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篇）2026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素材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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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篇）2026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素材汇编


目录


1.河北工业大学王绎雯：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矛盾的二重性1


2.王全仁：


发挥国有企业党校作用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3


3.黑龙江工业学院李晨琪：


高校教师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路径研究7


4.北京师范大学保卫处（部）张路方：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12


5.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利：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三重向度…18


6.王辰羽：


国企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现代化融合路径研究…34


7.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也：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39


8.贵州省贵阳市贵州酱酒集团有限公司吴明雪：


企业宣传工作如何服务意识形态建设42


9.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田露：


浅谈国企如何做好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45


10.内蒙古青城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其木格：


全媒体时代国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舆论引导能力提升研究…48


11.邓海莹：


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协同治理研究…51


12.李荣胜、胡慧丽：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新范式…57


13.广西区直机关工委党校刘昱：


人工智能时代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路径探索…63


14.李慧：


善用善管新媒体筑牢主流意识形态阵地…66


15.广西职业师范学院梁燕平：


守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70


16.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校刊编辑部戴晓玲：


数字时代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研究…72


17.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司小雨：


数字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逻辑理据、风险挑战与创新路径…79


18.马俊峰、杨佳欣：


算法时代意识形态的风险、挑战与治理路径…88


19.王慧：


提升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的思考…100


20.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艾年武：


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重要论断……11021．中共宜春市袁州区委党校谢赛：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的困境与路径创新……11822．薛睿：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拓展…124


23.尹铁燕：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要求…128


24.韩奥林、仇竹妮：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提升策略研究…137


25.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严宇珺：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及其应对…145


26.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医疗器械学院麦智杰：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提升研究…153


27.祁敏超：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研究…160


28.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郁敏：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挑战、原则与优化…167


29.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李海波：


新时代国有建筑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路径与创新发展探究…173


30.南京建邺大美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张海峰：


新时代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逻辑与创新路径研究…178


31.许晓艳：


新时代开展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路径研究…183


32.沂蒙干部学院郭晓倩：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188


33.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杜芳：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深圳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践路径…191


34.冀中能源集团党委宣传部王海：


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赋能国企可持续发展…197


35.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钟立华：


以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201


36.重庆高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刘东：


政工师在加强企业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功能研究…206


37.东南大学吴涵玉：


筑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融媒话语阵地…208


38.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莉：


筑牢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屏障凝聚奋进新征程精神力量…211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矛盾的二重性


河北工业大学王绎雯


（2026年4月24日）


新时代以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此同时，这一矛盾转变对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清醒认识到，在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深刻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与时代特征，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广泛思想共识、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一、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矛盾的继承性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历史继承性，其突出表现就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展不平衡、供给不充分之间仍存在张力。就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其继承与发展特征：一是矛盾主题的继承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二是矛盾判断依据的继承性，始终立足国情与生产力发展实际。三是矛盾解决经验的继承性，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二、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矛盾的创新性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集中表现在纷繁复杂的观念交锋之中，其创新性突出体现为：必须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信息技术深刻重塑传播格局的全新语境下，精准把握并有效回应多元社会思潮的挑战，持续创新话语体系与传播方式，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实现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效阐释与广泛传播，从而以坚实的思想创新不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意识形态形势的复杂变化，系统提出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部署。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重点展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领域面临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这就要求既要不断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积极弘扬主旋律、广泛传播正能量，校准奋进新时代的主流价值导向；又要旗帜鲜明地开展舆论斗争，有力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


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此外，还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因此，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绝不能“闭门造车”，而应在坚持自身主体性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也不能“独善其身”，而应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对话，同世界各国政党与社会一道，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力量。


发挥国有企业党校作用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


王全仁


总书记强调，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党校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在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具有无可替代的角色定位和使命担当。国有企业党校既是企业党员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主阵地，更是党在国有企业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筑牢思想根基的关键平台。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国有企业党校必须牢牢扛起意识形态工作政治责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政治立场、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为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加强国有企业党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加需要牢牢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筑牢思想防线、凝聚奋进力量。国有企业党校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决定了党校既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也是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必须在引领思想、凝聚共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这是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现实需要。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好党员教育管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坚持通过党校这一重要阵地对党员进行系统的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增强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


这是国有企业党校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党校要展现新作为，实现新发展，就要紧跟形势，顺势而为，充分发挥理论研究主阵地、教育培训主渠道、党性锤炼大熔炉的重要作用，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政治担当，从思想层面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国有企业党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形势


当前，国有企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生产经营任务繁重、改


革发展战线长、覆盖领域广，干部职工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党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


企业改革发展对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带来新的影响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持续推进，岗位竞争更加激烈，工作节奏不断加快，部分党员干部容易产生思想波动和心理负担。当改革触及个人利益时，个别人员可能出现情绪波动甚至抵触心理，增加了企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难度。


社会多元文化交织对党员干部思想观念产生影响


随着社会文化形态日益多元，各类价值观念在企业内部不断交织碰撞，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部分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给党员干部队伍思想稳定和价值引领带来了一定挑战。


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以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迅速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思想传播格局与舆论生态。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上各类信息良莠不齐、观点多元复杂，一些片面甚至错误的言论容易传播扩散，对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产生影响，使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环境。


国有企业党校强化意识形态主阵地作用的做法和措施


突出政治引领，强化对各种思潮的辨析和引导。


作为党的理论传播阵地，面对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新媒体兴起的时代，国有企业党校应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在强化理论武装的基础上，切实做到“四个讲清楚”。


一是把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讲清楚。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学与党性教育相结合，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是党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坚实理论支撑。


三是把党章党规党纪教学与党性教育相结合，讲清楚党的纪律的统一性、严肃性、强制性，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重要保障。


四是把党史国情教育与党性教育相结合，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引导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切实增强党员干部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


聚焦主业主课，增强党校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始终坚持党校姓党，科学制定教学计划，推动教学力量、教学资源向主业主课集中，形成模块化教学体系。“调研分析模块”把准方向，坚持问题导向，从党内思想状况、社会文化思潮、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设计调查问卷，针对不同层级学员量身定制教学课程。“思想理论模块”淬炼党性，坚持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通过组织学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革命遗址和纪念馆等开展现场教学，把党史新中国史、党风廉政和革命传统教育融入课堂教学。“教学设计模块”增强实效，综合运用互动式、案例式、体验式、研讨式等多样化教学方式，引导学员积极参与互动，改变被动听课状态，提升教学质量。“考评测试模块”巩固成果，结合培训课程设置和学员特点，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为各课程设置相应权重与分值，激发学员学习内生动力。“舆论宣传模块”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国有企业党校主管主办的门户网站、杂志期刊等宣传平台的管理责任，严把政治关、质量关，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加强队伍建设，严格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


从源头上严格把关专兼职教师选聘工作，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强化意识形态课堂管理，通过课前宣读《意识形态课堂管理告知书》、严格课堂纪律等措施，确保党校课堂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从教学内容、课堂讲解、教学效果等方面建立审核评估机制，提升教学质量。整合内外部优质教学资源，优化教师队伍结构，通过“广泛引进”和“内部挖潜”相结合的方式，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的党校师资队伍，实现统一调配、资源共享。积极探索“党校教师+领导干部


+业务骨干+基层先进典型”联合授课模式，邀请地方党校、高校专家及企业生产经营一线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参与教学。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与高校开展教学合作，将优秀专题课程纳入培训内容，提升教学专业性和系统性。


完善制度建设，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意识形态能力是党员干部的重要能力素质之一，其提升既需要持续的教育引导，也需要制度机制的有力保障。国有企业党校应制定并完善《党校章程》


《教师培训质量测评办法》《兼职教师聘用合同》《外聘教师管理办法》《党校学员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形成相互衔接、系统配套的制度体系。从学员管理、教师管理、班主任管理和网络管理等多个方面对意识形态相关工作进行


规范，通过织密制度网，增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约束力。通过让制度进班组、进课堂，不断增强国有企业党校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引领力和影响力。


新时代新征程，意识形态工作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愈发凸显。国有企业党校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阵地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必须始终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深化思想引领、凝聚发展共识。通过持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党校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服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高校教师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路径研究


黑龙江工业学院李晨琪


意识形态即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式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形式中。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它在引领思潮、凝聚人心、推动发展方面具有强大支撑作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命题，也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同样，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教育工作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影响民族复兴伟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高校已成为文化、思想交汇的前沿阵地，在思潮多元化的社会中，高校教师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高校教师是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健康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做好高校教师意识形态工作，对于更好地认同意识形态、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维护政权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高校教师意识形态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当前，全球正处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与调整之中，思想文化相互渗透影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多变，思想观念之间的交织和交锋给学校的办学方向、教学研究以及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了新情况、新挑战和新问题。了解并把握高校教师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形势、意义重大。近年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我们也要清晰地认知在教育实效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下面围绕学校、教师个人以及社会层面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高校“：虚而不实”“散而不聚”“持而不久”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整体态势是好的，但在当今社会，大国之间的博弈已经进入到了以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而当这种价值观上升到国家层面时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本质的体现。从当今世界格局可以看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意识形态工作对于高校而言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牢牢把握党对高校的领导也就是党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权对于高校是否能持续而稳定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问题体现在“虚而不实”“散而不聚”“持而不久”。“虚而不实”主要体现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和学校教学科研、师生


的工作学习相脱离，究其原因，是高校的党政班子和行政班子缺少协同，业务往来较少，彼此之间了解不够，长此以往，不利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顺利展开。“散而不聚”主要体现为在高校的工作任务分配上缺少配合，支线若干但却缺少一条主线，这对于新形势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展开非常不利。“持而不久”从其字面意义上可以看出，时续时断，不能一贯持久。高校要明确一点，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从党委到基层再到个人都要强化责任，要分工明确、齐抓共管，以期达到良好的效果。


（二）教师：理想信念亟需加强，职业道德亟需强化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着力打造一支理想信念坚、道德高尚、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


随着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教师队伍年轻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年轻教师已成为教师队伍中的主要力量，由于年轻教师大多数是从学校到学校，社会化程度不高，在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下，部分青年教师只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与高校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学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没有上升到突出地位。由于大部分教师不直接从事党的理论方面的研究，缺少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很容易产生迷茫。由于职称的评定以及年底的考核的压力，大部分教师更是把重心放在学术研究上，而将意识形态教育放到了学术研究的对立面。青年教师作为高校教学的重要力量，对学生影响很大，要把加强青年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作为高校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抓，做好青年教师的思想引导工作，以适应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提升教育质量。


（三）社会：网络舆情舆论的冲击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虚拟空间随着网络技术的提升、网民数量的递增逐渐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在这个虚拟空间中产生了全新的交往方式、认知方式和实践方式。大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往不再限于传统的交流方式，互联网以其特有的传播手段和庞大的信息量，不断地冲击着高校师生的价值观，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其思想和行为。


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9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7.5%。其中，高校师生是我国最大的网络群体。从总体上看，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流方向是积极向上的，但随着网络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碰撞，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冲击，以及网络虚拟空间所衍生的社会实践方式的复杂化都决定了思想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价值观日益多元化。再加之网络信息的泛滥致


使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日益弱化，负面信息所构建的不良舆论环境都在深刻影响着广大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切对于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高校教师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路径


（一）学校管理方面


1.筑牢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


掌握主阵地是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和领导权的关键。学校不单单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事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关键问题。这也是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的重点问题。如何激励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如何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教师队伍的建设至关重要。


学校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主阵地，加强学校意识形态建设，既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需要，又是建设且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要求。目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整体趋势向好，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的信心日益增强，主流思想的引导力和凝聚力也在不断加强。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思想和观念。这就需要我们科学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和管理权，筑牢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强化思想武装，是把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导权工作的核心。高校党委要真正落实好自己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核心作用，深刻领会新时代大形势下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高师生的理解能力，真正实现“真知真信”“学以致用”。


2.加强意识形态的制度和管理建设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站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高度，对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其中明确提出了党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要求[2]。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制度建设既是落实党中央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要求的需要，同时也是当前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化、系统化、有效化的途径。


在落实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中，除了分工明确之外，重要的是要对学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分析研判。只有在调查研究、分析研判的基础上，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杜绝以方案贯彻方案、工作流于形式的局面。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管理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制度管理的关


键。针对意识形态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应抓住其主要矛盾，站在系统和整体的视角上把好脉、配好方。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管理建设上，要注重提升整体的素质和能力，坚持“以德为先”“选贤任能”的用人准则，培养一批高素质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人才，健全党组织统一领导、齐抓共管，共建意识形态的新格局。


（二）从教师个人方面


1.以师德师风为抓手，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德为本。师德师风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灵魂。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人才培养关键在于教师，教师是否能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非常关键，这就要求高校在师德师风的建设中加强领导，从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制度建设入手，结合实际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向前发展。


意识形态工作及师德师风建设事关学校的办学方向，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抓手，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全体教师，特别是教师党员，要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体教师应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教师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管控好言行，管理好阵地，积极传播正能量；扎扎实实、潜移默化地将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环节。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会议精神，引导广大学生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教师要做好学生的人生引路人。


2.坚定理想道德信念，形成意识认同机制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三大着眼点：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教师的意识形态教育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相关理论上形成正确的认识并自觉践行，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觉性、主动性。要坚持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理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排查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深刻分析其原因，有针对性地落实整改措施，引导教师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划清是非界限，在面对不良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时能坚定理想信念，切实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社会舆论方面


高校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网络舆情监测也成为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高校突发舆情事件频发，这些都要求高校要加强网络阵地建设，拓展舆论宣传阵地。当前高校主要是以主题班会、课堂研讨、讲座等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但作为最大网络群体的高校师生，网络的使用数量及范围都十分广泛，这就要求高校在筑牢传统阵地的同时，也要把目光放到互联网所占领的意识形态的新阵地上。一方面，学校要积极开展网络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成立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小组，对于高校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成果制作、舆论舆情进行总体的把控；另一方面，高校也要加强对于网络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对于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小组成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和学习，在业务技能培训中，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强化舆论引导，借助各种传播媒体，及时有效地传达党的主张、理论，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为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贡献力量。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保卫处（部）张路方


0.引言


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随着我国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进程的不断深入，互联网在给高校师生教学科研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境外极端思想与社会负面舆情向校园渗透传播的主要工具。互联网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高度融合，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难度，同时削弱了高校对于渗透活动的抵御能力。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与网络环境，高校积极探索防范与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有效策略，以帮助大学生在学习与成长过程中既能有效鉴别境外敌对势力的拉拢，又能远离境内非法组织的影响，是新时代维护高校政治安全与稳定的重要课题。


1.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特点


1.1受众群体多元化


在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过程中，学生通常被视为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对象，而教师则主要扮演教育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在这种模式下，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与思想文化宣传的着力点也主要集中于学生群体。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海量的网络信息涌入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当代大学生对于互联网使用的先天优势又使得他们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甚至有些领域连教师也未必熟知，这就容易出现“知识反哺”现象。高校教师在新媒体时代也逐渐成为意识形态建设与管理的主要对象，这种转变模糊了传统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界限，师生间的信息获取变得不再是单向传递，而是形成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格局。


1.2传播载体多样化


新媒体传播是指运用现代数字媒体技术，通过数字化网络、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等）向用户传递信息和服务的一种交流模式。随着新媒体的崛起，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网络宣传，更多的是通过AAA、微博、小红书等这类更加多元化的社交工具进行传播，一些院校更是巧妙地利用短视频这一新兴媒介，进一步扩大其信息的影响力。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也逐渐演变成以校、院两级官方网站为基础，以各类热门新媒体平台为载体，不断开阔和丰富校园文化传播的体系。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上的多样


性与丰富性，无疑提升了高校宣传教育工作的吸引力和响应能力，成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独特标识。


1.3传播过程高效化


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包括但不限于校内宣传栏、宣传条幅与论坛讲座等，受线下传播效率的影响，高校传统的宣传形式往往局限于特定的时间、途径和媒介，导致覆盖范围有限，影响力不足。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校园网络的广泛普及，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载体和表达形式日益多样化。通过整合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在校园网络平台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使得师生获取信息不再受时间或空间限制。同时，依托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网络传播技术，高校网络信息传播实现信息源和师生之间的实时传递，师生也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内容。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程度地缩短信息传递的周期，有效实现师生接收信息的高效性。


2.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


2.1国外错误思潮不断向高校渗透


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动荡与变革交织，风险累积叠加，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益严峻。一些境外敌对势力试图煽动和制造所谓“新冷战”，不断推动意识形态斗争向高等教育领域延伸，成为制造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幕后推手[2]。部分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加剧了高等教育领域意识形态“西化”的风险，他们利用一些网络平台和工具将“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等国外价值观与错误思潮持续向我国高校师生群体渗透，使得师生经常无意识或被动地接受这些错误价值观的影响，以达到其抹黑党和国家形象、攻击我国社会制度、阻挠我国稳定与发展的目的。这些错误思潮长期在我国高校网络圈群中传播与扩散，严重冲击了其原有的意识形态防线，导致有的师生在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时出现偏差，给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2.2社会热点问题不断向高校传导


互联网通过汇集国际时事、社会热点、民意诉求等新闻信息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社交平台，舆论环境和氛围也随之出现明显改变。许多现实生活中的“i人”（网络流行词，指性格比较内敛、内向的人）也可以自由地在网上发表言论、表达观点[3]，使得很多热点新闻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大学生愿意通过社交媒体关注和参与热点话题与负面新闻的讨论，但对舆情事件


的思考与判断尚显稚嫩，政治敏锐性与政治判断力不足，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裹挟利用，成为负面网络舆情的参与者与传播者，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而加大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难度。很多社会舆情事件的背后往往有境内外的幕后推手利用网络煽动大学生群体对热点议题进行炒作，试图通过制造个别事件的热度放大成社会整体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以此达到遏制我国发展的目的。


2.3涉校舆情处置能力与水平不足


高等教育领域涉校网络舆情具有传播隐匿性强、扩散覆盖面广、参与自由度高等特点。作为互联网的主力军，大学生的高度活跃进一步缩短了网络舆情从潜伏期到爆发期的时间间隔。在舆情发生后，学校如果未能第一时间抢占舆论的制高点，及时正面地进行发声引导，很可能会加剧负面信息的扩散甚至引发次生舆情，失去工作的主动权。当前，大多数高校涉校舆情信息主要来源是上级网信部门的通报和自己的舆情监测系统。然而，这些信息来源的时效性和全面性仍有待提高，难以满足学校在舆情初发阶段的应对需求，不利于学校第一时间开展处置工作。与此同时，部分高校党委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时仍有盲点和死角，存在工作队伍不健全、责任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因此，亟待优化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提升工作队伍能力，并强化责任落实，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环境。


3.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成因分析


3.1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


从国家安全角度看，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对于高校而言，则关乎青年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塑造和校园的长治久安[4]。因此，国内大部分高校已经基本建立以学校党委和二级党组织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和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的工作责任制度。而在实际工作中，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化解往往需要校、院两级多部门协同处理，一些单位由于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认识不够，出现问题后部门之间缺乏合作意识，容易错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使学校的应对和处置工作陷入被动。


3.2阵地管理能力存在短板


网络的高度开放、共享给新时代的大学生搭建了更为便捷的学习与沟通的平台。然而，高度开放的网络平台也为一些错误思想的滋生和扩散创造了条件，极大程度考验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水平。近年来，频繁出现


高校的电子屏、电子宣传栏、官网官媒等官方宣传平台被恶意攻击篡改，引发意识形态风险的案例，已经给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敲响了警钟。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善于利用网络发言的隐匿性，在师生日常使用的社交平台上肆意散布虚假信息，鼓吹错误观点，企图通过这些信息误导师生，潜移默化地侵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防线。


3.3干部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当前，日趋复杂的网络环境形势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牵头单位，宣传和网络中心两个部门的职工还要承担学校宣传报道以及信息化建设等本部门其他方面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配给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员力量，因此，专职队伍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很多高校的舆情监测手段仍是通过定期在互联网搜索与学校相关的关键词以达到监测涉校舆情的目的，这种半自动化的方式给监测结果带来很大的偶然性，不利于及时干预处置，因此，专业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等方面都亟待补充。


3.4安全教育形式不够丰富


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面，高校的相关职能部门和院系在开展工作时仍存在协同不足、各自为战的情况，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拓展。一方面，高校虽积极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思政课堂一体化建设，但大学思政教育线上线下的结合仍不够紧密，特别是教学内容对于国际时事、社会热点等舆论事件的反应不够及时和灵敏，对于帮助大学生识别国外错误思潮和观点等内容的课程建设不够。另一方面，一些专任教师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仅仅是思政教师和宣传部门等职能部门的工作，因而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探索，使得高校的思政教育与专业课教学融合程度不够。


4.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应对策略


4.1突出思想引领，持续推动长效机制构建


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关键在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高校的工作实践。首先，高校党委应当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将一系列新论断、新理念、新举措作为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南针。其次，深入研究涉高校网络舆情的形成机理、传播渠道与演化规律，深度剖析涉校舆情从形成、演化到控制的整个过程，精确掌握舆情演变的动态规律，以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防范的预见性、即时性和实


效性。最后，应充分汲取各高校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宝贵经验，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当代大学生的特征，不断完善高校意识形态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4.2强化宣传引导，持续优化宣传阵地管理


建设与新时代相适应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体系，需要高校顺应时代变化，化挑战为机遇，于变革中开辟新路径。首先，作为大学生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途径，高校应当进一步强化思政课程的核心地位，充分挖掘并运用各类资源，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帮助大学生学会识别互联网上的各类不良观点和错误思潮，并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高校应当继续强化思政教育主阵地建设，利用讲座论坛、实地调研、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在师生群体中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最后，高校还应当积极整合校内新媒体资源，着力推动校园文化和网络文化建设相融合，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网络思政教育品牌，充分发挥高校思政教育第二课堂作用。


4.3坚持技术赋能，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5]积极推动信息技术赋能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将有力推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高校应当精细化设计适合行业特点的人力资源制度和薪酬制度，并健全以工作能力为主要考核标准的人才评价体系，以此把相关领域的人才引进到学校的管理和技术岗位。同时，依托大数据、区块链与智能媒体等技术，不断提升高校网络舆情的实时监测与预警能力，优化现有舆情监管平台，并搭建“校地警”信息联动共享的预警平台，织密涉校网络舆情防控网。此外，高校还应充分发挥自身科研与教育优势，加速交叉学科的融合，着力培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复合型人才，为实现网络强国战略贡献力量。


4.4完善研判机制，持续做好风险防控引导


准确掌握舆论动态，高效开展舆情引导是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前提。因此，高校应当不断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研判机制，并推动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一方面，高校党委应当持续推动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机制建设，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组织专题会议研讨，并形成对院系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和指导，各学院与行政部门“一把手”切实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另一方面，高校应当持续完善突发网络舆情事件的应急预案，学校党委积极发挥领导作用，推动构建起党委统一指挥，党政办公室统筹协调，宣


传部门牵头负责，保卫、学工及网络中心等部门配合落实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格局。


5.结束语


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高校应当充分结合时代背景，把握网络环境的变化和当代大学生对互联网的个性化需求，坚持从政治思想引领、体制机制建设、创新科技赋能与队伍协同治理等方面入手，不断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与领导权，为实现网络强国战略贡献力量。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三重向度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利


“201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展开，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出现上升的苗头。”[1]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2]，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较量更是以全新的形态渗透至全球信息空间，将意识形态的生成与演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与烈度。“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3]194网络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与具象化，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优势，持续向我国渗透并宣扬“普世价值论”“西方中心论”等论调，


“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4]。对此，总书记指出：“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要“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此外，高校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地，极易沦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的主战场、最前沿。从高校大学生群体特质观之，他们思维活跃而辨识力尚弱，求知欲强却理性不足。这种特质，加之其在网络空间的高活跃度，使其极易成为多元思潮渗透与交锋的敏感群体。从高校内部场域环境审视，无论是教师行为失范、学生非正常亡故等个案，抑或教育公平、就业压力等结构性议题，一旦处置失当，其负面效应极易溢出校园边界，进而辐射至政治安全领域，给境外势力渗透干预提供可乘之机。从高校的战略地位考量，高校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其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安全和未来发展方向，也易成为西方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争夺青年的重点目标。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5]147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当前，面对高校从“象牙塔”沦为渗透“标的物”的风险态势，探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特征、生成机理及防范的实践路径，对于切实防范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呈现的主要表征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在新时代呈现出复杂多维、动态演化的显著特征，其生成与演变深植于百年变局、技术革命与大学生群体认知特质的交汇之中。


（一）时代维度：百年变局背景下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呈现对抗性、关联性与复杂性共生特征


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对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曾经作出这样的判断：“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第一，大国意识形态博弈加剧带来对抗性升级。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呈现出明显对抗性，实为国际权力格局重构中价值秩序冲突的尖锐反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将高校视为价值观争夺的关键场域，其对抗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目标锁定精准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22）将中国定位为


“首要战略竞争者”，依托“互联网自由战略”将高校青年群体塑造为所谓“民主变革代理人”，通过专项资金支持与定制化政治内容推送实施认知干预。部分境外反华账号与媒体亦频繁炒作涉疆、涉藏议题，将师生群体作为渗透对象。二是技术手段武器化。境外敌对势力积极运用深度伪造、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意识形态攻击推进至“认知域作战”层面，形成融合隐蔽性与欺骗性的新型混合威胁，企图削弱我国意识形态鉴别与风险应对能力。


第二，国际国内风险传导强化关联性。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实为全球风险社会中“嵌套式传导机制”的具体体现。高校并非封闭场域，内外风险双向渗透日趋频繁。该传导机制主要包括三个层级：一是国际地缘政治思潮经留学生群体及学术网络向国内高校倒灌；二是社会民生问题易被恶意转译为制度性质疑；三是线上极化言论向线下行动转化。这类多级传导机制借助大学生群体高网络活跃度与低认知防御性，形成“风险共振效应”，容易使局部事件演变为系统性认同危机。


第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带来复杂性。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复杂性本质上是安全范式结构性转型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折射。随着国家安全边界从军事、政治等传统领域向科技、数据、认知等非传统领域加速扩展，二者呈现深度互嵌态势，形成叠加效应。一方面，“学术自由”“文化传播”易被异化为价值输出工具。在“学术自由”层面，例如境外基金常常以“学术中立”为名，在合作研究中嵌入西方价值观，将特定的历史观、发展观、政治立场等


精心编码成“客观”的学术发现，意识形态批判便借助学术话语的权威性被转化为“学术争鸣”的表象。在“文化传播”层面，以风靡全球的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为例，其叙事核心往往设定为：以美国价值观为模板，英雄个人可以凭借先进的科技、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特定的“自由民主”理念，单枪匹马或领导小团队拯救世界，再借助视听奇观与情感共鸣，将“美国中心主义”及制度优越性包装为普世价值，这种渗透往往能绕过理性审查直达受众认知，潜移默化促成对美国主导世界秩序及其价值观的认同与接纳。另一方面，风险行为体从传统单一国家中心模式演变为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混合行为体的“三位一体”混合行动网络。具体来看，国家行为体不再依赖于官方渠道，而是通过资助目标国“思想库”“非政府组织”等“白手套”，逐渐模糊国家意志痕迹；非国家行为体涵盖境外政党、宗教组织、“公共知识分子”等主体，他们主要利用高校的开放性和国际交流平台传播理念、发展成员，更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利用加密通讯和暗网，传播极端思想，煽动仇恨和暴力；混合行为体是当前最具威胁性和复杂性的形态，他们或是接受政府秘密资助的“基金会”“网络公司”，或是身份难辨的网络雇佣兵，其模糊性导致风险归因困难、责任规避、边界模糊，给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新型挑战。


（二）技术维度：数智技术背景下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呈现隐匿化渗透、流变性演化与裂变式传播特征


数智技术背景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呈现隐匿化渗透、流变性演化与裂变式传播三重特征叠加的复杂态势，形成了技术与风险双向互构的格局。


第一，虚假信息借匿名技术与虚拟环境实现深度隐匿渗透。技术匿名性构成虚假信息渗透的基础架构，其核心困境在于法律规范与技术现实的结构性落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3条规定匿名信息需同时满足“无法识别”“不能复原”的绝对标准[7]，但量子加密、零知识证明等技术的应用，使“相对匿名”实际导致“不可追溯”。境外敌对势力常常依托暗网和智能合约自动销毁通信记录，结合AI多模态伪造内容，形成“身份伪造—信息伪装—传播隐匿”的完整链条。例如，借匿名邮箱向学者发送含政治意图的“学术合作”邀约并即时擦除痕迹；甚至借助声纹模拟与虚拟SIM卡批量注册，制造AI操控的“数字替身”账号，伪装成高校意见领袖，系统性传播“历史终结论”等悖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


第二，议题动态切换与形态多元导致流变性演化。境外敌对势力常常借助


社会热点实现意识形态


转场，将学业、就业等压力政治化，例如在高校毕业生求职高峰期，境外敌对势力操控话题“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通过数据可视化渲染“学历贬值等于教育投资失败”，诱导高校大学生将个人发展困境归咎于国家政策；在传播形态上，元宇宙、Web3.0去中心化社交网络及短视频算法正在共同构建多维生态。以TikTok的“ForYou”算法为例，它通过用户行为数据的实时捕捉与情境化分析，可以实现意识形态渗透内容的精准触达与病毒式扩散。这种传播机制打破了传统舆论场的时空边界，容易形成“线上舆情—线下行为”“虚拟空间—现实社会”的联动效应。


第三，智能算法助推信息裂变式传播，重构风险生产的底层逻辑。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高校大学生，


其社交网络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性，容易在突发事件中形成“观点—情绪


—行为”的链式反应。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又大幅降低了内容生产门槛，再结合区块链存证技术所赋予的不可篡改性，进一步强化了信息的传播效力。例如，在舆情事件中，由AI生成的图像与ChatGPT撰写的文案，可通过社交互动机制在极短时间内触发“雪崩效应”，导致舆情生命周期呈现“断崖式”演进：传统的“萌芽—发展—高潮—消退”的四阶段模型被压缩为“触发—爆发”两阶段模式。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即时性风险传播与传统治理体系之间形成强烈张力：高校常规响应机制往往需要平均6小时的决策周期，而微博热搜话题可在30分钟内迅速引爆，两者之间的时差使风险治理陷入“时间黑洞”困境。此外，Web3.0环境下的跨链传播使意识形态风险向元宇宙社区、加密群组等“数字飞地”渗透，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三）主体维度：大学生群体认知特质衍生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呈现群体易感性、价值偏移性与靶向性操纵特征


高校大学生身处多元思潮交汇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既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对象与活跃参与者，也是潜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者和反馈者。该群体特有的认知心理与行为方式，使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表现出三种突出特征：群体易感性、价值偏移性与靶向性操纵。


第一，对传统的“沉默的螺旋”的解构产生群体易感性。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1972年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当人们感觉自己的观点处于少数派时，会因为害怕社会孤立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持


多数派观点的人越来越多，观点声音越来越大，持少数派观点的人越来越少，观点越来越沉默，甚至完全消音[8]。该观点自提出以来风靡半世纪，然而，如今这一理论逐渐面临现代性解构，走向其反面———“反沉默的螺旋”[9]，其核心意涵为浸泡在互联网中的赛博人不再惧怕大多数派观点的压力，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愈发响亮怒吼出自己的声音，似有“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架势。究其原因，一是浸泡在改革开放以来丰盛的物质成果和充盈的精神滋养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相比往昔的同龄人，其主体性意识更加彰显，具有更多平视世界的底气，他们不再惧怕孤立，不愿盲从多数意见，反而更倾向于以对抗性表达来彰显个性、获取关注；二是网络的匿名性进一步消解了他们对社会孤立的恐惧，使得他们将赛博空间奉为“放飞自我的安全宝地”。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指出的，“当真实世界用各种检查制度和权衡措施把住邪恶之门时，人性中的所有恶魔，却在极短时间内跳到赛伯空间里重新开张营业。”[10]具体而言，“反沉默的螺旋”在以下三个层面加剧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其一是舆情焦点扩大化。例如一些原本属于个别性、非政治性的事件容易被迅速演绎为对教育体制甚至政治制度的系统性质疑，形成“阴谋论”式的舆论扩散。其二是情绪表达政治化。境外敌对势力常常借助大学生的理想主义情感和社会批判意识，有意将文体活动、学术讨论等普通校园场合转化为意识形态对抗的舞台。例如，在集体活动中嵌入政治符号，利用现场氛围煽动非理性情绪，诱导大学生进行政治化表达。其三是舆论走向反转化。部分偏激的大学生容易对官方叙事和主流意见持怀疑态度，热衷于挖掘“反转”情节、充当“民间判官”，以彰显自身的“独立思考能力”。当然，从社会心理机制来看，大学生通过质疑权威和挑战主流来获取“差异型身份认同”的实质是争夺话语权，完成身份构建的仪式。然而，这种对抗性能量极易被操控和利用，加之在算法推荐机制的作用下，容易使他们从“积极发声者”异化为“被收割的注意力商品”，最终延长了舆情周期，加大了舆情危机应对的复杂度。


第二，“迷因”效应在数智时代重获生命力，会瓦解大学生的价值自主性。英国进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提出“迷因”概念：“通过模仿而传播的文化基因”[11]1-3，换言之，是指在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传递过程中与其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似的事物，是一种想法、行为或风格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文化传播过程[11]48-269-279。在数智时代，迷因效应借助社交平台和智能算法获得空前活力，深刻影响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


取向。而且大学生处于高度同质化、强互动性的社群环境中，对网络流行文化尤为敏感，更容易受到迷因传播的影响，一旦某类话语、符号或叙事方式击中其心理敏感点，就会迅速引发模仿、改编和再创作，形成声势浩大的网络狂欢。诸如“爱你老己”“发疯文学”等网络迷因，既反映了大学生对现实压力的情绪宣泄，也构成了一种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的符号。然而，迷因狂欢背后也潜藏着价值虚无和思考惰性的风险。他们在追逐热点、参与玩梗的过程中，往往仅仅满足于浅层情绪释放和群体认同的愉悦，而让渡了独立思考的权柄，导致其沦为迷因复制链条上的“数字劳工”和“无意识传播者”。更值得警惕的是，境外敌对势力有意利用迷因机制，将意识形态内容包装成娱乐化、情感化的迷因产品，实现价值渗透。例如，将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嵌入搞笑视频，或将西方价值观植入情感鸡汤文本，使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


第三，大学生的群体特质易被数据化解析与算法化利用，形成精准化的靶向性操纵特征。大学生群


体的热血、求新与认知不稳定等心理特质，在数智环境下容易被转为可量化的行为参数，形成精准操纵的切入点。具体而言，在技术逻辑上，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大学生在网络空间的浏览记录、社交互动、情绪表达等数据容易被实时抓取，转化为包含“学业焦虑指数”“道德义愤阈值”“猎奇偏好标签”等多维参数的行为图谱，为靶向性信息投放提供支撑。在操纵策略上，境外敌对势力常常利用情感诱饵或特定喜好制造认知陷阱。例如，在民族活动上挑拨矛盾，传播“某地歧视某民”的新闻谣言等煽动性内容，制造社会分裂。在认知影响上，靶向性操纵会导致大学生形成“信息茧房”式的认知偏差。例如部分大学生因长期接触极端女权主义的定制化内容，容易从关注性别平等异化为对传统价值观的全盘否定，陷入“非黑即白”的认知陷阱。这种操纵本质上是将大学生从理性思考者蜕变为情绪驱动者，其危害性在于不仅可能干扰短期舆情，更可能深刻重塑一代人的价值观，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长期威胁。


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存在的成因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形成，并非源自某种线性因果链条，而由多重要素彼此影响、共同催生。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转型阶段的结构性压力、国际政治较量中话语权的争夺，加之数智技术不断加快的迭代进程，共同构成了风险滋生的外部情境；从微观层面切入，高校治理范式的困境形成了风险存在的内因。


（一）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压力向高校场域传导，使得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内生认同压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矛盾的运动与转化是理解意识形态现象的根本方法。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由此形成了就业竞争内卷化、社会保障不确定性增加等结构性压力。这些压力并非静止于社会总体层面，而是经由特定的社会心理机制与媒介渠道，强势向高校场域传导。这一传导过程本身，构成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生成的根本性原因。第一，结构性压力通过利益感知向价值认同动摇的转化路径，容易削弱部分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根基。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2]。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容易呈现为具象化的生存焦虑，例如，就业结构性错配引发的“慢就业”现象，房价收入比攀升催生的“躺平”心态，教育竞争白热化衍生的“空心病”表征，均构成了当代青年日常化的生命体验。一旦主流意识形态无法将青年的这些个体困境转译为可理解的集体叙事并提供意义出口时，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信仰便可能发生动摇。这种由现实利益焦虑向价值认同疏离的深层转化，是传导机制中最为根本的风险源泉。第二，结构性压力借助情绪动员，容易催生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体系。社会转型过程中弥漫的某些相对剥夺感与不安全感等情绪，在网络空间中容易异化为情绪化的“情感共同体”。大学生群体通过“躺平”“孔乙己的长衫”“小镇做题家”等亚文化符号，将个体化的压力体验升华为集体性的社会困惑。此种话语一旦被算法推荐机制持续强化，便会形成相对封闭的“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得以伪装成“替弱势群体发声”的叙事策略嵌入其中。


（二）境外敌对势力政治博弈的新策略，使得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外部渗透压力


近年来，境外敌对势力较之以往更是将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202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未来10年是美国对华竞争的关键阶段，决定美国能否在竞争中获胜[13]。他们已不再局限于借助传统的负面宣传手段、针对我国政府及领导人的诋毁行为或协助反对派进行组织联络等方式，而是进一步转向对互联网政治功能的挖掘利用，演进出一


系列更具复杂性与隐蔽性的新策略。例如，惯常采取“境内供料、境外加工、翻墙获取、隐秘传播”的手段，对我国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渗透，传播政治谣言，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西化”目标。一是动用网络黑客直接侵入高校内网，进行信息窃取和病毒植入，并依据大学生的兴趣爱好、思想动态等特征，进行精准化的意识形态灌输。二是通过数字文化产品进行隐蔽渗透。“播下自由思想的种子，有朝一日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14]。例如，通过电影、短视频、网络课堂等载体，隐蔽地植入对中国的歧视性因素，诱导受众厌弃“中国标签”，追求“西方认可”，让人不知不觉觉得“西方更好”。三是支持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设立相关网站，使其能够直接通过网站注册登录，与“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联系，完成“定制任务”。部分大学生可能因缺乏警惕性，在参与所谓“学术交流”“社会实践”活动时，被这些组织利用，成为错误思潮的传播者。而且，“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15]，这种隐蔽的组织形式使得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受到不小冲击。


（三）数智技术与平台生态的结构性重塑，使得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舆情演化压力


数智技术与平台生态的结构性重塑，在推动技术赋权的同时也引发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这主要体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和去中心化传播两个方面。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重构能力，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信息环境的结构。传统认知战主要依赖信息灌输与观点对冲，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推动获取信息转向创造信息，解释世界转向建构世界，认知战转向针对认知思维的结构化、深层次的“前宣传”与“再创造”[16]。正如有学者所言，“人工智能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提供了快速侦察目标国家社交媒体受众并识别其心理弱点的能力。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可以快速生成修改过的内容和深度伪造的数字产品，从而推动针对目标国家民众和国家利益的虚假叙事，冲击目标国家民众的心理。”[17]这种技术颠覆了“眼见为实”的传统认知机制，极易引发大学生的认知混淆、情绪波动乃至非理性极化，从而显著加剧高校网络舆论场的失控风险。另一方面，数字平台构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其分布式节点与算法驱动的用户生成内容（UGC）模式，深刻重塑了信息的流动路径。首先信息不再遵循传统单一节点的流动模式，而是点对多裂变式病毒传


播模式，任何校内师生或者校外主体的发声在任何一个节点都容易成为舆论的引爆点。其次，数字平台依赖于算法驱动，容易导致同质观点在封闭的圈层场域不断发酵，形成回音室效应，反过来加剧大学生的群体情绪极化，进入放大舆情走向失控局面演变的可能性。


（四）高校治理范式的系统性滞后，使得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内部张力压力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还植根于高校内部治理范式与数智时代意识形态生产逻辑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一是管理理念的“工具理性”僭越。部分高校将意识形态治理窄化为舆情监控的技术性操作，消解了其作为意义争夺实践的本质属性。马克思视意识形态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其生命力植根于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与价值引领力。当管理过度倚重底线思维时，容易忽视主流话语在青年日常世界中失语。二是管理机制的条块分割困境。高校意识形态治理涉及宣传、学工、教务、网信等多部门，然而现行架构中职能交叉与责任分散的结构性矛盾显著。当前部分高校仍尚未建立贯通“风险感知—态势研判—精准干预—效果评估”的全链条机制，这种碎片化治理难以回应跨平台、跨圈层的复合性风险，一定程度上滞缓了大思政格局下的治理合力。三是主体能力的数字性缺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数字胜任力直接决定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效度，然而部分工作者对算法逻辑、圈层传播、情感动员等机制的认知仍停留于工具层面，对“梗文化”“隐喻编码”等青年话语的解码能力还比较薄弱，进而导致教育主体难以嵌入大学生网络生活场景。四是评价机制的量化偏好遮蔽。部分高校过度倚重舆情数量、活动场次等可量化指标，对大学生价值认同的深层转化缺乏科学评估，这种导向容易催生“痕迹主义”，使基层工作者疲于形式留痕，而挤压了深入大学生、回应其关切的实质空间。


三、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实践路径


高校作为传统的“象牙塔”的想象已然失效，大学空间正逐步从封闭的知识殿堂转向开放的公共场域。其深层动因之一在于，正如列斐伏尔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对大学空间生产的侵入。“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侵入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且从而接纳那里的身体，才能实现持久存在。意识形态就其本身而论，可以说主要地内在于社会空间的话语之中。”[18]当前的风险正隐匿于此：更具技术化、隐蔽化的意识形态力量正在通过重构网络空间，使高校演变为多元话语竞逐的“第三空间”。在此背景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


有效防范不能止于消极的“防堵”，而应是积极的“治理”，这一治理实践路径需要贯穿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执行、从制度权威到主体能力的四个方面：政治引领以坚持党对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为核心，解决风险防范的责任归属问题；价值凝聚通过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阵地根基，回应意义供给与价值认同的内在需求；机制构建以健全现代化风险防控治理体系为指向，提供制度规范与运行规则；效能提升则聚焦斗争主体的实践能力建构，完成从理论自觉到行动落地的转化。


（一）政治引领：坚持党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在特定的阶级统治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9]，因此，“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20]。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我们就会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21]“年轻人几乎是无人不网、无日不网、无处不网，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发酵。从一定意义上说，谁赢得了互联网，谁就赢得青年。”[22]这些重要论述都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提供了根本的政治逻辑起点。


首先，从领导权的实现机制来看，党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不是抽象的政治宣示，而是需要通过明确的责任制度加以落实。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法时已经揭示，思想统治只有与现实的权力结构相结合才能产生实际效果。因此，领导权的核心在于将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嵌入高校治理的制度链条之中，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协同联动、院系具体执行”的责任传导机制。这一机制的内在逻辑在于：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不能仅依赖宣传部门单一力量，而必须纳入高校整体治理体系，通过权责清晰、层层传导的制度安排，防止领导权流于形式。从风险防范的角度看，领导权的落实本质上是将政治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约束力。


其次，管理权的行使需要在理论上澄清其与简单管控之间的本质区别。阿尔都塞在论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指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再生产主要依托于教育、传媒等非镇压性机构[23]。高校网络空间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场域。管理权的实质，不是限制思想自由，而是通过划定合法言说的边界、规范信息传播的秩序，为健康思想提供有序的生长空间。具体而言，管理权的实践形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校园网络平台、自媒体账号、社交群组


进行分类分级治理，建立以内容合规为核心的技术审核机制；二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网络阵地，通过优质理论资源的数字化供给，压缩错误思潮的传播空间；三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渗透方式进行常态化监测与研判，形成“识别—分析—回应”的闭环逻辑。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高校网络空间秩序生产的基本框架。


最后，话语权的掌握是领导权与管理权得以内化于青年群体价值认同的关键环节。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层逻辑在于：话语权的本质不是单向的“发声”，而是意义的建构与共享。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一个重要诱因，是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话语之间的结构性脱节。官方表达往往因形式化、抽象化而难以引发共鸣，而西方文化工业与算法推荐机制则以“柔性渗透”的方式嵌入青年的日常生活。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推动话语方式的转型，即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叙事与情感认同的结合，从单向灌输走向基于“交往理性”的对话协商，从纯文字表达走向图像、视频、弹幕等多模态融合。唯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回应青年现实焦虑、解释社会热点问题中展现出解释力与亲和力，话语权才能真正从“权力在场”转化为“意义在场”。


（二）价值凝聚：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高校网络空间的阵地根基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价值体系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统治思想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更是一套试图获得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体系。列宁在《怎么办？》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部“灌输”进去[24]。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5]149这些论述均揭示了价值凝聚的主动建构性：主流思想舆论的阵地根基不会在信息自由流动中自然形成，而必须通过自觉的理论武装与舆论引导加以巩固。价值凝聚作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重要路径，其重点任务在于通过内生根基的巩固与外向维度的拓展，使主流思想舆论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引领”。


一是厚植文化自信根基，实现内容供给、话语表达与阵地拓展的有机统一。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5]在意识形态领域，此种自信具体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深刻认同，以及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自觉持守。然


而，自信的“理由”不会自动转化为大学生的“认同”，它需要通过系统的符号生产与话语转换才能进入日常意识。一是推动内容供给的数字化转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打造为兼具思想深度与网络热度的“文化IP”，使理论资源编码为可传播、可共鸣的文化符号。二是推动话语表达的代际亲和。巴赫金曾指出“心理的符号材料主要是话语”[26]，话语方式的革新本身就是意义生成的一部分。要用贴近青年语态的“青言青语”阐释宏大理论，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可感可知的历史故事、现实成就与身边榜样。三是推动阵地拓展的日常覆盖。依托“微课”“短视频”“虚拟教研室”等网络平台，开设“文化微课堂”“红色云展厅”“非遗直播间”等特色栏目，构建“指尖上的思政课”，打造全天候、全覆盖的文化育人场景。这一环节的本质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数智时代的运作形式，即通过日常化、仪式化的媒介接触，使主流价值在润物无声中入脑入心。


二是拓展国际视野，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在文明互鉴中捍卫真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并非封闭于国内的自我循环，其背后是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制度、道路、价值观的深度碰撞。西方话语霸权长期垄断国际舆论场，借助所谓“普世价值”“文明冲突”“历史终结论”等叙事框架，对中国进行系统性污名化与妖魔化，并借此向国内高校青年群体渗透其价值观念。要打破这一局面，高校必须在文明互鉴中主动捍卫真理：一是建构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叙事体系。将中国道路、制度、文化优势转化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叙事逻辑，避免简单套用西方概念框架进行自我解释，也避免“自说自话”式的单向输出。二是拓展多元渠道的主动发声机制。鼓励师生利用国际社交媒体、学术期刊、国际会议等平台主动设置议题、贡献智慧、批驳不实之辞。这并不是简单的“外宣”行为，而是在西方主导的话语场域中争夺议题设置权与意义解释权。三是深化文明对话的学术交往实践。支持青年学者参与国际研讨，举办高水平论坛，邀请外籍学者来华交流，以真实的学术交往与生活经历促进理解、消解偏见。在这一过程中，高校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在比较中揭示西方意识形态的实质缺陷，例如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所谓“民主灯塔”的制度性危机等，从而在“真理越辩越明”的对话逻辑中，赢得知识界与青年群体的理性认同。


（三）机制构建：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2025年11月，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以网络生态治理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浓厚网上氛围、创造良好网络环境。”[27]这为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强化法治规范供给，将网络空间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上层建筑调节范畴。网络空间的种种失序现象本质上是一定社会矛盾在虚拟空间的反映，必须通过法的强制力加以规制。总书记强调：“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利用网络进行欺诈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非法物品，等等，这样的言行也要坚决管控，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3]196高校应在国家法律框架下，结合自身实际完善校园网络管理的规章制度，明确网络言行的法律边界与责任后果。法治规范的核心功能在于为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提供确定性的预期与可追溯的裁决依据，使高校在面对复杂舆情时摆脱“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困境，从根源上防止网络空间成为造谣生事、颠倒黑白的温床。


第二，构建全周期风险治理体系，实现监测、预警、评估、处置的闭环运作。意识形态风险的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需要建立一套覆盖风险“萌芽—发酵—爆发—消退”全过程的系统性机制。一是依托大数据挖掘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搭建覆盖校园网络生态、社交媒体场域及新媒体矩阵的全域感知平台，并以价值导向偏离度、舆情热度指数、传播裂变系数等因素为监测指标。二是遵循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演化规律，设定差异化风险阈值与量化评估指标，构建分层级风险评估模型，实现对不同性质、不同危害程度风险的科学分类。三是健全涵盖预案启动、权威发布、舆论引导、复盘评估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建立高校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牵头、学工网信保卫等多部门协同的应急处置机制。这一体系的运行，可以使风险防控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从事后补救转向全程介入。


第三，提升技术反制能力，应对境外势力借助技术优势实施的意识形态渗透。当前，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翻墙工具等技术手段不断突破网络边界，借助隐喻叙事、情感动员、价值植入等软性渗透策略，试图消解青年一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与制度认同。为此，高校必须主动提升技术反制能力：一方面，融合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知识图谱等前沿技术，动态更新意识形


态风险内容的知识库，实现对“中国崩溃论”“中国倒退论”等有害信息或政治谣言的精准捕获与自动标注；另一方面，将历史案例、话语演变、传播路径等进行结构化存储与深度学习，建立渗透手段的特征库与演化模型，依据危害程度、传播范围、影响层级采取差异化的阻断、澄清、反制策略。只有掌握与对手相称的技术工具，才能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赢得主动。


（四）效能提升：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本领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28]总书记亦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29]。面对当前网络空间中错误意识形态的圈层化渗透、碎片化表达与感性化传播，还必须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本领。


第一，提升风险辨识能力，精准锁定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节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往往披着“学术外衣”“生活话语”“情感叙事”等伪装形态，其本质与表象之间存在着需要批判性分析才能穿透的张力。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30]一是警惕“学术外衣”下的政治渗透，深入辨析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借“学术探讨”“社会调查”之名，行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之实。二是防范“线上思潮”与“线下行动”的串联，认清特定关键主体常借助加密社交群组、兴趣社群等线上渠道开展圈层化情绪动员并将其转化为现实集体行动的诡计。三是洞察境外敌对势力常常利用社会热点和青年焦虑通过煽情叙事和“情感共鸣”给大学生精心设置的价值陷阱。四是严守重大政治节点，重要会议、纪念活动、敏感事件周年纪念日往往成为境外敌对势力策划“认知战”的有利窗口，应构建“政治日历”风险图谱，强化时段性监测与研判。


第二，优化斗争策略方法，实现原则坚守与灵活应对的辩证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绝非简单的否定性对抗，还需转化为“善于斗争”的策略智慧。首先，应精准区分矛盾性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原则性是斗争的底线，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西方宪政民主等错误思潮侵蚀，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妥协退让。灵活性是斗争的实践方法，对受错误思潮误导的师生，坚持教育引


导为主，通过理论阐释、案例分析、谈心谈话等方式，澄清模糊认识、纠正思想偏差，实现“润物细无声”的引导效果；对恶意传播错误信息、煽动负面情绪的行为，坚持依法依规管控，依托高校网络管理相关规定和法律法规，及时处置违规账号、清理不良内容，筑牢网络空间安全屏障。其次，应注重“靶向治疗”式的精准施策。例如以扎实史料回击历史虚无主义，以发展事实驳斥新自由主义，以权威信息澄清网络谣言。斗争策略的优化，本质上是将毛泽东“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运用于网络空间，使斗争既具有原则硬度，又保留转化空间，避免走向“为斗争而斗争”的极端化倾向。


第三，夯实队伍主体根基，建构专职骨干与师生协同的实践共同体。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体不能仅限于专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而应形成骨干引领与全员参与相结合的组织形态。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3]342这一重要论述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是建强骨干队伍，以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网络管理员为核心，通过常态化理论培训与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其对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研判能力、风险处置能力和理论阐释能力。二是在此基础上激活更广泛的师生力量，发挥党员骨干、学生干部、校园意见领袖的“前哨”作用，培养其对意识形态渗透的敏感性与批判性思维，鼓励他们在日常网络生活中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群体效应。队伍基础的夯实，使得斗争效能从少数专业人员的“单兵作战”转变为全体师生的“协同防御”，从而在组织层面为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可持续的动力保障。


结语


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1]可以说，意识形态在国家存续与时代更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本质上是一场在数字场域中争夺青年意义建构权的深层实践。当前风险的特殊性在于，其不再呈现为外显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内嵌于百年变局政治博弈、社会转型张力、技术生态重构与大学生群体认知特质等多重交织之中，这一风险形态的深层转化，对风险防范路径提出了更高要求。政治引领不能停留于抽象的原则宣示，而需转化为嵌入算法推荐、社群传播等具体场景的制度性在场；价值凝聚不应是主流话语的单向覆盖，而要建构起能够与亚文化


表达展开对话，通过系统的符号生产与话语转换进行意义再生产，在文明互鉴中捍卫真理的价值引领机制；机制构建需超越部门分割的碎片化治理，形成贯通风险感知、态势研判、精准干预的闭环系统；效能提升则更依赖教育主体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本领的整体性升级。面向未来，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将持续面临国际局势博弈、技术迭代与代际更替等多重变量。这意味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要做到有效防范必须时刻保持自身的开放性与适应性，立足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主动追踪技术前沿与青年文化变迁，动态优化话语策略与治理边界，以系统性的自我革新回应不确定性的挑战，方能在数智时代的意识形态博弈中确立持久的主体性地位。


国企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现代化融合路径研究


王辰羽


一、国企意识形过态程工中作存在与的企问业题治理现代化融合


（一）融合认知偏差，存在“两张皮”现象


部分国企对意识形态工作和企业治理现代化融合的认知错位，存在“两张皮”现象。部分企业管理者对意识形态工作和企业治理现代化的融合缺乏科学的认识，把二者看成独立的工作，缺乏全面的、系统性的布局。


在实际工作中，意识形态工作是理论宣传和思想引导，企业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创新和运营效率提升，二者之间缺少衔接。这种认识偏差导致意识形态工作无法深入企业治理的各个环节，不能为企业治理提供思想保障和价值导向。企业治理现代化也无法在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撑下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进而影响企业发展的整体效能，不利于国企的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嵌入不足，治理衔接机制缺失


国企在推进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现代化融合的过程中，部分管理主体与执行者对两项工作的内在关联与协同价值缺少系统认知，未能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在企业治理体系中的政治引领与价值支撑作用。


企业管理层往往将经营效益、管理效率等显性指标作为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独立于治理体系之外的附加任务，在制定发展规划、搭建治理架构、制定管理制度时，很少将意识形态要求融入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这就导致了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现代化建设各自推进、相互脱节，二者在目标设定、资源配置、推进进度、考核评价方面难以形成统一衔接的整体格局。


（三）方式方法陈旧，适配性与实效性不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来看，淡化甚至放弃思政工作就是淡化甚至放弃科学理论对当前国企工作的指导作用，可能会弱化党的领导，影响国企国民经济支柱地位的发挥和目标任务的完成。现阶段，部分国企仍然沿袭传统单向灌输的思路，将意识形态工作等同于宣传教育工作，不能准确把握员工的思想动向。这种单向灌输的思路无法适应现代企业治理的多元化价值诉求，也很难激发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1]。


（四）责任与考核虚化，闭环管理不到位


现阶段，部分国企在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出现责任划分不明晰的问题，由此出现职责边界模糊、主体责任缺位现象，使得员工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相互推诿、落实不力。同时，在考核环节也缺乏相应的指标体系与量化标准，使用的考核方式比较单一，通常以书面汇报、台账检查的形式为主，很难精准评估员工的工作成效。这种责任与考核无法联动的管理模式很难对员工的行为进行约束，使得整改落实流于形式。


二、国企意识形态融工合作路与径企业治理现代化


（一）强化理念融合，筑牢治理思想根基


意识形态作为企业发展的精神内核，不仅塑造着企业的价值取向，更直接关系到治理效能的释放与战略目标的实现。对此，将党的理论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需构建一套系统化、可操作的融合机制，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于企业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形成思想引领与治理实践的良性互动[2]。


国企需将“第一议题”制度与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作为常态化机制，通过制度化安排确保党的创新理论及时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行动指南。该转化并非简单的文件传达，而是需要结合企业实际，将绿色发展、安全生产、合规经营等政策要求嵌入治理理念。例如，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企业可围绕“双碳”目标调整产业布局，将节能减排指标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使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可量化的管理标准。同时，基层宣讲与线上学习平台的结合能够打破时空限制，推动理论学习覆盖至生产一线，形成从上至下的思想共识。此种共识的凝聚为治理合力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支撑，使员工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能够自觉以企业价值观为指引，主动承担责任。


这种治理实践需以理念融合为牵引。企业可以将党员责任区、示范岗与工作流程相融合，让党员在技术创新、成本控制、风险防范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种结合不是形式上的叠加，而是通过责任清单、考核标准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比如，在安全生产领域，党员责任区可承担起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工作，将安全第一的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在合规经营方面，示范岗可牵头制定业务流程规范，通过案例分享、经验交流等方式增强全员的合规意识。通过实践融合，意识形态工作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成为推动企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力量。


从长远来看，理念融合与治理实践的互动要形成闭环。企业应定期评估意识形态要求在治理中的落地情况，并根据落地情况改善融合措施。其中，动态


评估过程不仅仅是文件上的检查，还要通过员工访谈、流程审计等了解理念转化中的障碍与成效。例如，在发现部门绿色发展指标落后时，可以通过分析该部门的理论学习情况是否到位、责任分工是否明确，进而有针对性地优化融合路径，逐步构建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融合模式，让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二）推进制度融合，嵌入治理全流程


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制，而国企党组织工作对意识形态工作不认识、不认可，不能深入研究和部署意识形态工作，导致意识形态工作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仅仅是敷衍上级交办的任务。然而，在国企改革与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期，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现代化有机结合是增强组织韧性、把握战略方向的重要着力点。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融入，需要构建一种将价值引领嵌入治理结构的系统性机制，将其由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管理行为，形成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的治理生态。


国企应在公司章程中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将其纳入党委议事规则的核心议程，并在“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中设立前置审查环节。这意味着要在重大投资、人事任免、改革方案等方面同步评估意识形态风险，确保企业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导向保持一致。例如，企业可以在修订公司章程中将“坚持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细化为具体条款，要求所有决策都要经过党委意识形态研判，使意识形态审查成为决策链条的刚性约束[3]。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工作在治理全流程的嵌入，需要构建闭环管理机制。国企应当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内容，并将其权重提高至10%以上，考核指标需涵盖阵地管理、舆情应对、宣传审查等关键领域。在阵地管理方面，国企应当建立线上线下全渠道管控体系，对企业文化展厅、网站、社交账号等进行动态管控，确保相关内容符合主流价值观。而在舆情处置中，国企可制定分级响应预案，明确从监测预警到处置反馈的时限，通过模拟演练提升应对能力。此外，宣传审核机制则可建立“三审三校”制度，对所有对外发布的内容进行政治性、准确性、合规性审核，防止内容偏差带来的舆论风险。


这一融合模式的实践意义在于打破了意识形态工作与业务经营的二元对立。在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治理规则后，企业不需要额外投入资源进行专项工作，而是可以将其纳入日常工作中。比如：在项目投资评审中，除了经济性、技术性的评审之外，可增加意识形态风险评估维度，保证项目的合规性；在干


部选拔任用时可将意识形态表现作为考察内容，使管理人员主动提升政治水平，形成“业务工作开展到哪里，意识形态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的管理格局。


（三）创新方式融合，提升治理软实力


在国企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工作是企业治理的“软支撑”，如何将意识形态工作与现代化治理进行融合是提升组织效能的关键。这种融合需要企业将价值引领、理论武装等意识形态工作要素融入企业运行过程，通过创新载体、重构场景、激活主体实现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的同频共振。


线上与线下空间的重构能够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更具穿透力的传播场景。其中，短视频平台碎片化的强互动特性，有利于摆脱理论宣讲“单向输出”的困境。比如，企业可以制作“理论微课堂”系列短视频，把党的创新理论转换为3—5分钟的短片并以动画示范、员工现身说法等形式，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工作场景。线下则依托党员先锋岗、创新工作室等实体阵地，将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岗位标准。例如，国企可将“安全第一”的价值观细分为“操作前确认三步骤”“隐患排查五要素”等，将价值引领落地为行动规范。这样一种虚实结合的方式可避免线上传播的“悬浮感”，突破线下活动的覆盖局限，形成“输入—实践—反馈”的闭环[4]。


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核心业务的深度嵌入，需要构建“价值—业务”的转化机制。在安全生产领域可将“人民至上”的理念转化为“风险预控全员参与制”，通过设立“安全观察员”岗位、开发隐患上报小程序等方式，让员工从被动执行者转变为主动守护者。在合规管理中可建立“合规积分制”，将廉洁从业、诚信经营等要求量化为可积累、可兑换的积分，与员工晋升、评优挂钩，使抽象价值观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利益关联。在项目攻坚场景中可通过“党员责任区”“青年突击队”等载体，将“攻坚克难”的精神转化为“问题不过夜”“方案三备选”等具体行动准则，让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推动业务突破的内在动力。


这种融合的本质，是构建“价值引领—行为转化—组织赋能”的治理生态。当意识形态工作不再局限于会议室里的文件学习，而是渗透到生产车间的班前会、项目现场的复盘会、创新团队的头脑风暴中，其才能真正成为凝聚共识、激发活力的“黏合剂”。企业需建立动态评估机制，通过员工访谈、行为观察、文化测评等方式定期诊断融合效果，及时调整载体形式与转化路径，确保意识


形态工作始终与企业治理需求同向同行。


（四）健全机制融合，压实治理责任闭环


在国企治理体系中，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任务，而是和企业的战略决策、风险控制、文化建设等关系密切的治理要素。意识形态责任融入企业治理全过程，根本上是构建政治属性与市场属性有机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依靠顶层设计的制度保障与基层执行的动态闭环。


企业章程是治理的基础，需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法定地位。将党委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这一制度设计并非形式要求，而是通过程序刚性确保政治方向与市场逻辑的平衡。例如，在涉及企业战略重组、重大投资等“三重一大”事项时，需同步关注意识形态风险，将舆论引导、文化认同等纳入可行性论证，避免政治性考量缺位导致决策失误。此外，责任清单的制定要突破“泛化表述”，明确党委宣传部首问责任、基层党支部在员工思想动态分析中的定期报告责任，做到责任的量化。


与此同时，加强考核是机制融合的重要一步，传统党建考核和经营业绩考核的“双线并行”模式，易将意识形态工作淡化。企业应当建立“双纳入”制度，把落实意识形态责任作为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干部考察的主要内容，与薪酬、职位晋升直接挂钩。然而，考核权重不能“一刀切”，需要根据企业行业属性、业务特点进行调整。对于传媒类企业可以提高权重，对于制造类企业可以考察员工的思想稳定性。考核结果的运用需形成闭环，对于不作为的单位实施“一票否决”，对于做得好的予以表彰推广，通过差异化奖惩强化制度刚性。此种“部署—督查—整改—提升”的循环，促使意识形态工作从“软任务”走向“硬约束”，实现企业治理和政治领导水平的同步提升。


综上所述，国企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治理现代化融合是顺应时代趋势、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通过强化理念融合筑牢治理思想根基、推进制度融合嵌入治理全流程、创新方式融合提升治理软实力、健全机制融合压实治理责任闭环等方式，促使意识形态工作成为企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共同推动国企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新跨越。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也


（2026年3月30日）


总书记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政治安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坚持理论创新，增强意识形态解释力


合法性解释是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也即是为政党的组织行为提供理论依据。理论只有解释现实，才能说服群众、掌握群众。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不断涌现出大量新的课题，亟须我们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回答。


一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坚持理论创新重点要解决“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当前，存在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作僵化的教条机械套用；另一种则是歪曲背离。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总书记深刻指出：“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不是刻舟求剑，还要往前发展、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推动理论创新，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既“不忘老祖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保证理论创新的前进方向，又要“敢于讲新话”，着眼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难题，以问题为导向，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认识，总结实践经验，回应时代课题，形成新的理论。


二是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和精华所在，蕴含着丰富的治国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坚持理论创新，要深入挖掘并广泛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智慧与当代价值，不断吸收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其焕发出新的光彩。


三是尊重人民的鲜活实践。科学的理论绝不会在头脑中自发形成，只能是


生成于变革现实、解决问题的实践之中。人民群众的鲜活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坚持理论创新，要走好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扎根实践，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力量，及时将人民群众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系统的理论，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智慧、顺应人民的呼声。


深化理论武装，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


意识形态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要深化理论武装，使科学理论更好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一是做好党的理论宣传工作。通过加快宣传阵地的建设、创新理论的话语表达与理论宣传的形式，促进媒体的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架起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的桥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是突出党员干部关键群体。党员干部是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理论武装的重点群体。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理论学习长效机制，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党内集中教育等形式，坚持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全面学习和重点学习相结合。通过理论学习，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提高党员干部对错误思潮的辨别力和洞察力。


三是改进学校的思政课教学。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关系着事业发展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党的大会报告指出：“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深化理论武装，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主渠道，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为主要内容，厚植思政课的文化力量根基，以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支撑，不断改进思政课教学方式，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结合起来，“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敢于理论斗争，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敢于进行理论斗争，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判，遏制各种错误思想蔓延。


一是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党员干部不能做“骑墙派”“看风派”和“老好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当“鸵鸟”，遇到困难绕着走，而是要敢于当战士，及时了解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观点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敢于发声，旗


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激浊扬清，不断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是增强斗争本领。进行理论斗争，既要发挥顽强的斗争精神，也要具备高超的斗争本领。总书记指出：“现在领导干部有个‘本领恐慌’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本领不足是理论素养不够。”党员干部既要自觉加强理论学习，深化理论武装，提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又要增强分辨能力，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及时处理，做到防患未然。


三是要提升斗争的策略。斗争是一门艺术，硬干、蛮干不仅难以达到斗争的目的，甚至可能事与愿违、走向反面。在斗争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讲究方式方法，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效结合起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企业宣传工作如何服务意识形态建设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酱酒集团有限公司吴明雪


（2026年1月8日）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唯有将意识形态属性贯穿宣传工作全过程，精准锚定企业发展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点，方能抓住工作本质。为有效破解企业宣传与意识形态建设协同不足的问题，本文围绕企业宣传工作服务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展开分析与研究。研究表明，通过深耕内容创作、整合传播渠道、强化队伍建设，既能构建立体传播架构，又能充分释放宣传工作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引领作用，从而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深耕内容创作打造优质精品


在企业宣传工作服务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凭借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内容，可将企业核心价值观、发展理念等意识形态内涵，转化为贴近员工生活、契合公众认知的具象化表达，转化为员工与社会公众可感知、可认同的精神内核。


以企业“奋斗者文化”宣传内容创作为例，情绪在深耕内容创作支持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内容选材阶段，聚焦研发一线与市场前线的普通员工，挖掘其克服困难的真实故事；内容呈现阶段，真实记录研发人员在实验室重复调试参数的坚持，以及测试失败的沮丧与技术突破的欢呼，并将这些细节整合为短视频与图文报道，在内部办公平台与外部媒体渠道发布；内容传播延伸环节，邀请研发团队成员参与新员工培训课堂分享研发过程中的思想与感受，同时将真实案例融入企业文化手册，作为新员工入职培训教材。实践证明，企业宣传真实实践内容并融入人物真挚情感后，有效拉近了意识形态与群众的心理距离，切实达成了对内凝聚共识、对外塑造形象的目标。


整合传播渠道构建立体矩阵


在企业宣传工作服务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深度整合传播渠道、构建立体架构，结合不同渠道的受众特征与传播优势进行内容适配，精准定位不同群体的信息接收习惯与偏好，既能突破以往单一传播渠道的局限，又能实现线上线下渠道协同联动、优势互补，确保企业意识形态内容精准触达、深度渗透。


某企业在宣传“不服输、诚实干，不满足、创新干，追求卓越、知行合一、创新共赢”精神时，构建了多维度立体化传播渠道架构。线上渠道整合官方网


站、AAA公众号、报纸等平台，打造差异化内容传播体系：报纸内刊开设专栏，推送企业发展史料、模范职工事迹、重点技改项目纪实等内容，满足受众深度阅读需求；AAA公众号推出“企业人故事”系列文章，以图文融合形式展现一线职工与技术人员的工作日常，增强内容可读性与感染力；同时，建立线上平台联动机制，推动内容分层传播与流量转化。线下渠道通过内部培训、主题展览、模范讲堂等形式，深化员工对企业精神的认同；定期组织模范职工进一线、进班组活动，邀请优秀职工分享奋斗经历与心路历程，激发员工使命感与荣誉感。此外，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将线上爆款内容转化为线下展板、手册等物料，将线下活动精彩瞬间上线传播，同步开展话题互动与留言征集，引导员工和公众主动参与讨论分享，形成线上线下双向引流、同频共振的传播格局，促进企业精神持续深入人心。


强化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


为有序推动企业宣传工作服务意识形态建设，需打造政治素养过硬、专业能力扎实、创新意识突出的宣传人才队伍，注重培养兼具意识形态把控能力与宣传策划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明确将政治引领能力列为人才选拔的核心标尺，为意识形态内容的创作与传播提供智力支撑。


在强化队伍建设赋能企业精神的过程中，某企业构建了覆盖全流程的宣传队伍培育体系，切实提升队伍专业水平与思想站位。人才选拔环节，围绕职业素养与专业能力设定标准，建立内部人才选拔机制，从一线岗位选拔精通生产流程、了解员工真实需求的骨干，形成专业人才与业务骨干相结合的复合型宣传团队。人才培养环节，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理论实践并重的立体化培训体系：线上依托企业内部学习平台，开设企业精神理论、新闻写作技巧、短视频拍摄剪辑、舆论引导等课程；线下组织专题培训、案例研讨、实地观摩等活动，邀请行业专家与资深媒体人授课，提升团队实战能力。在考核激励环节，企业构建了与企业精神建设成效紧密挂钩的考核机制，将价值导向、传播效果、员工认可度等纳入考核指标，并把考核结果与岗位晋升、薪酬待遇相联系，充分激发宣传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实践表明，通过落实全方位的培育与激励模式，企业成功打造出一支能力过硬的宣传队伍，为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长效开展筑牢了人才根基，为企业精神的深度传播提供了人才支撑。


综上所述，企业宣传工作与意识形态建设息息相关，宣传工作是意识形态建设在企业落地生根的重要载体与传播桥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


需以优质内容为核心载体，结合时代发展趋势与员工思想动态优化宣传策略，精准对接不同层级受众的认知需求，才能有序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展望未来，随着传播技术的持续更新与企业发展理念的全面升级，企业宣传工作要服务于意识形态建设，需不断探索创新路径，积极拥抱新媒体技术与传播新范式，增强宣传内容的吸引力与穿透力，最终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贡献力量。


浅谈国企如何做好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田露


（2026年3月3日）


一、引言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国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其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到企业改革发展方向、职工队伍稳定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深化、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及多元社会思潮交织冲击，国企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挑战、新要求。本文结合新时期国企发展实际，从明确工作重要性、分析现存挑战入手，提出强化理论武装、创新传播方式、融入生产经营、建强工作队伍、完善考核机制等实践路径，为国企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二、新时期国企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与现实挑战


意识形态工作是国企“根”与“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国家层面看，国企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其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经济领域的落地成效，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关键环节。从企业层面看，意识形态工作能够凝聚职工思想共识、激发干事创业动力，尤其在国企深化改革、应对市场竞争的过程中，稳定的思想环境是破解发展难题、防范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从职工层面看，新时期国企职工结构呈现年轻化、知识化特征，其价值观念、利益诉求更趋多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能够引导职工将个人发展与企业使命、国家战略相结合，增强归属感与责任感。


同时，新时期国企意识形态工作也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加剧思想引领难度。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错误思潮通过网络平台渗透，部分职工出现理想信念淡化、集体意识弱化等问题，对国企承担的社会责任、党建引领作用产生认知偏差。二是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风险防控压力增大。短视频、社交平台等传播载体具有即时性、互动性，不实信息、负面舆情易快速扩散，不仅影响企业形象，还可能动摇职工对企业发展的信心。三是意识形态工作与生产经营“两张皮”现象仍存。部分国企将意识形态工作视为“软任务”，存在重业务指标、轻思想建设的倾向，工作形式单一、内容空洞，难以引发职


工情感共鸣，导致工作实效大打折扣。四是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专业素养有待提升。部分工作人员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政策法规、工作方法掌握不够熟练；队伍结构不合理，青年骨干较少，基层缺乏专职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兼职人员的工作精力有限，难以满足工作需要。


三、新时期国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路径


（一）以理论武装为核心，筑牢思想根基


强化理论武装是国企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要将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工作全过程，确保思想引领的政治性、科学性。一是完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年度学习计划，通过专题研讨、专家辅导等形式，提升领导班子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与统筹能力，发挥“头雁效应”。二是推动理论学习向基层延伸，开展“分层分类学思想”活动，针对管理层、党员骨干、青年职工、一线员工等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学习内容和形式，实现学习全覆盖、无死角。三是利用“学习强国”“共产党员网”等平台，搭建线上学习矩阵，鼓励职工自主学习，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学习格局，引导职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以创新传播为抓手，提升工作实效


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需适应传播环境变化，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吸引力与感染力。在传播载体上，突破传统会议、宣传栏的局限，充分利用企业AAA公众号、视频号、内部APP等新媒体平台，制作贴近职工生活的内容产品。例如，拍摄“国企工匠”系列短视频，展现职工爱岗敬业的精神风貌；开发“企业发展史”H5页面，让职工通过互动体验了解企业奋斗历程，强化文化认同。在传播内容上，注重“小切口”展现“大主题”，围绕职工关心的薪酬福利、职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实际问题，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政策解读、谈心谈话中，避免“空对空”说教。例如，通过开展“我为企业献良策”征文、“身边榜样”演讲比赛等活动，让职工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参与者、传播者，提升工作的针对性与亲和力。


（三）以融入经营为关键，实现协同发展


国企意识形态工作不能脱离生产经营实际，需找准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实现“思想引领”与“发展赋能”的有机统一。在企业改革攻坚阶段，意识形态工作要主动介入，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向职工讲清改革的必要性、目标


任务及利好政策，化解抵触情绪，凝聚改革共识。如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在推进数智化改革过程中，通过组织技术骨干交流转型经验、召开职工座谈会倾听诉求，引导职工理解改革、支持改革，确保改革工作顺利推进。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将意识形态要求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制定符合企业特点的核心价值观、行为准则，通过评选“文明集体”“岗位标兵”等活动，将思想引领转化为职工的自觉行动。同时，关注职工思想动态，定期排查职工思想矛盾，及时解决合理诉求，防范因思想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四）以建强队伍为保障，提升工作能力


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是做好新时期国企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一方面，优化队伍结构，选拔政治素质高、理论功底扎实、熟悉新媒体技术的年轻干部充实到意识形态工作岗位，同时吸纳工会干部、优秀党员、职工代表参与工作，构建“专兼结合”的工作队伍。另一方面，加强队伍培训，定期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者参加专题培训，内容涵盖党的创新理论、舆情应对技巧、新媒体运营等，提升其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此外，建立激励机制，对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给予表彰奖励，激发工作积极性；同时完善考核机制，将意识形态工作成效纳入干部考核、党支部考评体系，与绩效挂钩，倒逼工作责任落实，确保意识形态工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四、结语


新时期国企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内在需要。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国企需提高政治站位，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职工思想动态，在理论武装上求“深”、在传播方式上求“新”、在融入经营上求“实”、在队伍建设上求“强”，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引领力、凝聚力、影响力，为国企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全媒体时代国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舆论引导能力提升研究


内蒙古青城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其木格


（2026年4月30日）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处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随着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已进入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即时化、互动化与圈层化的特点，舆论场域日益复杂多元。这既为国企创新宣传思想工作、弘扬主旋律开辟了新空间，也使意识形态风险点增多、燃点降低、防控难度加大。当前，部分国企在舆情应对、价值引领和形象塑造等方面，仍存在认识不足、机制滞后、能力不强等问题，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因此，深入探究全媒体时代国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


一、全媒体时代国企意识形态风险的新特征与新挑战


传统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相对集中、传导较慢。全媒体时代，风险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隐蔽性、突发性、交织性、泛在性等新特征。


风险源头多元化与隐蔽性增强。风险源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或重大事件，一条内部员工的片面吐槽、一个断章取义的短视频、一场专业领域的争议，都可能通过社交网络、自媒体平台被无限放大、扭曲解读，演变为冲击企业乃至行业形象的意识形态风险。风险的生成更具草根性、偶发性，发现和预警难度加大。


风险内容碎片化与情绪化凸显。海量、碎片化的信息传播，削弱了系统性、深度化叙事的影响力。极端化、情绪化的表达更容易吸引眼球、引发共鸣，理性对话空间受到挤压。涉及国企的薪酬福利、社会责任、内部管理等话题，极易被标签化、情绪化叙事裹挟，冲击公众对国有经济的认同感。


风险传播裂变化与圈层化并存。信息借助算法推荐和社交关系链，呈现病毒式、指数级扩散态势，风险扩散速度极快。同时，基于兴趣、职业、观点的网络圈层逐渐形成，圈层内部信息同质化、观点强化效应明显，外部信息难以有效渗透，导致风险在特定圈层内持续发酵，形成“信息茧房”和“舆论飞地”，增加了引导和疏解的复杂性。


二、构建全媒体时代国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体系


应对上述挑战，必须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警、事中干预，构建系统、科学、高效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体系。


健全全时全域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整合内部监察、审计、信访、工会等渠道信息，并借助专业的舆情监测工具，对新闻网站、社交平台、短视频应用、专业知识社区等进行7×24小时不间断扫描。关注涉及企业改革发展、党的领导、国资监管、社会责任、劳资关系、高管言行等方面的敏感信息，设定科学的风险评估指标，实现风险分级分类预警，变“救火”为“防火”。


完善精准高效的风险分析研判机制。组建由党群部门牵头，宣传、法务、运营、技术等部门协同，必要时引入外部专家参与的研判团队。不仅分析风险表象，更要深挖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利益诉求、舆论推手及潜在联动风险。


建立快速协同的分级响应处置机制。根据风险等级，制定标准化、差异化的应急响应预案。明确不同级别风险下，决策指挥、信息发布、口径管理、舆论对冲、线下处置的责任主体与流程。确保在黄金响应期内，权威声音能够第一时间抵达关键传播节点，掌握定义权、解释权。


三、提升全媒体时代国企舆论引导能力的关键路径


防范风险是底线，有效引导是更高要求。提升舆论引导能力，需实现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设置”、从“单向灌输”到“对话沟通”、从“传统叙事”到“全媒表达”的转变。


提升主流叙事与价值引领能力。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企业核心使命、科技创新突破、社会责任履行等，精心策划主题宣传。善于将“国之大者”与企业实践、宏大叙事与微观故事相结合，打造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传播内容。


提升专业素养与对话沟通能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熟悉网络传播规律的复合型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引导干部员工，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升媒介素养，学会在聚光灯下开展工作，善于运用网言网语与公众、媒体及内部员工进行平等、坦诚、有效地沟通。


提升技术赋能与全媒体传播能力。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分析公众情感态度和关注焦点，实现内容精准推送和效果智能评估。打造集新闻发布、政策解读、形象展示、互动服务于一体的自有新媒体矩阵。创新传播形式，运用短视频、直播、H5、动漫、数据新闻等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


四、结论与展望


全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无形而激烈，舆论环境复杂而多变。国有企业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是一项关乎根本、关乎长远的系统工程。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深刻把握全媒体传播规律，坚持“防”“导”结合、以“导”为主的原则。既要构建起严密高效的风险“防火墙”和“隔离带”，确保意识形态阵地稳固；更要主动进军主战场，掌握传播制高点，不断提升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唯有如此，国有企业才能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有效化解风险、弘扬主流价值、凝聚广泛共识，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推动自身持续健康发展营造更为有利的内外部环境。


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协同治理研究


邓海莹


0.引言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正深刻重塑人类社会格局。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共享的智能时代。”[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意义和时代价值。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实现了意识形态内容的智能生成、精准传播与动态感知，同时显著提升了意识形态治理的效能。然而，技术革新往往伴随着不可忽视的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技术化”与“隐蔽化”的巨大风险。算法黑箱、深度伪造、信息茧房等现象不仅对传统意识形态治理模式构成严峻挑战，更可能侵蚀社会共识，甚至动摇价值根基。202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构建多元协同、人机互嵌的治理体系，为本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导和实践方向[2]。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构建“技术—制度—主体—文化”四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分析意识形态风险的表现形态及其生成逻辑，并提出协同治理路径。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治理难题，也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1.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耦合的理论逻辑


1.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技术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嵌入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都不是可以直接从人们的精神发展中找到根源，它们根植于物质生活过程。”[3]这意味着，任何技术形态都承载着特定的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人工智能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发展同样无法脱离社会制度与价值导向的塑造。从技术哲学角度看，AI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算法设计源于开发者的价值预设，数据选择隐含文化偏好；其二，技术应用服务于


特定政治经济目标，如社会治理或商业扩张；其三，技术影响重塑人类认知方式，进而重构意识形态的接受路径。因此，不能将AI简单视为“工具”，而应看到其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这种内生的意识形态性要求我们超越工具理性，从价值理性的高度审视技术发展。


1.2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机制


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之间并非单向决定，而是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意识形态塑造AI的发展路径。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技术取向差异明显：欧美社会强调隐私保护，推动联邦学习与差分隐私技术发展；中国则注重社会治理效能，AI更多应用于公共安全、信用体系等领域。价值导向决定了技术研发的重点与边界。另一方面，AI反过来重塑意识形态的传播逻辑。推荐算法改变了信息分发机制，使内容更加个性化；生成式AI降低了内容创作门槛，催生海量非主流叙事。这种变革既促进了表达多元化，也加剧了观点极化与认知封闭。更需警惕的是，AI既能被主流意识形态用作传播工具，也可能被极端势力利用进行煽动与操控。技术本身无善恶，但其应用却深刻影响着思想领域的平衡。


1.3技术赋能与伦理约束的辩证统一


技术赋能与伦理约束的张力，构成了AI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核心命题。技术赋能体现在：情感分析可实时监测舆情动向；计算机视觉能识别深度伪造内容；大数据模型可预测风险趋势。这些手段极大提升了治理的预见性与精准度。但若缺乏伦理约束，技术可能反噬社会。算法歧视加剧社会不公，数据滥用侵蚀公众信任，自动化决策削弱人的主体性。例如，某些平台为追求流量，放任极端内容传播，导致公共讨论失序。因此，必须建立伦理框架，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于人民利益。这不仅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唯有在技术进步中坚守人文底线，才能实现真正的善治。


2.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多维透视


2.1算法黑箱与价值失范的技术层风险


算法黑箱问题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技术基础[4]。深度学习模型因其复杂性难以解释，决策过程如同“黑箱”，难以被外界理解和审查，导致公众无法监督其公正性。这种不透明性不仅可能导致算法歧视和决策不公，还可能隐藏价值偏见和意识形态倾向。例如，内容推荐系统可能因训练数据偏差，长期推送特定立场信息，潜移默化影响用户认知。深度伪造技术则进一步放大风险。借助生成对抗网络与大模型，虚假音视频可达到以假乱真程度，用


于政治抹黑、社会煽动。此类技术动摇了“眼见为实”的认知基础，破坏社会信任。更极端的是自主武器系统，将生死决定权交予算法，不仅挑战伦理底线，也可能改变战争的性质和国际关系准则。如果缺乏有效的国际监管，自主武器可能被恐怖主义组织或极端势力利用，对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2法律滞后与治理赤字的制度层风险


当前全球AI治理呈现碎片化，这种制度性分歧为意识形态风险提供了生存空间。主要经济体在监管理念和立法取向上存在明显差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实行风险分级监管，强调透明与问责[5]；美国则倾向行业自律，鼓励创新。制度差异导致跨国监管漏洞，为意识形态渗透提供可乘之机。平台责任界定模糊是另一个重要的制度性风险。大型科技公司掌握算法主导权，其算法设计和内容管理政策对意识形态传播具有深远影响。但其商业逻辑优先于公共利益，内容审核常滞后或选择性执行。尽管我国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但细则仍需完善。此外，数据主权争议日益激烈。美国《云法案》允许跨境调取数据，被批评为“数字霸权”；欧盟GDPR强化本地化存储，却可能导致市场割裂。数据之争实为治理权之争，关乎国家文化主权与意识形态安全。


2.3素养缺失与认知偏差的主体层风险


数字鸿沟的加剧是人工智能时代主体层风险的重要体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数字鸿沟正从“接入差距”转向“能力差距”。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在AI使用中处于劣势，易成为虚假信息与算法操控的受害者。他们缺乏辨别能力，更容易陷入认知偏差。批判性思维弱化同样令人担忧。斯坦福研究显示，长期依赖算法推荐的用户，独立思考能力显著下降。他们在“信息茧房”中只接触相似观点，形成认知闭环，加剧社会撕裂。更危险的是情感操纵的技术化。AI可通过分析用户情绪，精准投放煽动性内容，激发恐惧或愤怒，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其中令人忧虑的是，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可能使外部力量直接干预人类的神经活动和情感体验，这对个体自主性和人性尊严构成了根本性挑战。


2.4技术霸权与文化冲击的国际层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风险。全球AI技术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这种技术优势可能转化为意识形态影响力，形成“算法殖民”。例如，西方平台通过统一算法向全球输出其价值观，挤压本土文化生存空间。此外，文化同质化风险亦不容忽视。全球平台


采用标准化推荐机制，这可能导致全球文化趋向单一化和标准化，削弱文化多样性和地方特色，导致地方文化边缘化，世界文化生态趋于单一。弱势意识形态难以获得传播机会，多样性受到威胁。同时，AI已成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工具。在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被用于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操纵舆论、干预他国内政等。若无有效合作机制，此类行为可能引发新的地缘冲突。


3.构建人工智能意识形态治理生态系统的协同路径


3.1技术规制层面建立算法伦理审查机制


推动可解释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增强算法透明度和可信度的关键途径。可解释人工智能通过揭示算法的决策逻辑和推理过程，使AI系统的运行机制更加透明和易于理解。在意识形态治理领域，可解释人工智能能够协助监管机构和公众深入理解内容推荐、信息过滤等算法的运作原理，及时发现并纠正潜在的偏见和错误。例如，在社交平台部署可解释推荐系统，让用户了解为何看到某类内容，增强监督能力。构建多层次伦理评估框架也至关重要。该框架应涵盖技术公平性、社会影响与全球包容性。我国可结合国情，制定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AI伦理标准，引导技术向善。发展技术治理工具，是提升监管能力的重要支撑。如深度伪造检测系统、算法审计工具、智能舆情监测平台。例如，基于深度学习的伪造内容检测系统可识别AI生成的虚假图像、视频和音频；算法溯源技术可通过分析内容特征追踪信息的来源和传播路径；智能舆情系统可实时监测网络舆论动态，预警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这些技术工具的应用，将显著提升意识形态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


3.2制度保障层面完善法律规范与监管体系


建立分级分类的监管框架是应对AI风险的系统性方案。可借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风险基础方法，将AI系统按风险等级划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和最小风险4个类别，实施差异化的监管要求[6]。对于涉及意识形态传播的高风险AI系统，如社交媒体的推荐算法、内容生成系统等，应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包括强制性伦理审查、算法透明度要求和人工监督机制。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这类监管提供了初步框架，未来还需进一步细化实施细则和标准规范。强化平台问责机制是压实监管链条的关键环节。大型数字平台作为AI技术的主要应用者和传播渠道，应在意识形态治理中承担主体责任。这包括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防止虚假信息和有害内容


的传播；提升算法透明度，向用户和监管机构说明推荐算法的基本原理和价值取向；建立投诉和救济机制，及时处理用户反馈和投诉。监管部门可通过约谈、罚款、暂停服务等措施，督促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对严重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惩处。推动国际监管合作是应对跨国意识形态风险的必然选择。人工智能技术的跨国性和网络空间的无界性，决定了单一国家的监管措施难以完全有效。因此，需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推动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中国可积极参与联合国、G20等多边机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讨论，发起和参与国际AI治理倡议，与各国分享治理经验，协调监管政策。尤其在数据跨境流动、算法透明度标准、深度伪造治理等领域，需加强国际协调，形成治理合力。


3.3主体赋能层面提升公众数字素养与批判能力


将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培育数字公民的长远之策。人工智能素养不仅涵盖技术使用技能，更包括伦理意识、批判思维和社会责任。教育部门应将AI伦理和批判思维训练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开发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素养教育课程和教材。高等教育机构则需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养学生在专业领域应用AI技术的同时，能够思考和应对其社会影响及伦理挑战。此类教育应强调价值观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技术观和伦理观，增强抵御不良信息和技术异化的能力。开展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行动，是弥合数字鸿沟的重要举措。针对老年人、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等数字弱势群体，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和支持服务。这包括基础数字技能培训、AI应用辅导、网络安全教育等内容。培训形式可灵活多样，结合社区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等多种渠道，采用游戏化学习、体验式教学等创新方法，提升培训的趣味性和实效性。通过全面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可有效增强社会整体应对AI风险的能力。培育理性健康的网络文化，是抵御意识形态风险的社会基础。媒体、学校、家庭和社会组织应共同努力，营造批判性思维和理性讨论的文化氛围。媒体应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提供准确、全面、客观的信息，帮助公众提高信息鉴别能力。学校和家庭应注重培养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思维，教导他们如何理性对待网络信息和技术应用。社会组织可通过开展各类公众教育和讨论活动，促进不同群体间的对话与理解，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抵抗力。


3.4文化引领层面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矩阵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渠道。主流媒体可运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


虚拟现实等技术，开发互动性强、沉浸感深的传播产品。例如，借助AI主播实现多语种、全天候的新闻播报；利用VR/AR技术创建虚拟展览和体验空间，生动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开发智能对话系统，为公众提供个性化的理论学习和政策解读服务。这些创新传播方式能够显著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构建智能化的意识形态传播评估和优化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可对意识形态传播效果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传播中的问题和不足。例如，借助舆情分析系统追踪公众对特定政策和理论的反响及态度变化；利用预测模型预判意识形态风险的发展趋势。基于这些分析结果，可动态调整传播策略和内容设计，提升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7]。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人工智能技术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过机器翻译和多模态生成技术，可突破语言和文化障碍，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分析国际舆论场的情感倾向和关注焦点，有针对性地设计和调整对外传播内容。借助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和智能推荐算法，扩大中国内容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度。在此过程中，需注重跨文化传播的规律和技巧，以国外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传达中国价值和中国理念。


4.结语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技术、制度、主体、国际四个维度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并提出“技术规制—制度保障—主体赋能—文化引领”的协同治理路径。研究发现：AI既为治理提供新工具，也带来算法黑箱、深度伪造、信息茧房等技术风险；法律滞后、平台失责等制度风险；素养不足、认知封闭等主体风险；技术霸权、文化同质化等国际风险。这些挑战要求我们摒弃单一治理思维，转向多维度协同。未来，随着量子计算、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意识形态安全将面临更复杂局面。为此，应加强前瞻性研究，健全风险预警机制，推动国际合作。具体建议包括：1）制定国家层面的AI伦理准则与治理框架；2）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共治；3）加强人才培养与科技攻关；4）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唯有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技术发展与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才能构建清朗网络空间，迎接智能时代的真正到来。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新范式


李荣胜、胡慧丽


在人工智能时代，以智能推荐算法为核心、具有数据霸权等属性的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为影响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党的大会报告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1]（P43）高校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领域[2]，肩负着培养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其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科学研判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机遇，清醒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并提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发展的新范式，对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机遇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深刻影响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与模式。人工智能既能打破物理边界，拓展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也能提升传播的靶向性与实效性，增强价值认同的情感温度与体验深度，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实现从“单向灌输”到“精准赋能”的转型。


1.拓展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传统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受制于物理的时空边界，呈现“仪式化”“时段性”等特征，传播的广度有限、深度不足。在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可借助三维可视化技术、感官交互科技以及沉浸式音频系统等前沿技术，有效突破传统高校意识形态传播的时空藩篱。在时间维度上，基于云原生架构与边缘计算的教育系统支持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现教育资源的实时更新、学习过程的全程可溯与教学内容的动态适配，推动教育模式从“集中灌输”转向“持续伴学”。在空间维度上，5G+VR/AR技术创造了高保真、低延迟的沉浸式虚拟教学环境，师生可通过全息影像实现跨地域的“共场”互动，使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从实体场所延伸至虚实融合的无限场域，这不仅打破了地理隔阂，更通过场景复用与资源再利用，极大拓展了高校主流价值传播的覆盖半径。


2.提升了高校意识形态传播的靶向性与实效性。传统高校意识形态传播通常采用“大水漫灌”式的单向灌输，内容同质化严重、个性化不足，难以适应大学生群体的差异化、圈层化认知特点。在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可通过使


用大数据网络搜索平台，实时汇聚并分析大学生的多源数字足迹（如学习行为、社交互动、情感反馈等），构建精细化的大学生用户数字画像与动态知识图谱。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智能资源推荐系统，实现高校主流价值内容的“量体裁衣”与“点对点”精准推送，从而有效提升高校意识形态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例如，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大学生，自动生成与其知识结构相契合的理论阐释案例；依据实时舆情热点，动态调整宣传议题与话语策略。这种“数据


—算法—反馈”的闭环机制，推动了传播范式从“供给主导”到“需求牵引”的深刻转变，显著提升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匹配度、说服力与转化效能。


3.增强了高校意识形态认同的情感温度与体验深度。传统高校意识形态传播多依赖于文本、音频与静态图像，表现形式单一，情感唤起与体验沉浸感不足，影响了价值内化的效果。在人工智能时代，VR/AR/MR等信息技术的兴起打破了原有以单纯的文字符号、图像视频、语音等二维方式呈现信息的单调格局，能够为大学生用户构建全方位、多角度、低失真的场景。例如，利用VR历史重演技术让大学生“亲历”重大历史时刻，通过MR混合现实将抽象理论可视化、具象化，借助情感识别技术实时感知并响应大学生的认知情绪状态。这种多感官通道协同的沉浸式教育，可使大学生从“旁观者”转变为“体验者”与“参与者”，在具身认知与情感共鸣中深化对主流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从理性说教向共情引导跃升，实现了价值传播的“软性嵌入”与“润物无声”。


二、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在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其隐蔽性、虚拟性与多元性也冲击着高校意识形态传播的权力结构。在人机互动的动态进程中，在技术赋能与价值博弈相互交融的语境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认知建构、算法渗透和制度治理等多重风险。


1.主体素养滞后削弱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力。一是数智技术认知迟滞。部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对人工智能存在“技术冷漠”或“技术焦虑”，对人工智能持怀疑甚至排斥态度，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缺乏主动运用人工智能的意识，难以有效适应数字化传播环境。二是数智技术能力不足。部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缺乏系统的数字技术训练，对大数据分析、算法推荐等技术的理解多停留于表层，在数据挖掘、可视化呈现、短视频制作等方面能力不足，难以将优质内容有效转化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态，制约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


三是数智伦理与责任意识薄弱。部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过度追求信息获取与分发的效率，而对数据隐私保护、算法偏见与公正性等伦理议题缺乏足够敏感，对自身应承担的伦理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认识不清，易因技术使用失范而引发隐私泄露、信息失真等次生风险。


2.数据主权危机虚化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公信力。一是数据质量风险。人工智能是基于大数据预训练的语言模型，在训练素材中可能包含来源不明、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携带隐性价值导向的数据信息，导致生成的内容很可能会偏离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二是数据泄漏风险。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人工智能的应用通常需要借助第三方技术平台才能实现。这类平台依托大数据等关键技术，具备大规模、长时段的数据汇聚与存储能力，但部分第三方机构受商业利益驱使，存在未经授权采集个人信息、超出约定范围使用数据乃至擅自篡改数据等行为，导致大学生隐私泄露，影响大学生各方面安全。三是数据壁垒风险。当前高校内部各部门之间、各高校之间的数据系统相互独立，缺乏统一标准与共享机制，导致跨校际、跨部门的数据流转受阻，资源难以整合，制约了人工智能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协同应用。


3.技术渗透隐性消解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力。一是算法黑箱问题。人工智能的决策过程高度依赖复杂的内部数据结构与运算逻辑，其从海量信息中筛选、排序并呈现结果的内部运行机制对大学生用户而言是不透明的和不可解释的。这种“黑箱”效应使得技术过程本身成为一个隐蔽的意识形态灌输渠道，境外势力可能借此技术特性，将蕴含特定政治意图的数据嵌入模型训练集，在大学生无意识的信息接触中完成价值渗透。二是技术偏见问题。作为技术规则的设计主体，开发者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倾向会通过参数设置与权重分配等机制固化于算法结构之中。若开发者存在道德失范或持有特定政治倾向，可能会在信息推送中系统性地边缘化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使技术工具异化为价值引导的隐蔽偏向性力量。三是信息茧房问题。算法推荐系统基于大学生用户兴趣与行为轨迹进行个性化内容分发，易使部分大学生固于同质化、圈层化的信息环境。这种长期接触单一观点的状态，不仅窄化了其知识视野，更在潜移默化中削弱其独立思考与理性辨析的能力，易导致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在无形中被稀释和边缘化。


4.制度治理缺失弱化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内控力。一是制度建设尚不完善。在人工智能的应用过程中，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的细化规则与标准仍然


比较滞后，特别是在高校这一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场域，关于人工智能市场准入、数据权益界定与合规使用、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等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仍有待完善。二是自主监测系统缺失。多数高校在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时，尚未构建起一套完善的、能够实现实时监测与智能预警的技术防护体系，其信息收集工作仍主要依赖人工检索，缺乏自动化工具对海量、多模态的网络信息进行深度挖掘与实时分析，无法精准捕捉网络舆论场中的细微变化与潜在风险。三是主体责任意识不强。部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存在认知偏差，或将其视为次要任务，或片面归责于特定部门，甚至视之为“务虚”工作，责任清单不够明晰、分工协作机制不畅、督查考核流于形式、问责追责力度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三、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对策建议


党的大会报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3（]P43）。面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多样态意识形态风险，高校可从人才队伍建设、算法治理、精准化与沉浸式教育生态构建、制度政策保障等多元维度出发，采取切实可行且高效的对策举措，全面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体系建设与创新发展。


1.优化人才队伍，打造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专业团队。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网信领域高端人才”[4]（P168）。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社会各领域的时代背景下，建设一支政治坚定、本领高强、适应数智化发展要求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专业队伍，已成为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提升育人效能的战略性工程。一要提高数智信息素养。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技术变革带来的时代契机，主动拥抱技术变革，通过系统学习相关著作、参与讲座培训，深入理解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应用场景。二要提升数智技术应用能力。高校可通过内部选拔、外部招聘等形式建立一支智能技术团队，定期为意识形态工作者开展相关数智技术应用培训，引导其掌握人工智能知识，了解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和背后的算法运行机制，以及其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具体应用和潜在风险。三要遵循数智技术伦理要求。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要树立“技术向善”与“人机协同”的数智教育观，严格遵守数据伦理规范，特别是在收集、处理与分析学生行为数据时，必须将维护学生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置于首位，完善知情同意机制，防范数据滥用。


2.夯实数据基础，筑牢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安全屏障。数据是人工智


能的基本元素，数据安全事关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一要打造自主数据库。要构建人工智能公共训练数据平台，系统整合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库、主流媒体数据等权威内容，用主流意识形态数据训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使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深度内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内核与逻辑导向，使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靠载体。二要加强数据安全保护。要严格规范数据采集行为，依据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制定统一标准，明确数据收集范围与权限；要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防护机制，综合运用加密存储、访问控制、匿名化处理等技术手段，确保数据在静态存储与动态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要科学界定数据使用边界，通过制度规范与技术管控相结合，明确各类数据在教育、科研等场景中的使用限度。三要加强数据共建共享。要打破部门与平台间的数据壁垒，构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数据的协同共享机制；要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安全接口规范，在确保数据主权与隐私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动优质意识形态教育资源、舆情分析成果及管理经验在可控范围内互联互通。


3.驾驭算法逻辑，巩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引领。总书记强调，“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5]。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作为技术工具，其背后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一要构建透明可控的算法监管与溯源机制。要推动算法透明化与可解释性研究，建立可审计的算法运行日志与数据溯源机制，确保推荐逻辑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建立人工审核机制，对具有泛娱乐化、拜金主义等倾向的信息进行有效筛查与治理，确保信息高质量；要着力提升大学生的算法素养，引导其理解技术背后的价值逻辑，增强对隐蔽性信息渗透的辨识与抵御能力，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二要强化算法研发的价值引导与伦理约束。要推动建立算法开发者与平台运营者的职业道德与价值规范培训体系，强化其作为“信息守门人”的社会责任与法律意识，特别是在高校合作或服务于教育场景的技术企业中，开展定向伦理审查与意识形态安全培训；要倡导“价值敏感设计”理念，在算法研发阶段嵌入多元公平评估参数，建立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家、传播学者与技术团队共同参与的算法影响评估小组，对推送模型进行常态化价值倾向测试，系统性防止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在分发环节被弱化或边缘化。三要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要将“信息茧房机理”模块纳入媒介素养通识课程，通过批判性思维训练、跨信源对比分析、模拟信息环境干预等实践教学，培养大学生主动打


破认知舒适区、自觉追求信息多样性的习惯与能力。


4.健全制度体系，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保障。一要加快立法进程，明确权责边界。在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条例基础上，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专门立法，清晰界定人工智能在高校教育、宣传等领域应用的技术与伦理边界，明确大型科技公司、算法设计人员、高校管理方及师生用户等多元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二要构建预警系统，实现精准防控。要加快建设集信息采集、多模态分析、风险研判与预警响应于一体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监测系统。在平台建设上，可采取自主开发、校企共建或采购服务等多种方式，整合校内网络、媒体、课程及师生行为等多源数据，并推动与政府部门、行业机构的数据共享与平台互联，形成覆盖广泛、动态更新的信息资源库。在技术应用层面，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计算、图谱分析等技术，实现对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形态信息的自动化抓取、深度语义解析与情感倾向判别，精准识别舆论场中的敏感议题、情绪波动与潜在风险点。三要强化监督问责，压实主体责任。高校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主体的制度意识，形成“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的风气；要制定详尽的责任清单，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责任分解落实到各级党组织、行政部门和具体岗位，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配套建立严谨、透明的追责程序和标准，对因失职渎职、监管不力导致重大意识形态风险的责任主体，坚决依规依纪问责，并将问责结果与绩效考核、干部任用等挂钩。


人工智能时代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路径探索


广西区直机关工委党校刘昱


（2026年5月30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改变信息生产传播方式，如何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背景下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人工智能境遇下意识形态工作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处于以深度学习为主导，智能芯片、算法模型、大数据协同发展的技术阶段，正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却也为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需准确把握其影响的两面性，做到趋利避害、主动作为。


内容伪造会消解专业信息。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大幅提升了内容生产效率，为意识形态内容创作注入新动能。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模型幻觉”问题可能导致事实性错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下沉又降低了虚假信息制作门槛，使得人人都可以用它来快速获得信息或生产内容。真假难辨的内容冲击着公众对权威信息的信任，舆论的对抗性和冲突性趋向明显，甚至使之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传播工具。


算法推荐会造成认识固化。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使得海量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更加高效。但是，算法通过影响人们接触什么信息、形成什么认知来发挥作用，是一种新型的权力算法。当个性化算法推荐逐渐主导用户的信息获取方式时，“信息茧房”现象愈发突出，用户信息视野趋于窄化，不同群体接触的内容日益分化，认知结构逐渐固化、圈层化，社会共识基础受到侵蚀。


数字殖民主义需要警惕。人工智能的算法底层、数据架构、应用场景内嵌着意识形态属性与价值导向，技术标准背后隐藏着意识形态输出企图。西方主导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暗植西方价值观，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渠道。因此，要从政治高度认识人工智能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刻影响，既要用好技术赋能，更要守牢安全底线。


二、人工智能时代抓意识形态工作新路径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中指出，到2027年，率


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体系不断完善。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从战略高度统筹谋划，从战术层面精准施策。


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工作规律。一方面，把握传播规律，主动顺应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变革。人工智能推动传播方式向精准化、沉浸式、去中心化转变。应善于利用算法实现主流价值的个性化传递，借助生成式AI、元宇宙等技术增强传播的情感渗透力，在多元传播格局中坚守主阵地、融入微圈层。另一方面，把握风险演化规律，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与主动性。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算法茧房、数据霸权、虚假信息等隐蔽性、扩散性风险。要坚持底线思维和系统观念，科学识别、精准防范各类意识形态风险，坚决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健全人工智能发展治理体系。健全人工智能发展治理体系，是以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统筹技术发展与价值规范、创新赋能与风险防范、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的综合性治理，其根本目标是让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与实践支撑。


坚持人工智能时代舆论导向。立足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将党的意志、国家立场、人民心声转化为深入人心的舆论共识，将主流价值融入传播的全过程。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根本导向，筑牢舆论导向的根基；坚持主流价值引领的核心导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驾驭算法逻辑；坚守风险防范与斗争亮剑的底线导向，坚决打赢意识形态领域的舆论斗争。


三、构建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新格局


做好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工作新格局。在主阵地上守正创新，借助技术力量强化思想阵地。主流媒体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坚守媒体责任，确保技术应用不偏离正确导向。同时，推动主流媒体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人工智能+”新型主流媒体，通过算法优化让主旋律内容获得更大流量、更广覆盖，通过AI影像生成等手段，提升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在平台上主动布局，算法治理与舆论引导共同发力。互联网平台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加强内容审核，遏制低俗劣


质信息传播；引导平台在流量分配方面向正能量内容倾斜；建立平台意识形态风险评估机制，对风险及时介入、有效管控。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推送党的创新理论，生动阐释党的方针政策，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广、理论讲得更透、宗旨落得更实。


在人民立场上谋发展，提升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群众关切，解决实际问题，让群众在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运用智能推送与生成式AI，将发展成果、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愿听爱看的生动话语，真正做到为人民说话、说人民懂的话、解决人民的事。


善用善管新媒体筑牢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李慧


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关乎党的前途命运，更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当今信息爆炸、网络普及的时代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对于企业的稳健发展显得愈发重要。本文结合笔者在国有企业开展相关工作的研究与实践，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激活其多元化传播优势、赋能企业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路径，为实践工作提供借鉴。


一、网络新媒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传播主体多元化带来的挑战


网络新媒体突破了以往“一元主体、单向灌输”的模式，其最大的挑战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和权威的消解。在传统媒体时代，党和政府是唯一的传播主体，其以层级化、组织化的传播机制保证了思想内容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在新媒体背景下，自媒体、普通个体、商业平台等多重参与者，由于个人的价值立场、利益诉求和叙述逻辑不同，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势。


传播内容碎片化带来的挑战


网络新媒体传播把意识形态内容分割成“短平快”的片段，使其在逻辑整合和叙述的深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意识形态传播通过专题文章、长篇报道等多种方式，实现意识形态的深层渗入和价值内化，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历史叙述。但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信息的生成也不得不适应“读屏”的习惯，受众的认识方式越来越浅层化与情绪化，失去了对复杂理论的思考和耐性，使主流思想体系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地体现。


传播方式互动性带来的挑战


新媒体的互动性打破了“传者—受者”的垂直单向传播模式，使受众由“信息接收者”向“信息传播者”转变。传统传播方式下的受众是一种单向的接收者，新媒体的受众可以即时地投入到内容的生成和重新创作中，从而构成“传受一体”的互动式交流模式，该模式虽增加了传播活动，但也对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解构的风险，使得传统“自上而下”的传导方向受到较大冲击。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策略深化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与紧迫性的理解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


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一定要赢得网上主导权。国有企业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要深入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切实加强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决抵御各类错误思潮和不良倾向的干扰，引导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加强网络内容建设


网络内容建设工作包括转变内容创作思维和提高内容质量。企业在思维转变方面，要着力创新内容生产机制与表达方式，改进话语叙事方法。


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供给方向，通过科学的议程设置，提升内容的思辨性、吸引力和感染力，实现高质量内容供给。


二是善用技术赋能增效。优化算法设计控制，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坚持靶向传播理念，推进表达与时俱进，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立体化呈现、精准化传播、时代化阐释。


三是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探索通俗化、大众化、年轻化的话语表达方式，将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相结合，运用生动故事和鲜活案例，提升受众的认可度与接受度。


在内容制作方面，要制定专门的专题设定制度，结合新媒体特性，保障内容输出质量。


一是保证理论解读的精确性和可推广性。通过提前制定年度和每季度的重点选题，并组织党校、社科院等理论研究单位开展系统的理论转化，把抽象的政治论述转化为形象化、情景化的网络叙述。


二是构建载体上相辅相成的内容矩阵。根据各平台特点，设计具有差异化的内容形式，如：短视频以情感冲击和视觉效果为主，长视频以深入阐述为主，图片以核心信息为重点，形成相辅相成的效果。三是构建三层审查机制。通过对敏感词语和违法信息进行技术性审查，保证在理论表达上没有任何错误，对思想体系进行审查，保证输出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取向，并对发布的内容进行追溯与审核。


四是抓好内容授权。把发布的高质量内容融入平台的信息流动系统中，通过大数据对内容的扩散路径进行监测，并对其进行动态调整，保证主流内容在


网络的各主要节点和重点时段占有一席之地。


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指出，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企业要不断提高网络舆论引导和舆情处置能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一是要在技术上创新。建立覆盖整个网络的信息收集和舆情监控系统，对新闻网站、论坛和博客等信息源进行7x24小时的连续抓取，利用文本挖掘等方法，建立定量评价的网络热度指数和传播网络图，并设定相应的分类预警门槛，从而对时间尺度上的舆情风险进行实时识别和实时判断。


二是要在应对机制上完善。制订规范化的舆论应对方案，确定各级别的舆论响应时限、责任主体和协作流程，构建“发现—判断—决策—发布—评价”的应急响应链，对重要的舆论要在第一时间进行初步的核查和数据的整理，尽快通过正式的媒体平台发声，避免谣言和错误思潮的滋生。


三是要在话语叙事上讲战略。要根据各种意识形态风险，采用有区别的应对策略，在新时代背景下，把牢政治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相统一，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


四是在人工智能应用上要引起注意。近年来AI和算法技术等新技术给网络空间治理带来新挑战，对此，要做到以监管手段之变应对技术之变，营造“优质内容受追捧、低俗信息被冷落”的健康网络环境。


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


只有构建一支高水平的新媒体人才队伍，才能将主流意识形态工作作为硬任务落实落地，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抓得实、有成效。在人才选择标准方面，要构建政治素养、技术能力等维度的评估指标。其中，政治素养方面，最根本的就是要让意识形态的“三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手里；技术能力方面，要具有新媒体运营、网络舆情感知能力，可通过笔试、面试、心理测评等多维度的测评，筛选出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领军型新媒体人才；要对新入职新媒体员工进行三个多月的封闭上岗前训练，内容包括理论武装、技能操作、案例研讨等；对新媒体在职员工实行年度教育培训，可邀请政府网信部门、主流媒体和平台企业专家进行培训，全年不少于40课时意识形态专业课程；在对其进行日常的管理时，要制定工作日志系统，需要员工对每天的工作内容进行记录。在激励制度方面，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线上意识


形态工作激励机制，对在重大斗争中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进行褒扬表彰，并在职务和职位等方面进行倾斜。制定完善的工作制度，对由于工作能力欠缺而造成失误的员工加强帮助，形成严厉要求和关怀信任融合并进的团队氛围，保证团队永远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创造力。


目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仍受到信息碎片化和受众个性化等方面的挑战。国有企业可通过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等策略，实现对碎片化信息的整合，提高其传播能力。在今后的宣传工作中，企业要持续对新媒体环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工作进行深入探索与创新，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传播力与凝聚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守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梁燕平


（2026年5月10日）


步入全媒体时代，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媒体业态迭代演进，信息传播突破时空界限，舆论生态、传播格局与育人模式发生全方位、深层次变革。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立德树人关键载体，既面临各类社会思潮借助全媒体渠道扩散传播带来的风险挑战，也迎来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强化主流思想舆论引领的重大机遇。立足全媒体发展大势，高校必须坚守正确政治方向，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精准回应时代命题、交出合格答卷。筑牢思想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全媒体环境下，网络信息碎片化传播、舆论场域圈层化分化、价值观念感性化表达趋势明显，对青年学生的思想辨别力构成严峻考验。高校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让青年学生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紧贴全媒体传播规律，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故事结合起来，把抽象的理论概念融入短视频、情景微课、动漫图解等轻量化融媒体产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接地气、冒热气，真正走入大学生内心。同时，强化教育时效性，及时回应学生思想困惑，在网络热点事件中析事明理、廓清迷雾，引导青年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自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牢思想“总开关”。


加强矩阵建设。在全媒体时代，要打破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壁垒，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传播矩阵。统筹运用学校官方网站、AAA公众号、视频号、广播站及各类新媒体平台等资源，建立“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渠道发布”的工作机制，发挥各平台优势，形成合力。牢牢守住思政课主渠道，将线下课堂教学与线上新媒体阵地深度融合，做到“线上线下联动、课内外衔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全员覆盖、全天候覆盖，让主流价值观传遍校园每个角落。同时，强化与主流媒体、兄弟高校的联动协作，在重要时间节点构建传播共鸣矩阵，让网络空间充盈更多正能量声音，真正实现“学生在哪儿，阵地就在哪儿，教育就在哪儿”。


建设专业队伍。全媒体时代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政治素质、媒介素


养和业务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敢担当、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较强战斗力的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伍，在教师、辅导员、通讯员中广泛开展全媒体能力培训，重点提升内容创作等核心能力，确保教育者自身本领过硬。同时，突出青年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一批思想积极、热爱传播的学生骨干，让学生用自身经历、鲜活视角讲述校园故事，以青春之声感染同龄人，形成全校动员、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


完善长效机制。要坚持系统观念，构建体系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框架。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单位协同参与的联动工作格局。建立健全机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时掌握青年思想动态，确保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态势早研判、风险早化解。加强校园各类新媒体平台的管理，健全网络空间治理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网络环境。


在全媒体视域下，高校守牢意识形态阵地是一项系统工程。唯有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引领铸魂、以融合传播聚力、以专业队伍赋能、以科学机制固本，方能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爱国情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


数字时代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研究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校刊编辑部戴晓玲


党校学术期刊是开展党校系统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是以反映党校教学和科研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渠道，是培育和锻炼人才的园地，是中国学术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2023年3月，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校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必须掌握在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


党校学术期刊作为党校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国各党校学术期刊相继进行了数字出版，但单独针对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研究并不多见，数字时代为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随之带来巨大的挑战，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是党校学术期刊的时代使命。


一、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重要性


党的大会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也是党校学术刊物必须追求的首要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繁荣发展的中国学术的支撑，而以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学术研究的高质量发展，实现期刊与广大研究人员之间的良性互动，正是实现中国学术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党校学术期刊是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在宣传舆论战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推进党校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党校学术期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党校学术期刊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围绕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办刊。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上，党校学术期刊更具有强烈鲜明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有助于以学术理论、学术观点、学理框架来服务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进而有效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党校期刊是用学术讲政治的前沿阵地，更加擅长将学术性与政治性有机统


一，有利于在深入关注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推进学术创新、在深入理论阐释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服务政治实践，更好地实现政治性与学理性的相统一，引导中国学术服务中国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


（二）传播社会效能


实现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需要完成从传统媒体向新型媒体的融合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成果、学术期刊的传播方式已经和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能否顺应移动互联时代发展，抓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的难得机遇，积极主动改进、拓展传播手段和方式，已成为决定学术期刊传播效果、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之一。为适应新形势需要，党校学术期刊在刊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学术文章过程中，更能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人民站位发挥人工智能、区块链、语义技术、文本与数据挖掘等技术的作用，进而更好发挥期刊数字化传播的政治效能。


对数字化技术的科学运用，有助于党校学术期刊在发挥政治效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出带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效能和促进优秀文化发展的文化效能。以政治效能、经济效能和文化效能的统一发挥，来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引领、社会舆论的引导。


（三）驳斥错误思想


党的大会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当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激烈，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需要破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不仅仅是理论之争、观念之争，更是道路之争、前途之争、命运之争。


党校学术期刊高质量的出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传播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党校学术期刊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胸怀天下、把握大势方面相较于其他期刊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有利于巩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而有效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党校学术期刊在高扬旗帜、坚决斗争方面相较于其他期刊有着更加坚定的立场，有利于及时亮剑发声，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二、数字时代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机遇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智能AI、云计算和大数据得到快速发展，这给党校学术期刊实现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支撑和平台支持，提供了新的机遇。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党校学术期刊运用互联网技术向新媒体方向拓展，有助


于更好发挥意识形态引领作用。


（一）拓宽信息传播渠道


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纸媒到数字媒体的巨大转变，彻底颠覆了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方式，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传播媒介也由之改变，从单一的纸质传播转为与多种新媒体传播平台共存，出版形式也由单一的纸质出版与办网站、开AAA公众号、加入数据库等多媒体出版并行，丰富的传播渠道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传播壁垒，同时目前大多数党校学术期刊已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平台以及其他各种网络渠道上提供了全文数据库和电子期刊，增强学术开放获取理念，使读者能自由免费获取学术资源，促进党校学术期刊的信息交流，助力形成有利于知识共享的学术研究环境，推动党校学术期刊更快更广地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


（二）实现高效实时互动


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很重要的是增加权威性的同时也具有亲和力，既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又要尊重作者的文章原意以及兼顾读者的阅读兴趣，在传递信息和把握中央政策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数字时代，大数据技术为刊物、作者和读者的实时互动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通过在线平台，党校期刊编辑根据读者对本刊舆论热点的反馈，知晓读者所感兴趣的热点焦点问题，让作者优化提升学术成果，从而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最终读者也能通过对党校期刊的阅读获取知识，实现三方有效互动，增强了用户体验，提高了意识形态引领力。


（三）推动数据广泛共享


党校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渠道，是为学术成果搭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展示和交流平台。传统纸刊的传播方式大大限制了读者获取信息的便捷度和可能性，数字时代，多种媒体平台得到快速发展，知识、信息的传播得以突破时间、空间和传播介质的限制，实现了全时空信息传播共享。党校学术期刊通过加入系列数据化平台以及自身开办网站、设立AAA公众号等形式共享学术研究成果，确保其对于读者的开放性，优化传播方式，实现资源共享，降低读者获取资源的门槛，极大提高学术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极大增强了党校期刊的意识形态引领力。


三、数字时代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挑战


数字化发展是党校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时代给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挑战。一方面随着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获得极大突破，尤其在传播效能与平台互动上；但另一方面，在快速发展的背后，更多的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数字时代信息的高速传播和党校学术期刊周期性运作之间的客观矛


盾


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得以大幅度提升，一旦有热点或者新的学术想


法，作者们会希望能将这些想法、思考更快速、及时地转化成学术成果，这对传统党校学术期刊奉行的“慢工出细活”的理念带来一定挑战。与此同时，社会热点的更新速度日新月异，快速滚动，而党校学术期刊出版本身具有周期性，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速度跟不上社会热点快速更新变动的传播速度，客观上导致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学理性研究产生一定滞后性。


（二）数字时代娱乐化、碎片化的阅读特点与党校学术期刊学理性之间的客观矛盾


由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用户的主流阅读方式和习惯也从纸刊逐渐走向电子化，尤其是移动端目前已经成为用户传播和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用户的使用习惯更加强调移动性、娱乐化、碎片化，是一种海量的、浏览式的浅阅读，党校学术期刊若不顺应趋势优化文章呈现的方式、传播的方式，则不利于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目前大部分党校学术期刊开设了网站和AAA公众号，但只是简单的将纸版印刷的学术文章发布至数字平台上，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有吸引力的学术传播手段，扩大影响力，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4]


（三）数字时代舆论热点快速轮动的特点与学术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的要求之间的客观矛盾


如何抓住数字时代快速轮动的舆论热点，是党校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数字时代，舆论热点的内容变换很快，党校学术期刊具有文章严谨性的特点，加之在周期性出版的条件下，党校学术期刊不能一有新的热点就随之蜂拥而上，而是需要注重对社会热点的筛选，坚持问题导向，着重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热点内容，进行学理性阐释，讲深讲透热点和文章观点，在追赶社会热点和保持学术严谨性上实现平衡，在加强用户体验和坚持意识形态引领的权威性上实现平


衡。党校学术期刊AAA公众号的开设，给读者和编辑部带来了新的互动机遇，读者可以点赞、转发和转载相关学术文章，但另一方面，读者在网络上对文章的解读和评论，也增加了期刊对意识形态风险的把控难度，对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提出更高要求。


（四）数字时代新媒体素质能力与党校学术期刊传统编辑业务能力之间的客观矛盾


在传统纸质编辑出版流程中，期刊完成纸质版的编辑、复制、发行的流程，出版工作就已经算完成。而在数字出版中，出版工作的流程更加灵活也更加复杂。在大数据时代，从一开始的选题策划、作者人选，到刊物出版后被引用、转载、评论等信息反馈，以及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这些都需要大数据的支持和对其准确利用。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党校学术期刊出版人，必须具备良好的新媒体素质能力。党校学术期刊数字化人才的匮乏、数字化经费的不足导致其数字化建设受到限制。虽然党校学术期刊采取了加入大型期刊数据库的方式来发布自己的电子版，但在这一过程中，期刊不占据主导地位，传播流程、范围、权限都受到制约，不利于期刊更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平台。


四、数字时代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路径选择


数字时代给党校学术期刊发展带来了质的、革命性的变化，既有一系列机遇，也有挑战。我们必须坚守初心，积极探索数字时代党校学术期刊更好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创新之路。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为数字时代党校学术期刊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提供更明晰的路径选择。


（一）明确舆论导向，守好意识形态阵地


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党校学术期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先进文化的重要传播阵地。数字时代社会舆论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党校学术期刊要明确舆论导向，始终牢记党刊姓党的理念，不忘党的初心与使命；坚守意识形态的主阵地，积极发挥党校学术期刊“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时刻保持高度敏感，占领学术高地，引领学术思潮，明确舆论导向；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引领社会思潮，加强党校学术期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和引导作用，确保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引领功能。


（二）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学理研究


追求文章的学理性研究是党校学术期刊的重中之重。对于时政类热点问题，党校学术期刊不能单一追求时事热点，而要持续不断地为广大读者提供优质的党校期刊学术论文，坚守精品期刊战略，注重走差异化路线，筛选有重大价值意义的热点或者议题进行研究，同时要创新策划思路，发挥党校期刊特色，突出地域性特色，结合重大主题开展主题栏目策划，强化深度解读，以严谨的学术语言和专业的数据图表在学理性上讲深讲透，增强文章学理性和可读性，推进传播能力建设，以深刻的学理研究为党校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学术理论支撑，不断提高党校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不断拓展党校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渠道在数字时代，单一的传统的纸质刊物传播渠道已不能满足党校学术期刊发展和读者阅读需要，必须不断丰富多媒体传播渠道。党校学术期刊要重视推进传统媒介平台与网络媒介矩阵一体化发展，从而促使多元化平台在意识形态引领功能中形成合力。要在夯实传统平台主阵地作用的基础上，依托互联网、新媒体等构建网络舆论引导媒介矩阵，并通过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的一体化发展，拓展期刊数字化传播渠道。党校学术期刊要强化新媒体数字传播渠道，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期刊内容的学术影响力，努力构建“统筹策划、一次创作、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科学评价、有效应用”的全新业务模式，进一步推动各类理论传播媒介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新媒体在提升党校学术期刊传播力、影响力以及意识形态引领能力中的作用。


（四）适应时代特点推动信息展现形式多样化数字时代，学术出版不断朝数据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数字形态也逐渐成为党校学术期刊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流形态，党校学术期刊要适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将传统信息展现方式与新兴融媒体的优势充分结合，学术成果的呈现要顺应时代趋势和受众的要求，内容更新要及时、迅速，文章一旦确定刊用，即可传上新媒体平台，使之呈现在大众视野，将过去的双月刊、月刊变为“日刊”甚至“时刊”。除此以外，目前知识的传播已经不再是批量、大众化的传播方式，而是碎片化与大规模并存的传播方式，因此必须呈现满足现下大众对于信息接收的碎片化、个性化以及互动性要求的传播方式，如将文章通过提炼观点、发送摘要至AAA公众号、网站等各大平台，还可增加音频等效果，不仅丰富内容和形式，也使内容更贴合群众的阅读习惯，从而增加阅读量，同时开放评论和点赞等功能，增强党校学


术期刊的意识形态引领功能。[8]


（五）加强平台互动以提升用户黏性


进入数字时代，党校学术期刊需要增强读者运营能力和渠道运营能力，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户至上”思维，通过各平台读者的意见反馈不断促进党校学术期刊的发展，使党校学术期刊不断满足读者的需要。既要充分考虑社会大众对信息接收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在形式上要追求通俗易懂，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学理性文章，充分发挥好数字时代平台互动的便捷性，开展编辑、作者、读者三方互动，提升用户体验，增加用户黏性；又要注重加强在不同网络平台与读者的互动，对于每一期内容都可以在不同平台上进行免费开放获取，使党校学术期刊的观点内容在不同媒体上不断再现，以此增强传播功能和影响力，更好实现数字时代党校学术期刊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发挥。


五、结语


意识形态引领功能是党校学术期刊的社会功能之一，而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则是党校学术期刊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在数字时代，党校学术期刊需要充分把握数字时代带来的巨大机遇，拓宽信息传播渠道、实现高效实时互动、推动数据广泛共享、促进意识形态引领功能进一步发挥。与此同时，要积极应对挑战，坚持问题导向，重视提升党校学术期刊的学理性、刊发时事热点的时效性，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工作主动性，加强各网络平台互动以提升用户黏性，做到意识形态引领与信息服务并重，有效拉近党校学术期刊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为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提升创造良好条件。


数字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逻辑理据、风险挑战与创新路径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司小雨


党的大会报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1］43高校是思想文化建设与青年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其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高校是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也是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首选目标。因此，系统分析数字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现实风险，探索切实可行的创新路径，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意义。


1.数字时代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逻辑理据


数字时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深度重塑信息传播格局，多元思潮借助数字化渠道加速渗透，给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多层逻辑理据。宏观层面，是关乎国家安全发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战略必然；中观层面，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使命、把控育人方向的现实应然；微观层面，是守护青年思想安全、助力其成长为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


1.1宏观层面：关乎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必然


毛泽东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2］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是抵御外部渗透、凝聚社会共识的思想防线。当前，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重塑了信息传播与认知建构的基本模式，全球化、社交化与智能化的交织演进使意识形态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渗透性。在这一背景下，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没有意识形态的安全，国家整体安全也就无从谈起。高校处于思想文化交流交融的前沿地带，知识密集、青年集中、话语活跃，既是意识形态生成与传播的重要策源地，更是中西价值观念交锋、多元社会思潮碰撞、青年认同争夺的前沿阵地。数字技术的赋能使这一阵地突破了传统校园的物理边界，暴露于更加复杂开放的网络舆论场中，使意识形态渗透更具针对性与隐蔽性。因此，从国家宏观战略视野审视，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主动回应时代变革、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确保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逻


辑必然和战略选择。


1.2中观层面：落实立德树人使命的现实应然


高校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核心阵地，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肩负着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这一任务使命决定了高校不仅是知识传授、技能培养的场所，更是价值塑造、思想引领的高地。高校把培养学生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体共同理想贯穿于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之中。作为知识分子聚集、各种思想交汇的特殊场域，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牵动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走向。数字时代的到来给高校传统教学模式和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全新挑战，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借助网络平台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并以更加隐蔽化、碎片化的方式渗透于校园，与传统课堂教育形成博弈，削弱了传统课堂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面对这一形势，高校若不能主动占据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就可能会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1］34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失责风险。高校必须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度出发，强化意识形态工作，才能真正履行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核心使命，切实承担起培养一代又一代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之才的历史重任。


1.3微观层面：系于青年成长成才的内在实然


意识形态工作的最终落脚点与核心作用对象是“人”，在高校这一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阵地，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是关键主体。青年师生群体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绝对多数，更是国家未来发展所依赖的重要人才资源与创新力量。这一群体具有鲜明的年龄阶段特征，他们思维活跃、求知欲强，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塑的关键时期，以及思想成长和政治认同的“拔节孕穗期”。同时，也由于其社会阅历尚浅，其价值判断力和意识形态免疫力仍处于发展中阶段，在面对复杂多元甚至有意误导的网络信息时，容易产生认知混淆，造成价值动摇。基于此，青年群体历来是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目标群体，他们利用数字技术优势，通过网络游戏、学术交流、社交媒体等方式进行价值观念输出，对青年师生进行思想渗透，进而通过动摇青年的理想信念与文化自信来影响中国的未来。“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3］，因此，深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不仅是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维护青年思想安全的客观需要，也是助力其实现全面发展，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


2.数字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


数字时代的技术变革使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陷入复杂的风险漩涡。数字技术打破了信息壁垒，使高校成为多元思潮交锋前沿，但也催生了价值风险，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权威。传播生态重构让信息流动成网状裂变、传播权力向算法转移，传统治理模式失效，治理风险凸显。同时，师生代际数字鸿沟与学生自身素养失衡，引发认知风险，削弱主流意识形态传导与认同效果。这些风险相互交织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构成严峻挑战。


2.1多元社会思潮交锋催生的价值风险


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社会思潮的样态是“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4］。数字技术打破了地理与信息的壁垒，使高校从过去的“象牙塔”转变为多元思潮交锋的前沿阵地。各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形态通过数字网络平台蜂拥而至，在拓展师生视野的同时，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主导权构成了深刻的价值稀释与认同危机。


一方面，不良思潮的渗透与话语争夺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当前，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外部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复杂，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发展遭遇国际挤压的空间增大，面临的国际竞争、矛盾也越来越多，不免会通过意识形态的较量或斗争表现出来。敌对势力将一些具有明确政治意图、旨在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依托数字技术进行精准化、隐蔽化渗透。他们利用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分析高校师生的信息偏好，精准识别易感人群，进而通过学术包装、娱乐伪装等柔性策略，将对抗性政治内容嵌入到学术讲座、影视评论甚至社交媒体的日常互动之中，设置隐形“话语陷阱”。例如：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以“史料新解”“重评历史”为名，通过短视频或网文方式，解构宏大历史叙事，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其目的在于动摇高校师生的认同根基。这种“糖衣炮弹”式的渗透，因其披着学术探讨的“外衣”，具有迷惑性，直接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威与话语主导，使部分师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错误观点的影响，使其认知受到了影响，其风险是显性且具有破坏性的。


另一方面，非主流价值的泛化弥漫与生态污染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相较于前者直接的解构性攻击，另一种则更为隐性、广泛，它源于商业资本驱动下的消费主义、泛娱乐化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网络亚文化。这类非主


流价值未必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但其通过塑造一种去中心、去价值、去深度的数字文化生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温水煮青蛙”式的稀释。例如：消费主义将人生的意义窄化为对物质符号的无尽追逐，泛娱乐化思潮则戏谑崇高、解构严肃，使一些宏大叙事和理想追求在娱乐的氛围中被消解。此外，网络空间中流行的“佛系文化”“躺平文化”等青年亚文化，贴着“低欲望”的标签，传递着一种消极避世、精致利己的价值导向。这些亚文化弥漫在精神空气中并不直接否定主流价值，却通过营造一种平庸、浮躁的文化氛围，持续挤压主流价值的存在空间，弱化其感召力与引领力。长此以往，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奋斗精神等核心价值会在喧嚣的杂音中面临被边缘化、空泛化的危险，导致部分大学生在价值选择上出现迷茫乃至离心倾向，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共识、引领风尚的功能。


2.2传播生态数字重构导致的治理风险


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引发了传播生态的根本性重构，这种重构并非仅是传播渠道的叠加，而是对信息流动模式与权力运行规则的深刻变革。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长期依赖的相对稳定、可控的传播环境正在被悄悄改变，转而面临一个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场域，使传统治理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方面，信息流动模式从线性可控向网状裂变转型，导致传统基于信息管控的治理方式效能衰减。在传统模式下，高校信息传播遵循着一种典型的线性模式：由学校、教师等权威信息源通过课堂、官方文件、校园媒体等特定渠道，向师生进行单向、分层级的信息传递。这种模式使信息的传播路径相对清晰，管理者能够通过控制关键节点来实现有效的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然而，数字传播生态呈现出鲜明的网状结构，每一个个体都能成为信息传播的源头和节点，信息流动呈现出多向、即时裂变的特点，官方权威性被弱化。当重大舆情事件发生时，一则信息一旦进入网络，其传播路径便呈几何级数扩散，且难以追溯源头、预测走向，致使建立在预设通道和延时反馈基础上的传统治理机制几乎失灵。试图通过封堵单一渠道或删除个别信息来引导舆论的做法在网状传播面前收效甚微，甚至可能因“逆反效应”而加速信息的二次传播，治理者面临着从“主动管控”到“被动灭火”的范式转变压力。


另一方面，传播权力结构从机构权威中心向算法技术主导演变，致使基于价值理性的治理目标面临挑战。在传统模式下，传播权力集中于高校及相关教育机构手中，其权威性保障了意识形态传播的严肃性与导向性，治理的核心是


基于明确的价值理性，也就是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行内容筛选与意义赋予。但在数字生态中，传播权力的核心已悄然转移至掌握算法分配规则的技术平台。算法作为一种技术理性，其核心运作逻辑是用户参与度的最大化，倾向于优先推荐能够引发强烈情绪反应、符合用户既有偏好的内容。这种逻辑与意识形态工作所强调的理性思辨、价值引领和共识凝聚存在内在张力，其结果导致符合主流价值观但形式相对严谨的内容在算法排序机制中被边缘化，而某些片面的信息反而获得更广泛的可见性。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规则倒置：不是治理目标引导技术应用，而是技术逻辑在无形中重塑着舆论场的形态与偏好。高校治理者虽手握价值目标，却难以有效介入或驾驭这套不透明的算法推荐，从而面临着治理目标在技术运行过程中被架空的风险。


2.3教育主体素养失衡引发的认知风险


在数字时代的高校意识形态场域中，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与学生的素养结构与认知模式是决定意识形态传播与内化的关键变量。当前，教育主体内部存在的双重素养失衡，正从不同维度引发深刻的认知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制约着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更从根基上动摇着价值认同的稳定性。


一方面，师生代际数字鸿沟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导效能衰减。当前，在职教师队伍中，“80前”教师仍占相当比例，他们作为“数字移民”，其知识体系和教学方法大多形成于前数字时代，习惯于通过系统化、逻辑化的课堂教学和文本研读进行价值引导。然而，面对作为“数字原住民”的“00后”大学生，这种传统教育模式的有效性正面临挑战。当代大学生成长于数字环境中，其认知方式和信息接收习惯已融入数字环境中，更倾向于碎片化、视觉化、互动性的传播模式。这种代际差异导致教学过程中出现明显的“频道错位”，当教师运用传统的理论阐释方式传递主流价值时，学生往往因表达方式与自身熟悉的数字语境存在差异而产生接受障碍，甚至产生潜在的心理排斥。其直接后果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内容难以转化为具有数字亲和力的话语形态，教育者的传播意图与学生的接受效果之间出现断裂，使主流话语在活跃多元的网络舆论场中面临边缘化危机，造成传导效能的衰减。


另一方面，学生自身技术应用能力与价值判断能力失衡引发认知危机。数字时代强调媒介素养现代化，不仅要加强对媒介的接触和使用，更要增强对社会中各种思潮的批判性理解能力，在参与和使用数字媒介时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正确的价值观念判断媒介信息。［5］当前，大学生普遍表现出较高的工具性


素养，却缺乏对信息的批判性解读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这种内在结构性矛盾在算法推荐技术构建的“信息茧房”效应下被不断放大，学生越是熟练使用数字工具，越容易被禁锢在算法精心编织的同质化信息网络中，导致认知视野的窄化和思维模式的固化，使个体难以建立对社会复杂现象的多维度理解。特别是在面对经过学术包装的错误社会思潮时，若缺乏必要的价值判断能力，学生容易在情感渲染或片面叙事的影响下产生价值困惑。这种个体层面的素养结构失衡，从认知基础上动摇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建构，其风险更为深刻和根本。


3.数字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路径


面对数字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现实风险，亟须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科学的对策：在意识形态内容上创新话语体系，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在意识形态治理上重构治理体系，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在意识形态接受主体上强化素养培育，铸牢意识形态安全根基。


3.1创新话语叙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


其一，增强话语表达的数字化适配。话语表达形式的选择直接影响话语内容的传播效果和接受程度，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具备时效性和理论性特征，因此，与时俱进的表达形式能够使理论内容更具传播力和感染力，使其更快更好地入耳、入脑、入心。在数字时代，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传统单一文本形式的表达方式难以有效触达“数字原住民”一代，这就要求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必须进行数字化转型，以适应新的传播环境与受众特点。一方面，要推进话语表达的视觉化转型，善于运用动画、短视频等视觉形式，将抽象的理论观点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视觉叙事，增强话语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要着力建立互动对话机制，在官方AAA公众号、官方网站等平台开设话题讨论、在线问答等栏目，改变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与平等对话。此外，要积极培育算法思维，深入研究各新媒体平台的推荐机制和传播规律，优化内容生产和推送策略，使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能够精准触达目标群体。


其二，推动叙事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一个完善的叙事体系应当既保持理论深度，又具备生活温度，能够连接宏大叙事与个体体验，要让话语受众感知到话语内容不是高高在上的宏大理念，而是关注到每一个体全面发展的价值要求。


［6］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日益多元，传统意识形态叙事与学生个体经验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难以催生价值认同。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


自主意识强，他们对话语内容的认同感往往建立在能否有效解释自身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因此，叙事体系的现代化转型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着手：在叙事视角上，促进宏大叙事与生活叙事有机结合，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等宏大主题与学生的学业规划、职业发展、人际交往等微观体验有机衔接；在叙事方法上，积极运用案例教学、情境模拟、实践考察等形式，增强叙事的生动性和代入感，使学生在参与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在叙事主体上，要积极构建多元叙事主体格局，鼓励师生共同参与叙事创作，汇集多方智慧，形成回应时代声音、青年声音的叙事表达。


3.2重构治理体系，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


其一，健全多元协同的综合治理机制，提升系统应对能力。数字环境下意识形态问题的跨界性特征日益显著，网络信息传播往往突破传统的部门界限，单一主体难以独立应对复杂的治理挑战。这种跨域传播的特性要求打破各部门各自为战的局面，构建协同联动的治理网络。具体而言，需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协调机制，整合宣传部、学工处、保卫处、教务处等部门的资源和力量，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制定联合应急预案等方式，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同时，要完善线上线下协同治理机制，建立网络舆情与线下问题联动处置流程，确保线上反映的问题能够在线下得到及时解决，线下发生的事件能够在线上得到正确引导。此外，还要推进校地协同治理，与地方网信办、公安局等部门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这种多元协同机制的实施能够有效整合治理资源，明确责任分工，避免出现管理盲区，可以显著提升治理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意识形态防护体系。


其二，强化数字赋能，提升精准治理效能。面对数字空间中海量信息的快速流动，传统主要依靠人工监测和经验判断的治理方式已难以实现全面覆盖和及时响应。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创新治理手段提供了重要契机，通过将先进技术融入治理全过程，可以实现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在实践层面，需要构建智能化的信息监测与分析系统，通过对网络信息的自动化采集和智能处理，实时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态变化，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同时，要建立基于数据分析的精准识别机制，通过对学生网络行为特征的深入挖掘，准确把握不同群体的思想状况和关注焦点，为开展个性化引导提供依据。此外，还要探索数字平台的内容传播优化策略，研究信息传播规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传播效果。这种数字赋能的治理方式能够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测、从粗放管理向


精准引导的转变，可以有效提升治理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帮助主流意识形态声音突破“信息茧房”的限制，增强其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


3.3深化主体培育，铸牢意识形态安全根基


一方面，强化教育者主导能力，打造专业化、复合型工作队伍。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大丰富了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传统的教师信息权威被解构，其在“前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中形成的天然主导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学校必须采取系统措施强化教育者的主导能力、重塑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其一，提升教育者数字素养，将大数据分析、网络舆情研判、新媒体内容创作等技能纳入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党务工作者培训体系，并建立相应的考核与认证机制，确保其能够运用数字工具开展思想引领工作。其二，推动教育者角色转型，鼓励并支持其从传统的课堂主讲人转型为数字空间的“意见领袖”等互动引导角色，入驻学生聚集的网络社区与平台，在互动中及时回应学生的困惑，与学生辨析思潮，以正能量引领学生。其三，构建跨学科协同育人团队，吸纳精通数字技术、传播学的专业教师加入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共同研发融合技术与理论的优质课程与活动，形成育人合力，使教育者从面对数字洪流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善于驾驭数字工具的“主动引领者”，在纷繁复杂的数字环境中牢牢掌握思想引领的主动权。［7］


另一方面，提升学生主体素养，培育自觉、理性的时代新人。数字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潜藏着使人陷入“技术依赖”并导致主体性弱化的风险。当代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数字技术成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新引擎，过度依赖技术获取浅层信息，导致其本身的反思和批判能力逐渐退化，难以辨别哪些是错误思潮。［8］因此，亟须提升学生内在素养，防止其沦为“技术附庸”。其一，培养学生对技术环境的“元认知”能力，在相关课程中引导学生通过实践项目亲身体验算法的运作逻辑，分析其背后的价值倾向与过滤机制，使学生直观感受自身信息接收习惯是如何被塑造的，从而主动打破技术束缚。其二，构建“叙事工坊”创作实践体系，鼓励、支持、引导学生围绕主流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主题，运用网络推文、短视频等数字叙事工具进行内容创作，这一过程不仅关注技术表达，更深入挖掘题材的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将价值认同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内化。其三，组织开展案例分析、主题辩论等实践活动，鼓励学生质疑探索、独立思考，帮助其在真实情境中锻炼价值判断与决策能力，使学生在面对多元思潮时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进行独立、理性的思考


和选择，夯实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认知基础。


算法时代意识形态的风险、挑战与治理路径


马俊峰、杨佳欣


“算法”这一概念源于计算科学领域，它指的是为有效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输入机器的一系列精准步骤。算法作为网络信息分发的底层架构，其本质在于实现“信息—用户”的高效、精准匹配[1]。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算法技术深度融入大众日常生活，成为网络空间信息核算分发的标准化技术模式以及各类互联网平台运行的核心动力，并塑造出具有革新意义的网络信息传播样态与话语表达格局。在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践开辟全新路径的同时，算法的技术偏向和结构缺陷也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亟待解答的重大时代命题。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2]，这要求我们正视意识形态面临的算法挑战，运用科学高效的手段抵御算法威胁，增强新闻舆论在算法时代的引导力、传播力和公信力。


一、算法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现实样态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范式。它不仅大幅提高了内容创新的智能化程度，还系统地优化了传播路径，提升了精准效能，强化了全链条支撑体系，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然而，技术的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在实践中呈现出明显的“双刃剑”特征。特别是在意识形态这一涉及价值导向、意义建构与共识凝聚的关键领域，技术赋能既可能成为推动主流思想传播的“放大器”，也可能因算法偏见、数据垄断或资本干预等因素，引发复杂的意识形态风险。


（一）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权威的风险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的核心支柱，算法不是未掺杂任何主观因素的纯粹技术载体，而是深度融入特定价值取向的运行系统。它所彰显的“客观中立”属性，实际上掩盖了从数据搜集、模型构建到结果生成的全过程中其潜藏的意识形态偏向性的事实。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作用下，算法往往优先推送能够实现商业效益最大化的资讯内容。这使得主流话语体系在数据生态场域中逐渐式微，进而催生“价值茧房”效应，持续塑造并规训用户的认知模式。算法以“个性化内容推荐”之名悄然实施认知导向干预，导致公众接触和理解主流意识形态


的渠道被人为设计的信息过滤体系所阻断。个体的认知视域随之呈现持续收缩的态势，最终深陷于资本逻辑与流量法则合谋操控的碎片化信息牢笼。依托精细化的用户画像构建与行为偏好预判，算法将社会成员禁锢于同质化的信息孤岛之中。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核心命题——“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面临被解构的严峻挑战。当社会个体逐步丧失主动探寻多元信息的能力后，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基础，便不再源于理性维度的深度思辨与价值层面的广泛共识，而更多依附于算法内容推送的频次和情感动员的力度。


精准推送可能会导致“信息茧房”，即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东西，久而久之，将自己束缚于蚕茧一般的“茧房”中[4]。“算法黑箱”催生出的认知区隔问题正呈现持续加剧的态势，这种现象不仅大幅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实效，还促使个体认知路径逐步偏离主流价值的契合轨道。信息获取渠道的单一化发展，持续侵蚀公共领域理性对话的基础。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效力正面临被算法及背后信息资本消解的潜在危机。受限于多元声音与异质观点的供给不足，信息参与者难以突破“信息茧房”的束缚。若信息参与主体仅能接触到与自身立场相契合的内容，其认知结构便容易滋生意识形态偏见，这不仅阻碍主流信息的高效传递，使其陷入“传播孤岛”的发展困境，更促使不同形态的“信息茧房”交织叠加，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


在算法技术深度改造社会信息场域的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权威性遭遇隐蔽且系统的结构性侵蚀。其根源并非显性对立或直接否定，而是通过重构信息权力分配格局与公众认知形成路径，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在话语引领、共识构建、价值传导等维度面临严峻考验。算法催生技术内核驱动的权力赋予与流量分流双重效应，虽未从根本上质疑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合理内核，但借助重塑信息分发权力架构与公众认知参照标准，其动摇了传统权威的生成逻辑与存续基础。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直面这一客观境况，权威的构建既要依托内容的真理价值与历史正当性，更要在算法重构的信息生态中实现与公众持续稳定的联结、深度的情感契合及广泛的社会认同。


（二）削弱意识形态引领效能的风险


传统信息传播格局呈现金字塔式结构，在信息资源存量与质量的维度上，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具有绝对主导权，这一格局直接决定了信息传播采用自


上而下的层级化扩散模式。随着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发展，主流媒体此前的绝对优势地位被打破，信息生产与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信息传播内容朝着碎微化方向演变。大量新闻报道、文学创作及影视成品开始以简洁凝练、零散片面的形式面向公众传播，诸如“三分钟速览一部影片”“五分钟梳理一段史事”等视频内容在网络平台广泛传播。此类碎片化传播形态显著提高了信息获取的便捷程度，在一定范围内拓宽了公众的知识面，但同时也客观导致公众认知的浅表化问题与网络新闻的泛娱乐化倾向，难以推动公众对公共议题形成深度价值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效能与引领功能也随之呈现持续弱化的发展趋势。


受资本逻辑的影响，一些媒介平台过度追求流量的增长，注重氛围的渲染而不注重主流价值内核的提炼，不仅达不到主流价值叙事的目的，反而会成为人们追求感官刺激的温床，消解主流价值叙事的效果[5]。算法系统通过对用户注意力偏好的精准捕捉与深度研判，往往倾向于规模化生产带有极端化、娱乐化特质的内容产品，以此实现流量效益最大化的目标。这种运作路径不仅潜藏着网络舆论失序失范的风险隐患，更致使低俗功利性内容持续侵占主流价值理念的传播路径。与此同时，技术权力的持续扩张态势，正不断压缩主流话语的生存发展与传播渗透空间。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相关内容往往难以直接转化为显性的商业价值增量，其在算法智能分发机制中时常处于结构性的弱势地位。与之相关的各类议题，常以“个性化推荐”为合理借口被边缘化，或是在信息流传播序列中被刻意后置与弱化，从而导致主流话语在数字传播场域中的可见度与辐射力持续衰减。


算法逻辑引领的信息分发模式，正逐步构建以用户注意力捕获与交互数据沉淀为核心导向的竞争格局。贴合即时性需求偏好的内容，往往更易获得算法机制的倾斜支持与规模化传播效应。侧重体系化表达、蕴含复杂逻辑且需深度理性思考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关内容，在传播时效与覆盖广度层面天然存在传播壁垒。在时间维度的持续延展下，公众的信息接收范式与认知框架可能被潜移默化地重塑，更倾向于接纳具备强烈感官刺激的碎片化信息。对于逻辑严谨、内涵深刻的价值阐释类内容，其主动接纳意愿与深度理解能力或将呈现相对弱化态势。算法技术所引发的挑战本质上属于生态层面的消解效应，其并未直接构建对立性叙事体系，而是通过重构信息流转的核心路径与底层规则，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实践过程陷入传播渠道梗阻与价值语境弱化的双重现实困


境。


（三）诱发意识形态治理失序的风险


随着技术创新步伐的加快与应用场景需求的持续拓展，智能算法的迭代升级进程亦随之不断加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依托的深度合成技术，具有高仿真还原、跨模态兼容、高速迭代演进与高效内容生成等核心特征，这一技术优势也引发了愈发严峻的深度伪造的安全隐患。深度伪造技术的无序蔓延与失真数据库的泛滥流通，不仅推动了虚假信息的批量化炮制与规模化传播，更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负荷与潜在风险。其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吸纳掺杂隐性偏见的数据源之后，能够迅速产出海量表层形态逼真的虚假信息。这些虚假信息借助社交媒体等传播载体裂变式扩散，强烈冲击了公众的客观认知和甄别事实真相的能力。其二，受限于基础数据溯源机制的缺位与不完善，该技术频繁被不法主体所利用，成为炮制钓鱼邮件、实施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径的工具。更为关键的是，尽管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精准生成目标内容，大幅压缩信息处理的时间成本，但这一技术特质也在潜移默化中弱化了公众主动辨识信息真伪的主观意愿与实践能力。公众长期沉迷于此类智能推送服务带来的便捷，其独立思考的意识与素养可能会逐渐衰退，思维模式也可能出现极端化的发展趋势，进而引发群体对立情绪，激化各类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局部社会秩序动荡不稳，最终对社会稳定运行的根基造成根本性侵蚀。


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多模态信息交互传播的技术特性，促使虚假信息以文字、图像、视频等多元载体形式实现跨媒介、大范围的扩散传播。这种传播态势显著提升了谣言及失真信息的渗透能力，同时也极大降低了实施网络诈骗、恶意造谣乃至政治煽动等违法行为的门槛。虚假信息的无节制泛滥，不仅污染了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池，引发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信息生态负面循环，而且从根本上加剧了网络空间的信任赤字危机。在政治治理、经济运行等关键社会领域，此类失真信息极易诱发公众的非理性情绪，扭曲舆论场的生成逻辑与演变轨迹，进而干扰公共政策的科学制定与高效执行。与此同时，虚假信息的持续渗透，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严峻挑战。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通常内置信息筛选的防护机制，但通过精心设计诱导性提问与定向实施恶意技术攻击，其安全防护往往会陷入失效困境。已有研究充分表明，借助“对抗性提示工程”这一技术手段，能够成功突破大语言模型的安全防护屏障，实现对其规模化生成虚假信息内容的精准控制。该技术一旦被黑客或不法分子


滥用，便能够高效组建起规模化的数字水军力量，进而有组织地散布诋毁国家治理体系、否定社会核心价值的虚假信息。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失实问题，正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深层且复杂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只是表现为具体虚假信息的传播，更在于其从根本上重塑了信息生态的基础结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认知的形成与共识的凝聚。人工智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和拟真程度，生产并投放各类叙事文本和视听材料。这些内容往往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在事实基础上进行精微的扭曲、有选择地编排或语境的置换，使其在表面上更具可信度与感染力。当此类内容持续海量涌入公共话语空间，传统的基于事实核查与权威信源的认知锚点便趋于模糊。公众长期浸染于一个由算法部分驱动、真伪交织且动态变化的信息环境中，其结果是集体认知基底的碎片化与事实共识的消解。社会共同依赖的“经验现实”被侵蚀，代之以无数个人化、圈层化的“感知现实”，这直接动摇了理性公共讨论与价值认同所依赖的客观基础。


二、算法时代意识形态面临的三重挑战


在数智化转型向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以算法逻辑与数据为主导的技术范式正系统性地重塑意识形态的生成路径、传播模态与内化机理。这一趋势在推动信息传播体系发生深层次变革的同时，也使意识形态治理领域面临多重复杂议题。传播媒介的算法化助推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展，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冲击；深度合成技术生成的“超真实”媒体内容，正在消解传统的事实认定权威，对主流叙事的公信力构成直接冲击。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以流量为导向的算法系统可能演变为意识形态渗透的隐形渠道，需防范“算法部落化”与身份政治效应。跨国数字平台凭借其精密的推荐机制与内容权重设置，能够潜移默化地引导甚至操控公共舆论的走向，从而将信息传播场域转化为一种新型的、高度技术化的“认知博弈”空间。


（一）技术异化助推网络民粹主义发展


网络民粹主义作为借助数字媒介传播的社会思潮形态，以“民众—精英”的简单二元对立为叙事核心支撑，用非理性逻辑解构复杂社会议题。这一思潮依托网络传播的独特属性，持续放大群体对立情绪，弱化传统权威话语的影响力，进而试图撼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社会治理的根基。本质上，它是技术异化与资本逻辑相互作用的产物，其所谓的“代表民众利益”往往具有虚幻色彩—既延续了传统民粹主义反体制、反理性的核心特质，又借助网络匿名环


境与信息裂变式扩散机制，获得更为突出的渗透性与破坏力。算法应用在提高信息传播效率、优化个性化服务体验的同时，引发了价值导向缺位、信息圈层固化、数据隐私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大量用户逐渐陷入算法构建的封闭传播场域，技术在客观上助推了网络民粹主义的蔓延与升级。


算法技术的赋能机制推动网络民粹主义势力精准圈定目标受众群体，通过个性化信息内容的定制升级与传播策略的动态优化调整，拓展自身影响力范畴。其一，搭建动态更新的用户画像框架。网络民粹主义传播主体通过收集用户的网络基础数据、行为路径、偏好倾向等多维度信息，构建涵盖基本属性、兴趣偏好、价值认知、政治立场等核心维度的精细化用户画像，并依据用户行为的动态变化，实时更新优化画像数据。其二，精准识别热点议题并定制化打造传播内容。网络民粹主义势力借助网络空间的开放特质与信息爆发式增长态势，通过技术工具汇总海量网络信息，精准捕捉用户热议的焦点议题，研判其情绪倾向，筛选出具有传播潜力的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内容建构。其三，实现用户与信息的精准双向匹配。算法驱动的数据分析与智能推荐系统既涵盖主流群体的核心利益诉求，也精准对接小众群体的特殊偏好诉求，在回应民众合理利益关切的同时，也误导了部分民众的情感认知与价值取向。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犹如数字洪流中的隐匿暗礁，既折射出技术赋权语境下民意的涌动状态，也暗藏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层安全风险。追溯其核心本质，它既是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矛盾在虚拟空间的具象化投射，也是群体心理诉求与技术特性深度交织的复杂产物。面对此类意识形态风险，既要警惕技术工具理性对公众认知理性的侵蚀，也需挖掘智能媒介在赋能公共对话中的积极效能。构建兼具技术敏感性与人文关怀的数字治理框架，通过算法规则的透明化消除信息选择偏差，以多元主体对话取代立场预设，依靠数字素养培育塑造理性社会，用现实问题关切缓和群体矛盾对立，在技术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动态适配中重塑意识形态安全生态。


（二）技术宰制加剧意识形态主体异化


人工智能依托算法霸权与数据垄断的双重技术赋能，已然演变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博弈场域中的新型技术载体。在这场技术变革深度演进的宏观背景下，意识形态主体正迈向被技术异化的危险处境。具体而言，以算法为核心的智能推荐体系及其底层的数据驱动逻辑，从源头上重塑了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方式与传播路径。在平台技术逻辑的强势介入下，传统话语主体的核心地位受到挤


压，技术系统通过“数据收集—模型构建—信息投送”这一闭环流程，实际上掌握了信息分发的主导权。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6]然而，算法黑箱的不透明特质与资本的逐利本质深度交织，往往导致技术系统偏离主流价值的规制方向，滋生“技术凌驾人本”的权力异化问题。意识形态主体反而被作为工具客体的算法僭越，沦为被技术操控和主宰的对象。这类异化的首要表征，是技术自主性对意识形态主体的边缘性排斥。依托强大算力储备与深度神经网络架构的赋能支撑，人工智能既具备独立开展内容生成与优质筛选的能力，又能借助生成对抗网络（GAN）等前沿技术手段模拟人类思维模式。这一技术发展态势直接导致意识形态生产环节中传统主体身份的边界逐步消解。该技术演进带来的结果，不仅表现为传统场域中“首要把关者”功能的不断衰减，更促使技术系统作为“隐性的意识形态行动者”逐渐显现——它通过底层算法规则不易察觉的运行方式，持续影响着公众的认知结构与价值判断格局。


随着技术体系日益取代传统话语主体成为信息生产、传播与分配的中枢，意识形态把关的标准制定、运作过程及其实际效果，均被迫接受技术内在逻辑的深度改造。首先，算法主导地位的稳固确立，实际上削弱了传统把关机制的权威性与系统整体性。虽然技术化把关显著提升了内容处理的效率，但由于算法的不透明性、训练数据中存在的潜在偏见以及资本逻辑可能产生的影响，把关标准趋于模糊，价值引导也面临失序的风险。其次，数据垄断态势的扩展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把关的分散化与反应迟滞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效运行极度依赖数据资源，导致少数掌握大量数据的技术企业实际上获得了内容筛选与意义诠释的控制权。此种数据主导格局严重削弱了传统意识形态主体的主导作用，在意识形态层面难以实现前瞻性引导。


当算法和数据垄断成为新型话语权的载体时，传统的意识形态生产、把关与传播体系便被重构，主体面临被技术异化的风险。资本与技术的合谋形成的“技术—资本—权力”共生结构，优先服务于流量与增殖逻辑，可能不断侵蚀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共性与人民性根基，导致“技术僭越人本”的权力异化。这迫使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技术的本质与边界。技术并非中立的工具，其内在逻辑与承载的利益导向深刻影响着社会意识与权力格局。


因此，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发展，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效率与应用层面，而必须将其置于有效的价值规范框架之下。这要求我们建立能够穿透“算法黑箱”的治理机制，打破数据垄断，确保技术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而非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


（三）技术殖民强化全球话语场域价值博弈


在算法主导的数字生存场域中，技术殖民与文化主导权正以数据集中化态势、算法内置偏向性、叙事体系重构三重作用机制深刻重塑全球话语空间的价值权力秩序。以资本增殖逻辑为驱动内核的技术殖民，通过技术优势系统地重构全球话语生成的基础架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高度依赖海量数据的持续供应与算法模型的不断精进，而数据资源配置的结构性不均以及算法内部逻辑的隐匿性，恰好为技术优势方进行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重要途径。在此条件下，占据技术领先地位的跨国企业，综合运用平台支配地位、协议刚性约束与技术标准输出的复合策略，将技术架构深度嵌入全球话语权力的支撑体系，导致众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技术依附—数据流失—话语权弱化”的结构性依附循环。


技术殖民所衍生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首先体现在数据主权的隐性让渡与价值解释权的实质性迁移。立足全球数字格局的宏观视角加以审视，超过九成的数据储存实体及算法运算能力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通过覆盖数据收集、深度分析与实际应用的全球化网络，将自身价值观念植入具有“普遍性”表象的技术规范中，从而系统性地挤占了非西方话语的生存空间与表达渠道。此外，技术垄断格局的不断强化，也进一步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话语生成体系中的结构性从属地位。由于在人工智能应用层面对西方主导的开源技术体系存在显著依赖，这些国家的话语产出往往被纳入外部行为者预先设定的意义框架与叙述结构中，进而引发“技术自主能力不足”与“话语创新能力衰退”相互交织的连锁反应。更要警惕的是，资本逻辑与技术体系的全球合谋，正推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维度发生深层次转变—竞争重心从内容层面的表面交锋转向对数字基础设施控制权与技术标准定义权的核心争夺。这种转变不仅加剧了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结构性失衡，更在技术架构的底层逻辑中持续消解发展中国家自主定义价值准则、诠释历史脉络、建构叙事体系的主体能力，使其在全球思想文化对话进程中长期处于“被表述”的被动状态。


技术殖民的深层影响，更在于它作为文化支配的关键工具，侵蚀了非西方文明叙事的正当性基础。文化支配所引发的意识形态隐患，首要表现为叙事结


构在隐性层面朝着西方中心主义重塑。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大的自然语言解析与多模态内容创造能力，技术殖民能够大规模生成符合西方语义框架的文本及影像产品。这些表面上呈现中立面貌的数字内容，往往内含历史虚无论、抽象普遍主义等特定意识形态前提，并借助娱乐化、片段化的传播形式，逐渐削弱本土主流叙事的历史连续性与文化自主性，进而动摇其价值认同的认知基础。其次，价值评判权的技术化迁移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话语权力格局的失衡。情感计算、舆情监测等智能分析技术，将原本复杂多元且具有强烈语境敏感性的社会价值争议，简化为可量化、可操作的数据标签与情感极性指标。在这一技术架构的主导下，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代际差距，更可能在价值阐释、标准制定与意义定义的关键环节陷入结构性被动，被迫在“失语—跟跑—模仿”的恶性循环中，逐步丧失文化自主性与话语创新的核心主动权。


三、算法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治理路径


总书记指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7]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革新性技术，对释放生产力潜能、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它在创造显著效益的同时，也给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与治理带来新的挑战。面对算法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具体样态和挑战，要从依托主流意识形态驾驭技术逻辑、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风险预警体系、实现技术民主驱动的全球数字平权生态三个方面入手，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消减意识形态风险。


（一）依托主流意识形态驾驭技术逻辑


强化算法技术的源头治理。从算法设计与开发的初始环节进行优化，这是保障技术合规发展、实现长效治理目标的根本路径。一是构建算法数据采集的标准化规范体系。数据采集是算法运转的核心信息根基，其品质优劣与架构合理性直接决定后续内容分发的精准程度与价值导向。相关责任主体应建立并完善覆盖数据入口的全流程审查机制，对基础网络信息、关键信息系统及新兴技术应用场景的安全性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杜绝违背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数据流入算法处理链路。二是加强算法研发人员的价值引领工作。算法工程师作为模型构建的核心主体，要在建模初期就融入符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数据维度与价值评判框架。相关部门要系统性开展面向算法从业人员的价值理念培育工作，深化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爱国主义精神的认知理解，确保算法研发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为指导，进而在源头层面夯实算法技术服务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能力根基。三是推动算法核心技术的不断发展。要加大对算法基础研究与关键环节的资源配置，重点加强对芯片技术、高速计算机技术等基础元器件的科研投入[8]，争取短时间内补齐由科技生产力落后导致的算法技术短板。


强化算法运行过程的闭环治理。要聚焦传播链路关键节点实施全流程精准管控，以保障技术应用始终锚定主流价值导向。其一，在算法信息分发的核心中间环节部署动态监测与智能识别系统。所有依托算法进行推送的内容，均需经由统一搭建的安全检测节点完成全流程自动化审核。该系统可实时甄别文本、图像、视频等多种载体中可能偏离国家主流价值导向的信息内容，一经判定即自动启动阻断处置机制，从技术路径上切断非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扩散渠道，实现对违规信息的高效拦截。其二，优化算法推荐系统中主流价值内容的呈现权重和精准分发策略。在算法模型的架构设计阶段，应系统地提高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推荐优先级，可为其设置刚性基础曝光占比予以保障，通过定时精准投放、用户画像匹配与流量量化调控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优质主旋律内容的持续稳定传播。依托弘扬正能量、凝聚社会共识的优秀文化产品，逐步强化公众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情感认同与理性接纳。


严格审查算法输出结果。为确保算法最终分发内容的纯净性与安全性，必须在输出端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一是部署智能“把关”系统。在算法输出端口设置经过强化训练的高级审核程序，实现对网络热词、舆论动向等要素的24小时动态识别与研判，并持续更新审核数据库，对具有不良导向的内容进行限制或取缔，同时对违规行为发出警告乃至封禁账号。二是发挥人工审核的补充作用。应明确机器判断不能完全替代人的理性甄别，对于机器难以辨识的隐蔽性、模糊性内容，需以人工审核作为最终防线，最大限度地清除残留风险，切实保证意识形态领域整体安全。


（二）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风险预警体系


搭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算法治理法治框架。将“技术向善”明确为算法治理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准则，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算法设计、数据流通、平台运营的全链条。通过制定精细化的权责清单，清晰界定政府部门、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各自的职能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举报权利，进而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算法治理新格局。与此同时，应当加快建立健全算法安全风险预警体系，各部门加强数据共享与专


业风险研判，确保算法技术治理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健全全链条风险防控与协同处置机制。围绕“识别—评估—处置—反馈”的风险治理闭环，强化多元主体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协同治理效能。党委政府部门需发挥统筹引领作用，整合跨领域风险信息与多元治理资源；科技企业应落实主体责任，依托技术手段持续检测并矫正算法运行中的偏差；高校及专业智库可推进意识形态安全动态评估与专题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学理支撑；社会公众则通过数字化渠道参与风险监督与意见反馈。依托制度化协作机制的构建，推动形成风险共担、响应协同、效能聚合的多元治理合力，提升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系统性与实效性。


构建技术赋能的新型动态风险预警体系。遵循“以技术治理技术”的核心逻辑，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手段，全面提升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精准度与前瞻性。具体包括：依托区块链技术搭建具备可信性与可追溯性的意识形态风险特征数据库；通过联邦学习等隐私计算手段，在确保数据安全与合规的基础上，开展跨平台、跨维度的风险信息关联分析与智能评估；形成“人机结合”的风险研判与响应闭环，有机整合领域专家的知识储备与算法模型的智能算力，增强风险处置工作的科学性和及时性。


（三）实现技术民主驱动的全球数字平权生态


应积极推动技术民主化，助力构建更加公平的全球数字生态。当大型科技企业将用户行为数据转化为可供支配的符号化商品，并凭借其对数字生产资料的控制权重构话语传播结构时，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实质性贡献也随之被遮蔽。为应对“资本—技术”复合体及其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挑战，安德鲁·芬伯格提出技术民主化理念，把用户、工人和副作用的受害者联系起来[9]，赋予那些缺乏财政、文化或政治资本的人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力[10]。这一理念主张将多元社会主体的价值诉求前置并嵌入技术设计全流程，其核心要义在于推动技术专家的专业素养与利益相关方的实践经验形成良性协同关系，进而搭建兼具包容特质与适配效能的技术治理框架。这一主张与倡导多元主体平等参与数字共同体建设的“数字平权”理念存在内在的本质契合性，即二者均致力于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技术及配套数据资源向开放、共享与普惠的方向转型。


依托制度创新和协同治理体系的建设，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文明新形态。正如“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


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11]所揭示的深刻道理，意识形态必须深入融合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才能转化为变革现实世界的有效力量。同样，技术民主化与数字平权的实现也不能仅限于理念倡导，而必须依靠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协同治理的有效落实，从而真正抑制数字霸权的蔓延，建立起牢固立足人民福祉的数字文明。立足推动共同富裕的数字治理内生要求，在国内场域，核心抓手在于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依托数字援助、数字化教育等系统化举措，逐步缩小不同群体、代际以及人机交互过程中存在的数字接入与能力差距。在国际层面，全球人工智能博弈进入了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治理权博弈的白热化阶段[12]，面对这一态势，应当大力倡导世界各国坚守独立自主的数字发展路径，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治理新秩序，推动技术决策机制朝着更加民主、包容的方向转型升级。算法时代全面来临，在助推社会发展与深度转型的同时，也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全新的风险隐患与治理挑战。在此背景下，聚焦算法技术引发的意识形态领域潜在风险与多元挑战，构建适配性治理框架与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学术意义。我们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变量，精准研判智能技术演进的新态势与未来发展走向，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发展进程中安全有序、可控推进，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四、结语


在算法技术深度嵌入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结构性挑战日益凸显。算法偏见、数据垄断与技术异化等问题，不仅可能侵蚀公共对话的理性基础，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效能，更在深层次上重构了认知塑造的权力格局。面对这一态势，单纯依靠技术管控或价值倡导已难以满足需求，必须在制度与治理层面进行系统性应对。未来应着力推动技术逻辑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具体可通过完善算法治理体系、强化多元协同机制、拓展数字民主路径等方式，让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共识建构，这既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要求，也是在数字文明进程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深入实践。唯有构建起兼具适应性、包容性与前瞻性的治理框架，方能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浪潮中稳固主流价值的引领地位，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提升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的思考


王慧


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追求利益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动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变化，对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提出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这要求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必须以社会利益关系为基点，凝聚广泛共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好地“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


一、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的原点——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探析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的原点，首先要明确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变迁是围绕利益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变迁，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其变化导致意识形态的相应调整和演变。


（一）利益在意识形态建构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利益是意识形态产生的本源，在意识形态建构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是思想观念、价值信仰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本源性驱动力。


利益是意识形态的底层逻辑，决定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马克思认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2]也就是说，经济利益作为生产关系的实质体现着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关系。利益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而意识形态是利益关系的直接表征。因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必然由此决定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意识形态也要主动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变革或重构。


（二）意识形态对利益关系调整的作用


“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从精神的方面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合理化，把与统治阶级利益内在统一的生产关系合理化，并以知识、观念和信念的形式保证这种利益的实现。”[3]意识形态对利益关系调整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意识形态对利益的阐释表达作用。意识形态善于描绘“光明的图景”，表


达本阶级的声音。


“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


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方式来代表共同利益、共同主张、共同理想进行阶级实践，从而赢得被统治者的支持与认同，获得符合本阶级最大的利益。


意识形态对利益的维护支撑作用。意识形态具有作为统治阶级辩护体系功能，任何一种政权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理论辩护、思想指引和精神支撑。统治阶级塑造契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使民众坚信，该集团的政治举措是符合道德原则的，进而更好地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取得社会公众的支持，最大程度在全社会取得比较普遍的认同，形成意识形态共识。


意识形态对利益的整合协调作用。意识形态发挥利益整合协调作用，主要是将不同社会群体利益整合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中。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能够保持一定社会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团结和稳定作用，所显示出的思想凝聚的力量，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共同遵从的价值取向，以增强社会成员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帮助维持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三）意识形态与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


意识形态与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动态的，是内在统一的。利益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呈现为动态的历史过程。一定的意识形态可以巩固和促进一定的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同时，利益的变化也会使得意识形态处在调整变化的状态之中。意识形态与利益虽然是相互影响的且同向发展的关系，但并不代表意识形态发展与利益关系发展在时间与变化上的对应关系。意识形态表现出了它的相对独立性。


因此，不能用机械态度去看待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单向作用。而是应该看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两者保持着动态平衡状态下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总书记指出：“要全身心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5]依据利益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党的性质决定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反映人民的意愿和需求，关注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


二、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的基点：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与调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统筹兼顾各方面


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6]这决定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必须以现实利益关系调整为基点，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尽最大努力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尽可能地引导形成最大的社会共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一）经济体制变革中复杂的利益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如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与调节惯性被打破，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模式的深刻变革，也使我国经济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向有市场开拓能力、有知识有技术的社会群体倾斜，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催生了新的经济业态。如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在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产业、数字产业为一些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利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现实，但也同时带来了较大的贫富差距。


社会财富第二次分配不到位，城乡之间以及沿海地区与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经济增长动能、总体经济规模、人均GDP水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业体系层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社会事业均衡度等多个层面的差距在扩大。这些经济利益关系不平衡现象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复杂化。


（二）社会结构变动中多元的利益主体


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变化，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使得社会利益关系更具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利益主体的划分形式是洞悉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视角。按照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划分阶级的理论，社会利益主体将社会成员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对立阶级。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在知识经济崛起、社会组织形态裂变与全球化流动加速的三重作用下，社会利益主体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阶层结构变动，随着新兴产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的衰退，社会分层体系不再单一，而是朝着复杂多元的方向发展，它们的利益相对独立，在价值取向、利益主张和服务所需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的差异性。二是城乡结构的变动，城乡二元体制带来


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导致城乡居民群体在户籍、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三是人口结构变动，性别、年龄、地域等综合因素与阶层属性产生交叉效应，形成具有特殊诉求的利益共同体，像老年人、儿童等特定群体，“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大量出现，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更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亚文化社群的利益表达转向。如“二次元”群体通过虚拟偶像众筹等方式，与主流文化激烈争夺话语权，表现出非传统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四是职业结构变动。“三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涌现重构了利益表达渠道，平台经济中的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自媒体创作者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形成在社会保障、城市融入等方面产生区别于传统产业工人的独特诉求的利益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的满足程度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三）利益格局调整中多样的利益诉求


随着我国利益格局的调整幅度和制度体系变革愈发深入。人民群众不仅在经济领域追求经济利益诉求，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增长。利益诉求呈现出的丰富多元的态势增加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性。


在政治领域，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对政治权利的需求也随之提高。人民群众期望公共权力能更积极地保护和发展他们的各项社会利益，其表达诉求也呈现出越来越积极的发展趋势，在保障自身利益的目的中提高其政治参与能力。


在社会领域，往往表现在民生领域的利益诉求问题更加突出。在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利益诉求有更多的新期待，有更高的要求。他们更希望法律公正、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涉及教育、就业、健康、住房以及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


在文化领域，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多层次，呈现新的趋势。人们对高质量、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不仅体现在对精神文化产品精细度、品质感、思想深度以及艺术价值的全面要求上，而且期待更多科技元素加入的新兴文化形式的创新与发展。


在生态领域，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保护的诉求在不断增长，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人民群众期望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希望享受新的、更多的优


质生态产品，期盼生态财富保值增值，还期待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让“低碳生活渐成风尚”。


（四）思想观念变化中多样的利益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7]进入新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利益表达更趋多样性。


社会思潮为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提供平台，影响价值共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不同的群体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以及看待问题的认知、利益的博弈与算计出现差别与矛盾，发出不同的声音并吸引有相同利益主张的群体的认同，从而出现不同的社会思潮，为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提供平台。当前，我国社会思潮最显著的变化是国内社会思潮冲突或者是发展强度在降低，但是国际交锋的强度在上升，国家间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加，围绕发展道路和价值观的较量日益激烈。


极端的利益表达产生非理性的社会心态。当民众以极端方式表达利益时，往往只关注自身的利益需求，选择性地忽视其他方面，从而形成片面的认知，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自然产生消极、非理性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当中的主要问题是压力感增加，不确定性增加，对公平和正义的焦虑增加，对未来的担忧增加。当社会群体对自己所拥有的利益进行横向比较时，若差异较大，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逆反心理，往往以情绪化为表现特征，形成不同社群的对立。


多样化的利益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某些社会群体利益观念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不相协调的现象出现。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不断完善，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持续冲击并改变着传统利益观念，社会成员追求个体合法利益、现实利益的意识普遍增强。当个体利益不能完全满足，易造成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坚守的集体主义原则、共同富裕目标、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内核产生价值冲突与认识偏差，进而出现个体利益意识强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引领不相协调、价值导向难以同频共振的现实境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形成一定挑战。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的基点建立在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与平衡上，主要集中处理好经济体制变革中的利益关系，准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面了解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新变化，建立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拓展包容性的对话空间，让不同的利益主张能够有表达的渠道与平台，促进对话沟通，在平等交流中寻求利益共识和平衡点。


三、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的重点：在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强社会利益引导整合调节功能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的重点，必须从本源问题入手，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兼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依据新时代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观念的变化，强化意识形态的利益引导整合调节功能，进一步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力、人心凝聚力、社会号召力、整合协调力。


（一）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现存社会利益关系出发，进一步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力


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展现出真理的力量和独特的思想引领力量，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定海神针，决定着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政治方向。


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展的目的在于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8]；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要体现人民至上，彰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调“利益关系调整和体制机制创新”[9]，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0]；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11]，“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12]。总书记强调，“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发展过程中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依法表达合理诉求”[13]，“增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稳定措施的协调性，把握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既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又着力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14]。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


更加合理、更加有序的社会利益格局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是新时代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南。


进一步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力，根本在于把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全过程。一方面，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上，对人民根本利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贯穿始终，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爱戴与支持，积聚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另一方面，从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精准把握不同群体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利益关切，运用科学合理的政策工具与沟通协调机制，统筹好相关各方的利益关系，不断增强创新理论的解释力、说服力。借助生动的宣讲、丰富的文化活动、多元的媒体渠道，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走进大街小巷、走进千家万户，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学习领会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更好地适应利益关系的变化，整合、重塑，引导利益关系的调整，达到利益关系的诉求与实现，提供思想引领与行动指南。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人心凝聚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夯实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的基点，进一步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人心凝聚力。


秉持全员性原则，所有属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范畴都不应该被忽视。我们党发挥主导作用，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深入分析社会群体的变化，了解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人民群众的特点，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切实解决人民生活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同时，通过政策引导、优化资源配置，倡导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共同推动人民群众利益需求实现的良好局面。秉持全面性原则，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还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性原则要求我们，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通过丰富文化供给，提升文化服务水平，全方位契合人民群众


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多样化、多层次、高品质的需求，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促进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相统一，必须扎根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获取丰厚养分。这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根据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和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满足程度可以反映党的意识形态的人心凝聚力的效果，反之亦然。


秉持服务性原则，通过解决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解决思想问题，确立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服务”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尤其是对于人民群众的所有微观层面的利益需求变化都应该及时回应，不断强化“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的能力。同时，把服务于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确立下来，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服务方法，强化意识形态工作服务功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能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集中统一在一起。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聚焦“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干什么”的根本问题，体现工作方向、目标、功能的相统一。


（三）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兼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进一步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号召力


中国式现代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回应人民群众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使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能够更好地凝聚人心，进一步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号召力。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成就激励人民群众。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15]唯有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成果展现给人民群众，惠及人民群众，才能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衷心拥护。面向未来，我们党锚定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向着正确方向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愿景目标，建立全领域全方位利益调适框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6]共同富裕作为一种美好愿景来激励人民，明确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目标指向。共同富裕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的关怀，对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的追求，采取不同的方式与途径让共享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构建覆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领域全方位利益调适框架，在动态调适中实现发展成果的全要素共享，在多样的利益诉求中找到利益平衡点，使人民群众深刻理解党的主张与自身利益内在一致性。这一过程中，党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号召力得到充分增强，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凝聚起更广泛更强大的力量。


（四）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各种社会利益关系，进一步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整合协调力


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17]在当今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主张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用普遍联系的、发展变化的、统筹兼顾的观点分析研判，不能停留在表面，破除片面化问题，统筹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全面系统地分析不同人民群众的利益主张；善于运用系统思维和辩证方法，既关心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显性民生问题，又深入把握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新就业形态等领域的深层利益关联，增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一步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整合协调力。


坚持联合赋能，实现利益整合协调，形成合力。增强系统性，加强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并发挥比较优势，将涉及的地区、部门、机构乃至全社会各层级采取联合治理的办法，把着力点放到加强相互之间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来，共同构成意识形态工作治理共同体，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形成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管理的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增强整体性，统揽全局，把握大势，统筹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多元价值交织中把握主要矛盾、在舆论场域博弈中凝聚思想共识的能力。特别是在网络舆情应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服务、基层文化阵地建设等方面，构建党委领导、多边参与、多方参与、社会协同、制度保障的意识形态工作新格局，形成整体合力，产生整体效应。增强协同性，强化联动工作协调机制，树立“一盘棋”的工作理念，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解决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


坚持制度赋能，建立责任清单制度，形成捏指成拳的意识形态工作管理合力。各级各部门建立健全党委（党组）意识形态主体责任落实机制，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和考核、纳入年度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等内容，将意识形态工作绩效与干部个人职级调整挂钩，实行责任清单制度。


以人民群众利益反映为导向编制职责清单，完善追责办法，体现权责匹配、责权一致，推动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相关的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强化责任落实到位。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杜绝躺平躲事心理，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深入了解群众在生产、生活、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利益表达，建立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高效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相关问题。


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重要论断


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艾年武


针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总书记站在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深入学习、研究这些重要论断，对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文化自信、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战略地位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决定的思想理论体系，属于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的范畴。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性和极端重要性。2014年，总书记在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批示中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2］在20XX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3］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三个关乎”“三个事关”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在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角色和关键地位，深刻阐明了做好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在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中具有统领性地位。


（一）意识形态具有特殊的功能


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意识形态既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这种反作用主要通过教育引导功能、思想认识功能、整合规范功能和宣传说明功能体现出来。教育引导功能即通过创立一套价值体系、思想道德标准和理想信念等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起到引导、教化作用；思想认识功能即通过理论阐释、政策说明等来表明政府和执政党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整合规范功能即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等来协调不同阶级、阶层和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宣传说明功能即为了特定的利益和目标，对宣传对象进行包装、美化甚至丑化。意识形态的功能非常强大，有时足以毁灭一个政权。这正如总书记所讲的，


“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4］。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依然面临复杂形势


随着我国全面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大和自身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各种价值观念冲突碰撞，各种社会思潮明争暗斗。一是一些人信仰缺失，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扭曲，崇尚个人利益至上、追求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甚至有的搞封建迷信，不信马列信鬼神；二是一些带有不纯政治动机的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老左派等不时兴风作浪、哗众取宠，它们或美化西方制度模式，或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或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构成时代的噪音、杂音；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宣扬所谓普世价值、三权分立、多党制、宪政民主等西方价值观，妄图通过颜色革命、思想文化渗透和文化产品输出在中国制造思想混乱和政治动乱。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还经常炮制一系列匪夷所思的错误论调，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锐实力’论”“新‘黄祸’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脱钩论”“中国见顶论”等，企图通过制造负面国际舆论混淆视听、抹黑我国形象，唱衰与妖魔化中国，削弱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二、重大原则论：“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党的领导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体现，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原则。在2013年和20XX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总书记着重强调了这一重大原则，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6］“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7］。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明确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一概念，但他们在著作中有着非常明确的有关思想引领重要性的论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8］，突出了理论的重要性。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主张通过批判“批评自由”和“经


济派”的其他错误观点、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人革命运动、创办全俄政治机关报等方式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抢占思想阵地［9］。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概念，强调“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在其中行使自己的霸权的话，那么它的统治就不会持久”。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认识为中国共产党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央局创办了人民出版社，由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李达主持工作，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党还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党员骨干，如毛泽东、苏兆征、邓中夏等深入工人群众做宣传工作，并通过创办工人报刊、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张贴标语等多种方式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工人运动不断向前发展。1924年5月，为了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央宣传部，专门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1926年7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对出版物、部务和编译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安排。


（二）新时代必须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三个基本维度，领导权着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性和主导性，管理权着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话语权着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引导力和影响力。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必须强化，而不能削弱。总书记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着重强调了四点：一是在政治立场上必须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汇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二是在核心内容上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四个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三是在方法路径上先立后破、破立结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守住红色地带、大力压缩黑色地带，努力转化灰色地带，对错误社会思潮和网上、社会上的负面言论以及各种敌对势力制造的舆论勇于批判、敢于亮剑；四是在对外宣传上全方位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可信、可敬、可爱的大党、大国形象。


三、根本任务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1］，指明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和重大使命。


（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立场、观点、方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不会有鲜明的是非标准和正确的价值判断，就会出现认知错误、思想混乱甚至误入歧途。总书记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历程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失败的教训，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2］。针对党内有些人政治信仰发生动摇问题，总书记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他在多个场合要求全党要高度重视党员、干部信仰缺失问题，坚决抵制和批判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不信马列信鬼神、向往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等错误思想倾向，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变革：“领导干部要把掌握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干部培训学校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年轻干部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13］。


总书记十分关心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他从其重要性、检验标准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提出了广为人知的“灵魂论”“支柱论”“钙论”和“‘四个能否’论”等，为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提供了根本指引。特别是他提出，坚定理想信念，要有历史眼光、比较视野、政治定力和为民情怀，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拓展提升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高度、宽度和深度。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寻求价值共识是每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逻辑起点。2012年11月29日，总书记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首先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总书记深刻把握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课题，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总书记指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还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反映全国各族人民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是我国社会的稳定器、发展的助推器。在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对如何培育、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为新时代弘扬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根本要求和重要指引。


四、关键领域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意识形态与文化密不可分。从本质上来看，意识形态是凝结在各种文化现象、文化产品和文化符号中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精神的表达。从隶属关系上来看，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一部分，等同于文化中的精神、思想和观念。从逻辑关系上来看，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根脉和灵魂，决定文化前进的方向。因此，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离不开文化自信构建、文化软实力提升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提高。总书记在党的大会报告中指出，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必须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放在首位，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积聚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软实力，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精神滋养。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无论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文化强国、批判错误社会思潮，还是应对西方文化侵蚀，没有强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后盾是万万不行的。2014年2月，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15］。20XX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怎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任务、方式方法等进行了详细规定，标志着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和文化软实力提升工作进入了有规可依的新阶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6］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总书记专门对此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阐述。他强调，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我们守护好丰厚文化遗产提供了根本指引。他还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立足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和发展，特别是要把遗忘在角落里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激活，通过多种渠道和现代科技手段使它们“活”起来，让它们发挥出应有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二）弘扬革命文化、发扬革命传统


革命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就弘扬革命文化、发扬革命传统提出许多原创性认识，特别是他提出新时代如何弘扬革命文化的重要论断，极具前瞻性和指导性。一是要发扬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内在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成就历史伟业的精神密码。20XX年1月，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这里所讲的革命热情、拼命精神就是指革命精神，它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坚持真理、英勇奋斗、勇于胜利的气魄，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二是要传承红色基因。红色基因是革命文化的价值密码，传承红色基因是弘扬革命文化的基础性工程。20XX年9月，总书记在河南省新县


调研时指出：“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五、重要抓手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信息、观点、声音在网络世界广泛传播，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和舆论斗争的重要战场。针对网络世界新情况新问题，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网络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等新要求。


（一）当今社会网络舆论力量强大


如何管控好、引导好社会舆论，是各国执政党和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党始终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告诫全党“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20］。2015年，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他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21］。2016年，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把好的舆论比喻成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和道德的“风向标”，把不好的舆论看作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和动乱的“催化剂”［22］，深刻阐释了当今社会舆论的重大作用和强大力量。


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管控和引导方面还有一些棘手问题，特别是社会上出现的突发事件、热点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在互联网上引发舆论风暴，对政府公信力和民众心理健康影响极大。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些舆情存在由非政治性事件向政治事件转化的新动向，由非政治性风险向政治风险演变的新趋势［23］。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引导和网上意识形态建设，在把控方向、纠正谬误、化解怨言和澄清认识上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阻断舆情演化和转变的链条。


（二）网络舆论引导要做到“六个及时”


总书记不仅强调网络舆论的重要性，对其如何引导也颇有洞悉和高见。在


2016年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善向上的网络文化”，“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与纠正”［24］，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网上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同时，总书记对于网上的一些诽谤、诬陷甚至政治谣言等也给出了治理之策：对于“黑色地带”的负能量，特别是一些负面言论和错误社会思潮必须敢于亮剑、勇于批判、坚决制止，决不能任其蔓延；对于“灰色地带”的模糊认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回答、化解一些争论性话题，弄清是非曲直；对于网络谣言，要摆事实、讲道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让谣言无立足之地。总书记关于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体现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软实力建设和网络强国建设的深思熟虑和战略考量，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上述几个重要论断构成了总书记关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集中回答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有何重大意义、面临什么重大问题和如何解题破局等重大时代课题，是以总书记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利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分析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利弊、风险挑战和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对于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强大推动作用。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的困境与路径创新


中共宜春市袁州区委党校谢赛


中共大会报告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明确指出“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1]；中共二十届三中X会进一步提出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2]，为新时代农村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主体，肩负着传递党的声音、凝聚群众共识、化解矛盾纠纷、营造稳定发展环境的重要使命。营造良好的农村意识形态环境，是顺应全面深化改革大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


农村意识形态传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紧密围绕党中央在农村的决策部署，如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开展。当前正处于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阶段，农村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在此背景下，广大农民只有深刻领悟改革的意义、方向及内容，才能凝聚起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强大合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等党的政策部署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人力保障。然而，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农村意识形态传播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因此，如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最新理论成果精准化、常态化传播，使其真正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已然成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农村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必须解答的时代之问。


1.理论价值与实践意蕴


1.1理论价值


一是深化新时代农村场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3]。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其传播方式的转型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体现。二是充实基层党组织建设相关理论。中共二十届三中X会对基层治理提出更高要求，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的角色重塑，揭示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村社会互动的新规律，可为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理论框架提供支撑，拓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


1.2实践意蕴


一是有利于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农


村利益格局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创新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可精准回应农民关切、消除思想疑虑，强化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与情感认同，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二是满足群众期盼的必然选择。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分化给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新挑战，农民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精神文化生活与公共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优化农村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与形式，精准对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农民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切实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夯实意识形态阵地的根本需要。随着新媒体迅猛发展，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被冲淡、消解的风险，传统传播方式的宣传效果逐步弱化。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的困境与优化路径，既能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引领力与影响力，又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强化阵地管理、规范舆论引导，构建风清气正的农村网络舆论生态，牢牢掌握农村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2.突出问题


2.1空心程度凸显，传播难度加剧


经调研发现，农村地区老年人口占比显著高于城镇地区，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群体规模较大。以部分偏远乡村为例，其常住人口中老年人占比超60%，留守儿童占比达20%左右，农村人口结构出现严重失调。传统的线下政策传播载体如“三会一课”、集中宣讲等，难以吸引村民的关注与参与。而外出务工的青年群体虽能凭借网络获取信息，但其早已脱离农村生活场景，对本土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关注力度显著弱化。例如某些村召开政策宣讲会议时，参会群体以老年人为主，改革政策的核心受众出现断层，这直接削弱了政策传播的实际效能。


2.2信息环境复杂，主流声音淡化


一方面，“非主流”声音占据一席之地。新媒体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动摇了传统信息传播的垄断地位。短视频、社交平台等新兴媒介的兴起，使农民得以接触多元思潮。而数智化时代，算法推荐机制较易产生“信息茧房”，农民更倾向于关注娱乐化、生活化的内容，对主流意识形态相关内容“兴致缺缺”。更有甚者，部分片面认知、错误理解及不实言论依靠碎片化途径迅速扩散蔓延，若基层党组织未能及时进行回应和引导，主流声音极易被淡化，大幅增加农村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难度与挑战。另一方面，传统传播方式的吸引力显著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仍以宣讲会议、悬挂横幅等“单向”信息传输为主，缺乏双向


互动交流环节，难以充分调动农民的主动参与热情。在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内容方面，也多采取“被动回应”的方式，且回应内容精准度不够。若未及时公布政策的具体细节、主动回应合理诉求，极易引发信任危机，阻碍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顺利开展。


2.3区域发展失衡，资源配置不均


经济发达的农村在新媒体设备、文化场地等传播资源上更具优势，反观偏远农村地区，则面临网络信号差、活动场地简陋等“先天”硬件不足的短板。此外，部分山区村庄还受到专业宣传人员匮乏的双重约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仅能满足基本办公需求，难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各村经济基础的差异直接导致改革政策的解读与传播在区域范围内呈现“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农村意识形态传播发展不均衡的态势。


2.4传播内容脱节，供需匹配失衡


一是政策解读与农村实际状况相脱节。政策解读落入文件窠臼，理论陈述呈现抽象化特征，例如未能与土地流转、养老医保等群众关切的现实问题有机结合。二是内容供给缺乏差异化设计。采取“同质化”“一刀切”的传播模式，政策宣传的针对性、接受度降低。例如部分地区开展乡村振兴政策宣传工作时，无论是面对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采用统一话术、统一宣传物料的方式，难以达成预期传播效果。三是内容更新时效性不足。针对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农民关注的乡村振兴红利等热点问题，未能及时作出有效回应，导致传播内容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明显“时差”。


2.5传播形式固化，创新意识淡薄


一是传播方式老套。宣讲人员多照本宣科，未能将政策内容转化为契合乡土语境的通俗表达，传播实效性不佳。二是实践平台效能未能充分释放。在基层减负工作背景下，部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流于形式，部分站点虽配备值班人员，但实际活动参与度极低；部分站点虽持续开展活动，却未能结合农民需求设计喜闻乐见的活动项目。阵地建设耗费了大量资源，却未能转化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实际效益。三是创新保障与激励机制缺失。意识形态传播创新缺乏专项经费支撑，基层探索新传播路径的经济保障不足，难以突破传统传播模式束缚。


2.6队伍建设滞后，数字素养不足


一是传播人员精力有限，责任落实显著弱化。农村基层党务工作者普遍身


兼数职，开展意识形态传播时精力分散，多数仅能完成上级要求的“宣讲”“材料报送”等“规定动作”，传播过程中的“自选动作”较少。二是传播人员数字素养薄弱，“新媒体”操作技能欠缺。大部分村干部虽然熟悉政策，但缺乏短视频剪辑、直播等新媒体操作技能，存在技术壁垒；同时缺乏容错激励机制，基层因担心试错风险，创新积极性受限，导致意识形态传播在网络空间影响力偏弱，难以适配媒介环境发展变化。三是人才储备不足，本土传播力量未充分激活。未能有效整合青年党员、返乡大学生、乡贤等本土人才资源，难以形成多元立体的传播主体格局，影响政策解读的覆盖面。


3.对策建议


3.1坚持党建引领整合资源，构建立体传播格局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应起到“压舱石”的作用，调动各类资源，集结各方力量形成传播共同体：推动村党组织同驻村企业、社会组织签订“传播共建协议”，依靠外部资源弥补村级力量的不足；利用节假日青年返乡的高峰期开展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让假期成为政策宣传的黄金期；联合县级融媒体制作政策短视频，借短视频东风让政策走进千家万户。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传播格局，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各个角落扎根生长。


3.2坚守主流价值深耕文化，强化意识形态认同感


坚守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把党的创新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文化传承，充分挖掘当地的红色资源、乡贤事迹，开办“本土红色课堂”；在有革命印记的老区，组织老党员讲述本地革命故事，以“身边英雄”彰显爱国主义精神；在宗族文化积淀深厚的村庄，依托“乡贤参事会”，将传统道德规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有效衔接，引导农民在文化认同中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在土地征收与拆迁、环境治理等敏感问题上，践行“公开透明”要求，采用“村民议事会”“政策听证会”等方式，让农民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在民主协商中化解疑虑，杜绝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信任危机。


3.3推进城乡协同资源共享，保障意识形态传播资源


建立“城乡联动、区域协同”的资源共享机制，由宣传部牵头统筹，建立理论宣讲专家、文艺工作团队、新媒体设备等资源库，按需向偏远乡村调配；科技局定期组织“导师下乡日”，统筹调度农业科技特派员、法律专家开展技能培训与政策解读；搭建“新媒体设备共享点”，由乡镇统一管理无人机与直播设备，村级可申请借用，降低偏远地区传播成本。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


和乡村振兴项目统筹推进，在修建农村公路与水利设施的同时，同步规划传播阵地，保障村级层面有固定场所开展活动。


3.4立足农民需求分类施策，提升意识形态传播精准度


总书记指出，“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意识形态传播的生命力源于亲近群众，脱离农民需求的传播只能沦为“自说自话”。


一是立足农民需求，构建“了解需求-私人定制-反馈优化”的体系，可借鉴“民情日记”制度，引导党员干部每月开展“入户访需求”活动，通过话家常、开小型座谈会等形式，收集农民疑问，归纳形成“需求清单”，让传播内容既与政策接轨又贴合实际，确保传播始终紧扣农民最关切的问题开展。二是依据群体画像精准施策。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4]。面对不同群体的多样需求，实施差异化传播策略：针对年长群众，可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开展“健康讲座暨政策解读”活动，讲解慢性病报销政策，依托本土网红拍摄医保相关短视频，自然融入国家医保政策保障民生的意识形态教育；针对区域内的留守儿童，开展“留守儿童”专题关爱保护活动，营造健康积极的氛围；针对返乡创业青年群体，组织“创业沙龙+政策对接会”，在邀请成功创业者分享经验的同时，解读政策支持要点，让青年在事业发展中感受党的政策温暖。这种“按需推送”的传播模式，既能精准满足不同群体的实际需要，又能使意识形态传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3.5创新传播形式融入日常，增强意识形态传播吸引力


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主动运用新媒体技术和农民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针对短视频、直播在农村的普及趋势，可实施“乡村网红培育计划”，选拔表达能力强、熟悉农村情况的党员干部，开展短视频剪辑、直播互动等技能培训，打造“村里政策宣讲员”IP。采用“田间地头直播”方式，解读“高标准农田建设如何实现亩产提高”；通过“婆媳对话”的情景演绎，展现国家政策让晚年生活更有滋味；借鉴“送文化下乡”经验，将政策解读融入地方戏曲、小品、相声等艺术形式，例如编创“乡村振兴三句半”等，让农民在娱乐中接受教育。优化传播场景，在文化活动场所、村卫生室等农民常去的场地设置“政策宣传角”，摆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册，让意识形态传播融入日常生活。


构建“经费保障+容错激励”机制，从县级层面建立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经费保障体系，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传播创新提供经济支撑。鼓励基层党组织探索新路径，针对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差错，建立“容错清单”机制，对不触碰底线、出于公心的失误多包容、少问责，保护基层创新积极性，鼓励基层敢于试错、勇于突破。


3.6狠抓队伍建设数字赋能，打造意识形态传播人才高地


一是强化党组织的统筹协调能力。借鉴“支部建在网格上”的实践经验，将意识形态传播纳入村级党组织年度重点任务清单，明确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采用“支委包一片区、党员包几户”的方式，将传播责任落实到个人。在各类政策宣讲中，由党支部引领带动，通过组织党员骨干与村民小组长结对，确保政策解读普及到每一户，打造“党建+传播”考核体系，将传播效果纳入村干部绩效考核，与评优奖励、薪酬福利直接挂钩，倒逼党组织将意识形态传播从“软任务”转变为“硬指标”。二是开展“数字赋能”计划。选拔青年党员和假期返乡大学生，打造乡土网红IP，负责个人短视频账号、AAA公众号的运营工作，定期推送“政策小课堂”“乡村振兴”“家乡风景”等资讯；采用无人机拍摄呈现村庄变化的短视频，配上“乡村振兴呈现新面貌”的解说，吸引游子关注家乡，激发在外人才返乡创业、服务乡村振兴的热情与动力，从根本上缓解农村”空心化“难题。三是挖掘本土人才资源。各地在不增加现有人员编制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挂点干部、村党组织书记、致富能手、老党员、乡贤等力量，组建党的创新理论宣讲队，用乡音传递党的方针政策，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意识形态真正走进农民心里。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拓展


薛睿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总书记围绕意识形态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同时，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体现了新时代以总书记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


一、深化了对意识形态工作功能定位的认识


做好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在于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功能定位。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直以来，我们党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但是却并未以“极端重要”来定位意识形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意识形态工作置于“极端重要”的位置，深化了对意识形态工作功能定位的认识。


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功能定位具有原创性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域中，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上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展变化。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总体而言，受所处时代现实情况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加关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深刻


洞察时代发展大势，在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赋予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科学定位，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


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功能定位是对意识形态工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重要作用的精准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引领思想和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必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需要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定位与经济工作作为党的中心工作的定位并不冲突。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旨在更好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动作用，尤其是引领作用，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二、丰富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内涵


党的十九届六中X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势作出判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将意识形态工作放在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来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是这一转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意识形态概念的论述散见于不同时期的论著中。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围绕“阶级意识论”“上层建筑论”“虚假意识论”等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多维审思，相关论述为当前系统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内涵与外延提供了理论指引。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视角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丰富内涵，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是维护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基础纽带，也是意识形态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认同主要聚焦于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是主流思想舆论认同。主流思想舆论认同主要包括人民群众对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认同，对社会主流媒体以及社会主旋律的认同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除定期召开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外，我们党还围绕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等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意识形态工作具有系统性，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此而言，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不仅是宣传部门的职责，更需要各个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推进。新时代我们党围绕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推进，丰富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内涵，实现了具体实践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机结合，为协调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三、明确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要求


意识形态工作要基于社会现实需求动态调整工作重点，增强现实针对性，从而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明确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要求。


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保障。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序推进。新时代以来，我们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从根本上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从制度层面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系统安排。从根本制度层面来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既是对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的强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凸显了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指向。总书记强调：“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新时代以来，我


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通过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丰富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法，有助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引领。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要求


尹铁燕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时代特征。党的各级组织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强化责任意识，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主动占领网络阵地。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举措。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体现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三个方面。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建立相应的意识形态工作评价体系，以科学评价指标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党的各级组织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努力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


一、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规定。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其特殊性就在于其本质是做人的工作。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规定，“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充分表明，只有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才能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前进的正确方向”［1］。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做到正确研判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科学谋划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布局。


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特征。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源于其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重要支撑作用。只有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制度保障，避免因思想混乱引发意识形态风险。总书记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科学定位，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坚持抓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信心和决心。2013年8月19日，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党的大会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3］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正面临严峻


挑战，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场域，全面加强党对网络空间的治理已经成为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重要着力点。加强网络平台治理和传播主流价值观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内容。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目标的必由之路。强大的意识形态凝聚力能够为强国建设注入精神动力。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铸魂，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文化认同实现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认同。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的必然选择。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要重点关注民生问题，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财富观、公正观。强国建设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更是精神财富的增长。唯有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双轮驱动”，才能实现复兴目标。经济建设属于物质建设的重要范畴，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属于精神建设的重要范畴，经济建设创造物质财富，意识形态建设创造精神财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统一性原理揭示了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关系。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物质保障；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政治工作，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理论范畴，对经济建设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改革、发展、稳定的社会局面与意识形态工作紧密相连。


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生动体现了党管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党的各级组织要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准确把握“两个大局”，着力增强数字素养，切实塑造主流思想舆论新格局。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保证。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在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汇聚集体力量，号召全党动手、全员参与，形成意识形态工作合力。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价值取向、核心目标、根本任务、本质要求、重要着力点，是构建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体系的重要范畴。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取向，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重要内容，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


位作为理论根基，把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作为根本任务，以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作为本质要求，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予以落实。


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落实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根本出路。党的各级组织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力量，应该主动承担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理论宣传，自觉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为担负起新的意识形态使命任务、传播主流价值观提供制度保障。党的各级组织要不断提高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掌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规律。加强网络空间治理要把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作为重要着力点，“网络空间正如万花筒，受引导方式的资本驱动，舆情内容真假同构，各类信息充斥其中，难免令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辨，其中不乏谎言、谣言、未经证实的八卦，也混杂着各类夸大，甚至煽动性的言论”


［4］。因此，党的各级组织要做好网络舆情工作，善于从舆情中洞察民意，建立网络舆情发现、研判、处置和回应机制，紧跟舆情热点问题，对网络谣言要进行及时分析、研判和处置，要对“标题党”“网络大V”传播的各种虚假言论进行科学分析和严厉批判。加强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治理已经成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着力点。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异常复杂，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对各种虚假言论作出有力批判和回击。


坚持在批判中建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是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做好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斗争，同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新时代新征程，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斗争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意识形态之争不仅是思想之争、理念之争，更是利益之争、发展之争、道路之争、命运之争，如何在‘两个大局’背景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是新时代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要认清的新态势”［5］。西方敌对势力企图运用网络通信技术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构建意识形态斗争话语体系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着力点。话语权是领导权的话语表达，“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键”［6］。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建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是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的重要着力点。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领导权建设必须体现革命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


造性。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领导权建设蕴含人民性，是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总体性话语目标的话语展开。


坚持在实践中践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是确保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落地的重要抓手。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通过话语权实践转化为社会共识。理论学习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落地奠定合法性基础。党的各级组织要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高地，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传播主导权，以话语创新提升感召效能，以制度设计保障长效运行。唯有在实践中动态调适话语策略，才能应对多元挑战，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领导权建设的重要着力点是落实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制，以制度建设推动话语领导权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能够把意识形态工作“软任务”变为“硬约束”，以责任的层层落实确保党的意志在基层落实。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以问题为导向，以完成使命任务作为落脚点，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核心内容，以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性作为根本原则，以加强网络舆论阵地建设作为时代诉求，以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为重要抓手。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是话语主导权，要构建具有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思想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相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范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把维护阶级利益作为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方式。社会主义的阶级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价值导向。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诉求。人民群众在利益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认同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感认同。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着力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利益是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核心要素，党员领导干部要把人民利益作为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诉求，“要发挥好意识形态工作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作用，寻找党的意志与人民利益之间的契合点，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彰显出强大精神力量”。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了谁”“依


靠谁”“我是谁”是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首先回答的根本性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况。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实效的根本保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就要以总书记文化思想为指导，向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人民群众是否参与意识形态工作、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是衡量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效的重要指标。党的各级组织要坚持深入调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通过意识形态工作实践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党的各级组织要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业务学习和实践锻炼，确保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吃透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目标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党的各级组织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切实树立党员领导干部的先进模范形象。党的各级组织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价值导向。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民性意蕴体现在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实现政治民主，以总书记文化思想指引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供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以新发展理念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党的各级组织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意识形态工作服务群众的基本原则，发挥人民群众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文艺创作方面，要坚持文艺创作服务人民的工作导向，体现文艺创作与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融合性，坚持把现实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真正思想渊源和鲜明底色，引领文艺工作者推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群众在精神食粮供给中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指引，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新时代新征程，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保障人民权益的题中应有之义。持续净化网络空间、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引领功能是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着力点。有一部分青少年不看主流媒体，只看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


容易被一些迷惑性、虚假性的言论误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构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共同体，发挥人民群众的治理主体功能，与从事反党反社会的“网络大V”进行坚决斗争。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在斗争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各级组织要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斗争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驾护航。党的各级组织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要始终保持敢于亮剑的斗争精神，讲究斗争艺术，创新斗争话语，在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增强斗争本领。新时代新征程，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巨大变化，面对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以科学的工作方法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党员领导干部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起着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创造性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引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党的各级组织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要压实责任，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压力适度，充分调动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于工作落实不到位的相关负责人要进行追责，以有权必有责的使命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三、全面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


全面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是新时代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任务，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动力引擎，“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水平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练好内功的极端重要性”［8］。党员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文本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学习经典著作中提高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规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积累工作经验，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党员领导干部要通过理论学习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进一步厘清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定位、使命任务、实践理路，实现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与时俱进”。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为党员领导干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各级组织要准确把握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变”与“不变”，切实提高新形势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的工作能力。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既有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又有意识形态工作布局上的实践安排。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现了话语重构式创新，“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创新不少是话语创新，话语创新说到底根源于思想创新，‘地位论’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9］。全面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要着力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政治判断力是基于政治现象、权力关系、利益格局和社会价值的综合性分析作出的合理决策或者评价的能力，是政治参与者的核心素养。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是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前置性条件，是在复杂环境中精准识别政治本质、科学预判风险趋势、果断作出正确决策的核心素养，是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敏感性和战略洞察力的有机统一。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在不确定性中准确识别“灰犀牛”事件和“黑天鹅”事件，精准预判可能发生的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接受和识别能力是提高政治判断力的前提和基础。网络媒介在传播海量网络信息的同时，造就了娱乐至死的网络环境，导致网络信息以娱乐化主导，用户深度思考能力退化，提升媒介素养是根本应对之道。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断提升媒介素养，网络世界的海量信息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断提升数字素养，提高网络学习能力，充分利用网络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党员领导干部对网络媒介的接受和识别能力是提高政治判断力的核心要义和重要环节。在互联网背景下，党员领导干部对网络信息的科学识别和正确解读是提高政治判断力的重要着力点。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政治判断力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的战略判断上，“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常态化，这就明确了意识形态战略发展的大方向”。


政治领悟力是对政治原则、政策方向和战略意图的准确把握和科学运用。党员领导干部要准确把握百年变局中的“变”与“不变”，洞察国内社会矛盾的深刻变化，准确识别政策文件背后的战略意图，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能够进行准确预判，并能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党员领导干部要把网络安全意识作为提高政治领悟力的重要着力点。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网络安全教育是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保障网络安全的基础性工作。从社会布局看，网络安全包括网络经济安全、网络政治安全、网络文化安全、网络社会安全等。经济领域的网络攻击可能导致企业数据泄露，甚至金融系统瘫痪；政治领域的网络监听可能威胁国家主权；文化领域的不良信息传播可能影响社会稳


定；社会领域的智能设备安全保障能够避免隐私泄露。从公民个体维度看，网络安全包括网络消费安全、网络社交安全、网络游戏安全、网络购物安全、网络转账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注册安全等。在网络消费时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网络消费陷阱，从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网络社会中还存在虚假广告、虚假宣传、钓鱼网站等，往往夸大产品或服务效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家提供的信息产生误解，从而上当受骗，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在网络社交活动中，朋友圈、微博、AAA、QQ等社交媒介平台容易泄露个人信息。沉迷网络游戏可能导致青年学业受到巨大负面影响。在网络购物中，假冒伪劣产品容易导致个人经济和人身安全蒙受损失。在网络转账方面，轻信中奖为骗子转账、网络转账信息错误容易导致个人上当受骗。在自媒体时代，网络暴力、网络色情、网络凶杀等有可能导致犯罪率的持续飙升。各种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注册有可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针对这些网络空间中的种种乱象，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网络安全工作能力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关键举措。


政治执行力是将政治判断和科学决策转化现实效能的核心素养，是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的实践向度。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实践中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可以量化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各级组织要善于进行资源整合，善于统筹人才、资金、技术等核心要素，在资源优化中提高效益。党的各级组织要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管控，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效进行动态监测和科学评价。党的各级组织需要不断建立健全理论学习制度，引领党员领导干部通过理论学习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执行力。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目标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构建网络空间治理共同体是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前置性条件，必须始终确保党员领导干部在意识形态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并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辅助作用。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断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树立底线思维，科学应对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各种风险。党员领导干部要准确把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民性意蕴，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看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认同、情感共鸣和实践认可。党的各级组织要明晰责任清单，健全工作机制，强化考核问责，提升能力素养，确保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有


效落实工作主体责任。落实主体责任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问题。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提升策略研究


韩奥林、仇竹妮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茁壮成长，始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就是牢牢抓住了意识形态领导力这个关键。总书记指出：“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1]（P13-14）新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趋复杂，提升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已成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凝聚民族复兴力量的重大课题。


一、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的科学意蕴


实践再次证明，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领导力是最关键的条件，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2]（P392）当前，学界关于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的研究不断深化，准确把握其基本内涵与目标指向，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


1.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的基本内涵。传统意义上的“领导力”多用于组织管理与发展领域，是组织或领导者综合能力的重要方面。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主要体现在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人民和全社会意志的能力。[3]它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思想支柱，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屏障，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精神动力。从内在结构看，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包含传播力、影响力、引领力、凝聚力四大核心维度：意识形态传播力保障主流意识形态有效触达受众、意识形态影响力彰显党组织与党员干部的示范效应、意识形态引领力主导舆论走向与价值导向、意识形态凝聚力汇聚社会共识与价值认同，共同构成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内核。


2.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的目标指向。一是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西方社会思潮始终以削弱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为突破口，妄图动摇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提升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从思想根基上巩固党的领导。二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新时代以来，总书记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国家文化安全等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本质，有助于批判错误思潮的侵袭方式、迷惑手段、多重危害。三是满足社会大众利益诉求。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兼具社会治理功能，通过思想教育、文化浸润、制度保障，推


动主流意识形态融入社会生活，实现价值认同与利益诉求的统一。


二、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的发展瓶颈


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遭遇多重挑战，即网络碎片知识、政治生态乱象、社会喧嚣舆论、西方社会思潮从不同维度侵蚀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


1.网络碎片知识弱化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力。碎片知识虽具备新奇性、时效性特征，但在多个层面上弱化了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力。一是简化逻辑推演，解构意识形态的宏大主题。碎片知识往往采用微观叙事方式，省略必要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分析，缺乏前因后果的连贯阐述，导致受众难以把握理论全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厚重感与权威性。二是剥离时代背景，引发理解偏差与认知浅化。受限于字数或时长，碎片知识难以完整交代事件或理论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发展脉络。用户在不了解全景的情况下接受片面信息，易对党的意识形态主张断章取义。长期缺乏背景支撑的碎片化灌输，受众习惯于表层认知，丧失对理论体系的深入思考能力，从而降低意识形态传播的实际效果。三是话语表达随意，侵蚀意识形态话语的严谨性。碎片知识为追求点击率和传播面，往往使用夸张性、情绪化或非规范的话语表达，正式、权威的意识形态话语反而显得“枯燥”“冗长”，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四是激发情绪化互动，滋生谣言与偏激言论。受众基于个人兴趣或情绪对碎片知识进行点赞、转发、评论，往往缺乏对信息真实性和全面性的核实，易导致不实谣言、偏激言论快速扩散。在碎片知识营造的“后真相”氛围中，官方声音往往陷入被动澄清、疲于应对的困境，传播主导权被严重稀释。


2.政治生态乱象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不仅取决于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性，更根植于党组织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政治生态是政治主体存在方式的整体状态，综合体现了一个地方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4]政治生态的好坏是一个国家政治体系健康与否的体检表，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提振党员干部的精气神，使其全身心投入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工作中。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滑坡、纪律意识松弛，导致不良政治生态滋生蔓延。一是理想信念弱化，示范作用缺失。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意识淡漠、政治定力不足，忽视理论学习、背离初心使命，甚至违反政治纪律，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形同虚设。二是不良风气蔓延，侵蚀公信力根基。少数党员干部热衷拉帮结派、权力寻租、彰显特权，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


化暗流涌动，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损害党的形象与公信力。三是用人导向扭曲，挫伤干事积极性。个别地方存在“带病提拔”现象，踏实肯干、对党忠诚的干部得不到重用，投机钻营者反而步步高升，违背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5]（P66）的原则，削弱了意识形态的价值感召力与社会影响力。


3.社会喧嚣舆论虚化党的意识形态引领力。喧嚣舆论本质上是情绪化、非理性的言说，其持续发酵从多个维度虚化了党的意识形态引领力。一是舆论场域失焦，分散引领资源。喧嚣舆论往往围绕猎奇、冲突、敏感事件迅速爆发，使公众注意力在各类议题之间频繁切换。舆论场的失焦导致意识形态引领的对象“看不见”“听不进”，引领效果大打折扣。二是情绪化表达泛滥，弱化理性对话与价值共识的基础。在喧嚣舆论环境中，理性声音往往被情绪浪潮淹没。公众习惯情绪站队而非逻辑思考，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的理性分析、辩证观点难以引发共鸣，价值共识的形成基础被严重削弱。三是负面舆论放大，消解权威公信力。喧嚣舆论片面放大发展中的问题，忽视成就与进步，遮蔽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就叙事与价值愿景，部分群众产生认知偏差，引领力随之弱化。四是回应机制滞后，滋生谣言空间。意识形态引领主体层级多、协同难，面对突发舆情响应迟缓、处置被动，网络不法分子借机制造谣言、传播杂音，通过填充舆论真空、激化社会对立，使意识形态引领从主动主导陷入被动应对。五是政治谣言渗透，冲击价值底线。敌对势力刻意编造抹黑党的理论、歪曲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的虚假信息，以所谓“揭秘真相”的方式，误导公众认知、动摇价值立场，冲击意识形态引领的底线。


4.西方社会思潮分化党的意识形态凝聚力。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将意识形态渗透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渗透方式更隐蔽、渠道更多元、危害更深远。一是“普世价值”输出，误导价值认知。西方国家借学术交流、教育合作、媒体传播等渠道，大肆宣扬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刻意美化西方制度模式、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误导缺乏政治辨别力的群体，尤其青年学生易陷入认知迷局。二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解构历史认同。数智化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披着“娱乐化”外衣，实现由公开表达向隐蔽渗透、由宏大叙事向微观浸润的传播方式转型。[6]通过段子、漫画、短视频等形式歪曲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否定党的历史功绩、消解民族自豪感，动摇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历史根基。三是隐


蔽渗透青年群体，瓦解认同基础。西方社会思潮“代言人”瞄准青年群体，将错误观点嵌入流行文化、网络内容。利用名人效应来传播社会思潮，扶持学术名人、娱乐明星等“网红”，利用其所谓学术影响、知名度来俘获学生和大众的崇拜和认同。[7]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诱导青年认同西方价值观，从思想根源上削弱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动摇意识形态凝聚力的青年群众基础。


三、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的提升策略


新时代提升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应紧扣传播力、影响力、引领力、凝聚力四大要素的短板与需求，坚持靶向施策、系统推进，摆脱现实困境、筑牢思想根基，推动意识形态工作提质增效、强基固本。


1.强化传播效能，夯实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力。从内容供给、渠道建设、话语创新三个维度系统发力，构建内容完备、渠道多元、话语亲和的现代化传播体系至关重要。一是优化内容供给，突破碎片化解构难题。坚持理论完整性与系统性，摒弃片面化、碎片化、浅表化的传播方式，将宏大意识形态主题转化为逻辑连贯、脉络清晰、内涵丰富的内容体系。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认知特点、信息偏好与接受习惯，实施分众化、精准化的传播策略：面向党员干部，突出理论深度与政治高度，强化思想淬炼；面向基层群众，突出通俗性、实用性、生活化，增强情感共鸣；面向青年群体，突出时代感、创新性、互动性，激发价值认同。二是创新传播渠道，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根本原则，主动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形成传播合力，构建起多元、交互、共享的全媒体传播矩阵。[8]做强主流媒体主阵地，持续巩固党报党刊、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的权威地位，发挥其在重大主题宣传、政策解读、舆论引导中的“压舱石”作用。深耕新媒体传播赛道，充分运用短视频、社交媒体、直播平台、网络社群等载体，打造一批形态多样、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平台。同步强化数字平台内容监管与法治供给，规范其内容生产与传播全链条。[9]规范网络空间传播秩序，健全网络信息审核、监测、处置机制，严厉整治碎片化信息、情绪化言论、低俗化内容，压缩各种谣言传播空间、挤压错误思潮渗透渠道。三是规范话语表达，提升传播吸引力与说服力。坚决摒弃生硬刻板、晦涩难懂、脱离群众的话语表达，着力构建兼具政治严谨性、理论科学性、表达通俗性、情感亲和力的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一方面，牢牢坚守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属性、理论属性与学术规范，杜绝随意化、娱乐化、低俗化、情绪化表达；另一方面，


充分吸收鲜活的大众语言、有趣的生活话语、正向的网络热词，将抽象的理论阐述、宏大的政策表述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用得上的家常话、暖心话。以事实为依据、以道理为支撑、以情感为纽带，主动回应社会热点、群众关切、现实困惑，用真情实感打动群众、用事实道理说服群众、用价值理念凝聚群众，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


2.净化政治生态，厚植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锻造优秀干部队伍、涵养优良党风政风。一是锤炼干部素养，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聚焦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首要任务，持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整治拉帮结派、团团伙伙、权力寻租、特权思想、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良风气，杜绝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树立并严格落实正确的用人导向，杜绝“带病提拔”“带病上岗”，选拔重用“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10（]P412）的好干部，淘汰信念动摇、品行不端、作风不实、能力不足的不合格干部，以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激励广大干部廉洁奉公、勤勉务实、担当作为。二是严明纪律规矩，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严肃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发现并纠正党员干部思想偏差、行为失范、作风不正等问题，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纪律，明确党员干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责任清单、行为底线与问责标准，将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评优评先，对传播错误言论、纵容错误思潮、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迁就。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意识形态工作，严格按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各项任务，坚决杜绝特权思想、特权行为，以法治刚性约束、制度规范保障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持续增强。三是深化作风建设，拉近党群干群的情感联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常态化开展调查研究、走访慰问、结对帮扶，用心倾听群众心声、用情体察群众疾苦、用力回应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坚决杜绝脱离群众、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弄虚作假、劳民伤财等不良作风，以实际行动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与支持。巩固拓展党群干群


的情感联结，让党的意识形态主张真正走进群众心里、融入群众生活、转化为群众自觉行动，持续放大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


3.聚焦舆论引导，强化党的意识形态引领力。精准把握舆论场域规律、主动引导舆论走向、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坚决抵制错误言论，可以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占据舆论主导、凝聚价值共识。一是精准把控舆论场域，聚焦主流价值导向。建立健全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的舆情监测预警体系，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时捕捉社会热点动态、网络舆情走向、群众思想情绪、潜在风险隐患，牢牢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主动设置意识形态议题、舆论引导议题、社会发展议题，推出一批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形式新颖、感染力强的正能量宣传内容、文化作品，有效引导公众聚焦主流议题、关注主流价值、认同主流观念。持续整治网络舆论乱象，坚决抵制并严厉打击猎奇炒作、冲突煽动、恶意抹黑、造谣生事、低俗娱乐、极端言论等不良行为，避免舆论场域失焦、跑偏、混乱。二是理性疏导舆论情绪，筑牢价值共识基础。面对网络空间情绪化、非理性、极端化的喧嚣舆论，坚持理性发声、辩证引导、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坚决摒弃简单化、粗暴化、压制性的应对方式，用客观事实、科学道理、辩证思维回应群众疑惑、化解对立情绪、凝聚价值共识。主流媒体、权威专家、理论工作者要主动承担舆论引导责任，第一时间解读社会热点事件、重大政策举措、复杂社会现象、模糊认知误区，善用通俗易懂、逻辑清晰、有理有据的话语表达，澄清模糊认知、消除误解偏见、消解负面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常态化开展理性思辨教育、媒介素养教育、价值观念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摒弃情绪站队、盲目跟风、片面思考的不良习惯，学会客观理性、全面辩证地看待社会现象、表达个人观点、判断是非曲直，自觉抵制情绪化煽动、极端化诱导的行为，为意识形态引领营造理性、平和、有序、健康的舆论环境，不断筑牢全社会价值共识基础。三是快速回应舆情危机，遏制错误言论蔓延。建立健全高效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的舆情应急响应机制，明确党政部门、主流媒体、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在舆情处置中的职责分工、工作流程、联动机制，坚决防止舆情发酵扩散、错误言论传播、负面影响放大。主流媒体、党政部门要同向发力，及时发布权威、准确、全面、详细的信息，主动公开事件真相、处置进展、处理结果，用事实揭露谣言、用真理批驳错误观点、用权威信息填补舆论真空、用主流声音消除负面影响。依法依规严厉打击恶意制造、传播、扩散攻击党的理论、抹黑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歪曲国家形象的政


治谣言、虚假信息，坚决守住意识形态引领底线、舆论安全底线、政治安全底线。


4.抵御思潮侵蚀，提升党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强化思想辨析、筑牢青年根基、凝聚全民共识、夯实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认同感、归属感。一是深化思潮辨析，抵制西方社会思潮渗透。科学认识西方社会思潮渗透的主要渠道、传播方式、迷惑手段、本质危害，深刻把握其


“颜色革命”的政治图谋、价值颠覆的险恶用心，增强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敏锐性、鉴别力、免疫力、战斗力。依托党校、高校、社科院、研究机构、主流媒体等平台，加强对西方社会思潮的系统性、深层次研究和批判，深刻揭露“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新自由主义的误导性、西方宪政模式的局限性，阐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先进性、优越性，引导广大公众明辨是非、坚定立场、自觉抵制。严格规范国际学术交流、文化交往、教育合作、媒体互动等渠道，区分学术交流与意识形态渗透、文化互鉴与价值观念输出的边界，进一步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二是聚焦青年群体，打牢意识形态认同根基。必须把青年群体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强青年群体的思想教育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方法，充分运用青年喜闻乐见、易于接受、乐于参与的漫画、短视频、微短剧、网络直播、互动游戏、主题活动等载体，全方位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价值理念、历史成就、实践经验，增强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大力培育青年意见领袖、青年理论骨干、青年先锋模范，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站稳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辨别力，自觉抵制西方价值观渗透、不良网络文化影响。三是汇聚全民共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向心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把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福祉改善、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推进紧密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感受美好生活变化、获得实实在在利益中，真切体悟、自觉认同、坚定拥护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厚植文化底蕴，将文化自信融入意识形态建设全过程，增强民族自豪感、历史荣誉感、文化归属感。持续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接地气、有温度的意识形态教育活动，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网络、进家庭，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智往一处谋、拧成一股绳的强大思想共识、价值共识、行动共识，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


力。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及其应对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严宇珺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历来是各种意识形态传播与斗争的前沿阵地，高校网络安全事关学校的和谐稳定以及国家安危"。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提高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力度，坚决守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1.1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界定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特指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在网络空间中要维护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防范并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引导师生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与社会稳定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具体表现为：一是政治安全，确保高校师生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同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思想安全，引导高校师生始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文化安全，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发展，增强全体师生的文化自信；四是制度安全，确保高校认可并自发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1.2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特征政治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一方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关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大政治问题；另一方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涉及广大师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思想领域问题。因此，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须坚持政治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统一，既讲政治立场，也讲道理，要加强对广大师生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高校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技术性与人文性的融合。在网络技术高速迭代的背景下，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技术性和人文性的融合，既要在网络技术层面有效加强高校


网络管理和舆情监测，又要从人文关怀角度推动高校对校园文化建设，加强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以及对学生思想政治引导等的力度，从而增强高校师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开放性与主导性的协调。网络空间具有开放共享的特征，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互鉴、交锋激荡。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既要遵循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在规律，也要正视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多面性。在开展网络教育过程中，应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自信，牢牢掌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确保高校网络空间主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正确方向。


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统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校各部门、各环节、各方面协同推进。同时，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必然存在差异，从而要求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要兼顾系统性和针对性，既要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行总体布局、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又要针对具体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对象开展精准施策，从而切实发挥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实际效果。


2.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


2025年1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从1997年的62万人增长至2024年的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78.6%，这意味着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将面临更多的风险挑战。


2.1西方敌对势力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加剧目前，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西方敌对势力加快了对中国意识形态渗透的步伐。高校是培育人才、聚集思想的重点场所，是其渗透的重要对象。网络技术高速发展使得渗透方式变得越来越隐蔽、精准和多样4。


部分渗透主体常借助“学术包装”资助或操控学术机构和学者，在高校开展多种所谓的“学术活动”，传播诸多不实论调的西方学术思想，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来蒙蔽高校师生，引导他们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形成错误的看法。更有甚者直接利用网络舆情事件搅局造势，一旦学校出现热点舆情事件，西方敌对势力立即跟进操作，在互联网上大肆利用网络水军、“意见领袖”散布谣言，试图将个别问题泛化为重大的普遍性问题，妄图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影响高校正常教学秩序，破坏校园和谐稳定。


2.2网络多元思潮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信息


传播的空间界限和时间限制，为各种思潮在网络空间中的迅速传播与交汇提供了机遇。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潮不断涌现，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印。


多元思潮借助互联网的便利性和传播力，以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新颖的传播形式，对思想不够成熟、分辨力较差的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在网络互动过程中，部分大学生受多元思潮影响，表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并在网络言论中不自觉附和与支持某些错误思潮，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高校网络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与影响力。同时，多元思潮的出现增加了网络舆论场的不可控因素，也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引导中的难度，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场中的先发优势，使其无法迅速主导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


2.3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隐患随着网络技术快速发展，高校教育教学模式与师生生活得到极大便利，但也给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


在高校网络环境中，大学生若长期处于由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内，接收的信息将高度集中在自身感兴趣的领域，对其他信息接触较少，新信息的接收能力下降，思维加速固化。长期以往，他们或许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产生疏离，不能实现全盘接受。由于算法的个性化推荐机制弊端明显，会持续将一些不良信息、错误思想内容推送给大学生群体，而大学生群体自身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将其吸收并互相之间进行传播，进而不利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管理。


同时，由于网络技术本身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易滋生网络攻击、信息泄露等各类网络安全问题。高校是各类网络信息的汇集中心，存储着大量的师生个人信息、教学科研数据以及各类管理信息。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高校广泛运用，网络安全边界不断扩展，学校的网络系统相比以往更容易遭受攻击。一旦发生网络安全事件，会导致教学科研无法顺利开展，师生个人信息遭到泄露，进而损害师生权益。更为严重的是，网络攻击者筛选窃取到的相关信息，挑选目标师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心理控制行为，通过向其发送带有恶意链接、携带病毒的邮件和短信等，传播错误思想与虚假信息，最终破坏高校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3.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产生的根源剖析


3.1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化与隐蔽化全球经济政治版图发生巨变，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意识形态输出对我国发展进行干扰和阻挡。美国是网络基础设施和科学技术的强势国家，西方在信息通道上占得先机，可将政治意图融入学术交流、文化产品及影视娱乐等方面，进而向高校不断渗透。部分渗透主体会打着所谓“学术研究”的旗号，资助高校承办国际性的研讨活动，但意在传播西方政治理论与价值观；也会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融入电影电视中，通过不断渲染来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还会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雇佣大量“水军”和“意见领袖”，把一些歪曲和错误的观点说成真相，煽动对立情绪，企图动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引领力。


3.2社会转型期的思想观念多元化与矛盾复杂化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反映到网络空间中必然导致高校意识形态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群体由于经济地位、职业属性等因素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这些多元的诉求与观念在网络中发生交融与碰撞，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出现的问题极易在网络上发酵，甚至被部分别有用心者歪曲成质疑国家制度的内容，进而影响高校广大学生的认知和判断。此外，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外来文化不断涌入，对本土文化形成强烈冲击并带来消极影响，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可能侵蚀我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大学生正是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加之自身辨别能力较弱，面对各种外来文化，容易受到错误思想的引诱，进而降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


3.3网络传播特性与治理能力的失衡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拓宽了信息传播的路径，降低了发布信息的门槛，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进而加快错误思潮和不良信息的传播。匿名状态下，人们可以肆意发泄自己的情绪，任意发表极端言论、转发不实信息，却不必承担现实责任。信息即时性、交互性的特点也导致网络上的信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扩散，进而引发强烈的舆论效果，风险加剧。同时，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新技术，在加快信息传递速度的同时，催生“信息茧房”，使大学生难以接触新的正确内容，加剧认知偏见。加之网络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网络治理的速度，新型网络犯罪手段不断涌现，使得打击网络犯罪和进行反意识形态渗透的难度越来越大，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很大的风险和危机7。


3.4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与管理存在短板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涌现新风险新挑战，其核心原因在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在教育理念、教育


方法、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短板，导致自身应对能力较弱。


就教育理念而言，部分高校尚未充分认识到网络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网络是新时代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当前，一些高校仍将工作重心集中于传统知识教学，忽略培养学生的网络意识形态素养；另有部分学校虽已开展了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但过于注重理论灌输，缺乏实践引导，忽视了教育内容要基于学生生活经验以及面向现实的网络环境，导致学生的积极性和关注度较低，使教育效果差强人意。


就教育方法而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方法单一、创造性不足。相较于传统教学方法，网络新媒体平台具有打破时空限制、交互性与参与感更强、内容呈现形式丰富多元、个性化学习与精准推送、资源整合与更新速度更快等优势，能助力高校更好地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教育，能满足学生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学习需求。然而，当前我国高校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等传统形式来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对新技术赋能的网络新媒体平台的运用不足；即便有些学校将网络平台应用于教育教学中，也未能有效引导与规范学生网络行为，教育成效依旧不明显。


就管理体制机制而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健全。一方面，部分高校管理职责不明、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多头抓管理、责任不担当等问题，导致效率不高。另一方面，部分高校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制度不完善，响应速度较慢，无法及时发现与处理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此外，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管理队伍不健全，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部分管理人员的网络技术与网络舆情分析能力较为欠缺，无法满足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新要求图。


4.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应对的策略


4.1构建“防渗透、强阵地、育新人”的防御与引导体系


要抓好源头防控，加强高校网络空间治理的技术赋能与制度闭环，从技术与制度双维度阻隔西方敌对势力网络意识形态渗透。通过升级网络安全监测系，精准识别境外恶意信息传播链路、虚假账号矩阵等渗透载体，及时对有害内容进行拦截与溯源；同时，健全校园网络使用规范，明确师生网络行为“红线”，将意识形态安全纳入校园网络管理考核，并将监管责任落实到二级学院。


要筑牢思想阵地，加强高质量意识形态教育来化解渗透影响。既要创新思政教育话语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转化为青年学生易于理


解、乐于接受的网络内容，增强吸引力与感染力，又要培育校园网络主流舆论场，鼓励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网络作品创作，巩固主流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


要强化主体建设，加强师生网络素养与辨别能力。考虑到青年学生思维活跃但社会经验不足，学校可开设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专题课程，重点讲解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常见手段、表现形式与危害，提升学生对错误思潮的鉴别力；并加强教师队伍的意识形态能力培训，引导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融入价值引领，发挥“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作用，形成全员参与、全程渗透的思想防御格局。


要构建校社协同的联动机制，高校要主动对接网信、宣传等部门，共享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信息，联合开展反渗透专项行动，并加强与主流媒体合作，借助权威平台传播校园正能量故事，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形成校内校外联动、线上线下协同的立体防御网络，切实抵御西方敌对势力渗透，守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与青年学生健康成长。


4.2构建“疏堵结合、内外协同”的系统性治理体系


第一，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供给侧改革”，避免简单说教式传播。要结合时代命题与青年关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的理论表达，通过网络公开课、理论情景剧、青年话题研讨等形式，让主流价值融入校园生活场景。第二，要构建精准化的思潮引导机制。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建立网络思潮动态监测与分析体系，区分学术探讨与意识形态渗透、合理表达与极端言论，对错误思潮既要旗帜鲜明批判驳斥，更要注重以理服人、以文化人，通过对比辨析、案例解读等方式揭示其片面性与危害性。第三，需激活高校师生的主体力量。要培育一支兼具理论素养与网络素养的骨干队伍，鼓励师生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参与主流价值传播，形成“官方引导+民间发声”的立体传播格局，让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元对话中凸显真理力量。第四，需完善网络空间治理规则。要明确校园网络言论边界，压实平台管理责任，打击借网络传播错误思潮、煽动极端情绪的行为，并保障师生正当的学术交流与思想表达权利，在开放包容与规范管理之间寻求平衡，最终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多元思潮激荡中不断巩固与提升。


4.3创新教育方式，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实效性为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与新媒体融合，高校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创新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方式。可开设网络思政直播间，邀请专家学者、优秀教师围绕热点问题进行线


上直播授课，与学生实时互动交流；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场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魅力。此外，鼓励教师运用社交媒体开展教学，通过建立课程AAA群、QQ群等，及时发布学习资料、解答学生疑问，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积极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实践教育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通过开展网络文明志愿者活动，引导学生参与网络信息审核、网络舆论引导等工作，增强学生的网络责任意识；举办网络文化节，鼓励学生创作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微电影、海报、诗歌等网络作品，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参与热情。此外，利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机会，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将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4.4加强队伍建设，打造高素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队伍


提升现有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应定期组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培训，培训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络技术、舆情分析、新媒体运营等多个方面。邀请业内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组织工作人员到先进高校或企业进行学习交流，拓宽视野，提升业务能力。建立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考核激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工作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鼓励工作人员开展学术研究，探索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规律、新方法，为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要加大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吸引具有网络技术、传播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背景的优秀人才加入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立人才培养机制，通过设立专项培养计划、提供进修机会等方式，培养一批既懂网络技术又具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此外，鼓励高校与相关企业、机构开展合作，建立实习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培养后备人才，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5.结语


做好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要坚持发展的眼光，做到因势而新、因时而进、因事而化。本文通过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内涵与特征、面临的风险、风险产生的根源以及应对策略进行深入分析，助力高校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管理上做到预防为主、科学研判、主动出击和有效治理。


将来还要不断拓宽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重点从网络意识形态内容创新、“00”后学生群体特点等方面着手，深化此类问题的研究。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医疗器械学院麦智杰


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是高校党委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作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与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延伸。随着互联网领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高校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既要在网络上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也要防范不良意识形态的渗透。


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围绕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1］，强调“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2］，提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指明前进方向、提供行动指南。辅导员队伍是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的骨干力量，负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引领工作［4］，研究提升辅导员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是回应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现实需求和赢得思想政治教育与舆论宣传主动权的必然选择。


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内涵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5］智能化、数字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和影响范围，逐渐成为意识形态发展的新态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成了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变量。高校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职能，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但是，互联网环境的监管难度大，以及大学生群体的自我约束意识薄弱，给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能力，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向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与现代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的优势深度融合，确保在高校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长期保持稳定，有效阻断不良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入侵与腐蚀。


（一）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是治理的根本目标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成效好坏关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能否有效实施，


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和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党和政府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做出的历史性选择。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面临内生风险与外部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一方面，在网络空间中，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和不当的价值观念打着文化输出的幌子，被隐蔽地传播给大学生群体。如通过音乐、影视作品等载体传播错误的思想文化，通过商品消费传递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进而达到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目的［6］；又如利用社会热点事件和制造不实信息，煽动学生情绪，破坏校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给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危机。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信息网络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渗透较隐蔽。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通过歪曲历史和否定发展成果，破坏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互联网宣扬其“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企图冲击我国的传统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摇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此，需要高校实现掌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主导权这一根本目标。


（二）掌握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任务


党和政府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党和政府的主导和监管下，主流媒体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宣传。信息技术发展和传播技术的迭代创新，改变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互联网提供更便捷的传播途径，赋予了普罗大众更多的话语权，使其可以参与到意识形态的传播当中。部分西方国家利用网络技术的优势和互联网开放性、去中心化等特点，企图通过掌握网络话语权影响网络舆论走向，从而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达到消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目的。


高校承担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和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职责，需把引导师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师生自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把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


（三）巩固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权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必然要求


高校提升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能力，必须巩固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权。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场景化、多维化的特点，其场景化传播区别于传统意识形态传播中出现的单一场景，以特定符号、游戏程式或应用程序等方式呈现和传播。网络传播可构建或借助生活化的场景，以日常生活叙事的方式传递价值观念，也可借助图像、仪式、观念等具象化符号实现思想内容的传播。多维化传播也有别于传统意识形态传播中的单一传播方式，表现为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使传播渠道泛化，AR、VR技术成为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技术支持，逐步形成开放式、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新格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完善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权，需要建立一支政治素质过硬，掌握网络传播规律和精通网络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既需要时刻关注学生网络舆论动向，警惕与防范相关舆情事件和热点议题，又需要警惕网络传播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性，因此，可以增加“把关人”的角色，完善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


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困境


长期以来，大学生群体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象，学生的各种失范行为，是由很多错误的价值观念影响所造成的。面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隐蔽性等特点，高校应充分把握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引领力，把好政治关、守住阵地关、筑牢防控关，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增量”，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供坚实的保障。


（一）理论素养薄弱，认知能力低


青年大学生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因此也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象。当前，外部环境纷繁复杂，一是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利用网络媒介的开放性、交互性，向大学生渗透错误意识形态，让学生的价值观念变得庸俗化、极端化、简单化。二是西方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极具诱导性。网络环境中充斥的不良社会思潮和错误价值观念，往往借助娱乐化的包装传递，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错误观念被包装为消费观念。三是西方网络意识形态渗透方式隐蔽，一般采取日常叙事等手段，将不良价值观通过持续且缓和的方式渗透学生认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此外，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和青年价值引导面临新的挑战。一是西方错误意识形态以丰富的内容供给、多样化外显形式、多种传播渠道争夺青年群体的关注，威胁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二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理论素养不足、认知能力薄弱，难以准确识别错误的社会思潮和观念。


具体表现为：负责人员欠缺系统的理论学习，难以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难以全方位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政治敏锐性和辨别力，难以有效识破敌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逻辑谬论和观点漏洞，未能及时察觉如“低级红、高级黑”的隐蔽传播手段，给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留下隐患。


（二）政治素养不足，批驳能力低


网络的交互性给传统的传播方式和教学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难度加大，弱化了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多元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在互联网上传播扩散，新的传播规律和表达形式会使部分学生排斥课堂教学，偏爱日常碎片化接收信息。


二是社会舆论引导不及时，网络舆情风险增加。网络空间摆脱了时空限制，自媒体、新媒体等网络媒介迅速崛起，其传播力、影响力日益增长，并以裂变式传播削弱传统主流媒介影响力，逐渐成为网络信息传播和舆论宣传的主要渠道。学生群体可以迅速关注并参与社会事件的讨论，但高校难以迅速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谈论进行引导，容易陷入舆情风险，对意识形态引领的难度增强。


三是话语权被弱化。网络技术的迭代升级和智能终端设备的广泛普及，使得普罗大众都拥有了话语权。当代大学生群体不仅是信息内容的接收者，更是生产者、传播者，削弱了以采编权为基础的传统媒体传播主导权。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者而言，一方面需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能从意识形态治理的视角审视社会事件、学生的思想困惑及其发表的言论，及时应对处理网络冲突；另一方面，需要有较强的批驳能力，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针对性地批驳荒谬、偏差的价值观念，并阻止其扩散蔓延，及时消除不良的影响。


（三）网络素养参差，引领能力弱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价值观念形成的关键阶段，随着自我认知不断提升，其思维方式活跃，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但是，部分大学生缺乏自我约束，法治意识不强，容易成为不当言论和不实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引发网络舆情危机，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难度［7］。


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有学生在互联网上对他人进行恶意诋毁、侮辱诽谤英雄烈士，其行为已经触碰法律红线；也有学生为吸引流量、博取眼球，利用自媒体、短视频等平台散布谣言、发表不当言论，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的公共秩序，触犯法律法规。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学生在享受信息传递便捷和人际交流便利的同时，需


要提升网络素养，防止因网络失范行为引发网络舆情和意识形态风险。辅导员队伍若缺乏网络素养，会难以掌握较专业的新媒体应用技术和网络技术，难以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和治理工作。


此外，理论水平不高也导致辅导员不善于进行话语转换，难以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学生开展意识形态引领，难以引起学生的思想认同和情感共鸣，导致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较困难。部分辅导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理论不自信、不自觉的问题，难以及时回应学生关注的思想困惑、社会热点和舆论焦点，未能及时制止错误言论和谣言的传播，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力、说服力。


三、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提升策略


高校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既是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网络育人功能的必要前提，也是进行网络空间治理，正确引导舆论导向的现实需要。因此，可以通过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积极抢占网络空间育人的新阵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一）强化理论素养，提高认知能力


科学先进的理论是试金石与压舱石，只有加强理论学习，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才能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准确判断形势、把握政治方向、筑牢思想之基。辅导员需要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创新理论，自觉提高理论水平，强化理论素养。提高辅导员认知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首先是源自对理论的学习。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辅导员需要正确研判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新问题，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一是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结合工作实践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8］。二是学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对全局或某一领域的重要观点。三是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真理力量以及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


其次是加强对理论的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创新理论，需要在学懂、弄通、做实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一是要对重要思想、重要观点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二是要在系统地掌握重要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三是要创造性地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最后是源自对理论的运用。运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9］，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需要坚持学思用贯通，对


理论进行学习、思考后，才能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在实践中检验学习成果。坚持知信行统一，辅导员要对思想有所领悟，才能落实到行动上，才能用先进的思想指导工作实践。


（二）深化政治素养，提升批驳能力


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线骨干力量，既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信仰，也要具备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政治素养是综合素质的核心，提升个人政治素养，可以通过学习党的政策方针、重要思想、重要精神，不断夯实自身的政治理论基础，也可以多关注社会现状和社会思潮的动态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实践，提升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判断力。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必须加强对辅导员队伍批判能力的培养，辅导员深化自身政治素养，勇于与错误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斗争，是增强辅导员辩驳能力的重要途径。


一是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批驳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错误价值观念，认清其传播的“宪政民主”“人权自由”“普世价值”等的真相。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具有隐蔽性，常借助网络媒介以文字、图片、视频甚至某一事件、活动、社会思潮等方式进行传播。辅导员需要深化自身政治素养，认清西方国家宣扬的意识形态渗透背后的荒诞性与虚伪性，进而有的放矢地对错误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进行批驳。


二是能对大学生错误的思想认知、错误观点进行识别和引导。大学生群体思想活跃，但因涉世未深、缺乏社会阅历，容易被错误的观念影响。辅导员要时刻保持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的关注，掌握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行为动态，把抹黑党和国家、影响校园和谐稳定的言论和行为扼制在萌芽阶段，因势利导地处理思想偏差和矛盾冲突。


（三）培养网络素养，提升引领能力


当代社会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已经从传统的线下场景延伸至线上网络空间，这无疑增加了意识形态治理的难度。在网络空间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网络育人功能的大势所趋，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掌握了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要求辅导员既要懂得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网络媒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引领能力，提升网络素养。


一是要弄懂网络传播规律，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网络意识形态传播


具有主体多元、传播多维、载体多重、形式多样等复杂特点，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网络宣传的舆论阵地，才能提升与敌对意识形态和错误社会思潮作斗争的能力，掌握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主动权。


二是要熟练运用新媒体矩阵，提升网络育人实效。从“两微一抖”到“三微一端”，信息在互联网上实现了短时间、大范围、裂变式的传播。高校要熟练运用新媒体矩阵，提高文字编写、视频编辑的能力，主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三是要掌握话语权与话语方式，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引领能力。新时代的大学生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具有个性化、生活化的特色。


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思想引领时，应减少宏观叙事，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和日常叙事方式，提高学生的接受度，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


四、结语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必要前提。辅导员队伍是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骨干力量，提升辅导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是对当前高校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局势和迫切需求作出的现实回应。通过提升辅导员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的认知能力、批驳能力、引领能力，使其能根据社会环境和时代变化，利用实践资源和现实素材，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话语作出新的诠释，在网络空间中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引导大学生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牢守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话语权、引领权，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最大增量”。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研究


祁敏超


一、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的深刻变革，使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冲击


从国内看，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催生多元思想碰撞。[1]从国际看，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伴随意识形态博弈加剧，这种内外交织的变局对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现实挑战。[2]在国际格局重构下，意识形态博弈加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对其制度和价值观的威胁，通过经济制裁、科技封锁、舆论抹黑等手段强化意识形态对抗。[3]在此背景下，西方敌对势力抓住世界局势的变化进行价值观渗透，通过学术交流、文化产品、文化渗透等手段输出意识形态，采取刻意营造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等方式西化国内主流意识形态。[4]青年是意识形态争夺的关键群体，高校作为思想文化交流的主阵地，其校园文化传播中不乏西方敌对势力的价值观渗透，借助学术交流等途径，西方国家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输出更加隐蔽，高校意识形态西化风险逐步加大。[5]


（二）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意识形态面临弱化风险


随着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信息传播范式呈现多模态演进特征，具体表现为传播速度的即时化、内容结构的碎片化及情感表达的极化趋势。高校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处于持续性发展变化过程中，呈现多元样态，带来高校意识形态弱化风险。[6]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及元宇宙等新型技术的发展背景下，算法推荐朝着精准化方向发展，这不仅会为非社会主义性质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传播提供便利，还会在改变传播媒介的基础上严重冲击大学生价值观。青年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易受算法推荐的影响，陷入信息茧房，接触片面甚至错误的价值观。[7]多元价值观传播与技术、资本的逐利性形成合谋效应，导致低俗化内容与价值异化思想借助算法推荐、流量逻辑渗透校园网络空间，引发信息生态的无序化竞争，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精准性与实效性构成挑战，进而影响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的传播愈发快捷和广泛，不良信息的扩散也因此变得更加难以控制。[8]极端言论、网络谣言以及一些不实的信息屡见不鲜，很容易引起学生的思想混乱和行为偏差。部分高校在舆情分析、网络宣传及抵御渗透等方面的机制尚未健全完善，存在网络主导权把控不力、媒体


管控薄弱等问题，进而影响意识形态教育实效。


（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生思想多元化与价值观迷茫。部分学生对意识形态问题存在认知偏差，表现为“无关型”“迷茫型”“偏差型”三种倾向。例如，一些学生认为意识形态与专业学习无关，仅关注个人职业发展。在多元价值观冲击下，部分学生出现信仰迷茫，甚至受资本主义价值观侵蚀，对西方“普世价值”产生盲目认同。[9]二是制度体系不够健全。制度体系建设作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石与保障机制，虽伴随工作强化而持续完善，但现阶段仍存在体系架构待优化的现实状况，还存在着相关制度存在“一刀切”的现象，缺乏对课堂教学、学术研究、网络空间、社团活动等不同场景的分类管理。另外，跨部门协同机制不畅，主体责任传导层层弱化也是存在的主要问题。三是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10]互联网场域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阵地，高校学生作为网络空间的高频活跃主体，其价值认知易受网络不良信息的干扰与渗透。如境外势力通过社交媒体、自媒体平台传播分裂言论或虚假信息，部分学生因政治辨别力不足而被误导。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剧了信息传播的复杂性，算法推荐可能固化信息茧房，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力。同时，技术滥用可能导致价值观扭曲或隐私泄露。四是教育方式与内容层面的短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范式化传导倾向与情感共鸣机制弱化的双重困境，具体表现为教育过程过度依赖既定流程，导致价值传递未能有效触达受教育者的认知深层与情感内核。部分高校思政课程仍以讲授理论为主，实践教学所占比重较低，很难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内驱力，意识形态教育内容老套、教育形式缺乏新意等问题，导致学生对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理解仅停留在浅层次认知，难以真正产生深层次的思想共鸣与情感认同。尽管部分高校尝试改革，如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或采用“融媒体”教学模式，但仍需进一步创新话语体系，避免生硬说教，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和认同。


二、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理论依据


（一）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定的理论支撑。一是强调党的领导。这就要求高校党委切实担负起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责任与政治责任，健全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各负其责”


的工作机制。推动高校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在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着力构建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二是确立育人目标。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将培育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确立为教育事业矢志不渝的目标。高校以这一导向为指引，通过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学生自觉辨识和抵御错误意识形态的能力。三是强调文化自信。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揭示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价值。高校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革命文化为“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脉”，构建“三位一体”的文化育人体系，通过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浸润，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深层目标，为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筑牢文化认同的“精神基石”。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涵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蕴藏着深厚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伦理智慧，为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同构理念，“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的国家利益、集体主义高度契合。高校应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情怀，增强青年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情感认同，自觉抵御西方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内涵与教育方法，体现了许多反映教育教学规律和价值认知习惯的深刻认识。高校要按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结合时代特征和学生实际需求，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形态工作深度融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道德准则，使其成为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抓手、特色载体和创新方式。


（三）教育家精神的弘扬


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新成果，是党在新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之道结合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来解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课题的典范。教育家精神不仅体现在教师的深厚学识和教书育人的能力上，更在于教师对学生的关怀与引导。高校教师应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明亮灯塔，以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学识风范为航标，引领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找准航向，实现人生价值。教师需通过课堂和课外的交流，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与需求，开展有针对


性的教育工作，还应强调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教师的职责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要帮助学生构建对社会与人生的完整认知，尤其要注重情感的培育与价值观的塑造，助力学生更好成长成才。


三、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建设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高校党委需切实承担起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将其纳入学校事业发展全局和党的建设重要议程，成立由党委书记牵头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学校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形成工作合力。构建“党委—部门—基层”责任链条，校党委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学校意识形态工作总体实施方案，党委主要领导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班子成员认真落实“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职能部门层面应建立“清单化”履职机制，如宣传部门牵头意识形态专项督查，学工部门负责学生思想动态摸排，教务处把控课程思政建设，信息化处提供技术监测支撑。基层组织层面，二级院系党委（党总支）书记为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应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三会一课”，学生党支部建立“党员联系宿舍”制度，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高校依靠构建各级坚实有力的组织领导架构，切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以及话语权。


第二，健全工作体系。要切实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领导，健全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部门协同发力、宣传部门统筹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与二级单位分工负责的意识形态工作协同机制，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整体工作合力。整合宣传、学工、教务、科研、信息化建设等部门资源，建立信息共享、风险预警、应急处置协同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考核、干部评价体系等，对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以刚性约束推动工作落地见效。通过构建系统完备的工作体系，持续凝聚党政齐抓共管、上下协同推进、师生共同参与的整体合力，形成权责清晰、协同发力、联动高效、运行顺畅的工作格局。


第三，细化责任分工。各基层党组织需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明晰责任主体、厘清职责边界，持续健全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着力构建上下贯通、运转高效、协同联动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高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基层党建述职评议、教师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等体系，


设置“意识形态工作”专项考核指标，实行“一票否决”。由纪检、组织、宣传等部门联合组建督查工作组，综合运用定期检查、随机抽检、问卷调研等途径。对各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开展督导检查，构建“问题清单—整改台账—跟踪销号”的闭环管理机制。每年年底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专项述职，二级单位党组织书记向党委专题报告责任制落实情况。通过构建严密清晰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体系，促使各职能部门严格依照职责划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落实职责范围内意识形态工作的常态化管理，确保达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工作要求。


（二）完善思政育人工作体系


第一，强化思想理论武装。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师生“四个意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巩固全校干部师生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制定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进一步增强学习的规范性和实效性，着力强化班子成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持续推进师生理论学习，定期下发年度校院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安排和月学习通知，通过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主题党日活动、团日活动、班会等形式，组织师生深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鼓励教师积极投身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围绕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新问题，探索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


第二，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发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作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高校要在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实践中，持续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充分发掘各类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形成二者协同育人的良好格局，扎实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组织教师参与课程思政教学专项培训，引导教师深度发掘各门课程蕴含的思政要素，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注重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自然结合，润物无声地将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植根在学生的心中。通过人才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充实思政课教师队伍，着力提升教师数量与专业素养。组织思政课教师开展集体备课、教学观摩及教学竞赛等教研活动，不断优化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成效。思政课教师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模式，综合运用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多元手段，提升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筑牢意识形态阵地


第一，加强课堂教学管理。严格执行课堂教学纪律，明确要求教师不得在


课堂上传播违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内容。加强对课堂教学的监督检查，建立校领导、教学督导、系部主任听课制度，定期巡查课堂教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要求教师认真备课，对教学内容严格审核，确保符合意识形态要求。


第二，规范讲座论坛报告会管理。举办讲座、论坛、报告会等活动，主办单位必须提前向学校宣传部报备审批，经审核批准后方可举办，严格落实“一会一报”制度。对报告人的思想政治倾向和报告内容严格把关，确保活动内容积极健康、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另外，还要加强正面宣传。充分利用学校官网、AAA公众号、电子屏和官方抖音等宣传平台，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校发展成就、优秀师生事迹等内容。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重大活动，策划一系列主题宣传报道，如教学改革成果展示、学科竞赛获奖情况、毕业生就业创业典型等，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依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和安排专人负责网络舆情监测，及时回应师生关切的热点问题，积极化解矛盾，维护学校稳定。


第三，加强工作队伍建设。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教师担任专职辅导员、兼职班主任、思政课教师等。高校从思想政治理论、网络舆情应对、心理辅导等方面，组织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培训，有效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同时，注重从优秀学生中选拔培养学生骨干，建立学生宣传员队伍，协助开展意识形态宣传工作。


（四）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能力


第一，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学校官方平台应在舆论引导方面积极作为，主动发布正面信息，对重大事件进行策划宣传，把握舆论导向。通过及时报道学校的教育教学成果、师资队伍建设动态、校园文化活动等，成功引导网络舆论焦点，激发广大师生的爱校情怀，为学校发展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


第二，规范舆论宣传。高校应高度重视宣传内容的审核管理，建立健全审核机制，及时开通线上“三审三校”流程，明确审核流程与责任，使审核流程更规范。对学校官网、新媒体平台发布的信息进行严格把关，开展网站平台信息不规范表述等问题回溯审查，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客观，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学校办学理念，有效防止不良信息传播，维护学校网络舆论宣传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第三，强化载体占领舆论阵地。高校应积极拓展网络舆论阵地，多平台协


同发展成效显著。同时，客户端、微博、AAA等平台也应在学校信息传播、师生互动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还要大力推进网络文化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文化活动，如摄影比赛、线上讲座等，吸引师生广泛参与，丰富了校园网络文化生活。通过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文化品牌，增强师生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进一步巩固学校在网络舆论阵地中的影响力。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挑战、原则与优化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郁敏


2024年9月9日，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具有强大思政引领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要“筑牢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线”。［1］高校是党和国家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的主要场所。意识形态工作是高校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事关主流价值的发展壮大，事关青年在强国建设的广阔天地中绽放光彩。


一、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挑战


高校汇集了最多的青年人，尤其是作为网络原住民的“00后”群体拥有最为活跃的思想、知识、技术，易受多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冲击。高校是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的重要场域。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正在遭遇“虚假风险、偏差风险、隐匿风险、解构风险”［2］，使得意识形态安全表现出复杂性、隐蔽性特征。


1.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问题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其根本功能是“为维护或冲击现成的利益格局的行为合法性提供合理性辩护”［3］。在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可以作为一种提升国民士气、增加国家权力的武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战此起彼伏“，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4］268。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松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战略渗透，新自由主义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消费主义论等不绝于耳。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规训智能算法，以算法霸权拉拢盟国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进攻式围堵，推销所谓“普世价值”，试图实现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操控。


2.错误社会思潮对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交流也更为密切。多元文化输入，形成多元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的局面，新自由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对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大数据时代，新媒体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得高校学生接受社会思潮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和便捷，加剧了社会思潮多元化对高校学生的思想冲击。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权威性、


系统性受到挑战，呈现出“水平化“”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的特征；信息传播圈层化阻隔、智能算法推送，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被挤占，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而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和灵活性又凸显了高校意识形态预警机制的被动和敏感度不够的问题。这些问题必然对传统灌输式的意识形态工作产生冲击，削弱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3.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全员参与机制尚未形成


进入新时代以来，各大高校为全面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体系，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由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理论性较强，惯常采用的“宣”和“讲”的工作方式，脱离了师生教学和科研等日常工作，导致工作效果不佳。此外，互联网、新兴媒体带来的传播方式改变使得意识形态传播蝴蝶效应明显，往往呈现一出问题就出现舆论不可控的现象。舆情不可预见性也极大增强，这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提出了严峻挑战。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全员参与，高校各部门的系统协同机制成为必然。


4.高校教师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各级党委、思政教师、党务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这就导致意识形态工作仅仅在点位和局部上用力，无法形成意识形态的合力。在高校，课堂教育是高校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渠道。教师在承担传播知识、思想、真理的“教书”责任之外，还承载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5］的“育人”使命。总书记明确了高校教师巩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目前高校教师在专业课程与通识教育中融入主流意识形态还不够，这就要求全员教必须主动担当，深入参与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全过程中来。


二、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凸显。面对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我们要着眼于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把握合理的应对原则。


1.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确保党的领导贯穿于办学治校全过程。高校党委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治把关，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为高校发展提供根本政治保障。总书记强调，强化思想引领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必要环节，要“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6］。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包括思想引领权、制度管理权、治理主动权和领域话语权。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才能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


2.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高校需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根基。通过系统化、创新性的教育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师生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基础，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根本制度。当代大学生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新时代新征程，高校要牢牢把握这一历史经验，全面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秉承“六个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


3.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意识形态工作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通过课程思政、社会实践等途径，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为党和国家事业培育可靠接班人。总书记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高校人才培养宗旨，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宗旨和价值使命。高校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高校要着眼于强大的思政引领力，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心怀“国之大者”，以百年树人的心态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高校必须坚定不移抓实抓细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贯彻到底，以增强师生群体的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有力有效开展意识形态教育。


4.强化阵地管理


高校意识形态阵地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生命线”，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呈现出线上线下交织、虚拟现实融合的复杂态势。课堂、讲座、论坛、网络平台


等不仅是知识传播的渠道，更是思想交锋的前沿。一旦阵地失守，错误思潮就会乘虚而入，侵蚀师生的思想根基，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高校必须将阵地管理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通过健全制度体系，防范错误思潮渗透，确保主流声音占据主导地位。


三、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


1.构建“大宣传”视域下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首先，应以总书记文化思想为引领，构建内涵丰富的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总书记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要聚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维护和发展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两个结合”，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转化，推动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传统美德、历史文化遗产等进课堂，以总书记文化思想提升意识形态向心力。


其次，要以新技术、新平台为载体构建新媒体宣传矩阵。在数字化时代，高校必须积极拥抱新技术、新平台，构建起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宣传矩阵。运营好学校官方AAA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学校党政工作动态、教学科研工作动态、学生培养工作动态等信息，传递党的声音，引导舆论方向。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媒体社团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让他们成为校园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力量，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最后，必须以新技术创新舆情引导和预警机制。在信息传播日益便捷的今天，舆情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愈发显著。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者必须提高舆情分析和引导能力，充分运用新技术，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管理等平台，逐步推进“大数据+”融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全过程。一方面，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网络空间治理，强化信息精准识别、态势主动研判、风险实时处置等能力。另一方面，要创新舆情引导方式，在各宣传阵地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报道或讨论，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进去。


2.打造立体化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参与机制


首先，要发挥思政课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阵地、主渠道作用。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政课“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6］。要配齐建强思政课专职教师队伍，推动思政课教师队伍以“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为标准实现内涵式发展。思政课


教师要引导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理性看待自身成长与强国建设之间的关系，把握好个人理想与中国梦之间的关系，让青春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绽放绚烂之花。


其次，加强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承担者、德育教育的实施者、思想动向的关注者。辅导员应充分意识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作用，创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理念，改变“灌输”式的教育，基于学生的切身利益和诉求转变工作理念，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效果，把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


最后，强化党政协同，强化部门联动，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运行机制。高校党务工作与行政工作要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形成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大合力。党务工作部门要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统筹协调；行政工作部门要结合业务工作实际，将意识形态工作要求融入日常管理之中。通过加强沟通协调、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确保意识形态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3.筑牢高校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首先，以顶层设计为牵引，构建统一战线意识形态工作新格局。高校党委应强化政治担当，将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制定专项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通过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院系具体落实的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合力。


其次，以思想引领为核心，提升党外知识分子政治素养。面向广大党外知识分子教师继续大力推进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是重中之重。高校应当在党外知识分子教师群体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阐释，积极防范化解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风险。针对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高校需创新教育方式，将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核心内容，通过专题培训、学术研讨、实践考察等形式，深化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认同。


最后，以队伍建设为保障，打造高素质意识形态工作队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通过“选拔-培养-激励-管理”全链条设计，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党外知识分子骨干队伍。这支队伍既是思想理论宣传的“排头兵”，也是网络舆论引导的“先锋队”，其示范引领作用将有效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领”转变，为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保障。


4.建立健全高校意识形态监督问责机制


首先，强化日常监督责任落实。建立定期汇报与评议制度。各级党组织应定期向上级党委汇报意识形态工作进展，详细阐述工作成效、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通过定期汇报与评议，推动各级党组织切实履行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实施严格的评价与考核，将院系和部门的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年度考核体系，制定详细的评价指标和考核标准。考核内容应涵盖理论学习、宣传教育、阵地管理、网络舆情应对等多个方面，确保考核全面、客观、公正。


其次，完善追责性防范评估。对于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明确追责主体、追责程序和追责标准。在制度层面对于敷衍、懈怠、违反意识形态工作规定的情形以及相关处罚要进行清晰界定，在责任追究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高校对违反意识形态工作规定的行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处分。同时，在追责后要重视对于出现违反意识形态工作行为的原因的反思，定期进行总结和分析，让意识形态工作步向更稳健的运行轨道。


最后，构建长效保障机制，巩固监督问责成果。高校应定期对监督问责机制运行情况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通过持续改进，确保监督问责机制始终适应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需要，保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


新时代国有建筑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路径与创新发展探究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李海波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守“国企姓党”原则。国有建筑企业因项目分布广、队伍流动性强、思想多元等行业特点，面临理论武装、思想掌握、风险管控、成效体现等多重课题。当前，世界变局与传播方式变革相互交织，企业意识形态风险与质量、安全、廉洁等传统风险相互叠加，对企业的政治安全与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一、国有建筑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内涵与现实要求


（一）核心内涵：服务于“国之大者”的系统工程


国有建筑企业的意识形态建设，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其核心导向在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筑牢全体干部职工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它绝非孤立、务虚的政治工作，而是一个深度嵌入企业治理、项目管理和队伍建设全过程的系统工程。其核心内涵体现为“三个统一”：一是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的统一。必须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贯彻于工程一线，将“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转化为打造精品工程、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行动。二是思想引领与实践转化的统一。不仅在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更在于将思想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的战斗力、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和风险防控的免疫力。三是普遍要求与行业特色的统一。需在遵循意识形态工作普遍规律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建筑行业项目制、分散化、动态性的生产组织特点，创新工作载体与方法，确保工作触角直达每一个项目、覆盖每一名职工。


（二）现实要求：应对复杂挑战的行动指南


新时代对国有建筑企业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清晰而明确的要求：首要在于把准政治方向。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确保企业发展战略、重大决策与党中央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关键在于服务中心任务。必须围绕市场开拓、项目履约、安全生产、科技创新、效益提升等企业核心工作来谋划和推进，杜绝“空对空”“两张皮”。基础在于筑牢阵地防线。必须统筹管理线上线下各类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特别是管好用好新兴媒体，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保障在于健全责任体系。


二、国有建筑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探索


作为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直接组织与推动者，笔者牵头构建一套以制度为基石、以精准为导向、以阵地为依托、以融合为目标的实践体系。


（一）制度先行，构建“党委总责、层层传导”的闭环责任体系


针对责任虚化、压力传导递减问题，牵头制定并推动实施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委会议“第一议题”制度等核心制度。实践中构建五级责任链：党委负主体责任，发挥“顶层设计”作用；党委书记承担第一责任人职责，是“关键支点”；领导班子成员履行分管领域“一岗双责”，为“延伸覆盖”节点；党支部承担直接责任，是“战斗堡垒”；项目部联络员确保责任传导至“神经末梢”。


（二）精准施策，创新“分类引导、直达一线”的理论武装模式


面对职工群体结构多元、认知需求差异大的现实，摒弃“一刀切”灌输模式，实施分层分类精准引导。对领导班子，通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度研讨聚焦“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等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相关议题，提升战略决策政治站位；对中层干部与项目经理，开展“国企党建与现代化治理”专题轮训，强化业务工作中抓思想、防风险能力；对一线技术人员，将专业培训与理论解读结合，激发创新内生动力；对农民工群体，创新形式，用乡音俚语讲解安全规章、工资支付政策与职业道德，增强归属感与法律意识[2]。


（三）全域管控，筑牢“线上线下、同步联动”的阵地安全防线


坚持“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线上阵地，严格执行企业官网、AAA公众号信息发布“三审三校”制度，建立涵盖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农民工权益等关键词的网络舆情24小时监测机制，制定并演练《网络舆情应急处置预案》。线下阵地，推行“项目党建文化阵地标准化建设”。在偏远项目，统一配置“红色书屋”“思政宣传栏”，并利用施工围挡打造“流动的政策宣传长廊”[3]。


（四）深度融合，打造“围绕中心、赋能发展”的价值创造模式


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跳出“就思想谈思想”的局限，深度融入企业生产经营。一是融入战略与改革，在公司章程修订及任期制契约化管理改革中，明确


党组织法定地位与意识形态工作职责，从治理结构上保障融合。


二是融入项目攻坚，在“急难险重”任务中，通过“第一议题”学习统一思想，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突击队”，将思想动员会开到施工一线。如


在某高原风电项目建设中，针对畏难情绪开展“缺氧不缺精神”主题讨论，提振团队士气，保障项目按期投产[4]。


三是融入队伍建设，建立常态化谈心谈话与思想动态分析机制，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困难（如偏远项目轮休、家庭关怀）相结合。


三、当前国有建筑企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思想引领的“精准滴灌”能力还有待加强


对青年技术人才、高技能产业工人、新一代农民工的思想特点、价值取向和网络行为模式研究不够，致使教育内容难以真正入脑入心，未能有效转化为行动自觉，教育过程有待进一步走深走实。


（二）阵地管理的“动态覆盖”还存在盲区


项目部的分散性与流动性，使得线下阵地的建设、维护与内容更新难以保持统一标准和时效。新媒体平台的管理手段相对传统，对短视频、社交群组等隐蔽性更强的传播渠道监管乏力，存在风险隐患。


（三）风险防控的“前瞻预判”体系还不健全


目前的风险排查大多停留在事后响应和周期性检查层面，缺少对工程项目不同阶段（如投标、开工、竣工、结算）可能伴生的特定意识形态风险的提前研判。


例如围标串标可能引发廉洁舆情，工程质量问题容易触发信任危机；农民工欠薪则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或上访。


这些风险并非孤立存在，但现行体系既缺乏系统性的前置研判机制，也缺少嵌入项目管理全流程的管控方案，整体预判能力不足。


（四）工作成效的“显性化”转化还不足


意识形态工作的成绩不能像经济指标那样直接量化，很多项目管理人员和业务干部心里难免觉得这是“务虚”工作。这就带来一个现实难题，怎么设计一套考核评价体系，既科学合理，又能真正反映出这项工作对企业的实际贡献，目前还缺少成熟的办法。


（五）政工队伍的复合型专业素养有待提升


基层搞政工的人，兼职比例普遍偏高，重业务轻党务的现象仍然存在。更关键的是，对舆情分析、新媒体运营、心理疏导这些新要求，系统培训跟不上。真碰上复杂局面和新型风险，应对起来比较吃力。


四、新时代国有建筑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路径思考


应对上述挑战，须从理念、方法、机制等层面一起发力创新。


（一）深化智慧党建，构建精准化、交互式引领新平台


可以探索公司内自研或引入成熟的综合性信息化平台，把学习资源推送、思想动态调研、在线谈心谈话、风险智能预警等功能都整合在一起。利用大数据分析不同群体的关注点，有针对性地推荐学习内容，避免“一锅烩”的情况。同时，还可以打造“云上工地”融媒体中心，鼓励一线员工自己创作微视频、短视频，讲讲建设者自己的故事。用这种生动叙事的方式替代生硬说教，增强思想引领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升教育引导效果[5]。


（二）实施网格管理，实现阵地管控动态化、全覆盖


可以借鉴社会治理网格化的理念，以项目部为基本单元，明确网格长（一般由党支部书记或项目经理担任）和网格员（意识形态工作联络员）各自的阵地管理责任。这样能实现阵地全覆盖，出现问题能迅速找到具体责任人，确保无死角。


（三）健全嵌合式风险防控机制，提升系统性应对能力


把意识形态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全面纳入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在项目策划阶段，就进行意识形态风险专项评估；在施工关键节点，同步进行风险识别和排查；重点针对质量、安全、环保、劳资、廉洁等领域建立风险管理台账和应对举措方案[6]。定期开展多部门联动的应急演练，利用真模拟、实操作，提升协同处置能力。


（四）推动可行量化考核，注重实绩实效的工作氛围


尝试建立以“政治生态、队伍稳定、品牌美誉、风险防控”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工作效能综合评价体系[7]。同时把舆情事件、群体性事件、人才流失率、项目团队凝聚力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摆脱凭感觉打分的困境，建立起相对客观的衡量标尺。


（五）打造专家型政工队伍，夯实专业化人才基础


制定一个清晰的政工干部能力素质模型，推行“政工人才孵化计划”[8]。加强与各高校、党校合作，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同步推动业务骨干和政工干部轮岗交流，将懂技术、善管理、热爱政工的年轻人选拔充实进政工队伍，丰富人才梯队。


五、结论与展望


意识形态建设是国有建筑企业的“生命线”工程。基于笔者企业实践，做


好这项工作需坚持系统观念，把它作为融合政治引领、管理创新与文化建设的战略性工程来抓。核心是构建动态工作体系，目标是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将党的政治优势贯穿于企业竞争力提升、创新体系构建和治理效能优化的全过程，并持续赋能。


展望未来，建筑行业转型加速、新一代产业工人崛起，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对象和手段将持续演变。国有建筑企业政工干部要保持洞察力和创新力，深化对工作规律的认识，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理念、载体、方法与机制，筑牢企业思想根基，凝聚发展力量，为国有建筑企业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保障与精神支撑。


新时代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逻辑与创新路径研究


南京建邺大美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张海峰


（2026年3月4日）


摘要：新时代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建设兼具历史传承、现实需求与责任使命三重逻辑。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建设需坚守党的优良传统，应对国际思潮渗透、舆情管控不足等挑战，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战略。在实践中，国有企业可通过强化理论武装创新、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创新阵地管理模式、构建风险防控体系等路径，筑牢思想根基，强化责任担当，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稳定，为企业发展与国家战略实施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关键词：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实践逻辑；创新路径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生产经营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企业精神培育、企业文化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2]”。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阵地。基于此，立足历史传承、现实需求与责任使命三重逻辑，探索新时代国企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路径，对筑牢思想根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及服务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逻辑


（一）历史传承逻辑：坚守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优良传统。意识形态是系统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的思想体系[3]。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意识形态建设作为强本固基的战略工程，形成了坚守真理、理论强党等“十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国有企业作为党的重要执政基础，意识形态建设始终传承党的历史基因，延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主线，将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融入发展全过程，通过“三会一课”、专题党课等传统载体，推动主流思想入脑入心，延续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统一的建设路径，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筑牢了深厚历史根基。


（二）现实需求逻辑：应对复杂环境下的风险挑战。新时代背景下，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地缘博弈加剧，西方势力借文化交流等渠道传播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易对国企员工价值判断与企业凝聚力产生冲击。新媒


体技术快速发展使信息传播更便捷，既为国企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机遇，也让错误有害信息更易扩散。同时，国企部分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不足，认为其“务虚”，责任担当与风险防范意识欠缺，且舆情管理前瞻性不足、专业人才匮乏。节假日期间线下阵地管理压力大、线上舆情监测存在滞后性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隐患，亟需国企主动应对以筑牢安全防线。


（三）责任使命逻辑：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战略。加强政治意识培育和文化建设，能够确保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4]。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其意识形态建设成效直接关系企业发展成色与国家战略落地实效。在新时代背景下，国企需将意识形态工作与生产经营、党建工作、企业文化培育深度融合，通过统一思想意志、凝聚奋进力量，推动形成爱岗敬业、协同奋进的工作氛围，进而转化为企业创新发展、提质增效的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国企需以意识形态建设筑牢思想防线，确保其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实改革发展任务中始终保持正确方向。


二、新时代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思路


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5]。新时代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建设需立足历史传承、现实需求与责任使命三重逻辑。以守正创新为核心，紧扣理论武装、责任落实、阵地管理、风险防控四大关键维度：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根本遵循，强化理论武装创新，传承党的思想引领传统；以压实责任为关键抓手，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回应现实工作需求；以阵地管控为重要支撑，创新阵地管理模式，应对阵地管控挑战；以风险防控为底线要求，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服务企业与国家战略。通过系统性、针对性的创新举措，实现思想引领强根基、责任落实无死角、阵地管理提质效、风险防控筑屏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筑牢保障。


三、新时代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路径


（一）强化理论武装创新，传承党的思想引领传统。国有企业应始终坚守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优良传统，以理论武装为根基，在传承中创新方式方法。具体而言，应将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纳入日常工作核心议程，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与“三会一课”制度，把相关重要精神作为中心组理论学习、支部集中学习和员工培训的必修内容。理论学习应结合企业实际工作需求，通过专题党课、现场教学、案例研讨等多元形式开展。针对不同层级、不同岗位员工的认知特点，国企应构建分层分类的学习体系：对于管理层，侧重理论深度解读与战略


思维培育，引导其把握意识形态建设与企业发展战略的内在关联；对于基层员工，可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开展宣讲，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行为指引。同时，鼓励员工结合岗位实际进行个人自学，通过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开展学习交流分享会等方式，激发自主学习动力，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长效化。此外，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国企应主动运用内部App、AAA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渠道，打造线上学习阵地，如理论解读短视频、在线知识问答、虚拟场景教学等，打破时空限制，增强理论学习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国企通过线上线下融合、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学习模式，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入脑入心，转化为党员干部和职工坚定的理想信念、履职尽责的行动自觉，传承党的思想引领传统，为企业意识形态建设筑牢思想根基。


（二）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回应现实工作需求。国有企业应将责任落实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抓手，针对部分党员干部重视不足、担当不够等现实问题，构建层级清晰、权责明确、闭环衔接的责任体系，以刚性约束推动工作落地见效。首先，国企应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的具体内容，将责任细化到部门、落实到个人，形成“党委统筹、书记带头、分级负责、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其次，国企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要点、年度考核体系和领导班子述职述廉内容，设定量化考核指标，将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职务晋升直接挂钩，对责任落实不力、出现问题的部门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避免“重业务、轻思想”“务虚走过场”的现象。再者，国企应建立常态化工作推进机制，定期召开意识形态专题部署会、分析研判会，每月收集各部门、子公司的风险排查情况，每季度开展责任落实督查，全年形成完整的工作总结与复盘报告。通过定期调度、动态跟踪，及时发现责任落实中的薄弱环节，针对性制定整改措施，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最后，国企应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生产经营、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工作深度融合，明确各相关部门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协同责任，形成“分工负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三）创新阵地管理模式，应对阵地管控挑战。国有企业应该坚持党管阵地原则，构建线上线下协同、传统新兴并举的阵地管理体系，全面提升阵地管控的精细化与实效性。在线下阵地管理方面，国企应聚焦公园广场、在建工地围挡、办公区域、宣传专栏、公益广告栏及三产租赁房屋等重点场所，建立常


态化巡查机制，明确专人负责内容审核与维护，定期开展全覆盖检查，确保宣传内容符合主流价值导向，无不良信息传播。针对节假日等关键节点，国企应该提前制定专项管理方案，增派管控力量，强化现场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整改阵地管理漏洞，切实筑牢线下意识形态防线。在线上阵地建设方面，国企应该主动适应新媒体技术发展趋势，规范企业官方网站、AAA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账号运营，建立严格的内容发布审核机制，明确审核流程与责任主体，确保发布内容真实准确、导向正确；搭建线上互动平台，通过开展主题讨论、政策解读、先进典型宣传等活动，增强员工参与感，让线上阵地成为传播主流思想、凝聚共识的重要载体。在阵地协同管理方面，国企应建立信息共享与联动处置机制，实现线下阵地隐患与线上舆情动态的实时互通，并设置专职网络监督员，实时监测社交媒体、论坛、短视频等平台的相关言论，及时搜集敏感信息并上报处置，严格落实“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要求。


（四）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服务企业与国家战略。国有企业应该把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作为保障企业稳健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立足自身实际构建全流程、多层次的风险防控体系，提升风险防范化解的主动性与实效性。国企应该建立常态化风险排查机制，聚焦干部职工思想动态、工单投诉处理、民工权益保障、安全生产管理等重点领域，每月收集各部门及子公司的意识形态风险点，精准梳理风险来源、表现形式及影响范围，建立动态更新的风险台账，确保对各类风险底数清、情况明。在风险分析研判方面，国企应该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结合国际形势变化、行业发展动态及企业运营实际，对排查出的风险点进行深度分析，研判风险演变趋势与潜在影响，区分一般风险、较大风险和重大风险，针对性制定差异化应对策略。同时，国企应该加强风险防控专业队伍建设，选拔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组建专项工作小组，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其舆情研判、应急处置等专业能力，使其能够有效应对各类复杂舆情场景。此外，国企应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机制，明确不同等级风险的响应流程、责任分工和处置时限，提前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确保风险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防止事态扩散蔓延。


四、结语


新时代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建设是筑牢思想根基、保障发展方向的战略工程，承载着历史传承的厚重底蕴、应对现实挑战的紧迫需求与服务国家战略的重大使命。坚持守正创新，国企通过理论武装、责任落实、阵地管理、风险防控的


系统性创新，既能强化思想引领、凝聚发展合力，又能有效抵御各类风险隐患。唯有持续深化实践探索，推动意识形态建设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才能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精神动力，为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提供坚强保障。


新时代开展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路径研究


许晓艳


一、新时代开教展育大的学重生要网意络义意识形态安全


新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阵地和重要载体，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也呈现出多样性特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题受到广泛关注。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1]网络安全教育能够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塑造清朗网络空间、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因此开展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十分必要。


（一）价值层面：新时代开展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历史意义


1.有利于大学生树立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的大局意识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指引，对构建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起着引领作用。高校作为大学生意识形态塑造的主要阵地，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关理论展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指导大学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要“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3]。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大学生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可以有效防止大学生群体出现政治认同弱化、社会思想分化等现象。从宏观层面来看，筑牢大学生的思想防线，构建大学生健康的网络意识形态，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有利于大学生提升服务国家发展与应对风险挑战的综合能力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统领和价值底线，引导大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提升自身能力，教育大学生认识网络空间存在的意识形态风险和挑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国家发展战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将其置于网络空间的制高点以发挥其权威性，筑牢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思想防线，从而构建良好的网络生态。这样不仅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还能够为大学生应对风险挑战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二）现实层面：新时代开展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现实意义


1.清朗网络生态，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


加强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一方面可以传播正能量，抵制不良信息的影响，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生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普及网络法治观念、网络法律知识，优化教学方式，创新教育内容，引导大学生合理合法地使用网络，帮助大学生提升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养成文明的网络素养。


2.凝聚大学生社会共识，维护文化安全


加强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深入、正确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从而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使其从认知层面深化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内化为自身行动指南并付诸行动。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能够有效筑牢学生的网络安全思想防线，夯实网络安全意识形态根基。通过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竞赛、讲座规划等强化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意识，能够实现价值引领，凝聚社会共识。同时，基于学生的认知阐释网络安全，能够有效引导学生将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国家的安全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新时代，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学生容易出现文化辨析不明、主流文化认同感弱化、不良思潮辨别力不足等情况。因此，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过程中，需要系统地开展文化教育，以课程教育、活动教育为载体，以网络媒体为中介，引导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励其大胆创新，积极参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有助于构建清朗的网络生态，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促使其主动维护文化安全。


3.培育大学生理性行为，增强其抵御风险能力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将其融入大学生


思政教育体系之中，有助于推动大学生群体自觉营造文明理性、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和网络生态。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普法宣传、道德规范等方式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信息鉴别能力，提升其对各类信息的研判能力，使其在面对各种信息时能够保持冷静、理性的思考态度，不盲目相信和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同时，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能够使文明健康的网络素养扎根于大学生理性思维之中，提升大学生对错误思潮的


抵御能力，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二、新时代开教展育大的学有生效网路络径意识形态安全


网络已成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阵地，要筑牢网络安全阵地，需高度重视主流价值对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要抓住每个关键节点，协同多方力量构建一个系统化、多维度、高效率的教育体系，充分将教育引导、阵地建设、队伍保障、机制健全和技术支撑有机结合起来，进而营造充满活力的网络教育生态。


（一）全方位教育：加强主流价值引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导的主流价值引领，对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形态的正向塑造起着凝聚精神、促进价值养成等重要作用。因此，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形态教育需要整合高校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平台媒介等多方面资源。首先，以第一课堂教学为主要渠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及时优化和创新课堂教学内容，重视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纳入课程教学的必修和选修模块。比如，在教育学、法学、计算机、心理学等专业课程中设置相关章节，并在国家安全学、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课程教学过程中重点强调网络安全隐患及相关应对措施，从而有效实现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有机结合。其次，以第二课堂为主要载体。着力开展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为主题的文体竞赛，定期举办网络安全相关的校园实践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创办网络安全学生社团和工作坊。最后，充分利用线上和线下平台，全面推进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各类新闻媒体及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传播平台，都应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4]。


一方面，积极构建分级分类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在线课程及相关考核体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同时，利用学校官方网页、学校官微、学校官方公众号等资源，定期推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相关文章及案例分析，加强对密码管理、安全软件下载等自助服务平台的监管。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等线下场地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全方位筑牢网络安全阵地，为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健康生态的构建保驾护航。


（二）全过程教育：抓住关键时间节点，健全网络安全机制


健全网络预防机制与响应机制，根据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学习状态以及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风险，精准把握每个学习节点和重要学习阶段，逐层推进网络


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全过程深化大学生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认知[5]。大一适应期，做好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启蒙教育。通过“书面+口头”的形式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从在大学生入学通知书中附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指南，到开学后组织学生签署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自律承诺书；从在入学教育时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和宣传讲座，到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活动延伸至教室、宿舍、操场、食堂等地，提升大学生的网络素养[6]。大二成长期，夯实大学生的网络基础技能。随着大学生在此阶段对网络的深入接触，要经常开展校园反诈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加深大学生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认知，同时充分利用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常规知识竞赛、讲座沙龙等形式，丰富大学生的网络安全知识储备。大三就业准备期，深化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大学生在此阶段逐渐步入择业准备期，无论是继续深造求学还是步入职场就业，都纷纷开始做相关准备。要对将要求职的大学生开展相关专业实习培训，时刻提醒大学生关注官方网站信息，避免受到非官方信息的干扰，防止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危机[7]。大四毕业离校期，筑牢大学生求职安全防护网，切实保护大学生的权益。着重教育学生关注职场工作安全和人身安全，提醒学生注意毕业论文中学术数据的安全引用，教导学生在职场中严格遵守规章制度，重视相关安全事项。提醒学生注销无用网站的账号，维护个人信息的安全。


（三）全员教育：发挥协同育人作用，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在全媒体时代，为及时防范和应对意识形态风险，高校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育人格局，促进各方信息共享和密切协作，共同构筑稳定扎实的主流意识形态高地[8]。首先，要坚持党对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引领，在学校党委的带领下，学校教学、管理、学工、信息技术等部门形成教育合力，充分利用“课程建设+实践活动”的形式加强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多方协同参与高校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全过程，有效实现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有机结合，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充分融入大学生的课堂和日常文化活动之中。其次，要充分发挥朋辈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学生党员、学生骨干、优秀学生积极参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宣讲团或学生志愿服务队伍，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宣传，充分发挥学生的榜样示范作用，以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相关活动。最后，要紧密联动家庭、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


吸引力和覆盖面。以开放的思维，构建高校、科研院所、党政机关、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协同育人体系[9]，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生态，切实筑牢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沂蒙干部学院郭晓倩


（2026年2月12日）


2025年11月28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网络生态治理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全球化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背景下，互联网既是信息传播、思想交流、文化互动的核心场域，也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实施意识形态渗透、政治颠覆与社会分裂的关键阵地。当前，境外渗透更趋隐蔽化、精准化、常态化，敌对势力摒弃直白煽动，依托社交平台、短视频、自媒体、社群论坛，以伪装性、迷惑性手段系统性侵蚀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根基、价值观念与社会共识。从解构国家主流叙事、贬低民族文化符号、消解集体主义，到抹黑民族精神、挑动社会对立、诱导泛娱乐化，直指动摇我国思想、文化、制度与社会根基，阻碍民族复兴进程。系统剖析其表现、认清其图谋与危害，对筑牢网络意识形态防线、维护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一是解构主流宏大叙事体系。宏大叙事是国家与民族对历史、道路与愿景的总体阐释，是凝聚共识、确立合法性的思想基石。境外敌对势力奉行“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欲乱其心，先乱其序”，以历史虚无主义为工具，散布片面、扭曲乃至伪造的历史信息，将复杂历史简单归因于阴谋、错误或个人意志，否定我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与制度合理。他们刻意放大历史挫折，渲染为体制性、根本性缺陷，质疑现行制度合法性；同时包装西方模式与价值为“普世”“唯一正确”，诱导崇洋心态，削弱民众道路认同与发展自信。


二是贬低中国文化象征符号。文化象征符号承载民族精神与历史记忆，是维系民族情感、强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敌对势力采取“去神圣化”“污名化”策略，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人物、历史英雄进行恶意调侃、戏谑乃至抹黑，剥离其崇高的精神内涵，将其还原为卑琐的个体或反面角色，从而消解其作为道德楷模与精神灯塔的感召力。此类行为绝非文化批评，而是摧毁民族自尊与文化自豪的认知战，意在制造民众对本土文化的疏离与自卑，瓦解文化自信。


三是消解集体主义价值观念。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强调个人对集体、国家的责任与奉献，是维系社会团结、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精神纽带。境外敌对势力


则极力推崇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与享乐主义，试图消解这种凝聚社会的向心力。他们通过网络宣传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形象，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将社会责任视为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他们鼓吹“躺平”“佛系”等消极生活态度，将奋斗与奉献描绘为过时的、愚蠢的行为，诱导青年一代丧失理想与斗志。这种价值观的渗透，旨在将社会原子化，使个体沦为孤立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单向度的人”，从而削弱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与抵御风险的韧性。


四是抹黑中华民族精神象征。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与精神象征。境外敌对势力对这些精神象征的抹黑，是其渗透活动中最露骨、最恶毒的一环。他们或是编造谣言，对革命先烈、民族英雄的事迹进行歪曲，质疑其真实性或动机，试图摧毁这些精神坐标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或是利用个别社会事件，将其无限上纲上线，描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劣根性”或制度性的“暴政”，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负面形象。这种抹黑不仅是对历史与英雄的亵渎，更是对整个民族精神家园的蓄意破坏，旨在从精神上瓦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五是挑动对立撕裂社会秩序。社会稳定依赖群体间理解、包容与协作，敌对势力奉行“分而治之”，借助网络放大效应与圈层传播，刻意挑动地域、阶层、职业、性别、代际等群体对立。他们断章取义截取舆情、杜撰冲突叙事，投放至特定社群，放大焦虑、愤怒与不安全感，激化矛盾、制造敌意与信任裂痕，强化信息茧房与回声室效应，消耗社会共识、破坏和谐稳定，为外部干预制造条件。六是引导社交媒体泛娱乐化。敌对势力以“奶头乐”策略实施软性渗透，依托算法与流量机制，大量推送低俗、庸俗、媚俗及强感官刺激内容，转移公众对严肃议题、公共事务与思想建设的关注，使其沉溺于浅层娱乐与碎片化信息。“娱乐至死”的氛围降低公众思辨能力与审美品位，消解现实关切与批判精神，弱化社会活力与创造力，为意识形态渗透提供温床。


综上，境外敌对势力网络渗透呈现多层次、全方位特征，本质是一场无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面对严峻挑战，必须保持清醒、增强忧患，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技术、法律、文化、教育等维度构筑坚固防线。既要强化国家层面监管与反制，也要提升全民媒介素养与价值判断力，自觉抵制错误思潮，共护精神家园与网络清朗。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国家在信息化浪潮中行稳致远，确


保民族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深圳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践路径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杜芳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政党以自己的文化符号、思想理论及核心价值赢得民众认同、拥护与追随的能力。任何一个执政党走上政治前台，都面临巩固、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艰巨任务。巩固、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需要执政党上层进行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地方党组织将上层部署生动落地和创新转化。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地处“两个前沿”，承担“双区”建设使命的深圳，在实践上如何推进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本文拟从筑牢民生根基、创新数字叙事、净化网络空间三点展开分析。


一、筑牢民生根基：以人民获得感夯实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现实基础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构建与巩固本质上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载体、以认同为核心的政治实践过程，它属于政治认同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政党要构建和巩固其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看这个政党对民众说了什么，更要看其为民众做了什么。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中就号召苏维埃政府干部，“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1]进入新时代，总书记更是时刻牵挂民众，关心民众冷暖。总书记指出，“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雪中送炭，纾难解困，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2]深圳要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关键在于将党的创新理论、价值理念与政策主张通过具体有效的实践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扎实做好民生工作尤为重要。


（一）诉求吸纳：构建多元化民生意愿汇聚与响应机制


民生诉求的感知和有效吸纳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众实际问题的前提。深圳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渠道，全方位收集民生诉求，确保“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落到实处。线上方面，深圳借助政府在线网站，打造了“政民互动”板块。民众可以借助“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深圳市网络问政平台”“网


上信访大厅”“@深圳-民意速办”等模块表达诉求，还可以在官网咨询、投诉和给市长写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在政务服务领域推出的“@深圳-民意速办”平台。民众和企业可以通过党群服务中心大厅、“12345”热线、“i深圳”提交诉求下单，平台便会完成对诉求的收集、分拨、处置、监督、反馈、评价，办事更加高效。线下方面，民众可以前往深圳各区、街道、社区设立的“人大代表联络站”“政协委员工作站”，市、区两级信访办公室和政府相关机构现场接待处反馈问题。多元化诉求吸纳机制的建立不仅保证了民生诉求表达的畅通无阻，更在解决民众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中强化了民众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为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精准服务：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推进精细化民生供给


20XX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建设覆盖广泛、集约高效的党群服务中心”，深圳市委组织部高度重视、积极响应，打造了党群服务中心硬件建设的“深圳标准”，“外观要求悬挂标识相同、风格相似；选址要求楼房低层、交通便利、人流密集、出入方便；面积要求不少于650平方米；布局要求配‘四室一厅’（办事大厅、办公室、会议室、综合服务室、便民活动室）”[3]等。目前，深圳已建成党群服务中心（站点）2300多个，党群服务中心成为党在基层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主阵地。深圳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体系，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对于父母是双职工的1-3岁婴幼儿家庭，党群活动中心设置了托育机构，目前已有1000多个点；对于中小学生，党群服务中心委托第三方开发了形式多样的四点半课堂；对于需要就业的群体，党群服务中心请企业工程师、院校学者、IT达人等多元主体参与授课，对有需求人士进行技能培训；对于老年群体，党群服务中心开设了康养室、书法室、舞蹈室等。这种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供给，充分体现了党对人民需求的深刻洞察和全面关怀，民众在党群服务中心的贴心服务中，增进了对党的情感与政治认同。


（三）难题破解：系统化解关键领域民生关切与现实困境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深圳始终注重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民众的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在教育方面，“自20XX年百万学位建设攻坚以来，全市已累计新增基础教育学位82.4万个，增长数量为全国城市之最。”[4]在居民健康方面，2024年，“全市新增社康机构44家，已建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达


到970家，新增全科医师超过500人，90%以上的居民步入‘10分钟社康圈’”[4]。在住房保障方面，“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10.5万套（间）、供应8万套（间），超额完成全年建设筹集和供应任务。‘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层次住房供应结构加快构建，创新开展‘深梦启航’‘深梦扬帆’系列公益行动，为应届高校毕业生免费提供超过1万套短期居住房源，累计服务6000余人次。向公交地铁司机、环卫工人等为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一线职工定向配租8700多套保障性住房。”[4]


深圳市通过一系列保障民生的举措，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落实到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一项项便民服务的提供、一次次发展机会的创造中，使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始终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从而不断增强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二、创新数字叙事：以技术赋能重构深圳故事的传播范式


新时代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讲好深圳故事是关键。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以其丰富多元的叙事资源、创新灵活的叙事方式和全域覆盖的传播渠道，打造了城市叙事体系的“深圳样板”。


（一）挖掘与整合：构建深圳多元叙事体系


深圳高度重视叙事资源的系统性挖掘与整合，构建了多元叙事体系，为讲好新时代深圳故事提供了丰富素材和深厚底蕴。一是深入挖掘深圳改革开放的故事。这是深圳叙事体系的元叙事和灵魂所在。其核心是讲述党中央高瞻远瞩设立经济特区，以及一代代“拓荒牛”如何秉持“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将一个边陲小镇建设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创业史诗。二是整合深圳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这是深圳叙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先锋叙事。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总书记指出，“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5]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才有深圳奇迹的产生。要讲好以梁湘、袁庚、任正非等为代表的早期改革者们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冲破思想枷锁和体制藩篱的“破冰”故事；要讲好无数扎根于深圳基层一线的普通党员干部，以“孺子牛”的姿态服务于城市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实干故事。三是梳理好深圳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的故事。这是对改革开放叙事的当代延续与升华，是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所书写的新时代叙事。深圳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的故事，也是


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深圳落地生根的故事。这包括以华为、大疆科技、比亚迪等为代表的深圳本土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故事，深圳茅洲河、大沙河等生态治理的故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故事，“民生七有”目标持续攻坚克难的深圳答卷故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深圳实践故事等。


（二）创新表达：丰富深圳故事传播形态与话语方式


有好的故事，还需要有好的表达方式。深圳在叙事表达方式上大胆创新，突破传统宣传模式的局限，通过科技赋能、艺术融合和话语创新，使城市故事更加生动鲜活。首先，采用科技赋能的文化表达。深圳充分利用其作为“中国硅谷”的科技优势，运用前沿技术颠覆传统叙事模式，为城市形象的传播注入沉浸感、互动性与未来感。深圳华强北博物馆设有VR展区，借助VR技术重现了华强北从“代工基地”到“创新高地”的蜕变过程，游客可直观感受电子市场摊位的历史对比和现代科技展厅的差异。其次，采用艺术赋能公共空间的表达方式。深圳有意识地将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叙事载体，通过典型艺术作品，讲述深圳故事。深圳市莲花山山顶的邓小平铜像，是深圳十大名片之一。这个作品通过面带微笑、保持“走”姿的邓小平艺术造型，借助深圳市中心地理位置和民众献花合影仪式感的加持，共同构筑了一个强大的意义空间。身处这个空间，民众便能感受到邓小平对深圳发展的期待和对改革开放的坚持。三是大众话语的叙事创新。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要有好的故事，还要看这些故事的话语表达是否有效，否则会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仅仅停留在官方的文件、报告、新闻中，或者只在官方系统内循环，无法接近民众，更不要说入脑入心。深圳在讲好故事的同时，非常重视话语方式的转化。深圳的叙事创新首先体现在对主流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转译上，其核心策略是“软化”表达、“硬化”内核，即用接地气的生活化语言和符号来表达主流意识形态。比如，“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一句用亲切、简洁的话语拉近了人们和深圳之间的距离，展示了深圳开放、包容、平和的城市气质。


（三）拓展渠道：构建全域覆盖、精准触达的传播矩阵


深圳市构建了线上线下结合、国内国外联通、官方民间互动的全渠道传播矩阵，确保深圳故事能够全方位、多维度、精准化地触达目标受众。一是主流媒体的话题设置与深度引导。深圳有效运用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围绕重要时间节点和主题，设置舆论话题，引导社会叙事。比如深圳卫视和深圳报


业集团最近几年围绕党的大会会议、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二十届三中X会精神学习、全国两会、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等全国性的话题，深圳两会、先行示范区建设、深圳数字经济、深圳高质量发展、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等地方性话题，积极策划系列深度报道和专题评论，成功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具象的地方叙事。深圳还特别注重“深圳发布”“壹深圳”“读特”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的创新运用，充分利用其互动性，扩大上述话题的传播范围。二是构建跨媒介传播生态。除了借助主流媒体，深圳市委宣传部还联合AAA、微博、抖音、小红书、B站、视频号等主流社交平台的网络红人，以及一些自媒体博主，借他们之口进行深圳故事传播。最近五年，深圳市委宣传部策划了“圳好40年·全国网络大V看深圳”“网络大V看深圳·快手大V走进奋斗之城”“奇迹之城·圳动人心·网络名人看深圳”等主题采风活动。网络名人们通过在深圳的亲身经历，从经济、科技、生态、人文、民生等多个角度介绍深圳，展现了深圳的多元魅力。三是借助对深友好人士讲好深圳故事。深圳积极邀请国际政要、专家学者、企业家、艺术家、网络红人等对华友好人士，以其亲身经历，向世界传递更客观、更具说服力的“深圳声音”。2025年4月，拥有3800万粉丝的美国顶流网红“甲亢哥”（IShowSpeed）来到了深圳。“甲亢哥”乘坐了比亚迪仰望U8水陆两栖汽车，豪购了3部华为三折叠屏手机MateXT，体验了无人机外卖。“甲亢哥”深圳行直播吸引了全球452万次观看、外网百万级互动和“OMG”的惊叹刷屏。这种借助国际传播的“第三人效应”，通过他人之口讲述深圳故事的方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它大大淡化了官方宣传色彩，使深圳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形象更具亲和力和可信度。


深圳通过讲好深圳故事的创新实践，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融入生动多样的叙事传播中，通过叙事资源的深度挖掘、表达方式的大胆创新、传播渠道的全域拓展，使深圳故事成为凝聚社会共识、塑造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这种故事化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构模式，避免了生硬的政治宣传和理论灌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实践路径。


三、净化网络空间：以生态治理筑牢意识形态的安全屏障


进入数字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安全。”[6]深圳作为中国互联网产业的重镇和高地，云集了华为、腾讯等一大批头部科技企业，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的情况尤为


复杂。新时代以来，深圳积极探索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新实践。


（一）强化内容引领：构建正能量传播新高地


互联网时代，深圳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净化网络空间，强化内容引领。深圳坚持“内容为王”，不断以优质正向的网络内容供给挤压负面信息的生存空间，牢牢掌握网络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此处的“内容”指什么？主要指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圳鼓励传统媒体和读特APP、壹深圳客户端、深观和人文精神深度融入算法模型的研发、部署与运行的全过程，推动“算法向善”。


综上所述，深圳通过筑牢民生根基、讲好数字叙事和净化网络空间等实践，它成功地将党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有机嵌入到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巩固和强化了党在深圳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一系统性工程的成功实施，不仅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更为其他城市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深圳方案”。未来，深圳将在继续坚持上述实践路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深化实践，铸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续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赋能国企可持续发展


冀中能源集团党委宣传部王海


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国有企业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是意识形态工作落地的核心阵地，肩负着经济发展、政治引领、社会服务三重使命。当前，国有企业面临市场环境波动、产业转型升级、改革攻坚深化等多重考验，亟须以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合力，将其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思想引领赋能发展实践，探索具有国有企业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一、压实主体责任，构建意识形态工作闭环管理体系


国有企业要坚守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原则，落实分级负责与“谁主管、谁负责”要求，把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发展战略与日常运营，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各部门履职尽责、全体职工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1.强化组织领导，筑牢顶层设计根基


企业党委要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核心工作清单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年度目标管理体系，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直接责任人职责，推动各级党委书记亲抓亲管、靠前指挥。同时，要加强政工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配齐配强宣传专职力量，明确各岗位权责标准。要强化意识形态阵地规范管理，搭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架构，确保各项工作有抓手、有落实、有反馈。


2.健全考核机制，压实工作责任


要搭建总部、子公司、基层单位三级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评价体系，将该项工作单独列项并提高考核权重，通过自查自纠、民主评议、实地核查、综合评定四步开展全维度考核，考核结果直接纳入党委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人综合评价，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先评优、绩效考核的刚性依据，以制度化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扭转意识形态工作“软任务”“虚工作”的认知偏差。


3.强化保障支撑，夯实运行基础


企业要从人、财、物多维度加大意识形态工作投入，将宣传经费、稿酬、阵地建设费用等纳入年度财务预算，建立经费逐年增长的常态化保障机制，提


升相关经费占比。要在硬件升级、宣传资源配置、融媒体平台建设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配齐必要设备与阵地资源。


二、筑牢主阵地，守好主战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面对舆论环境复杂、媒体格局调整、传播方式升级的新形势，国有企业必须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聚焦舆论阵地管理、舆情防控处置、融媒体平台建设三大重点，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让主流思想舆论成为企业发展主旋律和职工聚力最强音。


1.规范阵地管理，把准舆论宣传导向


要实行对外宣传统一领导、归口管理，明确党委宣传部门为主管部门，各子公司、基层单位宣传工作遵循总部统一部署。要健全新闻宣传审批、审核、发布全流程闭环管理，实现重大宣传提前研判、苗头问题及早处置、内容全程严格把关。宣传工作要紧扣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科技创新等中心工作，与安全生产、提质增效同频共振，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宣传思想工作就聚焦到哪里，杜绝“两张皮”现象。


2.健全防控体系，提升舆情处置能力


要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网络舆情联动处置机构，制定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网络舆情应急等管理制度，明确处置职责、流程与标准。要建立多级网评员队伍，选拔业务骨干和宣传能手，加强日常培训与实战演练，确保舆情处置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大力完善舆情监测、研判、处置、反馈全链条机制，建立每日上报、紧急即时上报制度，划分风险等级，明确处置措施。要对生产经营、职工权益、品牌形象等开展常态化监测，高效处置各类舆情，杜绝重大舆情事件，维护企业形象。


3.聚焦融媒体发展，占领网络宣传高地


近一线的宣传稿件。要支持子企业门户网站建设，推动优质资源向新媒体倾斜，构建“报、网、微、端、视”一体化传播体系，让正能量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


三、创新思想引领，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


将意识形态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培育有机融合，以创新思路、丰富载体、务实举措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把思想引领融入改革发展各环节、职工生活各方面。


1.深化主题教育，凝聚干事创业共识


要紧扣企业改革发展实际和年度工作重点，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常态化组织多层次形势任务宣讲，向职工讲清市场形势、讲透发展任务、讲明工作要求，引导职工认清机遇、直面挑战；开展机关作风整顿与效能提升行动，解决政治意识不强、责任担当不足等问题，切实转变作风；加大先进典型选树宣传力度，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针对企业发展难点、职工关心热点开展精细化思想政治工作，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营造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


2.抓实精神文明建设，厚植企业文明根基


国有企业各层级要成立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建立“资金有保障、机制更健全、活动有载体、建设有阵地”的工作体系，完善领导、责任、督促、投入四项核心机制，形成全员参与的建设格局；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点）建设，结合行业特点打造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学雷锋等公益活动；组织职工参与地方、社区共建联建，彰显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深化职工思想道德建设，每年开展道德模范、最美职工等评选表彰，宣传先进事迹，让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成为职工的自觉行动。


3.培育核心价值观，打造特色价值体系


要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内容，以增强职工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要将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各级党委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宣传部配备专职人员统筹互联网宣传。要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对企业AAA、视频号等平台开展摸底备案，注销僵尸账号，规范官方账号运营。要制定新媒体内容发布三审三校制度，严把审核关。要倾力打造“一线纪实”“劳模风采”等特色栏目，推出贴近职工、贴任感为着力点，通过专题培训、主题宣讲、文化熏陶等方式，引导职工明辨是非、自觉践行；结合企业实际探索特色培育模式，开展“学经典、讲道德、做好人”等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协同发展；将企业发展理念、经营宗旨与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打造特色企业文化体系，让爱国爱企、实干奋进的思想深植职工心中，成为共同价值追求和行动指南。


4.推动文化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要坚持企业文化建设守正创新，结合企业多元发展格局和产业布局，对各子公司、基层单位文化建设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指导转型企业、外埠企业探索文化建设新路径；针对攻坚提质型基层单位，将文化建设与破解发展难题、


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使其成为攻坚克难的重要抓手；把企业发展战略融入文化建设全过程，推动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发展、凝聚合力，实现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四、转化工作效能，以意识形态优势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要将意识形态工作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以思想引领凝聚共识，以精神力量汇聚合力，以文化氛围涵养生态，推动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稳中有进、进中提质。


在生产经营上，通过意识形态工作凝聚职工向心力，实现核心主业产量产值稳步提升，非主业板块实现同比增长。在改革转型上，以思想解放推动改革突破，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任务，深化集约集中管理，提升用工效率，加快新兴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在科技创新上，凝聚全员创新共识，完善创新体系，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新产品新技术，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新成果，完成生产环节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培育强劲新质生产力。在安全生产上，将安全理念融入意识形态工作，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健全责任体系，强化隐患排查，杜绝较大以上安全责任事故，守住高质量发展安全底线。


五、结语


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是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政治要求和重要保障。国有企业必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则，把牢政治方向，压实工作责任，构建闭环责任体系；必须紧扣生产经营实际，找准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推动深度融合；必须创新方式方法，丰富载体，提升实效，凝聚职工共识；必须厚植文化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打造特色文化体系。


新时代新征程，产业变革加速，转型升级深化，国有企业更需持续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将其摆在发展的重要位置，提升工作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性，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改革发展、生产经营、科技创新等工作深度融合，把思想引领、文化凝聚、精神激励的成效转化为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以高质量的意识形态工作赋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国有企业在服务国家大局、保障经济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以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


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钟立华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确保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凝聚的根和魂。在新的历史起点，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价值和时代任务，不断提升其引领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支撑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文化精神力量，是其内在真理性、道德性、人民性通过社会实践、大众传播和个体内化所展现出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集中体现。这种引领力凝聚共识合力、汇聚奋进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正确政治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强国之路。历史雄辩地证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我国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的关键所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关键时期。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引领力，才能有效辨析方向、有力明辨是非，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巨轮”在面对“改旗易帜”或“封闭僵化”等错误干扰时，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道破浪前行，避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坚守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生命线。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人民团结伟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将十四亿多人民团结起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其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更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与激励作用。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有效阐释国家发展、社会福祉、个体幸福之间的内在关联，增进全体人民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的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视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能将蕴藏在亿万人民中的创造活力与智慧潜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转化为攻坚克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行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保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利益调整，也必然触及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国际上一些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从未停止，利用新信息技术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四史”，散布“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谬论混淆视听，试图干扰中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国内民众如果对这些错误观点和思潮认识模糊甚至被其蛊惑，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根基就会被侵蚀。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掌握斗争主动权，就要敢于亮剑、善于斗争，有效批驳各种错误言论，澄清模糊认识，抵制腐朽思想文化侵蚀，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中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筑牢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膨胀而精神迷失、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独特世界观、文明观、历史观、发展观，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和价值升华。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转化为具有说服力、感染力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能提高人民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通过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阐释其文明内涵、普遍意义与独特贡献，能增强中国道路的影响力，提升我国在国际话语格局中的地位。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要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要在守正创新中增进理论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系统抓牢多方面任务。


以党的创新理论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重要任务在于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一要学思用贯通，全面深刻领悟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持续深化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和战略部署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的学理性研究和大众化解读，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其内在逻辑。二要知行合一，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使其真正成为观察世界和中国、分析问题和困难的强大武器，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行


动自觉。


建设巩固主流思想舆论阵地。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要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加强正面宣传，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一要全面系统。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成就、生动实践和先进典型，精心组织不同维度的全面宣传。持续巩固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阵地，积极拓展互联网、移动客户端等新兴阵地，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提升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二要推陈出新。善于运用数智化技术创新传播方式，以个性化、现代化的呈现提升宣传效果，掌握社会舆论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让主旋律更昂扬、正能量更充沛。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一要培根铸魂，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聚共识的基础工程，融入法治建设、社会治理和日常生活之中。通过制度设计、学校教育、文化宣传和实践引导等途径，深化人们的价值认同，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二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深入挖掘红色家庭家教家风的时代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厚的道德滋养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一要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风险分析研判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一切弱化、歪曲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言论，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予以坚决抵制和反对，发声亮剑批驳谬误、澄清是非。二要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压实各主体的责任，特别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确保线上线下可管可控，守住全领域阵地的安全底线。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贯通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打造融通中外的新的叙事体系。一要有力发声，响亮提出中国主张，“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揭示其真理性和世界意义。二要有效发声，注重话语方式创新，更加贴近受众，让世界听得懂、能认同。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目标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主体，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感染力。


三、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基本路径


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需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必须将理论与实践同频共振、相互促进。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在服务群众中赢得认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必须站稳人民立场，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回应社会关切。一方面，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形态，不仅因为其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在于其贯通了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利益的最大联结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另一方面，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总结经验和智慧，把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转化为彰显意识形态引领力的过程，尤其在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让政策制定、实施、优化过程成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过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源于实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强化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互动，在解答时代课题中彰显思想力量。一方面，要紧密联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发现问题并不断深化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阐释力和现实张力。另一方面，要聚焦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作出及时且有说服力的理论回应和现实阐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以更能有效指导新的实践为指引，在回答和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重大课题中展现其真理魅力和实践价值。


把握工作客观规律。数智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不断增加，非传统的意识形态风险因素不断增加，要掌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规律，在创新发展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动性。一方面，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按照总书记的重要指导思想，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打造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主流新媒体并提高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能力，精准定位不同受众群体，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要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意识形态工作发展的最大增量，创新表达方式和互动体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更具创意，既有深度更有温度，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


引力和号召力，引领网络空间清朗的新风尚新气象。


提高系统协调性。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要形成各方面的工作合力。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保障体系，在压实责任中确保任务落实落地。一方面，要强化责任机制，形成党委（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分工负责、全党上下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夯实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根基。另一方面，要加快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和能力培训，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专职队伍，培养一批既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有丰富的数智时代舆论与意识形态工作实践经验的人才队伍，为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提供坚强组织和人才保障。


政工师在加强企业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功能研究


重庆高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刘东


（2026年5月29日）


企业意识形态工作是凝聚员工思想共识、保障企业发展方向的关键环节。在多元文化交融与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政工师作为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其职能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效。深入研究政工师在企业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功能，对提升企业意识形态工作质量、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工师在企业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角色定位


（一）思想教育者与文化传播者的双重身份


政工师在企业中扮演着思想教育者、文化传播者的核心角色。政工师一方面需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把这些理论、方针、政策变成职工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知识，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活动。另一方面，政工师负责提炼企业精神文化内涵，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推广，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以文化软实力助力企业发展。


（二）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专业基础与优势


政工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储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且对企业价值观有深入理解，这为其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专业知识维度看，政工师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课程，能够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展工作。从沟通协调能力维度看，政工师长期与职工紧密联系，善于倾听职工意见，准确把握职工思想动态，能够及时化解职工的思想矛盾。


二、政工师在企业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核心功能


（一）思想引领与价值导向功能


政工师以理论宣讲和主题教育为载体，充分发挥思想引领作用。他们结合时事热点与企业实际，深入浅出地向职工传达党的先进理论与方针政策，助力职工提升政治理论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政工师还引导职工了解企业战略目标与发展规划，将职工个人职业发展与企业战略紧密结合，有效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二）企业文化建设与凝聚力塑造功能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政工师参与提炼企业精神，挖掘企业发展历程中的文


化内涵，将企业的发展理念、经营宗旨等凝练成具有企业特色的精神文化内核。同时，政工师通过组织各类文化活动，如文艺演出、技能竞赛等，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和参与感，并推动企业文化融入管理制度和员工行为规范中，从而提升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优化政工师功能发挥的实践路径


（一）提升专业素养与创新工作方法


提升政工师专业素养是优化其功能发挥的关键。一方面，需加强培训体系建设，为政工师提供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前沿知识及企业管理等内容的机会，助力其更新知识结构、提升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应鼓励政工师参与跨领域学习交流活动，通过与同行分享工作经验、探讨创新做法，进一步拓宽工作思路。同时，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搭建线上意识形态工作平台，借助数字化手段开展线上知识竞赛、主题讨论等互动式学习交流活动，增强工作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切实扩大意识形态工作的覆盖面、提升工作实效。


（二）完善工作机制以保障功能实现


完善企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政工师履职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需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将政工师的工作成效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从工作内容、工作质量、员工反馈等维度开展综合评价，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充分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要构建激励机制，对意识形态工作表现突出的政工师予以表彰奖励，并在薪酬待遇、职务晋升等方面给予倾斜，切实提升其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还应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政工师与企业各部门的沟通协作，凝聚意识形态工作合力，为政工师充分发挥功能营造良好制度环境。


四、结语


政工师是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力量，承担着思想教育者、文化传播者的重要角色。在当前多元思潮交织的背景下，政工师通过发挥思想引领、文化建设和价值导向功能，有效统一员工思想共识，增强企业凝聚力。提升政工师专业素养、创新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机制，是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关键路径。


筑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融媒话语阵地


东南大学吴涵玉


（2026年2月6日）


高校是思想文化交流的前沿，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阵地。当前互联网技术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高校必须意识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现实紧迫性。要坚持遵循融媒体传播规律，系统构建富有时代感和实效性的话语体系，着力破解传播效能与价值引领协同难题，切实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网络空间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重塑主体合力


强化话语体系领导力


融媒体时代，为强化官方话语生产传播的系统性与协同性，高校应积极构建“官方引领+多元参与+协同联动”的矩阵式话语体系，巩固和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


以官方引领强化话语根基，重塑传播主体结构。高校应设立融媒体中心，系统整合校内各平台资源，统筹开展一体化策划、制作与分发，实现话语传播高效协同。打通平台界限，将各部门、院系账号纳入校级融媒体矩阵统一运营，构建层次清晰、反应迅捷的权威话语传播体系。


以多元参与激活话语动能，强化各主体的话语能力建设。建立校地融媒体人才联动机制，深化与地方主流媒体合作，通过实战化指导提升专职工作者运营能力，重点提升其将主流价值话语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表达的专业素养，推出更符合学生接受习惯的融媒体产品，从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实效性与覆盖面；遴选优秀学生骨干组建创作团队，打造主流价值融媒体精品，以同龄人话语搭建情感共鸣桥梁，增强传播的亲和力与吸引力。


以协同联动提升话语效能。校内应建立话语议题共商共享机制，紧扣热点与育人主线，确保议题设置统一、传播口径一致。同时，需深化与地方宣传部门、主流媒体的战略合作，借助其专业力量与平台资源，共同提升意识形态话语引领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从而构建校内校外联动、多方协同参与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格局。


规范解释逻辑


提升话语体系亲和力


在融媒体时代，高校需坚守内容核心，创新表达形式，以多元灵活的方式精准传递官方话语，确保主流意识形态有效传播。


构建系统性解释框架。围绕国家政策、红色文化等重点内容，明确核心内涵、阐释维度、逻辑脉络与案例支撑，规避解读碎片化或矛盾化问题；针对社会热点与校园议题，应快速响应，打造涵盖图文、短视频等形式的系列官方解读产品，有效引导主流舆论。


创新解释表达形式。推动理论话语向生活化、网络化话语转化，将抽象理论与学生学业规划、就业选择、校园生活等场景深度融合；借助VR沉浸式体验、互动H5等新兴技术，打造场景化传播载体，以趣味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普及理论知识；主动适配算法推荐逻辑，助力主流内容突破茧房限制。


防范技术解构风险。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常态化监测校园网络平台的二次创作内容，在官方信息传播载体中系统嵌入防伪溯源机制，强化信息源的可识别性与可信度，有效引导学生快速区分权威解读与扭曲信息，切实维护官方话语的完整性与解释权威。


主动设置议题


增强话语体系引领力


立足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语境，校园舆论引导的时效性、议题贴合度与价值共鸣感都应纳入高校思想引领工作的整体布局与优化范畴，高校需确立“时效优先、需求适配”的核心应对原则，主动掌握校园话语主导权。


构建全链条快速响应体系。简化舆情应对流程，建立宣传、学工、保卫、信息技术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明确各环节权责，实现“舆情监测—研判预警—话语创作—发布传播”快速启动；针对校园突发事件、涉校热点及社会重大议题，第一时间发布权威通报与官方观点，抢占舆论引导先机。


精准设置正向议题矩阵。建立学生关切动态调研机制，通过融媒体平台问卷、班级座谈、学生骨干访谈等方式，梳理学生核心需求，推出“考研政策解读与心态调节”“青年创业赋能与国家政策支持”等议题，将主流意识形态有机融入议题内容；结合重要纪念日、政策节点、校园特色活动等关键节点，打造主题鲜明的传播活动，以具象化议题替代抽象理论宣讲，增强主流话语的现实关联性。


深化价值引领共鸣。发掘师生科研报国、服务基层等身边榜样，以“身边人讲述身边事”的方式，生动诠释主流价值。依托官方融媒体平台，通过留言互动、线上座谈、主题沙龙等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互动，引导其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认同与传播。


升级管控体系


巩固话语体系持久力


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管理的质效，需拓宽平台覆盖面、优化内容审核机制、强化技术应用支撑。通过构建全场景覆盖、形式多元、技术驱动的话语体系，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长效构建与高效管理提供坚实基础与持久保障。


搭建校园融媒体舆情监测平台。该平台可致力于识别与提醒可能存在偏颇的思潮信息，辅助筛查校园网络社群中的消极言论，并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予以澄清。同时，通过构建信息传播分析机制，追溯特定内容的流转路径，为主管部门精准干预与阻断不当信息的扩散提供参考依据，从而优化校园网络环境的综合治理效能。


强化技术审核与日常管理的联动衔接。建立“AI预警、人工复核、归口处置”的审核闭环机制。对“无意失误”“表达失范”“蓄意违规”等不同情形，精准实施提醒、删帖、约谈等分级处置。定期分析校园融媒体内容风险点与高频问题，针对性开展网络素养宣传教育，从源头降低不良信息产生，优化校园网络生态。


完善制度保障机制。建立健全《校园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管理办法》，将话语体系建设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范畴，压实管控责任；根据管控效果与学生反馈动态调整策略，确保管理权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筑牢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屏障凝聚奋进新征程精神力量


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莉


（2026年6月30日）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新时代以来，国内外思想文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种社会思潮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准确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特征、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凝聚社会共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一、深刻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精神风貌和文化底色，深刻影响社会发展与治理成效。我们党始终把意识形态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依靠强大的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类风险挑战、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求。只有持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支撑。


二、清醒认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总体保持积极健康的良好态势，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主流舆论持续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弘扬，全党全社会思想上团结统一。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严峻，各类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第一，多元社会思潮交织冲击主流价值体系。随着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和社会转型不断推进，各类社会思潮快速传播，部分错误思潮歪曲历史、消解主流，对部分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价值认知造成干扰，容易引发思想困惑、认知偏差和价值迷茫，弱化社会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信息传播去中心化、传播速度即时化、传播主体多元化，使得负面信息、


片面观点极易快速扩散。部分平台算法推荐存在流量至上的导向，碎片化、娱乐化、情绪化内容泛滥，弱化正面声音、稀释主流价值，增加了意识形态治理的难度。


第三，青年群体意识形态引领亟待提质增效。青年是思想最活跃、接受信息最广泛的群体，也是意识形态争夺的重点对象。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和多元社会思潮，部分青年辨别是非能力、抵御渗透能力有待提升，亟须通过科学系统、润物无声的思想引导，筑牢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根基。


三、新时代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文化思想，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守正创新、固本培元、防微杜渐，在立主流、固根本、防风险、强引领上下功夫，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一）强化理论武装，夯实意识形态思想根基。理论只有走进群众，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大会精神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准确把握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使命任务，不断增强全党全社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创新理论宣传方式，把宏大理论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听得进、愿意听的家常话语，像社区里的“板凳宣讲会”、乡村大舞台的理论快板、校园里的青年讲师团，把理论阐释融入民生变化、现实生活之中，让主流思想舆论更接地气、更聚人气、更有底气，真正实现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


（二）守好舆论主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各级主流媒体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聚焦中心工作、聚焦民生发展、聚焦时代新风，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地方发展故事。央视“感动中国”“时代楷模”等栏目、地方台的民生纪实节目，都在用真实故事传递主流价值。与此同时，着力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健全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处置、引导闭环机制，及时发现、科学处置各类倾向性、苗头性舆情风险。比如针对网络谣言、错误言论，网信部门快速辟谣、平台及时下架违规不良信息，形成快速响应链条。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坚决抵制各类错误言论和不良思潮渗透，让正能量充盈网络空间，让主流价值占据舆论主场。


（三）聚焦青年引领，培育时代新人的价值底色。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抓好青年意识形态引领，是筑牢意识形态安全根基的关键。坚持


用党的科学理论滋养青年心灵，用伟大建党精神砥砺青年品格，用新时代发展成就坚定青年信念，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新青年思想引领载体，依托新媒体平台、主题教育、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贴近青年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开展思想引导，引导青年明辨是非、坚定立场，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类错误思潮，自觉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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