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篇）2026年6月调研报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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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篇）2026年6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录


一、写作技巧


1.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升科研咨政实效1


二、党政机关


2.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职业闭店人”的法律责任及规制路径3


3.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把握规律推进创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上海市政协“着力推


进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服务消费”重点课题调研报告（摘编）…11


4.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联合课题组：


产科教融合的新挑战与新路径…19


5.河南日报社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调研组：


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实践与思考…26


6.熊晓峰：从四个维度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来自应城市融媒体中心的调研报告…32


7.岐山县青化镇人民政府孙玮：


关于岐山县“一碗面”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与思考…38


8.铜专轩：和风轻拂万枝新关于德江县依托“周六会客厅”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44


9.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王光远：


驿城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调研报告49


10.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殷小波：红旗农场八连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兵团第六师红旗农场的调查…54


11.金文：


焕新赋能向质而行江苏省“十五五”城市更新的实践探索…60


12.王广臣、魏冰心：加强行业党建引领行业发展关于做好长途货运司机


群体党建工作的调研63


13.天津市财政局国库处课题组：


加强专项债发行使用管理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67


14.常德日报记者伍银：


垃圾分类之路，还有多远？常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状调研报告…7515．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余绪鹏：流动性治理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困境与


路径创新基于新疆喀什地区的调研…80


16.云南园区土地盘活课题组：


西南欠发达山区农地入市现实困境与对策的调研报告…93


17.中共肥城市委党校刘慧：


新时代县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10018．芜湖市政协专题调研组：


以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焕发芜湖“近悦远来”的城市魅力…105


19.联合调研组：


知识产权司法如何更好保护促进科技创新…113


三、高校


20.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梁乾：党建引领下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与辅导员队伍协同育人的实践探索以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为例119


21.上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谢炎炎：党建引领下高职院校立德树人协同育人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四个场景”系统建构的实践探索…127


22.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冯华超：地方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郑州轻工业大学为例135


23.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田慧芳：


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探索以贵州遵义为例141


24.长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代岑颖：


涪陵区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49


25.陈霄、罗小婷：


高校“十五五”规划编制的理念革新与实践探索…156


26.郑州健康学院江慧军：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柔性化策略与实践探索…160


27.李彦君、薛雪：高校思政类AAA公众号网络育人实践探索以中央财经


大学某AAA公众号为例…165


28.河北金融学院党委安全工作部商亮：


聚焦平安校园建设：高校警校联动机制的优化路径与实践探索…170


29.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马释宇：


内蒙古国有林场改革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172


30.西安交通工程学院王琪瑞：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深度融合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陕西省某高校的问卷调研…183


31.董佳闻：思政引领力驱动下的“空天报国”人才培养创新实践探索以


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为例…188


32.黄河科技学院中华文化研究院陈延斌：我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基于全国八省（区、市）的实证调研…193


33.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杨丽华：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助养老的发展环境、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206


34.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黄怡然：以“五个一”工程加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的实践探索…212


四、企业


35.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课题组：


“十五五”期间银行业应用人工智能的机遇和挑战216


36.济南绿动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陈颖：“五心工程”铸就氢能先锋济南绿动党建品牌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224


37.浙江大有集团有限公司程旭蕾：


“追光有为”深化原集体企业“三个全面”下的党建品牌实践探索…22838．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刘东军：AI时代工业宣传的“守正”与


“创新”基于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探索231


39.秦慧娟：


H金矿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236


40.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帅：城市公交企业党建与业务


融合的实践探索北京公交集团党建与业务融合工作记述…241


41.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齐河县供电公司张博：


党建引领赋能基层实践探索分布式光伏发展新路径…245


42.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盛鲁电厂杨红星：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品牌化创新的实践探索…247


43.国家电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党校杨璐：


基于“三强三化”体系的新时代思政工作实践探索…251


44.华电甘肃能源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杨霞：


实施“四力四推”党建工程落地见效党建引领安全生产实践探索……25545．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校课题组：向新向绿向智而行“十五五”


期间中央企业传统产业“三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259


46.山东能源集团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国颂：


式的能实源践企探业索宣传思想文化“四向聚力”工作模…264


47.山西漳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徐一鸣：


新时代国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与职工凝聚力提升的实践探索…268


48.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王璇：


新时代国企年轻干部选拔培养的路径与实践探索…271


49.山东能源集团党校枣庄校区王翔、魏钦国：


实践时探代索国有企业党建文化建设的理论阐述与…273


50.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星：


新时期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践探索…278


51.华电（海西）新能源有限公司邵杰：


以严实作风锻造新能源铁军华电海西公司深化作风建设实践探索……284


五、医院


52.张易：


公立医院服务新就业群体的实践探索…287


53.安徽省宁国市人民医院方玲：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部综合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95


54.江南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杜志强：


新时代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300


55.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吴娟：


新时期公立综合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实践探索…304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升科研咨政实效


（2026年6月22日）


中共湖州市委党校全体教师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精神，深刻领会“十五五”规划纲要核心要义，锚定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研究，扎实开展理论研究和咨政建言，奋力谱写党校科研事业新篇章，为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积极贡献党校力量。


深入基层一线


调查研究更加抓实走心


调查研究是党校科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全校上下奋力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使命，积极组织全体教师深入乡镇企业、街道社区等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精准剖析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类堵点难点，为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建言献策。一方面，组织开展主题调研，提高调查研究深度。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心的“智能制造”“青年入乡”等主题，由校领导带队赴西塞科学谷、吉利长兴制造基地、吴兴卉弘农创园等地开展专题调研，以兵团式协同提高调研深度。另一方面，以学科组为单位，围绕“观鸟经济”“生态富民”“生态治理”等跨学科主题积极搭建合作团队，以科研团队的跨领域跨学科提高调查研究的广度。


深耕理论阵地


理论研究更加系统精深


做好理论研究是彰显党校独特价值的关键所在。市委党校持续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热点研究，共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宣传文章21篇。其中围绕“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提高基层干部群众工作能力”等主题撰写的9篇研究论文在《中国宗教》《科学与无神论》《中国领导科学》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青年入乡”“长江十年大保护”等主题撰写的12篇理论宣传文章在《中国环境报》等国家部委级报纸发表。


紧扣中心大局


咨政建言更加精准务实


为党献策是党校科研工作的重要使命。今年以来，市委党校紧紧围绕各级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发布《党校建言》2026年咨政选题指南，强化科研团队跨学科跨领域攻关协同，合作撰写咨政报告19篇，批示率达80%以上。其中围绕“新


就业群体”“新消费场景”“绿色航运”等主题撰写的5篇咨政报告获省委、省政府领导关注，围绕“茶产业”“智能产业”“夜间经济”等主题撰写的13篇咨政报告获市委市政府领导肯定。


拓宽联动格局


合作交流更加多元高效


深化交流合作是提高党校科研水平的重要途径。202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也明确提出“党校（行政学院）以多种方式开展同国（境）外学术研究机构、智库、政党等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党校有组织科研指明方向。今年以来，市委党校与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州师范大学等高水平科研机构进一步优化高质量科研成果协作路径，构建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不断拓宽合作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积极与湖州市各区县党校及乡镇（街道）党校在科研方面展开深度联动。以各类课题申报为契机，围绕当前研究热点进行思维碰撞；以实地调研为抓手，围绕现实中存在的各类难点堵点进行深度剖析；以科研成果产出为导向，协力推进高质量科研成果共创共享。


实干笃行，奋勇争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湖州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关键之年。新征程上，中共湖州市委党校上下将进一步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党校初心，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积极贡献党校科研力量，为“十五五”开新局谱新篇当好“智囊团”和“宣传员”。


“职业闭店人”的法律责任及规制路径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近年来，随着教育培训、体育健身、美容美发等以预付式消费为主要营收来源的商家规模不断扩大，预付式商业模式在我国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上随之出现了专门以帮助预付式商家“闭店逃债”为营利方式的“职业闭店人”。2025年6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4）》在新型消费侵权问题中专门强调了“职业闭店人”侵权问题需加强监管治理，［1］这也说明“职业闭店人”的行为在法律层面值得深思。


一、概念界定：“职业闭店人”的行为链条及行为特征


（一）“职业闭店人”的行为链条


“职业闭店人”系指以营利为目的，协助企业尤其是预付式企业经营者非正当终止经营，并系统性规避法律责任的群体。“职业闭店人”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其行为链条通常分为以下阶段：（1）“店主”因经营不善决定闭店，为逃避法律诉讼和债务责任，雇佣“职业闭店人”处理闭店事宜。（2）“职业闭店人”通过网络平台寻找“背债中介”，“背债中介”再低价雇佣保安、前科人员、无业游民等担任涉案公司的法人、股东、监事等。（3）“店主”“背债人”分别在线上群聊中向“职业闭店人”“背债中介”提供身份证、税务报表、公司营业执照等材料，通过线上认证等方式，完成公司法人、股东的变更登记。（4）“职业闭店人”闭店。公司法人完成变更登记后，形式上再经营一段时间，“职业闭店人”以短期形式经营为掩护，制定消费者分流方案闭店，部分案件中共谋诱骗预付款后逃匿。


（二）“职业闭店人”的行为特征


1.行为目的的非法性。“职业闭店人”行为的核心目的是帮助原经营者逃避债务。一方面，“职业闭店人”的服务目标并非经营健康的企业，而是负债率高、预付客户存量巨大、投诉频发、即将“爆雷”的企业，其营利模式建立在成功逃避债务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职业闭店人”在进行股权变更时，存在股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与公司注册资本严重不符等情况，同时低价转让股权的目的并非基于改善经营状况等正常商业目的。


2.行为手段的隐蔽性。一方面，“职业闭店人”经常将“职业闭店”行为


伪装成正常经营不善导致正常闭店。“职业闭店人”在闭店时通常会主动与消费者进行善后协商，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资金链断裂等为由，削弱消费者的心理预期，从而与消费者达成所谓的“债务和解协议”，其内容通常包括对未消费的预付款项予以部分减免后退还，或者将服务内容变更为价值较低、成本更易控制的替代性方案。［2］另一方面，“职业闭店人”利用公司登记形式审查的便利性规定，①通过“背债中介”寻找无偿还能力的“背债人”完成法定代表人等经营主体的变更，从而在形式上切断原经营主体与公司债务的关联。


3.行为后果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职业闭店人”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易诱发群体性维权事件。由于单笔金额不大、维权成本高，多数消费者最终只能妥协或放弃，导致直接财产损失。同时，预付式消费往往涉及众多消费者，极易因退费无门而引发集体投诉、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导致维稳压力增大。另一方面，“职业闭店人”会导致预付式行业出现柠檬市场（lemon－market）困境，即预付式商家利用对商品或服务的信息差，对消费者进行欺诈式营销，造成守法经营的预付式商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导致预付式行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继而使消费者对预付式消费模式产生信任危机，使得预付式行业陷入经济领域的“塔西佗陷阱”。


二、法律定性：“职业闭店人”的责任认定


（一）刑事责任方面


“职业闭店人”最有可能涉嫌的是诈骗类犯罪，即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认定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诈骗类犯罪的关键因素，需要在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下进行刑事推定。［3］如果查明“职业闭店人”和经营者明知经营困难，无力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仍选择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甚至在即将闭店前，再组织一波“优惠活动”，错误地引导消费者预付消费，致使消费者形成该店仍能持续营业的错误认识，并基于此种错误认识继续预支资金，或者“职业闭店人”明知商家资金链已经断裂，无能力继续提供服务，仍然持续收取客户费用，该行为应当认定为诈骗类犯罪。同时“职业闭店人”和商家属于共同犯罪，两者均应对闭店前收取的犯罪金额负责。而且由于“职业闭店人”在其中发挥着统筹、谋划和指挥的作用，一般应按主犯论处。例如，2025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则涉预付式消费典型案例，郑某顺和颜某玉接手某地一摄影店，随后伙同郝某玮等人在摄影店不具备经营条件的情况下，以门店开展周年庆活动回馈客户为名进行虚假宣传，诱使被害


人进行现金充值，共骗取被害人146万余元，最终法院对各被告人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行政责任方面


“职业闭店人”在闭店过程中，通常存在提交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等材料，滥用公司变更、注销登记等程序，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消费者提出的合理退款要求的行为。


1.提交虚假材料行为的责任。如果“职业闭店人”通过提交虚假材料、隐瞒重要事实取得企业的变更或注销登记，则市场监管局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提供虚假材料的申请人、代办人、协助人等直接责任人（即“职业闭店人”或“背债中介”）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及信用信息公示等措施。


2.恶意逃避债务进行注销登记的责任。《实施办法》第二十条②明确市场监管局发现申请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进行恶意变更，应当依法不予登记或撤销登记。虽然该条没有明确提到“职业闭店人”，但的确是对“职业闭店人”利用公司登记便利化措施恶意逃废债行为的精准打击。


3.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责任。如果预付式商家及职业闭店人存在故意拒绝退还预付款、逃避债务的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条，市场监管局有权责令预付式商家及职业闭店人按约履行或者满足消费者合理的退款要求，拒不履行义务的，市场监管局应当认定其为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而予以行政处罚。


（三）民事责任方面


“职业闭店人”及相关主体的行为可能同时违反不同的法律规范或者合同约定的义务，因此构成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债权人可以基于不同的请求权而诉诸诉讼获取救济，［4］同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职业闭店人”还可能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1.连带赔偿责任。公司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股东获得利润并委托“职业闭店人”策划关店逃债，属于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的行为，应当按照


《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职业闭店人”协助经营者通过逃避债务，属于“职业闭店人”与经营者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2.清算赔偿责任。公司在解散时应按照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清算。因此，如果“职业闭店人”直接插手经营，受让原股东的股权，在公司解散时作为清算义务人，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导致作为债权人的消费者无法在合法的清算程序中申报债权，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惩罚性赔偿责任。如果经营者和“职业闭店


人”在不具备继续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能力的情况下，仍通过开展低价促销充值等方式吸纳更多预付资金，但不按照合同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还可能将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责任。①


三、法治失范：“职业闭店人”的规制困境


“职业闭店人”作为预付式消费模式下产生的衍生问题，是对现有法律制度与市场秩序的一次考验。“职业闭店人”行为的隐蔽性和对法律责任的刻意规避导致对其进行法律规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一）刑事法律适用困境


1.诈骗类犯罪。“职业闭店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认定难。诈骗类犯罪要求行为人主客观相一致，即行为人在收取钱款的时候主观上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原经营者和“职业闭店人”在培训机构闭店后，产生不想偿还债务、躲避法律纠纷的想法，并未大肆促销敛财，不构成诈骗类犯罪。此外，“职业闭店人”通常会利用“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理由掩饰其骗取财产后逃逸的目的，同时在闭店时会展现出与消费者积极协商的姿态，使得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较为复杂。


2.非法经营罪。在“违反国家规定”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方面仍存争议。一方面，有观点认为“职业闭店人”虽然违反《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但是该规定较为笼统，其并未明确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需要按照非法经营罪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非法经营罪保护的法益是市场准入秩序，［5］而“职业闭店人”的行为并未侵犯国家特许经营许可制度，此类行为不能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3.买卖身份证件罪或者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买卖指的是购买或者出售行为，不能将“职业闭店人”及“背债中介”雇


佣“背债人”担任法人的行为解释为买卖身份证件的行为，也不能将为他人变更工商登记的行为解释为买卖营业执照的行为，这种解释超出了买卖的释义范畴。另外，证件类犯罪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侵犯的法益是国家机关的信誉与公信力，破坏了社会公众对于国家机关的合理信赖。而“职业闭店人”及“背债中介”通过变更法人的方式，免除原法人的债务，主要侵害了消费者的财产权益以及市场经济秩序，所以涉“职业闭店人”案件一般不构成证件类犯罪。


（二）行政监管困境


对“职业闭店人”的规制还面临诸多监管困境。一方面，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监管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各监管主体协调不力。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预付式消费涉及农业农村、教育、人社、民政、交通、体育、商务、文旅、卫健等九个行业主管部门，［6］但部分预付式消费行业目前还存在资金监管的制度空白。同时市场监管、行业主管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摊，缺乏协同机制，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地带。另一方面，登记审查形式化问题也制约了监管效能。当前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股权等是公司内部的自治事项，公司登记机关主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只能在职责范围内尽审慎的审查义务，审查程序和形式上不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难以发现材料背后的实质性违法问题，使“职业闭店人”能够通过提供形式上合规的材料达到非法目的。


（三）民事维权困境


2025年3月，中国消费者协会、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中国消费者杂志社联合发布的2024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职业闭店人’帮商家卷款跑路坑害消费者”这一话题社会影响力高达91．8，位列2024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首位。［7］具体而言，“追责主体认定难”“举证难”是预付式消费合同维权的两大阻碍。一是责任主体识别与确认困境。这是消费者维权面临的“第一道屏障”，“职业闭店人”通过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使得名义上的责任主体与实质上的责任主体发生分离。消费者难以知晓实际控制人及幕后操纵者，起诉时只能针对工商登记信息上的“无产可执”的“空壳公司”及无清偿能力的“背债人”。二是民事诉讼中消费者主张经营者利用“职业闭店人”逃债面临举证困难。虽然《公司法》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允许债权人“刺破公司面纱”追究原股东连带责任，但该制度的适用门槛高，消费者需证明原股东与“职业闭店人”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恶意串通行为，


且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而消费者作为外部债权人，举证能力极其薄弱，难以达到法院要求的证明标准。


四、路径探索：“职业闭店人”的法律规制


（一）刑事领域的法律规制


1.强化罪名的分析论证，以构成要件为抓手，精准适用法律。司法实践中，针对“职业闭店人”的行为，仍可以继续论证是否适用非法经营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就非法经营行为而言，一方面，经营行为有两个构成要素：一是行为48的内容是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二是行为的目的是营利。“职业闭店人”为牟取经济利益，专门为预付式商家提供闭店服务，其行为则属于经营行为。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认定非法经营行为，应当有与其相对应的合法业务。［8］而“职业闭店人”对应的合法经营行为应是破产清算经营行为，即由专业的破产清算服务公司或者中介机构，为企业提供专业合法的破产清算服务。就“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言，有学者认为关键在于判断相关经营行为脱管后是否对市场参与主体的法益造成实质性破坏或危险。［9］“职业闭店人”的行为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财产权，并导致消费者对预付式消费模式失去信任，进而导致预付式消费领域市场秩序紊乱。因此，虽然“职业闭店人”的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规定的特许经营等情形，但可就是否属于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作为法律适用问题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


2.强化证据搜集审查，以完备的证据体系认定


事实。一方面，证据搜集是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检察机关要注重侦捕诉衔接机制的运行，做好引导侦查取证工作，针对涉嫌诈骗类犯罪的“职业闭店人”，要及时固定钱款往来的相关证据，对涉案公司及犯罪嫌疑人账户资金进行穿透分析，对“职业闭店人”介入后商家对外销售情况进行侦查，查明是否存在闭店后恶意敛财的情况。另外针对重大疑难案件，可以由上级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联合挂牌督办，强化检警协调配合，从而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另一方面，证据审查则是决定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关键。证据审查的标准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检察人员在办理涉“职业闭店人”新型犯罪案件时，更应强化


证据能力、证明力和充分性审查，同时注重在书面阅卷的基础上进行亲历性审查。


（二）行政领域的法律规制


1.健全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存管制度，明确各部门主体责任。整治“职业闭店人”乱象，关键是要管好预付式消费，而管住预付资金，则能从源头防范经营者恶意逃废债。如要求商家收取的预付款项按照一定比例存入资金监管账户，为消费者退费“兜底”，可以大幅降低企业卷款跑路的风险。目前，上海市、广东省、海南省、福建省等地均对预付资金存管的缴存比例与方式进行规定，安徽省、深圳市、北京市朝阳区等地对资金监管模式进行创新，“第三方存管机制”“风险保证金机制”“预付式消费资金存管平台”等应运而生，各地都在积极探索预付式消费监管的合理路径。同时，202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进一步强化了预付式消费的退款机制，明确了恶意闭店后跑路的商家由各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处罚。


①其中使用了“有关行政部门”，说明对“预付式消费”的监管应当由各部门履行各自职责进行监管。


2.加强预付式消费领域工商变更登记实质审核。把好经营主体的准入和变更关，也是遏制“职业闭店人”的前置手段。“背债人”之所以存在，是钻了工商变更登记形式审核的空子。虽然《实施办法》第二十条通过限制与撤销相关登记限制了“职业闭店人”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等方式逃避债务的行为，但市场监管部门在形式审查的原则下很难掌握虚假变更登记逃避债务的证据。因此，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预付费企业工商变更登记的实质审核，提高对“背债人”的识别能力，依托大数据模型，设立异常经营预警清单，对于已经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及时作出撤销变更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


（三）民事领域的法律规制


1.明确预付式消费中经营责任主体，降低消费者维权的举证门槛。针对责任主体确认困难的问题，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中可能涉及实控人、实际经营者、“职业闭店人”“背债人”等多个主体，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纠纷中经常出现经营者与实控人“名实不符”的情形，此时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适当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审判机关应当对涉案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情况进行实质审查，查明是否存在“恶意闭店”的事实，明确“职业闭店人”是否为经营责任主体。针对消费者举证困难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充分发挥民事检察职能，


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审判机关则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降低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举证难度。


2.优化预付式消费领域企业退出制度，有效发挥挽救出清双重功能。“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一味的强化监管可能并不是拯救预付式行业、遏制“职业闭店人”的良策，通过制度设计引导预付式消费领域企业合法退出，才能从根本上压缩“职业闭店人”的生存空间。审判机关要发挥破产审判职能作用，对于诚信经营、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性的处于困境中的预付式消费领域企业，依法适用破产重整、和解程序，帮助企业脱困重生；对于不具有挽救价值及拯救可能的“僵尸企业”，依法适用破产清算程序，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


把握规律推进创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上海市政协“着力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服务消费”重点课题调研报告（摘编）


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2026年6月5日）


扩大服务消费，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举措，是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抓手。


总书记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提振消费”列为重点任务之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把“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作为提振消费的一项重要工作。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工作，出台了《上海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着力加强政策制度供给，优化完善消费环境，打造融合创新场景，推进消费提质扩容。上海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正以创新融合之势构筑城市发展新动能，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趋势和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力量。


根据上海市政协2025年度议政调研计划，在市政协副主席黄震、虞丽娟的关心指导下，市政协提案委员会联合上海开放大学成立课题组，着眼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品质化服务消费需求，探索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新场景、新路径、新动能，聚焦政策支持、数字赋能、业态融合、开放创新、品牌打造等，先后赴上海三利音、月星集团、喜马拉雅、春秋航空、吉祥航空、携程旅游、得物信息、东浩兰生元数文化科技等实地调研，并结合召开专题协商会、开展年末委员视察，广泛听取相关企业、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询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上海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对策建议，形成课题调研报告。


课题调研报告分析了上海服务消费发展的特点和趋势，针对性提出了深入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相关建议。


上海服务消费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近年来，上海以消费场景创新为突破点、以丰富消费供给为着力点、以活动平台搭建为支撑点，服务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成为消费市场的重要支柱。


一是个性化、体验式消费模式不断涌现。消费者更加注重消费场景的情感


共鸣和专属体验，以实景游戏、沉浸式演艺展览、VR主题公园为代表的体验式娱乐业态发展迅猛，冰雪运动、水上运动、极限运动等户外时尚体育新场景不断迭代，有效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链消费增长。以“Z世代”为主体的新一代消费群体，更加崇尚独立，偏爱个性化与定制化的产品与服务，“悦己消费”“颜值经济”“谷子经济”“快乐经济”等各类细分领域规模持续扩容，推动体验经济成为引领消费升级的新范式，促使圈层消费深度重构服务消费市场的竞争格局。


二是专业化、高品质消费产品日益丰富。随着市场化需求向多样化、多层次、高品质升级，各类适配性服务产品不断涌现。“看美展、观好剧、阅读建筑、城市考古”成为上海都市品质消费的主流选择，凸显上海城市文化消费的高端定位。养老服务消费市场加速细分，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大幅增长，养老服务覆盖范围与服务供给能力明显提升。消费型健康险、商业健康保险产品不断优化，养老金融产品体系逐步完善。个性化、定制化的健康管理方案需求攀升，高级管家、专业早教、资深催乳师、优质母婴护理、高端家政等精细化专业服务快速发展，全方位满足居民品质生活需求。


三是融合化、联动式消费业态逐渐形成。文化、商业、旅游、休闲、娱乐等服务业态加速跨界融合，演出、赛事、展览等活动引爆消费新热点，文商旅体展业态加速融合。医疗健康服务与商业健康保险紧密联动，居住、家政、物业、养老等服务打破传统壁垒，“家政+物业”“家政+养老”“物业+生活服务”等多元服务消费供给模式不断迭代。线上线下融合已渗透到服务消费各场景，成为服务消费常态，以更便捷、更高效的服务体验，推动服务消费品质升级。


四是国际化、品牌化消费趋势更加凸显。环球美食消费旺盛，餐饮行业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上海已汇聚五大洲43个国家近万家环球美食餐厅，米其林上榜餐厅位列全国第一。“大博物馆计划”“大美术馆计划”等深入推进，上海成为海外优秀文化作品首发、首演、首映、首展的重要“首秀地”。“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旅游节、英雄亚洲冠军联赛、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世界赛艇锦标赛等大型文旅商体展活动，带动境外旅游者入境消费，加快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建设。上海网络新消费品牌崛起，米哈游、卡游、哔哩哔哩等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已经成为细分赛道的头部力量。


五是数字化、智能化消费场景持续深化。文旅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场景创新亮点纷呈，《唐宫夜宴》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表现火爆，引领文旅消费新风尚。


短视频、云智算、生成式大模型服务等产品供给丰富，小红书、哔哩哔哩等平台消费模式不断迭代创新。网订柜取、网订店取、打码下单等数字化模式广泛运用，呈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全场景生态发展趋势。依托AI、5G等新技术的深度应用，个性化教学突破时空限制、远程医疗覆盖更多人群，家政行业打造“互联网+家政服务”运营新模式，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以“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租房流程。深入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建议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战略任务。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服务消费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化对服务消费发展规律的把握，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开放引领、坚持创新驱动，聚焦重点领域、瞄准重点群体，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充分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服务消费需求。


一、深化制度机制创新，进一步优化服务消费环境


一是完善统筹推进机制。构建市级层面服务消费发展联动协调机制，加强对服务消费工作的统筹协调，打造协同高效的政策体系，增强市区联动、部门合作的推进合力。建立政策动态评估与迭代机制，定期开展服务消费政策实施效果追踪和第三方评估，推动政策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提高政策响应速度和精准性。建立常态化企业诉求动态征集机制，精准识别新业态消费领域的发展痛点。创新完善消费补贴发放和使用机制，进一步缩短商家核销周期，推动“即核即返”。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定向发放消费券的力度，重点覆盖服务消费领域，不限于特定消费项目，推动消费券向体验性、智能化、即时性等新型消费业态领域倾斜。开发集成高德或百度地图App的“上海消费”官方小程序，构建“上海城市消费导航图”，让消费补贴融入市民生活“智能消费导航”，以科技赋能深度重构消费券使用体验。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开放，推动科技服务、旅游等领域开放举措全面落地。扩大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范围，健全外商独资医院执业管理、行业监管等制度体系。建议上海抓住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关于消费类企业在A股市场逐步“解封”的政策窗口期，研究出台相关政策举措，将总部经济与上市支持深度绑定，用上市政策创新吸引头部服务消费企业总部集聚上海。实施分类分级税收引导策略，实现“一业一策”的精细化税收服务支持。破除高端消费的限制政策，鼓励和促进高端服务消费发展，激发高收入群体消费活力。设立消费升级产业基金，重点支持智慧零售、健康


管理等消费领域创新项目发展。灵活调整租金政策，引入新兴业态，盘活国资商业综合体。扩大服务消费定向信贷、绿色贷款，鼓励绿色健康消费。建立长三角消费金融联盟，统一授信标准，实现异地消费信贷互认。


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减轻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要把满足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社会公共服务需要放在首要位置，加大在生育养育、教育医疗、职业培训、普惠养老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健全育儿补贴、养老服务体系，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消除低收入人群的后顾之忧。


四是健全完善统计监管。构建全口径消费统计制度，将数字消费、文创消费等新型消费及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全面纳入统计范畴。建立消费统计分类动态调整机制，确保统计数据与消费市场变化精准对接。针对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和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制定包容审慎的“沙盒监管”和推行以“信用画像”为基础的触发式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容错清单动态更新机制、“容错分级豁免”与“容错信用修复”通道，以包容审慎的善意执法，为市场发展预留合理的试错空间。


五是优化服务消费发展环境。加快推动数字、绿色、共享及平台经济等领域新型消费业态的行业标准细则制定，构建合规、健康的商业发展生态。制定统一的托育、家政、养老等领域的服务标准体系，建立行业“白名单”制度，规范行业服务秩序。健全市场监管机制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完善消费投诉处理机制，重点监管教育培训、健身美容等投诉高发领域，构建服务消费信用评价机制。加强消费信贷风险教育，提升消费者风险识别和防范意识。


二、推动融合联动发展，进一步增强服务消费动能


一是推动各领域服务消费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体育、教育、医疗、家政、养老、金融、信息、交通、居住等多领域服务消费资源的跨界整合与业态耦合，打造“旅游+”“餐饮+”“康养+”“零售+”“体育+”“健康+”“数字+”等一批融合性服务消费新场景。依托音乐节、演唱会、国际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强化“以节兴商、以赛促游”，推动文商旅体展业态深度融合，形成消费新增长点。支持航空公司联合文旅、体育、电商、会展等企业，共同开发“航空+文旅”“航空+赛事”“航空+康养”等融合型消费产品，共建消费新生态，激活


相关产业链消费潜力。支持企业搭建“智慧服务开放平台”，整合AI、物联网与用户数据，赋能商圈、饭店、社区等场景。如，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模拟消费动线，优化空间布局。


二是促进金融服务与消费场景高效衔接。开发集消费信贷、保险、支付、产品服务与场景营销于一体的综合性数字金融平台，打通线上线下金融服务链条，打造“场景金融”生态圈。支持开发产品申请、信用评估、分期付款、返现优惠等多重服务智能App，整合消费者投诉调解和风险提示等功能，形成端到端的智慧服务链条，促使金融服务精准渗透到消费全环节，提升精准营销与风险防控能力。拓展数字人民币与金融科技应用，提升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举办“数字人民币购物节”等推广活动，扩大消费者数字人民币支付接受范围，提高数字支付安全性和交易便捷性，促进数字经济与消费市场的深度融合。


三是打造服务消费标杆融合场景。以业态融合、空间融合、技术融合、功能与情感融合为核心，培育高体验感、高社交性的服务消费示范性场景。如，探索建立“医疗+度假+户外运动”一站式基地，开发全年龄段人群定制化服务路线，打造全龄友好型健康文旅消费综合体。鼓励和支持国企、民企、外企深度参与F1赛事的投资运营，探索“赛事+产业”联合开发模式，拓展赛事衍生消费场景，擦亮标志性赛事名片，将赛事流量转化为长期消费动能。


三、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进一步满足多元化服务消费需求


一是构建全龄友好、层次丰富的消费服务场景。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扩大教育、医疗、旅游、康养等领域的高端服务供给，着力破解老年群体消费供给结构性失衡问题。如，开发符合老年群体需求的慢节奏、深体验、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以“极简、安全、可信赖”为原则，设计开发界面交互和操作引导接受度高的线上App，精准匹配“健康+社交+消费”等老年群体的核心需求。重视年轻人消费特征和消费理念的变化，引入国际顶级赛事、艺术展览，注入休闲、娱乐、环保、养生等服务新元素，构建“演艺+展览+消费”新格局，不断创造商业价值，增强消费的体验感与享受度。加大对青年群体消费习惯的研究力度，培育“潮流社交+情绪释放+价值提升”新型消费场景，丰富定制消费、时尚消费、单身经济等产品和服务供给，以特色消费供给打造“非来上海不可”的独特吸引力，有效释放青年的消费潜能。推动科研院所、大科学装置等，定期高频向公众，特别是中小学生开放，并结合基因工程、脑机接


口、深海探测、宇宙探索等前沿科技，开发集参观、体验、科普、文创于一体的科技旅游产品，延伸消费链条。


二是培育特色化、定制化的服务消费产品。深度洞察和把握消费者需求，让消费者参与产品设计、研发和评测，积极推进服务消费场景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加快培育高端服务品牌，重点支持高端旅游、礼宾服务、私人银行等稀缺性服务项目。发展国际医疗旅游产业，鼓励保险机构开发跨境商业医疗保险产品，探索旅游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消费新模式。针对高净值人群推出财富管理、亲子教育、精致护肤等专属服务活动，提升高端消费供给品质。


三是开发多元化、场景化的金融服务产品。针对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研发分期贷款、低息信贷、保险增值保障等差异化消费信贷产品，增强消费供需适配性。针对年轻群体，设计“智能健康保险”产品，如利用可穿戴设备数据追踪，将健康监测、管理与保险联动，建立保费动态调整机制。针对老年群体，设计银发经济“适老金融”产品，如开发“老龄卡+健康险+养老社区”综合服务包，持续优化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养老保险服务体系。针对文化体育消费场景，开发覆盖演唱会、体育赛事的“退票险”“延误险”“意外保障险”，降低消费风险。积极开发场景化金融保险产品，如开发AR/VR文旅体验项目，试点“先享后付”模式，推出“门票分期+信用权益”组合产品等。


四、强化数字化支撑，进一步打造服务消费创新引擎


一是打造数字化服务平台。加快发展线上服务、智慧零售和直播经济等新型消费模式，推动上海服务消费模式创新，以数字赋能加速消费品牌出圈。积极打造连接供需两侧、提升消费体验、提高服务效率的数字化服务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透明的信息、更加个性化的选择、更加可靠的品质。如，开发文商旅体展联动大模型，实现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判断和评估。培育生活服务类数字平台，推进服务行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支持传统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一站式玩转的平台，为跨城市乃至跨国游客提供商旅服务、线上导航。以数字化解决方案促进商业效能提升，推动商场与品牌数据开放，打破信息“孤岛”，实现IP精准导流，把大流量真正变成消费力。


二是深化数据资源开发运用。推进全市全域消费数据归集整合，整合征信、消费信贷、支付流水、税收征管等数据，实现市区两级、多消费场景、全支付渠道的消费数据互联互通。加强数据分析与行业联动，探索构建全局性的上海市消费模型，构建动态风险监测智能体系。深度挖掘消费场景数据资源，运用


大数据实现对消费偏好分析及预测、服务动态优化、智能纠纷调解等功能应用，提高消费新场景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三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打造智慧博物馆、智慧美术馆和智慧图书馆，以科技赋能提升文化产品表现力、传播力、感染力。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远程医疗、互联网医院等新业态。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加强“上海智慧教育平台”建设，发展智慧教育新业态。积极推广智能导购、智能客服、智能物流、智能点餐、智能厨房、智能配送等应用场景，推动服务消费向“智慧化、便捷化”升级。加快建设“智慧社区”，提升居民智能体验与消费便利舒适度，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五、坚持活力与安全并重，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一是打造24小时全天候活力之城。支持和鼓励各区结合特色资源，打造1处集成夜游、夜市、夜读、夜展、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具有特色性、差异性、影响力的消费圈，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消费体验。支持图书馆、书店、博物馆、美术馆、健身房、电影院等延长营业时间，鼓励商圈和商业综合体通宵营业或大幅延长营业时间，将上海打造为24小时全天候的城市活力生态之城。加强市区联动集聚优质资源，如交通与基础设施联动，增设旅游巴士专线与夜间停车优惠政策。


二是多维度筑牢安全底线。建立健全大型活动安保服务的基础标准与操作规范，明确不同规模、类型活动的安保配置基准。坚持把智慧监测、人流预测、应急调度等技术融入人流管理、安全监控与公共服务全流程，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安全管控的精准度与效率。进一步激活“赛事+”消费潜能，推动商圈、文体空间、特色街区联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形成“主会场引领、多场景联动”的消费矩阵，让大型活动的经济辐射力向更多领域延伸。


三是完善入境消费服务体系。设置多语种导览标识、双语客服中心，引入外币兑换机、国际支付便捷通道，以及实施“即买即退”离境退税政策。依托国内著名旅游景点打造“国际消费服务驿站”，提供旅游咨询、消费投诉、翻译协助等一站式服务，提升境外人士消费体验感受度。持续推动大型商业体、文旅场馆对标国际服务标准，开展“国际化服务认证”。


六、打响“上海之夏”品牌，进一步提升服务消费能级和水平


一是打造“上海之夏”超级IP。设计更具辨识度的“上海之夏”品牌LOGO，用好用活上海老字号、老品牌，开发一系列体现上海特色的“上海之夏”纪念


品、伴手礼。打造“上海之夏”主题曲，将城市文化特质、独特元素、标志符号等融入主题曲，用音乐来强化情感连接、场景体验，塑造兼具艺术高度与传播广度的“城市声音名片”。引入国际知名博主、网红等顶流，深度参与“上海之夏”的推广与宣传，以独特视角讲述“上海之夏”故事、讲述上海故事。以“上海之夏”IP为纽带串联长三角夏日特色资源，联动打造“江南之夏”主题活动，形成“资源共享、活动互联、客流互导”的区域消费圈，推动“上海之夏”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具都市魅力的夏季消费节庆。


二是打造更具标杆性和话题性的“上海之夏”消费场景。依托“一江一河”滨水区，深度串联散落在滨水空间的自然景观、历史文脉与多元消费场景，推动“优美滨水空间”向“强劲消费载体”转化，让“一江一河”成为中外游客慕名而来的消费新地标。依托徐汇西岸等区域，打造多维业态超级融合体，提供高端定制服务、私人文化导览、非遗手作体验、元宇宙商业空间等特色服务。依托张江科学城建设科技赋能示范区，提供从基因检测到精准健康管理的“全流程健康管理”服务，吸引亚太高净值人群参与医疗旅游。


三是推出“上海之夏”烟火美食榜单。建议由市政府相关部门牵头，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参与，从风味与口碑、文化特色、消费体验、价格亲和力等维度，深入挖掘承载城市记忆、展现上海风味的“烟火小店”，推出“上海烟火美食榜单”，并线上线下同步发行“上海烟火美食地图”，让“烟火上海”成为这座城市温暖而生动的新名片。


四是推动“上海之夏”IP向多领域拓展延伸。依托临港新片区建设国际户外挑战赛永久基地，持续培育滴水湖铁人三项赛等特色IP。做优“苏州河龙舟赛”“城市夜跑”等现有品牌赛事，促进“上海品牌”赛事与城市景观、公共空间深度融合，增强赛事与城市的互动性。大力挖掘体育IP周边和自主品牌产品消费潜力，加快开发具有上海特色的赛事衍生品，推动城市地标、文化元素等融入赛事纪念品设计，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和收藏价值。打造上海数字文化IP，借鉴《哪吒》《黑悟空》等成功案例，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将神话人物、历史故事以更生动、具象化的形式呈现，增强文化共鸣与市场吸引力，培育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与辨识度的原创数字文创作品和IP。加大海派文化、红色文化、江南文化的各类媒体公众号定向旅游推广力度，塑造城市文旅品牌，提升国际传播能级。


产科教融合的新挑战与新路径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联合课题组


（2026年6月16日）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知识体系更新加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前沿技术呈多点突破态势，科技前沿快速扩张与传统教育内容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新兴职业涌现与传统岗位消亡更替加快，产业、科技、教育深度融合成为关系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时代课题。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该如何打通？怎样构建适应大国发展与科技自立自强要求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我国产科教融合进展成效如何，还存在哪些卡点堵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展了深入调研。


一、近年来产科教融合的实践探索


党的大会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提出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转移为一体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新样本。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持续加大产科教融合推进力度，相继出台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及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等，积极推动校企协同、科教联动，产科教融合总体呈现“教育培养人才—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反哺教育”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


融合态势呈现从点状合作到生态共建的特征，产科教融合协同育人进程加快。调研中我们切身感受到，横亘在实验室与生产线之间的厚重“围墙”正在逐渐瓦解，推动这一变革的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紧跟产业需求动态调整学科专业。教育部今年在本科专业目录中增设38种新专业，同时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15种专业，精准对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有力服务国家战略与传统产业升级。黑龙江、浙江等8省市针对学科专业跑不赢技术迭代的问题，因地制宜打造247个特色优势专业集群，让专业结构“随产而动”。二是在培养模式革新中实现校企深度融合。调研发现，多地跳出订单班、实习基地的浅层合作模式，转向共建产业园区、联合实验室、创新中心及企业冠名二级学院等深度合作形态。东南大学联合企业推行“3+1+X”本研贯通模式，让


学生参与企业“揭榜挂帅”科研项目，在解决类人机器人人机交互与导航规划等复杂问题中成长成才。苏州大学联合长三角国创中心推行“学行交替”模式，学生在校学习与入企带薪顶岗实习交替进行，打破了先学后用的路径依赖。三是不同行业产教融合联合体大量涌现。江苏常州新能源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通过定期举行研讨会、主题沙龙，线上云平台发布岗位，线下举办专场招聘会，一个毕业季汇集3.5万多个岗位，助力企业用工与毕业生就业双向奔赴，有效提高了人才供需适配效率。


实践路径呈现从单线输出到循环互促的特征，产科教融合驱动创新范式深刻变革。我们在合肥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了解到，科研团队在智能悬架系统上取得突破并推进产业化，已为奇瑞、吉利等企业完成11款车型的产品开发。如何让科研的“冷板凳”接通产业的“热需求”？推动考核导向转变是关键。近年来，教育部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101计划”），打造了9189个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实践项目，推动学生早进科研，及时将科技真实问题和产业真实场景纳入教学。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把企业痛点、产业难点作为科研主攻方向，以成果落地实效衡量科研价值，有力推动“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用在生产线上”的科研范式转型。更进一步，目前高校与政府、企业联合打造的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大学科技园、概念验证中心等高能级载体正在加速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联合全国44个高校打造的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在集成电路、储能技术、医学攻关、生物育种、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低空经济等7个领域，持续加快“高精尖缺”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孕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天津科技大学科技园入驻企业138家，其中科技型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四川大学与省内12个地方政府签署协议，共设合作专项资金达9亿元，带动社会投资200亿元。


区域布局呈现从局部探索到整体协同的特征，东西部联动打造产科教融合发展新格局。调研发现，东部高校深挖场景禀赋，主动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探索深化校企联合实训、定向育才、技术共研模式，将人才培养有效嵌入产业链条。东莞理工学院与腾讯、商汤科技等企业共建“新工科”项目化课程体系，联合开发20余门项目化课程，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竞赛中斩获佳绩。中西部高校立足区域主导产业与特色资源，探索错位发展、特色赋能的融合路径。西安交通大学依托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与270家龙头领军企业签署共建联合研究院协议，累计解决3100余项企业关键技术难题。石河子大学紧密


结合边疆畜牧业发展需求，成功申报教育部畜禽疾病数智诊疗实验中心，实现95%以上高危、高成本实验的虚拟化覆盖。而且，东西部协同正在打破地理边界，形成“东部研发+西部转化”的跨区域资源互补新模式，推动创新要素在更广范围自由流动。华东理工大学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共建宁夏华理现代煤化工研究院，累计组织30多批次90余名专家赴宁夏，挖掘技术需求40余项，落地合作项目35个，总投资超1.8亿元。


二、当前产科教融合面临的主要挑战


调研显示，当前我国高校与地方产业的产科教融合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激活区域创新动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突破，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同发展的新要求，部分高校和合作主体之间仍存在融合深度不足、对接精度不够、机制适配不强等问题，有关评价体系、资源流通、人才适配等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成为制约融合质量提升的主要瓶颈。


体制机制的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协同融合深度不足。调研中，高校和企业普遍反映，产科教融合并非简单的校企双向合作，而是涉及多部门、多主体协同联动的系统性工程，当前顶层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一些落地环节、合作场景中，政校企三方权责边界不够清晰、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制约了协同效能的充分释放。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主体协作的制度“玻璃门”依然存在。产业、科技、教育等领域的资源投入分属多个部门，一些地方缺乏高效的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存在实验室重复建设、仪器设备重复投入等现象，在人事管理、薪酬制度等方面存在制度不兼容问题。二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亟待打通。有的企业反映，投入设备、资金、人力参与人才培养，短期内难以获得相匹配的回报，因此更倾向选择“短平快”的项目合作，而非长期的深度融合与共建。


评价与激励偏重学术导向，产科教融合内驱力不强。评价体系是干事创业的指挥棒。当前整体评价导向已逐步向产科教融合、成果转化倾斜。但调研发现，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仍存在过度侧重学术指标、弱化产业价值的问题。近年来，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来自企业而非高校或科研院所，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科研评价体系与产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一方面，高校、科研院所评价体系重论文轻应用、重课题轻合作现象较为普遍。在学校综合考核、教师职称评聘、科研绩效评价、重大项目评审等关键环节中，关键绩效指标（KPI）


仍然主要体现在发多少篇顶刊、拿多少项基金，而服务产业发展、参与校企协同、解决企业“卡脖子”难题等直接面向产业需求的贡献权重偏低。另一方面，资源投入与激励机制未能有效对接产科教融合发展需求。高校资源配置对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领域的倾斜力度不足，高校与企业实质性协同攻关、利益共享的深度合作相对较少，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与合理回报机制尚不完善，参与企业技术攻关的内生动力不强。


创新要素的流动共享机制不畅，一些领域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调研发现，部分地区高校与企业间数据、科研设施等核心创新要素流通不畅、共享受阻。一是数据要素共享存在壁垒。产业数据是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但受数据确权、隐私保护、商业秘密等因素制约，大量产业数据没有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难以转化为高校的教学案例，也不利于基于产线真实场景的科研攻关。二是科研设施共享程度不足。部分高校与企业对实验室资源重拥有轻共享，导致资源使用效率偏低。去年，某地市审计部分科研院所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及使用情况发现，5家院所设备共享使用时长占总使用时长比重不足7%，最低仅为0.14%，个别机构98%以上的科研仪器设备未实现共享使用。


人才供给与需求适配度较低，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从供需匹配的调研情况来看，一些高校人才培养速度跟不上产业技术迭代速度，培养质量达不到产业高端发展需求，一些地区创新型、复合型、实战型产业人才存在结构性缺口。一是学科专业调整与产业迭代存在“时间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技术更新快，而高校专业设置到人才产出需要一定周期，导致部分新兴关键领域存在一定的人才缺口。二是复合型骨干人才供给不足。高校教师缺少一线企业实操经历，企业技术人员不擅长授课育人，兼具技术功底与产业视野、兼顾教学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偏少。三是传统培养模式跟不上科技变革。调研了解到，在智能电力装备等领域，涉及的数字孪生、人工智能诊断、微电网协调控制等前沿技术，高校课程与教材内容明显滞后。分科授课、课堂灌输的传统教学模式也难以塑造学生的跨学科思维、科研攻关能力与原始创新素养。


三、深化产科教融合的发展路径


调研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科研重论文、重课题，教学重课时、重教材，产业界重实际效益、重问题解决，产科教彼此分割现象突出，其形成非一日之寒。不同系统之间的评价标准如何兼容？制度壁垒如何打破？各方的利益如何


协调？每个问题的破解都非易事。从20XX年12月《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印发，到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发布，党中央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构建政策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一体化新生态，重构人才成长底层逻辑，重塑人才培养路径，进而形成科技赋能产业、产业支撑教育、教育培育人才，彼此之间循环增益的生动局面。从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看，我们认为当前推进产科教融合是打通影响和制约全面创新卡点堵点、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的重要着力点，需要从协同机制、评价改革、要素流动、人才供给、区域协同、国际合作等维度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健全协同机制，从各管一段向利益共享转变。推动产科教融合需要凝聚各方力量、理顺运行机制，构建政府引导、校企协同、多方参与、多元共治的发展格局。一是强化政府统筹，破除条块分割，整合政策资源，明确政校企权责边界，让各方各尽其责、各获其益。二是搭建多元协同平台，用好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高等研究院等，打通产科教融合壁垒，使各类资源衔接顺畅。三是建立试点示范机制，在知识产权分割、收益分配比例、人员双向流动等关键制度上拿出突破性方案，形成企业出题、政府助推、高校答题、市场阅卷、按贡献分享收益的闭环，让融合从靠情怀走向靠制度，逐步培育价值共创、成果共享的融合生态。


深化评价改革，从论文“指挥棒”向贡献导向转变。校准发展导向才能让资源配置真正对接实际需要。一是打破单一化、同质化的评价倾向，构建分类科学、导向清晰、标准多元的评价体系。对基础研究侧重评价原创性、前瞻性和学术价值，对应用研究侧重评价成果转化、技术突破和实际效用。二是优化资源投入与激励机制，调整科研资源投入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能，将更多资源向产科教融合重点领域倾斜。建立差异化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和个人给予政策与资金支持。完善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使科研人员获得合理回报，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参与融合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升资源配置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畅通要素流动，从“数据孤岛”向开放共享转变。加快建立健全资源要素开放共享的激励相容机制，让共享者不吃亏、沉睡者有压力。着力打破人才、数据、技术、平台等要素流动的堵点，探索数据可用不可见等隐私计算方案，打通产业数据库与高校知识库的双向接口。同时，推动创新平台提质增效，构


建跨区域、跨主体的开放共享网络，建立谁共享、谁受益的补偿与激励机制，引导高能级实验室、工程中心等优质资源向产科教融合发展倾斜，使其成为区域创新的公共引擎。


聚焦人才供给，从学用脱节向供需适配转变。调研组在走访中深切感受到，当前产科教融合的矛盾可以用两个“时钟”来形容：传统教育模式的“人才时钟”以学年为单位，而产业变革的“技术时钟”以月甚至以周为单位，两种“时钟”的错位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人才时差”。建立产业需求到教育供给的快速响应机制，才能缩短这种“人才时差”。要探索建立产业人才需求预警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通企业岗位需求与高校培养的衔接通道，通过抓取岗位迭代数据、构建动态能力图谱，推动学科专业调整从定期微调走向实时响应。同时，打破企业高技能人才进入高校的硬门槛，设立产业教授特设岗位，培育一支既懂理论又通产业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完善人才引进政策，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引进高端人才与创新团队，营造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


强化区域协同，从东强西弱向优势互补转变。推动产科教融合，要重视解决好区域发展均衡问题。东部地区高校密集、企业活跃，融合发展条件较好。中西部地区资源相对薄弱，人才容易流失。区域协同不是削峰填谷，而是优势互补、分类施策。一是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二是打破行政区域的刚性划分，制度化推进“东部研发+西部转化”的跨区域合作，建立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探索多元化的区域协作模式。三是坚持分类发展，立足各区域产业特色与发展基础，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重在示范引领，中部地区强化特色发展，西部地区着力补齐短板，让东部的前沿探索在中西部找到应用场景，让中西部的特色需求成为东部技术创新的强大引擎，加速织就一张覆盖全国的产科教融合协同网络。


拓展国际合作，从对内引进向对外输出拓展。产科教融合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应具有全球视野，推动教育资源、课程体系与国际接轨。要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出海，推动我国工程教育标准、技术方案的国际化适配与互认。让高校不再只是跟随企业“走出去”，而是主动帮助企业赢得国际竞争力，实现从随企出海向助企出海的升级。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及国外科研机构的联合攻关，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让中国的产科教融合模式成为一种可推广、可借鉴的智能时代人才发展新范式。


调研手记：


调研中感受最深的是，推进产科教融合发展，归根到底要落在“人”的培养上，就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标准件”，也不是未来会被人工智能所轻易替代的“工具人”，而是心怀“国之大者”、能够驾驭不确定性、敢于走进“无人区”开拓创新的新时代人才。这不是三个方面工作的简单拼接，而是一场关于“人”的系统性塑造。围绕这一核心目标，从教育变革看，高校应精准对接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从被动适应产业转向主动引领产业。从科技发展看，科研创新活动应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从单纯的知识创造向创新育人延伸。从产业需求看，企业更应成为人才的协同培养者和创新合作伙伴。只有产业、科技、教育真正围绕“人”的成长同向发力，才能有效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断点堵点，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河南日报社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调研组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河南坚持把粮食生产作为一大优势、一张王牌来抓，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主线，以党政同责为引领、以藏粮于地为根本、以藏粮于技为动力，推动粮食产能实现系统性跃升。“十五五”时期，河南要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展现新担当。


省级层面抓好粮食生产的实践与成效


以党政同责为引领，粮食安全责任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坚持把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实，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健全五级书记抓粮食安全责任体系，推动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全覆盖。先后印发《关于牢记领袖嘱托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意见》《河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河南省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规划（2025—2035年）》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标量化：2027年达到685亿公斤、2030年达到700亿公斤，以硬指标压实硬责任，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负责、部门协同推进、市县狠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以藏粮于地为根本，粮食产能根基更加稳固。坚持把耕地保护和建设作为粮食生产的根基，坚持新建和改造并重、建设与管护并重，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质改造。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制度体系，推行“真重视、真排查、真整改、真用力、真见效”的“五真”做法，纵深推进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运用“投建运管”一体化机制，即投资、建设、运营、管护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破解高标准农田“重建设、轻管护”顽疾。同时，推动增施有机肥、耕地轮作等措施落实，稳步提升耕地地力。


以藏粮于技为动力，粮食生产动能加快释放。把科技强农作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抓手，大力实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良种方面，高质量建设“中原农谷”，开展种源关键技术创新、良种联合攻关与推广，郑麦136、百农307、MY73等高产抗逆品种得到大面积应用，种源自主可控能力显著增强；良机方面，加快培育先进农机装备产业链，大力推广精量播种机和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年均增加精量播种机1万台以上、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5000台以上，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水平持续提升；良法方面，集中打造1500


万亩小麦、2000万亩玉米高产示范区，集成推广深耕耙压、密植滴灌等增产技术，示范区小麦、玉米单产超600公斤。以完善体系为保障，粮食生产韧性大幅提升。针对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态势，省委、省政府把


增强防灾减灾能力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强化部门联合会商，及时发布灾害风险预警，细化完善抗旱防汛、防“烂场雨”、农机应急调度等预案，建立742个常态化应急服务队、832个农机服务中心。加快补齐烘干设施、履带式收割机等应急农机短板，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可用烘干机数量达6000余台、履带式谷物收获机3.6万台。实施农村沟渠连通整治三年行动，累计开挖疏浚、连通整治沟渠14.88万公里，修建渠系建筑物近5万座，排涝保墒与防风抗灾能力显著增强。


以产业融合为路径，粮食增值空间持续拓展。聚焦延链补链强链，把推动粮食产业全链条升级作为重要方向。全省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培育小麦等18条产业链，成立农产品加工等24个产业联盟；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培育万亿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6000家；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开展“豫农优品”天下行活动，打造国家级农业品牌45个、省级知名农业品牌1479个；小麦粉及其工业化馒头、挂面、方便面、速冻食品等年产量均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涌现出“三全”“思念”“白象”等一批知名品牌。同时，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河南小麦交易中心、大数据中心，优化粮食资源流动和配置，让粮食能卖出好价钱。


以制度创新为支撑，粮食生产政策保障更加有力。在价格调控方面，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严格落实最低收购价政策，建立“等内粮、合格粮、受损粮、超标粮”四级分类处置政策体系，切实维护种粮农民基本收益。在补贴支持方面，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让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落实产粮大县奖补政策，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倾斜支持力度，充分调动种粮积极性。在风险保障方面，全面推广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不断提高农民种粮风险保障水平。


两个产粮大县提升粮食产能的创新探索


河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持续提升，不仅体现在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与系统施策，更扎根于广袤县域的生动实践。豫北平原上的滑县与浚县，以其各具特色又内在相通的创新探索，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经验。


滑县以198.78万亩耕地承担着年产33亿斤以上粮食的重任，粮食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是全国小麦第一县、河南第一产粮大县。其探索的经验可概括为四条主线：


制度重塑，构建“权责利”贯通的治理闭环。滑县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提升粮食产能的核心举措，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61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0%。依托“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广泛吸纳群众意见，确保建设规划科学合理、接地气。坚持新增项目和改造提升并重、建设数量与质量并重、工程建设与建后管护并重，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原则落实管护责任，创新推出“一长两员”（井长、管护员、维修员）管护制度，并将管护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逐年递增，以稳定的制度化投入机制解决了高标准农田“有人建、无人管”的普遍难题。


数智赋能，打造“天地人”协同的感知网络。气象部门布设X波段天气雷达与田间微气象站，构建高时空分辨率监测网，实现对局地暴雨、强对流天气的快速捕捉和短临预警；农技部门搭建病虫害物联网管理系统与测土配方施肥专家系统，让农户“指尖一点”即可获取虫情数据和施肥方案。农技服务由此从“脚板跑田”向“云端问诊”转变，实现了病虫害监测更省力、技术指导更省劲、农民种地更省心的三重跃迁。


链式整合，贯通“产加销”一体的产业生态。做强种业芯片，年繁制种产量4亿斤左右，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的小麦品种13个；夯实装备支撑，集聚70余家农机制造企业，粮食烘干设备产销量及行业影响力全国领先；提升加工能级，深耕小麦、玉米、花生产业链，持续提升加工转化率和产品附加值。


平急结合，锻造“备救援”一体的应急体系。依托7支县级和23支乡镇级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常态化备战，启动“接报即响应、即刻调度、快速到位”的闭环流程，创新推行“县域自保+区域互助”模式，联动豫南、豫东8县（市），巧借农作物成熟时间差和灾情地域差实现跨区农机精准驰援，为粮食生产筑起坚实的防灾减灾屏障。


素有“黎阳收，顾九州”美誉的浚县，粮食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50万亩以上，小麦、玉米、花生平均亩产大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做法具有鲜明的体系化特征：


创新全域运行机制，织密上下联动工作网络。出台《浚县粮油作物整建制单产提升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推行县、镇、村三级干部包联“责任田”制度；


梯次打造百亩攻关点、千亩示范方、整村单产提升示范村三级示范矩阵，以攻关点带动示范方创“吨半粮田”、以示范方带动大田提高单产、以示范村带动一般村扩大规模；整合58名农技骨干，组建11支农业技术服务队分包到镇到村，实现专家直接入户、良法直接到田。


夯实良田良种根基，筑牢粮食高产硬件支撑。全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96.97万亩，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目标；对全县12697眼机井实行“码上报、马上修”闭环管理，破解“重建轻管”难题。培育壮大38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建成18万亩小麦种子繁育基地，获评国家级制种大县。


深耕数字科技赋能，打造特色高产技术体系。集成推广玉米“五个一”高产技术模式，提高密度、精准滴灌、化控防倒、一喷多促、适时晚收，同步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监控、精量播种等数字化先进农机装备，实现播种、施肥、铺管一次完成，单产提升技术体系日趋成熟。


创新经营服务模式，破除小农户发展瓶颈。探索“政府引导、国企牵头、市场运作”的服务机制，组建国有为农服务公司，提供统一良种供应、统一配方施肥、统一深耕作业、统一技术服务、统一植保服务、统一收获服务等“六统一”全链条服务，针对不同农户需求精准开展土地托管，推动规模化经营稳步发展，让普通农户共享高产发展成果。


推动粮食稳产增效的发力方向与关键举措


深挖单产潜力，筑牢稳产增产“第一引擎”。单产提升是当前提高粮食综合产能最具现实可行性的主攻方向。要充分发挥高产示范区的引领作用，分区打造高产样板，针对区域土质与气候特征开展品种对比与栽培攻关，着力破解“试验产量高、大田产量低”的转化率瓶颈，推动试验产量高效转化为大田产量，实现单产与品质双提升。具体操作上，应系统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配套，推广高产优质、抗逆稳产的本土良种，普及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先进适用技术，配套应用智能化田间监测、精准农事管理设备，推动传统田间管护由经验型、粗放式向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跃升。同时，加快推进粮食流通体系提质升级，搭建规范化产销对接平台，实行分级收购、定向销售，以“优质优价”的市场导向倒逼品种迭代升级，让种粮农民从单产提升和品质改善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增量。


严守耕地红线，夯实粮食生产“硬底盘”。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保耕地就是保产能。必须强化耕地数量管控，严格落实“优进劣出”，推动永久


基本农田集中连片；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从严开展补充耕地项目验收，坚决杜绝占优补劣、地块碎片化等问题的反弹回潮。在质量提升上，要稳步扩大高标准农田建设覆盖面，同步完善灌排管网、机耕道路、田间防护等配套设施；深入开展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通过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推进沿黄盐碱地、南部酸化耕地的综合治理；深化耕地保护执法监管，坚决打击各类破坏耕地违法行为。按规划有序退出河道、湖区周边影响行洪安全的不稳定耕地，在守住生态安全边界的前提下全面提升全省耕地的综合产出能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不能只算“建设账”，更要算“管护账”“长期账”。滑县的“一长两员”制度和浚县的“码上报、马上修”机制之所以成效显著，关键在于其“建管用”一体考虑、“权责利”一体落实。这一经验应在全省层面制度化推广。


强化科创赋能，激活现代农业“新动能”。依托中原农谷、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等高端平台，搭建完善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围绕种源攻关、绿色栽培、病虫害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研发。突出农业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扎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构建集选育、繁育、示范、推广于一体的良种供应体系，不断增强本土种源保障能力，在解决农业“卡脖子”问题上有所作为。结合平原、丘陵不同地形特点，分类推动农机装备迭代升级。在黄淮海平原地区重点推广大型智能复合农机，在豫西豫南丘陵浅山地区补齐机械化作业短板，大力推广适应性强的小型智能化农机装备，全面提升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水平。科技成果只有“下田”，才算真正转化。通过健全基层农技服务网络，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与实操培训，确保先进农业技术落地田间、惠及农户。


织密防护网络，撑起防灾减灾“安全伞”。整合气象、水利等监测资源，对干旱、暴雨、洪涝等灾害实现实时监测、提前预警，确保信息及时到村、到户、到田。积极引导农户“看天作业”，科学安排农事时序，避开灾害窗口。构建“电子监测+专业统防”病虫害综合防治模式，利用田间物联网设备实时掌握病虫动态，联动专业组织推行绿色防控与标准化施药，最大限度降低生物灾害损失。推动骨干水利工程与高标准农田一体规划，常态化开展沟渠清淤连通，完善农田防护林网，全面提升农田排涝保墒与防风抗灾能力。健全救灾农机跨区域调度与应急作业机制，确保灾后人员、机具迅速到位，全力抢排抢收，保障快速复产。事实上，应对极端天气，仅凭县域难以独防独守，“互助共济”


理应成为区域保障粮食安全的制度性安排，滑县“县域自保+区域互助”的跨区协作经验值得在全省乃至黄淮海地区更大范围推广。


完善政策托底，注入强农富农“强心剂”。严格落实各项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种粮主体，稳住种粮基本盘。鼓励金融机构针对小麦等主粮生长规律与本地气象特征，开发专属农业保险产品，在完全成本保险基础上探索收入保险试点，进一步保障种粮收入的确定性。支持农业龙头企业落地省内产粮大县，布局粮食精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农民不只赚“原粮钱”，也分享“加工钱”“品牌钱”。大力推进豫粮品牌建设，让“豫农优品”走出河南、叫响全国。健全对产粮大县的利益补偿机制，加大资金倾斜力度，从根本上解决“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矛盾，充分调动重农抓粮积极性，推动稳产、增效、增收协同并进。


从四个维度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来自应城市融媒体中心的调研报告


熊晓峰


一、调研背景


在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传播生态、舆论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主流媒体的改革已从局部突破迈向全局性重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1]，将主流媒体改革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要求突破单维度融合，转向更具战略纵深的多维度创新。


县级主流媒体作为连接党与基层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其改革发展关乎基层舆论引导、信息传播及社会治理效能。应城市融媒体中心作为县级主流媒体的典型代表，正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号召，探索以战略引领、整体重构、社会互动、前瞻布局四大维度推动系统性变革。为深入了解其变革进展、成效与面临的问题，为县级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供可借鉴经验，特开展本次调研。采用实地走访、座谈访谈、资料分析等方式，对应城市融媒体中心的组织架构、生产运营、技术应用、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同时参考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村振兴观察点”项目、湖北广电“长江云”、盐阜大众报、长兴传媒等国内主流媒体改革的先进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力求调研结果客观、全面，具有参考价值。


二、应城市融媒体中心系统性变革实践探索


（一）战略引领维度：依托国家战略，积极构建新型主流媒体生态圈


中心紧密围绕国家“媒体深度融合”“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等战略部署，将自身改革发展融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积极争取政策扶持与资源配置，整合本地广播、电视、新媒体、“村村响”平台等资源，初步形成了以融媒体中心为骨干的传播平台。


中心主动加强与应城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协同合作，参与地方政务信息发布、政策解读等工作，助力构建传递国家意志、服务人民群众的主流舆论场。例如，在“乡村振兴”“九项攻坚行动”等重大工作中，及时准确传播相关政策与信息，引导基层群众理解和支持国家及地方工作。同时，中心正逐步完善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媒体资源与政务资源、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新型主流媒体生态圈的构建奠定基础。


（二）整体重构维度：聚焦全产业链，推动媒体“一体化”发展


为改变传统媒体分散运营、效率低下的状况，中心着力推进全产业链改革，推动“一体化”发展。在组织架构方面，打破传统的采编、技术、经营等部门分割模式，重塑形成策划、生产、运营全链条协同机制，实现了新闻线索统一收集、内容统一策划、生产统一调度、传播统一分发。


在内容生产上，建立“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媒分发”的全媒体内容生产模式，针对不同平台的传播特点，对新闻内容进行差异化加工，提高内容传播效果。在技术应用方面，引入数字化采编设备与平台，提升内容生产的效率与质量。此外，中心还在积极探索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体系与评估考核办法，将社会效益、传播效果、事业发展、内部管理等指标纳入绩效考核体系，确保媒体“一体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与成效。


（三）社会互动维度：从信息中枢向社会连接器转变，重塑媒体与社会共生关系


中心逐渐突破“信息发布者”的单一角色，向“社会协同者”转变，积极搭建“政企社”互动平台，促进民生项目落地实施。中心利用云上应城等新媒体平台开发了本地民生服务类栏目与线上平台，收集群众诉求与建议，对接政府部门与企业资源，帮助解决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例如，云上应城推出的“特别关注”栏目，通过线上征集、线下走访的方式，了解群众困难，联合相关部门为群众排忧解难，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同时，中心借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村振兴观察点”项目的经验，与本地乡镇、村庄合作，建立基层新闻信息联系点制度，形成分布式信息网络，既保证了基层信息的高效收集与传播，又拓宽了基层群众的话语表达空间，增强了媒体与社会的互动联系。


（四）前瞻布局维度：锚定发展制高点，强化持续发展后劲


以技术赋能为引擎，驱动全链条数字化转型。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将其深度嵌入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各环节。中心积极开展前瞻布局，为媒体持续发展积蓄后劲。在技术应用方面，初步尝试将大数据技术用于用户需求分析，根据用户偏好推送个性化新闻内容；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素材筛选、稿件撰写等方面的应用，提高内容生产效率。


在人才培养上，制定了长远的“雏鹰成长计划”和实用的“十项全能”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引进、校媒合作等方式，培养“老中青”三代协同的人才梯队。一方面，加强对现有员工的数字化技术与全媒体业务培训，提升其适应媒体变革的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信息技术、新媒体运营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为媒体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此外，中心还在逐步探索建设本地媒体数据资源库，AI数字人已广泛应用于《应城新闻》《朝闻应城》《一周要闻》《蒲城党建》等节目栏目制作，为未来技术深度应用与媒体创新发展奠定数据基础。


三、面临的问题与存在的短板


（一）战略引领层面：政策落地与资源整合存在短板


在政策落地过程中，部分政策的具体实施细则不够明确，导致政策红利未能充分释放。例如，在媒体资源与政务资源整合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协调机制与责任划分，部分政府部门对媒体信息发布支持力度不足，政府信息公开与传播的及时性、全面性受到影响。同时，在资源配置上，地方政府对融媒体中心的资金投入相对有限，部分先进设备与技术因资金问题无法及时引进，制约了媒体生态圈的快速构建。


（二）整体重构层面：全产业链协同与机制完善仍有差距


在全产业链改革中，虽然建立了策划、生产、运营全链条协同机制，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协同效率仍有待提高。例如，在内容策划环节，未能充分结合市场需求与用户偏好进行精准策划；在内容生产环节，不同平台的内容差异化加工不够精细，导致部分内容传播效果不佳；在运营环节，对传播效果的跟踪与分析不够及时全面，难以根据反馈快速调整运营策略。


在机制建设方面，科学的评估体系与考核办法尚未完全成熟。考核指标过于侧重新闻稿件数量、平台粉丝数量等量化指标，对内容质量、社会效益、用户满意度等质性指标的考核不够重视，导致部分员工重数量轻质量，影响了媒体内容的整体水平与社会影响力。此外，经营管理机制不够灵活，媒体的自我造血能力不足，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支持，制约了媒体的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互动层面：服务能力与互动深度有待提升


尽管中心搭建了“政企社”互动平台，但平台的服务功能仍不够完善，无法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例如，平台在民生服务方面，仅能提供简单的信息咨询与问题反馈服务，对于群众在就业培训、法律援助、生活服务等方面的实


际需求，无法提供有效的对接与解决渠道。


在互动深度上，媒体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仍停留在表面层面，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与反馈渠道。群众的意见与建议难以得到及时回应与解决，导致部分群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与参与度不高。此外，对基层群众声音的挖掘与传播还不够深入，未能充分发挥媒体在反映基层民意、推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四）前瞻布局层面：技术应用与人才储备存在不足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未能充分发挥新技术在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等方面的优势。例如，在用户需求分析上，仅能进行简单的用户画像分析，无法实现精准的用户需求预测与个性化内容推送；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上，仅用于新闻素材的初步筛选，未能在稿件撰写、视频制作、舆情分析等方面实现深度应用。在人才储备上，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仍然短缺，现有员工中具备数字化技术与全媒体业务能力的人才较少，无法满足媒体系统性变革对人才的需求。


四、推进系统性变革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战略引领，优化政策与资源配置


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推动相关部门出台明确的政策实施细则，细化媒体与政府部门、企业的协同机制与责任划分，确保国家战略在县级媒体层面有效落地。建立定期沟通会议制度，及时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争取地方政府加大对融媒体中心的资金投入，同时优化资金使用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为媒体生态圈的构建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例如，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广告经营、活动策划等业务，增加媒体的收入来源。


加强与周边地区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区域媒体协同发展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开展重大主题宣传活动、联合打造精品栏目与节目，扩大主流舆论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形成区域媒体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


（二）深化整体重构，提升全产业链协同效率


进一步完善全链条协同机制，加强各环节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在内容策划环节，建立市场调研与用户需求分析机制，结合市场趋势与用户偏好进行精准策划；在内容生产环节，加强对不同平台传播特点的研究，提高内容差异化加工的精细度，提升内容传播效果；在运营环节，建立实时的传播效果跟踪与分


析体系，及时根据反馈调整运营策略，提高运营效率。


健全科学的评估体系与考核办法，优化考核指标设置，平衡量化指标与质性指标的比例。增加对内容质量、社会效益、用户满意度等质性指标的考核权重，建立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主体，引入群众评价、专家评价等第三方评价机制，确保考核结果客观公正。将考核结果与员工的薪酬待遇、晋升发展等紧密挂钩，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创新经营管理机制，推动媒体产业发展。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媒体产品与服务，如本地文化旅游宣传、企业品牌推广、政务服务外包等业务，提高媒体的自我造血能力。同时，加强对媒体产业的规范管理，确保产业发展符合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实现事业发展与产业经营的良性互动。


（三）拓展社会互动，增强服务能力与互动深度


完善“政企社”互动平台的服务功能，整合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的资源，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民生服务。增加就业培训、法律援助、生活服务等板块，建立服务对接机制，及时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例如，与本地企业合作，搭建就业信息对接平台，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信息与求职指导服务；与法律援助机构合作，为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与法律援助服务。建立健全互动机制与反馈渠道，加强媒体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开设线上留言板、热线电话、线下座谈会等多种互动渠道，及时收集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并建立反馈台账，明确反馈时限与责任人员，确保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得到及时回应与解决。定期对群众反馈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不断改进媒体的工作，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与参与度。


深入挖掘基层群众声音，加强对基层民意的反映与传播。加强对基层信息采集点的建设与管理，培训专业的基层信息采集员，提高基层信息的采集质量与效率。开设专门的基层栏目与节目，重点传播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意见建议与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媒体在反映基层民意、推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增强媒体与社会的共生关系。


（四）加强前瞻布局，提升技术应用与人才储备水平


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投入，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媒体领域的深度应用。建立专业的技术研发团队，与高校、科技企业合作，开展技术创新研究，探索新技术在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等方面的应用场景。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的用户需求预测与个性化内容推送；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开展自动稿件撰写、智能视频剪辑、舆情自动分析等工作，提高媒体工作效率与质量。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引进与激励机制。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计划，根据媒体发展需求，开展数字化技术、全媒体业务、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现有员工的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加强与高校、职业院校的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定向培养符合媒体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完善激励机制，提高优秀人才的薪酬待遇与发展空间，吸引与留住高素质人才。


加快媒体数据资源库建设，整合媒体内部的新闻素材、用户数据、传播数据等资源，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与管理规范，实现数据的共享与高效利用。加强对数据的分析与挖掘，为媒体的内容策划、传播策略制定、经营决策提供数据支持，推动媒体向数据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变。


关于岐山县“一碗面”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与思考


岐山县青化镇人民政府孙玮


岐山县隶属于陕西省宝鸡市，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岐山古称“西岐”，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炎帝生息、周室肇基之地，全国500个粮棉大县和陕西省商品粮油基地县之一，是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岐山面食源远流长，做大“一碗面”经济既是历史传承，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岐山臊子面是文化产物，以文化而生，以文化而传，以文化而兴，文化内涵丰富。发展“一碗面”经济，打造全程可追溯的“一碗面”经济优质原料供应基地。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以特色产品提升价值链，以电商物流串起供应链，做大种植养殖、深加工、销售网，推动全链条、全要素、全业态协同发展，搭载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共建共享“一碗面”经济链，打造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岐山臊子面、岐山擀面皮”两轮驱动，一二三产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一碗面”经济规模达到162亿元，被评为国家全产业链典型县。擀面皮、锅盔、空心挂面等美食小吃闻名遐迩，“神来之食”臊子面荣获“中国第一面”称号，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岐山被誉为“中国臊子面之乡”“陕菜之乡”[1]。


1.产业发展现状


1.1产业发展规模


近年来，岐山县“一碗面”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4年，全县“一碗面”经济全产业链产值达162亿元，相比2023年的151亿元增长7.3%[1]，这一产值规模在县域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岐山县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点。自20XX年岐山县发力做大


“一碗面”经济以来，通过龙头企业带动、特色产品升级、电商物流串联，成功打造出集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1.2产业链构成现状


岐山县“一碗面”经济已形成完整、协同发展的产业链体系。


上游原料供应环节：围绕“菜”，做强20个专业村镇。围绕“果”，加快创建高质高效示范园，改造提升老旧果园0.58万亩，推广果树提质增效技术2.3万亩，建成标准化果园9.19万亩，果品总产达到13.44万吨。围绕“肉”，推进龙头企业带动规模化养殖，鼓励企业发展生猪代养模式，实施一批农业重点项


目，建成规模以上生猪养殖场59户，全县生猪存栏达到14.5万头以上、家禽存栏达到150万羽以上。截至2024年，全县共认证无公害基地19个、产品32个，绿色农产品17个、有机认证农产品5个；培育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42户、农民专业合作社730家，省级以上“一村一品”示范村74个，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2个。


中游加工生产环节：以食品产业园区为核心载体，制定印发《关于加快食品产业园建设促进“一碗面”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岐山县“一碗面”产业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目前，园区已引进10家“一碗面”相关企业，培育全产业链骨干企业42家，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达42户；累计实施相关重点项目106个，并建成2万m2标准化厂房，鼓励龙头企业在做好传统食醋酿造的基础上，开发研制醋饮、醋粉等新产品。


下游销售服务环节：全县臊子面、擀面皮经营户达3000余户，形成“秦忆浓”“天利花”“美阳”“来六碗”等臊子面品牌和“秦圣”“八亩沟”“岐正香”等擀面皮品牌，太平塔文化旅游街区、何家道美食一条街、北郭民俗村、蔡家坡饮食街等餐饮旅游“商圈”广受好评，“一碗面”市场认可度全面提升。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抢抓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机遇，实施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项目，建设物流园区，一体推进仓储配送，成立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发展村级电商服务站70个，发展电商企业155户、电商个体873户，在电商平台开设专卖店100家，擀面皮日销量超过81万张，“一碗面”电商交易额突破18亿元，覆盖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销售渠道不断拓宽。


1.3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一碗面”经济不仅取得显著经济效益，也具有深远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方面：产业链产值持续增长，通过发展20个“一碗面”专业村镇，带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7.8%。食品工业规模化发展成效显著，建成臊子面产业孵化基地以及香相伴公司日产4万份“代馋”系列面条、日产2万份岐正香擀面皮、美阳民俗食品公司日产4万份擀面皮技改提升等生产线。


社会效益方面：截至2024年，“一碗面”经济带动9.5万人稳定就业，人均年收入达4.5万元，有效解决了当地就业问题，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培育“西岐名吃”劳务品牌，该品牌在2023年被认定为宝鸡市首批优秀劳务品牌、陕西省省级劳务品牌，在第三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中荣获“我最关注的劳务品牌”和“地方特色类劳务品牌”两项大奖。整合涉农培训资源，建设


岐山臊子面产业技术中心，开展全行业能力培训，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


2.存在问题


2.1风味接受度存在地域局限


类似于老陈醋无法适配蟹粉小笼包，岐山臊子面与擀面皮以“酸、辣、香”为核心的复合风味，对核心消费群体（如西府本地居民）而言，构成了强烈的味觉标识与情感认同[2]。然而，这种鲜明且强烈的风味特征，对于口味清淡、畏辣或偏好甜鲜的异地消费者，在初次尝试时形成显著的“味觉冲击”，构成消费壁垒。岐山臊子面的风味并非普适性的“第一口美味”，在推向更广阔市场的过程中，面临消费者适应与口味引导的挑战。


2.2供应链与成本限制，灵魂原料无法复制


岐山臊子面的灵魂是岐山香醋和地道的油泼辣子，其风味与原料及传统工艺紧密相关，异地化生产难以完全复刻，而从原产地外运则会导致成本显著增加，削弱产品在市场中的价格竞争力[3]。同时，无论是臊子面烦琐的工序（制作肉臊子、处理多色配菜、呛汤等），还是擀面皮复杂的“揉、洗、发酵、擀、蒸”工艺，其工业化、自动化改造，均面临“如何平衡效率与传统风味保留”的技术难题，制约了产业的快速复制与扩张步伐。


2.3品牌保护机制缺失，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


“岐山臊子面”“岐山擀面皮”作为区域公共品牌，存在被无序使用、滥用甚至盗用的情况[4]。部分本地及外地企业未经授权与规范管理即直接使用该品牌名称，形成“搭便车”现象，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个别商户的不良体验易引发消费者对整个“岐山”品牌形象的负面认知，造成公共品牌声誉受损。市场上大量非岐山原产、非传统工艺生产的同类产品冒用“岐山”之名，造成真伪难辨、市场秩序混乱，严重侵害了正宗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4产业现代化转型面临传承、创新与市场的多重制约


产业内部，传统技艺传承与现代化创新能力存在不足。核心工艺依赖年事已高的老师傅，年轻从业者因职业预期与收入回报不符而供给乏力，导致传承断层风险加剧；同时，关键工艺在现代化（如锁鲜、自动化、可控发酵等）与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进展缓慢，人才支撑体系薄弱，难以驱动产业升级。产业外部，标准化与规模化扩张遭遇“正宗”与“改良”的战略困境。严格遵循本土原料与工艺虽能保持“正宗”风味，但成本高、受众窄，市场天花板低；而为迎合大众市场进行风味改良，则可能丧失独特个性，既流失核心顾客，又可


能在同质化竞争中陷入平庸。最正宗的味道反而成了扩大市场的枷锁。这种内外交织的矛盾，使得产业在坚守传统与拥抱现代、服务小众与开拓大众之间难以找到平衡点，严重制约了“岐山”品牌向现代化、高端化的发展步伐。


3.发展建议


岐山县“一碗面”经济经历快速扩张后，正面临县域特色经济所共有的瓶颈，即从“本地”向“全国”的转型过程中，难以满足全国消费者对品质一致性的要求，在非原产地市场难以突破“土特产”定位，缺乏与全国性品牌竞争的核心卖点。这些瓶颈不仅制约了市场半径的扩大，也直接影响了产业的生命力。要打破当前发展僵局，在思想上需摒弃长期存在的“固守传统”与“盲目创新”之争，借助文化赋能与数字技术赋能，逐步构建起结构合理、要素齐全、高效运转的县域特色经济体系。


3.1突破“土特产”定位，构建与全国性品牌竞争的核心卖点


3.1.1传承经典风味制定《岐山臊子面标准》，尤其对原料选取、制作工艺、碗料配比等关键环节严格把控，对地道的岐山醋、本地辣椒和优质面粉申请地理标志保护。在此基础上，建立“岐山味道”认证体系，对符合标准的老字号与传承人店铺进行授权挂牌，让这些店铺成为食客寻味岐山的必到之处。同时，在岐山本地及一线城市核心商圈布局文化体验店，通过现场制作、工艺展示、用餐礼仪讲解等沉浸式体验，让顾客不仅尝到一碗面，更感受到其背后的传统与故事。


3.1.2适口创新，吸引年轻群体在口味上，针对不同地域的口味偏好，开发“轻酸轻辣版”以适应当地味蕾，推出“浓香版”强化肉香满足感，尝试“番茄酸汤版”等融合风味，使更多年轻人“吃得惯”。在形态上，要跳出“汤面”的单一思维，大胆进行产品形态创新。推出“臊子干拌面”“臊子肉酱饭”以及“臊子风味火锅底料”等衍生品，让岐山风味渗透到日常饮食的更多场景。在健康上，紧跟现代饮食趋势，进行全方位健康升级。开发“低脂版”减少浮油、“高纤版”加入杂粮面，并推出“素食版”臊子，使追求健康生活的消费者也能无负担享受岐山味道。


3.1.3风味快消，走进千家万户将臊子面的灵魂臊子肉、岐山醋、油泼辣子，分别做成精品肉酱罐头、浓缩醋汤底料和特色辣子。这些产品占地小、耐储存，能作为家庭厨房的万能调味伴侣，拌面、炒菜、煮火锅皆可，极大降低了烹饪门槛。大力发展高端预包装食品，攻克锁鲜技术和面饼复水技术，推


出高品质的自热臊子面、短保鲜面作为普通方便面的高级版本，主打电商和商超渠道，实现风味在全国范围的普及。


3.2突破供应链与成本瓶颈：以“科技驱动”破解成本与供给困局


3.2.1原料标准化，源头可控可溯为使岐山臊子面走得更远，必须彻底告别过去“凭经验、靠手感”的老路子，坚定地走“用数据、看标准”的现代产业之路。对面粉的筋度、食醋的酸酯含量、辣椒的辣度与色泽，都要建立明确的量化指标，把“好味道”变成看得见、测得出的具体数据。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入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溯源体系。每一份原料从哪里来、经过哪些环节、品质如何检测，都能清晰追溯、有据可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从源头锁定风味，让每一碗面都承载着可信任、可复制的“岐山味道”。


3.2.2生产智能化，兼顾效率与风味生产智能化的核心是实现“手工风味，智能生产”。通过研发自动化装备（智能炒锅、熬制系统、压面生产线）革新关键工艺，逐步布局区域性中央厨房，将臊子炒制、高汤熬炼、调味品配制等关键环节集中完成。依托全程冷链配送网络，将标准化半成品稳定送达各个门店。门店端只需专注于面条的现制、碗料的按比例装配等收尾工作。该模式既能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实现口味统一，又能大幅降低对厨师个人经验的依赖，让传统美味以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式，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2.3产品多样化，拓展消费场景核心是突破“一碗面”的形态，使其与文旅融合起来，开发“臊子面”主题旅游线路，举办“臊子面文化节”，让顾客亲手体验臊子面的制作过程，将单纯的“吃面”变成一场深度的文化之旅。同时开发特色餐具、面塑摆件、风味礼盒等文创产品，让游客把“岐山味道”和“岐山记忆”带回家[6]。


3.3打造区域知名品牌：构建面食产业的“金字招牌”


3.3.1严格品牌管理，培育领军龙头品牌是产业的生命线。成立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协会，制定严格的准入、监管和惩罚机制，对假冒伪劣和滥用品牌行为露头就打，坚决维护“岐山”这块金字招牌的纯洁性。同时，重点扶持1~2家本地龙头企业，鼓励其通过连锁加盟、供应链输出等方式对外扩张，发挥“火车头”的带动作用。


3.3.2数字化营销，实现“面找人”营销方式必须与时俱进。鼓励传承人、店主利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将“手上功夫”转化为“线上流量”。


通过直播制作过程、讲述背后故事，让“手艺”成为吸引年轻人的“内容”，实现从“人找面”到“面找人”的转变。


3.3.3厚植乡土根基，构建“土专家”与“新农人”融合的人才梯队破解人才瓶颈，必须立足本土，激活乡土人才的内生动力。一方面，挖掘


和扶持本土的“土专家”与“老把式”，通过“现代学徒制”与非遗传承人工作室，让老手艺在乡土土壤中扎稳根；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新农人”，重点吸引懂技术、会经营的返乡青年，使其带着新理念回乡。让懂行的人管行，为“一碗面”走向更广阔的消费人群提供组织和智力保障。


和风轻拂万枝新关于德江县依托“周六会客厅”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


铜专轩


（2026年6月25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壮大民营经济相关部署，紧扣德江县“一心五城”建设布局与“3135”产业集群发展任务，结合全县民营经济发展、产业大招商、经营主体培育攻坚等相关工作安排，围绕该县创新推行的“周六会客厅”政企对接服务机制开展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企业、查阅台账资料、座谈访谈政企主体等方式，全面摸清“周六会客厅”运行成效、实操路径、现存短板，总结经验做法，立足全县民营经济产业短板、要素瓶颈等现实问题，提出深化完善工作举措，为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破解民营企业融资、用工、审批等发展难题、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提供参考。


一、调研背景


近年来，德江县民营经济稳步壮大，是县域经济稳增长、保就业、促产业的中坚力量。但从全县民营经济发展现状调研情况来看，县域民营经济仍存在产业结构失衡、中小微企业占比偏高、企业融资难用工难突出、跨部门事项协调效率偏低、惠企政策落地衔接不畅等突出问题，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传统行业体量庞大，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市场主体稀缺，“四上”企业培育短板突出。此前该县政企沟通以文件流转、集中开会为主，企业诉求存在上报周期长、跨领域难题协调难、政策解读碎片化等堵点，部分民营企业反映的用地审批、水电配套、政策兑现等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制约经营主体提质和产业招商落地。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凝心聚力破解政企沟通壁垒、补齐民营经济发展要素短板，紧扣《德江县2026年产业大招商突破年行动方案》《德江县2026年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攻坚年行动方案》工作要求，德江县自2025年6月创新设立“周六会客厅”常态化政企对接平台，以“贵人服务·一视铜仁·以德聚人”为服务品牌，固定每周六开展政企面对面会商。本次调研立足全县民营经济发展痛点，系统梳理该项制度落地实效，找准优化提升方向，助力全县市场主体扩容、“四上”企业培育、重点产业招商落地。


二、运行情况：从“隔空喊话”到打通服务落地“最后一米”


自2025年6月首期“周六会客厅”开办以来，活动已常态化举办48期，累计吸纳52家县域重点民营企业参会，覆盖生态医药、鞋服轻纺、新型建材、农林种养、商贸服务等全县主导产业，累计归集用工、融资、项目建设、政策兑现、配套设施等各类企业诉求76件，办结69件，问题综合解决率90.7%，已办结事项企业回访满意度100%。活动严格落实县级领导领衔、行业主管部门现场驻点办公机制，联动发改、工业和商务、农业农村、住建、自然资源、金融机构等职能部门，构建“企业提报—现场会商—清单交办—限时办结—回访销号”全链条闭环处置模式，有效衔接全县“个转企、小升规”梯度培育、产业链招商、重点项目落地等重点工作，成为该县优化营商环境、赋能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


调研显示，德江县“周六会客厅”立足民营经济发展实际，从沟通模式、协同机制、长效制度三个维度实现转型升级，破解传统服务“短板”。


（一）变“隔空喊话”为“促膝谈心”，政企沟通“零距离”。摒弃传统公文往来、会议部署的单向沟通模式，建立“县领导+行业主管负责人+企业法人”三方座谈机制，采取固定会客+实地走访双线服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多元化诉求。一是现场座谈直报难题。会客活动不预设议题、不限定内容，企业围绕融资贷款、用工招工、证照审批、项目落地、政策兑现等现实困难现场“提问题、讲诉求”，各职能部门现场答疑解惑、即时明确处置路径。针对铜仁伟才教育集团办学诉求，县教育局依托会客厅现场对接协调，顺利追加高中招生指标等，切实破解民办教育主体发展瓶颈。二是靶向宣讲惠企政策。结合天麻全链、牛业双驱、茶叶双品三大特色农业工程以及鞋服、铝型材、新能源工业产业链建设内容，围绕减税降费、技改补贴、产业扶持、项目申报等政策开展精准拆解解读，把条文政策转化为落地实操指引，帮助洋山河生物公司、宏壶春茶业公司、诚昊文创公司等本土龙头企业吃透政策、申报项目、享受红利。三是下沉一线实地解难。聚焦全县存量148家“四上”企业、2026年拟培育50家重点临规企业以及招商落地在建项目，会后组织部门深入厂区车间、项目施工现场实地踏勘，现场协调生产线扩建、原材料保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事项，打通服务落地“最后一米”。


（二）变“单打独斗”为“众人拾柴”，协同纾困“高效率”。立足该县跨领域涉企问题多、单一部门难以统筹处置的现状，依托会客厅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县级领导牵头统筹、主管单位主抓、关联部门协同的联合处置体系，以清


单化管理压实办理责任。一是四张清单闭环管控。对企业诉求统一汇总建档，细化形成问题、责任、时限、成效四张清单，逐项明确牵头县领导、责任单位、办结时限，实行台账动态管理、办结逐项销号。针对龙威供应链公司、中鑫鞋业公司等7家鞋服企业厂区用电分户矛盾，县经开区联合供电部门通过会客厅现场会商，快速敲定分户施工方案，顺利完成独立电表安装，解决企业经营堵点。二是专题会商破解跨域堵点。针对用地、资金、跨行业审批等复杂事项，由参会县领导牵头召开多部门协调会，统筹发改、农业、商务、金融等资源助企纾困。贵州茗芽农业公司、徐源辣椒公司两家涉农加工企业提出扩产需求后，依托会商机制联动争取东西部协作资金450万元，落地两条深加工生产线，助力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


质。三是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紧扣2026年新增50家以上“四上”企业攻坚目标，将会客厅服务嵌入“个转企、小升规”全周期培育工作，按照工业、商贸、服务业、建筑业分类，为培育库企业精准提供财务规范、统计辅导、技改扶持等定制服务；联动县域金融机构落实年度助企融资，推广银税互动、供应链金融产品，缓解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贵难题。


（三）变“浅尝辄止”为“深度融合”，长效服务“可持续”。


坚持制度先行、品牌赋能，推动会客厅从阶段性活动转为常态化营商服务载体，匹配全县产业招商、市场主体培育长期工作需求。


一是制度固化运行规范。2025年6月县政府印发专项制度文件，明确会客时间、参会主体、诉求流转、督办问责全流程规范，从制度上保障每周活动常态化开展，杜绝形式化、走过场。二是全流程闭环督办机制。建立“诉求收集→当日交办→限时办理→办结回访→整改重办”闭环流程，诉求收集完毕1个工作日内完成任务分派，责任单位按期办结后3个工作日内开展企业回访，回访满意度不达标事项重新挂牌督办，确保问题处置不留死角。三是依托品牌赋能招商引资。以“周六会客厅”为抓手擦亮县域营商服务品牌，在基础座谈之外增设法律咨询、技术对接、产业招商洽谈配套服务，依托平台向外推介该县天麻、肉牛、铝矿、风光新能源等资源优势，吸引3家外地投资商实地考察洽谈，助力全县年度招商目标落地。


三、成效与启示：凝聚克难攻坚合力提升服务实效质效


结合全县民营经济运行数据、市场主体培育、项目招商落地情况，“周六会客厅”制度落地以来，在提振企业信心、优化营商环境、凝聚政企合力三方


面成效凸显。


（一）企业投资意愿持续攀升，产业集群培育提速。高效的诉求处置打消民营企业发展顾虑，52家参会企业中有16家先后确定扩产、技改、追加投资计划，预计新增总投资超2亿元，直接带动本地就业500余人。诚昊玩具公司、宏德鞋业公司等鞋服龙头依托政策帮扶满产扩能，芝源金属公司加快铝型材生产线建设进度，红品天麻公司等本土医药加工企业持续延伸天麻精深加工链条，有力助推生态医药、鞋服轻纺、新型建材三大主导产业集聚，夯实“3135”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二）营商环境吸引力增强，市场主体扩容提质。优质的常态化政企服务持续优化县域投资环境，助推2026年限上商贸、规上工业、资质建筑、房地产企业培育提速，新增市场主体步伐明显加快。依托会客厅品牌效应，民间投资活跃度稳步提升，契合全县产业大招商行动导向，外来项目落地意愿不断增强，房地产业、文旅康养、农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招商对接频次持续增多。


（三）新型政商关系不断夯实，县域发展合力集聚。“周六会客厅”搭建起政企常态化沟通连心平台，破除政企信息壁垒，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政府部门主动下沉靠前服务、精准纾困，民营企业安心经营、主动增资扩产、积极投身本土产业链建设，政企同向发力，为德江“一心五城”建设、民营经济提质扩容凝聚发展合力。


通过调研复盘“周六会客厅”落地实践，结合德江县民营经济现存短板，总结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四点启示：


（一）高位统筹是落地根基。县级领导牵头参会、靠前调度，自上而下压实部门服务责任，是打破部门壁垒、破解跨行业企业难题的关键，为各项惠企举措落地提供组织保障。


（二）需求导向是服务核心。立足该县中小微企业占主体、传统产业占比偏高、新兴产业培育困难的客观实际，围绕企业用工、融资、技改等现实痛点精准施策，避免粗放式普惠服务，是提升服务实效、获得企业认可的关键。


（三）协同闭环是提质抓手。建立多部门协同+全流程督办闭环机制，有效破解单一部门权责有限、跨领域问题久拖不决的通病，契合该县产业链项目跨部门审批多的现实特点。


（四）制度长效是长效保障。以正式文件固化服务机制、持续打造营商服


务品牌，避免短期化、运动式服务，能够持续匹配长期产业培育、招商攻坚、主体培育工作需要。


四、存在主要问题及策略建议


结合全县民营经济发展调研及活动运行情况，调研发现当前“周六会客厅”运行仍存在“短板”。一是中小微、个体工商户参会覆盖面不足，现有参会企业以规上重点企业为主，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诉求收集渠道偏少；二是服务内容聚焦生产经营难题较多，在企业技术创新、品牌培育、人才引进、数字化转型等高端服务供给不足，难以匹配专精特新企业培育需求；三是部分疑难事项协调周期较长，督办压缩空间仍有提升。


该县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咬定目标任务奋力前行，紧扣《德江县2026年产业大招商突破年行动方案》《德江县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攻坚年行动方案》等，立足全县民营经济产业“短板”，扬长补短、求真务实，围绕“扩面、提质、赋能、强产”四个方向优化完善“周六会客厅”运行模式：


（一）拓宽服务覆盖范围。分层分类吸纳批发零售、居民服务、文旅民宿等中小微市场主体、个体工商户常态化参与，按乡镇（街道）片区、行业类别分批组织专场会客，补齐零散小微企业诉求收集短板，助力年度新增市场主体任务落地。


（二）丰富周期服务内容。在原有难题协调基础上，增设人才对接、产学研合作、品牌申报、电商运营、数字化转型服务板块，对接省内外科研院所、人力资源机构入驻服务，匹配该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天麻茶叶品牌打造需求。


（三）优化督办考核机制。细化疑难问题挂牌督办制度，对用地、融资等重大复杂事项明确阶段性节点，定期通报进展，压缩全流程办结时限，依托全县营商环境考核机制压实部门履职，进一步提升问题办结效率与企业满意度。


（四）深度绑定产业发展任务。将会客厅作为产业招商、链条培育重要载体，聚焦新能源、铝深加工、天麻全产业链、肉牛精深加工等重点招商方向，在会客期间同步开展客商对接、项目洽谈；紧扣50家重点“四上”企业年度培育清单，精准对接临规企业培育需求，针对性落实奖补、技改扶持政策，全力推动全县民营经济结构优化、提质增效。


驿城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调研报告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王光远


高标准农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定器”，是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关键举措，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决策部署，调研组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专题座谈等多种形式，全面深入了解驿城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查找存在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形成此次调研报告，希望为全面提高全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1.驿城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本情况


驿城区因明成化十年（1474年）皇家在此设立驿站而得名，原为县级驻马店市，2000年撤市建区，是全市唯一的建制区，现辖8个乡镇、14个街道，总面积132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8万亩。近年来，驿城区认真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4亿多元，建成高标准农田40多万亩，节水灌溉面积达18.18万亩，耕地质量等级达3.8级，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8.6%，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约4533万斤。通过项目的实施，全区农田水利设施得到完善，提高了农田抵御旱灾、洪涝的能力，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


2.驿城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做法


2.1狠抓领导挂帅，促部门配合


驿城区历来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高度重视，自始至终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惠民实事来抓，区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在工程施工期间，成立了工程建设指挥部，各部门都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积极参与，密切配合，形成了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强大合力。


2.2狠抓科学规划，促项目效益


项目区规划设计打破行政村组地域界限，坚持按流域或水系科学布局，具有科学性、长远性和带动性。结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不仅充分征求水利、林业、自然资源、环保部门的意见，还邀请农民代表参加，广泛征求群众对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意见，把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作为规划的重点，也作为建设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2.3狠抓工程质量，促工程进度


驿城区各项目单位坚持每个星期一召开工程进度、质量碰头会，严把“四道关口”——材料质量关、施工队伍关、工程质量关、工程验收关。通过严格把关，较好地保证了工程质量。同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驿城区在不同的建设环节中，利用各种形式的现场会和督办会来加快工程进度。


2.4狠抓政策宣传，促措施到位


为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宣传工作，引导农民自觉参与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在项目立项前，区、乡两级部门领导深入项目区，上门走访、与农户座谈，宣传有关政策，征求农民意愿，变“要我开发”为“我要开发”，取得群众理解和支持。


2.5狠抓工作作风，促责任落实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项面广、线长、要求高、季节性强、运作复杂的系统工程。基层工作人员在这项系统工程建设中，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既要当监督员，更要当服务员；既要当政策宣传员，还要当工作协调员。


2.6狠抓建后管护，促效益发挥


为保证项目工程长期发挥作用，区政府出台了《驿城区农田建设工程建后管护办法（试行）》，农田建设项目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原则进行工程建后管护，实现了“五有三确保”，即农田建设项目建后管护有主体、有人员、有资金、有标准、有考核，确保农田建设项目全部纳入管护范围、确保农田建设工程设施定期维护、确保发挥长久效益。


3.存在问题


3.1后续建设难度大，啃“硬骨头”任务重


3.1.1施工条件差


项目实施按照先易后难顺序，前期建设以平原基础条件好的大块地为主，而驿城区浅山丘陵地区较多，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区，山区面积64.5万亩，地貌较为复杂，施工难度大。


3.1.2建设费用高


西部山区出水深，钻探一眼30公分的灌溉机井，井深大于150米才出水，成本在10.5万元。比如，板桥镇地区一般需钻探150米以上才出水，而且还要提前物探，也曾经有钻探300米还不出水的情况。


3.2土地连片难度大，规模经营任务重


3.2.1土地流转不成规模


目前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插花田”问题，由于一家一户小农经营，每个农民的诉求不一样，土地流转费用每亩一般在800元～1000元，有的每亩高达1400元，导致种粮大户很难流转经营连片耕地。


3.2.2托管比例较小


目前，全区土地托管面积不成规模和体系。全区土地托管面积46.86万亩，其中，耕地托管面积22．87万亩，占全区高标准农田面积的50.5%；播种托管面积19.74万亩，占全区高标准农田面积的43.5%；防病托管面积2.15万亩，占全区高标准农田面积的4.7%；收获托管面积2.10万亩，占全区高标准农田面积的4.6%。


3.3投融资金缺口大，要素保障任务重


3.3.1投入渠道单一


受地方财力有限等因素制约，产业投入少，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有限，产业化发展资金不足，招商引资、金融服务、投融资服务与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前期投入资金渠道单一，建设经费标准低。


3.3.2占补平衡较难


工程建设存在占用耕地问题，由于部分群众在耕种过程中逐年蚕食生产路、填沟埋渠等，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时的生产路、灌溉沟渠等非基本农田，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后显示为基本农田，重新恢复难度较大。


3.3.3部分群众阻工


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部分机井、桥涵、沟渠施工需占用耕地，高标准农田项目投资计划不允许列支补偿资金，会出现群众阻工现象。


3.3.4建后管护基数大，属地管理任务重


一是管护基数较大。全区已建成高标准田间路430公里、机井4447口，以及45.33万亩的农田平整、农田水利、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科技措施以及其他工程等，这些建设内容都需要日常管护，为粮食稳产增产、农民持续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二是专业力量较少。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虽然落实了“一长两员”，聘请了62名项目所在地村支书为井长、126名村民为管护员、22名能工巧匠为维修员，但缺乏常态化专业培训，管护力量专业化水


平还有待提升。


三是资金保障较难。中央财政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为一次性拨付，项目建成后资产移交属地管理，后续管护资金中央财政不再投入。但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区、“吃饭财政”，区财政尤为困难，落实管护资金难度较大。


4.几点建议


4.1探索科技支撑新模式，着力提升规划质量


4.1.1强化科技支撑


在高效节水示范项目区广泛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设5G智慧农业管理中心，实现植保监测、气象监测、灾情监测、墒情监测、苗情监测“一屏统揽”，做到节工、节水、节能有机统一，提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量。


4.1.2科学规划布局


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在建设中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土壤条件、水资源状况等因素，合理规划农田布局，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符合实际需求，实现高效运营。


4.2探索土地托管新模式，着力提升运营质效


坚持“三个提前”，即提前流转或托管、提前确定运营主体和运营方式、提前把控灌溉设备质量，探索“先流转托管土地、后实施建设”方式，做到运营前置、效益优先，努力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乡镇及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主体、大户为骨干、散户为补充、企业托管运营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确保企业、村集体、群众三方联利联责、共同受益。


4.2.1实施集体托管模式


由村集体负责流转土地，企业提供托管服务，约定村民和村集体保底收益，明确村民、村集体和企业二次分红收益。


4.2.2探索大户合作模式


在不改变原有大户流转经营的基础上，和大户签订农事社会化有偿服务协议，约定大户保底收益和双方二次分红收益。


4.2.3实行散户托管模式


由农民直接与企业签订土地流转或托管服务协议，保障农民的保底收益，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4.3健全高标准管理新机制，着力推动建管并重


为破解“重建轻管”难题，实现建设项目长期稳定、持续有效，探索实施“公司统管、专业运营、多方监管”的管护方式，全面提高水、田、路、林、沟等农业设施管护水平。


4.3.1明确管护责任


建议由政府平台公司，统筹项目区内设施管护维修，重点加强项目灌排系统、田间道路、输配电等工程管护，确保项目工程及配套设备完好并能正常发挥作用。


4.3.2确定使用主体


与有实力、有经验的公司进行农事服务合作，按照“耕、种、管、收、售”的全流程社会化服务模式，为种植主体提供智能管理、节水灌溉、水肥一体等农事服务，提升设施设备使用效益和运营水平。


4.3.3落实监管机制


制定管护制度和工作方案，乡镇履行属地管理责任，村集体组建“一长两员”（井长和管护员、维修员）管护队伍，建立区、乡、村三级联动监管机制，充分发挥群众监管主体作用，完善定期巡检制度，定期监督、检查高标准农田设施运行管护工作和责任落实情况，努力实现高标准农田设施有效管控、长期运行。


红旗农场八连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兵团第六师红旗农场的调查


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殷小波


0.引言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上强调，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1]。红旗农场八连紧扣乡村振兴总要求，开展了系统性实践探索。为深入了解其推进状况与面临挑战，《新质生产力赋能兵团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研究》课题组深入八连，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方式开展调研。调研发现，八连在乡村振兴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人才引进困难、集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长效管护机制缺失等亟待破解的难题。本文基于调研材料，系统梳理八连的实践经验，剖析现实困境，并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以期为兵团同类型连队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1.红旗农场八连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成效与创新实践


1.1质效并重：推动特色产业与沙漠文旅协同发展


一是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连队依托独特的气候条件与土壤资源优势，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等现代农业技术，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重点巩固提升玉米种植面积285.13hm2，同步发展打瓜155.23hm2、葫芦203.53hm2及特色杏等经济作物。通过引进优质品种与先进种植技术，持续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在确保粮食稳产保供的同时，着力提高经济作物附加值，积极探索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推动玉米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经济效益最大化，有效促进职工增收致富。


二是创新“沙漠+文旅”模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八连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发展沙漠特色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连队立足这一资源禀赋，打造以沙漠探险、生态观光、农事体验、“沙疗”康养等为主题的特色文旅项目，吸引周边城市居民前来体验沙漠风情与乡村生活。该模式不仅有效带动了当地就业与职工增收，也为连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2生态宜居：以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美丽连队


一是创新“红黑榜”评比机制，集中整治环境突出问题。连队建立环境卫生“红黑榜”制度，定期对居民环境卫生状况进行评比公示，形成“先进激励、后进鞭策”的良性竞争氛围。整合常规整治队、突击攻坚队、入户整治队、督


查摸排队“四支队伍”力量，全面清除连队“脏乱差”现象。二是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对老旧危房进行修缮改造，统一规划院落布局，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道路硬化工程，极大方便了居民出行，显著增强了职工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三是打造示范样板，形成“点面结合”的带动效应。结合连队整体规划，在每个居民小组选定一个示范点，精心打造人居环境精品示范区，逐步形成“连队有亮点、组组有看点”的特色新格局。四是开展绿化美化行动，提升连队整体景观风貌。组织职工群众利用闲置土地与公共空间，种植各类花草树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五是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依托广播、宣传栏、AAA群等载体，常态化普及环保知识，在主要生活区规范设置分类垃圾桶，引导职工群众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习惯。


1.3文化铸魂：依托文明实践涵养时代新风


一是强化阵地功能，丰富文明实践活动载体。八连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聚合引领作用，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与娱乐活动。通过组织文艺汇演、广场舞比赛、趣味运动会等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传播文明理念、弘扬时代新风。同时，搭建“团场—连队—社区”与地方“乡镇


—村”之间的互动平台，推动兵地融合、资源共享与文化共融。二是聚焦价值引领，夯实思想道德根基。连队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最美家庭”等评选宣传活动。通过讲述平凡故事、弘扬凡人善举，激发职工群众“向上、向善、向美”的道德自觉与精神追求。


1.4组织赋能：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协同治理


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员干部能力素质。连队依托冬季法治大培训、党员集中学习、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持续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能力。二是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党建工作质效。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推动党内组织生活常态化、规范化。运用AAA、QQ等信息化手段，向党员推送党的政策与微党课内容，扩大党员教育覆盖面，增强党组织凝聚力与战斗力。三是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平安连队建设。健全治安防控体系，建成“人民调解工作室”1个，培养专职调解员5名，不断完善基层治理的软硬件支撑，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为连队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1.5民生为本：聚焦急难愁盼增进职工福祉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2]。八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职工群众在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截至2024年，连队累计开展帮扶活动72次，协调解决实际困难18件，切实让职工群众感受到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民生工作的扎实推进，使党支部与职工群众的心贴得更近，职工群众对党组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显著增强。


2.红旗农场八连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问题


2.1人才短板：专业力量与建设能力双重不足


一是专业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在实施乡村振兴项目过程中，连队面临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困难、乡村空间规划缺位、缺乏专家常态化指导等现实问题，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时难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既影响项目落地效率，也削弱了职工群众的参与意愿。二是专业建设力量较为匮乏。“两委”班子中新进高校毕业生的专业背景与实际需求存在脱节，且连队距离团部较远、发展平台受限，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2.2产业瓶颈：集体经济薄弱与产业链条短缩


集体经济是支撑产业发展的关键载体。当前，八连集体经济规模偏小、结构单一，尚未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农业经营仍以分散的小农户或种植大户为主，“单打独斗”现象突出，规模化、组织化程度偏低，难以实现集约高效发展。产业链条短而不完整，农产品以初级生产为主，加工环节多停留在粗放式初加工阶段，精深加工占比低、附加值不高；品牌化、市场化能力薄弱，缺乏特色鲜明的产业标识。专业合作社运行质量参差不齐，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加之水利、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制约了产业提质升级与要素集聚，进一步限制了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2.3机制困境：人居环境管护缺失与主体意识淡薄


连队在厕所改造、生活垃圾收运、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方面逐步完善，但“重建设、轻管护”问题依然突出。具体表现为：管护资金保障不足、专业运维人员短缺、责任分工不明确，导致部分设施建成后难以持续有效运行。与此同时，部分职工群众仍存在“等靠要”思想，乡村振兴项目过度依赖团场投入，缺乏主动参与、自我管理的主人翁意识。


3.推进红旗农场八连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五字”方略


实现红旗农场八连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写好“强、管、富、润、


领”五字文章，统筹推进人才、生态、产业、文化与组织五大振兴。


3.1“强”字筑基：构建人才支撑体系，夯实振兴智力根基


人才强则连队强。连队应以“识才、聚才、育才、用才、留才”机制建设为抓手，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骨干队伍。一是拓宽选人视野，优化基层班子结构。农场应有计划地选派优秀年轻干部下沉连队一线，在乡村振兴主战场锤炼本领；优先选拔政治素质高、群众基础好、治理能力强的转业军人、高校毕业生进入“两委”队伍；畅通优秀连队书记向上流动通道，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二是构建多元引育体系。坚持“引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联合高校、职业院校定向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本土专业人才。三是健全激励保障机制。将工作实绩与补贴报酬、荣誉表彰、晋升评优直接挂钩，做到“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四是营造创新创业生态。制定返乡入乡创业扶持政策，实施连队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工程，让人才在连队安心创业、舒心发展。


3.2“管”字提效：健全生态管护机制，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必须由“重建设”向“建管并重”转变。一是完善基础设施管护体系。按照“谁受益、谁管护”原则，明确厕所、垃圾收运、污水处理等设施的管护主体与责任，推行一体化运维模式；探索建立“财政补助+职工合理付费”机制，确保连队基础设施长期有效运行。二是强化制度约束与激励引导。巩固“红黑榜”工作机制，实行“一月一评价、一季一通报”，将评比结果与文明家庭、星级户等评选挂钩；修订完善《连规民约》，将环境卫生、公共秩序等内容纳入自治规范。三是激发群众主体意识。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通过党员带头、群团联动、志愿参与等方式，拓宽职工群众参与渠道；常态化开展“美丽庭院”“流动小红旗”等创建活动，增强群众维护环境的自觉性与荣誉感。


3.3“富”字强基：壮大特色富民产业，筑牢共同富裕根基


产业振兴必须立足资源禀赋，延伸产业链条，构建可持续、有韧性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一是精准定位特色主导产业。依托本地优势资源，深入实施“一连一品”“一连一特”战略，重点发展打瓜、葫芦、特色杏等特色作物，推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二是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坚持分层分类落实针对性措施，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三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引进和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规范提升连队农工专业合作社质量，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职工”利益联结模式，推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四是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改变“原字号”“粗加工”传统路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冷链物流、分级包装、精深加工等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资源—资产—资本”有效转化，释放统一经营制度优势。


3.4“润”字化人：深化文化润疆引领，涵养连队文明新风


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3]连队应以文化润疆为引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是弘扬主流价值，传承红色基因。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兵团故事，大力弘扬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通过文化墙、百姓大舞台、连史馆等载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连队，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二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加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基层阵地投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连队倾斜，让职工群众享有与城市同等的文化服务供给。三是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收集整理连队发展史料，注重保留具有军垦特色、时代印记的建筑遗存，避免“大拆大建”，让历史记忆可触可感、代代相传。四是培育文明乡风。持续开展“文明家庭”“好家风”等评选活动，倡导孝老爱亲、勤俭节约、邻里互助等美德。五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依托红色资源、沙漠风光与军垦文化，开发特色民宿、农事体验、研学旅行等新业态，鼓励连队与专业旅游公司合作，“打出统一经营品牌，积极开拓市场，改善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形成了有分有合、有机融合的充满活力的双层经济体制”。


3.5“领”字定向：强化组织战斗堡垒，锻造党建引领引擎


一是选好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选优配强支部书记，切实发挥“头雁效应”，确保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夯实基层阵地。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防止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三是强化党员队伍建设。加强对党支部书记的培训与考核，提升其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设立党员先锋岗等方式，激励党员在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形成“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良好氛围。四是完善党建引领机制。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推动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实现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强党建的良性


循环。


4.结语


红旗农场八连在产业提质、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基层治理和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探索出一条符合兵团实际、具有沙漠边缘连队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然而，调研也揭示出八连面临人才匮乏、集体经济薄弱、管护机制缺失等现实挑战，这些问题在广大兵团连队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对此，本文提出应着力写好“强、管、富、润、领”五字文章，统筹推进人才、生态、产业、文化与组织五大振兴。实践证明，只有将人才引育作为根本之策，将生态管护作为长久之功，将产业发展作为富民之基，将文化浸润作为铸魂之举，将组织建设作为固本之要，才能实现连队乡村全面振兴。


展望未来，八连应在巩固已有成果基础上加快补齐短板，推动乡村振兴从“点上的突破”走向“面上的提升”。建议兵团层面加大政策扶持与资源倾斜，总结推广八连等先进经验，形成“以点带面、梯次推进”的乡村振兴新格局，让职工群众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增强获得感与幸福感。


焕新赋能向质而行江苏省“十五五”城市更新的实践探索


金文


城市更新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行动。“十五五”时期，江苏将紧扣省情实际，聚焦民生、发展、安全“三大工程”，系统谋划全省城市更新工作“时间表”“路线图”，探索体现江苏担当、彰显江苏特色的城市更新路径。


从“点状探索”迈向“面上推进”


江苏城镇密集、人口密集、经济密集，以占全国1%的土地，承载了全国约6%的人口。


2025年，江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6.2%，超过全国城镇化率水平（67.9%），率先进入了存量为主的更新年代。作为全国唯一所有设区市均跻身全国百强的省份，江苏城乡差距小1、区域发展均衡度高，各地均对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有强烈的共识与迫切的需求，但也存在模式、路径等方面的差异，亟须省级层面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同时，江苏文化底蕴深厚，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数量均位居全国首位，大量历史文化资源沉淀在城镇存量空间中，如何在更新中延续文脉，也是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十四五”期间，江苏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率先出台实施意见，确立“试点先行、积极引导、尊重首创”的工作要求，以试点项目为切入点，不断完善城市更新工作机制。省政府于2024年、2026年分别出台支持政策，持续推动项目实施。南京小西湖、苏州十全街、扬州仁丰里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典型项目落地实施，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截至目前，江苏省累计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更新典型案例6个，可复制经验做法


18项，占比超全国总数1/7；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先后入选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全省城市更新工作逐步从“点状探索”向“面上推进”转变，城市更新对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显现。


以全面深化改革增创竞争新优势


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到“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高质量推进实施城市更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纵深推进，对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江苏省城市更新工作也面临着发展阶段转变、发展动能转换、


改革创新攻坚、行业周期承压等挑战。对标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相关工作仍有差距。


在政策方面，推动城市更新项目实施的规划、土地、确权、金融、审批等方面的政策需要进一步细化，政策的供给和精准落地有待强化；在工作机制方面，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的工作机制不够顺畅，在统筹城市更新与城市发展新动能培育壮大，更好拉动投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作用发挥不够；在要素保障方面，城市更新项目资金筹措压力大，目前主要依赖财政资金和国企平台投资，社会资本和产权人持观望态度，参与度仍不够高，多元参与机制尚未广泛建立。


谋划渐次推进目标，适应发展新形势。主动应对城镇化率、人口、经济等增速减缓的客观趋势，将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与五年规划相联动，引导各地设定清晰的阶段性目标，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基于城市综合实力、人口城镇化特征、资源禀赋等因素，因地制宜探索提升城市高端要素配置能力和核心引擎功能。


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发展新模式。加快推进省级城市更新立法，完善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建立健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用改革思维和创新办法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升城市更新实施整体效能，为各类更新主体参与提供制度保障。


抓好项目落地实施，匹配发展新需求。精细谋划项目实施，推动建立财政引导、金融赋能、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投融资体系，为新业态、新经济发展提供空间支撑与要素保障。建立省市联动的项目库，探索实施项目跟踪调度机制，通过干部下沉式挂钩会商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堵点，确保“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实施一批”，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攻坚克难，加快实现城市向“新”而生


激活内生动力，做强发展工程。实施老旧街区、厂区（园区）更新。改造提升150个老旧街区厂区，实施老旧商业步行街与批发市场改造更新，发展首店经济、首发经济，推动策划先行、长效运营，鼓励产权人和商户自主更新。支持市场化运作盘活老旧厂房、仓储用房和相关设施，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和建筑功能合理转换，植入创新创意产业，打造新型产业空间。加快老旧工业园区改造提升，统筹空间盘活和产业植入，增改产业邻里中心，加强设施配套，营造创新生态系统，打造现代化产业社区。推进青年社区建设。聚焦青年公寓、


OPC（单人公司）社区、青年发展型街区、高校学生校外集中住宿区等四种场景打造青年社区，鼓励发展多元功能业态，拓展算力、模型、数据等专业支撑，常态化组织开展社群活动，打造“最懂年轻人”的青年社区。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健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前介入城市更新的保护机制和历史文化保护评估机制，探索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高质量实施一批保护利用项目。通过微更新、轻改造、新植入，让老街区、老建筑承载新业态、新功能、新生活，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着眼“急难愁盼”，做实民生工程。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500个，重点推动2005年底前建成的小区改造，因地制宜推进加装、更新电梯，加强适老化、适儿化与无障碍改造。实施完整社区建设工程。培育建设超1000个完整社区，开展城市社区专项体检，盘活社区存量资源和低效闲置空间，增补提升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统筹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和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完善中小型文体设施，为“家门口”的普惠托育、养老、助残、健身、休闲、医疗健康等需求提供空间场所。推动“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聚焦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等环节，鼓励居民开展既有住房装修和局部升级改造。推广应用装配化装修、适老化改造、无障碍改造、整体厨卫等集成技术提升住宅数字化水平。


强化底线思维，做好安全工程。筑牢房屋安全底线。加强城市危旧房安全管理，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危房不住人、人不进危房”，实施10000套城市危旧房改造。推动市政基础设施补短板。加快城镇燃气、供排水等地下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对存在更新改造需求的管线，结合片区更新项目同步实施，实现地上地下协同更新。实施建设改造供水管网5000公里、燃气管网5000公里、污水管网5000公里、雨水管网4000公里。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行业大模型及“江苏省城市基础设施安全”智能体，探索安全风险动态辨识、隐患整改自动监督、报警预警智能研判。至“十五五”期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有效覆盖率达85%以上。


城市更新之新，是空间蝶变之新，是发展理念之新，更是民心所向之新。江苏省将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稳步推进“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各项任务，将其转化为城市焕新的“实景图”、落地为江苏大地城市生活的美好日常，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交出优异的江苏答卷。


加强行业党建引领行业发展关于做好长途货运司机群体党建工作的调研


王广臣、魏冰心


运输服务事关国计民生、千家万户，是支撑经济发展、稳定社会就业的重要基础性领域。为进一步摸清全省长途货运行业经营现状，精准解决货车司机急难愁盼问题，省交通运输厅去年底组成长途货运专项调研组，以“跟着司机跑运输·倾听心声摸实情”为主题，分赴石家庄、衡水、沧州、邢台、邯郸5市，通过跟车体验、驻点走访、实地核查等方式开展全覆盖式调研。调研发现，各地结合行业特点与区域实际，探索出一些特色鲜明、务实管用的经验做法。目前，调研的5个设区市均已实现市县两级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全域覆盖，搭建起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其中，石家庄市在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增设行业党建服务科，推动党建工作机构实体化运转，为行业党建常态化、长效化开展筑牢组织与人员保障。


主要做法


构建诉求服务闭环，形成精准感知、高效响应的工作体系。各地坚持问题导向，搭建多渠道、立体化沟通反馈体系，确保从业人员诉求有渠道反映、有专人跟进、有结果反馈。线下依托实体平台听民意、解难题。邯郸市打造“交通民生会客厅”固定交流阵地，邯郸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常态化走进物流园区货车集散点召开面对面恳谈会，收集梳理停车难、通行不畅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和逐项销号机制。线上依托数字平台精简办事流程、破除服务壁垒。石家庄市全面推行道路运输电子证照，驾驶员诚信考核、车辆年度审验等业务全程网办，累计线上办件超30万件，有效提升了服务便捷度。同时，各地搭建层级化组织联络网络，推动从被动接诉向主动问需转变。邯郸市构建交通运输部门干部联系党员司机、党员司机联系普通从业人员的金字塔式联络体系，将党员司机打造为一线信息前哨和联络纽带，及时掌握从业人员健康保障、工作生活等方面的诉求，为政策优化、精准帮扶提供第一手参考，形成诉求收集、研判处置、结果反馈的全流程服务链条。


织密实体服务阵地，打造全域可达、功能多元的服务网络。各地坚持党建服务下沉，整合资源构建“核心枢纽—专业节点—社会网点”三级服务阵地体系，把党组织关怀送到从业人员身边。邯郸市在万合科技园区建成占地千余平方米的“暖新驿站”，集成休息就餐、车辆充电、洗车维修等服务功能。沧州


市在物流园区设立党员责任岗、组建党员突击队，将服务阵地嵌入从业一线。各类服务阵地不仅是从业人员临时歇脚的休息点，也是政策宣讲、公益服务、人文关怀的综合平台。衡水市联动医疗机构为司机发放免费体检卡，常态化开展健康服务，并组织开展社保、公积金等方面的政策宣讲。


深化行业治理创新，彰显服务温度。以党建引领行业治理能力提升，推动流程再造、监管优化，做到严格规范监管与人性化执法服务有机融合。石家庄市依托超限检测站设立综合服务窗口，实现车辆检测、违规处置、普法教育一站式办结。沧州市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探索“说理式”执法和“我为当事人找理式”执法，让执法有力度更有温度。


涵养行业文化生态，强化价值引领与志愿服务的鲜明导向。坚持典型引路、文化铸魂，选树先进典型、培育志愿风尚，弘扬爱岗敬业、担当奉献的行业精神。一方面，健全评优评先与奖惩机制，树立鲜明价值导向。邢台市开展“最美司机”评选、安全优质服务竞赛，推行行业“红黑榜”管理，营造奖优罚劣、崇德向善的行业氛围。另一方面，依托党员骨干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延伸行业公益触角。邢台市组建雷锋车队、巾帼标兵车队，开展敬老拥军等志愿服务；沧州市组织货车司机党员成立党员突击队，全力参与道路保通保畅；邯郸市联动共青团组织开展送温暖等公益活动。广大党员、优秀司机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既履行了社会责任，也提升了从业人员职业认同感与行业整体形象。


工作成效


构建党建工作体系，形成常态化运行格局。全省构建起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实现全覆盖，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设立行业党委办公室，市县两级交通运输部门积极推动行业党建机构实体化运行，保障各项工作常态长效开展。此外，省级同步组建省交通运输行业团工委，拓展工作链条。


组织覆盖质效持续提升，党员管理规范有序。针对从业人员流动性强等特点，因地制宜设立流动党支部100余个，并选派专职党建指导员，实现全体司机党员应管尽管。统筹各方资源建设党群服务阵地，累计建成标准化“司机之家”77个、各类党群服务驿站260个，实现组织基础与服务阵地同步夯实。


诉求渠道畅通，权益保障落到实处。深化12328交通运输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改革，热线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建立领导干部直联机制，全省159名县级交通局长与2385名司机建立直接联系。开展平台治理，


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帮助700多名司机追回运费146万元，进一步巩固降低货运平台过高抽成比例成效。加强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实现对资质逾期、疲劳驾驶、车辆脱离动态监控等高风险行为的自动识别、实时预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干预。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持续整治货运平台不合理抽成问题，切实维护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关爱服务走深走实，党组织凝聚力持续增强。深入推进“五畅”（组织保畅、诉求通畅、办事流畅、通行顺畅、生活舒畅）行动，出台17条针对性关爱帮扶举措。常态化开展送温暖、送清凉、送健康等关爱活动，累计惠及从业人员5万余人。持续开展助学、助困帮扶，2024年以来为380余名困难货车司机子女发放助学金96万余元。深入开展货车司机“护航行动”，协助意外身故货车司机家属申请专项救助金。深耕“冀路畅·党旗红”党建品牌，指导各地组建党员先锋车队，连续三年开展典型评选，不断提升党组织在货车司机群体中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经验启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健全组织架构、建强服务阵地、打造党建品牌，将分散流动的交通运输从业人员有效组织起来，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融入行业管理全过程，系统性破解行业发展矛盾，全面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


坚持服务为本，以暖心服务凝聚从业群体。行业党建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以从业人员为中心，寓管理于服务之中。通过建强实体服务阵地、健全权益保障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让广大司机真切感受到关怀与温暖，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


坚持机制创新，以方式变革破解党建工作难点。针对货车司机流动性大、集中管理难、日常联络弱等行业特点，必须主动创新工作方式，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党员摸排、政策推送、线上联络，优化热线处置、诉求办理流程，以数字化、精细化手段提升党建工作精准度与时效性，适配新业态、新群体需求。


坚持协同联动，以多方合力筑牢工作支撑。交通运输行业党建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绝非单一部门可以独立完成。必须强化系统思维，推动交通系统内部统筹联动，同时加强与组织、公安、人社、金融监管等部门协作，在机构设置、执法规范、权益保障、政策扶持等方面同向发力，构建齐抓共管、常态


长效的工作格局。


坚持融合发展，以行业实绩检验党建成效。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最终成效要体现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上。以党建为引领，规范市场秩序、稳定运输运价、保障从业者权益、提升运输效率、优化从业环境，推动党建与行业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从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运输保障。


加强专项债发行使用管理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天津市财政局国库处课题组


借债是为了发展，而非为债而债——这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制度设计的初衷，也是衡量专项债管理成效的终极标准。


201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正式施行，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专项债作为支持“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的专门工具，自此被赋予两重战略使命：其一，在宏观层面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资本、稳定经济运行；其二，在微观层面精准支持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补齐市场失灵领域的发展短板。


十年间，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从2015年的约1000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约4.6万亿元，支撑了交通、能源、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领域的海量基础设施投入，成为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工具箱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同时，专项债管理制度体系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放到规范的深刻演变。


随着我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专项债管理面临新的历史命题：在新质生产力培育、绿色低碳转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需求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如何让每一笔专项债资金都真正对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需求？如何从“有多少钱”切实转化为“带动多少发展”？如何在投后管理中真正体现收益、压实偿债责任，打通“以债促发展、以发展还债”的价值闭环？


本文以天津实践为基础，围绕项目储备、资金拨付、投后管理、发行机制四个核心环节，梳理当前地方专项债管理中的共性问题，并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以下简称“52号文”）的改革思路提出建议，供各地财政部门参考借鉴。


专项债发行使用管理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规模持续扩大，稳投资效果显著


自2015年专项债制度正式建立以来，新增专项债规模历经多次扩容。20XX年发行规模大幅提升至2.15万亿元，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宏观政策抓手，20XX年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容至3.6万亿元，2022年、2023年、2024年发行规模均维持在4万亿元左右，2025年发行规模约为4.6万亿元。专项债作为政府投资的核心载体，其乘数效应在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有效带动了交通、能源、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在稳增长、稳就业方面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管理规范化水平大幅提升


顶层设计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确立了新时期地方债务管理的基本框架，《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2015年）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20XX年修订版）相继明确了规范要求；使用管理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多次联合发文，明确申报条件和拨付要求，“谁使用、谁负责”的管理机制逐步落实；绩效监督上，穿透式监测系统从无到有，信息披露要求不断收紧，绩效评价制度也在实践中持续完善。


（三）资金投向结构持续优化，宏观调控方向更加聚焦


专项债资金投向经历了显著的结构性演进。制度建立初期，资金主要集中于土地储备和棚户区改造；20XX年以来，支持范围逐步拓展至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等；近年来，进一步延伸至新型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这一结构性转变，既是国家战略导向的主动调适，也体现了专项债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在引导资源配置方向上的政策自觉。资金投向的持续优化，使专项债从单纯的稳投资工具逐步升级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引领性政策工具。


（四）天津专项债实践


天津市财政局立足本地实际，在专项债发行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20XX年以来，全市新增专项债发行5477亿元，主要投向市政交通建设、土地储备、保障性安居工程、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专项债已经成为天津市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工具之一，不仅是稳增长的“千斤顶”，更是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的“推进器”。相关项目的落地，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升城市整体韧性、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提供了重要支撑。


同时，天津市专项债管理机制不断健全，“借、用、管、还”各环节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一是加强源头管控，注重项目申报质量。健全项目单位事前绩效评估、各区政府和市级主管部门尽职调查、发改部门和财政部门重点复核、债券市场专家评审“四级联审”工作机制。对于项目收益难以自平衡、不符合中央投向领域要求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核通过。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倾斜，精准支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铁路建设、高校医院建设等重点项目落地。二是完善制度机制，提升过程管理质效。出台《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实施意见》（津政办发〔2025〕21号），细化5方面15项具体举措，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天津市实际开展制度细化和工作创新，严把入口端审核关。坚持“谁举借、谁偿还”，推出年度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归集计划，加强专项债券偿债备付管理，督促按期归集资金，层层压实偿债责任。三是强化结果应用，加强绩效激励约束。加快建立正面激励和负面约束相结合的专项债务限额分配机制，在债务限额分配时，向在建续发项目以及资金使用较快、绩效评价结果较好、风险防控得力的区和部门倾斜；对于存在较大审计监管问题、支出进度缓慢、新增挤占挪用、绩效评价结果不佳、未及时还本付息的区和部门，暂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申报资格。定期通报各级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归集计划执行情况，对归集计划执行差的区和部门，视情况采取通报、约谈等措施督促落实。


当前专项债发行使用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储备质量参差不齐，与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匹配度不足


一是部分项目过度包装。在地方政府争取债券额度的实际压力下，一些地区存在先争取额度，再寻找项目匹配的逆向操作模式，导致项目收益测算偏于乐观，对项目进行人为调整以满足申报门槛。此类项目实际上缺乏稳定的收益来源，难以真正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也为后续偿债埋下隐患。


二是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项目储备薄弱。当前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平台、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新兴领域的投资需求旺盛，但此类项目收益模式新颖、评估难度大，在现有项目库中占比偏低，传统基础设施项目仍占据主要份额，导致专项债资金与高质量发展核心需求之间出现结构性错配。


（二）资金拨付与项目建设推进迟缓，宏观调控时效性受损


专项债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其政策有效性高度依赖资金使用的时效性。然而，从发行到形成实物工作量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滞后，显著削弱了宏观调控的精准性与即时性。


一是存在一定的“钱等项目”问题。专项债支持的项目往往体量大、覆盖面广，涉及土地征收、规划变更、环评审批等多个行政审批环节。由于审核把关不严，部分项目前期准备不足、手续不全甚至不具备开工条件，专项债资金到位后，不能及时形成有效支出，资金从发行到形成实物工作量的平均间隔偏长，形成资金闲置沉淀。


二是逆周期调节的时间窗口收窄。宏观调控要求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迅


速注入投资动能，而从债券发行到有效需求实质形成往往跨越数个季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实际效果，调控精度有所降低。


（三）投后管理机制不健全，收益体现与偿债责任落实不到位


投后管理是专项债全生命周期管理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也是守住“借债为了发展、发展反哺还债”这一价值闭环的关键所在。当前，这一环节在收益体现和偿债责任两个维度上均有待改进。


一是在收益体现方面，绩效评价待优化。有些项目建成运营后的实际收益与申报预测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偏差，缺乏系统性的跟踪核实机制，收益真实性难以得到有效验证。


二是在偿债责任方面，存在责任主体不够清晰、约束机制偏软的问题。专项债的偿债来源理论上应与项目收益相挂钩，但实践中有些项目收益与债务偿还之间的对应关系较为模糊，偿债主体责任往往向上级财政传导，形成事实上的软约束。个别部门偿债意识不强，有“借”的冲动，没有“还”的准备，一定程度上存在项目收益无人管、无人问的情况。


（四）发行机制有待完善，市场运行效率有所制约


目前，地方政府债券采取自发自还的模式，随着发行规模和发行频次的逐渐提高，地方债发行市场逐步成熟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债券市场波动加剧。目前全球债券市场正经历新一轮剧烈重定价，受能源价格飙升及通胀预期升温驱动，美国等国家的国债收益率集体走高，主要经济体表现分化，各国货币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债券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若发行节奏把握不精准，或者出现突发事件，容易导致发行利率出现较大波动。


二是债券产品与市场需求匹配度待提升。出于债券流通性和风险控制等考虑，金融机构对债券的单只规模、年限、提前还本等因素有不同的需求，但专项债受限于项目建设和收益年限、融资需求差异、债券组合包装等，债券产品与市场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例如，部分地区专项债发行批次偏多、单只规模偏小，各批次债券在期限结构、项目类别上分散程度较高，影响二级市场换手率，不利于形成合理、稳定的市场收益率曲线。上述问题叠加，导致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持有补偿，形成流动性溢价，对财政偿还债券本息的刚性支出压力有所增加。


以专项债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精准匹配高质量发展需求，是新阶段专项债管理转型的核心命题。为此，


本文从投向优化、储备机制、资金时效、投后管理、发行机制五个维度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优化资金投向结构，积极拓展新兴领域申报空间


52号文以负面清单取代正面清单，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但自主权需要转化为主动作为。当前的关键是用好政策窗口，在新兴领域和资本金运用上真正破局。


一方面，聚焦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梳理投向的优先顺序。目前，全国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在专项债中占比较低。各地财政部门应组织相关部门，围绕本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领域，将新质生产力相关项目纳入重点储备范围，逐步提高新兴领域在专项债筹资中的占比。


另一方面，大力挖掘专项债用作资本金的政策空间。52号文将资本金上限从25%提升至30%，并将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纳入适用范围，但目前专项债用作资本金的比例较低。地方财政部门应积极谋划符合条件的混合投资项目，推动专项债资金与社会资本形成合理分工、风险共担的联动机制，以有限资金撬动更大规模社会资本，放大财政资金乘数效应。


（二）完善项目储备与遴选机制，确保借债真正服务于发展


项目质量是专项债价值实现的起点，高质量的项目储备是后续所有管理工作的基础。


一是建立常态化、分层次的项目储备库。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推动各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强项目前期储备工作，充分考虑项目开工条件等客观条件制约，避免资金闲置。完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按照质量优先的导向，对储备项目按照准备成熟度与高质量发展相关度进行分级评价。


二是强化前期论证，严把收益可行性关口。全面提升风险意识和成本效益意识，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的认知偏差，加快建立正面激励和负面约束相结合的专项债务限额分配机制，严把专项债入口端审核，优化项目单位事前绩效评估、主管部门尽职调查、财政和发改部门重点复核、债券市场专家评审“四级联审”工作机制。


三是引导各地围绕高质量发展需求主动谋划项目。拓宽专项债项目储备思路，不断优化专项债投向管理机制，在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抢先布局。紧扣高质量发展需求、紧扣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需要、紧扣产业链优化和建设，多储备可以为后续发展提供助力的大项目好项目，充分发掘地方发展潜力。


（三）加快资金拨付与项目推进，增强逆周期调节时效性


研究完善考核通报制度，对于支出进度缓慢的部门或者地区，暂停新增专项债项目需求申报资格，直至整改到位为止。对于支出进度和形成实物工作量较快的部门或地区，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协同推进审批改革，打通资金落地的制度性堵点。会同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建立专项债重点项目的审批绿色通道，在土地征收、规划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等关键环节推行并联审批和限时办结制度，降低政府内部协调成本，形成工作合力。


（四）健全投后管理机制，打通“发展-收益-偿债”闭环


一是完善专项债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机制。按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关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25〕17号）有关要求，督促行政事业类项目单位和企业类项目单位健全专项债券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推动项目单位规范使用专项债资金、合理预期财务风险。加快将政府债务穿透式监测系统与资产债务平衡系统、资产管理系统、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等进行深度融合，增强基础信息比对、数据互联互通、违规业务及时预警等功能，形成债券资金拨付、支出流向跟踪、偿债计划落实、项目建设和资产入账、绩效评价的闭环管理，以反映各地区专项债项目总体建设情况、总体形成的资产以及总体还本付息情况，为加强宏观管理提供重要信息和决策依据。


二是建立项目收益的全周期跟踪与核实机制。


绩效评价应要求项目主体在建成运营后按年度报告实际收益情况，并与申报时的预测值进行动态比较，形成“收益偏差-原因分析-整改跟进”的闭环管理流程。推进穿透式监测系统向项目运营层延伸，实现从资金拨付到收益回流的全链条信息可见，让收益看得见、算得清。绩效目标的设定也应真正与高质量发展核心指标挂钩。不能仅考核投入的资金及建成工程的数量，更应关注带动就业与产业升级、碳排放与能耗降低、公共服务的改善等，使专项债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得到全面客观的量化呈现。


三是建立清晰的偿债主体认定与责任传导机制。明确项目运营主体、主管部门和属地政府在债务偿还中的责任，强化项目实际收益与债务还款安排的对应关系，防止“项目收益归项目主体、债务偿还靠财政兜底”的责任脱钩现象。


引入绩效结果与后续额度分配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对收益真实可核、偿债责任落实到位的地区，在后续额度分配中给予优先支持；对绩效不达标、偿债风险突出的项目，相应收紧发行人后续申报资格，形成以结果说话的硬性约束，真正把偿债压力传导到决策端。


（五）推进发行机制现代化，提升市场运行效率


发行机制的现代化是提升专项债整体运行质效、服务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支撑。推进这一领域改革，须坚守政府债券的制度属性，在市场化定价基础上提升发行效率与市场流动性。


一是合理安排发行节奏与期限结构，契合宏观调控需要。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和项目建设周期，适度前移发行节奏，避免年末集中发行造成资金与需求的时间错配；优化期限结构，使债券期限与项目收益回收周期相匹配，在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的同时，更好契合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时间窗口；加强统计分析，避免出现债券集中到期的情况，适度熨平年度偿债压力的波动性，为财政资源统筹腾挪空间。


二是适度集中归并发行，破解碎片化困境。鼓励在省级统筹框架下合理归并发行批次，适度扩大单只债券规模，提升债券标准化程度，提升二级市场流动性与价格发现效率。对于同类型、同期限的项目，可探索打包发行模式，以产品标准化提升市场可识别性与参与深度，为形成稳定合理的收益率曲线创造条件。


三是规范提前还本信息披露，稳定投资者预期。对设有提前还本条款的专项债，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明确触发条件认定规则、通知时限和操作流程，确保投资者能够合理预期债券现金流安排，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扰动，增强专项债在机构投资者中的配置吸引力。


四是优化做市机制与质押回购安排。支持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参与地方政府债券做市报价，在二级市场提供持续报价，改善日常流动性。优化专项债纳入质押回购的操作安排，降低机构投资者的持有摩擦成本，拓展市场对中长期限专项债的需求深度，从而带动整体发行效率提升。


结论


借债是为了发展——这既是专项债制度设计的初衷，也是检验其管理成效的终极标尺。回顾十年历程，专项债在规模扩张、制度完善、结构优化、宏观调控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重要成就，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支柱之一。


本文提出，新阶段专项债管理的提升路径，须紧紧围绕三条主线：一是精准匹配，以高质量发展的真实需求为牵引，优化项目储备与投向结构，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能对准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需求；二是引领带动，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信号效应与杠杆效应，以专项债资金的精准配置带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源集聚，放大宏观调控效能；三是闭环管理，从项目储备到收益核实、从债务发行到责任压实，构建“发行有序、使用精准、收益可见、责任到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专项债使用效益。只有打通“借债-投资-产生收益-偿还债务”的完整价值链，专项债才能在守住债务安全底线的同时，持续为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长久的财政动能。


垃圾分类之路，还有多远？常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状调研报告


常德日报记者伍银


（2026年6月5日）


2010年，纪录片《垃圾围城》直面国内城市垃圾堆积成患的发展困局，让“垃圾围城”成为一代人共同的城市生态记忆。历经十余年发展升级，国内垃圾治理格局早已焕然一新：陈年积存的“垃圾山”逐一清零，填埋场完成生态复绿，垃圾焚烧处置技术实现全面升级，多地甚至出现“垃圾不够烧”的热议，彻底扭转了大众对城市垃圾治理的固有认知。


2026年5月25日至31日，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如期开展，本次宣传周以“回收焕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再度引发社会公众思考：既然处置技术日趋成熟先进，垃圾分类是否还有必要？作为湖南省首个为垃圾分类立法的城市，常德市深耕垃圾分类工作已有7年，在城区每日1200吨生活垃圾的日产日清工作中，持续探索垃圾资源化利用、源头减量化的实践路径。面对行业发展新变化与群众认知新误区，沅澧大地以常态化、精细化治理，为城市垃圾找到最优处置归宿，交出了一份扎实的城市文明治理答卷。


——题记


垃圾为什么要分类？


从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到迎来“处置产能富余”新局面，国内垃圾治理实现跨越式升级的同时，舆论场上“分类无用”的片面论调悄然蔓延。事实上，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仅是城市垃圾末端处置的兜底保障，从源头精准分类，才是实现资源再生、生态减负、文明提质的核心关键。


7年深耕细作，常德市立足本土城市情况与民生实际，探索出一条接地气、可长效推广的垃圾分类治理路径，在日常践行、短板攻坚、精细破局的过程中，让城市万千生活垃圾实现绿色循环新生。


日常：烟火寻常处，渐成文明常态


清晨6点，天色刚亮，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润稷·七里桥堡小区逐渐苏醒。居民刘三姝提着分好类的垃圾缓步下楼：其他垃圾单独密封打包，纸壳、塑料瓶被规整压实、分类收纳，将其精准投入智能回收设备后，手机随即收到了对应的环保积分到账提醒。这套娴熟的分类动作，是她坚持多年的日常习惯，更是常德市千家万户文明蜕变的生动缩影。


“一开始觉得麻烦，坚持下来才发现，分类其实是在美化自己的生活。”刘三姝坦言，早年家中垃圾常年混装，既脏乱又浪费资源。随着社区常态化开展分类宣讲、辖区智能分类设备全域覆盖、志愿者定点常态化值守，她逐步摸清分类技巧，养成规范居家分类习惯：厨房垃圾严格干湿分离，客厅专门收纳可回收物，还常常带着孩子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整洁的居住环境、能兑换好物的积分福利，让这份细碎的日常坚持，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回馈。


一户居民的习惯转变，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文明进阶。在鼎城区长安九里·兰花悦小区，越来越多居民告别了随手乱扔垃圾的陋习。本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42名志愿者入户宣讲、手把手指导分类，年过五旬的居民李凤霞彻底改正多年陋习，真正理解了生活垃圾的再生价值。如今，精细分类、规范投放，已经成为邻里间的生活新风尚。


全民分类自觉的逐步养成，离不开城市久久为功的制度支撑。20XX年，常德市出台湖南省首部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后续历经2022年修订、2025年提质优化，7年间稳步构建起覆盖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的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同时，常德市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城市管理核心考评体系，以制度刚性保障垃圾分类工作常态、长效推进。


目前，常德市城区17个街道已经实现垃圾分类全域覆盖，本土“4+3”垃圾处置体系平稳运行，可规范化处置各类城市垃圾。丁玲公园、屈原公园打造垃圾分类主题科普阵地，让市民在休闲漫步中潜移默化地学习分类知识。依托3年提质规划，城区上千台智能分类设备将逐步落地投用，通过数字化管理、积分化激励，推动市民垃圾分类从被动应付向主动践行转变。


常德市摒弃生硬说教的宣传模式，依托每月18日垃圾分类宣传日、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组织工作人员常态化走进社区、商户、校园、市场开展精准科普；同时创新场景化传播方式，结合“湘超”足球赛事、常德河街快闪、线上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垃圾分类知识走出宣传栏，融入市井烟火日常。


青年力量的参与，为垃圾分类治理注入了温暖活力。湖南文理学院学生罗文慧长期投身洞庭湖生态保护，目睹散落垃圾污染滩涂、威胁候鸟栖息的生态现状。为此，她积极奔走宣讲、主动发声呼吁，用亲身经历告诉市民，每一次精准垃圾分类，都是守护沅澧生态、呵护洞庭生灵的务实善举。


全民前端践行，赋能末端垃圾循环新生。常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依托


智能化、标准化处置模式，年发电量可达1.62亿度，清洁烟气排放指标远优于国家标准，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传统垃圾处置“脏乱臭”的固有印象。2025年相关数据显示，位于启明街道的市城区餐厨垃圾处理厂已实现平稳运行，全市2400余家餐厨垃圾产生点位全部实现规范收运，重点单位覆盖率达到100%，厨余垃圾可高效转化为清洁能源。市民李文凤还利用厨余垃圾堆肥养花种菜，践行垃圾源头减量理念。经过多年深耕，城区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稳定维持在92%，绿色分类已然成为沅澧大地上的文明常态。


短板：全民普及背景下，仍存细微治理落差


历经7年深耕实践，常德市垃圾分类工作实现全域覆盖，居民分类知晓率达到较高水平，末端垃圾处置体系日趋成熟。但全国垃圾治理迭代升级，“垃圾清零”“焚烧产能富余”等行业新变化的出现，既催生了部分市民“分类无用”的认知误区，也暴露了基层治理的细微短板。目前，常德市垃圾分类在市民习惯养成、分类链条衔接、精细化服务保障等方面，仍存在细微落差。


知行脱节是最为普遍的治理痛点。超九成市民熟知垃圾分类规则，但奶茶杯、保鲜膜、大骨头等易混淆垃圾混投现象依旧频发。当下垃圾分类的核心难题，早已从“不会分”转变为“不愿分、懒得分”。加之“垃圾不够烧”等网络舆论误导，不少市民产生懈怠心理，片面认为技术可以兜底一切，无需进行精细分类，这种浅层认知难以沉淀为持久稳定的文明自觉。


从众懈怠心态持续消解治理成效。不少坚持多年垃圾分类的居民，因偶尔出现的后端混运、周边群众随意混投等现象，逐渐放弃自己的坚守，“分与不分一个样”成为不少市民的真实感慨。与此同时，老年群体旧习难改、商户重经营轻环保、流动人口参与度低等问题相互叠加，导致小区前端投放质量参差不齐，成为基层垃圾分类治理的顽疾。


两网融合衔接不畅，浪费前端分类治理成果。目前全国垃圾焚烧处理占比已达78.1%，成为垃圾处置主流方式，但常德市的环卫清运体系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衔接较为松散。塑料、旧织物等低值可回收物存在回收渠道窄、收运频次低的问题，大多混入其他垃圾被焚烧处置，市民精细化分类的付出难以转化为实际资源价值，后端体系适配不足的问题，持续挫伤群众参与分类的积极性。


设施运维不均衡，引发区域治理差距。新建小区垃圾分类设施配套齐全、督导服务到位，居民分类体验良好；而老旧小区、城郊接合部、无物业小区仍存在设施老化、标识模糊、设备闲置等问题。薄弱片区桶边督导缺位、现场纠


错引导不足，精细化服务覆盖不均，形成“示范片区治理优、薄弱片区治理松”的两极落差。


多元主体责任虚化、源头减量滞后，制约治理提质升级。当前垃圾分类工作仍高度依赖政府主导推动，物业普遍存在“重保洁、轻分类”的工作倾向，商户滥用一次性用品、商品过度包装等问题屡禁不止。日常监管也存在“重抽查、轻常态”的问题，刚性约束偏弱。在垃圾治理从“无害化处置”向“资源化高值利用”转型的新阶段，源头分类不精准、减量工作推进缓慢，成为适配行业发展新趋势的主要短板。


破局：精耕细微处，解锁垃圾分类新价值


细微短板即是精进空间。当前，全国垃圾治理早已告别单纯破解“垃圾围城”的初级阶段，迈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高值化的全新发展周期。所谓“垃圾不够烧”，是行业产能升级、区域布局不均形成的常态，绝非放松垃圾分类工作的理由。以本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为契机，常德市下足绣花功夫，破解认知误区、补齐基层短板，推动垃圾分类从“全域覆盖”向“全域提质”深度进阶。


精准科普破除认知误区，涵养全民分类自觉。常德市摒弃粗放式宣传模式，推行分人群、分场景的精准宣讲，针对老人群体、商户经营者、青少年、流动人口等不同群体靶向答疑解惑，讲透“技术兜底不替代源头分类”的治理逻辑。依托刘三姝、李文凤、罗文慧等本土榜样，用身边的真实故事消解市民懈怠心态，引导市民树立科学分类认知，让主动分类成为根植日常的文明习惯。


全链闭环补齐堵点，激活再生资源价值。常德市持续深化环卫清运、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重点补齐低值可回收物回收短板，拓宽回收渠道、加密收运频次，推动各类可回收物充分实现资源化再生利用。同时健全收运溯源监管机制，严查混装混运行为，切实守住前端分类成果。随着市城区餐厨垃圾处理厂落地运行，全市末端处置、循环利用能力持续升级，构建起源头精准分类、规范转运归集、高效再生利用的完整闭环。


均等服务暖民心，抹平区域治理差距。城市治理的温度，藏在老旧小区的细微蝶变之中。武陵区朝阳小区是典型的无物业老旧小区，曾是垃圾分类治理薄弱点，存在设施杂乱、设备闲置、无人督导等问题，不少居民有心分类却无处规范投放。针对这一短板，社区联动志愿力量开展专项提质整改，更新破损设施、规整投放点位、检修智能设备、简化兑换流程，同时落实常态化桶边值


守，耐心为居民纠错引导、普及知识。精细化、人性化的治理举措，让老旧小区面貌焕然一新，成功从治理短板蝶变为共建样板。


以朝阳小区提质改造经验为样板，全市全面铺开薄弱区域攻坚行动，靶向补齐老旧小区、城郊片区、无物业小区的设施短板；稳步推进垃圾分类智能设备全域常态化运维，优化积分激励与便民服务举措；下沉督导力量与志愿力量，以温柔引导替代生硬管理，让均等化、精细化的分类服务覆盖全城街巷、惠及所有市民。


全域共治聚合力，夯实治理根基。垃圾分类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民参与、全城共建的民生事业。常德市进一步细化街道、社区、物业公司、商户四方主体的权责，通过常态化考评、督办压实各方责任；坚持柔性劝导与刚性约束并重，开展常态化巡查指导，从严整治垃圾违规投放、混装混运等行为；联动校园、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实现分类责任共担、文明成果共享。


源头减量标本兼治，擦亮生态底色。立足“十五五”固废治理高质量发展导向，常德市持续深化“光盘行动”，从源头减少餐厨垃圾增量。重拳整治一次性塑料制品滥用、商品过度包装等突出问题，大力推广绿色可循环包装。常态化开展低碳环保宣讲，引导市民树立简约低碳的生活理念，从衣食住行细微处践行减量减负理念，以源头治理提质赋能末端资源再生，助力“无废城市”建设与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沅澧风起，文明常青。从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到深耕“垃圾新生”价值，7年来常德市垃圾分类步履不停、久久为功，常德市的垃圾分类治理，探索出一条贴合民生、适配城情的精细化治理路径。无论垃圾焚烧技术如何迭代、末端处置产能如何富余，都无法替代源头精准分类的生态价值与城市文明意义。唯有彻底摒弃片面认知、坚守分类初心、深耕精细治理，让每一袋垃圾各归其位、各尽其用，才能让绿色文明扎根市井烟火，持续擦亮沅澧大地生态宜居、向善向上的城市底色。


流动性治理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困境与路径创新基于新疆喀什地区的调研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余绪鹏


一、引言


党的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是对传统“两新”党建的拓展与深化，更是对基层党组织适应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并创新治理模式的全新要求。在当今急剧变迁的社会，传统的治理理念、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难以有效应对大流动时代带来的严峻挑战，具体体现为“静态社会”的治理理念与“大流动时代”的社会运行机制不相契合，


“刚性边界”的制度体系与“大流动时代”的社会结构特征不相适配，“填报”式的治理工具与“大流动时代”的社会变迁速度不相符合。[1]新就业群体依托平台经济崛起，其高流动性、去组织化、跨地域性的工作特征，对建立在稳定单位制和清晰属地管理基础上的传统党建模式构成了结构性挑战。在此背景下，“流动性治理”作为一个关键的理论视角，为破解新就业群体党建难题尤其是“组织难覆盖、党员难管理、活动难开展、作用难发挥”等困境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当今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共同体不是静态的或边界明确的，而是处于一种流动、快速更新的状态。[2]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情况得知，我国流动人口为375816759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37153人，省内流动人口为250979606人。[3]流动性治理理论源于对当代社会时空压缩与要素加速流动的学术反思，它强调治理活动必须从静态、封闭的体系转向动态、开放和网络化的系统。本研究将流动性治理界定为：党组织通过制度、组织与技术机制的创新，实现对高流动性群体的有效覆盖、服务与引领的能力与过程。流动性治理不仅指的是针对人、物、信息等要素在时空场域内的变动所采取的策略性应对措施，而且指针对人类活动中的权力关系、群体分层现象等所实施的一系列治理手段与策略。[4]其内涵包括三个维度：一是组织形态的弹性化，打破属地与单位边界；二是管理方式的动态化，建立实时响应机制；三是服务资源的嵌入式整合，实现公共服务与群体需求的精准对接。因此，探究新就业群体党建的流动性治理路径，本质上是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喀什地区作为我国西部边疆的重要门户，是观察流动性治理的极佳样本。其特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边疆性。“历代中央政权治疆理念和举措也存在时代局限，对新疆的治理时强时弱，治理精准性和有效性是不足的，特别是近代以后，在境外势力策动支持下，分裂活动更时有发生”[5]。地处反分裂、反渗透前沿，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状况与管理模式直接关乎边疆安全与民族团结，该群体党的建设工作的政治权重极高。第二，多民族性。“喀什市是典型的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多民族居住的城市，目前居住着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塔吉克族等21个民族”[6]。群体内多元文化交融，党建工作需兼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精准化的服务供给。第三，后发跨越性。当地电商、物流等产业在援疆政策下高速发展，使新就业群体的流动性特征在短时间内集中呈现，治理挑战更为突出。与此同时，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全国性普遍问题，如平台算法驱动下的劳动过程、党员与组织的时空脱节等。基于此，本文以喀什地区为例，基于扎实的实地调研与资料分析，运用流动性治理的理论视角，系统剖析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现状、深层困境，并据此提出优化路径。


二、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基本现状


为全面把握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现状，首先要对这一群体本身的规模、构成与特征进行精准画像。


（一）新就业群体基本情况


近年来，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加速发展催生了新就业群体。这一群体主要包括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以及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从业者，他们依托互联网平台，以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连接着生产与消费、城市与乡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规模上看，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总数已突破3万人（30139人）。其中，货运从业人员规模最大，达到21726人，占新就业群体总数的72%；外卖配送员达到3433人，占新就业群体总数的11.4%；快递员人数达到1780人，占比5.9%；网约车司机达到2024人，占比6.71%。此外，随着短视频和直播电商的兴起，网络主播也在喀什地区逐渐兴起，统计到的社交网络从业人员有587人，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增长势头迅猛。


新就业群体是指基于新经济业态产生，劳动高度依赖互联网的新型劳动者。相对于乡村而言，城市里的新经济业态更加活跃。所以，在地域分布上，喀什


市作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就业群体最为集中，人数达到16193人，占全地区新就业群体总数的53.7%。莎车县和叶城县的新就业群体规模也相对较大，分别达到了5478人和2656人。几乎在所有县市，新就业群体规模在逐年增长。以疏附县为例，2023年的新就业群体为1236人，而到了2024年底则统计为1353人。


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的特点之一在于其流动性强。由于新就业群体多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工作，他们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以及服务对象都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7]外卖配送员和快递员需要根据订单需求在城市中快速穿梭，网约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则可能根据客户需求跨区域行驶，网络主播则可能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直播活动。此外，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还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化等趋势。根据统计，新就业群体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是推动行业创新发展的主力军。这也是该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显著特征。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新就业群体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也在逐年上升，很多来源于喀什当地毕业的大中专学生。


在党员人数方面，目前全地区新就业群体中共有党员490人，占新就业群体总数的1.63%。其中，叶城县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人数最多，达到106人；喀什市和莎车县的新就业群体党员人数也分别达到了78人和74人。这些党员在新就业群体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是推动党建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力量。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数量也在逐年增长，以疏附县为例，2023年1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为35人，2024年12月的统计数据则显示为57人。


（二）党建工作主要做法


喀什地区在推进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时，紧密结合地区实际和新就业群体特点，积极探索创新，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为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增强党组织凝聚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首先，着力构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制度化。地区层面成立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专班，由党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相关部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县市也相应成立工作机构，将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纳入基层党建总体布局，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通过建立定期调度、专项督查、考核评价等机制，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落地见效。明确了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形成


了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机制。以疏附县为例，由县委高位推动，建立健全党委领导、组织牵头、工委运作、部门推动、分级负责、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把有形有效覆盖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纳入县党建工作整体布局，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落实县“四套”班子成员包联园区非公企业，定期深入企业开展调研，帮助解决企业在产业发展、资金扶持、招工就业等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积极发展党员并建立党组织。喀什地区注意到新就业群体的日益庞大，便积极在这一群体中发展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同时打破传统按地域、单位设置党组织的模式，探索适应新就业群体特点的党组织设置方式。针对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的特点，采取“行业+区域”双覆盖的方式，在快递、外卖、网约车等行业成立行业党委或联合党支部，同时在商圈、楼宇、社区等新就业群体集聚区域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或党建服务站，确保党员无论流动到哪里，都能找到党组织、参加组织生活。以疏附县广州工业城园区的党建工作为例，该园区各党支部坚持质量和数量并举原则，把技术骨干、生产一线职工和企业管理人员中的优秀分子作为发展党员工作重点，引导他们加入党组织。截至2024年12月，已建立起园区党工委下辖的23个支部，党员124人，其中预备党员20人，党员后备人选有115人。


再次，促进党建工作队伍专业化。做好党建工作，抓好队伍是基础，做好专业化是要求。喀什地区在精准选派、培养培育和发展壮大党建工作队伍上下功夫，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相对稳定、充满活力的党建工作队伍。以疏附县2022年党建工作为例，一是选派353名党员担任“两新”党组织党建指导员，帮助这些组织熟悉党建业务、提高党建水平、增强党建意识。把全县“两新”党组织分为8个片区，选聘16名退休党员担任党建联络员，切实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跟踪指导和协调联络提供便利。二是组织开展“‘两新’组织书记进党校”活动，常态化开展党建工作指导员、党员骨干和业务骨干培训8场次，培训对象450余人次，帮助其扩大视野、提升素质、发挥作用。三是落实发展党员“火种计划”，把好程序关、入口关，建立党员数据库，详细跟进党员发展的每个环节，分类建立成长档案，确定入党积极分子200人，发展对象59人，接收预备党员39人，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分片包干深入企业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双找”活动，让“隐身”党员和“口袋”党员亮明


身份，让流动党员回“家”，实现转接党组织关系12人。


最后，做好针对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总书记强调：“我们的社会群体正在细化分化，对这些年出现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8]针对这一新兴群体的特殊性，喀什地区各县市通过设立新就业群体关爱基金、提供法律援助、开展健康体检等方式，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同时，积极搭建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鼓励他们担任社区网格员、文明监督员等职务，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等活动，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以疏附县为例，县委组织部争取到援疆资金63万余元，积极开展为党支部“送党徽、送报刊、送制度、送标识、送用书”的“五送”活动。筹资380余万元在疏附县广州工业城（园区）打造疏附县党群服务中心，并以此为圆心，整合党群组织、行业部门及平台企业资源，打造“爱心驿站”“司机之家”等5个服务型阵地，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在饮水就餐、车辆充电、转场休息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切实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同时组织新兴领域党建专项组成员单位深入各领域开展走访调研，收集并化解新业态组织党建难题、发展瓶颈及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等12项难点问题，畅通党组织和党员的诉求表达渠道。依托春风行动、法治宣传月、专场招聘会等活动，联合人社、司法等职能部门，积极调解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劳动人事争议，全力保障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


三、流动性治理下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实践困境


组织化是社会有机化、能动化的前提与基础，将新就业群体等社会新兴力量“组织起来”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的行动逻辑。[9]以“流动性治理”理论视角审视喀什地区的实践，可发现其党建工作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挑战。这些困境集中体现于组织覆盖、党员管理、活动开展与作用发挥等核心环节。


（一）党组织覆盖不全


当前，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涵盖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这类群体具有组织方式平台化、工作方式流动性强、劳动关系灵活化等特征，其就业形态的快速迭代对传统党建工作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10]但其中纳入党组织


有效管理的党员比例很低，远低于传统行业领域。流动党员远远多于在册党员，大量党员还未能纳入党组织有效管理，一线党员发展难、组织关系转接难、党员信息收集难、口袋党员摸排难“四难”问题还比较突出。[11]这种覆盖面的显著差距，既源于新就业群体自身特性导致的组织嵌入困难，也反映出基层党建工作中对流动性治理的适应性不足。


在平台企业层面，实力较强的企业虽已逐步建立党委或党支部，但覆盖范围多限于总部管理层，对一线从业人员的覆盖有限。以外卖行业为例，骑手劳动关系可能涉及平台企业、劳务派遣公司、第三方配送商等多重主体，导致“谁主管、谁负责”的权责边界模糊，部分区域出现“都管都不管”的治理真空。在属地管理层面，社区党组织对新就业群体的动员能力受限于物理空间阻隔。传统“单位制”党建模式下，社区主要通过辖区企业联系党员，但新就业群体工作场景高度分散，如网约车司机日均流动范围较广，快递员服务区域跨越多个社区，导致属地党组织难以建立稳定联系。以岳普湖县为例，2023年计划新建非公企业党支部8个，但到年中仅建立1个党组织；全县182家非公企业仅建立党组织1个，181家合作社中，党组织覆盖率不到6%。又如，喀什市2023年计划新建非公企业党支部8个、区域党组织2个、社会组织党支部4个，但到年中仅建党支部5个，还有7个党支部和2个区域党组织尚未组建。


因此，当前党组织覆盖呈现出“碎片化”困境。从流动性治理视角看，这是党的组织体系与新兴的“流动空间”未能有效耦合的结果。新就业群体的工作轨迹由平台算法和物流网络所定义，形成了超越物理行政边界的“新社会空间”，而党组织的设置仍主要锚定在传统的“地方空间”。


（二）党员管理困难


新就业群体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职业为主，其工作性质决定了从业者需频繁跨区域流动以完成订单任务。这种流动性使党员的劳动关系、居住地点、服务范围处于动态变化中，导致党组织难以掌握党员的实时动向。部分党员因工作节奏快、休息时间碎片化，无法及时向党组织报备流动信息，甚至出现“隐身党员”现象，即党员身份长期不公开、组织关系未及时转接。此外，新就业群体中部分党员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未与平台企业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组织关系可能滞留原户籍地或前工作单位，而实际工作地党组织因缺乏管理权限难以介入，形成“两不管”真空地带。


流动性叠加职业特性进一步放大了党员教育管理的“碎片化”困境，使得


传统集中式党课、主题党日活动难以开展，部分党员因工作冲突缺席率高。即便通过线上平台组织学习，也面临党员在送单途中、驾驶间隙等场景下无法专注参与的问题，导致学习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新就业群体党员分布广泛且分散，同一平台或站点的党员可能来自不同省份，方言习惯、文化背景差异显著，增加了思想交流的障碍。部分党员因长期独自工作，缺乏集体归属感，对党组织活动的参与积极性逐渐消退，甚至出现“组织生活边缘化”倾向。在疏附县，新经济组织（企业）的运营和关停直接影响党员的流动性，造成党员结构成分复杂、素质参差不齐、流动较为频繁，不便于教育管理。部分企业职工有强烈的自主择业意识，但党员党性意识较薄弱，难以纳入稳定规范的管理体系，不少党员处于游离状态，“今天在，明天走”的情况较为普遍，导致发展党员内生动力不足。


由此可见，新就业群体的就业模式平台化、雇佣关系弱组织化、组成结构多样化的特征，带来了党组织落地难、联络难、凝聚难等挑战。[12]党员管理的失序，表面是流动性强所致，深层则是传统党组织的“时间规训”机制与平台经济下的“弹性时间”体验之间的冲突。


（三）党建活动开展受阻


流动性特征深刻重塑了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场景与社交模式，使传统党建活动的时空组织逻辑面临根本性挑战。时间碎片化是新就业群体参与党建活动的首要障碍，快递员日均工作时长普遍超过10小时，外卖骑手需在午晚高峰持续接单，网约车司机为增加收入常选择夜间运营，导致党员可支配的完整时间段高度分散。“无固定坐标”的工作状态使集中式活动场地难以匹配。


活动形式与内容的适应性不足，加剧了党员参与的疏离感。传统党建活动多采用集中授课、文件宣读、参观学习等模式，这些形式对场地、时长、设备要求较高，与新就业群体“移动化办公”的特性存在结构性冲突。由于部分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对“管行业必须管党建”的思想树得不牢，存在不想抓、不会抓，得过且过、被动应付等现象，因此导致有些组织活动流于形式，未能充分回应新就业群体的现实需求，部分党员反映“党建活动与工作生活脱节”，如政策宣讲缺乏对平台算法规则的解读，志愿服务未解决子女托管等痛点，导致党员参与动力不足。


党建活动难以开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群团组织工作较为滞后。总书记强调：“要健全已有的组织基础，持续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


就业群体建会入会工作，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13]这意味着，在党的组织建设过程中，群团组织的作用尤为关键。然而，实践中新兴领域党建活动往往面临群团组织工作滞后的问题。一方面，群团组织未做到应建尽建，有的县市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群团工作指导不力，群团组织组建不规范。如，喀什市有7家外卖企业，职工人数千余人，市工会在7家外卖企业建立联合工会，个别企业负责人反映，联合工会未发挥过实质作用。另一方面，党建工作指导员履职能力不足。通过电话抽访，有的县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台账更新不及时，部分党建工作指导员电话号码错误，电话接通不是本人，有的党建工作指导员能力不足，不清楚自己去“两新”组织要干什么，指导什么。


（四）党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首先，党建引领发展合力不足。一方面，联合服务行动存在滞后性，务实举措较少，如岳普湖县“红石榴”惠企服务团从未组织分团开展组团式服务，导致政策统筹落地缺乏叠加效应。在疏附县，党建引领非公企业发展的机制尚未完善，助企惠企的综合效应未充分释放。另一方面，“两新”工委对行业部门的协调力度不足，政策资源分散，难以形成服务企业的合力。此外，部分园区因党建示范基地和综合服务中心不完善，非公企业党建示范带动作用有限，党员和务工人员活动场所受限，文娱生活单一，未能精准对接企业实际需求。


其次，群团组织功能虚化。群团组织在“两新”组织中的实质作用未有效发挥。部分县市工青妇组织仅满足于完成组织建立任务，对后续活动开展缺乏指导，导致群团组织长期处于“无为”状态。例如，一些群团组织自成立以来从未举办开放式活动，既未获得企业出资人认可，也缺乏对职工群众的吸引力，导致群团组织与党组织联动不足，服务效能低下。


再次，指导整改提升流于形式。部分县市对基层党组织整顿提升的指导力度不足，整改措施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喀什市某幼儿园党支部为例，其被指出“主题党日活动质量不高”，但整改措施仅罗列“落实‘三会一课’”“开展标准化建设”等常规要求，未深入分析问题根源（如活动设计脱离教职工需求、时间安排与教学冲突等），也未提出量化考核指标（如活动参与率、职工满意度等）。这种“重形式、轻实效”的整改模式，导致后进党组织难以实现根本性提升。


最后，基层治理中党组织参与度偏低。在疏附县，“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基础薄弱，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导致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边缘化。一方面，企业管理人员对党建存在认知偏差，认为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无关，甚至存在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党组织书记普遍缺乏党建理论知识，对流动党员管理、活动策划等核心任务力不从心。此外，园区新入驻企业增多，但党建指导员作用发挥有限，党务工作者能力参差不齐，进一步削弱了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话语权。


四、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优化路径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8月底，登记在册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达到1.7亿户，约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7%，覆盖党员近300万名。[14]但这一数量不到全国10027.1万党员的3%。[15]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劳动关系松散、利益诉求多元，是社会结构变化中组织化程度比较薄弱的环节，喀什地区也是如此。为此，需要构建一套适应流动性特征、符合边疆地区实际的党建工作创新体系。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责任体系


在边疆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中，构建科学合理的责任体系是推动工作落实、提升党建质量的关键环节。需打破传统党建模式中条块分割、权责模糊的局限，创新构建“工委统筹、行业主管、属地兜底”的立体化工作格局。


首先，“工委统筹”即发挥各级工委的统筹协调作用，强化其在顶层设计、政策制定和资源整合中的核心地位。工委需制定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中长期规划，明确阶段性目标与重点任务，避免工作碎片化、短期化。同时，应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调组织、人社、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破解新就业群体在户籍管理、社保缴纳、职业培训等领域的政策壁垒，形成“党建+服务”的集成效应。在边疆地区财政资源相对有限的约束下，工委的统筹需优先保障“数字党建平台”等具有杠杆效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设立专项经费、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开发数字化党建平台等措施，为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尤其要向边境乡镇、偏远牧区等党建薄弱环节倾斜资源。同时，将新就业群体党建覆盖率、党员活动参与率、问题解决满意度等量化指标纳入地方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形成刚性约束。


其次，“行业主管”要求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优势，推动党建工作与行业治理深度融合。研究发现，有大城市通过“两新”组织推动治理向党建引领深化，促进企业与社区融合共建，完善社会治理应急机制，为有效


响应国家战略制定“共治”标准。[16]边疆地区的新就业群体往往与特色产业紧密关联，如旅游行业的导游、民宿经营者，物流行业的货车司机、快递员，跨境电商领域的网店主、直播带货员等。行业主管部门需将党建工作纳入行业管理整体框架，通过在行业协会、龙头企业设立党组织或派驻党建指导员，实现“管行业必管党建”。当然，需要针对喀什地区行业差异，探索实施“一行业一策”。例如，对于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物流行业，由交通运输部门牵头，重点在大型物流园区建立实体型党支部；对于高度分散的网络直播行业，则由网信办、文旅部门主导，探索功能型党组织，优先聚焦头部主播、MCN机构，实现“以点带面”。关键在于制定清晰的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清单，避免多头管理导致的职责真空。


最后，“属地兜底”强调基层党组织在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中的兜底保障责任，确保党建覆盖无死角、服务管理无盲区。边疆地区的乡镇（街道）、村


（社区）党组织需发挥熟悉地域、贴近群众的优势，通过“地毯式”排查摸清新就业群体底数，建立动态管理台账，重点掌握流动党员分布、从业特点、服务需求等信息，从而方便在居民小区、商圈市场等生活场景中组建“暖新驿站”“红色驿站”等功能型党组织，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就近就便的党建服务。当然，社区党组织面临人手紧张的现实困境，可创新采用“党建+网格”模式，将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积极分子纳入兼职网格员队伍，赋予其“民情信息员”“政策宣传员”等身份，并给予积分兑换、优先推荐评优等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激励，变“管理对象”为“治理伙伴”，降低管理成本，提升兜底效率。


（二）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


总书记强调：“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党建工作，努力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线下线上全覆盖。”[17]边疆地区需紧扣新就业群体“流动”“分散”“灵活”的核心特征，探索“行业聚链、空间聚点、网络聚力”的党组织设置模式。


首先，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破解“组织跟着人员走”的覆盖难题。边疆地区新就业群体中，货车司机、跨区域电商从业者、季节性旅游服务人员等流动党员占比较高，其工作轨迹跨越城乡、省界甚至国境，传统属地管理方式易出现“组织找不到党员、党员找不到组织”的断层。针对这一痛点，可依托物流园区、边境口岸、电商孵化基地等新就业群体聚集枢纽，建立“流动党员党


支部”，实行“户籍地备案+流入地管理”的双轨机制。例如，在边境物流通道关键节点设立“国门流动党员服务站”，由交通运输部门党组织牵头，联合物流企业、货运平台，通过“司机报备—支部登记—动态跟踪”流程，将跨区域流动党员纳入组织管理。


其次，组建区域性党组织，构建“党建引领+资源共享”的协同网络。通过组建区域性党组织，可打破行业壁垒、企业界限，实现党建资源的集约化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19]]随着数字技术在边疆地区的普及，新就业群体对数字平台的依赖度日益提高。针对这一趋势，可将分散在直播平台、网约车平台、跨境电商平台的党员从业者凝聚起来。中国式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既需彰显党的核心引领作用，又要吸纳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参与，形成协同共治合力。[20]比如，地方党委主动牵头，会同平台企业开展协商，综合运用AAA、QQ等信息媒介，探索建立“网上党支部”，即云端共建模式。[21]这种网络党组织的组建需坚持“平台企业主导+属地党组织指导”原则，由平台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属地党组织负责内容审核与活动策划。


（三）不断创新党组织发挥实质作用的运行机制


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党建引领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并发挥党员先锋作用，能够有效实现组织振兴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振兴的深度融合。[22]在喀什地区，为了提升党建引领工作提质增效，指导体系是关键，有形覆盖是基础，有效覆盖是重点。


首先，要探索科学灵活的活动方式、活动内容和活动时间，以提升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水平。在活动方式上，秉持渗透、融合原则，精准把握发挥党组织实质作用与尊重业主经营自主权、开展党的活动与维护生产经营秩序、常规组织生活与重点指导的最佳契合点，积极开展“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等活动；在活动内容上，紧扣“两新”组织生产经营实际，精选契合其自身特点的“短、小、灵、活”项目；在工作时间上，区别于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不拘泥于固定时间，由“两新”组织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时间内灵活安排；在活动效果上，致力于推动“两新”组织发展，追求联动效应，增强党的工作对“两新”组织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感召力。


其次，需创新对“两新”组织党组织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将目标设定与“两新”组织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通过发挥组织与政治优势，继承和发扬群


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使党组织成为“两新”组织发展的推动者、先进文化建设的引领者以及劳资关系的协调者。另一方面，推行“项目党建”工作法，改变“为活动而活动”的模式，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核心需求设立年度服务项目，如“安居计划”（协助解决住房、子女入学）、“技能加油站”（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盾”（提供法律咨询和纠纷调解）。党组织通过领办项目，将党建活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吸引党员和群众主动参与。


最后，充分发挥民政、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机关的源头管理职能，切实落实非公企业“四同步”工作机制：在非公企业注册审批阶段同步筹建党组织，组建团队时同步考虑交叉任职安排，招聘职工时同步引进党员人才，生产经营过程中同步融入党建工作。同时，严格落实社会组织“六个同步”机制：确保社会组织登记时党员与员工信息同步采集，成立初期管理层与党组织同步筹建，制定章程时业务范围与党建工作内容同步纳入，年检过程中执业活动与党建工作同步检查，评估阶段业务绩效与党建成效同步考察，终止时社会团体与党组织同步撤销，从而将党建工作全面融入“两新”组织发展的各个环节。


五、结语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流动”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不可回避的现实命题。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以流动为特征的社会发展现状与传统属地行政管理体制间的不适如何平衡？怎样在社会治理行动中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社会流动，并同时能接纳新文化要素的“共同”运行机制？本文基于“流动性治理”的理论视角，通过对喀什这一兼具边疆性、多民族性与后发跨越性特征的典型场域进行深入剖析，系统探讨了新发展阶段下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面临的实践困境与创新路径。在高流动性、去组织化已成为新就业群体显著特征的今天，建立于传统“单位制”与静态属地管理基础上的党建模式正面临“组织覆盖不全、党员管理困难、活动开展受阻、作用发挥不足”等多重结构性挑战。这些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党的组织体系、管理方式与服务机制与由平台算法和数字网络所定义的“流动空间”未能实现有效耦合。


基于以上，将“流动性治理”这一前沿理论概念应用于边疆地区党建研究，明确提出其核心内涵在于通过组织形态的弹性化、管理方式的动态化与服务资源的嵌入式整合，构建一种能够适应、引导并赋能社会流动性的韧性治理模式。针对喀什地区的个案分析揭示，破解新就业群体党建难题，不能依赖于单一措施，而必须进行系统性、集成性的创新；在责任体系上，需构建“工委统筹、


行业主管、属地兜底”的协同格局，明晰权责边界，形成治理合力；在组织设置上，须推动从“静态覆盖”到“动态嵌入”的转变，探索“行业聚链、空间聚点、网络聚力”的多元化组织形态，实现党组织与新兴社会空间的有效对接；在运行机制上，则应着力创新活动形式与作用发挥载体，将党建工作紧密融入新就业群体的生产生活与边疆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之中，使党组织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服务发展、巩固边疆的坚强核心。


当然，作为一项基于喀什地区的探索性案例研究，其结论的普适性仍有待更多区域实践的检验。此外，数字技术赋能党建的具体实施路径、数据隐私与安全管理之间的平衡等关键议题，亦有待后续研究进行更为严谨的探讨。


展望未来，新就业群体党建研究可在以下方向逐步深化。其一，开展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可将喀什的“边疆通道型”治理经验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节点型”模式进行对比，比如可以与“党员服务站”“红色驿站”[23]等近年来在东部地区流行的党建模式进行对比，从而提炼出更具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党建理论。其二，关注数字化转型的深层影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深化应用，平台用工模式与劳动过程可能发生新的演变，未来的党建研究需要前瞻性地关注算法治理、虚拟社群对组织生活方式和党员思想动态的影响。其三，探索跨境流动中的党建新课题。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喀什地区的新就业群体可能涉及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物流等，如何在此类具有国际视野的流动空间中有效开展党的工作，将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与创新性的前沿领域。


西南欠发达山区农地入市现实困境与对策的调研报告


云南园区土地盘活课题组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以下简称“农地入市”），标志着这项改革从试点走向全国推开。土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土地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地入市制度改革自2015年开展试点，并经20XX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确立法律框架后，自然资源部印发《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方案》，改革持续深化。通过入市拓宽了用地保障渠道、促进了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各试点地区在入市程序、收益分配、抵押融资等方面探索了多样化的实践经验，但在推动入市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和困难。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西南欠发达山区受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与制度环境的多重制约，在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为更好推动各地入市试点，在总结推广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有必要深化土地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以及地区差异。从自然地理特征看，云南省地形地貌复杂，山区、半山区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94％，是典型的西南山地省份。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欠发达和后发展仍然是云南省的基本省情特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①。从农地入市改革进程看，云南省先后开展两轮农地入市试点改革，为西南山区积累了一定的改革经验。因此，调研选取这一典型的西南欠发达山区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梳理云南省农地入市基本情况基础上，分析对其在农地入市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进一步推进农地入市改革的对策建议②，旨在促进云南省等西南欠发达山区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农地入市试点基本情况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从2015年到2024年先后开展了两轮试点。据统计，2023年中国350个县（市、区、旗）共完成农地入市试点719宗，面积1.31万亩，总成交金额185.2亿元。从区域格局看，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与旺盛的市场需求，持续引领入市：浙江省累计入市399宗、共2476亩；福建省入市36宗，亩均成交价达28.39万元，凸显土地高附加值属性。相较而言，西部地区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条件，入市活跃度明显不足：宁夏入市面积1373.86亩，但亩均成交价


仅6.12万元；新疆虽亩均成交价较高，为33.29万元，但入市总面积较少，仅501.71亩；广西、甘肃等省份则面临宗数少、规模小的双重困境，其中广西入市37宗，共580.4亩，甘肃仅入市17宗，共286.99亩①，东、西部试点入市规模对比部分参见附录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云南省先后开展两轮试点，截至2024年底全省共入市32宗，788.39亩，成交金额1.54亿元，缴纳增值收益调节金3297.87万元，留存当地4245.20万元，带动产业投资15.57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576个，增加工资性收入610.30万元。通过试点，云南省不断完善入市制度体系、夯实入市基础条件、强化入市路径指引，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在系统分析上述入市试点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实地调研法与案例研究法，在搜集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后，对农地入市情况作了深入调研。调研于2024年8月开始，选取云南省大理市、石林县、祥云县等15个农地入市试点地区，并前往江西、浙江、重庆等地展开实地调研，对各地政府、村干部、企业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当地农地入市模式与路径，学习其经验做法，具体调研结果如下。云南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现状及特征图表部分参见附录二。


（一）规模总量少，人均逐年增加，利用效率偏低


云南省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导致可直接入市的建设用地总量天然受限。从全省农村各类用地规模来看②，云南省村庄总面积中，工矿用地、商服用地分别占村庄建设用地总面积的6.64％和3.93％，两者合计占村庄总面积的8.59％，仅为住宅用地的13.28％。全省空闲地的总面积为219.41公顷，仅占村庄面积的0.03％，可盘活存量少。与此同时，云南省乡村人口总数逐年减少，而经营性建设用地总量却逐年增加，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与国内发达地区比较，浙江德清县地处平原，存量建设用地相较充裕，区位优越，用地需求旺盛，截至2023年累计实现入市交易309宗，面积2354.57亩，成交金额8.98亿元；即便是山地地形的重庆大足区，截至2023年累计实现入市交易102宗，面积3342亩，成交金额11.61亿元。相比之下，云南全省入市试点交易宗数、面积、成交金额不及先进省市的一个试点县（如浙江省义乌市、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对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效应有限。


（二）人均规模差异大，集中在设施完善、经济发达地区


从云南省各州市农村人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来看，昆明市农村人均经营性建设用地面积为74.43平方米，是人均面积最大的城市，而最小的昭通市为12.40平方米。各州市之间差距较大，一定程度反映了各州市人口规模与乡村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规模分布来看，由于滇中城市群基础设施成熟完善，农地主要分布在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三市合计占云南省农地总面积的41.25％。工矿用地方面，昆明市和曲靖市规模较大，分别为7279.79公顷和


6575.44公顷；迪庆州和怒江州规模较小，分别为376.69公顷和369.19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方面，昆明市规模最大，为4815.37公顷；怒江州规模最小，为270.4公顷。上述数据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农地规模存在直接联系，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用地需求较大，农地规模也相应较大。


（三）农地平均占比低，各类型空间分布不均衡


从云南省16个州市来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占村庄建设用地总面积比例平均为10.74％，占村庄总面积比例为8.76％。除玉溪市（18.19％）、昆明市占比相对较高外，其余州市经营性建设用地占比都相对较低，其中，昭通市占比最低，比例仅为4.94％。工矿用地、商服用地分别占村庄建设用地的平均比例为5.32％和3.44％。具体而言，工矿用地方面，除玉溪市、昆明市、曲靖市、德宏州达到6.00％以上，其余地区占比普遍较低；商服用地方面，除昆明市、西双版纳州占比较高外，其余地区占比均较低。总体来看，农地在村庄用地中的占比偏低，工矿用地与商业服务业用地基础较为薄弱。


从全省129个县（市、区）来看，农村工矿用地规模排名前十的县区中，规模在1000公顷以上的三个区均位于滇中地区。其中，官渡区规模最大（1612.16公顷），其次是麒麟区（1348.32公顷），红塔区（1326.13公顷），这些县区是云南省农村经济发展相对充分，社会发育程度较高，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强，产业资源规模聚集效应较好，第二产业用地规模较大的地区。从农村商服用地规模排名前十的县区来看，官渡区规模最大（1007.02公顷），其次是宜良县


（581.93公顷），宣威市（522.46公顷），前十位县区的总规模占全省农村商服用地规模的22.04％，这些地区多为云南省经济社会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聚集度及城镇化率高、第三产业发展较好的滇中地区和部分旅游、边贸地区。


（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较为单一


经过多年、多地、多轮次改革试点，已经形成就地入市、异地调整入市和整治入市等方式，以及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入股、土地置换、联营联建等路径。从云南省试点实践看，已入市的32宗地块主要以就地入市为主，仅有兰坪县实现调整入市1宗，整治入市尚无试点案例。除部分试点县采取出租方式外，


其余入市地块均采取出让方式进行。大理州祥云县以入市方式供地，支持祥云能投、贝特瑞（国有＋集体供地）等多个园区项目落地，共入市9宗地块，总面积达1085.92亩，成交总价为18288.50万元，其中3宗地已明确产生集体收益达5474.86万元。怒江州兰坪县通过复垦后腾挪指标至片区居民住房建设需求区域，实现1宗以31.27万元／亩异地调整入市，此举不仅打破了固定的土地空间区位限制，也有效盘活了社区、村组及村集体土地资源，增加群众收入，实现多方受益。


二、西南欠发达山区农地入市的现实困境


（一）入市基础“偏薄弱”


一是可直接入市地块数量少。与其他省份相比，云南省乡镇企业发展滞后，间接导致废旧乡镇企业、废旧厂房等可盘活利用的农地资源较少，云南省条件成熟且三年内可入市地块仅300余宗，约4200亩。二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力薄弱。农村集体组织普遍存在经济实力弱、集体经济发展多为资产资源承包租赁，缺乏实体经济支撑，增收后劲乏力。云南省仍有3％的村（396个）无经营性收入，66％的村收入不足10万元；村民小组层面更为严峻，85.4％村民小组无经营性收入，仅3.8％突破5万元。三是基准地价编制滞后，土地使用权登记率低。基准地价评估、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权登记是农地入市的“前置条件”，目前，相当一部分农村废弃、闲置工矿、公房和公共设施等用地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制约入市工作推动。四是入市驱动力不足。由于高原山区地形限制，可用作建设用地的平坦地块相对较少；乡村建设用地规模受限，乡村聚落形态相对分散，存量用地“少、散、小”的特点，盘活成本高，入市难度大，预期收益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参与入市积极性。


（二）保障机制“不到位”


一是因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入市交易，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地块由于缺乏形成规划条件、规划许可、规划核实业务所需的依据，难以推进入市工作。二是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制度有待明确。试点地区大多按照国家规定的20％－50％的比例征收调节金，尚未建立分类别、有级差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尤其是留归集体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原则、分配程序、使用管理均不明确。三是抵押融资难。原中国《物权法》与《担保法》未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设定抵押权，相关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尚未出台，试点实践存在抵押门槛高、抵押金额低、抵押产品单一等问题，难以真正满足多元化融资需求。四是农地入市工作


涉及领域广泛，需多部门配合协调，目前仍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工作推进暂未形成整体合力。入市前期工作涵盖基准地价评估、规划入库、确权登记、技术经费保障、用地意愿等，需要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协同推进。


（三）利用监管“需明确”


一是存量建设用地入市范围需明确。试点地区只能使用存量农地用于入市，不可新增，但国家层面尚未明确规定存量的时间范围。对于未取得合法来源、历史形成的建设用地，具体追溯时限以及部级、省级层面的认定办法尚未出台。二是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建设用地能否入市缺乏明确规定，成片开发土地征收与农地入市将长期并存。三是入市路径、渠道还需进一步完善。全省已入市地块主要采用就地入市，简单、高效、快捷，可最大限度降低开发前费用投入和交易成本，但实践中具备条件地块存量较少，难以满足入市需求。当前以出让方式进行的入市已基本完善，但以出租方式推进的入市仍面临诸多困难，主要体现在不动产登记系统没有“出租”选项导致登记困难、缺乏合同范本等问题而难以推进。四是入市监管机制尚未建立。对于土地入市后如何监督其按规划开发建设、擅自变更用途后如何处理、闲置后如何收回等问题未明确规定。


（四）推动落实“难平衡”


一是入市土地“供需”空间匹配不平衡。滇中城市群、州（市）府所在地和旅游热点区域对农地入市需求较大，隐性入市（出租）案例较多；而纳入试点的县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制约，入市需求小，入市条件尚不成熟。如丽江市白沙镇等热门旅游区，民宿、餐饮等小微商业用地需求激增


（多为独栋建筑），但因用地指标紧缺及入市审批流程复杂，项目落地受阻；而部分偏远山区受人口持续外迁影响，大量零散土地因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不便等难以盘活，整治形成的存量用地指标无法就地消化。二是征收和入市的关系难平衡。云南省农民集体在入市模式下获取的土地收益远高于征收模式，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与土地征收未实现衔接协调。三是工作推进不平衡。全省首批16宗入市地块推进情况较快，主要得益于试点地区领导重视、资源禀赋较好、工作基础扎实、入市推动有力等，反之后续批次存在“有地块不愿入市”“有地块无法入市”的现象。


三、西南欠发达山区农地入市的对策建议


（一）放宽入市门槛，拓宽“土地来源”


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增加入市样本。经过两年试点，云南省各试点地区具备入市条件的地块基本已完成入市。积极向国家争取将入市范围扩大到云南省全部行政区域，充分发挥入市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带动效应。二是在不突破村庄建设用地规模的前提下，每年将新增建设用地入市指标控制在10％以内，探索入市与宅基地试点改革联动，采取“宅改＋整治＋入市”结合模式，盘活存量闲置宅基地，优化资源配置，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三是明确存量建设用地以2024年试点结束时间为节点，使地方统筹好存量和新增的关系。四是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如村庄规划内“203”用地）①可直接认定为存量建设用地，无需另行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根据规划确定的经营性用途入市。


（二）“还权赋能”，调动入市积极性


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探索“自主、委托、合作”等入市模式，将选择权交给农民，真正让农民成为入市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逐步提升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力。二是转变地方政府工作理念，发挥服务、引导、监管作用，认同入市对于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促进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三是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清除制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抵押、转让、入股、处置等权能发挥的障碍，出台入市土地抵押贷款等管理办法；打消企业对于长期土地使用权益不确定的顾虑，坚持入市土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受法律保护。四是做好政策宣传总结培训，深入学习和解读入市有关政策，提高公众对入市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增强政府、企业、集体对入市工作的信心；进一步梳理总结前期改革成果，优化政策设计，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农地入市改革工作。


（三）夯基垒台，实现入市工作“可操作化”


一是明确入市范围应主要集中在城镇开发边界外以及划定为镇的城镇开发边界内，城市的城镇开发边界内仅限于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二是充分发挥村庄规划作用，明确产业用地开发建设指标，探索通过编制特殊规划单位、地块详细规划等方式，规范规划条件，保障乡村旅游、采矿用地需求。三是加快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同步摸清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地类现状，形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一张图”。四是参照安徽、广东等省做法，省级层面出台《入市工作指引》，明确入市工作的条件、流程、标准、监管等内容，为入市改革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四）“有稳有进”，探索多样化入市途径


全国农地入市已形成多种多样的入市路径，应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多元化入市路径体系。一是鼓励运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有序开展农村宅基地、工矿废弃地等低效闲置建设用地整理工作，将腾挪出的节余指标调整至产业集中区域，以解决经济发展与入市土地供应空间不匹配的矛盾，实现省域异地调整入市。二是规范集体建设用地出租（或弹性出让）管理，明确以出租方式入市所涉及的合同签订、登记、抵押贷款等事项，确保出租和出让享有同等权益。三是进一步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作价入股、联营联建方式，结合入市改革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①同试点的契机，探索试点跨资源、跨权属、跨区域、跨层级的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模式，具体模式部分参见附录三。


新时代县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


中共肥城市委党校刘慧


引言


当前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各地还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与挑战。具体来说，县域文旅融合通过政策协同、产业联动、文化传承和就业促进，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还未完全得到有效发挥。在此，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探索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策略。


一、肥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情况


（一）主体培育，扩面提质


坚持大规划引领、大项目带动，引进锦上添花、景域、读道文旅等知名企业，实施总投资25.4亿元的5个标志性重大项目。其中，十里桃花·桃源胜境项目构建起十里桃花风景廊道和鱼山里、桃源胜境、桃花源“一廊三区”空间格局，打造首个以“桃花IP”为核心的山岳主题景区，将过去仅靠品桃赏花吸引游客的单一景区升级为包含桃花流水漂流、桃园鹊桥等41个子项目的精品旅游区，


自试运营以来共接待游客40.58万人次，实现营收约485.86万元。深挖自然生态、文化底蕴、民俗风情等优势资源，累计创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2个、省景区化村庄14个、四星级以上旅游饭店3家、三星级以上旅游民宿5家、3A级以上旅游景区18家，数量居泰安县市区首位。


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达到26家，较2021年底翻了一番，登记在册的文旅类市场主体达到1200余家，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融合旅游演艺、餐饮购物、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构建起镜湖露营基地、三娘庙金沙滩等一批具有沉浸感、体验性、互动性的旅游新场景，同时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打造龙山河夜游、春秋古镇夜市等文化街区，夜间文旅消费占比提升至25%。做好“百业+文旅”文章，连续举办三届“汶水之阳”马拉松比赛，与山东卫视共同打造快乐向前冲·泰山桃花源赛道，带动25万名游客“跟着赛事来旅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东方时空》、山东卫视《山东新闻联播》等主流媒体累计报道肥城市相关典型做法179条，同时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年均发布推介视频，全网传播突破10亿次。


二、肥城市文旅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文旅融合还不够深化


一是资源开发与挖掘不足。桃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多停留在表层展示，缺乏对精神内核的深度挖掘与活化利用，如桃木工艺等非遗项目传承形式单一，未能有效转化为特色旅游体验。二是产品同质化严重。文旅项目（如依托泰山辐射的“一日游”）以传统观光为主，缺乏差异化创新，民俗表演、文化街区等与周边地区内容雷同，未能结合本地特色推出创新体验（如将桃园采摘与健康疗愈相结合），难以形成独特的吸引力。三是基础设施与服务存在短板。部分景区交通不便，节假日肥城核心景点拥堵率超80%，如停车场、导视系统、Wi-Fi覆盖、多语言服务及无障碍设施等智能化管理水平较低；住宿、餐饮等配套条件参差不齐，影响游客体验与停留意愿。四是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文旅、农业、住建等部门职责交叉，审批流程冗长，文旅项目落地需多部门许可，资源整合缺乏统一机制。


（二）重点项目对外吸引力低。


一是重点项目缺乏吸引力。以“梦幻桃花源”“桃源胜境”为代表的标志性项目，虽定位为区域文旅引擎，但产品形态与周边的“大宋不夜城”“九曲黄河万里情”等景区高度同质化——均以仿古街区、民俗表演、灯光秀等传统元素为主，缺乏差异化文化IP的支撑。这种同质化竞争导致游客体验趋同，难以形成不可替代的吸引力。二是项目客源结构呈现显著的地域性特征。重点项目市场辐射半径仅覆盖周边100千米范围内的短途客群，其中肥城市民占比约80%，而外地游客多以“一日游”为主，过夜率不足20%。这种客源结构直接制约了消费链条的延伸：游客停留时间短，对住宿、餐饮、夜间娱乐等二次消费需求较弱，无法有效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业态协同发展。据统计，在肥城市文旅综合收入中，门票收入占比超60%，而住宿、购物等衍生消费不足15%，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三）旅游产品供给不足


一是假期期间，全域市场缺乏“跟着演出、赛事、影视、非遗去旅行”等新型旅游业态，目前在现象级爆款项目的打造、热点事件的营销运作以及沉浸式体验产品的开发方面仍处于概念认知阶段，缺乏实际操作与深度落地的行动支撑，尚未形成网红效应或文化引爆点。二是现有景区冷热不均，牛山、翦云山、云蒙山等传统山岳型景区以登山观光为主产品，泰山牡丹园、肥子茶园等


休闲农业项目仅可提供赏花、采摘、露营等简单产品，陶山、吕仙村、布金山、石横特钢集团等景区暂无实质性旅游产品。春秋古镇、黑牛山村等景区未能结合自身历史背景打造专属IP，导致游客体验相似；串联旅游线路因部分景点产品类型重复，难以形成“各有亮点、相互补充”的链条效应，降低了线路的吸引力和游客的游览意愿。


（四）推介宣传系统谋划不够


一是宣传谋划欠缺全局站位，聚焦“吃住行游购娱”特色资源，未能形成主题鲜明、线路合理、优势互补的“一盘棋”格局。目前，肥城市“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均有特色资源支撑，却因缺乏统一主题串联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例如，宣传“黄河大集·肥城农特美食展”时，仅聚焦美食本身的风味特色，未关联桃文化衍生的桃胶甜品、桃木餐具等“桃元素美食”。这种碎片化宣传使得“吃住行游购娱”沦为零散的消费场景，无法让游客形成“体验肥城、感知桃韵文化”的整体性认知，核心IP的市场穿透力被大幅稀释。二是宣传供给与市场需求衔接不够紧密，内容仍较多停留在景点介绍、活动预告等常规层面，故事性、互动性、共鸣感不强，信息传播“广种薄收”现象依然存在。比如，对刘台桃花源、牛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的宣传介绍，仍停留在“面积多少亩”“有哪些景观”的基础信息层面，未能结合游客“放松身心、探索文化”的核心动机，也未能挖掘资源背后的情感价值与体验亮点。三是重点景区宣传形式单一、渠道有限、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强大的市场合力。比如，春秋古镇以春秋文化为灵魂，宣传中却多聚焦“古建筑风貌”的静态展示，忽视了文化内涵的场景化表达——没有推出“左丘明故事演绎”等互动内容，使得文化资源沦为“没有故事的建筑”。这种“重景观、轻体验”的固化形式，让各景区宣传陷入同质化竞争，难以在泰山、曲阜等周边强势文旅IP的辐射下形成记忆点。


三、推进肥城市文旅融合进一步发展的举措


（一）加大文化产品供给


一是以群众文化需求为核心导向，创新文化演出呈现形式，精心构建涵盖群文活动、非遗展示、艺术演出的多元文化产品矩阵。二是精准锚定周末、重要节假日等群众休闲黄金节点，重点在梦幻桃花源、桃源胜境等核心景区加密文化活动频次，不断丰富景区业态、集聚现场人气，让游客在游玩休憩的同时深度感受文化魅力，切实提升文旅融合体验感。


（二）做实“串珠成链”文章


一是对现有景区进行主题细分、统一规划，围绕“一景区一特色”制定差异化发展方案，加快落实实施。二是加强部门、区域协同，主动融入“泰山+”文旅格局，通过产品、线路、交通等方面的科学组合，吸引泰山游客延伸至肥城，在肥城过夜，扩大“有效”客源市场。三是加快制定“引客入肥”奖励政策，与客源地旅行社加强合作，推出“肥城一日游”“周末休闲游”等线路产品，提高外部游客占比。


（三）深化宣传统筹规划


一是强化宣传工作的整体化谋篇布局，将宣传工作与旅游产品打造、服务优化深度融合，聚焦“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全链条，以游客需求为核心，打破资源壁垒，构建“点线面”结合的旅游宣传与产品供给体系。二是紧扣桃源胜境、梦幻桃花源、五埠村等重点景区的核心吸引力，以其为辐射原点，精准串联特色民宿、星级酒店、乡村景点、文创企业、文化场馆等多元体验节点，精细化打磨优化“一日游”“二日游”等主流产品形态，推动旅游产业从“单点


打卡”向“全域体验”升级。三是强化政企联动，搭建宣传推广联盟，整合景区、酒店、旅行社、文创企业等资源，形成宣传合力。四是深化媒体矩阵合作，打破渠道“点状传播”壁垒。针对当前景区宣传渠道分散、覆盖有限的问题，加快建立多层级媒体合作体系，实现宣传渠道从“单点输出”到“全域覆盖”的升级。


（四）加强营销创新


一是强化权威媒体合作，塑造品牌公信力。主动对接中央电视台旅游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文旅频道等央媒、省媒平台，围绕“桃文化”“君子文化”“春秋文化”核心IP策划专题内容。通过权威视角挖掘景区背后的文化价值，既弥补各景区“自说自话”的可信度短板，又借助国家级省级平台扩大肥城文旅的全国影响力。二是持续深化媒体合作，联合市委宣传部、文旅局、人社局，面向景区工作人员、导游、本地文化爱好者，开设“肥城文旅传播人才培训班”，加快培养一批熟知肥城历史、精通现代传媒的导游、主播等行业人才，讲好肥城故事，全面提升肥城市文旅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


结语


肥城市在推动文旅融合与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在产品供给、项目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未来，应以深化融合、强化统筹、创新营销为抓手，加快构建全域化、特色化、高质量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为县域文


旅融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以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焕发芜湖“近悦远来”的城市魅力


芜湖市政协专题调研组


（2026年6月19日）


一座城市的规模、竞争力、宜居水平、辐射能力，都离不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增效扩容，是做大做强城市、实现产城融合、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按照市委的部署，市政协党组2025年11月开始前瞻谋划服务业发展。经协商，确定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两个议题列为2026年度政协重点民主协商计划。


4月24日，市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暨“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业，深化‘两业’融合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专题建言。


6月18日，市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暨“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焕发近悦远来的芜湖魅力”专题协商会、市委书记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召开，对生活性服务业进行专题建言。为高质量做好课题研究，市政协专题调研组先后赴深圳、合肥、苏州、常州、许昌等地，调研走访企业、单位40多家，召开座谈会16次，深度研究把握关键核心举措。为展现政协履职成果、助力提升芜湖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本报现将市政协专题调研组的建议予以摘登。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明确提出，要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能够提升城市能级、彰显城市魅力、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同时，也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配套服务、做强人才支撑、拓展消费场景、创造新的需求，形成“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城市生活环境优化—人才近悦远来—产业升级集聚—人口稳定增长—城市能级提升”的递进闭环。


当前，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7.7%，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1.4%。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提升至50%以上。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广阔、潜力巨大，需持续增强供给能力、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


我市正处在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的关键跃升期，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符合芜湖城市发展阶段和产业发展规律。市委推进“双增双促”战略，既是优


化产业结构、回应民生所需的务实举措，更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锚定目标、细化路径。作为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是贯通“双增双促”的战略关键。首先，是“增人口”的核心引擎。城市发展短期靠产业聚人、长期靠服务留人，优质医疗、教育、养老、托育、消费服务等，是集聚人口、留住人才的最硬实力。其次，是“促就业”的主要渠道。生活性服务业覆盖面广、就业容量大，是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的坚实支撑。第三，是“增收入”的重要源泉，通过产业提质带动经营性收入和劳动报酬增长，通过优质服务降低生活成本、提升居民真实获得感。第四，是“促消费”的关键阵地。顺应居民消费从“买商品”向“买服务”升级趋势，激活本地内需，吸附域外流量，形成内外循环互促新格局。抓生活性服务业，就是抓人口集聚、抓民生保障、抓收入增长、抓消费升级，与市委“双增双促”战略部署高度契合、内在统一。


当下，区域竞争日趋激烈，本质上是对人口流量、消费增量、发展存量的深层竞争。杭州、苏州、常州等长三角先发城市已出台专项政策，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十五五”倍增目标。我市需及早发力、加快突破，以品质提升为核心、体系建设为抓手，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持续扩能提质、个性化特色化服务做精做细。


“十五五”开局，我市生活性服务业进入提质扩容、创新发展的战略窗口期。在具体思路的谋划上，需牢牢把握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发展路径、发展生态、发展保障等六个方面，体系化推进。在重点发展方向的锁定上，建议聚焦“6+2”八大板块。其中，品质消费、电子商务、数字创意、文旅体娱、健康医疗、教育培训等领域体量较大、支撑作用突出，形成6个优势板块，进一步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养老托育、住宅焕新与智能家居体量相对较小，但增长空间巨大，加速形成2个高成长板块，持续大力培育，激活发展动能。


一、做强优势板块，聚力六大核心领域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增效


1.品质消费。品质消费是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提升城市能级、增强区域消费磁吸力的重要引擎。建议：一是提升商业载体，优化空间布局。构建“一核四极多节点”商业网络，加快城东、城南商圈建设，推进华润万象城等标签级项目落地。推动现有综合体、商超提档升级，完善“芜优消费”严选体系，打造一批多元、复合、集聚的消费新标杆。二是做强老字号与首店经济。实施老字号焕新工程，引导餐饮、非遗类老字号提升品质、做大规模、做强品


牌。积极布局科技潮玩、文创设计等契合芜湖产业气质的特色首店，打造具有芜湖辨识度的首店生态。三是打造汽车消费高地。争取奇瑞新品首发、爆款车型、最优商务条件在芜集聚，推行“政府消费券+厂家直补+经销商让利”叠加政策。推出“车生活”联动权益包，打造一体化消费闭环。布局“车文化”体验中心，打造汽车文化主题街区、改装营地，常态化举办车展、车主嘉年华等活动。四是坚持“一街区一特色”。结合古城、工业遗存、铁画等本土元素打造沉浸式街区，推动街区融合夜间经济、国潮经济、青年消费，打造具有辨识度的街区IP。


2.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是数实融合的核心引擎，是内需增长的核心动力、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柱。建议：一是深化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围绕汽车等主导产业，培育垂直工业电商平台。围绕智能小家电、休闲零食、玩具、羽绒等特色产业带，打造“产业带+直播+供应链”集群。二是精准头部企业招引。深化与抖音、京东等重大平台合作，联合打造区域直播总部及仓储分拨中心，争取平台流量倾斜。靶向招引食品、美妆、家电、3C数码等领域头部品牌与运营机构。三是构建跨境电商生态。重点扶持慕晨国际、悠派科技等冲刺独角兽，拓展“新三样”跨境出口，加密国际航线、完善公共海外仓布局。引进合规、品牌运营等专业服务机构，全面提升跨境电商综合服务能力。四是培优多元电商业态。建设综合型直播电商产业园，举办直播电商节等活动。深耕即时零售、社区团购，做大“名门甄选”等本土企业。整合“芜湖大米”等本地农产品打造统一公共品牌，推动“电商+农业+文旅”融合发展。


3.数字创意。数字创意赋能城市年轻化、时尚化、国际化，是新的经济增长极。建议：一是提升“链主生态培育力”。依托三七互娱、奇瑞速美达等链主定向招引。释放哔哩哔哩等平台“以商招商”效应。设立全周期产业引导基金，推进“基金+招商”。二是打造“场景开放+订单导流”的垂直孵化生态。依托芜湖古城、古镇、博物馆等零成本取景场景，以及方特、松鼠小镇等文旅消费场景，建立“场景开放清单”。联合链主发布外包订单，配套合规与出海服务，形成孵化闭环。三是搭建AIGC供需对接平台。开放政府及国企的科普、公益等内容需求，面向本地中小微团队公开征集方案，通过“以单育企”的方式助力初创团队。四是打造园区Token公共服务平台。由政府或国企自持算力池，变“先付后补”为“即享即用”，让数字创意团队按需取用、低成本调用。五是构建“链主+载体+跨界”三级圈层：链主开放IP资源；神山智谷聚焦游戏+AI、


华强园聚焦动漫、大砻坊聚焦微短剧；推动数字创意与汽车、机器人、低空经济跨界融合。六是推动产业链向应用层延展。引进培育电竞赛事品牌，构建“赛事举办—内容生产—粉丝运营—商业变现”完整产业链。发展谷子经济，围绕本土IP开发衍生品，推动“文化IP+芜湖制造”融合。七是提升服务质效。简化游戏、动漫、微短剧审批备案流程，设立专属服务窗口。扶持网络文艺作品，形成“算力支撑创作、创作催生精品、精品带动产业”的正向循环。


4.文旅体娱。文旅体娱是彰显城市魅力、激活消费活力、打造“欢乐芜湖”品牌的核心承载。建议：一是立足“一区一风貌、一片一主题”，打造城市体验新空间。市中心片区发展夜经济、首店与沉浸式业态，打造成长三角知名的“城市大休闲”首选地和“欢乐之城”会客厅；城东打造休闲度假区；城南、江北承接大型演艺赛事；城北发展工业研学游，打造产城融合体验区。推出“抵芜即游”精品线路、特色旅拍和“芜湖五件套”文旅产品，推荐本土特色美食、“文旅”打卡景点、高品质文体赛展、高性价比酒店和购物商圈。二是立足“一镇一主题、一域一特色”，打造乡村微度假新格局。高水平推进安徽芜湖野生动物园建设，使之成为长三角又一热点。聚焦周边2小时通勤圈，锚定亲子家庭、职工微疗养团队、轻户外爱好者等群体，主推“2天1晚”短途乡村旅游产品。三是立足“研学+”，打造全链“奇特之旅”新名片。整合工业制造、主题乐园、非遗传承、红色文化与自然资源，打造一个集“科技探秘、文化溯源、自然实践、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立体化研学体系。四是立足“赛事+”，打造全域体育新生态。构建特色赛事矩阵，做强芜马、“4+2”接力、“工BA”、高校大学生龙舟赛等自有IP，引入勒芒汽车赛等顶级赛事。推行“票根经济”，联动景区、商圈延伸消费链条。做强户外山野休闲产业，争创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


5.健康医疗。健康医疗是集聚人才人口、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级的关键支撑。建议：一是扩大高水平医疗服务供给。加快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安定医院芜湖医院运营，导入优质管理、技术与品牌资源。支持弋矶山医院巩固A+等次优势，支持各医院错位打造特色专科，加速临床研究平台建设，推动GCP机构承载项目、专业覆盖、成果转化能力全面提升。二是构建便捷高效的就医服务体系。筑牢城区12分钟、乡村30分钟急救圈，打造皖南皖江区域会诊转诊枢纽。三是打造皖南皖江消费医疗标杆城市。聚焦医美、眼科、口腔、体检和中医药、康复赛道，构建标准化产业发展体系，推动扩容提质、规范发展。活化新安医学资源，开发节气康养、养颜抗衰等中医药康养产品。做强专科康复产


业，推出个性化、周期化康复服务套餐。四是推动医疗与本土产业跨界融合。布局车载医疗设备、空投急救终端、医用植入耗材研发，联动本土电子产业发展智能睡眠装备。


6.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是投资于人、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建议：一是以安师大为依托，推动基础教育质量整体跃升。大力推进“三名”工程，推行紧密型集团管理，推动管理、师资、教研实质下沉。布局科学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二是以学科建设为重点，推进高等教育扩容提质。支持安师大冲刺双一流，安工程和皖南医大申报博士点。跳出学科“小逻辑”，融入产业“大逻辑”，动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三是以校企合作为抓手，深化产教融合。建立市级职业教育统筹推进机制，依托龙头企业组建全产业链产教融合共同体。聚焦县域支柱产业布局职业院校，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四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丰富优质教育培训供给。用好高校、企业、科研院所优质资源，打造全域终身学习场景。靶向招引国内头部教培机构，搭建跨部门智慧监管平台。


二、培育潜力板块，聚焦两大重点赛道构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新增长极


1.养老托育。养老托育产业，既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工程，又是有效促进人口增加、服务和吸引产业人才的关键举措。建议：养老服务业方面：一是引培高端标杆。招引泰康、国寿落地CCRC高端康养项目，探索“国企拿地、头部运营”模式。依托海螺蕾娜范打造本土高端标杆，深耕失能老人专业照护赛道。二是健全中端体系。依托宜居等本土养老企业扩充中端床位。联动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及市五院，增设安宁疗护床位，提供慢病管理、康复理疗等一体化服务。三是织密普惠网络。推广“物业+养老”“养老顾问+家庭医生”双签约模式，完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四是补齐农村短板。推行乡镇敬老院与卫生院协作，建强县级失能照护中心。五是培育智慧养老产业。支持重点企业研发康复护理机器人、智能康复辅具等养老产品。托育服务业方面：一是完善政策标准。出台乳儿班、托小班建设运营规范，对低龄托育机构给予专项补贴。二是强化普惠激励。扩大家庭入托补助覆盖范围，建立普惠托位限价与补贴联动机制。三是丰富供给场景。依托宜邻中心、产业园区等拓展托育服务，布局夜间托、周末托等灵活托育业态。四是规范行业管理。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专班，强化常态化监管。开展托育机构星级评定，搭建线上服务评级平台，实现托育服务一屏通办。


2.住宅焕新及智能家居。培育发展住宅焕新与智能家居产业，是对冲房地产下行、激活消费新动能的有效之策。建议：一是大力推进老旧住宅焕新。开展存量住宅焕新需求摸排，建立动态数据库。制定基础焕新、品质提升、适老、适幼、智能融合等五类需求改造标准。推行“区域统筹、整体打包、一体化实施”组团焕新。二是扩大智能家居普及。鼓励将智能家居应用纳入规划设计等环节。将燃气泄漏报警、智慧用电监测、智能门禁、烟感报警、电梯物联网列为小区改造必改必配项。破除设备兼容壁垒，推广统一通信协议与接口标准，建设市级智能家居兼容测试平台。三是搭建线上线下服务平台。打造市级住宅焕新智慧服务平台，实行集成服务商白名单+黑名单+星级评价制度，推行统一合同示范文本。线上建设VR样板间等，实现方案可视化、报价透明化、监管全程化。线下建设实景体验厅，引导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焕新老房子。四是做强集成服务企业。精准招引鲤享家、居然智家等国内领先的一体化集成服务商。筛选20家以上本地优质企业开展转型提升，组建住宅焕新服务联盟。五是建设示范标杆项目。打造既有住宅焕新示范片区、新建智慧住宅标杆项目、适老化适幼化等高频刚需场景示范样板。


三、坚持体系化推进，以高质量生活性服务业焕发芜湖魅力


1.聚焦力量整合，强化顶层设计。一是建立工作专班机制。统筹协调各部门、各载体工作力量，像抓制造业一样抓生活性服务业，形成市商务局统筹，市发改委、教育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卫健委、市监局、体育局、数据资源局、统计局和市税务局等行业主管部门主抓，“县市区+开发区”联动推进的工作机制。二是建立“1+8”政策体系。全市层面出台1个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聚焦生活性服务业8个板块制定8个实施方案，并配套出台支持政策。引导各载体根据各自特点，出台一批靶向精准、务实可行的工作举措。三是创新制度体系。建立完善生活性服务业标准、服务质量监测评价和信用监管体系。强化产业统计监测，定期发布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指数、消费景气指数。


2.聚焦要素保障，夯实产业支撑。一是强化人才要素供给。创新校企协同范式，“订单式”培育复合型、应用型、技能型服务业紧缺人才。精准柔性引进医疗学科带头人、教育名师、AIGC创意等高端人才。完善紫云英人才激励机制，将生活性服务业人才纳入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二是强化资金要素保障。探索“建设补贴+运营激励”模式支持消费场景开发，在建设阶段给予资金支持，


在运营阶段根据客流、消费转化率等指标进行奖励。设立服务业企业专项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创新首店贷、康养贷、托育贷、家装焕新贷等金融产品。三是强化土地用房保障。优化产业用地布局，盘活工业、商业闲置资源和城乡闲置房屋。对康养托育、数字创意等项目，给予场地租金减免、装修补贴等支持。


3.聚焦市场主体，梯度联动发展。一是实施链主企业引育计划，精准招引国内外行业头部企业及其区域总部、研发中心、运营中心落地芜湖，对重大项目实行专项保障。全力扶持三七互娱、三只松鼠、耿福兴、大江市集等本土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向平台化、生态化、集团化方向发展。二是实施中小微服务企业提质培优行动，摸排梳理全市专精特新、特色小微生活性服务企业，引导其聚焦细分赛道深耕细作，促进“个转企、小升规”。依托各类产业园区、商业街区等载体，推动小微企业抱团发展、集聚发展。三是强化联动发展。引进培育品牌策划、电商代运营、跨境合规等高端专业服务机构，为生活性服务业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鼓励各行业组建产业联盟、行业协会，推动企业交流合作、资源共享，构建产业圈层。


4.聚焦基础设施，补齐硬件短板。一是完善“城区核心+镇街枢纽+村（社区）级节点”三级生活服务体系。持续完善15分钟幸福生活服务圈，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全覆盖、均等化。二是升级消费基础设施。重点推进中山路步行街、八佰伴、万达广场等核心商圈业态迭代升级。完善汽车消费、二手交易、会展赛事等硬件配套，构建层次丰富、全域覆盖的服务载体，激发消费活力。三是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加快补齐跨境海外仓等新兴产业配套设施。完善市域重点景区、乡村微度假、近郊休闲配套设施，持续提升文旅项目留宿能力和消费承载能力。


5.聚焦数智赋能，驱动迭代升级。一是打造“城市生活大脑”。打通卫健、医保、民政、教育、文旅、商务、住建等领域数据资源，实现消费热度、人流密度、供需缺口等产业运行态势实时监测、智能分析、精准预判，赋能企业业态创新、产品研发、场景落地。二是打造便民服务“总入口”。统筹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生活服务等各类资源，打造“芜优生活”总平台，实现就医挂号、托育报名、文旅预订、旧房焕新等事项一网通办、一键直达。创新社区集成服务模式，将宜邻中心等社区综合服务的“流量入口”建成“价值中枢”。三是实施算力赋能生活服务专项行动。对OPC创业、AIGC创作、数字人运营、智慧医疗研发、AI教育训练等算力应用场景给予专项补贴。推动智慧教育、智慧康养、


全屋智能等新业态规模化落地。


6.聚焦品牌建设，焕发芜湖魅力。一是深化区域合作。积极吸引国际知名品质消费、健康养老等机构落户芜湖，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推动“芜湖服务”走向域外。加强与沪苏浙合作，通过标准共建、品牌引入等方式承接优质资源。全力打造皖南皖江区域医疗、教育、消费、文旅服务中心，提升域外流量吸附力和产业辐射力。二是打造“芜湖服务”品牌矩阵，重点打造“就业芜优”“芜优消费”“宜学芜湖”“美食之都”“颐养之城，善育芜湖”等品牌，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更有幸福感的“芜优生活”。三是构建“城市IP+产业IP+企业IP”联动传播体系，推动奇瑞、芜湖机器人“六小龙”、三只松鼠、方特等本土企业品牌与城市品牌深度融合、联动出圈，以品牌故事化、故事情景化、情景体验化、体验社交化的方式提升城市共情力，全面提升芜湖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知识产权司法如何更好保护促进科技创新


联合调研组


（2026年6月16日）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地位更加凸显。国际知识产权治理格局亦面临深刻变革，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知识产权法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纷纷调整司法体制以适应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我国亦不失时机启动了相关改革：经党中央批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XX年1月1日正式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建立起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实现了全国范围内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和垄断上诉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法庭集中审理。在多年实践中，知识产权司法服务科技创新成效如何？目前还面临哪些挑战和困难？如何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与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成立联合调研组，深入司法一线现场走访、座谈交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调研。


一、近年来知识产权司法在保护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进展


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探索创新审理方式，总结提炼裁判规则，积极为知识产权纠纷定分止争，为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稳定、可预期的行为规则。20XX年至2025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审结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一审案件126593件，知识产权法庭共审结相关二审案件23069件。


针对裁判标准不一、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提高审判质效，为科技创新提供法治保障与稳定预期。过去，涉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的一审一般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指定的50家左右中级人民法院（含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二审上诉至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标准不尽统一、判赔额整体较低，影响科技创新主体对成果保护的信心和预期。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后，从体制上克服了由管辖地域差异带来的裁判尺度差异，让裁判规则可重复验证，确保创新成果的判赔金额只因价值而定，不因地域有别。针对判赔额度偏低问题，知识产权法庭杜绝侵权损害赔偿确定的“通用化模板”和“差不多逻辑”，通过科学合理评估权利人的损害结果来确定赔偿数额，已有74案获超1000万元高额赔偿，合计金额超52亿元；59案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金额合计超20亿元。


针对无序竞争现象，加大惩治力度，营造良好竞争秩序和公平市场环境。


“内卷式”竞争、市场分割扰乱市场秩序，是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虚假诉讼、恶意诉讼、专利碰瓷等不诚信诉讼行为给科技创新主体带来很多无谓摩擦。对这类现象，知识产权司法重拳出击。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审结垄断实体案件212件，在69案中认定构成垄断，涉及医药、通信、电商、教育、建筑等诸多领域。审理两大电商企业“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引导双方共促消费。在全球行业头部企业间涉“光学镜头”专利无效系列案中，通过有效释明应如何正确申请相关领域发明专利，促成两企业主动撤回起诉并认可行政审查决定。在露某美公司诉宇某科技公司专利侵权案中，露某美公司在一审认定宇某科技公司不构成侵权、驳回其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仍然在二审中请求先行判决宇某科技公司赔偿8000万元，给对方当事人施加额外的诉讼压力，但在庭审后仅一天又以书面方式将其诉请确定为500元，意在规避主张高额赔偿诉请需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二审判决书直言不讳谴责露某美公司行为“可谓既精心算计，又反复无常”，驳回其上诉并判令其全额赔偿宇某科技公司反诉主张的经济损失，还无辜被诉者以清白，让恶意诉讼者付出代价。


针对企业陷于诉累而导致创新成本增加等困扰，坚持实质解纷，推动产业创新。对科技型企业和科研人才而言，时间和精力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如果他们身负诉累、心感煎熬，必然导致有意创新却无暇投入。同时，诉讼双方往往是同行竞争对手或产业链上下游等关系，长年累月的诉讼纠缠不利于产业创新发展，造成对现实生产力的浪费甚至破坏。对此，知识产权法庭通过调解、和解推动实质解纷，以“一案之结”促成“多案之解”，帮助企业把更多精力放在创新创造上，积极推动“诉讼之际”转为“合作之机”。北京某协会起诉某建设公司，认为其在工程项目施工中使用的技术侵犯了自己的专利权。知识产权法庭全面了解双方实际诉求和情况，清晰说明本案的诉讼风险以及后续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针对争议最大的侵权认定问题，创新提出“事后许可”的解决方案，即由建设公司向协会支付专利使用费，获得该专利的合法使用权，既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又避免了工程停工造成的损失，最终促成双方和解，还达成了后续商业合作。7年多来，知识产权法庭民事二审实体案件整体调撤率超过37%，而且呈持续上升趋势。


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与创新型国家地位不匹配问题，坚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科技创新拓展全球资源。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面临的涉外法治问题也日益复杂，国际上曾长期存在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司


法公信力的质疑。知识产权法庭坚持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累计受理涉外国当事人案件超2600件，审结超2100件。“DAKS系统”技术秘密侵权案、“轮胎成型机”专利权属案、“恩扎卢胺”专利无效案、“CETP抑制剂”专利授权案、“司美格鲁肽”专利无效案等诸多案件审结后，外方当事人纷纷表示，知识产权法庭的裁判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公正、透明、非歧视的司法环境，增强了外国企业投身中国市场的信心。如今，越来越多外国企业选择到中国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知识产权法庭新收涉外案件年均增长18.7%。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对调研组说：“从制度建设到落地实施，中国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企业专心创新创造、保持长期投入吃下定心丸。”知识产权法庭还注重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司法之声，坚决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和发展利益，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则标准。在审理涉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Wi-Fi6”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中，依法作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首例具有“反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裁定，支持专利权利人正当维权，推动中外当事人就涉及境内外6家法院的16起诉讼达成一揽子和解，提升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


二、当前知识产权司法面临哪些问题


从知识产权法庭的司法实践，调研组看到新时代以来我国以司法改革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推动科技发展的坚实步伐和显著成绩。同时，调研也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仍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和挑战。


新兴领域法律适用亟须应对。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科技迅猛发展，对法律适用提出一系列新需求。面对这些无例可循的新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不仅要解决复杂侵权行为样态定性、技术事实查明、停止侵权责任履行方式、损害赔偿数额确定、遏制滥用权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新型疑难问题，而且面临着与科技创新动态的“时间差”、对科技创新实践的“理解差”、对科技创新价值的“计算差”等带来的挑战。以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为例，目前涉人工智能专利申请越来越多，但专利整体质量良莠不齐，业界对相关专利权保护亦存在不同看法。如何区分真正的原始创新成果和一般的发明创造，避免不适当地扩张专利权保护范围，防止“假创新”碰瓷“真创新”？如何着眼防范化解风险和激励科技创新两方面需要，实现既保稳定又促发展？什么样的裁判方式真正尊重科技创新规律和行业发展实践，真正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些都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面临的重要课题。


服务对外开放能力尚需提高。知识产权司法在护航科技创新主体、创新成果“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当前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尤其是相关涉外诉讼制度仍存在不少空白和短板，运用相关国际规则的本领还不够强，涉外案件审理效率不够高。比如，我国一直实行专利侵权程序与专利无效程序“二元分立”，即在专利侵权程序中，被诉侵权人质疑专利权效力时，需另行启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并申请中止专利侵权程序，这种“双边作战”让本应“一案两审、一年左右即可解决”的纠纷变成“两案五审、三五年也未必有定论”，且导致专利侵权裁判结果“翻烧饼”问题突出。再如，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了涉外诉讼制度，但因司法文书涉外送达方式有限，向域外当事人送达仍难以顺利进行。又如，实践中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比例极低，但大量案件当事人通过提起管辖权异议乃至进一步提起上诉变相拖延案件审判，极大拉长了纠纷解决周期。总的来看，当前涉外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效率问题尤为突出，一定程度上消耗着逐步积累起来的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


司法保护组织基础有待优化。我国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以来，实现了对原有知识产权审判体系的重大改革创新，实践成效显著，但运行中也出现一些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四个不相适应”：一是大量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飞跃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与我国四级两审制的基本诉讼制度不相适应；二是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理二审案件，与其重在审判监督指导的职能定位不相适应；三是对知识产权法庭二审裁判案件不服只能向本院申请再审，与我国整体审级监督制度不相适应；四是知识产权法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内部机构，人财物保障与承担的繁重任务、重大使命不相适应。此外，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人才专业门槛高、培养周期长，全国法院仍普遍存在专利审判人才特别是涉外专利审判人才数量不足、队伍不稳、培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三、如何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为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力量，知识产权司法应立足法治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联系，健全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能力、提高质效，更好保护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才能真保护创新、保护真创新。我国现代知识产权司法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历40多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


弱变强，基本形成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部门为牵引、4个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33个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重点、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业务部门为支撑的专业化审判体系。《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明确


提出，健全公正高效、管辖科学、权界清晰、系统完备的司法保护体制。目前，


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改革已步入深水区，要以问题为导向，以法治需求为牵引，着力解决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司法体制机制，理顺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与基本诉讼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的关系，明确各级知识产权审判组织的职能定位，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业化水平。


新兴科技领域的“事”与“势”，都是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必须关注的对象。在新兴领域矛盾纠纷涌入法院、而法律尚无明确规则的空窗期，迫切需要通过公正司法制止侵犯他人科技成果等不法行为。这就要求，一方面，审慎对待每一件“史无前例”之“事”，及时总结经验，明确和统一裁判规则，强化典型案例示范作用，给市场和社会树立正确导向、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准确把握科技创新、行业发展之“势”，不断学习研究、更新观念，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积极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文件，探索新兴领域治理方式，促推新兴领域和未来产业在法治轨道上安全、健康、有序发展。


把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统筹起来，提升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当前，面对涉外送达难、滥用管辖异议、程序“二元分立”和“禁诉令”、“反禁诉令”等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研究制定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律的诉讼法律规范、完善知识产权司法解释等方式推动解决。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度高、侵权假冒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区域，要整治到底、震慑到位。对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应研究制定相关防范制度，健全知识产权评价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归属与行使制度，实施好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形成有力制约手段。服务保障科技创新不能闭门造车，知识产权司法必须更好承担起推动国际合作任务，坚持为中外当事人提供更加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着力将中国打造为国际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优选地。同时，优化跨境司法协作安排，形成高效的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依法保障我国公民、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关键在人才。针对当前突出的知识产权专业审


判人才不足问题，各级法院既要坚持“苦练内功”，加大人才引进和定向重点培养，又要重视“纵横交互”，完善法院与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之间的人才双向交流锻炼和全国法院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人才上下交流培养等机制，让人才培养贯通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前端与诉讼后端、一审与二审。扩大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实现技术领域全覆盖，不断健全以技术调查官制度为基础，以专家辅助、专家陪审、技术鉴定、技术咨询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司法机关协同合作，推动理论研究与一线实践相互结合、彼此促进，培养一批熟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和国际政治、对外经贸等涉外领域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党建引领下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与辅导员队伍协同育人的实践探索以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梁乾


引言


党的大会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此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可能面临育人协同性不足、精准度不高等挑战。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构建“6106”管理育人体系，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与辅导员队伍协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育人模式。本文结合该校实践，探讨其经验与启示。


一、育人现状分析


（一）人员结构层次有待改善


从高校学生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任务来看，党员力量的分布与发挥仍存在提升空间。教职工职称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型，中间层次的中级职称人员过少，高级职称人员数量相对不足，导致工作经验传承和专业能力提升的中间纽带薄弱，不利于开展高水平的学生工作研究和创新实践。


（二）学生心理问题还有隐患


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学生结构差异、原生家庭教育等因素影响，部分学生存在心理隐患。通过开学季对新生心理健康筛查，发现有心理疾患的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对心理“高关怀”学生的疏导还需进一步加强。另外，部分家长对心理健康知识的了解不足导致家庭教育缺位，还需建立双向动态家校协同育人机制，进一步破解家庭教育心理支持困局。


（三）数智化管理手段水平有待提升


学校智慧校园建设平台数据共享互通平台还没有完全建成，利用数字化手段参与学生管理的高效平台还未建成，亟需建立学生教育管理大数据平台，提高学生日常教育、形态画像、综合测评、心理健康筛查等的系统性、精准性、科学性。


二、党建引领“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6106”体系的构建与内涵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以“学生中心”为导向，构建了“6106”管理育人体系。


1.联动“6大主体”


深入践行“一线规则”，推动学管干部、辅导员（班主任）、心理咨询师、安全保卫人员及后勤服务人员、学生干部等“6大主体”进驻社区，实现全员下沉、全域覆盖。学工干部分别担任公寓楼长，140余名社区辅导员（班主任）轮班24小时入住学生公寓；“聆心小屋”精准开展心理关怀；大学生自律委员会干部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覆盖全部社区单元；社区“校警驿站”24小时值班值守、治安岗亭全年24小时巡逻，处置各类安全隐患；快递服务延伸至社区内部，实现学生零距离取件。通过全链条闭环服务，成功打造出响应迅速、服务高效、学生满意的3分钟“一站式”社区服务圈。


2.强化“10项功能”


学校先后投入900余万元，加强“一站式”学生社区软硬件建设，系统整合党建引领、思政铸魂、学业辅导、文化传承、安全教育、生活服务、心理关怀、医疗保障、学生自治、日常管理等10项核心功能，构建起覆盖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全周期的育人服务体系。通过全方位渗透、多维度发力、深层次融合的育人实践，使学生在社区中既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又能在学业提升、品格养成、社会适应等关键成长节点获得靶向支持，社区育人主阵地的效能持续释放，时时育人、处处育人、人人育人的格局初步形成。


3.夯实“6大工程”


（1）实施思政铸魂工程，锚定理想信念坐标。以“滴灌式”教育浸润思想根基，推动思政工作直达学生身边。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学校实行“一把手”负责制，由党委学生工作部和行政学生工作处负责，在各二级学院的配合下，共同抓好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形成了学校党委书记（学院院长）、学工部（处）长、二级学院书记（院长）、学管办主任、辅导员（班主任）五位一体，上下贯通的学生管理体系，为学生工作有序推进奠定坚强的组织保障。二是全面统筹规划。将社区建设纳入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年度目标考核体系，校党委会议定期听取“一站式”建设、学生意识形态、心理健康等工作进展汇报，推动各项任务高效推进。三是建立健全体系支持学生社区建设。配备108名党


（团）员网格员，灵活开展信息摸排，实现社区思政管理无死角、全覆盖。四是丰富育人活动。以“党建工作进公寓”“学团心连心”“党（团）员示范岗驻楼宇”等活动为载体，将党（团）组织的影响力延伸至学生生活一线；组建由45名领导干部、党员教师组成的“春雨宣讲团”，定期走进学生社区宣讲党


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春雨”工程的持续推进，青年学生思想引领的精准度和实效性显著增强，形成“润物无声”的思政育人氛围。


（2）实施四自教育工程，打造自我成长空间。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为核心，激发学生自主意识，让“春苗”在实践中拔节生长。一是优化学生自治组织。连续4年选拔500余名优秀学生干部组建大学生自律委员会，同时选任家庭经济困难，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学生干部担任公寓楼栋长、楼层长、网格员，按月根据岗位职责，考核任务完成情况，兑现勤工助学补助，


实现社区学生自治管理全覆盖；开发“汉小鹮”AI智能小程序，实现学生自助


智能服务，切实让数据多跑腿，学生少跑路，日均响应学生各类学生生活咨询300余次，问题解决率达93%。二是激活空间效能。统筹社区内自修室、晨读园、就业服务站等公共空间，推动更多党政干部、专业教师、学业导师、优秀高年级学生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沙龙”“导师下午茶”“学长领航”等活动，将育人资源真正输送到学生身边；打造“行业专家进社区”“学术名家进社区”等品牌活动，让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润泽心灵，学生自主意识显著增强，社区自治能力与文化育人实效同步提升，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成长的良好生态。


（3）实施活动践德工程，构建实践育人生态。以春风化雨、实践砺德为导向，将品德培育融入实践全过程，推动知与行深度融合。一是扎根实践土壤。在学生社区设立“实践育人工作站”，整合专业教师、辅导员（班主任）、行业导师三方力量，围绕区域现代农业、设施农业、文旅康养等特色产业，精准设计实践计划，每学期分批次组织全校1万余名在校学生深入学校农场开展4课


时劳动实践课程，让实践育人成为品德培育的活教材。二是突出成果转化。设立社区践德积分榜，记录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长与经过，组建“眰向天汉”直播电商团队，年均开展助农直播60余场，助力农户销售高山肉蛋、蜂蜜、木


耳等土特产，实现了品德培育、技能提升、社会价值的闭环转化。通过“春风”践德工程，使实践育人覆盖面从社区延伸至社会，让学生在服务中锤炼品德、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彰显出德才兼备的育人成效。


（4）实施阳光资助工程，塑造成才资助模式。以“阳光透明、精准赋能”为核心，构建全链条资助体系，让“春蕾”在精准帮扶中绚烂绽放。一是精准识别需求，通过校园智慧信息系统比对学生缴纳学费、生活消费记录等数据，初筛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突发重大变故、特殊群体学生。二是通过辅导员（班主任）深入班级、实训室、宿舍、食堂实地走访，了解学生学习生活状况，研


判学生经济状况；摒弃唯证明辨别实际论，积极组织召开学生座谈会，进行客观分析判断。三是打造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年均全年发放各类奖助学金2500余万元，覆盖18000余人次；举办受助学生励志分享会，通过讲述砥砺奋斗故事，激励更多人用努力换取自信、用知识改变命运。通过“春蕾”阳光资助工程，不仅实现了应助尽助，更推动资助工作从经济帮扶向成长赋能升级，让每一株“春蕾”都能在阳光滋养下稳健成才。


（5）实施启智润心工程，搭建心理育人矩阵。坚持阳光护航，构建全链条心理支持体系，让“春光”照亮学生成长之路。一是构建联动机制。践行高校版“枫桥经验”，在社区建立“宿舍长、宿管员、辅导员（班主任）、专职心理咨询师”四级联动机制。宿舍长随时反馈同学状态，宿管员日常沟通研判反馈，辅导员（班主任）每周深入宿舍观察学生情绪变化，对苗头性问题及时介入，专职心理咨询师指导二级学院定期召开心理健康研判会，针对“高关怀”学生制定“一人一策”帮扶计划。二是搭建多维平台。为畅通学生诉求渠道，建设并开通校园“12345”意见交流平台，年均受理学生诉求800余件，办结率100%，平均响应时间不超过2小时。及时畅通心灵沟通渠道，在社区楼栋设立“聆心小屋”“心灵信箱”“知心树洞”等场域，专人值守，有效缓解学生学习、恋爱、就业压力。通过“春光”启智润心工程，社区学生心理问题主动求助率同比增长35%，心理危机事件发生率同比下降42%，逐步实现心理育人从被动干预向主动成长的转变。


（6）实施远航筑梦工程，构建就业育人格局。推动就业


育人与职业发展深度融合，让“春华”结出就业之实。一是聚焦职业规划。组建24名就业导师团，每周三深入“一站式”式学生社区，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就业规划，帮助学生进一步提升专业技能、明确就业目标。二是聚焦能力提升。实施宏志助航培训。引导学生对照职业岗位能力标准，开展靶向讲解，个性化辅导，助力补齐能力短板；学校每年举办“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简历设计大赛”“模拟面试大赛”等赛事，帮助学生进一步挖掘自身潜能，了解职场规律，增强就业信心。通过“春华”远航筑梦工程，就业指导从泛化服务转向精准赋能，学生职业竞争力与就业质量同步提升，实现了规划有方向、能力有储备、就业有保障的育人成效。


（二）党建引领的具体举措


1.加强组织保障


以党建带动、榜样带动、活动带动为抓手，实施“1+N”导师制，为每名辅导员配备科研、心理、教学等专项导师，推动其与学校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强化制度保障。创新管理机制。构建“五位一体”学生工作体系，整合辅导员、思政教师、班主任等力量，形成“大思政”育人合力。


2.落实活动载体


开展“四进两联一交友”“党建进公寓”等活动，组建“春雨宣讲团”宣讲党的理论，强化思想引领。通过学生满意度测评、同行互评、部门考核三维评价体系，将育人软指标转化为硬约束，2024年辅导员考核优秀率达98%。


三、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创新实践


（一）体系化设计，破解队伍发展瓶颈


出台《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管理办法（修订）》《辅导员、班主任工作考核细则（试行）》，明确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目标，确保专职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管理干部同待遇、同发展。目前，学校专职辅导员达87人，兼职辅导员达115人，师生比显著优化。构建学生满意度、同行互评、部门考核三维体系，整合辅导员、思政教师、班主任等力量，构建“五位一体”学生工作体系，形成“大思政”育人合力。


（二）专业化培养，提升育人能力


设立专项培训经费，构建年度规划、季度专题、月度实操培训链。通过岗前网络培训、心理健康教育专项技能研修等方式，组织全体辅导员、班主任赴佛坪县进行户外素质拓展等，实现“跨校跨域”学习；2名辅导员在省级素质能力训练营中获“特别表现奖”。开发关键能力量化表，动态记录辅导员在危机应对、班团管理等24项指标中的表现，建立个性化成长档案，为精准培养提供数据支撑。


（三）品牌化引领，激发创新活力


“致广大·耀精微”树标杆。药学院辅导员团队以“大医精诚”为核心，创新“3年3火制3药15剂”班级建设法，培养“明大德、强医能”的药学人才，该项目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思政赛项二等奖，实现陕西省历史性突破。“名辅导员工作室”强示范。选树“最美辅导员”，建设校级名辅导员工作室5个，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案例。汽车机电学院“工匠班”通过“校企双导师”制，将劳模精神融入职业规划，学生就业对口率提升至80%。


（四）协同化推进，多维联动凝聚育人合力


学校通过打破部门壁垒，构建党委领导、部门联动、院际共享的协同机制，为辅导员成长保驾护航。政策激励暖人心。落实辅导员职务晋升三单政策（单列计划、单设标准、单独评审），优化公寓硬件设施，设立专项奖励，近三年辅导员留存率提升35%。资源整合拓平台。联合省内外实践基地，打造辅导员研修联盟，并与兄弟院校共享培训资源。2024年，承办陕西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论坛，引发广泛关注和参与。社会服务显担当。辅导员既是学生的引路人，也是乡村振兴的轻骑兵，辅导员团队深入乡村开展“职教帮扶”，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辅导，相关案例被中省官网报道。


四、育人实效


（一）思政素养稳步增强，综合能力显著提高


通过“一站式”学生社区与辅导员队伍的协同育人，学校学生思想政治素养与综合能力显著提升。2023—2024学年，学生递交入党申请书人数同比增长40%，学生党员人数占比达8.5%；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劳动实践等活动人次同比增长35%；学生课程不及格率同比下降23%，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92.3%，同比提升3.5%；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发生率下降42%，学生对学校育人工作满意度达95%，较去年提升5%。


（二）品牌彰显成势，示范引领有力


学校“6106”管理育人体系、辅导员“致广大·耀精微”标杆项目等育人成果得到上级部门与同行的认可。2023年，学校被评为“陕西省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示范单位”；2名辅导员获省级“优秀辅导员”称号，1个辅导员团队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思政赛项二等奖；承办陕西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论坛、高职院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等省级活动3场，接待省内外高校考察学习20余次，育人品牌影响力显著扩大。


（三）深化三全育人，输出实践样本


学校通过党建引领，将“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与辅导员队伍发展深度绑定，实现了育人资源的系统性整合、育人队伍的专业化提升、育人服务的精准化供给，为高职院校深化“三全育人”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相关经验在《中国教育报》《学习强国》等媒体发表，为职业教育领域“一站式”学生社区与育人队伍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践支撑。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优化队伍结构，赋能专业发展


当前辅导员队伍呈现“金字塔型”职称分布，中级骨干力量薄弱，制约了队伍的持续创新与经验传承。为此，学校将实施“梯队强化计划”，重点加大对高级职称辅导员的培养与引进力度，优化职称评审通道，推动辅导员队伍向“橄榄型”结构转型。同时，着力提升党员辅导员比例，强化党建引领下的政治引领与组织保障。通过设立“辅导员成长工作坊”，建立“导师—骨干—新进”三级传帮带机制，系统强化队伍中坚力量，构建结构合理、政治坚定、专业扎实的辅导员发展梯队，为学生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二）深化智慧校园平台建设，提升数智化育人能力


针对学校现有智慧校园平台数据互通不畅、管理工具智能化水平不足的问题，学校将统筹推进“学生教育管理大数据平台”建设，打通教务、学工、心理、后勤等多系统数据壁垒，实现学生行为、学业、心理、消费等多维数据的


动态采集与智能分析。在此基础上，持续升级“汉小鹮”AI智能助手功能，拓


展其在学业预警、心理筛查、生涯规划、日常服务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推动学生管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实现育人服务的精准化、前瞻化与个性化，全面提升校园治理现代化水平。


（三）构建动态化家校协同机制，形成育人共同体


学生心理健康与全面发展离不开家庭教育的有效参与。学校将着力破解当前家校沟通不畅、协同机制虚化的问题，依托“家长学校”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生涯规划、亲子沟通等主题培训，提升家长育人素养。定期组织线上家长会、家校联系周等活动，建立“辅导员—家长”双向反馈机制。同时，利用信息化平台构建学生成长档案共享系统，使家长实时了解学生在校表现与成长轨迹，推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同频共振，逐步形成定位清晰、机制健全、互动频繁的家校协同育人新生态。


六、结论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表明，党建引领下“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与辅导员队伍协同育人，是高职院校深化“三全育人”改革、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有效路径。学校通过构建“6106”管理育人体系，实现了育人资源的系统性整合与服务供给的精准化升级；通过辅导员队伍“体系化设计、专业化培养、品牌化引领、协同化推进”的建设模式，破解了队伍发展瓶颈，提升了辅导员队伍专业素养与协同能力，下一步，学院应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深化“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与辅导员队伍发展的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协同育人模式，


提升育人实效，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提供坚实保障，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党建引领下高职院校立德树人协同育人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四个场景”系统建构的实践探索


上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谢炎炎


引言


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实践要求，为高校育人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2026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2]这一部署不仅凸显了立德树人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也为高职院校推进育人方式变革、深化协同育人机制创新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2026年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进一步提出由“三全育人”向“四全育人”拓展，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基础上，增加“全领域育人”，凸显立德树人从单一课堂、单一部门推进向多场域贯通、多主体协同、多资源整合的系统性跃升。[3]对于高职院校而言，这一理念升级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职业教育天然具有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企业实践交织融合的开放性特征，亟须将立德树人从“课程要求”转化为“场景机制”。课堂—校园—社区—企业“四个场景”协同育人，正是对“四全育人”尤其是“全领域育人”要求的实践回应与机制表达。


当前，随着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不断深化，高职教育正加快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型，“德技并修、工学结合”日益成为人才培养的核心要求。高职院校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重要使命，必须将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推动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有机统一。但从现实来看，在落实立德树人过程中，仍不同程度存在育人主体调动不足、育人资源挖掘整合不够、协同育人机制尚未普遍建立等问题[4]，导致立德树人的整体效能未能充分释放。因此，如何立足高职教育规律，打破课堂内外、校内校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边界，构建系统集成、协同联动的育人机制，已成为新时代高职院校必须回应的核心命题。


针对上述问题，学界围绕立德树人、“三全育人”、课程思政、产教融合、党建引领等议题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为高职院校育人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


理论支撑。然而，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于单一育人要素、单一场域或局部机制，对于如何在党建引领下推动多场景协同、跨主体联动、系统化推进立德树人机制创新的探索仍有待深入开展。尤其在高职院校这一兼具教育属性与职业属性的特殊类型中，如何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企业实践等多元育人场景有机整合，构建具有类型特征的协同育人机制，仍需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系统总结与理论提升。


1.党建引领下高职院校立德树人协同育人的理论逻辑


1.1立德树人是高职教育的根本遵循


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也是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的价值坐标。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属性，为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了根本遵循。对高职院校而言，立德树人不仅体现为价值引领的政治要求，更体现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内在需要。职业教育以服务国家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既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也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精神。


随着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持续变革。传统的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育人模式已难以完全适应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需求。立德树人不仅需要在思政课堂中得到系统落实，更需要在专业教学、实践训练、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等多元场景中得到综合体现。只有将价值引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中实现价值塑造，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根本目标。因此，从大系统的视角审视高职院校育人体系，将立德树人贯穿课堂内外、校内校外和理论实践之间，是新时代高职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从育人的理念演进看，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正由“三全育人”向“四全育人”深化拓展。相较于“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主要强调育人主体、育人时序和育人覆盖面，“全领域育人”进一步凸显育人场域、育人资源与育人生态的整合，要求打破课堂内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边界，推动立德树人从“独立分块”走向“系统整合”。这一跃升的深层逻辑在于，新时代的育人工作必须超越条块分割、零敲碎打的局部优化阶段，走向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的深层变革。[5]对于高职院校而言，这一理念的升级与其开放办


学、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的类型特征完全契合，也为构建课堂、校园、社区、企业“四个场景”协同育人机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1.2党建引领是协同育人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保障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指出，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和“魂”在于加强党的建设，[6]高校党建不仅承担着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和组织引领的重要职责，也在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协同育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高校能够在不同育人主体之间形成价值共识和行动协同，从而推动育人资源整合和育人机制创新。


党建引领对于高职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尤为重要。一方面，高职院校的育人场域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多样性，除了课堂教学，还涉及企业实践、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活动等多种场景。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育人主体多元，包括思政教师、专业教师、辅导员、企业导师和社会组织等。若缺乏统一的价值引领和组织统筹，容易出现育人资源分散、育人目标不一致等问题。党建工作通过思想引领和组织协调，能够将不同主体凝聚在立德树人这一共同目标之下，推动形成多主体协同、多资源整合的育人格局。同时，党建引领还能够通过制度建设和平台建设，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从而不断提升育人的整体效能。


1.3“四个场景”协同育人的内在逻辑


从人才培养全过程来看，高职院校的育人活动并不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而是分布在多个不同的育人场域之中。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和企业实践共同构成了学生成长的育人体系。若从系统视角进行整合，可以将高职院校的主要育人场域概括为课堂、校园、社区和企业“四个场景”。其中，课堂场景是立德树人的主渠道，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专业知识传授的重要任务；校园场景通过校园文化、品牌活动和榜样引领等方式，营造潜移默化的价值引导环境；社区场景通过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社会调研等活动，引导学生在社会情境中理解时代使命与社会责任；企业场景则依托产教融合与实践教学平台，在真实生产环境中培育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


从协同育人的角度看，“四个场景”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通、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课堂场景为学生提供理论认知和价值引导，校园场景强化价值认同与文化浸润，社区场景促进价值实践与社会体验，企业场景则通过


真实职业情境实现职业精神的培育。当四个场景在党建引领下形成协同联动机制时，立德树人便能够从单一课堂走向全域育人，从阶段性教育走向全过程培养，进而构建起课堂与社会相互贯通、知识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育人体系。因此，探索以党建为统领、以“四个场景”为载体的协同育人机制，对于推动高职院校实现由“单一育人”向“系统育人”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2.“四个场景”协同育人的机制建构


在党建引领下推进高职院校立德树人协同育人，关键在于突破传统“单一课堂、分散推进”的育人模式，立足高职教育类型特征，构建多场景联动、多主体协同、多要素融合的系统化育人机制。尤其在“四全育人”视域下，要进一步强调育人场域的延展、育人资源的整合与育人生态的重构。课堂、校园、社区、企业“四个场景”既是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空间，也是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全领域育人”落地的重要载体。通过统筹“四个场景”育人资源、贯通育人链条、形成“四个场景”协同机制，能够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以整体建构的形式实现全域协同育人。


2.1课堂场景：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夯实主渠道育人机制


课堂教学始终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也是“四个场景”协同育人的逻辑起点。在高职院校，课堂场景不仅包括思政理论课这一价值引领主阵地，也包括专业教育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和实践类课程等多类型课堂。推进课堂场景育人机制建设，关键在于打破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之间的壁垒，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要强化思政课程的主导作用。思政课要立足高职学生成长规律和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增强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实践性和亲和力，把党的创新理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新质生产力发展、工匠精神培育等内容有机融入课堂教学。通过案例教学、情境教学、项目化教学、行走课堂等方式，把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和产业变革转化为学生可感可知的教学内容，提升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吸引力。


另一方面，要深化课程思政建设，推动专业课堂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要围绕不同专业特点，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职业伦理、工匠精神、创新意识、责任担当、家国情怀等价值内容有机融入专业教学设计，形成“专业知识—职业能力—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课程结构。通过思政教师与专业教


师协同备课、联合教研、共同设计教学案例等方式，建立“思政课程引领、专业课程承接、实践课程深化”的课堂协同机制，使课堂场景真正成为“四个场景”协同育人的源头活水。


2.2校园场景：以文化浸润与品牌活动构建日常化育人机制


高职院校学生的价值认同和行为养成，既来自课堂中的理论学习，也深受校园文化氛围、日常活动参与和榜样力量影响。构建校园场景育人机制，核心在于把立德树人要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品牌活动打造和学生日常管理之中，使育人延伸为“浸润式的日常引导”。


一是以校园文化建设强化价值浸润。高职院校应立足职业教育特点，围绕“技能报国、匠心筑梦、德技并修”等主题，构建具有鲜明类型特色的校园文化体系。通过校史校情教育、职业精神教育、劳模工匠进校园、先进典型宣传等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融入校园文化环境，形成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育人氛围。要善于将技能竞赛成果、优秀校友事迹、冠军人物故事等转化为育人资源，推动资源转化，使学生在榜样引领中增强职业认同和使命意识。


二是以品牌活动建设增强育人效果。围绕重要时间节点、重大主题教育、专业特色和学生成长需求，打造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校园育人品牌，如理论宣讲、主题讲堂、文化节、劳动教育周、创新创业实践、榜样分享会等。通过“品牌活动+主题教育+学生参与”的方式，把思想政治教育从“教师讲给学生听”转化为“学生在参与中感悟”，增强育人的互动性、体验性和持续性。校园场景的优势在于其日常性和连续性，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价值塑造，与课堂场景形成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互补充的育人格局。


2.3社区场景：以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拓展社会化育人机制


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7]新时代立德树人强调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的有效融合。社区不仅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学生将理论认知转化为社会责任、将价值认同转化为行动自觉的重要场域。构建社区场景育人机制，关键在于推动学校教育主动走向社会、融入基层，在真实社会情境中提升学生的责任意识、公共精神和实践能力。


一是以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拓展育人空间。高职院校应依托属地资源，建立稳定的社区实践平台，围绕基层治理、文明创建、老幼关爱、数字赋能、文


化传播、国家安全教育等主题，组织学生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社会调查、主题宣讲和实践体验活动。通过把学生所学专业与社区实际需求相结合，使社会实践成为专业能力服务社会、青年责任回应时代的重要过程，实现“专业实践”与“价值实践”的双重育人目标。


二是以项目化机制提升社区育人实效。社区场景育人不能停留于碎片化、临时性活动，而应建立“课程化嵌入、项目化实施、常态化运行”的机制。可以将社区实践与思政课实践教学、劳动教育、社会调查、第二课堂学分等有机衔接。通过党支部共建、校地协同、师生团队联动等方式，推动社区场景由“外部资源”转变为“育人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在社会参与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和国家战略的理解，也能够在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真实体验中增强人民立场、责任担当和职业使命感，从而实现从“认知认同”到“实践认同”的转化。


2.4企业场景：以产教融合与真实情境塑造职业精神育人机制


企业场景是高职院校最具类型特色、最能体现职业教育优势的育人场域。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职业能力形成、岗位胜任力培养和职业精神塑造。企业不仅是技能训练的重要平台，也是学生理解产业发展、感受职业规范、养成职业品格的真实课堂。因此，在“四个场景”协同育人体系中，企业场景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一是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强化职业精神培育。高职院校应充分发挥校企合作、产业学院、实训基地等平台作用，把企业场景从单纯的技能训练场所转化为职业价值塑造的重要空间。在企业实践中，学生不仅学习岗位技能，更直接接触企业文化、行业规范、质量标准、团队协作和职业纪律，这些内容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资源。通过将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质量意识、创新意识、责任意识嵌入实习实训全过程，能够有效推动学生实现从“学技能”向“悟职业”“明责任”的提升。


二是构建校企协同育人的制度化机制。企业场景育人的关键不在于“把学生送进企业”，而在于建立校企共同育人的制度机制。高职院校应推动企业导师、专业教师、思政教师、辅导员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实践教学设计、实习过程指导和育人评价反馈，形成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企业场景育人共同体。特别是要注重把企业中的先进人物、技术能手、劳模工匠等引入育人过程，使其既担任技能指导者，也成为价值引领者。通过“岗位实践+企业文化+榜样示


范+反思总结”的路径，把企业场景打造为高职学生职业精神养成的“社会大课堂”，


使立德树人真正落实到真实生产情境之中。


2.5“四个场景”协同育人运行机制：从分散育人走向系统育人


“四个场景”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和运行链条。课堂场景侧重理论引导和价值启蒙，校园场景侧重文化浸润和价值内化，社区场景侧重社会参与和价值锤炼，企业场景侧重职业实践和责任养成。四者共同构成了“认知—认同—践行—内化”的育人闭环。只有在党建引领下实现四类场景的有机贯通，才能真正形成从课堂到校园、从学校到社会、从知识到行动、从成长到成才的完整育人链条。


因此，高职院校应建立“四个场景”协同推进机制，强化顶层设计、平台统筹、队伍协同和评价联动。一方面，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职能部门协同推进、二级学院具体落实、校内外主体共同参与的组织体系；另一方面，要构建覆盖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和企业实践的综合评价体系，将学生在不同场景中的参与表现、成长变化和价值发展纳入全过程评价。通过组织机制、运行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系统建构，推动立德树人由“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不断提升协同育人的整体效能。


3“四个场景”协同育人的现实启示


3.1必须坚持党建统领，确保协同育人的正确方向


高职院校推进“四个场景”协同育人，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只有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才能有效整合不同部门、不同学院、不同校外主体的育人资源，确保各类场景始终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党建统领不是外在附加，而是“四个场景”能够真正协同起来的根本前提。


3.2必须立足高职类型特征，突出职业教育的场景优势


高职院校的育人体系天然具有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的特性。课堂、社区、企业等场景本身就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进立德树人机制创新，应立足高职教育“德技并修、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的类型特征，充分发挥真实岗位、真实任务、真实社会情境的育人价值。尤其是企业场景和社区场景，应从“辅助教学”提升为“核心育人场域”，使高职院校的类型优势真正转化为立德树人的实践优势。


3.3必须强化机制建构，推动育人实践“制度化”


从实践中看，许多学校并不缺少活动，也并不缺少资源，真正缺少的是把活动、资源和主体整合为稳定育人机制的能力。立德树人不能仅靠阶段性活动推动，而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平台建设、流程优化和责任落实，形成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运行机制。要把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企业实践之间的关系制度化，把思政教师、专业教师、辅导员、企业导师、社区力量之间的协同机制化，把育人项目与课程体系、实践体系、评价体系之间的衔接规范化，协同育人才能真正走深走实。


3.4必须完善评价闭环，提升育人工作实效性


协同育人的难点之一，在于效果往往具有长期性、综合性和隐性特征。推进“四个场景”协同育人，还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既要关注学生在不同场景中的参与情况，更要关注其思想认识、职业认同、行为养成和综合素养的变化；既要注重结果评价，也要强化过程评价和发展性评价。通过构建涵盖课程表现、活动参与、实践反思、岗位表现、成长档案等要素的综合评价机制，不断提升协同育人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4结语


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立德树人既是高职院校必须坚守的根本任务，也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牵引。随着教育理念由“三全育人”向“四全育人”深化拓展，立德树人的实践逻辑正在由要素协同进一步走向生态重构。对高职院校而言，单纯依靠思政课堂或单一部门推进，已难以满足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亟须立足职业教育


“德技并修、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的类型特征，推动立德树人从“课程要求”转化为“机制安排”，从“局部推进”走向“系统建构”。


当然，党建引领下高职院校立德树人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四个场景”协同育人的制度供给，完善校内外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深化数字技术赋能育人场景重构，健全过程化、综合化、发展性评价体系，不断提升立德树人的精准性、协同性和实效性。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把高职院校建设成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重要阵地，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地方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郑州轻工业大学为例


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冯华超


20XX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指出，为了进一步完善学分制，应建立健全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度，安排符合条件的教师为学生提供指导[1]。因此，本科生导师制作为国家战略落地的制度保障，对于推动国家教育战略具有深远意义。除此之外，在科技创新驱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为了能够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优势地位，我们必然要加大对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是国家发展水平和潜力的重要标志[2]，而本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阶段，因此，实施本科生导师制，选拔符合条件的导师对有专长的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指导，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综上所述，以本科生导师制为研究主题，不仅响应了国家关于深化本科教育的政策，而且还顺应了时代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本科生导师制起源于14世纪的牛津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教学制度被引进中国[3]。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多所知名部属高校在推行本科生导师制的过程中取得显著成效，大量的地方高校也逐渐将本科生导师制融入本校的教学体系中。目前，我国学界对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硕果累累，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关于本科生导师制内涵的研究。国内对于本科生导师制内涵的研究与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些学者认为导师制是一种导师定期开展一对一或一对多教学的方法。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导师制是一种有明文规定、人才培养功能和“个性化”指导理念的辅助性制度[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高校将传统本科生导师制与高校人才培养特色相结合，形成自己对本科生导师制内涵的独特理解。例如，北京联合大学提出的四位一体本科生导师制[5]。（2）关于本科生导师制模式的研究。我国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将本科生导师制模式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根据高等院校的类型，分为课程型的导师制、实验室型的导师制、全方位型及社团型的导师制[6]；根据指导对象，分为全员导师制和优秀生导师制[7-8]；根据指导内容，分为阶梯式导师制和专项式导师制[9]；根据指导时间，分为全程式导师制和半程式导师制。（3）关于本科生导师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研究。第一，学校层面的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第二，导师和学生的比例不协调；第三，导师的指导内容不明确；第四，导师的考评激励制度不完善


[10]。（4）关于本科生导师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的研究。第一，教育资源冲突。第二，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第三，管理体制冲突[11-12]。这三个矛盾之间形成相互关联的因果网络，精英教育模式与大众化资源不匹配引发价值观念和管理矛盾，二者又加剧了资源矛盾。


通过汇总已有文献发现，我国学界对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本科生导师制内涵的研究、对本科生导师制模式的研究以及对本科生导师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研究等方面。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对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角度较为狭隘，针对学生及导师主观需求的研究十分有限，研究主要从国内外制度环境差异和学校资源角度分析。虽然有学者提出“应根据教师和学生情况制订不同的导师制实施方案”的建议，但目前对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总体上均从学校角度出发，以学生和导师为对象进行微观分析的研究极其少见。因此，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郑州轻工业大学在校本科生438人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构成涵盖该校主要学科专业及全部四个年级层次，形式为问卷调查，并对所得结果进行系统分析，旨在通过调查研究郑州轻工业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现状，深入分析郑州轻工业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特点、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为其他地方高校解决类似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的对策和建议，促进本科生导师制的完善与发展。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依据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学生人数比例，选择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等学院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在这些学院中共发放问卷438份，共收回问卷438份，回收率为100%，本次调查对象涵盖大一至大四各年级的不同学院和专业的本科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二）调查内容


为了系统了解郑州轻工业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现状，问卷主要从学生对导师制的了解及认同、选择导师的方式与侧重点、导师的指导以及学生需求情况、学生对导师指导态度的评价和满意度等方面设计问题，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深入挖掘郑州轻工业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存在的问题。同时，为确保问卷的效度及信度，研究在正式问卷调查之前进行了问卷预调查，再根据实


际情况修订问卷。


二、地方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现状和特征


（一）本科生对本科生导师制的了解与认同情况


本科生对导师制的认知度越高，认可度就越高。由表1可知，本科生对本科生导师制的认知度与认可度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χ2（20）=31.7098，p=0.046]，对本科生导师制了解程度越高的学生，越认为有必要实施本科生导师制。


（二）本科生选择导师的侧重情况


不同年级本科生选择导师时考虑的因素不同。对“你在选择导师时考虑什么因素”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年级的本科生在选择导师时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大四年级本科生在选择导师时更加注重导师的指导风格（占比为100%）和带教水平（占比为81%），这反映了高年级更需要导师在论文、就业等方面的“实效指导”；而大一和大二年级的本科生对研究方向（占比分别为77%、83%）和学术水平（占比分别为78%、80%）的关注度略高于高年级，体现出低年级更关注“学术适配性”。这可能是因为大一、大二处于学术入门阶段，学生更关注导师的研究方向与学术水平，以匹配学术路径、进行专业启蒙，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体现对“学术适配性”的重视；大四学生面临毕业与就业，更看重导师的指导风格与带教水平，需要导师提供高效、直接的“实效指导”，以解决短期紧迫问题，反映从学术探索到实践冲刺的需求演进[14]。


（三）本科生与导师的互动情况


对导师制认可度高的本科生更倾向于寻求导师的帮助。由表2可知，是否需要导师帮助与对本科生导师制的认可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χ2（8）


=47.4207，p=0.000]，越是认为实施本科生导师制有必要的学生，越倾向于寻求导师的帮助。


三、地方高校本科生导师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或学院方面存在的问题


导师更换机制不健全。对“导师选择固定，中途不能更换”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有18.27%的本科生选择了该选项，反映了一些学生对于导师选择灵活性的需求。同时，对问题“导师制实行过程中，可以申请更换导师吗？”调查结果显示，有10．66%的学生选择了“不可以”，有76.65%的学生选择“不清楚”，说明学院在本科生导师制的师生互选中的机制不健全，使得学生


不清楚导师是否可以中途更换，结合本选项可知，一部分学生更换导师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二）导师方面存在的问题


导师指导本科生效果不佳。对“是否在导师的指导下获得过奖励”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占比为45%）从未在导师的指导下获得过任何奖励。这一情况从侧面反映出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效果不佳，导师未能帮助学生获得学术竞赛奖、奖学金等荣誉及奖励或帮助学生发表科研论文。同时，根据学生对“与导师的单独交流频率”这一问题的回答得知，超过一半的学生（占比为53%）与导师单独交流的频率在“一年几次”以下，这反映了导师对学生的指导频率较低，导师对学生的关注度不高，导致指导效果也并不理想。


（三）学生方面存在的问题


缺乏联系导师的主动性，性格内向的学生更为明显。在本科生导师制实施过程中，部分学生表现出与导师沟通互动和积极性方面的不足，有近40%的学生表示缺乏联系导师的积极性，通过对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学生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发现，这可能与学生对导师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学生的科研兴趣不高，或许与学生的负荷过重，无暇与导师深入交流有关。


除此之外，根据学生的性格与学生与导师单独交流频率两者之间的交叉结果可以得知，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χ2（6）=18.2579，p=0.006]。性格外向的学生更倾向于“相对频繁”地与导师互动（占比为13.20%），可见外向性格的学生在师生互动中主动性较强。而内向学生大多选择了“交流较少”


（占比为16.75%），反映出内向性格的学生在师生单独交流中较为被动。


四、完善地方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的对策


（一）学院角度


为了更有效地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学院需要从多个维度出发，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如对导师制进行动态调整、加强与其他高校的交流合作以及加大对导师的奖励力度，来确保制度的顺利实施和高效运行。


创新精准化互选机制。针对学生反映的“导师选择固定，中途不能更换”这一问题，学校和学院应完善现有的导师选择制度，明确更换导师的规则、导师更换的时间节点和导师更换的流程。当导师因故无法履职、导师与学生性格不合以及科研方向不匹配时，学生可以在固定的时间节点（例如每学期结束）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学院则按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审核更换导师的申请并给予


学生答复，这样就能给予学生更加灵活的选择权利，让学生选择更适合的导师，更好地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13]。


（二）导师角度


导师在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能够达到有效指导学生的目的，导师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更好地履行职责。


1.改善指导效果


调查结果显示，约18%的学生认为存在“导师指导效果不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导师应该深入了解所指导学生的性格特点、学术兴趣和个人能力，并结合这些特点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第二，学院应该关注导师的工作压力，适当减轻导师的非教学负担，确保导师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指导学生，履行职责。


2.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解决导师与学生之间沟通较少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导师应当主动关心学生的学业、生活以及心理等状况，定期通过面谈、发AAA或邮件等方式与学生联系，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困惑，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指导，以解决学生的问题；第二，导师与学生之间应建立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导师在与学生交流时应当鼓励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耐心倾听学生的困惑，为学生提供悉心指导，从而提升学生的能力。


（三）学生角度


在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过程中，学生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充分利用导师资源，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学生应采取以下策略。


1.增强对导师制的理解与认同


调查结果显示，有56.35%的学生表示对导师制了解不足，这反映出部分学生对导师制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学院应当通过开展形式丰富、内容有趣的宣传活动吸引学生参加，例如以本科生导师制为主题拍摄趣味短视频。这是因为随着短视频的流行，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刷”短视频，通过这种形式进行宣传更加灵活，更加有趣，能够帮助学生深刻认识到导师制在学术指导、职业规划和兴趣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


2.提高联系导师的积极性


调查结果显示，有38.58%的本科生缺乏联系导师的主动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校应培养本科生的“主人翁”意识，使学生认识到与导师沟通交流的


重要性，强调导师在学业、科研以及未来职业规划等方面对学生提供的指导和帮助，能够全方位助力学生成长，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竞争力，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上行稳致远[14]。


五、结束语


本科生导师制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的教学制度被我国引入，随着推广进程的加快，本科生导师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响应国家推进本科教育改革政策的重要制度之一，而且还是培养高科技创新人才，增强我国综合实力的重要制度之一。


本文通过对郑州轻工业大学438名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本科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该校在实施本科生导师制时存在导师更换机制不健全、导师指导学生的效果不佳等方面的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学校、导师和学生三个角度提出创新精准化互选机制、改善导师的指导效果等几点对策建议。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研究样本的数量相对较少、数据分析不够深入。因此，未来我们计划采用扩大样本量、改进抽样方法等方式进行深入探索，从而进一步提高研究的普适性和精确性。


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探索以贵州遵义为例


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田慧芳


“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是人们超越时空感悟红色历史的客观载体，具有价值引领、道德培养、精神激励等多重价值。”[1]贵州遵义是红色革命圣地，拥有多元而丰富的红色资源，将红色资源融入思政课，不仅可以丰富教学载体，破解理论灌输的抽象化难题，还能厚植家国情怀，依托红色精神与革命事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然而，当前高校思政教学在内容选取与实践方式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鉴于此，贵州高校思政课教师应立足黔贵红色沃土，深挖本土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强化师资队伍的红色素养培育，营造沉浸式校园红色氛围，推动红色资源与高校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不断增强思政课铸魂育人的效果。


一、遵义红色资源简述


遵义的红色文化资源是党历经磨难、修正错误、走向辉煌的历史见证，其蕴含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有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遵义的红色资源形式多样，主要分为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两大类。


（一）物质形态红色资源


一是纪念馆、旧址、遗址，如遵义会议纪念馆、苟坝会议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女红军纪念馆、娄山关战斗遗址、青杠坡战斗遗址等，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址遗迹记述了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是高校思政课教学最直观的历史资料。


二是烈士陵园、墓地，如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青杠坡烈士陵园、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等，这些庄严肃穆的纪念场所寄托着对革命先烈的无尽追思，有助于学生深刻领悟牺牲与奉献的崇高内涵。


三是人文景观，像娄山关景区、丙安古镇、乌江渡景区等，这些自然和人文交织在一起的红色地标，既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又有着旅游和教育功能，为思政课开展实地教学和社会实践提供了富有活力的场域。


这些资源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艰难条件下坚持真理、修正差错的政治胆略，以及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担当，见证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形，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实支撑意义。


（二）非物质形态红色资源


非物质形态的红色资源主要指以影视剧、红色歌曲等文化创作形式呈现的红色资源，如长征文化沉浸式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电视剧《花茂人家》、花灯戏《十谢共产党》等。这些作品运用艺术手段，将革命进程与英雄形象以更生动具体的方式呈现给大众，润物无声地弘扬了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此外，还有诗歌、歌剧等红色文艺作品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提供了鲜活素材。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复杂，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日益加深为此，高校思政课教师应深入挖掘并有效运用本地红色资源，不断增强教学效果，筑牢学生的思想防线。只有在继承革命传统、汲取红色文化养分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教学，推动红色资源与思政课深度融合，把红色故事讲透、把革命精神讲活，才能引导青年学生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担当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优势


地方红色资源，能有效增强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效果。这类资源由于其独有的地域属性与精神内核，既可以依托真实的历史场景与革命事迹增强课程感染力，又可以在教学中以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不断增强育人效果，从而实现红色资源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目的。


（一）吸引性：地方红色资源可以丰富高校思政课内容


红色资源是讲好思政课的宝贵资源，是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中国化时代化实践成效的鲜活素材。同时，红色资源作为一种优质的、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为人们超越时空感受红色历史提供了客观载体，具有不可替代性。遵义作为红色之都、转折之城，红色资源丰富厚重，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蕴含着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这些得天独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将遵义地区独具特色的红色资源巧妙、有机地融入高校思政课堂，不仅能够打破传统课堂理论灌输可能带来的沉闷氛围，还能在深层次上为相对静态的教材内容注入鲜活的地方性案例和情感共鸣点，可极大地延伸教学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例如，讲授“脱贫攻坚”战略时，教师可结合遵义地区“信念坚定、勇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精神传统，以花茂


村从“荒茅田”到“花繁叶茂”的蝶变为实例，展现当地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传承红色基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脱贫实践，引导学生分析花茂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治理效能的脱贫历程。通过从破败村落变为望山见水、留住乡愁的美丽乡村以及从物资匮乏到生活富足、精神昂扬的对比，让学生具象化感受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深刻领会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二）针对性：地方红色资源因其贴近性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鸣


红色资源和高校思政课程本身就具有内在关联性，把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堂，就是这种关联性在教学实践中的直观表现。地方红色资源在地理位置上和学生邻近，是他们能够直接实地考察、亲身感受的生动教材。这类资源和学生的日常生活贴合度高，把学生从小听到大的地方红色故事融入思政教学，找准其与课程内容的契合之处，并采用灵活接地气的教学形式，便能避免红色资源在课堂上沦为生硬的知识点。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更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而且也会增强思政课的教学效果。例如：讲授红军“四渡赤水”战例，遵义当地的教师可以利用区位上的便利，安排学生到赤水河畔的渡口遗址、相关纪念馆进行实地研学。这类安排能让学生走进历史事件的发生现场，搭建起沉浸式的学习场景。原来课本里抽象的文字和行军箭头标识，化为眼前真实的赤水河与战场遗迹，学生能切身感受当年红军在敌众我寡、身陷重围的绝境中，如何凭借过人的指挥智慧和灵活的作战策略成功突破包围、扭转局势。这类沉浸式、体验式的教学，不仅增强了课程内容的历史真实感与现实关联度，使原本距离学生十分遥远的战争史变得可触可感，深化了学生对军事思想、革命精神的理解，丰富了教学的内涵与深度，更让单纯的知识学习转变为情感层面的认同和洗礼，这是单纯的文本学习做不到的。这让学生得以真切触摸历史脉络，感受红色文化的力量，从而激发爱国情怀、筑牢理想信念、赓续红色血脉、勇担奋斗使命。


（三）实效性：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堂更为便捷


地方红色资源凭借其独特的地域优势，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提供了便捷的素材。“思政课教育教学过程，是引导大学生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转化为认同，由认同内化为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思维方法，同时外化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过程。”[2]地方红色资源因其地域优势，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效性。例如通过开展“行走的思政课”，让学生走进实地进行沉浸式体验，切


身感受革命者的革命热情及坚定的理想信念，可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课程内容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遵义会议会址为高校思政课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鲜活素材。教师可组织学生前往会址及周边革命遗址群进行现场教学，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单向灌输式教学方法的突破。在遵义会议会址现场，教师可运用体验式教学法，组织学生观察会场的陈设布局、历史文物，回想当年激烈讨论的场景，亲身体验那段艰难岁月，并引导学生深度思考在生死存亡关头，是什么力量促成了伟大转折的发生。通过这种多感官调动、全方位参与的教学方式，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从抽象的理论阐述具象化为学生眼前的一砖一瓦、耳畔的历史回声和内心的深刻触动。学生在这种真实的历史场域中，能够更直观、深刻地感受和理解这场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领悟其伟大的转折意义与深邃的精神内涵。这种基于“在地化”资源的深度体验，远比课堂讲授更能在学生心中烙下红色印记，促使他们对红色文化从认知层面的了解，升华为情感上的强烈共鸣和精神上的高度认同，最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实践者。


三、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堂的实践路径


地方红色资源是开展思政教育弥足珍贵的素材，将其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既能充分彰显红色资源的育人价值又能达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目标。


（一）教学资源“多”起来：整合红色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高校应结合地域特色，全面系统地挖掘并整合当地红色资源，把这些资源以科学化、模块化形式转变为思政课堂的鲜活教材这既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有效办法一方面高校思政课教师要组织学生前往革命旧址、革命博物馆、英雄纪念地等红色场所，依托实践调研与沉浸式教学方式，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里感知历史，领悟革命精神在新质生产力和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从业者应把握时代机遇，全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VR）、加强现实（AR）等前沿技术，系统、精准地开展地方红色资源的数字化采集、保存、分析与创意显示这样，不但能够突破物理空间的局限，推动红色资源由传统实体转变为虚实融合与互动沉浸的数字化体验，还能够实现资源的长期保存、广泛共享和智能重构。这有利于更高效地整合零散的红色瑰宝，进行便捷、精准的传播以及教学运用，从而提升教


学素材的多样性与思想性。最终推动红色资源由物理形态转变为数字形态，在资源全面整合与便捷传输中丰富教学内容比如遵义大型沉浸式表演剧目《伟大转折》，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把人、声、光、水、电、影、景有机融合，带来全新的观剧感受这不但让观众沉浸于表演中，更使其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红色教育，深切领悟到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的强大感召力这种数字化优质资源能够为高校思政课提供可复制与推广的资源转化方式。


与此同时，高校应根据各年级以及课程的特点，用心打造一套特有的红色文化课程，建立分级分类的红色课程体系教师可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理解水平与各门思想政治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仔细筛选、深度挖掘一系列主题清晰且具有层次性的红色文化专题课程或者教学单元例如可邀请革命后代以及红色文化领域的专家走进课堂，用讲述历史事件、交流革命理念等方式，把红色资源融入思政课这样，能够把抽象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转变为具体鲜活、打动人心的可知可感的事例。此外，教师应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深受大学生喜爱的新兴传播渠道，不断推出高品质红色故事短片、历史知识普及素材、专家微型访谈，以及虚拟展馆导览等内容，以此提升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关注度与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参与度同时，还可以通过直播讲座、在线研讨、互动问答等方式，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范围拓展到互联网，不断深化大学生的历史认知、思维层次与价值判断。


（二）教学方法“新”起来：创新教学方法，增强教学效果


在当今教育改革背景下，突破传统教学、创新教学方法已成为破解教学效能瓶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引擎。传统的思政课堂往往陷入“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固化模式，偏重理论知识的单向灌输与被动接收。这种脱离学生主体性和时代特征的教学方式，不仅难以满足数字原生代学生渴求互动、崇尚体验、善于探究的学习特质，更易导致思政教育陷入“入耳不入心”的困境。因此，在推动红色文化资源深度融入高校思政课堂的进程中，将教学方法创新置于战略高度，以激发学生内生学习动力、显著提升育人实效为旨归，成为教育工作者必须肩负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应注重创新教学方法，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在创新教学方法的驱动下，红色资源可通过多种形式融入思政课堂。教师可采用互动式、体验式、项目式等教学方法，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互动手段，增强大学生学习的代入感和体验感。例如，遵义市


汇川艺术中心剧场常年排演展现长征精神、遵义会议历史的舞台剧与歌舞演出，凤凰山广场的露天剧场也定期推出面向群众的红色主题文艺晚会。


教师可将这些地方红色演出资源引入教学环节，课前布置观演任务，要求学生带着问题观看，课中围绕演出片段展开讨论，分析人物形象与历史情境，课后指导学生尝试改编剧中片段进行角色扮演或撰写观演心得。如此一来，历史不再是纸面上的静默叙述，而是在舞台光影与课堂思辨的交织中，与当代青年展开的真切对话，学生在观演与模拟中对红色精神的理解便潜移默化地内化为可感知的价值认同。


同时，还可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打造沉浸式红色文化课堂，使红色资源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体验红色历史，进一步提高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断增强学习效果。此外，红色资源融入思政课应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可以通过组织红色主题演讲比赛、红色故事会、红色微电影制作等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中领悟红色精神，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师资队伍“强”起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能力


提升思政课教师运用地方红色资源的能力与水平，是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增强思政课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针对性的重要举措，对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可以从素养提升、教学转化、机制保障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理论素养与研学积淀，夯实资源运用基础。将地方红色文化研究纳入思政课教师常态化培养体系，通过专题理论培训、党史专家授课、史料深度研读、革命旧址实地研学等方式，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地方红色历史脉络、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精准把握史实细节、人物事迹与理论逻辑，推动教师从“素材使用者”向“文化研究者”转变，为红色资源科学运用筑牢理论根基。二是提升教学设计与课堂转化能力，增强育人实效。聚焦课程标准与教学目标，引导教师推动地方红色资源与思政课教学内容深度融合，通过集体备课、案例打磨、示范课引领等方式，提升教师案例开发、情景创设、问题设计能力。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法，综合运用案例教学、现场教学、实践教学、数字化呈现等手段，将红色历史、红色精神转化为具象化、生动化的教学内容，实现理论讲授与红色育人有机统一，提升课堂吸引力与感召力。三是健全协同机制与激励保障，强化长效支撑。一方面，建立校地协同机制，整合地方党史、文旅、档案等部门资源，共建红色教育实践基地与教学资


源库，为教师教研提供史料支撑与实践平台；另一方面，完善教学评价与激励机制，将地方红色资源运用成效纳入教师教学考核、课题立项、评优评先体系，激发教师教学改革内生动力，形成培训赋能、实践锤炼、科研提升、激励导向的闭环机制，持续提升思政课教师运用地方红色资源的专业化水平。


（四）教学氛围“浓”起来：构建红色文化校园，营造良好氛围


校园不单单是传授知识、培养学生品德和价值观的重要场所，更是推动学生个人成长以及自我发展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在营造红色文化校园体系的过程中，应把握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既全面深入领会红色文化内涵，又充分挖掘红色资源的当代功能。“高校应构建红色文化校园，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和实践，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3]可通过设置富有特色的红色文化展示、邀约亲历者或专家开展深度讲座、组织观看红色经典影片及研讨等方式，引导学生直观感知历史重大事件，思考红色精神的当代实践，进而深入体悟红色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将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切实融入思政课教学，通过讲授革命先辈拼搏精神以及科学家奉献精神的典型，使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同步推进，以达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应重视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鼓励和支持学生自行组织、自主管理各类红色文化社团与实践活动，例如成立红色文化研讨社团系统钻研理论内容、组建红色志愿团体走进社区提供服务帮助、开展红色情景剧的创作与展示活动、组织“重走革命路”研学实践项目等。通过组织和参加这些实践活动，促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传播者”和“自觉践行者”。同时应积极运用新媒体技术，如开发红色文化主题的校园APP、借助VR技术还原历史情境、创作网络文化产品等，以青年学子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通过校园环境设计、校园文化建设等手段，营造出庄重、肃穆而又不失活力的红色文化氛围”。[4]例如，在校园内设置革命英雄雕塑、红色文化长廊等，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感受红色文化的存在。而“构建红色文化校园，营造良好氛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学校、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参与。”[5]


四、结论


红色文化资源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类资源合理融入高校思政课堂，既能补充拓展原有教学内容，也能优化教学成效，引导学生树立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意识。”[6]研究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堂的路


径，可从整合红色文化资产，构建多元教学内容体系入手，在教学方法上，运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手段提升课堂互动性与吸引力。教师则需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以更好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情况和成长诉求。与此同时，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课程深度融合，构建多维度、多类型的思政课程体系，是服务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一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高校与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才能获得预期效果。展望未来，高校应继续深化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政课堂中的探索与实践。


涪陵区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长江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代岑颖


营商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外部环境各因素的总称，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营商环境是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基础，完善营商环境各个要素在政府治理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进一步推动涪陵区营商环境的优化，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个体访谈、资料查阅，了解涪陵区相关企业管理人、在涪投资人、营商环境负责人对营商环境的观点和看法，发现涪陵区营商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存在着相应的问题，故提出相应对策。


一、涪陵区营商环境治理成效


（一）政务服务更加精准


涪陵区政府在行政审批领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方便企业办事、群众办事，不断推进审批服务集成化、智能化、便利化、高效化和规范化，护航地区经济发展。7×24小时“全时办”政务服务模式提供了自助办理区；重庆市网上办事大厅涪陵专区可在线办理相关业务；“一件事一次办”为企业及群众提供了精准、快捷、便利的服务，节省了85%的办事时间。此外，“三百行动”“三集中三到位”“一企一策”“服到位、零距离”“保姆式”服务等举措，使得政务服务更为精准，让企业、员工、投资者安心在涪发展。


（二）营商环境竞争力大为提升


优质高效、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使得涪陵吸引更多企业前来投资，补链成群，产业集聚效应得以发挥，产能不断升级。2024年，涪陵区新发展市场主体16337户，同比增长10.39%。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市场主体108624户，资金总额2473.36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77%和9.05%。营商环境竞争力大为提升，助推涪陵经济持续向好。20XX年涪陵区生产总值（当年价格）为1151.79亿元，2023生产总值为1626.3708亿元，是20XX年的1.41倍。且20XX年－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逐年上升，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稳中有升，经济向好。


（三）区位优势逐步增强


涪陵区是重庆市辖区之一，是重庆主城都市区重要战略支点区、重庆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区、成渝经济区东部中心区。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加大对重庆市铁路、高速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投资额逐年上升。渝涪高速公路80分


钟左右到达重庆主城区，渝涪高速铁路40分钟到达重庆北站。与此同时，涪陵区20XX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89.49亿元，20XX年89.15亿元，2021年104.02亿元，2022年96.77亿元，2023年121.23亿元，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涪陵新城工业园区、龙桥化工园区、白涛化工园区等区位优势明显。重庆涪陵综合保税区是全市第四个综合保税区，也是重庆主城区之外第二个综合保税区，届时将进一步提升地区对外开放水平。


二、涪陵区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


（一）信用体系建设亟待深入推进


涪陵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是，在调研中发现，涪陵区78.35%的企业对信用信息的归集共享及公示表示满意，但对于联合的激励与惩戒，企业的满意度略低，达60.47%。人无信不立，企业也是如此。失信企业过多，违约、违法成本过低，会给营商环境带来消极的影响，不利于吸引优质企业、优质人才。所以，对于重合同、守信用的信用良好企业，应采取激励措施，如政策红利、光荣榜、奖励基金等。对于在“黑名单”上的失信企业，政府应形成完善的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使其在各方面受到限制，在政策层面上形成效应。但诸如大数据的创新运用、信用共享的积极作用等方式皆未得以良好的发挥。因此，需在技术、法律、政策等方面发挥协同效应，深入推进信用体系建设。


（二）市场竞争环境需更为透明


在问卷调查中发现，许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竞争并不是公平、平等的竞争。2021年区涪陵区民营经济增加值935.3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63.9%。


2022年民营经济增加值962.67亿元，占比62.8%。


2023年民营经济增加值1025.65亿元，占比63.1%。由此看出，涪陵区民营经济增加值逐年上升，且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均在60%以上，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市场运行方面，作为财政招标中标单位的民营企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希望被一视同仁，与国有企业一样获得公开、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就当前而言，在处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时，应遵循既有竞争、更有合作，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原则，充分发挥两者的比较优势。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其作用，让资源得以合理地配置、充分地利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三）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不足


以2020、2023年为例，涪陵区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均为1.99%，国家R


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分别为2.4%、2.57%，低于我国平均水平。其次，从绝对额看，涪陵区的科技支出虽然在不断增长，但是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GDP的比重却并不高，这种变化显然与世界科技支出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索洛余量（Δa=ΔY-αΔK-（1-α）ΔL）也揭示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大于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Lev，Sougiannis（1996）研究发现，在研发上每一美元的投入，就会为企业带来1.7－2.6美元的未来利润，可见研发的投入产出效应是显著的。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不同于基础性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经济应用价值，一旦获得成功，能够给生产者带来较大的收益。


（四）人才引进机制亟待完善


人才是企业无法计量的无形资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2023年末，涪陵区户籍人口111.60万人，劳动力资源总数81.58万人，全部从业人员63.22万人，但是，科技拔尖人才、高精尖人才的数量并不多。人才流动市场壁垒太高，导致高素质人才、专业人才市场匮乏，长此以往，无疑会阻碍企业的发展。当前，涪陵新区、涪陵高新区和涪陵综保区三位一体协同化发展，对核心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很大，然而，受到地理环境、配套设施、晋升机制等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缺乏相适应的完善的政策措施与培养机制，人才政策不配套、不系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引才育才效果，拔尖人才、创新人才队伍的壮大还任重道远。


三、国内外营商环境政策的经验与借鉴


（一）国外营商环境政策的经验


1.美国——完备的信贷体系


早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个人信用，美国政府就开始考虑在法律层面上规范其使用原则，加大法律法规的监管力度。美国的信贷体系较为发达，贷款手续也较为简单，这得益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形成了信贷相关的法律数十条，有着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在获得信贷方面，2023年，中国排名全球第80位，美国排名第1位。核心问题是我国的法律没有对借款人和贷款人提供强有力的保护，贷款的流程亦没有得以有效地促进，手续繁杂。当然，并不是说美国现在的各种模式是完美的。但是，我国关于信用体系建设的立法工作亟待进一步深入，关于信用体系的建设不能没有统一的立法，不能既没有全国性的标准，也没有系统的法律法规。我们可适当借鉴美国在商业和个人信贷系统建设上的


经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2.新西兰——稳定的监管环境


依据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4），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中国排名升至第31位，新西兰则连续多年名列前茅，从20XX年至20XX年，新西兰曾连续4年排名第一。究其原因，得益于在营商环境方面，新西兰政府营造了稳定的监管环境，为了让商业活动更加便利，采取并持续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修改相关法律，支持建筑业发展；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通过税收激励措施和营业税改革使创新和创业更为便利。由此打造出开放包容的投资环境、便利发达的交通环境、充满活力的创业就业环境。稳定的监管环境，让投资人、企业负责人、公司员工等更有信心在此落地生根，安居乐业，更有决心在此与其他企业、政府长期合作。


3.丹麦——大力支持“双创”发展


研发支出与创新成果成正相关关系，研发支出大的国家（地区），通常也是创新的领导者。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20XX年，丹麦位居第四位、欧洲首位；2021、2022、2023年丹麦位居全球第三名、欧洲第一名，并已多年占据欧洲榜首。2023年，丹麦政府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3.1%（我国为2.57%），位居欧盟第一。其研发支出主要用于支持医药行业、新能源行业这两大行业的发展。同时吸引科技产业巨头Facebook、苹果公司落户，建立大型数据中心。对于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在研发投入上最大的四个板块是：ICT制造、医药行业、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以及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这四大领域是研发投入的重点领域，丹麦独具慧眼，均有涉足，尤其是在医药行业、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行业这两个板块，其不仅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大，且增速也快。


（二）国内营商环境政策及经验


1.北京——打造“AI+人工”客服新模式


双子星城市北京和上海被选定作为样本城市，参与了20XX年世行营商环境评估暨中国在全球营商环境评估的相关排名。北京权重为45%，上海为55%，两个城市均交出不俗答卷。北京市政府的理念出发点为服务至上，并打造出“AI+人工”的客服新模式。人工智能和人工客服双管齐下，这样服务工作时间为每天24小时在线，可全天候全方位向办事企业提供多方面咨询服务，全面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新企业“一天拿执照，当天领发票”，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菜单成本”。在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北京市政府并未以牺牲公共


安全为代价，对各个项目进行分类、分级管理，进行分类分级评估、监管，如对于风险评估较小、环境影响甚微的项目则免于环评。“AI+人工”客服新模式、智能自助打照机、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切实满足了企业的实际需求和感受，提升了企业的获得感。


2.杭州—打造数字化治理标杆城市


国家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共计六个，杭州是其中之一。国家赋予了试点城市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杭州市政府决心牢牢抓住这一契机，利用杭州在数字化方面的比较优势，让数字化成为杭州最具辨识度的特色，将杭州打造成为数字化治理的标杆城市。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杭州数字经济起步时间较其他五个城市都早，其拥有全国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持有庞大的数据资源、设立了数据资源管理局，这些条件皆使杭州拥有数字化治理的先发优势。杭州市政府采取综合测绘、公共数据开放、持续推进数据共享与贯通等举措，让办事数字化、办公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发挥数字化改革的核心优势，助推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各领域协同发展。


3.深圳——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深圳经济特区已成立42年，是国家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在2021年度全球城市GDP排名中，深圳GDP突破3万亿元排名第10位。《深圳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旨在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公有制、多种所有制主体均依法平等享有资源禀赋、公平竞争。该条例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从企业初创、成长、成熟、破产、退出等各方面进行规范。深圳还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针对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破除行业壁垒、隐性壁垒。《条例》在商事登记制度方面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在服务流程、服务方式等方面皆以市场主体为出发点，大幅度减轻了市场主体的行政负担。


四、涪陵区优化营商环境的对策


（一）多渠道多方式优化信用体系建设


社会信用环境属于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12个一级指标之一。首先，需构建完备的信用体系，发布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增强法规、规章的作用力度。有效地促进贷款流程，加大对借款人、贷款人的保护及监督力度，提高违信、违法成本。其次，AI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优化信用体系，深入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契机。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手


段，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做好信用信息的归集与分析工作，强化信用结果的运用。打造好、打造精信用信息平台和网站，构建并利用好公共信用等基础信息库。再次，可借鉴美国做法，促进发展信用服务业，形成完整的信用服务产业链，集资信调查、信用产品开发、信用产品应用、信用管理服务于一体。最后，需开展好信用宣传教育，提高企业、企业管理者及员工、在涪投资人等的信用意识。


（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公平竞争环境是我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12个一级指标之一。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首先，需要明确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权责，明确其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既不能监管不到位，亦不能干预过多；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其次，针对非特殊性质的行业，国企和民企需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充分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让两者相辅相成、互利共赢，而不应该厚此薄彼。可借鉴深圳特区经验，采取放宽市场准入等措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法律保驾护航，需要依法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监管执法力度，加大知识产权、特许权等的保护力度。多渠道、多方位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


（三）重视研究与试验发展（RD），提升经费支出


科技创新环境亦是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12个一级指标之一。截至2023年，涪陵区高新技术企业虽然达到86家，但涪陵区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较低。因此，重视研究与试验发展，提升科技竞争力，优化资源，加强核心竞争力，对当地政府及企业尤为重要。例如，新加坡在软件方面、在RD方面高度重视，效果显著。科技成果的研究与开发一般具有风险高、投资大、周期长的特点，无疑给相关企业在贷款市场上顺利获得资金设置了屏障。因此，政府在推动科技进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涪陵区政府需重视RD，涪陵区财政需增加RD经费支出，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并充分发挥财政投资在聚集社会资金方面的作用，积水成渊，积土成山，汇集更多资金。其次需加强RD经费支出的监管力度，进行事前、事中、事后控制，全面发挥科学技术的高效作用。最后，科技创新需要产业化发展，需要政府牵头，发挥集聚作用，推动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高质量发展。


（四）吸引保护留住人才


人力资源环境依然是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12个一级指标之一。近年来，


涪陵区大力实施科教兴区和人才强区行动计划，吸引了大批高精尖人才投身美丽涪陵幸福涪陵的建设。栽下梧桐树，方能引得凤凰来。吸引人才、保护人才、留住人才，任重道远。首先，涪陵区政府应因地制宜、因才施策，引进或培养与地方产业发展方向相适应、相匹配的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让人才实现其价值。其次，要制定完善的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保护机制，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最后，在薪资、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须有完备的措施及实施体系，让人才无后顾之忧。除了靠工作留人、制度留人，还得靠环境留人、待遇留人。


高校“十五五”规划编制的理念革新与实践探索


陈霄、罗小婷


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与规划编制的紧迫性


“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着深刻变革的发展环境。从宏观环境来看，三大变化趋势正重塑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生源规模的系统性变动。有学者预测，我国高等教育生源规模将在2034年达峰以后下降[1]。生源总量的减少将加剧高校间的竞争态势，部分缺乏竞争力的高校可能面临生存危机。二是数字化转型正在重构教育生态。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知识传播方式，更对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2]。高校迫切需要重新定义校园教育的价值和功能。三是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深刻变革。基础研究实力成为国家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因素[3]，对高校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关键技术突破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新的挑战，亟待创新国际合作模式，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推进开放办学。


从高等教育内部发展来看，亟待破解多重结构性矛盾：一是规模与质量的不平衡，部分高校存在重规模轻质量的倾向；二是学科壁垒与交叉融合的矛盾，传统学科组织模式难以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需要；三是行政化管理与学术自主权的失衡，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有待完善。在这一背景下，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成为高校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重要抓手，对于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战略定位与规划衔接：融合首都特点、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的系统建构


北京师范大学以“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为办学定位，在“十五五”规划编制中将综合改革与中长期规划深度衔接，通过战略定位明确发展方向，通过改革衔接夯实实施路径，构建了融合“首都特点、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三位一体的发展框架。


第一，在服务首都发展层面，作为在京高校深度融入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推动优势学科积极参与“三城一区”建设，聚焦交叉学科前沿领域的重大核心问题，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支撑；通过优化基础附校布局，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依托人文社科优势，系统性挖掘研究北京历史文化资源，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学术智慧。


第二，在彰显中国特色层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构建以“大思政”格局为核心的一体化育人体系；弘扬“四有”好老师要求和教育家精神，通过“强师工程”培育新时代卓越教师；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升理论创新和学术原创能力。


第三，在追求世界水平层面，学校以全球视野谋划发展，提升国际合作层次。创新实施“学部+学科特区”组织模式，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集群；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建设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加强与国际高水平大学的科研合作，提升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


综合改革与规划有机衔接，突破传统规划“重目标设定、轻路径保障”的局限，以亟待破解的痛点、堵点问题界定需求导向，以改革形成的新机制支撑规划的蓝图目标。综合改革聚焦破解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评估结果作为规划调整依据；将改革中需要长期推进的任务纳入“十五五”规划，形成目标与路径、改革与发展、短期与长期的有机统一。


核心命题：“十五五”规划编制的三组平衡关系


第一，在方向选择上，保持战略定力与时代响应的辩证统一。“十五五”期间既要坚守办学传统，也要积极回应时代变革的需求。战略定力来源于学校办学传统与核心优势，而时代响应是对全球科技前沿、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变革趋势的洞察，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统一于学校的长远发展之中。有效的战略规划应当是根植于校本情境的适应性创新，既要回应时代需求，又要立足自身实际，避免生搬硬套带来的“水土不服”。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结合传统优势创新“人工智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第二，在改革路径上，坚持渐进改良与创新突破的协同推进。要将“创造性重构”理念全面融入规划编制中，针对组织功能与结构进行创造性改革。高校规划应该以存量优化为主，渐进改良，在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为更深层次的改革创造稳定环境。因此，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应识别良性发展、具有潜力的领域，通过精准补位和效能提升，实现资源配置的边际改善；但同时也要强调创新突破，敢于进行创造性重构，解决制约学校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如资源分配机制滞后、治理体系僵化等问题，打破路径依赖，建立包容试错的制度环境。例如：在学科体系建设中，对传统优势学科采取渐进优化策略，持续巩固其领先地位；在交叉学科领域推进组织创新，促进不同知识体系的破


壁融合。


第三，在实施效能上，坚持目标锚定与执行适配的有机融合。在战略定位层面，规划需要确立清晰稳定的宏观方向，同时在实施路径上保持足够的弹性空间[4]，使规划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能适应环境变化。在过程机制层面，构建顶层设计与动态执行深度耦合的闭环治理体系，建立“战略目标—年度任务


—绩效考核”的传导机制，聚焦关键成果目标，将中长期战略蓝图分解为年度任务清单，适当赋予执行单位在路径、方法上的自主选择权，保证绩效考核与此弹性空间相适配。在目标结果层面，将规划落实情况纳入部门考核体系，确保规划目标能够转化为发展实绩。


理念革新：规划范式的三重转变


第一，从静态蓝图到动态治理的范式转型。突破将规划视为静态文本的传统思维，构建具有适应能力的动态治理体系。以“战略制定—任务分解—资源调配—效果评价”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实现规划从文本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化。创新性地引入动态监测与调整机制，以质量、成效、特色、贡献为导向，完善开放布局和动态优化路径。同时，将规划编制过程作为组织学习的重要载体，通过广泛参与和持续反馈，提升全校师生的战略认同和执行合力。


第二，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方法创新。面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强化系统思维和整体布局。在学科建设方面，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建立交叉科学研究院、高等研究院等创新平台，促进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在体制机制层面，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的深度融合，通过学科共建、资源共享等方式，解决改革举措碎片化、分散化的问题，提升战略布局的整体效能。


第三，从规模导向到价值导向的理念升华。在规划编制中实现从注重外延扩张到追求内涵发展的价值转向。在发展方向上，更加聚焦办学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强化核心能力建设和特色优势培育。在资源配置上，确立“以师生为中心”的价值导向，通过完善教师发展体系和学生成长支持系统，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在价值追求上，平衡学术卓越与社会贡献的关系，通过新型智库建设和服务首都发展，实现知识创新与社会服务的统一。


启示与展望：构建现代大学战略规划体系的路径与前瞻


第一，核心启示：从规划文本到治理效能的转化关键。特色发展是高校规划的根本遵循。规划的本质是战略定位，即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建设这样的大学”的根本问题，各高校应立足办学传统和比较优势，在坚守


中创新，避免同质化竞争。系统协同是规划实施的关键保障。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打破固有的组织壁垒与制度藩篱，形成目标统一、行动协同的战略合力。价值平衡是现代大学治理的核心要义[5]，战略规划不仅是指引发展的技术工具，更是平衡学术卓越、社会贡献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载体。成功的规划能够在追求一流学术成果的同时，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并最终落脚于为师生发展创造最优环境，实现多元价值的统一与升华。


第二，体系构建：四级规划体系的系统化架构。为克服传统规划编制中常见的碎片化与分散化问题，可探索构建层级清晰、有机协同的四级规划体系。顶层为学校总体规划，确立宏观战略与核心指标；其下衍生出若干专项规划，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等关键领域进行具体部署；院系规划承上启下，结合本单位学科特色与发展阶段，将学校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方案；底层为学科规划，聚焦学术竞争力的提升。在实施中，要强化二级学院的实施主体地位，通过赋权增能激发基层创新活力。整个体系的运行应坚持党对规划工作的全面领导，并通过全员参与机制凝聚共识，增强规划的科学性与认同度。


第三，未来展望：高校战略规划的演进趋势。面向未来，高校战略规划将呈现以下四个维度的演进趋势：一是系统化：从单一、线性的计划，转向更加强调整体布局、多维协同的有机战略体系，实现各子系统间的功能耦合。二是生态化：规划视野从内部治理延伸至外部生态，注重与政府、产业、社会等创新主体互动共生，构建开放包容的发展生态圈。三是人本化：规划理念真正回归“以师生为中心”，致力于营造激发创新潜能、促进全面发展的制度环境与文化氛围。四是数智化：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实现发展状态的实时监测、趋势的智能研判和资源的精准配置，提升规划的科学性与动态适应性。


综上所述，高校“十五五”规划编制是一项关乎长远发展的系统性工作。它既是战略蓝图的设计过程，更是凝聚共识、优化配置与创新制度的变革过程。推动规划理念从“静态管控”向“动态治理”深刻转型，构建兼具战略视野与执行韧性的现代化规划体系，是高校在新时代有效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高等教育力量的战略基石与必由之路。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柔性化策略与实践探索


郑州健康学院江慧军


0.引言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越来越依靠内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革新。高校人力资源属于核心战略资源，其管理效能与学校整体竞争力存在直接联系。柔性化管理理念的引入，为摆脱传统人事管理的刚性束缚、调动教职工创新的积极性开辟了新的思路［1］。目前，许多高校虽然认识到柔性化策略实施的价值，对局部进行了调整，但是在系统化实施以及深度融入高校特有的制度环境方面还存在着策略衔接不畅、机制保障不足等问题。因此，深入探究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柔性化策略，对推动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1.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柔性化策略实施困境


1.1关键岗位配置与职责界定缺乏弹性


关键岗位配置与职责界定缺乏弹性，是影响柔性化管理效能的重要因素。在岗位职责边界方面，部分高校未能依据教学、科研需求变化动态调整关键岗位职责，导致跨部门协作时出现职责重叠或管理真空。在工作内容兼容性方面，受限于传统编制管理思维，部分高校未能有效推行岗位复合与职能交叉。以学科带头人岗位为例，其职责往往被严格限定于学术引领，而未能与人才培养规划、跨学科协调等关联职能有机结合，影响了人力资源的整合效能。


1.2内外评估与反馈机制柔性不足


内部评估方面，部分高校尚未建立独立的人力资源发展评估机构，相关职能常由人事部门兼任，导致评估的独立性与前瞻性不足。高校人力资源活动具有高度专业性，要求评估人员兼具教育学、管理学知识，但现有队伍往往缺乏对教学创新、科研转化等核心活动的评估能力。外部评估方面，评估机构对高校组织特性把握不深，焦点多集中于量化指标，对师资发展生态、学术创新能力培育等深层环节关注有限。同时，评估互动频率较低且模式固化，难以及时预警并应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动态风险［2］。


1.3柔性化管理体系不完善


当前，部分高校的柔性化管理体系尚不健全，表现为管理体系与学术组织特性脱节、管理流程灵活度欠缺、制度更新滞后于实践发展。部分高校简单套


用行政管理模式，未能充分考虑学术组织松散耦合、专业自主性强的特点，导致管理体系无法全面覆盖跨学科团队建设、弹性工作制等核心实践领域。现有流程往往层级多、审批流程冗长，与学术活动所需的自主性产生矛盾。同时，相关管理制度修订迟缓，未能及时将非升即走、长聘教轨等新型实践纳入制度保障。


1.4组织文化与柔性化管理导向契合度低


组织文化是柔性化管理实践得以深化落实的关键软性支撑。然而，当前高校组织文化与柔性化管理导向之间明显脱节，制约了相关策略的深入实施。部分高校在组织文化层面仍偏重传统学术绩效与稳定秩序，虽倡导创新，却未能将包容试错、鼓励交叉、平衡多元贡献的柔性价值理念深度融入文化内核。这种文化导向削弱了教职工对柔性化管理措施的内在认同，甚至可能引发对其削弱学术严谨性或增加不确定性的抵触情绪，使得旨在激发活力的柔性化设计在实践中面临落地阻力。


2.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有效实施柔性化策略的路径


2.1优化岗位体系与职责的动态配置


解决关键岗位配置难的问题需要从岗位结构设计、职责动态定义、人才梯队建设3个方面入手，开展系统的改革工作。


在岗位结构设计上，科学地构建柔性岗位体系。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学术组织特点和战略目标，准确地找出像跨学科平台负责人、高层次人才引进专员、教师发展导师这样对柔性化管理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岗位。实行岗位职责适度分离、有机融合，保证学术评价和资源分配职能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来执行，探索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能在某些岗位上弹性组合的途径，避免职责固化、权责过分集中。以重庆科技大学为例，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建设过程中，其通过规范组织机构、岗位等要素，使层次关系清晰可见，通过岗位说明书的形式来明确岗位职责，有效地支持了人才的招聘和配置工作，为岗位体系的柔性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在职责动态界定方面，编制并定期更新弹性大的岗位说明书。此类说明书不但要清楚地阐述岗位的基本工作内容、权力和责任，还要给项目的需要、团队发展的不同阶段留有调整的余地，在必要时还可以对职责进行变更，并制定相应的制度。


在人才梯队建设方面，建立内部人才蓄水池，设置访问学者岗位，实施青


年教师交叉培养计划，引进具有多种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从而形成一支能适应柔性化管理需要、具备跨领域合作能力的人才队伍。


2.2健全内外结合的评估与反馈机制


为了弥补评估与反馈机制柔性不足的缺陷，高校应该从内部评估体系完善和外部协同机制建设两个方面协同推进。在内部评估体系完善方面，首先要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专业的人力资源发展评估中心或者委员会，保证其评估工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客观性。其次，必须大力提升评估队伍的专业复合能力，引进教育学、管理学以及相关学科背景的评估专家，或者对现有人员进行系统性培训，使他们能够对教学创新成效、科研团队活力、学术发展潜力等柔性化管理核心维度进行准确诊断和有效评估。最后，丰富评价形式和频次，在常规周期性评价的基础上，积极对人才项目、跨学科团队建设、弹性工作制试点等柔性化实践项目进行专项评价和中期检查，使评价更加动态化、过程化。例如，重庆科技大学利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完成了年度考核全流程的电子化、流程化。二级单位在线发布考核信息，教职工填报后经过多级在线评选与审核，人事处可以全程监控并督促，最终完成考核报告和结果执行。数字化的评估方式不仅提高了效率，其过程数据的沉淀也为更加精细、动态的人才发展评估提供了可能，是评估机制柔性化和精准化的重要体现［4］。


在外部协同机制建设方面，高校要采取双向互动的方式。一方面，主动选择了解高等教育规律和学术组织特点的第三方评估或咨询机构，在合作初期向其全面介绍学校的学术生态、发展战略和柔性化管理重点，引导外部评估机构关注师资队伍结构优化、学术创新能力可持续增长等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建立与外部机构常态化的沟通反馈渠道，定期交流人力资源管理柔性化实践中的经验与挑战，积极吸纳外部专业建议，将其作为优化管理体系的参考，形成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


2.3构建适配性强的柔性化管理体系


高校应该根据自身学术组织的特性来设计符合学校发展战略和学术活动规律的柔性化管理流程，保证管理机制可以嵌入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个业务环节。


第一，围绕学术活动核心流程设计柔性化管理框架。高校应针对关键业务流程，系统识别影响组织活力与效率的管理节点，并明确各相关院系、职能部门及具体岗位在其中的权责边界与协作关系。特别是在涉及资源配置、评价激


励与跨学科协作等关键环节，应设立具有调节功能的管理节点。例如，在跨学科科研团队组建与管理流程中，可设计涵盖“团队发起论证、资源协同配置、过程弹性考核、成果多元评价”的完整管理链条，每个阶段都需要明确柔性化的管理要点与主导责任单位。在教师职业生涯发展支持环节，应构建“职业规划指导、阶段性发展评估、个性化支持方案制订、成果应用转化”等一体化柔性支持流程［5］。


第二，保证管理流程具有一定的简洁性与灵活性。在确保管理目标有效达成的前提下，高校应力求精简行政审批环节，提升管理决策与响应的效率，尤其需要优化与学术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管理流程。例如，针对教师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或短期访学的申请，若经费预算符合规定且属于常规学术交流范畴，可授权院系学术委员会或主要负责人进行审批，减少不必要的层级审批，保障学术活动的时效性。


第三，创建管理体系动态评价与更新机制。高校应当对自身的柔性化管理体系运行效能进行周期性评估，可以设定以3～5年为一个周期来考查管理实践与组织发展需求的契合度。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学术发展动态、前期评估反馈及时对管理体系架构、流程、具体工具进行调整与优化，保证管理体系可以适应高校发展的动态要求，支撑战略目标的实现。


2.4培育支持柔性化管理与学术创新融合的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是柔性化管理策略得以扎根、发挥作用的土壤。因此，高校应该有意识地培育出一种既鼓励学术创新又认同规则弹性、既尊重学术自主又强调协同共治的组织文化，全面提升教职工对柔性化管理内涵的理解和践行意愿。


首先，对文化价值导向进行重塑，将包容、弹性、协同等柔性化管理理念融入学校核心价值的表述中。通过新教师入职培训、专题工作坊、校园媒体宣传等途径，向全体教职工解释柔性化管理并不是削弱学术规范，而是为了创建更有活力、可持续的学术生态，认识到柔性化管理与个人学术发展、团队创造力提高、学校长远竞争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次，积极营造践行柔性化管理理念的文化氛围。定期组织管理人员和教师参加柔性化管理理念与工具的培训，举办院系或团队层面的柔性化管理实践案例分享会，使教职工对柔性化管理的操作要点和潜在价值有更深入的认识。设计跨部门协作模拟、管理创新方案征集等活动，增强教职工对管理变革的参与感、认同感。集美大学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本身就是一次文化宣导和价值重塑。


当教师体验到系统自动提取数据、大大减轻了填表负担时，他们感受到的就是管理对学术工作的“减负”和“赋能”；当评审过程因为线上匿名投票和进度透明而更加公平时，他们就会提高对“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信任。由切实的管理服务改善所带来的积极体验，比单纯的口号宣传更能有效地把“以人为本、服务学术”的柔性价值理念传递到每一位教职工身上［6］。


最后，建立与柔性化管理相适应的激励和认可机制。把教职工在团队合作、跨学科研究、教学革新等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柔性适应和贡献纳入绩效评定和职称评聘的考量范围。对在柔性化管理实践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团队、提出建设性改进方案的教职工进行表彰和奖励，对固守僵化模式、阻碍组织活力的行为进行引导和调整，在全校范围内营造出理解柔性、倡导弹性、积极协同的良好组织氛围。


3.结束语


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其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柔性化策略探索是以激发学术创新活力为导向，以促进人才全面发展为重心，注重组织战略需求与个体成长规律的有机结合。深入推进柔性化管理，能够显著优化高校人才资源配置，保障高水平教学与科研活动有序开展，维护并提升学术组织的内在凝聚力与创造力，从而增强高校在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核心竞争力。随着教育数字化与治理现代化的不断发展，高校可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赋能人力资源管理的路径，如通过数据分析精准识别人才发展需求，借助智能平台实现资源匹配与流程优化的动态监控，以提升管理的精准度与响应效率，从而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组织保障。


高校思政类AAA公众号网络育人实践探索以中央财经大学某AAA公众号为例


李彦君、薛雪


拓展网络育人空间和阵地既是全场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的新思路。[1]在新媒体技术和融媒体理念快速发展的趋势下，高校思政类AAA公众号作为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新闻宣传、舆论引导、价值传递、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与工具，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传播的关键载体阵地。为此，高校要充分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利用好学校思政类AAA公众号，发挥出新媒体思政育人的重要价值，赋予新媒体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育人使命，积极探索新媒体赋能网络思政新机制、新路径，为助力高校网络思政从观念到实践层面构建“大思政”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一、高校思政类公众号网络育人的应用价值


（一）有助于发挥思政引领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网络阵


地


高校思政类AAA公众号承担着价值观塑造与隐性渗透的功能。通过以新媒


体公众号为载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助于守好高校意识形态“责任田”，推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借助网络载体深入人心，实现对大学生的“启智润心”[2]，从而在网络空间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作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网络载体之一，AAA公众号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推送，聚焦重大议题，及时发布党的方针政策、时政要闻及富含思政元素的资讯，以具象化、生活化的内容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隐性渗透。它结合“灌输”与“内化”的教育逻辑，推动理论认知向价值认同转化，有助于为受众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筑牢其理想信念根基。


（二）有助于发挥舆论引导的价值，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场域拓展


高校思政类AAA公众号拥有天然的贴近性优势，在AAA平台的用户关系与现实校园社交关系高度重合，使其能够同时影响网络与现实舆论，形成开展网络思政实践的独特优势。[3]在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教育者的单向知识传递。通过利用AAA公众号，以话题设置、用户互动等方式，教育者可以实现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和思想碰撞。这种交互建构模式，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的范式转换。公众号可及时发布、


通报相关信息，在舆论引导中把握主动权，阐明立场观点。通过以学生需求为导向进行内容供给侧改革，借助AAA公众平台做强网上正面宣传，传播正能量信息与事件，提供高质量教育内容，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主体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有助于发挥文化传播价值，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的实践载体


高校AAA公众号凭借其即时高效、覆盖广泛、流量集聚等特点，并结合公众号内的视频号等功能，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对传播校园文化作用显著。在移动传播中，AAA公众号不受时空限制，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化内容的传递，更在于通过技术赋能、模式创新与资源整合，重塑文化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全链条。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校史资源与网络流行元素相融合，通过符号化叙事实现文化传承与价值内化，促进文化符号与时代语境相结合。AAA公众号通过推送重大文化活动、线上线下校园文化知识等内容，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氛围，逐渐培养大学生对校园文化的兴趣，优化校园文化传播的效果，有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与网络传播规律的有机融合。


二、高校思政类公众号网络育人路径探索


近年来，中央财经大学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文化思想，聚焦为党育人的主责主业，建优建强网络新媒体育人阵地。学校依托全国首批高校思政类重点建设AAA公众号、全国高校共青团新媒体重点工作室——中财大“神马中财”思政类AAA公众号，坚持迅捷融通、活力创新的建设理念，聚力构建具有中财大特色的“青字号”网络育人文化品牌，逐步探索出一条高校思政类AAA公众号网络育人的新路径。


（一）以“三个强化”筑牢网络阵地，传播网络“正能量”一是强化思想引领，加强党的理论的青年化阐释。将


理想信念教育作为网络思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握新时代青年的思想和行为特点，打造“中财大青年领学人”网络宣讲品牌，以“青言青语”宣讲党的创新理论，让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浸润广大青年心田。二是强化机制引领，构建网络宣传矩阵。加强栏目顶层设计与季度关键时点宣传推送的有机结合，依托“青年说”“团报”“青年小窗”等网络思政专栏，及时、准确、权威地做好党的重大关键节点宣传与青年主题教育活动，打造“线上线下同频、重大时点发声、多元活动嵌入、校院两级协同”的网络宣传矩阵。三是强化榜样引领，做好青年先进典型宣传。结合青年新媒体受众的需求和特点，


开展“榜样中财”“财青故事”、青年志愿服务宣传等系列榜样网络评选活动，以小故事反映大时代，广泛传播好新时代的青年故事。


（二）以“四个聚焦”构建网络“同心圆”，形成网络育人新格局一是聚焦优质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AAA公众号育人素材的策划报道中，结合学校红色财经文化，制作推广贴近师生、富有审美意趣的“财青电台”、主题宣传片、节气美图等网络文化产品，讲好中国故事与校史故事。二是聚焦学科文化，打造了“毕业一课”“财菁问道大讲堂”“经济小课堂”等一批具有“财经味”的网络思政品牌，借助“财经报国青年力行”大学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联动兄弟高校开展网络主题宣传，生动记录新时代财经青年深入实践、服务国家的青春足迹。三是聚焦青年文化，激发学生主体能动性，利用融合视音频、H5等多形态全媒体手段，创作表情包、宣传底图、原创网络歌曲等创意产品，实现与青年一代的情感共鸣，创新网络育人载体。四是聚焦校园文化，搭建一体化服务窗口，有机嵌入学校“数字团学”系统，通过“我为同学们办实事”“中财对话”“青春集市”“神马小窗”等系列维护学生权益的线上渠道，提升自身联系、服务青年的能力，打好舆论引导主动仗，赢得工作主动权。


（三）以“三个提升”打通网络“成长链”，激发网络育人新活力


一是提升新媒体队伍力量。学校加强校院两级AAA公众号媒体宣传队伍建设，组建青春传媒中心，通过骨干训练营、融媒体工作室等形式开展网络育人工作培训，深化有组织的运维机制。二是提升线上线下互动。第一时间发布校园活动现场实况，通过云直播直击校园文化活动，广泛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育人活动，满足青年学子日益增长的网络文化生活需求，促进主流思想、价值与文化活动的快速传播、分享、转发与互动。三是提升网络育人精品供给。契合移动传播时代场景化、多元化、社交化的需求，充分发挥短视频作为热门传播媒介的优势，策划制作“叫好又叫座”的系列青春微视频，实现内容“日更不断线”，并推动多平台联动展播，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汇聚澎湃正能量，增强网络思政的影响力。


三、高校思政类公众号网络育人的若干思考


（一）将思想引领与青年成长有机结合，筑牢网络宣传思想根基


高校思政类AAA公众号育人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要点在于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价值引领与情感共鸣，筑牢网络宣传的思想根基。一是


要做好价值引领与流量转化，强化平台引领力。AAA公众号应坚持正确价值导向，通过挖掘学校精神与思政资源，强化师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将信息传播过程转化为价值塑造过程，提升网络思政的价值引领力。二是要做好情感传递与用户黏性，增强平台的亲和力。AAA公众号应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通过引发共情共鸣的内容策划，增加富有温度的师生情、同窗情、母校情、校园爱情等主题内容，推动网络思政从“指尖”入“心间”，使网络平台成为师生情感交流的重要空间。三是要做好文化融合与创新表达，提升平台吸引力。AAA公众号可融合校史文化、青年文化与城市文化，打造特色文创产品和原创作品。四是做好规律把握与思维解放，构建平台传播力。AAA公众号应深刻把握新媒体传播规律，利用其数字化、可视化、便捷性、实时性、交互性等特点，以更活的思维、更强的资源打造优质网络育人品牌。


（二）将线上与线下协同联动，拓展网络宣传传播维度高校思政AAA类公众号育人要科学把握网络传播规


律，充分利用其即时性、互动性和开放性，有效实现线上线下协同联动。一是要抓好宣传时机，精准把握传播节点。要紧扣关键时间节点，强化议题设置能力，针对不同人群需求，精准策划“有思想、有温度”的文化作品，提升宣传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二是要丰富多元产品，创新传播模式。结合青年信息获取特点，打造主题视频、H5等多元化产品，以创新形式推动网络思政建设，助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三是要强化协同联动，整合网络育人资源。将线下活动与线上宣传、时点宣传与主题宣教、校级统筹与院级协同有机结合，深化“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的“三全”宣传模式，营造开放、人文的文化育人氛围，有效提升网络育人的整体效果。


（三）将内容生产与技术赋能结合，强化网络宣传传播效能


高校思政类AAA公众号育人需要优化内容供给，并借助前沿技术提升传播效果。一是突出内容为王，聚焦育人创新实践。AAA公众号应聚焦学校育人创新实践，优化内容供给，强化“融媒体+思政+服务”模式，通过报道典型人物与展示生动事例，传递榜样力量，提升内容吸引力。二是突出技术为新，拓展科技赋能路径。AAA公众号应立足前沿科技，依托大数据、AI、VR等技术，开发“云游校园”“云端看展”等功能，推出互动性强的创意新媒体产品，营造富有科技感的育人氛围。三是突出运营为要，构建一体化传播格局。公众号应构建新媒体矩阵，实现“一体策划、多元发布”，挖掘网络传播价值，优化传


播路径。


（四）将深化机制与深耕品牌结合，完善网络宣传育人体系高校思政类AAA公众号育人需要通过机制创新和品牌建设，提升网络宣传的整体效能。一是注重机制优化，打造“一站式”融媒生态。探索融媒体运营机制，打造“一站式”融媒矩阵，借助大数据分析，优化选题策划与传播体系，构建数据驱动下策、采、编、审、发、传、评的全链条、多层次传播生态。二是注重队伍建设，构建一体化宣传体系。以“青年新媒体中心”为载体，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提升宣传队伍的专业性与创新力。三是注重制度保障，提升宣传工作的保障效能。规划新媒体管理办法与舆情应对机制，统筹校内外资源，构建“大传播”格局，为网络宣传提供制度支持。四是注重内外联动，深化网络育人品牌。加强校院两级、兄弟高校及校外媒体的协同合作，打造可亲可感的网络文化产品，通过多平台联动，深化“三全育人”网络阵地建设，以内外联动不断深化网络育人品牌，从而进一步扩大公众号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聚焦平安校园建设：高校警校联动机制的优化路径与实践探索


河北金融学院党委安全工作部商亮


（2026年6月10日）


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传统社会结构改变，使高等教育空间在开放和复杂程度上达到新状态。治安压力增加，重新建立高校和公安机关共同防御方式成为维持教育稳定的重要手段。现实治理需求日趋复杂，推动警校互嵌协同方式的探索和优化，以促进校园防护网络的整体升级，是当前需要整体分析的实践课题。


一、打破壁垒重塑架构，推进组织机制深度融合


高校和公安机关在传统运作模式下，经常受到信息壁垒限制，在处理突发危机时很难迅速聚集起联合反制力量，通过建立实体化作战平台可以消除部门之间的层级隔阂。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所形成的校警驿站实体作为现实参考，教育行政部门通过联合属地公安力量进入校园，实现了风险前端感知的空间前置转移，并且在物理空间方面形成了应对隐蔽治安隐患的实体防线。在该种共同治理模式的推动作用下，警校双方通过定期召开情报联席会议和隐患联合排查方式，把分散运行的监控数据同公安治安防控网络进行紧密连接，从而让被动接警模式转变为主动干预预警。警务力量的物理前置为高校保卫队伍在法治威慑和专业技能上的防御能力带来大幅提高，让复杂矛盾纠纷可以在校园初级发酵阶段快速化解。借由建立安全信息每日互通的双轨长效运作模式，驻校警员和保卫干部可以针对网络舆情波动进行联合推演研判，促使校园治理指令得到高效传导并实现精准落地。


二、数据驱动延伸防线，强化智慧技防空间管治


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更新，为校园安全管理带来了新的技术支持。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智能网闸，使警校联动可以在数字虚拟空间里建立起抵御隐性风险的智慧网络。依靠公安系统的大数据运算能力和高校智慧后勤运行数据的结合，管理者可以对学生异常晚归和拦截诈骗信息进行全天候的动态捕捉，并且形成针对特定高危群体的个性化智能预警模型。数字屏障在对警务力量进行严密防护之后，警务工作进一步进入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空间，并且把反诈宣讲和心理疏导业务，直接安排在学生公寓网格区域内，这使安保防线同学生日常作息的结合程度达到空前提高。湖南城市学院推行的“安全教育进公寓”网格化操作经验说明，依靠建立宿舍长和安全员信息汇报协同链条，排查触角可以到


达校园最基层末端，让微小的治安隐患或心理波动能在第一时间触发基层预警。引入智慧算法进行导航，并且线下网格通过人工进行细致的巡查和排查，这样减少了社会人员穿梭所产生的区域管理盲区，同时也加强了抵御外部因素侵犯的防护网络。


三、资源重组共建生态拓展文化塑型应急力量


校园安全的维护不仅是物理围墙防御隔离，防线也需融入全体师生内心，形成对法治规则和潜在安全风险的警惕防范意识，警校双方应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达到高层次的交叉融合。公安机关拥有大量实战博弈案例和一线反恐防暴经验，把它们变成高校安全教育学分课程的主要宣讲材料，并且在课堂理论教学之外增加高仿真的突发火情应急实战演练，可以极大地消除学生群体中存在的侥幸心理。受训者在此类人为制造的高压拟真环境中进行极限逃生和自救演练，他们面对突发危机的心理承受阈值会大幅度提高，由此在短时间内摆脱遇到突发公共事件时本能的恐慌失措状态，塑造出拥有基础互助互救技能的基层自防组织。为支持这种常态化的演练生态循环，内部保卫队伍的结构重组尤为重要，应淘汰那些老龄化且专业技能滞后的单一老化队伍，转而引入那些拥有较高职业素养，且经过整体化技能培训的现代化安防力量。随着宣讲资源逐渐倾斜，以及校园应急队伍实现全面更新换代，警校协作范围逐渐扩大到抵御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的防线，最后形成全员参与的坚强安全环境。


四、结语


高校平安校园建设是一项需要多维资源投入的整体工程，依靠警务参与和治理结构重组，管理者可以从多个角度观察隐藏风险。警校双方应当继续推动数据融通和力量融合，将法治思维融入共治的执行细节中，共同保障高等教育在安定有序的环境中稳步发展。


内蒙古国有林场改革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马释宇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2023年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1］国有林场作为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供生态产品的重要基地，在实现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国有林场是宝贵的生态资源，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森林资源基地，在国家生态安全全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3］内蒙古国有林场（不含森工集团）总经营面积占全国国有林场总经营面积的15．3％，占全区国土面积的10．4％；森林面积占全国国有林场森林总面积的12．6％，占全区森林面积的28．1％；森林蓄积量占全国国有林场森林总蓄积量的12．4％，占全区森林蓄积量的30％。


①内蒙古国有林场不仅是全区不可或缺的森林资源基地，更是我国国有林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立足新发展阶段，提出“1571”工作部署，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更加清晰、抓手更加明确。在“1571”工作部署中，“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居于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的首要位置，充分体现了生态建设在自治区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内蒙古国有林场作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力量，在深入贯彻落实“1571”工作部署中担负着重大使命。加快推进内蒙古国有林场现代化建设对于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研究多从国有林场的发展模式及体制改革［4］［5］、林业改革的宏观政策［6］以及我国国有林场改革对国外林业经营体制的借鉴［7］等角度展开。既有研究多侧重理论性的机制探讨，缺乏实操性与时效性，很少关注到国有林场改革所处的社会背景与制度环境［8］，全面剖析内蒙古国有林场改革发展的研究更少。系统分析内蒙古国有林场的改革发展实践，不仅可以在弥补既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深化对国有林场改革内在逻辑的理论认识，更能够为内蒙古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提供理论参考。本文结合国家及内蒙古林草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档案方志和田野调查材料，全面梳理国有林场改革发展


取得的成效及面临的机遇，深刻剖析内蒙古国有林场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并利用制度逻辑理论揭示产生上述结构性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建设内蒙古现代化国有林场的对策建议，为相关决策提供学理依据。


一、内蒙古国有林场改革取得的成效及面临的机遇


20世纪50年代初，内蒙古在国有天然次生林区建立森林经营所和经营林场，在沙区建立防沙林场和造林林场。经过七十余年的建设、改革和发展，内蒙古国有林场实现了从以木材生产为主的“木材基地”向以林草生态保护和建设为主的“生态脊梁”，从以利用森林获取经济效益为主向以保护森林、提供生态服务为主的历史性转变，正从传统经营向现代化建设转型，基本构建起以生态保护和建设为主的国有林场发展体系。


（一）新一轮国有林场改革取得的成效


2015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改革总体方案〉和〈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林场改革方案〉的通知》（内党发


〔2015〕23号）（以下简称“《通知》”），开启了新一轮国有林场改革。此次改革围绕保护生态、保障职工生活两大目标，推动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创新管护方式和监管体制，促进国有林场科学发展。新一轮改革成效显著。


一是建立起精简高效的国有林业管理新体制。按照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全区国有林场由改革前的316个整合为20XX年的300个，其中公益一类国有林场233个、公益二类国有林场67个，事业编制由4．03万个缩减为1．48万个①，功能定位明确、人员精简高效的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基本建立起来。经过不断的优化调整，截至2023年底，全区共有国有林场292个，其中公益一类国有林场227个、公益二类国有林场65个，核定编制1．18万人。此外，国有林场剥离了办社会职能，场办学校、医疗机构、代管的乡镇（苏木）、村（嘎查）全部剥离，移交属地管理；国有林场场长法人自主权也得到有效落实，场办企业实行独立法人运作，实现了政事企分开。二是国有林场生态功能显著提升。自2015年新一轮国有林场改革实施以来，内蒙古国有林场大力造林、科学营林，严格落实天然林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和完善公益林管护机制，“挂斧停锯”，全面停止天然林的商业性采伐，森林蓄积量与森林覆盖率实现了双增长。2023年，全区国有林场森林蓄积量达到4．74亿立方米，较2015年增加了1．3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57．6％，高于全区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国有林场森林碳汇和应对


气候变化的能力有效增强，森林质量显著提升。三是森林资源监管体制更加健全完善。内蒙古建立和完善了森林资源监管制度体系，对森林资源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20XX年，内蒙古自治区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林场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健全完善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的通知》，要求国有林场建立森林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国有林场场长森林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等。在此之前，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国有林场森林经营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组织编制国有林场的森林经营方案，加快建立以森林经营方案为核心的国有林场森林经营制度。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亦将国有林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纳入盟市党政领导班子的年度实绩考核内容。在实践层面，自治区与各盟市组织开展清理和整治非法侵占国有林地、打击毁林开垦等专项行动，有力地保护了国有林场的森林资源不受侵害。其中，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等盟市的部分旗县通过公开招投标、成立林业公司等举措，优先聘用林场富余职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进行森林资源管护①，成效显著。四是林场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新一轮国有林场改革实施后，内蒙古大部分林场职工实现了社会保障全覆盖，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林场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加强。2024年，内蒙古4．67万名林场职工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应保尽保，在岗职工全部参加了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事业编制职工全部缴纳住房公积金。部分事业身份的改革富余职工通过“定编、定岗、不定人”的方式得到妥善安置。


2024年，全区国有林场在编在岗职工年平均收入达到86885元，比2022年增加了12％，职工收入有了显著提高。②在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ＺＬ林场③，新一轮国有林场改革前有150多名编制内人员的工资由所在市财政拨付到林场，200多名超编人员的工资则以自谋职业或工资田的方式解决；2011年，ＺＬ林场职工人均月工资约2490元。


20XX年新一轮国有林场改革落实后，所有林场职工都领取到了档案工资，人均月工资约5000元。随着超编人员陆续退休，市财政将林场所有在编人员全部纳入财政供养，全额保障了林场职工的工资；2022年，ＺＬ林场职工人均月工资约1万元④。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区修筑各类公路4．6万公里，建设管护站点2046个，管护站点通电、通水、通暖率分别达到71．7％、73．2％、90％，职工安全饮水、用电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五是国有林场发展基础得到夯实。20XX年，内蒙古完成脱贫攻坚，全区136个贫困林场全部脱贫⑤。2022年，财政部等六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


指导意见》，支持欠发达国有林场建设。2021～2025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内蒙古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资金2．23亿元，支持11个盟市57个旗县的112个林场实施206个项目，用于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配套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在此期间，内蒙古自治区42个国有林场依托森林公园的资源禀赋，着力推动“吃、住、行、游”与“商、养、学”的深度融合，培育形成了一批旅游新业态、新产品。2025年，内蒙古森林公园接待游客量约为313．6万人次，总产值约为1．28亿元。⑥上述举措进一步丰富了森林旅游产业的内涵，有力地推动了内蒙古森林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国有林场的发展基础。


（二）新时期国有林场面临的发展机遇


国有林场作为践行“两山”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的主力军，被赋予提供生态产品、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9］（Ｐ．134），这为内蒙古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从国家层面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总书记多次听取国有林场改革情况汇报、作出重要指示，并亲临内蒙古国有林场进行调研指导。20XX年7月，总书记在赤峰市喀喇沁旗马鞍山林场考察时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世世代代干下去，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10］。2023年6月，总书记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考察时强调，“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持续抓好这项工作，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和后代。林场的工作很辛苦，也很有成效，要继续做好”［11］。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期内蒙古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从内蒙古层面看，2023年6月，总书记在巴彦淖尔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11］。按照国家和自治区“三北”工程规划，2021～2030年，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建设任务占全国规划总任务的44％；其中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占全国的59％。［12］内蒙古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主战场，更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印发了《全面推进美丽内蒙古建设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规划纲要


（2025—2035）》，聚焦美丽内蒙古建设目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13］为建设美丽内蒙古、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国家和自治区持续加大生态建设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创新力度，为国有林场解决改革发展难题、提升现代化建设能力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从林草领域看，“十五五”规划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林草事业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从林草生态建设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惠民举措、区域布局与制度改革等多个维度为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9］（ＰＰ．130～135）作为生态建设的生力军和林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载体，国有林场在打通政策堵点、突破体制束缚时将迎来更加宽松的政策和行业环境，获得社会各界的理解、重视和支持，从而为加快推动国有林场现代化建设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奋进合力。


二、内蒙古国有林场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5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出提质、兴业、利民的具体要求。虽然内蒙古国有林场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意见》中的标准和要求相比，内蒙古国有林场现代化建设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与地方发展融合得不够紧密，顶层设计缺乏有效统筹


一是与地方发展规划衔接得不够紧密。实施新一轮国有林场改革后，内蒙古仍有国有林场未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地方改革发展融合得不够紧密，制约了资源管护效率和产业发展潜力的提升，使林场在争取政策扶持、整合区域资源时处于被动地位，难以融入区域发展大局。在此种情况下，全区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面临投入渠道少、资金不足等难题，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落后的状况难以得到有效改善。截至2023年，全区国有林场共建设管护站点2046个，平均每个管护站点管护面积达0．6万公顷，其中危旧管护站点占21．3％，未通电、通水、供暖比例分别为28．3％、26．8％、10％。


因国有林场道路建设未纳入地方交通规划，防火道路、隔离带密度偏低，重点区域监测设施覆盖率不高，物资设备储备不足，森林防火体系薄弱。二是6顶层设计的系统性统筹有待加强。自《通知》印发以来，自治区层面配套出台的专门支持国有林场现代化建设的政策文件相对有限。目前，内蒙古国有林场总体规划尚在编制之中，国有林场中长期发展的总体思路、任务目标、区域布局等仍需进一步明确，改革成果的巩固尚需更为完善的制度支撑。


（二）经营管理不到位，森林资源质量总体不高


一是空间布局与规模结构失衡。在内蒙古292个国有林场中，70％以上的国有林场集中在东部五盟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而占“三北”攻坚战总任务量近70％的西部七盟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和乌海市）国有林场的数量仅占30％左右，生态责任与资源配置严重错配。在规模结构方面，内蒙古国有林场的经营规模“小、散、弱”，面积超100万亩的国有林场仅占全区国有林场总数的19％，5万亩以下的国有林场占22％，其中11个国有林场经营规模不足1万亩，最小的仅为2400多亩。①二是森林经营方式粗放，森林资源管理精度不足。虽然内蒙古国有林场大多编制了森林经营方案，但受资金短缺、采伐限额和地类变更等因素的制约，方案的科学性有待商榷且执行不到位，森林可持续经营难以及时有效地开展。地类重叠、林耕矛盾和政策衔接等诸多突出问题亦导致内蒙古国有林场难以精准管理森林资源和土地。笔者在ＺＬ林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技术条件限制，林场在早期划定经营范围和林权证界限时，没有形成矢量化数据，四至边界不明确，这导致国有林场与所在地周边乡镇嘎查村边界划分不清晰”（访谈记录ＥＤ－ＺＬ0040，访谈时间2025年4月9日）。全区国有林场四至清晰面积只占总经营面积的0．15％，国土“三调”地类与实际地类不一致的面积占总经营面积的7％。权属不清引发林耕纠纷和边界争议，严重影响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三是资源保护力度不足。一方面，国有林场森林草原火灾预防和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手段相对落后，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等工作难以开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森林生态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林草行政执法力量不足，违法违规行为频发，林草资源没有得到很好保护。在森林公安机构改革和综合执法改革后，形成了多部门执法的局面，林草行政执法工作责任不清、衔接不畅、工作低效、案件办理不及时不到位和偏远地区林草行政执法力量严重短缺等情况一直存在。国有林场在依法保护国家林草资源时面临“无人执法”“执法难”和“难执法”的问题。


（三）激励机制缺失，发展活力未充分释放


一是内生动力不足。新一轮国有林场改革后，全区国有林场全部定性为公益类事业单位，其中公益一类国有林场占78％，高于全国比重的6个百分点，其余为公益二类国有林场，没有公益性企业。此类单位经营活动受政策限制较大，


经营收入与林场自身发展和干部职工切身利益脱钩，国有林场经营积极性不高。以ＺＬ林场为例，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的要求，国有林场新增经营性收入只能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而且林场将经营收入上缴地方财政后，财政难以足额、顺畅地返还给林场”（访谈记录ＥＤＺＬ0040，访谈时间2025年4月9日）。在ＺＬ林场等国有林场中，绩效奖励的手段和形式较为单一，职工收入稳定但差距不大，“林场机关化、工人干部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二是管理经营自主权不足。国有林场的管理层级普遍较低，发展束缚多，对林场活力的激发不够。在内蒙古现有的292个国有林场中，科级国有林场占34．2％，股级国有林场占62％；盟市直属国有林场占4．8％，旗县直属国有林场占90．1％。不同层级的国有林场在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分化严重。［14］多数层级较低的国有林场无人事和财务自主权，无法对现有的人、财、物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①，降低了管理效能。三是参与生态工程建设的政策阻点多。以ＺＬ林场为例，国家鼓励国有林场在“三北”攻坚战中担当主力，“林场也拥有大量实践经验丰富的林业工程师、技术工人和护林员，但按照‘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工程项目必须向社会企业公开招投标’的规定，ＺＬ林场作为公益类事业单位不具备参与林草生态建设工程招投标的资质，只能‘当监工’甚至‘靠边站’”（访谈记录ＥＤＺＬ0040，访谈时间2025年4月9日）。四是绿色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当前，内蒙古国有林场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不健全，资源产权界定不清晰，社会资本参与度低，没有形成产业规模效应。


2023年，内蒙古国有林场森林食品、特色林果、木本粮油和中草药产业等年产值仅占全区林草产业总值的1．6‰，内蒙古林草产业产值仅占全国林草产业产值的1％，绿色产业（如碳汇、林特产品高值化、森林康养等）尚处于起步阶段。


（四）人才队伍建设失衡，难以支撑现代化建设


一是编制配置与人员结构矛盾。20XX年，内蒙古国有林场改革核定事业编制仅占全国国有林场改革核定编制的7．15％，与总经营面积、森林面积分别占全国的15．3％、12．6％不匹配。②经过多年的人员消化，截至2023年底，全区国有林场核定编制仅占林场实有人员的51％，而财政全额供养人员仅占国有林场实有人员的31．5％，其他人员则通过天然林保护工程管护经费、公益林补偿管护经费、林场土地承包租赁收入和工资田等方式保障。二是编制“悬置”问题突出。由于改革核定的编制少但在岗人员多，国有林场在改革过程中普遍


采取定编定岗不定人、“退一减一”和“只出不进”的做法，导致核定的编制被“悬置”。以ＸＳ林场为例，“虽然林场在新一轮改革中核定了17个事业编制，但编制至今没有落实到在册的185名林场职工身上”（访谈记录ＢＷＬＸ0002，访谈时间2024年4月2日），编制仍处于“悬置”状态。编制的“悬置”意味着ＸＳ林场无法享受到事业单位应该享受到的政策，职工队伍持续更新也极难实现。［8］三是人才队伍老龄化。2015年，在内蒙古316个国有林场中有198个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其中2／3为贫困林场，有1／3的职工靠种植工资田生活，职工社保费被大量拖欠，民生问题突出③，国有林场对学历较高的年轻人缺乏吸引力。2023年，全区国有林场在职职工年龄在50岁以上的超过44％，40岁以上的占74％；大专及以下学历占74％。国有林场职工“老龄化”问题突出，整体素质不高；“无法招、招不了、留不住人”的问题普遍存在，人才队伍结构亟待优化。


三、内蒙古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的对策建议


制度环境并非高度有机统一，而是包含了多重价值领域，每一个价值领域都与一种独特的制度逻辑相联系［15］（ＰＰ．93～95），制度逻辑为处在特定制度环境的个人或者组织提供了行动指南［16］（ＰＰ．15～34）。国有林场同时受公益逻辑与专业逻辑两种制度逻辑的支配，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性质决定了国有林场必须提供政府要求的基本公共服务，即公益逻辑；而作为一个专业组织，国有林场又要按照所从事的林草专业的客观要求和流程规定开展专业活动，实现单位的生存与发展，即专业逻辑。公益逻辑以专业逻辑为基础，且主导着专业逻辑。两种制度逻辑相契合使内蒙古国有林场在林草生态建设与保护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内蒙古国有林场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种制度逻辑的冲突。制度逻辑理论提醒我们，解决当前内蒙古国有林场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的步伐，其根本在于推动公益逻辑与专业逻辑的契合，减少公益逻辑与专业逻辑的冲突。


在各级政府财政困难、编制紧张等现实环境下，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的关键是按照提质、兴业、利民的要求，通过加大制度和政策创新力度，充分激发和释放国有林场改革发展的能动性，持续改善国有林场的生态质量，完善各具特色的绿色产业体系，使国有林场成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带动林草产业发展和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主力军。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和国有林场必须勇于


善于改革创新，着力打通束缚国有林场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以及政策堵点阻点，充分调动国有林场职工的积极性，充分激发国有林场的创新活力，挖掘国有林场潜力，构建充满动力活力、资源质量优良、生态功能稳定、产业发展充分和职工生活幸福的现代化国有林场体系。


（一）加强顶层设计


各地各有关部门应切实把支持国有林场巩固改革成果、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建设路径摆在重要位置，并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体推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提供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有力的政策保障。一是分区施策、分类指导，探索建立国有林场分类分级管理体制和差别化发展路径。建议自治区级相关部门尽快编制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林场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的配套支持政策，指导国有林场结合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功能定位、瓶颈问题和发展水平等现实，确定其主要功能定位、建设重心和发展方向。自治区和各盟市要择优培育一批综合发展、生态保护、森林经营、特色产业发展等不同类型的试点林场，为全区不同类型的国有林场发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二是优化布局，探索提升国有林场规模和管理层级。研究表明，国有林场管理层级越高、规模越大，森林资源保护、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就越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9］根据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的现实需要，内蒙古要在防沙治沙任务集中、治理难度大、管护任务重的区域，推动设立新的以防沙治沙为主要职责的国有林场；同时，按照机构精简和规模经营的原则，将同一盟市内规模较小、分布发散的国有林场整合提升为规模较大的林场，并实行市（盟）属市（盟）管；跨盟市、规模超大且生态区位重要的国有林场可实行自治区直管。三是健全多层级、多部门、多元化政策保障机制，协同推进国有林场现代化建设。各相关部门要按规定足额保障公益类国有林场的财政经费，落实好符合条件的偏远林场按国家规定享受乡镇工作补贴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政策；还应加大多元化投入，支持国有林场基础性支撑项目建设，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加快推动国有林场升级、现代化野外作业的装备配置，培育林草新质生产力。


（二）强化资源管护


内蒙古国有林场应进一步明晰林场资源管理制度，提高生态保护管理能力，持续提升生态质量，推进林草资源提质增效，全面构筑现代化的生态保护体系。一是科学开展森林经营。国有林场要建立以经营方案为核心、以提升质量为导


向的森林经营管理制度，全面完成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方案的编制工作。各地要将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和实施情况纳入林长制考核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考核体系。国有林场应坚持以提升森林质量为基础的多功能森林经营理念，以科学编制和严格落实森林可持续经营方案为基础，探索建立森林经营的政策、技术、投入和保障体系，开展国有林场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工作，逐步构建起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内蒙古国有林场还可依托“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持续实施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灌木平茬和低质低效林改造等项目，持续增加森林资源总量，精准提升森林质量。二是持续加强资源管理。相关部门要加强国有林场资源资产管理，积极稳妥地化解“一地多证”、林耕矛盾和边界争议等历史遗留问题，推进解决国土调查结果与实际地类不符等问题，确定国有林场土地权属范围并将其纳入不动产登记系统，依法明晰国有林场土地、林木等资源权属，全面建立资源资产台账，逐步建立权属清晰明确、监管有力有效的国有林场产权制度。三是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内蒙古国有林场应打造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的资源管护体系，加快推动“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无人机、航空护林等现代化、信息化装备在国有林场的普及，推动建设“固定站点＋移动站点”的智慧管护体系，全面提升林场资源管理、森林草原防火、有害生物综合防控和野生动植物保护能力。同时，要加快建立自治区、盟市、旗县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林草行政执法体系，在林草资源富集的苏木乡镇恢复设立林草工作站，根据林草资源面积和地域跨度等实际情况落实编制人数，配齐配强专业人员力量，开展执法培训，提升执法队伍的整体能力和综合素质，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毁林毁草、乱开乱垦行为。


（三）健全制度机制


政府相关部门应坚持巩固改革成果、创新体制机制，分区管理、分类施策，挖掘特色产业发展潜力，激发内蒙古国有林场的创新发展活力。一是深化国有林场事业单位改革。自治区政府应鼓励国有林场试点实行“一类保障、二类机制”管理，探索支持公益一类国有林场开展经营活动的政策和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公益一类国有林场转为公益二类国有林场。国有林场应建立有利于增强经营活力的收支“两条线”财务管理制度，明确并加大经营收入自主支配资金的比例，支持开展森林经营、建设基础设施和实行职工薪酬激励制度等，建立经营收入分配激励机制。二是大力发展现代绿色产业。政府相关部门可支持国有


林场探索建立森林资源资产的有偿使用制度，规范国有林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林地使用权和林木使用权流转管理。内蒙古国有林场应以林业标准地为抓手，推广“国有林场＋”等模式，在保证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发展林下经济、森林食品、花卉苗木和林旅融合等多元业态，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投入，培育绿色品牌，打造从基地到市场的全产业链，推动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的多功能利用。有条件的国有林场还可以探索建立森林增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经营模式、技术路径和交易机制等，培育一批林业碳汇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示范林场。三是强化科技赋能。国有林场应将科技运用于改革发展的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在林草基础理论研究、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创制、林产品加工利用、新型机械装备研发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联合区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研攻关与推广应用，建立科技特派员结对帮扶机制，强化实用技术培训，培育乡土专家队伍，为林场提供“一对一”科技服务等。有条件的国有林场还可以参与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的创建工作，推动新场景应用，全面提升生态服务效率。


（四）建强人才队伍


国有林场应坚持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入实施“投资于人”战略，有效破除职工老龄化、专业断层、留才难等问题，建成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国有林场人才队伍，保障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内蒙古国有林场要不断健全完善以国有林场职工能进能出、岗位能上能下为导向的选人用人机制，积极开发国有林场“三支一扶”计划岗位，扩增特岗招生指标名额，支持定向培养，并采取公开招聘、竞聘上岗等方式，按需引进林业技术、生态保护、森林经营、碳汇、林下经济和数智化管理等紧缺的专业人才，建立稳定的国有林场人才队伍。国有林场还应立足现实发展需求，谋划人才培养，开展专题培训，全面提升国有林场人才队伍的素质和能力。部分“编制悬置”的国有林场应建立临时性的编制“周转池”，流转安置符合规定的临近退休职工，尽快落实编制到人，持续优化林场人才队伍结构。在激励机制方面，国有林场应分类探索建立符合国有林场特点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现以岗定酬、绩效取酬、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切实解决人员外流多、新人“进不来、留不住”的问题，为推进现代国有化林场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深度融合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陕西省某高校的问卷调研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王琪瑞


2025年3月，教育部召开的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25年部署会议明确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作为铸魂育人的主渠道、主阵地、主战场，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深度融合成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必然趋势。基于此，研究以陕西省某高校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系统考察人工智能与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的应用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而提出针对性优化对策。


一、研究设计与问卷工具编制


（一）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随机发放问卷。线上通过班级群发布问卷链接，线下在思政课堂上发放纸质问卷。问卷回收后，首先对问卷进行预处理，剔除无效问卷，而后运用统计软件SPSS26.0对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被试


研究以陕西省某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为调研对象，随机发放问卷300份。经过问卷预处理，剔除无效问卷18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82份，有效回收率为94%。调查对象的性别、年级、专业的分布相对均衡，能够较好地反映大学生的整体情况。


（三）问卷编制


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研究编制了《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深度融合应用现状调研问卷》。问卷核心维度分为认知与接触情况、应用体验、效果感知以及存在问题四个维度。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部分题目采用单选题、多选题形式。在正式发放问卷前，选取30名学生进行预调研，根据预调研结果对问卷表述进行优化调整。


二、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现状


（一）人工智能与思政课融合的认知与接触现状大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了解程度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具体来看（见表1），69.1%的学生表示“非常了解”（23.4%）或“比较了解”（45.7%）。仅有4.6%的学生表示“不太了解”


（3.9%）或“非常不了解”（0.7%）。在对人工智能与思政课融合的认知态度上，学生接受度与支持度较高，有32.6%的学生认为融合“非常有必要”，48.9%的学生认为“比较有必要”，15.6%的学生持“无所谓”态度，仅2.9%认为“不太有必要”（2.5%）或“非常没有必要”（0.4%）。18.8%的学生表示“经常”接触人工智能与思政课融合教学的形式，35.5%的学生表示“偶尔”接触，32.3%的学生表示“很少”接触，13.4%的学生表示“从未”接触。在接触的融合教学形式中，“线上智能题库与作业系统”（68.1%）、“思政类智能问答机器人”


（45.4%）、“线上视频学习平台”（42.2%）是学生接触最多的三种形式，而“虚拟仿真思政课堂”（23.8%）等互动性较强的融合形式接触率相对较低。


（二）人工智能在思政课各教学环节的应用体验现状表2从课前预习、课堂教学、课后复习与考核三大核心教学环节出发，全面呈现了学生对人工智能应用体验的整体情况。整体来看，各指标平均得分介于3.39~3.79分之间，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学生对人工智能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整体持认可态度。课堂教学环节的“智能互动设备使用体验”（3.79分）和课后复习与考核环节的“智能题库实用性”（3.78分）得分最高，成为体验最优的两大指标。而课后复习与考核环节的“评价体系全面性”（3.39分）得分最低，是当前应用体验的核心短板。


（三）人工智能与思政课融合的效果感知现状表3从思政理论知识掌握、学习兴趣与参与度、思想道德素养提升、知识获取便捷性、价值引领实效性五个核心维度，全面呈现了学生对融合教学效果的感知情况。各维度平均得分介于3.38~3.75分之间，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人工智能与思政课融合已取得初步成效，得到学生普遍认可。“知识获取便捷性”得分最高（3.75分），“提升显著”与“有一定提升”占比合计达64.9%，智能工具在简化获取流程、丰富资源渠道方面的作用凸显。而“价值引领实效性”得分最低（3.38分），“提升显著”占比仅15.9%，“完全无提升”占比达8．5%，是融合效果的薄弱环节。其他三个维度中，“思政理论知识掌握”（3.62分）和“学习兴趣与参与度”


（3.58分）表现较好，满意度（“提升显著”和“有一定提升”）合计分别为59.6%和56.4%。"思想道德素养提升”（3.49分）表现居中，满意度合计为51.8%。


三、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存在的问题与改进需求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研显示，当前人工智能与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仍面临多维度挑战：在技术应用层面，稳定性与适配性成为突出问题。有38.3%的学生提及技术


运行缺乏稳定性，频繁出现网络卡顿、设备故障等问题。29.8%的学生反馈智能教学工具操作门槛较高，上手难度大。在资源建设层面，优质化、多样化与时效性均存在短板。42.2%的学生表示，虚拟仿真课程、互动课件等优质思政智能教学资源供给不足。35.1%的学生认为现有资源内容更新滞后，与社会热点、学生实际生活的结合不够紧密。在教学实施层面，教师能力与互动体验有待优化。36.9%的学生认为教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力不足，未能充分发挥技术赋能优势。33.3%的学生表示融合教学过程中，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有所减少。在评价体系层面，全面性与指导性不足问题显著。40.4%的学生认为当前人工智能评价体系不够全面，难以准确反映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与综合能力。32.6%的学生表示评价结果反馈不够及时、具体，对后续学习改进的指导作用有限。


（二）学生的改进需求


面对上述问题，学生的改进诉求重点集中在以下方面：其一，优化技术与教育资源是学生最迫切的需求。


68．1%的学生期待加强技术保障，提升智能教学平台与设备的稳定性、流畅性。超六成（65.2%）的学生呼吁增加优质思政智能教学资源供给，丰富资源的形式与内容。其二，教师能力提升是学生的核心诉求之一。调研显示，56.7%的学生希望学校加强教师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培训，助力教师提升教学融合能力，以更好适配人工智能与思政课教学融合的实践需求。其三，学生对创新课堂教学模式的需求突出。62.4%的学生希望增加虚拟仿真研讨、人工智能辅助小组合作学习等互动性强的融合教学形式。54.6%的学生提议注重个性化教学，根据学生个体特点推送定制化学习资源与任务。其四，学生对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的呼声较高。63.8%的学生希望构建更全面、多元的评价体系，兼顾知识掌握、能力提升与价值引领等多个维度。57.4%的学生要求优化评价结果反馈机制，提供及时、具体的个性化改进建议。


四、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的优化对策


（一）强化技术支撑与资源建设，夯实融合基础


技术与资源是人工智能与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的前提保障[3]。高校应加大


经费投入，加强智能教学硬件设施建设，升级校园网络环境，确保智能教学平台、虚拟仿真设备等运行稳定、流畅。同时，建立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及时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技术故障，为融合教学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建立资源更新机制，定期更新资源内容，确保资源的时效性与针对性。还需优化思政课智能教学资源共享机制，以此破解教育领域“数字鸿沟”难题，推动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公平的落地实现[4]。


（二）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把握融合关键


教师是人工智能与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主体，教师的融合教学能力直接影响教学效果。这就要求高校着力培养更多既“懂技术”，又“懂教育”，更“懂人心”的教师。高校应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培训纳入教师继续教育体系，构建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5]：针对青年教师，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操作、智能教学工具应用等基础培训；针对中老年教师，侧重融合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创新等方面的培训。教师自身应主动转变教学理念，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深入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与技术，积极探索技术与思政课教学的深度融合路径，在教学过程中合理运用技术，充分发挥技术的辅助作用，而非过度依赖技术[6]。


（三）创新融合教学模式，提升融合实效


教学模式创新是实现人工智能与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一是构建个性化教学模式，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把握学生的学习特点与需求，为学生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推送定制化学习资源与任务，实互动功能，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学习指导与答疑服务，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8]。三是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整合线上线下教学优势，线上利用智能教学平台开展自主学习、在线讨论、作业提交等活动，线下课堂侧重重难点讲解、互动交流、实践体验等环节，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有机结合。


（四）完善融合评价体系，强化融合导向


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是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高校应构建多元综合评价体系，突破传统单一的量化评价模式，兼顾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9]。在评价内容上，既要关注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学习成绩等量化指标，也要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等质性指标[10]。此外，这一评价体系应着重培养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意识，引导学生合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高效完成思政课学习任务，进而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1]。在评价方式上，结合人工智能评价与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与互评等多种方式，全面、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思政引领力驱动下的“空天报国”人才培养创新实践探索以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为例


董佳闻


引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空天领域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阵地，空天人才的质量与数量直接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科技发展主动权。建设教育强国是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而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肩负着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面向国家空天强国战略迫切需求，航空航天类高校院系的育人工作，既要坚守专业立身、创新强能的培养底线，更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破解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的现实难题。在此时代背景下，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立足国家战略大局、紧扣空天领域急需、彰显自身学科底蕴，以提升思政


引领力为核心抓手，系统构建“铸魂―强基―赋能”三位一体育人体系，将“空


天报国”精神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实践科研、就业引导全链条，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实效突出的新时代空天领域创新人才培养路径，为同类高校相关专业思政育人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溯源：“空天报国”人才培养的时代背景


纵观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思政引领力居首位，更加彰显了教育的政治属性[1]，也呼应了将思想政治工作深度融入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内在逻辑。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多重职能，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伴随时代发展，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价值与导向功能愈发凸显，由此也对高等教育持续夯实根基、不断强化自身思政引领力提出了现实必然要求。


历史上国家对生存与发展空间的争夺从陆地延伸到海洋。而今天，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空天领域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空天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新型空天力量将成为平衡大国关系的重要砝码[3]，空天领域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制高点和关乎未来国运的新疆域。积极参与空天探索、培养空天人才，有助于在未来空天国际规则制定中拥有发言权和主导权。面对高等教育阶段空天领域人才培养的需求，如何提升思政引领力，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立足建设国家


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问题。


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立足国家教育强国战略和空天领域人才需求，结合学院学科特色与育人实际，充分发挥思政在思想引领、实践育人、管理服务中的核心作用，构建“铸魂―强基―赋能”思政引领体系，形成以思政引领为主线、以“空天报国”精神为内核的人才培养新范式，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与专业素养的空天领域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二、实践探索：多维协同育人体系的构建路径


（一）铸魂工程：强化思政教育，构建“空天报国”价值引领体系


1.理想铸魂，树牢“空天报国”之志


学院将理想信念教育贯穿于育人全周期。依托“旗帜工程”品牌活动，开设“空天报国”系列专题讲座，邀请航空航天领域专家、校友分享行业故事与科研经历，年均覆盖学生2000人次。院领导以“厚植空天情怀，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为主题讲授“新生开学第一课”，引导新生将个人理想与国家空天事业相结合。组织学生赴长汀老区开展“空天情怀”读书沙龙，结合抗战时期萨本栋校长带领师生西迁办学的历史，强化家国情怀教育。连续开展品牌实践活动，鼓励走出去的学生将思想和感悟形成报告和合集，构建“行走的思政课―深度的行业课―生动的分享课”育人闭环，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厚植爱国情怀，树立航空报国伟大理想。


2.文化润心，营造“空天报国”氛围


学院坚持以文化浸润全方位营造“空天报国”育人氛围。通过打造“空天”育人品牌，开办“空天文化节”，建设“空天文化墙”，创新“新生研讨课”等课程形式，凝聚多维育人合力推进学科精神具象落地。组建红色讲师团，承接学校原创话剧《长汀往事》，重现抗战时期厦大航空系救国办学历程，夯实学生“空天报国”的精神根基。主动融入学校“行见八闽”实践研学活动，牵头“空天报国”研学模块建设，与中小学签订合作协议共建“空天科普教育基地”，普及空天知识，扎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二）强基行动：打造特色品牌，探索产教融合下的育人范式


1.实践强基，推动实践与科研融合


学院开设“空天报国”“本栋”系列火箭研发实践课程，吸引多学科学生参与研制、发射全过程，培养跨学科创新能力。创设“南强启航”无人机配送创新实践课程[4]，组织近50名本科生与研究生积极参与，历经10个月完成150


余次全流程无人配送试验，构建“教―学―研―用”四位一体的良性闭环。开办“空天报国”火箭研发实践暑期学校，基于自主开发的火箭总体设计平台和工程实践案例详细解析火箭研发相关专业的基本概念、设计理念和工具方法，为有志从事火箭研发的研究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学习交流平台。


2.创新协同，强化赛创融合生态


学院设置互联网创业引导与实践课程，作为提升学生对创新创业大赛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培养、优质作品挖掘、优势项目培育的重要课程支撑。该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开设“领航双创”人才特训营，为本科生提供沉浸式科研训练。组建航模队等12支科创团队，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近5年，学院学生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原“互联网＋”大赛）中获国家级金奖3项，特别是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一举夺得2项特等奖，实现特等奖“零的突破”，获奖等级与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同时，高水平竞赛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覆盖面和项目质量持续提升，形成了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生动局面。


（三）赋能计划：对标国家需求，搭建战略导向型的就业服务


1.观念引领，树立正确择业观


（1）名师引领合理职业规划。举办“名师导航”“总师大家谈”等品牌活动，邀请行业领军人物来院为学生介绍行业领域内前沿经验，为学生搭建起走近前沿科技、与总师近距离交流的平台，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引导学生树立“空天报国”志向。


（2）基层就业发挥典型示范作用。2025年机械工程硕士放弃高薪选择服务西部，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投身浙江大学东海实验室。学院通过宣传报道、事迹宣讲等方式树立榜样，毕业生中选择国防军工、基层服务等国家重点领域就业比例位列学校前茅。


2.优化供给，精准服务促就业


（1）开展访企拓岗专项行动。开展“携手行动”走访校友、创业导师单位，拓展就业渠道。开展“访企拓岗”专项行动，院领导每月带队前往企业，推进院企合作。与京东方、中国航发等知名企业建立合作，成立“校企俱乐部”，助力学生创新培养。


（2）建立多维就业信息平台。畅通就业实习信息“发布―共享―接收”途径，分年级建立专项工作即时分享群。邀请就业指导老师开展主题职业指导讲座，


教授学生运用工具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辅导员在谈心谈话中把就业育人作为重要内容，积极引导学生投身重点行业及基层就业，形成思政引领与就业质量协同提升的“空天育人”新范式。


（3）搭建“普惠＋精准”招聘平台。专职辅导员负责就业工作，畅通信息“发布―共享―接收”途径，分年级建立信息即时分享群。邀请企业导师、专家指导，举办多场重点行业专场招聘会，同时调研收集毕业生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


三、成效启示


（一）成效：思政引领力的具象呈现


1.深度融合，思政与专业教育协同


通过“课程＋实践＋文化”三位一体模式，将“空天报国”精神嵌入人才培养全链条，破解思政教育与专业实践“两张皮”的问题。


2.品牌效应，长效机制与育人成效


打造“旗帜工程”“空天文化节”“空天报国暑期实践队”等品牌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育人范式。“空天报国暑期实践队”成立8年，组织了128名队员先后前往11地，走访20余家科研院所[5]，获评“全国大学生百强暑期社会实践团队”[6]、福建省“优秀实践团队”，更在实践中实现了从“参访观摩”到“研学践行”的升华。实践成果通过调研报告、主题宣讲、科普实践等形式有效转化，强化了学子的爱国报国情怀。


3.创新突破，学科交叉与产教协同


通过构建“学科交叉平台＋项目驱动”机制，打破专业壁垒，推动人工智能、海洋科学、机械工程等多学科融通。


2024年，学生科创项目共获国家级奖项48项，科创项目《基于昇思MindSpore


的智慧行业解决方案》作为全国28个优秀项目代表之一在中国大学生创新成果展中展出。在2025年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中，学院本科生以宇宙探索空间机器人技术工程师为规划方向，博士生以成为“人工智能＋海洋经济”交叉领域科研先锋为目标，分获全国金奖与铜奖。揭榜赛题《城市运行的新概念飞行器设计研究》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揭榜挂帅”专项赛特等奖。


（二）思考：学工队伍的角色再构建


学生工作干部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不断发挥学工干


部龙头作用，是推动高校学生工作创新发展、培养学生成长成才的有力手段[7]。


1.强化专业素养培育，锻造职业化团队


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管理型角色已难以满足学生多元化发展需求，应该推动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综合素质全面、爱岗敬业奉献的学生工作队伍，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8]。通过推动学工队伍提升专业化素养，考取高校教师资格证、心理咨询师、职业规划师等专业证书，参与新生研讨课、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授课，学工队伍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学生思想动态、解决成长困惑，为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2.推动空天精神融合，构建协同化体系“空天报国”精神作为航空航天领域的核心价值理念，蕴含着爱国情怀、科学精神、创新意识与使命担当，与高校专业教育的育人目标高度契合。学院一方面引导专业教师用思政元素点亮专业课，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另一方面，深化专业教师与学工队伍的思政教师协同联动，整合育人资源。通过探索解决传统专业课“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引领”的问题，以立德树人目标为导向，进一步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9]。


3.搭建智慧管理平台，创新数字化治理


为打破学生管理中数据碎片化、流程低效化、经验零散化等瓶颈，学院以“信息智慧平台”建设为重要抓手，推动学工管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学院学工队伍积极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数据分析模型、量化评估育人成效，为学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创新开发数字化工位管理系统，实现学院工位全覆盖管理，并持续迭代优化系统功能，以智能化手段提升服务精准度，进一步提升育人效能。


结语


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以“思政引领力”为育人核心，构建并完善“铸魂―强基―赋能”思政育人体系，将“空天报国”精神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链条，成果颇丰。未来，学院将继续深化“大思政课”改革，推进学科交叉与产教协同，优化育人模式，为强国建设培养更多复合型创新人才。


我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基于全国八省（区、市）的实证调研


黄河科技学院中华文化研究院陈延斌


“家”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既是个体成长成才的起始场域，也是社会稳定与文明赓续的重要基石。对于具有深厚“家国同构”文化传统的中国而言，“家”的伦理意义与社会功能尤为凸显。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目标中明确了“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任务。这就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确立了“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地位，也凸显了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此，课题组采用分层抽样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新疆等八省（区、市）展开了实证调研。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851份，调查对象涵盖多个不同职业群体，并统筹考虑了城市与农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以及各学龄段学生家长的分布特点。为更好地把握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变化趋势，此次调研还与2016年相关调查数据进行了对比，以便更准确把脉问题，提升建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一、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时代价值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不仅是个人成长成才的起点，更是国家发展与民族进步的基石。家教即家庭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父母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格与未来走向，濡染并奠定孩子的人生底色。家风或门风、家声，“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风气、风尚，是在累世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形成的生活作风、传统习俗、道德面貌和价值观念的综合体”


［1］。家风不仅涵养家庭成员的个人修养，也影响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由此可见，家庭是“本”，家教是“术”，家风是“魂”，三者相辅相成、彼此促进，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唯有形成“三位一体”的合力，才能提升育人实效，夯实社会文明根基。因此，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绝非一家一户的私事，不仅关乎个体的健康成长与千家万户的美满幸福，更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奠定人格发展与“三观”形塑的根基


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财


富蕴藏其中》的报告中强调，“家庭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场所，并在这方面负责情感和认识之间的联系及价值观和准则的传授”［2］。这里言约义丰地阐明了家庭教育的根本：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首要场域和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把教育揉进生活，在潜移默化的情感交融中将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处世规则和行为规范融入孩子成长最重要的环境。可以说，家庭环境对个体道德人格的形成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即“三观”的塑造，起到根本性的奠基作用。此次调研结果也佐证了这一观点，83.1%的被调查者认为优良家风能为“人生观、


价值观、道德观的形成”奠定基础，69.0%的受访者认为它“有利于良好行为习惯与性格的培育”。这表明，在民众的普遍认知中，优良家风不仅影响思想深处的价值观念，也在塑造个人的行为习惯与性格。家庭熏陶之所以对个人的影响是全方位、强渗透性的，根源在于家庭拥有其他环境无法企及的两


种力量：一是情感的持久浸润，二是行为的无声示范。在人生初期，家庭便为个体赋予难以褪去的精神底色。家庭通过亲情纽带与日常生活濡染，为个体建立起认识自我以及处理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等方面关系的基本范式。中国传统社会最全面系统的“家庭教科书”《颜氏家训》认为：“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3］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天然的血缘亲情，加之日常相处中的情感联结与彼此信赖，家长的教育和示范、“傅婢之指挥”，比“师友之诫”更能发挥感化作用；劝阻普通人打架斗殴，尧舜的大道理也往往不如妻子的一句劝解管用。这说明，基于亲情关系与情感信任的家庭教化，能更直接、更深入地影响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其效果是其他教化难以企及的。因此，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从源头上培育健全人格、塑造正确价值理念的奠基性工程。


（二）构筑情感联结与家庭韧性的内核


家庭，本应是身心的港湾与情感的依归，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人口流动的加速、家庭规模的缩小、数字技术的普及等客观因素正不断冲击着家庭的传统功能。从纵向的代际关系来看，过去以“亲子轴”为核心、紧密互哺的情感支持模式逐步弱化，物理空间的疏远与交往方式的虚拟制约了代际间的情感传递与日常互动。虽然数字媒介能够跨越时空，使代际联系更加便捷，却难以完全替代面对面细腻的情感交融与深沉的价值传递。从横向的夫妻关系来看，离婚率持续偏高，动摇了婚姻的稳定性，反映出家庭情感联结的


松动。此外，家庭情感联结还呈现出重构的态势，人们对于情感自主与婚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更加注重夫妻间的情感共鸣与精神契合。这些变化客观上会削弱家庭内部情感联结的紧密程度，而缺乏稳定情感联结的家庭，其成员往往会陷入抗压能力不足、意义感缺失等境地。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易传·文言传·坤文言》），这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揭示了家庭的情感氛围、行为模式与成员适应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结。“善”的家庭环境能够铺就应对挑战、维系心理健康的情感基石，也能锤炼并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内在韧性，促进家道昌盛，福泽绵长。相反，“恶”的家庭环境则会侵蚀自我价值与归属认同，久而久之使人疏离社会，致使家道衰落。可见，家庭情感联结是否紧密，直接影响着家庭韧性与成员福祉。本次调查显示，对于“您认为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的意义”的回答，反映了广大家长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视和认同度的大幅提高。认为“增进家庭观念及家庭和谐”的占77.9%，与2016年的调研数据［4］对比提高了49.32%。足见我国社会各界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价值的认识有了大幅提升。他们普遍认同注重家庭教育和家庭建设、传承良好家风可以给家庭带来和谐幸福。而家庭情感如何联结才能紧密，则需要通过加强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来实现，以构筑情感联结与家庭韧性的内在纽带。


（三）滋养公共精神与文明风尚的生成


无论从人类整体发展还是中华文明的演进来看，家庭的功能绝不仅仅局限于一家一户的私人生活，更延伸至公共领域，成为公共价值培育的起点。“家国同构”是中国自古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可以说，没有“家”之伦理就没有“国”之文明，没有“小我”的修养就没有“大我”的担当。家庭，是从“私”到“公”的桥梁，是衔接个人与社会、融通家庭美德与社会公德的枢纽。因此，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不仅关乎个体成长与家庭和谐幸福，还滋养着公共精神与文明风尚的生成。


家庭如何突破私域边界延伸到公共空间，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由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基本内容决定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不仅涉及孝亲敬长、家庭和睦、夫妻恩爱等家庭内部的伦理规范，还包括待人接物、友善邻里、朋友有信等指向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基于唯物史观的这一视域，公共精神要在个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中加以培育。人的个体生活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5］，社会


的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5］。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最初、最持久的载体，其教化内容蕴含着从私域向公域延伸的伦理要求，从而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其将家庭内部的道德规范扩展为对社会公共生活的认同与参与，促进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为公共精神的生成提供实践基础。另一方面，是由“家-社-国”的逻辑关系决定的。《大学》言：“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深刻揭示了家风与国风之间的同频共振。“家风淳正，型家范世，雨润万物；家风隳坏，殃及子孙，贻害社会。”［1］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对营造优良家风改善民风世风、促进家庭教育与孩子成长的密切关系予以肯定。在回答“您认为家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是怎样的”问题时，认为“影响很大”和“影响较大”的占被调查人数的87．3%，较2016年在全国的调查数据，认为“影响很大”的比例提高了13.75%。这表明，被调查者高度肯定家风对淳化民风、净化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认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好家风可以汇聚成好社风。因此，当前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不仅是提升个体幸福感、促进家庭和谐的需要，更是培育公共精神、营造文明风尚的战略之举。


（四）夯实文明赓续与民族精神塑造的基础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道路，塑造了中国注重血缘氏族关系、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这就决定了“家”在中华文明中有着“根”的地位与意义，形成了以家庭为伦理基石的文化体系。梁漱溟强调：“中国家族制度实在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命运，乃至中国整个文化的命运！”


［6］可见，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中国整个文化的基点，展现了中国文化传承与文明发展的底层逻辑，即文明赓续与民族精神塑造始终离不开家庭这一场域与载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呈现出独特的连续性。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7］纵观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文化冲击与交融也多次发生，中华文明却能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化基因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得到了稳定且持续的传承与发展。家庭作为最具体、最生动、最富生命力的生活场域，将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等较为抽象的民族文化具象为可感可行的家庭伦理道德，在一日三餐、一言一行、一代一辈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内化与传递。通过日常生活的浸润与教化，逐渐沉淀为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与精神标识。正是


通过这种由家及国、由微至著的文化传递机制，民族精神才得以在历史长河中保持其内在连续性并获得时代新生。这一独特的精神演进路径，印证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指出的，“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8］，中国的民族精神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家庭的精神”。因此，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正是要从日常生活的根基处着手，让文明赓续获得最坚实的载体支撑，让民族精神在千家万户的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二、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现实困境


首先应当看到，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整体上呈现出积极向好的态势，社会共识与实践基础不断巩固。调查显示，民众对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给予高度认同，94.5%的受访者对党的大会相关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部署表示赞同或基本赞成；对国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必要性，85.8%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社会整体评价也显著提升，认为当前家风状况“很好”和“比较好”的比例，较2016年调查大幅提高了29.34%，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频率也明显增加。同时值得重视的是，91.4%的受访者肯定传统家文化的当代价值，82.1%的被调查者支持将其融入学校德育。家长的教育理念更趋进步，科学方法得到更多运用，并将子女“将来能够生活幸福”视为首要目标。这些积极变化，为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的深度转型，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仍面临一系列困境与挑战，其本质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结构性矛盾在微观家庭生活领域中的折射。家庭问题，如今已不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的个别现象，而是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议题同等重要的全球性课题。既然是全球性问题，就需要全球携手共同应对。20世纪90年代，“国际家庭日”的设立就是国际社会重视家庭问题的有力举措。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既要关注家庭领域的普遍问题，也要聚焦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个性问题。通过此次调研，课题组不仅梳理了社会层面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普遍认同，更捕捉到隐伏于高度认同之下的深层困境。为此，亟须穿透表层共识，深入剖析困境的生成机理，为探索破解路径奠定实证基础与学理依据。


（一）伦理认同的知行脱节


当前我国民众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虽然有着高度的社会认同，但却隐藏着突出的问题，即家庭成员在伦理理念与日常实践之间出现明显的知行脱节。据调查，尽管91.4%的受访者肯定传统家文化的


时代价值，82.1%的被调查者支持将优秀家训家礼等内容融入学校德育。但现实中的践行情况却与之反差明显，68.5%的家庭并无明确家规家训传承，其中51.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没有”，16.6%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这种认同与实践之间的明显差距，揭示了伦理观念向行为规范转化的困难。更深一层，这种脱节在具体的教养行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观念层面，75.4%的家长选择“给孩子讲道理”、44．8%重视“给孩子做出榜样”；而在行为上，高达72%的家长曾偶尔打骂孩子，仅22.8%的家长从未打骂；同时，64.6%的家长最关注“学业发展”，重智轻德、过度保护等问题依然突出。由此可见，即使家长在认知层面认可现代教育理念，但也容易受传统管教习惯或现实升学压力等因素的影响，陷入知易行难的困境。


此外，这种知行脱节在家长对具体德目认同与践行上也明显可见。调查显示，对于新时代优良家风内涵之一的传统美德，如“家庭和睦”与“孝亲敬长”分别获得82.2%与77.3%的家长认同，“诚实守信”也获得56.6%的选择。然而，当考察实际家风状况时，认为当前家风状况不太好或很不好的受访者中，54.3%将其归因于“传统孝道衰落”。同样，尽管家长高度认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有85.8%的家长认为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有必要，但认真研读过该法的家长仅占12.3%，多达42．6%的家长表示根本没看过。这种对道德理念的普遍认同与具体实践、法律学习之间的现实落差，进一步显示出伦理认知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知行鸿沟。


（二）教育责任的主体失衡


当前家庭教育责任的主体失衡，深刻揭示出家庭内部权力与角色的固化态势，并成为社会整体焦虑向家庭场域转嫁的微观通道。在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家庭中，教育合力不够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对于“在家中主要由谁来承担孩子平时的教育任务”问题，被调查者选择“母亲”的为68.1%，而选择“父亲”的为28.2%，母亲主要承担孩子平时教育任务的人数是父亲的2.4倍。由此可见，在子女教育方面，父亲缺位较为普遍。这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观念的影响。虽然当今社会的经济基础、家庭结构、伦理关系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形”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往往滞后于“有形”的社会变革，惯性的传统性别角色思维依然影响着当今家庭的角色认知与责任分配，使教养责任大多落在母亲肩上。虽然父亲的参与度较以往有所改善，但并未普遍。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压力在客观上制约着父亲对


家庭教育的参与。出于养家糊口的责任，许多父亲工作任务繁重，无法兼顾子女教育，造成了父教的缺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许多父亲外出务工，物理空间上的距离致使他们无法陪伴孩子成长。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村仅33.2%的父亲长期与孩子共同生活。这意味着在农村地区大部分家庭的子女成长过程中来自父亲的情感支持与价值引导是缺失的，也折射出母亲被默认为教养孩子的“第一责任人”，这势必加重了女性的身心负担，导致育儿焦虑现象较为普遍。从长远来看，这也不利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性别角色认知及家庭的整体功能发挥。


这种结构性的失衡，不仅限制了女性在公共领域发展的可能性，也使她们在家庭内部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调查中34.2%的家长表示“没有时间教育孩子”，而其担当主体则是职业与育儿双重负担下的母亲。更深层次看，这种失衡是更大社会焦虑向家庭，尤其是向女性转嫁的体现。在教育内卷的背景下，64.6%的家长将“学业发展”置于首位，家庭教育日益功利化与学校化。当社会竞争压力通过升学机制传导至家庭时，承担主要教育职责的母亲便首当其冲，成为焦虑的直接承载者和执行者。她们往往被迫在“科学育儿”理念与“不打不成才”的传统观念中摇摆。对比2016年的数据，家庭教育中家长教育方式“过度严厉”的比例增长了10.9%，而“过度保护”则减少了7.8%；后者体现了家长教育理念的转变。


（三）传统教育资源的意义虚化


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面临的深层困境，还表现为优秀传统家文化资源在当代家庭生活中普遍呈现符号化悬置与意义虚化的状态。调查数据显示，尽管91.4%的受访者肯定传统家文化具有重要或一定的当代价值，更有82.1%的家长支持将其内容融入学校德育。这种高度的共识，虽反映了传统家文化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符号在意识层面的存续，却也凸显出其践行层面的薄弱，多数家庭对传统的继承停留在情感认同与观念倡导阶段，尚未形成可操作、可传承的生活化载体。在实践层面，真正拥有传承下来的家规或家训文献的家庭仅为极少数。具体而言，仅有4.8%的家庭“有且以文字记载”，26.7%的家庭“有但无文字记载”，而明确表示“没有”的家庭占比51.9%，加之16.6%回答“不知道”的家庭基本可视为缺失，传统家训在当代家庭中的实际传承率总计不足三分之一。这种高认同与低践行的鲜明反差，揭示了传统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蜕变为一种悬浮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符号。


符号如果不嵌入具体情境，本身是没有教化功能的。当前多数家庭对家训、家风等家文化是高度认同其价值的，但却不知道如何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使其成为家庭的日常遵循。这种符号化悬置将传统资源束之高阁，导致其意义虚化，难以与个体的生命体验与道德价值产生深度关联，其承载的伦理内涵只会沦为空洞的说教，无法真正发挥其规范与引导作用。以“勤俭持家”为例，如果该训诫只停留在认知或者言教上，远离家庭消费、时间管理、资源分配等生活实践，没有融入日常生活的具体选择与行动中，就很难对年轻一代产生实质性的价值塑造作用。它只是一个脱离生活实践的准则条文，因缺乏体验与践行而流于形式，且无法发挥其行为指导价值。这也解释了伦理认同与日常实践之间为何会知行脱节，即根源在于家训家风家礼等没有被充分地生活化、实践化与情境化。再优秀的传统家教资源，如果只作为脱离生活的抽象符号而存在，既不能回应具体场景的道德困境，也不能在真实决策中提供价值指引，这将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因此，要激活传统家文化教育资源，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必须推动其由符号认知向日常实践的转化。这就要求我们将传统智慧融入家庭对话、节日仪式和代际互动中，通过具体生活场景的反复践行，让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行为习惯，使传统家教资源在真实生活场景中落地生根。唯有如此，优秀传统家文化资源才能跨越知行鸿沟，成为人格塑造、价值引领和行为示范的文化力量。


（四）功利逻辑的深度侵蚀


现代社会，以升学竞争和职业前景为核心的功利主义逻辑，已对家庭场域内子女的全面发展空间形成了系统性挤压。调查数据清晰显示，在家庭教育目标的排序中，“考上好学校”这一选项达到43．1%，相较于2016年显著上升了10.5个百分点，而“能在激烈竞争中不被淘汰”的选择比例也达到54．4%，这共同指向了家庭教育目标背后的工具理性。与此同时，当前家庭教育中最突出的问题被概括为“重视知识轻视能力培养”，占比42.2%；“重视身体健康忽视心理健康”，占比40.0%。这恰恰是功利逻辑片面聚焦于可量化的学业成绩，而漠视人格塑造与情感培养的直接后果。


一方面，功利逻辑窄化了家庭教育内容。教育内容是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核心，涉及“教什么”的问题，主宰着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径。此次调研结果显示，最关注孩子的“学业发展状况”的家长高达64.6%，崇尚“家庭教育以辅导课程为主”的家庭占到31.8%。这种将家庭教育内容窄化为学业表


现与知识习得的现象，必然导致家庭日益沦为学校的“附属课堂”，导致家庭功能异化，生活场景与亲子关系均被课业任务所主导和吞噬。这不仅模糊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边界，更削弱了家庭在情感陪伴、品德涵育、人格养成、价值引导等方面与学校教育的互补功能，最终严重削弱了双方的教育合力。


另一方面，功利逻辑扭曲了家庭教育方式。教育方式是教育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涉及“怎么教”的问题，决定着教育过程的温度与教育结果的实效。调研数据显示，超过七成的家长曾以简单粗暴的打骂方式管教孩子，试图通过肉体惩戒或言语辱骂来威慑压服孩子。另外，调查还显示，家庭教育方式呈现出“过度保护”与“过度严厉”并存的现象。表象上看这两种方式一松一紧，貌似不同模式，实则共同指向一个结果，即家庭教育中“人”的缺失。“过度保护”剥夺子女自主成长空间，“过度严厉”则缺乏情感共鸣与耐心引导，二者都是一种将人物化的管控思维。在此思维的主导下，子女在家庭教育中被物化，他们不再被视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情感需求、发展节奏的个体，而是被异化为一个“成功”或“优秀”的他物。这就颠倒了教育的本源逻辑，使人从目的降为手段，致使家庭教育在追逐外部指标的迷途中，遗忘了培育健全人格的教育初心。这种以“物”的尺度去把握“人”的做法，势必会失去孩子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与尊贵。在物化铺就的道路上，家庭教育越来越背离教育的本真，最终的结果或许是一张精致的成绩单，却难以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人。


三、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现实困境的破解路径


基于全国八省（区、市）的实证调研，揭示了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伦理认同、教育责任、文化传承与成长空间等方面面临的深层困境。面对这一场域中存在的知行脱节、主体失衡、资源虚化与功利侵蚀等症结，亟须构建一套以价值重塑为引领、以传统转化为支撑、以多元共建为保障、以生活回归为落脚点的综合治理路径。其旨在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角色固化、符号悬置、家庭“独建”和工具理性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朝着建构情感共同体、活化传统智慧、形成共建生态与回归精神家园的方向迈进，系统性提升建设实效性，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家庭根基。


（一）从角色固化到情感共同体的价值重塑


父教的普遍缺失导致教育责任主体的失衡，是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亟待突破的困境。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推动家庭教育从观念到行动的系统性变革，重塑育儿价值理念，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性别分工模式，推动从母亲角色固化到


父母共同参与的转变，重新构建家庭作为情感共同体的本质内涵。从目前调研情况来看，许多家长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现代教育意识，例如：70.3%的家长认为“多与孩子沟通”很重要，61.8%的家长认可“与孩子一起成长”的意义，这为家庭教育从责任归属个体尤其是母亲转向父母协同共育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将价值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最根本的还要赖于家长的教育能力与教育素养。调查发现，虽然52.7%的家长在理念上认同“通过培育良好家风促进家庭教育”，但在学习和实践层面的参与度明显不足。仅40.6%的家长认为“父母要多学习相关教育理论”，而选择“通过家长学校等培训家长”和“家长互相交流家教经验”的比例只有27.0%和27.3%。这一差距表明，多数家长的教育能力与教育素养还需进一步提升，这是推动父亲深入参与、实现父母共同承担教育责任的关键一环。


为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的顺畅转化，还需社会层面的协同支持。通过弹性工作制度、普惠托育服务、父育母育能力培训等制度安排，为价值重塑与实践转型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帮助家庭突破传统分工制约。同时，应进一步激活“家


-校-社”协同机制，凝聚合力。50.7%的家长已意识到与学校积极配合的重要性，这为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提供了良好基础。通过理念重塑、实践转型、系统支撑，家庭教育责任得以从性别角色限定中解放出来，回归基于情感联结的共同体逻辑。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研究表明，父母共同实施的家庭教育更有利于子女全面发展，父亲的陪伴对孩子的性格塑造、规则意识建立及健康性别观念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从传统家教资源悬置到生活智慧的实践转化


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另一项深层挑战，在于优秀传统家文化资源普遍陷入符号化悬置与意义虚化的困境。调查数据显示，尽管91.4%的受访者认同传统家文化的当代价值，但明确拥有家规家训传承的家庭不足三分之一，超过三分之二的家庭处于“没有”或“不知道”的状态。这种“高认同、低践行”的知行脱节，揭示出传统家文化资源脱离当代家庭教育实际，未能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发挥其应有的教化功能与情感滋养作用。要改变这一局面，关键在于推动传统家教家风文化资源从静态文化符号转化为动态的生活智慧。任何价值观、道德观要真正发挥指导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实践，使人们在实践中去感知、体悟、塑造。所以真正的文化生命力不在于抽象认同，而在于生活实践。这启示我们传统家文化从符号悬置到生活智慧的实践转化，必须让传统家文化的价


值理念穿透认知表层，真正下沉并渗透到具象、细微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家庭成员可感知、可践行、可传承的生活智慧。通过家庭议事、代际共学、节气仪式等生活化载体，将传统家庭伦理转化为餐桌上的礼让、家务中的协作、困境中的担当，让文化基因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生长。


其一，在内容上推动生活化重构。将传统家规、家训等文本，从较为抽象的伦理规范转化为与生活场景紧密相连的具体指引，让传统教育智慧与现代生活相衔接。如“勤俭持家”不再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转化为家庭消费计划制定、家产家业兴建、旧物改造实践等具体行动。其二，在载体上实现情境化嵌入。文化需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才能发挥其育人功能，而真实的生活场景营造，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实现情境化嵌入。比如可以借助传统节日的契机，将传统家文化智慧精心融合到家庭仪式中，清明祭祖传家风、中秋团圆话家史、春节欢庆聚亲人等，都是在日常情境中传递价值与延续传统。其三，在方式上促进日常化浸润。要扭转传统资源的悬置状态，关键在于以持续、自然且亲切的方式将其融入家庭日常生活。理想的浸润状态不应成为家庭的额外负担，而是成为家庭生活的底色，使传统家文化在自然而然的家庭生活互动中践行，在潜移默化中传承。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找准传统家文化资源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现实契合点，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使其“接地气”，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借鉴价值。


（三）从家庭“独建”到社会“共建”的系统联动


破解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诸多现实困境，需要多方参与，形成破解合力。提升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实效性需要从“原子式”的家庭“独建”走向社会“共建”，构建多维复合的联动系统，营造责任共担、资源互补的共建生态，以形成教育合力，共同助力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与时代新人的培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章“社会协同”明确规定，通过整合社区、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早期教育服务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闻媒体以及专业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等多方主体，系统构建起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协同育人体系。这就为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家庭“独建”迈向社会“共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也为构建贯通家庭、学校、社区、政府、数字媒介等的系统联动指明了实践路径。


第一，夯实家庭首要场域基础。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自然要在家庭中进行，这就决定了家庭在社会共建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调研数据也表明，90.9%的被


调查者认为“父母影响”对“形成良好家风起关键作用”，86.4%的受访者认为“家长”是影响“孩子家风意识形成的主要因素”。第二，抓好学校关键阵地。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更是育人的关键场所，有责任指导、参与到家庭教育、家风培育的过程中。调查显示，68.6%的受访者认为“学校老师教育”对“形成良好家风起关键作用”。为此，学校应将优秀传统家训、家风、家礼等内容有机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管理育人与社会实践等各环节，全方位助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第三，搭建好社区协助平台。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需要社区文明风尚的滋养，社区能够有效联结“原子化”的家庭，打通各家各户的交流壁垒与空间隔阂，激活共建共育的基层活力，助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蔚然成风。第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政府的统筹规划、宣传倡导、制度保障与资源调配等重要职能，既能为各方参与共建提供硬性规约，也能为社会各界形成共建共识提供柔性引导。第五，用好数字媒介的赋能载体。数字媒介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拓展育人半径，促进资源共享与经验交流。调查显示，45.4%的家庭通过新媒体获取育儿知识，体现出数字载体在协同育人中的现实作用。这样，家庭、学校、社区、政府与数字媒介共同构成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五位一体”的联动体系。五大主体相辅相成、彼此协同，形成合作共建的生态系统，共同致力于提升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效性。


（四）从工具理性到精神家园的旨意回归


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对家庭生活空间的系统性侵蚀，是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面临的又一深层困境。当“考上好学校”成为43.1%家长的教育目标选择、54.4%家长将“能在激烈竞争中不被淘汰”作为核心关切时，家庭便从情感归宿、价值观念和思想品德培养异化为实现外部社会目标的工具性场域。


64．6%的家长坦言“最关注孩子的学业发展状况”，家庭教育内容高度窄化为学业发展；47.7%的家长存在“与孩子沟通少”的问题，亲子互动被简化为学习督促；72%的家长承认“曾偶尔打骂孩子”，教育方法在焦虑驱动下趋向控制与干预。这些现象的直接后果是家庭本应具备的情感慰藉与人格滋养功能被严重挤压，导致66.4%的家长烦恼于“缺乏有效的教育方法”，孩子面临重视知识而轻视能力培养和重视身体健康而忽视心理健康的成长困境。


破解这一困境，最根本的在于推动家庭从工具理性回归到精神家园的本真旨意。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家庭的社会化功能，而是强调一切外在成就的培养，都必须以对“人”的关怀为根基，一旦失去对“人”本身的观


照，再辉煌的成就都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在功利主义、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教育现实中，对“人”的异化与伤害将会更深。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要摆脱工具理性的侵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第一，在家庭中创造去工具化的时间和空间。譬如家庭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每周家庭日”，在共同阅读、户外活动中体验不追求成果的松弛，关注点要以“感受如何”取代“表现如何”，在情感共鸣中建立亲密联结，感受家的温馨美好。第二，在日常点滴中传递超越功利的价值理念。追求成功本无可厚非，但毕竟成功只是外在结果，而更重要的则是过程中的那些努力、坚持与选择，这些才是人生真正的品质和财富。例如，父母对待工作的态度、与邻里相处的方式、应对困难的坚韧等，这些日常细节都在无形中濡染着子女对成功的定义、对生活的理解，知晓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从来都不是只有输赢。第三，培育允许与接纳的家风文化。探索是孩子的天性，试错过程是孩子成长的必由之路，家庭应为孩子营造安全宽容的容错氛围。同时，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接纳不完美与非常态，是对生命多样性的尊重。当允许与接纳成为一种家风文化，家庭便不再是学校的“第二校区”，也不再成为社会压力的“延伸地带”，而是复归到心灵栖居的精神家园。唯有如此，家庭才能践行其根本宗旨，即不仅是身体的居所，更是心灵的归宿。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助养老的发展环境、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杨丽华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农村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全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3.81％，远超城镇的15.82％。“空心化”叠加老龄化，使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机构养老又难以覆盖，农村养老陷入困境。互助养老以“低成本、本土化”为特点，通过“老老互助”激活农村内生资源，契合了乡村振兴的五大要求，但也面临经济差异大、人才缺、机制散、文化受冲击等问题。


1.乡村振兴与互助养老的逻辑关联


乡村振兴为农村养老事业发展提供了全新语境，而互助养老作为一种低成本、高适配性的养老模式，与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具有内在契合性，二者形成“互促共进”的逻辑关联。


从政策导向看，乡村振兴将“完善农村养老服务”纳入“城乡融合发展”体系，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鼓励开展村级互助性养老服务”，为互助养老提供了政策依据[1]。互助养老通过激活农村内生资源，减少对外部养老资源的依赖，与乡村振兴“自力更生、共建共享”的理念高度一致。


从实践需求看，乡村振兴需应对“老龄化—空心化”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外流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全国空巢老人占比达45％；另一方面，


乡村振兴需要稳定的人口结构与活力，而解决养老问题能减少劳动力外流的后顾之忧，促进人才回流。


从功能价值看，互助养老与乡村振兴的五大要求深度契合。在“产业兴旺”维度，互助养老可与乡村旅游、特色农业结合，如老年人参与手工艺品制作、田园看护等轻体力劳动，形成“养老+产业”的融合模式；在“乡风文明”维度，互助养老传承“邻里相帮”的传统美德，重塑乡村共同体意识；在“治理有效”维度，互助养老组织可成为村级治理的辅助力量，提升基层组织凝聚力；在“生态宜居”维度，互助养老依托现有村落空间，避免大型养老机构对乡村生态的破坏。二者的协同发展，构成“民生保障—乡村发展”的良性循环。


2.乡村振兴背景下互助养老的发展环境


乡村振兴为互助养老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却为互助养老带来新的挑战。因此，互助养老发展面临着复杂的环境。


首先，政策支持逐步完善，但存在“碎片化”问题。国家层面将互助养老纳入乡村振兴总体规划，明确“政府引导、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的发展原则。地方政府则出台了相应配套措施。例如，陕西省将互助养老纳入“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库”，给予每个示范村2万～5万元补贴；江苏省建立“时间银行”省级统筹机制，实现服务积分跨区域兑换。政策红利为互助养老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仍存在“碎片化”问题。市县政策差异较大，部分地区缺乏持续性投入机制，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经济基础呈现区域差异。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互助养老提供物质基础。关中平原、长三角等经济较发达地区，村集体可投入资金建设互助设施，如陕西泾阳县依托集体经济收益为互助点配备冰箱、轮椅等设备；而陕西省欠发达地区52.6％的村庄集体经济薄弱，互助养老依赖政府临时补贴，可持续性差。乡村旅游产业发达的村庄，可通过“养老+民宿”实现收益反哺；传统农业村则更多依赖“纯互助”模式，服务内容受限。


再次，社会资源供给能力提升，但资源分布不均。乡村振兴吸引社会资本回流，为互助养老注入新动能。企业通过捐赠物资、建设设施等方式参与，如陕西省某农业企业为互助点捐赠有机蔬菜；社会组织深入农村，提供专业培训，如浙江省社工机构为互助骨干开展老年护理培训。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如陕西省内距县城10km以内的村庄，社会组织覆盖率达60％，而偏远山区却不足20％，资源可达性成为“瓶颈”。


最后，文化传统提供精神支撑，但受到城镇化冲击。乡村振兴中的“乡风文明”建设，为互助养老培育文化土壤。农村保留的“搭套”“换工”等互助习俗，成为互助养老的文化基因，如陕西省陕北农村的“邻里帮耕”转化为了“邻里照护”；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家族内部互助更易推行。但城镇化冲击也导致部分村庄“熟人社会”瓦解，有不少村民表示“邻里交往减少”，传统互助网络弱化，增加了互助养老的组织难度。


3.乡村振兴背景下互助养老的实践探索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各地探索出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互助养老模式，其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


3.1陕西省“三圈协同”和“孝老积分”模式


陕西省结合乡村振兴“分类推进”策略，在不同区域推行差异化互助模式。关中平原（如泾阳县）依托“产业兴旺”基础，构建“亲缘互助圈+邻里互助圈


+专业支持圈”的“三圈协同”模式，低龄老年人照料高龄老年人，村集体从产业收益中提取资金补贴互助点，乡镇卫生院定期驻村服务，形成“互助+产业+公益”的融合机制；陕北高原（如绥德县）利用“乡风文明”建设成果，将互助养老纳入村规民约，通过“孝老积分”兑换农产品（如小米、红枣），激发村民参与。该模式的核心是“资源整合+区域适配”，充分利用乡村振兴的产业、文化、生态资源。


3.2江苏省“时间银行+数字化”模式


江苏省在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基础上，推行“时间银行”互助模式。老年人通过《苏服办》App注册成为志愿者，服务时长折算为积分，可兑换相应服务或当地特色农产品；村集体与农业合作社合作，为积分高的志愿者提供折扣购买权，形成“服务—积分—消费”的闭环。在产业发达的村庄，如无锡市阳山镇，互助点与桃园产业结合，老年人参与桃园看管、包装等轻体力劳动，既获得积分又增加收入，实现“养老+产业”的深度融合。该模式依托数字化优势，解决了传统互助“记录难、兑换难”的问题，其经验被纳入江苏省乡村振兴数字化试点案例。


3.3浙江省“三社联动”模式


浙江省将互助养老纳入乡村振兴“治理有效”体系，推行“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的“三社联动”模式。村委会负责场地与协调，专业社工负责需求评估与方案设计，社会组织提供资源“链接”。在杭州市西湖区，每个村配备1名专职社工，指导互助小组开展健康讲座、生日会等活动；老年协会牵头成立互助合作社，承接村内小型养老项目，获得收益用于互助点运营。该模式通过专业力量介入，提升了互助养老的规范化水平，其“治理—服务”协同机制被民政部作为乡村振兴养老服务典型案例推广。


4.乡村振兴背景下互助养老的现实挑战


尽管互助养老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乡村振兴的复杂进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具体如下。


4．1经济基础薄弱与投入不足


乡村振兴虽提升了农村整体经济水平，但区域差距依然显著。中西部欠发达地区68.7％的互助点缺乏稳定资金来源，难以覆盖场地维护等成本。村集体投入能力有限，陕西省52.6％的村庄“无力承担互助养老支出”。产业融合程度较低，多数村庄未形成“养老+产业”的盈利模式，仅江苏省等少数地区实现


收益反哺，互助养老仍以“输血”为主，缺乏“造血”能力。


4．2专业人才短缺与服务低效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养老专业人才缺口依然突出。在陕西省，养老护理员县域覆盖率不足5％，部分村庄中“找一个会测血压的人都难”；社工机构多集中在县城，农村服务半径大，专业指导难以下沉。现有互助骨干老龄化严重。陕西省的调研显示，70％的互助带头人年龄超过60岁，存在体能短板与知识结构缺陷，难以适应数字化管理、个性化服务等新要求，养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4.3组织机制松散与可持续性差


互助组织化程度低，陕西省仅22.5％的村建立了正式互助组织，多数依赖村干部兼职管理，缺乏规范的章程与制度；考核监督缺失，陕西省45％的村庄“无服务记录”“无积分规则”，互助行为易流于形式。参与动力不足，低龄老年人参与率仅为35％，主要顾虑是“怕担责”“没时间”；青壮年外流使养老后备力量短缺，部分村庄出现“想互助却无人可帮”的困境。


5.乡村振兴背景下互助养老的优化路径


以乡村振兴为引领，从产业、文化、治理、数字这四个维度发力，推动互助养老高质量发展。


5.1产业融合


依托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基础，推动互助养老与特色产业融合。在农业主导型村庄，发展“互助+农事”模式，组织低龄老年人参与轻体力劳动，村集体从收益中提取互助基金，如陕西省富平县让老年人参与柿饼包装，按劳获得积分兑换柿饼；在乡村旅游产业发达地区，推行“互助+民宿”模式，老年人为游客提供手工艺展示等服务，民宿业主捐赠部分收益支持互助点；在电商村，开展“互助+直播”模式，培训老年人参与农产直播带货，佣金部分用于互助养老。通过产业融合，实现“养老有收益、产业有助力”的双赢。


5.2文化赋能


结合乡村振兴的“乡风文明”建设，培育互助养老的文化土壤。一方面，挖掘传统互助文化资源。整理“邻里帮耕”“宗族互助”等乡土故事，通过村史馆、壁画等形式展示，增强文化认同；将互助养老纳入村规民约，明确“互助光荣”的价值导向，定期评选“互助模范”，给予物质与精神奖励。另一方面，开展代际互助活动。组织“老人讲传统、青年做服务”的结对活动，如陕西省某村让老年人传授剪纸技艺，青年人为老年人提供手机教学，增进代际理


解与信任；利用春节、重阳节等节点举办“互助文化节”，通过文艺表演、互助成果展示等形式，营造互助氛围[2]。


5.3治理协同


以乡村振兴的“治理有效”为目标，构建互助养老协同治理机制。首先，强化政府引导责任。省级层面制订互助养老发展规划，统一服务标准与积分规则；乡镇建立“互助养老服务中心”，统筹资源调配与专业指导。其次，发挥村集体主导作用。依托村委会或老年协会，成立正式互助组织，制订章程、明确分工；将闲置校舍、村部等改造成互助点，降低场地成本。最后，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工机构培训互助骨干；鼓励企业捐赠物资或建设设施，如赞助智能手环用于老年人安全监测；支持高校志愿者团队定期驻村服务，弥补专业人才不足。


5.4数字支撑


依托乡村振兴的“数字乡村”建设成果，推动互助养老数字化转型。首先，开发简易互助平台。适配农村老年人使用习惯，设计“语音操作”“大字体”的互助App；在村级服务中心设置“数字代办点”，由志愿者协助老年人操作，弥合“数字鸿沟”。其次，构建县域互助资源库。整合乡镇卫生院、药店、超市等资源，通过平台实现供需对接，如老年人一键呼叫即可预约上门送药；利用大数据分析老年人需求，精准匹配服务，如为高血压老年人推送定期测压提醒。最后，推行“积分通兑”机制。建立县域统一的积分管理系统，积分可兑换农资、日用品或公益服务，提升参与积极性；与电商平台合作，开通“积分商城”，实现线上兑换[3]。


6.结论与展望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互助养老既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选择，也是完善乡村治理、传承乡风文明的重要路径。当前互助养老面临经济投入不足、专业人才短缺、组织机制松散等挑战，需通过产业融合构建“造血”机制、文化赋能重塑信任网络、治理协同完善组织保障、数字支撑提升服务效能，推动其从“自发探索”向“系统推进”转变。


未来，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互助养老有望在如下三方面实现突破。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养老+”多元化模式；纳入乡村治理体系，成为基层治理有效载体；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服务升级，提升精准化水平。乡村振兴为互助养老提供了发展机遇，互助养老的完善将为乡村振兴筑牢民生根基，二者


共同谱写农村老龄化应对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以“五个一”工程加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的实践探索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黄怡然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和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高校的重大政治任务。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党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前期深入的文献分析与校内外制度梳理，并结合对学院教师思想动态的调研，项目组精准锁定了当前教师思政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以此为依据，创新打造了“立一面旗帜”“设一把标尺”“树一批榜样”“建一套机制”“做一件实事”的“五个一”工程，从教师培养、师德评价、榜样引领、机制改革、师生服务五个维度，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教师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建设体系，为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医药教师队伍开展实践探索。这一探索不仅是对“时代新人铸魂工程”的微观落实，更是对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建设这一关键命题的积极回应，旨在探索如何在院系层面构建“思政—师德—专业”三位一体的育人逻辑。


“五个一”工程的实践路径


1.立一面旗帜：厚植理想信念，聚焦红专并进


针对基层党组织在师德建设中存在的功能弱化、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等问题，学院党委以高质量党建为统领，构建“学院党委—师德师风建设领导小组—教工党支部”三级联动工作格局，将教师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建设纳入党委年度重点工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1]。强化价值引领，把“国之大者”教育、“五史”教育与“大医精诚”职业精神培育相结合，推动红色基因融入教师培养全过程。强化基层党支部责任传导与责任落实，每月开展支部书记培训，将师德师风建设纳入主题党日核心内容。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深挖中医药学科育人资源，实现红色精神与专业能力深度融合，打造“以德立身、以技立业、以行育人”的工作格局。实施“青年学术骨干实践锻炼计划”，加强高层次人才和中青年教师政治引领[2]，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红专并进”教师队伍。


2.设一把标尺：量化考核赋能，强化规则意识


针对传统师德考核中评价标准“软”（缺乏刚性）、过程监督“虚”（流于形式）、量化操作“难”（主观性强）等现实困境以及评价标准泛化、量化


程度不足等挑战，学院党委依托“针道青年”育人平台，构建制度化、常态化的培训体系，开展师德师风微课、能力提升培训与测试，实行新入职教师培训合格证制度和研究生“精诚导师”上岗培训制度。不断加强教师自律与诚信建设，健全师德考核与激励并重机制，筑牢师德保障防线。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建立引进人才“三必谈”机制，对新入职人员、新提拔干部、新轮岗干部分类开展思想教育与警示教育。推行师德考核与年度考核并重的“双考核”制度，将师德表现贯穿教师入职、职称晋升、项目申报等全职业周期，实行师德违规“零容忍”。建立科学的师德量化评价体系，依据教师职业行为准则，从政治方向、教书育人、学术规范等十个维度综合评定，为非教学岗位细化适配标准。完善激励机制，实施“新入职职工双导师制”，通过多维度评价引导教师潜心教学、服务国家战略。


3.树一批榜样：传承教育家精神，培育“针推大先生”


推动党建与师德师风建设深度融合[3]，构建“德育共同体、学习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明确“针推大先生”标准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具有人文关怀与探索精神，通过组织推荐、专家评审等机制选拔榜样典型。学院党委联合工会、共青团组织共同开展“针推大先生”系列活动，涵盖“针推榜样志”短视频大赛、“我心中的教育家”征文赛、“定格榜样瞬间”摄影征集等，形成传播矩阵，出版优秀作品集，培育品牌化育人载体。自“五个一”工程实施半年来，学院选拔至校级“优秀教职工师德巡讲”教师数量大幅提升，推动榜样事迹辐射全校，形成“院内有榜样、校内有示范、全校共学习”的良性互动。


4.建一套机制：党建引领创新，突破发展壁垒


针对院系内部资源配置碎片化、跨学科协作存在体制壁垒等痛点，学院构建“党委领导、支部协同、教师参与”的工作格局，坚持问题导向，定期开展学科发展与资源配置调研，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创新跨系室协作机制，以重大教学任务、科研项目为纽带，组建“动态教研室”，打破传统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与成果共创。为全面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在教学科研一线建立临时党支部、设立党员责任区，引导党员教师亮身份、当先锋。健全部门与系室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常态化协作共享平台，在项目申报、经费分配等方面实行统一透明的运行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内生动力。


5.做一件实事：聚焦急难愁盼，深化党群联系


学院党委始终坚持以师生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了解广大师生的急难愁盼问题，建立健全领导班子联系系室制度，深入课堂、深入师生，建立“调研—反馈—落实”闭环机制，及时解决突出问题。培育“党建引领+实践育人”载体，组织“步履星火——中医药行道航天”等实践活动，以中医药专业服务国家战略，传承红色基因。定期开展教师思想政治与思想动态调研，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精准掌握不同群体教师的职业需求与现实困难，实施“学院感谢您”暖心工程。创新教师培训形式，开展“铸魂强师”等专题培训，鼓励申报思政与师德建设研究课题，以理论研究反哺教育实践。


实践成效与路径深化：从“点面引领”到“内化自觉”


1.榜样示范与服务赋能：师德师风建设成效彰显


通过“五个一”工程的系统推进，学院教师队伍的政治素养、职业道德和教学科研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教师思想政治建设常态化、精准化机制基本形成，师德师风考核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完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具体方面：


第一，榜样引领由“点”及“面”释放示范效应。通过“针推大先生”和“针推榜样志”系列活动，学院挖掘并记录了多名深耕中医针灸临床与教学一线的典型人物，其短视频矩阵播放量与征文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自“五个一”工程实施以来，学院选拔至校级“优秀教职工师德巡讲”的教师比例提升了近一倍，形成了从“院内典型”到“校级示范”的品牌效应。


第二，精准服务实现了从“解决痛点”到“凝聚人心”的转变。通过“我为群众办实事”闭环机制，针对青年教师关注的科研资源配置问题，学院通过“动态教研室”跨系室整合科研力量，助力多名中青年骨干在重大项目申报中取得突破。数据显示：学院教师获评校级优秀主讲教师、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以及教工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等先进集体同比增长20%，师生对学院工作的满意度显著提升，形成了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育人氛围。


2.精准施策与文化浸润：教师思政建设经验启示


党建统领是核心保障，必须坚持党对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的全面领导[4]，构建上下贯通的责任体系。精准施策是关键方法，要针对不同教师群体的特点，分类开展思想引领与能力培育。机制创新是动力源泉，通过制度完善与模式创新，打破发展壁垒，激发内生动力。师生为本是根本导向，聚焦急难愁盼问题，以实事办理凝聚人心、提升实效。文化浸润是长效支撑，教


师思政工作应注重文化载体的具象化，尤其要在中医药学科背景下找准切入点。学院将“大医精诚”的职业操守与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深度融合，通过挖掘针灸推拿学科先贤“悬壶济世”的育人故事，将中医针灸“守正创新”的学科精神转化为教师的道德自觉。通过“针推大先生”评选、针推榜样志等文化品牌，使教师在传承传统医药文化精髓的同时，内化师德规范，构建起具有“本草芬芳”和“针推特色”的师德文化浸润体系，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系统建构与内生驱动：教师队伍建设的逻辑省思


学院党委通过“五个一”工程，构建了集思想引领、榜样示范、机制保障与实事落实于一体的教师建设体系。该工程不仅是工作方法的集成创新，更实现了从“外部约束”向“内生动力”的逻辑转化。


第一，该工程系统回应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命题：一是通过榜样坐标将教育家精神具象化，


实现实践转化；二是通过提升教师政治素养，夯实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根基；三是通过量化评价尝试破除师德考核的“模糊地带”。


第二，该工程系统的有效性源于三大逻辑闭环：一是旗帜引领与机制创新形成的组织支撑逻辑；二是量化评价与实事办理形成的激励约束逻辑；三是榜样培育与文化浸润形成的价值感召逻辑。这种“三位一体”的设计实现了思政建设与师德建设的同频共振。


展望未来，学院党委将继续深化“五个一”工程，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进一步完善党建引领机制、优化评价激励体系、丰富榜样培育载体、拓展服务师生路径。着力培养更多德才兼备、医道并进的针灸推拿人才，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与民族健康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也为同类高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共同推动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与师德师风建设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期间银行业应用人工智能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课题组


一、人工智能为银行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一）提升精准营销能力


营销画像新体系将经历从“静态标签”到“认知智能”的范式跃迁。人工智能算法以其对多模态数据的语义理解能力、知识关联及学习能力为基础，通过构建“数据感知-需求预判-策略生成-效果闭环”的智能飞轮，将融合的多源数据转化为人群刻画的物料，识别客户人群的实际需求，


为高效精准营销及风险控制奠定基础，成为银行数字化运营的核心设施。


（二）升级客户服务能力


人工智能助力银行业突破物理限制的“无界服务”，通过虚拟化技术实现全天候


（7×24）的远程“面对面”服务，无限扩大网点服务半径，提升银行业服务效率。客服中心将转型为集服务、营销、交易于一体的综合智能平台。智能机器人通过自然语言精准解决客户遇到的相关问题，识别客户身份信息后，对客户已有数据进行挖掘，获取客户的潜在业务需求，主动推送相应产品和服务。虚拟银行将在跨网点调度方面实现资源负载均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服务质量。


（三）实现运营效率跃迁


在规范化流程、数据感知、产品设计优化等业务场景中，融合大语言模型与规则引擎的人工智能系统可精准解析结构化业务流程中的决策节点，实现三个维度的提升：在效率方面，RPA机器人可完成标准流程操作；在质量管控方面，计算机视觉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实现流程合规性的实时监测，降低人为原因造成的操作差错率；在持续优化方面，垂直领域的大语言模型能基于历史数据自主迭代流程路径，以缩短审批周期为基本点，设计最优流程。人工智能技术将助力从单点自动化到全链路智能调度的跨越，为组织流程再造提供核心驱动力。


（四）形成全链路风控新架构


在“算法驱动”的变革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银行业务场景深度融合，将实现客户运营效率与安全性的双重突破，构建风险可控的价值挖掘新体


系。如，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多智能体技术将模态数据感知结果精准地融入风控全流程，实现资产负债管理与展业风险的互动。资产负债管理参数根据风险管理需要划分为基础阈值区间、预警临界值、干预触发值等若干区间和参数组，在客户智能营销过程中，智能系统将对所属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进行实时更新，在综合考虑客户贡献度和业务风险的基础上，自动调整客户风险特征和营销产品，实现客户价值挖掘、风险控制、精准营销等效率的提升。


二、人工智能在银行业应用带来的潜在风险


（一）服务能力提升可能造成金融供给过剩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算力算法的提升，重构了智能化决策和自动化流程，银行业金融机构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提供信贷、投资、支付等服务，金融服务能力得到极大地提升，其供给总量或远超市场需求，造成金融机构总数、金融服务人员等金融供给过剩问题。


一是对银行营业网点的需求明显减少。数字化转型特别是AI的赋能使客户正加速向线上迁移，导致银行营业网点过剩。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发布的统计数据，2025年，国内商业银行累计关停线下网点7871家，超过前两年关停网点数量的总和。二是金融服务供给过剩。头部银行凭借人才和资金等资源绝对优势，金融服务供给将大幅增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可能引发金融机构资产估值剧烈波动。三是银行业传统就业人员供给过剩。人工智能处理速度指数级提升，成本极大降低，可以直接替代传统的柜员、信贷审核员、人工客服、基础开发人员等重复性、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造成人员失业。如高盛银行正在用AI工具减员，已经用AI工具替代了部分尽职调查、数据录入、基础报告撰写等初级岗位。


（二）数据面临泄露、滥用和污染风险


在营销业务场景中，面向全量人群展开画像业务的过程会涉及客户生物特征（人脸、声纹、指纹等）、行为特征（互联网行为、地理信息等）、属性特征（年龄、性别、婚姻、家庭等）、资产特征等隐私数据，同时银行业务触达的人群范围最广，涉及数据规模最大，因此在数据存储、应用、管理过程中发生数据泄露或隐私数据滥用后影响巨大。如2024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的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发生数据泄露事件，因第三方服务商数据库被非法访问，导致其西班牙、智利、乌拉圭等国家部分客户与员工数据泄露，造成信任危机，引发客户流失。


在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中，数据泄露或污染可能发生在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模型开发、第三方供应链等多个环节，将触发多维度、连锁式的负面效应，其严重性远超单一技术事件范畴。具体表现：一是监管处罚、诉讼赔偿支付等带来的财务损失。如2023年西班牙CaixaBank（凯克萨银行）因数据泄露被西班牙数据保护机构（AEPD）罚款500万欧元。二是数据污染导致银行战略决策扭曲、模型失效等问题。对全球200家最大商业银行的独立研究①发现，2005—2008年间大多数银行在验证市场风险模型时使用了被“污染”的损益（P/L）数据，直接导致风险被系统性低估，并进一步扭曲了资本配置战略。


在风险控制体系的构建与运营过程中，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贯穿于信用评估、反欺诈建模、风险监控等全流程环节，安全边界一旦被突破，将产生极大负面影响。从数据生命周期理论出发，风险敞口主要存在于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在数据采集阶段，多源异构数据的聚合过程可能因数据库工具配置缺陷或第三方数据接口漏洞导致原始信息外泄（如外部征信数据接入协议缺陷，可能造成客户信息被爬取）；在数据处理阶段，开发人员对敏感字段的过度保留或不当脱敏，使得测试环境中的数据集仍具备个体识别性，测试数据可通过关联分析还原真实客户身份；模型训练阶段，风险具有隐蔽性，当采用联邦学习等分布式算法时，梯度更新参数可能反向推导出训练数据分布；效果评估阶段，面临成果滥用风险，模型在特定客群（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居民）上的显著差异，可能被用于非法套利。同时，模型参数或规则引擎的泄露将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信用评估模型、反欺诈策略泄露，将严重影响银行金融安全。


（三）人工智能决策的不可解释性对金融业务自主可控形成挑战


人工智能内部工作原理对用户不可见，用户只能通过输入输出交互，却无法直接查看或理解其决策逻辑，被称为“AI黑盒”。其秉持“数据驱动最优解”理念，依赖深度神经网络的特征自学习能力，通过海量参数协同计算得出决策方案，虽然在复杂模式识别上表现卓越，但导致决策逻辑不可直观理解、错误归因困难、监管审查复杂化。


在技术方面，深度学习框架的核心算法关键训练逻辑封装在无法修改的二进制文件中，导致银行失去对底层决策逻辑的掌控权；在开发模式方面，传统基于需求文档的确定性编程被数据驱动的调参实验取代，代码评审机制失效，难以穿透模型参数矩阵；在系统架构方面，为适配黑盒模型可能被迫引入国外GPU加速库，无法实现硬件自主可控②。在业务方面，不可解释的决策逻辑可能


导致客户出现信任危机，如无法说明拒贷具体原因引发投诉激增；在风控方面，模型隐性偏见可能引发合规处罚，如通过邮政编码关联种族风险、反洗钱黑盒模型可能遗漏关键特征，导致漏报失效等；在决策管理方面，算法决策权上移会削弱中层管理者控制力，当AI推荐与管理经验冲突时，决策是否采纳成为疑问。


（四）可能导致风控同质化，引发羊群效应和系统性风险


人工智能算法叠加参与决策特征数据的同质化构成了系统性风险形成的新机制。目前，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是以DeepSeek等主流大语言模型为基础，搭建人工智能模型。金融稳定委员会（FSB）③的相关研究指出，若多数银行使用相同数据源、相似模型结构，会提高联动性风险，同时误判尾部事件而放大顺周期性，造成系统性脆弱。


模型同质化将从三个方面通过共振引发系统性风险：一是对特定风险因子敏感性高度一致。如互联网贷款场景中，各机构模型可能同步将“3个月内申请次数＞5次”作为强拒绝特征，这种机械式的一致性会放大金融排斥影响（或称作算法歧视链）。当主流平台集体下调某职业评分时，该群体贷款通过率会有明显下降。二是风险定价失效。当“黑天鹅”事件冲击训练数据未覆盖的长尾区间（如新冠疫情初期的服务业现金流断裂），同质化模型会产生协同误判。三是引发金融市场短期急剧单边波动。当模型集体触发抵押品追加要求时，会引发羊群式的策略迭代，出现量化交易“踩踏”事件。


（五）AI特有风险使传统金融监


管面临“监管滞后”和“规则真空”缺乏对人工智能特有风险的监管。一是算法治理缺乏决策透明度。现有监管制度主要依赖结果合规性进行审查，未强制要求类似信贷审批、保险定价等高风险AI决策提供可解释路径，导致监管无法验证其公平性。例如在信贷审批模型中引入“低网络覆盖率”作为隐性风险指标，可能会导致农村客户拒贷率远高于城市客户，造成地域歧视。二是缺少责任认定。运用人工智能进行经营的金融业务涉及相关金融机构、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公司等多方主体，但目前没有法律规定责任所属方，也没有规定责任方如何进行责任分摊，当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使客户遭受损失时，传统问责机制难以追溯开发方、使用方或技术供应商的责任。三是缺少针对算法集中度的风险评估机制。目前监管机构尚未建立跨机构模型相似度监测指标，多家金融机构基于同一开源框架或数据商提供的数据集训练模型，将导致风险评估、


投资策略等结果趋同，放大“羊群效应”。


跨域监管协同不足。一是国内跨界融合业务监管协调困难。人工智能推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催生诸多跨界融合业务，如数字货币与传统金融业务结合、金融科技公司与银行合作开展联合贷款业务等。这类业务涉及多个监管部门的职责，由于不同部门监管目标、规则和标准存在差异，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常出现监管重叠或空白，易形成监管套利空间，增加金融风险隐患。二是国际上跨境风险监测机制缺失。


AI驱动的跨境支付、虚拟资产交易等跨境金融业务依赖云服务商和全球化数据流，但各国监管标准不一。例如，欧盟要求算法决策全链路可追溯，而部分国家仅要求结果报备，形成套利空间。


三、“十五五”期间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的政策建议


（一）构建安全可控的金融大模型基础数据体系


基础数据体系采用能力开放范式，其核心特点如下：一是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提供方仅向模型开放训练权限，而非直接共享原始数据，模型输出的并非数据本身，而是经过学习的能力、趋势或决策建议；二是价值载体转变，从“数据即资产”升级为“模型能力即服务”，金融机构无需暴露敏感数据即可获得智能分析能力；三是监管友好性，通过联邦学习、差分隐私等技术，确保数据不出域，同时模型输出可嵌入合规规则，降低法律风险。这一变革将推动金融业从数据共享时代迈向智能协作时代，在提升数据价值的同时有效规避隐私风险与安全风险。同时，随着各银行机构监管一表通项目的落地，监管数据标准一致化和可得性得以实现，建立通用银行专业大模型成为可能。


基础数据体系可以助力银行机构向差异化发展的方向转型。基础数据体系可由行业管理部门牵头搭建，融合全面、准确的银行真实数据，解决数据孤岛问题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问题。各商业银行应从目前的模型军备竞赛中抽身，以基础数据体系为底座，将更多的资源投入自研差异化小模型，强化自己的差异化竞争特色，有效降低银行业模型共振、同质化竞争的系统性风险。


（二）布局差异化发展路径，化解金融供给过剩风险


经营策略上，不同规模的银行各有侧重。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拥有资源和展业半径优势，可聚焦全球化、跨市场服务场景，利用海量数据训练行业级模型，融入人工智能，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综合金融服务。对于区域中小


银行而言，应规避技术军备竞赛，借助本地政策支持、决策灵活等优势，锁定本地特色产业，整合自身数据资源，构建“产业知识图谱+金融”特色模型，更应该深耕垂直领域，形成“小而美”的竞争力。各银行的差异化金融服务能力的构建，可以避免中小银行与全国性机构的同质化竞争。


（三）提高人工智能可控性，防范系统性风险


在金融业人工智能应用深化进程中，亟须构建多维管理机制，实现技术效能与风险管理的平衡优化。在策略框架、业务应用、技术管理、监督管理等层面制定体系化的管控机制，以提升人工智能决策的可控性和异质性。


策略框架层面：一是对行业大模型实施规则化增强，在通用大模型中注入领域知识并嵌套规则引擎，形成符合金融监管要求的差异化模型。二是在决策层级分工时，建立“战略-技术”双层架构，行业大模型负责基础战略决策，侧重宽输入域和长周期趋势预测，垂直小模型则承担技术执行决策，确保高精度和强可解释性。为保障模型异质性，需实施模型多样性建设，在同一业务线部署多种技术路线模型，数据等相关软硬件，银行要优先选择性能与算力强、生态适配能力强、技术路线主流、安全合规的国内头部供应商。


技术层面，在通用银行专业大模型构建完善之前，各家银行仍需持续加强自身模型监测，防控模型共振。一是引进LIME和SHAP等模型解释工具，生成可视化决策路径，解读大模型的决策逻辑。二是可采用模块化架构设计，将AI系统拆解为“预处理-推理-后处理”可插拔模块，自主开发核心推理模块（如风控规则引擎），非核心模块可采用自研或开源方案。三是对高风险业务采用“白盒+黑盒”复合架构，建立模型投票机制，仅当双模型一致时执行自动决策。四是引入可解释增强技术，采用向量数据库+知识图谱模式，将模型决策关联至业务知识图谱（如将拒贷原因映射到具体风控条款），使用Milvus等向量数据库实现决策案例相似性检索。五是引入隐层探测技术，在DNN各层设置监测探针，记录异常激活模式，开发专用可视化工具展示神经元激活路径。通过“策略-业务-技术”三维联动，既解决当前黑盒问题，提高人工智能的可控性，又构建起可持续演进的AI治理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


（四）构建创新包容与风险防控并重的“双轮驱动”监管机制


一是构建多层次监管框架，坚持分级分类管理。可参考欧盟四级分类体系


④进行分类，并对高风险模型部署交叉校验和人工干预系统，要求银行机构披露模型训练数据来源，对其进行严格准入和持续监控。


对于理财推荐、客服问答等中低风险场景采用备案制，要求机构每季度提交模型迭代记录和风险事件报告。同时，构建动态风险评估机制。要求金融机构对AI模型进行“开发-运行-审计”全流程备案，开发阶段算法备案需披露训练数据来源及公平性测试，运行阶段按月监测模型漂移数据，审计阶段重点核查算法问责记录，追溯风险事件责任主体。


二是强化数据安全治理。引导金融机构在顶层设计中强化数据安全与治理的制度融合，督促其针对非结构化数据特点建立企业级数据模型、向量知识库，加强源数据管理，健全数据标准与质量管控流程，明确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与追溯机制，同时加强对数据可寻性、准确性、兼容性、可追溯性及安全性的监督检查，对陷入“数据沼泽”或安全机制缺失的机构依法督促整改，确保数据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支撑人工智能有效应用。


三是做好系统性风险防控。通过强化算法独立性与多样性要求防范模型同质化风险。在技术维度，强制要求核心算法差异化配置，如监管指定至少一定比例（如30%）的决策权重必须来自机构独有特征变量；在市场维度，建立压力测试的逆周期调节机制，聚合多家银行的模型决策日志，计算同质化系数，预警羊群效应，当超过一定比例（如40%）机构使用同类模型（同源关键数据）时自动触发预警；在治理维度，推行“特征可解释性配额”，要求所有人工智能决策必须混合一定比例（如20%）以上的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输出。


四是充分利用AI提高监管质效。部署AI监管监测平台，实现跨银行数据整合，打通银行、支付机构、清算系统数据接口，构建覆盖信贷、支付、理财等领域的AI风险监测大模型，实时识别异常模式，例如以城乡客户拒贷率差距作为预警指标识别算法歧视问题。在监测平台中整合联邦学习与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的穿透监测。


五是同步升级监管沙盒，建立“精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沙盒体系。与科创机构合作，建立AI金融专项测试模块，允许银行在受控环境中测试AI驱动的创新产品，并收集数据优化监管模型。强化技术赋能，整合模型压力测试、动态合规评估、对抗性攻击模拟等工具，使监管沙盒成为平衡创新与风险的重要手段，为监管机制创新提供助力。构建多边沙盒互认机制，促进跨境创新测试。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试点“监管沙盒通行证”，联合评审跨境项目，使内地机构可直接接入港澳测试环境。


六是加强跨部门协同治理，防范跨领域风险。针对数据隐私泄露、算法歧


视、反洗钱机制失效等新型风险，可由央行牵头，联合金融管理总局、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与协调机制，共同研判、应对跨市场、跨行业风险，确保跨境数据传送、模型合规训练等关键领域的监管合力，确保银行业务AI应用在相关法律法规约束范围内开展。


七是深化国际监管协同。深度参与全球智能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国际人工智能监管标准体系与治理体系建设。例如通过G20、FSB等平台推动跨境AI金融监管统一数据隐私保护、算法透明度、模型可解释性等核心标准。同时可与境外监管机构共享AI模型风险信息，协同应对全球性金融冲击。例如通过BIS平台进行违规案例、风险模型等监管数据的实时交换，提升对跨境AI金融犯罪的联合打击能力。


“五心工程”铸就氢能先锋济南绿动党建品牌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济南绿动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陈颖


国氢科技济南绿动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绿动）围绕党支部使命定位和发展要求，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开展党支部品牌创建工作，打造形成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黄河氢先锋”基层党建品牌。通过品牌建设，回答“我是谁”，明确“方向标”。以党建赋能，以品牌塑形，在已有党建工作基础上，强化党支部责任使命，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强化党建工作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提升，以更高质量党建引领公司更高质量发展。


一、实施背景及意义


党的大会报告指出，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这为党建品牌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和要求，促使基层党组织积极探索党建品牌建设，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二、实施方案及主要做法


（一）济南绿动党支部党建品牌建设方案


总体思路：围绕济南绿动使命定位和发展要求，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发挥党建品牌辐射、放大和示范作用，开展党支部品牌创建工作。通过品牌建设，回答济南绿动“我是谁”，明确济南绿动“方向标”。以党建赋能，以品牌塑形，在已有党建工作基础上，强化济南绿动党支部责任使命，加强党支部思想政治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深化党建与业务融合，提升党支部活力、创新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党建工作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以更高质量党建引领公司更高质量发展。


品牌名称：黄河氢先锋


品牌口号：“五心”建功氢时代求真务实勇争先品牌标识及释义：


济南绿动党建品牌标识以党徽、氢元素、黄河、太阳、绿色能源为主要元素，寓意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发展氢能事业的决心和信心，立足上级党委赋予的功能定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产品研发、生产能力建设、区域市场及资源开发等方面激流勇进，迎难而上，勇当先锋，展示出锐意进取、迎难而上、奋勇争先、齐心协力的先锋姿态。


（二）济南绿动党支部党建品牌建设工作法


济南绿动坚持党建聚人心、谋发展、创价值，通过“一三五”工作法，开展党支部党建品牌建设。


“一”指的是一个目标，即通过品牌建设，以更高质量党建引领公司更高质量发展。“三”指的是三个强化，即强化济南绿动党支部责任使命；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强化党建工作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提升。“五”指的是“五心”工程，即恒心·发电工程、精心·空冷工程、匠心·安全生产工程、诚心·开拓工程、暖心·服务工程，通过“五心”工程打造“五心”先锋队伍，建设“五型”党组织。


（三）济南绿动党支部党建品牌建设情况


一是实施恒心·发电、精心·空冷工程，推进全系列燃料电池及下游多元产品开发。以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牵引，加快“电氢协同”技术发展，打造拳头产品，推进系列化产品走向市场，满足氢能不同场景需求。组建重点项目党员突击队、攻坚队，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推动产品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自主化发电及热电联供成套装备顺利通过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组织的成果鉴定，关键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得集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具备千瓦到十兆瓦级的燃料电池产品及系统供应能力。承担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实施，被推荐为科技部“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氢热电联供课题、省重点研发计划无人机用燃料电池课题的牵头单位。


二是实施诚心·开拓工程，推进创新产业生态建设与发展。发挥区岗队组先锋作用，以勇于突破、钉钉子精神，通过市场化订单，规模推广产品，促进区域氢能在交通、供能等各领域应用及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氢能交通方面，积极探索新区域、新场景、新模式布局，结合高速通行费减免等政策，与地方政府、产业链上下游共同推动区域产业生态建设。氢供能方面，实现全球首台南极氢发电燃料电池产品供应，为极地环境及低温恶劣环境能源系统建设提供样板。实现济南、潍坊等地百千瓦氢分布式发电示范。空冷堆方面，实现空冷产品在无人机、自行车、叉车等小型交通工具场景应用。


三是实施匠心·安全生产、暖心·服务工程，保障公司长远健康发展。创建“技术创新”“成本控制”等党员示范岗，通过多元化市场开拓保持收入增长，依托精细化成本控制提升经营效益，促进财务状况稳健，各项经营指标持续向好。完善依法治企体系建设，提高决策效率，公司合规治理水平逐步提升。完成年产能千台套的水冷发电燃料电池、空冷燃料电池及水冷车用系统三条生


产线建设，被评为世界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十大领航项目”。全方位导入精益生产理念与工具，强化生产能力建设，产品交付不断刷新。推进本质安全型企业建设，建立健全安全、环保、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完整的涉氢制度体系和操作规程。推动公司通过QES三体系及IATF16949体系认证，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四是以“黄河氢先锋”品牌建设，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结合“五心”工程建设设立“五心”先锋党小组，强化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以一名党员联系带动1至3名群众，密切干群党群关系，加强群众的理论学习。以党建共建汇聚发展合力，以“党建+”促中心业务开展。通过构建横纵贯通的党建共建网络，打通协作支持最后一公里，实现党建与业务双融双促，为氢能产业发展注入红色动力，形成共推氢能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坚持党建带团建、工建，激励青年创新创效，促进青年岗位建功。公司被授予“济南市台港澳青年交流实践基地”。推动省政协“绿色氢能·界别同心汇”在公司设立，勇担区域行业龙头企业责任，凝聚氢能发展共识，促进企业和行业发展。


三、实施成效


（一）党建品牌建设解决了“四有”问题


一是让党员有方向感。党建品牌构建了统一的价值符号体系，使“三会一课”等理论学习与主题实践活动在品牌框架下实现结构化整合。通过品牌化运作，党组织形成了明确的政治导向和行为规范，让党员在认知层面形成思想共识，在行为层面达成行动一致，这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原则高度契合。


二是让群众有获得感。党建品牌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转化为具象的服务场景，通过网格化、标准化、可视化的服务机制设计，解决了党群信息不对称问题。品牌建设过程中建立的诉求响应机制和服务评价体系，切实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三是让工作有落脚点。党建品牌构建了党建与业务的制度性耦合机制。通过品牌项目的系统性设计，实现了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的有机统一，落实了“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的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要求。党员亮身份、担责任的实践，实质上是将组织资本转化为发展动能的过程，体现了党建引领发展的制度优势。


四是让成果有延续性。党建品牌突破了传统党建活动的短期性局限。通过


建立品牌建设的长期目标体系和迭代机制，形成了“实践-制度-再实践”的良性循环。这种制度化的经验传承方式，确保了党建成效的累积性和发展性，实现了党建工作质量的持续提升，符合新时代党的建设“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的工作要求。


（二）党建品牌建设有助于提升“四力”


一是党建品牌建设有助于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党建品牌建设能够优化组织设置、创新活动方式，使党的基层组织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二是党建品牌建设有助于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党建品牌能够集中展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品牌效应增强党员的归属感和荣誉感，从而增强党的凝聚力。


三是党建品牌建设有助于提升党组织的创造力。创新是党建工作的生命力所在，党建品牌能够激发党组织和党员的创新活力，推动党建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方法、新途径。


四是党建品牌建设有助于提升党组织的影响力。党建品牌的形成，有助于树立基层党组织的良好形象，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国氢科技济南绿动党支部以“黄河氢先锋”党建品牌为引领，走出了一条党建与氢能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之路，实现了从行业新锐到区域行业龙头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并以品牌建设推进更高质量的党建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探索出了一条新时代国有企业以党建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的实践路径，生动诠释了“抓党建就是抓发展”的深刻内涵，形成了可复制的“政治引领-品牌承载


-业务落地”的国有企业党建新范式。


“追光有为”深化原集体企业“三个全面”下的党建品牌实践探索


浙江大有集团有限公司程旭蕾


一、实施背景


“追光”有三重含义，一是信仰的光，我们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党徽闪耀的光芒指引着全体大有人前进的方向。二是灯火的光，1908年官商合办“浙省大有利电灯公司”开启了杭州的有电时代，作为电力服务者，我们点亮大城之光，守护万家灯火。三是希望的光，改革转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面对新的蓝图，全体大有人向光而行，提出建设全国一流能源服务领军企业的目标定位。“有为”，取自企业文化“砥砺奋进聚力争先大有作为”。“追光·有为”代表公司以党建引领全体大有人在深化“三个全面”的工作部署中前进，努力实现同行业经营实力一流、核心技术一流、产品服务一流的目标和决心。


二、主要做法


（一）追信仰之光，以思想铸魂筑牢政治根基


1.以理论学习打好基础。高标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精神，高质量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融合“线上+线下”优质教育资源。


2.以党委坚强引领方向。实施“三题三示范”服务基层研学活动，在中心组学习中融入基层调研、问题查摆、整改提高等内容。


3.以调研交流统一思想。结合“四下基层”工作机制和基层党建联系点蹲点制，持续深化书记谈心日“五必谈”和“主动式”诉求服务，“常态+定向”关注掌握员工思想动态，第一时间做好问题疏导和隐患排查治理，引导广大干部员工拥护支持改革、积极推动发展。


（二）映堡垒之光，以组织建设汇聚奋进动能


1.以制度规范提升融合质效。连续3年实施“党建+产业转型”工程，总结形成了一套与原集体企业相适应的“党建+”工具箱，包括联建共建、功能型党组织等12项“党建+”载体。


2.以联盟共建打造合作平台。分类实施“党建联盟”，建立理论联学、服务联动、典型联树、业务联建、规范联筑“五联五力”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共组建联建项目46个。


3.以功能组织实现身份归属。针对原集体企业用工性质多样的特点，


公司实施功能型党组织建设，加强对外包党员的政治领导、思想引导和活动管理，同时密切企业、街道社区党群干群关系，积极构建和合共赢、同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亮责任之光，以强劲能力展现大有作为


1.以过硬水平完成高效服务。在220千伏严州-龙隐输电工程中，公司创新应用“党建+基建”网格化管理模式，联合属地政府、设计、施工等单位组建政电协同党建联盟。


2.以细心耐心提供贴心服务。在涉及民生、地区经济等重大项目中开展“优速廉”阳光工程，主动“出击”进企业提供一对一定制服务，通过建立党员责任区明确业务要求与职责界面，保障各环节时限内办结，对外公示廉洁从业规定与建议反馈渠道，接受社会监督，实现“服务优、办事速、队伍廉”。


3.以责任爱心展现国企担当。党员服务队变身“贴心管家”开展百户走访，推出“电力投建+街道补贴+车主平价用电”模式，打造全省首个“惠民型”老旧小区充电站，入选省级民生实事典范，为老旧小区改造点亮了一盏温暖的“示范灯”。


（四）聚人才之光，以队伍建设助力转型发展


1.以体系建设划分提升方向。锚定原集体企业“四个支撑”能力建设要求，建设核心能力分级评价体系，构建5大类27个专业分类的核心业务、能力、专业、岗位“4张清单”，搭建理论知识、实操标准、考核专家


“3类资源库”，将员工核心能力建设具象化为“业务清单”和“能力要求”。


2.以精准施策培育头雁人才。坚持“以需定培、以考促培、以赛提质”，全面梳理主营业务一线技能岗位分级能力、技能清单及证书要求，推动“能力清单—取证要求—评价要点—培训大纲”分级匹配，试点细分专业


“人人过关”，确保“所培即所考”。


3.以模范旗帜促进创先争优。45人获省部级及以上荣誉，其中包括21名直签员工、6名供电服务员工；近三年，17人在国网浙江电力级竞赛中获得个人前三名。


三、实施效果


（一）党的建设坚强有力


连续保持浙江省文明单位称号，先后获评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工人先锋号、全国电力行业党建、文化品牌影响力企业等荣誉。


（二）服务社会担当有责


融入营商环境再提升，主动对接“三重”项目，推出金牌客户经理“一站式”服务，优质服务浙大超重力实验室、西湖大学三期等省市重点工程，获上级领导和央媒报道点赞。


（三）支撑电网可靠有序


全力服务电网和经济社会发展，如期投运220千伏严州-龙隐双线、110千伏滨和变等9项主网工程和75项配电网迎峰度夏工程，为迎峰度夏提供坚实保障。


（四）改革转型进中有新


承建杭州市能源双碳数智平台、能源管家，生产绿电2.3亿千瓦时，完成绿证交易456万张，有力服务能源绿色转型。全省率先实现汽车充电站下乡全覆盖、市域充电桩“绿电”全覆盖，充电市场占有率保持杭州第一。


AI时代工业宣传的“守正”与“创新”基于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探索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刘东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已成为全球共识与竞争焦点。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不仅需要硬核的技术突破和坚实的产业基础，同样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软实力——能够清晰、准确、生动地讲述中国工业故事、传播中国工业价值、塑造中国工业形象的能力。工业宣传，正是这种软实力的核心构成。


与此同时，以生成式AI、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从“工具”进化为“伙伴”，甚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创作者”。技术变革极大降低了内容生产的门槛，提升了信息分发的效率，但也带来了信息过载、真伪难辨、深度缺失、价值稀释等一系列新问题。传播生态呈现出“全民参与、瞬时扩散、算法主导、圈层分化”的复杂图景。


在此背景下，工业宣传的传统模式面临严峻考验：专业严谨的技术内容，如何在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流中突围？系统复杂的工程价值，如何在追求“秒懂”的传播环境中被准确理解？


工业领域沉稳务实的气质，如何在注重情绪共鸣的社交媒体上获得认同？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国际”）作为中国铝业集团


有限公司工程技术经营单元，起源于1951年新中国第一家国有设计企业——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设计处。75年来，中铝国际始终与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同频共振，在有色金属领域创造了百余项“中国第一”，是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技术发展的重要开创者和推进者。现已发展为集有色金属工业技术研发、测绘勘察、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装备制造、运维服务等业务为一体的有色金属行业“全金属门类、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工程技术企业，业务遍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面对AI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中铝国际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越是在技术浪潮汹涌澎湃之时，越需要锚定工业宣传的本质与初心，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守正”确保创新的方向不偏航、根基不动摇，“创新”则为“守正”注入时代的活力与传播的效能。本文基于中铝国际的实践探索，系统阐述这一理念的内涵与实现路径，以期为有色金属行业乃至中国工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参考。


“守正”：工业宣传在AI时代的定


AI时代，信息爆炸但高质量认知稀缺。对于工业宣传而言，“守正”意味着坚守专业性内核、真实性底线和价值性引领，让工业价值在技术浪潮中不被稀释、不被曲解。


1.守专业之正：穿透迷雾传递产业真知


工业领域的价值往往深植于复杂的技术逻辑、严谨的工程体系和长期的产业实践中。在AI时代，信息虽然爆炸，但高质量的产业认知反而可能被淹没。中铝国际的“守正”，首先体现在对专业深度的不懈追求上。


以全球领先的“低碳绿色铝冶炼技术”宣传为例，中铝国际绝不满足于仅公布投资额、产能等表面数据，而是组织技术专家联合国家和行业媒体，系统阐述该技术如何通过“新型稳流保温铝电解槽”等核心装备、“全要素智能化管控”等系统创新，实现吨铝电耗下降、碳排放大幅降低的机理。深入解读其对于铝工业乃至国家“双碳”目标的深远意义，尽管这些内容需要受众付出更多的注意力。实践证明，只有经得起专业审视的宣传，才能赢得行业尊重，才能形成持久的品牌资产。


2.守真实之正：让每一个案例经得起检验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中铝国际的项目遍布东南亚、非洲、中东和南美洲等地区。无论是图片、视频还是数据等宣传素材，都严格遵循真实、准确的原则。AI技术可以用于增强表现力，但绝不能用于虚构事实、夸大成果。


中铝国际宣传的每一个“首个”“最大”“最优”，背后都有扎实的合同、验收报告和客户证言作为支撑。在海外项目宣传中，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化差异，借助AI翻译与本地化润色工具提升沟通效率，但核心事实必须经过多方核实。这种对真实的坚守，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信任的基石，也是应对可能的信息质疑最有力的武器。


3.守价值之正：超越商业叙事，彰显时代担当


工业宣传不能“王婆卖瓜”，应融入时代洪流，回应社会关切。中铝国际的宣传始终注重将企业技术创新、工程实践与国家战略、社会价值紧密连接。


如在宣传海外矿山项目时，不应仅报道项目成功投产，更应着重讲述该项目如何带动当地就业、培养技术工人、建设社区基础设施、践行环境友好的采


矿理念，展现中国企业与所在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责任形象。在宣传智能工厂时，不仅突出其效率提升，更强调其对安全生产的保障、对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善。这种对综合价值的挖掘与传播，使中铝国际的品牌形象超越了单纯的工程技术服务商，成为可持续发展与美好生活的助力者。


“创新”：工业宣传在AI时代的发


“守正”确保了方向，“创新”则提供了动力。中铝国际积极拥抱技术变革，从内容生产、表现形式、传播策略三个维度推动工业宣传的全面创新。


1.内容生产创新：从“人力密集型”到“人机协同智能化”


传统工业宣传的内容生产高度依赖人力，制作高质量的技术解读动画或项目全景介绍视频耗时耗力。中铝国际正在构建“工程宣传数字素材库”和“智能创作辅助平台”，推动内容生产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1）智能素材处理与生成。基于工程设计BIM模型、无人机航拍的正射影像与实景三维模型，AI可快速生成项目的不同视角渲染图、建设进程模拟动画。在宣传“几内亚某铝土矿矿山及配套项目”时，中铝国际利用AI工具将地质数据、设计图纸与实地环境融合，生成了从勘探、开采到复垦的全生命周期动态可视化短片，使观众能在几分钟内直观理解这座现代化矿山的智能化运营与生态友好理念。


（2）专业文本的辅助创作与多语种转化。对于技术方案、成果报告等高度专业化的文本，中铝国际利用定制化训练的AI助手进行初稿生成、术语校对、逻辑梳理和格式优化，将工程师从繁重的文档工作中部分解放出来，使其更专注于核心创新点的提炼。同时，针对海外项目宣传，AI翻译与本地化润色工具帮助企业以更快的速度、更地道的语言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相关方传递关键信息。


（3）“坤安”大模型的应用故事化挖掘。中铝的“坤安”安全生产大模型，在矿山、工厂的实时风险预警、人员行为安全智能分析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宣传部门与一线安全管理人员合作，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坤安”系统产生的预警日志、处置记录，从中自动识别和提炼最具代表性的“险情发现与排除”案例，再加工成有情节、有人物、有警示意义的微故事、短视频。这一创新使原本枯燥的安全数据变成鲜活的安全文化教材，极大地提升了安全宣传的感染力。


2.表现形式创新：从“平面图文”到“多维沉浸体验”


AIGC赋能工程美学表达。中铝国际将AIGC技术常态化应用于工程宣传，对于标志性工程，在发布实景照片的同时，尝试用AIGC生成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想象图、展现结构力学的艺术化图解，甚至创作与之相关的数字艺术品。获中央企业优秀作品奖的《从AI视角看“六冶建造”》就是这一方向的成功尝试。这种艺术与技术的碰撞，吸引了传统工业宣传无法触达的艺术家、设计师、青年学生等群体，在更广阔的层面提升了工程的公共认知度和美感价值。


虚拟数字人与互动问答相结合。用好中铝小坤智能体，在线上展会、官网咨询等场景，这位“数字专家”可以7×24小时回答关于企业核心技术的常见问题，进行项目简介，甚至引导参观虚拟展台。“数字人”不仅是信息入口，更是品牌科技感、前瞻性的具象化符号。


基于VR/AR的沉浸式“云参观”。结合AI驱动的场景理解和交互设计，中铝国际将重点工程项目制成VR沉浸式体验内容。受众可以通过头盔或手机，身临其境地“漫步”在巨大的电解车间观察流态铝水的运行，或“站在”数百米高的矿山边坡上了解智能监测系统如何工作。这种体验彻底打破了地理限制，为客户、合作伙伴、社会公众提供了深度了解企业实力的震撼窗口。


3.传播策略创新：从“广播式推送”到“精准化共鸣与智慧化风控”受众洞察与内容精准触达相结合。中铝国际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持续监测行业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关于有色金属、工程技术、绿色低碳等话题的讨论热点、关键词演变。这些洞察指导宣传主题策划：当行业热议“城市矿山”时，可适时推出废旧铝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突破；当国际社会关注“关键矿产供应链”时，系统介绍海外资源项目的负责任开采实践。在内容分发时，根据不同平台的受众特征，对同一核心信息进行适配性改编和标签优化，实现“国一策”“一群一策”的精准传播。智能化舆情监测与风险预警相结合。中铝国际构建了AI舆情检测系统，实现对海量信息的自动化扫描、情感判断和趋势分析，以7×24小时监控品牌声量。系统不仅能预警明显的负面报道，更能识别那些看似中性但可能因专业术语被误读而引发争议的讨论苗头。当监测到社交媒体上集中讨论某项技术相关的环保概念但存在理解偏差时，企业可第一时间介入，通过发布权威解读主动引导舆论，化潜在危机为科普良机，牢牢掌握叙事主动权。


传播效果智能评估与优化。中铝国际不再满足于阅读量、播放量等表面数据。通过AI分析，可以更深入地评估一次传播活动后受众认知度的实际变化、品牌关键词关联度的提升以及带来的潜在商业线索质量。这些反馈形成闭环，


持续优化后续的宣传策划。


融合致远：在“守正”与“创新”的回顾中铝国际的实践，“守正”与“创新”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一体两面。“守正”确保了创新的方向不偏航、根基不动摇，让AI等技术真正服务于工业价值的深度传递，而非沦为浮夸的噱头；“创新”则为“守正”注入了时代的活力与传播的效能，让那些值得坚守的专业精神和真实成就能突破圈层，在更广阔的天地产生回响。


深化“业务—宣传—AI”的闭环融合。推动宣传部门更早介入重大技术研发和工程项目，与业务部门、技术专家共同策划可传播性强的创新点。同时，将宣传实践中发现的受众新需求、市场新关注等反馈给研发和业务部门，反哺技术创新与市场开拓。通过这种深度融合，宣传不再是业务部的事后总结，而是贯穿技术创新全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打造工业宣传的“智慧大脑”。致力于整合内容素材库、受众数据库、舆情知识库、案例模型库，构建服务于全公司的工业宣传智能中台。这个中台能够为不同部门、不同场景的宣传活动提供一站式的数据支持、创意启发、工具调用和效果预测，实现宣传资源的集约化管理和智能化调度。


培育“AI时代工业宣传师”新型队伍。加强对现有宣传人员的AI技能培训，同时吸引既懂工业技术、又懂传播规律、还能驾驭AI工具的复合型人才加入。让宣传团队不仅会“写”会“拍”，更会“用数据思考”“用算法创作”“用智能分发”。建立与“AI+工业宣传”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机制和评价体系。


倡导行业协同与生态共建。通过行业论坛、案例交流、标准共建等形式，推动形成“AI+工业宣传”的产业新生态，共同讲好新时代中国工业故事。


立于工业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潮头，AI技术正深刻重塑宣传工作的底层逻辑。中铝国际的实践表明，人工智能终究是服务于人的工具，其核心价值在于淬炼工业精神在数字时代的璀璨新生。当智能算法能精准推演受众偏好时，更需以人文的温度融解数据的冰冷，在奔涌的信息洪流中牢牢锚定“工业报国”这一永恒的精神坐标。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既是中铝国际应对AI时代挑战的基本遵循，也是中国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唯有如此，方能使AI赋能的宣传工作既承袭智能制造的锐利与精准，又赓续中国工业的厚重与温度，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熔铸坚不可摧的思想之基。


H金矿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秦慧娟


经济责任制是企业以责、权、利有机统一为核心，以提升整体经营效益为导向的基础管理制度，核心逻辑在于将企业年度生产经营总目标拆解为各层级、各岗位的具体履职清单，按岗位责任分配对应的管理权限，最终以工作实绩、任务完成度核定劳动报酬。这种薪酬能增能减、激励与约束并行的管理制度，是激活企业经营活力、提升企业运营效能的核心抓手。


2025年，H金矿企业在经济责任制落地执行过程中，践行集团“居安思危、守正创新”发展理念，以“质效提升年”主题活动为载体，聚焦提效、降本、优指标三大核心方向，构建起覆盖全矿各生产工区、职能班组的精细化管理体系，为企业稳生产、控风险、提效益筑牢了制度根基。


一、H金矿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整体架构


（一）多维度目标体系


H金矿企业2025年度经济责任制目标体系涵盖党建、生产经营、毛利润、安全环保、探矿增储、全流程成本管控六大维度。其中，落实生产经营各项工作、达成既定毛利润目标，是保障企业收益的核心所在；严守安全环保各项要求，有助于企业守住安全生产红线与生态保护红线；完成探矿增储任务，能够持续补充矿产资源，支撑企业长远发展；落实全流程成本管控，则进一步推动内部管理精细化。同时，该企业2025年度核心经营指标为：出窿金属量390千克，标准矿量15万吨，毛利润4463万元，全矿采掘单位变动成本控制在305.44元/吨以内。通过将整体目标层层分解至各生产工区与职能班组，H金矿企业最终形成“指标到人、责任共担”的管理格局。


（二）差异化指标分解


H金矿企业结合各生产工区、职能班组的业务属性与核心职能，实行“一工区一方案、一班组一标准”的差异化指标分解模式。在生产工区层面，企业充分考虑不同工区地质条件、作业深度、施工难度等客观差异，差异化设定成本指标：一工区采掘单位变动成本目标为229.93元/吨，三工区为250.77元/吨，五工区为254.26元/吨，以便保障考核的公平性。在职能班组层面，企业紧扣岗位核心职责量身定制相关指标：针对设备组，除核定电力变动成本33.28元/吨外，还额外要求机电设备维修材料总费用不超过198.83万元；针对安全组，要


求废水处理原材料成本不高于158.87万元、淤泥回填费用不超过10.26万元；针对充填组，明确年度尾砂充填总量为1万立方米，并要求将充填原材料变动成本控制在68.75元/立方米。这种“按岗定指标、按责定标准”的方式，可以确保指标设置的合理性。


（三）层级化考核组织架构


为保障经济责任制落地成效，H金矿企业专门成立了以矿长为组长、各分管副矿长及核心业务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的经济责任制考核工作小组，负责经济责任制考核方案编制、年度考核管理办法制定，以及月度考核评审牵头组织等工作。在考核执行层面，企业实行“归口报送、集中统筹”的管理模式：每月28日前，生产技术组汇总各工区生产执行情况，安全组同步报送安全管理报表及考核数据，各分管副矿长提交分管领域基础台账检查结果及考核情况。所有材料统一汇总至人事组后，人事组于次月3日前完成各生产工区、职能班组考核资料整理归档，并同步开展成本专项分析工作。这种层级清晰、分工明确的考核组织架构，能够保障考核数据真实客观、考核流程规范有序。


二、H金矿企业经济责任制下的核心运行机制


（一）百分制量化考核权重体系


H金矿企业对各生产工区及职能班组实行月度百分制量化考核，按岗位性质设置差异化考核权重。以采掘工区为例，考核分值分配为生产35分、安全30分、经营25分、人事管理10分。这既契合矿山行业安全生产优先的核心导向，也兼顾生产任务落实与经营管控的双重要求。其中，在生产考核方面，企业采取分层计分规则：工区自身矿量完成情况占该项考核总分的70％，全矿整体出窿金属量完成情况占剩余30％，通过将基层工区工作成效与企业整体运营目标深度绑定，有效规避了局部工作偏离整体发展方向的情况。在安全考核方面，企业采用倒扣计分规则，安全考核得分按“安全基础分30×月度安全综合评分÷100”计算，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类违规行为、安全生产问题进行扣分，以刚性考核约束守住安全生产红线。


（二）奖惩并行的成本管控机制


成本管控是H金矿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核心内容之一。企业坚持“技术指标只升不降、成本费用只降不升”的管控原则，推行“节约有奖、超支必罚”的成本管控模式：成本超支部分按10％比例扣减单位工资总额，成本节约部分按10％比例增加单位工资总额，同时设置奖惩上限，明确规定累计奖惩额度不得超过


单位工资基数的10％。该机制既充分调动了基层单位节能降耗的积极性，也避免了因市场及生产异常波动引发的员工收入波动。


（三）与企业效益联动的工资总额管理机制


在工资总额管理方面，H金矿企业严格遵循“增量增薪、增效增薪、减量减薪、减效减薪”的基本原则，将各基层单位工资总额与企业整体经营效益深度绑定：若全矿整体经营成效未达预期，则各单位工资总额按比例下浮；若经营效益超额完成，则各单位工资总额按比例上浮。这能够推动员工与企业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在具体结算方式上，企业采用“月度考核、累计结算”模式：月度工资总额不能超出当期结算总额，岗位薪酬月度发放比例控制在80％～100％范围内；绩效奖金采用月度预发方式，管理人员预发比例不得超过30％，普通员工不得超过50％，剩余部分待年度绩效考核完成后，结合综合考评结果统一核算发放。该模式既保障了员工日常基本收入，也为年度考核预留了足够的激励空间。同时，企业全面推行工资总额包干制，严格执行“增人不增工资、减人不减工资”准则，促使各单位优化人员结构、精简岗位配置，从而实现减员增效、提质增收的目标。


（四）多元激励体系


1.三元薪酬结构


H金矿企业构建了“岗位工资、绩效奖金、特殊工资”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其中，岗位工资包含基本工资、考核工资及计件工资，严格依照企业员工薪酬管理办法核定发放标准；绩效奖金面向全体员工，发放额度与考核结果直接挂钩；特殊工资包括单项专项奖励、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各类岗位津贴等。这一薪酬结构契合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的人力资源管理思路：岗位工资作为基础保障要素，能够满足员工基本生活需求，消除薪酬层面的不满意因素；绩效奖金与特殊工资作为核心激励因素，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充分发挥薪酬的基础保障作用与正向激励作用。


2.多元化的单项奖励


H金矿企业设立了安全环保奖、月度及季度安全绩效奖、技术攻关奖、探矿增储奖、成本管控奖、管理提升奖等多个单项奖项。通过设置多元化的单项奖励，引导员工聚焦矿山经营管理中的关键环节和重难点问题，在安全管理、技术创新、资源勘探、成本优化、管理升级等领域主动作为，有效解决了经营发展中的各类实操难题。


3.差异化的技术人才激励


为稳定技术人才队伍、激发其创新活力，H金矿企业在绩效管理办法中专门设置了技术人员梯度激励政策，针对测采技术人员按职称等级核定年度绩效增量，如员级职称人员每年2000元，助理工程师每年3000元，工程师每年5000元，


高级工程师每年10000元。这部分绩效薪酬仅限年度考核结果为称职及以上等级的人员申领。这种职称等级与绩效挂钩的激励模式，既肯定了技术人员专业资质的价值，又突出了岗位履职表现的重要性，能够引导技术人员注重专业能力提升，立足岗位创造实绩。同时，差异化激励机制能够顺利留住高端技术人才，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4.强制排名的绩效评价机制


H金矿企业建立了强制排名的绩效评价机制，明确了员工等级比例管控标准：优秀员工占比不超过总人数的20％，称职员工占比不超过总人数的70％，基本称职及不称职员工占比不低于总人数的10％。同时，企业规定，同业务条线内年度绩效排名靠前的员工绩效奖金核算系数不得低于其他人员，同绩效等级内部相邻排名员工绩效奖金差额设定为500至2000元。这有助于企业彻底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模式，使绩效优劣得以在薪酬分配中充分体现。


三、H金矿企业经济责任制的突出特征与实践经验


系统性是H金矿企业经济责任制最突出的特征。企业构建了涵盖目标设定、指标分解、组织架构设计等环节的闭环式管理体系，通过将整体目标逐层分解至各生产工区、职能班组及个人，将考核结果与工资总额、专项奖励等深度绑定，实现了企业战略自上而下的有效传导，凝聚了全员发展合力。同时，H金矿企业将精细化管理理念深度融入经济责任制体系，结合矿山生产经营实际，推行差异化管控模式：面向不同生产工区设置相适配的成本指标，根据岗位职责差异合理配置考核权重，结合班组职能属性设定专项考核标准，按照技术层级实施差异化薪酬激励。这能够有效规避考核标准“一刀切”带来的管理失衡问题，确保绩效考核与薪酬分配的公平性。


H金矿企业经济责任制实践经验可归纳为以下五点：一是树立系统管理思维，构建“目标引领—考核驱动—薪酬联动”完整考核路径；二是实施精准管控，实现指标差异化、权重科学化；三是推行内部市场化管控，释放基层经营活力；四是注重人才激励，构建分层分类的激励体系；五是强化过程管控，建立“月度考核、年终结算”的滚动机制。这些实践经验对同类型国有矿山企业


具备较强的借鉴价值。各类矿山企业可结合自身经营实际进行本土化改造，全面提升整体管理水平。


四、结语


经济责任制是协调企业发展与员工权益的重要管理制度。


H金矿构建“目标引领—考核驱动—薪酬联动”三位一体经济责任制度体系，将企业发展愿景与员工切身利益有机融合，在推动企业经营效益稳步增长的同时，有效激发全体员工履职担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未来，企业需结合内外经营环境的动态变化，持续完善和优化经济责任制相关内容，切实保障制度贴合生产经营实际，全面提升制度落地质量与执行效能。


城市公交企业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实践探索北京公交集团党建与业务融合工作记述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帅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公交集团）承担着服务首都发展大局和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使命，集团党委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牢牢把握“企业姓党”“公交姓公”的政治属性，找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将党建深度融入重大任务、主责主业、深化改革与基层治理，探索出一条党建与业务协同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本文依托其生动实践，总结经验启示，以期为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1.强化政治引领，筑牢“主动融”的思想根基


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形成“主动融”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以政治建设把准方向，将理想信念融入中心工作。北京公交集团党委深刻认识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在庆祝建党百年、北京冬奥会、党的大会等重大运输保障任务中，集团党委坚持“支部建在一线、党旗飘在阵地”，第一时间成立临时党组织，建立党员突击队、先锋岗，把思想政治工作延伸到最前线。北汽出租集团在执行重大服务保障任务中，将党小组会开在车厢里，举办“流动党员课堂”，确保队伍始终保持高昂斗志和过硬作风，连续数十载圆满完成保障任务。这种“党组织领着干、党员冲在前”的组织模式，在一次次实战中检验了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得到持续提升。


（2）以思想建设凝聚共识，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北京公交集团党委充分发挥思想引领作用，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用企业文化凝心聚力。两级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经常同党员、管理人员和职工群众谈心谈话，尤其是把握岗位变动、家庭变故、发现苗头性问题等重要节点，把解决思想困惑与纾解实际困难统一起来，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心坎上。各基层党支部及时掌握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给予鼓励鞭策、提醒帮助。


（3）以企业文化厚植底蕴，将党建品牌创建为凝聚人心的载体。北京公交


集团党委深入开展“一党委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党建品牌创建工作，将其作为提升服务质效、凝聚职工群众的重要抓手。全集团形成21个“品牌党委”和342个“特色支部”，其中“流动的红色安全岗”“四融四促双轮驱动”等党建品牌成功入选市级党建品牌优秀案例选编。电车分公司党委以“四个引领”为抓手，打造“红绿灯”品牌党委，培育出“薪火领航103”“书香支部”等30个特色支部和“守望中轴”“古都记忆”等特色线路。通过品牌创建，广大党员亮身份、践承诺、当先锋，实现了从“要我干”到“我要干”的深刻转变，进一步推动了品牌创建从“挂牌子”向“重实效”的深化。


2.深度融合中心工作，形成“有效融”的行动自觉


北京公交集团党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将党建工作深度嵌入重大任务、日常运营、深化改革、企业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各方面、全过程，形成“有效融”的行动自觉。


（1）融入首都功能，在重大任务中展现企业担当。服务首都发展大局，是北京公交的首要政治责任。在加强“四个中心”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京津冀协同发展、超大型城市交通综合治理等重大战略中，集团党委聚力找准融合点，把服务保障重大活动作为检验政治能力的“试金石”。在“京彩灯会”等大型活动客流疏散中，所属基层党组织党员骨干组成志愿服务队，依托党员责任区、党员突击队等载体，引导广大党员做到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2）融入日常运营，在服务民生中擦亮公交底色。北京公交集团党委以“公交为民”为宗旨，将服务群众出行作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组织近1.2万名党员深入社区、学校、医院开展“公交精准化服务民意”调研，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助力公交线网优化调整。各基层党支部科学优化公交线路，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在运营组织上，发挥党员班组长在优化线网体系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打磨公交党员参与经营生产的“最小颗粒度”。这些实在的行动，让思想政治工作落到了百姓心坎上，实现了“民生愿景”向“幸福实景”的转变。同时，通过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定期检视业务指标完成情况与党员作用发挥情况，实现组织生活与业务复盘同频共振。


（3）融入深化改革，在创新发展中破解难题。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面临新挑战，更需要党建引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攻坚克难。集团党委将深化改革重点任务纳入党建业务“一本账”，聚焦改革举措，锚定优化出行布局结构、


科技创新赋能、统筹安全发展等大课题。广大一线党员争当“公交通信员”，带头开展公交“六进”活动，走进运营线路沿线的社区、乡村、学校、医院、旅游景点等开展沿线踏勘，及时掌握市民乘客所急所盼。各基层党支部积极采取运营“短频快”线路等举措，有效提升地铁接驳服务能力，打通了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党建与业务的双向赋能，激发了党员的创新活力，使“党员先锋”成为改革发展攻坚的排头兵。


（4）融入企业治理，在制度建设中拓宽发展路径。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坚持“两个一以贯之”。集团党委着力以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为核心，把党建工作全面嵌入企业治理的各环节。动态优化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和运行监管系统，规范各层级决策程序，确保党组织在企业治理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坚持党建引领安全生产，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的原则，引导各级“一把手”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企业治理全过程。同时，注重把业务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促进党务干部懂业务、业务干部懂党务，实现双向赋能、融合共进。


（5）融入基层治理，在共建共享中提升管理效能。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积极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一办到底”深化，持续降低市民诉求总量，不断提升乘客满意率，实现解决“一件事”推动解决“一类事”。坚持选优配强优秀党员管理人员担任门头沟、怀柔等地区驻村“第一书记”，精准帮扶对口乡村，有效提升帮扶质量和水平。深化拓展“双报到”工作，推动公交在职党员常态化参与基层治理，帮助基层提高治理效能。将“接诉即办”转化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长效抓手。深挖乘客诉求背后的管理短板，通过党支部组织生活开展案例剖析，从单个问题中梳理出制度性改进措施。推动党员跟车调研，主动发现潜在诉求，做到“未诉先办”。将乘客满意度作为衡量党支部战斗力的重要标尺，使群众口碑成为检验党建成效的直接依据。


3.实践经验与工作启示


北京公交集团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为新时代公交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1）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党建工作不是“虚功”，关键看是否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北京公交集团将党建融入重大任务、日常运营、深化改革等，使党建工作有抓手、有载体、可量化、可评价，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真正


转化为了企业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2）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复杂的改革任上，把党建品牌创建转化为职工群众的自觉行动，务面前，党建是凝聚人心、攻坚克难的“定盘星”。北京公交集团通过“一党委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创建，激发了各级党组织的创新活力，培育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党建品牌，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市场认可度。


（3）做细了就是凝聚力。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北京公交集团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把谈心谈话做到职工心坎使广大职工在思想上认同、在情感上共鸣、在行动上跟进。实践表明，只有把党建工作做到人心里，才能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最大向心力。


北京公交集团主动融入首都发展大局，落实全市交通综合治理，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性要求，也是一项业务性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市民出行、重大活动交通保障等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动企业党建工作，是城市公交企业新时代发展的新路径。


党建引领赋能基层实践探索分布式光伏发展新路径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齐河县供电公司张博


一、实施背景


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十四五”将实现新能源从新增装机主体转变为总装机主体的目标，要求树立“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能源电力从高碳向低碳、从以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为主转型，核心是新能源跨越式增长，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山东省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省，受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因素影响，能源结构偏煤偏重的问题一直非常突出。《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全面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当前，可再生能源正由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力军加速成长为碳达峰碳中和的主力军。


二、主要做法


（一）政治“打底”。通过支部“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方式，引导党员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工作理念，自觉把党的要求贯穿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做到目标同向、工作合拍、措施配套。充分用好政治思想引导工具，教育党员常怀“国之大者”，站在政治、全局、战略的高度对待工作，紧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积极服务能源低碳转型大趋势，超前做好电力保供、能源转型的万全准备，不负“大国重器”的使命。


（二）组织“护航”。公司党委重点围绕黄河以北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以分布式电源群调群控等8项技术为基础，打造低压直流微网示范等7项重点示范项目，构建“党委+专业部门+党支部”协同工作机制，重点明确了专业部门党组织“主力军”地位。组织各党支部第一时间主动揭榜领题，绘制任务推进表，将任务分解细化到每名党员，进一步强化党员责任，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实施。将黄河以北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工作融入支委会、支部党员大会，公开“晒”亮点、“曝”差距，通过“比干劲、晒成效、亮风采”，全面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不断提高工作质效。


（三）党员“开路”。充分应用党员示范引领工具，将黄河以北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工作成效作为重点内容纳入党员量化积分评价标准，并作为支部党员


责任区工作职责重点内容、党员示范岗履责践诺必述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在大战大考中勇挑重担、主动作为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开展“党支部书记在现场”“项目攻坚我请战”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党员做好服务分布式光伏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成立“沿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党员骨干专班，与齐河县发展和改革局开展支部共建联创，建立以党建协同助推发展协同的良好合作模式，通过工作共商、难题共解、经验共学，不断丰富拓展跨专业业务知识，积极服务“双碳”战略落地，助推分布式光伏有序发展。


三、实施效果


齐河县作为国家整县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发试点县，国网齐河县供电公司坚持高点站位、抢抓机遇，按照“能安则安、能安尽安”的原则和“政府主导、强企联合、全民动员”模式先行先试，试点工作快速破题、快速推进，将整县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发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和关键抓手，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整合全县资源，统筹规划，在完成国家试点目标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光伏装机容量，做到原有建筑“能安尽安”，新建建筑提前设计规划、应安尽安，在全省、全国走在前、当标杆，打造光伏整县制开发“齐河模式”。


联合运检党支部、调控党支部、营销党支部等6个专业部门党组织，组建由12名党员组成的党员骨干攻关柔性团队，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紧紧围绕新型电力系统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五大特征”，聚焦“推动分布式光伏回归电源本性”这1条主线，全要素发力解决分布式光伏只受益、不担责的问题，使分布式光伏具备参与调度运行、市场化交易的条件。抓牢“政策机遇”这1项保障，推动政府出台有关分布式光伏并网运


行政策，全面构筑起合规健康发展的政策矩阵，为新能源持续发展蹚出了一条


健康之路。全面应用“集中汇流+群调群控+云储能”3项新技术新模式，促使光伏管理和调控更加高效，优化分布式光伏消纳空间，村级光伏开发由“千瓦级”提升到“兆瓦级”，破解分布式光伏调峰之困，实现电网“保安全”和光伏“保消纳”的利益最大化，全面消除台区重过载、用户过电压问题，积极服务分布式光伏开发，实现政府、电网、企业、百姓等多方共赢。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品牌化创新的实践探索


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盛鲁电厂杨红星


在当前能源结构转型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盛鲁电厂党总支以“活力盛鲁”党建品牌建设为切入点，系统探索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机制。通过聚焦“活力盛鲁”党建品牌创建的内在动因、实施路径与运行逻辑，解析如何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与发展动能，探索出以品牌化党建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与内在机理，为同类企业加强党建引领、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范式。


一、“活力盛鲁”党建品牌创建的背景


“活力盛鲁”党建品牌的创建，是盛鲁电厂党总支顺应国家战略、行业变革与企业转型需求的重要举措。


国家“双碳”目标与“蒙电入鲁”战略的实施，赋予企业保障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转型的双重使命，这就要求党建工作要发挥定向领航作用，确保企业发展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与此同时，电力行业正经历从传统发电向综合能源服务的深刻转型，技术迭代加速、市场化改革深化、环保要求趋严，迫使传统火电企业必须通过党建创新激发组织活力，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从企业自身来看，盛鲁电厂正处于运营维稳与拓展新能源的攻坚阶段，既要保障传统电力安全供应，又需加快新能源布局，这对企业治理、创新与执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亟须使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业务、创造实质价值。此外，国企党建本身也面临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赋能”的升级需求，传统模式需向体系化、品牌化进阶，以提升科学化水平与实践效能。


为此，“活力盛鲁”党建品牌明确三大定位：作为政治引领的实践载体，把准发展方向；作为改革创新的组织引擎，破解发展难题；作为价值创造的融合平台，推动党建与业务互促共进。此品牌的创立，标志着盛鲁电厂党建工作正式迈入体系化、品牌化、价值化的新发展阶段。


二、创建“活力盛鲁”党建品牌的主要做法


盛鲁电厂党总支秉持系统思维，精准锚定方向，以规范化筑基、常态化赋能、特色化添彩，推动“活力盛鲁”党建品牌创建走深走实、焕发光彩。


1.建强组织“主心骨”，压实创建责任链


成立由党总支书记挂帅、班子成员协同、各支部书记及部门负责人联动的品牌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明晰统筹协调、督促指导的核心职责。精心制定“活力盛鲁”党建品牌创建专项实施方案，细化品牌理念、创建目标、实施步骤、重点任务与推进措施，构建“总支牵头掌舵、支部主抓落实、党员带头冲锋、全员同心同行”的四级联动工作机制，确保品牌创建各项任务层层分解、环环相扣、落地生根。自品牌创建以来，已召开专题会议4次，广泛征集党支部、党员关于品牌创建的建议50余条，使品牌创建更贴合实际。


2.筑牢思想“压舱石”，凝聚奋进向心力


紧扣学习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核心，以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专题研讨等学习形式为依托，开展“党建品牌理念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让“活力盛鲁”品牌内涵、核心价值观浸润人心。搭建“线上+线下”融合学习平台，线上借助钉钉工作群、AAA公众号等媒介，精准推送品牌学习资料；线下开设“盛鲁讲堂”，邀请先进典型传授经验、优秀党员分享初心，引导全体职工在深学细悟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让品牌理念转化为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


3.奏响融合“协奏曲”，激活发展新动能


紧扣电厂核心业务，打造“党建+安全生产”“党建+技术创新”“党建+精益检修”等特色融合载体。深耕“安全管理党员先锋岗”，开展“党员身边无事故”行动，组织党员带头排查隐患、完善制度，筑牢安全生产“红色防线”。组建“党员创新攻坚组”，聚焦节能降耗、环保升级、设备优化等关键课题攻坚克难，推动技术成果加速转化为发展效能。成立“党员突击队”，针对机组检修、新能源项目推进等重点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以党员担当啃下“硬骨头”、打赢“攻坚战”，确保各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


4.锻造人才“生力军”，凝聚发展向心力


以品牌创建为契机，实施“人才孵化工程”，以“‘1+3’师带徒”传帮带、“大考试大练兵”强技能、“技耀盛鲁”展风采等举措，助力职工成长成才。优化党员量化积分与星级评定机制，将创新创效、组织生活参与度、工作实绩等纳入民主评议党员，让实干者出彩、奋进者受奖，激励党员勇当先锋、争做标杆。深入开展“1+1+N”党员联系服务职工群众实践活动，精准破解职工“急难愁盼”，营造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的和谐奋进氛围。


5.厚植文化“滋养土”，提升品牌影响力


精心打造“活力盛鲁”形势任务教育阵地，在厂区布设党建品牌宣传栏，生动展现品牌理念、创建成果与先进典型事迹，让红色文化可感可触。开展“活力盛鲁”主题实践，红色教育抒发初心、知识竞赛比拼学识、文艺汇演展现风采，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对品牌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拓宽对外宣传渠道，借助集团官网、行业媒体等平台，讲述“活力盛鲁”品牌故事，传播党建与中心工作融合共进的正能量，让“活力盛鲁”党建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攀升。


三、“活力盛鲁”党建品牌创建的成效


随着“活力盛鲁”党建品牌创建的不断深化，盛鲁电厂党建工作质效实现了跃升，真正实现了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互促共进。


1.政治引领之魂愈发鲜明


盛鲁电厂全体职工的政治站位与战略视野显著提升，主动将个人履职融入“蒙电入鲁”战略与集团发展大局，职工与企业同心同向的意识愈发浓厚。党总支的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在重大任务攻坚、突发情况处置中，高效发挥领导核心与政治核心作用，机组运行5年来累计发电


500多亿千瓦时，圆满完成了山东省电力保供任务，切实扛起了区域电力保供政治担当。


2.生产经营之基愈发坚实


依托“党建+”特色载体的强劲赋能，电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安全生产天数稳步攀升；技术创新成效显著，科技项目、技术改造等成功落地应用，机组运行效率大幅提升。2025年，仅原煤仓分仓改造，就节约成本达5000余万元；新能源项目争取蹄疾步稳，为保障山东省电力供应、助力能源结构优化贡献了坚实力量，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3.人才队伍之姿愈发昂扬


系列培养与激励举措的落地实施，让职工队伍的专业素养与技能水平显著提高，累计向二级公司权属单位输出火电人才70余人，40多名业务骨干在二级及以上单位技能比武中脱颖而出，多名党员在行业技能竞赛中斩获佳绩；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彰显，在生产一线、检修攻坚前沿，“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示范效应愈发鲜明，带动全体职工干事创业热情持续高涨，营造出“比学赶超、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4.品牌影响之力愈发彰显


“活力盛鲁”党建品牌的内涵不断丰富、形象愈发鲜明，赢得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广泛认可。通过外部宣传与内部交流，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提升，成为盛鲁电厂一张亮眼的“红色名片”。《“活力盛鲁”让党建用情赋能》《“活力党建”的管理模式探索与实践》等党建思政类创新成果落地见效，进一步放大了品牌示范效应，不仅让职工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倍增，更为企业树立了负责任、有担当的良好社会形象。


5.绿色发展之色愈发浓郁


盛鲁电厂始终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年发电量达1016.88万千瓦时，节约标准煤3051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115吨。通过技术创新赋能、精细管理提效，持续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稳步向清洁、高效、绿色的现代化电厂转型，为实现“双碳”目标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盛鲁力量”。


基于“三强三化”体系的新时代思政工作实践探索


国家电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党校杨璐


一、实施背景


（一）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围绕国企思想政治工作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切实加以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发挥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争、团结奋斗的重要作用。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国有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是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国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队伍。以国有企业先进精神鼓舞人、教育人、培育人，有利于调动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职工是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壮大的最重要的资源，队伍是否和谐稳定，直接影响着团队的凝聚力、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效。


（三）思想政治工作是推动公司深化改革的有力保障。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全面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亟需思想政治工作积极作为，引导职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正确认识改革、坚定支持改革、保证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为公司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和强大动力。


二、解决方案


（一）以“三强”夯实思政工作体系建设


1.强化责任落实。压实党委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工作大局和发展全局去审视和谋划，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统筹指导。年内至少召开1次会议专题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至少安排1次中心组专题学习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方针政策，年底报送专项工作总结及重点工作计划。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履行思想政治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把方向、抓导向、管阵地、强队伍。细化党支部工作责任，深化《党支部思想政治工作指引》落地应用，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各级党组织其他领导认真落实“一岗双责”，抓好各自分管部门和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各层级、各部门之间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用，确保思想问题出现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决，形成目标聚焦一体、体


系贯通一体、要素融通一体、力量协同一体的工作机制，有效支撑起思想政治工作新范式。


2.强化队伍建设。配齐配强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打造以党务和宣传人员为主体的专兼结合工作队伍，壮大志愿服务工作队伍。聚焦业务能力提升，开发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系列课程，分层分级举办专业化培训轮训，培养更多思政工作行家里手。加强经验互学、交流互鉴，总结推广党支部书记抓思想政治工作典型做法，发挥专业标杆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工作水平整体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明责履职，知责善为，做好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思想政治工作，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思想政治工作。


3.强化考核评价。坚持日常检查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建工作责任制重要内容，纳入党建绩效考评和党委书记述职评议考核，把“软指标”变成“硬约束”。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职工思想动态常态调研，遇有重大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及企业改革重组等突发事件、特定时期，至少开展一次专项调研，不断增强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责意识，考核结果与组织绩效进行挂钩，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基层单位真正落实落地。


（二）以“三化”筑牢思政工作实践高地


1.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集中培训、日常教育与自我提高。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广泛开展“强国兴企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推动职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重任。以党史为重点深化“五史”学习，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吉林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就近用好“重走抗联路”、杨靖宇干部学院、公司党史（党性）教育基地及“十点十线”等红色资源开展沉浸式、体验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始终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仰者、忠实执行者、模范践行者。


2.形势任务教育系统化。加强国情企情教育，深入宣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通过开展全面覆盖的形势任务教育，引导员工自觉融入企业发展事业，凝聚发展共识。把电力行业发展趋势、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战略体系、国内外发


展环境及面临的机遇挑战讲清讲透，提升广大员工的危机意识、竞争意识，激发工作动力。通过开展本部讲堂、编发教育读本、制作宣传动漫等形式，系统阐释能源转型新要求和企业发展新变化，积极回应职工关心关切，做到改革发展推进到哪一步，思想政治工作就跟进到哪一步，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智往一处谋”，聚合奋进力量。


3.电力精神教育主题化。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化“红色基因、电力传承”主题实践。加强电力精神宣传阐释和落地实践，深入挖掘在电力保供主战场、为民服务第一线、科技攻关最前沿涌现出来的鲜活故事，加强公司重大任务、重点工程中孕育凝结优良作风的总结提炼、研究阐释。开发《吉林电力事业发展历史脉络及传承》课程，通过对翔实的史料、典型事迹和优秀人物的分析与充分的讲解，全面展现吉林电力事业发展历史脉络及新时代传承吉林电力精神的主要做法，进一步达到激励广大职工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红色血脉、增强文化自信、强化使命担当。通过举办集中宣讲、开展故事化传播、挖掘电力文化遗产等方式，激励广大职工深刻领悟电力精神的鲜明特色和时代特征，推动先进精神融入生产经营中、体现在行为规范上、转化为干事创业不竭动力。


三、实施效果


（一）发挥党的领导“最大优势”，筑牢思想根基。进一步健全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全面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党建部门牵头协调、相关部门分工履职、全体员工积极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让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各环节、覆盖各层面，为思政工作开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二）用好思政教育“最大课堂”，凝聚干事合力。以思政教育为重要抓手，最大限度实现思想统一、共识凝聚。通过系统化学习与实践，切实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其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能力与执行能力，同时充分激发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三）聚焦创新发展“最大引力”，提升工作实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代要求、企业发展深度融合。积极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创新思政工作分析方法与开展模式，构建起刚柔并济的新型思想政治工作管控体系。围绕“优机制、暖人心、重实效、抓经常”的核心目标，精准发力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大力培育基层思想文化标杆，持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


针对性、实效性与感染力。


实施“四力四推”党建工程落地见效党建引领安全生产实践探索


华电甘肃能源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杨霞


一、课题背景


随着新能源行业蓬勃发展，安全生产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有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肩负着保障安全生产的重大责任，党建工作作为国有企业的独特政治资源，如何将其优势转化为安全生产的强大动力，成为深入研究的课题。毛井风电场党支部所辖场站毛井一、二期风电场包含60万kW风电、30万kW光伏和4.5万kW/9万kWh储能，涉及2条330kV集电线路、39条35kV集电线路、261台风机、426台箱变、1327个逆变器、65.88万块光伏板、占地面积约3500亩，区域内长住人口1.6万人，安全生产管理研究的重要性尤为重要。本研究围绕毛井风电场党支部开展的“实施‘四力四推’党建工程落地见效—党建引领安全生产实践探索”课题展开，旨在探索党建引领安全生产的有效路径，提升场站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二、主要做法


（一）将领导力和组织力提升，做为支部建设重点构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1.增强安全意识，筑牢场站安全屏障。“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理念，强调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置于最高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理念贯穿于电力生产一线的各个区域，尤其在应对现场重大生产任务时，成为决策和行动的指导原则。毛井党支部向来注重在场全体职工的安全教育，每日晨读安规、每月按时开展安规考试，每逢交接班全体职工再开展一次交接班安规考试，通过这种以考促学的方式，让安全深入人心，融入日常的工作中。对于“两外”人员也按照“四统一”原则进行管理，不定期对“两外”人员驻地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2.提升安全管理能力，狠抓责任落实到位。风电场明确各级人员安全生产职责，制定并落实各岗位责任清单，形成“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通过对相应设备的风险识别和评估，了解风险的性质和程度，对比每个职工的技能水平及职务高低等，进行统筹安排。场站把升压站一次设备、升压站二次设备、风力发电机组、逆变器、光伏矩阵、集电线路及送出线路责任落实到每一人，做到每一个设备有人管理、每一个问题有人解决、每一


个环节有人参与，形成了工作闭环，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保障工作安全。


3.砺剑铸盾，提升安全技能水平。风电场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创新开展"夜校强基"专项行动，组织技术骨干开展专题培训。培训内容围绕日常故障处理、巡检标准化、安全规程等内容，结合大量实际案例，将复杂的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内容，逐步完善运维人员知识结构，提升安全技能水平，为风电场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人员保障。


（二）将团结和凝聚力增强，作为党建引领抓手营造全员参与的安全文化


1.认清形势强担当，精准发力促提高。支部高度重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任务教育工作，坚持把形势任务教育作为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破解难题、助推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三会一课”、早晚班会等形式，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实践要求，不断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工作动力和履职尽责、指导实践的素质能力，充分发挥“排头兵”“领头雁”作用，引导全体干部职工迅速汇集起主动求变、抢抓机遇、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文化赋能聚合力。支部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每月一享”“岗区队”等载体，开展本党支部书记讲党课7次，参加公司领导讲党课5次，党支部书记廉洁谈话3次，使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成为践行“创新奋进、奋勇争先”企业文化的先锋力量。增强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让华电奋进文化融入支部日常，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三）将苦干和战斗力提高，作为党建引领目标转化为安全生产管理成果


1.以党建为引领加强应急管理，提高应急处置效率。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方针，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运转良好的应急体系，形成统一领导、反应及时、科学决策、处置有序的应急系统，综合提高全员应急处突能力，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落实安全责任。成立党员突击队，组织人员在重大节日、汛期等特殊节点冲锋一线，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全面整治，推动党员在急难险重、攻坚克难上展示作为，保障应急处置工作高效有序运转。


2.以党建为引领加强现场管理，提高设备发电能力。优化现场人员工作管控水平，提升人员检修和维护设备能力。一是风电场要科学地组织检修人员，合理调节设备检修与维护时间安排，做到大风天抢发电、小风天抢检修。并根据机组缺陷分析和机组实际运行情况，开展设备隐患治理工作，保持设备健康水平和发电能力。二是将现场自主监管和外委施工管控“两手抓”。一方


面，进一步提高自主监督能力，完善设备监督管理，合理规划设备试验检验周期，完善设备定期试验检验，加强技术监督在预防风机大部件缺陷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强化外委项目的施工管理，合理调配外委队伍的施工时段与施工进度，强化施工过程管理与质量验收。三是加强风电场现场设备的备件管理，以保证消缺为前提，合理优化库存，同时加强提报采购计划的跟踪管理，明确后续工作安排，提升工作效率。


三、基本成效


通过党建与安全工作的深度融合，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达成了共识，确保安全生产齐抓共管落实到位。


（一）统一思想，强化领导，夯实安全管理水平。党支部坚持党建工作与生产工作同步计划、同步安排、同步落实、同步考核的有效管理机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回响、环环能相扣，把安全工作列入支委会、党员大会重要议事日程，常抓常管、齐抓共管，把党的领导融入安全管理全过程。从党员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入手，以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安全技术规范、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事故案例为内容，由党员带头宣讲，打造以“党员大会+班组安全活动+班前会”为核心的宣讲模式。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党支部书记讲安全、安全大家谈等活动，引导全体党员学业务、长知识、转观念。同时，要求党员极发挥自身职责，抓实安全管理工作，对场站内的安全生产管理、危险源辨识、设备巡检等工作进行全面监督。党员带头查“三违”反“三违”，以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努力促进身边职工无“三违”、责任区无隐患、示范岗上无事故。


（二）凝聚共识，加强融合，展现干事创业风貌。当前，“岗区队”创建已经成为毛井风电场党支部党员干部保持党员先进性、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载体，成为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一是聚焦安全生产，合理设岗划区。结合场站安全生产工作，设立党员先锋岗5个，党员责任区2个，党员突击队1个，党员服务队2个，覆盖党员群众28人，有效把安全责任楔在“岗区队”内，实现了关键岗位、重点区域党员全覆盖，确保了“岗区队”创建与中心工作目标同向、部署同步、工作同力。二是突出融合理念、抓实“岗区队”考评。将安全导向、设备故障率、发电量指标等作为“岗区队”考评量化的核心标准，将“岗区队”考评有机整合到月度绩效考核中，打破各专业独自考核，人员各自为战的壁垒。三是加大融通力度、提升创建实效。深入开展党建+融合


工程，将“岗区队”建设与安全生产、设备治理、能源保供、创新创效深度融合，避免“岗区队”建设与中心工作出现“两张皮”现象。


（三）勠力同心，深化融合，涌现安全保障成果。安全生产是发展的重要保障，减少隐患意味着安全得到提升。党员带头做隐患排查“治理员”、安全生产的“监督员”、作业现场的“示范员”。党支部还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环保、设备、工艺等方面的隐患排查，对作业现场安全管控、劳动保护措施执行、安全工器具等进行全面监督，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严格按照“立即上报，立即整改”的原则，切实将各类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场站持续稳定生产筑牢安全防线。


2024年结合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攻坚行动、安全生产“四不两直”专项检查、季节性安全大检查、安全生产月等形式，支部共开展安全隐患排查8次，存在问题18项，整改完成15项，剩余3项已制定相应措施并持续按照进度开展整改。今年以来，党员在技术革新、安全管理提升、设备优化治理等方面“揭榜挂帅”，致力提升“本质安全”，《基于箱变低压侧三相干式变压器防凝露优化改造》


《基于变流器主控板程序“卡脖子”困境路径研究应用》《基于中车WT3300型风电机组扭缆电缆发热优化改造》《降低机组偏航系统维护成本，改善机组偏航系统运行环境》四项成果脱颖而出并入选公司第六届职工（青工）创新创效优秀成果发布会。


向新向绿向智而行“十五五”期间中央企业传统产业“三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校课题组


（2026年6月16日）


传统产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占制造业增加值约80%，承担着保障国计民生、支撑国家安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使命。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入关键阶段，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纵深推进。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及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关于“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对中央企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重要支柱与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肩负着战略引领、科技创新、社会责任的核心使命，推动传统产业“三化”发展意义重大。


一、传统产业“三化”转型的核心内涵


课题组在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精神、系统研究“十五五”规划部署及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结合中央企业功能定位与产业升级理论，厘清了新征程上中央企业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核心内涵。


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本质是推动产业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聚焦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强化优质高效供给，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其核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高端化，聚焦高端产品研发制造，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二是产业链高端化，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三是业态和模式高端化，推动产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实现价值创造能力大幅提升。


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本质是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商业模式全方位变革，释放数据要素潜能，培育新质生产力。其核心内涵包括三个维度：一是生产智能化，建设智能工厂、数字车间，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精准化；二是管理智能化，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优化全流程管理，提升决策科学性；三是融合智能化，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应用”融合生态。


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本质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其核心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生产过程绿色化，推广应用先进节能环保技术，构建清洁生产体系；二是产品绿色化，推动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构建循环经济体系；三是发展模式绿色化，探索零碳工厂、零碳工业园区建设，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新征程上中央企业传统产业“三化”转型耦合于“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打底”的三大维度，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辩证共生，共同构成传统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的完整体系。


二、中央企业“三化”转型的成效分析


一是在高端化发展方面，中央企业坚持创新驱动，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高端产品供给，研发经费连续3年超万亿元，投入强度提升至2.8%。在高端钢材、航空铝材、贵金属新材料等领域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如中国宝武成功研制LNG运输船核心保温材料“殷瓦合金”及时速400公里高铁车轮，中铝集团在大飞机C919项目中主结构铝材品种占比达80%。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突破40%，传统产业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国有资本向高端环节、关键领域集中态势明显。


二是在智能化转型方面，中央企业深入实施“AI+”专项行动，累计建成智能工厂1854个，其中领航级6个、卓越级70个。布局AI应用场景超800个，在高炉冶炼、电解铝控制、井下开采等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中国宝武自主研发“宝联登钢铁行业大模型”，覆盖105个典型场景；


中铝集团发布有色金属行业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坤安”，打造18个应用场景。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智算中心、大数据中心建设成效显著。


三是在绿色化发展方面，中央企业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12.8%、13.9%，39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中国宝武建成国内首条百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采用氢基竖炉技术实现降碳50%~80%；中铝集团电解铝清洁能源使用占比达45%以上，赤泥综合利用率保持全球第一；中国黄金集团推广提金氰渣全量充填绿色技术体系。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建设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


四是在政策保障方面，国资委及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政策文件，构建“规划


引领、政策支持、考核引导、监管保障”的政策体系，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指标纳入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引导企业加大转型投入，产学研用协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央地协同的转型格局逐步形成。


三、制约中央企业“三化”转型的关键问题


尽管中央企业传统产业“三化”转型成效显著，但对标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部署，仍面临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足、转型协同性不强、体制机制障碍、要素保障偏弱等现实问题。


（一）高端化发展短板依然突出


一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不足。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高端工业软件、精密仪器等领域“卡脖子”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原始创新、底层创新能力偏弱，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二是产品高端化供给不充分。传统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高端产品占比偏低，难以完全满足高品质消费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三是产业结构优化不均衡。部分企业主业不聚焦、产业链延伸不足、高端环节布局滞后，新兴产业带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二）智能化转型不均衡、不深入


一是转型水平行业差异显著。冶金、矿山等流程型行业转型较快，装备制造、消费品等离散型行业转型滞后；大型骨干企业转型领先，下属子企业、中小企业转型缓慢，存在“数字鸿沟”。二是数实融合深度不足。数字技术多应用于生产环节单点改造，研发、管理、供应链、服务等全链条融合不够，数据要素价值未充分释放，“重建设、轻应用、轻赋能”现象普遍。三是核心数字技术短板明显。工业大模型、工业软件、智能传感器等关键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三）绿色化转型质量有待提升


一是低碳转型压力依然较大。钢铁、有色、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能源结构偏煤，低碳颠覆性技术尚未实现规模化应用，碳达峰任务艰巨，部分企业节能降碳改造投入不足。二是资源循环利用水平不高。工业固废、尾矿、冶炼渣等综合利用率偏低，再生资源产业规模偏小，循环经济体系尚不健全。三是绿色转型协同性不足。绿色技术研发、碳资产管理、绿色金融支持等体系不完善，企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


（四）协同机制与支撑体系不完善


一是“三化”协同发展不足。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各自推进、相互割


裂，未形成系统协同、相互赋能的格局，转型整体效能未充分释放。二是产业链协同转型不畅。中央企业“链主”作用发挥不充分，上下游中小企业转型能力不足，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协同转型机制不健全。三是要素保障支撑偏弱。高端人才、数字技能人才、绿色技术人才短缺，资金、数据、技术等要素支撑不足，考核评价、激励约束机制有待优化。


四、中央企业“三化”转型的创新举措与政策建议


（一）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高端化发展根基


一是聚焦国家战略急需，实施技术攻坚工程。瞄准高端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工艺、精密仪器与工业软件等“卡脖子”环节，推行“揭榜挂帅”与“赛马”机制，力争“十五五”末期显著提升重点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水平。二是完善全链条创新体系，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构建“基础研究引领、技术攻关突破、成果高效转化、产业深度赋能”全链条创新生态，加大基础研究资金倾斜力度，稳步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三是强化标准引领，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主导或协同制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规范，完善新材料、智能工厂、碳中和等领域标准矩阵，推动产品质量比肩国际顶尖水准。


（二）深化数字技术全流程融合，大规模推进“智改数转网联”


一是推进生产制造环节智能化升级。在冶金矿山、化工流程、装备制造等领域规模化部署5G专网、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孪生系统，构建全域可视化智能管理体系。二是深化“AI+传统产业”专项行动。开发行业专属大模型，聚焦生产管控、工艺革新、质量评估、设备维护、安全环保等场景构建规模化AI应用体系。三是建设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产业链全量数据资源，构建涵盖资源调配、订单管理、产能协作、品控联动、仓储运输等维度的立体化协同体系。四是打造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安全可靠、弹性敏捷、集约高效的绿色智慧供应链，构建智能化风险预警平台，实现库存动态优化与运输成本集约化控制。


（三）推进节能降碳改造，稳步实现重点行业碳达峰


一是制定实施企业碳达峰行动方案。构建涵盖碳排放核算、监测、报告与核查的全流程管理体系，执行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双重控制机制。二是深入实施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对锅炉、电机、风机、水泵等关键用能设备实施节能改造，推动余热余压回收利用和能源梯级应用。三是加快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风电、光伏、水电、氢能等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


提高清洁能源在生产能耗中的占比。四是加快颠覆性低碳技术产业化应用。围绕氢基冶金、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无氰提金等前沿技术，搭建示范工程和产业化基地，引领全行业绿色低碳技术革新。


（四）构建“三化”协同推进体系，凝聚转型强大合力


一是建立“三化”协同推进工作机制。组建由主要负责人挂帅的转型工作领导机构，构建覆盖不同部门、层级及业务的联动协作模式，对政策资源、项目布局、资金配置与人才支撑进行全局性整合，形成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协同推进、综合考评的工作体系。


二是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中央企业发挥“链主”引领效能，主导创建产业链协同创新联合体，通过搭建技术攻关平台、统一行业标准体系、促进数据资源互通，驱动全产业链同步迭代升级。


三是优化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显著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相关指标在考核框架中的权重，实施专项绩效评估机制，配套差异化激励措施与硬性约束条款，推动企业经营重心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四是强化人才与资金要素保障。系统推进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数字化能力提升、绿色转型专项人才开发三大工程，探索实施股权激励、利润分享等多元化长效激励机制。保障技术研发、数字化转型及绿色化升级等领域资金供给，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生态。


式的能实源践企探业索宣传思想文化“四向聚力”工作模


山东能源集团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国颂


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山东能源集团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新能源行业发展实际，紧扣“双碳”目标要求，以“党建引领+文化赋能+数字融合”为主线，直面行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使命挑战，通过探索推行企业管理、典型引领、和谐稳定、新媒体运用“四向聚力”工作模式，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改革发展深度融合，将思想引领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推动力，让“绿色转型、能源报国”的共识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为传统能源企业向新能源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和文化支撑。


一、企业管理：融魂于治，以党建引领夯实发展根基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企业治理的重要抓手。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作为国有企业，坚持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融入企业管理各环节，构建“党建引领、政工融合、全员参与”的大政工格局，为企业管理提质增效提供政治保障和思想支撑。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把准方向。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纳入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和领导班子目标管理，与生产经营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通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等形式深化理论学习，提高领导干部政治能力，确保企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同时，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守好企业思想文化阵地，保障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二是建强队伍提升专业能力。针对企业政工队伍非专业人员多、方法单一等问题，选优配强政工人员，从各领域选拔热爱宣传工作、具备相关能力的优秀人才，将其充实到队伍中。通过培训班、交流研讨等形式，开展党建、新闻宣传、新媒体运营等培训，着力打造一支“懂管理、懂业务、懂宣传”的复合型队伍。


三是完善机制推动落地见效。建立健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企业管理深度融合的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构建“党群牵头、各部门协同、全员参与”的工


作格局。将宣传工作纳入各岗位职责，建立新闻宣传“一体化管理”体系，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通过构建企业管理维度，实现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企业管理的深度融合，使党建引领成为发展“定盘星”、政工队伍成为治理“生力军”，推动形成了“党建强、管理优、发展快”的良好格局。


二、典型引领：塑魂立标，以榜样力量凝聚发展共识


典型引领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抓手，更是将企业精神具象化、让核心价值观可感知的关键路径。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项目点多面广、员工队伍年轻化，更需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推动形成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实现职工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一是深挖典型选树标杆。坚持从生产一线、项目现场、科研前沿挖掘先进典型，聚焦海上风电、陆上光伏等核心产业，选树政治过硬、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榜样人物和先进集体，覆盖企业发展各领域、各层级，确保榜样形象可亲可近、事迹可学可做，让典型选树成为发现、培育人才的重要渠道。


二是多元传播讲好故事。摒弃单一文字宣传模式，构建“文字+图片+视频+宣讲”的多元传播体系，让典型故事活起来、传开去。在企业官网、AAA公众号等平台开设典型事迹专栏，通过拍摄微视频、制作人物海报、将典型事迹融入企业文化手册等形式进行多载体宣传，既彰显了员工精神风貌，也提升了企业社会形象。三是全域宣讲传递正能量。组建由领导干部、先进典型、基层宣传员组成的宣讲队伍，开展“进基层、进班组、进项目”全域宣讲，让典型面对面分享奋斗历程。创新宣讲形式，采用座谈交流、现场互动等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形成“一人先进、众人看齐”的示范效应。


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通过构建典型引领维度，将企业核心价值观、奋斗精神转化为具象化的榜样符号，激励员工坚定理想、担当作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三、和谐稳定：守魂暖心，以人本服务强化发展保障


和谐稳定是企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凝聚人心、化解矛盾、服务职工的重要手段，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让职工共享发展成果，增强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


一是精准服务，解决职工诉求。以解决职工急难愁盼为出发点，深入基层


听取意见建议，建立职工诉求台账，实行“清单式管理、销号式落实”。针对项目偏远、工作艰苦等实际情况，完善福利保障体系，改善职工生活条件；针对青年员工成长需求，搭建人才成长平台，开展技能培训、师徒结对等活动；关注职工心理健康，开展讲座、咨询等服务，缓解职工压力，传递企业温暖。


二是文化浸润，凝聚职工人心。以企业文化建设为抓手，打造具有新能源特色的文化体系，通过各类平台持续宣传企业文化理念，让企业文化深入人心。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打造职工书屋、文化活动室等文化阵地，成立兴趣小组，开展文体、读书等活动，让职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熏陶，增强企业凝聚力。


三是思想引导，化解矛盾纠纷。针对企业改革转型中职工的思想波动和矛盾，加强形势任务教育，向职工宣传发展战略、改革举措和成果，增强职工的大局意识。建立职工思想动态分析机制，定期调研掌握思想状况，及时解决苗头性问题，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通过构建和谐稳定维度，让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成为“暖心工程”“民心工程”，让职工成为企业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实现了企业发展与职工成长同频共振。


四、新媒体运用：赋魂于智，以科技赋能拓宽发展视野


在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已成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员工队伍结构年轻化，对新媒体接受度高，因此必须以新媒体运用为突破点，创新宣传方式方法，推动宣传工作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从“线下为主”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提升宣传工作的覆盖面和实效性。


一是搭建多元新媒体矩阵。结合企业实际和职工需求，构建“官网+AAA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内部小程序”宣传矩阵，实现渠道全覆盖。发挥官网权威发布作用，用好AAA、视频号传播优势，借助抖音推送接地气的短视频，打造集学习、互动、诉求反馈于一体的线上平台，搭建起企业与职工的沟通桥梁。


二是创新内容生产传播方式。摒弃“我说你听”的传统模式，立足新媒体特点，生产贴近实际、贴近职工、兼顾政策解读与员工故事的多元内容。创新表达形式，采用短视频、漫画、H5等职工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抽象理论转化为生动内容，让职工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三是强化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推动数字技术与宣传工作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分析职工阅读习惯，实现精准推送；借助人工智


能提升采编效率；探索应用VR等技术，打造沉浸式宣传体验，增强宣传吸引力。同时，加强新媒体人才培养，提升政工人员运营和创作能力，让新媒体成为宣传工作“新引擎”。


山东能源新能源集团通过构建新媒体运用维度，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拓宽宣传阵地、创新宣传方式，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提升了企业品牌形象和社会影响力，使企业发展理念、文化精神真正深入人心。


新时代国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与职工凝聚力提升的实践探索


山西漳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徐一鸣


（2026年6月5日）


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具有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的重要使命，又面临深化改革、市场搏击等众多难题。职工凝聚力是企业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它直接影响企业战略目标能否达成。但是目前国有企业职工思想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的问题比较突出，进而造成团队向心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的局面。思想政治工作是凝聚共识、激发动力的利器，急需依靠实践去打破传统模式的种种难题，即“单向灌输”、“形式化”。本文从新时代国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和职工凝聚力提升两个方面入手，探究二者之间的协同路径。


一、理论逻辑：思想政治工作与职工凝聚力的内在关联


（一）思想引领是凝聚力的价值根基


职工的凝聚力来自对于企业使命和价值观的坚定认同。思想政治工作依靠理论武装、文化熏陶，促使职工认识企业战略同个人发展的契合处，“企业与我同发展，我与企业共命运”这种共同体意识便由此产生。漳河水务集团开展的以“红旗渠畔悟精神联学共建促提升”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挖掘出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红色基因，组织职工赴红旗渠、武乡等地感受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精神，把党性教育同企业的精神传承结合起来，在思想上产生共鸣之后增强了职工的归属感。


（二）情感联结是凝聚力的心理纽带


职工对企业的情感依赖直接决定职工的工作投入度，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依靠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等途径，处理职工在生活和职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形成了企业关心职工、职工回报企业的良性互动。在具体实践中，设立党员先锋岗、示范岗、责任区，开展党员与非党员“一带二“结对帮带，组建互动关系，组织签订“传帮带”责任书，有效带动了岗位建功，进一步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二、新时代国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与职工凝聚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价值引领—文化浸润”双轮驱动体系，夯实思想认同根基


新时代国企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根本，创建起一套系统化、分层次的价值


引领体系。一方面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党课、主题党日等形式把党的大会精神、党的历届全会精神及新发展理念等同企业战略深度融合起来，引导职工认识个人奋斗同企业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另一方面挖掘企业历史中红色基因和奋斗故事，打造有行业特色的文化IP，用文化长廊、企业内刊、短视频等形式实现常态化熏陶。从理论上看，要加强对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在思政教育中把“大我”和“小我”的辩证关系融入进去，使职工在价值观的共鸣中增加对企业使命的认同感，给凝聚力的提升赋予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完善“制度保障—人文关怀”协同机制，强化情感纽带联结


职工凝聚力的提高要依靠制度保障和情感关怀双管齐下。从制度上来说，应该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到企业的绩效考核体系当中来，确定出党组织、工会、人力资源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用量化指标（职工满意度、思想动态分析频次）来压实责任。同时建立职工诉求表达和反馈机制，用职工信箱、意见直通车等渠道来保证职工的声音被听见、问题被解决。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说，要关心职工的生活需要和心理状况，设立困难职工帮扶基金，开展心理健康讲座，举办文体活动等来形成一种企业关爱职工、职工回馈企业的良性循环。


（三）打造“数字化—场景化”融合平台，拓展思政工作时空边界


数字化技术给思想政治工作赋予了更加有效的流传工具和愈加丰富多彩的互动场景。国企应该开发具有在线学习、意见反馈、活动报名等功能的智慧党建平台，用短视频、H5、VR等技术把抽象的理论转变为可视化的形式，提高教育的吸引力。采用虚拟现实（VR）再现企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场景，让职工身临其境地感受奋斗的过程。构建起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情境模式，把思政教育嵌入到生产一线、项目现场等实际场景之中，“党员示范岗”“技能比武”等，达到思想引领同业务实践相结合的目的。


（四）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治理格局，凝聚协同育人合力


职工凝聚力的提高要依靠党组织、行政、工会、共青团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来实现。国企要发挥好党建引领的作用，在政治工作考核中把思想政治工作同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挂钩，落实“一岗双责”。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就职工的思想动态和教育需求进行定期的研究，形成党委领导、行政配合、工会组织、职工参与的协同机制。另外还可以采用一些新的教育形式，如同高校、党校联合举办专题培训班，让行业内的专家进企业授课来扩大职工的视野。


三、结语


新时代国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及职工凝聚力提升实践表明，思想引领、情感联结、机制创新、协同共治这四个方面协同发力有效破解传统难题、激发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依靠创建价值文化双轮驱动体系来巩固认同根基，依靠制度人文协同机制加强情感联结，依靠数字场景深度融合扩大时空边界，依靠党建多元化共治合力强化育人环境，国有企业可以把思想政治工作变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今后要继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相结合，用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准确的策略、更加温馨的举措来激发国企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时代国企年轻干部选拔培养的路径与实践探索


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王璇


（2026年6月17日）


国企以全周期管理理论为指引，围绕年轻干部选拔与培养开展系统性工作。选拔环节构建四维评估标准体系，打破圈层壁垒搭建多元化渠道，精准识别适配企业发展的年轻人才；培养环节立足分层分类原则制定个性化规划，创新载体构建全方位培养体系，助力年轻干部成长，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一、精准施策，构建科学规范的年轻干部选拔路径


（一）锚定核心导向，构建精准化选拔体系。企业需以全周期管理理论为指引，构建“政治素质+专业能力+创新潜力+作风修养”的四维评估标准体系。企业要将政治忠诚作为选拔首要前提，紧扣企业战略转型需求，细化专业能力评价指标。突破传统选拔局限，通过情景模拟等方式精准识别优秀年轻人才，确保选拔标准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二）拓宽选拔视野，搭建多元化选拔渠道矩阵。企业要打破内部圈层壁垒，搭建“内部遴选+外部引进+定向储备”的多元化选拔渠道矩阵。企业对内要建立“重年轻不唯年龄、重潜力不唯资历”的遴选机制，挖掘基层一线、关键岗位的优秀年轻骨干；对外加大紧缺专业年轻人才引进力度，重点吸纳新能源、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企业还要建立年轻干部储备库，对优秀人才分类登记、动态管理，为后续培养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二、系统赋能，完善全周期的年轻干部培养实践


（一）立足分层分类，制定个性化培养规划。企业要将年轻干部培养纳入战略顶层设计，结合分层分类培养理论，实现“一人一策”的精准赋能。企业要先开展全面的人才盘点，根据年轻干部的专业背景、职业兴趣与发展潜力，建立“专业型、管理型、复合型”分类人才库；再结合企业岗位需求与干部成长规律，为每位年轻干部制定中长期培养目标与阶段性任务，明确培养路径与时间节点。


（二）创新培养载体，构建全方位培养体系。企业要强化理论武装，实施“基础课程+行业前沿+跨界知识”模块化教学，通过红色研学、专题研讨等方式，提升年轻干部理论素养与政治能力；要搭建实践锻炼平台，推进年轻干部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轮岗，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锤炼本领。企业还要创新


数字化培养载体，利用VR/AR技术模拟重大决策场景，搭建线上学习平台，实现优质培养资源全员覆盖。


三、结束语


国企年轻干部的选拔与培养是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并非单一环节推进就能见效。科学规范的选拔路径筑牢人才入口根基，全周期的培养实践助力人才成长成才，两者协同发力，既解决队伍建设现实问题，更构建人才培养长效机制，为国企持续健康发展筑牢人才支撑，推动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实践时探代索国有企业党建文化建设的理论阐述与


山东能源集团党校枣庄校区王翔、魏钦国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企业强。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其党建文化既是党的建设在企业落地生根的文化形态，也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旗帜与价值引领。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党建文化建设，以文化强基铸魂，以文化赋能发展，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纪律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创新优势，是国有企业必须扛起


的政治责任、发展责任与时代责任。


一、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文化的内涵界定与核心要义


1.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文化的本质定义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管理实践中长期培育形成的价值理念、理想信念、组织原则、行为规范、纪律规矩、作风传统、制度体系、精神风貌的总和，是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的文化结晶，是国有企业独特的政治优势、文化优势与核心竞争力。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文化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坚守“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践行“两个一以贯之”要求，融入国有企业治理实践、产业实践、群众实践，是兼具政治性、时代性、实践性和行业性的特色文化体系。


2.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文化的七大核心构成


（1）政治文化。核心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将党的领导贯穿企业改革发展的各环节、全过程。


（2）思想文化。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持续筑牢干部职工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起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3）组织文化。坚持民主集中制，聚焦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建强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夯实党建工作根基。


（4）纪律文化。严格遵守六大纪律，强化纪律刚性约束，筑牢纪律防线，常态化开展纪律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企业经营环境，保障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5）作风文化。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密切联系职工群众，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营造干事创业、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


（6）价值文化。坚守对党忠诚、服务国家、造福人民、奉献社会的核心追求，自觉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彰显国有企业“顶梁柱”使命担当，突出国有煤炭企业保供惠民的责任底色。


（7）制度文化。以党章党规党纪为根本遵循，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完善党建工作制度体系，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企有机统一、有效衔接。


3.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文化的七大鲜明特征


（1）政治性是第一属性。政治性是国有企业党建文化最根本、最核心的特征，集中体现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根本要求，把政治标准、政治原则、政治导向贯穿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国有企业必须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发展方向不偏、行动步调一致。


（2）人民性是根本立场。人民性彰显国有企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职工、发展依靠职工、发展成果由职工共享，主动服务社会民生、履行社会责任，把人民立场转化为具体行动。国有企业党建文化必须始终把群众路线、群众观点融入经营管理，在服务民生、保障供给中践行初心使命。


（3）先进性是本质要求。先进性体现为国有企业党建文化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队伍，以党建创新推动治理现代化、产业现代化。先进文化能够推动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改革攻坚、绿色转型中走在前列。


（4）实践性是活力源泉。实践性强调党建文化源于实践、服务实践、检验于实践，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把文化力量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务求务实见效。


（5）融合性是关键路径。融合性是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文化最突出的时代特征，核心是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改革创新、管理提升、风险防控等深度融合，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有效破解“两张皮”问题。


（6）行业性是特色标识。立足企业主业与行业特点，将党建文化与安全生


产、能源保供、绿色转型等需求紧密结合，形成具有行业辨识度、企业专属感的文化体系，实现共性要求与个性特色相统一。


（7）纪律性是坚强保障。纪律性是全面从严治党在国有企业的集中体现，强调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合规经营、廉洁用权、风险防控，注重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纪律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二、加强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与时代价值


1.坚持党的领导，筑牢国有企业的“根”与“魂”


加强党建文化建设，从思想深处、文化层面巩固国有企业“姓党、为党、兴党”的根本定位，确保企业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始终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2.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干事创业动力


以共同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奋斗目标统一思想意志行动，引导职工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与企业发展大局，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


3.严明纪律规矩，守住廉洁与资产底线


推动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入脑入心，引导党员干部职工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合规经营，坚决守护国有资产安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4.净化政治生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以思想正本、以纪律正行、以作风正身，持续破除歪风邪气，弘扬清风正气，推动政治生态持续净化、基层基础持续夯实。


5.赋能改革发展，实现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把党建文化融入战略规划、科技创新、市场开拓、精益管理、安全生产等各方面，以党建文化引领治理升级，推动煤炭企业智能化转型、绿色发展，实现党建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互促共进。


6.履行社会责任，彰显国企“顶梁柱”的担当


以人民立场、家国情怀、奉献精神为引领，引导煤炭企业在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民生需求、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绿色发展中主动担当作为。


7.传承红色基因，打造特色精神文化品牌


把红色传统、红色记忆、红色精神转化为企业精神文化内核，形成具有行业特色、企业特质、时代特征的党建文化品牌，增强企业凝聚力。


三、加强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与关键举措


1.坚持政治铸魂，把牢党建文化正确方向


坚持政治铸魂，核心是将政治建设贯穿国有企业党建文化建设全过程，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契合国有企业定位。国有煤炭企业需将政治建设作为党建文化首要任务，严格规范党委前置研究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流程，明确能源保供领域政治引领责任清单，立足煤炭保供核心使命，细化政治引领举措、健全责任传导机制，探索打造可复制、可借鉴的国有煤炭企业政治铸魂实践模式。


2.强化思想引领，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健全常态化学习教育机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支部、进班组、进头脑，结合煤炭行业特点优化学习形式。陕西能源赵石畔矿业以“智·和”文化为牵引，构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三会一课’+井下班组宣讲”三级学习体系，实现基层党支部特色书记项目与标准化学习阵地全覆盖，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煤炭安全生产、智能化开采转型深度融合，将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矿井提质增效、保障安全生产的实践动能。


3.突出纪律建设，坚持纪律文化与廉洁文化一体推进


坚持纪律文化守底线、廉洁文化攀高线，推动二者深度融合、一体发力。陕煤集团聚焦纪律监督，推行“四不两直”监督检查、重点领域专项督查、廉洁风险清单化管理，重点覆盖煤炭物资采购、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等关键环节，实现纪律监督全覆盖、无死角，以纪律刚性筑牢底线；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深耕文化浸润，打造廉洁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用身边违纪违法案例教育身边人，推动纪律文化与廉洁文化深度融合、赋能发展。


4.夯实组织根基，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结合煤炭生产特点，推动党支部或临时党支部建在采掘一线、项目前沿、保供阵地，实现党组织覆盖无死角、作用发挥无盲区，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激活基层党建内生动力，推动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组织根基。


5.弘扬优良作风，营造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


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弘扬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的优良作风。枣矿集团明确提出“深入践行‘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推行“一线工作法”，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把党旗插在最前沿，创建“党员示范岗”“党员攻坚突击队”，聚焦安全生产、智能建设、降本增效等重点任务，推动工作在一线落实、难题在一线解决、成效在一线检验，以过硬作风保障企业高


质量发展。


6.推动深度融合，以党建文化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改革创新、管理提升、风险防控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枣矿集团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党建融合路径，形成了以“融领、融入、融炼、融合”为特征的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融”模式，创建了“融党建”品牌，推进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推行“党建+项目+指标+考核”闭环管理，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效益优势。


7.创新载体阵地，增强党建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打造沉浸式、场景化、特色化党建文化阵地。枣矿集团蒋庄煤矿建成融合声光电的沉浸式党建体验区，以数字滑轨屏、扫码自测等形式打造互动学习场景；晋能控股集团赵庄二号井将党员先锋岗、智能创新小组设在采掘一线，用悬浮屏交互、三维教学等数字化手段赋能安全培训与生产提质。


8.完善制度保障，推动党建文化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把党建文化建设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企业发展规划和考核评价体系。山东龙山产发集团创新推行“嵌融党建”工作法，将党建嵌入制度体系、经营管理、改革攻坚、风险防控四大维度；全国多家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实行“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责任化落实”机制，推动党建文化常态长效。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文化是国有企业的政治灵魂与精神旗帜，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文化根基，更是以文化强基铸魂、以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推进国有企业党建文化建设走深走实，必将为国有企业服务国家战略、履行使命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基本、更深刻、更持久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


新时期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践探索


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星


小微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其生存发展直接关系到经济韧性和社会稳定[1]。截至2024年末，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已突破4800万户，贡献了50%以上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术创新，却长期面临融资满足率不足30%的困境。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赋予了普惠金融新的使命，数字化转型与金融科技的深度应用为摆脱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新的机遇。各地政府纷纷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整合信用信息、金融资源和政策工具，构建“政银企”三方联动的服务体系。本文案例中的某省为全国小微企业贷款占比领先的省份，该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营实践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基于相关理论与该省实践案例，剖析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现实困境，探索多元化实践路径，为行业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理论基础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破解银企信息壁垒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解释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核心理论，指信贷市场中资金供需双方在信息获取与处理上存在差异，易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2]。小微企业经营规模小、财务制度不健全，金融机构难以全面获取其经营状况、偿债能力等关键信息，而小微企业也常因对金融产品了解不足陷入选择困境。此外，政府与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还存在政策信息与监管信息的不对称，进一步加剧融资阻碍。普惠金融通过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动态整合企业信用信息与涉企政策，建立共享数据库，打破信息孤岛，让金融机构精准掌握企业情况，同时让企业便捷获取政策与金融资源，从根源上降低各方信息不对称程度。


（二）信号传递理论，强化企业信用增信


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的决策依赖有效信息传递，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关键在于难以向金融机构释放可信的信用信号。由于缺乏传统抵押物和完善的信用记录，小微企业的资产规模、经营状况等核心信息难以被金融机构认可，信贷支持获取困难。普惠金融体系通过构建科学信用评价体系，将企业纳税情况、社保缴纳、水电使用等替代数据转化为标准化信用信号，为企业增信。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作为信息传导载体，促进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有效信息交互，帮助金融机构准确识别企业信用价值，同时引导小微企业主动完善信用记录，


通过正向信号传递提升融资可得性，优化信贷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三）交易成本理论，降低融资服务成本


交易成本理论指出：信贷市场中的搜索成本、信息不对称成本、合同执行成本和资产管理成本，制约了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服务意愿[3]。传统模式下，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收集信息、审核资质，而小微企业也面临烦琐的融资流程与高昂的时间成本。普惠金融借助金融科技手段，通过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实现在线对接、在线审批、在线监管，将信贷全流程集中整合，大幅降低了信息搜寻与审核成本。平台汇集海量金融资源与政策工具，让企业一站式获取服务，减少了线下奔波；同时帮助金融机构批量处理融资需求、精准管控风险，实现服务成本与运营效率的优化，让金融机构以可持续方式服务小微企业。


二、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现实困境


（一）数据治理滞后，信用画像构建存在短板


小微企业信用数据的碎片化与低价值化成为普惠金融精准服务的核心梗阻[4]。一是政务、金融、市场等多领域的数据分散存储，跨部门共享机制尚未完全打通，信息孤岛现象突出，税务缴纳金额、社保缴费明细等关键数据难以全面归集；二是部分小微企业经营模式粗放，现金交易占比高，缺乏标准化财务报表与交易记录，难以形成有效信用数据支撑。更关键的是，不同平台数据采集指标、格式标准不一，多源异构数据整合难度大，数据准确性与时效性难以保障。叠加数据合规与隐私保护的约束，企业因担心核心信息泄露不愿授权共享，导致大量小微企业仍处于征信白户状态，无法满足金融机构信贷评估的基础需求。


（二）服务模式单一，金融生态适配性不足


现有普惠金融服务模式与小微企业多样化需求之间存在明显错位。一是服务网络下沉不够充分，县域及农村地区服务站点稀缺，信息化程度较低的制造业、农业小微企业获取服务渠道不畅；二是金融产品同质化问题突出，多数集中于传统信贷产品，缺乏针对科技型、农业类等不同行业以及初创期、成长期等不同发展阶段的定制化方案，对轻资产小微企业的适配性尤为不足；三是服务流程仍残留较多线下环节，审批周期长、手续烦琐，未能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优势，难以匹配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融资特点。


（三）政策协同不足，扶持效能传导不畅


涉企金融政策分散于各部门，缺乏统一的整合与分类梳理，小微企业需花费大量时间搜寻适配政策，政策知晓率普遍偏低。一是政策推送仍以通用化宣传为主，未能基于企业行业类型、经营规模、信用状况等标签实现精准触达，导致政策与需求脱节；二是申报流程烦琐、审批环节多、时限长等问题，使得部分政策落地慢、见效迟，难以快速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压力。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政策的覆盖范围与力度有限，对金融机构的激励作用不足，难以有效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政策引导与市场行为的衔接不够紧密。


（四）市场运作薄弱，平台可持续性不足


一些普惠金融服务平台以政府主导建设为主，市场化运营主体参与度低，平台运营依赖政府资金投入，缺乏自主创新与盈利活力。一是服务供给上，平台多以免费基础服务为主，个性化、专业化的增值服务供给短缺，难以满足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多样化需求；二是收费机制设计不合理，部分增值服务定价缺乏弹性，企业与金融机构接受度不高。此外，平台金融科技应用深度不够，在信用评价模型优化、风险预警等关键领域的技术支撑薄弱，市场化征信机构与公共服务平台的合作不够深化，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效果不佳，制约了平台长期健康运营。


三、新时期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实践路径


针对当前困境，新时期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既要通过深化数据治理夯实信用基础，又要以模式创新适配多样化需求，更要靠政策协同打通落地堵点、以市场化运作增强可持续性，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切实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赋能成长。


（一）数据治理赋能，构建全景信用画像


数据治理是破解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匮乏瓶颈的核心抓手，更是普惠金融实现精准滴灌的基础前提，唯有彻底打破跨领域信息孤岛、深度激活数据潜在价值，才能为普惠金融精准服务筑牢根基[5]。一是要牵头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协同机制，系统性拓宽数据采集维度与范围，重点整合税务缴纳金额、社保缴费明细、生产经营流水、工商登记信息、知识产权备案等核心经营数据，全面弥补当前小微企业信用信息覆盖不全的缺口；二是需加快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清洗规范与安全管理细则，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开展数据深度挖掘与价值转化，将分散在各领域的替代数据转化为标准化、可量化的信用评估指标，精准勾勒小微企业的全景信用画像，有效破解征信白户、征


信弱户的融资困境，为金融机构信贷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例如，某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通过与省级45个厅局单位直接对接、建立部门数据共享机制、依托地市平台贯通数据等多渠道，累计采集超27亿条信用数据，覆盖1.6亿市场主体。这些数据涵盖企业工商、税务、社保、司法等多维度信息，平台通过赋予不同价值密度数据相应权重，深入挖掘数据潜能，为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报告、信用评分、贷后预警等服务。2025年度，平台月均征信服务次数达196万次，9月最高达到400.8万次，有效支撑金融机构信贷决策，推动平台授信规模持续上涨。


（二）服务模式创新，打造智慧金融生态


服务模式的迭代升级是提升普惠金融与小微企业适配性的关键，需紧扣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核心融资需求，构建平台+场景+产品深度融合的智慧金融生态体系。一是要持续推动金融服务网络下沉延伸，健全基层服务站点布局，打通县域及农村地区服务通道，让偏远地区小微企业也能便捷获取标准化金融服务；二是要着力打破金融产品同质化僵局。要基于企业行业属性、发展阶段、经营规模等核心特征，开展差异化产品设计，推出更具针对性的定制化融资方案。深化征信+金融+场景一体化融合发展，将标准化信用产品深度嵌入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应收账款融资、政府采购融资等多元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服务边界，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便捷性。某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采用一窗口+两中心架构，聚合云上服务、便捷查询、外部协同等多元功能，打造了覆盖全省的综合金融服务网络。平台推出一键式融资对接服务，企业注册后可直接发布融资需求，金融机构24小时内反馈、48小时内100%响应，平均线上融资响应时长从4天缩减至28小时。针对不同类型企业需求，平台设立专精特新、农业、科技等八大特色专区，汇聚682项金融产品，其中某农商行的金农企e贷，凭借自动授信、上门办结等特点，累计申请笔数达35086笔，成为平台最热门信贷产品，有效满足了小微企业的信用融资需求。


（三）政策协同发力，完善扶持保障体系


政策协同发力是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保障，需通过优化政策传导机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大精准扶持力度，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至小微企业。一是要搭建统一的涉企金融政策整合平台，对各类财政扶持、信贷优惠、税费减免等政策进行分类梳理、标准化拆解与数字化转化，结合企业标签体系实现政策精准推送；二是进一步简化政策申报流程，推行线上“一站


式”办理模式，减少纸质材料提交与线下跑动次数，大幅降低企业政策获取与申报成本。扩大财政贴息、风险补偿、融资担保的覆盖范围与支持力度，合理降低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形成政策引导、市场主导、机构参与、企业受益的良性互动格局，夯实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基础。某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打造了全省金融政策中心，收录省、市、区县各级3770条涉企金融政策，通过政策查询、解析、速配和报告四大功能，实现政策服务全流程数字化。平台定期开展金融政策主题直播，由政府部门负责人出镜讲解政策、问需于企。在政策扶持下，平台授信金额占全省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贷款总金额的29.62%，其中宣城市平台支持融资占比达


53．66%，政策协同效应显著。


（四）市场运作提效，增强平台可持续性


市场化运作是激发普惠金融平台活力的核心动力，需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在保障公共属性的同时，培育可持续的盈利机制，提升平台长期运营能力。政府应聚焦规划引导与监管保障，赋予市场化运营主体更大自主权；同时，运营方需强化产品创新，开发专业化、个性化增值服务，丰富盈利点；建立合理的收费机制，兼顾服务可及性与平台可持续性，形成公益服务+增值服务的良性循环。某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在市场化运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依托省征信有限公司的专业能力，开发了涵盖贷前、贷中、贷后全生命周期的征信产品体系，联合徽商银行等金融机构研发信e贷、税源贷等线上纯信用产品。平台尝试半市场化运作模式，在提供免费基础征信服务的同时，探索开发关联图谱、风险监测预警、反欺诈等增值服务。借鉴省政府搭台+市场化运作的经验，未来可进一步扩大运营单位参与力度，推出会员制等收费模式，为付费会员提供定制化征信报告、行业分析等服务，用优质服务收入反哺平台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是实体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破解其融资难题是新时期普惠金融的核心使命。数据治理、服务模式、政策协同与市场化运作的多元发力，既夯实了信用基础、提升了服务适配性，又打通了政策落地堵点、增强了平台可持续性，为摆脱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有效方案。新时期普惠金融发展需持续以金融科技为引擎，以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为载体，深化政银企多方协同。未来，还需进一步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创新场景化金融产品、强化政策


精准赋能、健全市场化运营模式，让普惠金融的覆盖面更广、可得性更高、效能更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助力小微企业焕发更大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以严实作风锻造新能源铁军华电海西公司深化作风建设实践探索


华电（海西）新能源有限公司邵杰


一、背景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作风建设面临新形势新要求。华电海西新能源有限公司作为青海省清洁能源发展的主力军，肩负着"双碳"目标下的重大发展使命。公司深刻认识到，优良作风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是锻造新能源铁军的“必修课”。


当前，新能源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项目建设任务重、投资规模大、廉洁风险高。公司立足职能定位，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提升企业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通过构建“学、查、改、立”闭环机制，着力解决作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以严实作风保障公司“1431+N”发展战略落地见效，为打造区域一流能源企业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二、做法成效


（一）构建“三维学习”体系，筑牢思想根基


公司推动建立“关键少数领学、红色资源助学、警示教育促学”的三维学习体系。党委班子成员带头开展“全文通读+板块精读+集中研读”三联动学习9次，带动全体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开展“清廉华电我先行”活动，组织井冈山实地研学，通过“理论筑廉、纪法守廉、文化润廉”系列行动，强化党性修养。开设“纪法小课堂”推送党纪党规知识5期，组织警示教育专题学习3次，推动纪律规矩入脑入心。


（二）实施“靶向监督”机制，精准纠治顽疾


聚焦“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公车使用”等重点领域，牵头开展3轮“拉网式”自查，建立问题清单36项，制定整改措施64条。采用“四不两直”调研法，班子成员直插一线调研7次，收集意见建议1条。建立“责任领导+责任部门


+整改时限”闭环机制，所有问题均按期完成整改销号。为深入落实集团公司《进一步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措施清单》通知要求，聚焦基层反映强烈突出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抓落实、促发展。


（三）创新“双轨监督”模式，提升监督效能


构建“线上审批+线下监督”双轨运行机制，在公务接待、差旅报销等关键


环节实现全流程管控。设立作风问题信访举报专线，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围绕新能源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创新开展“4+4”专项监督行动，将纪律要求嵌入业务流程。制定《干部职工作风建设正负面清单》，明确30项行为规范，为党员干部划出清晰红线。


（四）推动“作风赋能”实践，服务发展大局


坚持将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发展动能。在青海省首个绿电制氢项目建设中，组建党员监督先锋队，全程驻点监督，保障项目按期商业化交付。推动成立电力政策研究攻坚小组，优化“电量营销+成本管控”双轮驱动模型。修订人才培养激励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通过作风转变带动效能提升，大柴旦源网荷储二期光伏项目建设周期缩短15%，企业经营效益显著提升。


（五）主要成效


政治定力显著增强：党员干部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重大意义的认识深刻提升，纪律规矩意识内化于心，实现了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捍卫”的转变，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监督效能有力提升：通过精准查摆和动真碰硬整改，有效遏制了作风顽疾反弹回潮，监督的精准性和权威性得到强化。


攻坚克难动能充沛：优良作风凝聚起强大战斗力，有力推动了重点工程（绿电制氢、源网荷储项目）加速落地、经营效益提升（电量营销、成本管控）和技术攻坚（功率预测、储能调频）取得突破。


长效机制日趋完善：作风建设正负面清单、减负清单、线上监督等制度机制建立，为持续涵养清风正气、保障企业行稳致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经验启示


（一）必须坚持政治引领与业务融合相统一


监督工作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公司实践表明，只有从政治上认识和把握作风建设，才能确保方向不偏、力度不减。要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穿到企业治理各环节，实现政治监督与业务监督有机统一。重点要抓好“三个结合”：与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相结合，与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相结合，与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相结合。


（二）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施治相协同


作风建设贵在精准，重在实效。要建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闭环机制。关键要做到“三个精准”：精准识别问题，通过大数据分析、信


访举报等渠道，找准作风问题易发多发领域；精准施策整改，分类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人和时限；精准评估成效，建立整改销号制度，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三）必须坚持从严监督与激励担当相促进


监督既要“严”字当头，也要激发内生动力。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重点把握“三个维度”：在监督内容上，既要盯住“关键少数”，也要管住“绝大多数”；在监督方式上，既要强化约束，也要注重激励；在监督效果上，既要纠正偏差，也要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四）必须坚持制度约束与文化浸润相融合


作风建设既要靠制度刚性约束，也要靠文化潜移默化。要构建“制度+文化”的双重防线。着力打造“三个体系”：健全制度规范体系，织密制度笼子；完善廉洁教育体系，筑牢思想防线；培育廉洁文化体系，营造崇廉尚洁氛围。通过制度执行和文化滋养的双重作用，让优良作风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实践证明，在新能源行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必须主动适应新要求，将作风建设作为提升企业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通过构建严密的作风监督体系，不仅有效防范了廉洁风险，更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成果，完善长效机制，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为企业建设一流清洁能源企业提供更加坚强的作风保障，在服务“双碳”目标中展现更大作为。


公立医院服务新就业群体的实践探索


张易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1］。这类群体具有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不规律、流动性高等特征，不仅健康检查异常率较高，常见骨量减少、肺小结节、血压增高、尿酸增高等问题［2－3］，而且部分还存在突出的心理健康困扰［4］。但受限于工作性质，这类群体在就医资源获取方面面临阻碍。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要求，优化健康服务供给满足群众需要。公立医院作为医疗服务体系主体，肩负着破解新就业群体就医难题的重要职责。加强医务社会工作建设，不仅是公立医院改革创新的有力抓手，而且能推动医院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从而凝聚起做好社会工作与促进健康的强大合力。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以温州市人民医院“暖新医站”实践为例，系统梳理公立医院在医务社会工作协同下服务新就业群体的组织架构、服务内容与运行机制。


1.公立医院服务供给与新就业群体健康需求的错位


1.1供需错位的现实表现


一是服务供给模式与职业特征矛盾。公立医院传统的线性诊疗模式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碎片化工作时间、高流动性及即时性健康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固定诊疗流程与灵活就医需求冲突，预防保健服务缺位加大其就医时间成本与健康资源获取难度。二是健康需求与供给适配脱节。


新就业群体的健康需求呈现多层次特征：基础层为健康保障（如工伤保险、定期体检），核心层为职业相关健康管理（如肌肉骨骼疾病预防），延伸层涉及心理健康支持等［5］。然而，多数公立医院当前服务仍集中于疾病诊疗，职业健康风险的前置干预体系尚未建立或仍不完善。


1.2供需错位的多维原因解析


一是供给端结构性缺陷。一方面，公立医院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即存在将资源向临床治疗倾斜，而在健康管理、健康教育等预防性服务方面投入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服务模式僵化。多数公立医院尚未建立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弹


性服务机制，如夜间门诊、移动医疗等，与《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2021


－2025年）》要求的“以健康为中心”转型目标存在差距。


二是需求端认知与行为障碍。新就业群体健康意识薄弱，具体表现为“三低”：定期体检参与率低、慢性病规范管理率低、心理健康求助意愿低。同时，经济压力与时间约束叠加，导致该群体“小病拖大”现象普遍，延误最佳治疗窗口期。


三是制度保障体系不完善。该群体工伤保险覆盖率不足、商业保险产品针对性弱［6］，形成“保障真空”。同时，跨部门协同机制缺失，医疗、社保、行业协会间数据共享与政策联动不足，难以形成系统性解决方案。


2.“暖新医站”服务模式


为系统性破解新就业群体健康服务供需错位问题，医院搭建“暖新医站”平台，构建“党政引领、社工统筹、多方协同、线上线下融合”的一体化服务体系（图1）。该体系以组织架构为支撑、专属服务为核心、保障机制为纽带、资源优化为助力，形成“组织—服务—机制—资源”四位一体的闭环：凝聚院内多科室与政府、公益慈善机构、社区、企业等外部力量，搭建协同组织；以“1＋9”服务架构，覆盖新就业群体多层次健康需求；依托“1＋3”云端保障机制实现需求精准捕捉、高效响应与闭环反馈；通过专业资源动态调配、服务网络空间拓展与产业协同发展，全面提升服务的专业性、可及性与可持续性。


2.1搭建组织架构


“暖新医站”致力于成为新就业群体的专属健康服务平台，通过提供个性化、一站式健康服务，满足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电商从业者等群体的实际需求，有效提升其健康管理能力，促进生活质量改善和职业病防护。该平台由医院医务社工部发起，党政部门引领，并统筹协调院内多科室联合参与。同时，凝聚政府部门（如社保）、公益慈善机构、社区、企业等多方力量形成合力，明确职责分工。医院党委负责制订战略方针，并协调各部门资源；医务社工部负责日常服务的实施与跟进，协调与社保、社区等的合作；临床科室根据需求提供专业医疗支持；企业与公益慈善机构负责服务地点的对接与资源提供。


2.2明确服务内容


以医院社工家园为物理载体，设立“暖新医站”综合服务站，通过有机整合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构建起“1＋9”的服务架构，并与新就业群体集中居住的社区、主要就业企业合作，共建延伸服务站点，形成网络化


服务覆盖。该架构中，“1”指设立一个核心枢纽———新就业群体医疗健康服务站；“9”指围绕该群体在健康保障、职业健康管理及心理支持等方面的多层次需求，推出九大功能互补的专属服务，具体包括：（1）医务咨询。新就业群体可通过“暖新医站”AAA社群留言，由社工咨询全科医师后，将医学建议用通俗语言解读，并对紧急咨询建立对接机制。（2）医疗救助。新就业群体可向“暖新医站”提交申请或通过AAA社群反映经济困难情况，由社工协助整理材料，联动公益慈善机构（如温州慈善总会“仁医分会”）提供资金救助。（3）报告帮看。新就业群体可线上发送体检报告至AAA社群，或线下到服务站预约报告解读服务，社工建立云端档案并对异常指标用户开展长期随访。（4）健康宣教。新就业群体可通过健康直播、AAA社群短视频等方式了解健康小知识。


（5）定向义诊。医院在企业站点、服务站、社区定期开设义诊活动，及时发现并解决新就业群体的健康问题。（6）职业防护。新就业群体可在服务站、企业站点领取职业防护小礼包，同时，医院定期开设职业防护培训讲座，增强其防护意识。（7）陪诊服务。在院内开设免费的志愿陪诊服务，新就业群体可在AAA社群、服务站为自己或家人预约陪诊服务。


（8）急救培训。在服务站、企业站点、社区开设急救专场培训，内容含心肺复苏、外伤止血、中暑急救等，现场实操考核，并建立急救培训档案。


（9）四季关爱。每个季度新就业群体可在服务站、企业站点领取应季物资


（如夏季防暑药、冬季暖手宝）。


这九大专属服务内容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分层需求：其一，基础保障层，通过“医务咨询”提供即时答疑与夜间响应，并借助“医疗救助”链接慈善资源以减免费用，着力破解该群体就医时间受限与经济压力并存的核心矛盾；其二，职业风险管理层，依托“报告帮看”“健康宣教”“定向义诊”与“职业防护”，实现对职业相关高发异常指标的精准解读、防护知识普及、专场疾病筛查与防护装备支持，从而对肌肉骨骼疾病、代谢异常等实施有效的前置干预；其三，延伸支持层，通过“陪诊服务”消除其就医流程障碍，通过“急救培训”提升其在突发状况下的自救互救能力，并通过“四季关爱”传递持续性人文关怀与社会支持，共同促进其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提升。


2.3建立保障机制


构建“1＋3”云端服务保障机制，“1”是指开设一个云端服务窗口，即AAA社群，收集新就业群体健康问题与需求，通过健康直播及连线互动等方式，


促进线下线上服务链条串联，满足新就业群体远程医疗服务需求，并促使医院主动优化新就业群体诊疗流程。“3”是根据新就业群体对健康管理需要，建立三个阶段服务保障机制，具体如下：


（1）问题与需求汇集机制。“暖新医站”搭建的信息收集网络主要依托专属工作AAA群，将健康问题按照疾病进行精准分类，形成条理清晰的“问题清单”。依据不同群体对体检、诊疗、康复指导、预防保健等方面的个性化诉求，汇总生成详细的“需求清单”。针对明确表达就医问诊意愿的信息，提炼出关键信息，构建“问诊清单”。这些工作清单为后续服务的重要指引，确保每一个诉求都能被妥善记录与跟踪，为精准服务奠定坚实基础。


（2）科室联动答解机制。医务社工部作为“暖新医站”的信息中枢与协调枢纽，在接收到各类问题与需求清单后，通过算法或人工迅速启动分发机制，将问题或需求转交相关科室进行详细解答。针对新就业群体面临的复杂健康问题，迅速启动5Ｇ视频连线与跨科室会诊，以保证新就业群体能获得及时、专业的医疗建议。在患者线上诊疗期间，医务社工部全程密切跟踪，详细记录每一个环节的沟通内容、专家意见和处理结果，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完整性，保障问题解答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使新就业群体能够获得与现场就诊同质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3）双准双定反馈机制。医务社工部在处理汇集的问题与需求时，遵循严格的“双准双定”原则，确保服务反馈的高效与精准。针对常见问题和基础需求，做好“准时、准确”答复反馈工作；对于涉及跨部门协同的清单，做好“定期、定向”答复反馈工作，增强新就业群体对“暖新医站”的信赖。


2.4资源配置与优化


2.4.1专业资源协同


为了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的健康问题，医院在“暖新医站”平台内建立了医疗人才动态调配系统。通过该系统，医院能够从线上线下渠道汇集新就业群体的健康问题，并利用分流算法和医务社工部的协调，将健康需求精准地分配至对应科室。临床科室专家通过5Ｇ视频问诊或线上图文解答等方式，快速响应新就业群体的健康需求。此外，医院还建立了新就业群体问诊和就诊典型案例数据库，针对该群体高频出现的健康问题，制订标准化应对方案，为后续健康干预和治疗提供数据支持。


2.4.2服务网络空间优化


为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工作流动性大、就医时间碎片化的难题，医院积极与就业企业（外卖平台、网约车公司、物流企业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实时获取新就业群体的聚集点信息，精准掌握其工作和活动规律。医院据此分析新就业群体时空分布特征，制订科学合理的移动医疗车动态服务策略，包括定期派遣医疗车进行义诊服务，针对目标群体通过公众号、AAA社群等推送义诊信息。此外，建立云端健康档案系统，实现诊疗记录全链条同步，减少重复诊疗。


2.4.3产业协同


第一，与头部平台企业建立战


略合作联盟，共同开展健康管理项目，通过引入数据共享与信息交流机制来加强行业健康管理。第二，通过企业端接入健康监测数据流，对职业性疾病实施早期预警。第三，与公益慈善机构合作开展"健康友好型站点"计划，将急救设施配置、职业健康培训等纳入计划，通过数据共享、跨部门协作与社会资本投入，确保新就业群体的健康服务得到长效保障。


3.实践成效


3.1服务覆盖与精准响应


通过整合社区与企业资源，初步构建了线下线上协同的服务网络。医院医务社工部联合6个社区及3家新就业形态企业（网约车之家、饿了么平台、物流园），系统落地了九大专属服务，并依托AAA社群建立云端服务窗口，累计吸引200余名新就业群体入群。服务内容精准契合该群体多层次健康需求，其中“医务咨询”与“报告帮看”在远程答疑与紧急支持方面作用显著，已协助处理多起夜间健康紧急求助案例。例如，一名外卖骑手因家属孕早期异常情况，通过医务咨询服务快速对接夜间值班医生完成检查，以及多名骑手通过报告帮看服务知晓父母体检结果与注意事项。此外，2025年度，医院已在企业内开展4场职业健康与急救培训讲座，惠及320余名从业者。


3.2消除就医障碍


服务模式从时间、信息、流程与空间四个维度消除了新就业群体的就医障碍。在时间维度，通过云端窗口服务、移动医疗车及夜间门诊服务，显著提升了服务的时间弹性，缓解了其因工作不定时导致的就医冲突；在信息维度，专属线上AAA社群、健康直播月均触达1300余名新就业群体，有效改善了健康信息“触达难”问题；在流程维度，“问题－需求－问诊”清单机制与科室联动


答解机制简化了诊疗流程，使单次平均就诊时间缩短40～60ｍｉｎ；在空间维度，线下“1＋9”服务与线上“1＋3”服务相结合，辅以移动医疗车动态服务与义诊信息精准推送，拓宽了服务模式对新就业群体的空间覆盖范围。


4.讨论


4.1核心价值：构建适配新就业群体的弹性医疗服务体系


传统公立医院“刚性”服务供给与新就业群体“弹性”健康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导致该群体就医困难的核心。“暖新医站”通过构建“线下中心站＋线上服务窗”的Ｏ2Ｏ融合架构，依托“问题－需求－问诊”三大清单与线下九大服务的协同，实现了从“患者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根本性转变。其通过打造“1＋9”（线下“1个核心枢纽＋9大专属服务”）与“1＋3”服务体系


（线上“1个云端窗口＋3大保障机制”），在提升健康服务可及性、保障服务质量与促进资源协同方面展现了显著优势［7］。这不仅是对服务形式的创新，也是对公立医院在数字经济时代服务逻辑的战略性重构。“暖新医站”服务模式有效回应了新就业群体因工作时间碎片化、流动性高所导致的就医时间冲突与服务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公立医院服务同类高流动性社会群体（如建筑工人、季节性劳工）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是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


（2021－2025年）》中“以健康为中心”理念的深刻践行。4．2机制创新：以医务社工为中枢的跨部门资源整合


“暖新医站”服务模式的应用，关键在于确立了医务社工为资源协调与整合的枢纽。医务社工部超越了传统辅助角色，转型为连接院内临床科室、政府机构、平台企业与社区的“服务集成器”。“科室联动答解机制”保障了医疗专业响应的精准度，而“双准双定反馈机制”则构建了可靠的服务闭环与医患信任关系。这一组织创新证明，一个专业的、非临床的协调中枢，能够有效激活并优化公立医院内外部资源，在有限投入下实现服务效率与社会满意度的双重提升。同时，该服务模式的高效运转，源于强有力的党建引领［8］。医院党委将服务新就业群体确立为战略性社会责任，通过构建“党政引领、医院主导、多方参与”的协同框架，为整合社会资源提供了关键的组织保障［9］。这不仅是医院文化品牌建设与医学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10－11］，也为公立医院拓展社会服务职能、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4．3范式转型：从疾病治疗到健康赋能的公立医院社会责任拓展


“暖新医站”服务模式标志着公立医院角色从单一的“疾病治疗机构”向


“区域性健康赋能平台”的战略转型。通过提供职业防护、急救培训、健康宣教等前置性干预，医院的服务链条实现了前移。与平台企业合作开展“健康友好型站点”计划，将健康促进直接嵌入新就业群体单位的工作场景，实现了健康管理的空间延伸。这表明，新时代公立医院履行社会责任，已不再局限于临时的、补偿性的慈善救助，而是通过构建一套可持续、可及的健康生产与赋能体系，主动应对因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催生的新型公共卫生挑战，这是对《“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内涵的积极响应与制度性落实。


5.小结


新就业群体的健康问题不仅关乎个体福祉，也影响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公立医院需打破传统医疗服务模式，通过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制度创新，构建系统性健康服务解决方案，实现从“疾病治疗”向“健康赋能”的转型。“暖新医站”服务模式实践展现了公立医院在新就业群体健康服务中的多维价值。线上线下联动，提升健康服务的可及性；精准健康管理，满足职业健康需求；医－企－社协作，促进健康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公立医院在新就业群体健康服务领域的探索。第一，以延伸服务为导向创新服务模式，满足多元需求。例如，开发碎片化健康助手，依托公立医院平台，推出“10ｍｉｎ快速问诊”模块，支持图文、语音等多种形式，匹配新就业群体间歇性休息时间；接入可穿戴设备数据（如心率、步态监测），实时预警健康风险并推送就诊建议；建立“健康云”平台，实现线上预约、远程问诊和健康档案管理，提升服务的便捷性。第二，优化就医流程，提供个性化医疗服务。针对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特点，设计个性化医疗服务套餐。例如，为网约车司机定制体检套餐，重点关注颈椎、腰椎等常见职业病；为电商从业者定制包含视力检查、心理健康评估等内容的套餐，满足其特殊健康需求。针对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病和心理健康问题，设计符合其需求的诊疗流程和特色服务，设立专门的诊疗科室或服务窗口，提供个性化医疗服务。同时，推广线上预约挂号、诊间结算、移动支付等信息化服务，缩短患者等待时间，并设立专门的快速通道，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优先服务。第三，拓展合作领域，完善服务体系。与社区合作建立司机驿站等线下服务点，提供基础医疗和健康咨询服务，方便新就业群体在工作间隙或日常生活中获取医疗帮助。与企业合作共建服务点，在物流园区等新就业群体聚集地设立定期健康服务点，提供健康检查、理疗推拿等服务，费用减免或由其他基金或相关企业承担，减轻新就业群体的经济负担。邀请“网红


医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开展健康科普活动，普及职业健康知识，如快递员腰部保护操、网约车司机颈椎放松技巧等，形成一套可复制的“职业健康服务包”标准。针对零工经济、远程办公等不同就业形态，设计差异化服务方案，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部综合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安徽省宁国市人民医院方玲


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深入推进，县域医疗服务需求呈现多元化、高质量发展态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作为深化基层医疗改革的重要实践形式，承担着整合县域医疗资源、守护居民健康的重要职责[1]。绩效考核作为医共体内部管理的“指挥棒”，其科学性与有效性直接影响医共体运行质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关于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政策措施，抓好医共体建设任务的落实，不断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县域医疗卫生整体绩效”[2]。健全的绩效考核体系能推动医共体从“形式整合”向“实质融合”转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时发现并优化运营薄弱环节。但当前基层医共体绩效考核仍存在理念偏差、技术滞后、利益联结不紧密等现实问题，亟待结合基层实际加以解决，以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导向作用。


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部综合绩效考核的作用


绩效考核并非简单的评优工具，而是贯穿医共体战略落地、资源配置、协同管理的系统性手段，核心作用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医疗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为顺应医疗卫生服务向“以健康为核心”的转变趋势，不断分解、细化基层诊疗占比、慢性病规范管理率等重点任务，使其成为可量化的考评指标，有助于引领各成员单位转变“注重规模与收入”的旧观念，使其更加关注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从而保障医共体建设始终紧扣改革方向，更好地推进医疗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


（二）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在开展科学、高效的医共体内部综合绩效考核与评价的基础上，更加充分保障考核结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合理配置医保基金等资源，引导资源向成效突出的单位倾斜，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能够打破各医疗机构间“条块分割”的局面，切实激发和调动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之间协作配合的积极性。


（三）有助于实现动态化的监督和管控


高质量的内部综合绩效评价，有助于实现动态化的监督和管控，从而为管理决策者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通过数据分析，能够更加精准定位各单位运行


中的短板与不足，提升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四）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绩效考核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从医共体当下运营管理的具体情况出发，对绩效考核机制予以不断优化和完善，以此为基础，建立公平合理的评价体系，有助于客观反映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服务效能，为后续的绩效分配、评优表彰、职称评聘等相关工作提供依据，最终形成“贡献越多、绩效越优、回报越高”的激励机制。


（五）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沟通交流氛围


搭建基于统一评价标准的内部交流平台，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沟通交流氛围，从而减少协作过程中的内部摩擦，也能够提升彼此协同合作的效率，促进各医疗服务机构文化从“相互竞争”向“协同共赢”转变。


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部综合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


（一）理念滞后，设计不科学


第一，考核方向与基层的实际情况存在偏差。目前，许多医共体的绩效考核仍存在“重业务、轻管理”的倾向，过度聚焦于业务指标，而对核心制度的执行情况等指标缺乏足够的重视，未能真实反映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综合性水平。


第二，指标体系针对性不足，未能体现差异。现行考核指标多直接沿用上级对医共体的评价框架，存在“一刀切”等情况。未能结合各成员单位服务能力的实际差异进行个性化设计。例如，没有针对县域医疗次中心、中心卫生院、一般乡镇卫生院等不同层级机构的功能定位，构建有侧重的考核体系，而是采用同一套标准进行衡量。这使得考核结果难以准确反映各单位在医共体建设中的真实作用，也不利于引导基层机构立足实际进一步发展。


（二）技术操作与实施层面的问题


第一，缺乏坚实的数据支撑，影响考核准确性。考核的数据质量存在明显差异。医共体内居民健康档案、诊疗记录与公共卫生服务数据等信息没有实现互联互通，各成员单位上报数据统计口径有可能不一致，自然也就谈不上高效共享，容易形成“数据壁垒”，使考核数据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也难以实现实时监测与动态评估，导致难以有效提升考核工作效率。


第二，目标设定不够合理，脱离实际状况。目前，一些医共体在设定绩效考核目标时，依旧采用统一的标准，或简单参照历史数据，对不同层级医疗服务机构的真实能力缺乏全面考量和综合分析，最终导致设置的目标科学性有待


提升。


（三）绩效结果运用与激励层面的问题


第一，并未充分发挥考核结果在资源分配方面的引导作用。现阶段，部分医共体在医保支付、财政补助、薪酬总额核定等关键资源配置方面，没有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结果的支撑和引导作用，其对考核结果的应用，仅仅停留在通报排名这一基础的表面层次上，没有将其与资源分配、医务人员绩效奖励等实质性激励措施相结合，导致考核的激励或约束力度不足。


第二，分配机制亟待优化和完善。医共体分配机制亟待优化和完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内部分配仍主要与医疗业务收入直接关联，而双向转诊、分级诊疗等医共体重点任务尚未纳入绩效评价体系，这使得整体目标在落实层面与激励成员单位参与医共体建设之间出现断层，最终影响了协同推进的实际效果。


（四）机制与文化融合层面的问题


第一，管理机制不健全，制约考核效能发挥。部分医共体中，牵头医院对成员单位的人、财、物等核心管理权限尚未全面落实，导致绩效考核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面临阻力。成员单位仍存在“本位主义”思想，对涉及资源整合与利益调整的考核内容配合不足，影响了考核的实际效果。


第二，文化融合不足，影响协同合力形成。牵头医院与成员单位在服务理念、工作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部分基层医务人员将医共体考核视为“上级管控”，容易产生被动应付心理甚至抵触情绪。同时，牵头医院医务人员缺乏主动帮扶基层的内生动力，“共同体”意识尚未真正树立，制约了考核在促进协同方面的作用发挥。


三、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部综合绩效考核的优化对策


结合县域医共体运行实际，2024年某医共体针对上述问题，从理念、技术、利益、机制四个维度发力，构建科学、高效、贴合基层政策的绩效考核体系，推动医共体从“物理整合”迈向“化学融合”。县域就诊率、基层就诊率、慢病管理规范率、职工满意度等监测指标明显改善。


（一）明确核心目标与导向，突出基层绩效重点第一，树立以健康结果为导向的评价理念。提升医共体内健康结果指标的权重（基层就诊率、住院率、回访率、慢性病规范化管理率等），降低医疗业务指标的权重，增加对核心制度、党建、财务制度等管理类指标的考核。其中，慢性病管理指标的考核门槛


依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设定[3]。例如，将高血压和糖尿病规范化管理率的考核权重提高到20%，将医疗业务指标的比例降低到10%以下，管理类指标给予10%的权重，引导成员单位积极参与医共体建设。第二，构建差异化指标体系。共性指标参照《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评判标准和监测指标体系（试行）》，重点关注双向转诊和结果互认等核心任务；个性化指标应与机构功能定位相匹配，例如，县域医疗中心的急危重症救治能力、一般乡镇卫生院的慢性病管理及签约履约质量。


第三，对“协同性”指标予以足够关注。设计可量化指标，并相应提高其在考核中的权重，尤其要将下转患者随访率、急危重患者上转及时率等关键协同指标作为重点考核内容，加强上下协作配合。


（二）强化技术支撑与执行保障，夯实考核运行基础第一，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打破数据壁垒。以县域卫生健康信息平台为依托，大力推进医共体绩效考核信息化建设，推动医疗、公卫、医保等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与协同，实现考核数据的自动采集、实时计算和动态监控。


第二，科学设定目标值。改变“一刀切”的目标制定方式，通过基线调研，结合服务人口特点、疾病谱分布及各成员单位的实际能力，对机构进行合理分类，设定差异化、渐进式的目标值，在考核中提高“年度进步率”的权重，重点关注后进单位的提升情况，推动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


第三，建立常态化数据质量管控体系。成立医共体绩效考核数据质量控制专项小组，对数据进行抽样复核与逻辑校验，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数据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将考核结果与绩效分配相关联，以确保考核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三）加强结果运用与利益联动，强化考核激励效果第一，推动考核结果与核心资源配置深度挂钩。构建“考核—分配—奖惩”联动机制，将考核结果作为医保基金结余留用、财政补助拨付的重要参考，对考核表现优异的单位给予资源倾斜；考核结果直接与成员单位绩效工资总额核定、评优评先等事项挂钩，明确“优绩优酬、末位约束”，切实发挥考核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第二，深化内部薪酬制度改革，将考核导向传导至个人。督促医共体各成员单位打破“与收入挂钩”的薪酬分配模式，将医共体考核的核心指标分解至科室与个人。例如，将下转病人数、基层指导时长、慢病管理效果等纳入县级医院医务人员绩效考核；将签约履约质量、转诊准确率等纳入基层医务人员绩


效考核，建立体现“技术、责任、风险、贡献”的分配机制，激发全员积极性。


第三，构建“考核—反馈—改进”管理闭环。考核结束后，及时发布绩效考核分析报告，精准指出各单位存在的问题及根源；由医共体管委会牵头，针对共性问题制订专项整改方案，针对个性问题安排牵头医院对口帮扶，并跟踪整改成效，将整改结果纳入下一轮考核，形成管理闭环。


（四）完善机制与文化保障，筑牢基层考核基础第一，强化医共体管委会的领导权与执行力。明确医共体管委会对成员单位的人、财、物管理权限，赋予管委会考核方案制订、结果审定、奖惩执行的最终决策权。建立考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调解决考核中遇到的问题，确保考核方案落地见效。


第二，培育“价值共创”的医共体文化。加强考核政策宣贯，明确绩效考核的目的是“共同发展、提升健康”，而非“惩罚问责”，消除基层医务人员的抵触情绪；树立协同标杆，表彰在双向转诊、资源共享、联合救治中表现突出的团队与个人，通过典型引路，培育“一家人、一条心、一盘棋”的共同体文化。


新时代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江南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杜志强


公立医院作为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核心，其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医疗技术水平与服务能力的提升，更与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连[1]。纪检监察工作是医院内部监督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着医院的运行效率、服务质量和廉洁生态。随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着全新的任务与挑战。纪检监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公立医院这一特殊领域中的运行规则、效能机制和优化路径，需要用独特的理论框架进行阐释和指导，需要结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及反腐败斗争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公立医院纪检监察部门被定位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实践中，其职能发挥面临着一系列突出问题。部分公立医院的纪检监察监督工作存在监督手段单一、治理结构不合理、监督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医院纪检监察监督工作成效[2]。本研究基于当前公立医院治理与监督实践的相关研究，系统探讨新时代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难点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为现代医院治理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核心目标是确保问责制、透明度、参与度、响应性和法治原则在医疗管理中得到贯彻[3]。我国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论基础深植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与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是推动公立医院实现公益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制度保障[4]。公立医院是资源密集、权力集中的领域，易发生腐败与商业贿赂等问题，需要强有力的内部监督来净化政治生态和医疗环境。新时代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医院在运营管理中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这要求建立与之匹配的、能够确保权力高效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实现责任与决策能力之间的对应。当前，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在实践中面临着多重挑战，这折射出纪检监察工作的难点。部分医院纪检监察机构与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责划分不清，监督机制运行不畅，导致监督乏力。纪检监察职能边界模糊，易陷入具体事务性工作，导致监督主责主业被弱化，影响了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5]。传统的监督方式和监督手段乏力，难以发现医院的深层次问题。纪检监察队伍在医学、法律、财务、审计等领域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相对匮乏，队伍力量薄弱，影响了监督执纪的深度和精度[6]。部分医院纪检监察部门在“三转”上不够彻底，如何精准定位职能、创新监督方式、锤炼过硬作风等问题，直接影响工作质量与水平。


二、新时代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论创新


结合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现实理论基础与当前实践难点，新时代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创新，构建一个更系统、更具适应性的整合型监督治理框架。核心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职能定位、工作理念与体系构建三个层面。


（一）职能定位：从“泛化参与”向“聚焦主业”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X会明确了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公立医院纪检监察部门的核心职能为监督、执纪、问责。纪检监察工作必须坚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将工作重心从参与一般性业务管理收缩并聚焦到对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关键少数的监督上来，真正做到“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在关键时”。


（二）工作理念：确立“政治监督”的根本遵循与“问题导向”的行动逻辑。纪检监察工作必须突出政治监督，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医院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同时，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公立医院腐败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严格依纪依法开展监督[9]。纪检监察监督工作不仅要惩前毖后，更要抓早抓小，将监督执纪的“第一种形态”广泛运用于行风建设全过程，以纪律约束大多数，切实体现严管和厚爱。


（三）体系构建：从“单一监督”向“协同治理”转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早期多集中于纪检监察部门自身传统的纪律检查，如违规违纪查处、问责和警示教育等。面对医院内部复杂的权力运行与业务流程，单一部门的监督力量有限，难以形成有效覆盖。纪检监察工作应成为嵌入医院整体治理结构的关键环节，其目标不仅在于查处违规违纪行为，更在于通过监督优化医院战略、运营和财务等管理，构建多元与协同的大监督格局。研究指出，可以构建财会监督、内部审计与纪检监察的协同监督机制，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全面实施，将协同理念从理论倡导推向可操作的实践框架[10]。探索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统筹各类监督主体在信息共享、线索移交、整改督办、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制度


化衔接协同体系，形成监督合力，实现对医院经济活动和权力运行的全过程与立体化监督[11]。然而，协同监督并非简单的职能叠加，而是深层次的机制融合。孙玉军等[12]提出内部审计与纪检监察的“耦合联动”机制；沈一丹等[13]倡导“多元监督耦合联动”机制，都强调了“耦合”这一概念，通过制度、资源、技术层面的深度衔接实现“1+1＞2”的协同效能。“协同治理”体系化的理论构建，旨在将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工作落到实处，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三、新时代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实践探索与创新路径


本研究针对当前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实践挑战，结合新时代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论创新成果，借鉴其他公立医院的先进经验，开展实践创新探索，以推动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一）深化机制与人员改革，聚焦主责主业。公立医院应严格落实“三转”要求，进一步理顺纪检监察工作领导体制与运行机制，确保其能够聚焦监督、执纪、问责等核心职能。如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全面建立覆盖各领域的监督体系，明确监督清单，使监督工作有章可循、有的放矢。同时可从顶层设计上强化对公立医院的监督和约束，探索符合医院特点的纪检监察机构运行机制。传统纪检监察工作常被视为“事后调查”和“消防灭火”。研究表明，工作重心正从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转移，从以往的被动应对到主动干预的机制改革。探讨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提升路径时，将创新监督手段作为重要一环，暗示了静态与泛化监督已无法满足精细化管理的要求[14]。通过对公立医院岗位职权的全面梳理，对廉政风险进行等级划分，并实施分级管理、分级监督，聚焦“关键少数”强化预警，将有限的监督资源精准配置于高风险领域，显著提升了监督效率和效能。建设高素质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是根本保障，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确保队伍忠诚可靠；拓展业务能力培训渠道，提升干部在医疗、法律、财会、审计等方面的专业素养和执纪审查能力。优化队伍结构，引进和培养复合型人才，并建立严格的内部监督机制，以铁的纪律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铁军。


（二）创新监督方法，提升监督效能。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需着力构建“制度+科技”的智慧监督体系。


1.在制度层面。建立健全廉政档案动态管理机制，全面覆盖医院关键岗位和重点人群，将廉政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评优评先的前置审核要件。


2.在技术层面。依托医院信息化建设成果，探索建立嵌入业务流程的监督预警平台，聚焦药品耗材采购、设备招标、工程建设等廉洁风险高发领域，借助数据归集与智能比对手段，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实现监督关口前移，推动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15]。信息技术正在重塑各行各业的运行逻辑，公立医院纪检监察部门需顺势而为，加快监督方式从“人力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传统的监督方式主要依赖信访举报、台账查阅和现场检查，信息获取渠道相对单一且存在滞后性。通过构建统一的监督信息平台，可以打通财会、审计与纪检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推动跨部门信息互通和业务协同，实现监督信息的实时共享与交叉验证。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必须持续关注和审慎应对数据管理的规范性、个人隐私的保护机制、算法逻辑的透明度等问题。未来，智慧监督不仅要注重技术开发与场景拓展，更需关注相关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标准体系的构建。


四、小结与展望


新时代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正处于从“有形覆盖”到“有效监督”的关键转型期，面对实践中存在的机制衔接不畅、监督力量分散、技术支撑不足等现实问题，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破解难题，持续优化监督体系。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理解，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关键在于将政治监督融入医院治理的各个环节，确保监督职责清晰、监督重点突出、监督体系闭环。未来的探索应立足于系统性思维，以深化“三转”和队伍建设为保障，以制度创新和技术融合为驱动，推动各项举措有机衔接、协同发力。通过不断完善监督机制、丰富监督手段和强化监督刚性，逐步构建权责清晰、运行规范、约束有力的内部监督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为公立医院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坚实的纪律保障。


新时期公立综合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实践探索


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吴娟


公立综合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阵地，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改善医疗服务、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1]。近年来，公立综合医院医疗水平不断提高，门诊量快速上升，传统接诊模式已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的就医需求，提升患者就医体验已成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课题[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20XX年发布《关于加强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智慧化“一站式”服务模式，持续提升后勤服务质量和效率。两部门2023年发布的《关于开展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的通知》提出，医疗机构应运用新技术、新理念，以需求为导向，不断调整、创新服务模式，建立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为患者提供导诊、咨询、检查检验预约、投诉建议受理、便民设施租借等服务[3]。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的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就医办事的需求日渐多元化，就医感受和体验成为患者及家属关注的重点。结合自身特点，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以下简称“武进医院”）于2021年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以提升患者就医体验为目的，让就医服务做加法、群众跑腿做减法，最大程度地满足患者不同的就医需求，在为患者提供“便、捷、快、优”的“一站式服务”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传统导医台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


武进医院自建院以来，就在门诊区域设置了导医台，介绍医院布局、就诊科室位置等，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导医及护理服务。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患者对就诊医院的服务需求也不断增加，加之导医台功能有限，存在很多短板，影响了医院的形象。传统导医台服务模式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导医专业能力不强，患者就医体验差。导医台占地面积约10平方米，设置1个导医岗位。导医员主要由临近退休或体弱的职工轮流担任，部分导医员缺少医学专业背景或相关专业知识，不熟悉医院科室设置等情况，导致前来就医的患者得不到有效帮助。在门诊高峰期咨询者相对较多时，尤其是遇到老年患者听力不佳、问题较为烦琐时，导医员缺乏主动服务的意识，服务不积极，还会出现急躁情绪。这些因素导致患者的初始就医体验感很差，影响后续医患


沟通，增加了医患矛盾风险。


第二，导医台功能单一，无法满足业务需求。导医员主要承担分诊和导引任务，但是不负责其他疾病分诊、用药咨询、自助机的使用指导、简单投诉处理等工作。来医院办理非正常诊疗的业务量多且复杂，涉及多个职能部门，例如，复印病历在医务处，医保政策咨询在医保科，补打发票在财务科。这些职能部门办公室较为分散且标识不明显，一些患者及家属反映“门难找，且难进”。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高医院服务水平和患者满意度，武进医院2021年开展“找茬”专项活动，共发现问题91项，其中有8项涉及患者办事流程。基于此，为改善患者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武进医院先后组织召开院长办公会等会议，决定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


二、聚焦群众就医需求，创新服务模式，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


武进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设在门诊楼入口处，占地面积约100平方米，设有5个开放式服务窗口，同时整合、充实各项便民服务措施，简化患者就医和办事流程。作为武进医院一级职能部门，一站式服务中心设负责人1名、工作人员数名，医务人员占比不少于50%，其余还包括医保、药事、财务等职能科室的工作人员。


（一）主要服务内容


第一，导诊陪诊服务，帮助患者询诊就医，为老弱病残和行动不便患者提供护送就诊服务，并指导、帮助患者办理入出院手续等。


第二，预约诊疗服务，例如，就医专家、化验、大型检查预约，乡镇卫生院转诊及预约大型检查绿色通道服务，为患者提供一级信息修正、住院咨询指导、复诊预约等服务。


第三，医疗相关服务，包括特殊病种证明和病假审核、异地医保定点盖章、门诊麻醉病历办理、补打发票清单、补印胶片报告审批、申请病理蜡块审批、大病特药审批、医保政策咨询、麻醉卡办理、病假条审核盖章、门诊/住院病历复印等。


第四，相关便民服务，免费提供饮用水、移动Wi-Fi等服务；提供自助打印、手机App查询检查结果等；发放健康教育宣传资料，提供免费咨询、医保政策宣传、健康教育等。


（二）服务特色


原来患者办理业务需要跑医院众多部门，现在患者到一站式服务中心后，


接待工作人员利用信息技术，主动与各部门沟通、协调，按照不同权限可办理完成多项业务，为患者提供“便、捷、快、优”的“一站式服务”。一站式服务中心服务模式从群众“跑断腿”变成医院“帮跑腿”，患者只需要在座位上等候即可。这样既增强了患者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又提升了医院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传播力。


三、武进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的工作成效


武进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整合医疗服务流程和服务内容，为患者提供零距离的快捷服务，最大程度地满足患者不同的就医需求，将“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落到实处，实现了“就医服务做加法、群众跑腿做减法”的目标。


第一，工作量逐年增加。武进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自2021年启动以来，接待处理相关业务量呈上升趋势，2022—2024年度主要业务年度指标如表1所示，总业务量年均增长率为17.14%。


第二，制定多项流程，持续改进服务。武进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针对病案复印等待时间长的问题，重新修订改善了病案复印流程，患者平均等候时间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内；运用“潮汐车道”原理，缩短了盖章业务的等候时间；关注非癌痛患者的镇痛需求，根据最新要求，重新修订了麻醉卡办理流程，增添非癌痛患者办理麻醉卡相关流程。


此外，一站式服务中心与宣传科合作，制作了办理各项业务时需携带相关材料的明细表，避免患者因材料不全导致盲目等待办理业务；针对老年患者不会使用手机叫车的情况，提供叫车服务；根据医保新政策，收集患者常见的医保咨询问题，制作了医保常见问题一问一答手册，供患者查阅。


四、体会与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群众的就医需求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已成为医疗服务提升的核心任务，也是公立医院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4]。同时，提高公立综合医院服务水平，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是新时期综合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5]。


因此，从医疗机构角度来说，只有从患者视角出发，学会换位思考，才能真正了解患者需求，有效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武进医院通过“找茬”活动，近距离贴近群众，了解并梳理就医环节中出现的痛点与堵点，切实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服务优质、办事便捷的一站式服务中心是医院优质服务的窗口。一站式服


务不仅方便了患者就医，实实在在地为患者服务，而且提高了医院管理水平和运转效率，不仅意味着服务“量”的变化，还意味着服务“质”的提升，真正做到“就医服务做加法，群众跑腿做减法”，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尽管如此，武进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面临信息系统集成不完善、医院现有资源利用率不高、人员能力不足导致流程优化受限等诸多挑战。


为进一步丰富一站式服务的内涵，拓展一站式服务的外延，武进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将继续坚持“服务无止境、满意无终点”的理念，从“三个提高”入手，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第一，提高信息集成度。通过与信息科及病案室通力合作，在确保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共享，逐步实现病案复印扫描系统的上线工作，借助“互联网+”，让患者在家即可办理出院病历的复印申请、线上缴费、快递邮寄、状态查询等业务，实现“足不出户、病历到家”。


第二，提高资源利用率。目前，很多医院大型检查不能实时预约，患者需要奔波于各个科室窗口，多项检查预约的时间较长，导致患者等待检查的时间分散，需要往返多次，影响就医体验。此外，大型医院普遍存在住院床位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各科室床位入住水平参差不齐，同一科室不同时期床位使用率“冷热不均”，易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尤其在儿科、呼吸及心血管内科等科室尤为明显。所以，要提高资源利用率，探索建立一站式检查/床位预约中心，在一站式服务中心推行“多项检查一键预约”服务。建立床位统一管理机制，形成“全院一张床”服务规范，有效提高床位使用率[6]。成立床位预约中心可统一管理各病区床位，使医院全面掌握每个科室的床位情况，保证预约住院得到公开、公正、公平的落实。同时，可依据病情紧急程度等原则，开通急诊绿色通道，实现危急重症患者优先、择期患者按需安排、一般患者依序入院的合理安排[7]。


第三，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加强专业培训。一站式服务中心的高效运转需要工作人员具备更多专业技能，提高服务质量。随着服务范围的不断拓展，医院要让工作人员都成为“多面手”，成为业务范围内的行家。在此基础上，一站式服务中心管理层要为工作人员制订动态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计划，建立并完善激励机制，鼓励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学习和实践，提升个人综合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优化办事流程，真正实现一站式服务中心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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