“特色兴校”中找准教育强国建设坐标


西安工业大学始建于1955年，源于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目的军工配套项目。在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西安工大明确了“奋力建设军工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为教育强国建设找准坐标。


1.传承兵工基因，坚守为国育才初心


1955年6月，尹钧等21位老同志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来到大西北筹建学校。创业者们克服重重困难，不到一年时间建成完备校园，并于1956年8月正式招生。从那时起，老兵工人的创业精神和作风，就给学校基因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学校始终将传承这一红色基因作为立德树人的根本，将其内化为“敦德励学、知行相长”校训的精神内核，外化为“忠诚进取、精工博艺”校风的具体实践，引导广大师生深刻理解“国之大者”，自觉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业。


2.突出兵工特色，对接国防战略需求


作为我国兵器行业部署在西北地区一所具备本硕博培养层次的院校，西安工大始终将兵工特色作为办学之基、立校之本，构建了覆盖“研发—制造—检测—保障”的兵工特色专业体系。


同时，学校紧密围绕兵器工业智能化、信息化、轻量化的发展趋势，将办学特色与国防战略需求深度融合，聚焦主战装备研发、国防新材料应用、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等关键领域，开展武器装备检测技术等研究，多项成果已成功应用于现役主战装备。


构建育人体系：在“铸魂固本”中夯实教育强国人才根基


西安工大始终践行“敦德励学、知行相长”的校训，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遵循“价值引领、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着力培养


具有家国情怀、兵工特质、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时代新人。


1.强化价值引领，铸牢育人之魂


西安工大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育人首位，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营造崇尚科学、追求卓越、爱国奉献的校园文化氛围，着力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学校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教学，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在实践育人方面，依托校史馆、兵器科技馆等红色文化资源，通过“虚拟仿真+实体操作”等模式，以“新工科育人”为核心，整合多学科资源，将红色基因、家国情怀、传统文化融入科技实践，打造“AGV移动机器人重走长征路”“ROS机器人智能扫雷排爆”等特色思政项目，聚焦国防教育与责任担当。


2.聚焦能力培养，锻造核心本领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在行业人才质量评价中指出：“西安工业大学的毕业生有极强的动手能力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在企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不少毕业生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脱颖而出，成为企业重要的技术骨干。”学校以“精工博艺”为指引，积极构建“基础—综合—创新”三阶递进的能力培养体系，重点锻造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与跨界融合能力。


学校立足国家级工程训练中心、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及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等企业共建的实践基地，优化“一流+兵器”专业结构，构建了贯穿四年的递进式实践教学链条。从大一的基础金工实习，到大二、大三的专业课程设计与综合实验，再到大四的毕业设计与企业课题项目，确保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将兵工特质所需的严谨、规范、务实作风内化为工程素养。同时，学校将科研反哺教学作为重要机制，鼓励本科生早期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强化科研创新：在“科技赋能”中激活教育强国动力引擎


西安工业大学始终坚持特色兴校发展战略，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行业关键技术瓶颈，强化基础研究、突出应用导向、促进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支撑国家发展、服务社会进步，为教育强国建设激活动力引擎。


1.聚焦学科建设，夯实创新基础


西安工业大学聚焦工学优势学科，强化理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的支撑作用，构建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校学科体系完整，现有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及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2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


学科，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1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5个学科入选国家国防特色学科，5个学科上榜“软科”（2024年）中国最好学科，7个学科列入省级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材料科学、工程学、化学3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其中材料科学、工程学进入前5‰）。学校现有


54个本科专业，其中20个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5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过数量位列全国高校第42位，形成了“一流+特色”的专业布局，彰显出深厚的军工底蕴与前沿创新能力。


2.强化科研攻关，服务国家战略


依托重点学科建设，学校组建了新材料、高熵合金、薄膜与光学制造等多个高水平科研团队。在新材料领域，学校新材料教师团队成功突破固态储氢材料室温高效吸放氢技术难题，创造了富锂正极材料700次循环无衰退的世界纪录；在智能装备领域，学校研发的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行业，提升了我国相关产业的智能化水平，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了西工智慧。


学校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防基础科研项目等国家及国防重大重点项目近100项；5项成果获国家科技成果奖，10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3.促进成果转化，赋能经济发展


西安工业大学坚持“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搭建成果转化平台，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学校通过打造“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载体，建设了小试中试基地，并设立产业发展专项基金，为转化项目提供全周期资金支持，缓解了资金短缺难题。同时，通过整合资源搭建全链条平台，将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转化职能纳入科技园统筹，实现从保护到股权转化的贯通式管理，激发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深化社会服务：在“知行相长”中彰显教育强国责任担当


西安工业大学始终坚持“立足陕西、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社会服务理念，在政策咨询、科普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主动作为，实现了教育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1.立足区域发展，服务陕西高质量建设


西安工大始终将服务陕西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使命，主动对接陕西省“科技强省”建设部署，深化校地融合、产教协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教育动


能。组建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研究院等智库平台，聚焦陕西重点产业链培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重大课题，开展深入研究。


学校与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等地方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西安高新区、经开区等产业聚集区共建产学研合作基地20余个；成立的榆林博艺精工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被列入陕西省新型研发机构名单；与比亚迪、陕汽集团等区域龙头企业联合研发，共同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2.开展科普服务，提升全民素养


西安工业大学基于学科优势和科研资源，积极开展科普宣传和科普教育活动，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学校建设了“兵器小镇”国家级科普基地、陕西省高校科普教育基地等多个科普平台，开设了科普展厅、实验室开放日等，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科普活动；组织科研人员、教师、学生成立科普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学校、乡村开展科普讲座、科技下乡、科普展览等活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3.传承优秀文化，促进文化繁荣


西安工业大学立足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根植于自身鲜明的兵工文化积淀，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持续助力文化繁荣发展。


学校深度挖掘兵工文化精神内核，建成兵器科技馆，赓续传承并大力弘扬“把一切献给党”的人民兵工精神；积极投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实践，开展非遗进校园等系列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耕校园文化建设，打造“红色文化”“科技文化”“军工文化”“艺术文化”等特色校园文化品牌，营造格调高雅、内涵丰富的浓郁校园文化氛围。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西安工业大学将全面落实教育强国建设部署，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改革创新，强化特色发展，提升办学质量，努力建设军工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农村生源商科大学生返乡创业能力培养路径研究基于苏北10所本科高校的调研


宿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王经政


随着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农村经济发展中对具备现代商业思维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返乡创业人员规模已逾1200万，这一态势不仅凸显了优化人才供给的紧迫性，也彰显了激活乡村经济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农村生源商科大学生作为兼具乡土情怀与现代商业知识的特殊群体，在链接城乡资源、激活乡村经济方面具有特有优势，是加快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然而，现有高校商科教育普遍存在“重城市轻乡村”“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生源商科大学生返乡创业能力的培养。本文基于苏北的10所本科高校，进行农村生源商科大学生返乡创业能力的调查研究，这有利于探索商科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机制，能够为地方高校优化创业教育体系提供一定参考。


一、农村生源商科大学生返乡创业能力的调研


（一）问卷内容


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主要涉及性别、所在年级、专业、家庭情况等。第二部分是创业能力自评与需求，主要聚焦乡村创业核心技能，以五分制量表形式，对商业计划书撰写、乡村资源整合能力、农产品营销策划、农业政策解读能力、创业风险应对能力进行打分；而在创业教育内容需求上，主要考虑了乡村产业经济分析、农业供应链管理、农村金融与融资、乡村品牌建设、数字技术应用等因素的影响。


（二）调研形式


研究中主要采用“问卷星”网络平台进行问卷调研，目标群体为苏北五市高校商科大学生、辅导员及专任教师，共计投放60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72份，回收率为95.33%。在此基础上，对所采集的量表数据进行了信度与效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项Cronbach‘sα信度系数均显著高于0.8的标准阈值，表明问卷各变量具有极高的信度水平。同时，KMO检验值为0.91，Bartlett’s球形检验的Sig值为0.000，远低于0.05的统计显著水平，表明问卷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三）调查结果分析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S高校30名农村生源商科学生、3名辅导员及10名专任教师进行深度访谈，分析农村生源商科大学生的能力需求。从表1中可以看出，重要性评分在4分以上的有5个，其排序反映了不同维度能力的需求程度。总体来看，学生在政策解读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及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储备与创业实践要求之间有较大差距，这也映射出商科专业学生能力培养的短板。一是政策理解不足，超过60%的学生对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了解甚少，仅有约10%的学生能够准确列举出地方层面的主要创业扶持措施，这种信息不对称性严重阻碍政策红利的把握。二是实践经验缺乏，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未参与过创业实训项目，同时超过50%的学生认为校园课程存在“重理论轻实操”倾向，这表明学生接触真实场景的机会较少。


二、商科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在商科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方面已取得初步进展，但仍存在诸多结构性与机制性问题[1]，破解这些问题是商科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一）课程体系与乡村创业需求脱节


课程内容中乡村场景融入不足。首先，现有商科课程设计尚未构建起一套能够适配乡村产业生态的培养体系，主流教材涉及与乡村经济发展紧密关联的案例占比不足5%，使得学生对乡村创业的认知不具象。其次，大数据分析、电子商务等前沿数字技术课程未能与农产品溯源、智慧农业等深度融合。例如，在S高校《网络营销》课程实践中，学生在推动“苏北黄桃上行”项目中，因对冷链物流成本核算与农户合作模式的理解不足，导致项目流产。这种理论与乡村实践的严重脱节，不仅削弱了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乡村场景的能力，更凸显了现有课程设计在培育学生解决实际乡村创业问题方面的局限性。


在校生农业产业链知识储备不足。首先，创业教育的系统性与连续性明显不足。多数高校将创业教育简化为《创新创业基础》等通识性课程，未能形成贯穿本科四年、循序渐进的能力培养链条[2]。例如，某电商团队在策划“农产品直播基地”项目时，因缺乏乡村政策解读能力和供应链管理经验未能通过审批，反映出商科学生存在的“知乡村情怀、缺乡土实践”的能力断层。其次，商科学生对农业“三产融合”的认知普遍缺乏。原因之一是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学等跨学科课程占比不足10%。调研中发现，高达68%的商科学生无法准确描述农产品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有45%的学生对“农村三变改革”的政策内涵理解


模糊。


（二）产教融合深度不足


实践平台“重形式轻实效”。首先，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呈现功能性“空心化”现象，尽管高达85%的高校宣称已建有创业孵化基地，但仅有12%的基地能够为乡村创业提供定制化支持，这种数量与质量上的落差，导致创业孵化基地“名实不符”。其次，校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足。校企合作模式大多局限于与城市大型企业，如银行、零售集团等，而与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乡村经营主体的实质性合作率低于5%；学生实践内容主要停留在参观考察、专题讲座等浅表形式，缺乏深度融入的实操机会，这种“以城市为中心”且“重观摩轻实践”的产教融合模式，影响其对创业生态的判断与实践胜任力的理解。


创业竞赛与项目设计偏离乡村需求。在创业竞赛与实践项目设计范式方面，其主题与乡村发展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偏离。在创业竞赛主题设置中，技术密集型与互联网驱动型项目占比高达70%以上[3]，而与乡村文化旅游、生态农业等契合的项目则不足15%。同时，学生实践项目呈现出“盆景化”特征，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周期短、风险低、易于展示的微型项目，例如校园咖啡店运营实践等。这种“重城市技术、轻乡村人文”“重短期展示、轻长期扎根”的竞赛与项目设计导向，不利于创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活力激发，甚至可能抑制学生对乡村问题的深度思考与创新性解决方案的提出。


在地化的实践资源整合能力不足。首先，高校与地方政府、乡村社区之间缺失常态化、制度化的多方协同机制。调查结果显示，不到35%的高校与县级政府签订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共建等各类协议，这不利于获得土地流转、政策申报、项目审批等关键实操经验。其次，乡村创业实践呈现出周期性不足的特征，如85%的暑期社会实践仅持续2—4周，这种短期的实践安排，远未能涵盖农业生产3—6个月的完整生命周期，使得学生难以对乡村产业的季节性、周期性特征形成系统性深度认知。这种碎片化、短期化的在地实践模式，关注的是学生实践的广度与表面参与度，培育的是学生“浮光掠影”式的实践认知与态度。


（三）教师乡村创业指导能力欠缺


教师乡村经验匮乏。当前商科教师存在乡村实践经验与涉农领域研究积累匮乏等问题。调研结果显示，有乡村产业研究背景的教师占比不足8%，教师政策熟悉度低、实务参与较少，具体表现为65%的教师指导学生完成诸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策划”等具体创业任务。同时，实战型导师短缺。调研结果显


示，当前创业导师构成以学术型教师为主导，而具有涉农企业家、乡村致富带头人等实践经验的导师占比不足5%，这种结构性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创业指导的实战性和有效性，如在某高校聘请的10名乡村振兴导师中，有6人全年未参与过一次项目指导，这对学生的创业实践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教师评价与创教目标有分歧。一是高校现行的考核体系过度强调科研论文产出，而相对轻视实践教学与创业指导成果的价值，此种导向直接导致教师缺乏投入乡村创业课程开发和指导的内在动力。例如，在某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标准中，创业指导成果的权重仅占5%的比例，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教师对此类实践性工作投入不足的倾向。二是跨学科教学团队建设滞后。调研结果显示，农业专家与商科教师在合作开展项目研究与实务推进方面的比例不足3%，合作开发课程的比例不足2%。这些深层次问题制约了“商业+农业”复合型知识的有效传递，不足以支撑乡村创业所需的知识需求。


（四）政策协同机制不完善


高校与地方政府协同不足。一是农村生源商科大学生对返乡创业政策的认知率普遍偏低。调查数据显示，仅有30.8%的学生了解“乡村振兴创业补贴”政策，而知晓“农业担保贷款”政策的学生更是低至26.9%，这表明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现有政策信息未能有效送达目标群体。二是高校在乡村产业发展政策的落地转化能力方面也明显不足。例如，在某高校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政策解读材料中，高达70%的内容为省级通用条款，却极少有结合县域的具体实施细则，这种过于宏观且缺乏县域特异性的政策供给，很能满足农村生源商科大学生对于精准化、可操作性政策信息的迫切需求。


创业资源供给“碎片化”。当前，土地、技术、资金等关键创业资源主要由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多个主体分别持有，这种高度分散的创业资源供给格局使得学生在创业时面临资源获取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问题[4]。这进一步加剧了跨部门协同的不足，不仅阻碍了资源的有效流动，更导致创业项目夭折率居高不下。例如，S高校一个精心策划的“乡村民宿集群”项目，便因无法协调国土、文化和旅游、环境保护等多部门的复杂审批而被迫终止；另一个旨在解决农业痛点的“智慧农业数据平台”团队，也因未能有效对接县域农业补贴政策而陷入商业化困境，这些具体案例无疑显示出政策衔接与资源整合的重要性。


3.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首先，创业失败的兜底保障机制缺位，使得学生


在评估创业风险时承受巨大心理压力。调查数据显示，高达78%的学生认为一旦创业失败，将面临债务危机与就业空窗期双重困境。其次，农业保险覆盖率仍较低，乡村创业项目因常受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影响不确定性较高，但现有保险产品未能有效覆盖特色农业，这种风险敞口加剧学生返乡创业的心理负担与决策效率。鉴于上述挑战，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背景下，商科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亟需突破传统教育模式，构建起一个以“需求导向、场景嵌入、多元协同”为核心的改革框架。


三、商科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路径优化


针对商科创业教育“脱离乡村、脱离实战、脱离生态”的困境，需要按照“课程重构—实践再造—师资升级—政策贯通”的路径进行商科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


（一）通过重构课程体系打造“乡村+”型商科课程群


依托模块化课程设计分层植入乡村创业知识。课程体系重构应深度依托模块化设计理念，分层植入乡村创业知识。一是在学科基础教育阶段，将乡村振兴专题模块融入现有商科课程，如在《市场营销学》中引入“农产品品牌化策略”章节；在《财务管理》中整合“农业项目融资风险评估”案例；在《战略管理》课程中嵌入“盱眙龙虾品牌化”等实践案例。在专业拓展层，要开设一系列乡村振兴特色选修课程，如开发《乡村产业经济分析》《数字乡村与电商运营》《农村合作社管理》等前沿课程，以强化数字孪生技术在农业产销流程决策中的应用，提升学生的风险预判能力与多维资源整合效能。


打造“商科+农业”课程矩阵强化本土经验传递。一是推动商科专业与农业类、旅游类等相关学科的深度协同，联合开发诸如《农业供应链与物流管理》和《乡村文旅项目策划》等交叉性课程。同时，全面推行“双导师制”，通过商科教师与农业专家共担《农产品电商》等课程的教学任务，有效提升学生乡村实践类项目的转化效能。二是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战略性深度合作，共同编纂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乡村振兴创业典型案例集》等，以利于推广县域特色产业项目。为了保障教学内容与区域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应建立真实乡村创业案例的常态化动态更新机制，每年遴选并补充10个左右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入库，以便为学生提供创业范本。


（二）通过实践体系再造构建“三级联动”赋能机制


1.优化校内外模拟实训平台与实践基地建设。建议构建一个分层递进、功


能互补的复合型赋能体系。在基础层，要优先建设高标准的“乡村创业实验室”，配备农产品直播舱、智慧农业沙盘、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技术集成应用等功能，从而在沉浸式教学场景中进行农业主要链条商业推演。同时，应协同开发乡村创业仿真系统，培养学生应对挑战的能力。在协作层，要促成高校与农业龙头企业、县域政府的融合，强化校企地一体化实践基地建设；推行“学期分段实践”模式，以“真题真做”项目式学习为核心，将学生驻点实践的参与度、过程及成效，纳入高校学分体系进行量化考核，使学生获得真实的创业体验与可迁移的实操技能。


在实战层面设立乡村创业孵化共同体。一是建议设立“乡村振兴工作站”，全面推行“高校导师+企业导师+乡村导师”的“三师共育”模式，引导优秀学生创业团队入驻县域，为其提供1—2年的孵化支持，以提升创业项目实际存活率。其次，应持续深化“高校—县域—企业”三方联合孵化基地的共建模式，设立“创业试验田”机制，为学生团队提供低风险的试错与快速迭代环境。例如，地方政府可划拨特定数量土地，学生在此基地运用物联网技术进行精准化种植，当地基层政府提供关键数据与政策支持，所产出的农产品由合作企业对接本地商超，以推动“教学—实践—转化”良性闭环，有效实现理论知识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


（三）建设“双师型”导师矩阵推动师资队伍升级


校内教师能力重塑计划。一是实施“乡村产业研修”计划或“教师驻村”行动，选派商科教师开展为期不少于6个月的驻村挂职锻炼，提升其对农村经济社会的洞察力与创业指导能力。二是针对教师乡村实践设立专项津贴制度与荣誉体系，提升教师投身乡村的动力与职业归属感。三是加大由商科、农学、城乡规划、设计学等多学科背景教师组成的跨学科教研团队的建设力度[5]，协同开发诸如《乡村品牌视觉设计》《农产品市场营销策略》等，以提升学生实践应用水平。四是设立“乡村振兴教学成果”评审通道，评审结果可作为职称评定中的加分项，以促进校内教师知识创新、技能转化与社会服务效能提升。


外部导师资源库建设。首先，要构建乡村振兴导师库，吸纳涉农企业家、返乡创业典型及乡村工匠等行业专家，以提升外部导师指导学生创业项目的数量与质量。同时，要引聘具备“新农人”背景的企业家，开设特色“田间课堂”，如邀请双沟镇知名酿酒原粮生产合作社负责人讲授品牌运营实务等。建议推行“导师带队签约制”，明确每位导师指导创业团队项目的数量和要求，并将指


导绩效与薪资报酬直接关联，以强化指导责任。此外，为促进农经知识、三产融合等跨界融通，要探索并建立“高校教师－企业导师”双向互通机制，对表现卓越者可聘任为兼职教授，以推动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良性互促。


（四）打通“教育—政策—产业”闭环优化生态支持


强化政策对接与区域资源整合网络构建。首先，为消除创业主体在政策理解、法律风险规避及资金获取等方面面临的障碍，建议构建“乡村振兴创业服务中心”，为返乡创业大学生提供全流程、集成化的服务支撑。其次，对于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应深化“乡村振兴政策通”平台的开发，运用智能匹配技术实现税收优惠、用地审批等适配政策包的自动化精准推送。再次，应构建区域资源整合网络，推动“高校—政府—企业”三方紧密协作，以提升平台资源配置的精准性与协同效率。最后，要培育乡村创业领军人才群体，并借助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积极塑造“返乡创业新农人”的榜样形象，以激发更广泛的创业热情与社会参与。


建立跨校资源共享平台推动风险共担机制创新。首先，应引导高校、政府、企业按合理比例共同出资，设立


“创业担保基金”或“乡村创业保险基金”，为创业项目提供风险兜底保障，以降低学生的创业顾虑与试错成本。其次，应推动成立“乡村创业教育联盟”，对参与创业的学生试点推行“弹性学制”，并在此期间保留其学籍与奖学金资格。同时，联盟应构建课程互通、学分互认以及项目联评等制度规范，为学生返乡创业提供友好的教育生态。最后，建议试点推行“创业贡献积分制”，将学生创业所带动就业人数、土地增效产值等绩效指标，转化为考研加分、公务员招录优待等具体激励条件，以利于进一步激发返乡创业的内生动力。


四、结论与展望


农村生源商科大学生返乡创业被视为实现“人才回流”的关键突破口，承载着驱动乡村产业现代化进程的战略使命。针对苏北本科高校的研究发现，目前商科大学生返乡创业存在“高意愿—低能力”等结构性矛盾，为此应着力打造“教育赋能—政策护航—生态支撑”的三位一体体系，在课程中多融入本土案例，在实践中多复制本地成功模式，在政策上创新“青创保”“试验田”等保障机制，通过构建“乡村+”特色课程体系、创新“三级递进式”实践教学机制、健全“双师型”导师矩阵、完善“政策—资源—保障”协同生态系统以及培育“农创客”社群文化等路径，推动创业意愿与创业能力有效衔接。展望未


来，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中，应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导向，推动人才要素与乡村产业深度互嵌、返乡创业与创新活力良性互洽，从而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吴地工匠智造匠心职业院校文化育人的实践探索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园区分院张虹


吴地工匠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吴地工匠文化的核心内涵


1.尚巧创新，追求卓越


吴地工匠历来崇尚技艺创新，善于突破传统、开拓新境。干将莫邪铸剑的传说体现了工匠对技术创新的执着追求；明代“香山帮”匠人蒯祥主持修建北京故宫，将苏州园林建筑技艺与宫廷建筑风格完美融合；陆子冈的琢玉技艺独树一帜，开创了“子冈牌”的艺术先河。这种“尚巧”精神不仅体现为技艺手法的创新，更表现为思维方式的突破，是吴地工匠文化的核心特质之一。


2.精益求精，注重细节


“求精”是吴地工匠文化的鲜明标识。吴地工匠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对每道工序、每个细节都力求完美。无论是苏绣艺人一针一线的精心绣制，还是苏州园林营造过程中工匠们的反复推敲，均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为艺术追求。这种对极致的执着，集中体现了吴地工匠“宁缺毋滥，臻于至善”的敬业精神与职业操守。


3.崇文重艺，德技兼修


吴地文人文化与工匠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工匠+文人”的制器传统。吴地工匠不仅注重技艺锤炼，更注重文化素养的提升。苏州红木雕刻工匠将书法、绘画艺术融入雕刻技艺，使作品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沈寿将西方绘画透视原理融入苏绣，开创了“仿真绣”。这种崇文重艺的传统，使得吴地工匠文化实现了德技兼修的育人目标。


4.传承坚守，生生不息


吴地工匠文化通过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等方式坚守技艺，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确保传统工艺的延续性。同时，他们并非墨守成规，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例如，苏绣技艺在传承传统针法的基础上，不断吸收现代艺术元素；苏州园林营造技艺在保留核心手法的同时，适应现代生活需求，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吴地工匠文化的时代价值


1.赋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吴地工匠文化中“尚巧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与职业院校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高度契合。在职业教育中融入吴地工匠文化，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培养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与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


2.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亟须具有工匠精神的技术人才支撑。吴地工匠文化中的创新精神与质量意识，正是产业发展所需。职业院校通过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毕业生，为企业输送兼具技术能力与文化素养的人才，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3.丰富文化育人内涵


职业院校文化育人需要优质的文化资源作为支撑。吴地工匠文化作为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为职业院校文化育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过课程教学、实践活动、校园环境等多种载体，将吴地工匠文化融入育人全过程，增强文化育人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帮助学生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人文素养。


4.促进区域文化传承创新


职业院校作为区域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在吴地工匠文化传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文化建设，职业院校能够成为吴地工匠文化的传承基地，培养一批懂文化、爱技艺的传承者；同时，通过与企业、文化机构合作，推动吴地工匠文化与现代文化、产业文化创新融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实现区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智能制造学院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调研概况


为全面了解智能制造学院文化建设现状及吴地工匠文化融入情况，本研究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研。调研对象包括智能制造学院2022级、2023级学生共339人，教师18人，以及合作企业技术骨干7人。共发放学生问卷


339份，回收有效问卷296份，有效回收率为87.3%，并对访谈内容进行详细记录和分析。


调研结果分析


1.学生对吴地工匠文化的认知情况


调研结果显示，学生对吴地工匠文化的总体认知程度偏低。仅有22.6%的学生对吴地工匠文化“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能够说出3位以上吴地工匠代


表人物及相关技艺；45.8%的学生“略有了解”，仅知道苏州园林、苏绣等文化符号，对其背后的工匠精神缺乏深入认识；31.6%的学生“不了解”，表示从未接触过相关文化知识。


在认知途径方面，学生了解吴地工匠文化的渠道较为单一。60.2%的学生通过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体了解，23.7%的学生通过学校课程或活动了解，10.6%的学生通过家庭或社会交往了解，5.5%的学生通过其他途径了解。以上数据表明学校在吴地工匠文化传播与教育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2.智能制造学院文化建设现状


（1）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效


学院秉持“专注、匠心、传承”的文化精神，以“智造匠心”为文化品牌，构建了“技术+人文”的育人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课程建设方面，部分专业课程中融入了工匠精神等课程思政内容；在实践教学方面，注重学生技能训练，通过技能竞赛、实训项目等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第二课堂方面，开展了工匠精神主题讲座、智能工匠主题演讲、文化社团等活动，丰富了学生的文化体验。


（2）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结合调研结果，学院文化建设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吴地工匠文化融入不够深入，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现有文化建设多停留在表面，未充分挖掘吴地工匠文化“尚巧”“求精”的核心内涵与育人价值；二是课程渗透不足，缺乏代表性课程的系统研究，目前仅有部分课程零星融入相关内容；三是实训教学侧重技能操作训练，对学生的质量意识、创新精神、敬业精神等培养不够重视；四是第二课堂活动与校园文化建设缺乏特色与吸引力，校园环境中吴地工匠文化元素较少。


3.企业对员工文化素养的需求


在访谈过程中，企业技术骨干普遍认为，新时代技术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还应具有工匠精神与文化素养。企业表示，在招聘时会关注应聘者的工作态度、责任意识、创新能力等与工匠精神相关的素质；也有企业认为，员工了解本土文化能够增强团队凝聚力与企业归属感。企业希望职业院校能够将本土工匠文化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为其输送既懂技术又有文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吴地工匠文化融入智能制造学院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针对智能制造学院文化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从课程教学、技能实训、第二课堂、校园文化四个维度，构建吴地工匠文化融入的实践路径。


课程教学渗透：构建特色课程体系


1.开发代表性课程，深化文化内涵


智能制造学院以培养青年工匠为目标。为此，本课题选取《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机械制图及CAD技术基础》等代表性课程，开展吴地工匠文化融入专业教学的研究和探索。例如，在专业技能学习中，注重引导学生思考探究，如“工件摆放是否为最佳位置”“如何在性能上进行改进创新”等。通过直线切割、码垛摆盘、垂直搬运等实践任务，引导学生将机械制图与制造技术相结合。在反复研究和探讨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实践与项目任务的最佳匹配，使学生切身感受科技魅力与工匠精神的生动交融。


2.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紧扣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技术、智能医疗装备技术等专业特色，综合运用案例教学、项目式教学与情境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贴合学生实际，有效激发学习兴趣。例如，在案例教学方面，邀请吴地工匠、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分享技艺传承与匠心锤炼的历程，使工匠精神具象可感；在项目式教学方面，开设“传统工艺与智能制造融合”主题工作坊等项目，引导学生分组完成产品设计、制作优化等任务，在实践中深化团队协作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情境教学方面，借助机器人虚拟仿真技术及ABB、FANUC等主流机器人实操平台，深度还原吴地工匠的典型生产场景，让学生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与现代智能科技的融合。


3.构建课程体系，实现全面覆盖


构建“通识课程+专业课程+特色课程”的三级课程体系。在通识课程层面，开设《吴地工匠文化》《工匠精神与苏作文化》等选修课，系统介绍吴地工匠文化的历史、内涵、代表人物与技艺；在专业课程层面，将吴地工匠文化融入专业核心课程，实现文化与专业的深度融合。例如，引入吴地玉雕“相玉取形”的构思理念，让学生通过三维扫描与数字化建模，用仿真软件优化加工路径，学习将手工经验转化为数控程序的精准参数；在特色课程层面，开发《吴地传统工艺与智能制造》特色课程，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融合路径。


技能实训强化：培育工匠精神


1.融入质量意识培养


为深化产教融合，学院以“质量为先”为准则，将工匠精神融入技能训练全过程。在实训中心，以吴地工匠“精益求精”的质量标准为参照，将AR技术应用于传统技能教学，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直观的3D实操指引。在这里，教室变成了车间，作业变为产品，学生在践行吴地工匠精神的过程中夯实了专业基础。


2.强化创新精神培育


建立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和专门机构，实施院、系、班三级联动的培育计划，构建优质的创新创业生态。一方面，选拔组建创新团队，汲取吴地工匠的创新智慧，阶梯式开展培育，在实训教学中设置创新任务，强化实践导向与成果转化。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大赛，参赛项目涵盖机械制造、机电技术、无人机等领域，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研、以赛促创的方式，有效培养兼具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干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3.引入师徒制传承模式


20XX年与2022年，学院分别与强生医疗、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开展现代学徒制项目试点，现代学徒制班已成为校企协同育人的典范项目。在校企协同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学院应有效借鉴吴地工匠师徒传承的优良传统，发挥理论教学和基础实践优势，同时依托行业资源与实践平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工作场景与项目锻炼机会，实现“课堂到岗位”的无缝衔接。例如，2025年，学校与强生医疗联合开展的“2+2”现代学徒制班面试工作顺利启动。强生医疗卓越运营主任工程师汪照东带领企业团队走进校园，对2021级智能医疗装备技术高职班的学生进行严格选拔，为专业人才培养开启新篇章。


4.开展技能竞赛，以赛促学


定期举办“智造匠心”技能竞赛，竞赛内容不仅涵盖专业技能，还应注重人文素养的培育，深度融入吴地工匠文化元素。例如，在产品设计竞赛中，要求参赛者作品在实现功能的同时，应体现吴地工匠文化特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技能操作比赛中，将“精益求精”的质量观与“巧思成器”的创新观量化为评比标准，通过一系列具象化的实践比拼，切实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与进取精神，培育工匠精神。


第二课堂拓展：丰富文化体验1．打造特色文化活动品牌


围绕吴地工匠文化，打造“匠心论坛”“传统技艺体验周”“智能工匠与核雕艺术”等特色活动品牌，将工匠文化与技能竞技相结合。在活动期间，开展工匠文化展览、技艺表演、作品评选等活动；邀请吴地工匠、非遗传承人、行业专家举办“匠心论坛”讲座，分享技艺传承与职业发展经历；在传统技艺体验周，组织学生体验苏绣、木雕、篆刻等传统技艺，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工匠精神的了解。


2.组建文化社团，激发学生主动性


组建“吴地工匠文化研究社”“创新设计社团”“苏作文化研究社”等学生社团，由教师指导，学生自主管理。社团定期开展文化调研、技艺学习、作品创作和展示等活动，组织学生走访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等文化场馆，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接触、近距离学习，在亲身实践中激发学生的文化兴趣与传承热情。


3.开展校企共建活动


与合作企业、文化机构合作，开展校企共建活动。例如，建立劳动教育和实训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参与传统工艺智能化改造等项目；与企业联合举办“工匠讲堂”，邀请企业技术骨干、优秀校友等分享工作中的工匠精神案例；组织学生参与企业生产实践，或邀请企业来校开设技术工作坊与实战项目，让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感受工匠精神的内涵与价值。


校园文化营造：打造文化育人环境


1.优化校园物质环境


在校园环境建设中融入吴地工匠文化元素，打造“匠心文化长廊”，在教室门口展示吴地工匠代表人物、技艺成果、创新案例等；在教学楼、实训楼、图书馆等处悬挂工匠奋斗事迹、名言警句、作品等；在校园景观设计中融入苏州园林的造园理念，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2.构建精神文化体系


以吴地工匠文化为补充，丰富学院“热情、专注、匠心、传承”的文化精神内涵。将“尚巧创新”“精益求精”作为学院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校训、校歌、校风建设，引导师生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积极开展“最美工匠”“智能工匠”“匠心宿舍”等评选活动，宣传师生中的先进典型，发挥榜


样示范引领作用。


3.完善制度文化建设


建立健全文化建设制度，将吴地工匠文化融入教学管理制度、实训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等。例如，在教学管理制度中，明确课程文化融入的要求与考核标准；在实训管理制度中，强调工匠精神培育的具体措施；在学生管理制度中，将工匠精神表现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引导学生注重职业素养的提升。


本研究表明，吴地工匠文化所蕴含的尚巧创新、精益求精、崇文重艺、传承坚守等核心内涵，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高度契合，是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优质资源。调研发现，智能制造学院虽以“智造匠心”打造文化品牌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吴地工匠文化融入过程中仍存在融入深度不够、课程渗透薄弱、实训育人缺失、第二课堂与校园文化设计粗放、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对此，本研究构建了课程教学渗透、技能实训强化、第二课堂拓展、校园文化营造“四位一体”的融入路径，搭建了学生、教师、学院三维评价体系，可为文化融入效果提供科学的评判依据。吴地工匠文化融入职业院校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未来仍需持续创新路径、优化机制，进一步推动传统文化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助力培育兼具工匠精神与文化自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产业转型升级与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的范式重构与路径创新基于“135N”党建工作模式的实践探索


北京联合大学王艺


一、引言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2021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明确指出，“高校党组织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1］。强化学生党建工作，能有效引导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助力他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思想文化交锋日益激烈，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推动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前沿。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面临多元价值冲击与错误思潮渗透的风险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学生党建工作肩负着引导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的重大使命。通过严格规范党员发展程序、创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深化党课学习教育、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实践等方式，不断增强学生党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帮助广大青年学生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同时，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推动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构建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的“大思政”格局，已成为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的必然趋势。唯有不断提升学生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切实发挥其在思想政治引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激励青年学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二、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一）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实践探索与创新进展


组织覆盖向生活场域延伸，构建“浸润式”育人新阵地。近年来，随着“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的深入推进，高校学生党组织建设逐步从传统的院系架构向学生日常生活的现实空间拓展。以学生社区为载体的“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在全国多所高校试点并推广，通过在宿舍楼设立功能性党支部、党员先锋岗、红色驿站等形式，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进公寓、进社团、进网络平台，实现党建“触角”的立体化延伸。例如，部分高校推行“楼宇—楼


层—寝室”三级网格管理体系，将党员责任区嵌入学生生活单元，强化党员在思想引领、安全稳定、心理疏导等方面的服务功能［2］。这种贴近学生实际生活场景的党建布局，提升了组织的存在感与服务力，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与渗透性。


党建与立德树人深度融合，形成协同育人新格局。当前，高校普遍注重将党的建设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教学、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建设之中。依托主题党日、专题学习、红色研学等载体，结合重大节日、重要节点开展沉浸式、情境化教育活动，引导青年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同时，通过教师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结对共建”，实现党建与学业指导、科研训练、就业帮扶的有机联动。如一些理工类院校将党建融入创新创业项目，在课题组中设立临时党小组，推动党建与学术成长同频共振；人文社科类学院则通过“读经典·讲党史”系列活动，促进理论学习与专业素养双提升，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育人体系中的政治引领作用。


数字技术驱动党建模式转型，探索智慧党建新路径。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正逐步应用于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之中。部分高校已建成集信息发布、在线学习、组织生活管理、数据分析于一体的智慧党建平台，支持党员发展全流程线上留痕、动态跟踪。个别先行高校还尝试运用行为数据建模分析学生党员的思想动态趋势，辅助精准施策。此外，“微党课”“云参观”“VR红色展馆”等新型教育形式不断涌现，打破了传统党课的时间与空间限制，提高了学习的灵活性与吸引力。数字化不仅提升了党建管理效率，也为构建全天候、全链条的学生党员培养机制提供了技术支持。


（二）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面临的现实挑战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与时代环境的深刻变革，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深层次的新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党建质量的提升，更影响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当前亟需从现实痛点出发，系统剖析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党员教育系统性不足，长效培育机制有待健全。目前高校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阶段的培训体系较为完善，但学生党建工作入党前重发展、入党后轻教育的现象普遍，且入党后的教育环节陷入“重理论灌输、轻实践转化”“重共性要求、轻个性引导”的双重困境［3］。同时部分基层党组织存在“目的性与过程性不统一”，仅将党建视为阶段性工作，而非贯穿学生大学全程的


价值观塑造工程，导致入党前后教育断层［4］，部分党员入党后出现“思想滑坡”。首先，传统“填鸭式”党课和标准化培训模式，难以契合新时代学生的认知特点与成长需求［5］，实践教育多局限于象征性的志愿服务或红色基地参观，缺乏与专业学习、社会服务、网络空间等场景的深度融合，个性化指导机制普遍缺位，使得理论知识难以内化为价值认同。其次，在党员的推优、选拔过程中，多数高校将学习成绩作为党员发展与考核的“硬指标”，而对政治理论学习深度、志愿服务时长、群众基础等综合素养考核缺乏量化标准。这种“唯分数论”导致部分学生党员“高分低觉悟”，甚至出现为入党“刷绩点”却忽视服务意识培养的功利化倾向。这就导致发展的学生党员在学业示范、生活服务、舆情引导等领域的标杆作用不突出，未能形成“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辐射效应。


学生党支部运行质量参差，组织活力亟待增强。目前学生党支部建设在组织架构、队伍建设及时代适应性等方面存在深层矛盾。在组织架构方面，部分高校未能在学生宿舍、社团等新型学生活动场所建设党建团队，导致其存在党建阵地建设滞后、党建团队覆盖率不足、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尤其在低年级本科生中，因正式党员数量有限，常出现高年级学生兼任党支部书记甚至跨年级、跨专业合并设党支部的情况，造成管理跨度大、指导力度弱。加之学生党务工作者经验不足、流动性强，难以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和规范性［6］。此外，部分支部组织生活程式化严重，


“三会一课”质量不高，议题设置脱离学生关切，讨论缺乏深度，批评与自我批评流于表面，组织生活政治性、时代感不强，制约了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发挥。


党团班协同联动不畅，一体化育人合力尚未形成。在高校基层治理体系中，党支部、团支部与班委会本应构成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育人共同体，但在实践中存在党团班协同机制缺失、“党建带团建”工作链条虚化、学生党员先锋矩阵构建滞后等问题。首先，党支部与团支部、班委会在思想引领、事务管理、活动组织等维度存在工作断层，“三会一课”与团学活动、班级建设常呈平行推进状态，未能形成育人合力。其次，在团员推优、理论学习、实践育人等关键环节，党组织的引领示范作用尚未有效转化为共青团和班集体的建设动能，出现组织引领“中梗阻”的现象。


4.智慧党建推进中的结构性矛盾凸显，技术赋能面临落地难题。“数


治”赋能作为推动学生社区党建工作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在为其开辟新路径、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破解的现实挑战。其一，技术与安全层面呈现双重困境［3］。智慧党建系统在功能设计上存在适配性不足的问题，且数字化技术迭代迅速，这既影响了党建工作的实际开展效果，也制约了“数治”效能的充分发挥；同时，学生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存储面临泄露风险。其二，人员素质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党建工作者在数字化技术运用能力上有所欠缺，难以高效开展“数治”工作；学生群体数字素养参差不齐，部分学生对线上党建活动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导致党建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受到限制。其三，机制协调领域面临难题。线上线下机制衔接不够紧密，影响了党建工作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多部门之间协同效率低下，存在沟通不畅、职责不清等问题，阻碍了党建工作的整体推进与协同发展。


三、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创新的路径探索


针对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面临思想引领力不足、组织力不强、育人融合度不高、党员作用发挥有限等问题，本研究通过对近年来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文献分析，结合对北京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进行的实地调研，提出以“一个目标统领、三项工程驱动、五大平台支撑、N项机制保障”的“135N”学生党建工作模式，推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由“标准化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跃升。


（一）锚定“一个”核心目标，强化党建育人功能定位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应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强化并发挥高校党建育人引领作用”为目标，认真落实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要求，注重丰富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服务、育人“五位一体”的育人内涵，切实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阵地，进而打造高质量、高水平、高起点的特色党建品牌。


（二）依托“三个”高校学生党建特色项目，破解关键环节难题


围绕文化建设，打造“学生支部党建文化”。大力开展支部文化建设，以创新方法打造精品党课。邀请校党委常委、院系党委书记带头讲授“开学第一堂党课”，结合学校“双一流”建设等中心工作深入解读党的教育方针，让学生党员深刻认识党建工作对学校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引领作用。其次，可以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骨干教师、党史研究领域专家精心开发“党纪专题精品课”，例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启示》等课程，通过学术化的阐


释和深入浅出的解读，加深学生党员的党性修养。再次，通过充分利用校园内的红色地标、校史馆等资源开展“行走的党课”。组织学生党员在历史场景中诵读革命家书、重温入党誓词，以沉浸式体验增强其党性学习的感染力，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在青年一代中传承延续。


围绕中心工作，不断完善“党建实践理论体系”。高校创新开展党支部红色“1+1”共建活动，通过打破年级、专业、院校间的组织壁垒，构建多维协同的党建育人共同体。实现“以理论促实践、以实践促真知”的目的。首先，围绕“高年级支部+低年级支部”模式纵向联动，由高年级党员担任“红色引路人”，通过学业帮扶、生涯规划分享、入党经验交流等常态化机制，实现党性修养与成长经验的“传帮带”。其次，围绕“教师支部+学生支部”模式双向赋能，发挥教师党员的专业优势与育人经验，联合开展课程思政研讨、社会实践指导等活动，将专业教育与红色基因传承深度融合。再次，围绕“校内支部+校外支部“模式跨界协同，与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街道等建立共建关系，引入校外红色资源、实践平台和社会力量，形成“校内建阵地、校外拓课堂”的立体化育人格局。


围绕实践效能，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高校基层党支部“共建攻坚”活动以破解发展难题为导向，构建多维协同攻坚体系。通过搭建“共建攻坚”实践平台，对于“重大任务攻坚”，高校可从各支部抽调骨干党员组成应急突击队，聚焦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疫情防控、大型活动筹备等急难险重任务，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其次，对于“基层治理攻坚”来说，高校从学工等机关职能部门支部与院系学生支部联建，针对就业指导不足等学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组建“党员攻坚小组”，制定“问题清单、解决方案、验收标准”闭环流程。最后围绕“学生管理攻坚”，可以通过“党建工作站”站务委员会组织全体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与公寓安全管理、卫生监督、理论学习及公益服务等，切实让学生公寓“党建工作站”成为学生之家。


（三）搭建“五大”学生党建工作平台，夯实党建工作阵地


以“三个要求”为引领，构建“党建宣传矩阵”。高校搭建学生党建宣传矩阵，需以“政治引领为魂、青年需求为纲、融合创新为要”，构建“平台立体化、内容分众化、传播场景化、互动沉浸式”的全域传播体系。同时，高校搭建公众号等党建媒体平台，需以“强化政治引领、贴近学生需求、提升传播效能”为核心［7］，结合新媒体传播规律与学生认知特点。通过搭建以理


论学习的“移动课堂”、党建动态的“展示窗口”、师生互动的“桥梁纽带”，三位为一体的党建宣传公众号，宣传日常党建工作。同时也可以通过开设“支部风采”栏目，实时发布主题党日、党员发展大会等党内重要活动以及先进典型事迹和基层支部创新案例等，以“一图读懂”形式展现高校党建工作全景。


以“四大功能”为基础，打造“党员成长赋能空间”。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打造的“初心领航党员成长赋能空间”，以“筑牢思想阵地、锤炼党性修养、凝聚组织合力”为目标，构建起“政治引领、成长赋能、双向沟通、作风锤炼”四大功能体系。通过引导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促进党员的自我反省与提升，增进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员成长赋能空间是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员素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阵地，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两大宗旨”为导向，创立“理论研习新平台”。思想政治类社团是以学习、宣传和践行党的创新理论为主责，秉持“研读经典原著、厚植理论根基，观照现实问题、紧跟时代步伐”宗旨，吸纳各学院政治觉悟高、理论学习积极、实践表现突出的学生作为骨干成员的政治理论研习平台。以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学习社为例，其通过系统化学理论学习、沉浸式主题实践和常态化朋辈分享，引导青年学生在深学细悟中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知行合一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对标笃行中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同时主动服务学校及学院党建工作，通过策划理论宣讲、参与支部共建、开展调研实践等方式，赋能基层党建创新，助力校园青年理论学习生态建设，成为培育时代新人与繁荣高校理论学习氛围的重要阵地。


以“一个落实”为目标，打造学生党员学习新队伍。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开展主题教育理论学习，通过创新学习载体，建设“党员先锋宣讲团”，以组织开展“进行业、进村社、进校园”系列理论宣讲活动。“党员先锋宣讲团”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深入企业、乡村社区和校园等基层一线，将主题教育的声音传遍基层。通过打造主题教育宣讲“特色工程”，推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大会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在师生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以“三个问题”为方向，创造学生党员培养新社区。学生公寓“党建工作站”旨在将党建从“传统会场”转向“生活现场”，借助物理空间的贴


近性、功能设置的复合性、活动形式的亲和性，切实解决高校党建面临的“高空落地难”“学生参与感弱”“供需脱节”等实际问题［8］。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拓展党建阵地的物理边界，更在于通过“浸润式”育人、“精准化”服务、“协同化”治理，构建“党建引领、文化凝聚、成长赋能”的良性生态体系，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通过“党建工作站”站务委员会组织全体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与公寓安全管理、卫生监督、理论学习及公益服务等工作，让学生党员在参与学生卫生工作的同时锻炼其“服务群众”的能力。


（四）实施“N项”高校学生党建措施


在新形势下，为确保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有序开展，除以上提到的依托三大创新党建工作方法、搭建五大党建工作平台外，还可以在组织生活、文化建设、学生党员引领、学生党员考核方面采取以下措施开展党建工作、提升工作质量。一是，在组织生活方面，要坚持高频次、高质量开展“三会一课”［9］，按月度、学期稳步落实，并将全年内容汇编成册，为总结经验、深化学习提供详实参考。同时要严格规范组织生活会与民主评议党员流程，从实施方案制定到问题台账梳理、整改清单落实、批评意见汇总，均做到标准清晰、要求明确，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二是，在文化建设方面，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创新组织形式，推行党小组轮流承办机制，同步强化过程监督、完善日常考核制度，实施出勤积分管理，有效激发党员参与积极性。三是，在党员服务与示范引领上，要积极拓展新载体，大力推进“党建带团建”“党团一体化”建设，依托学院AAA公众号、官方网站全方位展现优秀党员在思想引领、专业学习、志愿服务等领域的先锋模范风采。四是，在学生党员考核方面，创新性实施《学生党员发展手册》，将毕业生党员在校综合考评等级确认后存入个人人事档案，并建立健全学生入党积极分子量化发展、学生党员量化考核等制度体系，以制度创新推动支部工作提质增效，持续迈向新高度。


四、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展望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正处于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关键节点。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青年学生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需与时俱进、持续创新，以更好地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一是政治导向引领高校党建工作。教育部等相关部门持续强调加强党对高


校的全面领导，深入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这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明确了方向。未来，高校将进一步聚焦政治建设，对学生党支部书记、学生党员骨干等开展更为系统、深入的政治培训，不断提升其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确保学生党建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


二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党建工作模式创新。“互联网+党建”的党建工作模式将愈发成熟［10］。当前，部分高校已利用新媒体平台打造线上党建课程、开展云端主题党日活动等，但这仅仅是开端。未来，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深度应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将构建起更加沉浸式、互动式的学习体验场景。同时，党建工作将从传统的集中式学习向线上线下融合、碎片化与系统化结合的方向转变，以适应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三是学生党建工作与学生生活、学业的融合。学生公寓“党建工作站”的建设会进一步深化，不仅作为党员活动的场所，更会成为学生思想交流、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性平台。在这里，党员学生可以随时为同学们提供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将党建工作切实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增强党组织在学生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四是党建工作中师资队伍的建设。未来，高校将着力打造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学生党建工作队伍。通过选拔具有丰富思政教育经验、高政治素养的教师担任学生党建指导老师；同时加强对辅导员、班主任等一线学生工作者的党建业务培训，提升其开展党建工作的能力。通过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加强融合发展、提升队伍素质和整合社会资源，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必将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发挥更为重要的引领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红崖村（一组）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段文君


1.村落概况


红崖村（一组）隶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城关镇，距隆德县城1km，村域总面积约0.2km2（300亩）（见图1）。作为隆德县的东南门户，因毗邻六盘山西麓，曾是红二十五军先遣团党委会议遗址地，是承载无数人历史记忆与情感的“乡村史册”，素有“六盘山下第一村”之誉。


村落历史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宋代设立德顺军时，已有驻军在此屯垦戍边，因村落依山就势、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曾见证宋金争夺德顺郡之战、成吉思汗拔德顺州、李自成攻占隆德城等重要军事活动。清代至解放前，马姓、杨姓、蒙姓、李姓、张姓五大户及辛家、任家、安家和张氏兄弟等家族陆继从甘肃静宁、天水、庄浪及山西大柳树、隆德县城等地迁入，逐渐形成红崖村、新华村、张士村3个自然村，村民以农业为主，兼营小商业。2003年三村合并为红崖村（行政村），下辖红崖村一、二、三组。2013年，红崖村凭借区位和产业优势逐步转型为社区，与原城关镇、好水乡、陈靳乡、观庄乡4个乡镇14个行政村搬迁移民共同组成红崖安置区和三贤居小区，共同纳入红崖社区管辖范围。


红崖村（一组）作为隆德县保留最为完整的传统村落之一，2012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5年入选“中国最美休闲乡村”；2022年设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


2024年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25年荣获“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荣誉称号。


2.聚落特征


红崖村（一组）北靠六盘山，东倚龟山，西临清流河，清凉大道南北纵贯全村。村落依山而建，居民区呈南北走向排布，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山脚到半山腰的位置，且呈扇形铺展，整体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东山与西川为农田区域。街巷形成“五纵一横”巷弄格局。5条纵巷顺应地势南北延伸，宽2~3m，为主通道连接宅院与公共区域，两侧多以黄土夯土墙或石砌墙围合，兼具交通与排水功能；一条长约520m的主巷道东西横贯，宽3~4m，作为村落核心轴线，串联各纵巷并连接对外交通与公共节点，其中，200余米的青石老巷沿途分布着老戏台、


老磨坊、老水井、拴马槽、百家姓砖雕照壁等历史遗存。巷道两侧建筑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布局，主体为土木结构，屋墙以山石垒砌、黄土勾缝，墙头蒿草轻摇，墙角榆杨洒荫，户门多西向，完整保留了六盘山传统民居风貌，被誉为宁夏最美“老巷子”（见图2）。


3.村落活力


红崖村（一组）现有村民98户410人。村落发展的转机源于文化觉醒与精准市场定位。其优越的地理区位、便捷的交通、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县城稳定且具备较高消费能力的客源市场，为发展乡村旅游、文化体验和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村落以文化赋能推动产业全面活化。通过引入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石榴映红老巷子”IP，培育“旅游+民族团结进步”新业态，并与六盘山、龟山书院等联动设计旅游线路等，实现文旅融合增效，成功将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并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与快速响应能力，持续适应消费变化。建立“政府引导+公司化运营+合作社牵头+农户参与”的利益联结机制，村民通过直接参与经营、就地就近就业、资产资源入股和农产品销售等多种途径实现增收。目前，约90%的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致富，大量“新农人”返乡创业，为村庄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2024年，红崖村（一组）共接待游客5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800万元，带动就业365人。


4.村落保护利用行动


4.1资源整合与活化促进村落保护发展


红崖村（一组）秉持“修旧如旧，建新如故”原则，整合资源、统筹规划，累计投入1.3亿元，在“政府+专家+本地工匠”协同机制下，推进传统建筑改造、人居环境整治、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与基础设施提升等工程，并建立涵盖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与传统文化的数字化档案体系，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技术保障。以“千年隆德县，百年老巷子”为主题，围绕“红色旅游景区，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理念，完成98栋传统建筑“一院一风格”主题改造（见图3、图4）；建成红崖泉、古钟石阶、红军墙、红二十五军先遣团党委会议遗址等景观及小品20余处（见图5）；完善供电、供排水设施，推进绿化美化，通过功能植入与空间活化引入特色民宿、非遗工坊、农家书屋、乡土餐馆、茶馆与戏台等多类业态50余家，构建了集文化展示、体验与消费于一体的活力商业街区，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满足市民、游客追寻乡愁记忆、休闲体验、情感交流的“城市文化休闲客厅”（见图6）。


4.2文化再生促进遗产活态传承


红崖村（一组）将传统建筑、民俗文化与现代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焕发文化遗产活力。村落建筑在遵循“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打造“一院一绝技”主题院落，8个连片院落集中展示魏氏砖雕、高台马社火、杨氏泥塑等非遗项目，提供“沉浸式”体验，彰显传统建筑古韵与文化遗产当代价值；高台马社火、地摊戏、高跷活动、皮影戏等民俗活动常态化，由年节仪式转变为定期展演；依托“中国书法之乡”品牌，聚集了书法、绘画、剪纸和刺绣等手艺人设立艺术创作基地，举办教学交流活动。并开发地方特色文化衍生产品，实现文化资源向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见图7—9）。


如今的红崖村（一组）通过政策扶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历史文化传承，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传统保护与旅游发展相得益彰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视角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课题组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完善中央银行制度。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重要手段。①同时，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也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有力支撑。作为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强大的中央银行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将我国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载体。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重要环节，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对于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核心要义，需要围绕一系列依次递进的关键问题展开系统分析：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的代表性中央银行制度面临哪些挑战？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的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具有哪些本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如何超越国际上中央银行制度的局限，并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又应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安排，以促进经济增长并有效应对全球不确定性？显然，系统分析这些问题，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


基于此，本文按照“西方中央银行制度挑战—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演进—运行机理阐释—制度完善路径”的逻辑主线展开。首先，概括分析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其次，提炼分析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逻辑、阶段性特点和共同特征。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定位、制度功能、运行方式三个维度，重点阐述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运行机制。最后，结合日渐加剧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基于现代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从坚


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强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协同性、强化跨部门政策取向一致性、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地位、增强国际金融治理的参与及引领能力五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政策建议。


二、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央银行是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产物，其早期主体多由大型商业银行演变而来，建立初衷主要是为财政提供融资、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以及效仿发达国家经验等（凯文，2004）。随着商业银行声誉和竞争实力的不断增强，其职能逐步由单一的金融中介拓展为承担法定货币发行、管理存款准备、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并调节信用货币创造等公共职能，最终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何德旭、苗文龙，


2022）。在此基础上，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逐步形成，其本质是围绕实现币值稳定、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目标，系统构建并实施的货币政策、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机制的总和（易纲，2020）。


从制度设计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在法律上被赋予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兼顾通货膨胀、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等多元目标。然而，在以政党竞争和选举政治为特征的西方制度框架内，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尽管在形式上强调独立性，其在实际调控经济运行过程中却面临一系列政治挑战。


第一，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在多党派竞选政治条件下可能被党派或政治家干预，服务于当选目标，从而诱发剧烈的政治金融周期。由于选民在决策时往往对近期经济表现赋予更高权重，当政治家能够影响中央银行政策时，往往在选举前推动实施低通货膨胀、低失业、低税收等不具可持续性的短期繁荣政策（Nordhaus，1975），在选举结束后转向正常甚至紧缩的政策取向。这种围绕选举周期的政治行为，加剧了利率、通胀率及失业率等宏观变量的不稳定性


（Keil，1988；凯文，2004），形成具有显著负面冲击效应的政治金融周期。


第二，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可能成为利益集团攫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加剧发展和安全的张力。在现实中，代表强大资本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往往能够通过政治游说或政治压力，影响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关键政策机构，推动有利于集团利益扩张的政策取向，并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引致更高的持续性通货


膨胀。由于不同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理人的行为普遍具有短期化倾向，倾向于将未来长期利益较多贴现到当前（凯文，2004），无论哪一方利益集团主导中央银行政策，均可能实施偏离社会长远利益的政策，使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难以在社会经济长期稳定与金融资本短期波动之间实现有效平衡。


第三，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可能被政治家用于隐性增税，造成通货膨胀并加剧多元目标冲突。当中央银行受到资本利益集团或其政治代理人影响时，货币政策可能异化为融资和利益不公平分配的工具，主要渠道包括：中央银行发行高于经济运行所必需的高能货币，从社会经济部门广泛攫取实际资源；通过较高的通货膨胀，使纳税者名义收入上升并进入累进所得税制中更高税率的纳税等级；对于持有大量债券或类似债券性质存款的经济主体，通货膨胀会导致债券实际价值缩水，其贬值部分成为政治家的隐性税收（凯文，2004）。此时，中央银行即便在名义上设定多元政策目标，实际上可能连最基本的币值稳定都难以实现，更难以维护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第四，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可能因内部人控制，造成政策透明度较低、动态不一致等问题。尽管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来完善制度安排，但上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缓解。一方面，西方国家中央银行逐渐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中央银行官员和政治家可能形成合谋，进而误导公众，加剧经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中央银行作为独立核算的主体，亦具有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薪酬提升的激励，可能出现类似于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导致政策透明度较低（Friedman，1982）、动态不一致问题（Kydland和Prescott，1977）。内部人控制及其衍生的问题可能加剧中央银行政策对其最优目标的偏离。


三、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


（一）复合中央银行模式与“大一统”国家金融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始于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直至1979年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并恢复独立经营。这一时期，中央银行集货币发行、金融政策制定与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于一体，具有复合型银行特征。


基于解放战争后期的发展形势以及建党以来金融管理经验，1948年11月，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于1948年12月1日起发行人民币，①执行和完善基于政府信用的、统一发行的主权货币制度。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


行为政务院直属单位，在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下，承担发行国家货币、管理国家金融、支持经济恢复和国家重建的任务，履行国家银行职能（西南财经大学编写组，2025），此外还履行经理国库、稳定金融、稳定物价、制定金融政策等政府银行的职能，开展信用贷款、零息贷款等政策性银行业务，经营储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货币兑换、支付结算等商业银行业务。


在计划经济时期，基于我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同时为有所侧重地推进重工业发展战略、降低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本，国家通过改造私人银行与钱庄、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并推动中国人民银行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机构进行整合，使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国家金融产权的唯一代表，兼具货币发行和具体金融业务办理职能（张杰，2011），进而建立起以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和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为主要构成的中国金融体系。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货币发行管理机构和国家金融管理机关，具有国家机关和国家银行双重性质。


在这一阶段的不同时期，尽管中央银行的设立形式有所变动，但其基本模式均为“大一统”的复合中央银行模式，均由政府主导，中央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复合，是总分式组织的“大一统”银行。其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具体银行业务的经济实体，各项经营规则和制度均是为了保证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任务的执行和实现（黄达、张杰，2024）。


（二）从宏微观监管一体化模式逐步过渡到侧重宏观经济金融调控的中央银行制度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始于1979年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直至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依法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发挥中央银行功能、侧重于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稳定，逐步实现法制化和规范化运行。


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自1979年3月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起，我国开启了从政府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配置资源转型的金融分权改革。此阶段金融制度的分权特征主要表现在：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四大国有银行相继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并大力发展分支行（何德旭、苗文龙，2021）。1983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张艳花，2018）。1995年3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中国人民银行法》）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正式进入依法设立和规范运行阶段。此时，中央银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宏微观监管一体化模式特征。2003年12月，《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此时，中国人民银行虽然还履行一些微观监管职责，但多具有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保障金融基础设施安全和推进宏观审慎管理的取向。


随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2年10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1998年11月）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3年4月）相继成立，我国逐渐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国人民银行更为侧重地履行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稳定等职能，从制度安排上筑牢了强大中央银行的核心根基，为做好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及时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不仅履行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职能，而且在宏观审慎管理、最后贷款人制度设计和实施、存款保险征收及风险处置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安排，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日益清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持续完善货币政策体系、探索宏观审慎管理、创建存款保险制度，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方向进一步明确。2013年，为落实监管主体责任、避免监管竞争和套利，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相关部门之间在金融统计、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协调和金融信息共享。2015年，我国颁布实施《存款保险条例》，中国人民银行于同年5月开始履行存款保险管理职能并收缴保费，20XX年全面推行风险差别费率的存款保险制度，20XX年起实施存款保险风险处置措施，通过购买金融机构股份、提供专项借款、金融稳定再贷款等风险化解工具，有效控制银行破产传染风险。20XX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负责统筹协调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等重大事项，


其办公室设于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至此，涵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及风险处置等职能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围绕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目标，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持续发展和完善。20XX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层面明确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地位和意义。20XX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X会提出，“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市场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及关系方面明确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规则及要求。2022年10月，党的大会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明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清晰界定了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任务及定位。2023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划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并在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通过持续改革，我国逐步构建起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由中央金融委员会负责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现代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发展，更加注重维护币值稳定、加强政策沟通与预期管理、运用市场化和价格型的间接调控方式、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


经过长期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持续实践和制度创新，我国逐步构建起既遵循经济金融客观运行规律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四、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运行机理


围绕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和国家金融安全等核心内容，本文从制度定位、制度功能和运行方式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运


行机理及其对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的超越。其基本运行原理如图1所示。


（一）制度定位：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区别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的根本所在。其一，党的领导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总书记，2026）。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能够确保金融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二，中国共产党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立场。“我们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与一些国家金融为资本服务、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本质截然不同”（总书记，2026）。这从根本上明确了我国中央银行政策设计和执行的价值导向。其三，党的领导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国中央银行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重大宏观经济政策由党中央讨论决定，国务院及主管部门就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向党中央报告，确保了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金融领域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服务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经济社会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地


位，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①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为重点，形成了大型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体系和国有企业占产业主导地位的市场体系。在货币创造上，大型国有银行是货币创造和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求的主要渠道。在政策传导上，大型国有银行在传导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影响同业拆借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构建利率走廊的上下限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大型国有银行在将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到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同时注重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通过支持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发展，增强了银行信贷市场的适度竞争，提高了金融体系服务民营经济、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能力。


3.服务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与阶段性重点任务


制定并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势。通过设定长期战略目标、制定长期战略规划并实施长期战略举措，统筹协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监管政策等各方力量，推动经济稳定发展。在这一制度框架下，我国中央银行制度有效兼顾了长期导向和阶段聚焦的统一。一是通过制定货币政策规则和设计总量型政策工具，推动产出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服务于经济长期增长目标；二是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等重点领域予以定向支持，更好地对接发展中的阶段性重点任务；三是通过宏观审慎资本管理、流动性管理、金融市场交易与金融基础设施管理等安排，调控宏观杠杆率与部门负债水平，增强对重大风险的识别、防控与处置能力，维护金融安全。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中央银行制度从不同层面有力回应了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其中，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根本上解决了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党派竞争引发的政治金融周期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解决了中央银行被特定利益集团工具化的问题；统筹长期战略与短期任务，缓解了政策动态不一致问题；以重大战略、五年规划等为核心的国家发展规划和顶层设计，加强了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了透明度和预期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内部人控制问题。


（二）制度功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金融安全的有机统一


《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核心职责。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以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为两项基础任务：一方面，通过货币政策调控总需求、优化资金价格与结构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宏观金融条件与要素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宏观审慎管理、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等制度安排，形成对系统性风险的识别、约束与处置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与稳定预期。由此，推动实现发展与安全的有机统一。


1.创新货币政策，实现总量调控与结构引导


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在构建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了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包括以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策目标体系，以利率走廊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为支撑的传导机制，以及包括结构性货币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创新政策工具组合。从功能机理看，货币政策对高


质量发展的作用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展开：其一，通过数量型与价格型调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资金价格总体适度，稳定总需求与宏观预期，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其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优化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


通过调控数量和价格，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与利率适度，推动“量的合理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和物价的客观形势调节政策力度，利率较为适度和平稳，在收紧和放松两个方向都较为审慎、预留政策空间，与美联储等发达国家的“大起大落”存在明显不同


（易纲，2023）。面对外部冲击，中国人民银行坚持以我为主、稳中求进，体现出较强的政策自主性和战略定力。例如，面对美国自2015年开启的加息周期，中国人民银行仅在20XX年初小幅上调7天逆回购利率5个基点后即保持稳定，并通过降准等措施引导市场利率适度下行。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内经济恢复实际需要，及时适度调低7天逆回购利率30个基点，引导1年期LPR和5年期LPR分别下降25个基点和45个基点，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


上述稳健、渐进的调控取向，建立在制度化、市场化货币政策框架基础之上。围绕价格型调控转型，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构建了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为主型向价格为主型转变，2013年初创设的常备借贷便利


（SLF）构成利率走廊上限（何德旭等，2022）、2014年创设的中期借贷便利（MLF）逐步发挥中期政策利率功能。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具有一定特色的包含本币操作和外汇操作的公开市场操作体系。①灵活运用正回购、逆回购、现券交易、发行央行票据等既有工具，并创设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等新型工具，有效调节市场短期资金供给，既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突发性和临时性因素导致的市场资金供求大幅波动，又在较大程度上稳定市场预期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苗文龙，2022）。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在20XX年进一步推进LPR改革，使之作为基准利率，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何德旭等，2022）。


通过结构引导，精准滴灌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推动“质的有效提升”。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创新是在保持总量适度的同时，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嵌入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之中。当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时，高质量发展依赖于企业生产率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仅依靠总量


扩张难以形成持续动能，必须通过结构性引导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强化长期增长基础。中国人民银行以政策性支持与市场化配置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再贷款、再贴现、专项工具及配套激励约束，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从而推动“质的有效提升”。


在具体实践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围绕国家战略重点形成差异化支持体系。一是科技金融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再贷款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创新主体的信贷支持，并加强与科技、工信等多部门的协同，完善科技金融政策链条和风险分担机制，强化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金融支撑，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二是绿色金融方面，围绕“双碳”目标，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安排，在推动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低碳领域发展的同时，兼顾能源安全与经济平稳运行，实现绿色转型与发展安全的统筹协调。三是普惠金融领域，通过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持续扩大对乡村振兴、民营小微、民生重点群体等领域的融资供给，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四是养老金融领域，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通过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工具，支持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养老产业规范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五是数字金融方面，以


《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和《金融“五篇大文章”总体统计制度（试行）》等为抓手，加强数据能力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推动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构建中国特色的金融安全架构，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与保障金融体系稳健


在国家金融安全制度体系建设中，中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特色体现在最后贷款人、宏观审慎管理与存款保险三位一体的功能设计上。在中央金融委员会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下，我国中央银行依托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的综合掌握，履行最后贷款人、宏观审慎管理、存款保险三大职责，有效降低重复监管成本和监管协调成本，提高系统性风险防控效率。


第一，中央银行在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优势，我国中央银行则根据系统性风险监测创新设计了最后贷款措施。最后贷款人制度的最终目标是为银行体系提供最后的流动性支持、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在操作层面，当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困难且在市场上无法获得流动


性支持时，中央银行内部的金融稳定部门、宏观审慎管理部门、存款保险管理部门等相关政策部门，能够及时充分掌握相关系统性风险信息，并对其做出全面风险评估和判断。若该银行破产会危及银行与货币体系的整体稳定，则须及时提供流动性支持；反之，若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则需进一步基于银行自身状况进行评估，包括是否为暂时性流动性困难、后期是否具备偿付能力、是否拥有足够的可接受质量的抵押品，评估条件均满足时提供流动性支持（孙天琦等，2024）。此外，我国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着力从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选择一批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的商业银行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交易对象，并且先后建立了一级交易商考评调整机制、信息报告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从传导货币政策、发挥市场稳定器作用、市场活跃度及影响力、依法合规稳健经营、流动性管理能力、操作实务、配合操作室有关工作七个方面考评交易商的效果。①二是创新设计SLO、SLF、MLF等借贷便利，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在银行体系出现流动性困难时相机使用。


第二，中央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优势使其具备有效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的能力，我国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有效组合，建立“双支柱”稳定政策框架。中国人民银行于2016年基于前期实施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等机制，进一步升级创新，创设包含资本、流动性、资产质量等七个方面十余项指标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并结合影子银行风险演化和气候转型风险及极端天气冲击，及时将绿色金融等专项内容纳入评估框架，将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占比考核，将表外理财、同业业务、跨境融资等纳入监测口径等，增强逆周期调节与结构引导功能（曾敏等，2025）。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12月颁布的《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不仅建立了“政策目标、风险评估、工具体系、传导机制、治理架构”的一体化框架，而且进一步明确宏观审慎管理牵头部门组织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宏观审慎工作协调机制。宏观审慎政策执行中如遇重大问题，提交中央金融委员会研究决定。跨部门协调议定的事项则通过会议纪要、备忘录等形式予以明确，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健全“双支柱”稳定政策调控框架，增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取向一致性和调控协同性，积极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①二是积极发挥宏观审慎管理关注金融体系整体稳定性和微观审慎监管强化个体机构稳健性的优势，加强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取向一致性和调控协同性，共同维护金融高质量发


展。②三是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与国家发展规划、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的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第三，中央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优势，以及最后贷款人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使其在执行存款保险制度时能够提高银行破产风险控制效率。与美国等一些发达经济体将存款保险制度交由独立机构管理不同，我国由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并推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经过20多年的准备，结合国际存款保险制度的改进，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颁布实施《存款保险条例》，引入了风险差别费率和风险最小化模式（潘功胜，2015；郭晔、赵静，2017）。在具体操作上，各银行的存款保险费率首先确定为基准费率，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落实“基准费率+风险差别费率”的存款保险制度，③并根据投保机构的存款规模、资本充足水平、资产质量、流动性状况、风险管理水平、公司治理状况，同时结合评级等因素确定各银行的风险差别费率，以充分反映投保机构的真实风险状况、发挥差别费率的风险约束作用。此外，在具体执行中，我国中央银行创新采取了破产银行风险处置、购买不良资产、认购银行股份、收购金融机构股权、专项借款、金融稳定再贷款等措施，提高对银行破产风险防范的前瞻性。


综上所述，最后贷款人、宏观审慎管理与存款保险三位一体的金融安全制度，是我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鲜明特色之一。


（三）运行方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政策协调、预期管理与跨周期


调节


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有效运行，体现为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战略导向明确、部门协同顺畅、周期调节有序的政策运行机制。


在统一的战略导向下强化政策协调与预期管理。在党中央对经济金融工作的总体部署下，中央银行内部及其与其他政策主体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沟通与协同机制。一方面，中央银行内部不同部门沟通一致性及协同性得到强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部门、宏观审慎管理部门、金融市场监管部门、金融稳定部门、国库管理部门、支付结算管理部门、反洗钱部门等，在制定和落实不同领域的相关政策时，通过年度工作会议、联合执法监管、内部信息通报等方式，加强政策倾向、政策类型、协调工具、协同方式等方面的沟通。一致的央行内部沟通可以进一步疏通相关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缩短政策时滞（王博、高青青，2020）、提升政策透明度、加强市场预期管理，增强货币政策及金融安全


政策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与其他部门等政策主体之间的沟通一致性及协同性得到提升。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不仅在顶层设计层面强化了中央银行与企业、居民、金融机构等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政策沟通，提高了政策的透明度，加强了市场预期管理，而且强化了中央银行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其他国家政策部门之间的政策倾向、政策类型、政策前瞻性及部门协作方式的沟通。通过多层级、多维度的制度化沟通机制，增强宏观政策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从而稳定市场预期，提高宏观调控效能。


构建逆周期与跨周期相结合的调节机制。党中央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周期趋势的科学研判，为中央银行实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提供了战略指导。首先，党中央对发展阶段与结构特征的总体判断，为中央银行识别经济所处周期位置及其演进趋势提供了战略参照，使政策在节奏、力度与衔接上保持一致，避免短期应对偏离长期目标，从而提升周期调节的精准性与协调性。其次，中央银行在把握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次要趋势、短期波动的状态及阶段的基础上，将科技自立自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和改革创新等战略方向嵌入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框架，实现短期稳定与长期转型的统一。通过将战略导向融入年度政策安排，增强政策的连续性与前瞻性（樊明太，2022；刘元春、丁洋，2023）。同时，中央银行充分利用逆周期调节经验，进行前瞻性、稳定性、连续性的逆周期调节，将逆周期需求政策和跨周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既通过利率与流动性工具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又防止过度刺激积累中长期风险；既稳定总需求，又引导资源向高质量发展方向配置，增强了中央银行的政策效能。


五、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中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一）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遵循


党的大会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央银行必须通过有效引导和调控金融体系，推动其更好地服务和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必须有金融的支持，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服务于这


一宏伟目标，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有着明确的根本遵循与行动逻辑，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金融领域的深化和具体化，是党在金融工作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这既是根植于国情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也是应对金融工作复杂局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现实需求，更是金融进入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未来需要（何德旭，2022）。坚持党中央对中央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金融治理效能、避免西方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协调不足的重要制度优势，为做好宏观经济调控、最后贷款人职责、宏观审慎管理、存款保险工作、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现代中央银行工作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党的领导体现在做好金融监管与调控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在重大问题研判、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风险应对、中央和地方金融工作协同等方面发挥“总指挥”作用（何德旭，2024）。在党的领导下，中央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并就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及宏观审慎管理情况向党中央报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金融工作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增强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总书记，2026）。在这一根本价值取向的引领下，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在新时代的体现在于充分遵循现代金融的定价规律、周期规律、供求规律、资金流动规律等基本规律，进一步通过依法高效履职，更好地管理和服务金融体系，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经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金融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强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同性与精准性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强调，要“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①进一步强化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同性是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内容。


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金融基础服务等职能有机融合于统一分析框


架，进一步准确量化和强化中央银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审慎监管可实现的政策目标。一方面，将币值稳定、金融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政策目标纳入统一目标函数，在此基础上求解各政策目标间的最优均衡，实现各经济指标的最优值和人民福利最大化。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升级、金融结构波动等数据，结合网络大数据信息以及金融市场/金融部门联系等典型事实，进一步准确计算自然利率、空间维度及时间维度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阈值等基准变量，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政策操作的锚（何德旭、苗文龙，2022）。


从总量影响、结构调整、个体监管等层面，厘清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传导关系，强化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统一性和精准性。围绕现代中央银行政策的最终目标，有效整合货币政策工具、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国际收支平衡调控工具，相机实施总量型政策工具、结构性政策工具、个体性政策工具，疏通操作工具与最终目标之间的传导机制，既积极调控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币值稳定，又深化对特定行业的经营特征、资产规模及结构具有重要影响的直接信用控制、间接信用指导、行业性宏观审慎政策等工具的精准操作，以及探索对特定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产生影响的调控工具。


（三）强化中央银行政策与其他部门经济政策之间的取向一致性和相互配合度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明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实施效


果评价”。①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是在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下，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同时发挥好产业、就业、区域、监管等政策作用，从总量、结构和水平上服务经济增长、风险防控等一系列重要国家战略。因此，需要在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下，进一步提升中央银行政策与其他部门经济政策之间的取向一致性和相互协同度，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提升中央银行政策与其他各经济政策的多层次取向一致性。政策取向一致性体现在政策工具执行层次相辅相成、政策调控类型层次协调协同、各种战略规划发展相长等三个不同层次。由于各经济政策特点、经济现实和组合安排的因素影响，政策取向一致性难以确保在每一个层次都完全一致、节奏相同，此时低层次的一致性服从和服务于高层次的一致性，所有政策工具、政策类型、政策调控均统一于国家总体部署。因此，中央银行政策可在多个层面上


提升与其他经济政策取向一致性，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结构优化、企业经营绩效优化、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等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细分目标及总目标等不同层次目标的达成度。


第二，提高中央银行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组合函数估计的精准性。一是提高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组合函数估计的精准性。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实施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市场整体稳定，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要协同形成全覆盖、无死角的金融监管格局。①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金融安全网上肩负责任最多的政策部门之一，需要进一步兼顾各地政府部门、企业部门、银行部门的经济行为和博弈策略，提高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等政策函数之间数量关系估计的准确性。二是根据货币政策函数、审慎监管函数、财政政策函数、产业政策函数等，中央银行进一步系统改进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金融结构方程和经济政策组合结构函数，准确估测地方政府部门、金融部门、企业部门的行为，提高经济政策协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第三，提高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函数与其他大国经济政策函数之间数量关系估计的精确程度。以本国经济政策组合函数为基础，进一步纳入经济大国及经济关系密切国家的货币政策函数、金融政策函数、财政政策函数等，准确监测国际上重大经济政策变化对全球经济结构及发展的影响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击，设计精确的国际共赢合作规则，提升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和全球经济治理能力。


（四）提升新发展格局中人民币国际化地位


总书记强调，外部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②在这个过程中，强大的主权货币尤为重要。拥有强大的货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外汇市场广泛使用，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是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总书记，2026）。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就必须不断提升新发展格局中主权货币的国际化地位。


第一，通过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保障人民币币值稳定。当前国际上的货币制度在本质上均为信用货币制度，币值的稳定程度实质上反映了一国政府对发行货币时承诺的实现程度，体现了国家的信用程度。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地位，就是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全球的国家信用。中央银行是一国货币发行的核心主体，一国强大的主权货币与强大的中央银行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强大的主权货币是本国中央银行成为全球央行的前提，本国中央银行的有效管理则成为强大


货币的保证（张晓晶，2024）。我国中央银行需要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提升政策精准程度的基础上，有效管理货币币值稳定、提高人民币国际信用。


第二，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发展。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我国作为最早尝试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之一，经过十多年的研发、应用试点和努力探索，初步建立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持续深化创新应用和场景建设，特别是在法定数字货币的原则确立、理论设计、技术架构、场景应用等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并在上海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在北京设立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中心。进一步扩大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和使用范围，提高数字人民币交易和投资便捷性，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多元化全球数字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与更广泛的信用良好的国家实施对等优惠关税，同时积极推动双边货币结算，提升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比例。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信用良好的国家积极磋商、降低贸易关税，互利互惠，助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积极推进双边货币结算，提高本国主权货币地位。例如，在我国进口贸易中，提高人民币结算比例；在我国出口贸易中，适度提高贸易伙伴国家主权货币的结算比例。通过这一措施，提高我国主权货币在全球各主要经济往来国家的地位和使用，增强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的多元化及其与我国贸易结构的匹配度，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国际独立性。此外，在积极提升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能力和跨境风险传染防控能力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


（五）增强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参与及引领能力


总书记在2015年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加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着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①中国特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改革，顺势而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一，在金融领域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建立多边互利共赢的金融新秩序，推动主要多边金融机构深化治理改革，支持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更好发挥作用，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不断以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和平、共享、开放的世界经济。


第二，坚持金融全球化正确方向，加强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的服务。进一步推动新开发银行由金砖国家发起的多边开发银行向更具全球性的多边开发机构发展，进一步发挥亚投行的作用，以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平台，向亚洲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为高效的项目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在改善国际发展环境的同时，提升我国中央银行在全球金融新秩序中的引领作用。


第三，面向全球金融格局深刻调整和国际治理体系重塑的新形势，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等重要国际金融组织成员，应进一步提升中央银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制度化能力和规则塑造能力。在宏观审慎监管、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等关键领域，加强政策协调与规则对接，增强在全球金融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持续完善制度供给与政策实践，总结并凝练兼顾稳定与发展的中国经验，逐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度方案，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与包容的方向演进。


创新打造“一核五翼”新媒体生态探索银行智慧金融服务新体验


中国工商银行远程银行中心课题组责任编辑曲玲玓


中国工商银行远程银行中心新媒体运营部（以下简称“远程银行中心新媒体运营部”）以建设“人民满意银行”为目标，推动数字金融纵深发展。通过数智化驱动“一核五翼”银行新媒体生态，为客户带来轻松无界、智慧高效的金融服务新体验。


把握时代脉搏做强新媒体生态建设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在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金融业态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远程银行中心新媒体运营部洞察发展趋势、把握时代脉搏，为高质量金融服务注入新动能。


1.发展动能重塑：整合资源优势的“数字中枢”


传统银行服务渠道存在线上线下资源分散、协同不足的问题，人民网“中央厨房”的中枢化调度与互联网企业战略中台模式，为商业银行破局提供了重要借鉴。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下，金融服务信息触达客户需要重构，实现“集合—分散—再集合”过程。中国工商银行“数字化内容中枢”正是内容生产的“原产地”、策略传播的“参谋部”、监测评价的“中控室”，从而打破总分行、各业务条线的壁垒，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2.业务流程重构：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智驱动”


近年来，大模型、生成式AI、数字人等技术蓬勃发展，为商业银行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提供了有力支撑，并释放数据、场景的协同潜力，将人力集中用于创造增量价值，重塑银行核心竞争力。例如，生成式AI可以辅助创意构思、素材基础优化；多模态处理下的数字人播报和语音合成可以增强交互体验；大模型技术能够整合内外部数据进行客户画像、需求预测、热点捕捉，更好满足数字经济时代对“精准、高频、个性、即时”的金融需求。


3.服务场景重建：生态联结客户的“开放趋势”


随着金融科技的深度渗透和数字原生代的快速发展，客户需求不再局限于存贷汇等金融刚需，而是延伸至社交、娱乐、消费等非金融场景。因此，银行应改变传统的渠道扩展、规模扩张的发展逻辑，践行“客户在哪里，服务就在


哪里”的理念，将“随需随取、即用即走”的便捷金融服务全方位融入客户的高频生活场景。


创新推出“一核五翼”新媒体运营新范式


历经20余年发展，远程银行中心新媒体运营部运用智能新技术、整合数据新要素，提出“一核五翼”新媒体运营新范式，以数字化内容中枢为“内核”，驱动组织、生产、数据、风控四大能力，赋能“五翼”（金融服务、社交媒体、信息资讯、客户联络、员工支持）五大平台全域协同。


1.“一核”作为中枢引擎，统筹调度资源，充分释放跨域协同价值


数字化内容中枢作为智慧金融服务的“指挥中心”，建立起覆盖“需求洞察—客群圈选—内容策划—精准投放—动态评估—迭代优化”的标准化工作流程，从全局视角评估投入产出效益，经过项目的分层管理、业务的分工协作，实现“一体策划、多种生成、多样传播、全域覆盖”，保障各项运营工作围绕业务关键目标有序推进。


2.“四力”作为关键动能，深化数智融合，支撑系统运转稳健高效


（1）组织力横纵联合，下好全行“一盘棋”


依托“知客”集约化平台和标准化流程为总分行分层赋权、分级管理，工行搭建“标准化能力基座”统一输出策略和通用工具，分行激活“场景化创新实践”赋能属地特色化运营。例如，工行开放抖音平台能力，联合分行发起区域挑战赛活动，面向属地客户精准推广本地商超优惠权益，并以现金奖励和流量激励发动抖音用户拍摄工行手机银行省钱妙招视频，实现分享传播。


（2）生产力提质增效，跑出发展“加速度”


远程银行中心新媒体运营部不断强化自身软硬件和技术实力，基本形成生产的规模化效应、资源的集约化管理。结合客户关注热点开展创意策划，运用AIGC技术辅助内容生产，通过统一平台面向全行共享复用。例如在个税汇算期，围绕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的活动、税优双重福利，同步配套开户指引、节税测算工具，让业务推广更贴合客户即时需求。


（3）数据力深化洞察，绘就服务“全景图”


通过身份信息打通、全域埋点追踪，获取客户浏览路径、互动偏好等线上行为轨迹，构建“静态属性+动态行为”双维度标签体系，形成客户运营全景视图。这一视图下，精准定位Z世代、年轻宝妈等细分客群，在开学季、六一儿童节等场景时点，以“美团券包”“宝贝萌娃卡”等权益产品，实现金融服务与


客户需求的精准匹配。


（4）风控力智能联防，织密合规“安全网”


打造全流程数字化风控体系，并建立“风控日历”动态管理，“事前”业务操作全流程线上化，“事中”基于银行风控规则，人机协同智能审校，识别“无风险”“保本保息”等不当表述，“事后”及时监测客户反馈，实现业务风险闭环管控。


3.“五翼”作为生态触手，延伸服务半径，陪伴客户与员工全旅程


（1）轻盈随行，做客户的金融生活伙伴


AAA服务号、小程序作为金融服务平台，提供全天候线上业务大厅和7×24小时业务咨询解答，薪金到账、信用卡账单等账务信息变动即时提醒、纪念币、国债等热门产品发行及时掌握。抖音、视频号等作为社交媒体平台，聚焦优惠福利、产品上新、消保反诈等主题，通过热点解答、情景演绎等方式，构建精品内容矩阵与客户情感联结。官方网站作为信息资讯平台，是首批获得工信部“适老化无障碍服务”标识的互联网网站，已从传统信息发布窗口升级为智能化数字门户，提供语音报读、字体放大等工具切实改善老年客户视听体验，真正做到金融向善、服务向暖。


（2）敏捷协同，做员工的价值共生伙伴


企业AAA作为客户联络平台，为行内客户经理提供业务素材、解答话术等全方位支持，通过SOP标准化流程实现“获客添加—实名引导—投资者教育—产品推荐—关怀维护”的长期陪伴，帮助员工提升服务专业度和价值转化。OA信息号作为员工支持平台，传递最新制度规定、实用操作指南、专家宝贵经验，将支付结算、远程授权等业务板块形成系列学习合集，助力员工解决实务问题、提升业务能力。


以媒体之力赋能商业银行智慧金融服务进阶之路


商业银行智慧金融服务的进阶之路，需从战略高度定位中枢，以稳健合规赋能技术加快发展速度，以情感和价值联结拓展服务广度。惟有三者协同，方能在数字化浪潮中引领“一核五翼”银行新媒体新范式，做最懂客户、专精业务的银行人。


1.立足主责主业，加大经营赋能贡献


模式的高效运转离不开中枢的强劲动力。一方面，发挥战略主导作用，输出成套解决方案，助力全行个人金融、信用卡、私人银行等各业务条线精准对


接市场需求，让中枢平台成为驱动业务增长的“引擎”。另一方面，发挥新媒体生态线上线下共享联结作用，与物理网点、手机银行等平台深度融合，实现公私域的交叉引流、精准转化，形成开放共赢格局。


2.围绕稳健合规，全面把握机遇与挑战


银行业务与数智能力仍在持续融合。一方面，需持续探索新技术对于多模态的信息展示、精准的客户画像、强大的风控管理的驱动作用。另一方面，在金融强监管态势下，防范AI训练和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隐私保护、虚假信息、违法侵权、道德伦理争议等风险，通过制度规范、系统硬控，完善“人机协同”模式和“分级处置”机制。


3.聚焦人民满意，构建深度价值联结


既要跑出金融速度，更要彰显金融温度。一方面，急客户所急，强化金融场景的无感嵌入，围绕线下到店、线上账户管理、生活消费等场景，完善一站式业务办理和主动式消息触达，提供更加轻松便捷、生动交互的对客服务。另一方面，想员工所想，通过批量任务、数字名片等能力，为员工提供通用化触客策略、个性化形象展示，帮助行内员工强化专业素养，达成工作目标。


未来，远程银行中心新媒体运营部将持续深入落实工商银行“五化”转型新要求，继续深化“一核五翼”新媒体生态建设，以更智慧、更温暖、更便捷的触达方式，为客户带来更优质多样的服务体验，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现代金融机构作出更大贡献。


工商银行养老金融示范创建实践：北京宣武打造首都新标杆


中国工商银行养老金融优秀案例课题组责任编辑曲玲玓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养老金融已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着力点。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战略部署，要求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创新，优化产品服务供给，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养老需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丰富发展养老金融产品，支持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发展养老金融业务。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宣武支行积极落实民生服务要求，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深挖核心客户资源，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支行紧抓北京市人社局、北京健康养老集团两大客户重要资源和平台优势，不断拓展外延合作，以网点为阵地，搭建养老服务场景，升级养老服务体验，搭建“政务+金融”一站式服务，“产业+养老”环绕式敬长，“小网点”激发养老大能量，形成具备支行特色的实践成果。截至2025年末，支行服务社保缴存客户近3000户，为20万名离退休人员提供基本养老代发服务，累计发放第三代社保卡四万余张，支行年金受托规模突破100亿元，托管规模超360亿元，累计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近1.8万户。


深耕养老金融打造特色服务


北京宣武工行位于北京中心城区，个人客户中60岁以上客户占比36.97%，金融资产占比54.52%，60岁以上客户网点到店占比超过60%；对公客户中有北京市人社局、北京健康养老集团政企两个大客户。这些鲜明的客户群体画像决定了为老服务既是支行服务好客户的本职工作，也是扩展支行服务外延、挖掘“GBC+”价值链、客户链的重要途径，更是贯彻养老金融大文章的具体落脚点。支行以菜市口、陶然亭两家网点为试验田，成功推动菜市口网点挂牌北京市首个多场景社银一体化示范网点，搭建第三代社保卡六大场景体验区、社银一体化服务专区，实现“政务+金融”一站式服务。助力陶然亭网点建立“康文化”特色养老服务，开展网点适老化改造，联动北京康养集团、街道社区拓展服务外延，举办数字人民币惠老活动、金融服务进商户惠老活动。


1.多样场景，体验升级，“政务+金融”一站式服务


北京宣武工行自1986年起与市社保中心建立紧密的合作联系，积累深厚的


社保服务经验。自北京市“社银合作”试点工作启动以来，菜市口网点更是以首善标准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积极开展“社保+金融”服务的探索与实践，先后成功发放全市首张第三代社保卡，签署全市首份第三代社保卡批量办卡协议，成为全市首家上线养老资格待遇认证功能的银行，切实以“小窗口”托举“大民生”。


支行积极关注市人社局为纾解社保大厅接待压力拟拓展社保经办机构的需求，第一时间联动分行开展高层营销。菜市口网点于2025年6月20日成功挂牌北京市首个多场景社银一体化示范网点，在市人社局指导下开展网点社保服务场景升级改造，实现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即时制卡和多场景沉浸式体验。网点二层的社银一体化服务专区，可现场体验医保挂号查询、社区登记拜访、公园刷卡入园、图书借阅归还、公交地铁通行等社保卡使用模拟场景，切身感受第三代社保卡“一卡在手，生活无忧”的便捷魅力。


除了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体验，支行还结合第三代社保卡使用功能，在市人社局指导下，联动总分行业务、科技条线，创新研发特色服务场景，菜市口网点延伸拓展社保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资格认证、退休人员转移等六类55项常见的社保业务。社保业务人工柜台，硬件上，电脑配备两台显示器，一台面向客户，便于客户知悉业务办理进度、审核确认业务办理相关信息；软件上，专区配备两名以优异成绩通过西城区社保中心社保业务理论、实操考核的客服经理，为广大客户提供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保经办服务。


在这里，“银行柜台”与“社保窗口”深度融合，人工服务柜台、网办区、自助服务区有序排列，真正做到“线上全网通办”“线下一窗通办”，让周边市民在银行网点就能享受到与社保中心大厅“同标准、无差别”的优质、高效服务。


2.适老服务，特色打造，“产业+养老”环绕式敬长


北京健康养老集团作为北京能源集团的子公司，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成立，承担整合北京市涉老业务及转型养老服务的使命。陶然亭网点充分发挥北京康养集团客户资源的作用，联动打造特色“康文化”养老服务。


软文化上，“康文化”关注养老客户精神需求。在国债发行日、养老金发放日等老年客群集中到店时段，利用等候间隙开展敬老主题健康讲座。联动北京康养集团，以网点为主阵地，举办银发客群专享养老金融知识宣传沙龙、讲座、重阳节活动等，不断延伸服务触角。为北京康养旗下养老服务驿站办理收


单业务，开展数字人民币惠民活动、金融服务进商户活动，使便捷的科技红利融入老年生活。将北京宣武工行收单服务嵌入“北康养e家”支付系统，实现线上双向引流，深化康养线上服务场景建设；作为北京康养集团和其他企业的桥梁，挖掘B、C端客户，引流集团员工参与北京康养集团养老旅居项目，为养老产业和受众客群提供线下直接对话渠道，实现客户与产业的资源互换。增加G端背书，通过社区、居委会等线下渠道，坚持每月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活动，以全方位、个性化的形式普及金融知识，让金融宣教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实际行动传递“工行温度”，践行社会责任。


硬实力上，“康文化”关注网点适老化服务改造。无障碍通道入口设有呼叫铃，方便老人随时寻求帮助；老年爱心专窗配备弹力助起沙发、拐杖支架和固定扶手，起身落座更安全省力；专窗顶部安装定向扬声器，有效解决听力不便的老年客户听不清业务讲解的难题。网点将适老理念深度融入设计布局、厅堂环境、设备配置和服务流程——


AED除颤器、急救箱、血压仪、可升降填单台、轮椅、大字版智能机、爱心扶手座椅、语音导航系统、无障碍卫生间等适老助老设施一应俱全。此外，网点还组建了由爱心服务专员、爱心理财专员、持证救护专员及志愿小队构成的专属“敬长服务团队”。根据老年客户需要提供个性化、全流程的“一对一”陪伴式服务，从业务咨询到智能设备操作指导，耐心细致解决“数字鸿沟”难题，显著提升老年客户的获得感、安全感。


联动政企资源绘就康养蓝图


在菜市口、陶然亭网点的示范作用和各网点共同努力下，支行发挥服务政府端、企业端核心客户优势，全方位推动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


1.充分发挥政府端核心客户平台优势


围绕北京市人社局核心客户，支行强化科技赋能，系统性推进协助完善多层次养老金融服务工作。做好第一支柱配套金融设施建设，积极响应市社保局对基本养老保险的服务需求，推动科技赋能民生服务场景的融合创新，让网点突破物理界限，实现服务升级。以平台为依托带动第二、三支柱深耕，联动市人社局做好个人养老金和企业年金宣传，借助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政策窗口期，聚焦央国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等优质单位，直达员工开展培训，提升第三代社保卡发卡、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渗透率。


2.充分发挥企业端核心客户平台优势


与养老产业代表客户北京康养集团“跨界联合”，拓展服务边界外延。既要走进网点，聚焦与老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财富管理、健康医养、文娱社交、生活服务等主题，邀请北京康养集团的专家，在网点举办沙龙活动，为到场老年客户提供泛金融服务，科普康养知识，提供有益的康养服务和产品。又要走入产业，深入社区，带着专业的金融服务到北京康养集团连锁的养老驿站、敬老院中，提供养老消费福利，宣传养老金融知识，树立科学健康投资理念，提供无忧理财产品。联动街道，聚焦“一老一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积极开展志愿、敬长、财富、生活等主题活动。还要聚焦集团拓展，面向全渠道结算和全场景融资，拓展与北京康养集团的合作深度。以工行开放银行接口为抓手，协助客户实现业务收费端与集团财务端之间的数据互通，通过结算系统深入绑定，稳固合作基础。挖掘集团下属子公司、敬老院、养老驿站、线上养老服务平台单位账户，推动客户实现旗下全部主体在北京宣武工行开户，进一步推动集团供应链、法人贷款业务落地。加强与康养平台下优质养老机构、旅居项目合作，以康养机构为平台，实现集团客群引流和营销触达，推动零售端拓面。


未来，北京宣武工行将以“旗舰引领”的姿态，持续擦亮“政务+金融”和“产业+养老”双品牌，为首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愿景在金融服务中照进现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养老金融的“工行答卷”。


浅谈党建品牌赋能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洁萌


（2026年4月17日）


引言


党建品牌是国有企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特色党建成果，对强化政治引领、凝聚员工力量、提升管理效能具有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国企党建品牌建设，既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文从党建品牌的内涵与价值出发，围绕制度建设、战略驱动、品牌规划、模式创新、实践融合等方面，探索依托党建品牌赋能国企发展的有效路径，为国企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党建品牌概述


长期党建实践工作形成了具有普适意义的工作经验，在辅助国企经营管理的过程中逐步凝练出特色鲜明的党建品牌成果，在示范效应的帮助下助力企业发展。党建品牌整合了党建活动的优秀成果，强化政治和文化优势，以更强的政治引领力提高企业治理水平。另外，党建品牌在思想意识层面提升企业各层级工作人员的政治素养，激发员工群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基于政治责任规划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计划，增强国企综合实力。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背景下，党建工作也随之进行优化调整，形成刺激国企党建工作创新的内驱力。


加强党建品牌建设的意义


党建品牌建设为国企树立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在先进思想的引领下确定国企的战略方针，指明企业未来的前进道路，以较强的目标性开展经营管理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相关人员通过研究党建品牌与业务系统的融合路径，以提高业务发展水平的方式提升运营管理效能。这种方式能够有效调动国企内部各组织的活力，激发思想动力，在创新中推动国企发展。另外，党建品牌建设活动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客观上提高国企在市场环境中的信赖度，以更加可信、可靠的社会形象参与经济建设，吸引客户群体和投资主体，帮助国企拓宽业务范围，承担社会责任。


依托党建品牌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第一，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制度体系直接影响着国企发展的质量水平，在党建品牌的推动下，国企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筑牢党建品牌根基的同时为经


营管理活动提供支持。从组织领导制度切入，国企必须强调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分析党建品牌建设的职能分工，配备相应的管理部门和领导小组。为了配合国企经营活动，可以在职能部门中增加相关岗位，将党建品牌工作渗透到具体的管理流程中，党组织负责人亲自部署实施，发挥党建品牌的引领作用。通常情况下，可以将党组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指导党建品牌建设，配合各项建设活动顺利进行。除此之外，依托当前党建品牌建设的工作制度，国企从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出发确定工作目标，评估工作制度的有效性，加强党建品牌建设的同时助力国企发展，优化绩效评价、监督管理、内部控制等管理体系。


第二，强化企业战略驱动。党建品牌的创新工作与企业战略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这种创新形式使得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得以转化为国企的发展优势，立足于国企建设的重点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党员突击队、红色创新工作室等形式推进企业建设。在此过程中，企业战略为党建品牌创新指明可行的建设方向，创新化建设的党建品牌则完善了企业战略内容，帮助企业确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向。在双向驱动模式下，党建创新与企业发展相互支撑，在协调配合中共同进步。企业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时，可以从党建品牌创新中吸取工作经验，在政治引领下保证国企战略的思想先进性，依托党建组织结构完善的制度保障。通常情况下，国企将红色引擎作为改革方向，强化党建品牌创新的同时助力国企改革工作向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另外，党建品牌的创新建设方向为战略规划提供了参考。国企在开展科技创新工作时可以从党建品牌中汲取精神力量，将党建品牌中与工匠精神相关的内容迁移到企业经营中，加大科研力度，积极推进技术创新，以脚踏实地的方式攻克技术难题。


第三，科学规划品牌蓝图。为了最大程度上发挥党建工作的价值，国企需要在创新党建工作时围绕党建专题开展工作，规划品牌蓝图，明确规定不同时间跨度内党建品牌创新工作的目标，在此基础上辅助经营管理工作。此时，国企从行业发展特点出发，分析当前企业经营所处的发展阶段，结合党建工作的实际情况定位党建创新核心。在构建品牌蓝图时，可以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制订工作计划，将长期发展目标划分成阶段性建设任务，在不同时间节点确定创新目标、工作任务、管理重点和具体步骤，以更强的计划性推进党建品牌创新和国企经营管理。党建品牌创新工作集中了国企内部的各类资源和优势力量，着眼于经营管理工作的实际问题思考创新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企管理体系的系统性与前瞻性，国企需要在达成短期发展目标的同时兼顾


长期利益，利用党建品牌的评估机制了解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效，判断工作成果与方案计划的一致性，保证品牌创新和国企管理始终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


第四，创新党建品牌模式。在时代发展和企业进步的背景下，党建品牌建设工作同样发生着革新，针对传统党建品牌工作的薄弱点制定新的管理策略，确保党建品牌模式能够满足国企发展的客观需求。为此，国企需要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党建品牌建设，在原有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建设数字化党建品牌，顺应时代发展，在数字化平台中开展党建活动，扩大党建品牌工作的覆盖面，从而提高党建工作效率。为了促进国企高质量发展，可以在线上平台组织培训学习活动，引导企业各层级的工作人员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党建思想、理论知识和工作技能。为了提高相关人员的参与度，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或其他技术手段分析员工参与学习活动的基本情况，找出企业员工的需求和兴趣点，为后续党建活动设计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可以利用集群效应打造党建品牌矩阵，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调配企业资源，在资源互补中推动企业发展。在党建品牌矩阵的影响下，国企内部各个部门的关联更加紧密，围绕工作目标和发展需求深度沟通，一同思考解决问题的策略，并在参与业务活动的过程中总结业务特点，优化党建品牌建设，形成更具特色的品牌标识，实现党建品牌与企业建设的同步发展。


第五，优化工作实践方法。党建品牌中蕴含的思想理念为国企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思想基础，国企可以从品牌理念中寻找行动指南，创新工作实践方法。党建品牌与业务的融合是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按照这一核心思想规划国企发展路径时可以从部门岗位设置出发，在业务系统中增加与党建品牌相关的职位，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推进业务工作。一般情况下，国企可以设置党员示范岗或党员责任区，将党建品牌融入项目规划建设，与业务人员一同分析项目建设遇到的困难，借助自身的优势力量攻克技术难题，一同寻找提高项目质量的可行策略。除此之外，党建品牌可以与业务系统的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在建设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时按照党建思想优化组织体系，参与到管理决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完成监督管理工作，把控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合规性，以依法依规的方式开展业务和管理工作。为此，国企可以在党建品牌的引领下组织文化活动，增强党建品牌与企业文化的关联性，在推进重要项目建设的同时强调党建品牌，增加思想教育和文化宣传内容，从多个维度完善业务工作。


结语


综上所述，国企借助党建品牌思考未来发展计划时可以将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关注党建品牌对国企管理体系的要求，以此作为切入点优化制度体系，为国企的经营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企业战略驱动。在此基础上规划完善品牌发展蓝图，创新党建品牌模式，建立品牌矩阵，最大化发挥党建品牌的优势，调整管理方法，将党建品牌融入业务工作，提高治理水平，从党建品牌中吸收先进思想，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策略。


数字时代企业党建工作中网络宣传问题及对策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李阳


在数字技术高速迭代与互联网广泛普及的时代背景下，信息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党建工作对于保障企业正确发展方向、凝聚职工力量具有关键意义。网络宣传凭借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交互性强等特点，成为国有企业创新党建工作模式、提升党建工作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通过网络平台，国有企业能够及时传递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员思想教育、展现党建工作成果。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国企党建网络宣传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内容吸引力不足、技术应用不充分、管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制约着党建网络宣传效能的充分发挥。深入研究国企党建网络宣传运用中的问题并提出有效对策，对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创新发展、适应新时代党建工作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企党建工作中网络宣传运用的现状


网络宣传的应用场景与形式。国有企业党建网络宣传已形成多元立体的应用格局，涵盖官方平台、新媒体矩阵与线上学习平台三大主要领域。①官方平台。企业党建官网与OA系统党建专栏构成官方宣传的基础阵地。企业党建官网作为展示党建工作全貌的重要窗口，承担着发布党建政策文件、公示党组织活动动态、宣传党建先进典型等核心职能，以系统化、规范化的内容呈现企业党建工作成果。OA系统党建专栏则深度融人企业办公流程，将党建资讯与日常业务办公场景相结合，使党员在处理工作事务的同时，能够便捷获取党建学习资料，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运营的初步融合。②新媒体矩阵。新媒体矩阵进一步拓展了党建宣传的传播边界。AAA公众号以图文、音频、视频等多样化形式，推送党建知识、政策解读等内容，凭借灵活的推送机制与便捷的分享功能，提升了党建信息的传播广度；抖音号借助短视频的强视觉冲击力与娱乐化传播特性，将党建内容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增强了宣传内容的趣味性与感染力；企业AAA工作群则为党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搭建了即时沟通桥梁，便于党建工作的快速部署与交流互动，有效提升了党建工作的执行效率。③线上学习平台。“学习强国”企业端与党建云课堂为党员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与灵活的学习方式。“学习强国”企业端整合了海量的时政新闻、理论课程、党史资料等内容，满足党员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助力党员拓宽视野、提升政治素


养。党建云课堂通过在线直播、录播课程等形式，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实现优质党建学习资源的跨区域共享，为党员提供了随时随地参与学习的便利条件，有效推动了党员学习的常态化与制度化。


网络宣传的实践成效。网络宣传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党建信息传播效率、党员参与度与品牌影响力三个方面。


①在党建信息传播效率提升方面，网络平台的即时性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企业重要党建会议结束后，相关会议精神、政策文件等内容可通过OA系统党建专栏、企业AAA工作群等平台迅速传达至全体党员，相较于传统线下传达方式，大幅缩短了信息传递周期，确保党员能够及时了解党的最新要求与工作部署，为党建工作的快速推进奠定基础。


②党员参与度优化方面，线上学习平台的普及与新媒体互动功能的应用起到了积极作用。线上学习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党员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学习时间，显著提升了党员参与学习的便利性，促进了党员学习覆盖率的提升。同时，各类网络宣传平台设置的评论、点赞、投票、问答等互动功能，激发了党员参与党建活动的主动性，党员之间的交流互动更加频繁，党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进一步增强。


③品牌影响力拓展层面，企业党建新媒体账号通过持续输出优质内容，吸引了大量关注。随着新媒体账号粉丝数量的不断增长，党建宣传内容的传播范围持续扩大，传播量显著提升。通过网络宣传，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特色与亮点得到更广泛地展示，有效提升了企业党建工作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塑造良好的企业党建品牌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国企党建网络宣传运用的问题剖析


内容建设层面：系统性与针对性有待提升。在内容建设方面，部分国有企业党建网络宣传存在内容同质化、互动性不足与分众化欠缺等问题。部分宣传内容未能紧密结合企业实际业务特点与发展需求，存在简单复制、转发政策文件的现象，缺乏对企业党建工作特色的深度挖掘与创新呈现。这种“照搬文件”式的内容传播，使得宣传内容与党员实际工作、生活场景脱节，难以引起党员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降低了宣传内容的吸引力与实用性。当前，多数党建网络宣传仍以单向信息传递为主，缺乏能够激发党员主动参与的互动设计。参与式、沉浸式内容形式较少，党员在宣传过程中多处于被动接收信息的状态，难以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限制了宣传效果的深度与广度。不同年


龄段、岗位的党员在信息接收习惯、知识需求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目前的党建网络宣传未能充分考虑这些差异。缺乏针对不同党员群体特点的分众化内容设计，导致部分宣传内容无法精准匹配党员的实际需求，影响了宣传内容的传播效果与针对性。


技术融合层面：平台建设与数据应用存在短板。在技术融合方面，国有企业党建网络宣传存在平台整合度不足、技术应用深度不够与数据赋能水平较低等问题。目前，多数企业的党建网络宣传平台处于独立运行状态，党建官网、新媒体账号、线上学习平台等各自形成信息孤岛，数据互通共享程度较低。各平台间缺乏有效的数据对接与协同机制，导致党建工作数据分散，无法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与综合分析，限制了党建网络宣传工作的整体效能提升。虽然部分企业已开始尝试运用5G直播、VR党建展厅等新技术，但在实际应用中，新技术的应用场景较为单一，未能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新技术更多地停留在形式层面的应用，与党建宣传内容的深度融合不足，未能为党员创造丰富多元、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场景，新技术的应用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当前，多数企业对党建网络宣传数据的应用较为初级，主要集中在浏览量、点赞数等基础数据统计层面。缺乏对党员在网络平台上的行为数据进行深入分析，难以构建全面、精准的党员用户画像，无法实现基于党员个性化需求的内容精准推送，导致宣传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不足，影响了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机制保障层面：长效管理与队伍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在机制保障方面，国有企业党建网络宣传存在管理制度滯后、专业人才短缺与考核激励缺失等问


题。部分企业的网络宣传审核流程不够完善，缺乏科学规范的审核标准与操作流程，在信息发布的准确性、规范性方面存在一定风险。同时，网络舆情应急响应机制不健全，面对网络舆情事件时，难以迅速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可能对企业党建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兼其扎实党建理论知识与熟练新媒体运营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不足，成为制约党建网络宣传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现有的党建宣传工作人员，部分对新媒体传播规律与技术应用了解不够深入，部分缺乏系统的党建理论索养，难以满足新时代党建网络宣传工作在内容策划、技术创新、平台运营等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多数企业尚未将网络宣传成效纳入党建工作量化考核体系，缺乏明确的考核指标与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考核激励，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难以充分调动，不利于党建网络宣传工作的持续改进与创新发展。


三、国企党建网络宣传优化对策与实施路径


构建“内容+业务”融合的宣传体系。①打造“党建+业务”特色栏目。深入挖掘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典型案例，开设“党员技术攻关案例”“党员先锋岗风采”等视频专栏。通过展示党员在业务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将党建工作与企业核心业务紧密结合，以实际案例生动诠释党建工作对企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增强宣传内容的针对性与吸引力。


②开发互动式内容产品。设计制作H5知识问答、党建主题短视频创作大赛、线上党建知识竞赛等互动式内容产品。鼓励党员积极参与内容创作、答题互动等活动，实现从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的转变，激发党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提升党员对党建宣传内容的参与度与认同感。


③建立分众化内容矩阵。针对不同党员群体特点，构建分众化内容矩阵。为青年党员开设“微党课”专栏，采用短视频、动漫等新颖形式结合青年关注热点，以活泼生动的语言传播党建知识；为退休党员打造“红色记忆”专栏，邀请退休党员分享自身的党建故事与奋斗历程，通过分众化的内容设计，精准满足不同党员群体的信息需求，提高宣传内容的传播效果。


推进技术赋能与平台一体化建设。①搭建“党建云平台”。整合OA系统、学习平台、新媒体矩阵等数据资源，搭建一体化的“党建云平台”。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实现各平台间的数据互通与共享，打破信息孤岛，为党员提供一站式的党建服务。同时，利用云平台强大的数据分析与管理功能，提升党建工作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②拓展技术应用场景。积极探索5G直播、VR党建展厅、AI智能问答客服等新技术在党建宣传中的深度应用。打造VR党史展馆，让党员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身临其境地感受党史场景；开展5G远程党课，实现优质党建课程资源的跨区域实时共享；引入AI智能问答客服，及时解答党员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丰富党建宣传形式，为党员创造沉浸式、互动式的学习体验环境。


③构建数据驱动模型。基于党员在网络宣传平台上的浏览、互动、学习等行为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入挖掘党员的兴趣偏好、学习需求等特征，构建完善的党员用户画像。依据用户画像，优化内容推送策略，实现宣传内容的精准投放，提高宣传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宣传效果。


完善制度保障与人才培育机制。①建立“三审三校”审核制度+网络舆情应急预案。建立健全“三审三校”审核制度，明确信息发布的审核流程与责


任分工，对党建网络宣传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核把关，确保内容的准确性、规范性与严肃性。同时，制定完善的网络舆情应急预案，建立舆情监测、分析、处置机制，提高企业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及时化解潜在风险，维护企业党建形象。


②实施“双能”人才培养计划。


开展党建理论培训与新媒体运营实训相结合的“双能”人才培养计划。邀请党建领域专家学者进行理论授课，提升工作人员的党建理论索养；组织新媒体运营技能培训，学习新媒体传播规律、内容策划、技术应用等知识，培养兼具党建知识与新媒体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党建网络宣传工作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③构建量化考核体系。将新媒体传播量、党员活跃度、内容互动率等指标纳入党建工作KPI考核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与激励措施。对在党建网络宣传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单位与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对工作成效不佳的进行督促改进，通过建立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推动党建网络宣传工作持续创新发展。


强化党建网络宣传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①建立多维度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涵盖传播力、影响力、感染力的三维评估框架。传播力指标包括内容阅读量、转发量、覆盖党员比例等量化数据，用于衡量党建信息的传播广度；影响力指标聚焦评论数、点赞数、收藏量等互动数据，反映党员对宣传内容的认同程度；感染力指标则通过党员思想动态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评估宣传内容对党员价值观和行为的实际影响。


②构建动态反馈优化机制。建立“评估—反馈—优化”的闭环管理流程。定期召开党建网络宣传效果分析会，组织宣传部门、党员代表、技术团队共同研讨评估结果，形成问题清单与改进方案。例如，针对老年党员线上学习参与度低的问题，通过反馈机制及时调整内容形式，增加图文大字版与语音解读功能，提升特殊群体的使用体验。同时，建立跨部门协作的快速响应机制，对评估中发现的技术漏洞、内容偏差等问题，由宣传部门与技术部门协同解决，确保优化措施的高效落地。


③引入第三方评估增强客观性。


引入专业的党建研究机构或高校智库作为第三方评估主体，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党建网络宣传的政治引领效果、组织动员效果、


文化凝聚效果进行独立评估。第三方评估可避免内部评估的主观性，如通过深度访谈与案例追踪，挖掘宣传内容在党员思想教育中的隐性成效，为优化策略提供更全面的参考依据。四、结语


本文系统探讨了国企党建网络宣传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为数字化时代党建工作创新提供了思路。网络宣传作为国企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其优化提升需持续推进内容、技术与机制的协同发展。未来，国有企业应紧跟技术变革趋势，深化网络宣传在党建工作中的应用，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有企业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南充医院·南充市中心医院雷乔妍


文书档案工作作为公立医院记录运营历程、保存决策依据、传承发展经验的载体，既是医院历史文脉的守护者，也是公立医院实现精细化管理的基石。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创新对优化内部治理、保障医疗质量、提升服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1]。目前，部分公立医院对文书档案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足，导致文书档案工作价值难以充分发挥，已成为公立医院现代化管理建设的短板。鉴于此，本研究梳理了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特点与价值，并从制度、技术、流程、人才等维度提出了优化策略，以期推动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转型升级与价值重塑。


一、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特点


文书档案既见证了公立医院的发展历史，又全面记载了医院的所有重大事件，具有规范性、服务性及分散性。其中，规范性既要求文书档案以标准化公文形式存在，也要求管理流程遵循纸张规格、字迹要求、传递签发、核查归档的既定标准，这种高度的程序性与严肃性，使其成为公立医院运作的有效凭证。服务性主要表现在文书档案的价值取向层面，文书档案既能为医院管理者的战略决策、运营管理提供历史依据，也能为病患提供便捷的档案服务，从而支撑医院的高效运行。分散性主要表现在各类文书档案产生并散落在医院各个职能部门与临床科室，来源广泛且数量庞大，空间与归属上的分散性容易导致档案收集不全、归档不及时，增加了统一管理难度。因此，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工作需精准把握这三大特点[2]。


二、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的价值意蕴


（一）有利于提升医院科学决策水平。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对提升医院科学决策水平具有促进作用。文书档案记录着医院历年来的战略规划、运营数据、事项决策过程、规章制度等内容，构成了真实可靠的记忆库。在公立医院做出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时，管理层可以检索相关档案资料，回顾历史经验、评估过往政策执行效果，避免出现决策错误，增强决策预见性。如，公立医院在设计战略目标时，可以借鉴历年科室报告、绩效分析及发展规划等进行针对性规划，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二）有利于传承医院历史文脉。文书档案内容涵盖机构沿革、重大医疗


突破、学科建设历程、重要人物事迹及医疗服务特色等内容，不仅是医院发展轨迹的凭证，也凝聚着历代医务工作者艰苦创业、救死扶伤的宝贵精神与传统医风。通过整理、保管和开发文书档案，可以防止医院历史记忆断裂，为编纂院志、举办院史展览、开展院庆活动等文化建设提供素材。新职工通过文书档案了解医院历史，可增强其归属感；社会公众通过档案见证医院公益贡献，可提升医院文化形象[3]。


（三）有利于优化医院资源配置。文书档案记录了公立医院运营过程中设备采购、空间改造、学科建设、人员编制、财政支出等方面的历史数据与工作计划，公立医院通过深入挖掘这些资源数据，可以精准评估现有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识别资源闲置、重复投入、配置不足等问题，然后进行针对性优化。如，公立医院通过查阅历年医疗设备的采购报告、运行维护记录、使用效益情况，可以为未来设备更新换代与布局提供参考，避免出现盲目采购行为；在资源配置上，可以通过梳理各科室床位使用率、人力资源配置、医疗收入等数据，为内部人力资源的调配与科室结构优化提供数据支持。这种基于历史档案的资源配置分析，让公立医院管理层能从经验型管理向精细化、数据驱动管理转变，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投入到最急需、最高效的领域，全面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公立医院运营成本，驱动医院整体运营效益提升和战略目标达成[4]。


三、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文书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文书档案规范化管理对保障医疗活动、合规经营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公立医院虽然对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优化改革，但部分公立医院仍面临着文书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问题，主要表现为：其一，部分公立医院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流于形式，仅停留在宏观层面，未构建起涵盖档案生成、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利用、销毁的标准化工作体系，使得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无章可循。其二，部分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责任机制缺失，在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中，各业务科室与档案部门之间权责边界模糊，导致档案收集责任难以落实，大量需要归档的文件散落在科室或个人手中，出现档案流失现象。其三，部分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内容陈旧，未动态响应信息时代电子文件管理、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要求，对数字化档案法律效力、存储格式、迁移标准等内容缺乏明确规定，制约着文书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


（二）文书档案管理数字化水平不高。公立医院文书


档案管理数字化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部分公立医院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仅配备了基础的扫描设备，文书档案数字化工作仅停留在电子存储维度，尚未建立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导致文书档案管理仍以纸质档案为主。其二，部分公立医院虽开发了文书档案管理系统，但系统功能模块单一，各科室的信息系统与档案管理系统不兼容，制约着文书档案生成、归档线上化转型。其三，部分公立医院对电子文件的格式要求、元数据标准等内容缺乏明确的标准，导致文书档案管理数字化工作成果质量参差不齐。


（三）文书档案管理业务流程管理粗放。文书档案管理业务流程管理粗放问题不仅制约着档案精细化管理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提升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质量。1.文书档案收集环节。缺乏清晰的归档范围、时间节点、移交标准，造成各科室文书档案长期积压，出现选择性归档、随意处置等现象。2.文书档案整理环节。存在分类方案不科学、档号编制混乱、卷内文件排序无序等问题，导致文书档案检索困难，查全率、查准率低下，不利于文书档案资源的高效利用。3.文书档案整理保管环节。实体档案的装订、存放不符合“八防”要求，电子档案的存储分散、备份机制缺失，这些问题使文书档案存在数据丢失风险。


（四）文书档案管理队伍整体素养较低。文书档案管理队伍的综合素养直接影响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质量，然而，当前部分公立医院尚未建立专业化的文书档案管理队伍，制约着文书档案管理水平的提升。1.在人员结构上。文书档案管理队伍存在专业知识不足问题，部分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由行政、护理等岗位转岗或兼任，缺乏档案学、信息管理等专业知识，专业理论基础薄弱。


2．在业务能力上。部分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知识陈旧，对现代化档案管理理念、国家标准、新兴电子文件管理等前沿知识掌握不足，难以胜任信息化环境下档案分类、鉴定、保存等专业化工作。


四、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的优化对策


（一）完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体系，推进规范化建设。为实现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公立医院需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以刚性约束稳步推进文书档案管理制度规范化建设。其一，公立医院管理层可牵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依据医疗行业法规，制定涵盖文书档案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办法，对各类文件归档范围、保管期限、整理标准、销毁程序等内容制定清晰的工作标准，保障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有章可循。其二，完善档案管理工作责任追究体系，明确书记为档案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将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纳入


各职能部门绩效考核。公立医院各科室要指定专人负责日常文件收集、预立卷等文书档案工作，并与档案部门签订移交责任书，确保文书档案的完整性、规范性。其三，公立医院应立足于电子档案管理发展需求，制定科学、规范的电子档案管理实施细则，明确电子文件的格式、元数据、捕获时机、四性检测要求及长期保存策略，为文书档案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制度保障。


（二）构建数字化文书档案管理系统，提升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为提升文书档案管理数字化水平，公立医院需构建数字化文书档案管理系统。1.在系统架构上。可采用B/S架构设计，主要由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层、应用支撑层、业务应用层构成，确保系统各个功能模块能够与公立医院HIS、OA等业务系统无缝对接。2.在系统软件模块设计上。主要由档案收集模块、档案管理模块、档案利用模块及系统管理模块构成：（1）档案收集模块。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各科室文书档案的线上采集和移交。（2）档案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承担文书档案的智能分类、元数据著录及长久保存等工作，实现对文书档案资源的规范管理。（3）档案利用模块。该模块会根据不同权限用户来提供全文检索、在线借阅等档案服务。（4）系统管理模块。系统管理员在该模块上对不同用户进行权限设计，通过清晰的权限管理提升文书档案服务质量。3.在系统部署上。公立医院可以采取分阶段实施方案，由领导小组统筹，信息科负责硬件环境建设，选择科室试点运行，取得成果后再由档案部门组织在全院范围内实施，并配套制定系统操作手册，确保系统安全落地。


（三）优化文书档案管理业务流程，实现精细化管理。针对当前文书档案管理业务流程管理粗放的问题，公立医院需立足于精细化管理理念，优化文书档案管理业务流程。其一，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部门可以会同各业务科室，明确归档文件范围、格式、质量要求等要素，将归档节点嵌入办公自动化流程，让文书档案应归尽归。其二，公立医院可以制定分级保管与定期清查制度，文书档案管理部门可以围绕档案价值划定对应的保管等级，并协同后勤部门改善实体档案库房“八防”条件，信息科负责建立电子档案异质备份，由档案人员执行年度清点工作；采取精细化管理措施，改变传统文书档案粗放化的管理模式，实现文书档案的精细化管理。


（四）打造数字化管理队伍，夯实文书档案管理人才根基。为适应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打造一支兼具档案专业知识与数字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已成为公立医院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具体可从以下


三个方面推进：1.制定专项人才发展计划。


由医院人力资源部门牵头，联合档案管理部门，系统分析当前人才结构与能力缺口，构建数字化文书档案管理岗位胜任力模型，并据此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引进与培养规划。2.构建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围绕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的职业发展需求，建立层次化、系统化的培训机制：（1）针对在岗人员。由档案部门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内容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最新修订要点、电子文件全生命周期管理、数字档案馆系统操作等实务技能；（2）针对管理骨干。可定期选派骨干参加高校或专业机构举办的信息资源管理、数字档案技术等专题研修班，持续提升其现代化治理与技术应用能力。3.优化外部人才引进策略。人力资源部门应调整招聘方向，重点面向档案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交叉学科，精准引进数字化素养较高的专业人才，为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5]。


五、结语


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创新涉及制度、技术、流程、人才等多方面内容，可以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搭建数字平台、优化业务流程、打造专业队伍等策略，推动文书档案管理从传统保管向现代化管理转型，以高质量的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提升医院内部治理效能，守护医院历史发展记忆。未来，随着公立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数字化发展，将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力。


潍坊市公立医院编制人事薪酬制度一体化改革实践探索


李泯霖


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与深化医改的关键时期，公立医院改革作为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核心环节，其成效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1]。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21〕18号）将编制管理、人事制度与薪酬改革列为激活公立医院新动力的关键制度支撑。这三项制度的协同改革，不仅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突破口，更是构建公立医院“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运行新机制的重要引擎[2]。然而，公立医院编制僵化、人事壁垒与激励不足等治理问题长期存在[3-4]，制约改革效能充分释放。潍坊市作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城市，在落实国家政策与地方实践结合中，探索出编制、人事与薪酬“三位一体”系统改革的“潍坊模式”。本文基于政策与实践调研，从系统整合与激励相容视角，重点分析潍坊市在制度协同方面的创新做法，旨在揭示“三位一体”改革在优化资源配置、激发人员活力、提升服务效能方面的运行机制，为同类地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公立医院编制人事薪酬制度一体化改革的动因与必要性


1.1顶层设计


国家层面推动系统性改革的政策导向近年来，改革进入制度重构深水区，国家政策日益强调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18号）中，强调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并具体部署了改革人事管理与薪酬分配制度，系统构建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框架。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5年“十五五”规划中均明确提出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包括建立编制动态调整机制、深化薪酬制度改革并落实“两个允许”政策等关键内容。这些顶层设计构成了改革实施的基本政策框架，为编制、人事与薪酬制度的协同改革指明方向。


潍坊市作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城市的实践定位在国家政策指引下，改革亟需地方层面的实践验证。潍坊市的改革定位不仅是对宏观政策的精准执行，更在于主动探索公立医院编制、人事、薪酬制度的协同机制，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改革范式。潍坊市在《“十四五”卫生与健康规划》


（潍卫发〔2022〕5号）中提出以改革创新与协调发展为基本原则，坚持公益性定位，协同推进治理结构、人事薪酬与编制管理改革。2023年，《关于印发潍坊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潍政办字〔2023〕99号）进一步明确以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为改革目标。“潍坊模式”的探索，是对国家系统性改革要求的积极响应，也需为同类地区实行改革提供可参考的地方样本。


1.2现实动因


在公立医院改革的早期探索中，许多地区采取了编制、人事与薪酬制度改革分步推进、单项突破的实施路径。由于缺乏制度间的系统协同，“碎片化”的改革模式往往存在政策衔接不畅、配套措施缺位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4类困境。


制度交替中的政策协同不足与现实复杂性改革初期，部分地区因政策设计不同步、配套机制不完善，导致执行中出现管理盲区与人员身份转换问题。如在编制控制总量管理办法出台后，备案人员身份认定、薪酬核定及社保缴纳等实施细则未能同步，导致新聘人员入职程序受阻，部分医院只能采取临时托管聘用方式处理劳动关系[5]。另一方面，编外人员向新体制过度时，也因医院类型与经济能力差异而面临待遇与归属不统一的问题[6]，反映出政策缺乏对不同发展水平医院的分类指导。以上问题暴露出政策供给与执行需求之间的“时间差”，削弱了改革设计的整体效能。


绩效评价标准滞后与激励导向偏差部分地区虽通过取消药品加成等措施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但由于未同步建立科学薪酬激励与绩效评价机制，医务人员收入缺口未能有效弥补，导致“以检查补医”等替代性逐利行为出现[7]。随着医保覆盖与财政投入扩大，公立医院创收动机甚至有所强化。问题根源在于薪酬结构不合理与绩效评价标准滞后，绩效评价往往重工作量、轻服务质量，未能精细区分岗位技术价值、风险程度与实际贡献[8]，也未充分纳入健康结果与患者满意度等价值医疗要素，与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求脱节。薪酬改革既难以形成与公益性导向相匹配的分配机制，也难以有效调动人员积极性。


不同层级医院人才发展的结构性失衡编制管理改革对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人才吸引与保留能力产生差异化影响，对医院人事管理制度提出挑战。部分县级与专科医院曾依赖编制身份作为人才市场竞争的重要条件，而实行备案制管理后面临高层次人才引进难、骨干人员流失压力增大等问题[9]。此外，


随着纳入控制总量管理的人员规模持续扩大，薪酬资金来源对不同财政保障水平医院带来的压力也逐年叠加。


医院用人自主权落实的机制性障碍尽管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目标之一是扩大医院用人自主权，但部分地区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约束。职称评聘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导致晋升机会与实际人才规模不匹配[10]；在招聘环节，统一招录条件与医疗卫生行业不同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存在脱节，制约医院灵活配置人力资源的能力。


上述问题表明，早期分项推进模式逐渐暴露出制度割裂与协同不足等局限，导致人才流动受阻、薪酬激励脱节等问题难以根本解决。在此背景下，潍坊市作为国家医改试点城市，并未停留在“碎片化”改革阶段，而是主动探索编制、人事与薪酬制度一体化改革的制度框架，实现公立医院治理效能与公益属性的双重提升。


2.潍坊市公立医院“三位一体”改革实践


2.1以编制总量控制为框架，盘活资源保障发展


潍坊市公立医院编制改革响应国家对公立医院编制管理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通过“总量控制、动态调整”机制增强了人力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一是稳固原有编制，建立总量控制制度。潍坊市综合考虑各医院的情况，重新核定后人员编制总量达37830名，较改革前增加25720名，为医院发展提供充足空间。


二是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式改革策略，原编内人员包含在总量之内，实行“只出不进”的实名制管理，保障其待遇平稳过渡；同时为新进人员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编制余量保障高层次人才流动等进人需求，化解改革阻力。


三是优化人员结构配置，明确规定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95%，控制总量资源向医、护、药等核心业务岗位倾斜。


改革在提升资源效能、转变管理方式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其一，编制资源使用效率与配置精度显著提升，重点向公共卫生、急危重症等关键领域倾斜，强化应急医疗能力与服务体系布局，改变以往“有事无人干”和“有人无事干”并存的资源错配局面。其二，管理方式实现从“计划管控”向“战略管理”跃升。各级医院在核定总量内享有更大自主权，能够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动态优化人员结构，如三级医院编制核定人数从2015年的6392人稳步增长至2024年的


20428人，以适应其功能强化与发展需求。


2.2构建“岗位管理”体系，吸纳人才赋能发展


潍坊市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以“放管服”为主线，以激发医务人员积极性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为目标，通过推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全面落实医院用人自主权，推动人事管理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


一是实施院长职业化改革，针对公立医院普遍长期存在的“行政化管理积弊”，潍坊市着力推进领导体制改革，全面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并实行院长聘任制，强化责任与激励对等，推动院长角色向职业化、专业化医院经营者转型。


二是创新人才引育路径，优化职业发展体系。潍坊市设立“引才平台”等专项渠道，并结合动态发布紧缺岗位目录、实施长期招聘、简化流程等措施提升引才效率；实施“青年医学人才托举工程”与梯次化培养体系，培育人才的内生动力。在职业发展方面，最大程度设置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深化基层“定向评价、定向使用”职称制度改革，拓宽各类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三是构建公益性导向的多维评价体系。对于医院主要负责人，建立以公益性和运营效能为核心的综合考评体系，同时强化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能；对于潍坊市公立医院编制人事薪酬制度一体化改革实践探索——李泯霖等《中国医院管理》第46卷第4期（总第537期）2026年4月医务人员，构建以德、勤、能、技、廉为核心的综合评价体系，突出临床能力、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引导医务人员向价值医疗转型。


通过上述改革，潍坊市公立医院人才结构得到优化，高层次人才集聚效应显著，2022年以来市属公立医院引进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医疗卫生人员1159人，高层次专家团队达44个。另一方面，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基层诊疗人次占比、医保基金县域内支出比例稳步上升，，病例组合指数


（CaseMixIndex，CMI）升至1.08，四级手术占比增至27%，区域医疗辐射力显著增强。


2.3薪酬“五制”改革，统筹公益性与服务价值


潍坊市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贯彻落实“两个允许”制度要求，突破传统事业单位工资调控限制，建立与岗位职责、实际贡献紧密挂钩的分配机制。改革围绕“公益导向、激励相容、系统整合”的原则，优化调整医务人员薪酬结构，动态缩小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及院内科室间的收入差距，推动薪酬分配向


优绩优效转变。


潍坊市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形成“五制”协同。一是薪酬总额管理制度，实行总量控制与动态调整，依据医院功能定位、服务质量、公益目标完成情况等因素科学核定总额，赋予医院内部分配自主权。二是主要负责人年薪制，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基础绩效构成，绩效与医疗质量、运营效率及可持续发展等维度挂钩，从制度上切断其薪酬与医院收入的直接关联以弱化逐利动机，引导其聚焦长期发展与公益性目标。此外，建立协议工资制与项目工资制，针对高层次人才和临时性项目实行灵活激励。最后强化绩效考评制的指挥棒作用，并将考核结果与薪酬总额核定、院长年薪分配及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确保激励约束有效落地。


薪酬“五制”的实施，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得到更好体现，市属公立医院人员经费支出占业务支出比例由42.7%提高至48.5%；持续增强人才吸引力，柔性引进专家带动学科发展和科研突破，成功开展肺移植等高难度手术；公益性导向不断强化，彻底切断薪酬与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联系，有效遏制过度医疗。


3.潍坊市公立医院“三位一体”改革机制分析


3.1共识性目标牵引，贯彻一体化改革


潍坊市公立医院改革在“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医院自主”的协同治理框架下，形成了以公益导向、患者受益的共识性目标体系。具体作用于3个层面：一是重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确立公益性的制度根基。改革致力于破解公


立医院长期存在的“以药养医”的运行惯性，通过切断医院与药品耗材之间的利益链，将医院的核心价值导向从经济创收重新锚定于公益服务。


二是构建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以医院整体绩效考核结果为依据合理确定公立医院薪酬水平，并将薪酬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紧密挂钩，赋予医院在总额范围内的内部分配自主权。这一设计确保薪酬激励源自于综合价值贡献，而非与医疗服务收入直接挂钩，从而引导医院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与效率提升。


三是切实提升患者满意度。改革始终将减轻患者负担、改善就医体验置于优先位置，通过激活人力资源、规范服务行为，推动改革成果转化为患者可感知的服务改善与费用负担减轻。


3.2重塑“引育用评励”体系，人力资源全周期管理


潍坊市公立医院改革围绕“引、育、用、评、励”全周期环节，系统构建了编制人事薪酬制度协同发力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引才，以编制总量控制为基础，并通过柔性薪酬工具，赋予医院自主引进人才的空间，实现高层次人才及紧缺岗位的精准引进。育才，依托人事制度构建分层职业发展通道和差异化职称评聘制度，以编制资源为保障、薪酬激励为牵引，形成育才、留才的持续发展机制。用人，通过破除编制身份限制，按医、护、药、技、管等类别科学设岗并实行竞聘上岗与合同管理，推动形成岗能匹配的灵活用人机制。评价，突出服务质量与患者满意度维度，并将考核结果与薪酬分配、岗位聘用紧密关联，实现评价结果的有效传导与运用。激励，以薪酬制度为核心，通过绩效薪酬与多元分配制度结合，形成引导医务人员服务行为回归医疗本质的正向循环。编制人事薪酬制度在功能上互补、在导向上一致，形成了人力资源规划、配置、激励的整合，推动公立医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3激发卫生系统效能，推动医疗价值整体回归


潍坊市公立医院改革对医院、医务人员和患者均产生显著效应，提升了卫生系统的整体效能。对医院，改革赋予的编制使用与薪酬分配自主权，推动其从被动执行者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探索者，包括提质增效的发展方式，精细化管理的运营模式，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的资源配置。对医务人员群体，建立与岗位价值、工作绩效紧密挂钩的分配机制有利于实现稳定性与激励性的均衡[12]。


改革持续优化医务人员薪酬结构，2024年稳定收入占比64.5%，在职职工人均工资性收入较2022年增长10.3%，充分激发其工作热情。对患者，改革切实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与就医体验，增强了患者对医疗系统的信任，2024年潍坊市县域内就诊率达93.9%，保持全省首位。从卫生系统整体视角看，编制、人事与薪酬协同改革形成了引导医疗资源向基层和关键领域流动的制度合力，实现了从单一激励到系统优化、从内部管理到外部效应的升级，推动公益性、效率与可持续性的统一。


4.小结


潍坊市以公立医院编制、人事与薪酬制度一体化改革为突破口，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方实际的实践路径。编制改革为资源优化提供弹性空间，人事制度改革为价值评价建立科学标尺，薪酬制度改革则将绩效贡献转化为实质激励，通过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将公益性内化为医院与医务人员的行为自觉。面向未来，


潍坊市“三位一体”改革模式，为同类地区公立医院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实施框架，也为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贡献地方经验。


重庆市公立医院法治建设现状调查研究


刘畅


法治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1-3]。法治管理被认为是医院管理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4-5]。随着医院经济体量和规模的增加，医院管理中的医疗风险及法律风险也不断增大[6]。公立医院为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主体，依法管理是应对法律事务和降低运营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是建成现代医院管理模式的实现途径[7-9]。2023—2024年，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相继发布《重庆市法治医院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开展法治医院建设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法治医院建设制度参考范本的通知》，对全市公立医院推进法治建设进行政策部署。为了解重庆市公立医院法治建设开展情况，本研究以重庆市公立医院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形式，收集公立医院法治建设的相关数据并进行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依托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过内部办公平台向全市公立医院发放统计数据调查表，由医院管理层或法治工作人员填写，共收回有效问卷760份。从医院级别看，一级医院309份（40.7%），二级医院239份（31.4%），三级医院212份（27.9%）；从管理方式看，市级委属（代管）单位180份（23.7%），非市级委属（代管）单位580份（76.3%）；从所属辖区看，主城片区252份（33.2%），渝西片区162份（21.3%），渝东北片区182份（23.9%），渝东南片区164份（21.6%）。受访者相对专业、机构分布及数量较合理、样本覆盖全市各级公立医院，数据可信度较高，具有区域和层级代表性，有利于后续科学分析数据。


1.2调查内容


根据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将法治医院建设工作分为法治领导机制、法治工作力量、法治运行规则、全面依法治理、法治文化建设五个方面。调查问卷以此为基础，将问卷内容分为三部分：①调查受访人员供职医院的级别、管理方式、所属辖区等基本情况；②调查法治建设相关事项开展情况，设“是非题”进行调查，共13题，包括专职法务部门、兼职法务部门、法治建设章程、法务工作制度、合同管理制度、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合法性审查管理办法、法治培训制度、依法自查管理办法、法治负责人列席重大会议、年终述职领导干


部须述法、创建法治文化阵地、定期评析法律风险；③调查法治相关人员配备和培训情况，设“单选题”进行调查，共5题。


1.3统计学方法


调查数据用EpiData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2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通过描述性分析了解重庆市公立医院法治建设相关事项的开展情况，通过χ2检验了解法治建设各事项的相关性，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究相互关联事项间的相互影响情况。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重庆市公立医院法治建设相关事项开展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仅9.9%的医院设置并开展所有调查事项。其中，专职法务部门设置比例较低，设置率仅23.9%；已制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医院占比48.0%、已制定合法性审查管理办法的占比45.1%、已制定依法自查管理办法的占比48.4%。部分事项开展较好：69.9%的受访医院已制定法治建设章程，64．5%已建立法务工作制度，82.8%已制定合同管理制度，60.4%已制定法治培训制度，69.6%的受访人员表示其法治负责人列席重大会议，62.4%开展年终述职领导干部述法，81.8%定期评析法律风险。此外，不同级别医院呈现出一定差异，在章程制定、流程建立、组织培训等制度建设层面差异性较小，在事项开展全面性和法治力量配备上，级别较低的医院弱势明显：调查事项均开展的一级医院仅占13.3%，已经设置专职法务部门的一级医院占比仅15.9%，与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差距明显，见表1。


2.2重庆市公立医院法治建设各事项相关性分析


各事项之间的相互关联为探索法治建设各事项的相关性，选用斯皮尔曼相关系数计算。结果显示法治建设各事项之间均存在相关性；其中，法治建设章程和法务工作制度之间、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与合法性审查管理办法之间存在高强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777和0.658；合法性审查管理办法与依法自查管理办法之间，法务工作制度与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之间，法治培训相关制度与依法自查管理办法之间也存在较强相关性，可见法治制度间存在协同效应，见表2。


各事项之间的相互影响进一步探究相互关联事项间的因果或调节效应，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将“是否建立法务工作制度”设为因变量，以“否”作为参考，法治建设其他事项设为自变量。模型拟合情况：


模型系数的Omnibus检验P<0.01，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内戈尔科R2为0.753，表明模型解释力较好；霍斯默-莱梅肖拟合度检验P=0.161>0.05，表明模型预测能力较强。


分析结果显示各项回归系数均为正数，即所列事项与“法务工作制度”均呈正相关。OR值反映抑制或促进大小1。法治建设章程、兼职法务部门、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法治培训制度、定期评析法律风险事项的开展均可提高建立法务工作制度的可能性，其中法治建设章程对其促进效果最显著，见表3。


重庆市公立医院法治建设人员配备和培训情况内部法治力量主要为兼职法务人员，配备率为58.2%，专职法务人员配备率仅32.6%，专职力量缺口明显。从医院等级看，兼职法务人员在各等级医院分布相对均衡，专职法务在二级、三级医院配备显著高于一级医院。外部法治力量方面，通过“合作的法律顾问单位”提供外部法治支援的医院占比71.7%。二级、三级医院合作法律顾问的占比远超一级医院；同时，“1~2家法律顾问单位”的合作模式占比最高


（68.7%）。法治培训涵盖“领导干部集体学习法律法规”与“全院法律法规培训”两类，两类培训的医院占比均超过95%，各级医院差异较小，“3次及以上”的高频率培训占比突出，见表4。


3.讨论


法治建设相关制度执行不够重庆市法治建设尚处于实践初期，仅9.9%的受访人员表示其医院开展所调查的全部事项，专职法务部门设置率（23.9%）、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制定率（48.0%）、合法性审查管理办法覆盖率（45.1%）等关键指标均未过半，表明法治建设制度执行率较低。


基层医院法治建设基础薄弱仅13.3%的基层医院完成全部调查事项；专职法务部门设置率仅为15.9%，远低于三级医院；合同管理制度覆盖率和法治负责人列席会议率明显落后。基层医院在法务人力、制度执行配套存在严重缺口，法治建设滞后。


制度协同效应亟待重视制定法治建设章程和建立健全法务工作制度之间、制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与制定合法性审查管理办法之间存在高强度关联，法治建设章程是法务工作制度的重要驱动因素。


法治培训成效显著但法务力量相对薄弱内部法务力量呈现“兼职为主、专职补位”的特点，且三级医院专职配备率显著高于基层医院；外聘法律顾问是外部法务力量的主要形式，呈现“高等级医院外部支援更充分，且以少量合


作为主流模式”的现状四；法治培训普及率高，且“3次以上”高频培训占比突出，可见各级医院对该项工作的重视度较高，整体情况较好。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①深化考核评价和质量管理，加快信息化建设，搭建快速沟通反馈路径[2-13]，参照重庆市卫生健康委法治医院建设指标，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建设和工作细则，设立法治建设红黑榜，根据制度执行率进行排名，对黑榜医院严格考核；加强法治信息化建设，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统筹开发并推广合法性审查系统，医院所有政府采购合同、人事聘用协议等必须线上留痕[415]，系统内嵌人工智能辅助审查，未完成审查的合同自动禁止财务付款流程；建立重庆市公立医院法治建设数据库，对优秀案例进行整合推广。②强化资源再分配的合作机制，推动基层医院法治能力提升，缓解基层医院法治资源短缺啊，从资金和人力两方面对一级医院提供法务扶持。设立法治建设专项资金，优先解决基层法务人员短缺问题。三级医院法务团队下沉基层，定期派驻专职法务人员指导基层法治建设。由卫生行政部门统筹，以片区为单位分别设立共享法务中心，为辖区内基层医院提供标准化合同模板、法律文书代审等服务。③推进法治建设制度协同，形成治理合力：将章程制定、合法性审查、风险评析等13项制度整合为线上操作模块，强制要求医院在系统中完成“制度关联性自检”；加强数据互通，合同管理制度与风险评析模块联动，合同履约数据自动生成风险分析报告。④配置专职岗位编制，建立法务人才培养机制，应对专职法务人员不足。在加强法治培训的同时；重视法务人才培养3，将专职法务人员配备纳入医院等级评审核心指标，规定各级医院必须设立专职法务岗位和人员；与相关高校合作，委培医学和法学综合人才，定期组织医学和法学专项进修班，提高专职法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


十四五”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结构特征及发展趋势第十五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报告


中国科普研究所胡俊平


为深入贯彻党的大会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新修订《科普法》）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2021—2035年）》］[1]工作部署，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开展了2025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以下简称本次调查）工作。这是中国科协自1992年以来开展的第十五次调查，也是“十四五”时期的第4次全国调查。本次调查在前序调查测评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指标，持续监测评估我国科学素质总体发展状况，调查结果纳入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结合“十四五”时期历次调查，本文分析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在城乡、地区、性别等方面的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调查结果为《科学素质纲要（2021—2035年）》“十四五”阶段评估、“十五五”实施方案发展目标的科学设定提供重要数据，有助于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1.调查概况


1.1调查样本


本次调查经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制度批准实施。抽样方案由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设计，以20XX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抽样框，设计线上线下样本5.50万份。调查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对象为18~69周岁公民，采用线下入户面访与线上手机短信配额推送[3]相结合的调查方式。本次调查回收有效样本5.37万份，达到设计要求。


1.2加权方法


本次调查延续采用线上样本和线下样本融合加权计算的方法。线下样本采用多变量事后分层加权法进行赋权，加权信息包括城乡、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线上样本使用非概率样本倾向得分法[4]进行赋权。调查结果反映全国总体及各分类人群科学素质发展状况。


1.3指标优化


本次调查的一级和二级测评指标与“十四五”时期历次调查保持基本一致，


主要包括公民科学素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科学素质状况包括科学精神与思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等4个维度。影响因素包括受访者背景情况，对科技的兴趣、需求和态度，获取科技信息的途径与参与科普的情况等方面。本次调查秉持大科学观，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人文和社会科学内容、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主题的融入，测评指标进一步体现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特征。在结果表征上，本次调查是科学素质分级评价持续开展的第3年，可呈现公民科学素质发展全貌，为科学素质建设和科普事业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2.主要结果


本次调查获得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发展状况、公民获取科技信息和参与科普的情况，以及公民对科学技术的兴趣、需求和态度等方面的翔实数据。结合上述各维度的数据分析，重点与2024年[5]、20XX年[6]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展现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特征和趋势。


2.1公民科学素质总体状况及结构特征


第一，总体发展状况。202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74%，比2024年的15.37%提高了1.37个百分点（见图1）。“十四五”期间，公民科学素质年度增幅分别为1.19、1.21、1.23、1.37个百分点，呈现持续加快增长趋势。


第二，城乡发展状况。2025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达到19.36%和12.02%，较2024年分别提高1.17和1.79个百分点，较20XX年分别提高5.61和5.57个百分点，呈现不均衡情况改善趋势（见图2）。


第三，地区发展状况。2025年东、中、西部地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达到18.88%、15.76%和14.28%，较2024年分别提高1.29、1.41和1.47个百分点，区域差距连续3年缩小。与20XX年相比，东、中、西部地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增幅分别为5.61、5.63和5.84个百分点，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明显（见图3）。


第四，性别发展状况。2025年，男性公民和女性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达到18.03%和15.44%，较2024年分别提高1.33和1.50个百分点；较20XX年分别提高4.91和6.62个百分点。女性增速持续高于男性，性别差距连续4年缩小


（见图4）。


第五，不同年龄段发展状况。2025年18~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和60~69岁年龄段人群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达到31.02%、22.97%、16.66%、


11.01%和6.45%。与2024年相比，各年龄段人群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均有所提高，分别提高了3.29、2.87、2.38、1.96和1.71个百分点。与20XX年相比，各年龄段人群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提高了12.71、9.29、8.24、5.53和2.93个百分点，18~29岁青年人群增长最为明显。


第六，不同文化程度发展状况。2025年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49.65%，大学专科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29.65%，高中、初中和小学及以下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为


21．38%、9.29%和4.23%。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公民科学素质均达到20%以上。与2024年相比，大学本科及以上人群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增幅最大，达到3.45个百分点；大学专科至小学及以下各人群增幅分别为3.10、2.64、1.26和1.12个百分点。与20XX年相比，大学本科及以上人群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增长10.76个百分点，其他受教育程度人群亦呈现不同程度增长，教育对科学素质的促进作用持续凸显（见图6）。


第七，重点人群发展状况。2025年《科学素质纲要（2021—2035年）》重点人群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提升，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群体、产业工人群体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达到41.29%和30.02%，较2024年分别提高了1.65和1.37个百分点，在较高基数条件下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农民、老年人群体科学素质水平相对较低，但增速加快，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为10.42%和6.45%，较2024年分别提高了2.33和1.71个百分点。与20XX年相比，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群体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实现大幅提升，5年间提高超过17个百分点。农民群体在较低起点上保持稳定增长，与20XX年相比提高5.88个百分点，面向基层人群的科普与教育支持逐见成效（见图7）。


第八，分级评价状况。与2024年相比，2025年公民具备高阶科学素质的比例由2.30%提升至2.50%，提高0.20个百分点；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由15.37%提升至16.74%，提高1.37个百分点；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由44.07%提升至49.02%，提高4.95个百分点。具备较低科学素质的比例由55.93%下降至50.98%。公民科学素质层次水平结构持续优化，相当一部分公民实现了从低水平向中等水平的跃升（见图8）。


2．2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


2025年电视和互联网仍是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两大主要渠道，选择比例分别为83.1%和79.0%，虽较2024年均有所下降，但总体优势仍然明显（见图9）。


从细分渠道的优先级来看，互联网处于公民获取科技信息首选渠道占比的首位


（59.6%），高于排列第二位的电视（25.1%）约35个百分点。“与人面对面交流”选择比例由2024年的38.0%升至51.4%，但其首选比例仅为3.8%，主要发挥补充作用。广播、报纸、图书、期刊杂志等传统渠道的选择比例均低于30%，首选比例均不足6%。总体来看，互联网已稳步成为数字时代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和首选渠道，电视保持重要作用，人际交流发挥补充作用，传统渠道影响力持续减弱。


通过互联网渠道获取科技信息的公民中，社交平台（AAA、QQ、微博等）和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等）的选择比例分别为73.8%和72.3%，显著高于其他渠道（见图10）。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利用人工智能软件（DeepSeek、元宝、豆包等）获取科技信息，2025年选择比例为25.2%，显示出较大发展潜力。问答平台、门户网站等传统网络渠道影响力呈现下降趋势。


2025年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博物类场馆（动物园、水族馆等）、文化类场馆（文化馆、图书馆等）、科技类场馆（科技馆等）和科创类场所（实验室、展览室等）等4类科普基础设施，公民参观意愿均较高，其中以科技馆为代表的科技类场馆最为突出。


从参观意愿和效果来看，科技馆等科技类场馆的“首选”参观比例，在所有科普基础设施中保持最高（45.8%），也是公民参观后认为有收获的比例最高，“有很大收获”和“有一定收获”的比例之和达到81.9%（见图11）。


从参观行为来看，公民参观博物类和文化类场馆比例相对较高，2025年分别有64.4%和61.2%的公民去过相关场馆，到访情况与上一年度相比变化不大。科技类场馆的参观比例为40.7%，参观频次以“偶尔参观（1~3次）”为主（见图12）。


2．4公民对科技发展的态度情况


“十四五”时期，公民对科技创新的关注度和支持度总体保持稳定，对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具有较高共识，同时对科学家社会角色的认知和期待显著增强。


在科技创新与国家发展认知方面，2025年公民对“公众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支持，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基础”的赞成比例为85.4%，较20XX年的82.5%明显提升。公民对“尽管我国科技创新已取得长足进步，仍需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赞成比例为87.0%，普遍认同开放合作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


在科技发展影响认知方面，公民整体表现出较为理性和稳定的态度。公民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使一些职业消失，但同时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的赞成比例为74.5%，与20XX年的75.5%基本持平。对“前沿科技具有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安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不应夸大风险”的赞成比例为74.0%，表明多数公民能够对科技风险保持理性判断。


在科学家形象与责任认知方面，2025年相关态度题项的赞成比例较20XX年均有明显提升。公民对“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科学家要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先”“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进行科学普及与传播”“科学家是各自领域知识的专家，但对自己研究领域的认识也是有局限的”的赞成比例分别为89.7%、87.0%和79.6%，较20XX年分别提高7.1、7.4和4.0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公民对科学家的价值取向、社会责任以及科学边界的理解更加全面（见图13）。


3.公民对人工智能技术等前沿科技的认知与态度情况


鉴于近年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产生深刻且广泛的社会影响，自2024年起，调查增加了公民对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认知和态度评价模块。


3.1公民对人工智能的使用与了解情况


2025年，23.9%的公民表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或“经常”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比2024年提高了3.2个百分点；32.7%的公民表示“有时使用”；认为自己“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人工智能的公民比例为15.3%，较2024年的12.5%提高了2.8个百分点。


3.2公民对人工智能应用的态度


公民普遍认可人工智能对工作和生活的积极作用，并对其进一步应用持开放态度。2025年66.3%的公民赞成“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在过去3~5年深刻地改变了我的工作和生活”；


70．9%的公民赞成“人工智能的应用是一件好事，因为能够帮助人们完成工作或做家务”，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73.2%的公民赞成“我们应该更多地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让它成为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64.3%的公民认为“我能熟练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协助开展日常工作”，与上一年基本持平（见图14）。


在未来预期方面，2025年67.5%的公民赞成“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将在未来3~5年深刻地改变我的工作和生活”。82.3%的公民对“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持有信心，表明公民对人工智能发展前景总体保持积极预期。


与此同时，公民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影响表现出更加理性的判断。53.0%


的公民赞成“人工智能创造的工作岗位将多于它们取代的工作岗位”，35.6%的公民持中立态度；


39．6%的公民赞成“当前的职业或想要从事的职业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较2024年（41.5%）略有下降。


对于“人工智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增加”所产生影响的看法，35.4%的公民认为“期盼胜于担忧”，44.9%的公民认为“期盼与担忧程度相同”，而持“担忧超过期盼”态度的占比为8.8%。与2024年相比，认为“期盼胜于担忧”的公民比例明显提高，而“期盼与担忧程度相同”和“担忧超过期盼”的比例均有所回落，表明公民对人工智能持续融入日常生活的态度正在向更加积极的方向演进（见图15）。


3．3公民对其他前沿科技的态度和看法


本次调查新增6个前沿科技主题模块，分别是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如量子计算机、量子通信等，以下统称量子科技）、创新药（如小分子创新药、大分子创新药、核酸药物、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以下统称创新药）、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或具身机器人（以下统称人形机器人）、半导体芯片。调查内容聚焦公民对前沿科技的认知、态度和看法。


从了解程度来看，公民听说过新能源汽车的比例排在第一位（83.3%），其后依次为人形机器人（72.2%）、半导体芯片（66.2%）、量子科技（59.5%）、创新药（50.5%）、脑机接口（28.6%）。


从发展信心来看，公民对我国在前沿科技各个领域发展的信心均较高。89.3%的公民对半导体芯片的发展有信心，81.7%对创新药发展有信心，80.7%对量子科技发展有信心，对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发展有信心的比例均超过七成（见图16）。


从具体态度表现来看，公民对前沿科技整体持比较积极的态度。2025年，85.9%的公民表示愿意购买使用国产芯片的设备；58.4%的公民表示，在技术发展成熟且在安全和隐私方面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愿意使用脑机接口；49.9%的公民表示，如果智能驾驶的安全性达到与人工驾驶相同甚至更高水平，愿意使用智能驾驶；35.4%的公民表示愿意使用人形机器人，反映出公民在具体使用层面更倾向于在技术成熟、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接受相关应用。对于尚未进入日常使用阶段的前沿科技，公民同样表现出积极的价值认知，70.1%的公民赞同“量子科技将深刻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78.9%的公民赞同“创新药的研发


将会对人类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好处”，表明公民在认可现实应用条件的同时，对前沿科技的长期发展前景保持较高期待。


4.结论


4.1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呈加速提升态势


调查结果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呈持续加快增长趋势。2024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5.37%，已提前实现《科学素质纲要（2021—2035年）确定的2025年超过15%的发展目标。2025年调查结果为16.74%，公民科学素质年度增幅进一步加大，为建设科技强国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4.2各地区、各人群科学素质发展不均衡明显改善


“十四五”期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不均衡状况继续改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的差距在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缩小，趋向城乡融合发展。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缩小。性别差距自2022年起连续4年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性别差距的持续缩小，折射出公民科学素质发展质量持续向好。


4.3公民科学素质结构持续优化


从分级评价结果来看，公民科学素质层次水平结构进一步优化。与2024年相比，2025年公民具备高阶科学素质的比例、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保持稳步提升，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呈现相对较大幅度提升。我国18~69岁公民已接近半数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4.4重点人群科学素质全面提高


各类重点人群科学素质水平均实现持续提升。过去五年间，18~29岁青年人群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提高了12.71个百分点，为科技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群体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提高超过17个百分点，为科学决策和治理提供坚实支撑；产业工人群体在较高基数条件下保持稳健增长，有力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农民、老年人群体科学素质的年度增幅相对较高，补短板成效明显。


4.5公民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度和对科学家精神的认同显著增强


公民对科技创新的价值认同稳步提高。


2025年，公民赞成“公众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支持，是建设科技强国基础”的比例提升至85.4%，较20XX年提高近3个百分点。公民对科学家社会责任的期


待同步提升，赞成“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进行科学普及与传播”的比例、赞成“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科学家要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先”的比例较20XX年均提高了约7个百分点。


公民对前沿科技保持较高关注度和参与热情，为培育创新文化、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群众基础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公民对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涉及的前沿科技具有较高程度的认知，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公民知晓率超过八成，人形机器人、半导体芯片等领域的知晓率约七成。公民对半导体芯片、创新药及量子科技发展“有信心”的比例均超过八成，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认同感日益深化。超过八成公民明确表示愿意购买使用国产芯片的设备，超过七成公民认可量子科技和创新药对未来生活与健康的长期价值。公民已深度融入科技创新进程，逐步形成培育创新文化和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良好社会氛围。


4.7公民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水平逐步提升，人工智能的社会接受度增强


2025年经常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的公民比例相比2024年有了进一步提升。超过七成公民赞成在生活中更多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超过八成的公民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持有信心。同时，对人工智能发展持“期盼与担忧程度相同”审慎态度的公民比例、持“担忧超过期盼”态度的比例，同比2024年均有回落。公民对人工智能的接受度进一步提升，态度更加积极。


5.展望


5.1公民科学素质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十四五”期间，国务院发布的《科学素质纲要（2021—203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均将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作为重要发展目标。自2022年以来，“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纳入国家统计公报，每年在“科学技术与教育”板块发布，体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巨大成效。伴随公民科学素质的快速提升，创新主体和人才活力得以进一步释放，科技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红利才能逐步显现，推动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7]。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竞争的本质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十四五”期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从10.56%提升到16.74%，实现从较低水平到中等水平的跨越，体现了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8]。锚定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作为人才基础的重要指标，


其基础性和战略性将更加彰显。


5.2“十五五”践行投资于人的发展理念将大力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升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将大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公民科学素质的快速提升提供有利条件。研究表明，教育和科学技术普及是影响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因素[9]。未来在教育和科学技术普及方面的投入将对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产生更大效能。现代化的科技场馆、高质量的科普资源、群众喜闻乐见的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活动、专业的科普人才，诸如此类要素都彰显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为高效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提供了坚实支撑。


5.3公民科学素质评价将持续推进中国化时代化改进


新修订《科普法》明确规定，“国家完善科普工作评估体系和公民科学素质监测评估体系，开展科普调查统计和公民科学素质测评，监测和评估科普事业发展成效”[10]。在社会持续发展、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公民科学素质评价体系的完善将朝着更加契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方向持续优化。这不仅需要充分考量我国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教育水平等独特因素，还应积极顺应新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不断优化评价方法、拓展评价维度、强化数据分析深度，从而更加科学、全面、精准地衡量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为培育创新文化、提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科学素质提升建议奠定更坚实的数据基础。


致谢


本文以第十五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为基础开展分析研究，课题组其他成员包括庞晓东、冯婷婷、王梦倩、马崑翔、王祯梅、郏超超、唐德龙、李萌、杨建松、董容容、朱美羲、于文娟也为本文作出重要贡献。


党（总）支部建制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机制的实践探索与完善对策


上海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金敏琴


（2026年4月1日）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起源于1996年第十四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公报，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核心纪律要求，明确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决定。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为国企规范决策行为、强化权力监督提供了制度遵循。


近年来，随着国企党建工作持续深化，各级党委建制企业已全面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配套细则与运行流程日趋成熟，但党（总）支部建制企业作为国企基层治理的重要单元，尤其是具备人财物重大事项决策权的独立法人及模拟法人下属企业，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决策运作体系。从实际运行来看，此类企业普遍存在支部职责权限模糊、决策流程简化、事项界定泛化、支委配置薄弱、监督责任缺位等问题，既难以落实基层党组织把关定向职责，也容易引发决策风险，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结合上级政策要求与企业调研实际，系统研究党（总）支部建制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机制的完善路径，推动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基层国企公司治理各环节。


课题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与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国企基层组织架构呈现多元化特点，大量不设党委、以党（总）支部为最高党组织的企业，承担着具体生产经营、项目运作、资金管理等重要职责，具备独立或相对独立的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要求，此类支部需对企业重大事项进行集体研究把关，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上咨集团作为上海国有重点咨询服务企业，聚焦战略规划、政策研究、工程咨询、投融资咨询等核心业务，下属多家以党（总）支部为最高党组织的建制企业，涵盖全资、控股、参股及事业部运营主体等多种类型，兼具咨询行业轻资产、高智力、项目化、决策时效性强的运营特点，且具备独立或相对独立


的人财物重大事项决策权。目前，支部建制企业因缺乏统一操作规范，在决策实践中出现执行标准不一、前置程序空转、党政会议合并替代、事项清单遗漏关键内容等问题，亟需通过系统研究，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决策机制，推动党的领导直达基层、落地生根，打通基层治理的“末梢堵点”。


（二）研究意义。


一是筑牢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基层根基。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规范党（总）支部建制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机制，是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确保党中央及上级党委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的关键举措，能够切实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把牢企业改革发展政治方向；守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底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末梢覆盖。


二是破解基层企业决策运行突出难题。针对当前支部建制企业决策职责不清、流程混乱、监督薄弱等现实问题，通过明确决策主体、细化事项清单、规范前置程序、完善问责体系，能够有效解决企业决策实操中的痛点堵点，防范个人决策、随意决策、违规决策风险，提升基层企业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平稳有序运行。


三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将支部把关定向职责写入企业治理流程，厘清党支部与董事会、经理层、职代会等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是对国企现代治理体系的补充完善，更是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制度实践，契合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核心要求。


党（总）支部建制企业决策现状调研与问题分析


（一）核心存在问题与根源分析。


一是制度建设不规范，执行标准不统一。部分企业未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专项“三重一大”决策实施细则，直接照搬上级制度，表述模糊、针对性不足；对决策事项分类界定不清，大额资金未明确具体额度标准，部分关键事项未纳入决策清单，尤其是安全稳定、利润分配、先进评选等事项遗漏率较高；制度更新不及时，与最新党内法规、国企监管要求脱节，导致执行无据可依。二是前置程序落实不到位，把关作用弱化。调研显示，4家企业未执行重大事项支部前置讨论程序，其余企业虽有前置意识，但存在部分事项漏议、流程简化等问题；部分企业支委层级偏低、力量薄弱，难以发挥实质把关作用，存在党政联席会替代支委会、管理层列席主导讨论等现象。


三是决策主体权责不清，事项界定模糊。个别企业存在同一事项对应多个决策主体的问题，支部、董事会、经理层权责边界模糊，职责交叉与责任空白并存；部分企业混淆支部研究把关与经营层决策权限，将支部前置讨论等同于最终决策，或完全跳过支部直接由行政层决策；“三重一大”四类事项划分不细致，人事任免、项目安排、资金运作等核心事项界定标准不清晰，实操中难以把握。


四是支委队伍配置薄弱，履职能力不足。个别企业党员人数达标但支委会设置不规范，仅设支部书记1人，不符合党内条例要求；部分支委委员由基层员工或中层管理人员担任，行政职级偏低，缺乏决策话语权与监督权威性；纪检委员多为中层干部兼任，监督力度不足，难以对决策全流程开展有效监督；参股企业支委无班子成员参与，支部力量薄弱，无法履行决策把关职责。五是监督问责机制缺失，决策闭环未形成。企业虽设有监督岗位，但未建立配套监督问责机制，监督流于形式；决策过程记录不完整、档案归档不规范，事后追溯难度大；缺乏决策后评估与督办机制，决策执行情况无人跟踪，违规决策责任追究不到位，形成“决策—执行—监督—问责”的管理闭环，导致决策风险隐患长期存在。


党（总）支部建制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完善路径


结合党内法规、上级监管要求与企业实操需求，课题组针对性制定党（总）支部建制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完善方案，明确适用范围、核心原则、关键流程与配套保障，形成标准化、可落地的操作体系。


（一）明确核心决策原则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将支部把关定向贯穿决策全过程，确保政治方向正确；二是融入治理原则，厘清各治理主体权责，实现协调运转、有效制衡；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执行集体决策、末位表态制度，杜绝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四是坚持闭环管理原则，健全决策、执行、监督、问责全流程机制，防范决策风险。


（二）规范前置程序核心要求


支部委员会研究讨论是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决策的必经前置程序，未经支委会研究把关的事项，不得提交董事会、经理层审议，核心规范如下：


一是前置事项范围。所有纳入“三重一大”范畴的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均需先经支委会前置研究讨论，重点审核事项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


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是否符合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求、是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形成明确意见后，再提交其他治理主体决策。


二是前置运行流程。严格按照“议题提出—调研论证—前置审议—行政决策—执行反馈”闭环流程推进，首先由相关部门或班子成员提出议题，经党政主要负责人沟通后启动；其次开展调研论证、风险评估，广泛听取职工与专家意见，形成初步方案；随后召开支委会集体研究，充分讨论、逐项表决，形成书面意见；再按程序提交董事会、经理层等行政主体决策；最后由支部班子成员跟踪决策执行情况，及时反馈偏差，重大调整需重新履行前置程序。


三是前置会议规范。前置讨论主体为党（总）支部委员会，参会人员为全体支委，可根据议题需要邀请行政班子成员列席；会议需做好完整记录，明确参会人员、讨论内容、表决意见、会议结论，形成规范纪要存档备查；支部书记执行末位表态制度，充分保障支委发言权利。


（三）厘清决策事项与主体权责


一是细化“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清单。结合企业实际，细化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运作四类事项清单，明确具体内容、额度标准、归口部门，尤其补齐安全稳定、利润分配、资产处置、先进评选等高频遗漏事项，清单需报上级党组织审批备案，定期动态更新。


二是明确决策主体权责边界。党（总）支部委员会重点负责党内重大事项、人事任免酝酿、重大事项前置把关，履行政治监督、方向把控职责；董事会、经理层负责经营管理事项的最终决策与执行落实；职工代表大会负责审议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保障职工民主权利。各主体各司其职，不替代、不越位，形成党建引领、行政负责、职工参与的治理格局。


（四）完善决策执行与监督问责体系


一是规范决策执行流程。决策形成后，明确责任部门与责任人，按分工推进落实；参与决策人员对集体决策有异议可保留意见或向上级反映，但未形成新决策前不得擅自变更；确需调整决策内容的，必须重新履行完整决策程序，严禁随意更改。


二是强化全流程监督。由支部纪检委员牵头，联合审计、内控、法务等部门成立监督小组，对决策议题、会议流程、执行落实、整改情况全程监督；重点核查前置程序、末位表态、回避制度执行情况，定期开展决策执行专项检查，形成监督报告；建立决策档案管理制度，会议记录、纪要、表决材料、论证报


告等全程归档，长期留存备查。


三是严格责任追究。对违反决策程序、个人擅自决策、落实前置程序不到位、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依规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区分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直接责任与领导责任，做到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倒逼决策机制规范落实。


四是加强支委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要求，支部书记一般由企业班子正职党员担任，支委委员优先选拔班子成员、中层党员骨干担任，确保支委具备决策话语权与履职能力；规范支委配置，党员7人以上的支部要配齐书记、组织、宣传、纪检委员，纪检委员原则上由中层及以上人员担任，不兼任其他党内职务；定期开展支委专题培训，提升政治素养、决策能力与监督水平，打造高素质基层党务干部队伍。


五是健全长效保障机制。将“三重一大”决策机制执行情况纳入支部党建工作责任制与领导班子考核评价体系，定期开展专项督查与整改；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动态更新决策事项清单与实施细则，确保机制贴合实操、与时俱进；加强政策宣贯与业务培训，提升全体管理人员规范决策意识，推动制度落地见效。


完善党（总）支部建制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机制，是新时代国企基层党建的重要任务，也是防范决策风险、保障国有资产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作为国企基层治理的重要单元，支部建制企业必须严格落实党内法规与上级要求，牢牢把握党的领导这一核心原则，规范前置程序、厘清权责边界、强化监督问责、建强支委队伍，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


本文以上咨集团调研实践为基础，形成的标准化决策机制与实施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基层支部建制企业决策痛点，为同类国有企业完善治理体系、夯实党建根基提供实践参考。后续需持续跟踪机制运行效果，结合国企改革新要求与企业发展新情况，不断优化完善决策流程，推动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基层公司治理，为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分类施策靶向发力关于赵县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调研


魏冰心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强基固本、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也是检验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和战斗力的“试金石”。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过程中，面对一些地方存在的资源盘活不足、市场对接不畅、人才短缺、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如何破局突围、探索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是一个现实课题。近年来，赵县立足县情农情，坚持党建引领、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形成了资源整合型、农业服务型、村企共建型、小微产业激活型等4种模式，有效促进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主要做法与成效


赵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粮食生产是县域经济的根基。主要粮食作物为玉米、小麦，种植模式相对传统单一；东部区域形成颇具规模的“梨区”，涵盖60个行政村，拥有悠久的梨果种植传统和一定的产业基础。总体看，集体经济整体薄弱，绝大多数行政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总量小、来源单一、稳定性差，主要依赖历史遗留或新发生的资源性、资产性收入，比如土地、房屋、设施等资产的承包租赁费，少数村有少量的门面房、闲置校舍等租金收入。产业关联度低，无论是粮食种植还是特色梨果产业，转化为村集体层面经营性收入的难度较大。赵县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特色化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近年来，全县依托4种发展模式，实现集体经济增收路径全面拓宽，67%的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稳步提升、收入结构持续优化，产业赋能集体增收成效逐步显现。


盘活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增值与三产融合


紧紧抓住土地这一核心资源，发挥村党支部引领作用，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载体，通过系统整合土地资源，发展多种经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让土地释放最大效益，让农民共享增值收益，走出一条“资源盘活、价值提升、产业融合”的集体经济发展新路。


赵州镇南正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农业种植合作社，集中流转1020亩耕地入股，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大型企业合作开展规模化、科技化种植，引入智能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提升种植环节的科技含量，显著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益和抗风险能力。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实现村集体与农民双增收。在稳定粮食生产基础上，积极发展桑葚等林果产业


和乡村旅游。2024年，村集体与村民共同投资300余万元建设现代化花卉产业项目，开展精品花卉生产与景观设计，并为多家单位提供花坛定制服务。其中，为望汉云台设计的赵州桥主题花坛成为网红打卡点，有效提升了品牌影响力与综合收益。借助赵州桥文旅地标影响力，开发花卉景观和乡村旅游项目，增加产品文化附加值与品牌辨识度，实现农业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资源整合与产业运营，近3年来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720万元，向村民发放分红和福利超60万元，创造就业岗位100多个，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和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


提供专业服务，链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把握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将社会化服务打造成特色产业和品牌，通过专业化服务，有效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现实难题，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既保障了粮食生产，又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增长空间。


北王里镇大琉璃村以党支部为引领，探索建立“村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动员村民以土地、资金、农机具等入股，村党支部领办成立合作社。合作社聚焦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提供农资供应、深耕播种、田间管理、收割收购、粮食储藏全程社会化服务，推动农业生产向专业化、适度规模化发展。建立“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分配机制，农户将土地托管给合作社，可获得稳定的保底租金；入股社员还可根据经营效益享受二次分红。引进智慧农田管理系统，运用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施肥、智能灌溉和病虫害监测，显著提升农业科技含量与管理效率。截至目前，合作社通过统一采购、作业和销售，帮助农户实现每亩节本增收约200元。凭借高效优质的服务，其服务范围已扩展至周边12个行政村，覆盖面积2万多亩，成为区域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力量。合作社通过机械化、专业化服务，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作业效率和粮食产量，带动村集体年均增收20余万元。


深化村企共建，文化赋能特色品牌打造


挖掘村庄文化资源和产业资源，引入经营主体，深化村企合作，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条、创新消费场景，推动文化、旅游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最终实现集体增收、农民共富与文化传承的多元目标。


赵州镇大石桥村充分发挥紧邻国家4A级旅游景区赵州桥的区位优势，将闲置的老村委会大院等集体资产进行清产核资、折价入股，与河北赵小梨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合作，通过“党组织引领+村集体入股+企业运营+合作社链接”模式，共同打造“相逢赵州”共富工坊项目。村党组织负责协调引领，合作社组织农户保障原材料供应，企业负责资金投入、市场运营与品牌打造，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赵州雪花梨”为原料，深度融合市级非遗——古法雪花梨膏制作技艺，开发梨膏产品。深入挖掘“赵州桥”这一世界级文化IP的深厚底蕴，将其融入产品研发、包装设计与场景营造，拓展形成参观体验、文化传播、休闲餐饮等多元业态，打造集“生产、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体验”“卖文化”的价值链提升，成为传播赵州文化、吸引游客打卡的新载体，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与文化附加值。2025年，该公司支出近400万元收购农民梨果，根据协议，


“相逢赵州”共富工坊项目未来经营纯利润的20%将作为村集体收入。与此同时，工坊还辐射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发展，形成了“以产兴村、以业富民”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续动能。


开展特色经营，多点发力激活内生动力


对于地处基本农田保护区、区位优势不明显的平原村庄，在精准定位与机制创新上下功夫，深挖本地资源潜力，构建村集体与村民利益共享的机制，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经营模式，解决产业发展受限、村集体缺少资源增收乏力等问题，实现集体增收、村民增富与文化传承等多重目标。


沙河店镇西大诰村针对传统种植效益不高的情况，在省委省直机关工委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采取“村集体+公司+农户”合作模式，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改种经济效益更高的鲜食玉米，村集体以组织服务入股参与分红。2024年试种80亩，在市场行情波动的情况下，农户仍实现亩均增收300元，村集体同步增收10万元。2025年种植规模推广至300亩，今年预计超1000亩。通过农具共用、技术共享、以穗计价等方式，实现了标准化管理与增产增效。针对村内留守老人较多、增收渠道少的情况，村党支部免费发放2500只“太行鸡”鸡苗，引导农户利用庭院空间发展生态散养小微产业，让留守老人足不出户即可实现增收。依托村内中老年妇女的织布技艺，积极复兴手工土布产业，农户每织造一个床单可获得80-100元手工费，实现了居家灵活增收。在帮助村民增收的同时，西大诰村还通过发挥规模效应、拓展销售渠道、打造地方品牌等方式，提高村集体的经济收入。


经验启示


筑牢战斗堡垒，是激活发展引擎的根本保证。乡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与根本保障。打造过硬农村党组织，是实现合作社稳健运营的关键。赵县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工作中，聚焦党建引领这一核心，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同合作社的产业优势、市场优势有机结合，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从“单一增收”向“多元提质”转变，让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越扎越牢，实现了“支部有作为、群众得实惠、集体增收入”的良好成效。


创新利益联结，是凝聚人心力量的关键纽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能脱离集体属性，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惠及广大村民。要在产业项目规划发展之初，就科学构建权责清晰、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无论是土地流转租金、入股保底分红、劳务收入，还是二次返利、公益金提取，都应通过民主程序，并以合同形式予以固化。要确保收益分配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并明确一定比例的收益用于村级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改善和困难群体帮扶。只有让村民实实在在看到收益、享受到发展红利，才能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形成持续发展的深厚群众基础和最广泛合力。


坚持因地制宜，鼓励多元探索，是确保路径可行的重要方法论。各地资源禀赋不同，村情千差万别，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能盲目复制、搞“一刀切”。要精准把脉自身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文化传统等实际情况，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和路径。对于资源丰富的村，重点在整合盘活；对于传统农区，重点在服务增效；对于城郊或文旅资源富集村，重点在融合赋能；对于缺乏突出优势的普通村，则可在“小微特色”上做文章，在符合规划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各显其能，最终找到适合本村实际、具有生命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科技特派员档案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探索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仇秀丽


1999年，时任福建省领导人的总书记针对农村人才匮乏和农业科技瓶颈问题，提出了一项开创性的决策——科技特派员制度。225名科技特派员深入福建省南平市农村，提供科技服务，从而开启了科技扶贫的探索之旅。南平作为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源地，始终坚持“数字福建”的发展战略，2001年起着手建设“南平科技特派员之窗”，随后在福建省范围内逐步建立了多个信息系统，包括农业数据库、星火科技12396服务热线、科技特派员手机服务、融媒体服务等[1]。科技特派员制度历经20多年的发展创新，已从最初的科技扶贫逐步演进到现代的科技兴农，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这一制度积累了大量有保存价值的原始档案资料，这些档案不仅为当前科技特派员工作的精准实施提供宝贵的参考依据，更为未来制度的持续完善和发展留存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因此，要高度重视科技特派员档案的收集保存与盘活利用，让档案资源在制度传承、科技创新和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1.科技特派员档案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价值意义


档案筑基，夯实乡村振兴精准服务基础坚持“双向选择、按需选认、精准对接”的原则，各省持续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走深走实，有效缓解了基层人才匮乏问题。福建省已累计选任科技特派员6.4万余人次，通过创业和技术服务，其服务范围已覆盖全省所有乡镇和重点行政村，并延伸至一二三产业[2]。积极推动科技特派员从单打独斗向团队协作模式转变，目前已累计选认5954个团队科技特派员和1218个法人科技特派员。“一县一团”“一企一团”“一业一团”等创新模式的推行，有效促进了人才下沉，推动了农业科技现代化，加速了乡村振兴和产业转型，为“三农”发展注入了新动力[3]。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信息资源，很大部分是以档案的形式表现，这些科技特派员档案反映了科技特派员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探索，是我国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史料，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人才服务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总书记深厚的“三农”情怀和远见卓识。科技特派员档案是乡村振兴的“数据基石”，探索构建门类齐全、数据翔实、覆盖广泛的档案资源体系，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更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提升农村科技水平等方面彰显出


深远的历史价值。


档案赋智，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服务模式总书记关于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核心要义，这一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治理范式，在理论创新、经济发展、政治引领、文化浸润、社会民生及生态保护等多维层面，全面彰显了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智慧精髓，成为新时代中国以制度优势转化科技优势、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科技特派员制度在不断创新发展中，如今已形成多种服务模式：针对“三农”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南平模式”、以政府主导的科技项目为依托的“宁夏模式”、强调科技特派员团队协同服务的“浙江模式”、精准对接企业技术需求的“广东模式”、海峡两岸深度融合发展的“台胞科特派模式”、践行山海协作共赢的“闽宁协作模式”、菌草技术援外的“中国智慧模式”、“三下三上”科技帮扶精准落地的“四川模式”、多层级科技特派员联动体系的“河南模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农科模式”[4-6]。这些模式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共同构建了立体多元、可复制推广的科技服务范式体系，为不同地域、领域提供了精准匹配的解决方案，有力支撑了区域协同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其成功经验的背后，离不开对档案中沉淀的科研成果、先进做法、典型案例的系统梳理与深度挖掘。将档案转化为“知识宝库”，提炼可复制推广的服务标准与实施路径，不仅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创新动能，更成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共同富裕的“金钥匙”，彰显了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新时代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远时代价值。


档案聚神，激活乡村振兴发展内生动力科技特派员制度发源于福建，是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总结和提升的一种农村工作机制，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催人奋进的典型案例，涌现出许多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


模范人物。例如：福建省首届最美科技特派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熺，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解决了“菌林矛盾”这一世界性难题，菌草技术推广到全国


31个省、500多个县，世界100多个国家[7]；科技特派员南平机制首批践行者的“001号”吴敬才，20多年岗位变身份不变，与科技特派员“情定一生”；扎根贫困山区的“80后”科技特派员苏海兰，突破珍稀药材七叶一枝花的育苗和栽培难题，将出苗率从2年的5%提升到6个月的60%以上。这些先进人物的档案中，记载了一代又一代科技特派员秉持“为乡村谋振兴、为社会谋发展、为人民谋


幸福”的初心与使命，他们的事迹彰显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国智慧与力量。深入挖掘科技特派员档案中那些鲜活的故事和感人事迹，能够让后人从中汲取无尽的力量，激发内在的动力，凝聚起前行的力量，这对于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


2.科技特派员档案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成效


汇档存鉴，沉淀经验智慧对档案资源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度挖掘，形成多样化的编研成果，能使档案变得更有条理、更加清晰和明确，便于被社会公众利用，从而更好地实现档案的价值、发挥档案的作用。一是编著专业书籍。《科技特派员行动与制度创新》《特有范儿：科技特派员在行动》《科技特派员机制研究》《科技特派员制度实践与思考——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科技特派员二十年》等书籍，介绍了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展现了科技特派员服务“三农”，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画面。二是举办成果展览。通过举办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技成果图片、实物、文字等展览和对接推介活动，生动形象地呈现新时代现代农业发展盛况，推进科技特派员成果宣传、示范和推广，展现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例如：福建省举办科技特派员成果（泉州）现场推介会、宁夏举办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20周年成果展示展销活动、呼和浩特市举办科技特派员科技成果展览会等。三是开展技术培训。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展技术培训，内容涉及农业全产业链条，让农户获得前沿知识和技术动态。例如，河南省开展科技特派员大讲堂公益直播培训、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云平台推出农技微视频和农技资源视频、重庆市开设“科技特派员网络公开课”等。


2.2研卷成策，优化服务效能依据数据分析技术


构建科学决策支撑体系，通过对科技特派员服务范围、产业需求匹配度、服务满意度、服务成效等核心数据的深度挖掘，精准赋能政策制度完善和资源高效配置，推动科技特派员服务体系实现靶向优化、效能升级。刘勇等[8]通过灰色关联模型对科技特派员服务效率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当地政府执行和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提供参考依据。孙娟等[9]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对科技特派员政策实施成果进行综合绩效评价，为广东省13个地级市提升科技特派员在农业发展、科技创新、农民增收等方面成效提供数据支撑。梁龙等[10]通过SPSS分析方法和问卷调查方法，对科技特派员来源、服务区域、职称、能力和需求等方面进行分析，从人才、经费、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乡村振兴发


展提供参考。韩飞燕等[11]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科技特派员胜任力和服务对象满意度进行分析，从选拔录用、培训和考核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提高科技特派员在乡村振兴中的综合服务水平。李芹芹等[12]通过对科技特派员发展现状、运行模式、发展路径等进行分析，从考核、机制、经费等方面提出发展对策，以期为科技特派员更好地嵌入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参考。陈丹华等[13]对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政策进行量化分析，从健全考核体系、加强成效跟踪、完善服务机制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为进一步优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政策，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王森等[14]采用实地调研、文献综述、案例分析等方法，从亚夫科技服务体系的总体建设情况、取得的成效、典型模式经验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高质量推进亚夫科技服务系统建设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农业科技服务工作提供参考。福建科技特派员服务云平台成功实现了对福建全省科技特派员的在线申请、考核管理与绩效评估等一系列功能，云平台制定了6个层级超过2.6万个信息单元的数字农业信息分类与编码体系，建立了142个农业技术资源专题数据库，收录了近20万条包括栽培、品种、农药、植保及采收等技术信息和770多部简单易懂的专题技术视频，云平台能按省、市、县级别，对科技特派员的选拔与成效进行统计与分析，为选拔任用工作高效运行、科学管理、智能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1]。


2.3聚智成典，激活文化价值对科技特派员档案


进行大胆创新，将人物档案转化成真实鲜活的文化作品，全景式、艺术化地讲述其先进事迹，展现其感人风采，塑造其英雄形象，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科学文化素养的提升。一是典型案例汇编。《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福建省“最美科技特派员”先进事迹汇编》《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新闻报道汇编》《镌刻在大地上的诗篇：科技特派员在宁夏的创业故事》等编研成果，号召科技特派员向典型看齐，为乡村振兴聚力。二是典型人物宣传。选取一批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作出伟大成就的科技特派员，依托网站、微视频平台、短视频账号等多元传播矩阵，在共产党员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等展现他们造福“三农”的情怀、深入基层科技为民的初心，让公众更直观地感知科技特派员的价值贡献。三是建设特色主题馆。福建省充分把握“发源地价值”这份得天独厚的优势，整合各部门、各门类档案资源，在南平市延平区王台镇溪后村建立“中国科技特派员第一村主题馆”、在武夷山“燕子窠”建立科技特派员示范教学基地等，以全景式、立体化方式充分展示


福建省科技特派员制度卓越成就和宝贵经验[15]。四是影视作品展播。深挖脱贫攻坚故事，通过镜头立体生动地展现我国科技特派员在乡村振兴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发挥档案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例如，《我是“科特派”》展现科技工作者扎根乡土、赋能乡村振兴的故事，《你好，特派员》讲述了3位科技特派员在黄岩乡村以科技创新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故事，宁夏“大美科技特派员”全方位展示了科技特派员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支撑乡村振兴中作出的巨大贡献。


3.科技特派员档案作用发挥面临的现实瓶颈


档案管理层面档案的数量和质量是档案开发利用的基础。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过程中有决策咨询、交流培训、科学研究、媒体宣传等方面的信息，涉及科研档案、文书档案、音像档案、实物档案、人物档案、新媒体档案等各门类档案，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分布各地，数量巨大，其在收集、整理、归档与管理过程中必然面临重重挑战。这些情况极易造成档案管理分散，甚至出现未及时收集归档情况。科技特派员服务云平台在运用过程中会形成海量的电子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归档和保存，极易出现丢失或损毁的情况，进而无法满足在创新档案开发与利用方面的需求。


开发利用层面科技特派员如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遍布全国各地，他们的服务成效显著，但在档案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还不够，多停留在“内部存储”阶段，价值挖掘不足，未形成共建共享态势。与此同时，兼具档案管理专业实践经验、农业发展专业知识背景以及信息资源数据分析能力的档案管理者可谓凤毛麟角，这导致科技特派员档案在创新开发利用方面尚处于较浅层次，不少档案因未被及时保护和开发而濒临消亡，未能更好地发挥为政府决策、科学研究、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公共教育等服务的价值。


4.科技特派员档案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以“档”为本，加强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科技特派员档案是研究其服务“三农”实践的关键凭证，不仅完整留存了制度推进的历史轨迹，更蕴含着兼具实践价值与情感温度的人文信息，为强化队伍建设、提升服务质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坚实的信息基础。一是加强传统载体档案资源收集，筑牢信息“原始根基”。聚焦科技特派员服务“三农”的各个环节，严格落实“应归尽归、应收尽收”档案工作，保证档案完整真实有效。二是加快电子载体档案资源建设，激活信息“高效价值”。对现有纸质档案进行扫描、OCR识别等数


字化处理，对现有管理平台的数据尽快建立科技特派员专题档案数据库，实现从“数据堆积”到“资源激活”。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协同建设，形成互补，共同构建“原始可追溯、数据可分析、服务可优化”的科技特派员档案体系，为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和作用发挥提供全链条信息保障。


以“数”赋能，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完善建立健全档案管理体制机制是档案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为基础，以国家档案局制定的各种相关规章制度为依据，各省、市立足本地科技特派员工作实际，制定专项档案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从归档范围、整理方式、保管条件，到移交时限、利用程序、鉴定销毁及信息化管理，逐项明确要求、细化标准，为科技特派员档案管理全流程提供清晰依据与规范指引。福建在科技特派员领域标准与档案建设上成果突出：主导制定全国首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科技特派员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于2023年11月正式发布；福建省南平市档案局率先出台《科技特派员档案编号方法》《科技特派员归档文件收集范围和保管期限表》，为全国科技特派员档案管理提供“南平样板”。2023年12月，福建又在南平召开首次“科技特派员档案学术研讨会”，编印《见证科技照亮致富路——科技特派员档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通过学术交流初步构建立体多元化的科技特派员档案理论研究智库，为完善科技特派员档案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以“案”增效，激活乡村振兴发展之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新媒体以其快速、低成本、双向交流、病毒营销等特点，深受广大用户欢迎。2021年3月，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当前，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档案管理部门及档案工作者，需切实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思考新时代科技特派员制度“总结、完善、巩固、坚持”路径的同时，加快推进科技特派员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可通过网站开设“科技特派员”专栏、“最美科技特派员”评选、推出视频展播等举措，大力宣传先进人物、典型事迹与奉献精神，传播科技特派员档案文化。同时，通过强化精准对接、提高服务意识，推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农业绿色发展，书写档案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农业绿色转型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基于我国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现状的调研与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6年4月16日）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产品质量，还深刻影响着乡村生态环境、国土空间格局以及全体国民的健康福祉。如何让“产业之兴”与“生态之美”相得益彰？如何将广袤田野转化为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沃土？成为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2025年6月至12月，光明日报记者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组成调研组，深入多个典型农业区域，通过实地走访、与农户和市场主体深度访谈、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系统梳理我国各地农业绿色转型的实践探索、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从嫩江平原黑土地重现“油光”，到山东菏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实现“一地双收”，再到浙江茶园以绿色防控工作守住茶叶品质当前，多地农业发展正在生产理念、技术路径、管理手段等方面发生系统性变化，绿色转型发展的综合效益持续显现。


绿色转型夯实农业根基


当前，农业绿色转型已从理念倡导迈入广泛实践。它注重新技术的应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致力将传统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一种效率更高的绿色生产方式。


生产理念更新，投入减量增效。“过去施肥主要靠经验判断，如今施肥则依据土壤检测数据进行决策。”在河南商丘市，一家农作物合作社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了相关情况，借助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手段开展农田管理，其承包经营的耕地中化肥施用量相较以往下降不少，作物总体产量保持基本稳定，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这种转变所反映的，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减少投入”，而是农业生产整体理念所发生的变化：过去，较侧重实现短期的高产目标；当前，更注重资源的节约利用以及长期产能的持续稳定，从而把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建设成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基础设施。


沿黄河流域，许多地方因地制宜走出了高效节水的农业发展之路。在宁夏


中卫市海原县，以往粗放的大水漫灌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加剧了土地盐碱化趋势。当地推广滴灌、喷灌等灌溉方式，并结合水肥一体化技术，在作物的不同生长期有针对性地进行灌溉施肥。该县西安镇西安村党支部书记杨东说：“以前靠天吃饭，水用得多、收成少；现在靠技术吃饭，水用得少、赚得多，黄河水真正变成了‘幸福水’。”


调研组在实地走访中体会到，农业绿色转型首要体现为一场深层次的观念转变：其核心并不在于进一步向土地索取更多产出，而在于让土地、水源以及整个农业生态系统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并由此实现可持续的自我“造血”功能。


田间地头的“技术革命”。绿色发展理念要真正落地见效，还要靠田间地头所实施的一项项具体技术措施、一套套科学的农艺管理模式。


在山东菏泽市，某家庭农场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大豆与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做法时说：“真没想到，把大豆和玉米种在同一块地里，能多收获一季大豆，还能减少农药的施用次数，对土地肥力起到一定的养护作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豆科类作物本身具备固氮功能，因而使农田对化学肥料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一处农业园区，技术革新所呈现出的效果则更为直观。园区依托无土栽培、智能环境调控、水肥精准管控等技术手段，在没有新增耕地占用的前提下，实现了蔬菜及瓜果的优质高产。“传统农业那种‘看天吃饭’的局面，目前正逐步被设施化、精准化以及可控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所改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秦晓波告诉调研组。


农业绿色转型，并不仅是把原有技术简单地“冠以绿色的名义”，而要借助新品种、新装备、新农艺、新制度，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落实到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控、采收等环节，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真正绿色化。


把“废弃物”变成“香饽饽”。变废为宝，也是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这不光是单纯减少污染排放，更重要的是，将过去被视作负担的各类农业废弃物，转化为新的可利用资源，使之成为新增收益的重要来源。


江西一家生态农业企业选用智能环境控制技术以及生物菌体净化技术，开展粪污从产生、收集、处理到资源化利用的全链条管理工作。过去让人颇为困扰的养殖废弃物，经过相应处理之后，便转化成为沼气能源以及有机肥，由此构建起“养殖—沼气—种植”的循环利用模式。


嫩江平原地区所实施的秸秆全量还田措施，同样属于一种把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可利用资源的实践。在以往秋收完成之后，如何对秸秆进行处理，一直是当地农民比较头疼的事情；如今，借助深翻还田这一技术手段，并结合轮作制度开展相关工作，秸秆不再被当作需额外清除的负担，而成了能用于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的重要资源。


调研组走访发现，伴随着种养结合模式、循环农业实践以及生态农场建设等新型农业生产方式的持续推进，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秸秆、畜禽粪污、尾菜尾果等，正被纳入资源循环利用的整体链条中。以往那种“用完即弃”的生产路径，正逐步转变为一种以“资源—产品—再资源”为基本框架的循环利用路径。


智慧赋能，让绿色生产“有数可依”。如果说理念更新回答的是“为什么要绿色转型”，技术革命回答的是“怎么种更绿色”，那么智慧农业回答的则是“如何更精准地种、更科学地管”。


“过去巡田靠腿，现在靠无人机和物联网。我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实时掌握墒情、苗情、病虫害等情况，决策更精准了。”浙江龙港市某庄稼医院负责人曾祥亮向调研组介绍了数智赋能农业生产管理的相关情况。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基于遥感和气象大数据开发的智慧草牧业信息管理平台，可为草牧场载畜量估算、草地灾害预警提供支撑。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齐义军告诉调研组，“过去‘出了问题再补救’，如今可提前预警、精准干预。”


科技赋能还改变了绿色生产的记录与呈现方式。调研中，不少农场和合作社借助数字平台、溯源系统为农产品建立起可查询、可追踪的“绿色履历”。消费者扫一扫二维码，就能了解一袋米、一盒菜从田间到餐桌的详细信息。绿色生产不再“说不清、看不见”，而是有数据支撑、有过程记录、有结果验证。


农业绿色转型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农业绿色转型虽取得较显著的成绩，但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挑战，亟待突破。绿色生产成本与收益平衡难题。调研发现，许多绿色生产技术和模式在初期往往面临投入高、见效周期长、风险相对较大等问题。“改用有机肥、生物农药，成本一下子上去不少，虽然卖价能高一点，但市场波动大，有时还真不如常规种植稳当。”河北省昌黎县蔬菜种植户孙女士向调研组坦言。调研显示，在受访的中小规模农户中（总样本数量为1120份），超过65%认为“绿色生产成本较高”是主要顾虑；约58%的农户表示，如果没有补贴或稳定的高价


订单，持续采用绿色技术的意愿会降低。


绿色农产品的优质优价机制尚未完全畅通。绿色农产品虽需求扩大，但消费者的理念认知、品牌信任都需一定时间培育，而目前存在“绿色”泛滥、“牌子”林立等问题，导致真正的绿色产品很难被识别并获取竞争力。北京市大型超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认证机构不同，有30%的消费者（总样本数量为824份）无法正确识别有机食品。有41%的受访者表示怀疑过所谓“绿色”“有机”农产品的质量。这导致优质不优价或者价格不稳定的情况出现，降低了农业生产者绿色转型的积极性。


小农户融入现代绿色生产体系存在困难。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中，小农户仍占大多数。把分散的小农户有效纳入绿色生产，是绿色转型成败的关键，也是难点。然而，小农户获取先进绿色技术、市场信息、金融服务的能力弱。如测土配方施肥、智能灌溉等技术，在大田里易操作，但对分散经营的小农户来说，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不足。


调研组发现，加入农业合作社或与龙头企业保持密切联系，这类小农户群体中使用绿色技术比例远高于自立小农户。但目前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绿色生产服务仍不足，也不平衡。受访的农户中，约28%的小农户表示能方便获取所需的绿色生产技术服务；金融服务上，专用于绿色农产品的贷款品种不多，融资难问题依然严峻。当然，如何创新服务组织方式和服务机制，减少小农户绿色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绿色技术集成与推广体系有待强化。虽然单项绿色技术不断涌现，但适合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的标准化、集成化技术模式仍不足。“专家讲的技术很先进，但有些操作起来太复杂，我们人手不够，也怕掌握不好反而减产。”四川广安市邻水县一位果园主反映。绿色转型不仅是单一技术的替换，往往是种植制度、管理方式、经营理念的系统变革，需技术、装备、人才、管理的配套支持。


绿色技术的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目前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对绿色技术的服务能力尚有不足之处，在发放的问卷中，仅约40%的农户表示当地的农技员能经常为其提供有用的绿色生产技术信息。部分绿色技术（如生态沟渠、氮磷生态拦截等）的后期管护责任主体不明确，“重建设、轻管护”现象仍存在，影响长效性。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不健全。调研组在多地走访了解到，不少践行绿


色发展、保护生态的农民或者地区，所付出的额外经济成本及牺牲的发展机会，并未得到有效补偿。比如，为保护水源地而不使用化肥农药的上游户，其产品未必能保证全部覆盖掉减产或转型的成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何友均指出，“虽然我国生态补偿制度正逐渐建立，但仍存在着补偿标准低、资金渠道单一、横向补偿机制不健全等情况。”


此外，农业生态资源价值挖掘不深。部分地区农业景观、农耕文化和乡村生态环境与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程度低，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不高；一些乡村生态旅游项目同质化严重，对当地绿色农产品带动效果不明显，未实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良性循环。


加快构建农业绿色转型新格局


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为此应在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带动、公众参与等方面综合施策，发挥政府在推进农业绿色转型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户积极性。


优化绿色生产成本收益结构，推动转型“降门槛、稳预期”。应对绿色生产成本过高、收益不确定性等难题，核心是改善生产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构，有效降低转型难度，稳定转型信心。应综合运用政策激励机制、间接的风险缓释措施和长远的信心稳定手段。强化财金联动机制建设，将以往针对单个技术的“前奖补”模式转变为基于稳定绿色发展成果的“后奖补”模式，如探索实施绿色发展积分制。对化肥农药连续减量增效、耕地有机质含量连续提升、节水灌溉面积持续扩大等方面取得的长期性效果予以阶梯化、叠加型奖补。此外，鼓励金融部门创新推出专门信贷品种，对购买节能环保农机（具）、建设环保工程等前期成本高的项目，实施长久优惠利率贷款；推出绿色环保生产经营方式的收益险种，包括技术成熟前产量不稳定以及市场变动带来的收益损失等，降低农户的经济压力。


强化市场体系建设，畅通收益回报机制。建立健全严格、公开、统一的绿色农产品认证及标识体系，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溯源，打通消费者信任壁垒，保障优质优价。应鼓励大采购商、电商与绿色生产基地签订中长年份稳定采购合同，以订单农业等方式锁定基本收益，对冲市场价格波动。


创新小农户链接机制，促进转型“有组织、有服务”。应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的组织服务体系，将分散的个体生产有效嵌入规模化、标准化的绿色产业


链。大力培育并赋能有带动能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使其成为衔接小农户的枢纽。鼓励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联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面向周边小农户提供绿色生产服务，成为连接小农户的服务中心。统一种植方案、绿色投入品采购供应、田间技术管理和产品追溯等，形成一站式服务。这实际上将小农户面临的技术复杂性、合规监督成本高和市场议价能力低等难题，转化为由服务组织进行规模经营、专业化运作，降低个体农户的转换难度和风险。


还应建立有效精准的社会化服务供需对接机制及保障措施。政府应扶持各类专业化服务公司，在绿色生产的植保、农机、农技、金融信息等方面，利用数字平台实现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实时对接。此外，应创新设计金融政策，破解小农户融资难问题。


强化技术集成与推广体系，实现方案“接地气、易推广”。应推动绿色技术的系统化集成与区域化适配。以特定区域的主导作物或生产系统为单元，协同科研机构、推广部门及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综合技术应用。这种绿色综合技术应是包含适宜品种选择、土壤健康管理、水肥精准调控、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废弃物循环利用等关键环节的优化组合方案，并进行充分的本地化试验和轻简化改造，形成图文并茂、流程清晰的标准化操作规程。


应进一步赋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加强基层农技人员专业培训，转变其角色定位，由过去单一提供增产型技术服务向提供绿色综合解决方案转变。还应厘清各类型绿色基础设施的产权及长久管护责任等问题，建立“谁受益、谁管护”或“政府补贴+专业化服务”的管护机制，杜绝“重建轻管”。此外，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推广和服务。开发基于手机App的轻量化决策支持工具，提供一站式的施肥用药建议、气象预警和在线专家问答。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助力转型“可增值、可持续”。破解农业生态服务“有价无市”和“保护者受损”等困境，关键在于借助制度创新与市场设计，对农业生产所提供的非商品功能展开价值显化、量化操作，并实现经济回报，让绿色守护行为得到可持续的经济激励。首先，应夯实价值实现的制度基础。加快建立完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技术规范和统计体系，科学评价农业生态服务等物质量及价值量。在法律和政策上，进一步明确农业生态资源的产权、农业生态保护者权利和补偿请求权，明确生态受益者付费，为后期开展市场交易、生态补偿奠定产权基础和实施方向。


其次，拓宽和延伸多元化价值转化途径。政府层面，应完善和深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尤其需打破以纵向补偿为主的固有局限，积极推进基于“受益者付费”原则的横向生态补偿。在市场层面，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等认证的公信力及生态故事融入品牌营销，让生态价值内化于农产品溢价之中。另一方面，探索农业碳汇项目开发，推动经核证的农业减排固碳项目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把农业净化空气的能力变现为资本。在社会层面，鼓励发展以农业风景、农耕文化为基础的观光游、自然教育、康体养生，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上海地区智慧农业发展现状调研与思考


上海市农业机械研究所王海波


智慧农业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实现农业生产精准化、管理智能化、服务数字化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近年来，上海积极推进智慧农业发展，智慧农场、植物工厂等应用场景持续增加，智慧化程度不断提升。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上海地区20余家代表性智慧农业主体（植物工厂、农业科技企业等），深入分析智慧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一、发展现状


企业定位分化。一是创新型企业：聚焦技术展示与输出，攻克智慧农业“卡脖子”技术，打造标杆场景（如植物工厂）。二是生产型企业：以规模化种植基地为载体，技术投入以“实用、降本”为原则，核心关注成本控制。三是服务型企业：聚焦“技术运维+数据服务”，为农业主体提供智慧化“第三方支持”。


主要应用场景。凸显“集约化、高附加值”都市特征，设施农业处于主导地位，适配土地资源稀缺现状，场景类型主要有设施农业（植物工厂）、智慧农场、智慧渔场、智慧牧场。


核心技术应用。一是环境控制。国外引进系统（Priva等）与本土自研系统并存，通过传感器、物联网采集环境参数，经环控系统实现环境调控。二是水肥灌溉解决方案。根据传感器采集的土壤墒情、作物生长阶段，精准控制水肥。三是数字化管理。通过“数字农业云平台”“神农口袋”、物联网平台、数字孪生等实现生产流程溯源与数据分析；推进农业金融与保险数字化，探索农业资产数字化与金融创新结合。四是智能装备与农业机器人。环控系统、水肥一体化、智慧物流、无人机等装备逐步普及；采摘、巡检、运输、除草、授粉等机器人有所应用。五是自主导航技术。无人驾驶农机具备路径规划、定位、避障能力，通过信息感知与算法决策实现自主导航。


数据采集及传感器应用。一是采集数据种类。覆盖土壤温度、湿度、EC值、二氧化碳、光照光质、空气温度、湿度、pH值，光照、雨量、风向、风速、PM2.5，图像采集、视频监控等。二是传感器类型。可分为农业环境传感器、动植物生命信息传感器、农产品质量和安全传感器、农机传感器。三是应用特


征。温湿度、二氧化碳、光照强度等传感器应用最普遍，智能传感器应用少。四是供应渠道。整体依赖国外进口，国内供应商以集成为主；农业主体自行采购集成；本土研发仍处于起步阶段。


能耗情况。一是能耗构成。主要集中在环境调控、灌溉、照明和设备运行。二是场景能耗差异。植物工厂、智能温室耗能环节多，能耗高；大田种植能耗主要来自灌溉和农机作业；畜禽、渔业养殖能耗来自环境控制和设备运行。三是节能技术应用。清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太阳能、风能等降低能耗成本。智能控制系统：通过环控系统精准调控减少能源浪费。保温降温措施：优化温室结构、自然通风和遮阳系统，减少热量流失与降温能耗。


成果与成效。一是知识产权。智慧农业企业重视专利布局，覆盖种植技术、智能设备、数据算法等领域。二是品牌建设。从“产品输出”转向“价值认同”，形成一批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企业建立全链路品牌运营体系。三是产品及收益。农产品：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技术方案：输出多样化建设及生产运营方案。智能设备：智能装备、环境系统等。数字产品：智慧农业云平台、作物模型算法、农业管理APP等。四是市场布局。生产型企业立足本地，“短链供应”服务区域市场；创新型企业以技术输出为核心，销售覆盖全国。五是服务延伸。定制化服务：按客户地域、作物类型、规模提供方案。场景改造：升级传统农业场景。服务外延：构建售后运维、技术培训、资源对接一体化服务体系。六是数据拓展应用。数据交易：2024年，稷青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设施农业环境及温室环境管理数据库”在上海数据交易所挂牌。人工智能应用：部分企业将AI助手接入农业管理系统，提升管理效率。七是销售网络。大型经销商合作：与盒马、山姆、麦德龙等中高端商超及专业经销商合作。自有品牌全渠道运营：线上通过小程序、电商平台、直播带货销售，线下布局社区零售店、社区团购。补充渠道：通过农产品批发市场覆盖中小零售商，与餐饮企业、食堂直供合作。


二、问题与挑战


高端智慧农业投入高、回收周期长，效益转化不足。创新型企业聚焦技术输出，对生产端成本与收益关注低；生产型企业对智慧技术投入敏感，多选择局部改造，加剧技术与生产脱节，整体效益难突破。


新技术新设备应用更新慢，旧设施适配改造难度大。新技术存在兼容性壁垒，现有旧设施缺乏数据接口与智能模块，改造成本高、周期长；农户


对新技术接受度与操作能力不足，导致使用率低、更新慢。


能耗问题突出，节能技术应用率低。植物工厂的LED补光、环控能耗占比居高不下；智能灌溉、施肥设备规模化应用后日均能耗显著增加。节能技术前期投入高、成熟度不足，应用率低，加剧能耗压力。


植物工厂规模普遍偏小，规模效应难以形成。建设成本高，规模扩大后环控难度大；供应链协同难，缺乏稳定种苗、冷链与市场渠道；上海农业设施用地紧张，难以配套大面积土地。


数据壁垒显著，控制系统接入存在断联问题。各环节数据分属不同主体，因格式不统一、安全顾虑与商业利益，形成“信息孤岛”。


人才供给缺口大，专业与复合型人才双重匮乏。专业人才不足，高校智慧农业相关专业开设少，年毕业生数量不足，且多流向科研机构或非农行业；复合型人才稀缺，能兼顾作物生长、设备调试与数据建模的人才少；基层操作人才薄弱，设备闲置率高。


农业机器人与智慧装备技术不成熟，应用场景受限。技术通用性差，高温高湿环境下故障率高，精准度不足。应用设备单价高、维护成本高，多集中于规模化农场。


农业传感器应用瓶颈凸显，核心技术依赖进口。类型失衡，基础传感器占比高，专业传感器供给不足；稳定性差，国内传感器在极端环境下数据漂移率高，需频繁校准；国内传感器功能单一，复杂农业环境下寿命短。


三、未来展望


行业现状：挑战与机遇并存。全球垂直农业呈“冰火两重天”：知名垂直农业企业Plenty、Bow-eryFarming2024年底终止运营，AeroFarms等企业申请破产；英国JFC与GrowUpFarms聚焦超市高频叶菜、香草，优化供应链、控制能耗，成为Tesco、Sains-bury's常规供应商，证明智慧农业能够可持续运营。


数据价值：智能化发展的核心基石。高质量数据是数字化与大数据应用的基础，可赋能农业生产全流程，通过采集环境、土壤、作物长势等实时数据，精准训练灌溉控制、产量预测等模型，实现“按需供给”的精细化生产。


核心驱动：政策与市场双向发力。一是政策支持。政策持续引导，大力发展智慧农业，人工智能与农业装备融合成为新赛道；地方层面出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新技术应用，降低企业成本。二是市场需求。消费者对高品质、可溯源农产品需求上升，推动农业向精细化、智能化转型；反季


节、稀缺作物需求倒逼设施农业升级智能调控系统，形成“需求—转型—节能”正向循环。


发展路径：业务拓展与服务升级并行。一是业务模式多元化。前端打造智慧农产自有品牌，通过线上商城、社区团购直达消费者；中端拓展B端合作，为餐饮、食品加工企业提供定制化农产品；后端探索设施共享模式，向中小农户开放智能温室、检测设备。二是硬件与服务深度融合。硬件端：向小型化、低成本化发展。软件端：强化“场景化适配”，开发专属管理系统。服务端：向“数据服务+定制化解决方案”转型。


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共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延安大学陈冉阳


（2026年4月17日）


红色文化资源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的建设与共享已经成了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红色文化的新路径，对于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红色文化资源分布地域广、呈现形式多，但缺乏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统一整合机制。当前，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共享效力不足已经成为阻碍红色文化资源传播的瓶颈，亟需从治理体系与建设路径层面加以破解。


一、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共享存在的主要问题


其一，存在重复建设问题。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信息化建设总体向好，各红色文化资源传播主体建设策略呈现同质化特征，各自为政，这就导致了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的问题。全国范围内已有超过300家红色场馆开发了数字化平台，平台功能基本为虚拟展馆、融媒体宣传、数字藏品等，虽然功能高度相似，但跨平台资源复用率仍然偏低。延安革命纪念馆、王家坪革命旧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均开发运营了虚拟展厅、融媒体平台，内容展示基本为馆内藏品JPG、3D建模、PDF、MP4等数据存储，核心技术与展示形式高度相似，却因缺乏统一的数据储存标准与共享机制，难以实现资源跨平台快速检索与统一动态更新。此外，重复建设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导致了红色文化资源的分散化，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其二，数据孤岛现象突出。红色文化资源分属不同传播主体（纪念馆、博物馆、高校、企业等），各主体之间存在“数据孤岛”现象，各主体分管的数据库因管理体制机制的障碍难以实现数据交换与共享，跨部门、跨领域的资源共享渠道并不畅通，影响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一是馆际资源共享存在壁垒。各红色场馆由于行政隶属分割、责任主体和体制机制不同，难以有效推进资源共享。二是校企资源共享不够畅通。高校的红色教育资源与企业的商业资源难以融合。三是政企资源共享缺乏联动。政府部门的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与企业的传播平台缺乏联动。


其三，数字化资源兼容性较差。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采集、存储、传输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的资源无法兼容，影响资源整合效率。


早期红色文物的数字化采集多采用低分辨率扫描，而近年来采集的资源多采用4K以上高清格式，两者之间无法直接对接；王家坪革命旧址的口述历史资料仍以纸质或录音形式保存，未进行标准化的数字化转录，无法接入数字资源库。此外，不同主体采用的存储格式各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色文物数字资源采用TIFF格式存储，而地方纪念馆多采用JPG或PNG格式，部分企业的VR资源采用FBX格式，导致跨平台调用时需要大量格式转换工作，耗时耗力且易造成资源损耗。


二、实现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共享的对策


首先，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各部门协同治理。当前，红色文化资源由文旅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等多个部门共同管理，各部门的管理目标与考核机制不同，难以形成协同合力。建议由国务院牵头，成立跨部门、跨系统的红色文化资源建设领导小组，统一管理文旅、教育、文物、军队及地方党史等分散资源，打破部门壁垒。此外，还可以推动成立全国红色文化资源联盟，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与场馆力量，形成常态化的联合保护、联合研究与资源调拨机制。


其次，优化利益分配机制，激发多元主体共享动力。红色文化资源整合共享平台的建设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势必影响各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平台的积极性。因此，可以对公共场馆、企业和高校分类制定不同的权益保障规则，保护其利益。此外，对积极参与共享的单位给予经费支持、评优倾斜、资源互换等激励或适当的经济补偿。


最后，健全规范体系，夯实整合技术基础。在国家层面上，我国尚未出台针对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的专门标准，仅在《文物保护与修复标准》《数字图书馆建设标准》等通用标准中有所涉及，无法满足红色文化资源的特殊需求。因此，要推动制定国家级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在现有通用标准基础之上，针对口述历史、红色文创、革命文艺等非物质资源，制定专门的数字化采集、储存、著录、整合等专项标准。通过国家引导或行业协议，要求不同企业、高校采用可互操作的技术标准（如数据格式、接口协议），消除跨平台调用障碍。


综上所述，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整合与共享，是数字时代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的必然要求，也是盘活红色资源存量、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能的战略举措。面对当前存在的重复建设、数据孤岛与标准不一等现实瓶颈，


这不仅是一场技术层面的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必须从国家层面统筹发力。如此，方能打破时空限制，让红色文化在数字空间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确保红色江山永固，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推动天津城乡深度融合的路径探索：基于资源互动视角


天津农科院城乡要素流通课题组


一、天津城乡融合发展成效


（一）城镇化质量与城乡收入均衡度双领先，共同富裕底色鲜明


天津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86.01%，稳居全国第三，标志着高度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同时，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持续优化至1.76：1，为全国省级地区最优水平，显著低于全国2.4：1的水平。这一比例充分表明，天津在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成效卓著，共同富裕的基石更加牢固。“十四五”以来，全市城镇累计新增就业109.4万


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突破1013万人，覆盖率较“十三五”末提升近10个百分点，一个覆盖更广、层次更全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同步提升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重构，城乡一体化布局基本形成


天津立足超大城市特点，构建了“津城”“滨城”双城联动、互补发展的新格局，确立了“三区两带中屏障、一市双城多节点”的国土空间总体结构，打破了传统的“城郊分野”思维，将全市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通盘谋划。中心城区与各涉农区在交通网络、市政基础设施、生态廊道建设等方面实现统筹布局与无缝衔接，推动了土地、环境等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功能与涉农区的生态、腹地潜力相得益彰，为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创造了优越的空间条件。


（三）现代农业体系健全高效，乡村产业动能强劲


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累计创建了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12个农业产业强镇，三大平台总数在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中排名第一。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高达4.57：1，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价值链显著提升。“津农精品”品牌矩阵日益壮大，认证品牌总数达225个，年销售额连续突破百亿元，整体市场溢价率超过10%，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攀升。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超过3800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80亿元以上，年均增幅保持在


10%以上，已成为繁荣乡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引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活跃，有效促进了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


（四）治理体系现代化协同推进，融合环境持续优化


天津将“党建引领”贯穿城乡治理全过程，深化“党建红网格”管理与市、区、街道（乡镇）三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街镇社区综合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形成了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在农村，持续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愈发坚实。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依附于户籍的福利差距逐步消弭，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扫清了制度障碍，城乡社会治理的协同性与整体性显著增强。


二、天津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产业协同的深度与效能有待突破


一是融合主体带动力偏弱。全市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2家，仅为北京的29.7%、上海的16.9%。“领头羊”体量小、数量少，在整合产业链、驱动技术创新、开拓高端市场方面的核心带动作用不强，小农户与现代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机制尚不稳固。二是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短板。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仅有162个，不能满足鲜活农产品“最先一公里”的保鲜需求。冷链物流成本高昂，有时甚至超过农产品自身价值，严重制约了生鲜电商的发展和农产品跨区域、反季节销售，优质难以优价、“出村进城”渠道不畅。三是乡村物流网络“末梢”循环不畅。农村物流服务网络覆盖存在盲区，偏远乡村配送成本高、时效慢，“最后一公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物流企业与农业经营主体间的协同不够紧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化、一体化产供销寄递链条尚未形成。四是城乡产业招商联动不足。中心城区与涉农区在招商引资上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协同机制与利益分享模式，存在各自为战、产业同构甚至内部竞争的情况。中心城区的资本、技术、信息优势与涉农区的土地、劳动力、特色资源优势未能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最优组合。


（二）人才要素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突出


一是乡村人才“失血”严重。农村青壮年、大中专毕业生等优质劳动力持续外流，乡村人口老龄化、人才空心化问题加剧，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二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障不充分。尽管户籍门槛降低，但教育、住房、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仍面临现实差距，市民化的综合成本较高，影响了部分农民进城落户的意愿与稳定性。三是城市人才下乡渠道狭窄、激励不足。鼓励科技、管理、文化等领域专业人才服务乡村的政策缺乏吸引力和灵


活性，“候鸟式”“兼职式”等柔性引才机制不健全。乡村在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生活条件等方面对外部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明显不足。四是人才评价体系与乡村实际脱节。现行的人才评价、职称评定标准未能充分体现乡村一线实践、技术推广、产业带动等工作的价值，难以有效激发人才扎根乡村、服务乡村的积极性。


（三）城乡消费互促与品牌引领能力有待加强


一是品牌“多而不强”，市场穿透力有限。“津农精品”品牌数量可观，但缺乏像首农、光明等具有全国市场号召力的标杆性企业和产品品牌，品牌整体溢价能力和高端消费市场占有率有待提升。二是农文旅融合层次较浅，产品供给单一。对乡村的历史文化、生态价值、休闲功能挖掘不深，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多以观光采摘、农家餐饮为主，缺乏类似“莫干山民宿”那样的精品化、主题化、体验式高端业态，难以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三是产销对接不够精准高效。城市中高端、个性化的“菜篮子”“米袋子”消费需求与乡村农产品供给之间，缺乏稳定、精准的订单生产和直供渠道。农产品加工仍以初加工为主，精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如预制菜、功能食品）供给不足。


（四）农村闲置资源资产盘活利用效率仍需提升


一是盘活规模与潜在存量不匹配。初步调查显示，全市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约3.26万宗，面积超650万平方米，其中农民有盘活意愿的约占三分之二。但目前实际成功盘活利用的比例较低，大量“沉睡资产”未能转化为发展资本。二是利用模式单一，业态创新不足。现有盘活方式主要集中在开办农家乐和民宿，对于利用闲置资产发展乡村康养、文化创意、电子商务、智慧仓储等新业态探索不够，未能与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


（五）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有差距


一是养老服务供给不均衡矛盾凸显。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显著低于城市，乡镇养老服务综合体覆盖率不足城镇一半，社区养老照料服务网点存在空白。专业化、普惠型的养老护理服务供给严重短缺，难以满足农村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刚性需求。二是城乡医疗资源协同共享不足。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乡村的渠道不畅、动力不足，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薄弱，医养结合发展缓慢，制约了乡村康养产业的发展潜力。


三、推动天津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推动城乡产业协同，构建融合共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培育壮大多元融合主体，筑牢城乡产业协同根基。建立“农户+基地+新型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推动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壮大，积极培育产业联合体。引导涉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农户以资金、土地、房屋、设备等资产参股经营，提升小农户在合作中的话语权和收益保障能力。精准对接城市“菜篮子“”果盘子”消费需求，推动多元经营，拓展发展空间。二是推动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围绕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和花卉、食用菌等优势特色品种，建设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三是完善乡村物流体系建设。鼓励支持物流企业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电商平台等建立合作机制，构建从产地到餐桌的绿色、便捷、高效农产品产供销寄递产业链。推动“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探索建立“同城快递+农特产品”方式。搭建农产品上行的专业数字化平台，扩大农村电子商务横向发展规模、提升农村电商纵深渗透度、规范农产品电商销售，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农产品上行工作。实施农产品电商市场主体培育专项行动，完善提升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四是开展城乡联合招商。围绕全市“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举办多种形式的联合招商活动。中心城区利用区位优势积极盘活闲置楼宇等资源，靶向引进企业总部进驻，对口协作涉农区充分盘活利用现有工业园区等资产资源，为项目制造环节提供土地、厂房等活动空间，实现利益共享、合作双赢。


（二）畅通城乡人才双向流动通道，为融合发展提供核心支撑


一是畅通城乡人才双向流动通道。建立“技能培训+城市融入”一体化通道，深化劳务对接，中心城区向涉农区定向开放制造业、家政服务等岗位，聚焦智能设备操作、社区护理等新型岗位需求，配套“订单式”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和城乡社区结对互助公共发展机制。二是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统筹优化落户服务和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落实“同城同待遇”政策，覆盖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性住房、社保转移接续，降低农民非农化和市民化成本。三是建立城乡人才的交流合作机制。探索涉农区干部、致富带头人进入城区部门跟岗实训的机制，鼓励高科技人才到乡村和农业企业挂职、兼职和创业，双向输送“懂城市、知乡村”的复合型管理者。建立“周末专家”“候鸟人才”机制，中心城区高校、科研院所人才通过兼职顾问、项目合作等方式服务涉农区，开发“技术包”“管理包”标准化产品，


为乡村发展智慧农业、乡村文旅等产业提供成熟的技术方案和运营模板。四是构建人才返乡政策支持体系。配套实施创业扶持专项政策，市级层面设立返乡创业基金，提供贴息贷款与税收减免。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制定适合乡村人才实际和特点的评价标准，建立城乡人才评价、职称评定、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双向认定制度。


（三）以城乡消费互促引领品牌强农，以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价值


一是推动农产品加工向高端化发展。设立专项扶持基金，聚焦生猪、特色水产（河蟹、于桥水库有机鱼）、特色果蔬（茶淀葡萄、沙窝萝卜）、小站稻等重点产业，引进一批加工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净菜、功能食品、即食产品、预制菜、休闲食品和医药保健品等高附加值品类。补齐保鲜、仓储等基础设施短板，积极推广“生产基地＋中央厨房＋餐饮门店”“生产基地＋加工企业＋商超销售”等产销模式，实现“引进一个龙头、带动一串链条、振兴一片区域”。依托卫青萝卜、小站稻、七里海河蟹、大港冬枣等特色资源，深度融合农耕文化、运河文化、非遗文化与湿地文化，打造主题鲜明、体验感强的旅游项目。结合各涉农区产业特色，积极发展采摘认养、乡村市集、后备箱经济、伴手礼开发、电子商务等多元消费场景，推动健康疗养、农事节庆、非遗体验等融合型项目发展，助力地方优质农产品销售。二是深入实施品牌提质计划。推动“津农精品”2.0版本与“三品一标”认证协同互促，加快建立农产品品质分级强制性标准体系，健全覆盖种养环境、投入品管控、生产规程、采收屠宰、加工工艺、仓储物流、包装标识及质量检测的全流程标准系统，配套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精细化、全程可追溯管理。三是充分挖掘农耕文化价值。创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机制，强化城乡联动观念与制度设计，整合城乡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推动科技、创意与文化旅游、农业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展城乡融合的文化旅游场景，将城乡差异化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有机融合，为城市居民提供精神文化体验载体，创造城乡居民共享的消费与集聚空间，促进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实现“文化+旅游+农业”的产业协同发展模式。


（四）盘活农村闲置住宅，激发双向赋能新动力


一是鼓励农民、返乡群体、社会资本等多方主体参与盘活利用。支持在乡农民、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大学生等开展自主或规模化租赁经营；引导有实力、有责任感的农业企业、工商资本和回乡能人，在闲置农房集中区域发展中高端产业；鼓励城镇居民以长租方式租赁农房，用于发展休闲度假、养生养


老等业态或自住体验乡村生活；支持村级组织通过自营、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整合并盘活村民闲置资产。二是发展民宿农家乐、养老养生等多种新业态。鼓励农户通过出租、合作、合资等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民宿农家乐、养老养生、乡村旅游、艺术创作、电商服务等多种新业态，打造一批民宿集中村、健康养生基地和田园综合体。依托生态资源开发乡村休闲旅游及民宿餐饮；支持社会资本或村集体以多种合作方式兴办养老服务设施；按“能租不建”原则引导闲置农房用于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配套服务。同时，积极鼓励科技人员、大学生等各类人才利用闲置农房开展创业就业和技术服务，并给予相应政策支持。三是依法依规推广多元经营模式，开展资源调查和清单管理，构建信息平台推动高效流转。借鉴津南区孙庄子村等“资产入股，收益分配”的联农带农模式，遵循“依法、自愿、平等”原则，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推广“合作社+农户“”合作社+企业+农户”等多元经营模式，灵活运用个体、集体、资本合作、整体部分、租赁合作、长短结合及房地协同等多种盘活形式。开展调查摸底，优先在3A景区村、历史文化村等闲置资源集中区域进行试点，探索形成典型样本与监管路径；实行清单式管理，明确市场准入、规划建设、流转使用等规范，强化全过程监管；构建信息发布与流转平台，对各类主体登记备案并提供跟踪服务，通过统一招商吸引优质社会资本开发运营，也可由村集体、合作社、企业及农户自行开发建设。


（五）创新城乡养老资源互补模式，以互助共享开辟银发产业新空间


一是创新城乡要素融合模式，发展健康休闲养老产业。以健康与休闲养老产业项目为载体，促进城乡要素高效配置。鼓励乡村提供集体土地、生态环境、特色文化等资源，吸引城市企业投入资金、人才、科技和管理经验，推广“公司+农户“”公司+社区+农户“”政府+公司+合作社”等多元化合作开发模式。通过城市科技赋能开发农村康养产业，利用城市工业延长乡村农业产业链，借助城市互联网与服务业的优势丰富农村养老产业业态，打造城乡融合的养老产业集群。二是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复制推广先进医养模式。重点推广如蓟州区东二营镇医养综合体等项目的成功建设与运营模式。鼓励农村地区规划建设集医疗、康复、护理、养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积极导入市区优质医疗资源，通过远程诊疗、人才培训、合作共建等方式，提升农村医养服务能力，发展社会化、专业化的养老产业。三是建立健全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涵盖设施建设、服务提供、运营管理等方面。常


态化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体系。强化基本养老服务综合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切实提升基本养老服务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服务质量，让城乡老年人享有更高品质的晚年生活。


以行政监督更好破解执法突出问题


联合调研组


（2026年4月16日）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其质效如何，直接关系法治中国建设成色，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规范行政执法、破解执法突出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执法权实施有效制约和监督。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复议，是行政监督的重要内容，是专门针对行政执法权建立的监督机制，前者侧重对行政执法进行常态长效监督，后者侧重通过个案纠错倒逼类案规范，两者有机结合形成覆盖行政执法全过程的监督链条。近年来，行政监督在破解执法突出问题方面取得哪些成效、带来什么变化、目前存在哪些短板、下一步又该如何深化？带着这些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会同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组成调研组，深入多地基层一线，通过走访、座谈、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展开调研。


一、行政监督在推动解决执法领域问题上取得哪些进展？


“以前一看到执法人员，心里就咯噔一下，现在不一样了。上次有个小问


题，执法人员不是先开罚单，而是先指导我们怎么整改。如今执法不是为罚而管，而是为发展而管，为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而管。”一位企业家的朴实话语，折射出执法理念的可喜转变。调研中，我们明显感受到一股清风正劲。各地区各部门聚焦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等突出问题，强化行政执法监督，着力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取得明显成效。


针对企业和群众反映最为强烈和集中的执法问题，开展重点纠治。“四乱”


（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执法标准不统一等，是企业和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执法问题，各地区各部门聚焦这些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对违规执法行为严肃查处，形成有力震慑。特别是2025年3月以来，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地区开展纠治。截至2026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6.2万余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0多亿元；全国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34.1%，但问题发现率提高了19%，行政检查精准度和质效显著提升。同时，司法部积极协调解决执法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指导各地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适用“轻微不罚”、


“首违不罚”。执法更有力度、更显温度，优化了营商环境、提振了发展信心。针对执法主体不合法、事项不清晰、程序不规范、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


持续规范改进。2025年，各地对15.5万个行政执法主体重新进行资格确认，清理不符合条件主体7000多个，调整或清退不符合条件的行政执法人员30多万人，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管理更加规范。全面梳理40.4万项执法事项并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事项更加清晰。各地组织行政执法案卷评查158.7万件，纠治程序不规范案件5689件，行政执法程序更加严格。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积极畅通涉企行政复议申请渠道，依法办理涉企行政复议案件6.1万件，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


针对行政执法中“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行政复议案件管辖体制分散等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不断深化改革。“街头巷尾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看得很清楚，但以前手里没‘权’，只能一级一级往上报，群众着急，我们也无奈。”一名执法人员的回忆，道出基层执法困境。为了让“看得见”的基层力量能握住“管得了”的执法利剑，各地积极探索将基层治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行政执法事项依法下放。同时，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将乡镇（街道）接不住、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项“物归原主”。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面，为改变“多头管辖”模式，除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国家安全机关和国务院部门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负责受理和审理本级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当前，地方行政复议机关已由3万多个精简到3000多个，既方便了群众，也有效集中了行政复议力量资源。


规范执法的行动愈加有力，制度笼子也越扎越牢。为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紧抓执法源头、过程、结果等关键环节，力求全面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为解决执法随意、处罚畸轻畸重、类案不同罚等问题，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对只有原则性规定或者尺度模糊的处罚规定进行“定量定尺”、细化量化。为解决涉企检查过多过滥、随意性大的问题，出台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划定五个“严禁”、八个“不得”的红线。为加强和规范监督工作，出台国家层面第一部关于行政执法监督的立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行政执法主体、人员、制度、程序、行为等全要素纳入监督，推动形成对行政执法的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格局。


二、执法领域还存在哪些乱象和突出问题？


调研发现，一些行政执法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有待长效根治，仍需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效能，大力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执法乱作为现象还时有发生。一是不文明执法，例如某镇行政执法人员在对违规占道经营的水果店进行执法时简单粗暴，将果篮扔上执法车，该行为被现场群众拍摄并上传至网络媒体，引发负面舆情；二是财政压力下利用执法进行“创收”的趋利性执法，例如某县消防救援大队向各乡镇（街道）下达行政处罚的“月度指标”，要求各街镇必须完成“行政处罚不少于2件、罚款金额不少于2000元”的任务；三是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进行执法，例如某县住建局在与某共享单车公司合作协议到期后，在没有相关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扣押该公司800余辆共享电单车；等等。执法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任重道远，必须长抓不懈，久久为功。


执法人员理念认识和能力素质存在短板。各种执法乱象的存在，常常与执法人员法治思维与程序意识不强、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密切相关。调研发现，在基层特别是乡镇（街道），执法队伍专业不匹配、年龄结构失衡问题十分突出，部分人员不善执法、不敢执法。例如，某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中，自20XX年起就没有新人加入；某省乡镇（街道）行政执法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75%，难以有效承担一线执法任务。此外，执法人员“只干活不充电”的情况较为普遍，部分地方行政执法培训形式和内容陈旧，缺乏针对突发事件应对、信息化应用等现代执法必备技能的系统培训，难以满足新形势下执法工作需求。


行政监督体系和能力建设亟须加强。一是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建设不均衡，省级层面建设成效较明显，市县乡三级进展则相对缓慢。例如，某地13个县市中，仅1个县单独设立行政执法监督科；某县有45个执法主体、674名执法人员、年均案件4300宗，但仅有1名专职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二是监督手段和方式需要进一步创新丰富，社会公众对行政执法监督了解度不高、参与渠道不畅，尚未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有效合力。三是行政复议工作人员“总量不足、结构失衡、能力滞后”问题突出。2025年，全国行政复议案件总量达111.5万件，但行政复议人员不足1.5万人，其中从事行政复议工作不满3年人员占比近四成，很多地方达不到法定开展听证的4人标准。区县一级复议机构基本上是“一人多岗”，导致办案压力大，也影响审理质量。


行政执法体制和复议机制尚存梗阻。2025年，县级以下政府及部门执法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占全部复议案件的比例超过57%，凸显基层面临下沉的行政执法权“用不到、不好用、不敢用”的困境。从调研情况来看，有的地方下放乡镇（街道）的人员编制与事项数量不匹配，甚至存在市县一级截留编制、多年空编不招录补充执法人员、执法人员挪作他用等现象；有的地方执法协作机制运行不畅，“乡镇吹哨、部门报到”在实践中变成了“乡镇吹哨、部门不到”；还有的地方县级执法部门存在“一放了之”、以简单考核代替日常指导监督的情况；等等。从行政复议体制看，当前行政复议机关与行政复议机构职责脱节问题仍较为普遍，导致复议机构办案权威性不足、协调难度大、易受行政干预。此外，行政复议“以案促治”的完整机制尚未形成，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的制发、跟踪督办、整改评估机制不健全，致使部分共性执法问题“屡纠屡犯”，一些地方对行政复议决定拒不履行或拖延履行，影响行政复议监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三、如何通过严格监督倒逼行政执法规范提质？


总书记强调，要“严格监督管理，规范权力运行，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到实处”。破解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等突出问题，必须更好发挥行政执法监督作用，以严格监督倒逼规范执法。


在完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破解执法突出问题，既要立足当下见成效，更要着眼长远建机制。聚焦规范涉企执法，建立健全涉企执法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及时收集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问题线索，能纠正的尽快纠正，一时难以解决的明确整改措施、挂账督办；加大行政复议对涉企执法的监督力度，切实保障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聚焦处罚信息公示不规范、执法标准不统一、裁量适用不合理等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决定公示制度，建立健全跨部门执法协同机制，统一执法标准，加强部门间互认互通。聚焦“何为规范、是否规范、如何规范”等问题，加紧制定可量化、能对照、易操作的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指标体系，对全国行政执法主体开展常态化、滚动式达标评估，推动全面提升执法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在建强执法队伍上下功夫。执法人员的能力素质，是决定执法质效的关键。要把好入口关，加紧出台全国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健全执法人员准入和退出机制，坚决杜绝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进行执法。把好能力素质关，健全常态化培训机制，突出公共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行政执法技能培训，严格落实《行


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引导执法人员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好责任关，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和复议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工作力量，提高监督能力，督促执法部门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对违法或实施不当执法活动的执法人员，依规依纪依法进行处理；对行政复议工作中发现的地方政府及工作部门的违法或不当执法行为以及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传导压力、督促整改。把好保障关，充实乡镇（街道）执法力量，切实落实“编随事走，人随编走”规定，优化执法队伍年龄结构、性别比例、专业背景，着力建设一支过硬的执法队伍。


在深化改革赋能上下功夫。改革和法治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必须以改革增动力激活力。一方面，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法律关系相对简单、易发现、易处理、高频率的行政执法事项依法有序下放，避免基层执法“小马拉大车”。强化行业主管部门与综合执法部门、县级执法部门与乡镇（街道）之间的协同联动，完善基层发出信号、职能部门响应的协同工作格局。另一方面，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进一步整合行政复议资源，构建更加权威高效的行政复议体制。细化落实行政复议法，修订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加紧出台行政复议人员工作规范等。注重推动解决行政复议个案背后深层次的执法共性问题、行业管理问题、制度建设问题，以“个案办理”促“类案治理”，做到办理一案、规范一片、治理一域。


在强化监督协同上下功夫。行政执法监督只有“长牙带刺”，紧紧咬住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关键环节，重拳出击，才能将执法权牢牢关进制度笼子。事前监督，注重源头防范。严格落实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全面清理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主体和人员，严防无权执法、无证执法；及时梳理并向社会公布行政执法事项，对缺乏法定依据或者依据发生变化的事项及时调整清理。事中监督，重在动态纠偏。加快建设全国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和数据资源库，实现“一键执法、一端归集、一屏监督、一体分析、一网指挥”；用好行政执法监督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合作机制，及时归纳分析企业和人民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跟踪诉求办理情况，监督纠正违法和不当执法行为。事后监督，重在改进提升。综合运用制发行政执法监督督办函或意见书、行政复议意见书以及向监察机关转交问题线索等措施，发挥纠错纠偏作用。加大对重大行政执法案件的督办力度，健全重大案件转送、转办和督办工作机制。加强行政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司法监督等监督方式的协同配合，健全多部门信


息共享和工作衔接机制，形成破解执法突出问题的监督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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