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篇）2026年6月单位工作经验文章汇编

（5篇）2026年6月单位工作经验文章汇编

目录

1.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原副局长任小彬：

回忆给陈野苹当秘书：中组部最繁忙的日子1

2.缪俊胜：

我给陈伯达做秘书11

3.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原正处级干部王增藩：

给苏步青当秘书的感悟14

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秘书长岳祥：

我给彭真当秘书18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项淳一：

我给彭真当秘书23

回忆给陈野苹当秘书：中组部最繁忙的日子

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原副局长任小彬

从1978年3月开始，我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同志身边做秘书工作，到1984年12月离开，近7年时间。这7年，是我们党发生历史大变革的转折时期，也是中组部历史上最繁忙、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我亲历了胡耀邦、宋任穷、陈野苹、乔石主持中组部工作，是非常难得的经历。

一、牵头接谈组，恢复组织部的传统形象

我1978年3月到中央组织部时，组织上即安排我跟着野苹同志在接谈组工作。

当时粉碎“四人帮”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党的组织工作面临的是文革乃至历次政治运动冤假错案积案如山的局面，一大批老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推倒不实之词，恢复他们的工作刻不容缓。

胡耀邦同志1977年底从中央党校调中组部工作，面临上面主管领导的重重压力和机关内部种种干扰，在机构、人员都未做调整的情况下，首先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成立接谈组。接谈组由文革前就担任副部长，当时刚刚恢复工作，尚未安排职务的陈野苹同志牵头，组织了一支先后有20多位还未安排工作的老干部参加的接谈队伍，成员有章蕴、毛铎、郑伯克、蹇先任等。

成立接谈组是体现耀邦到中组部工作后，重塑组织部门面貌的一个重要举措。他用成立接谈组的形式向广大受迫害的干部敞开了中组部的大门。由于冤案实在太多，当时除了把主楼一层的两间办公室作为接谈之用外，在机关大门内北侧，又开辟了几间接谈室，专门接待来访。惨遭迫害的老同志奔走相告：“中组部的大门又向我们打开了！”

野苹同志作为接谈组的负责人，一开始就对组里工作做了很具体的部署，他说：“接谈室一定要配备沙发；老同志一讲就很长时间，一定要有开水和茶叶；谈话前我们自己的干部要通报自己的姓名，把自己的职责说清楚，就是负责地向部领导反映情况。”不久，还亲自到接谈室查看落实的情况。总之，就是要营造一个“家”的氛围。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却直接让那些饱受折磨的老同志感受了家的温暖，恢复了中组部“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的风貌。我们多次听到老同志含着热泪说：“我们党的好传统又回来了，组织部又是我们的家了！”

野苹同志夜以继日，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了接谈工作中。他接谈来访时的神情给人的印象颇深：略皱眉头，身体微微前倾，充满同情地倾听来人的申诉，经常一听就是半天。来人总是滔滔不绝，一是像见了亲人一样倾诉多年的苦水，二是珍惜这个机会，生怕有遗漏。而野苹非常耐心，不管多长时间，毫无倦怠，经常耽误了吃饭。几乎每天都有接谈，仅在1978年3月20日到4月20日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接谈了20多个省部级的被迫害干部。其中有胡昭衡（天津原市长）、许杰（地质部原副部长）、郑季翘（吉林省委原副书记）、黄巨俊（原中监委成员）、杨立功（农林部原部长）、林一心（福建省委原副书记）、陈雷（黑龙江省原副省长）、钱俊瑞（文化部原副部长）、苏谦义（内蒙原副书记）、张越霞（博古夫人）、王子宜（内务部原副部长）、周仁山（新疆原副书记）、刘贯一（山西省原副省长）、陈友群（原朱德秘书）等。但蒙冤干部太多，野苹又把自己家里除卧室外不足10平方米的一间房，亲笔写上“促膝室”3个字，用来接待上门的老同志。

接谈组的其他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章蕴、毛铎、郑伯克、蹇先任等同志主要接谈省部级的，其他人接谈司局级的，那些日子接谈室排起了长队，应接不暇。

野苹旗帜鲜明地要求组里：“我们这些人在“四人帮”横行时受过苦，受过害。来找我们申诉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受冤的，受害的。我们谈话和转信应该表态，虽然不一定做肯定的表态，但是要有倾向性。总的来说，既要谨慎稳妥，也要大胆！”“我们当然不能说是一风吹，但是具体到每个受迫害的干部身上就是要一风吹！”

在耀邦、野苹领导下，中组部就是这样一种积极的思想状态。于是，大量的申诉材料，或由耀邦批到接谈组，接谈后协调有关部门调查解决，或在接谈后报耀邦、野苹批转有关部门解决，一般凡是批转下去的都要求下面单位报告复查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谈组对改变中组部的形象起了很突出的作用。通过这种形式，促进解决了很多老同志多年的冤案。我记得山东省委书记

处原书记、俄文翻译师哲的冤案就是章蕴一手督促着办的。章蕴跟师哲谈话以后，向有关单位调取了案卷，反复分析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中组部终于做出了“师哲经13年审查，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推翻了20多年前康生诬陷师哲的罪名。度过6年流放、13年铁窗生涯的老人获得了解放，连同受株连的子女也落实了政策。

1978年5月11日，耀邦到接谈组和大家进行座谈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两个不管”的方针。

那天，他全面分析了全国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他说：“文革是个大灾难，全国1700万脱产干部，需要纠正复查的有100万以上，还不算教员、青年、工人。还有反右，两三个月搞了50多万，搞得很粗糙嘛。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单靠我们组织部办是办不过来的，现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才刚开始，要是扩大到国家、省、地、县四级办案，全党办案，可能快一些。”

他特别指出：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有些错误，以前就有了，50年代，60年代，是十几年慢慢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要把过去错误的东西看成是正常的东西。思想上拨乱反正，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任务艰巨得很哪！”

他还针对关于给右派分子全部摘帽的中央11号文件说：“最近我们处理了温济泽同志（中央广播事业局原副局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完全搞错了，不是摘帽，应该是平反！但是我们不好用平反的说法，叫改正，纠正嘛。”他挥着手激动地说：“恩格斯说过一段话——按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不附加任何外部的主观成分。这段话讲唯物主义讲得最好了！不管哪朝哪代，不管谁定的，我们是有错必纠！”

后来耀邦在文件中把它表述为：“冤案、假案、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

两个“不管”！真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耀邦的讲话，预示着一场全面落实政策的潮流，正在向更广、更深处发展，它将释放出不可估量的能量！

当年5月，中组部调整了机构和人员，成立了干部审查局、老干部局、组织局、研究室等。接谈组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6月，中央任命野苹为中组部副部长，协助耀邦主持中组部的日常工作，分管落实政策工作。这是对野苹主持接谈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出色工作的肯定。

二、主持常务工作，挽救万千受害者的政治生命

可以说，耀邦在1978年上半年，突破重重阻力，在思想理论战线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X会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耀邦到组织部工作以后，首先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着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则是为上述会议做了组织准备。

在耀邦主持下，几个副部长分工负责，陈野苹分管干审局，曾志分管干部

分配工作，杨士杰分管右派改正工作。

野苹成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

平反冤假错案从一开始就遇到极大阻力。1978年5月，中央决定把中央专案领导小组在文革中形成的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我们兴奋得摩拳擦掌，有了这样一批原始材料，可以大大加快落实政策的进度。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6月9日，中央专案小组负责人汪东兴召集中组部耀邦、野苹同志宣布了这个决定，而就在会后，中央专案组竟然在上面个别领导的指使下，扣住材料迟迟不交，严重阻挠着平反冤假错案。

怎么办？耀邦说：“我们自己干，另起炉灶，从头查起！”

于是在野苹直接领导下，干审局的同志承担起了巨大的工作量，从原始材料、原始当事人查起，在全国范围进行内查外调。鉴于那些老同志历史上的知情人、当事人年事已高，我们实际上是在抢救资料、挽救许多好人的政治生命！所以，当时真的是争分夺秒！那一段时间中组部白天人来人往，晚上灯火通明，几乎没有休息日。

6月10日开始复查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审查的帅孟奇、王任重、王鹤寿3位同志的结论。

7月10日耀邦、野苹召开会议布置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复查工作，会议确定由野苹牵头，干审局组织专人从头查起，9月底完成。中组部进入了有史以来最繁忙的时期。野苹当时已经64岁，站在第一线不知疲倦地工作。往往是已到了晚上，我还要给他再沏一杯浓茶，他或召集各个调查组开会，或看厚厚的调查材料，困了用凉水擦把脸，经常是午夜过后才揉着熬红的双眼，拖着疲惫的双腿下班回家，第二天又按时来上班。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工作如期完成，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调查报告经野苹改定后送耀邦审定，再呈报中央。在做出决定而中央没有批准前，部里先让文革中被流放到各地的老同志回京治病，一时间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住满了各地回京的老人，党内名人彭真、薄一波、杨尚昆、周扬等都走过这个很特别的“万寿路”阶段。

8月1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对“四清”中的错案，也可进行全面彻底的复查纠正。

8月10日，《组工通讯》发表《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的文章，认为必须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抓紧甄别纠正在文革中的所谓以“恶毒攻击”

为罪名形成的错案，彻底否定了文革中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公安六条”！

8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民政部、公安部《关于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通知》（中发〔1978年〕55号文件），简称“55号文件”，明确提出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

10月7日至14日，中组部为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召开了座谈会。11月20日发出《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10月17日，中组部设立审查改正右派分子办公室。从摘帽到改正，有性质的差别，轰轰烈烈的纠正反右斗争错划50多万右派的工作开始了！

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组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

就在这样思想准备——“真理标准讨论”和组织准备——“落实干部政策”不断深入的形势下，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做了历史性的发言，提出了6个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

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在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应当由中组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四、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他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赞同，大得人心，也是大势所趋，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向高潮。

在开会期间中央就上述问题都做了决定。

12月16日，在十一届三中X会开幕前夕，中央同意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并向全党传达。

12月19日，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撤销中央专案机构的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召开会议，胡耀邦、陈野苹、赵苍璧等人参加会议。议定：自即

日起专案办公室撤销，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

12月22日结束的三中X会确立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并指出：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等。

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野苹密切配合耀邦，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迎来了崭新的局面。闸门已经完全打开，这项工作如滚滚洪流，将彻底改变上亿人的生存环境和精神面貌！

三中X会后，耀邦调中央工作，中组部部长由宋任穷担任。野苹协助任穷处理常务并分管干审局，接手了中央专案组的全部材料，在宋任穷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我们身处第一线的人最先注意到，关于处理右派的问题，1978年4月中央批发两部委的，明确是“摘帽”的文件，到8月中央批发包括中组部在内五部委的却是“改正”的文件，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然而，这个涉及50多万知识分子，影响数百万家属的工作，最终被定性为“反右扩大化”，所以真正落实起来难度还是很大。

1980年4月的一天，野苹到外面开会。一上班，传达室便来电话告诉我，有个叫葛佩琦的来找野苹同志。我知道葛佩琦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听说还拿着耀邦的批示，不敢怠慢，连忙下楼到接谈室接谈。

我首先按规矩向葛佩琦通报了我的名字和职务。他个子不高，是个饱经风霜的消瘦老者，手中拿着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信封右上部用红粗铅笔竖写“中组部”，中间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下首是“胡耀邦”的签名。我打开后看到了耀邦的批示：“野苹同志：请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

耀邦批给野苹的材料很多，但是到中央工作以后，直接批给野苹并有这么具体指示的不多见。我对葛佩琦说：“野苹同志到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我把材料收下，你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得由野苹同志决定。但有耀邦同志的批示，应该说大有希望。”并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请他有事打电话联系。

过了两天，葛佩琦给我打来电话，我告诉他：野苹同志已指定中组部干审局的一位局长接待你，并说明了时间与地点。这样，葛佩琦经过重重磨难，终

于向中组部申诉反映了下面单位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诬陷不实之词为由认定“右派不属错划”，拒绝复查的情况。

在野苹和干审局的直接督促下，经过多次反复，1982年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重新做出复查结论，撤销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工资待遇。1983年5月23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做出决定，恢复葛佩琦这个30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的党籍。

也有令人遗憾的例子。学生右派林希翎也拿着耀邦给野苹的批示来找野苹，反映人民大学拒绝对她的右派问题进行复查改正。她来过几次，给我的印象：她微胖，人虽已过中年，说话语速仍很快，眉宇间还隐隐有一股英气。耀邦总的意思是，反右时林只是年轻学生，后来蹲了十几年监狱，受了很多苦，要求野苹督促下面给予改正。

说起来，林的右派问题和耀邦还有点儿间接关系。据我所知，反右时，林是人大的学生，正和耀邦的曹秘书热恋，她主要栽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大会“秘密报告”的事上。

实际上，我们党在1956年3月初即获得了赫鲁晓夫2月份所做的“秘密报告”，但中央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不仅向党员口头传达了“报告”的内容，而且印成小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这些内部刊物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也就是说，当时这是一个全世界路人皆知的“秘密”。

林希翎是从曹秘书那里拿到“秘密报告”小册子的。（曹秘书后来为此也被划为右派，受到严厉处分。）

人民大学党委1979年7月4日拒绝为林希翎平反的复查结论中最重的措辞说林希翎公布、抄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她明知这个“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严重恶果，她也知道不得外传，却在演讲、发言中，都大量引证其内容。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活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地干扰破坏了学校整风运动，也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新的错误。

野苹和她谈了几次，很是同情，也召集过各方面专门研究如何落实林希翎右派改正的问题。耀邦也派人来催问。但是由于上面的原因，拖了很久也没有得到落实。1983年7月，有关当局终于批准她去香港与分别36年的父亲团聚。林

成了全国仅有的几个没有改正的右派中唯一的一个学生右派，给这项工作留下了遗憾。

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虽然是上有部长，旁有右派改正办公室，但是耀邦在遇到有难度的事情时，更愿意通过比较了解他思路的野苹来啃硬骨头。

从1978年到1983年，经历了整整6年的时间，大规模的全党全国范围的落实政策工作基本结束，野苹在耀邦和宋任穷领导下，在中组部分管落实政策的领导岗位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折不扣地经历了全部过程，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三、担任部长，创造性地改革干部制度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耀邦担任了总书记，野苹由于年龄原因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会后，中央的工作体制改由中央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主管组织工作的书记是习仲勋同志。那一个时期，很明显是强有力的领导促成了中组部卓有成效的工作。组织工作在耀邦、习仲勋、宋任穷同志这样的强势领导下，紧张而有序地展开。

那时中组部的中心工作就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上来，大胆选拔拥护党的路线的有文化专业知识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根据中央的要求，也在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培养、选拔接班人，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1983年2月，宋任穷离开组织部到中央书记处，由野苹接任中组部部长到

1984年4月。中央书记处领导组织工作的格局没有改变。

在野苹担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中，值得特别提到他主持下制定的《关于领导班子“四化”建设的八年规划》这项工作。给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做出8年规划，可是一项有创造性、前瞻性的工作！

以往，在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配备中，组织部基本上是靠具体政策进行短期的规划指导调配干部。对这项工作做中长期规划，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这需要对整个大形势和对组织工作有宏观的了解和把握，又对具体工作有切身的体会才做得到。

野苹把这项工作当成大事来抓，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反复和各有关局、室的人员讨论、修改，最终在全国组工座谈会前成文。

规划开始就明确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搞好领导班子的“四化”建设，以适应实现国民经济“六五”和“七五”计划的需要，在进入经济振兴时期以前

做好干部准备，特制定省（部）、地（市）、县和企业事业党政领导班子“四化”建设的前3年（到1985年底）和后5年（到1990年底）规划。

规划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要求、工作步骤，以至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都分不同层次按前3年、后5年做出了规定，比如不同年龄段的干部所占比例、哪一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等，都有量化的规定。甚至对县级以上工矿企业、高等院校、科研及其他事业单位、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的领导班子也有不同的、有针对性的要求，而且详尽而全面地提出了在不同阶段需要注意的政策。

自1983年7月6日至20日，中组部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内容主要是贯彻干部“四化”方针、改革领导班子结构和干部制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加强组织部门自身建设。野苹在会上做了题为《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的工作报告。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他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规划的要求，加快领导班子的“四化”建设。

当时也有人怀疑组织工作能不能搞规划，也有人担心到时候达不到规划的要求。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1984年底我离开野苹到中组部青年干部局，接触了青干局1985年进行的一项全国地县两级领导班子“四化”进程抽样调查的工作。我们采用社会学普遍认可的定量抽样调查方法，通过对上千个地县领导班子的剖析，客观地叙述了几年来领导班子“四化”建设进程，真实地记录了十一届三中X会以来干部队伍所发生的变化。

若问当年的规划有没有作用、能不能实现，让我们来看看1986年1月野苹为青年干部局的领导班子“四化”进程抽样调查报告文集所做的序言吧：

大家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X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就坚定地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当时，我们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存在着年龄老化、职数偏多、文化偏低的状况，明显地与全党工作的新的重心的要求不适应。小平同志当时即尖锐地指出：如果再“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过三五年还不解决，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陈云也告诫全党：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

为了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中央明确提出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要促进和

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制定了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据此，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关于领导班子“四化”建设的八年规划》。几年来，经过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各级领导班子的“四化”程度大大提高，基本上达到了“八年规划”中前3年（1983年到1985年）的要求，各级领导班子以及我们的干部队伍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上，这几年我们党走过了一段历史性的进程，产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同时也为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准备了条件。随着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入，形势的发展对干部队伍“四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在坚持“四化”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实践提出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创造性工作，把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推到更高水平。

这些成绩充分说明，野苹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和李锐同志一起，落实干部队伍和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大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制定和完善组织工作各项政策规定，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和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方面，同样做出了突出的，有些还是创造性的贡献，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1984年4月，野苹从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乔石担任中组部部长，野苹改任中组部顾问。

我给陈伯达做秘书

缪俊胜

缪俊胜，1958年入伍，1962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立三等功，被选拔进中央警卫团。“文革”中担任陈伯达秘书，直到陈伯达入狱。他是唯一跟随陈伯达参加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X会（庐山会议）的工作人员。《读书文摘》第8期刊登缪俊胜口述、李字锋整理的文章，回忆了那段岁月。摘登如下：

一、“夫妻照”和社论的故事

陈伯达身边就这么几个人，我跟王文耀搞机要，厨师宋师傅，钓鱼台配的服务员李保平和张素花，还有司机老俞。

在那里的时候，有的事我印象很深，比如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那时，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是副组长，可据我观察，江青对陈伯达一点儿也不客气。

有件事让我挺生气。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的厕所没写明男女。会议过程中，陈上厕所，出来碰到江。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看了看门上说：”这没有写女厕所啊？”“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很严肃，当面说陈伯达，旁边还有别人。陈被江训得还不如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呢。陈回去后很生气。我替他打抱不平，说我给主席打电话说说这事。陈说，“不不，你不要管。”

第二档子是照片的事。中共九大以后，有一天江青高兴了，让秘书打电话，“叫伯达同志来照个相嘛。”两人并排照了个相，就像咱们说的“夫妻相”。大概过了两天，陈到毛家湾去（叶群是他老乡，又是他学生，两人谈得来。我觉得，叶的处事方法和江恰恰相反，江让人害怕，叶见人挺亲——假样也好真的也好），二人说起照相的事。叶说：“你怎么敢跟江青照了个‘夫妻相’啊？主席要知道了怎么得了？”说得很严肃。陈一听也很紧张，跟我说，“你是不是到新华社去一趟，把我和江青同志照的照片拿来我看一下，底版也要。你坐着我的车去吧。”我照办了。照片看后没送回去，无影无踪了（肯定是陈伯达烧了）。第二天，江没取到照片，把图片社的人骂了一顿说，“我送的东西，你为什么给别人？给谁了？”工作人员说给陈的秘书了。这下可坏了，从那以后，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她看见我，一看到她看我的眼神，我就害怕。

陈伯达也用自己的办法对付江青。中共九届二中X会以后，有一次中央部

级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去参加。姚文元问我：“《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是你送去的吧？”我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纪念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社论题目叫“改造世界观”。那天晚上，为送稿件，陈伯达一连派我跑了八趟。社论是姚文元和张春桥起草，陈修改的。陈很重视这个排版。排了三四次都不行，他就说：“你这个标题为什么不能放大呢？”放大后还不行，说：“加杠。”就是社论全文加黑框。我说主席批的社论才加杠呢，陈说：“让你加你就加嘛，给他们说加嘛。”加了还不行，说正文排成四号宋，加框，那时四号宋用得很少。

最后，他终于说：“好，我睡觉了。”这时都早晨八点钟了。后来，我琢磨，社论的第二自然段是谈样板戏，他要把这一段排到二版去。江青把样板戏看得很重，陈就故意排到第二版来降低影响。中共九届二中X会，我是唯一跟陈伯达上庐山的工作人员。会场一般我不去，就在住处值班。不开会的时候，有些人来看他，比如李雪峰、吴法宪，江青也去过一次。那是华北组“二号简报”出来以前，还互相来往呢。张春桥、姚文元好像没来过。

实事求是讲，到主席发火为止，陈伯达没看到那期简报，也没有修改。这事出来以后，主席就召开常委扩大会，就扩大到各小组组长了，华北组是李雪峰、郑维山（这都是被扩大的），扩大以后就批评他们，批评得很严肃。陈自己写的会议记录上，毛主席说他“人家搞阴谋，就你不搞阴谋？”他回来后很不高兴，跟我说“主席批评了我”。我说这个事情没弄好，会议没有这个议程呀？他说：“林副主席讲话主席是知道的呀。”因为这事就休会了。陈就出去转，照了好多相。后来，会上有人批评他，“大祸临头了还不知道检查自己，还游山玩水？”他受了批评，情绪不好，总理就派了个医生过来照顾他。陈的书面检查是康生起草的，很简单，但用陈的话说，“那上纲上线上得叫高”呀，什么“跟主席唱对台戏”呀，“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等等。陈认为主席确实批评了他，但还想挽留他，说，“你去跟他们谈一谈，交份检查就算了。”结果，康生替他起草的检查，他在大会上一念，康接着就给主席写报告，给陈戴了几顶帽子，什么“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等”。

回北京后，就把他软禁在米粮库胡同的家里。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就离开他了。

二、秘书眼中的陈伯达

要说他这人的特点，头一个是尊重主席。他到主席那儿去，从来是远远地

就下车了，也不直接进去，问警卫，“主席休息了没有？”没休息，他才说，“你进去报告一下，我给他送两本书（或是其他什么事）。”老实得像个小学生。

另一个是怕江青。主席在庐山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不到我这儿来了。”为啥不去了呢？也是江青弄的。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过，“碰头会只有总理跟主席汇报，任何人不准干扰毛主席。”他怕江青，不然她闹呀，不听不行啊。江青还经常通知他去看电影，他不敢不去。江还给他摔过杯子，他把那个烂杯子捡起来带回去，尽量不留残迹。再一个特点就是做事认真。陈伯达搞文字工作，一个标点符号都很认真。你要弄错了，他就会给你纠正过来。

生活上他很简单，不讲吃，不讲穿。不抽烟，不喝酒。他也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段时间，他都不让随车跟着。个人卫生上，他是勤洗澡不洗头，每天晚上洗澡，水放好之后，他到里面咕噜一下就出来了，不说搓呀泡呀的。一般不洗头，就用农村人用的那种篦子梳一梳。

他一天到晚就是看书、写东西。有个小录音机，哇啦哇啦地在那儿说，录完以后，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真是出口成章。

他脾气随和，从没跟我发过火，倒是我跟他要过一次态度，他还向我道了歉。那次，他叫我在电话里给新华社传个100多字的稿子，我念了三次。他还不放心：“你念清楚了吗？”我说清楚了，他说，“你再去说一遍。”我说，“我不说了，我要再说，人家该说陈伯达办公室的秘书有病。”那时，天气比较热，他穿一个大裤衩子跑来跑去，在电话里又亲自说了一遍。咋这么不相信人呢？我生气地坐在门口的一个藤椅上了。他知道我不满意，一会啪啦啪啦来了，说：“不要生气了。”他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心想，这事要是搁到康生或者江青那儿，一下就把我给抓起来了。

给苏步青当秘书的感悟

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原正处级干部王增藩

给苏步青同志当秘书，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工作。不像大机关某些部门的秘书那样，有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平时，涉及苏老的一些事，大的如为他起草学校的工作报告、讲话稿，小到送一份材料、代拟一份电文，这种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为一体的工作，既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文字表达能力，还需要有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及较强的办事能力。单纯的“文字型”或“办事型”秘书，难以做好这项工作。我给苏老当了23年秘书，对此深有体会。

一、原以为带个路有何学问，但还是出了问题

几十年的秘书生涯，让我懂得凡事要特别勤奋，以高度的责任心，做好每件事，让首长放心。一天，我接电话，有人自称苏步青教授同意其前来采访，要我安排一下具体时间。这种情况，以往曾经有过，只需与苏老打个招呼、定个时间，到时接待就行了。可是，我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先问对方几个问题，一方面了解来访者的情况，另一方面为苏老接待提供某些必要的信息。当我提出问题后，对方回答吞吞吐吐，经再三追问，对方才说出自己是外地的一位通讯员，受上海某家报社委托，前来采访苏步青教授。于是，我按有关接待规定，对采访者说：“受某报社委托，应有介绍信，事先由报社和我们联系。仅凭通讯员证件，是不能进行采访的。”经过了解，事实上，苏老只说请他与办公室联系，并未同意安排他来采访，我果断地取消了这次不该安排的接待。当然，有些采访者未经事先联系，临时有要事闯上门来，经过一番认真的核查，并征得苏老同意后，也有破例接待的。这里，做出接待或不接待的判断，其中是有学问的。

秘书的勤奋，还在于处理好每一个细节。工作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为了保证领导更好地工作。因此要认真、细致，尽量少出或不出差错，这里面也有学问。

有一次，我陪同苏老出席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式。我们带好请柬，驱车来到市里一座大楼，由于去得太早，门口未见接待人员。我想，进了这座楼，还怕找不到会议接待处？便与苏老逐层询问，从一楼经二楼、三楼，来到四楼，可是哪有“展览会”的影子？在楼内兜了几圈，总算碰到一位工作人员，在他指引下，才在二楼的东南角，找到了那个小型而重要的“展览会”。

苏老被我拖来拉去，费时近一刻钟，显得有些生气。原以为带个路有何学问？但还是出了问题。吸取这次教训，此后陪苏老外出我都勤奋一点，若遇上地址不详的生疏地方，自己先跑一趟，把方向、地点弄清楚，然后再陪苏老前往。

还有一次，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北京出差，需要与上海原单位联系信息，及时拍发电报。可当时条件很差，通电话要提前三小时预约，拍电文不知哪里有邮局，便出门问行人。有的说附近没有邮局，得乘车到几里路以外才能发电报。我费了一个小时才把电报发出去。等我乘车返回住地，竟然看到住地就有一个可以发电报的地方，顿时傻了眼。

从此，我工作更勤奋，并养成习惯，每到一地，安顿好苏老后，便一人出门，到附近转转，邮局、书店、交通、市场等都是我关注的地方。有了这些信息，为苏老服务就更方便了。

二、苏老是国家的宝贝，只要您需要，我就为您服务一辈子

20世纪80年代“商潮滚滚”，市场经济触动了秘书的神经。大多数秘书从事着重要而繁杂的工作，而报酬比起从商的同学、同事甚至子女都差一大截。终于，有的秘书经不住诱惑，“下海”经商，有的搞上第二职业。平心而论，在大家讲求等价交换时，秘书工作难以等价，不平衡的心态正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于是苏老除从思想上给予我鼓励外，还委以重任。在他的关心下，按学校的规定，不让老实人吃亏，我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感到秘书工作有奔头，更热爱本职工作了。领导关心秘书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有助于秘书心态从不平衡转向平衡，从而真心实意地去奉献。

奉献具体表现在工作第一，领导、他人第一，先人后己。有一次我的胆囊需手术，本以为从此可以不再当秘书了。可是，苏老多次来看望我，其中一次，他对我说：“我又要到北京出席‘两会’了，你能不能？？”话虽没说出来，但我明白意思，便答应了。苏老就看中我的为人和工作能力，一再挽留。手术出院后20天，我就随同苏老出差了。面对领导的真诚，我表示：“苏老是国家的宝贝，只要您需要，我就为您服务一辈子。”为了实现这句诺言，我为苏老当了23年秘书。由于工作繁忙，平时家庭生活、孩子读书都顾不上，好在家人都很支持我。

需要强调的是，秘书工作具有责任大、时效强、事务繁等特点，没有实干精神，一天也干不下去。如今，秘书工作发展又很快，不学习新技能，没有创

新精神，也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我抓住实干和创新这两点，并贯穿于为苏老的服务中，这也是自己得以不断进步、坚持奉献的重要原因。

三、短短的26个字的电文，竟改动了6处，文字增删16字之多

苏老是位大学者，只要做有心人，就能从他那里学到不少学问。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苏老因事缠身，未能前往外地参加某著名教授执教50周年纪念会，他要我代拟电报。拟写电文，不过小事一桩，我随手写下：“欣闻某教授执教50周年特驰电祝贺因事不能赴会鉴谅苏步青”。

苏老看后，随即严肃地对我说：“打电报也有学问，起草一份好电文也不容易。别看字数少，但撰写得好，可以反映人的情感，因此要注意推敲。”他接过电笔杆子君，逐字推敲修改。几分钟后，电文被改为“欣闻某教授执教50周年纪念会召开谨此电祝贺本人因事未能躬临大会为歉苏步青”。短短的26个字的电文，竟改动了6处，文字增删16字之多。修改后的电文，文字准确，富有感情；如“不能”改为“未能”，“赴会”改为“躬临大会”“，鉴谅”改为“为歉”，可见，用词遣字大有学问。

四、23年秘书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成就了我的前半生我

曾觉得，自己的工作很平凡，有什么自我提高可言？还抱怨整天忙得晕头转向，哪有时间去自我提高呢？干过一段时间秘书工作的同志，想必也会有同感。那么，能否用“忙”字取代自我提高呢？结论是否定的。“忙”与“自我提高”是对立统一的。如能在百忙之中，加强自身的学习，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实际效益，反过来又会使“忙”变得不那么忙。

后来，我深深地感到，秘书工作者自我提高，是国家和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显而易见，如果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不掌握更精深的业务技能，秘书工作者怎么去适应繁忙的工作，又如何改进工作，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呢？如何自我提高呢？

一是结合工作开展专门研究。受种种因素制约，秘书工作者一时不易达到专职研究人员的那种高度和深度。然而，由于接触某方面材料较多、较新，又亲身经历拥有实际感受，这又优于专业研究者。因此，秘书工作者要扬长避短，制订一个长期的、切合实际的规划，有意识地选择专题进行研究。起初不必贪多求全，而应以小见大，采取滚雪球的方法，经过八年十载，即可在某个方面取得可喜成果。

就拿我来说吧。平时撰写的情况简报、调查报告，都是进行经济、政法、

教育研究的第一手素材；采写的新闻报道、通讯，积累多了，就可以写成报告文学、传记。将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的高度，研究结果就写成论文。从事接待、办理事务几十年，有丰富的管理文书和管理科室经验，就可成为高一级的办公室主任。

二是掌握技术性较强的技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所具备的条件，选择某种技术性较强的技艺，如写作、外语、电脑操作等，亦可使自己获得明显提升。多年来，我用业余时间，撰写出版专著多部：《秘书工作趣谈》《苏步青传》《谢希德传》《我给苏步青当秘书》《共和国教育家

——谢希德》等。

因眼睛高度近视，我曾发誓不学电脑，但在眼下行不通。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我62岁学电脑上网，64岁买了手机发短信，66岁学会用QQ与朋友谈心，68岁编制PPT开办讲座。虽不太精通，但这成就了我后半生事业。我很看重晚节，珍惜有限的年华，为的是站好返聘的最后一班岗。

三是发展个人某种业余爱好。有些秘书工作者在诗、书、琴、画、体育诸方面，原有基础较好，又有浓厚的兴趣，可进行重点提高，进而使自己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我在做文书的时候，勤练书法，既有利于搞好本职工作，又能陶冶情操。苏老爱好诗词，我跟着学习，自我提高之后，能用优美文字提供题词参考、写作条幅、撰写藏头诗等，成为秘书工作者中有“特技”的人。这几方面的技艺，在后来开展公关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3年秘书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成就了我的前半生。有人感慨，把青春年华献给一个人，实在可惜；有人感动，那么认真、持久地为一个人服务，真不容易；有人赞赏，默默做着艰苦、繁杂的活儿，幕后英雄。对此，我总结出七个字：很苦，很累，很值得！

我给彭真当秘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秘书长岳祥

我曾两次担任彭真同志秘书，分别在1958年至1966年、1979年至1981年，前后共约十年。在纪念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忆在他身边工作的经历，也算是对老领导的一种缅怀吧。

一、我回到秘书办公室，一颗紧绷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

1958年，我被派到彭真同志身边工作是市委组织部部长余涤清找我谈的话，他告诉我：“刘仁同志讲彭真同志那里缺一个秘书，组织上考虑让你去。”当时彭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是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一名工作人员。1958年8月27日，我去彭真同志家里报到，在门口给警卫报上名就进去了。一进大门，我看见彭真同志正在院子里散步。我上前打招呼：“我是岳祥，来您这边工作。”他微笑着说：“哦，原来就是你啊！”接着严肃地说：“到我这里来工作，可不能老要调动啊！”他说完就离开了。接下来，当时的秘书马句同志就开始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转交给我来做。

在担任彭真同志秘书之前，我曾经接触过他。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我在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工作，负责抄写干部调配任免名单和管理干部档案。当时为了贯彻党对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市委经常召集干部开会，会议由市委组织部负责组织，我作为工作人员在会场门口常能见到市里的领导同志。那时候彭真同志经常给干部作报告，到会场时，我们就能看到他。

记得有一次，北京市委在市总工会礼堂召开保密会议，传达党的七届四中X会精神。这个会开得时间比较长，傍晚时分，彭真同志夫人张洁清拿了一件衣服过来，让工作人员送进去给彭真同志，当时我正好站在门口，她就交给了我。我遵照她的吩咐，将衣服送进会议室，给彭真同志披上。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跟彭真同志近距离接触。当时彭真同志住在台基厂头条，上班在原德国大使馆的院子里，那时机关工作人员比较少，我们偶尔在路上或单位院子里也能见到他。

在刚担任彭真同志秘书的那段时间里，我的精神高度紧张，特别是报到的那一天。吃完晚饭，服务员拿过来一本很厚的《参考资料》，跟我说：“首长让你先看看，他外出有事，9点回来，到时让你跟他说说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内容。”

我一听就慌了神，因为我以前只做过档案整理、党员干部统计等工作，极少接触这些国际国内的大事，怎么看《参考资料》，哪些是重要的消息，真摸不着头脑。

当然，领导交下来的任务，就是硬着头皮也得完成啊，于是我就赶紧翻看这些资料。但是，将这些资料来回翻了几遍，心里还是一点儿谱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后来，我稍稍使自己镇定一下，开始一篇一篇地翻看每一条消息，看到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内容，就折上一个小角。就这样，前前后后看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这本资料都看完了，但有些内容说不清重要不重要。

彭真同志回来后，就让人叫我过去汇报。当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忐忑不安，但还是赶紧跑到彭真同志书房，说：“我看了，觉得有些内容比较重要，给您汇报一下吧！”然后，将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逐条简要地作了介绍。

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吧，我汇报完了。彭真同志说：“好，你先下去吧！”我回到秘书办公室，一颗紧绷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至于结果怎么样，当时还真没敢多想。第二天，张洁清同志对我说：“首长表示昨天汇报得还可以。”就这样，我算是过了这一关。

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不免有些激动。彭真同志为什么要我汇报《参考资料》呢？我估计他是想大致考察一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吧。他平时很注重讲普通话，想听听我有无口音，同时他还担心秘书传达事情时出现差错，或秘书说话别人听不明白，所以让我说些消息给他听。

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的，说话口齿还算清楚，语言表达也比较清晰，因此就幸运地过关了，成为彭真同志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其实，现在想想，这些素质和能力确实是作为秘书所必须具备的，而且是很重要的。

二、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从这一大堆材料中选出比较重要的材料

当时，中央办公厅每天都会送来很多材料，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国内的材料一般是中央办公厅的文件、各省呈送的材料，以及新华社的资料等；国际的材料一般都是外交部、中联部的材料及各国使馆报送的电报等。由于文件数量太多，领导难以逐一细读，所以，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从这一大堆材料中选出比较重要的材料，送给彭真同志，摆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一般是早上出去办事，中午或晚上回来后翻阅这些材料，或者直接让我们向他汇报材料中的重要内容。

彭真同志非常注重大事，对自己特别严格，要求及时掌握第一手材料。例如，他到中央开会时，如果发现毛泽东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说起某件事而他不知道，回来后必定要责问：“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电报材料？为什么不送给我？”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就会特别紧张。记得是1963年的5月1日，彭真同志从杭州打来电话，说周总理讲，听说我们有一艘万吨轮被鱼雷炸了，问我有无材料，要我查一下这个事情。我们马上给总参作战部、海军、公安部、交通部等部门打电话，结果他们都说不知道这回事。后来事情终于调查清楚了，这艘万吨轮是偏离航道触礁沉没的，而船长说当时看到一个黑影，认为是鱼雷。

秘书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是及时送阅传阅文件。当时，处理日常工作的一种方式是传阅文件，一般的日常事务处理是由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传阅审批，他们三位的生活习惯不同，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同志都经常工作到很晚，晚上一两点我们还经常收到或送出他们审批后的文件。小平同志睡得早起得早，早上阅批文件。中央办公厅就按他们不同的习惯送批阅文件。

另外，彭真同志几乎每晚一点多钟都会跟周恩来总理通电话，讨论国内外重大事件，交换工作意见等，而且一般都会谈很长时间，打完电话才去休息。我和王林是机要秘书，两人轮流值班，每人值守24小时，节假日也不休息。早上8点交班后，因为还有没看完的东西，所以一般下午4点左右，我又返回办公室，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三、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彭真就让市委找了一块地进行试验

我到彭真同志身边工作时，“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老百姓全都动员起来了，全国上下都想要“超英赶美”。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我感觉彭真同志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但他没有轻易发表意见。比如，其他地方有高产田、放“卫星”，那么北京要不要高产田？高产田“产出”那么多粮食，符合实际吗？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彭真就让市委找了一块地进行试验，并从河北那边请人过来打理这块地，看看到底能翻多深，能打多少粮食。实践出真知，后来，在试验的过程中还真是发现了很多问题。如光照、水分、通风等，这些都无法解决。这样，彭真同志心里就很质疑这些数据和事情。当时，尽管京郊农村粮食产量排在全国的后面，大家感到压力很大，但彭真同志依然指示市里各部门，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及

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还有，在1958年、1959年大炼钢铁时，彭真同志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他经常召集冶金部、煤炭部、林业部、铁道部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到家里进行座谈，了解情况，商议努力完成任务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发现选矿、各种炼焦煤的开采、坑木的采伐运输都无法适应。当时还缺乏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概念，以为炼钢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实现。其实，他已经看到高指标、浮夸风等问题的严重，心中也有一定的想法，但是当时又不可能站出来明确反对。我觉得，这是一位政治家的智慧所在，政治家做事是要顾全大局、把握时机的，时机条件不成熟，强行去做可能会适得其反。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邓小平、彭真同志带领工作组到怀柔重点调查了解食堂问题。当时，农村吃食堂已经搞了三年。可想而知，这么长的时间，食堂的饭菜不可能适合每个人的口味，更不可能适应老弱病残幼的需要，而且刮风下雨等各种情况下都要到食堂去打饭，老百姓不可能都是赞成的。1961年5月，在调查的基础上，邓小平和彭真同志联名致信毛主席，汇报调查情况，并就农村的社队规模、余粮分配、供给制、公共食堂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最后，也促成了公共食堂的最终解散。

四、“很简单，什么事情大，我就想什么事。”

从1966年5月开始，彭真同志就遭到错误批判。刚开始，作为彭真同志的秘书，我们都还待在他的家里，一个多月后，就接到通知让离开，各自回家了。随后也有人让我交代情况，我说我是机要秘书，所知道的事情都是国家机密，不能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开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X会召开。会议刚结束，12月28日，原本在陕西商县遭流放的彭真同志就被接回北京。当天，前往机场接他的人很多，将近200人，大家都是自发前往的。我记得中央组织部有一位副部长是代表党组织前去迎接的。彭真同志乘坐的飞机到达机场后，其他旅客先下机，彭真同志最后下来。一见到他，大家就热烈鼓掌欢迎。然后，他被请到贵宾休息室，大家轮流过去跟他握手问候，和他说上一两句话。

彭真同志回京后暂时被安排住到前门饭店。过了几天，我去前门饭店看望他，跟他说说话。这一次，他坐在沙发上，问我：“你今年多大啦？”我回答：“49岁了。”他很感慨地说：“哎呀，你都快50岁啦。”后来，我就问他：“这十多年来的日子您是怎么过的啊？”他告诉我：“很简单，什么事情大，我就想什么事。”

虽然当时没有细说，但彭真同志还真是这样做的。在人生的低谷中，哪怕是在监狱中，他都始终坚持读书学习。狱中没有纸笔，他将女儿送来的画报和牙粉袋撕成窄窄的纸条，用米饭粒贴在书上，标出重点，加强记忆。几年下来，他用这种方式标出重点的书有30多本。

彭真同志刚回到北京，身边只有一个警卫秘书。看到这种情景，我就主动说：“您如果愿意的话，我还可以回来给您做一段时间的秘书。”他说：“好，可以。”就这样，当然也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我又重新回到彭真同志身边。

1979年2月，彭真同志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担负起领导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的重任。他不顾70多岁高龄，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即使发高烧打吊瓶时，也在审看材料或找人研究问题，还经常带病参加会议汇报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参考“文化大革命”前的法律及草案，以及我国历史上和国外的法律，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实行法制的愿望，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拟定了刑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法律的草案。

彭真同志在主持制定法律的同时，十分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贯彻执行已颁布的法律。他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全体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口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允有任何超越法律之外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他特别强调，要坚决维护工作、社会、生产等正常秩序，因为这些都是国家的利益，都是人民的利益。他的思路很清楚、很明确。我觉得，什么叫大事，这就叫大事。

当时，另一项重点工作是修改宪法。1981年7月，中央决定由彭真同志领导宪法的修改工作。他提出，修改宪法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总结经验，继承并发展。1979年之后，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彭真同志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我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1981年以后，我不再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后来跟他接触就比较少了，只是在他生日或生病的时候去看望他。虽然不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了，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对我的关怀和教诲，使我受益终生，并一直指引着我前行。

我给彭真当秘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项淳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曾给彭真同志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岁月。彭真同志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人格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谆谆教诲使我受益匪浅。

一、以最高标准要求工作

1950年，我刚到机关工作不久，就被调到彭真同志身边做秘书工作。当时，彭真同志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同时兼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彭真同志对我的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我当天的工作一定要当天做完，当时给的任务必须立即着手去办，不允许有任何延误。那时，我负责帮助他看每天的参考资料、报纸上的理论文章，对每天送来的大量文件，或者划出重点，或者做出摘要，或者口头汇报，或者照本宣读。由于白天工作繁忙，这项工作几乎天天要到午夜才能完成，如果他夜里抽不出空来，第二天出去工作以前一定要补上。

彭真同志给身边工作人员布置的工作任务，都会及时检查或听取汇报，他要求我们不能只汇报做了些什么，而讲不出做的结果如何。汇报必须用准确的语言，不能用“大概”“差不多”“可能”这类词句。

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以及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不分白天黑夜连续奋战的工作态度。他的身教比言传更令我终身难忘。

遇到中央布置的起草文件任务或者起草其他的重要发言稿，他都要亲自动笔或者口述，由我们记录、整理，然后他再修改或者酝酿新的意见，再由我们整理出来。彭真同志经常连续“作战”，不完成任务决不休息。

1952年，彭真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是第一次在我国召开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每天的正式会议后，彭真同志都要开代表团党组会议听取汇报，修改、签发报给中央的简报，还要经常和周总理通电话，汇报会议相关情况，确定如何应对的策略方针和具体办法。每天要到凌晨三四点钟他才能休息，早上九点又要开会，这样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星期。会议结束后，彭真同志因睡眠失控不能入睡，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治

疗。

彭真同志的这种严格、高效的工作作风对他直接领导下的北京市委机关和干部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家都公认当时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如市委机关的电话接线员做到了不论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都能很快地把这个人找来听电话。1955年，彭真同志在北京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了《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工作》的报告，以此要求北京市的干部。他说的高标准，首先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切合实际，实实在在地完成工作任务。汇报时不能讲假话、空话、废话。向他汇报的同志，包括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都要努力做到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核实的材料。要是汇报的内容是转手材料或者未经核实的，一被追问就答不出来，就会受到他的批评。彭真同志还时常对我们讲，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的汇报比较准确、比较实际，要我们向他学习。

二、注意方法抓住重点

为了高标准、高效率完成工作任务，彭真同志要求我们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抓要点、抓本质、抓主要问题。工作没有重点，芝麻、西瓜一起抓，一定什么都抓不住。他说：“抓就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住了还要一抓到底，抓出结果来。”

彭真同志最反对空泛的、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言论和文字，反对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文山会海上。他亲自动手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也都是短而精，主题明确，一般不超过2000字，因此，他起草的报告经常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在一次北京市的干部会议上，他针对当时文件很多，有的负责同志整天埋首于文件中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并介绍他自己的经验说，可以请一位同志帮助看文件，做摘要，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解放出来。我那几年所做的文件、文章摘要工作，就是按照他的要求，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对我后来的工作也有莫大的好处。

为了收集到第一手的材料，避免和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彭真同志还要求我们注重调查研究。他常说，正确的意见和决策，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群众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是真正正确的。要善于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从群众的智慧中汲取营养。他要求我们要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交朋友，只有交成朋友，才能听到他们真实的意见。他还身体力行，广泛交往，和许多劳动模范、科学家、作家、教授、医生成了很好的朋友，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彭真同志还要我们注意听取不同意见甚至反面意见。在研究问题、起草文件和

发言稿时，他经常要求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考虑一些问题。他曾经对我说：“要你们在我身边帮助工作，就是要听取反面意见，都是一种意见，何必要你们来呢？”听到不同意见后，他就说，要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他常用毛主席听了各种意见，前后修改了三十几稿，完成著作《论联合政府》作为例子，也引用马克思、恩格斯一些经典著作几经修改的例子教育我们，说：“每次修改不就是修正自己的错误嘛！正确的意见，只有经过同反面意见的比较，才能站得住脚，才能作为真理来坚持。”

三、起草笔杆子君精益求精

许多同志反映，彭真同志讲话有时连稿子都没有，信口讲来，却让人听起来那么过瘾、解渴，许多难题迎刃而解。

其实，彭真同志何尝有过一次是“信口”讲话！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为了准备一次讲话，他总是要全面了解情况，抓住主要问题反复研究思考。讲话提纲写了一遍又一遍，重要提法改了一遍又一遍，一天不讲，一天不停地改，若几天不讲，就几天睡不好觉。

一次，彭真到天津看望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老部下，本来是没有准备讲话的，可当时天津市委领导同志说第二天是“七一”，希望彭真同志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为了准备那次讲话，彭真同志一直熬到了凌晨4点钟。第二天，他就新形势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问题，作了精彩的演讲。

彭真同志就是这样“信口讲来”的。

每次讲话之后，整理成讲话“要点”，他又要反复推敲，一字一句审定。彭真同志多次要我们学习陆机在《文赋》中讲的“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言不速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他对这段话作了新解：“意必称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本质地认识事物，这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言必称意，这是科学的叙述方法。”

还有一次，彭真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从下午9点半讲到下午1点，站着讲，没有休息，一口气讲完。讲过之后，三万多字的记录稿被提炼为八千多字的讲话“要点”，他又反复推敲、修改了9遍，才印成正式文件。他说：“谁让你当了‘官’呢？讲了话，人家是要执行的。不搞准确，容易引起误解，影响下面工作，不认真不行啊！”

彭真同志曾主持起草了很多法律法规，在起草这些法律法规时，他总是反复推敲，精益求精。他常说，我们的法律要清楚准确、明白好懂，能真正解决

矛盾。为此，立法必须严肃慎重，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逐字逐句加以酌定。在起草《刑法》初稿时，彭真同志亲自和起草人一起，逐条研究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反复分析比较，以兹借鉴。在起草《中外合资企业法》时，他研究了列宁关于租让制的理论和实际，搜集了一些国家引进外资的法律，提出了主要问题，逐个做了研究、讨论，制定出了我国第一部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法律，并将其原则载入了《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