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篇）2026年7月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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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篇）2026年7月调研报告


目录


一、写作技巧


1.刘海燕：深耕“责任田”打好“组合拳”白银队以精准调研提升统计


服务质效…1


2.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占明：


如何让调查研究蔚然成风…3


3.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曾靓：


税务调研选题与报告写作技巧…5


二、党政机关


4.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杨慧：


“储”能前行向“新”提质四川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调研报告11


5.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飞”出低空经济新天地关于加快推动海南低空旅游新业态发展的调研报告…16


6.咸阳日报记者马沅聪：把“责任清单”变成百姓的“幸福账单”来自


咸阳市大气污染治理一线的调研报告…21


7.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调研组：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路径探索…26


8.安徽省财政厅课题组：


财政支持投融资体系赋能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的思考…31


9.岳阳市社：车轮上的集市流动中的服务湖南省岳阳市“流动供销”为


农服务的调研报告…42


10.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农业农村局陈明：城乡融合背景下推进乡村富美“四优”工程改革实践探索以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为例46


11.杭州市城市管理局王宇焕：


从“灭火”到“防火”：网络舆情源头治理的逻辑与路径于杭州市


流动摊贩疏导服务的实践探索…53


12.嵩明县融媒体中心段丽波：从“生态高颜值”到“发展高质量”云南


省嵩明县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实践探索58


13.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高建玉：


关于推动解决森林草原防火两个普遍性问题的调研报告…63


14.陈鑫：贵州遵义“谋透合”工作法赋能行业穿透式审计贵州省遵义市


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实践探索68


15.董超、孙建光：


宁波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调查研究…72


16.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农业农村建设服务中心张国顺：


宁夏固原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做法与成效、问题及对策…79


17.光明日报调研组：且看经济第一大省的这份“文化答卷”广东文化传


承创新发展的实践探索84


18.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课题组：


　　深入实施税费征管“强基工程”背景下精准为基层减负路径探究……9419．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关于总书记在浙


江工作期间领导金融工作实践的调研报告…98


20.湖北科技学院师范学院邓红莲：


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108


21.中共浙江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徐旭：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的路径创新


与体系构建基于浙江实践探索的思考117


22.联合调研组：


雄安新区调查：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新路径…130


23.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合课题组：


沿海城区向海图强的实践探索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137


三、高校


24.贺慧淳、贺小慧：党建引领下省属国企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优化


路径研究基于对Z市F社区的考察149


25.王俊奇、李成林：高职院校“567”育人矩阵的构建与实践探索以云


南财经职业学院为例154


26.娄底开放大学王媛媛：


机关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60


27.苏州百年职业学院李世明：


基于创业能力培养的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探索…165


28.杭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标：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的价值、困境与进路基于杭州市Ｈ村的调查分析169


29.太原学院李俊毅：


乡村数字经济实践探索…180


30.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会计学院张慧：


中小企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86


31.河南科技职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琰：


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92


四、企业


32.宁波市国资委沈红平：党建引领强根基品牌赋能谱新篇宁波市国资国


企扎实推进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198


33.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石油分公司纪检监督部主任王丹：


构建多维度全链条监督体系的实践探索…201


34.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苏煌：


国有企业合规管理重要意义与存在问题及对策…203


35.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向泽燕：


国有企业群众工作的实践探索与深化路径思考…208


36.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集团公司流程治理机制建设研究”课题组：


　　健全流程治理机制推动国有企业流程管理体系建设行稳致远 …… 21337．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刘征杰：


新形势下国企纪检监察机构自身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220


38.兰陵县自来水公司杨少芹：


信息化时代企业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24


39.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内蒙采油厂鲁国勋：


油田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深化路径思考…229


五、医院


40.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朱滨海：公立医院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协


同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江苏省医院的调研分析234


六、其他


41.浙江日报全媒体理论部主任潘如龙：


从“坐编”到“行编”：创新理论宣传的重要路径以浙江日报党的创


新理论宣传实践探索为例241


42.深圳市物业经理人学会党支部书记姚成新：


党建引领文化筑基：破解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高质量发展之道深物公


司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245


43.人民日报社研究部主任编辑王志锋：服务大局，心系民生，助力国家


治理现代化新时代人民日报舆论监督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251


44.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汉字文化，何以既“守正”又“出圈”对汉字文化传播的观察与思考…25845．呼和浩特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中心任国栋：呼和浩特：老旧小区


“好房子”标准建设化“改造”为“升级”的实践探索264


46.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王霄杰：


内部审计整改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268


47.邯郸市农业科学院韩雅利：


农业科普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75


48.全国党建研究会调研组：


如何更好把新就业群体紧密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278


49.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共识教育效能何以提升？


基于“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办学路子的新范式构建284


50.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课题组：


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293


51.光明日报调研组：


文学，成了他们的“铁杆庄稼”走近西海固农民作家群体299


52.山东港口渤海湾港马瑞洁：


思政领航向港口建新功新时代港口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探索307


53.连云港市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韩善红：


政府在绿色食品发展中作用的调查研究…309


54.湖南省城市地质调查监测所李梦龄：


抓好地勘单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探索以C所为例315


深耕“责任田”打好“组合拳”白银队以精准调研提升统计服务质效


刘海燕


（2026年7月2日）


　　本报讯今年以来，国家统计局白银调查队紧扣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紧盯经济运行堵点、民生保障痛点、决策服务难点，靶向发力、深耕一线、精准赋能。通过常态化实地调研、深层次分析研判、精品化成果输出，切实当好地方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参谋助手”，全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聚焦经济指标监测，研判发展态势。白银队立足统计调查主责主业，紧盯农业生产、城乡就业、居民消费、物价运行等核心调查指标，常态化梳理指标波动趋势，精准研判经济运行态势，高质高效形成月度、季度分析材料。紧扣产业转型升级、企业提质增效、市场消费复苏、乡村特色产业培育等重点工作，开展靶向式、嵌入式调研。依托一线精准调查数据，持续产出《白银市一季度畜牧业生产情况分析》《从消费视角分析白银市特色农产品市场发展潜力调研报告》等分析成果，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真实精准的调查数据支撑。系统梳理研判“十四五”期间农业生产、居民收入、市场价格等核心指标运行走势，全面总结五年发展成效、梳理结构性发展短板、提炼经济发展规律，形成专项指标分析成果，为全市及各职能部门谋划制定“十五五”产业发展、民生增收、物价稳控等重点举措，提供翔实的数据基础和科学的研判依据。


　　聚焦民生领域调研，全面摸清基层实情。白银队始终秉持“为民调查、实事求是”的工作理念，将调研触角延伸至基层一线，把工作重心下沉群众身边，扎实开展各类民生专项调研。针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养老机构、城乡社区及乡镇，全面摸排养老床位供给、适老化改造及助餐助浴、上门陪护等养老服务落地实效，精准掌握高龄、独居、留守老人的真实养老诉求，梳理出城乡养老资源分配不均、居家养老服务覆盖不足、传统养老模式难改变等问题。针对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移风易俗突出问题开展入户走访调研，摸清基层民俗现状、群众思想顾虑及乡风整治政策落地堵点，客观研判政策实施成效，形成接地气、有温度、高价值的民生调研成果，为全市优化资源布局、升级民生配套服务、深化移风易俗工作提供了丰富扎实的调研数据和科学研判支撑，推动各项民生政策精准落地、直达民心、惠及群众。


聚焦成果转化赋能，提升服务质效。白银队持续健全调研工作全流程闭环


工作机制，加强与发改、工信、民政等部门的数据互通与业务协作，凝聚工作合力。聚焦调研成果落地转化，精心打磨精准务实、参考性强的统计调研产品，第一时间报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参阅。同步依托政务OA系统优化呈阅件流转机制，拓宽成果推广运用渠道，全面提升统计工作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支撑效能。其中，《白银市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安全与生产情况专题调研报告》


《白银市农村电商发展现状调研报告》《白银市老年人消费环境情况调研报告》等多篇优质调研提出的针对性意见建议，被发改、工信、商务等部门吸纳并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有效破解区域经济发展堵点难点、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充分彰显了统计调研赋能发展、服务民生的职能作用与实干成效。


如何让调查研究蔚然成风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占明


（2026年7月2日）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开展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能为推动科学决策、精准执行、防范风险提供重要保障。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调查研究是连接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的关键桥梁。然而，在调研与治理实践中，调查研究常沦为“盆景式”考察或“蜻蜓点水式”座谈，研究者往往带着预设的结论下基层，而基层则为了对上负责，提供经过“修剪”的材料展示政绩，导致有的调查研究异化为一种“形式化”符号。这种调查研究的“形式化”倾向，一方面容易使决策层陷入“信息茧房”，另一方面也会弱化其推动理论创新的功能。


　　让调查研究蔚然成风，需要深刻剖析调查研究陷入边缘化困境的深层机制。调查研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源在于认知范式偏差、制度激励错位与主体能力不足。首先，伴随量化研究发展与学科交叉融合，数理模型以其方法严谨性和逻辑客观性，逐渐成为知识产出的重要载体，导致学术界出现“重定量、轻定性”的倾向，而将调查研究中的人际互动与现场感悟视为非规范的经验叙事。这种认知范式偏差导致部分研究者盲目追求海量数据及其生成的量化分析结果，脱离深入田野的具体实践，丧失对时代脉搏的真实感知。其次，愈发严苛的考核机制强化了成果的“短平快”倾向，造成进一步挤压调查研究生存空间的激励错位。随着数据采集、处理及分享技术的发展，量化研究已形成一套便捷、高效的知识产出模式。相比之下，深度调查研究仍属于高投入、长周期的“脏活”“累活”。调查研究所需的人际互动，因其复杂性难以被简单技术替代，其成果无法短期变现，导致制度激励出现错位。最后，调研能力的不足与专业素养的匮乏，构成调查研究的隐性准入门槛。调查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深厚的洞察力、思辨力与概括力。有的研究者虽然具备操作复杂算法的能力，但是缺乏在村落、工厂等复杂场域中厘清脉络、探明本质的洞察力，使得调查研究难以产生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


　　让调查研究蔚然成风，需要系统推进认知重塑、制度激励与能力培养的全方位变革。一是重塑研究者的研究意识，让其回归“从实求知”的初心。调查研究不应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空谈，而应从客观存在的社会实际出发，扎根


中国大地，了解现实民情，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在田野中摸清社会运行的真实机制。研究者应深入村镇、企业等微观场域，培养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确保研究有“生命温度”。二是优化科研评价体系，建立跨领域的多元激励机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破除单一的论文导向，将高质量的调研成果纳入学术评价的主流序列。学术期刊应发挥“风向标”作用，如增设“调研报告”等特色栏目，鼓励对重大实践问题进行深度探索。在人才评价、职称评审制度上，可将优秀调研报告、咨政报告等研究成果列为代表作，从评价体系上为高质量调查研究筑牢制度支撑。三是推动能力培养转型。各类科研机构应强化质性研究训练，破除“二手叙事”与“预设结论”对独立思辨的遮蔽，引导研究者主动深入实际。同时，落实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牵头调研课题的制度要求，以“关键少数”带动形成良好的调查研究之风。


　　让调查研究蔚然成风，需要准确锚定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坐标。从理论构建的维度来看，调查研究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是一手数据的来源渠道，更是原创理论的源头活水。唯有通过扎根中国大地的调查研究，才能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将理论观点建立在坚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实现从特殊向一般的理论升华。就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依据调研作决策是确保党和政府决策科学性的关键环节。高质量的调研成果作为治理体系的“传感器”，可以弄清楚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与基层的突出问题，填补宏观数据之外的认知盲区，防范“合成谬误”的发生。在国际视野下，如何让世界听懂中国声音，取决于我们能否提供论证严密的调查研究，凝练独具特质的实践经验。沉浸式的田野观察，可将抽象的宏大叙事转化为鲜活的生活语言。这种对中国社会日常图景的微观描绘，能够以具体的人的生命历程产生跨越文化边界的叙事共情，从而提升中国学术的传播力影响力。


　　在技术迭代与算法盛行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归“第一现场”，让调查研究蔚然成风。我们应当扎实开展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行稳致远，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


税务调研选题与报告写作技巧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曾靓


　　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税务调研是税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理论与实践、服务决策与推动落实的关键抓手。找准调研选题和方向，是开展调研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一份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力抓手。笔者结合学习和工作实践，聚焦税务调研的核心环节——选题与报告写作，分享一些思考与心得。


税务调研选题的方向


　　税务工作具有鲜明的政策性和较强的实践性，调研选题要呼应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跟经济发展大局，从中央层面的重要会议精神及重大任务部署，到国家税务总局层面的重要会议讲话及任务部署要求，再到基层税务部门的政策落地、风险防控重点工作任务及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都是税务调研选题的重要来源。


（一）从中央层面的重要会议精神及重大任务部署中找选题


　　全国两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对我国经济工作给出明确的发展方向指引，也有具体的部署要求。在学深悟透弄懂的前提下，可从中挖掘出与税务部门相关的重要工作任务，以及需要税务部门落实解决的重要问题，以此为切入口确定税务调研选题方向。今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十分明确具体的涉税部署，比如，“优化税制结构，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扩大综合征收范围，健全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这些部署要求紧扣财税制度优化和完善，涉及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收入分配、绿色发展等方面，明确了税务工作的重点任务，为税务调研选题框定了基本方向。


（二）从税务总局层面的专项工作部署要求中找选题


　　今年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主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税务领域改革、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引导合规遵从等方面对税务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作出部署，围绕上述部署找选题，能确保调研工作与上级要求同频共振，提升调研成果的认可度和应用价值。比如，税务总局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


以及各类会议上，多次强调将纠治“开票经济”作为税务部门专项治理工作，因此，“开票经济”涉税问题可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税务调研选题方向。又如，针对平台经济无序竞争、偷逃税款等问题，国务院出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税务总局严格落实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并出台配套公告，加强跨境电商、灵活用工、网络货运等平台监管。基层税务部门在推进上述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便可作为税务调研选题的重要方向。


（三）从基层税务干部及纳税人缴费人实际需求中找选题


　　基层税务干部每天从事具体的征管、服务、政策落实等工作，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困惑、每一个难点，都可能成为优质的调研选题。比如，在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中，存在“研发活动”认定标准模糊、不同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标准不一等问题。对此，可以围绕“企业错享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开展调研，深入分析问题根源，并提出相关解决措施和建议。又如，新电子税务局等“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方式为纳税人缴费人办理业务提供了更多选择，但乡村纳税人在使用新电子税务局时存在操作困难、咨询渠道不畅等问题，可针对“乡村纳税人办税缴费便利化问题及解决路径”这一选题开展调研工作，为提高税费智能服务质效提供参考。


　　税务调研选题的确定选题不必追求“高大上”，关键在于找准切入点、贴合实际需求。结合当前税务部门工作实践，税务调研选题可重点聚焦四大方面，这些方面既是税务工作的核心重点，也是基层实践中问题集中、需求迫切的领域，能为调研开展提供丰富的实践素材，确保选题具有较高的针对性和价值性。


（一）政策落实类


　　税费政策是税务工作的核心依据，政策落实的效果直接关系到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和纳税人缴费人的切身利益。税制改革举措、税费优惠政策等的落地成效、存在问题及优化建议，是税务调研的一个重要方面。


　　示例1：某省税务部门在调研中发现，为支持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下发有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税费优惠政策，但是在落实税费优惠政策过程中出现了资格认定错误、错享优惠等问题，导致政策红利未能精准释放。一是相关部门在资格认定上过于注重数量，而忽略了企业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目的，有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主要目的是方便投标而非享受税费优惠政策。二是税费优惠政策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强行绑定，由于审计、巡视时对应享尽享税费优惠政策有要求，且判断是否


应享以是否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为准，故基层税务部门有时明知企业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但不一定符合享受税费优惠政策的条件，也让企业申报享受优惠，这存在较大风险。三是研发争议项目鉴定难、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核困难，比如“研发活动”的认定标准模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存在扩大化适用。


（二）征管效能类


　　征管效能是税务工作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随着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不断推进，如何提升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防范征管风险，成为税务工作的重要课题。因此，可围绕税收征管流程优化、征管手段创新、税源管理提质等开展调研。


　　示例2：在税源监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可针对大数据在税源监控中的应用开展调研，聚焦基层税务部门大数据平台的使用情况，梳理大数据在税源识别、风险预警、精准征管等方面的应用成效，分析存在的数据共享不充分、操作人员能力不足、数据应用不深入等问题，提出加强数据整合、开展业务培训、优化应用场景等建议。


　　示例3：部分房地产企业存在资金链断裂、无可处置资产、保交楼账户执行难等复杂情况，导致整体压欠空间日渐收窄、追缴难度越来越大。在清理欠税工作中，强制执行时部分企业仅有机器设备，无自有房产、土地，存在难以成功拍卖变卖的风险；阻止出境举措中，仅能针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而一些企业法定代表人系为他人“顶名”，并非实际经营者。对此，针对当前清理欠税中遇到的困难开展调研也是一个重要方向。


（三）纳税服务类


　　纳税服务是税务部门的核心职能之一，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纳税人缴费人满意度的重要抓手。税务调研可聚焦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围绕优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质效、改善营商环境等展开。


　　示例4：为更好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税务总局与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开展“银税互动”活动，通过依法合规共享企业纳税信用信息，帮助银行精准为守信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促进企业诚信纳税。在“银税互动”持续深化过程中，可能会面临银税企信息不对称、企业数据安全和保密、银税双方监管责任落实等问题，可针对其中涉及的难点、堵点，开展专项调研并探索解决路径。


（四）风险防控类


税务风险防控是税务工作的重要底线，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涉税风险


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特点，针对税收征管中的涉税风险、偷逃税防控等问题开展调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示例5：某省税务局在2024年重点风险事项一体化综合监督工作中，共确定重点风险事项34个，在对风险事项进行分析整理后，发现需要重点关注部分纳税人房产长期未申报房产税的问题。在某有限公司的风险事项中，纳税人获得房产的时间为2016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报表中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的账载金额为8000多万元，但是纳税人未有任何房产税申报记录。经查，是由于税务部门未对相关房产进行重点监督，导致房产税长期未申报缴纳。以上风险事项可作为税务调研的选题方向，从中挖掘税务监管漏洞，为堵漏增收提供决策支持。


税务调研报告的撰写


　　如果说选题是税务调研的“航标”，报告写作就是调研成果的“载体”。一篇高质量的税务调研报告，不仅要内容真实、逻辑清晰、语言规范，还要突出重点、贴合实际，为税收决策和工作推进提供有力支撑。在满足基本的结构框架和写作要求前提下，运用一些实用的写作技巧，能进一步提高报告质量，增强报告可读性和实用性。


（一）数据运用技巧


　　数据是税务调研报告的重要支撑，合理运用数据有助于让报告更具说服力和专业性。


　　数据要精准。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数据运用的前提，引用的数据必须来自调研实际或官方统计，严禁虚构、篡改数据，保障数据的可信度，比如“某市税务局2025年统计数据显示”“本次调研统计数据显示”“某县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等。同时，要确保数据表述的准确，比如“2024年，某市税务局针对全市6家农村商业银行进行核查，共查出漏征税收1.8亿元，这一专项应对也带动全省对77家


　　农村商业银行进行核查，查实存在问题的疑点企业48户，截至目前，在全省共查出应补税金10亿元以上”，其中“查出应补税金10亿元以上”表明税金尚未追缴入库，不能简单表述为“查处税金10亿元以上”，否则容易让读者产生歧义，认为已经追缴入库10亿元以上税款。


　　数据要切题。数据的运用要围绕调研主题，服务于问题分析和观点表达，避免为了堆砌数据而引用无关数据。比如，在撰写“平台企业税收征管中的数


据交互与涉税问题研究”报告时，引用的数据应聚焦平台企业的数量、税收贡献、数据交互情况等，避免引用与平台企业无关的其他企业数据。同时，要注重运用数据之间的对比和差异，支撑观点的表达。比如，通过“某市2026年1—2月在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2%的背景下，制造业税收同比增长3.3%”的数据对比，说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增量政策的实施有助于进一步扩充税收来源、夯实税源基础。


（二）案例运用技巧


　　案例是税务调研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让报告更具实践性、可读性，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调研发现的问题和所提出的对策建议。


　　案例情况要典型。典型案例能集中反映调研主题的核心问题或成效，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比如，“某有限公司的资产被多方债权人申请执行，税务部门在进行强制执行过程中，完成了6家金融机构的7个银行账户资金核查，对接了不动产登记中心、自然资源局、公安车管所等5个职能部门，


　　完成了11项权属核查工作；由于程序繁杂、平均办理周期较长，在税收强制执行阶段，税务部门与某法院在同一天查封了该企业部分车位，导致后续强制执行中需与该法院共同协商执行强扣财产”这一案例，可论证“欠税企业资产查询流程繁琐存在税收流失风险”的问题。


　　案例表述要简洁。案例的表述要简洁凝练，避免大段描述案例的细节，重点突出案例反映的核心问题或经验，与调研观点相呼应。比如，在介绍税务部门获取合伙企业股权转让信息追缴税款时，简要说明“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获取合伙企业持股平台涉税信息，先后对49户合伙企业持股平台的疑点进行探索应对，共查补入库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2.38亿元”，将税务部门的调查手段、做法与成效表述清楚即可，无需过多描述无关的过程细节。


（三）语言表达技巧


　　语言表达是调研报告的“外衣”，语言逻辑清晰、简洁流畅，能提高报告的质感性，确保读者能抓住重点，在短时间内获取重要和关键信息。


　　逻辑清晰。报告的整体逻辑要清晰，注意使用恰当的过渡词、过渡句，确保行文流畅。比如，从“现状呈现”过渡到“问题梳理”时，可使用“在看到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政策落地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过渡句；从“问题梳理”过渡到“原因分析”时，可以使用“深入分析上述问题，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点”的过渡句。同时，句子之间


要逻辑连贯，避免出现语序混乱、语义重复等问题。


　　简洁凝练。调研报告是实践性较强的文书种类，其出发点是发现问题，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因此，写作过程中要注重简洁凝练，删去冗余表述、无关内容和重复内容，确保报告的每一句话都有价值。比如，避免重复描述同一数据、同一案例；避免使用过于冗长的铺垫和修饰，开门见山、直击重点；避免使用空洞、无意义的表述，确保内容具体、有针对性。


（四）常见写作误区


　　在税务调研报告写作过程中，容易陷入一些常见误区，导致报告质量不高，难以发挥实际作用。


　　避免“重描述、轻分析”。调研报告不只是简单呈现调研情况，重点要做好问题分析、原因剖析，体现调研价值。部分基层干部在写作时，过于注重现状描述，大段呈现调研数据和案例，却缺乏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原因剖析，导致报告“只见现象、不见本质”，无法体现调研的价值。比如，仅描述“政策知晓率偏低”这一现象，却不分析“为什么知晓率偏低”，无法为后续提出对策建议提供依据。


　　避免“重对策、轻依据”。对策建议要基于调研发现的问题和原因分析而提，不能凭空提出，确保有依据、可落地。部分基层干部在提出对策建议时，没有结合调研发现的问题和原因，凭空提出一些“空喊口号”式的建议，缺乏实际依据，无法落地执行。比如，仅提出“加强政策宣传”的建议，却没有结合“宣传方式单一、宣传力度不足”等原因提出具体的宣传举措，导致建议无法落地、价值不高。


　　综上，税务调研是洞察征管实情、破解工作难题、服务科学决策的重要抓手，税务干部要立足基层税务实践，紧扣工作重点、紧盯一线痛点，精准选择调研课题，摒弃空泛选题误区，让调研贴合实际、贴合需求。同时要用好数据案例、理清逻辑脉络、务实谋划对策，以写实笔触反映真情况、剖析真问题、提出实举措。在日常工作中勤调研、善思考、常动笔，不断锤炼调研思维与文字功底，努力产出更多接地气、有深度、可落地的优质调研成果，以扎实调研之力赋能税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储”能前行向“新”提质四川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调研报告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杨慧


　　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也是四川继晶硅光伏之后重点布局的绿色低碳优势产业。为深入了解当前四川新型储能及固态电池产业发展现状，近期，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对省内10个市县、40家产业链重点企业［1］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新型储能产业已初步形成集聚效应，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研发有所突破，但仍面临产业配套不完善、要素保障不足、项目经济性不佳、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等多重挑战，亟需政策精准引导，破解发展困局，推动产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


产业势头强劲，四川储能站上“千亿赛道”


　　近年来，四川各地积极推动优质项目落地，一批锂电、固态电池、钒液流电池项目相继签约、建设、投产，产业新增长点加速涌现；同时四川储能研发创新取得重要突破，固态电池、新型长时储能、全钒液流电池领域一批关键技术达到国内领先甚至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四川新型储能产业规模迅速壮大，拥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100家，2025年实现产值约900亿元，相关就业人员超万人［2］。


　　锂电储能：全链集群成型，产能超百GWh。四川锂系列产品综合产能居全国第一，构建形成“锂资源开发—锂电材料—电池制造—系统集成—终端应用”的全生命周期产业集群，建成基础锂盐、镍钴原料、正负极材料、动力及储能电池等产业基地，主要分布在成都、宜宾、遂宁、眉山等地。截至2026年6月，四川拥有锂离子储能电池制造企业28家，全球10大储能企业有4家在川布局，技术装备水平位居全国前列。2025年，四川锂离子储能电池产能规模达115GWh、产量89GWh，实现产值近900亿元。


　　全钒液流电池：手握“钒王”王牌，产值约10亿元。四川钒电池储能产业基础雄厚，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产业链条最完整的钒产品生产基地，拥有全球钒产能第一的生产企业，建成全钒液流电池完整的研发和生产体系，某石墨毡企业电极材料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50%。并且，攀枝花“中国钒电之都”成为钒产业响亮名片。截至2026年6月，四川拥有钒液流电池企业20家，建成钒电解液产能规模6.3万立方米，钒电池产能规模2GWh，2025年实现产值约10亿元。


钠离子电池：异军突起，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四川钠离子电池产业位居全


国前五，已布局形成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精密结构件、电芯及Pack的全产业链，主要分布在自贡、达州、遂宁、巴中等地。截至2026年6月，四川拥有钠离子电池企业24家，具备全球领先、自主研发的钠离子电池生产工艺。现已建成钠电正极材料5000吨、硬炭负极材料1.1万吨，投运1GWh储能电站1座，2025年实现产值约5亿元。


光环之下，困局待破


产业链“断点”突出，本地配套能力不足


　　从全省视角看，四川储能产业链呈现“上游偏强、中游薄弱、下游缺链”的失衡格局。67.5%的调研企业认为本地配套企业少、供应链不完整，严重制约了产业协同效率和成本控制能力。


　　上游材料外销，本地消纳不足。全省上游锂盐及正负极材料产能富集，但因中游制造环节薄弱，大量原材料外销省外，未能形成“材料—电芯”本地闭环。如雅安、遂宁等地锂电材料企业主要客户为宁德时代、比亚迪等省外企业，有公司反映核心材料（硫化物电解质等）本地配套率不足，关键设备（如干法电极涂布机）依赖长三角采购。


　　中游电芯薄弱，集成缺位。全省中游电芯制造起步晚、产能尚未充分释放，系统集成环节缺乏龙头企业引领。全国前十的储能系统集成商中，除某机车所布局宜宾外，其余尚未在川落户制造基地。德阳某公司自2023年起尝试从省内采购磷酸铁锂材料和铜箔，但因质量参数不达标至今未形成稳定供应。


　　下游应用推广受阻，市场受限。受中游电芯与集成能力双重短板影响，下游储能项目（电网侧、用户侧、电源侧）应用推广面临明显阻力。全省已公布的电网侧新型储能项目虽规模可观，但实际落地并网进度较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4月，已明确建成并网的储能项目合计规模仅约1GW/2GWh左右，与已规划的超6GW项目总量相比，实际落地比例仍然偏低。


储能政策深度调整，传统盈利模式受冲击


　　2025年9月起，四川陆续出台储能新规，政策从“强制配储”“锁定价差”转向市场化驱动，工商业储能长期依赖的固定峰谷差套利模式被彻底打破。


　　峰谷价差收窄，收益锐减。2026年4月，四川发布《电力中长期市场实施细则》，明确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不再人为规定分时电价水平和时段，除7月、8月外，其余10个月电价完全由市场化形成。据调研，32.5%的企业以峰谷价差套利为主要盈利模式，价差收窄导致传统“一充一放”模式难以为继。


　　容量租赁需求收缩，低于预期。2025年9月，四川取消新能源项目强制配储相关规定，不再将配置储能作为新建项目核准、并网的前置条件，2026年1月起正式执行后，容量租赁市场急剧萎缩。某储能电站预计每年减少租赁收入2000万元—3000万元，占其预期总收入的40%以上。


　　分时电价即将取消，模式瓦解。根据电价政策新规，2027年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政策，改为市场化电力交易电价，全省用户侧储能项目面临系统性风险。某公司反映，一旦取消分时电价，用户侧储能盈利模式将面临瓦解。遂宁某储能项目当前投资回收期已达5—7年，若分时电价取消，回收期将超过15年，项目完全丧失投资价值。


　　要素保障不足，企业经营成本高企用电成本持续攀升。随着小水电补贴政策退出，储能上下游高载能企业用电成本明显上涨，40%的调研企业反映电网接入受限、电价成本高。如雅安某企业反映枯水期电价0.5元-0.6元/度，较西北地区高出0.2元-0.3元/度，企业已计划在甘肃等电价优势区域布局新建产能。某新材料公司年用电量8000万度，电价上调每年直接增加成本400万元。


　　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储能供应链尚未形成省内闭环，跨省运输高度依赖公路，35%的调研企业反映专用仓储缺乏、运输通道不畅。储能产品多属第9类危险品，目前仅川渝两地允许其有条件通行高速公路，多数省份禁止，某公司反映物流受限导致跨省运输周期从3-4天延长至7-10天。某新材料公司满产时日均需20余辆大型货车，由于缺乏专用停放、中转设施，转运成本高企。


　　园区配套严重不足。87.5%的园区内企业认为生活与商业配套短板严重制约企业正常运营与员工稳定性。如某公司仓储用地缺口6000平方米，成品仓储缺口达1万平方米，直接影响产能释放。


创新技术迭代快，研发转化瓶颈突出


　　四川储能产业多数龙头及链主企业“生产在本地、研发在总部”“重生产、轻研发”现象突出。调研显示，37.5%的受访企业仅聚焦现有产品，未布局研发；仅有5%的企业进行长期研发投入。


　　技术与工艺瓶颈突出。固态电池在材料稳定性、界面离子传输、制造工艺等方面存在共性难题。全固态电池单电芯成本约3500元，是传统液态电池的数倍。其中，核心原料硫化锂市价超过300万元/吨，在单电芯成本中占比高达80%，而传统液态电池中电解液的成本占比仅约5%左右。


产业转化周期偏长。从实验室到中试放大的转化周期通常需5—7年，与头


部企业将2027年定为全固态电池量产装车的时间节点相比，四川产业化进程差距明显。中试平台布局不均。固态电池等领域缺乏覆盖全省、功能完善的中试及检测认证平台。某实验室虽已投资5500万元建成固态电池中试平台，但服务范围局限于成都及周边地区，雅安、乐山等地企业仍需委托省外第三方机构进行研发测试。


　　高精尖人才缺乏。70%的受访企业反映高端复合型人才引留困难，53%的企业认为产学研合作不畅。宜宾某企业计划组建200人的研发团队，目前仅有20名工程师，急需引进博士15人，多次招引无果。乐山某企业反映，高校研发难以适应储能行业快速迭代，钒储能面临“缺经验、缺人才、缺资金”等多重困难。


应用场景开发不足，项目经济性不佳


　　超六成受访企业反映本地应用场景开发不足。2025年全省备案用户侧储能项目超200个，但收益模式单一、经济性不足问题突出。


　　电网侧储能收益机制尚不健全。四川容量电价配套细则尚未落地，企业收益预期不稳。多家企业反映独立储能调峰补偿350元/兆瓦时，新能源配建储能调峰补偿仅40元/兆瓦时。容量补偿缺位，投资回收周期超10年，部分项目面临亏损。


　　用户侧储能依赖单一盈利模式。多数项目以峰谷价差套利为主，缺乏多元化收益。虚拟电厂、共享储能等尚处探索初期，全省未形成成熟商业模式。


　　零碳园区等新兴场景开发不足。四川“能源西、产业东”空间错位，限制零碳园区储能规模化发展。大规模长时储能经济性待提升，多能互补智能调控能力不足。


五策并举，静待东风


　　强化产业链协同，补齐本地配套短板。围绕“上游偏强、中游薄弱、下游缺链”的失衡格局，推动储能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以现有链主企业为牵引，建立上下游协同攻关机制，重点引进储能电芯制造、系统集成等中下游环节企业，逐步提升本地配套率。推动形成“材料—电芯—集成—应用”全链条闭环，增强产业集聚效应和抗风险能力。


　　完善政策与市场机制，稳定产业收益预期。建议在电力市场化改革框架下，加快完善新型储能收益机制，通过政策引导支持储能电站参与调频、调峰、备用等多元化服务获得受益，拓宽收益渠道，避免政策剧烈调整冲击行业信心。推动省级容量补偿配套细则尽快出台，参照广东、内蒙古等省份标准给予合理


补偿，稳定电网侧储能项目投资预期。


　　优化要素保障，多措并举降本增效。针对储能企业反映的用电成本高、物流成本高、园区配套不足等突出问题，打好要素保障“组合拳”。探索将储能产业纳入水电消纳示范区支持范围，鼓励企业通过电力多边交易、绿电直供等方式降低用电成本，平稳衔接小水电补贴退出过渡期。针对储能产品属第9类危险品、跨省运输受限的现状，会同交通、公安等部门研究科学合理的运输管理方案，开辟绿色通道，加快铁路货运专线规划建设。


　　聚焦前沿技术，突破创新转化瓶颈。设立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重大专项资金，建立研发风险分担机制，对中试及产业化失败项目给予适当补偿，降低企业创新风险。统筹布局中试平台和检测认证中心，补齐大功率产品测试、电池检测认证等公共服务短板，解决本地企业研发测试需委托省外第三方机构的困境。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组建“储能产业创新联合体”，围绕固态电解质、大容量电芯等关键共性技术开展联合攻关，缩短从实验室到中试放大的转化周期。


　　拓展应用场景，激发市场内生潜力。持续创新“储能+”应用场景，在全省推广“光伏+储能+充电桩”综合能源服务、“光储能+虚拟电厂”聚合交易、零碳园区等模式，在“三州一市”和工业负荷集中区域探索建设独立储能电站。大力发展用户侧储能，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对工商业储能项目给予装机或放电量补贴，缩短投资回报周期。


“飞”出低空经济新天地关于加快推动海南低空旅游新业态发展的调研报告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低空旅游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极具潜力的新兴业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重要抓手。近期，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实地走访海口、三亚、儋州、陵水、万宁、乐东、文昌7个市县17家低空旅游企业，面向485名省内外消费者开展问卷调查。调研表明：海南低空旅游禀赋优越、市场前景广阔，“空中看海南”文旅品牌建设初显成效；但同时也存在大众认知不足、空域管控受限、配套基建与游玩场景开发滞后、融资不畅等短板，需多措并举破解难题、助推产业提质。


　　海南低空旅游发展基础好、潜力大、动能强依托海南自贸港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持续强化的政策支撑以及不断优化的服务品质，海南低空旅游发展步伐加快，逐步形成“政策引导、企业主导、市场驱动、多元融合”的发展格局，成为海南旅游业乃至全国低空旅游业的重要增长极。


　　资源禀赋优势突出，产业发展基础较好。海南坐拥气候、景观、客源、改革试点等多重发展优势。地处热带，全年适宜飞行天数超300天，飞行运营时间显著高于国内其他省份，为项目常态化规模化落地提供有力保障；绵长海岸、热带雨林、海岛礁盘等特色地貌，适配直升机、水上飞机、跳伞、滑翔伞、热气球等多元低空产品开发，覆盖多层次消费需求。同时，旅游业是海南四大主导产业之一，2025年全省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充沛的旅游客流为低空消费提供了广阔空间。作为全国首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地区之一，海南低空飞行服务保障水平走在全国前列，2024年空中游览和跳伞飞行架次居全国首位。


　　政策支撑持续强化，企业普遍看好行业前景。2024年以来，“低空经济”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被确立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旅游是其核心应用场景。海南将低空旅游纳入低空经济重点培育方向，先后出台《海南省低空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下称《行动计划》）


《海南省提振和扩大消费三年行动方案》《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等专项文件，海口、三亚等地也出台相应政策措施。与其他省份相比，除资源禀赋优势外，自贸港独特政策优势也是低空旅游企业选择在海南经营的重要原因。当前低空旅游所用的航空器及零部件主要从美国进口，价格高昂。零关税政策能有效降低进口航材采购成本，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利好。海口市某通航公司表


示已享受自贸港企业所得税优惠、航空器材进口零关税等政策。受访企业普遍看好产业潜力，对封关后行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三亚市某滑翔伞俱乐部表示公司目前盈利尚可，行业发展正处于上升期；某通航公司计划2026年扩大经营规模，购入一台新航空器。


　　业态品类日趋多元，游客体验口碑向好。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和旅游需求多元化，低空旅游项目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海南已打造一批直升机观光、跳伞、动力滑翔伞、热气球、无人机表演等低空旅游消费项目，项目集中布局在海口、三亚、儋州、万宁、陵水、琼海等地，市场认可度较高。本次调研的485名受访者中，50人在海南体验过低空旅游项目，占全部受访者的10.3%；热门项目为直升机观光（56%）、跳伞（42%）。选择项目的主要原因是景观独特（68%）、体验新颖刺激（72%）。体验者综合满意度为4.4分（满分为5分），安全保障、服务质量、景观效果的满意度均为4.5分。94%的体验者愿意向亲友推介项目，54%的体验者计划后续体验其他低空品类。一位省外游客在乐东莺歌海体验跳伞后表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强，能有效缓解她初次体验的紧张情绪，跟拍成片也达到预期，希望后续能尝试热气球、滑翔伞等项目。未体验过低空旅游项目的435名受访者中，有17.5%表示“非常想尝试”低空旅游项目，另有超四成表示“有点想尝试”。体验过低空旅游项目的受访者比未体验过的受访者更看好海南低空旅游的前景。


一、制约海南低空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


　　公众认知度不高，市场拓展难度较大。当前，大众对低空旅游认知程度不足，低空旅游被视为高端小众项目。本次调研中，14.2%受访者从未听过低空旅游，59.0%仅略有耳闻，比较了解、非常熟悉者仅17.9%、8.9%，主要了解渠道来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行业宣传缺少统筹布局，各家企业分散依托旅行社、景区及抖音、小红书等渠道自主营销，没有形成统一品牌与宣传合力。安全性（72.4%）、价格合理性（63.4%）是影响受访者尝试意愿的关键要素。有意向体验却尚未消费的人群中，73.8%单次消费心理预算在500元以内。当前旅游消费更趋理性，更注重性价比，低空旅游企业运营成本较高，使得项目定价普遍超出大众心理预期。叠加安全顾虑，大量潜在需求难以落地。选择低空旅游项目的游客多来自岛外，本地居民参与度较低。部分企业反馈，近两年客流、营收下滑明显。陵水一家通航企业反映，2025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约一半；海南天鲸航空反映，2025年客流量比上年减少40%，两家均处于亏损状态；万宁


相关业态企业表示，低空旅游项目复购率低，多为一次性打卡，难以形成稳定客源，盈利空间有限，市场拓展艰难。


　　空域管制流程繁杂，基础设施保障不足。不少企业称空域审批流程复杂、周期长，空域限制多，本岛北部和南部可飞空域少，部分旅游热点区域协调阻力大。乐东一处飞行基地反馈，空域审批效率偏低，飞行计划需报备两次，临时改报方案难度较大，难以适配旅游运营的灵活性要求，影响游客体验感。三亚市某低空旅游企业反映三亚西岛直升机观光项目受空域管制制约，每月平均飞行时间仅15天。《行动计划》明确，到2026年，建成9座通用机场、500个起降场。但截至2025年末，仅建成5座通用机场、130个临时起降点，规划落地较慢。现有起降场地多为小型简易场地，缺乏标准化建设，起降点数量不足，通信、导航、监视等低空配套设施不完善。企业普遍面临机库建设成本高的问题，航空器只能露天存放，恶劣天气易造成损毁，且海洋气候对航空器腐蚀比较严重，大幅缩短航材的使用寿命，导致维护成本较高。访谈中了解到，低空项目多选址在滨海、景区附近，交通较为便利，客源集中。部分企业反映难以找到能持续经营的场地，不敢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如，三亚某通航企业反映2025年从凤凰岛迁至海棠湾，直接损失500万元左右，现用地仍属临时性质，不敢加大投资。儋州一处通用机场反映机场周边路网不完善，无直达客运线路，游客出行不便。


　　应用场景开发不足，产品项目趋于同质化。海南低空旅游市场以民营企业为主体，规模普遍较小，整合环岛、跨海等跨区域文旅资源能力偏弱。各地项目多集中在直升机观光、跳伞、热气球等传统业态，产品形态较为单一，缺乏具有本土特色的差异化产品。同时，低空旅游项目与地面资源联动不足。儋州相关企业反映，当地低空旅游与海花岛景区联动少，业态融合深度不够，大多数游客从海口、三亚等地专程到基地体验项目后随即返程，难以形成二次消费。产品同质化也使得低空旅游市场竞争激烈。部分直升机观光企业通过压缩飞行时长、压低报价等方式抢夺客源。比如，三亚某通航公司通过与旅行社合作建立稳定客源，游客乘坐直升机游览仅约1分钟，企业向旅行社收取低至25元/人次的费用。该企业2012年落地海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低空旅游企业之一，随着低空旅游走热，入行企业不断增加，市场价格战频发，企业被动内卷，低价项目亏本运营。低价乱象扰乱行业良性发展，暗藏安全隐患，也拉低游客游玩体验。


　　融资渠道待畅通，企业运维存隐忧。部分企业表示航空器购置与维护成本高，市场培育、安全保障等需要持续投入，但企业融资渠道窄，缺少专项信贷支持。文昌市一处飞行营地称，当地银行缺乏小型航空器专业评估人员，无法对企业核心资产进行有效评估，导致融资存在压力。据调研了解，航空器零部件维修时效性要求高，停飞对企业经营影响大，当前航材及零部件主要从美国进口，中美贸易摩擦让企业心存隐忧。万宁市某通航企业反映，2025年初因贸易战导致关税上涨，直升机运维成本增加30%。不少企业反映，对自贸港“零关税”政策吃不透，未能及时享受自贸港政策红利。三亚市某通航公司表示，不清楚申报进口航材免关税的具体操作流程。调研的17家受访企业中，仅4家企业明确表示享受相关扶持或优惠政策，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与此同时，部分企业反映存在人才缺口，缺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复合型管理人才、高端营销策划人才等。


二、促进海南低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


　　落实规划引导，助推低空旅游提质升级。低空旅游为低空经济和文旅产业融合，受多方监管，易出现相关职能部门管理权责边界模糊等问题。建议明确行业主管牵头部门，组建省级低空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统筹解决低空旅游项目实施中的跨部门问题。同时，尽快出台省级促进低空旅游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为行业长期发展提供有效指引。引导各市县结合资源禀赋走差异化发展路径，鼓励企业深化产品创新，丰富产品供给。如，鼓励开发直升机观光+海岛露营、低空探险+雨林徒步、低空俯瞰+乡村体验、低空游览


+民俗体验等复合型旅游产品，推出定制化套餐，破解产品同质化难题。开展eVTOL试点申报，重点争取三亚等南部片区落地试点。出台低空旅游经营服务规范和标准，促进服务品质提升；同时，加强行业安全监管，规范企业运营，划定行业最低指导价等，营造良性的市场竞争，严厉打击违规运营、恶意竞争等行为，确保让消费者“飞得好”“飞得稳”。


　　优化空域审批，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建立军民协同、高效衔接的低空空域使用模式和灵活转换协调机制，提高空域精细分配与动态管理能力，释放空域资源活力。优化空域管理审批服务，简化报备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结合区域特色，规划常态化低空旅游航线，提升空域利用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服务体系。推动《行动计划》落地，加快通用机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配套，畅通周边交通；加快起降场地建设，在重点景区、环岛旅游公路驿站、近


海周边区域等地合理规划建设起降场，形成覆盖广泛的低空飞行网络。鼓励低空旅游企业在核心客源区域建设简易起降场，对企业自建合规起降场，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等。


　　加强市场推广，提高海南低空旅游知名度。加强低空旅游的宣传和推广。将低空旅游纳入全省旅游精品线路推广体系，推动低空旅游与免税购物、旅游景区、演艺经济等联动消费，激发市场活力。依托新媒体平台拓宽宣传渠道，打造“空中看海南”官方宣传IP，培育低空旅游特色品牌，提升大众认知度。积极策划举办低空旅游赛事活动，深化与国家、省级航空运动专业队伍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跳伞运动员与海南长期合作打造定制类体验服务，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游客体验。引导企业面向不同客群精准研发差异化产品，丰富多层次产品供给。同时，针对旅游淡季市场，面向本地居民发放低空旅游消费券，推出“低空活动开放日”等特惠体验活动，培育稳定的本地基础客源。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发展环境。开展低空旅游企业专项政策辅导，细化解读自贸港适配政策，重点明确进口航材零关税申请流程等，确保政策红利惠及企业。设立低空旅游产业发展专项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低空贷”专属金融产品，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方面加大对低空旅游企业扶持力度。借鉴重庆“渝低空保”模式，引导保险公司开发低空旅游专属保险产品，扩大保险覆盖面，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定向输送通航飞行、运营管理、营销推广等专业人才，同时吸引国内外高端通航人才落户海南，为低空旅游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把“责任清单”变成百姓的“幸福账单”来自咸阳市大气污染治理一线的调研报告


咸阳日报记者马沅聪


（2026年7月30日）


　　环境就是民生，蓝天就是幸福。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将大气污染治理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头号工程”，高位推动、标本兼治、精准治理、联防联控，以“微克必争”打响了蓝天保卫战、持久战、攻坚战。


　　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27日，全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8.901，为历年最好，同比改善8.6%；优良天数111天，同比增加4天；六项指标实现5改善1反弹（PM2.5、PM10、NO2、SO2、CO分别改善9.0%、19.9%、17%、16.9%、9.1%，O3反弹6.0%）。


从打“翻身仗”到“去掉落后帽子”，从“盼蓝天”到“晒蓝天”，从“心肺之患”到“幸福标配”，咸阳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刮骨疗毒的勇气，直面困难、攻坚克难、精准施策，唱响了一曲大气污染防治逆袭之歌，书写了一份厚重的民生答卷！


　　7月28日，咸阳天空上演治愈系夏日美景，澄澈碧空如洗，大朵洁白蓬松的积云翻涌堆叠，宛若棉花群山悬浮于城市楼宇之上，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城市自然画卷刷屏朋友圈；而不久前，咸阳市民拍到秦岭的清晰山峦，也同样被大量点赞、转载。


　　曾几何时，每到秋冬季节，“雾霾锁城”是咸阳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作为关中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城市之一，咸阳曾长期面临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运输结构偏公路等结构性挑战。


　　咸阳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魄力推进整改。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纳入全市“131”工作布局，优化做实目标、责任、措施体系，建立季小结、月调度、周研判机制，市级领导包抓重点区域、重点指标、重点任务，常态化随机暗访，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在去年首创出台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基本履职》《配合履职》两项清单和《及时奖励方案》，全面明晰压实35个市级部门137项牵头、31


　　个部门257项配合任务的基础上，今年再制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细化59个部门289项工作职责。


记者连日走访建筑工地、工业企业、环保监控一线，实地探访咸阳如何通


过精准施策、科技赋能，在补短提质中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扬尘管控：从“漫天飞尘”到“精细管控”


　　扬尘是咸阳PM10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此，我市将扬尘管控作为“补短板”的首要突破口。在道路扬尘治理方面，市城管执法局推行“冲扫洗收”组合作业模式，市区和县城机械化清扫率分别达到90%、85%以上，主城区道路优良级别占比达到95%左右。7月22日，记者在渭阳路上看到，洒水车、洗扫车、雾炮车依次作业，路面湿润清洁。“以前走这条路，走一圈鞋子全是灰，现在好多了。”家住附近的市民李女士感慨道。在裸露土地整治方面，咸阳市对城区闲置地块、废弃场地进行全面排查，宜绿则绿、宜盖则盖。


　　7月23日下午，在咸阳高新区两寺渡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的不再是传统工地“尘土飞扬”的景象。围挡上方的喷雾系统持续作业，细密的水雾在阳光下泛出彩虹；工地大门处，一辆辆渣土车驶出前都要经过自动冲洗平台，再配合工作人员的精细化检查，车身和轮胎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方可驶出。“围绕整个工地外围安装了1700多米的防尘水雾幕墙，高度有12米，高压细密水雾可有效吸附空气中的扬尘、渣土粉尘，让颗粒物增重落地，降低施工区域PM2.5、PM10浓度，减少道路与周边空气污染。”咸阳高新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副局长李博介绍，作为驻场监管，他们精准化管控，严格监督现场落实抑尘措施。


　　这样的“绿色工地”在咸阳已不是个例，咸阳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抑尘措施——工地周边100%围挡、物料堆放100%覆盖、出入车辆100%冲洗、施工现场地面100%硬化、拆迁工地100%湿法作业、渣土车辆100%密闭运输。并试点推广围挡水幕、基坑气膜等技术，严格实施建设项目ABC分级管理，市区A类工地占比达到80%。


“鹰眼”之下：从科技赋能到精准治污


　　7月21日上午，秦都区双照街道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的大屏幕上，一个个红色点位正在实时跳动。


　　“这是我们的‘鹰眼系统’。”工作人员指着屏幕介绍，这套系统利用高空瞭望视频和AI智能算法，实现了对焚烧火点、烟雾等特征图像的自动识别和预警信息的自动推送。从过去的“平面巡查”到如今的“立体监控”，从“人


海战术”到“数据跑路”，科技正在重塑这座城市的治污逻辑。


7月23日上午，在咸阳高新区新能源综合枢纽补给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


行水稳铺设，维修车间和服务中心钢构施工，以及配套绿化施工。“当前西兴高速沿线柴油重卡流量大，尾气排放是区域大气污染、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该项目是落实‘双碳’战略、推进货运行业绿色转型的关键举措。投运后，规模化推广电动重卡，以清洁电力替代柴油，从源头削减二氧化碳、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有效改善沿线空气质量，助力蓝天保卫战。”咸阳高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满元告诉记者，项目定位集能源补给、物流转运、综合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绿色运输枢纽，划分三大功能区：一是综合能源补给区，提供充电、加油等多元补能服务；二是车头快速替换区，可停放260余台车辆，配备70台以上新能源重卡车头、13道龙门吊，实现重卡快速换电；三是配套服务区，涵盖智慧停车、车辆维保、安全检测、便民服务等，构建一体化绿色物流体系。“除突出环保价值外，项目还兼具产业、民生多重利好。物流层面，快速换电同步开展装卸作业，大幅提升货运周转效率；用电成本远低于燃油，切实降低物流企业运营负担，同时补齐区域重卡充换电配套短板，打消企业更换新能源车顾虑，带动货运行业电动化普及，拉动新能源交通产业链发展。”田满元说。


　　在这条绿色货运新赛道上，咸阳的目标是：全市公共领域新增或更新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90%，煤炭等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稳定达80%以上。结构减排：从传统改造到向“绿”而生位于王桥镇的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的厂区内，很难想象这是一家传统高耗能企业，这里绿树成荫，厂区内干净且不染灰尘，展现着花园式工厂的别样魅力。在中央控制室的大屏幕上，生产线各环节的排放数据实时跳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指标均低于国家特别排放限值。据悉，该企业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全面推进SCR项目、环保在线监测等环保技改项目，并实现了废水零排放、废气超低排放、固废不出厂。


　　这家企业的变化，是咸阳工业减排的一个缩影。咸阳是陕西重要的工业城市，能源化工、建材、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占比较高，面对结构性污染难题，我市坚持“以减量换增量、以治理促转型”的思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投入1.68亿元，完成砖瓦、橡胶、铸造等重点行业133家企业和109家散乱低效企业分类整治，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搬迁取得实质进展，打响全省产业结构调整第一枪；深入开展企业环保绩效“创A增B减C清D”行动，全市新增B级及以上企业10家，累计达到110家，占可评级企业16.5%，占比居全省前列。在清洁供暖上，大力推广地热供暖，1—6月市区新增供暖面积110万平方米，累计


达到1700万平方米，占市区供暖比例35%以上；投入1.6亿元完成32.48万个水暖炕改造，在实现南7县市区全覆盖基础上，累计签约“光伏+清洁取暖”项目84个，已开工建设21个。持续攻坚：从成效明显到爬坡过坎再出发成绩令人振奋，挑战依然严峻。


　　今年以来，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丝毫不可放松懈怠。今年，我市接连出台《咸阳市2026年空气质量改善行动方案》和《咸阳市2026年PM2.5综合整治工作方案》，锚定污染物控制红线：PM2.5不高于41微克/立方米、PM10不高于70微克/立方米。


　　咸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永刚表示：“《咸阳市2026年空气质量改善行动方案》以四大结构调整和‘五源共治’打响攻坚战，更加突出结构调整、聚焦综合治理、注重季节特征，措施更严、力度更大。”


　　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深化“创A增B减C清D”行动，推动不少于10家企业争创B级及以上企业，力争达到120家以上，加力推进主城区及周边25公里范围D级企业清零，加快西北橡胶就地改造，兴化集团异地迁建。大力发展“地热供暖”，10月底完成燃气集中供热替代400万平方米任务。争取9月底建成高新区新能源枢纽站，市区重点企业新能源重卡运输占比达到30%。一项项硬指标、一条条严措施，彰显着这座城市“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我市空气质量呈现稳步向好趋势，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保持久久为功的韧劲，用好目标、责任、措施“三个体系”，加快把治理质效提上去、把污染排放降下来——这是咸阳对蓝天许下的庄严承诺。


记手者记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双照街道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实时反映着这座城市每一寸空气的“呼吸”。工作人员说，他们24小时盯守，不敢有丝毫懈怠。


　　“不敢懈怠”这四个字，是咸阳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最真实的写照。产业结构调整的壮士断腕，是能源结构优化的久久为功，运输结构绿色转型的步步为营，更是成千上万环保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但攻坚尚未全胜，关中地区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产业结构偏重等客观因素，决定了咸阳的大气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一位受访的环保干部所说：“我们是在爬坡过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百倍努力。”


　　采访中，一位在咸阳湖畔晨练的老人的话让人印象深刻：“以前出门看天，现在出门看景。”从“看天”到“看景”，一字之差，折射的是一座城市生态治理的深刻变革，更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最直接的体现。蓝天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每一份努力、每一滴汗水。咸阳的“蓝天答卷”，还在继续书写。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份答卷的见证者和守护者。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路径探索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调研组


（2026年7月10日）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将“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确立为农业强省建设的核心抓手，通过全域产业升级、发展动能重塑，持续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三农”支撑。


一、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省级布局


　　“四强两高”锚定农业强省方向。“十五五”时期，河南将对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两个基本”目标，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把准粮食生产能力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乡村产业竞争能力强、农民收入水平高、农村现代化水平高“四强两高”基本要求，系统推进农业强省建设。


　　创新引领优化区域产业格局。构建以创新平台为引领、以产业集群为骨架的农业现代化空间格局。创新层面，推动周口国家农高区与中原农谷协同发展，做强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打造种业与农机创新高地，中原农谷已集聚67个省级以上科研平台、102家种业企业。产业集群层面，聚焦粮食、畜牧、油脂油料等优势领域，培育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5个。


　　“粮头食尾”贯通全链条发展。生产端，实施百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以“投建运管”一体化机制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提升粮食单产与质量效益。加工端，壮大万亿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转变传统农业粗放发展模式。流通端，做强城乡商贸流通，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产销全链路，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拓展全球市场。


　　政策科技强化全方位赋能。政策上，出台专项规划与扶持政策，完善财政、金融、用地保障体系，将粮食稳产、产业增效纳入绩效考核，层层压实责任，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科技上，推进种业振兴，攻克良种培育、绿色种植、智慧农机等关键技术。加快数字农业转型，融合大数据、物联网、智能装


备，建设智慧农田与产业园，提升生产效率与产业附加值。


二、两个县域样板的创新实践与经验启示


　　推动省委“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部署落地，离不开县域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原阳县以水稻全产业链与绿色食品加工为核心、温县以“一种一药”双轮驱动，探索出特色化、集群化、科技化发展路径，为河南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建设提供鲜活实践与经验启示。


　　原阳县依托黄河滩区水土优势，深耕优质稻米与绿色食品产业，构建从种植、加工到流通、服务的全链条体系。2025年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亿元，跻身全国预制菜产业产区TOP20第三位。一是源头种养筑牢原料根基。原阳县整合黄河滩区土地资源，推进规模流转，高标准农田占比超80%。建立优质稻米地方标准，推行“五统一”标准化生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建成5G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实现20万亩稻田云端管理。联合省农科院引入“郑稻C42”等优质品种，自主研发“原稻26”，三年内推广10万亩、覆盖水稻产区60%以上。二是聚链成群重塑产业生态。打破原粮外销、低端加工格局，以中央厨房产业园为核心载体，2100亩园区集聚食品企业160余家，中雪大麻球全国市场占比达80%；晋江产业园、绿色食品创新示范园加快建设，储备项目总投资356亿元。培育引进九多肉多、雨轩等绿色食品企业200多家，形成肉类加工、火锅食材、休闲食品等五大产业集群，推动稻米向米糠油、米粉、稻壳新能源等多元延伸，实现全链增值。


　　三是三产融合形成产销闭环。做强“原阳大米”国家地理标志品牌，严格授权与溯源管理。完善冷链仓储、智能分拣、电商展销等配套体系，建成50万吨冷链配套仓，围绕预制菜、中央厨房等重点领域，推动农业生产、食品加工、商贸服务深度融合，形成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闭环。四是平台赋能强化服务保障。组建预制菜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推行“管委会+公司”运营模式，引入第三方参与建管运营。创新土地流转、托管、务工、分红等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户深度嵌入产业链，实现企业集聚、群众增收、县域提质的共赢格局。


　　温县素有“中原种仓、怀药故里”美誉，聚焦小麦良种繁育与怀药精深加工两大领域，以特色化、精品化路径推动产业发展。一是种业强基筑牢良种根基。温县累计培育小麦审定品种54个，其中国审16个，引领黄淮海冬麦区5次品种更新换代，累计推广4亿亩，创造经济效益超300亿元。2025年组建粮安天下种业公司，汇聚54家种子企业，打造“育繁推”一体化种业矩阵，年外销优质麦种超1.5亿公斤。与神农种业实验室、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共建试验站，


获评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二是怀药升级壮大特色产业。依托独有富矿物质垆土资源，全县怀药稳定种植8万亩，年产值约30亿元。推行“十统一”标准化种植模式，筑牢“三标一品”品质保障，集聚696家怀药加工企业，其中国家级、省级龙头企业8家，研发推出山药粉、含片、饼干等60余款深加工产品。三是科技赋能重塑生产模式。搭建全省首个小麦种业信息化智慧管理平台，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实时监测3.2万亩山药土壤墒情、气象预警、轮作时序。普及智能滴灌、AI巡田等技术，投放1600多台水肥一体机，全域农机化率突破90%。数据赋能推动山药亩均增产10%、药农收入提升15%。四是品牌引领推动多元增值。温县铁棍山药荣登2025年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单第18位。举办小麦种子产业大会和铁棍山药文化周，建设怀药博物馆与研学基地，开发药膳文旅路线，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以大咖国际、哥润食品等为龙头，打造百亿级新式茶饮产业链，大咖国际已成为蜜雪冰城全球4.6万余家门店的核心原料供应商。获评“中国速食调味料之都”，为螺蛳粉、酸辣粉产业提供核心原料支撑，品牌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从原阳县、温县的创新实践中可以总结出三大经验，为全省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建设提供重要借鉴。一是立足资源禀赋明确产业定位。两地依托本地水土、土壤、产业基础等核心优势，分别深耕优质稻米、铁棍山药特色主导产业，聚焦单品提质、聚力特色赋能，构建起差异化、特色化的农业产业竞争格局。二是树立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思维。两地打破单一种植生产局限，跳出初级农产品售卖的低端发展模式，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农业与文旅、康养、电商等业态深度融合，实现一二三产业协同增值。三是坚持科技与品牌双轮驱动。以标准化生产筑牢品质根基，以现代农业技术赋能生产提质增效，以地理标志公共品牌塑造市场优势，健全品质溯源与市场运营体系，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核心竞争力，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品牌化、现代化的大产业形态全面转型。


三、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路径突破


　　“十五五”时期，河南应立足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支点功能定位，直面农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结构性矛盾，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与产能硬约束前提下，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品牌建设和主体培育，走出一条安全、优质、高效、绿色的农业现代化大产业跃升之路。


夯实产能根基。深入实施百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重点抓好小麦、玉米


高产示范区建设，建设1500万亩小麦、100万亩水稻、2000万亩玉米、80万亩大豆高产示范区，通过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融合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力争到2030年综合生产能力迈上1400亿斤新台阶。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运用“投建运管”一体化机制，完善立项、建设、验收和管护全流程，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推进酸化耕地治理和盐碱地综合利用，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等级。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开展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提升气象、水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和动物防疫体系，强化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队服务能力建设，加快完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体系。


　　强化科技赋能。高水平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开展前沿育种技术和突破性品种研发，推进中国农科院河南创新基地建设，发挥创新平台集聚效应。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开展种业联合攻关，培育壮大种业企业雁阵，推进现代化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加快突破性品种选育和推广，进一步提升供种能力和品种质量。加快智慧农业发展和农机装备升级，促进数智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构建“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推进智慧种植、智慧育种大模型建设，扩大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农林作业等应用场景。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深入推进院县共建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县。


　　推进链式升级。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培育6大产业集群、18条产业链，做大农产品加工业，做活城乡商贸流通服务业，做优乡村文化旅游业。做好“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值文章，统筹发展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建设全国优质粮油生产制造基地。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精细化加工，引导农业企业在产粮大县统筹布局加工产能。用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资金，支持产粮大县发展粮食产业。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优化产地冷链集配中心、田头冷藏保鲜设施布局。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头雁”企业，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在产业链增值中获得更多收益。


　　做强品牌市场。强化“豫农优品”核心引领，统筹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与产品品牌梯次培育，理顺省市县品牌层级，健全授权使用与动态清退机制。


做强原阳大米、温县铁棍山药、灵宝苹果、信阳毛尖等地理标志品牌，构建层级清晰、优势互补的现代农业品牌矩阵。健全全程标准溯源体系，推动生产、加工、流通、储运全链条标准化。扩大农产品溯源平台覆盖面，完善“三品一标”认证与监管。拓宽品牌营销与价值转化渠道，深化“豫农优品天下行”展销活动，深耕国内重点消费市场。依托新媒体与电商平台打造特色农产品爆款IP，扩大特色农产品出口。挖掘中原农耕文化与老字号底蕴，发展康养食品、高端预制菜等优质业态，开发文创农品与特色伴手礼，以品牌优势持续助推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


　　坚持绿色发展。推进农业绿色生产，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引导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残留风险。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强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动生态环境全面改善。提升设施农业现代化水平，推进植物工厂建设和集约化养殖，推进合成生物产业化发展，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落实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重要产粮大县支持力度，全面推行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构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体系，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鼓励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建设运营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构建“百千万”市场化服务格局。打造“豫农优服”“豫农优资”“豫农优配”品牌，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培育一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以“五基四化”为抓手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财政支持投融资体系赋能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的思考


安徽省财政厅课题组


　　2025年7月，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随后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当前，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地方财政收支运行形势趋紧，债务风险交织叠加，传统融资渠道明显收窄，金融、社会资本参与的信心和意愿减弱，城市建设运营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遭遇严峻挑战，新的阶段亟需从底层逻辑上重构赋能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的可持续投融资体系。为此，安徽省财政厅立足全局，着眼城市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聚焦问题关键症结，深入剖析当前城市投融资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与梗阻，在广泛调研安徽省内及其他省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谋划财政破题思路，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一、城市投融资体系变革的底层逻辑与重塑方向


我国城市发展正经历深层次变革。传统模式下，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收


—高价出让”获取土地级差收益，以此支撑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开发，形成“以地生财、以财养地”的土地财政模式，不断驱动城市外延式扩张。近年来，在人口结构变化、土地约束收紧、债务风险显化等多重因素叠加下，土地财政动能加速衰竭，倒逼城市发展从粗放扩张转向内涵提升，通过提升产业承载、公共服务、生态宜居等核心功能与居民需求的匹配度，塑造综合吸引力与核心竞争力，驱动要素资源优化集聚，实现“以产聚人、以人兴城、以城促产”的“人产城”深度融合的良性生态。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城市开发建设”向“城市运营提升”跃迁，由“土地出让—收入获取—投资开发—土地增值”的旧循环，转向“功能品质提升—要素集聚—业态培育—能级跃升—财源增长


—功能品质再提升”的新循环。


　　城市发展阶段变化，尤其是当下推动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正在引发投融资体系的系统性重塑。其底层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透支预期转为投资未来，即以当前投入培育城市长期活力，将城市打造为人才、技术、资本、业态、创新等先进要素资源的高效集聚地与价值倍增器。新阶段的城市投融资体系，需跳出投融资看投融资，将其贯穿城市规划、建设、运营、治理等环节，促进城市投融资从“就事论事”向源头介入、存量盘活、内生撬动等“系统施治”范式转变。着力推进至少四个方面变革：一是向前延伸，以价值挖掘增强


吸引力。推动投融资决策重心前移，落实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要求，紧扣“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激活力”的核心目标，重点聚焦产业培育、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安全稳定、发展韧性、文明智慧等关键领域，更加注重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决策、挖掘价值等，进而带动供给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二是向后贯通，以存量运营增强自我造血力。深度嵌入城市运营理念，加强项目“投融资


—建设—运营”全链条管理，提升投融资形成资产的价值转化效率与现金流生成能力，打通收益回流闭环，实现投入产出良性循环。三是向内突破，以能级提升增强竞争力。通过系统性增强功能、实质性提升品质、持续性激发活力，锻造强大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城市能级和收入韧性，夯实城市投融资基础支撑，降低对土地和债务的过度依赖，促进投融资模式优化转型。四是向外拓展，以“双招双引”增强集聚力。持续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大力推进“双招双引”，增强城市对要素资源的集聚力与配置力，创新投融资运作方式，吸引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运营。


　　与此相应，财政职能需随之同步调整。财政不应局限于被动的资金配置，而应升格成为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的战略赋能者与系统协调者，即以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需求为牵引，通过财政资源的战略配置与政策工具的协同创新，精准弥补关键领域市场失灵，有效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运营和功能品质提升，塑造城市持久的要素集聚力、价值创造力与可持续发展力。


二、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剖析


　　城市投融资体系是反映城市能级活力的重要窗口。总体上看，土地财政退坡后，我国城市投融资体系呈现明显分化：高能级城市靠税收，主要以强大的产业体系为根基，支撑推进城市建设运营，形成良性循环；低能级城市靠负债，部分区域融资能力逼近上限，潜在风险积聚，甚至透支未来增长空间。从安徽省实际看，以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为例，2022—2024年利用债券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高于上海、江苏和浙江①，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安徽省城市能级活力不足、产业支撑薄弱，债务依赖度相对较高，投融资体系尚待优化。亟需拓宽资金渠道，转变增长模式、提升城市能级活力，夯实投融资基础和底层支撑，探索构建更可持续的投融资新模式。


（一）传统投融资渠道急剧萎缩，城市建设运营资金缺口问题凸显


1.税收增长乏力


一是安徽省税收转化率偏低，仅居全国中游。新兴产业税收贡献不足。税


收仍高度依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大多处于初创期或成长期，规模化盈利及纳税能力尚未形成。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严重压缩企业利润空间，进一步制约税收增长。二是总部经济相对薄弱。在现行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制度下，总部机构所在地享有25%的税收份额，分支机构所在地依据资产、收入、薪酬等因素分配50%，易导致税收被高能级城市虹吸。三是平台经济造成税收流失。平台经济重构产业链和消费链，促使商品流通路径“扁平化”，形成“生产商—平台


—消费者”的直达链条，传统经销商、批发市场及实体零售等环节大幅减少，导致原途经地税款流失，税收流入平台所在城市。


2.土地出让收入锐减


　　安徽省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较高，2021年高峰时期，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规模3243.4亿元，占综合财力①比重达48.5%；此后连续三年大幅下滑，到2024年仅1735.1亿元，减收1508.3亿元、降幅46.5%。作为重要资金来源，土地出让收入锐减，导致综合财力大幅缩水，直接挤压城市建设运营资金空间。2024年全省市政公用设施投资中财政资金占比为43.3%，较2021年下降6.8个百分点，财政支撑力度明显减弱。


3.债务融资空间有限


　　安徽省对债务融资依赖度持续攀升，2024年社会融资增量中政府债券占比25.2%，规模较上年增长12.3%。存量债务高企严重制约增量债务投融资空间，目前安徽省法定债务余额超2万亿元，每年利息支出规模较大，叠加隐性债务自主偿还、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限时清偿等要求，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财政收支趋紧情况下，各地债务融资挖潜空间极为有限。2019—2024年，全省法定债务付息支出规模及比例均呈上升态势；从债券资金投向看，增量债务大多用于“借新还旧”②，实际投资项目占比逐年下降。


4.银行信贷供给不足


　　安徽省社会融资结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高度依赖足值的金融抵押物。受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影响，土地等核心抵押品价值缩水，显著抑制银行信贷投放意愿，新增融资难度陡增。同时，作为政银联接桥梁的地方融资平台，因土地抵押路径失效、政府信用脱钩，叠加剥离政府融资职能、严控新增债务、推动市场化转型等政策要求，其向城市建设“输血”功能衰竭，地方亟需构建替代性融资新机制，但部分金融政策工具与实际需求脱节。例如，专项借款未覆盖老旧小区拆迁改造，一线城市需求强烈但缺乏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贷款


期限仅5年，地方政府完成一级开发后难以快速回款偿债，期限错配明显。5．社会资本参与意愿有限


　　城市建设运营项目普遍存在低回报、长周期、高风险特点，对社会资本吸引力不足。初步测算，安徽省纯公益性城市更新项目的社会资本参与率不到10%，而具备商业配套的参与率可达58%；诸如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修复等项目公益性强，直接经济收益微薄，投资回收期长达10—15年，撬动社会资本参与难度较大。此外，社会资本偏好短周期、快回报的轻资产模式，对长周期重资产运营意愿低，由于缺乏有效的退出渠道和风险共担机制，加之前期大量PPP项目违约影响互信，进一步削弱了社会资本参与意愿。


（二）城市资产资源运营效益低下，投融资体系的可持续性不足


1.存量资产盘活利用不到位


　　产业园区服务层次较低，普遍采取“物业管理+优惠政策”基础模式，收入主要依靠房租和政府补贴，缺乏管理咨询、法律支持、知识产权等高附加值服务。商品房库存高企、去化周期较长，新房与二手房交易持续低迷。商铺楼宇业态同质，资产出租率长期低于合理水平，商业运作、文化创意等能力有限，对Z世代等新潮流适应性不强。公共文化场馆普遍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运转高度依赖财政“输血”；非展览区域常年闲置，功能开发利用不足，未能拓展文创开发、数字服务、跨界融合等增值板块，缺乏可持续内生经营能力。


2.新增投融资项目收益低下


　　大量基建投资项目收益不足，如市政道路、地下管网等设施，收益率较低；铁路、港口等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运维成本高，社会资本参与度不足。专项债项目高度集中于市政和产业园区、社会事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城市传统领域，投向新基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例较低；项目收益自平衡难度大，部分专项债项目进入运营期无法达到预期收益，收益实现率严重偏低。新兴领域市场化融资工具应用不足，安徽省已发行的公募REITs项目主要集中于产业园区、高速公路，消费基础设施REITs等领域尚无成功案例，新型融资领域短板制约了项目收益的提升。


3.优质投融资运营主体缺乏


　　安徽省内专业城市运营商较少，主要集中在合肥、芜湖等少数城市，区域分布不均。大量运营商是由地方融资平台转型生成，普遍缺乏资产运营能力和市场化“基因”。安徽省财政厅调研发现，全省一部分专项债项目建成后未能


及时转入运营，部分具有行业壁垒和技术壁垒且收益稳定的项目，依赖外部机构托管，服务费用直接侵蚀运营方收益。多数产业园区运营主体为事业单位或国企，自身团队专业度较低、机制不健全，大多委托第三方或通过合作间接提供运营服务，整体难以有效支撑城市产业发展。


4.项目收益转化机制不畅


　　城市数据资产缺乏科学的价值评估体系，收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数据供给方、使用方与平台方之间的责权利边界不清，制约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生态资源权属界定不明晰，价值核算体系不健全，导致生态补偿标准难确定、市场交易机制难落地，阻碍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水、公共交通等部分公用事业领域价格长期偏低，难以覆盖成本，过度依赖财政补贴勉强维持运营；燃气等个别领域普遍存在“一城多企”现象，各企业采购成本、运行成本差异较大，很难合理制定价格水平。阶梯价格制度因一档覆盖比例过高（一档水价覆盖率超过95%），实际难以发挥价格调节作用。政府定价机制与市场化运营需求脱节，成本上升与价格调整缺乏有效联动，企业议价空间小、投资回报预期不足，极大抑制了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三、创新城市投融资体系的财政思路


　　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投融资体系是赋能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面临的主要问题，更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加大投融资金供给，更需加强长期投融资能力培育。现阶段，单纯依靠财政投入远远难以满足城市建设运营的资金需求，要系统施策、精准发力，发挥财政政策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充分调动金融和社会资本等多元力量参与投资，更加聚焦增强城市投融资内生能力，强化城市运营理念，把握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存量与增量、整体与局部等多重关系，贯通项目“规划—融资—建设—运营—收益—增值”全周期价值闭环，多措并举系统性重塑城市投融资体系。


（一）支持以市场化思维驱动价值发现引擎，解决“投什么”的问题


　　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正从“物本”转向“人本”，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新阶段的城市投融资方向应立足于响应居民多样化需求。市场主体凭借对需求信号、资源禀赋和未来潜力的敏锐感知，在捕捉居民需求、挖掘资产潜能、推动价值转化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其投融资行为往往基于效益导向与自主意愿。因此，应逐步改变“政府主导、财政主投”的传统模式，向“政府和市场协力、财政和社会协投”模式转变，探索构建“企


业发现价值—政府跟进服务”的协同机制，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参与决策，将企业对需求信号、市场价值的敏锐洞察转化为规划先导；财政资金应聚焦于基础性、公益性领域，将更多施展空间交给市场，深度挖掘城市投融资潜力，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二）拓宽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精准组合与高效运用各类投融资渠道。一方面，用足用活财政渠道政策性资金资源，实施“三免三减半”税费优惠，落实专项债券投向扩围，顶格推进“过紧日子”和盘活国有“三资”，强力压降存量债务，为新增投融资释放空间。另一方面，采取“财政撬动+金融创新+社会资本激活”的多元投融资策略，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新机制；通过发行REITs、资产证券化产品、公司信用类债券等实现市场化退出，破解项目回本周期长、资金退出难等困境，引导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和社会资本，采取股权、债权、夹层等形式参与城市投资。


（三）加快培育优质城市运营主体，解决“谁来运营”的问题


　　将推动地方融资平台转型与培育城市运营商统筹起来。针对安徽省融资平台八成以上集中在县（区）级、难以各自独立培育合格运营商的现状，改变“分散突围”打法，可由省级主导，优先遴选部分基础较好的市，集中全省政策、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重点培育几家具备运营经验、稳定现金流、专业实操人才和强市场化能力的标杆型城市运营商。借鉴“上海硅巷”模式，支持引导科技型企业等民营企业，成为城市运营新力量和“长期合伙人”。“以点带面”推动跨区域业务拓展，发挥好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促进联盟作用，支持优质运营商通过探索混合所有制、合作设立子公司、共建共营等模式，与当地平台深度合作，带动其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形成转型“链式反应”。


（四）打通城市资产价值整合、激活及释放全链条，解决“怎么运营”的


问题


　　统筹好存量资产盘活和增量财政投入，支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大资产”管理体系，全面清查、数字化映射各类资产，形成城市要素资源分布“地图”。在此基础上，支持推进城市“整体运营”，一体化布局住宅、产业、商业及公共服务等功能区块，通过优化组合与高效配置，激发其内在关联性与催化作用，实现相互赋能、协同共生。统筹推进城市更新、稳定房地产市场与提振消费等工作，财政重点支持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配套设施，提升居住品质和活力，


吸引人口流入，促进城市资产价值增长与综合效益释放，创造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反哺城市建设运营和未来发展。


（五）畅通投融资项目收益转化的堵点卡点，解决“如何收益”的问题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稳慎推进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等部署，明确政府投入和使用者付费边界，逐步减少财政补贴领域，支持健全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按照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原则，适时优化安徽省政府定价目录，优先推动符合条件的养老托育、住房租赁、物业服务等领域，实行“政府指导价+市场自主定价”，增强价格反应的灵活性，确保运营企业获得稳定收益。对水、电、气、暖等基本民生领域，通过财政精准补贴代替普惠式补贴，避免“一刀切”维持低价导致价格扭曲；协同主管部门综合评估成本变化、质量安全等因素，充分考虑群众承受能力，动态调整价格。对确需保障的困难群体或特定民生项目，配套完善针对性补贴机制，与价格调整联动，提高政策靶向性。


　　（六）以促进城市产业发展培育财源替代土地和债务依赖，解决“模式怎样转型”的问题


　　聚力摆脱依赖土地和债务的传统投融资模式，向以促进城市产业发展增强竞争力和吸引力、带动税收和资本流入变革转型，综合运用财税政策工具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支持突破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提升产业附加值，带动城市税收增长；加快发展首店经济、夜间经济、商文旅体融合等具有近地性强、服务本地特性的新业态，释放城市消费潜力，对冲平台经济带来的税收迁移风险；借鉴北京、深圳等地经验，全力招引培育总部企业，发挥其对上下游产业吸附效应，催生相关服务业发展，驱动城市能级活力跃升，力争进入“产业竞争力—城市吸引力—资本集聚力”的正向循环。


四、完善城市投融资体系的财政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思路，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投融资体系，持续赋能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的财政政策总体策略是：强化系统观念、用好系统方法，在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发挥财政政策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培育和招引优质城市运营商，加快“人产城”协调互促，同步完善配套收益转化机制，最大化资产运营效益与投入产出效能，促进投融资结构转型，支持形成“融资支撑—活力提升—融资增强”的良性循环。


（一）支持优化城市投融资规划决策机制


　　一是源头上坚持目标与需求导向。围绕“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激活力”目标，聚焦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等城市发展重点领域，支持建立常态化网络化民意征集机制，按需精准谋划城市项目，提升投融资响应民生需求的关联能力。


　　二是主体上坚持政府与企业协同。支持建立健全“企业价值发现—政府配套服务”机制，依法开放城市资产资源信息，支持企业主导项目价值挖掘与方案设计。在重点区域试点“城市未来场景实验室”，探索企业及科研机构直接运营实验室，对智慧交通、城市安全、能源互联网等前沿项目进行真实场景测试；政府提供“沙盒监管”①支持。


　　三是流程上坚持论证与效益前置。健全政府投资项目事前审查机制，严格实行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和可行性必要性“双论证”。支持引入大数据等技术构建项目数字孪生体，模拟推演方案运维成本、能耗变化、应急响应与预期收益，推动决策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从“事后评价”到“全过程数字仿真优化”转变。


（二）完善城市投融资多元化渠道


　　一是强化财政资金精准引导。联合实力国企、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组建市场化城市更新基金，创新“政府让利”机制，对达到社会效益的基准项目（如引入特定产业、提供公共服务面积等），探索将超额收益或优先分红权让渡给社会资本，提高城市民生类项目参与的积极性。用足用好专项债券“自审自发”试点政策，探索以特定区域整体价值提升和综合收益为还款来源，发行跨项目、跨领域的“综合收益专项债”，实施整体打包、合力融资和多点开发。


　　二是放大财税政策杠杆效应。顶格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通过进场交易、协议转让、无偿划转、资产置换等方式，盘活长期闲置资产。优化“城品活力贷”贴息政策，鼓励有条件地区实行省市（县）联动支持。综合运用风险补偿、保费补贴、融资担保等工具，创新开发城市发展定制化产品，引导金融资金长期支持城市建设，提高财政资金放大效应。


　　三是创新市场化融资工具。建立抵押品价值动态评估机制，扩大应收账款、特许经营权等非土地类资产抵质押范围，在严控隐性债务前提下，鼓励银行提供长周期、低利率贷款。探索以政府采购协议或特许经营协议形成的稳定预期现金流项目为基础，发行市政收益债券、企业债券及专项资产融资计划等。


四是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创新“投建运”一体化招标模式，将融资、EPC②


和运营作为整体标的，授予有实力的社会资本运营。支持经营性资产与公益性设施“肥瘦搭配”、组合开发，实现项目整体“成本—收益”平衡。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推行使用者付费模式，确保项目经营收入覆盖建设投资和运营成本。


（三）促进培育优质城市投融资运营主体


　　一是试点城市运营商认证与分级管理。支持由省级层面制定发布“城市综合运营商”认证标准，从资金实力、运营能力、信用等级和创新经验等维度，对企业综合评定分级，并给予高等级运营商在全省范围内享有项目优先推荐、提高贷款财政贴息、审批绿色通道等实质性激励，引导资源向优质主体集中。


　　二是构建城市运营人才共享体系。支持头部企业、高校及研究机构等，组建城市运营人才共享池与专家库，推行“共享CEO”“共享CFO”模式，鼓励选派省级标杆企业核心人才或退休专家，以兼职、顾问或短期派驻等形式“一企一策”下沉基层，提供战略规划、资本运作和项目运营等智力支持。


　　三是推动高水平运营商链式带动转型。鼓励市县平台与高水平运营商在合资或委托运营协议中设立“能力转移条款”，约定运营商在合作期内帮助本地团队独立运营数个核心模块或达成关键能力指标。省级牵头联合高水平运营商，共建非营利“运营创新实验室”，研发推广适用于安徽省的标准化运营流程。推行“项目包”分配模式，将盈利项目与待培育平台捆绑，明确中标运营商在运营项目同时，托管或指导平台公司转型，实现“以丰补歉、以强带弱”。鼓励高水平运营商与市县平台组建合资公司。


　　四是引导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运营。鼓励科技企业利用自带的空间、产业、资本和运营能力，一站式参与科创园区建设运营。与社会资本签订长期运营协议时，探索嵌入“对赌条款”，设定运营效率、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等核心指标，超额完成目标可分享收益，未达标则启动重新谈判或调价，倒逼运营商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益，平衡公共利益与市场回报。


（四）推进增强城市投融资内生造血功能


　　一是锻造城市现代产业体系。统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专项资金，发挥安徽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杠杆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优化布局、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做优做强。支持实施好“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2.0版，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合肥等城市依托


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重点培育法律咨询、科技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引导皖北城市围绕新型工业化需求，发展技术支撑、基础商务等配套性服务业。


　　二是推进城市资产综合开发。支持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实施整体规划与市场化运作，推进土地混合开发与用途转换，支持土地灵活“变性”，激活城市低效土地资源。推进TOD模式，实现轨道交通场站与周边商业、办公、居住功能一体化开发，打造站城融合新地标。推广EOD模式，以生态环境治理为基础，捆绑开发康养文旅等收益性产业，促进城市生态价值转化。


　　三是加快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补齐住宅周边配套设施短板，加快完善妇幼、康复、养老等就近服务体系，提升住宅品质和吸引力，切实将“无效库存”转化为“有效供给”。推行“房票”等货币化安置方式，加大优惠力度和覆盖范围。鼓励在核心地段推出高品质住宅，满足多元化、改善型住房需求，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五）支持深化城市投融资配套制度改革


　　一是构建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积极抢抓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机遇，聚焦提升“双招双引”质效，加快推进市政公用领域改革，全面破除行业垄断壁垒，放宽社会资本准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导企业参与政策性住房、交通、水务及环境治理。支持多元主体以股权合作共建有收益潜力的公用设施。


　　二是拓展多元化价值实现路径。开发城市设施冠名权、数据资源变现等新型收益渠道。探索环境准入与容量有偿使用制度，支持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推动生态价值市场化转化。推行公共文化场馆运营权转让、文创分成等机制。健全数据要素市场交易规则，对产业发展类公共数据采取有条件有偿使用，按照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确定收费标准并动态调整。


　　三是健全市场化价格治理机制。推进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加快供热计量改造与收费，鼓励公共和新建居住建筑率先实施。推动城燃等公用事业“一城一企”，避免特许经营权过度分散导致定价难。完善阶梯价格制度，合理设置分档价格，适当拉大各档间价差。推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垃圾处理计量收费。完善污水处理费动态调整，因地制宜制定管廊使用费标准，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对民办普惠性养老托育服务实施政府指导价或参考区间管理，平衡公益属性与可持续运营。


（六）健全城市投融资风险长效防控体系


一是完善债务和金融风险监管机制。整合财政、国资等多部门数据，构建


全域债务风险监测体系，动态追踪债务率、偿债率及期限错配等核心指标，提升风险识别与响应能力。鼓励平台公司按经营收益提取风险准备金，用于化债和流动性保障。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技术建设金融监管“沙盒”。鼓励试点政银企风险共担基金，为合规项目提供增信和流动性支持，在出现偿债困难时提供过桥融资。


　　二是强力压降债务，释放投融资增量空间。用足用好国家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快置换债券发行兑付进度，争取特殊再融资债券额度，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尽快清零。推行差异化债务限额与弹性调节机制，对低风险地区给予更高额度分配倾斜；对高风险区域实行融资约束，倒逼其优先推进化债和资产盘活。


　　三是优化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与管理。把握专项债券“自审自发”试点机遇，重点支持“人产城”协同项目，将人口集聚、产业培育及中长期财税贡献作为核心评审指标。严格专项债项目“借、用、管、还”全周期管理，推行项目“融资—收益”平衡方案第三方独立复核机制；对项目收益长期不达标的地区，暂停后续发债计划，并启动整改或资金收回机制。


车轮上的集市流动中的服务湖南省岳阳市“流动供销”为农服务的调研报告


岳阳市社


（2026年7月7日）


　　近年来，湖南省岳阳市供销合作社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供销合作社搭台、市场化运营、送上门服务”原则，聚焦偏远山区、边际界区、交通盲区“三区”群众生产生活难题，扎实推进“流动供销”服务，全面构建“服务车辆+服务网点+服务路线”的“流动供销”服务网络，有效破解农村“买难、卖难、服务难”的民生痛点。2026年，“流动供销便民服务”纳入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工作经验写进省委、市委一号文件，为岳阳市“流动供销”工作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调研背景与基本情况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农村人口结构变化，“三区”群众“盼农资质优价廉、盼农业社会化服务上门到户、盼农产品变现增收”的“三盼”需求迫切。2026年，湖南省供销合作社下达岳阳80个规范运营的“流动供销”服务乡村网点任务，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按照“市级牵头、县级统筹、基层运营”的模式，坚持“一盘棋”推进，不搞“一刀切”部署，确保“流动供销”公益性与市场化相兼顾，服务民生和长久运营相结合。


　　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根据基层社建设运营实际，按照因地制宜原则，截至5月底已建成60个，“流动供销”服务网点中“三区”占比48%。目前，已初步形成平江县“全产业链服务”、岳阳县“黄土金选”助农直播基地、汨罗市“流动供销直播车”、临湘市“直播带货打造壁山红品牌”、君山区“线上线下融合”等模式。


二、主要做法


　　构建“三级联动”组织体系，压实工作责任。岳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流动供销”民生实事纳入市委一号文件和市政府重点工作。岳阳市社制定


《2026年岳阳市“流动供销”便民服务民生实事工作方案》，明确主要任务、实施步骤、保障措施，构建起“市级统筹、县级运营、基层落地”的三级联动组织架构。市社层面履行行业指导职责，明确建设标准、服务规范、考核指标，实行台账管理、定期调度。县级层面通过公开遴选、综合评审确定运营主体，


采用公办公营、公办民营、多方合营等方式，建立县域运营统筹机制，科学设计服务线路，合理设置服务频次，统一商品集采集配和物流配送，统筹布局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基层网点依托基层社、农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村级综合服务中心等阵地，公示服务内容、服务时间、联系渠道等信息，统一标识，配备相对固定的专职服务人员，按照定时、定线、定点与预约响应相结合的方式，实现资源复用、功能融合。


　　构建“4+2”业务矩阵，优化服务供给。以“湘供优+”品牌为统领，全面推进“湘供优供、优销、优产、优环”四大主营业务，因地制宜拓展“湘供优服、优治”综合服务，形成“4+2”“流动供销”服务矩阵。制定《“流动供销”服务网点评估验收标准》，明确各网点必须确保主体资质、场地安全、标志管理、入户服务等基础建设达标。在业务开展上可以选择“六优”的单项业务或多项业务，坚持实事求是、便民利民。


　　在优供优销方面，“流动供销”服务网点提供日用消费品售卖服务，固定网点定点销售，流动车辆进村入户销售或预订代购；同时定点收购、上门收购农户手中的土特产、山货，并通过AAA、直播等方式打通产销对接渠道。湘阴县供销合作社打通水上交通盲区，依托“流动供销”服务车定期将生产生活物资送上青山岛；临湘市壁山村依托“壁山红”品牌，以直播形式带动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平江县加义镇通过“上门收购+定点寄卖+电商直播”方式，农产品年助销额近80万元，带动800多农户稳定增收。


　　在供销优产方面，依托“流动供销”服务网点扎实推进农资销售、预约配送、农技培训指导等服务，带动粮食生产全过程托管。平江县供销合作社以旺农农资公司为运营主体，配备3辆“湘供优产”流动供销服务车，年均配送农资超2万吨，实现农资供应服务24小时响应、2小时送达；岳阳县柏祥镇推进“菜单式”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户在耕种环节可以根据需求进行“点单”；临湘市聂市镇推行“智慧平台+智能农机+全链服务”模式，为周边农户提供育秧、耕种、施肥、植保、烘干、销售“一站式”社会化服务。湘阴县古潭村固定服务网点建立充足的物资储备体系，推行“线下门店+流动配送”服务，累计供应各类农资280余吨，覆盖本村及周边1500余农户，同时引入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服务，累计完成稻田作业面积5000余亩。


　　在“供销优+”综合发展方面，各网点积极推进功能整合，拓展快递收发、金融代办、水电缴费、社保处理等便民服务，部分地区在“流动供销”服务车


上装上车载广播，进村入户开展惠农政策等宣传。君山区柿树岭镇供销合作社将村部闲置场地与“流动供销”服务车相结合，打造“扁担驿站”，为行动不便的老龄村民提供上门服务。临湘市五里牌街道开办“幸福食堂”“供销大食堂”，每餐服务一两百人。


　　强化“三有”要素保障，夯实长效运行根基。运营采取公办公营、公办民营、多方合营等模式，签订正式合作协议，明确权利义务、服务标准、考核评价及退出管理机制，县级供销合作社实施全流程监督。市、县两级供销合作社积极协调对接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交通运输、住建、城管等部门，为业务经营、商标注册、场所规划等提供指导与支持。形成省级财政支持、市级工作经费、县级配套资金与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整合乡村振兴、农业、商务、交通等既有项目资源，确保“流动供销”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三、存在问题


　　网点覆盖仍有差距。全市“流动供销”服务网点80个，覆盖面有限，部分地区“三区”群众服务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


　　运营可持续性有待增强。部分网点运营主体实力不强，市场化运营能力不足，对财政补贴依赖度较高，“自我造血”功能有待提升。农特产品运输补贴不够，特色产品出村物流成本较高。


　　服务内容有待深化。部分网点服务功能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农资配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等综合服务拓展不够，尚未形成全链条服务闭环。


　　基层人才支撑不足。流动服务人员多为兼职，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缺乏具备电商运营、农技服务、金融代办等综合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加快网点建设进度，确保年度任务圆满完成。按照“部署启动—建设试运行—全面运营—评估总结”四阶段压茬推进，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80个网点按期建成运营。


　　完善运营保障机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争取省、市、县级财政配套资金，整合乡村振兴、交通、商务等领域政策资源。建立运营主体动态调整机制，增加网点服务内容，扩大网点收入，实现“公益+市场”双轮驱动模式。拓展服务功能深度，提升综合服务效能。深化“4+2”服务矩阵，推动各网


点因地制宜拓展再生资源回收、便民代办、社情民意采集等综合服务，打造“一站式”为农服务综合体。


　　强化品牌塑造，扩大示范带动效应。坚持标准化建设，全市网点统一编码、统一标牌、统一供销标识，流动服务车统一涂装、服务人员统一着装，车辆安装北斗定位系统并接入省级监管平台。持续开展个性化宣传，利用AAA公众号、门户网站、视频号等平台，深度挖掘“流动供销”便民惠民利民的小故事。


城乡融合背景下推进乡村富美“四优”工程改革实践探索以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为例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农业农村局陈明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以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区建设为契机，以跨乡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为牵引，结合新一轮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探索实施以优地、优居、优业、优美为内涵的乡村富美“四优”工程，促进“进城入乡”便利化、公共服务均衡化、富民增收一体化，通过改革集成、资源整合，重构城乡发展空间，激活乡村经济动能，打通从美丽事业向美丽经济再到美好生活的转化渠道，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


1.城乡融合背景下的桐庐县现状


　　桐庐县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近郊，县域面积1829平方公里，辖10个乡镇、4个街道、181个行政村，常住人口46万，呈“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貌特征。随着城镇化脚步不断推进，全县空间配置失衡、用地效益偏低的矛盾日益凸显。由此造成了多种问题。


1.1村民居住保障难题待解，建房需求成焦点


　　在“一村一梳理”资源摸排中发现，村庄内部无序建设、旧宅基地未退还、边角闲置用地等情况普遍存在，不少村的建房需求尚未解决。如横村镇宅里村共有5个自然村、户籍人口1220人，2024年村庄建设用地约280亩，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达150平方米，但目前仍有村民没满足建房需求。


1.2乡村产业用地矛盾凸显，发展瓶颈待突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产业兴旺面临集体建设用地闲置与无合适可用之地的双重矛盾。目前桐庐县181个行政村存在低效村庄（产业）建设用地约2000亩，但目前该县文旅项目需求均存在项目用地面积大，建设用地地块小而散，项目层级不高且雷同等特点，与低效用地空间不匹配，导致一边建设用地闲置或低效，另外一边又无合适的建设用地可用。


1.3村庄建房布局散乱无序，生态宜居受挑战


　　当前乡村人口老龄化严重，部分村庄濒临自然“消亡”，加上早期建房点多面广，导致零散旧房无法盘活利用，招租很难。同时零散的村庄布局导致水电路网的公建配套压力和灾害天气动员转移的难度都比较大，村民难以享受到乡村发展带来的红利。


1.4安置工程资金缺口较大，项目谋划受制约


　　人口集聚涉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房屋拆迁和安置，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部分村无力承担前期的大量资金投入，导致推进阻力加大。


　　基于上述问题，桐庐县在全域础上，合理确定村庄发展方向，科学编制“多规合一”的乡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乡村单元规划，实现县域全覆盖。按照“城郊融合类”“集聚建设类”“特色保护类”“精明收缩类”“整治提升类”五类村庄布局优化思路，科学安排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优先保障村民居住、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和产业用地需求，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村民向城镇、中心村等集聚，其中精明收缩类原则上限制新建、扩建活动，有序引导人、地、资源的有效退出，促进乡村资源集中高效配置和品质提升。通过余的宅基地，开展建设用地复垦工作，为整治筹集建设资金和用地指标。全县启动首批14个空心村整治项目，通过拆旧、建新、置换、复垦等方式，落实闲置房、危旧房、破败房、乱搭乱建房的拆除工作。通过复垦闲置建设用地，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等措施，变“空心村”为江南新民居，预计保障农民建房需求764户。例如，在江南镇彰坞村的空心村整治项目中，累计拆除危旧房123幢，腾出集体建设用地50余亩，腾挪建房指标100余个，新建49幢特色杭派民居，吸引了乡贤返乡创业和社会资本投范围内集成实施乡村富美“四优”“多规合一、协同联动、集中高效”入，投资意向达3000万元，村集工程改革（“四优”即优地、优居、优业、优美），创新探索空心村整治、中心村集聚、公寓房安置、人口转移集聚等模式，着力打造城乡融合共富样板。2023年以来累计动工17个项目，新增转移集聚200户、500人，181个行政村提前完成“8050”全覆盖目标，92个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100万元、占比50.8%；全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缩小至1.56。


2.主要做法和成效


　　聚焦“优地”，强化规划引领，有效破解村庄布局不合理、土地利用率低的问题


　　通过整合国土空间资源要素，推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互渗透，打造“山水林田村”诗意栖居地和全域旅游目的地。在守好耕地保护红线、落实耕地保护的任务基三步走，全面深化“耕地套合”改革，目前已完成宅基地复垦1800余亩，推动农业规模化生产。推动“飞地入园”实现区县共富。将山区乡镇的建设用地复垦指标以“飞地”形式分配给开发区，保障重大项目落地。开


发区按照一定比例每年分红给山区乡镇，各镇村还可享受项目超收部分的分成收入，形成多方互利共赢共富的局面。目前，该县已实施了合村、百江等4个偏远乡镇“飞地入园”到县经济开发区的项目，“飞地”指标累计120亩，相关镇村可“保底”享受收入12万元/亩，总收入达1440万元。


　　聚焦“优居”，强化功能布局，有效破解人口集聚度不高、公共服务保障难问题


　　积极推动“空心村”整治，激活闲置用地。用足用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有序退出村民多体经济收入实现较快增长，2023年达到223.85万元。同时发挥“中心村”集聚作用，撬动外来投资。探索“农民公寓”安置，保障居住权益。针对可用空间与建房需求不匹配问题，创新推出公寓化和联排住房建设模式。目前，全县共有5个农民公寓房安置项目完成规划设计，预计可保障农民建房需求200余户。不断推动“中心村”集聚，撬动外来投资。2010年以来，通过鼓励和引导村民向县城、中心镇、中心村集聚，全县14个乡镇（街道）181个行政村，共规划布局了4个中心镇、32个中心村。累计完成农民集聚项目315个，集聚人口2.3万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7185亩。2023年立足过往经验，出台专项政策推进下山人口集聚建设，根据集聚人口数量，由桐庐县财政局拨付转移支付资金1.5万元/人，桐庐县西部片区人口集聚达10万元/人。同步完善老年食堂、卫生室、快递驿站等公共服务配套，提升乡村居住品质和生活便利性。


　　聚焦“优业”，强化项目引领，有效破解农村产业结构单一、集体经济收入低的问题


　　不断优化项目审批流程。以探索城乡产权一体化、标准化为目标，重构乡村产业项目审批流程、优化审批规则，破解乡村产业项目标准地供地少、审批制约多、落地开工慢、配套工程资金紧张等难题。推进审批再提速、建设再高效，切实推动乡村产业项目高质量发展。2024年新印发的《桐庐县政府国企投资项目简化审批实施办法》《桐庐县优化乡村产业项目审批实施办法》为项目审批搭建绿色通道，破解乡村产业项目“规划难”“审批难”等堵点难点问题。不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全面建成“全链农业、全域旅游、全季休闲、全民共富”的美丽经济发展体系，系统梳理优质农产品、时令、特色小吃、土菜、文旅五大类产品体系，科学构建“蜂”“茶”“果”“药”四大主导产业链条，13支职业经理人和专家院士团队，111个“三品一标”产品，1000家农业生产主体，上万亩绿色生态基地等生产格局，联系带动全县85%的小农户，实现产业布


局由散到聚。截至目前，“桐庐味道”品牌企业产品销售额超过6亿元，同比增长300%，平均溢价率超过15%，带动农民人均增收1600元。全县先后出台五轮民宿专项扶持政策，推动民宿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2024年出台《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五条补充意见》，对精品民宿建设、连锁品牌经营、民宿集聚村建设等予以更有力的资金支持，做足民宿产业“增量”与“质量”，助推品牌民宿集群化、特色化、高端化发展。2024年新增民宿投资额达5.8亿元，其中投资500万元以上民宿23家，增加农民就业岗位300余个，增加农民收入9572万元。


　　聚焦“优美”，强化美丽建设，有效破解城乡风貌气质不佳、居民精神生活匮乏问题


　　着力做好风貌提升文章，该县大力推进农房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出台建房管理政策文件、强化规划引领、建房分区管控、优化审批流程办理、遏制新增违建行为发生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减少超标多占，从源头上防止建房超高超面积现象，保障农民建房需求，缓解乡村人地矛盾，促进城乡风貌提升。按照“中国最美县”的定位，结合各乡镇（街道）特色，统筹考虑农村发展现状、村庄分布、历史文化和旅游发展等因素，强化风貌管控和指引，分批打造富春民居样板，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美丽精品村庄，成为乡村建设的新名片。如2023年完成的6万亩美丽田园建设，打造了旧县街道合岭村、莪山乡龙峰民族村、百江镇联盟村等美丽田园亮点。桐君街道麻蓬村吴家坞入选全省首批十佳浙派民居建设典型案例。做好常态长效文章。大力实施“美丽100”攻坚行动，坚持以点带面、全域推进，通过组建大美丽办，统筹整合力量，健全美丽机制，强化要素保障，着力推动美丽本底精致精美、美丽示范出彩出圈、美丽经济做强做优，首批确定32个美丽示范项目，工作成效明显。如江南古村落区块深化百人百匠业态，推动古村落高质量发展，登上央视《新闻联播》。不断创新机制、丰富载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到美丽建设中，城乡环境面貌显著提升。紧紧围绕群众迫切需求的环境卫生、扬尘管控、流动摊贩、道路管养等问题，建立完善“督查、交办、整改、长效”闭环机制，2024年累计发布日通报89期，周通报14期，交办相对突出问题1415个，已完成整改1512个，并从源头理顺机制，努力推进从发现“一件事”到解剖“一类问题”再到解决“一类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3.存在问题和困难


3.1村民搬迁意愿弱


　　受乡愁情怀影响，部分农民不愿离开由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本地熟人社会，村民跨村跨区域搬迁安置意愿较弱。有的村民已进入城镇生活，即使家中老宅空置破败不堪也不愿意拆除，腾退复垦的意愿低。


3.2工程资金压力大


　　一方面，农民建房压力大，目前农村建房成本在40万元到50万元之间，整体开销较大，而大部分农民财力不足，购买农民公寓或新建农房又无法申请银行贷款，对于村民而言负担较重。另一方面，工程资金缺口较大。“四优”工程改革涉及宅基地回收、基础设施建设、公寓楼建设等项目，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补助资金有限，存在较大的资金压力。


3.3用地指标有限


　　早期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力度大，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城镇建设贡献大量用地指标，导致部分非中心镇的存量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目前有限的用地指标主要用于保障产业招引、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实事项目，无法优先推进“四优”工程改革项目，影响整体进度。


3.4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有待突破


　　按照目前规划的要求，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兼容农村宅基地的规划用地性质还未被完全认可，故类似于农民公寓的建设项目在前期报批环节可能会遇到阻碍，致使项目难以推进。农民公寓产权分割机制不明确。在村集体土地上建设农民公寓，原则上产权不允许分割，目前农民公寓没有明确的产权登记制度，如果通过二次审批进行发证，面临着如何发证、是否需要考虑公摊面积等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4.高质量推进乡村富美“四优”工程的几点建议


4.1完善保障措施，激发群众意愿


　　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实地参观、媒体宣传等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大力宣传“四优”工程政策，提高村民对整治搬迁的认可度。提供政策倾斜。对于特殊群体出台专门政策，对于年龄较大或经济条件欠佳的村民，以住房使用权置换原有宅基地使用权，条件具备的，可进一步探索宅基地置换养老服务；对于世居户，探索以租代购开发模式，鼓励其退出现有宅基地，置换新建楼房长期使用权；对于参与农民公寓分配的村民，应明确其丧失宅基地审批权的时间限制；对于涉及危旧房拆除的村民，按照房屋层数及面积，给予专门补助。完


善补偿标准。根据地区差异，以宅基地面积、建筑面积、家庭人口等为依据，适当放宽补贴上限。建议参照城区拆迁安置补偿政策，明确建筑物、附属物、青苗补偿标准，经由评估计算补偿金额。对于涉及危旧房拆除的村民，可以视情况给予一定补助。强化村民参与。重大事项必须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村集体应协助村民对接设计、施工单位，既实现建筑风貌统一又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完善金融服务。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与建房、购房、开发经营相关的贷款产品，对于有意愿集聚安置的贫困户，设立政策性低息贷款。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明确进城集聚人口养老保险政策，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养老保险模式。


4.2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引入社会资本


　　整合部门资源。协调财政、交通运输、自然资源、林业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整合涉农项目资源，如“四好农村路”建设、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农村污水提升工程等，建立“四优”工程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池，推动实现补贴一站式报批。设置奖励资金。出台导向性专项财政补助，根据人口集聚数量、节约用地指数、土地复垦面积等指标，给予奖励性补助，鼓励提高集聚密度，降低基础设施配套成本。在“乡财县管”背景下，将乡镇财政补贴基础设施建设职能转移至各相关部门，测算评估后完善调整各项补助细则，平衡前期建设资金。探索多元资金参与模式。梳理整合优质项目，以规划为先导，建立财政扶持、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探索社会资本参与“四优”工程改革，实现多方共赢。鼓励村集体参与经营。将“四优”工程改革与村集体经济“8050”目标相结合，允许村集体出资建设部分可出租的物业用房，开展民宿运营、休闲游憩、教育培训等经营活动，所得资金用于平衡项目开发成本。预支补助资金。制定补助资金预支工作细则，以前期征地、腾退、项目招引等工作成果为依据，将补助资金适当前置，按一定比例预支，保障项目推进。


4.3创新用地机制，完善产权制度


完善增减挂钩统筹机制。明确建设用地复垦获取的建设用地指标归各乡镇


（街道）所有，但需预留一定增减挂钩指标，优先保障乡镇、村农村建房及公共设施等建设需求，有结余的才可申请县级回购。探索用地奖励机制。建议参照低效工业用地整治提升的相关政策，鼓励集中连片整治，提高安置密度，按节约集约用地面积指标，以一定比例给予奖励。融合创新措施。建议将该举措与“飞地入园”融合，将乡镇（街道）用地指标调剂至重大平台，从零打碎敲


转向系统集成，推动资源集聚，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探索复合用地功能。对接全市“三维立体一张图”改革试点工作，引入“土地码”，贯穿“一块地”全生命周期，实现从“做地—批地—管地”的过程闭环，以实际需求为基础，探索在农村地区将农村宅基地与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商业商务金融用地、娱乐康体用地等不同功能用地结合布置，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完善产权制度。要建立健全农民公寓产权登记制度，出台具体政策和实施细则，对村集体房产产权分割、村民产权登记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从“灭火”到“防火”：网络舆情源头治理的逻辑与路径于杭州市流动摊贩疏导服务的实践探索


杭州市城市管理局王宇焕


　　在超大城市治理中，流动摊贩成为舆情的“高发区”，其根源在于它触及了多重利益的敏感神经。摊贩要生存，居民要交通要环境，周边商户要公平，城管部门要秩序。当这四方诉求无法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时，管理中的微小失误，都可能演变成舆论海啸。然而，这种“突发性”背后往往存在可识别的规律与应对空间，有效的治理关键在于转变观念、把握规律、主动作为。


　　2025年，浙江省杭州市收到流动摊贩舆情线索40多条，同比下降40%以上，且未发生较大负面舆情。


一、网络舆情的“风险燃点”


对杭州全年信访和舆情的深度分析，清晰地识别出四个核心“燃点”。利益冲突型。摊贩与周边居民的矛盾是最常见的舆情源头。当“烟火气”


变成“烦恼气”，油烟扰民、占道经营、噪声污染、垃圾遍地等，一旦投诉无门或长期得不到解决，居民的忍耐力便接近极限。以某农贸市场为例，此前摊贩占道经营，信访量居高不下；周围疏导点又引发周边商户抵制，担心摊贩会分流本就不多的客源，冲击实体店面的经营。


　　执法冲突型。这是网络舆情最直接、最危险的引爆点。当执法者与摊贩陷入“驱赶与被驱赶”的恶性循环，当简单的执法方式被镜头捕捉，当“下跪抱腿”“暴力抗法”等场景在网络空间传播，舆论必然倒向对执法者的质疑。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事件往往伴随着“口头叫嚣辱骂”“现场直播混淆视听”等次生舆情，使事态迅速扩大。某县的情况揭示了另一层风险，从业人员中还有60岁以上老年人，且多为周围自产自销的农户、失业人员和残疾帮扶对象。


　　政策真空型。传统的“专项整治+查扣”的单一模式已难以为继，若不及时疏导，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爆舆情。有的摊贩在杭发展多年，失业后过渡性临时做摊贩，“一禁了之”必然引发“断人生路”的道德谴责；有的摊贩白天从事其他行业，晚间“客串”摊贩创收；有的摊贩是外来人员，“一放了之”必将导致城市秩序混乱。


　　组织对抗型。摊贩的组织化、团伙化，正在制造一类全新的舆情风险。过去，摊贩多为个体经营者，而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24年，出现了“多个老


乡一起干”的团伙型摊贩模式：有人负责烧烤制作，有人开网络直播拉客，还有人“客串”顾客。这种“分工协作、信息共享”的运作方式越来越多。一旦管理，直播者迅速对准执法现场，有的摊贩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呼叫支援”。“加油策略”下，周围的摊贩不断向现场聚集，人数会远超执法者，形成组织化暴力抗法。这类行为一旦被拍摄传播，极易在网络上引发“执法不公”的舆论。公众看到的是“弱者”的悲情，却看不到背后摊贩的组织化对抗。


二、从“末端灭火”到“前端预防”


　　既然“燃点”是可以识别的，那么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就是可行的。为此，杭州构建了“政策先行、目标牵引、多方协同、实战练兵”的预防体系，将管理重心前移，用制度化的疏导服务、常态长效管理和教科书式执法等化解矛盾于未发。


　　政策先行，给管理提供刚性依据。出台疏导管理办法和执法处置指引，从制度层面明确“就地规范、引摊入市（室）、错时共享、集中疏导”四种疏导方式，明确“定点督岗、机动巡查、规范执法”三种常态化举措，明确“设摊负面清单、疏导点设置标准、摊贩准入管理、日常经营规范、环境卫生与安全、积分制管理”6项制度。这套体系设计让基层治理从“凭经验”走向“依规办事”。某大道集市就是依据这些政策，建立了严格的“前置审核、一键申请、一步到位”的摊贩准入制度：食品类摊主必须持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并在显著位置公示；非食品类摊主需提供身份证明和经营范围说明，从源头上杜绝假冒伪劣等乱象。


　　目标牵引，用量化指标倒逼治理转型。提出“321”量化目标，将“舆情预防”转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具体指标，再辅以“主干道严禁、次干道严控、背街小巷规范”的差异化管理导向，倒逼基层管理者将工作重心前移，实现“摊贩疏导”为主与“规范执法”为辅的两轮驱动。“3降”是信访量、重复信访量、舆情数下降，“2不”是杜绝大的负面舆情和安全事故，“1增”是疏导点增加。2025年杭州市流动摊贩信访总量同比下降7.3%，全市新增摊位2000多个。


　　多方协同，构建共建共治共管新格局。集中治理前，要求协同做好“1211”5件事，将可能引发舆情的各方力量提前纳入治理体系：第一个“1”是每个区县召开一个部署会，将任务部署给街镇；“2”是协调市、区两级网信和信访两个部门，争取支持；第二个“1”是每个执法中队组织一次全员学习，集中学习“两个文件”、观看“7类突发场景执法应急演练”视频；第三个“1”是组织


一次媒体及“网络大V”恳谈会，征求媒体意见。例如，某区充分体现了协同的力量，街道、执法、市场监管、公安（交警）等多部门联合，推出“移动惠民餐车”，形成了“区政府主导、街道主营、部门配合”的“疏堵引”三维治理模式，实现了从“流动”到“定所”的转变，为流动摊贩提供了可复制的“民生样板”，让城市“烟火气”萦绕“文明味”。


　　实战练兵，提升一线应急处置能力。组织覆盖“电瓶车现场冲逃”“下跪抱腿夺眼球”“裸奔自残”等7类突发场景的执法应急演练，演练注重镜头下执法和说理式执法，规定区、县或中队发生舆情的，下一年度就由其情景再现、实战演练。这种“练在平时，既练兵又练将”的做法，让执法人员熟练掌握“亮证—告知—说理—劝导—记录—报警—说服周围群众”的标准化流程；队员有明确的分工与站位，有说服摊贩的，有管控刀具的，有向围观群众说理的，有全程录音录像的，将原来无序、简单的查扣，转变为规范的教科书式执法。


三、精细化管理阻断舆情发酵


　　源头预防固然重要，但流动摊贩管理具有流动性大、反复性强、人数多而复杂的特点，仅靠老经验老办法远远不够。杭州在实践中，还把注重过程管控当作舆情预防的关键环节。


　　精细化运营，斩断负面舆情的“事实基础”。舆情往往源于“问题真实存在”，如油烟扰民、垃圾遍地、交通拥堵等，无法平息民怨。例如，某街道大道市集创新建立一套严密的日常经营规范，从而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统一营业时间，夏季18：00—22：00，冬季17：30—21：00；实行“摊位三包”制度，摊主自备垃圾收集容器，收市后做到“摊撤地净”；餐饮区摊位间距不小于3米，消防通道宽度不小于2米，每个摊位配备灭火器；食品加工区域生熟分开，从业人员穿戴清洁工作衣帽。


　　柔性执法，避免执法冲突的“次生灾害”。坚持依法行政，优先采取建议、劝告、引导等指导方式，对首次轻微违法行为推行教育警示；推广有温度的文明执法，执法目的核心是维护公共秩序，收缴经营工具和罚款只是手段。例如，某县新塘路针对流动摊贩是老年从业者且多为自产自销的农户的特点，坚持教育劝导为先，推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等柔性措施。同时，强化凌晨疏导，投入执法力量350余人次，用两个多月时间成功将新塘路区域流动摊贩整体迁移至农贸市场三楼。


科技赋能，提升监管效能。某街道创新开发了“流动摊贩管理应用数据模


块”，推广“一车一码”管理模式，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摊主基本信息、食品来源等内容，保障消费知情权与安全感。某镇在“烟火地图”架构下，将厚仁商业街、虾龙圩夜市等多个疏导点纳入数字化管理，实现动态优化；以商业外摆为激活经济活力“关键一招”，以“引摊入市”为规范市容秩序“硬核支撑”，培育、发展、壮大一批“烟火市集”。


　　积分管理与摊主自治，激发内生动力。某大道市集创新“积分制”管理制度，每个摊主初始积分12分，违规扣分：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扣4分/次，被有效投诉扣2分/次，未按规定时间经营扣1分/次，卫生不达标扣1分/次。积分低于8分暂停预约资格，低于6分取消经营资格；建立“管理方巡查+消费者评议+执法部门检查”三位一体监督网络。某街道创新推行“摊位自治”模式，在镇前路沙虞路交叉口疏导点，6个摊位经营者自行推选负责人，统一购置经营服装、铺设地毯，自主选择统一颜色的经营车辆并进行标准化改装，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提升”的良好氛围。


　　闭环销号，用问题导向实现动态清零。创新构建“四个常态化”机制，即市级主管部门常态化检查督查，倒逼区县实施常态化管理，市民群众达到常态化满意，市容秩序符合常态化要求。结合市民重复投诉情况，全市下发4批次1000多个问题点位清单，通过常态化的日常检查、现场督办等方式复核900多个重点点位，销号约600多个，销号率71.4%。这套闭环机制确保了问题“发现一个、解决一个、销号一个、常态化一个”。


四、“舆情可防”的实践成效


　　杭州的流动摊贩治理成效是令人信服的，成效的背后，是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从“堵”到“疏”，从“管住人”到“服务人”。


从全年数据看“预防”成果


　　一是信访总量同比下降7.3%，重复信访同比下降约1%，舆情线索同比下降42.9%。


　　二是全年未发生人身安全事故和大的舆情。三是疏导规模同比新增点位50多处、摊位2000多个，摊位增长率30.6%。


从各区、县的案例看预防理念的落地


　　一是某区瓜山农贸市场疏导点引导多处流动摊贩入驻，盘活闲置资源；引进合规摊位20余个，解决辖区摊贩乱象；成功吸引客流，农贸市场主营区域摊主平均营业额提升三成，彻底扭转入不敷出的困境；建成“打工人的深夜食堂”，


成为热门美食打卡点；打造“瓜山未来市场兰亭集夜市”，增添了城市“烟火气”。更重要的是，集中规范管理彻底解决了此前流动摊贩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相关信访投诉量显著下降，重复信访清零。


　　二是某镇虾龙圩夜市：创新错时共享，利用单位停车场，容纳摊贩80余家；创新“双轨制”管理模式，一方面充分尊重摊贩自治，自主组织、自主管理，发挥摊贩能动性；另一方面设置准入机制，对摊贩的卫生、消防、噪声、油烟等要素作出要求，严格做好摊贩入场管理。自该疏导点建成以来，周边无证类投诉数量大规模下降，夜市成为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媒体百万浏览量的“网红点位”。


　　三是某区“移动惠民餐车”：多部门联合在大学校园、建筑工地、企业工厂等周围布设200余辆惠民餐车、80多个自产自销农产品摊位，满足学生、建筑工人、企业职工等日常生活需求，投诉量同比下降72.2%；餐车统一定制，配备垃圾容器、油烟净化等设备；摊贩由街道统一代办健康证、经营备案。


　　舆情预防并非一劳永逸。尽管杭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流动摊贩疏导服务中存在的“信访与重复信访依然高发”“疏导点重建设轻管理”等问题同样值得警惕：舆情预防是一项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任何松懈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舆情的“可预防性”，源于城市治理的“可设计性”。当城市管理者愿意俯下身子，倾听各方诉求，挤出空间安置，创新机制管理，用“政策引导”替代“临时应对”、“多方协同”替代“单打独斗”、“柔性执法”替代“简单粗暴”，舆情滋生的土壤也就慢慢消失了。它倒逼我们必须跳出“等舆情来了再应对”的老套路，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治理体系够不够包容？是否能够容纳不同群体的合理诉求？治理能力够不够精细？能否化矛盾于无形？治理理念够不够温暖，能否在维护秩序时兼顾保障民生？


　　杭州实践的共同点是“将人置于治理的核心”。笔者认为：从摊贩的调查摸底到积分管理，从移动惠民餐车到摊贩自治，都体现了摊贩的生计得到尊重、居民的需求得到回应、执法者的形象变得温暖。真正的舆情预防，不是“防民之口”，而是“解民之忧”，这才是舆情预防的终极之道。


从“生态高颜值”到“发展高质量”云南省嵩明县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实践探索


嵩明县融媒体中心段丽波


　　嵩明地处滇中腹地、昆明东北部，是云南第七大平坝，国土面积825.72平方千米，地势平坦开阔、水土丰沃，素有“滇中粮仓”的美誉，是昆明主城的生态屏障和绿色后花园。境内梁王山、药灵山等群山环峙，牛栏江、普沙河等“一江八河”穿境而过，年均水资源量达6.8亿立方米，年均气温14.8℃，森林覆盖率达44.22%，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康养佳境”。同时，嵩明位居滇中城市群核心区，距长水机场仅12千米、昆明主城半小时车程，为生态保护、旅居发展、产业升级提供了不可复制的基础条件。


　　生态，是嵩明最亮丽的底色，也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十四五”以来，嵩明立足地理区位与资源禀赋，以《嵩明县“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为总纲，锚定“三个一起治”工作思路，系统推进城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将生态规划与产业布局、城乡建设、旅居品牌打造深度融合，构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三位一体”规划体系，以科学擘画定方向，以系统治理固根基，以价值转化激活力，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转化通道，走出一条生态优、旅居兴、产业强的绿色发展之路，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规划引领：以系统思维绘就绿美蓝图


　　滇中坝子的独特地理格局，决定了嵩明生态保护必须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嵩明坚持规划先行、谋定后动，以高水平顶层设计统筹生态、城乡、产业、旅居发展，形成“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制度合力，为绿美嵩明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嵩明以“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为总纲，构建全域生态保护框架，紧扣省级、市级生态环保部署，结合县域生态脆弱性与发展阶段性特征，高标准编制《嵩明县“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总体目标、重点任务、空间布局与保障机制，成为统领全县生态治理的总遵循。该规划立足牛栏江流域保护、大气质量提升、土壤安全防控三大核心，细化空气质量优良率、断面水质达标率、森林覆盖率、污染减排等刚性指标，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绿色转型、民生改善四大维度，构建“目标清晰、任务量化、责任闭环、措施精准”的生态治理体系，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落地见效。


　　以“三个一起治”为路径，破解碎片化治理难题。针对以往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治理短板，嵩明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起治、地上地下一起治、城市农村一起治的系统治理思路，推动生态治理从“单点突破”向“全域协同”转变。山水林田湖草一起治：统筹牛栏江治理、矿山复绿、植树造林、湿地保护，构建完整生态系统链；地上地下一起治：同步管控大气、地表水、土壤与地下水，严管危险废物、固体废物、垃圾处置，筑牢立体防护网络；城市农村一起治：推动环保设施向农村延伸、生态资源向城市赋能，实现城乡共建、环境共护、成果共享。这一思路，有效打通部门壁垒、区域界线、要素分割，形成“全要素、全流域、全过程、全社会”的治理格局。


　　以“三位一体”规划体系为支撑，推动生态—产业—民生深度融合。打破规划壁垒，推动生态规划与产业布局、城乡建设、旅居品牌打造深度融合，构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三位一体”规划体系。在生态保护层面，严守生态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严控“两高”项目准入，为绿色发展留足空间；在产业发展层面，依托优良生态，优先布局绿色农业、低碳工业、生态文旅，推动产业绿色化、低碳化、高端化；


　　在城乡建设层面，将生态理念融入城市更新、乡村建设，打造生态宜居城市、美丽宜居乡村；在旅居品牌打造层面，以生态为核心，整合文化、区位、服务优势，培育旅居新业态。通过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一体化见效，实现生态、产业、民生良性循环，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群众。


系统治理：以精准攻坚厚植生态底色


　　蓝图既定，实干为要。嵩明县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统筹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高强度投入、高标准治理、精细化管护，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历史性跃升，为旅居品牌打造和产业绿色转型提供硬核支撑。


　　清新空气涵养宜居气质。空气质量是宜居之本、幸福之基，嵩明聚焦扬尘、油烟、工业废气、移动源、燃煤五大污染源，实施全链条管控、全过程治理。“十四五”期间多次实现空气优良率100%，全年无重污染天气记录。


　　河湖清流铺就生态底色。水是生态之魂、发展之脉，嵩明以牛栏江流域治理为核心，累计投入7.2亿元，实施牛栏江—滇池补水区（嵩明段）湿地净化、污水处理厂提质等25个重点水环境治理工程，系统推进全流域生态修复与污染治理。排查整治入河排污口180余个，取缔非法排污点位；建成小型化、生态化


处理设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86.5%；7条农村黑臭水体全部整治到位；大石头水库年均水质稳定为地表水Ⅲ类，保障饮水安全；普沙河、龙王庙水库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大石头水库入选省级绿美河湖典型标杆。“十四五”期间，全县9个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从33%跃升至89%。“高原水乡”生态画卷徐徐展开，为旅居康养、生态旅游、绿色农业提供优质水资源支撑。


　　安全基底护航绿色发展。嵩明严格筑牢土壤环境安全防线，强化重点企业监管，严防重金属与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常态化打击非法倾倒，推进云南省花卉园区“无废园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厨余垃圾处理等项目建设；完成24座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恢复造林7010亩，昔日废弃矿山变身为生态乐园。全方位保护与修复，构建安全稳定土壤环境，筑牢绿色发展安全基底，为绿色农业、低碳工业、宜居生活提供坚实保障。


价值转化：以旅居品牌擦亮入昆名片


　　依托优良生态本底，嵩明立足昆明主城半小时经济圈、长水机场12千米空港圈区位优势，坚持生态为核、文化为魂、服务为基，推动生态治理成效深度转化为旅居品牌优势，全力打造“旅居云南·入昆第一站”旅居名片，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让嵩明成为人人向往的旅居康养胜地。


　　深挖生态价值，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以全域旅游理念为引领，整合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推出多条生态旅游精品线路。串联牛栏江湿地、嘉丽泽康养湿地、药灵山生态区、大石头水库、普沙河美丽河湖等，形成“点线面”一体化格局。聚焦牛栏江、嘉丽泽湿地，打造集科普、露营、休闲于一体的湿地生态观光线路；依托药灵山、望风屏景区、西山片区，整合森林资源与康养设施，打造徒步、骑行、康养度假线路；串联普沙河、东村、牛栏江沿线乡村，推出涵盖民宿体验、农耕采摘、乡村美食的田园乡村体验线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体验农耕乐趣；深度挖掘兰茂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打造东村“红色+生态”民宿集群，推出文化研学、民俗体验、非遗传承等产品，实现文化与旅居深度融合。


　　盘活闲置资源，推动农旅双向赋能。坚持生态惠民、旅居富民，大力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农房、土地，通过改造提升、业态培育、规范管理，打造一批高品质民宿、田园综合体、农业观光园，实现稻田变景观、农区变景区、民房变客房。例如，东村依托红色资源与生态优势，发展“农业+文旅”“红色+研学”等融合业态，带动农户发展餐饮、农产品销售，户均增收显著；普沙河


田园综合体整合农田、河流、村庄资源，打造集生态种植、农耕体验、休闲度假、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体，成为城市周末休闲首选；牛栏江生态农业观光带依托优质水资源，发展生态种植、水产养殖、观光旅游，实现农业与旅游有机结合。


　　农旅深度融合，既推动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形成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嵩明成功获评“康养旅游目的地”，入选“旅居云南”城镇旅居建设试点县。“旅居云南·入昆第一站”名片影响力持续扩大，生态旅居成为嵩明县最具辨识度的名片。


绿色动能：以产业转型驱动融合发展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嵩明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以杨林经开区为核心，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打造绿色园区，筑牢低碳发展主平台。杨林经开区作为工业核心载体，全力推进绿色低碳园区建设，园区绿地率达20%，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成功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省级绿美园区；7户企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分布式光伏投资3.4亿元，30家企业实现并网发电，装机容量达78兆瓦；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全回用，“2+N低碳园区”模式获评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成为县域绿色产业核心引擎。


　　培育绿色产业，构建低碳产业集群。立足生态禀赋与产业基础，聚焦先进装备制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三大产业集群，精准招商、延链补链、强链固链，推动绿色产业集聚发展、提质增效。绿色能源产业板块，依托光照资源，大力发展光伏产业，累计建成光伏总装机430兆瓦，年发电量达6.4亿千瓦时；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板块，聚焦新能源装备、节能环保装备、高端智能装备，推动传统企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提升附加值与竞争力；绿色食品产业板块，发展生态种植、绿色养殖、精深加工，引进云南伊利乳业，建成全国食品行业首个“零碳工厂”，年减碳超2000吨，打造“生态种植、绿色加工、品牌销售”产业链。


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坚持绿色转型、低碳发展，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推广先进节能技术、清洁生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工业领域：杨


林经开区工业废水重复利用率达90.9%、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保持100%，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农业领域：推广生态种植、绿色养殖，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服务业领域：推动文旅、物流、餐饮等行业绿色化发展，推广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消费。


　　从滇中生态屏障到旅居康养胜地，从绿色产业高地到幸福宜居家园，嵩明以科学规划擘画生态蓝图，以系统治理筑牢绿美根基，以价值转化激活发展动能，生动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书写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如今的嵩明，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历史性跃升，蓝天白云常驻、碧水清流环绕、净土安全无忧；旅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旅居云南·入昆第一站”名片越来越亮，康养旅居、田园休闲成为新风尚；绿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低碳工业、生态文旅、绿色农业齐头并进，生态经济活力充分迸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好愿景逐步变为现实。


　　未来，嵩明将继续锚定绿美底色、坚守绿色发展路径，持续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果，深化旅居品牌打造及推广，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培育壮大生态经济新动能，奋力谱写生态优美、旅居兴旺、产业繁荣的嵩明新篇章，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关于推动解决森林草原防火两个普遍性问题的调研报告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高建玉


　　近年来，大规模国土绿化使林地可燃物累积，加之全球气候异常导致的高温干旱，森林草原火灾频发。2024年初，云南、广西等地因高温干旱大风集中爆发山火，贵州一周内卫星监测起火点达221处。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做出指示批示：“火源管控力度不够”和“人民防线筑得不牢”是当前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作亟待解决的两个普遍性突出问题。甘肃省虽已采取网格化管理、强化火源管控、创新宣传等措施，但问题仍制约效能提升。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大会精神和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推动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林草局相关部署落到实处，切实破解两个普遍性问题、减少人为火灾，本次调研聚焦重点林区牧区防火现状，从政策执行、案例分析与技术赋能等维度剖析深层症结，提出对策。调研组实地走访了河西5市、甘南、陇南、天水及白龙江、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所属单位和局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一、火源管控不力的现实困境与成因分析


（一）末端执行力度不够


　　尽管已建立“省-市-县-乡-村-护林员”六级网格体系，但基层执行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现象。一方面，机构改革后，全省86个县区仅43个设立林草部门，且均无独立防火机构。多数县区撤销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林长制办公室等议事协调机构，防火组织体系弱化。另一方面，因劳动强度高、报酬低等因素造成护林员流失，队伍不稳定。部分乡镇对护林员考核宽松，调研中发现出勤率不足20%。此外，多数乡镇负责同志对“8311”工作举措内容不清楚，导致火源管控出现“最后一公里”断层。


（二）部门协同机制落实有差距


　　机构改革明确，林草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和早期处理，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扑救，森林公安转隶后职能不变。各部门应在森防指的指导下开展预防和扑救。2024年我省出台“8311”举措，明确了责任清单，但新体制机制仍处磨合期，联动不畅。一些地方未落实防灭火一体化要求，人为割裂“防”与“救”，各自为战。如部分县区高火险期未召开风险研判会、未发布预警信息。


（三）基础设施滞后制约管控效能


“十四五”以来，林草资源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加大了防火压力。因


财政困难，省、地方防火年度投入约1000万元，仅勉强保障宣传经费。基础设施建设、装备购置和物资储备长期投入不足。依托中央投资，近年实施了火险综合治理、防火道路、视频监测预警等项目，但监控覆盖率仍不足30%，智慧防火体系建设任重道远。


（四）执法司法存在薄弱环节


　　2022—2024年，全省违反防火法规案件129起，仅占林草行政案件的3%。机构改革以后，执法权限下放乡镇后力度减弱。一方面，乡镇对野外违规用火执法存在畏难情绪，认为应由公安派出所负责。另一方面，林区群众法治意识淡薄，对失火罪等刑法后果认识不足，禁火期内农事、祭祀用火仍存侥幸心理。


（五）“树线矛盾”突出


　　随着国土绿化持续开展，大量输配电线路穿林而过，部分线路年久失修，遇大风易短路起火。据统计，穿越我省林区输配电线路约2900公里，其中隐患线路约1300公里。2025年10起森林火灾中，2起因输配电线路短路引发。治理“树线矛盾”需能源、应急、电力、林草等部门协同，任务艰巨。


二、人民防线筑得不牢的深层症结


（一）传统祭祀文化与防火形势的冲突


　　祭祀烧纸是主要人为火源，清明、中元、寒衣、除夕及少数民族插箭、煨桑等祭祀活动多集中在干燥的秋冬春季，极易引发火灾。虽提倡绿色祭扫，但千年习俗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


（二）宣传教育体系存在短板


　　部分县区因统一规划而撤除宣传牌，标语数量较少。宣传仍以悬挂横幅、发放传单等单向传输为主，缺乏互动与感染力。对留守老人、儿童及偏远牧区覆盖不足，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材料未本土化，存在语言断层；内容普遍存在“三多三少”情况，即口号标语多、具体案例少，抽象警示多、避险方法少，静态图文多、情景模拟少。


（三）群防群治机制不健全


　　一是责任边界模糊，乡镇与林草经营单位交界地带存在“都管都不管”现象。如甘南舟曲、迭部森林火灾，系乡镇对辖区群众约束不力所致。二是群众参与动力不足，尽管“防火人人有责”口号普及，但实际参与度不足。究其原因：部分村民对火灾隐患认知错误，如认为“烧荒能肥田”，暴露出科学宣教的深度不足。


三、破题路径与实践创新


（一）解决“火源管控力度不够”问题的措施


　　树牢源头管控理念。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理念，将火源管控置于火灾预防首位，在形势分析、工作部署、检查讲评中全链条突显，形成源头管控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研究本地区火灾特点规律，及时采取针对性管控措施。


　　全面压实管控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强化属地火源管控责任；结合林长制压实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森防指和相关部门按“三管三必须”原则，主动消除模糊地带和责任盲区，加强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形成管控合力。将在林牧区从事各类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纳入管理范畴，划定责任区、确定责任人，确保管控措施在基层末梢全面落实。


　　以网格化管理从严管控火源。围绕分片包保、横向联动、全域覆盖、无缝衔接，优化六级网格体系。按履职要求划定防火区域，明确火源管控职责，形成五级联动、层层抓管控的局面，打通“最后一公里”。充分发挥乡、村级林长和护林（草管）员“前哨尖兵”作用，完善火情快速响应机制，为早期处置争取时间。


　　扭住火源管控关键要害。抓好野外用火重点人群管控，防火期对进山入林旅游人员实行登记检查，运用科技手段提醒交出火种，禁止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等用火行为，特别加强爬野山、走野道人员管控。建立重点风险人员管理制度，加强对智力残疾人员、未成年人等限制行为能力人群的监督管理，抓实监护人、村组、林牧场（站）监管责任。紧盯山头、地头、坟头，看好村口、沟口、路口、卡口、入口，严防死守，将火源堵在山下林外。采取定期清理、计划烧除等方式，加强坟边、林边、矿边、地边、路边、隔离带可燃物清理，降低火灾风险。


　　严格管控重点用火场景。以甘南州为重点，推进煨桑台搬离林牧区。加强林牧区内墓地和零散坟头用火管理，如实造册登记坟主信息，防火关键期落实专人看护，积极推进集中安葬。加强农事用火管理，坚持依法管控与合理疏导结合，推进农林交错区秸秆等剩余物资源化利用，建立农事用火报备监烧制度。加强施工用火管理，建立林牧区生产性用火报审监管制度，严格管理进


山入林生产作业单位，做到有责任人、有火源管理人员、有火源管理制度、有宣传标语和预警提示、有检查记录、有防火隔离措施和扑火工具。


　　强化极端情况火源管控。极端天气或旅游高峰时段，由森防指挥办公室牵头会商研判并发布高火险预警，启动预警叫应机制，运用应急广播、短信AAA、智能外呼、鸣锣吹哨、敲门入户等手段，第一时间传达到户到人，并迅速组织全员上岗，采取增人、增哨卡、加密巡查频次等措施严防火灾。四级以上火险等级地区遇大风等极端天气，提请地方政府发布禁火令，组织力量下


沉包片督导、强制严管。将卫星监测、无人机巡护、视频监控、塔台瞭望、地


面巡逻、舆情监测有机结合，完善火情快速核查处置机制，实现早发现、早报告。组织森林草原消防队伍因险设防，抓好扑救力量、组织指挥、装备物资“三靠前”，阻断极端天气与人为火源耦合。


　　强化监督问责与奖惩。依据林长制考核、督查结果和年度工作开展情况，总结讲评并树立先进典型，激发工作动力。引入外部监督，建立特约监察员制度，强化媒体监督。对因责任不落实、火源管控不力、扑救不得力、隐瞒火情、整改不到位致重大损失的，依法依规追责。严厉处罚违规用火，依法打击涉火犯罪。公开曝光典型案例，以案说法警示社会。


　　扎实开展“林电共安”攻坚行动。省林草局联合省能源局、国家电网甘肃分公司印发了《甘肃省“林电共安”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标本兼治。按照“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原则，彻查“树线矛盾”及林牧区工矿商贸、风光电企业电力设施隐患，快查快改、立查立改。力争3年左右基本完成隐患整治。


（二）解决“人民防线筑的不牢”问题的措施


　　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提升宣传质量，充分运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AAA等媒体开展宣传教育，积极组织防火宣传月、宣传周、警示日活动，采取增设宣传牌、张贴标语、发放手册、编发短信等方式普及防灭火和避险常识，将宣教对象从林牧区群众拓展到全社会，从成年人延伸到未成年人。纵深推进“五进”，将车站、农林交错区、野外作业点等作为重点部位，把林内作业人员、外来人员、农林交错区住户、边远村组居民和智障人员监护人作为重点人群，深入开展“一对一、点对点、面对面”宣教。推出直击人心的文创作品，探索建设防火体验场所。强化典型引路，宣传先进集体和个人事迹，传递正能量。用好网络平台，加强舆情监测管控，坚持主动发声、正面发声，对恶


意炒作、造谣生事等快查快办、严厉打击。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借鉴全国乡镇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规范化管理试点和湖南湘潭七星村、北京门头沟东山村等经验，将防火工作纳入基层综合治理，健全应急值守、信息报送、应急响应机制，调动群众参与火灾治理、共享生态成果。推动将高频率、易发现、易处置的防火行政执法权赋予乡镇街道行使。推动将防火纳入村规民约、融入日常生活。充分发挥网格化、联户联保等平台作用，建强乡村两级消防队伍，加强护林员、网格员、综治员、灾害信息员、志愿者等基层力量建设。


　　排查整治重大风险隐患。充分运用火灾风险普查成果，精准识别可能对重要保护目标造成重大事故或严重社会影响的潜在不安全因素。隐患所在单位为整治责任主体，在森防指统筹和行业部门组织下主动整改，做到权属清、责任明、措施实、可核查。建立隐患台账和动态清零制度，明确责任、时限和整改目标，逐一销号。严格执行“谁检查、谁签名、谁负责”制度，科学运用函告、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公开曝光等措施。


　　建强末端支撑保障。加强末端巡林系统和北斗终端建设使用。健全覆盖辖区的监测预警网络，完善集多种通信手段于一体的机动通信系统，提升火险感知和视频监控等预警能力。重点完善森林-城镇交界域防火阻隔系统，提升改造林区简易路、废弃路，连通断头路，使防火道路贯通成网。按需储备防灭火物资装备，配齐风力灭火机、电动水枪、二号工具、组合工具和救生器材等基本装备，加强消防水泵、水带、高压水雾灭火机、消防水车等以水灭火装备配备，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引水上山”工程。


贵州遵义“谋透合”工作法赋能行业穿透式审计贵州省遵义市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实践探索


陈鑫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审计局深入践行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为切入点，不断探索提升审计监督质效的方法，大胆创新，构建了“以统筹为基、以行业为核”的工作理念，探索形成“谋、透、合”三维审计工作法，着力破解基层审计力量分散、成果同质化等难题，推动审计工作从“单点发力”向“系统集成”转变，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树立新理念，构建穿透式审计新格局


　　遵义市审计局以研究型审计为抓手，树立“以统筹为基、以行业为核”理念，通过统筹整合全市审计资源，聚焦重点行业精准发力，全面提升审计监督的系统性、精准性与实效性。


紧扣中心大局，锚定审计方向


　　始终围绕市委“管党、管人、管事、管钱、管项目、管资产、管风险”的七管工作要求，深入研判行业主管部门履职短板，研究各行业主管部门在“管钱、管项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发现行业主管部门更多关注资金是否拨付、项目是否建成，容易忽视过程风险与管理漏洞等问题。审计实施前，系统梳理行业重大政策落实、财政资金绩效、重点项目建设管理、权力规范运行等关键领域，精准锁定审计重点，着力揭示资金使用与项目建设的合规性、效益性问题，切实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抓实四个统筹，提升监督质效


　　统筹审计目标，市级统一立项、统一标准，确保全市审计方向一致、重点聚焦。统筹审计力量，打破15个县（市、区）审计局间的地域壁垒，推动审计力量从“单位所有”向“全市共有”转变。统筹审计实施，采取上审下、融合式、“1+N”等组织方式，强化市县联动、纵横穿插、穿透核查。统筹审计成果，推动揭示的问题从单点向全市共性、从单一事项向多维度深层问题拓展，实现揭示分散问题向揭示行业性、系统性风险问题集成转化。


聚焦重点行业，实施穿透式审计


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推动审计监督从“市本级或单


一县区”向“全市统筹、重点县区联动”转变，全面揭示全市范围内的重大问题、重大隐患。以市级行业主管部门为枢纽，推动审计触角横向覆盖行业主要业务，纵向延伸至市县乡村，开展“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穿透式、全覆盖审计，实现“审深审透一个行业、规范治理一个领域”。


用好“谋透合”，做实行业穿透式审计“谋”在先：精准立项，科学布局


　　“谋”准审计对象。审计实施前，一方面，系统梳理经济活动复杂、资金往来量大、重点项目实施多的行业（部门），综合研判确定将林业部门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本次审计对象；另一方面，深入剖析林业领域中发现的典型问题与案例，精准把握政策执行、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林业系统开展全面“经济体检”，助力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发展质量同步提升。


　　“谋”实审计重点和目标。通过前期的调研分析，全面梳理出被审计单位主要工作中潜在风险点和薄弱环节，聚焦重大林业政策落实，重点核查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问题；紧盯重大生态工程，特别是退耕还林、病虫害防治、天然林保护等重大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关注挤占挪用、虚报冒领、损失浪费等问题；紧扣林业产业扶持，重点核查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林业产品加工等产业扶持资金使用效益，关注产业提质增效和林农增收情况。“谋”深市县联动。通过项目立项会，明确市县两级的重点任务、人力安排、项目时间等环节。有的放矢实施联动。抽取7个县作为延伸审计对象，重点关注退耕还林、国储林项目、林下经济等方面，紧盯林业系统领导干部“靠林吃林”等问题。压实责任共同发力。按照实绩表计分规则，市级分管领导和县局主要领导对审计联动项目的目标、范围、重点、方法、分工、时间安排、人员调配等做到心中有数，切实把好审计质量关口。“谋”细组织方式。市级统一组织实施，结合项目特点选优配强审计力量。按照加强审计人力资源统筹的通知，审计项目实施中，全市抽调75人组建8个小组，市级审计组负责统一调度，7个县级小组深入县乡村开展交叉审计。市级梳理形成问题核查清单，由各县审计局开展延伸核查，推动市县协同联动，构建上下联动、一体融合式格局，切实提升审计监督效应。


“透”到底：深挖根源，由点到面


　　推行“三个三分之一”工作机制。三分之一时间找线索，三分之一时间边找线索边核查，三分之一时间核查线索，避免陷入单一问题或出现重大遗漏。


审计组对1639个国储林、退耕还林、林下经济项目进行梳理，各小组按分工和问题核查清单进行线索查找、核查，对核查出的重大问题，集中力量收集证据。严格“单周碰头、双周汇报”制度。分管领导每周召开碰头会，主要领导每两周听取一次汇报，准确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开展讨论研判，校准方向、集中力量攻坚重点突出问题。用好大数据工具。实现“一人分析、全市共享”，依托大数据分析提升线索发现效率与穿透核查能力。利用大数据通过叠加比对退耕还林项目、营造林工程及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实施矢量图，系统分析林业资源档案、项目管理数据、惠民补贴发放等信息，精准锁定重复申报造林面积、资金流动异常、补贴发放对象不合规等疑点。


“合”出彩：整合成果，服务治理


　　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国之大者”，围绕省委中心工作，立足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聚焦重大政策落实、重点资金绩效、重大风险防范、民生福祉保障等关键领域，切实把审计监督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围绕推动全市林业产业发展，梳理总结全市林业项目建设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短板，提出加强行业治理、完善机制、维护群众利益等建议，推动主管部门强化监管，聚焦系统性、根源性问题，从单点整改向系统治理转变。坚持“小切口、大文章”。聚焦审计发现的典型案例，从一笔资金、一个项目、一项政策执行中找准小切口。在此基础上深挖制度短板、管理漏洞和风险隐患，推动审计专报从“反映一事”向“规范一片”延伸，实现小切口揭示大问题、小专报服务大治理。例如林业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中，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对全行业不同区域的同类型问题作系统性汇总、分析、提炼，揭示出行业性腐败利益团体“窝案”问题，为推动林业行业治理提供了方向。突出合并整合。梳理整合市县审计查出的共性问题和关联性问题，按照问题性质、领域类别、责任主体进行分类归集、汇总研判，深挖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与制度性漏洞，提炼形成审计专报或重要信息。此次审计中，对涉及新一轮退耕还林实施中6个县查出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形成审计专报，推动退耕还林问题的全面治理。严把笔杆子君“两次关”。一是严把“内容关”，坚持质量优先、务实管用。由审计机关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审计组共同会商研判，评估信息参考价值，对价值不突出的及时优化调整方向或果断舍弃，确保报送信息有分量；二是严把“文字关”，通过层层把关、逐级校核，做到内容翔实完整、语从严从实查处问题，发挥审计监督作用。通过审计，重点查处侵占政府补贴、违规处理疫木、乱砍


滥伐、损失浪费等违纪违法行为，深挖问题背后的主体责任，形成完整证据闭环。移送案件线索5件，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行业治理，形成“查处一案、教育一片、规范一行”的效应。


　　做优审计成果质量，强化服务治理效能。遵义市审计局针对典型案例、重大风险隐患、重大政策落实，系统梳理提炼形成相关审计专报3篇，呈报遵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市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审计专报反映的问题，健全权力规范运行机制，明确整改责任主体和时限要求。


　　审计整改扎实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利益。遵义市审计局通过业务会认真审核问题的定性、法规引用和处理处罚意见，确保问题定性准确，意见切中实际，推动审计成果有效转化。市委、市政府高位统筹，召开审计整改专题会议，对审计整改困难问题，逐个研究剖析、逐一明确整改措施。市委审计办建立动态跟踪机制，持续跟进审计专报反映问题整改进度，推动重大问题整改见实效。被审计单位以问题整改推动行业治理，构建“负面清单+动态监测”监管体系，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通过压实整改责任，累计推动出台7项制度机制，填补管理漏洞；召开专题研判部署会3次、整改推进会5次，推动6个县完成涉农资金问题整改，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宁波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调查研究


董超、孙建光


　　近年来，宁波积极推进青年入乡创业工作，持续出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2018—20XX年）》《关于开展万名农创客培育行动


（2022-2025）的实施意见》《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7年）》等政策，逐步形成覆盖创业培训、创业补贴、金融支持、园区孵化等领域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怎样，如何进一步提升政策供给与创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提升政策知晓度与获得感，课题组就此开展了专项调研，并提出相关优化建议。


一、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与乡村振兴的互动逻辑


（一）乡村振兴对大学生返乡创业提出新需求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村产业结构正由传统农业为主向数字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和文化创意等多元产业转型，乡村发展对青年人才、数字技术和创新创业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强。当前，宁波县域经济具备较强产业基础，但乡村产业发展仍面临创新能力不足、青年人口流失、产业链延伸不足等问题。大学生返乡创业群体普遍具有较高学历和数字化能力，在农村电商运营、品牌营销、农文旅融合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能够有效弥补传统乡村产业的人才短板。


（二）返乡创业政策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返乡创业政策通过资金扶持、平台建设、创业培训、金融服务等方式，为青年返乡创业提供制度保障。一是人才支撑作用。政策通过创业补贴、人才引进和培训机制，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推动青年人才向乡村集聚。二是产业支撑作用。返乡创业企业促进农村特色产业开发，推动农业与电商、旅游、直播经济等产业融合。三是创新驱动作用。返乡创业群体普遍具有较强创新意识，有助于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与品牌化水平。四是社会治理作用。青年返乡创业有助于增强乡村组织活力，提升农村社会资本水平。


（三）返乡创业政策与区域发展的协同关系


　　大学生返乡创业本质上是区域经济、人才政策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协同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需要高校、政府和企业共同提供创业资源；另一方面，返乡创业发展又能够促进地方产业升级与乡村治理优化。返乡创业政策既是人


才政策，也是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核心在于实现政策资源、产业需求与创业主体之间的有效协同。


二、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研究样本数据采集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调查问卷，运用均值排序、满意率测算等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各政策维度的满意度现状进行综合测度。问卷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均在0.7以上，量表信度符合研究要求。调查于2026年1月至2月进行，以宁波市各区（县、市）经工商登记的大学生返乡创业者为调查对象，区域覆盖奉化、宁海、象山、余姚、慈溪、鄞州六区（县、市），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抽样。


　　线上调查通过向各创业园区、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返乡创业AAA群定向推送电子问卷，合作渠道包括宁波大学、宁波财经学院、宁波工程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等本地高校的就业创业指导部门，以及奉化滕头农创园、余姚多元文化创意园等创业平台，共回收有效问卷258份，有效回收率86%；线下以创业园区和高校为单位开展实地调研，发放纸质问卷，课题组同步对15位返乡创业大学生和3位园区运营负责人开展了半结构化访谈，作为问卷数据的质性补充，共回收有效问卷142份，有效回收率94.7%。两种方式合计回收有效问卷400份，总体有效回收率88.9%。两类样本在性别、年龄、学历分布上经独立样本t检验无显著差异（p>0.05），可合并进行统计分析（见表1）。


　　由表1可知，23—30岁（含23—25岁、26—30岁两个年龄段）创业者合计占比69%，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76.5%，创业领域主要集中于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超七成创业者创业时间在3年以内，表明当前返乡创业群体仍以初创型创业者为主，与宁波市乡村产业发展现状高度契合。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综合借鉴已有研究框架，结合宁波市政策实际，本研究从政策环境、政策内容、政策执行、政策效果四个维度构建政策满意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19个三级指标（见表2）。政策内容满意度包含资金扶持、服务保障和能力培育三个二级指标，是最直接影响创业体验的核心维度；政策环境满意度反映政策宣传与知晓情况，是满意度形成的重要前提。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对400份有效问卷统计分析，以各政策维度的均值与满意率作为核心测度指标，对宁波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满意度现状进行综合评估。结果显示，综合满意度均值3.41分（满分5分），满意率51.7%，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税费减免和政务服务便利化满意度相对较高；众创空间服务和政策宣传与信息获取满意度最低；资金支持和用地保障实际可及性偏低。为便于宏观呈现，本研究将18个三级指标按政策功能合并为7个综合维度进行统计展示（见表3）。


三、宁波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政策信息传导不畅，覆盖面与知晓率偏低


　　当前宁波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的宣传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赖政府官网、创业园区公告及部分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缺乏系统性的精准推送机制。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返乡创业大学生对现行政策的了解程度停留在“听说过但不了解具体内容”层面，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大学生群体，因信息获取渠道有限，对税收减免、创业补贴、贷款贴息等核心政策条款知晓率明显偏低。政策信息的“最后一公里”传导障碍，导致政策的实际覆盖群体与目标群体之间存在显著落差，部分符合条件的创业主体因不了解政策而错失申请机会，政策红利难以充分惠及目标人群。


（二）政策申请门槛偏高，程序繁琐且落实周期长


　　现行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在申报条件设置上存在一定的“门槛错位”问题。以创业担保贷款为例，申请者需要提供固定资产抵押、担保人证明或连续经营记录等材料，而处于初创阶段的大学生创业者普遍缺乏上述资质。多项补贴政策实行“先申报、后审核、再拨付”流程，从材料提交到资金到位往往需要数月乃至更长时间，难以契合创业初期资金周转频繁的现实需求。部分受访创业者反映，繁琐的申报流程和冗长的审批周期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创业热情，甚至导致部分主体主动放弃申请。政策设计与创业实际需求之间的错配，削弱了政策的激励效能。


（三）政策体系碎片化，跨部门协同机制尚不健全


　　宁波大学生返乡创业相关政策涉及农业农村、人社、市场监管、财政等职能部门，各部门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各类补贴政策的申报入口分散、标准不统一，创业者往往需要同时对接多个部门，信息与精力成本较高。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尚不完善，存在同一主体重复填报材料、信息核验效率低下等问题。整体来看，返乡创业政策体系的“碎片化”特征较为明显，


缺乏统一的政策集成平台和“一站式”服务窗口，制约了政策的整体合力与协同效应发挥。


（四）后续跟踪服务不足，创业成活率保障机制薄弱


　　当前政策支持重心较多集中于创业启动阶段的资金与平台支持，对创业者在成长期和扩张期所需的市场对接、技术赋能、管理培训、风险预警等方面的持续性服务相对欠缺。调查发现，部分返乡创业大学生在完成初期政策扶持后面临“断崖式”的支持缺位，尤其在农产品电商、乡村旅游等竞争激烈的领域，因缺乏持续的运营指导和市场资源导入，项目夭折率较高。政策对“创业成活率”的系统性关注不足，缺乏针对不同创业阶段、不同行业类型的差异化动态支持机制，难以有效应对返乡创业周期长、风险高的现实特征。


（五）城乡资源配置失衡，返乡创业的基础环境制约突出


　　与城市相比，宁波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专业人才储备、产业配套能力和金融服务覆盖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制约返乡创业政策效益的充分发挥。物流配送网络不完善、冷链设施建设滞后影响农产品电商的规模化发展；农村用地政策灵活性不足，部分创业项目因建设用地指标紧张而难以落地；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意识与创新能力相对薄弱，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上述结构性矛盾表明，政策优化不能仅着眼于政策条款本身的调整，还需将改善农村创业生态纳入更宏观的制度设计框架之中。


四、优化宁波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体系的建议


（一）强化顶层统筹，构建协同政策体系


　　建立多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定期开展政策评审，明确各部门权责边界，消除政策碎片化与冲突现象。一是建立统一的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发布平台，实现“一个窗口”集中推送。二是在保持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现有优势的同时，大力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比重，如通过政府采购返乡创业企业产品、设立创业示范基地、开展优秀项目评选等方式直接拉动创业需求。三是推进政策设计覆盖创业全生命周期，针对成熟期企业增加产业深度融合支持、成果转化奖励等政策供给。四是建立政策绩效动态评估机制，将政策实施效益、政策满意度纳入年度评价，形成“评估—反馈—优化”的政策迭代闭环。


（二）降低融资门槛，提升资金政策可及性


　　资金可及性是影响满意度最显著因素，亦是大学生返乡创业政策的核心痛点。一是推广“税银贷”“信用贷”等免担保融资产品，对纳税信用A、B级的


创业者简化审批流程，力争审批周期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二是设立“宁波大学生返乡创业专项基金”，采取直接补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多元方式，逐步将补贴实际覆盖率提升至50%以上。三是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浙里办”平台，实现补贴申请、审核、兑付全流程网办。四是完善创业风险补偿机制，对于因不可抗力导致创业失败的大学生，允许申请还款宽限期或贷款展期。五是对接浙江省农村信用联社等本地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资源向乡村倾斜”专项行动，重点为从事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的大学生创业者提供定制化金融产品。


（三）创新宣传渠道，提升政策知晓度


　　政策知晓度是满意度形成的基础条件，宣传创新需从渠道、内容、覆盖等维度同步发力。一是在抖音、AAA视频号、小红书等青年活跃平台开设“宁波乡创政策”官方账号，以政策解读短视频、返乡创业者故事直播等形式定期推送。二是与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合作，在校园内设立政策宣讲点和返乡创业信息专区，将政策宣传前移至在校阶段。三是开发“宁波返乡创业通”AAA小程序，集成政策检索、资格自测、材料提交、进度查询、在线咨询功能，让创业者在手机上即可完成政策了解到申请的全流程。四是建立“政策信息员”制度，在各区（县、市）街道（乡镇）配置专职或兼职创业政策辅导员，定期入村走访，实现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覆盖。


（四）深化平台建设，打造特色创业生态


　　众创空间服务满意度偏低，根本原因在于平台供给与创业者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必须推进平台服务的“差异化”和“专业化”升级。一是对现有创业园区进行功能分区改造，按照农业科技、农村电商、乡村文旅等细分赛道建设专题创业孵化单元，分别引入农业技术专家、电商运营导师、文旅品牌顾问等专业资源，提供针对性产业指导。二是推动创业平台从“场地提供者”向“生态组织者”角色转型，鼓励平台链接宁波本地龙头农企、商贸公司、供应链企业，为初创大学生提供产销对接、订单导入、品牌背书等实质性商业支持。三是联合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对接浙江省“大学生农创客”培育计划，将优质入驻项目纳入省级培育体系，争取更高层级的政策资源和展示机会。四是依托数字化手段构建创业项目跟踪反馈机制，定期采集创业者对平台服务的满意度和改进建议，形成“服务数据—诊断改进—再评估”动态优化闭环。五是探索政


校企联动的众创空间运营新模式，引入高校创新创业学院参与园区共建共管，将专业教学与园区孵化有机结合，真正实现“在实践中育人、在育人中创业”的协同效应。


　　3．智能治理闭环，反馈驱动服务。依托自然语言处理算法搭建海外社媒全域感知监测中台，覆盖海外社交平台UGC评论、博主测评、游客问答等多元舆情载体，建立标准化诉求处置传导链路，形成“海外客群表达—智能标签分级—跨部门权责派单—整改落地复盘—优化成效对外传播”全周期治理范式。依托2025年入境消费舆情数据识别周期性共性痛点，触发文旅、边检、商务、公安等多部门协同整改，实现服务供给动态适配境外游客真实诉求。创新舆情价值转化路径，将全市旅游饭店涉外服务技能竞赛、入境从业人员国际化素养专项培育成果转化为海外社媒专属纪实内容，以一线服务实操场景、涉外接待标准化流程可视化素材完成正向口碑叙事，前置塑造境外游客对宁波入境接待能力的稳定积极预期。


（四）强化政策保障


　　优化资金政策，精准扶持任务。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定向覆盖涉外账号内容原创研发、国际品牌IP长线运营、全球旅行KOL深度共创、涉外传播人才梯队培育、政企海外联合宣发五大核心板块，同步向海丝研学、滨海度假、心学静修等具备出海潜力的标杆入境产品倾斜资源供给。搭建多维量化效能评估模型，将海外账号粉丝圈层质量、跨平台内容曝光转化系数、境外客源实际引流过夜量、年度品牌传播任务达成度、目标客源市场适配成效纳入评估标尺，建立事前立项评审、事中动态跟踪、年终绩效审计全流程资金监管机制。


　　引导社会参与，拓宽资金渠道。依托宁波国家文化金融合作示范区制度禀赋，借鉴一线城市文旅社会化运营投融资范式，以市场化合作工具拓宽海外社媒运营资金供给渠道，塑造“政策托底、市场造血、社会赋能”的多层次资本投入格局。深化政企社会化协作模式，吸纳本土头部文旅集团、商圈商业综合体、涉外行业协会、在地文创机构深度参与海外账号内容孵化、跨境达人运营、海外主题路演全链条工作，由市场主体承接商业化内容产出，政府聚焦顶层品牌统筹与政策配套，厘清权责边界、降低财政刚性运维成本。


　　深化区域协同，拓展传播格局。落实“加强部省区域联动”任务，联动驻外使领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旅游办事处等相关机构，协同开展各类


文旅交流推广活动；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优势及长三角旅游联盟等区域合作平台，联合上海、杭州、苏州等长三角城市开展境外营销，深化“长三角240小时过境互送机制”传播，重点推广以“布达佩斯—宁波—胡志明”等中转航线为核心的热门过境游线路；借力上海空港口岸优势，加强与上海机场、航空公司、头部旅行商的合作宣传，吸引更多入境旅游客来甬旅游；参与区域文旅海外推广联盟，共享传播资源与达人资源，打造“长三角文化遗产走廊”联合传播IP。


宁夏固原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做法与成效、问题及对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农业农村建设服务中心张国顺


　　固原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东麓，地处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西北边缘，境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梁峁交错、山多川少，国土总面积1.05万平方公里，耕地49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401万亩。近年来，固原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围绕“农田增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稳步提高，为实现粮食生产“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和乡村产业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1.固原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做法


1.1全局性谋篇绘蓝图


　　结合市域水资源禀赋、农田分布及农业产业发展需求，以流域为单元，坚持高规格设计、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进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全市“一张图”统筹推进田、路、渠、林“四网”一体化配套建设，全面提升农田排灌、农机作业、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343万亩以上，梯田化率达90%以上，为全市粮食年产量稳定在80万吨以上提供了有力支撑。坚持“以水定地”“以水定产”，统筹利用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资源，库井、窖池联调联用，将骨干管网和田间管网连通成网，因地制宜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及旱作节水技术，通过滴灌、喷灌、管灌等方式，推进适水种植，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12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77。


1.2高质量推进建实景


　　围绕“画精作战图、明确时间表、细化任务书”，做到谋划早、审批早、开工早、进度快、验收快“三早两快”，突出项目督查、技术督导、工程质量、监理监督、多元管理“五个强化”。坚持规划、实施、验收“三统一”，项目、资金、力量“三集中”，打破村组和原地埂界线，“坡地田”变成“水平田”，“带子田”变成“宽幅田”，“无路田”变成“农机田”，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6%，耕地质量提升0.2个等级，亩均增产10%～20%[1]，实现了“地平整、田成方、路畅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


1.3创新性发力提质效


　　坚持政府主导，协调农业农村、发改、审批、财政、自然资源、水务等职能部门组成工作专班，统筹做好项目立项审批、资金落实、督查推进及考核验收，按照职能分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主动搭建资金整合平台，统筹财政涉农项目资金、社会资金，想方设法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标准，保障农田建设资金用途不变、规模不减、标准提升。


1.4常态化管理强管护


　　坚持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作为保障项目长效运行的关键环节，严格落实“谁受益、谁管护、谁负责”原则，明确农业农村部门履行监督指导职责，项目乡镇承担属地监管责任，村民委员会负责日常管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落实具体维护任务，形成上下贯通、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此外，积极推广“农田建设随手拍”小程序和开通“12316”质量监督服务热线，畅通纪检监察、审计、媒体等监督渠道，设立“质量监督员”岗位，吸纳群众参与日常监管，切实做到建好一亩、管好一亩、用好一亩。


2.取得的成效


2.1农业基础条件不断夯实


　　通过整山系、整流域、整村组，对山坡地、带子田、梯田进行全面改造提升，积极引导群众打破地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实施，整治后，梯田田面宽度达到10米～40米，项目区耕地达到了“四变一提升”，即“窄变宽、短变长、陡变平、弯变直”，梯田化率达到90%以上，使农户多处“碎片化”的耕地变为“一户一台地”“小田变大田”，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2.2耕地产出能力持续提高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提高了田面平整度和疏松度，自然降水吸纳和土壤蓄墒保墒能力增强，肥料利用率提高，雨养农业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有效提升了农田综合生产能力，粮食产能亩均增加10%以上。


2.3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升


　　高标准农田适合于中大型农业机械田间作业，满足机播机管机收条件，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6%，道路通达度90%以上。


2.4水土保持有效改善


　　高标准农田通过工程护坡、老旧梯田“二合一”等措施，使田面平整，吸收自然降水的能力增强，降低了暴雨等对土壤的冲刷程度，有效减少了水土流


失。此外，栽植路旁林有效改善生态，绿化美化了农村环境。


2.5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高标准农田通过“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配套，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田块平整、道路畅通，为大中型农机作业创造了条件，直接推动了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形成了集中连片的优势产区；完善的灌溉与排水设施，显著提升了耕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民从传统低效作物转向种植市场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和优质粮食作物；集中连片、设施完善的高标准农田，降低了规模化经营的生产与管理成本，吸引了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入，成为土地的主要经营者，带来了资本、新技术和管理模式。


3.存在的问题


3.1建设任务艰巨


　　近年来固原对立地条件好的耕地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未实施项目的大部分待建地块位置偏远且分散，水资源禀赋条件差，工程建设难度大[1]；固原市目前旱作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已达到231万亩，占宁夏全区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1023万亩（2023年数据）的23%，因前期进行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受投资不足、规划设计标准不高等因素影响，导致配套设施不完善，迫切需要改造提升。


3.2气候条件恶劣


　　固原市地处黄土高原暖温半干旱气候区，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400毫米以上，降水时空性分布不均匀，春、夏两季降水偏少，秋季降水偏多，春夏“十年九旱”，给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


3.3水资源匮乏


　　固原市境内有泾河、清水河等水系，年径流量约7.3亿立方米，地下水能开发利用的只有2.44亿立方米，属资源型缺水地区。另外，固原市年降水量400毫米以上，秋季降雨偏多，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目前降水有效利用率不足30%。


3.4旱作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困境


　　“一平”“两通”“三提升”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本标准[2]，是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破解“卡脖旱”问题的具体要求，单一修筑梯田的措施已无法满足新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固原市旱作区立地条件差、坡度大、水源匮乏，为新时期农田建设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3.5建后管护难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后续管护任务艰巨。目前，虽然建立了管护制度，但存在管护资金不足、管护队伍不健全、群众管护意识不强等问题，影响了农田设施的长期有效运行。特别是遇到极端天气，水毁严重，项目管护任务重。


3.6资金筹措困难


　　按照现行投资标准，新建旱作梯田亩均投入1800元左右，高效节水灌溉项目亩均投入2900元左右，投资标准偏低。已建成的旱作梯田需提升改造，按照现行技术标准，引入新型软体集雨水窖技术和“四位一体”集雨补灌系统[3]，在现有骨干水源建成的情况下，还需要建设提水泵站、蓄水池、过滤系统、输水管网等设施，综合造价在2000元/亩～3000元/亩，开展集雨补灌建设尚有较大资金缺口。此外，高标准农田建设后期的维护等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目前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单一，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社会资本参与度较低，管护资金保障压力大。


4.对策建议


4.1因地制宜，综合施策


　　结合复杂的地形地貌，科学划定重点区域，明确建设布局。对现有的灌溉耕地，推广以滴灌为主的自动水肥一体化技术，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对有条件的补灌旱作区，主要推广沟道坝拦水（拦）、光伏发电提水（提）、高位水池蓄水（蓄）、节水灌溉补水（补）的“四位一体”集雨补灌技术，充分利用天然降雨，遵循“非充分灌溉”的用水理念，在作物出苗、孕穗等关键生育期进行1次～2次精准补灌，解决“卡脖旱”问题；对没有灌溉条件的旱作区，引入新型软体集雨水窖技术，因地制宜收集与利用雨洪资源，在作物关键生育期进行1次～2次应急补灌，让作物浇上“救命水”，保证稳产、增产、不绝收。逐步把“靠天吃饭”的旱耕地变成“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是破解旱作区水源保障不足难题的有效途径。


4.2新建和改造提升并重推进


　　统筹推进新建与改造提升，加快打造稳产高产农田。固原市目前已建成高标准农田343万亩，尚有152万亩耕地需要建成高标准农田，建议积极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全面加快未开发地块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度；改造提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20XX年以前已实施的项目，可根据建设期限，对已建的112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项目进行提升改造；按照高标准农田“通水”要求，对已建的231万亩旱作高标准农田进行提升改造。建议通过引入集雨补灌技术和新型软体集


雨水窖技术，结合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在田间铺设滴灌带等田间设施，因地制宜实现雨洪资源的有效收集与利用，保障农作物生长关键期的水分需求。


4.3加强项目管理


　　坚持规划先行，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严格高标准农田规划标准，科学合理设计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确保高标准农田布局优化、设计、建设满足受益主体实际需求；严格按照招标制、合同制、监理制、法人制和公示制“五制”管理开展项目建设，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监督，确保项目建设质量；项目完工后，按照单项工程验收、初步验收、竣工验收、省级抽验的程序，规范开展验收工作，把好验收关；及时办理资产移交手续，按照“谁使用、谁管护”的管护责任体系，明确乡镇、村、受益农户的管护责任和管护义务，制定管护制度和标准，探索建立财政专项资金、村级集体经济、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多方投入机制，加强对农田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项目区管得好、用得好、效益发挥得好。


4.4积极筹措建设资金


　　用足用好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积极协调自治区财政加大投入，整合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等相关涉农资金，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参与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且看经济第一大省的这份“文化答卷”广东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实践探索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6年7月30日）


谈起广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经济发达”。的确，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领跑全国。最新出台的统计数字表明：广东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外贸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规模创新高。体量全国第一的广东，经济发展依然蹄疾步稳。与此同时，广东的文化，也是亮点纷呈：


　　文化产业规模，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动漫、游戏营收规模竟占全国的1/3、4/5；对外文化贸易规模占全国的近2/5，贡献了超过全国1/3的实物文化产品出口份额……


　　一个经济强省，为何文化也能交出如此骄人的答卷？本报调研组深入南粤大地一探究竟。经济快速发展为人们拥抱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多姿多彩生活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


　　夜已深，繁忙了一整天的城市悄然睡去。但位于深圳观光路3488号的24小时图书馆，依然灯火通明。开放式借阅区坐满了人，那一张张聚精会神的脸庞，偶尔响起的翻动书页的“沙沙”声，让这里透出勃勃生机。


　　靠内侧的卡座上，25岁的戴邦泓静静地翻着人文社科书籍，不时提笔写下阅读感悟。戴邦泓喜欢读书，下班后最爱泡图书馆。他说：“24小时图书馆，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个下班后的好去处，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心灵港湾。”


深圳，这样的阅读空间星罗棋布，让这座现代化城市处处洋溢着书香。傍晚时分，河源市雅居乐·粤文坊教室的灯光亮了起来。小区居民邝兰先


来到这里，与20多位邻居一起学起了葫芦丝。


　　邝兰先一直想学葫芦丝。如今，下楼走几步就能学到。他告诉调研组，自从小区有了粤文坊，大家想学啥才艺，十分方便。


　　粤文坊是广东引入社会力量打造的公共文化新空间品牌。小区这家粤文坊向附近6万多群众提供公益文化服务。


　　广东的公共文化新空间，除了粤文坊，还有粤书吧，总量达4000余个，全国第一。这些文化新空间，嵌入社区、景区、商圈等日常生活场景，提供艺术培训、阅读服务、非遗体验、文创展示、实景演出等服务，成为群众身边的“文化客厅”。


　　“群众在哪里，文化阵地就建到哪里。粤文坊、粤书吧等公共文化新空间，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百米’。”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说。


文化服务模式上，广东也在不断创新。


　　深圳的林枫是一名程序员。工作之余，他对锔瓷这样的传统手艺颇感兴趣，但一直找不到师傅。


　　一次，林枫浏览深圳市文化馆的AAA公众号时了解到，文化馆推出“艺术拼团”服务——市民按照自己的兴趣发起课程需求，达到一定人数即可“成团”，由文化馆负责场地和师资。


　　他将信将疑地在小程序中填写了相关信息，发起“锔瓷艺术课程”拼团申请，没想到七天后，就收到“拼团成功”信息。如今，他已熟练掌握锔瓷技巧，还修复了一只祖传的碎青花瓷杯。


　　深圳市文化馆馆长曾昶说，“艺术拼团”让“市民想学什么，文化机构就提供什么”成为现实，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型，满足了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


在广东，调研组看到，像“艺术拼团”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比比皆是


——


　　佛山推出“易本书”项目，让家藏图书也可以借阅，弥补了公共图书馆馆藏的不足；东莞建立“文化主理人联盟”，让艺术家来到群众中间演出、授课、作辅导，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形成社会“大合唱”；广州创造“场地资源置换公益服务”新模式，让闲置的公共空间利用起来，拓宽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路径……


　　走进开平市自力村，稻田间一栋中西合璧的碉楼忽然映入眼帘。“这栋房子建了快100年了，本以为已颓败不堪，没想到保护得这么完好。”刚从加拿大回到家乡开平自力村的第四代华侨方式，抚摸着祖屋“逸农庐”带有浅淡苔痕的墙壁无限感慨。


　　她一边引领调研组进入楼内，一边指着楼内的陈设介绍：“铁栅窗重新刷了漆，罗马柱和檐上雕花的破损处也得到了修补，一切都是老照片上的样子，连布局都没有变。”


　　开平是著名侨乡，19世纪起，当地人远渡重洋谋生，挣了钱纷纷回乡建楼。这些碉楼融合了中西建筑元素，被誉为“中西建筑艺术融合的活化石”。然而，


历经百年风雨，许多碉楼因产权分散、后人旅居海外，陷入“无人管、没钱修”的境地。


　　近年来，开平首创“产权不变、政府代管”的托管制度：业主保留所有权，将管理权委托给政府，由政府出资修缮、维护。开平还推出“碉楼认养”模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碉楼的修缮保护与活化利用，形成“一对一”保护机制。一座座碉楼获得了企业和爱心人士的认养，有了“专属保姆”，受到更加精心的照料。如今，开平碉楼重新融入现代生活，变身为陈列馆、博物馆、研学基地，成为侨乡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


　　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广东下足了功夫，有近千项省级及以上非遗项目，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醒狮非遗传承人推出醒狮体感机器人，在学校教授孩子们舞狮步法；佛山木版年画增添“逢考必过”等新内容，以有趣方式回应现代人的生活关切；凉茶非遗技艺与现代标准化生产相结合，生产出受到消费者欢迎的现代饮品大量文化遗产，实现了活态传承。


　　改革开放，广东先试先行，文化荟萃、观念激荡、思想碰撞，浇灌出了“打工文学”“素人写作”等文艺新景。


　　来自广西农村的温雄珍，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已来广东打工30余年。忙碌之余，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书看得多了，也便有了创作的冲动。她把生活现场当成诗歌现场，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生活有时是一首快乐的歌谣/有时是一副沉重的担子/生活再沉重，我也不能把你放下/如果生活只剩下轻盈，那么日后我便失去可炫耀的谈资。”如今，她已创作诗歌2000余首，并于2025年出版了首部诗集《在炭火上安居》。


　　在广东，有不少像温雄珍这样的素人写作者。清洁女工王瑛，在昏暗的楼梯间写下8万字的《擦亮高楼》，从第一视角记录下保洁员群体的生活日常；单亲妈妈唐诗，一边打工一边带孩子，把育儿经历化作诗意盎然的《清秋笔记》；快递公司仓库货物员冉乔峰，在喧嚣货场写下诗集《漂泊志》，用滚烫文字记录下异乡务工者的乡愁与奔波……


　　这些来自生活现场的书写，连外国人都十分佩服。俄罗斯汉学家罗季奥诺夫直言：“通过他们的作品，我看到了‘中国梦’的鲜活样子以及普通的中国人为实现梦想所付出的努力。”


　　广东文学馆馆长王十月说，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跟普通人生活的联结。广东的文化事业，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不再是需要特意奔赴的“活动”，


而是随手可得的选项，在润物细无声中，慢慢沉淀为城乡居民内在的精神底色。


文化创意催生全新产业生态，文化创新加速“文化广货”走向世界


　　正是缘于文化事业嵌入了普通人的生活，文化产业的发展便有了强劲的动力。


　　走进广东威斯潮玩智慧工厂，明亮洁净的车间内，柔性智造系统正有条不紊地运转着：注塑机根据预设参数自动将原料熔融后压制成不同规格的人偶造型，机器人给人偶描摹出不同的角色妆容，伺服机械手快速为人偶安装各种零部件……


　　“全球潮玩产业正在向个性化方向发展。我们的老生产线，一条只能生产一个固定型号的产品，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公司智能制造负责人刘可告诉调研组，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柔性生产线，不仅可以按需生产不同型号的产品，还将生产周期从60天缩短至10天。得益于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型升级，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月均产出80万个公仔，预计全年产值可达5亿元。


人工智能，不仅赋能产品生产，也助力内容创作和产业生态重塑。


　　深圳的一栋写字楼里，一个微短剧团队正在利用AI工具创作。输入创意想法，大模型迅速生成剧本大纲；输入不同的场景关键词，古今中外的场景立刻出现在眼前；人物的表情、动作等，也都可以根据指令快速生成短剧导演林渤沦说：“过去需要几十人、耗时数月、花费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内容，如今几个人、一两周就能完成，传统的影视生产逻辑被彻底改写。”


　　现在，广东已形成国内领先的AI短剧产业集群，微短剧相关企业超1.7万家，覆盖编剧、虚拟拍摄、后期制作、海外发行等各环节，产业链完整度位居全国首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广东正在涌现一批以AI为核心驱动力的文化创业公司，它们不仅改变了内容生产方式，也在重塑文化产业格局——有的利用AI工具快速产出流量过亿的漫剧，让“小团队做大内容”成为可能；有的研发出数字人直播、虚拟偶像，并将其广泛应用于文旅推广与IP运营；有的推出“AI造物盲盒”，将创意快速转化为3D模型。在AI的赋能下，一个全新的文化产业生态正在形成。


文化产业的创新活跃，加速了“文化广货”走向世界。


　　今年4月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期间，一款智能吉他，吸引了众多围观者。这款吉他配备可触摸显示屏，不仅能进行可视化演


奏，还具备音乐理解与旋律生成能力，能进行AI编曲。


　　“这哪是乐器，分明是音乐创作助手！”啧啧称奇的外国客商，纷纷当场下单。


　　惠州一家乐器厂海外销售负责人顾文斌告诉调研组，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覆盖约80个国家，今年海外市场的销量预计将增长超45%。


　　数据显示，广东聚集了全国超85%的演艺设备相关企业，每年行业总产值占全国八成。放眼全球市场，超八成的灯光音响等演艺设备、七成的舞台灯光设备产自中国，而广东凭一省之力就贡献了其中超70%（灯光音响）和95%（舞台灯光）的份额。


　　实体文化产品在国外大卖的同时，对外文化服务贸易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求译者加快翻译速度”“一天不看就会失眠”“宁愿熬夜等更新，绝不早睡错过章节”网络小说《斗罗大陆》不仅深受国内读者欢迎，在海外也有几千万读者，英文连载期间，每天都有大量外国读者在网上留言催更。


　　如今，这部网文精品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法语、日语等10余种语言，并入藏大英图书馆。英国作家卡文·杰克·夏尔文说：“我阅读了《斗罗大陆》等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才燃起写作兴趣，走上网络文学创作之路。”


　　作为广东对外文化服务贸易的龙头企业之一，仅腾讯的网文服务就覆盖超200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上线超10000部中国网文作品，覆盖多种语言，还与国际平台合作影视、动漫等IP内容的海外发行，迈入世界级内容供应链行列。


　　除了网文，粤产动漫、游戏、网剧也都席卷全球市场。“猪猪侠”“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等多个动漫IP风靡全球；网易、三七互娱、灵犀互娱等企业的游戏产品，已发行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年营收均达10亿元以上；广州番禺、珠海横琴、江门台山等地，已形成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出口发行成熟产业链，成为微短剧出海的重要基地。


　　收获大量玩家的游戏《叫我大掌柜》，还原永庆坊骑楼、陈家祠砖雕等极具“广味”的场景，让海外玩家直观感受岭南风情；醒狮、英歌舞走上多国城市街头，让外国人近距离感受到中华民俗滚烫的生命力；东莞生产的潮玩LABUBU风靡世界，见证了中国文化IP在全球市场的快速崛起。


　　大量出海的“文化广货”，展现了一个真实、多维度、全面的中国，彰显了中华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华文化力量，彰显了对外开放力量！


完善的服务优化文化发展环境，涵容的氛围激发文化创造活力


　　对于广东为何能成为文化强省，有人认为是因为广东有钱。的确，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人才培养、文化产品开发，都需要资金投入。


　　“可是，发展文化绝非硬砸钱就可以，其核心在于政策精准滴灌：科学投入与机制创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庄伟光认为。


　　最近，潮汕方言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遍海内外，全球总票房突破21亿元。编剧兼导演蓝鸿春说，电影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广东以财政托底护航原创的扶持政策，以及“投早投小、耐心陪跑、鼓励原创”的培育模式。


　　蓝鸿春介绍，他的每部影片都获得了政府资金的扶持。政府资金的扶持对投资者具有强烈的引导性，吸引了很多深圳本地企业跟投，“正是政府的扶持和陪伴，才让我和我的作品逐渐成长起来”。


　　调研组了解到，省级层面，发布了六大文化产业“政策包”，覆盖影视、动漫、电竞等领域，对剧本开发等前期高风险环节给予真金白银扶持。地市级层面，东莞出台《加快潮玩和动漫产业发展若干措施》，计划拿出1.2亿元产业扶持资金，支持潮玩和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区县级层面，广州的天河、南沙、黄埔等区针对游戏、影视、演艺等出台一系列差异化政策，提供从创作经费补助到精品内容奖励的各种扶持广东已形成“省级统筹引领、市级重点深耕、区级配套落地”的立体化扶持体系，为全省文化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政策根基。


　　调研组在走访中发现，很多文化人才选择广东，除了经济和政策因素，更看重这里的服务和人才环境。


　　东莞樟木头“作家村”是很多作家心中的“桃花源”，吸引全国各地的作家纷纷入驻，其中不乏名家大家。这样一个小村子，为何让作家们心向往之？


　　作家陈末很喜欢“作家村”，把家也搬到了这里。她选择入驻“作家村”缘于一件件小事：前段时间，她准备为自己的长篇小说《观音绿》举办新书分享会，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她试着给镇里打电话求助，没想到几分钟就解决了问题。更让陈末没想到的是，镇里看了《观音绿》的内容，觉得可以拍成微短剧，主动帮她拉投资、找演员，短剧很快就投入拍摄。


　　“平时申请奖项、资助等，我还不知道消息，相关部门已主动上门提供服务。”陈末说，“我是个自由职业者，还是个外地人，在这里找到了组织和家的感觉。”


对文化人才“高看一眼”的不止东莞。广州优化审批流程，将大型演出审


批时限缩减至5个工作日，吸引全国各地艺人到来，成功打造“广州首演”品牌；深圳对优秀文化人才，不仅提供最高144万元创作经费扶持，还在购房、落户、子女入学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佛山推出柔性引才机制，不强制全职落户，吸引策展人、导演、设计师、文艺评论家阶段性来佛开展创作与讲学……


　　海阔则百川汇流，境优则群贤云集。广东各地用优质服务营造良好人才环境，为全省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身处改革开放前沿，广东人身上有一股“敢想敢闯敢试”的劲头，这让广东总能不断抢占先机。


　　在东莞寮步镇采访时，调研组看到很多年轻人排队购买酱油雪糕、酱油咖啡。“酱油和雪糕、咖啡怎么混到了一起？”寮步镇宣传委员尹柳嫦解释，这并非“黑暗料理”，而是当地00后豆酱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韩子翔开发的文创甜品。


　　“寮步豆酱，咸鲜醇厚，百年传承”可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传统豆酱销量越来越少。韩子翔想：能不能把传统豆酱与青年人喜欢的咖啡结合起来？这一离经叛道的想法，便孕育出了一系列网红文创食品。


　　因为“敢”字当头，广东诞生了中国内地第一支流行乐队、第一次流行音乐创作演唱大赛、第一个流行音乐排行榜；


　　因为“敢”字当头，广东抓住“情绪消费”风口，在全国率先大力发展潮玩产业，成为全球潮玩领域的“头号玩家”；


　　因为“敢”字当头，广东首创“文化产品展销+产业投融资+版权交易+出海对接”一体化模式，成为全国文化产业市场化、国际化的标杆。


雄厚的科技实力也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新动能。


　　2025年6月17日晚，一场名为“魅力重庆”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重庆嘉陵江畔上演，吸引了超10万名市民游客现场观看。11787架无人机！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场无人机灯光秀的技术执行与运营方是位于深圳的无人机集群低空表演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从央视春晚到吉林延边72周年州庆，从越南的胡志明市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从阿联酋的迪拜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该中心的表演足迹遍布海内外。


　　无人机灯光秀让人看到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魅力，更让人看到广东的科技实力。“广东的区域创新能力已连续9年位居全国第一，拥有华为、大疆等近8万


家本地高科技企业以及成熟的AI、5G、数字孪生等技术，这为广东乃至全国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底座。”广东省重点领域研究计划“文化和科技融合”重点专项首席科学家向熹说。


　　广东省非遗馆把千年岭南非遗搬进数字空间，游客戴上VR眼镜，便可一秒“穿越”到各种非遗的生活场景中，既重构了非遗的传承方式，又拓宽了岭南文化的传播边界；


　　“文化广东”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平台，通过“平台+内容+终端+服务”相结合，让群众足不出户便可以看演出、学才艺、逛展览、观直播，让公共文化服务更加便捷易得；


　　AIGC（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内容）重构内容生产方式、沉浸式技术催生文旅新场景，引领广东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向数字化、智能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从文化遗产保护到公共文化服务，再到文化产业发展，科技成为驱动广东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经济热土带来文化繁荣兴盛，文化繁盛助推经济提质升级


　　拼酷是广东的一个潮玩品牌。它所在的企业曾长期为外国玩具品牌代工，只挣一点加工费。


　　“人工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意识到：必须创立自己的品牌。


　　“中国传统文化给了我们灵感。”企业负责人熊毛告诉调研组。团队设计出融入非遗元素的凤冠、嫁衣、花轿等“十里红妆”系列产品。结果一炮走红，深受消费者喜爱，成功销售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过亿元。


　　目前，东莞全市拥有数千家潮玩相关企业，潮玩产业已成为东莞八大支柱产业之一，推动着东莞从“世界工厂”向“中国潮玩之都”转型。


　　文化赋能千行百业，不断推动广东经济提质升级——广绣花鸟、广彩描金纹样，被移植到箱包、灯饰、茶具、家居软装上，相关产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第十五届全运会吉祥物“大湾鸡”IP热度延续，主题杂技童话剧、沉浸式互动情景剧、体验馆不断升级，带动上下游产业超50亿元；全国首个非遗主题街区广州永庆坊，汇聚2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年游客量超2000万人次，带动经济收益数百亿元……


　　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共生共荣，培育了广东务实包容的社会心态，为社会治理提供价值引领。


　　在潮州市湘桥区韩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调解室，党支部书记黄妙玲正在调解饭店油烟问题引起的邻里矛盾，她一边为大家斟茶，一边和颜悦色劝解。矛盾很快得到了解决。


　　斟茶把握情理尺度，敬茶以礼消除抵触，悟茶引导换位思考融入潮汕人生活日常的工夫茶，不仅是一项非遗技艺，如今，也成了调解矛盾的“润滑剂”。


　　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治理赋能的例子不胜枚举：佛山三水以粤韵星腔、龙舟说唱等为载体，将普法宣传送到田间地头，不断提升基层群众的守法意识；广州番禺邀请中外居民、新老市民同台参加粤绣、醒狮等文化活动，进一步消解隔阂、增进了解；梅州丰顺立足客家敦亲睦族文化，推出“祠堂讲事”基层治理模式，力争“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文化不仅赋能产业发展、助力社会治理，也持续涵养广东人拼搏奋进、守望相助的精神品格。


　　“世界龙舟看中国，中国龙舟看广东，广东龙舟看佛山。”在2026中国（佛山）叠滘龙船漂移大赛中，来自佛山叠滘的东胜东龙船队，遭遇煲船（撞船）意外。


媒体和观众都以为东胜东“完了”。东胜东队员只丢下一句话：“我们不


会放弃，绝不放弃！”次日，该队上演绝地反击，一举夺冠，诠释了“宁可煲烂，不可扒慢”的佛山叠滘龙舟精神。“长期的赛龙舟活动，让我们学会了坚韧拼搏，也教会了我们同心聚力、永不言弃。”东胜东龙船队队长孔德志说。


　　就在我们调研时，广东各地的龙舟赛正如火如荼进行。208项、547场比赛，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涌和农村河道。挥桨破浪、百舸竞逐、一往无前、争先笃行，广东文化的发展，恰如这龙舟竞渡的胜景……


　　是啊，优秀传统文化润物无声地滋养广东人的精神品格：围屋文化遗产彰显了客家人淳朴坚韧、团结互助的品质；侨批文化涵养了侨乡子弟重信守义、爱国爱乡的情怀；广府的商业文化塑造了广东人务实理性、拒绝浮夸的性格从处事准则到价值观念，南粤儿女的身上，兼具开拓之心、诚信之本，形成了鲜明的地域人格特质。


　　广东立足开放包容、务实创新，通过跨界融合打破文化与科技、经济、生活的边界壁垒，构建了一个文化、科技、经济、社会互为支撑、相互赋能的闭环生态，实现了融合共生，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


广东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实践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文化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呈现！


深入实施税费征管“强基工程”背景下精准为基层减负路径探究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课题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为基层减负工作，总书记多次就为基层减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创造良好条件。为基层减负既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也是夯实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税费征管基础、深入实施“强基工程”的有力保障。近年来，税务系统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为基层减负决策部署，推动为基层减负工作走深走实，已取得显著成效。在实施“强基工程”背景下，如何进一步精准为基层减负？本文通过对全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1500名基层税务干部的调研，从任务精准、赋能精准、权责精准、评价精准四个角度探寻精准为基层减负的优化路径。


任务精准：聚焦目标、流程、事项靶向发力


　　总书记强调，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从繁文缛节、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解脱出来。任务精准就是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坚持求真务实，聚焦目标管理、下发流程、具体事项靶向发力。


　　推动任务目标更实。思想上要向“上”看，制定任务目标要善于从政治上看，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任务目标见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领会“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严格规范重大决策程序，杜绝“拍脑袋”“一言堂”。行动上要向“下”看，加大对基层的指导力度，注重与基层沟通目标，达成共识，更好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合理设定目标，减少不切实际的“自我加压”，不盲目提“100%”的要求。具体到“强基工程”中，要围绕税务总局的实施方案和各省级税务局的推进方案，聚焦制约税务事业长远发展的基础事项和基层税务机关反映突出的难点问题，科学合理设置目标，久久为功，不片面以领导的批示次数考核工作成效。


　　推动任务流程更优。横向上，加强业务统筹，定期梳理归集拟下发疑点任务，探索任务优先级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强化任务统筹扎口管理。加强过程管理，对需基层报送任务的精准筛选过滤，给基层预留合理时间，提升下发疑点任务的精准性。加强跟踪监控，建立健全“发起任务、推送任务、跟踪监控、反馈结果”的全过程闭环管理机制。纵向上，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对于下发的


任务，要细化落实要求，明确报送口径，特别是复杂业务，及时发送操作指引、报送模板，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推动任务事项更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坚持求真务实，不追求没有实际意义的政绩工程，不沉迷于花架子的经验材料。要从制度机制抓起，细化办文、办会、调研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建立健全会议定期分析研判机制。要从文风会风上改起，严控发文数量，精简文件篇幅，坚决纠正“穿靴戴帽”“八股文”风气；提高会议效率，坚持开短会、讲短话。


赋能精准：聚焦思想、培训、科技靶向发力


　　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制度建设与执行，统筹为基层减负和赋能。赋能精准就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想基层之所想，急基层之所急，站在基层的角度想问题做决策，坚持思想赋能、培训赋能和科技赋能同向发力。


　　思想赋能。在理论学习上下功夫。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引导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从政治上看“强基工程”，鼓励各级党组织围绕“强基工程”开展调查研究，查找基层基础短板弱项，形成有思想、有见地、有实效的调研报告。在思政工作上下功夫，用好谈心谈话这个法宝，结合“强基工程”推进情况，有针对性和党员干部谈心谈话。用好“思政工作室”这个阵地，组织党员业务骨干深入基层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以思政促强基。在作风建设上下功夫，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深入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集中整治，坚持开门搞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征求基层关于推进“强基工程”的金点子、好建议，倾听基层关于减负的呼声。


　　培训赋能。注重培训的针对性，深入调研基层推进“强基工程”的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开展培训，坚持分级分类开展培训，聚焦基层不懂、不会的业务开展培训，确保培训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匹配。注重培训的实效性，不搞形式主义，在培训中解决实际业务问题，确保“强基工程”推进到哪里，培训及时跟进到哪里。注重培训的常态化，坚持干中学，学中干，发挥基层业务骨干的传帮带作用，结合每日晨会、部门例会等，统筹开展定期专题培训和日常辅导。


　　科技赋能。进一步提升数字素养，强化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加强与高等院校、头部企业交流合作，结合成立“智税训练营”等，加强引导基层干部学习前沿知识、树立数字化理念，培养更多能够熟练掌握税收业务和信息技术的复


合型人才。进一步加强数智化建设，积极探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助力提升税费征管效能。例如，进一步提升信息技术对互联网数据、纳税人申报数据以及政府部门数据的收集整合能力，通过深入挖掘、智能分析海量税收数据，及时发现潜在风险点，为税收风险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权责精准：聚焦明权责、强共治、促遵从靶向发力


　　总书记强调，为基层减负要明确权责，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权责精准就是要坚持权责统一观，确保基层权责对等，尽可能将模糊的权责转化为清晰的治理格局。


　　进一步明晰权责清单。建立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税费征管权责清单，理顺机关和基层的权责关系，编制权责清单要坚持统一性、灵活性相结合，既考虑各地差异性，给予基层税务部门弹性自主空间，也要确保合理性，确保权责清单制度的权威性。健全清单监督机制，推行清单制度公开化，让权责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基层能够对清单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建立清单动态调整制度，根据推进“强基工程”的不同阶段，及时调整清单，对不合时宜的及时更正。


　　进一步放权于基层。加强基层自主权，根据数字化转型要求，赋予基层更多系统权限，鼓励基层结合实际、对标“强基工程”的有关要求开展创新实践。赋予基层评价权，建立健全自下而上评估机制，定期由基层干部评价上级任务安排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存在推诿责任等问题，以此督促上级更好推动权责一致。


　　进一步健全协作机制。进一步明确涉税信息共享的具体政策及各有关单位的权利义务，积极推动由地方牵头、各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搭建统一工作平台，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各方数据共享。推动构建相关政府部门与税务部门常态化联系制度，推动税收共治主体各方建立可持续沟通渠道，有效提升基层工作效率。


评价精准：聚焦评价统筹、评价方式、评价运用靶向发力


　　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让考核指挥棒真正管用。评价精准就是要上级部门积极担当作为，敢于承担责任，在完善评价的统筹、评价的方式、评价的标准上持续用力。


　　强统筹。加强统筹安排，精简监督检查事项，能合并的合并开展，杜绝一阵风式的轮番监督检查，不搞机械式的对照检查。严格备案管理，严控对基层的监督检查总量，防止多头、重复监督检查。推行“一查多用”，避免基层重


复收集数据，实施监督检查结果共通共享共用。注重日常评价，把日常评价作为重要环节，通过经常性的调查研究，掌握各单位推进“强基工程”的具体进展和成效，并作为评价的重要参考和依据，既要避免年底扎堆给基层增加负担，也要防止“一锤子买卖”导致结果不客观不准确。


　　优方法。善于创新方式，探索实施“互联网+监督检查”，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优势，运用信息技术自动提取监督检查所需资料、数据，提高监督检查的质效，让评价结果更加准确、公正。善于优化指标，避免搞“繁琐哲学”，确保基层能够准确理解，慎用“一票否决”，由重结果向重实绩转变，避免简单以留痕多少、报送材料多少评判工作好坏。在针对“强基工程”监督检查时，着重看基层征管基础是否提升，基层能力是否提升，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是否提高。监督检查完成后，及时对指标体系进行完善，对不合时宜的指标予以调整。


　　重运用。在评价结果运用上，要注重问责的兼容性和激励的有效性。一方面，突出容错免责，针对干多错多问责多的问题，全面考虑问责对象主观过错、客观情况、责任能力等，落实尽职免责规定。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规定可不予问责或免予问责的情形，要积极探索、推动落地；要突出明确容错的规范程序和保障机制，细化容错的情形、优化容错的流程，探索建立问责调查、容错评估同步推进机制，在问责调查启动阶段就分析研判是否存在容错情形。另一方面，突出正向激励导向，在监督检查等评价工作中，要善于发现工作表现突出、勇于担当作为的优秀基层干部，激励健全监督检查正向激励机制，明确激励的条件和方式方法，综合运用年度考核、评优评先、选拔任用、选树典型等方式予以激励，让基层干部面对评价工作，既有压力也有动力，营造吃苦者吃香、有为者有位的浓厚氛围。（本文系国家税务总局2025年度机关党建课题研究获奖成果）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关于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领导金融工作实践的调研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


（2026年7月17日）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孕育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沃土，传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升华于总书记同志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为民服务的实践淬炼。总书记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牢固树立并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面对金融这项关系经济社会全局、变量纷繁复杂的工作，探索走出了服务实体、普惠为民、长短兼顾、安全稳健的金融发展路子。总书记同志在浙江领导金融工作中展现的正确政绩观，植根于坚强党性、务实作风和深厚人民情怀，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回顾过往，体悟总书记同志的所言所行，对于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总书记同志在浙江领导金融工作的思路与实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追求


　　金融事关经济发展效益与群众切身福祉。总书记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正值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浙江作为经济大省、金融改革先行省份，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攻坚任务和复杂考验。总书记同志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立足浙江实际，围绕实施“八八战略”谋划推进金融工作，一以贯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远见，彰显着打基础利长远的历史担当，身体力行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追求。


　　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总书记始终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重要课题，与时俱进落实管党治党各项要求，持之以恒抓实党的建设工作，明确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


到浙江工作不久，总书记同志就部署建立健全相应制度。浙江经过深入调


研，参照中央相关议事协调机构设置，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于2003年正式组建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当年4月，总书记同志主持召开领导小组首次会议，此后建立常态化运行机制，基本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专题会议。浙江全省重大经济政策、发展决策、财政金融工作、重点项目等事项，由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审定。该制度设计从体制层面夯实浙江省委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也为浙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总书记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都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始终以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根本指引，结合浙江实际谋划金融工作，把党中央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同浙江实际结合起来，把金融系统的积极性同地方党委政府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推进金融改革发展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2004年，部分行业领域出现投资过热、贷款增长过快等问题苗头，任其发展将影响经济健康运行。中央及时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部署，主要包括严把土地审批和信贷审批两个闸门。浙江中小企业数量多、投资活跃，如果政策收紧，各项经济指标可能受到较大影响，部分基层干部和企业有一定畏难情绪和“变通”想法。对此，总书记同志反复要求各地深刻领悟、坚决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2004年9月，总书记同志在浙江省委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要求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一系列重要举措，切实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在总书记同志领导下，浙江省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精神，通过实施结构性信贷政策扭转了部分行业投资过热、过剩态势，同时坚持有保有压的原则，积极支持优势企业和重点扶持产业，加力保障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2004年，虽然浙江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上年的38.9%降至20．2%，但发展更加平衡、更有质量、更富效益。这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同志不贪恋短期增速的魄力、主动转型的勇气、科学决策的清醒、着眼长远的格局，是正确政绩观在复杂经济形势下的生动实践。


　　适配实体经济需要推动金融开放，实现局部与全局的协调统一和协同发展。2002年12月，总书记同志在温州乐清调研德力西集团时，针对企业负责人反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想出去的，但是非常有顾虑，是不是当地政府会有想法、有看法”的情况，当场表示“省委、省政府支持你们‘走出去’，不仅要去抢占全国市场，还要去抢占国际市场”。2004年8月，总书记同志创造性提出了发展“地瓜经济”的理论，生动阐释了其辩证逻辑：“地瓜的藤蔓向四面


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动接轨上海、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改造，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省外、国外建设我们的粮食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生产加工基地，并非资金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的需要。对此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积极推动，乐观其成。”


　　在金融领域，总书记同志亲自推动浙江省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合作。在他的倡议下，2005年12月，首次长三角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明确将金融一体化列为重点合作领域之一。浙江省的各类金融机构与上海的银行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建立战略合作，引入联合授信、银团贷款、上市辅导、外汇结算等服务；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推行“总部授信、跨区用信、统一风控、闭环结算”融资模式，依托大型企业集团信用资质，为其长三角的上下游配套企业提供批量授信、订单融资、应收账款保理、票据贴现等一体化金融服务，为浙江企业“藤蔓”向外延伸、做大产业规模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立足一域、谋划全局，收获的是一地提质、全局共进。浙江省A股上市公司总部数量、民营上市公司数量长期居于全国前列，仅新昌一个县就拥有15家上市公司总部，这很大程度上因为政府乐见企业像“藤蔓”一样走向全球布局、开拓市场，开放包容的思想稳稳留住了大批上市公司的“心”。这些举措不仅筑牢了浙江实体经济根基，也促进浙江企业与更大范围地区企业的良性互动，新昌县15家上市公司形成长三角产业配套重要节点、全国细分赛道国产替代主力军，是县域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反哺全国的经典样板。


　　在积极推动“走出去”的同时，总书记同志也高度重视“引进来”。在他的推动下，2004年后，一些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相继落户浙江，成为浙江坚持高水平“引进来”的标志性成果。这些外资金融机构的入驻，不仅直接提供了跨境结算、贸易融资及全球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更为浙江本土企业“走出去”搭建了通往全球市场的金融桥梁，有效降低了参与国际竞争的金融摩擦成本。内外资金融机构的良性互动，厚植了浙江与全国、全球往来的金融沃土，让“地瓜块茎”在开放的环境中根基扎得更深、更稳。


　　立足长远补普惠金融短板，营造有温度的金融生态。普惠金融的整体建设周期长、见效慢，却暖民心、利长远。总书记同志在《之江新语》中的《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一文中写道：“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要放胆去做，当前不见效、长远打基础的事也要努力去做”；在《“潜绩”与“显绩”》一文中写道：“‘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后人的工作总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铺路石，甘于默默无闻地奉献，‘显绩’就无从谈起，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使有‘显绩’，充其量也只是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


　　农村金融服务的是万千小农户、小微主体，单笔贷款金额小、风险高、回报慢。相比建大项目、盖高楼、引大资本等短期GDP（地区生产总值）和财税立刻好看的“显绩”，农村金融体系建设需要长期深耕，很难在一两年内收获亮眼数据，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潜绩”。


　　2002年前后，国有银行普遍撤并县域、乡镇网点，基层农村、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薄弱。总书记同志到浙江工作后，坚定不移补县域基层金融短板，甘做打基础的工作。2003年，总书记同志亲自谋划部署浙江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2004年4月，浙江省81家县级金融机构法人入股组建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浙江省农信联社”）。总书记同志十分关心重视浙江省农信联社改革发展，2005—2006年期间，先后4次作出重要批示，推动解决农民、农业贷款难的问题。截至2025年末，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由浙江省农信联社改制而来）承担了全省近1/4的涉农贷款、近1/2的农户贷款和3/4的农民合作社贷款，存贷款规模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农信类金融机构第一。总书记同志还高度重视解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薄弱问题，在积极推进金融改革的进程中，进一步解决好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2004年，“云娜”台风正面袭击浙江，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面对自然灾情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袭扰，总书记同志不仅要求做好赈灾救济，还从制度建设着眼，推动进一步扩展保险覆盖面，努力提高风险管控技术，积极发挥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浙江省第一时间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启动农业保险改革探索。20余年来，这项工作开花结果，走进农村千家万户，成为浙江省现代农业的稳定器和助推器。总书记同志还亲自推动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指引浙江率先推开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并逐步实现全省农户全覆盖。这两项金融服务民生的举措，在2007年多家省级媒体联合开展的大众评议中，入选浙江省“人民政府最让人民满意的二十件实事”。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系统性变革赋能高质量发展。2005年4月，总书记同志在浙江省委专题学习会上强调：“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先发地区必然遭遇先发问题，某些方面走在前列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必须具有探路者直面荆棘的勇气，正视矛盾和问题，不使‘癣疥之忧’变成‘心腹之患’，不因局部问题影响发展全局，不让绊脚之石阻挡前进步伐”。


　　总书记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赴义乌调研，对义乌的快速发展与行政管理体制出现不相适应的情况了解甚深。比如，在金融领域，受行政级别限制，银行业金融机构难以在义乌设立分行；义乌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审批额度上限仅200万元，大额贷款需层层上报审批；外汇管理权限小，跨境结算、外商投资等业务办理繁琐，便利化程度不高；等等。对此，总书记同志强调要“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果断推动权限下放改革。2006年11月，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首批下放472项管理权限，涵盖经济发展、外贸与涉外、城乡建设与资源、社会事务等，金融也是一大突破。例如，下放金融机构设立初审权限，允许义乌直接向省级金融监管部门报批设立金融分支机构；允许银行在义乌的支行获得分行授信审批权限；下放企业跨境投资、外国人外汇结售汇等多项地市级的权限，实现“外汇业务义乌办”；等等。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活了义乌“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发展，稳步推进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产业转型升级，历经改革淬炼的“义乌发展经验”不


断沉淀升华，成为全国县域改革破局、金融赋能、兴商建市的示范标杆。


　　温州是总书记同志推进金融改革的一处缩影。温州的优势是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是地方活力所在。金融服务体系不能简单套用服务大城市大型企业的一套机制，必须贴合民营小微企业轻资产、规模小、经营灵活的实际。总书记同志要求温州继续研究制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加快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切实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科技创新缺乏技术支撑和企业发展融资难等问题。总书记同志关于金融改革的重要论述，为日后国家级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确立了根本方向和实践范式，也全面激活了浙江全省金融改革的内生动力。继温州获批全国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后，义乌获批开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台州获批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湖州、衢州获批全国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宁波获批全国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丽水获批全国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杭州、嘉兴获批国家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


浙江成为国家级区域金融改革项目最多、内容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探索形成多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是经济和金融正常运行的根基。总书记同志亲自部署推进的“信用浙江”建设是丰富制度供给的典型案例。“信用浙江”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全域信用发展战略，瞄准的是民营小微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市场失信成本偏低、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夯实。在总书记同志领导下，浙江一锤接着一锤敲，花数年功夫打破部门壁垒、归集分散在几十个部门的政务数据、统一信用标准、建设全省公共信用平台，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为浙江此后20余年民营经济领跑、普惠金融领先、金融风险总体可控筑牢了坚实制度基石。


　　统筹金融发展和安全，护航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金融是经济的综合反映。2003年7月，总书记同志在调研浙江省金融系统时明确要求对潜在金融风险要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浙江将“金融安全”纳入省级安全体系，明确了重点防范金融风险、企业债务风险、信用风险，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市场经济秩序等任务，并建立了配套的考核机制。自此，浙江省各级领导干部用推进经济发展的力度管风险，按月监测、“一把手”主抓、硬考核挂钩，形成了定期报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的“两张报表”（经济报表+平安报表）机制，从制度上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04年末，浙江省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降至2.69%，较年初下降1.92个百分点，大幅低于全国主要商业银行13.2%的不良贷款率。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各地区金融体系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浙江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小，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企业资金链断裂和涉众金融风险事件，保持了金融秩序的基本稳定。


　　杭州钢铁集团（以下简称“杭钢”）重组是总书记同志积极推动在发展中化解风险的一个鲜活样本。本世纪初，杭钢遇到暂时经营困难，面临信贷资金坏账风险，由于企业体量不小，有一定区域金融风险隐患。在杭钢转型、重组过程中，总书记同志鼓励杭钢走多元化投资的道路。在他的指导下，杭钢放弃大榭钢铁厂项目，走与民营企业宁波建龙联合重组的路子。为了促成杭钢的顺利重组，总书记同志曾先后3次向时任中央领导汇报，说明了情况，讲清楚了重组的战略意义。杭钢的重组有效阻断了企业债务风险向金融体系蔓延的路径，是盘活存量、在发展中化险的经典案例。


　　总书记同志在浙江领导金融工作的思路与实践，深刻诠释了金融工作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


　　总书记同志在浙江领导金融工作的点滴历程里，坚持的是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放心不下的是千家万户的急难愁盼，时刻惦记的是广大经营主体的发展难题，心里装的是全省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贯穿其中的是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底色，充分彰显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特别是浙江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理论自觉，生动展现了以党性立身做事、以大局观校准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宝贵经验和启示。


　　以坚强党性校准方向，把立党为公落实到金融工作具体行动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总书记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领导金融工作的一系列实践，背后都闪耀着坚强党性的光辉。他坚决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以公心摆正发展定位，摒弃地方本位主义；面对难啃的改革硬骨头、遗留的高风险机构，不退缩、不推诿，为公利破解体制掣肘，筑牢农村金融根基；着眼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计短期业务收益，把民生保障摆在首位。这深刻启示我们，只有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才能跳出局部利益、个人得失。要始终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脚踏实地创造出符合党中央要求、顺应人民期盼、经得起时代检验的过硬政绩。


　　以人民利益标尺定准，把为民造福体现在金融服务实效上。正确政绩观必须将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金融政绩不是账面数字、规模排名，而是要真正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共同富裕。在地方工作期间，总书记同志始终坚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一以贯之关心金融如何更好扶贫扶弱，不拼规模名次、不盲目照搬西方金融模式。他推动农信社扎根县域，为浙江民营经济、县域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撑。这些工作短期看似“慢”，实则是以长期主义稳盘固基、以金融担当谋共同富裕，体现的是他内心深处枝叶关情的人民情怀。这深刻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其政治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要坚决摒弃功利化倾向和金融特殊论、例外论，祛除脱实向虚、嫌贫爱富、逐利忘义的顽瘴痼疾，把人民满意度、实体获得感、民生保障度作为核心评价标准。


以调查研究为谋事创业之基，把科学决策运用于金融施策解难中。正确政


绩观离不开科学方法论。金融形势变化快，“拍脑袋”决策、“想当然”规划，必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浙江工作期间，总书记同志坚持调研开局、调研问路，用大量时间走基层、看现场，在到任浙江的118天里跑遍11个市、25个县


（市、区）。2003年被浙江省委确定为“转变作风年”和“调查研究年”。总书记同志率先垂范，亲自到农信社、城商行、小微企业、田间地头摸实情，精准把握了浙江金融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找准了农信体制不畅、小微融资难等突出矛盾。比如，面对义乌“小城市、大经济”的体制束缚，实事求是把授信、外汇、机构设立等金融权限下放，破解“成长中的烦恼”；面对农信领域历史包袱，没有照搬他省改制路径，而是立足浙江县域经济特点走特色之路。这深刻启示我们，正确政绩观植根于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才能破除主观臆断、本本主义和照搬套用的思维惯性。必须始终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让各项政绩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与历史的三重检验。


　　以务实作风狠抓落地执行，把真抓实干贯穿金融改革发展全过程。正确政绩观贯穿知行合一的工作理念。金融工作链条长、服务对象多、风险隐患滞后，很多工作绝非一蹴而就之举，必须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抓推进、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不能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总书记同志始终坚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对各项金融领域改革工作全程跟进、久久为功。针对农信领域改革，他不止步于会议部署和制度发文，两年内4次批示常态化跟踪问效。在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通过建制度的方式将风险排查、协同处置等责任落实到位，以具体化、精准化的实干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这深刻启示我们，真抓实干、狠抓落实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任何工作的真政绩，从来不是报表上的亮丽数据、台账里的完善方案，而是实体受益的质感、民生保障的温度和风险防控的底气。要传承发扬一抓到底、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坚决摒弃重部署轻落实、重形式轻质效等问题，以实打实、硬碰硬的态度让各项工作扎下根去。


　　以系统思维谋篇布局，把统筹兼顾融入金融工作基因里。正确政绩观内嵌系统观念，蕴含唯物辩证法。总书记同志在浙江谋划金融改革发展，坚持跳出金融看金融、立足全局抓金融，以整体性视野破解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自觉对标党中央政策导向，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坚持统筹改革创新与安全底线，既尊重地方发展实际，赋予基层金融改革探索空间，优化义乌等外向型经济金融服务机制，又不忽视金融领域各


类风险隐患，构建多层次风险防控处置体系，做到放活发展与守牢安全底线一体推进；从制度建设入手解决现实问题，不搞单打式推进，以打造“信用浙江”从底层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从长远解决群众后顾之忧。这深刻启示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不能偏执一端、片面取舍，需要以全面、联系、发展的眼光统筹治理全局，在多重目标中求取动态平衡，让系统观念、辩证思维成为谋划、推进、检验金融工作的内在遵循，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传承总书记同志在浙江实践优良作风，以正确政绩观指引金融高质量发展


　　总书记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谋划推进金融工作的实践，为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了榜样、作出了示范。我们要系统深学、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金融工作的行动指南。


　　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政治性统领金融高质量发展。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不断健全各级党委统筹金融工作体制机制，确保党中央金融决策落地见效。持续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监管协同，深化央地监管协同机制，凝聚金融治理整体合力。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把为民造福、服务实体、改革创新、风险防控的成效作为评价金融工作的核心标尺，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恪守金融为民初心，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更惠民生。为民造福是金融工作最大政绩，一切金融政策设计、资源投放都要站稳人民立场。灵活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持续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依托结构性工具精准支持小微企业、“三农”领域和新市民以及灵活就业群体发展。畅通货币政策全链条传导机制，通过规范负债管理、透明贷款定价、完善成本公示等制度安排，切实增强经营主体获得感。持续扩容普惠金融供给，围绕养老、医疗等民生需求创新适配金融产品，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长效机制，让金融发展红利公平惠及千家万户。


　　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职，让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更具实效。要统筹显绩与潜绩、短期效益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围绕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搭建股债联动融资通道，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科技型企业常态化实施上市融资、并购重组“绿色通道”。兼顾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发展，


从严整治资本市场违法乱象，涵养长期价值投资生态，培育耐心资本。完善公共信用平台建设，强化涉企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健全中小微企业增信制度。用好重点产业常态化项目推荐机制，发挥政银企合力，有效将金融活水引向有需要、有前景的经营主体。


　　坚持守正创新深化改革，让金融发展行稳致远更显韧性。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规范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摒弃逐利化、投机化倾向。加快金融领域法治建设，以制度刚性约束各类“伪创新”“乱创新”。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结构、质量、效率上精准匹配实体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需求。稳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坚持开放节奏与监管能力相适配、开放程度与风险防控水平相匹配，提升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健全新设金融产品管理及创新纠错规制体系，将风险防控贯穿金融制度政策设计全过程。坚持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紧扣时代方位与地域特色稳妥推进金融创新，严防借创新名义规避监管的行为。


　　树牢安全底线思维，让金融风险防控保障更加有力。要破除重发展轻风险防控的片面发展思维，全面落实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推动风险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防控。持续发挥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作用，坚决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曝光违法主体，形成强力震慑，坚决守好老百姓“钱袋子”。厚植稳健审慎、依法合规的金融文化，对违法违规诱发风险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紧盯国际宏观形势、地缘政治局势和金融市场波动等外部变量，健全常态化监测、动态研判和趋势预警机制，持续筑牢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防控屏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


湖北科技学院师范学院邓红莲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教育基本形态从传统课堂转向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教育形态。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是新时代教师适应新角色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小学教师专业能力与教育数字化要求相脱节的问题普遍存在。一是小学教师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差异大，多数教师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停留在基础操作层面；二是数字技术未充分融入小学教育教学场景，在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中主要采取的是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三是小学课堂教学与训练中数字化工具缺乏系统化整合。数字化时代发展背景要求小学教师提高数字素养，这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问题提出


2021年，欧洲各国推出教育数字化战略（如欧盟《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


－2027》、中国推出《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文件把教师数字素养列为教育发展的关键目标。2022年，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提出数字素养作为教师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标准。


　　截至2024年，根据X市官方数据显示X市小学学校总计371所，在校学生人数约23．63万人，专任教师为1．2万人，其中主要是语文、数学、英语老师（约占80%），且为25至35岁老师（接近半数）［1］（P211）。X市城区小学教师数字素养综合达标率约58%，农村小学教师数字素养综合达标率仅


　　32%；在编男教师与女教师，在学历、年龄和教龄及教学态度等要素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2］。


　　X市发布的《教育数字化三年行动方案》中明确“问题导向、应用为王”目标，目前已建立覆盖全市中小学的教育信息化基础数据库，但部分教师仅掌握基础工具（如课件制作），难以实现数字技术与数学等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出现“技术空转”现象。数据驱动的教学决策、跨学科课程设计等高阶素养普遍薄弱，城乡教师差异显著［3］。X市小学教师数字素养的种种问题是当前教育发展必须重视的问题。


二、研究综述


　　教师数字素养是教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包含教师的数字化意识、数字化能力和相关的数字责任，对个性化教学和提供优质的教学


资源意义重大。现阶段教师数字素养在国内的学术研究非常有限，主要涵盖教师数字素养背景研究、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现实发展困境和教师数字化提升策略、路径研究。本文梳理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梳理教师数字素养的研究现状和提升数字素养策略，以期为X市小学教师提升数字素养提供参考。


（一）教师数字素养的研究现状


　　数字素养对教师来说至关重要，关系到教师教学方式方法，影响到教师日常教学质量。教师数字素养在国内研究非常有限，主要涵盖数字素养的背景研究、数字素养呈现的特征、数字素养的发展困境以及应对策略等。


　　王浩琦学者对S小学Z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发展历程进行了复盘和记录，研究发现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需要经历学习适应期、模仿融合期和创新发展期三个阶段，且呈现出逐渐发展的趋势［4］。张曼研究了小学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升，指出数字素养对小学英语教学效率提升的作用［5］。目前国内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处于中等水平，且存在结构差异［6］。


　　国外学者AnaGarcía－FiguerolaCorona等调查了316名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教育学院学生的数字素养水平，他们的数字素养水平中等，而自我感知与实际能力之间存在显著差异［7］。仝曼曼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对山东L市10所小学的教师开展数字素养现状的调查，发现教师们的数字素养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且数字技术与教学的整合能力不足［8］。郑欣蕊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教师在数字知识与技能方面存在不足的问题，而且还缺乏完备的培训体系［9］。宋灵青学者选取东中西部9405名中小学教师作为测评样本，认为小学教师数字素养整体水平较高，但在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维度上表现较差［10］。


　　曹宗清等通过数据调查发现目前教师数字素养整体水平自评较高，但教师存在数字化的价值认识不够、新概念的了解不深入及数字资源利用不充分等方面的问题［11］。程培莉认为当前教师数字化认知不足、数字应用局限、数字伦理存在风险、数字培训流于形式等困境，要多措并举，从教学和搭建平台等方面提出了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路径［12］。杨晓萍提出教育数字化是教育发展的支撑，教师数字化素质存在政策标准体系、数字化资源配置和数字化协同发展等问题［13］。这些研究揭示了小学教师数字素养的现状，为学者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


（二）教师数字素养策略的研究


影响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主要包括教师个人因素、学


校环境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沈田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和探讨了小学教师数字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自我效能感、数字工具校内使用和学校培训对教师数字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特别是学校培训的作用最大［14］。杨薛琳分别对成都C区5所小学的教师进行了数字素养影响因素的调查，发现国家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不足、学校管理层数字化领导力不足以及教师自身专业发展动力不足是导致教师数字素养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15］。这些研究表明，影响教师的数字素养因素是多方面的，综合提升小学教师数字素养需要从多个角度入手。


　　促进小学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是教育改革的大事情，也是目前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工作。黄晓婷和郭丽婷等认为，通过专业研修的方式有利于提高教师数字素养［16］。从杨然的观点看，激发教师内驱力、夯实数字化教学能力以及提高数字化评价能力是提升小学教师素质的有效方式［17］。赵恒斌等学者则强调，认为数字素养的发展要以数字化育人理念为引领，以学科知识框架为基础，以教师专业发展为驱动，以新质人才培养为目标［18］。朱文娟指出，教育主管部门要强化开展校长的数字化领导力培训，打造优秀数字化环境，学校也要提供多样化的培训途径和更多机会让老师主动去学习，在数字技术和各学科的教学融合过程中加快进度，使教师有终身学习意识，提高自身的数字化教学实践能力［19］。尹述飞等认为基础教育评价是催动教师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要开展自上而下地指导、监督、驱动和激活［20］。巩宇星，徐建华等认为在数字化背景下教师存在发展困境，提升乡村教师数字素养要鼓励教师自我提升和发展，学校提供平台以及搭建制度和资源平台［21］。罗婷通过思考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提出要破解教育转型难题可以成立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推进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化建设，建立数字化转型标准和培育有理想的教师［22］。上述学者提出的具体举措，为教师提供了数字素养提升的途径与方向。


　　当前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小学教师的数字素养意识在认知水平上较高，但在教学实践的实际应用、创新能力、专业发展动力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当然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受到国家政策、学校培训、教师自身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学者与此同时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但实际产生的促进效果有限，尤其在数字技术与学科教学的融合、数字安全意识、以及教师自我效能感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还需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2022年国家颁布的教育行业标准《教师数字素养》，对教师数字素养给予明确的范围，教师数字素养框架包含5个一级维度、13个二级维度和33个三级维度［23］。5个一级维度分别是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和专业发展。数字化意识对应的二级维度是认识、意愿和意志，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对应的二级维度是知识和技能；数字化应用对应的二级维度是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学业评价、协同育人；数字社会责任对应的二级维度是法治道德规范和安全保护；专业发展对应的二级维度是学习与研修和教学研究与创新。


　　本课题通过实地访问和电话询问X市小学教师数字素养的相关问题，收集和整理小学教师对教师数字素养现状的看法，特别是对影响教师数字素养维度意见的访谈反馈，进一步了解和熟悉X市小学教师的数字素养现状，多渠道开展小学教师数字化的深入研究。本课题以5个一级维度下设的13个二级维度涉及的内容为基点，参照与之相关的问题，设计能反映各维度核心内容的调查问卷，对X市小学教师进行线上问卷调查。


（二）调研实施


　　本研究选取30组小学教师和家长进行访谈，对现阶段小学教师队伍数字素养的评价维度进行访谈，为深入调研做好准备。小学教师是本次调研的重点对象，同时小学家长是教师教育对象的监护人，对教师的数字素养评价有发言权。


　　根据《教师数字素养》以及×市小学教师访谈记录，采用实地和线上问卷调查法，收集小学教师各维度发展的实际情况。本问卷主要包含小学教师基本信息、数字素养现状、数字素养提升建议三部分，总共设计25题。


　　本问卷第一部分为封闭单选题，内容包含X市小学教师基本信息题量5个，分别是性别、年龄、教龄、任教科目、最高学历等。第二部分为矩阵量表题，教师数字素养现状主要包含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社会责任、数字化应用和专业发展等维度设计18题。4道数字化意识题、4道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题、4道数字化应用题、2道数字社会责任题、4道专业发展题。每道题选项均为“不符合、部分符合、部分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采用李克特五点记分法，分别赋1分～5分，分数越高代表教师数字素养越高，划分为三个等级：均值得分在3分以下为较低水平，3分～4分之间为中等水平，4分以上为较


高水平。第三部分为开放题，数字素养提升建议2题。


　　本研究先后走访了X市城区小学10来所，根据所在学校小学老师数字素养发展情况，选取了近5年持续在职任教老师作为研究数据来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随机和非随机抽样调查。为保证结果的科学性，在调查过程中听取学校方面和家长方面对课题研究的反馈意见。


四、调研结果


　　本次问卷调研对象为X市城区在任小学老师，考虑不影响学校教学氛围，以电子问卷的形式为主，发放问卷700份，从2025年4月18日到5月28日，历时一个多月，完成第二部分作答的问卷为有效问卷，本次有效调查问卷回收630份。


（一）调研数据分析和讨论


1.对象分析


　　本次问卷男性被试者339人，占有效问卷53．81%，女性被试者291人，占有效问卷46．19%。


　　30岁以下被试者361人，占有效问卷57．30%，31岁～35岁被试者103人，占有效问卷16．35%，36岁～40岁被试者65人，占有效问卷10．32%，41岁～45岁被试者42人，占有效问卷6．67%，46岁以上被试者59人，占有效问卷9．37%，见表2。


　　教龄为1年～5年被试者370人，占有效问卷58．73%，6年～10年被试者109人，占有效问卷17．30%，11年～15年被试者46人，占有效问卷7．30%，16年被试者105人占有效问卷16．67%，调研对象以教龄1年～5年的教师为主，见图2。


　　被调查者本科学历为68．25%，专科学历为14．93%，硕士及以上为16．83%，被调查学历层次主要为本科学历，见图3。


　　本研究利用SPSS26．0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调查数据显示，问卷内容涵盖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等维度Cronbach’sα（克朗巴哈系数）系数值均达到0．9，本问卷信度非常好。同时，本研究的五个维度收集的研究数据，数字化意识量表KMO检验值为0．842，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量表KMO检验值为0．867，数字化应用KMO检验值


0．866，数字社会责任KMO检验值0．683，专业发展KMO检验值0．861，均大于0．5，表明各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保留各个测量维度，本调查问卷效度通过。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信效度的分析，表明本调查问卷数据真实和有效，可作为调查数据的分析，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2.结果分析


（1）被调查小学教师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对象中，男性教师比例高出女性教师近7．6个百分点，反映出在教师数字素养发展过程中存在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在年龄结构上，30岁以下的教师比例超过50%，说明现阶段教师队伍年轻化，但教师的专业程度有待提升。46岁以上教师占比接近10%，部分教师知识结构老旧。在教师学历上，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占比不到20%，数据表明现阶段小学教师队伍的学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信随着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教师队伍结构将会日益完善。


调研的30组小学教师和家长，80%以上调研对


　　象基本配合调查。教师反馈影响教师数字素养的关键词主要有职业发展、学校政策、技能、学生意愿、教学效果、隐私安全等，较为重要的是教师的数字化意识和学校的政策。而学生家长给予一些反馈意见，比如出现了学历、教师发展、学生互动性、学生成绩、教师素质、学生意愿、设施或设备等关键词，认为教师专业化程度和学生互动性是评价教师数字素养的重要维度。


（2）被调查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各维度情况


　　本次调研的小学教师数字化意识平均得分3．96分，见表3。教师在数字化认识、数字化意愿和数字化意志上有初步的认知，特别是在数字化意愿得分为4．13分，高于数字化意识的平均分，说明部分教师具备数字化意识，对数字素养的认知具备一定的基础，有数字素养提升的意愿，教师数字素养发展前景是美好的。整体得分来看，在数字化意识上，较其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平均得分2．61分，见表4。现阶段教师的数字技术知识和数字技术技能十分有限，对数字技术和技能的使用仅停留在基本的电子设备使用层面，如何深入运用数字技术技能进行教学还面临较大困难。从数字技术和技能得分来看，两项得分均较低，低于3分以下，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在这方面存在巨大的挑战。


　　数字化应用平均得分2．94分，见表5。此次调查可以发现，教师在数字化学业评价方面做得相对较好，数字化教学设计和数字化协同育人得分明显低于本维度的平均得分，为X市教师的薄弱项，教学设计和协同育人存在明显的问题。


　　数字社会责任平均得分3．70分，见表6。教师在法治道德和数字安全保护方面表现较为良好，相对教师数字素养其他维度有明显的优势。法治道德规范和数字安全保护是教师教学活动首要确保的基准线，从本项得分来看，教师对数字社会责任必须提升到更高的维度。


　　专业发展平均得分2．72分，见表7。教师在数字化学习与研修，教学设计与研修得分普遍偏低。教师的专业发展要引起X市的高度重视，唯有重视教师专业发展，才能提升X市教师数字素养。


　　调研对象的教学数字素养在数字化意识水平相对较高，教师数字素养综合值3．11分，本次调研的教师样本整体素质处于中等水平。一些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各项维度打分均较高，但15%左右的学历较低或者年龄较大的教师，在各项问卷问题打分普遍偏低，各项打分均在3分以下，处于教师素质偏低水平。教龄高于10年的教师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比年轻教师低。


　　从本次调研来看，X市小学教师的数字素养已具备一定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次调研主要针对城区教师，乡村教师数字素养可想而知处于一个更低的发展水平。目前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已远不足以应对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引发的教育变革。故在现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既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研究建议


（一）强化教师数字化意识


　　强化教师数字化意识，要充分认识到数字化意识自身数字化素质提升的动力来源。可以从鼓励小学教师自主提升学历、加强教师自身的自我效能感入手。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专科学历和本科学历的小学教师占到了一大半，学历的提高对于小学教师拓宽知识视野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对于数字素养的发展也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其次，教师通过提升学历，可以学习更多前沿、完整的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等内容。然后，在自身学历的提高过程中，学习最新的数字技术理论知识，并且能够了解到数字技术的应用方式等具体情况。最后，实现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目标，进而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去。


　　将教师个人数字化意识上升到学校数字化发展战略，加强交流和合作，整合学校、教研、培训等优质资源，培养数字化应用骨干教师专业指导团队，打造区校联动、共建共享的研究合作共同体。同时，鼓励一线教师、技术专家、学科专家形成团队，开发数字资源，完善数字化平台的建设，普及基础资源，扩充免费资源，提高优质数字资源供给能力。


（二）提高教师数字技术的知识与技能


　　小学教师应该把数字素养提升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关注世界数字经济发展最前沿，充分吸收和消化先进的、超前的技术与思维方式，


并应用到日常的学习中去。小学教师要自主突破传统教学思维定式，用数字化思维武装头脑，指导教育教学实践，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不断提高数字素养、树立数字化发展理念、实现自我完善，为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做应有贡献。


　　教育部门与学校应当加大对数字技术理论知识方面的培训力度，并给予教师指导和支持，使其能够了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概念、特点以及应用场景等，拓宽数字技术的相关知识面，建立完善数字技术的知识图谱以及理论体系。


　　完善数字技能培训课程体系，普及数字技术工具与平台的应用方法，提高小学教师的数字技能水平。利用数字项目实践，加强数字技术应用的实践经验积累，在实践中熟练掌握并运用相关技术。加强与数字技术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互动，通过浏览数字技术社区网站、参加技术论坛或者利用社交平台等途径了解最新的信息和教学案例。


（三）创新教师数字化应用


　　学校可以开设人工智能教学创新实验室，供教师进行实验、试错，并且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创新教学，运用创新方法开展教学实践工作；还要建立人工智能融入学科教学，推动不同学科的教师在一起进行交流沟通，探讨关于跨学科学习教学中的一些经验和方法，提高小学教师对于跨学科学习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对教师开展改革创新性教学评价，将数字化教学成效应用情况作为评价的依据。学校还可以举办数字化教学与AI应用能力提升的专项培训活动，邀请专家担任主讲人，给老师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培训内容包括：AI生成教案、课件、智能编写、辅助出题、试卷分析、学情分析、数字人速课等具体操作步骤的演示，以及学习地图、能力图谱、专业图谱和思政图谱在教学中实际应用的教学技巧等，让老师熟练地运用具体的数字化教学方法与AI技术。


　　教育部门出台相关技术应用政策，划定技术应用边界，确定技术应用尺度，指导教师进行技术应用，通过财政资金保障和政策激励，鼓励教师积极尝试和实践数字化教学方式方法。不断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完善教育基础设施，搭建各类教育平台，让教师有一个开展数字化教学的良好软硬件环境。加大人工智能科普教育力度和安全风险知识普及，做好监督问责制度建设，保障教师、学生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中的人身信息安全。加强教师、学生对伦理道德方面的认识，引导其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四）健全教师专业发展体系


　　建立健全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有利于教师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有利于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驱力，提高教师自我发展主动性；完善教师职业发展体系有利于吸引、留住更多优秀人才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从而提高教师队伍整体质量，为我国基础教育的高质量长远发展提供保证。


　　完善教师专业发展，尤其需要建立数字培养模式体系，学校应当构建一个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数字素养培养体系。推行科学、精细和差异化的数字素养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系统设计教师继续教育、国培项目、省培项目的培训课程体系，整体提升教师的技术操作能力和利用技术进行教学创新的能力。


　　学校为教师搭建实践平台，借助AI辅助制作多媒体课件，通过运用交互式白板、虚拟实验室等载体将抽象知识形象化，逐渐把小学教学带入数字时代，学校可提供数字教学的相关设备和平台让教师实操。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及专业发展五个维度，调查了小学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现状。发现小学教师普遍具备基本的数字化意识与责任担当，但在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数据驱动的应用以及持续专业发展方面仍显不足，呈现出“态度积极、能力滞后、应用浅表”的结构性特征。提升小学教师数字素养，需要我们在唤醒内驱力的同时，构建“研训用评”一体化的支持生态，尤其要注重数字化应用向常态化和创新性转化，并强化面向小学生数字伦理守护的社会责任。本研究对素养发展的动态机制和情境因素探究还不够深入，未来还可以结合课堂观察等，进一步揭示影响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的深层因素。


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的路径创新与体系构建基于浙江实践探索的思考


中共浙江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徐旭


　　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①。这一重要论断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政治共识教育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新时代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指明了基本方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的历史方位下，我国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最大限度凝聚人心、加强团结、增进共识的时代课题。②特别是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战略博弈更加激烈的国际形势和中美贸易摩擦等背景下，引导统一战线成员正确看待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团结奋斗，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方向，用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引导统一战线成员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时代命题。


　　政治共识是一个在政治学中广泛使用的概念，常指某些团体和组织在政治领域内所共享的某些基本原则理念，或者一个共同体之中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所持有的共同政治认知、政治价值和政治思想。从一般意义上讲，“所谓政治共识，是指在一定时代、生活在主权国家范围内、作为政治主体之一的公民或其形成的利益集团，所共有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①。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根本任务出发，所谓政治共识教育，是旨在增进统一战线成员政治共识的教育培训活动，其核心是引导统一战线成员形成共同的政治认知、政治价值与政治思想，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事关道路、制度、旗帜、方向等根本问题上立场不含糊、原则不动摇。社会主义学院（以下简称社院）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政治共识教育是社院区别于党校、行政学院和其他干部学院的鲜明特色与立院之基，事关社院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总书记在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六十周年的贺信中，明确要求坚持“社院姓社”，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②《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规定，社院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优化以政治共识教育为核心、以文化认同教育为基础、


以能力素质培养为重点的教学布局”。


　　本文立足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时代要求，以浙江省“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工程”为考察样本，系统梳理其在体系构建、平台升级、方式创新、路径融合等方面的改革实践，剖析政治共识教育从零散经验探索向“体系化+工程化”范式转换的内在逻辑，进而提出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的优化路径，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提升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质效提供实践参考与理论支撑。


一、新时代加强政治共识教育的重要意义与现实紧迫性


　　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是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内核，面向全体统一战线成员开展的系统性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固本之举、铸魂之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加强政治共识教育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承载着重大深远的价值内涵。


（一）坚守统一战线初心使命，夯实党的长期执政根基的根本要求


　　统一战线的初心使命，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汇聚各方力量、携手团结奋进，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这既是统一战线百余年赓续传承的鲜明政治底色，也是新时代开展政治共识教育的根本立足点。政治共识是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精神纽带与政治基石。新时代推进政治共识教育，关键是引导广大统战成员深刻把握统一战线的政治属性，深刻领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自觉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原则，锚定团结奋斗的政治圆心。


　　从历史维度看，统一战线百余年发展史，就是坚守初心使命、增进政治共识、拥护党的领导、汇聚奋进力量的同心奋斗史。百余年来，统一战线始终紧扣党在各个时期中心任务，团结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及海内外爱国力量，在风雨同舟中凝聚政治认同，在并肩前行中深化思想共识。历史充分证明，坚守初心使命、筑牢政治共识，统一战线才能始终保有强大凝聚力与向心力，持续发挥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


　　从现实层面看，当前经济社会深刻转型、利益格局多元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思想观念更趋多元，统战成员结构更复杂、思想更活跃。常态化制度化开展政治共识教育，能够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引导统战成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同时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把广大统战成员紧密凝聚在党的周围，为党的长期执政筑牢稳固坚实的思想政治根基。


（二）凝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追求，需要最大限度凝聚起全社会的思想共识、智慧力量与行动合力。统一战线作为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其优势作用的发挥，始终以高度的政治共识为前提。加强政治共识教育，正是把统一战线的法宝优势转化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效能的关键抓手。


　　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征程，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面临着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系统的政治共识教育，能够把广大统战成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上来，引导各领域统一战线成员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专业优势，围绕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任务，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履职尽责，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彰显担当作为。政治共识教育始终秉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基本原则，能够有效化解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歧与思想差异，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和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


（三）应对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战略举措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持续抬头，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严峻，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与博弈日趋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大肆宣扬西方“宪政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等错误政治观念，对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严峻挑战。


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①。加强政治共识教育，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战略性举措。通过深入开展政治共识教育，能够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深刻认


清各类错误思潮的政治本质与现实危害，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政治共识教育能够引导社会各界自觉抵制各类分裂渗透言行，在民族、宗教、涉台、涉港澳、涉疆、涉藏等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站稳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凝聚起维护国家统一、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强大合力，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牢牢守住政治底线，为我国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二、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路径探索与可行性研究


　　近年来，浙江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立足浙江作为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和实践优势，把政治共识教育作为加强党外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服务中心大局、提升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质效的基础性工程来谋划推进。以“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工程”为牵引，探索“一核一轴四维”同心圆架构和“点线面网基”立体式培训体系，推动政治共识教育由社院单一教学任务拓展为统战系统共同责任，深化体系化、工程化、品牌化实践，初步形成了具有浙江辨识度的工作格局。


（一）坚持统筹谋划、系统推进，构建政治共识教育工程化实施机制


　　政治共识教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培训，而是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政治性、系统性和长期性。在实践中坚持系统观念，把政治共识教育放到大统战工作格局中谋划推进，以工程化、项目化方式破解以往教育培训中存在的碎片化、短期化、分散化问题。


　　一是强化统战部门牵头抓总。统战部把政治共识教育摆在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突出位置，推动其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网络统战工作、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等贯通融合。发挥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作用，加强课程研发、师资建设、教学组织和资源整合，推动政治共识教育从“社院一家办”转向“统战系统共同办”。


　　二是以实施方案推动项目落地。省委统战部与省社会主义学院联合印发《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对象分类、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和组织保障，推动形成省市县三级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线上线下融合的工作格局。通过方案化部署、项目化推进、清单化落实，政治共


识教育的组织化程度、规范化水平和覆盖面明显提升。


　　三是构建“一核一轴四维”教学架构。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核心，以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教学主轴，通过历史传承、文化浸润、形势政策、履职能力四个维度辐射教学，形成政治共识教育闭环。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点线面网基”立体式培训体系：以重点班次、重点课程、重点基地为关键支点，以不同统战领域和不同培养对象为分类链条，以各级各类党外代表人士为覆盖面，以线上平台为拓展网络，以社院阵地、师资队伍、课程资源和制度机制为基础支撑，推动政治共识教育由单一课堂教学向多层次、宽领域、全链条培养转变。


　　四是服务中心大局提升实践效能。把政治共识教育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浙江实践、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高质量发展和“十五五”规划实施等中心任务结合起来，将人工智能、产业升级、共同富裕、基层治理等战略部署转化为课程模块，开设“共识讲堂”“科创讲堂”等平台，引导党外人士围绕重大现实问题开展课题调研和资政建言。2025年由党外人士和全省社院系统提交的智库成果获省领导批示23次，体现了政治共识教育服务大局、转化成果的实践效能。由省委统战部和省社会主义学院联合牵头推进的“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工程”“同心同廉工程”被纳入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政治共识教育服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和统一战线中心工作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彰显。


（二）坚持循迹溯源、铸魂育人，把独特政治优势转化为共识教育优势


　　浙江是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也是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实践地。推进政治共识教育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循迹溯源”作为深化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抓手，把总书记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统战工作的探索与实践转化为党外人士可感可知、可学可悟的鲜活教材。


　　一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第一时间进课堂。省社会主义学院实施“第一课堂”制度，把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第一时间纳入教学培训体系，引导学员在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融会贯通学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政治共识教育始终与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同频共振。


　　二是打造校内政治共识教育阵地。依托省社会主义学院建设“同心”系列主题教育馆，重点打造“统一战线展”和“党外人士同心同廉主题教育展”。


“统一战线展”围绕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史、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总书记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统战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新时代浙江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成果等内容进行系统展示；首创的全国首个“党外人士同心同廉主题教育展”，聚焦党外人士廉洁教育，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论述、统一战线清廉建设相关制度、党外人士违法违纪案例、清廉浙江建设中的统一战线、清廉文化与优良传统等内容开展教学。两个展厅作为各类班次必修课，每年累计参观人次达1万人左右，成为政治共识教育和党外人士廉洁教育的重要平台。


　　三是开发循迹溯源现场教学路线。坚持把“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发生的系统性、整体性、精彩性蝶变作为政治共识教育的生动教材，把总书记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的重要足迹、重要论述、重大决策与新时代浙江改革发展实践结合起来。围绕红色根脉、经济发展、历史文化、同心共富等主题，打造“红色”循迹溯源、“蓝色”经济发展、“青色”历史文化、“橙色”同心共富等“四色”研学线路，全省建立209个研学点，推动学员在实地体悟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认同。


　　四是推动循迹溯源向理论研究和课程建设深化。注重把“循迹溯源”从现场教学方法提升为政治共识教育的重要范式，探索形成“循迹溯源—理论阐释


—教育培训—共识凝聚”的系统路径。围绕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开展系列专题研究，推动研究成果向课程成果、教材成果、咨政成果转化。


（三）坚持分众施教、精准滴灌，提升政治共识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党外人士分布广泛、构成多元、思想活跃，不同群体在成长经历、社会角色、利益诉求、认知方式和履职需求上存在明显差异。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既牢牢把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政治共识，又尊重不同领域党外人士的特点，推动班次设置、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更加精准适配。


　　一是按照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规律优化班次体系。把政治共识教育贯穿党外代表人士发现培养、教育培训、实践锻炼、作用发挥全过程，面向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留学人员、港澳台侨界人士等不同对象，分类设置基础培训、专题培训、重点培训和长期培训班次。特别是聚焦年轻一代党外人士，完


善“青蓝工程”班次体系，举办全省初创科技型企业负责人培训班、侨界青年英才研修班等新班次，并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纳入两周以上长班培训，推动政治共识教育向新兴领域和青年群体延伸。


　　二是围绕不同领域党外人士思想特点完善课程内容。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重点加强多党合作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参政党建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能力等内容；对民营经济人士，突出“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政策、企业家精神和理想信念教育；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注重国情教育、社会责任、网络空间正向发声、基层治理参与等内容；对民族宗教界人士，重点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教育；对港澳台海外青年和华裔新生代，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国家发展成就、民心相通等内容。通过“一类一策、一班一纲”，实现政治共识教育广泛覆盖和精准有效有机统一。


　　三是以品牌项目拓展教育覆盖面。注重以品牌化方式提升政治共识教育辨识度和吸引力。“同心同廉”工程聚焦党外人士廉洁教育，将思想政治引领与纪律规矩意识、法治意识、廉洁意识培育结合起来，推动党外代表人士在政治上更加坚定、履职上更加规范、作风上更加过硬，该项工作获得全国统战理论实践创新成果奖。“海外蒲公英计划”面向出国留学生和华裔新生代，以中华文化传播、国情省情教育、情感认同培育为重点，探索“集训先行、闭环跟踪、回炉提升、长效推进”的培养模式，为面向海外凝聚共识、促进民心相通探索了有效路径。“统战理论政策进高校”工作由省委统战部、省教育厅和省社会主义学院协同推进，计划三年实现省内本科高校全覆盖，通过专题宣讲、统一战线专题展、统战文化进校园等形式，探索构建“统战+课程思政”多元协同育人体系，该项工作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充分肯定。


　　四是推动学用结合促进实践转化。政治共识教育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到党外人士服务中心大局、履行职责使命的实际行动中。浙江在重要班次中探索“理论学习+课题调研+社会服务+成果转化”教学模式，组织学员围绕共同富裕、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基层治理、产业升级等重点问题开展调研，推动学员把政治认同转化为建言献策、民主监督、社会服务和岗位建功的实际成效。部分重点班次组织学员赴贵州毕节、浙江景宁等地开展一体化培训和社会服务，在跨区域实践中深化对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共同富裕、助力民族地区发展的理解和认同。


（四）坚持守正创新、数字赋能，增强政治共识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


　　新时代党外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思想活跃、视野开阔、获取信息渠道多元，对教育培训的互动性、体验性和实效性提出更高要求。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在确保政治方向、价值导向和教学基调的前提下，积极创新教学方式、拓展教学场景、提升传播效能，推动政治共识教育更加可亲、可感、可及。


　　一是创新多维复合教学模式。突破传统单向讲授模式，综合运用专题讲授、案例研讨、结构化研讨、翻转课堂、情景模拟、互动访谈、现场教学等方式，增强学员参与度和思想触达率。省社会主义学院规定互动式教学课程比重不低于20%、案例式教学不低于15%，推动政治共识教育从单向灌输走向双向互动。依托“统一战线展”“同心同廉展”等校内阵地，开发“展厅参观+专题讲授+互动研讨+心得交流”复合型课程，形成看、听、思、议、悟相贯通的教学链条。


　　二是深化“用学术讲政治”教学改革。政治共识教育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也要以理服人、以学促信。注重引导教师贯通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实践话语，开展有深度、有温度、有说服力的教学阐释。通过把政治要求转化为学理分析，把理论观点转化为现实案例，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体验，增强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三是推进数字平台赋能。顺应数字化改革和网络统战发展趋势，以网络统战工作全国试点为契机，建设“之江同心云学院”网络平台，集课程学习、教学管理、互动交流、资源共享、效果反馈等功能于一体，推动政治共识教育从线下课堂向云端空间延伸。通过上线精品课件、专题微课、政策解读、案例课程等资源，有效缓解党外人士工学矛盾，扩大教育覆盖面和便捷度，形成线上线下融合、集中培训与日常学习贯通的教育生态。


（五）坚持联合办学、协同联动，形成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的育人合力


　　政治共识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托大统战工作格局整合资源、汇聚力量。坚持“社院姓社”根本原则，深化“联合党校联合办”理念，推动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民主党派、工商联、统战团体以及高校、党校、干部学院、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构建开放联动、优势互补、共同育人的工作生态。


　　一是完善统战系统协同机制。发挥省委统战部牵头协调作用，加强对政治共识教育方向、重点、内容和资源的统筹把关，推动形成各级统战部门、社院、


统战系统单位、民主党派组织、统战团体共同参与的政治共识教育格局，围绕培训需求、班次设置、课程开发、学员管理、成果转化等共同研究、共同推进，提升教育培训供需匹配度和工作协同性。


　　二是健全省市县三级联动体系。持续推进全省社院教研共同体建设，推动精品课程库、兼职师资库、现场教学资源库和“四色”研学资源共享库建设，促进优质资源向市县社院延伸、向基层统战领域下沉。目前，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已形成由100门课程组成的“政治共识教育基本课程目录”，2025年有5门课程入选全国社院好课程联评联展终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省级社院前列，市县社院课程开发能力和教学水平明显提升。


　　三是强化质量管理和跟踪问效。注重把政治共识教育成效评价贯穿教学全过程，探索建立课前需求调研、课中动态调整、课后反馈评估、长期跟踪问效的闭环管理机制。培训前了解学员思想状况、履职需求和专业背景；培训中通过研讨交流、学习测试、教学反馈等方式优化安排；培训后加强成果转化和跟踪培养，引导学员把学习成果体现到岗位建功、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等实际行动中，推动政治共识教育从“办了多少班、培训了多少人”向“凝聚多少共识、转化多少成果”转变。


　　推进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突出统战部门牵头抓总这一组织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学院联合党校这一主阵地作用，激活各级统战系统和社会资源协同参与这一整体效能。其内在逻辑，是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以大统战工作格局整合力量，以实践资源丰富教学，以数字化改革拓展空间，以制度机制保障长效。通过系统谋划、循迹溯源、分众施教、方式创新和协同联动，政治共识教育实现了由单一课堂培训向全链条培养转变，由社院独立实施向统战系统协同推进转变，由经验探索向体系化工程化建设转变，为新时代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筑牢团结奋斗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提供了实践样本和路径。


三、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体系的谋划与思考


　　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是加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筑牢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关键路径。立足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历史方位与使命任务，必须始终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紧扣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这一统战工作根本任务和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相统一，从思想引领、内容构建、方式创新、机制保障等维度协同发力，不


断提升政治共识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与感染力，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思想政治保障。


（一）锚定根本引领，筑牢政治共识教育的思想根基


　　强化高位推动与制度规范建设。牢牢把握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明确班次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组织领导等方面的规范，提高各方对政治共识教育的关注度和重视度。推动教育模式从“经验驱动”向“制度驱动”系统性转型，确保政治属性、统战特点、时代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各地应成立政治共识教育统一协调机构，将其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强化调训工作的刚性约束与执行力度，保障培训计划落地见效。


　　完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培训规划。将政治共识教育的系统性、规范性要求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体系，建立重点培训对象五年一轮训机制，严防漏训、短训问题。在现有长训班次基础上，增设面向无党派人士、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中青年重点群体的长班培训，扩大系统性培训覆盖面，并将培训成效纳入队伍建设考核评估体系。


　　健全大统战工作协同运行机制。政治共识教育是统一战线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主要内容和有效途径，绝非社院一家之责，而是统战系统的共同使命。需构建各级统战系统单位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制定专项实施方案，统筹整合各方资源，放大工作聚合效应与品牌效应。严格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明确党委统战部、社院联合牵头的实施主体责任，通过社院实体化运作统筹各方力量，切实筑牢政治共识教育的主阵地。


（二）完善内容体系，提升政治共识教育的精准适配性


　　完善分层分类、科学系统、动态适配的教学内容体系，是破解政治共识教育同质化、提升引领精准度、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关键所在。必须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统领，以统战成员思想实际与履职需求为导向，构建“主题引领、分众适配、学用融合、动态优化”的全链条内容体系，系统推进历史传承、文化浸润、统战实务、履职能力、形势政策等多个维度的辐射教学，真正实现政治共识教育入脑入心、见行见效。


　　锚定主题主线，夯实共识教育思想根基。始终把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内容体系的核心与灵魂，突出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系统融入党的大会及历次全会精神、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等内容。


始终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共识教育的根本落脚点，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厘清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筑牢各界统战成员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基。


　　深化分众施策，确保内容供给精准匹配。紧扣不同统战群体的身份特征、思想动态、认知规律与履职需求，建立“一类一策、一班一纲”的分众化内容供给机制，杜绝“一刀切”“一锅烩”的同质化教学。针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重点强化多党合作史、参政党建设理论、参政议政履职能力相关内容；针对民营经济人士，聚焦“两个毫不动摇”、惠企政策解读、理想信念教育，提振发展信心；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青年党外群体，贴合其话语体系与认知特点，融入国情教育、社会责任培育、网络统战实践等内容；针对民族宗教界人士，突出民族宗教政策法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确保内容供给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思想需求与成长路径。


　　立足区位特色，激活本土实践育人效能。政治共识教育需紧扣时代脉搏、立足区域禀赋，实现入脑入心的精准传导。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统战资源，是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彰显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最生动、最具象的鲜活注脚。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共识教育直抵人心、增强思想穿透力；推动共识教育与区域发展实际、行业现实问题深度融合，有效对接学员思想困惑与履职需求。通过将本土实践提炼转化为特色教学素材，既增强教育代入感，更能彰显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实现内容供给与教育目标、学员需求的精准适配。


　　健全闭环机制，保障内容体系动态适配。建立“课前需求调研—课中动态调整—课后反馈优化”的全周期内容更新机制，实时跟进中央最新理论成果与政策部署，同步融入地方改革发展鲜活实践，推动理论教学与现场教学、案例教学深度融合。将共识教育与履职能力培养有机结合，融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情民意信息撰写等实操内容，持续提升政治共识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三）创新方式方法，增强政治共识教育的感染力实效性


　　准确把握党外代表人士的群体特征与成长规律，是创新政治共识教育方式方法、提升思想政治引领质效的前提。必须坚持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打破传统单向灌输教学方式，以系统性、精准化、多元化的创新举措推动政治共识教育提质增效，切实增强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与思想穿透力。


　　创新多元教学范式，激活课堂教学内生动力。严格遵循政治共识教育内在规律与党外学员认知特点，改变单一讲授模式，融合运用专题讲授、案例研讨、情景模拟、结构化研讨、互动访谈等多元教学方法，重点强化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教学，着力营造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浓厚氛围。深度整合统战历史展馆、多党合作历史展陈、同心教育基地等线下资源，打造看、听、思、说、悟五维协同的沉浸式教学体系，推动学员在实景体验、循迹溯源中深化思想认同、凝聚行动共识。


　　强化学理阐释增信，筑牢以理服人思想根基。始终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的辩证统一，持续深化“用学术讲政治”教学改革，以严谨的学理分析、透彻的逻辑论证、鲜活的实践案例，系统解读党的创新理论和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直面学员普遍关注的思想困惑与现实关切，把政治理论讲深讲透讲活，引导学员在深度学理思考中增进“四个认同”，有效避免理论宣讲出现“空对空”的问题。


　　深化数智融合赋能，拓宽教育全域覆盖边界。依托智慧校园建设成果与“同心云学院”等线上平台，系统开发精品微课、系列慕课等数字化教学资源，构建“线下主阵地+线上云学院”双轨并行教学模式，有效破解党外学员工学矛盾突出的问题。运用虚拟现实等技术创新沉浸式教学形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市、县社院（校）下沉共享，真正实现政治共识教育全域覆盖、随时可学、常态长效。


（四）健全长效机制，保障政治共识教育常态化规范化运行


　　政治共识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工程，必须整合跨界资源、形成部门合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社院发挥主阵地作用、各方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以全链条、闭环式长效机制，推动教育模式转型，保障政治共识教育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运行。


　　健全统筹协同机制，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坚持党对政治共识教育的全面领导，将其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调训工作刚性约束。由党委统战部、社院联合牵头，加强与组织部门协同联动，联合制定年度调训计划，统筹班次设置、培训规模与时间安排，确保计划刚性落地。深化“联合党校联合办”理念，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统战团体建立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共同制定教学方案、开发品牌课程，凝聚统战系统工作合力。


完善纵横联动机制，推动优质资源共享。纵向构建中央、省、市、县四级


社院联动体系，健全社会主义学院创新发展联合体工作机制，实现课程、师资、教学基地等优质资源全域共享、上下贯通；横向深化与党校、干部学院、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战略合作，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攻关等方面深度协同，持续拓宽办学边界、厚植办学优势。


　　健全质量保障机制，夯实长效发展根基。推动形成“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党派及统战团体—党外人士”多方协同联动格局，建立“课前需求调研


—课中动态管控—课后评估优化—长期跟踪问效”全周期教学管理闭环，完善教学质量评估、学员反馈回访、教育成效追踪机制。建强政治共识教育师资资源库，完善专兼职师资培养、引进、共享机制，着力破解基层社院优质师资不足难题，以制度化建设为政治共识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四、结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共识教育已从单一的统战教育培训工作，上升为关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民族复兴动能汇聚的战略工程。本文以浙江“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工程”为样本考察分析印证，打破传统单向灌输的教学方式，构建主导有力、主体多元、时代赋能、路径融合的系统化范式，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


　　浙江实践的主要价值在于，系统回答了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如何有效凝聚政治共识的时代命题。其构建的“一核一轴四维”同心圆架构，厘清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以党的创新理论为不可动摇的主轴，确保了共识教育政治属性的纯粹性；以历史传承、文化浸润、形势政策、履职能力为辐射维度，赋予了教育回应时代命题的弹性与张力。统战部指导、社院主导与多元主体相结合的协同模式，通过联合办学机制形成部门合力，以“大师资”体系整合社会资源，用数字化平台实现全域覆盖，推动政治共识教育从“社院独唱”转变为“统战系统合唱”。


　　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博弈加剧、统战成员思想日趋多元的现实挑战，新时代政治共识教育的体系构建任重道远。未来仍需在分众施教上持续深耕，在数字赋能上寻求突破，在学理阐释上厚植根基。唯有始终将政治共识教育深度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在服务大局中彰显价值，在守正创新中增强效能，方能让政治共识真正成为凝心聚力的强大纽带，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筑牢坚不可摧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雄安新区调查：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新路径


联合调研组


（2026年7月1日）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新路径，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2026年3月23日，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9年前党中央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现在的雄安新区建设呈现一幅怎样的图景？在发展理念、建设模式、治理方式上进行了哪些探索，揭示出怎样的现代城市演进逻辑？对破解“城市病”，实现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具有哪些经验启示？带着这些问题，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成立联合调研组，对雄安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


破解“城市病”的鲜活实践样本


　　走进雄安新区，疏朗的天际线，平整的路面，让人眼前一亮。地面上，无人驾驶汽车在开放道路畅行无阻；地底下，巡检机器人沿着管廊自主穿行；在看不见的云端，一座数字孪生城市正与实体城市共同生长、相互交融。这正是全球首座地上、地下、云上“三城”同步规划建设的生动缩影。雄安新区自20XX年设立以来，这座从“一片白地”上拔节而起的新城，累计完成投资超1万亿元，启动区功能日趋完善，容东、容西、雄东片区稳定运营，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央企总部正式入驻办公，4所高校和2家医院加快建设，现代化雏形全面显现。调研发现，真正让雄安新区与众不同的，是它从第一天起就摒弃了土地融资、基建铺开、房产变现的老路，推动城市规划、动力引擎、空间形态和治理模式深刻转变，为破解“城市病”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


　　从“规划之变”看，雄安新区以动态生长破解“摊大饼”式扩张的路径依赖。传统城市规划和建设追求一次性建成、一步到位，难以适配技术迭代、产业升级、人口变化等带来的全新发展需求，容易落入“建成即落后、改造无止境”的恶性循环。雄安新区“三城”同步规划建设，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反复开挖、重复投资。我们实地察看了管廊运维中心，电力、通信、供热等管线全部入地，地下管廊统一铺设，巡检机器人代替人工巡查，从源头根治了“空中蜘蛛网”和“马路拉链”现象。雄安新区规划还预留了一定的“战略留白区”。


一名规划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规划不是死的而应是活的。不急于填满，是要给未来的技术变革和功能迭代留出空间。”


　　从“动力之变”看，雄安新区以创新驱动破解“房地产依赖症”。过去城市竞争的逻辑是要素成本最小化，追求的是把企业引进来。未来城市竞争的逻辑是创新生态最优化，追求的是让企业在城市土壤中“长出来”。在容东片区安置房区域，我们了解到，回迁群众人均住房面积较之前提升近一倍，但房价始终保持稳定。雄安新区从一开始就明确不搞土地财政，不靠“政策洼地”招商，实行“土地储备+综合开发”模式，经营性用地“带方案”出让，城市发展动力从要素堆叠向创新驱动转变。一家自动驾驶企业负责人说：“我们选择雄安，不是因为税收优惠，而是因为这里有全域开放的测试道路、支持创新的监管环境。在这里，技术可以‘跑’起来。”今天，280多家高科技企业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蓬勃生长，密集布局空天信息、智能网联、生物制药、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以场景换产业、以市场育技术”的发展路径不断收获丰硕成果。


　　从“形态之变”看，雄安新区以功能融合破解“城市病”难题。通勤时间长、功能分区割裂、过度挤压生态空间、缺乏发展活力是“城市病”的典型症状。城市建好之后，如何让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安顿生活？雄安新区试图在空间形态上作出根本性改变，“窄路密网”、“职住平衡”、“蓝绿交织”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新建片区规划中推行“小街区、密路网”的布局模式，摒弃传统城市“宽马路、大广场”的粗放路网结构，以更密集的街道网络提升交通微循环效率，将街道重新还给行人。在容东片区调研时发现，步行15分钟可达学校、医院、公园、商业区。一位回迁居民告诉我们：“以前在城里上班，路上要1个多小时。现在走路送孩子上学，再走到单位，也就20分钟。”在这里，启动区规划城市绿化覆盖率大于50%，人均城市公园面积大于20平方米，绿化不再是“公园包围城市”，而是“城市嵌入自然”。


　　从“治理之变”看，雄安新区以多元共治破解大包大揽的治理困境。审批环节多、部门壁垒重、群众跑腿多，是许多城市的通病，特别是当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治理事务越来越复杂，传统的政府包办模式难以为继。现代城市治理的核心，不是管得更细，而是服务得更好，要在各方参与、多元共治中找到活力与秩序的平衡点。雄安新区实行“大部门、扁平化”管理，机构数量不到传统地级市的1/3。调研发现，部分片区试点“社区合伙人”机制，吸纳物业、商户、社会组织等参与社区治理，不再是什么事都找政府，而是大家坐下来商量


着办。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我们旁听了一场“社区合伙人”的议事会，各方代表围坐在一起，就社区食堂菜品调整建言献策。这种有人情味的共治方式让居民感受到自己是城市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同时，技术更多承担起标准化、数据化的工作。在看不见的“云上之城”，智慧交通根据实时车流智能调控信号灯配时，智慧政务推动更多事项从“网上可办”转向“指尖秒办”，智慧社区则通过物联感知设备，实现对独居老人生活风险的自动识别与主动预警，既有效率又有温度的治理格局逐渐形成。


锚定城市发展新方向的深刻变革


　　回望城市发展历程，我国城市建设曾长期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建高楼、建马路、建广场是城市发展的重心。随着城镇化进程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大部分城市进入提质增效阶段，发展重心转向人的维度。人口在城乡、区域间的加速流动，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接续、基层党建引领治理等提出了全新要求，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给城市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城市发展逻辑正面临一场深刻变革。雄安新区的实践探索表明，城市不再只是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地，更应是一个集创新策源、生活承载、生态栖息、人文涵养、安全韧性于一体的有机生命体。


　　智慧是城市治理的引擎。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明确提出，“要高水平建设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推动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式发展”。调研发现，雄安新区不是简单地搭建一个技术平台，而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依托全域数字孪生底座，让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城市运营各个环节，实现了城市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控。智慧是手段，更是生态。在这里，500余公里数字道路、5000余栋智慧楼宇同步生成数字镜像，城市信息模型平台贯通全域时空数据链条，为空天信息、智能网联等新赛道企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当不少城市困于土地市场降温、人口红利消退、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发展动力减弱之时，雄安新区主动开放智慧交通、智能城市、绿色建筑等领域场景资源，构建创新生态，让技术有场景可验证、让企业有“土壤”可生长、让人才有空间可施展、让资本有通道可流动，让城市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


　　绿色是城市发展的底色。在雄安新区，绿色不是简单的植树铺绿，而是城市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重塑。总书记要求雄安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雄安新区先植绿、后建城，将“千年秀林”植树造林工程与白洋淀生态


环境系统治理作为开发的前置条件，“蓝绿”空间规划占比达70%，“一淀、三带、九片、多廊”生态空间格局基本形成。更重要的是，雄安新区的绿色是全过程、全方位的，不仅是视觉上的“蓝绿交织”，更是能源上的清洁低碳、交通上的新能源替代、建筑上的绿色标准、产业上的环保准入。目前，新建区域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超过90%，低碳智能交通网络加速布局，已打造22个近零能耗和零碳建筑示范项目。城市嵌入自然，既保持了生态容量，也引领了发展方向，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哲学的生动实践。


　　品质是城市宜居的内核。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是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雄安新区将高品质公共服务作为吸引人、留住人的“磁极”。在“15分钟生活圈”内，教育、医疗、养老、文体、商业等设施均衡配置，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更营造有温度的生活场景。在容东片区，我们遇见了一位从北京疏解而来的央企员工，他说：“这里生活品质很高，周末去白洋淀就像逛后花园。”一座城市的品质，不在于看起来有多热闹，而在于是否能让生活其中的人感到舒适、便利、有尊严。比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景象更重要的，是让城市的空间设计、公共服务、运营节奏都围绕人的真实需求展开，让城市服务于人。雄安新区坚持全龄友好的规划理念，顺应人口结构变化大趋势，不仅通过高品质的创业就业环境和创新生态吸引、留住年轻人，也通过完善的康养服务、高品质教育医疗、优美的生态环境，让人们住得惯、过得好。“一老一小”皆安，青年奋斗无忧，每一个来到雄安新区的人，都能在这里扎根安家。


　　韧性是城市安全的基石。现代城市的安全，不能只看有没有修好管网、建好海绵城市，还要看有没有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雄安新区将韧性理念贯穿规划、建设、治理全过程。在物理层面，以综合管廊建设增强城市生命线的抗风险能力。在规划层面，以“战略留白区”为未来不可预见的变化保留弹性。在数字层面，以数字化“城市大脑”提升治理效率、筑起“防洪堤”。更深层次的是社会韧性。在容东片区，城市运营管理中心对独居老人的水、气、电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测，若连续数小时无用水记录，系统便自动生成工单派发给社区工作者，第一时间上门探访。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感知，技术不再是冰冷的代码，而成为守护民生的温情触角。今天的城市可以不再过度依赖刚性管理，逐渐成为一个能感知、能适应、能进化的生命体。


面向未来的城市发展之路


　　城市的发展始终与经济社会前行的脚步同频共振，镌刻着时代演进的清晰脉络。大多数城市都是循着“因市而城”、“因矿而城”、“因交通枢纽而城”的逻辑生长起来的，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空间投影。放眼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重塑经济社会结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新的时代坐标，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代化图景。每一座城市都站在发展范式转换的十字路口。支撑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正在重构，应用场景的创新、数据价值的释放、制度红利的落地，归根结底都要服务于人的创造力与生活体验。围绕人的软环境，正在取代土地指标、税收优惠和投资规模等传统要素，成为最稀缺、最具吸引力的核心资源。面向未来，要以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尊重新时代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更可持续、更具人文关怀的现代城市发展新路。


　　第一，城市规划要从“竣工图纸”转变成为能设定规则、引导生长、包容变化的“城市操作系统”。调研中我们切实感受到，城市发展要告别规模崇拜、速度崇拜、增量崇拜，摒弃无序扩张、边建边改、重表轻里的建设惯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保持城市规划的稳定性、连续性，“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统筹地上地下、硬件软件、生态产业一体布局。主动树立留白也是发展的新理念，适度的战略留白就是对未来的敬畏。“填满”不等于“建好”，为未来发展预留战略空间，就是为技术迭代、产业演进、功能升级保留弹性。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优化空间结构，提升空间品质，推动职住平衡、产城融合、生态嵌入，实现城市从规模扩张向精耕细作的跨越。


　　第二，发展动力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场景驱动”、“生态育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根据各自资源禀赋，加强科技和文化赋能，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错位发展，不搞同质化竞争”。各地要彻底摒弃要素依赖、政策依赖、增量依赖的旧思维，牢固树立生态思维、场景思维、长期思维。主动盘活城市场景资源，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城市特色，探索开放工业智造、智慧民生、绿色低碳、数字治理等特色应用场景，打造独特的城市核心竞争力。比如，雄安新区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深化“一项目一方案”和全生命周期承接机


制，打造“雄安服务”品牌，取得显著成效。又如，合肥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开放量子通信、核聚变等前沿技术验证场景，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产业规模突破1880亿元。再如，苏州工业园区围绕生物医药开放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等全链条服务场景，集聚相关企业超2000家，2025年产值突破1800亿元。


第三，城市价值要从以物为中心回归以人为中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的魅力不在于建筑的高度，而在于生活的温度，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让人生活得更美好。一位同行的专家说，城市竞争的下半场已经开始，比拼的不再是城市体量、经济总量，而是生态品质、人居体验、公共服务、宜居韧性。各地要把人居幸福、生态优美、生活便利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评价标准。持续优化城市生态格局，系统修复城市生态肌理，扩容普惠性绿色空间，构建均衡可达的休闲生态体系。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实现功能兼容，从源头化解“城市病”。补齐教育、医疗、养老、文体等民生短板，缩小新旧城区、城乡片区的公共服务差距，打造全龄友好、全域宜居、全域绿色的现代化人居环境，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第四，治理模式要从刚性管控迈向多元共治与智慧赋能。目前各地正在加快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国已建成千兆城市207个，有超过一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配套加装物联智能感知设备。各地要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持续深化机构改革、流程再造，加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调联动，精简行政环节，打通部门壁垒，构建精简高效、协同顺畅的城市政务运行体系。要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从“划桨者”转向“掌舵者”，积极培育城市多元治理主体，拓宽社会、市场、群众参与渠道，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要统筹推进智慧城市一体化建设，杜绝碎片化、表面化数字工程，全力打通数据壁垒、整合数据资源、深耕民生场景，以智能化赋能城市精准治理、主动治理、温情治理。


第五，城市格局要从单打独斗走向区域协同。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加强都市圈之间协调联动”。各地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跳出“一城一地”的局限，在城市群和都市圈中找准自身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避免低层次、同质化的“内卷式”竞争，“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雄安新区主动融入首都都市圈，积极推进京雄走廊、京津雄地区创


新三角建设，探索与北京、天津在产业转移、公共服务共享、人才政策互通等方面的机制创新；长三角地区实行跨域项目“六位一体”审批，为跨省项目建设打通了堵点、理顺了脉络；粤港澳大湾区以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员交流“心联通”为目标，推出“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湾区标准”、“湾区认证”等系列举措，都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调研手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宏大容器。它收纳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丰富想象，也沉淀下发展进程中难以回避的种种矛盾。回望中华营城史，从《周礼·考工记》的“匠人营国”，到近现代规划理念对城市与自然、经济、社会关系的深入探索，再到今天“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新城实践，每一代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智慧与双手，搭建适配时代需求、承载民生愿景的城市空间形态。时代更迭之下，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短板日益凸显，“城市病”、千城一面、土地财政瓶颈正倒逼我们重新探寻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新路径，雄安新区便是作答这一时代命题的试验田。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站在白洋淀畔，看着“城在绿中、水城共融”的画卷徐徐铺展，我们渐渐读懂，雄安新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悬浮于纸上的理念，而是根植于中国大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回应着人民期盼的生动实践。从雄安新区看中国，一座新城的生长，映照的是一个国家城市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未来之城，从来不是一个停留在规划蓝图上或止步于某一个时间节点的完成态，而是承袭千年营城智慧、立足当下发展需求、开放包容、创新进化的城市文明新形态。


沿海城区向海图强的实践探索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合课题组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海洋经济的发展模式也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和变迁。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正式告别增量开发、要素驱动的粗放式增长，全面进入存量提质、结构优化、创新赋能、效益优先的新发展周期[1]。海洋经济的发展逻辑正在发生从“重规模、重增速”向“重质量、重效率、重能级”的根本性转变。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策略，寻找海洋经济高端化、引领化的发展路径[2]。学术界也涌现出大量围绕海洋经济、海洋产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国家级、省级等宏观层面，重点围绕海洋产业体系构建、宏观战略布局、区域协同机制、生态治理体系等方向展开探讨，缺乏对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海洋经济转型的具象分析与路径提炼，普遍重宏观战略阐释、轻微观城区实践。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3]，立足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并将海洋产业列为“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点攻坚赛道的背景，选取深圳市宝安区（以下简称“宝安区”）为研究对象。研究分析宝安区海洋产业转型发展，尤其是在“陆转海”“港产城融合”等方面的探索，尝试构建“国家战略指引—宝安实证检验—沿海城区范式推广”的分析框架，为沿海城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二、思想指引与地方实践的理论耦合


（一）总书记关于海洋经济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党的大会报告将“海洋强国”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并明确要求“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2025年7月，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4]，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关于如何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书记提出了“五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五个更加注重”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和外延不谋而合[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辩证统一、双向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和活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需求场景和动力来源。宝安区庞大的海洋电子信息、深海智能装备等产业本身就是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6]，“十五五”时期大力发展上述相关产业的本质是推动海洋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


（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宝安逻辑”


　　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党和国家立足海洋强国战略、参与全球海洋竞争、引领全国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作出的重大战略布局。宝安区作为深圳海洋经济核心承载区，其滨海片区开发、海洋产业布局、海洋创新培育等实践，已经超出了一般城区产业发展、经济增长的区域规划逻辑范畴，更大程度上是依托深圳先行示范优势，为全国沿海城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开展系统性、战略性探路。


　　为实现上述目标，本研究基于宝安区“制造腹地+前海政策+海洋空间”的独特优势，运用产业集群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全球价值链（GVC）理论、外部性理论等理论工具，围绕超大城市海洋经济“产业基础—创新要素—空间载体


—制度保障”的四维支撑框架展开。与单纯依赖深水良港、岸线景观、渔业资源或海洋制造的地区不同，宝安区的海洋经济更突出“陆海统筹、港产城融合、科技制造转化”的复合属性，既有支撑海洋装备从研发样机走向批量交付的产业腹地，也有前海合作区带来的制度开放和政策赋能，还有海洋新城、大铲湾、机场东等滨海空间和综合交通枢纽共同构成的承载体系。这些叠加优势既是宝安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也是“四维支撑框架”的基础。产业基础为创新要素提供应用场景与产能支撑，创新要素为产业基础提供升级动力与技术赋能，空间载体为产业与创新提供集聚平台与物理空间，制度保障为前三维要素优化配置、协同运转提供机制护航。四者联动，共同构成超大城市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完整逻辑体系。


三、深圳市宝安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实践创新与成效


（一）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优势


　　宝安区位于珠江口东岸、伶仃洋畔、穗深港黄金走廊的关键节点，拥有175.13平方公里海域、52.98公里海岸线和4个岛屿，具有发展海洋经济得天独厚的优势。宝安区所辖范围自古就是我国南方地区海洋经济重镇，也是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之一。“以海为田、以舟为车”，海上田园、桑基鱼塘、围海养蚝是当地先民生产生活的海洋文化图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落户在当时的宝安县，第一批集装箱从深圳驶向世界，宝安成为“中国制造”最早的出海口之一。近几年，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宝安区已经成为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核心承载区和海洋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区。作为产业大区，宝安区拥有海洋经济28个大类中的24类；121个中类中的80类；362个小类中的156类，产业门类较为齐全[7]。2024年，辖区海洋经济“四上”企业达455家，增加值达到537.4亿元，同比增长8.24%，占全区GDP比重突破10%，营业收入高达3456.2亿元，增速达12.23%[8]。


　　得益于产业积累、政策赋能和黄金内湾核心区位，宝安区形成了“制造腹地+前海政策+海洋空间”三位一体的海洋经济独特优势，也是地理禀赋、产业演化和国家战略三重因素耦合的结果。首先，“制造大区”的坚实底盘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制造腹地。相比其他地区，宝安区是全球少有的能够为水下机器人、海洋传感器、智能船舶系统等硬件提供从“图纸到样机再到批量交付”一站式解决方案的城区，能够极大缩短海洋装备从技术概念到规模化应用的时间和成本。其次，前海扩区的政策红利直接落地宝安区。宝安区沿海片区大多位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以下简称“前海合作区”）之内。根据税收优惠政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前海工作的香港居民个人所得税税负超过香港税负的部分予以免征。再次，天然滨海的自然禀赋形成“城市+海洋”的独特风貌。宝安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核心，坐拥国际机场、深中通道两大超级枢纽，旅客“下了飞机即达海岸”。宝安区内拥有欢乐港湾、壹方城、前海·华发冰雪世界、海上田园等成熟商圈，商旅文体消费链完善。


（二）从“临海制造”向“现代海洋经济”转型


　　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尤其是党和国家支持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以来，宝安区作为滨海大区被纳入海洋经济核心布局范围，结束了长期“重陆地制造、轻海洋产业”的发展模式，开启了向海发展从制造业大区向海洋经济强区的转型。第一，依托强大的制造基础，营造“陆转海”的产业生态。立足先进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优势，构建圈层化产业集群+细分赛道产业体系，聚集海洋电子信息、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生物药物等核心产业集群（参见表1），推动实现从单点企业集聚到全产业链生态成型。创造应用场景，推动陆地优势


技术“下海”转型。例如，以震兑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功将人工智能、5G、卫星通信技术嵌入到船舶与海洋装备，为全球首批LNG动力守护船“海洋石油542”号及超深水钻井平台“蓝鲸”提供关键设施设备与配套零部件。坚持链式招商、精准强链补链，推动“宝安智造”向“深海智造”跃升。罗博飞、滨海智能、昊野、瀚海蓝帆等海洋新兴智能装备制造企业在宝安区聚集，打通研发、配套、制造、运维全产业链闭环，筑牢海洋经济产业根基。


　　第二，推进科研平台和应用场景建设，为海洋经济注入发展动能。一方面，大力引进、建设海洋经济科研平台。中国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海检集团创新平台、深圳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等高端研发平台相继落地宝安区。其中，中国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是宝安区政府与中国海洋大学、深圳港集团联合共建，该研究院于2023年9月正式成立，聚焦海洋科技自主创新，开展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以及高层次海洋人才培养。海检检测（深圳）有限公司由青岛海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北京海力德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成立，总部设在宝安区。该公司与中集海工集团、深圳麦格米特等企业共建的“深圳智能海洋工程创新中心”致力于推动智能海洋工程领域的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深圳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于2025年8月在大铲湾揭牌成立，是深圳港集团重点打造服务海洋科技产业创新的核心支撑平台，以“小水池+B塘+辅建区内湾+实验室”四位一体试验设施架构，构建集研发、测试、检测、认证于一体的海洋智能装备试验基地，为辖区涉海企业发展提供“一站式”支撑。另一方面，宝安区率先开放真实的应用场景。2025年4月，约2.9平方公里的海洋新城开放水域测试区正式启用，成为深圳首个测试区。小型智能船舶、新型水上运动装备、海洋监测设备等海洋智能装备，以及小型水上清洁器、水上机器人等水上设备，将在此完成技术研发、试验研究、工艺验证、检验检测等。类似应用场景开放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在真实海洋工况下进行技术验证和工艺验证的宝贵机会，帮助企业顺利完成从“样品”到“量产”的关键一跃。第三，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助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近年来，在市、区统筹规划与持续投入下，原本功能单一、地处深圳西部偏远港口腹地的宝安区大铲湾片区逐步转型为集现代航运、海洋科技、数字经济等于一体的港产城融合发展先行区。大铲湾港区已建成16个深水集装箱泊位，年通过能力900万标箱，成为深圳西部核心外贸口岸。随着腾讯全球总部“互联网+”未来科技城建成使用，以及粤港澳


大湾区工业互联网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南方工业技术研究院（深圳）、深圳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国际金枪鱼交易中心等战略性项目进驻落户，大铲湾片区已聚集一批上下游企业和高端人才，初步形成海洋产业与数字经济双轮驱动、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协调的发展格局。未来，大铲湾片区将依托蓝色未来科技产业园、金港大厦等海洋产业载体招引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电子信息、海洋生物医药等高赋能高成长型科技企业，打造以现代航运、海洋科技、数字经济融合为发展主题的港产城融合创新示范区，为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港产城”深度融合的实践范例。


第四，举办大型会展和国际赛事，链接国际


　　高端海洋资源。宝安区以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为引领，叠加渔业、航运、装备等专业会展，形成海洋经济会展矩阵。2025中国海博会以展览、论坛、配套活动三大板块吸引超300家全球领先的海洋科技企业与机构参加，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投融资机构搭建桥梁纽带。“2025深圳智慧海洋技术与海工装备展览会”，向世界推介海洋产业“碳中和”、海洋新材料、海工装备与智能制造、智慧海洋技术与数智科技装备、深海智能装备与水下机器人、绿色动力技术装备、海事物流与航运服务等先进展品和服务。因为优越的海域条件、成熟的赛事保障和完善的城市配套，世界帆船联合会认证的顶级专业赛事世界帆船对抗巡回赛已连续三年在宝安区举办。国际帆船赛事提升了宝安区的影响力，强化了宝安作为深圳海洋经济核心区、粤港澳大湾区蓝色科创高地的定位。这些展会和赛事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旅游等方面的消费，间接拉动海洋产业投资、技术转化、贸易增长，推动宝安区从传统海洋渔业、港口物流向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电子信息、深海科技、海洋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转型。


　　第五，加强政策扶持，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宝安区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贯彻落实《深圳市海洋发展规划（2023-2035年）》对宝安区海洋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区的定位，出台了覆盖产业、科研、空间载体、创新平台、人才培育等一系列支持措施，形成以市级顶层设计为引领，区级政策为主体的全链条体系。产业创新与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支持企业加快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船舶、水下机器人等产品研发，支持企业大力发展符合国际海事组织规范的船舶电子产业集群，市区联动支持研发创新公共平台建设。资金扶持方面，


《深圳市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在海洋生物、海洋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对产业链协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扶持。空间载


体方面，锚定海洋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区定位，分层布局海洋新城、大铲湾、宝安中心区和福永航城临海片区等核心承载区，优化港产城空间布局。人才引育方面，推出“凤凰英才计划”与“卓越工程师计划”等相关政策，形成持续优化的人才发展生态。


四、深圳市宝安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张力与矛盾


　　宝安区海洋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出增速稳、主体强、业态新、活力足的特征，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与此同时，宝安区海洋经济发展也面临现实层面的挑战和产业层面的瓶颈，如政策精准度不足、价值链层级偏低、高端科研资源匮乏、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


（一）实体层面：政策精准度不足与产业生态适配的矛盾


　　海洋经济作为陆海统筹发展的核心载体，兼具资源公共性、产业外部性、投资高风险性、生态关联度高等特征，完全依靠市场自发配置容易产生资源浪费、创新投入不足、产业低端锁定等市场失灵问题，有效的支持政策能够弥补市场缺陷、优化要素配置、激励技术创新，助推海洋产业的快速发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对于追赶型、战略型的产业更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因势利导支持相关产业发展[9]。受政策供给者的理性局限、信息不对称及利益集团博弈等因素制约，政策失灵问题客观上不可避免。


　　从现实来看，宝安区海洋经济发展仍存在政策落地与协同不足，管理体制与产业生态适配度有待提高等问题。一是部分宏观政策效果还不明显，具体细则有待加强。例如，《广东省推动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中的部分细则尚未正式落地。大量的产业政策是通用型、配套型的，并不单纯服务或应用于海洋经济，政策的针对性有待提升。二是区域和部门间的管理联动机制有待加强。前海扩区后，与宝安区在地理范围、管理权限、事权划分上存在交叉，宝安区在海洋经济领域的职权和执行力度减弱。部分涉及海洋经济的产业项目和重点片区规划建设存在多头管理、协调成本高的问题。三是执法监管和政策配套不统一，影响部分产业布局。如，在通航管理方面，深圳西部实施10节限速、全面禁止夜航等较东部海域更加严苛的限制，影响游艇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配套政策方面，前海侧重国际化高端服务，宝安区侧重普惠性产业配套，政策叠加效应不足。


（二）结构层面：制造环节强势与价值链高端环节缺失的矛盾


在产品内分工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体系下，国际分工


由传统产业间分工转向价值链工序碎片化拆分。这种国际分工模式是宝安区乃至我国制造业产能规模领先，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缺失的主要原因。按照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分工逻辑来看，各国依托自身要素丰裕度形成差异化比较优势。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前沿技术、创新资本富集，适配价值链高端环节。我国沿海城区土地成本低、普通劳动力供给充足，但高精尖科研人才、原创技术、知识产权等高端要素稀缺，在市场自发分工中只能依托既有禀赋承接加工制造。


　　宝安区最初是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形式切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处在产业链、价值链的最低端。虽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研发，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向高端制造聚集，但“本土做制造、境外控高端”的分工格局仍未打破。一是传统产业占比仍然较高，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业规模偏小。目前，宝安区海洋经济仍以海洋交通运输、制造业、渔业等产业为主，海洋电子信息、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深海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在成长阶段，尚未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二是产业链不完整，部分新兴产业链条断层，缺乏总装龙头企业和链主企业。以游艇等海洋产业为例，尽管宝安区具备优良的岸线和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但目前尚无本土游艇制造总装企业，在设计、维修改造、租赁等高附加值环节尚未形成核心竞争力。三是海洋产业高端服务与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与海洋经济发展相配套的高端服务能力有待加强，包括涉海金融支持、海事法律服务、海事仲裁等方面的支撑能力仍然薄弱；缺乏航运交易、海事保险、融资租赁、船舶维修等专业服务机构；滨海公共空间、亲海设施、滨海休闲带、文旅综合体等方面的配套有待提升。


（三）创新层面：应用场景丰富与高端科研资源匮乏的矛盾


　　受历史要素禀赋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等因素的影响，宝安区形成了应用强、科研弱的初始格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深圳城市建成时间较短，积累的高端科研机构和科研平台相较于同等规模城市数量偏少。宝安区早期城市规划资源优先落地工业厂房和产业园区，科研用地、科研平台配套长期供给不足，高端人力资本和科创资源存在短板。从价值链分工的角度看，宝安区被动嵌入国际分工中下游制造环节，研发功能被域外剥离。跨国企业与本土龙头企业将研发总部设在境外或福田、南山等科创核心片区，将生产制造、场景示范项目落户在宝安区。


随着宝安区经济不断增长和海洋产业快速发展，临港园区、港口物流、海


工制造、能源风电、滨海文旅等多元产业场景和新兴经济业态快速涌现，产业应用旺盛与前端原创科研缺位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是科研平台的能级与数量存在短板。宝安区的涉海科研平台多为应用型、检测型，缺乏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综合海洋科研机构等高端科研平台，与青岛、上海等城市的海洋强区差距显著（见表2）。如，青岛市黄岛区集聚了12所涉海高校、12个国家级涉海科研机构、298家涉海创新平台[10]。上海浦东新区、闵行区聚集了海洋地质全国重点实验室、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大科学装置。二是高端科研人才、科研团队的缺口较大。海洋领域院士、国家级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数量少，缺乏能牵头重大科研项目、攻克核心技术的科学家团队。既懂海洋科学、又精通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跨界复合型人才供不应求；海洋法律、金融、管理等专业服务人才短缺。三是创新资源整合与生态构建不足。虽然宝安区已经规划了海洋新城、大铲湾等片区布局海洋产业集群，并引进了一些代表性企业，但还未形成具有高效资源整合能力的科研生态。海洋科技企业、科研机构、服务平台、金融资本等创新要素集聚度不高、协同效应不强，缺乏龙头企业引领的创新联合体；与国际顶尖海洋科研机构或企业的深度合作项目少、层次低，全球海洋科技资源整合与利用能力有限。


（四）生态层面：产业发展需求与海洋环境承载力的矛盾


　　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承载力、海洋灾害密切相关，三者并非孤立要素。根据吴传钧院士的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理论[11]，人类海洋经济活动与海洋自然环境构成开放复合系统，系统内部物质循环、能量交换持续进行，任一子系统的扰动都会沿系统链传导[12]。人类活动改变海域生态基底，海洋产业是海域生态人为扰动的核心来源，它们决定海洋环境承载力升降走向。海洋环境承载力是特定海域在维持生态系统结构稳定、不发生不可逆退化前提下，能够承载的海洋产业开发规模和开发强度的上限。环境承载力阈值约束产业开发上限，生态系统韧性变化直接影响孕灾环境的稳定性。而自然灾害又是人海耦合系统偏离稳态的突变表现，作为系统负反馈机制倒逼产业转型。


　　宝安区海洋经济发展同样不可避免地遇到环境承载力和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一是地理区位与水文条件的限制。宝安区位于珠江口东岸，属于河口湾区。珠江每年携带大量泥沙入海，导致近岸水域水深较浅，缺乏天然的深水良港。宝安区沿海水文条件复杂，水体交换能力相对较弱，污染物不易扩散和净


化，对海洋生态环境承载构成压力。二是海岸线与滨海空间形态的限制。由于历史原因，宝安区的原生自然海岸线保留较少，多为海堤、码头等人工构筑的岸线。这种硬化岸线虽然满足了生产和防洪需求，但生态功能较弱。沿江高速等大型交通设施，阻隔了城市腹地与海洋之间的视觉和步行联系，导致滨海而不亲海，发展高品质滨海生态旅游难度大。三是生态环境敏感性与脆弱性。宝安区滨海地区密集分布着机场、码头、会展中心、工厂和大型居住区。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已经重塑海洋生物和能量[13]，对近海生态环境，如红树林的生长环境构成威胁。受上游来水和本地排放的影响，宝安区邻近海域的水质营养化程度较高，在某些季节可能出现富营养化现象。这些因素限制了海洋生物医药、高端滨海旅游、水产养殖等海洋相关产业的发展。四是海洋灾害风险较高。宝安区地处南海之滨，是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高发区。每年夏秋季节的极端天气，对沿海基础设施、产业运营和运维人员造成安全威胁。在布局海洋经济项目时，必须将防灾减灾成本纳入考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部分业态的发展。


五、深圳市宝安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取向与政策供给


（一）宝安区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位


　　深圳市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在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总体目标的指引下，努力成为全球海洋经济引领者，并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高标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构建对接国际的海洋金融及现代服务体系等为具体目标。与此同时，全市统筹陆海资源，优化要素配置，明确各区的分工协同，形成清晰的错位协同发展格局。根据《深圳市海洋发展规划（2023


—2035年）》及《深圳市培育发展海洋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相关文件，深圳重点海洋产业空间布局如表3。对比发现，南山、福田、罗湖等城区的优势和发展重点在海洋现代服务及科技研发；大鹏新区和盐田区的优势是生态资源和港口枢纽港，其发展的重点是海洋基础科研及高等教育、滨海休闲文旅、航运服务等。宝安区的优势是强大的电子信息和先进制造业基础，发展重点是海洋电子信息、海洋智能装备制造、海洋能源、滨海旅游等，兼顾总部研发和部分生产制造功能，打造海洋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宝安区将以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八大计划”为抓手，推动陆地技术向海洋领域延伸，重点培育海洋电子信息、高端智能装备、临港航运服务、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滨海文旅等主导产业，探索一条“空间统筹、产业深耕、载体集聚、创新赋能、人才支撑、开放联动”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


（二）推动宝安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作为深圳海洋经济核心承载区，宝安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是一项涉及产业迭代、科技创新、空间重构、制度变革的系统性工程。基于超大城市资源丰富、要素密集、治理先进、开放包容的特征，可构建“产业基础为底座、创新要素为内核、空间载体为依托、制度保障为支撑”的四维协同支撑框架。通过四维协同发力，形成“底盘夯实、创新激活、场景承载、机制护航”的闭环发展逻辑。


　　第一，优化产业生态，推动产业升级，打造多个千亿级海洋产业集群。一是大力发展海洋制造，引导优势电子信息与先进制造业“向海延链”。聚焦海洋电子信息与高端装备等支柱产业，围绕“科研平台+核心装备+应用场景”精准补链；充分发挥宝安区5万多家制造业企业及多个海上、内湖、内河测试区等真实应用场景优势，为海洋智能装备等海洋产业补链强链营造完善的产业生态[14]。二是推动发展绿色化、智能化、平台化海洋产业，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海洋产业体系。依托大铲湾“企鹅岛”未来科技城的创新优势和电子信息产业优势，推动海洋产业的智能化技术赋能。做强国际金枪鱼交易中心，探索搭建海空设备交易、船舶交易、海洋大数据服务、海洋碳汇交易等新型平台，打造资源配置与定价中心。三是发挥“海陆空铁”多式联运及“港产城”高度融合的优势，做大做强海洋交通运输业。综合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港口公共数据共享、零碳零污染港口建设、智慧船舶应用等多项示范工程。依托前海政策红利，发展船舶租赁、航运保险、海事法律、国际货代、航运结算等高端航运服务业，提升产业附加值。


　　第二，集聚创新要素，提升创新能级，推动海洋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一是加强与高端研发平台合作，争取设立国家级、世界级研发机构。如依托中国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联合申报深海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强与国际顶尖海洋科研机构合作，鼓励欧盟海洋研究院、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等来深设立分支机构或联合设立实验室。二是发挥产业优势，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挥宝安区电子制造、精密加工、智能硬件、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的优势，强化企业科创主体地位，联动本地科研平台、引进国内外先进研究成果与本地优势产业融合创新，形成“企业出题、平台解题、市场验题”的创新机制，推动海洋科创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是全球拓源，打造“蓝色人才高地”。积极对接海洋领域战略科学家、院士、国际顶尖团队，推介宝安区海洋


经济前景、政策信息和用人需求等。依托千里马国际宝安人才工作站、海归岛海外联络站等，在欧、美、日、韩、新加坡等海洋强国招引海洋工程、深海科考、海洋电子信息、海洋新能源等领域人才。


　　第三，加强环境保护，拓展空间载体，构建三湾联动的海洋经济空间格局。一是严守生态空间管控，强化海洋环境综合治理，以环境规制倒逼产业转型升级[15]。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强化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刚性约束，完善陆海统筹污染治理体系，健全海洋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持续改善近岸海域水质。引导海洋产业绿色升级，推广节能低碳装备技术，构建绿色低碳海洋产业体系，形成海洋生态与产业的良性互动[16]。二是以海洋新城、大铲湾、机场东枢纽为载体打造海洋经济核心引擎。海洋新城聚焦深海科技、海洋电子信息、蓝色总部，建设海洋创新策源地；大铲湾转型发展海洋科技产业园、临港高端服务和总部经济；机场东枢纽依托空铁海港联运优势，发展海洋贸易、会展服务、跨境物流，形成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承载空间。三是盘活存量资源，拓展产业空间。整合提升工业园区、旧工业区、闲置地块，改造建设海洋科技孵化器、中试基地、专业园区，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加强与前海及周边区域联动，共建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区，承接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海洋经济辐射带动能力。


　　第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高政策的精准度和实效性，以制度供给赋能海洋产业发展。一是强化市级统筹，统一谋划深圳西部海洋经济发展路径。组建市区联动的海洋经济专项对接工作组，明确市级统筹协调、前海政策赋能、宝安落地执行的三方分工，将产业规划衔接、审批监管、政策兑现等事项纳入统一调度，破解权责交叉、执行弱化难题。二是加强政策支持，促进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推动粤港澳游艇互通、牌证互认和规则协同，开发跨境游艇旅游产品。扩大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覆盖范围，将前海和宝安区范围内的海洋经济相关产业纳入目录，支持涉海企业发展。争取国家级海洋产业创新平台、国家级金融平台、国家级海洋赛事永久基地等战略平台或产业项目在宝安区落地。三是扩大国际合作[17]，融入全球网络，提升海洋经济的全球影响力。深化国际赛事合作，加强高能级国际交流平台建设，提升宝安区海洋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巩固WMRT旗舰赛事地位，拓展多元海洋赛事，引进世界摩托艇锦标赛、国际海钓大赛、全球水下机器人挑战赛、新能源船艇大赛等。鼓励龙头企业以冠名赞助、技术支持、产业联动、承办联办等方


式参与国际赛事和会议，加强与全球海洋产业、技术、人才的交流对接。


结语


　　深圳市宝安区海洋经济的发展，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特殊性体现在宝安区的转型和探索是在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环境和机遇下进行的。普遍性体现在经济发展史和产业结构的变迁上，宝安区与全国许多沿海城区，尤其是工业大区的工业化进程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共性，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推动工业化和产业升级。所以，以宝安区为微观实证样本，系统剖析其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空间布局优化、科创动能培育、制度创新赋能的实践路径、现实困境与突破机制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同类沿海城区破解海洋经济存量转型难题、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实现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党建引领下省属国企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对Z市F社区的考察


贺慧淳、贺小慧


　　党建引领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开创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所在，也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和重点。在当下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共识之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地方实践方兴未艾，而能否在现有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并适配特色路径，无疑是实现治理效能提升的题中之义。Z市F社区由省属国企家属区改制而来，整合原所属生活后勤服务等单位，是我国众多从“单位大院”到“社会化社区”变革的国企社区缩影。20XX年起，F社区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精神[1]，探索符合产业工人集聚区特点的发展道路，形成“1+4+N”闭环治理模式，为实现党建引领与省属国企社区治理的有机联动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一、F社区党建引领治理的实践举措及成果


　　党的基层组织是社区治理的核心组织力量，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引领作用。F社区党委健全“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链，规范治理主体自身行为[2]，将党建深入到社区的各个场域、楼栋单元乃至居民个人（见图1），通过党建结构与功能的双重“嵌入”，实现治理行为主体范围的有效拓展。


（一）党建到“家”，发挥阵地育人功能


　　F社区是典型的产业工人集聚型社区，党员数量多、基础好，构建了价值塑造与能力培养协同并进的育人机制。一是铺设“党性轨道”。“三学”党员立体式学习模式：一学，班子成员包片领学，针对党员数量多的特点，开展“社区党委成员包联片区支部、片区支部成员包联楼栋党小组、党小组长包联党员”学习方式；二学，以青年老年党员互助帮学促薪火相传，将青年老年党员“一对多”结成对子，“以老带新、以新帮老、新老互补”；三学，流动党员远程送学，确保党员流动不流失、学习不掉队。二是装上“树人引擎”。社区组建“党委领导、网格传达、志愿服务”的志愿者队伍，已初见成效的做法是，为返乡大学生从基层治理“参与者”逐步成长为“决策者”提供实践“土壤”，增强其对党员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认知。三是打造“体验样本”。社区办公楼内


置发展党员实操室，将发展党员程序的全过程打造成“剧本”，与会人员通过沉浸式体验，跟随角色明晰入党的基本程序，充分展现出入党叙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二）联建治理，健全民主管理机制


　　F社区党委以党建联建整合现有资源、拓展协同治理“朋友圈”，集中展现于向内“挖潜”和向外“求索”并举的理念。一是设立居民议事厅，提供各方沟通的平台，借助特定的场域阶段性地开展党建引领“我为群众办实事”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居民安全感和幸福感。二是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创建红色物业，构建“支部+物业+业主”联动模式，用“党支部书记定向‘派’、优秀居民公开‘选’、维修骨干准确‘引’”的做法，带着“民声”到物业指导工作，让群众找到“主心骨”。此外，在小区内“量身定制”需求清单。居民可以将反映的问题写在支部活动室内的“小白板”上，党支部书记主动认领“微心愿”并后续跟踪反馈，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以“转办到位+精准派单”为优势的快速处理模式，在“描述—转达—处理”中实现居民全程有效参与，逐步形成“居民吹哨、小区领报、社区统筹、物业报到”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三）便民服务，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在改造资金和建设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F社区党委在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举措上，实现资源整合和利用效益最大化。一是支部建在小区上。按照“功能完善、一室多用”的要求，建成高标准社区党群活动场地，完成社区公园建设，在降低基建成本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满足社区居民“舒适社区”的生活愿景；二是便民服务“一窗受理”。社区实行“网格+线上”服务模式，形成包括社区“两委”成员、工作者、民警、物业以及志愿者等在群内“一格多员”的服务架构，使居民通过AAA窗口就能及时了解社区内的大小事务（兼顾社区内老龄居民占比较大的情况，也以在通知栏张贴大字通知为辅助形式）。同时，社区党委以便民服务点为平台，联合物业及时开展服务，成为收集社情民意、联系居民的红色纽带，把“最后一公里”走成“最暖一公里”。此外，社区联合疾控中心等医疗机构开展“医社携手”义诊活动，定期聘请专家为居民开展健康咨询和宣传讲座。


（四）文化建设，丰富多元文化魅力


　　F社区拥有良好的群众文化基础，将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工作的重要抓手。具体来讲，一是在社区党委的牵头下建成多类组织场所、组建多支文


艺队伍。定期举办各类文艺活动，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增强社区凝聚力。二是文化传承与精神传承相融合、形式创新与特色展现相辉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区设立“一处一主题”宣传专区，在小区居民楼、办公楼等楼栋外墙安置黑板，以聘请有书法专长、德高望重的老党员手书“党报”的形式开展宣传工作。目前，已经有更多的年轻党员和大学生被吸纳到这支“小黑板”队伍当中，营造出极具厂区人文特色的氛围。三是在社区改造过程中，借助“记忆馆”重塑产业工人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职业自豪感，馆中收藏展示的既有作为产业历史象征的物品与文件，也有征集而来的厂区老照片等年代旧物，在重现原厂风貌的同时，展现出原厂的工业基因、时代风貌和工人们“拼搏创新、团结务实”的工匠精神，为社区治理注入文化灵魂。


二、党建引领下省属国企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


　　当前省属国企社区在实践探索过程中，既包括“后单位”社区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源于社会需求的变化以及居民结构日益繁杂等综合性因素，这些问题交织展现共同构成了省属国企社区治理的复杂图景。在省属国企社区这一特殊场域，党建引领不仅是政治要求，更是破解治理难题、整合多方力量、凝聚居民共识的现实需要。明确党建引领宏观功能定位，探寻社区治理的提升路径方可突破困境，最终实现由“单位制”向“社区制”的顺利转型，完成“社区共同体”的构建。


（一）立足“专+精”，夯实组织工作基础


　　首先，提升党支部的社区服务意识。社区各支部党员应当持续增强自身修养与素质，并广泛吸收社区大学生、原职工模范等群体参与治理工作，以更广阔视野差异化指导社区治理。其次，厘清社区治理的各方边界。当下，在全国范围内的社区呈现出特殊性和复杂性，这是非基层社区单打独斗所能解决的，应明确各方责任，不能“一移了之”：地方组织应承担起公共服务、财政兜底的“属地责任”；社区组织应聚焦于居民自治、文化建设的“主体责任”；市场主体应在规则框架内履行好“合同责任”。同时，上级政府部门应该尊重社区自身职能，努力为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充足空间，落实“权随事转、费随事转”原则，将必要的资源、权力和人员下沉到街道和社区，让基层组织有能力、有资源为群众办事，并适当提高其薪酬待遇。最后，完善社区党建监督评价体系。社区需形成科学高效、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监督体系，提高社区党组织的综合水平，更好地为社区居民办实事，使居民将政治符号所表


征的政治观念内化于心，从而引发即时性的回应认同[3]。


（二）立足“选+培”，打造数字政治空间


　　首先，做好信息收集、处理工作。上级部门人员应下沉到社区，并赋予社工平台操作权限，推进相关系统“一表通”，不断完善线上平台的管理服务功能，打造更加专业化的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使其从“填表匠”回归“服务员”，以此更好地融入群众、贴近居民生活。社区党委应全面调配辖内资源，多方联动构建“下单式”服务，为居民提供高效高质量的服务。其次，积极构建多方联动治理体制。达到治理数据“一库尽收”、治理网络“一线牵连”、治理计划“一点即可”以及治理活动“一呼即应”的目的，增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工作效能。同时，通过AAA公众号资讯精准触达、便民一键办理与民意数据收集，提升服务效能。最后，培育社区党建工作后备力量。社区工作者在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服务供给过程中，还应注重引导、催生和培育广大居民在社区中的主体意识，将返乡大学生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将青年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打造社区新面貌的重点载体，使社区工作愈发年轻化、专业化。


（三）立足“深+熟”，提质治理引擎工程


　　首先，完善居民诉求沟通协调体系。社区应细化服务项目，实现需求互补、服务联手，化解矛盾纠纷；优化群众功能，持续优化“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的功能拓展阵地，从而形成辐射效应，提供差异化、个性化服务，满足居民“不同需求”。其次，摸准社区居民群众的需求。社区应由党委牵头，联合物业、相关企业以及社会组织，重点发展群众期待的服务项目；积极向上级争取专项资金，推动社区服务领域和内容从事务性工作向公共福利、生活服务等项目转变，用更加“细致入微”的服务内容贴民心、聚民心、暖民心。再次，推动党建高质量发展。探索建立党建合作和沟通协调机制，将培育和引进社会组织、挖掘其独有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传承、打造具有特色的党建品牌等作为联建共建的核心议程，并将辖区党员纳入其中，尤其是信息渠道和资源联结点，能敏锐地感知需求，实现办事成效和群众满意度“双提升”，将培育和引进社区社会组织、挖掘省属国企社区独有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底蕴、打造具有鲜明辨识度和强大感召力的党建品牌等作为联建共建的核心议程。


（四）立足“活+促”，达成资源运作效能


　　首先，确保政策落地，用活资源。沉睡资产需要保护和创新利用，《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指出，从理论研究、方案设计、重点


项目和宣传教育等方面完善举措，强化落实[4]。盘活文化内涵和再生价值、兴办公共设施、发展创意产业既是建设新型城市文化空间的创新途径之一，又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在探索特色工业遗产活化模式的过程中，借助对社区文化的重塑，对“单位文化”中符合时代精神的元素，诸如集体主义精神、邻里守望的团结精神、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进行重新诠释和弘扬，可以建立起社区代际之间的文化认同，而这也是形成社区共同体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在文化重塑中消解由“空间衰败”带来的边缘感与疏离感，凝聚社区共识、促进代际对话、提升居民归属感[5]，这种基于文化共鸣的参与，可极大地降低沟通成本，促进居民从“旁观者”向“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转换。其次，以党建共建促成资源整合。党组织在资源对接与整合中的核心枢纽、权威协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唯有通过党建共建，方能将分散的行政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与居民自治资源有序链接、有机整合。实践表明，成功的资源整合往往遵循“政党嵌入—平台联结—项目转化—评估反馈”的闭环路径，基层党组织凭借其政治引领优势，能够超越局部利益，促使各方协同共商，这是其他任何组织难以替代的。


高职院校“567”育人矩阵的构建与实践探索以云南财经职业学院为例


王俊奇、李成林


引言


　　新时期，高职院校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高职教育教学工作，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已充分肯定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并对新时代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传统育人模式存在“条块分割、协同不力、育人力量下沉不足”的问题，同时普遍存在管理链条长、行政冗余多，学生诉求响应慢的短板，思想政治教育难以真正打动人心，缺乏知行合一的问题依然突出。如何发挥组织优势并将其转化为育人优势，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这是摆在高职院校面前的现实问题。


　　为此，云南财经职业学院结合高职院校定位和优势，聚焦“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目标，提出“567”育人矩阵，以育人为中心，促进管理和服务重心下移，把思政工作做到“润物细无声”，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立体化育人网络。


一、“567”育人矩阵的内涵逻辑


567”育人矩阵是云南财经职业学院经过长时间摸索总结提炼出来的系统性、结构化的思政育人工作体系，它以“五纵”“六横”“七维”三大框架为核心主体，三者相互支撑、有机融合，形成环状的育人生态圈。


　　“五纵”是指纵向贯通的五级管理体系，即形成“二级学院书记―楼长―楼层长（安全委员、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生活委员、层长）―宿舍长―学生自治小组”的垂直管理体系，并以组织重构实现扁平化管理，克服了原有层级式管理存在的行政冗余及管理脱节等问题[1]。


　　“六横”是指横向联动的六个育人阵地，即思政阵地、心理健康阵地、职业发展阵地、文化活动阵地、数字服务阵地及实践育人阵地。六大育人阵地打破原有部门壁垒，将思政教育贯穿于学生活动中。


　　“七维”，是指多元共治的七支育人队伍，即思政教师、心理咨询师、职业导师、楼长、后勤管家、安保专员、学生自治组织成员。通过实施“全员导师制”和加强朋辈引领，破解了专职思政队伍人手不够、力量薄弱难题。


总体而言，“567”育人矩阵将组织优势转化为育人效能；以社区为载体，


推动管理服务力量下沉，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以数字化为驱动，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和响应速度。


二、“567”育人矩阵的实践路径


（一）“五纵”贯通：垂直管理体系构建与效能提升


　　在“567”育人矩阵实施过程中，云南财经职业学院首先从科层化管理体系中突围，建立上下贯通的层级管理体系。“二级学院书记―楼长―楼层长―宿舍长―学生自治小组”成为学校的纵向管理网络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学校―二级学院―班级―学生”的层层传导会导致信息的衰减和响应的滞后。“五纵”则将管理的末梢直接落实到宿舍这一最基层单位，减少了管理环节，让管理更贴近学生。学校以“一站式”学生服务中心建设为抓手，制定相关服务规范。数据显示，学校实行“15分钟响应―2小时接单―24小时办结”工作制，近九成的普通事项实现网上全链条办理。这样的数据驱动式管理方式，不仅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还培养了学生的规则意识及自治能力[2]。此外，为了保障“五纵”体系的有效运行，学校还制定了《五级管理权责清单》及20项操作规范，有效消除了32%的职责交叉地带，实现了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二）“六横”协同：融合育人阵地打造与资源整合


　　在纵向贯通管理基础上，云南财经职业学院以构建“六横”的协同阵地为抓手，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学校生活各个领域，实现育人力量的横向联动。


　　一是建强思政阵地。学校在学生社区建成多个书屋，“红色经典诵读”等活动成为学生社区的品牌，将理论转化为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的话语体系，活动组织参与率达到97%以上。


　　二是筑牢心理健康阵地。针对当前高职学生心理问题凸显的问题，建立由“校心理咨询中心―社区辅导站―宿舍观察员”构成的心理健康三级预警防控网络，选聘培训“朋辈倾听员”和心理委员形成“用心灵感受心灵，以感情赢得感情”的氛围，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危机干预的时间跨度，最快在30分钟内即可进行危机干预，有效避免了心理危机事件发生[3]。


　　三是拓展职业发展阵地。结合财经类专业特色，学校联合校企合作单位，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并通过“社区E站”搭建职业信息推送平台。通过“岗课赛证”融通，帮助学生解决“目标迷茫”的问题，让学生在校内就能接触到行业前沿信息，找准发展方向。


四是繁荣文化活动阵地。学校一年内开展50余场文化活动，参加人数达2.3


万人次，其中包括525心理健康节、“校园文化艺术节”等。将思政教育融入文艺展演、体育竞赛等活动，可营造出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五是改善数字服务阵地。集成十大类30多项服务事项的“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了数据多跑路、学生少跑腿，在提升服务便捷性的同时，也成为思政教育环节的重要载体。


　　六是丰富实践育人阵地。学校设立社区志愿服务岗，年度志愿服务时长达到1.8万小时，引导学生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受教育、长才干。


　　依靠“六横”阵地的合力作用，学校创建起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生态圈。


（三）“七维”共治：多元化育人主体力量汇聚


　　“567”育人矩阵要落地生根，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云南财经职业学院注重整合七支队伍的力量，构建起“人人都是导师、处处皆有思政”的全员育人格局。学校将思政教师、心理咨询师、职业导师、楼长、后勤管家、安保专员、学生会等力量进行整合，思政教师队伍开展理论武装和价值引领，心理咨询师队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职业导师队伍开展学业规划和就业指导，楼长队伍开展社区日常管理和文化建设，后勤管家队伍开展生活服务和环境育人，安保专员队伍开展校园安全和法治教育，学生自治组织队伍（学生会、国防后备连、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自我管理和朋辈引领[4]。这一模式全面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仅由专管部门负责”的局限，构建了“七维”协同育人模式。学校依托退役大学生骨干组建国防后备连，充分发挥朋辈效应，利用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军事技能比武等方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育人环节。楼长、宿舍长作为学生社区的“关键少数”，在信息上传下达、矛盾排查化解等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推行全员导师制，使全体教师进入楼栋、进入寝室、结对子，从全过程、全方位参与思政工作，培养思政工作情怀。


三、“567”育人矩阵的创新亮点


（一）机制创新：四方联席制度破除条块分割


　　为了克服职能部门之间出现的“各自为政”“相互推诿”的状况，在“567”矩阵中，学校成立了以校领导为组长，学工处、教务处、后勤保障部、保卫处等部门参加的“四方联席会”，就学生在生活区学习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进行商讨并作出决定。其要义是建立责任清单制。学校制定出一份跨部


门协同责任清单，对各个部门所承担的育人任务以及协同途径作出规定。对于学生心理危机事件来说，学生处心理咨询服务站担任专业的疏导工作，学生处心理咨询服务站主要负责开展相关工作，宿舍楼长和班主任进行跟踪观察并给予情感支持，保卫处则负责安全监管工作，各司其职，横向协同。根据测算结果可知，在该模式下，跨单位事项办理时间较原来缩短约四成，彻底消除了职能交叉重叠、推诿扯皮的现象，实现了从“多头分散”到“攥指成拳”的转变[5]。


（二）载体创新：数字化平台赋能精准治理


　　一是学校创建一体化数字化平台。以云南财经职业学院“567”数字化转型矩阵中“社区E站”为核心载体，打造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社区E站。其既是学生办事的窗口，也是集思议事的渠道，更是支撑治理决策的数据中心。社区E站覆盖了食堂、宿舍、教学服务等各方面的学生生活，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提出意见建议或者进行投诉。目前“社区E站”共接到学生诉求、意见和建议2000多件，实现从诉求提出、即时转办、当天回应、限期办结、满意评价的全过程可追溯。社区E站中有社区议事厅、朋辈互助等。积极引导学生提建议、谈体会，调动了学生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6]。


　　二是网络空间还能为科学治校提供依据。依托互联网平台沉淀的海量数据信息，学校能够清晰感知大学生群体的需求变化与发展动向。


（三）队伍创新：朋辈引领与“全员导师制”双轮驱动


　　面对专职思政队伍数量不足的现实问题，云南财经职业学院大胆创新，在“七维”队伍中特别强化了朋辈引领和全员参与的作用。学校成立由优秀学生干部组成的“朋辈倾听员”队伍，在进行专门培训后，他们可以以“同龄人”的身份倾听烦恼、提供帮助，这种“非正式”心理援助通常比正式心理咨询更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遴选学生担任楼长、楼层长，让其在自主管理中进步，在为同学服务中成才。在全员育人方面，学校推动7支队伍全部下沉至社区开展工作，落实“全员当导师”机制，从思政老师、专业老师到后勤管家、安保人员，均作为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学校已明确各自的责任，构建起“大思政”工作格局，有效破解了育人工作“两张皮”的问题，实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有机统一。


四、实践成效与反思


一、主要成效


　　“567”育人矩阵的实施在云南财经职业学院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管理服务能力得到显著增强。依托“五纵”扁平化管理架构与数字平台的赋能加持，学校的管理与服务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宿舍内私拉电线、使用大功率电器、卫生脏乱差以及晚归夜不归宿等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据统计，90%的日常事务实现了网上闭环办理，学生跑腿次数大幅度降低，降本增效明显。机关事务管理职能进一步优化，“大后勤”管理体系逐步完善，运行效率不断提高，行政运行费用同比下降0.8%。


　　二是育人质量全面提高。“六横”阵地育人合力进一步增强。学生思想品德水平显著提升，志愿服务、见义勇为等方面涌现大批先进事迹，志愿服务时长达9万余小时。学生心理状态持续改善，主动预约咨询人数同比增加117%，危机事件大幅减少。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大赛和军事技能大赛获奖频次高，在赛场上彰显了德技并修风采[7]。


　　三是学生满意度大幅度提升。从年度学生满意度调查来看，在学校服务响应及时性、解决问题有效性、参与育人工作积极性等方面均有大幅提升，学生整体满意度达95%以上；在“一站式”服务中心、“社区E站”等方面的体验良好。


（二）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尽管“567”育人矩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一是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力量相对不足。随着学生心理问题的不断复杂化，现有专职心理咨询师的数量及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已建立起四级预警机制，但辅导员和朋辈倾听员在处理重大心理问题上仍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还应进一步强化培训力度并引入外援。


　　二是线上空间的内涵建设有待加强。“社区E站”等板块功能以办事为主，在网络思政的内容供给方面，仍存在供给方式单一化、交互性不足等问题。如何借助新媒体技术制作更多学生喜爱的网络文化产品，提升网络思政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是未来亟待攻克的重点方向。


　　三是协同育人长效机制有待健全。尽管已经建立四方联席制度，但在家校社协同方面，与家庭、社会的联动机制仍不够紧密，家长参与学生教育的渠道不够通畅，社会企业参与育人的积极性也尚未完全调动起来。


结语


　　未来，云南财经职业学院将完善“567”的育人矩阵：一是更加注重数字化赋能，进一步升级智慧学工系统，在人工智能方面对学生进行更精准的画像和个性化推送；二是更加注重队伍的力量建设，尤其是提高辅导员的心理咨询师和职业指导师能力水平，建设一支专业化、职业化思想政治工作铁军队伍；第三，拓宽协同育人机制，搭建家校共育平台，加强校企合作，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三结合的育人共同体，为培养更多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财经职业人保驾护航。


机关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娄底开放大学王媛媛


　　机关档案指的是党政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能期间形成的各种原始记录。这些档案不仅是日常工作有序开展、监督管理有效实施的重要支撑，更是留存历史、提供关键凭证的重要依据，在机关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下，随着数字政务建设的持续深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也已全面施行，机关档案工作正加速从传统的实体管理模式，朝着信息化、制度化、智慧化的方向转型发展。推进档案管理现代化，不仅是落实国家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机关治理能力、提高政务服务效能的迫切现实需要。


　　近年来，各级机关持续夯实档案基础工作，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推进档案数字化加工处理，优化档案保管条件并提升档案开发利用水平，推动档案工作实现稳步发展。但从实际开展情况来看，部分单位仍存在对档案工作重视不足、统筹规划力度不够、档案资源分散管理、数字化应用深度不足、安全保障体系薄弱等问题，与新时代机关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显著差距。基于此，本文结合机关档案工作的实际实践，对现代化建设的现状、问题、成因及对策展开系统性研究，为提升机关档案管理整体水平提供参考思路。


一、机关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现状


　　在政策引导与实践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机关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整体呈现稳步推进的良好态势。档案制度体系持续完善，资源归集工作更加规范，数字化应用场景逐步拓展，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多数机关能够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与业务规范要求，建立档案工作责任机制，完善档案归档、整理、保管、利用等基础管理制度，推动文书档案、业务档案等各类档案的常态化收集与规范化管理。


　　档案数字化工作有序开展，存量档案的扫描录入、电子文件的收集归档工作逐步推开，部分单位已建成专属的档案管理系统，实现了档案的线上检索与查阅利用[1]；档案保管基础条件不断改善，库房配套设施、保密管理措施、数据备份机制等基础保障工作持续加强，档案在业务办理、历史事实查证、监督检查开展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但总体来看，机关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仍处于完善提升的关键阶段，工作的系统性、部门间的协同性和管理的智能化


程度仍有待提高，在资源整合共享、数字技术赋能、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机关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问题及成因


　　（一）管理机制不健全，责任落实与制度执行不到位。当前，机关档案管理机制存在的短板较为突出。一些单位长期存在重业务开展、轻档案管理的惯性思维，将档案工作归为辅助性、边缘性工作范畴，既未将其纳入单位中长期发展规划，也未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与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这直接导致机关档案工作在经费保障、人员配备、场地建设等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作推进力度明显不足。由于尚未构建起统一领导、分工明确且权责清晰的统筹协调机制，档案管理部门与各个业务科室在工作中常常各自为战，工作衔接存在诸多不畅。在文件材料从形成、流转到归档的整个流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联动机制。当业务工作结束后，相关的档案材料无法及时进行移交和归集，漏归、迟归以及零散存放等情况十分常见，这导致机关档案管理的规范性和时效性难以得到切实保障。与此同时，多数单位的档案管理制度直接照搬上级文件框架，未能结合本单位的核心职能特点、具体业务流程、实际归档范围进行细化完善，制度内容空洞泛化、实操性不强，难以对实际档案工作形成有效指导[2]。再加上日常监督检查、阶段性考核评估、问题整改问责等配套机制不健全，制度要求仅停留在文件层面，无法形成刚性约束。这一系列问题本质上是顶层设计缺失、责任体系虚化、全员档案意识和法治观念薄弱造成的治理短板，直接制约了机关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推进速度与实际建设质量。


（二）档案资源建设不规范，归集质量与完整性难以


　　保证。档案资源是机关档案工作的核心基础。在各机关系统内部，资源建设存在不规范、不完整、不系统等问题。从整理质量来看，部分档案工作人员身兼数职，专业能力参差不齐，对档案分类方案、归档范围界定、保管期限划分、著录规则、装订规范等国家标准理解不透彻、执行不到位，容易出现分类混乱、件号颠倒、目录信息缺失、页码标注错误、装订不规范、附件遗漏等问题。业务科室对档案工作的配合度不高、档案管理部门日常监督指导力度有限、问题整改落实不到位，进一步导致档案整理质量参差不齐。此外，档案鉴定、保管、移交、销毁等关键环节的执行力度不足，到期应销毁的档案未按规范程序开展鉴定清理，应移交同级档案馆的档案长期滞留在机关内部[3]。这不仅造成库房资源浪费，还存在档案损毁、丢失、泄密等潜在风险，严重影响档案资


源的长期保存与高效利用。


（三）数字化建设滞后，智慧化应用与安全保障能力


　　不足。数字化是机关档案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标志，但目前多数机关的档案数字化建设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整体建设水平偏低、应用形式浅层化等问题较为突出。许多单位仅完成存量档案的基础扫描与存储工作，档案管理系统功能单一，仅支持基础的目录检索和文件浏览，智能检索、全文识别、自动归档、流程审批、数据统计、权限精细化管理等核心功能缺失，系统的兼容性、扩展性较差，无法满足机关档案现代化管理的实际需求。更为突出的是，档案管理系统与办公自动化系统（OA）、业务审批系统、政务服务平台之间互不连通，数据壁垒问题显著，电子文件无法实现线上自动归档、智能归集、跨部门高效共享，形成大量“数据孤岛”，数字化建设未能真正转化为机关档案管理效率的提升。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数字化建设缺乏顶层统筹规划，资金投入的持续性不足，软硬件设施更新缓慢，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匮乏。此外，人工智能、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新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极为有限，档案分类、标引、检索、开发利用等工作仍以人工操作为主，智能化水平偏低，难以适应新时代机关高效治理、便捷服务的现实需求[4]。


三、推进机关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对策


　　（一）完善统筹治理机制，强化责任落实与制度执行。针对机关档案管理机制薄弱、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必须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系统化、可量化考核的统筹治理体系。首先，强化组织领导，将档案工作纳入机关党组


（委）重要议事日程、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明确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牵头抓落实、档案部门归口管理、业务科室具体执行的四级责任体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从制度层面提升档案工作的地位，保障人员、经费、场地等基础资源落实到位。其次，健全精细化制度体系，结合本单位“三定”方案、核心业务流程、履职工作特点，在遵循国家档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的基础上，修订完善档案收集、整理、保管、鉴定、销毁、利用、保密、数字化建设等全流程管理制度，细化具体操作细则和执行标准，让各项档案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最后，强化监督考核与问责，建立日常督查、季度抽查、年度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机制，将档案归档及时性、材料完整性、整理规范性、数字化完成率、安全管理落实情况等指标进行量化设定。考核结果与科室绩效、个人评优评先直接挂钩，对工作推进滞


后、问题整改不力的科室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对造成档案损毁、丢失、泄密的相关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以刚性约束推动制度落地执行。


　　（二）规范档案资源建设，实现全过程管控与质量提升。档案资源建设是档案现代化管理的根基，必须坚持前端控制、全程管理、质量优先的基本原则。将档案归档节点、归档范围、归档标准嵌入公文流转、会议组织、项目实施、执法办案、行政审批等业务全流程，通过业务推进与档案收集同步开展、业务办结与档案归档同步完成的方式，从源头上杜绝材料流失、遗漏与归档滞后等问题，实现文件材料的全过程闭环管理。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要严格遵循国家相关规范，统一档案在分类、编号、著录、装订、排架、保管等方面的操作标准。通过定期组织档案工作人员和业务人员参加专题培训、接受现场指导以及进行实操演练等方式，不断提高全体人员规范操作档案的能力。档案管理部门要定期对各科室的档案归档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仔细核对档案内容，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要求相关科室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以此确保档案资源真实、准确、系统且规范。同时，严格落实档案鉴定、保管、移交、销毁等制度规范。定期开展库存档案的价值鉴定工作，按照规定流程规范处理到期档案的销毁事宜。此外，要依照规定及时将档案移交给同级档案馆，不断优化库存档案结构，消除各种管理风险，全方位提升档案资源建设的质量。


　　（三）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智慧服务与安全保障水平。以智慧档案建设为核心目标，全面推进档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是破解当前机关档案管理效能偏低的核心路径。第一，升级一体化数字档案管理平台，完善智能采集、自动归档、全文检索、内容深度挖掘、流程线上审批、数据智能统计、权限精细化管理、利用全程登记等核心功能，提升系统的稳定性与扩展性，推动档案管理由人工操作向智能运行转变。第二，打通跨系统数据壁垒，推进档案管理系统与OA系统、各业务系统、政务共享平台的深度对接与数据互通，实现电子文件在线形成、自动捕获、规范归档、便捷共享，彻底解决“数据孤岛”问题，提升跨部门、跨层级的档案利用效率[5]。第三，构建全流程数字档案安全防护体系，坚持“安全优先、分级管控、全程可溯”的原则，严格落实身份认证、分级授权、操作留痕、加密存储、防火墙防护、异地容灾备份、常态化安全审计等安全措施，强化涉密档案的专项管控，定期开展安全风险排查、系统漏洞修复和应急处置演练，全面防范各类数据安全风险。此外，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合理配备充足的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以及信


息化技术人员，为机关档案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的人力保障。针对工作人员，要着重加强在数字化操作、系统日常运维、安全管理、智能技术应用等专业领域的培训。通过系统且有针对性的培训，持续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术能力。以提升人员能力为基础，推动机关档案管理朝着数字化、智慧化、高效化、安全化的方向实现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档案管理在机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机关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是提升机关治理效能、保障政务规范运行的基础性、长期性工作。面对当前治理机制不完善、资源建设不规范、数字化与智慧化发展水平偏低等突出问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通过健全统筹治理机制、压实各级工作责任、规范档案资源管理、强化全过程质量控制、加快数字化深度转型、筑牢档案安全防线等综合措施，系统破解制约机关档案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


　　只有积极促进档案工作与机关核心业务深度融合，推动其与数字政务建设协同共进，才能够全方位达成机关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数字化、智能化目标。如此一来，档案资源便能在服务机关决策、助力业务开展、加强监督管理、留存历史记忆等多个方面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从而为机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提供坚实且可靠的档案支撑。


基于创业能力培养的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探索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李世明


一、引言


　　在新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培养更多创新创业人才，已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家战略需求。《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也明确提出，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但传统高职教育模式注重理论传授与技能培训，在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为此，本文立足高职创业教育实践，以高职学生创业能力培养为主线，基于调研与诊断结果，构建“目标协同、内容协同、路径协同、评价协同”四维协同育人体系，探索和创新高职双创教育模式，以赋能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理论基础


（一）理论支撑


　　建构主义理论指出，学习不是简单接收知识，而是学习者主动建构认知体系的过程[1]，为高职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教学思路。在学生创业能力培养中，可借助该理论创设真实创业情境、搭建实践平台，引导学生参与项目策划、运营实施和问题解决，推动学习方式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实践。


　　最近发展区理论强调，个体发展存在当前水平与潜在水平之间的差距，教育应聚焦学生可达到的更高层次，通过合理引导与支持，帮助学生突破现有能力边界[2]。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可基于该理论构建分层递进培养体系，针对不同创业基础、不同意向的学生设计差异化教学内容，实现精准育人。


（二）概念界定


　　针对高职学生特点，龙喜平提出创新创业能力是学生以敏锐洞察力发现市场问题、挖掘市场需求并提出创新解决办法的能力[3]。李雨洋、李巍基于创业要素模型，运用“质化+量化”的混合研究设计，构建了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能力结构模型，从机会攫取能力、资源管理能力和团队组织能力三个维度来理解高职学生的创业能力[4]。在本文中，创业能力指高职学生面向职业发展、岗位创新与自主创业所需的核心素养，是涵盖“意识—知识—技能—素养”四层面的复合能力，也是高职学生面向产业升级、职业发展及技能报国的胜任力基础。


（三）高职双创教育中创业能力培养的核心价值


　　一是育人价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业能力培养将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职业观、创业观与价值观。


　　二是发展价值，提升人才培养适配度。面向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业需求，推动高职人才培养从技能型向创新型、发展型、复合型升级。


　　三是社会价值，服务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依托产教融合将创业项目与地方产业链、创新链精准对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高技能人才与创新项目支撑。


三、高职双创教育与创业能力培养的现实困境


　　基于创业能力培养的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探索健全，存在“学校热、院系冷、企业浅、家庭弱”的协同困境。校内缺乏常态化联动，校外企业、协会、园区参与度有限，家长理解与支持不足，各类育人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


　　二是能力培养碎片化，课程体系与育人逻辑脱节。目前，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相对滞后，课程设置零散，即使已划入公共必修课范畴，但学分占比偏低，覆盖面有限。调查显示，30.59%的学生反映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仅17.09%认为侧重实践训练，学生多处于被动听讲状态，参与度与积极性不高。现阶段人才培养工作缺乏分层分类规划，未结合专业、年级及创业基础制定差异化方案，无法形成循序渐进的培养体系。


　　三是实践教学形式化，平台功能与实战效能不足。创新创业教育重在实践，单纯理论讲解难以提升学生的实战能力。综合调研数据，47.89%的学生表示学校无创业孵化基地或创客空间。部分院校虽有平台，但运行机制不完善、经费不足、管理缺位，长期处于空转或形式化运行状态，未能有效发挥实践育人、项目孵化、实战训练的核心功能[5]。整体来看，学生参与创业实践的积极性不高：仅33．12%参加过创业相关活动，41.98%从未参与；实践形式以讲座/沙龙为主（39.66%），参与企业真实项目者仅18.35%。项目与市场脱节，生命周期短，无法为学生提供高质量实战平台。


（一）研究设计及调查


　　本文以苏州某高职院校在校生为抽样对象，覆盖财经商贸、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数字媒体等专业。采用自编《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现状调查问卷》，围绕基本信息、课程教学、实践参与、创业能力自评、评价机制及意见建议六个维度采集数据。共发放问卷480份，回收有效问卷474份，有效回收率98.75%。结合统计结果、学生反馈及企业访谈，开展量化与质性分析。


（二）高职双创教育与创业能力培养的六块短板


　　一是治理协同不足，多元育人机制不畅。创新创业教育未纳入学校顶层设计，多部门协同机制不四是产教融合浅层化，校企协同育人深度不够。校企之间资源共享不充分、双向赋能效果有限，企业资源、行业标准和市场需求未能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双元协同育人机制不够完善、稳定性不足。产业发展需求与学校培养目标衔接不够紧密，企业参与育人的主动性不强，学校对接产业的精准度有待提升，各方力量难以形成同向发力、协同推进的育人合力。


　　五是师资队伍薄弱，专业化与实战化指导欠缺。调查结果表明，38.82%的学生反映教师缺乏创业实战经验，13.5%认为教师完全无相关经验。企业导师参与度低，难以提供系统化辅导。教师在项目打磨、市场分析、风险管控、成果转化等方面能力存在短板。学生反馈最需要提升的能力集中在创新思维


（75.53%）、商业策划（67.09%）、团队协作（61.81%）、运营管理（60.13%），但教师指导无法有效满足学生这些实际需求，整体指导效能缺乏保障。六是评价体系单一化，多元评价与导向功能缺失。从现有研究来看，当前多数评价模式过度关注获奖级别、参赛次数、项目收益等结果类指标，容易形成“重结果、轻过程，重荣誉、轻能力”的导向，忽视了创新思维、团队协作、实践经历、成长变化和社会责任感等重要方面。在评价参与主体上，主要由校内教师负责，企业导师、创业校友、行业专家、社会机构等参与较少，导致评价视角偏窄、维度单一，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真实成长。


四、创业能力培养导向的“四维协同”高职双创教育体系


（一）目标协同：坚持能力本位与价值引领统一


　　以“创业意识—核心能力—实战素养—社会责任”为主线，融合思政、专业、双创及实践四类教育目标，形成分层分类、有机衔接的培养目标。面向全体学生普及创业认知，面向有创业意向学生强化策划、运营、风控、团队等核心能力，面向创业团队提升项目落地、持续运营、市场拓展与社会服务能力。与此同时，必须搭建开放协同平台，集聚多方力量、吸纳优质资源，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6]，具体如表1所示。


（二）内容协同：构建三递进分层分类课程体系


　　遵循学生创业能力阶梯式发展规律，按照“基础—提升—实战”三递进逻辑，构建与专业建设、产业需求、岗位核心能力对接、融合的课程体系，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从“零散开设”转向“系统供给”，从“理论灌输”走向“能力


养成”，实践如表2所示。


（三）路径协同：推进产教双元协同育人机制


　　以“校企共建、资源共享、双向赋能、全程协同”为原则，整合校企资源，打造校企育人链，打通全程、闭环、协同育人路径，提升创业人才培养实效。一是共建产教融合平台，夯实实战育人基础：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产业实践基地与企业项目库，将企业真实生产任务、商业运营项目、技术革新课题系统转化为课堂教学与实训内容，推动教学与产业需求高度契合[7]；持续推进“企业项目进校园、创业项目进园区”，建设创业孵化基地、一站式服务中心与实训平台，提升实践育人实效。二是建强双元师资队伍，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推行“校内导师+企业导师”双导师制，校内导师侧重理论教学、方法训练与过程管理，企业导师侧重实战教学、行业标准传导与市场资源对接，实现理论培养与实战训练有机统一；提升教师专创融合能力，强化项目指导、竞赛组织能力，选聘行企导师充实创业育人队伍，落实“思政、专业、双创、企业”四方备课机制。三是构建一体化实施路径，提升育人整体效能：形成“课程渗透—项目实训—赛事遴选—成果转化”的完整培养链条，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依托校内孵化平台与创业服务资源，为学生提供全流程支持，搭建实操训练载体，着重锻炼运营管理、风险把控与决策执行能力；常态化组织“互联网+”、挑战杯、职业规划等竞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创，激发创新活力；加强校企联动与产业对接，联合龙头企业、产业园区共建协同平台，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四）评价协同：建立多元立体能力评价体系


　　为弥补传统评价单一、片面、功利等不足，本文突破以结果、奖项、盈利为导向的评价局限，构建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的创业能力立体评价体系，引导育人质量提升。评价维度以创业核心能力为导向，设置四大关键指标并赋予合理权重：创新思维占30%、商业策划占25%、执行能力占25%、社会责任占20%，全面覆盖意识、能力、实践与价值引领，实现能力评价与育人目标高度统一[8]。评价主体由学校教师、企业导师、创业校友、团队互评、学生自评共担。评价方式采用综合计分，将课堂表现、项目进度、实践记录、竞赛成果、企业反馈、社会服务成效等列为评价依据，通过跟踪、监测及记录，实现全程性、全要素、全方位评价。


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的价值、困境与进路基于杭州市Ｈ村的调查分析


杭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标


一、引言与问题提出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与核心要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党和国家鲜明的政策导向，社会组织作为代表社会力量的治理主体之一，迎来了时代机遇。党的大会报告提出，要“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①，这为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提供了思想指引。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指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强调“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乡村治理，完善社区治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②，为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提供了宏观条件与政策保障。


　　社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已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枢纽平台，是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2022年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的《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参与乡村振兴，既是社会组织的重要责任，又是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重要体现，更是社会组织实干成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广阔舞台。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7．2万个，相关从业人员1100多万人。“十四五”期间，杭州市依托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和现代化“重要窗口”的独特优势，积极探索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截至2025年底，杭州市共有登记和备案社会组织6．5万余家，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总量突破10万人，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服务平台达2526个，涌现出“凯益荟”“和事佬”“武林大妈”“红茶议事会”“斗笠议事”等实践品牌，为社会组织实现自身发展并有效助力基层治理贡献了杭州经验。然而，在推动社会组织从城市向乡村延伸、从局部探索转向全域覆盖的过程中，仍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迟滞等问题，制约了政社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赋权增能，影响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因此，考察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价值与现实困境，探索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理论


与现实意义。为深度论析这一问题，本研究选取浙江省杭州市Ｈ村为样本，通过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系统总结梳理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的多维价值，深入剖析其问题成因，并提出因应之策。


二、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的多维价值


　　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的平台枢纽，是汇聚治理合力、达成改革共识、促成集体行动、激发参与动能的重要主体力量，引导其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具有多重价值。调查发现，Ｈ村社会组织主要有爱莲书社、白鹤书院、商会、爱心卫生室、农民之家创业服务社、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这些社会组织在价值层面重塑乡村文化引领文明乡风，在功能层面提供专业服务，在机制层面搭建共治生态与协作平台，推动乡村治理走向更具韧性、更有温度、更可持续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一）价值引领：联动治理格局构建与公共精神培育


　　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有助于构建政社联动的治理格局。传统“国家单向渗透”的管理模式难以应对风险社会的复杂情境，也无法满足日益多样的群众需求期待，这就需要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村民响应”的多元共治格局。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桥梁枢纽作用，既能将国家治理意志转化为贴合乡村实际的具体举措，有效缓解了政策悬浮问题，也有助于将群众诉求通过组织化渠道反馈至政策制定层面，有效促进了政社联动，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治理融合。


　　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有助于培育公共理性精神。在原子化、空心化趋势冲击下的乡村，公共意识与集体行动能力日趋弱化。社会组织围绕环境整治、文化传承、互助养老等公共事务，开展常态化、规范化的集体行动，村民在这一过程中不再是孤立被动的个体，而是在对话、协商、合作中实现权利与履行责任，体验公共参与的价值，逐步形成对乡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参与实践，滋养了信任、互惠、合作的公共精神，为乡村内生性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如Ｈ村村“两委”与社会组织合作组建了“邻里议事堂”“村民理事会”“爱莲议事会”，成为民主参与和公共精神培育的重要载体。这种协商式治理不仅提升了村民的治理认同感，而且重构了乡村社会资本与信任体系，使治理价值从传统的管理控制向现代的服务引领转型，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Ｈ村“爱莲书社”将数智文化平台与百年古祠有机结合，使古祠堂焕发新生，成为弘扬家风、教化儒学、文化传播的中心。“白


鹤书院”与江南成校合作共建，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乡风文明建设与中小学兴趣班、晚托班融为一体，已打造成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彰显社会组织在核心价值观践行、公共精神培育、文明风尚培树中的独特优势。


（二）功能互补：乡村治理短板补位与公共服务效能提升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社会组织凭借其精准化与专业化优势，有效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缺陷。比如医疗卫生领域，Ｈ村现有两个卫生室，一个是政府投资开办的村卫生室，另一个则是社会服务类型的社会组织村卫生室。在对政府办村卫生室负责人的访谈中得知，Ｈ村公共卫生资源投入十分有限，专业医技人员短缺，1名医务人员服务2098名户籍人口和部分外来流动务工人员，而村常住人口以老年人为主，老年病、慢性病等诊治需求与村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不对等。Ｈ村社会组织卫生室由乡村医生自发成立，主要服务领域在中医和骨伤科，能够提供骨伤科的专业救治服务，部分缓解了政府办村卫生室的财政资源压力。在社会保障领域，农民之家创业服务社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本村农户代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供各类帮扶救困申请、建房审批等系列服务，指导农户创业就业。在农村养老、儿童教育等领域，经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协调，Ｈ村老年协会根据“性格相近、爱好相似、住址相邻”原则开展“银龄互助”服务，妇女儿童之家提供多媒体教室、阅读之窗、益智游戏区等多样化服务，实现了公共服务从普惠覆盖到个性化需求满足。


　　在治理效能提升方面，社会组织发挥着“润滑剂”与“催化剂”的双重作用。一方面，通过参与矛盾调解、协助政策执行等方式，有效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缓解了基层治理压力；另一方面，在乡规民约重构过程中，社会组织凭借其中立性与专业性，推动传统治理资源与现代治理理念的有机结合，提升了治理的合法性与认同度。在与村民的访谈调研中了解到，Ｈ村商会不只作用于经济层面，更延伸至社会治理与人文关怀领域。商会通过设立奖学金、参军入伍奖励、弱势群体帮扶等举措反哺乡村，并且制定了《关于商会补助基金使用的若干规定》，确保资金使用的规范透明。商会这些举措将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紧密联结，在有效缓解冲突、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更保留了治理的温度，增强了乡村凝聚力，夯实了善治的根基。


（三）机制赋能：多元协同生态构建与治理模式创新


　　在机制层面，我国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3年，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


务的意见》①，首次提出“三社联动”，即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联动服务机制，在服务范围和服务层次上进一步扩展提升。三社联动“正是现代社会治理转向协同治理的重要标志，是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之间处于联结和协调的关系中为满足居民需求、强化基层民主、推动社区发展而进行的社区治理活动”②。这种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构建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中同样有效。例如，“浙江安吉‘田园鲁家’田园综合体由政府牵头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涉农企业以及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同时号召村民、志愿者等多主体共同参与”③，共享资源数据，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的多元协同生态。


　　Ｈ村以“本土社群＋社区＋第三方社会组织”为实施主体，通过对现有空间进行布局优化，嵌入双创双孵化模式，打造创新综合型、功能复合型的社会服务创业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1＋2＋5Ｘ‘五合集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其中，“1”指的是党组织领导，即经济、文化、人才、环境、人心，五心党组织机制，确保治理方向的正确性；“2”指的是双育：组织培育、创新培育，以及双孵化：本体孵化、本位孵化，为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5Ｘ‘五合集治’”联动商会、爱莲书社、卫生室、创业服务社等多元主体，形成治理合力。其中“5”指的是组织协合、功能组合、效能融合、机制复合、品牌凝合；“Ｘ”指的是基础落地、能力建设、资源拓展、平台搭建、组织规划、咨询督导、专业素养。此治理模式之下，社会组织通过与政府部门、村民自治组织形成功能互补，既整合了外部资源，如政府政策支持、乡贤捐赠等，又激


活了内生动力，形成“资源输入–能力提升－自主发展”的良性循环，为乡村


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模式。


三、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国家意志、乡村诉求在利益导向、行动策略与结构安排上的协同互促。基于Ｈ村的实践调研发现，尽管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展现出积极作用，但其发展仍面临制度供给不足、资源分布不均以及乡村公共精神式微等困境。


（一）乡村社会组织治理的制度供给不足


　　首先，乡村社会组织成立登记制度不健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等文件，修订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完善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社会组织由“双重登记管理体制”转变为“直接登记管理体制”①，简化了社会组织成立的流程，鼓励城乡社区服务类基层社会组织直接注册登记。各地积极推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但在农村，这一改革的“最后一公里”仍未完全打通。我国乡村社会仍存在许多未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一方面，乡村社会组织发起人对相关政策制度不了解，难以按登记制度满足相关指标要求，注册登记存在障碍；另一方面许多乡村社会组织活动范围小、服务内容单一。社会组织负责人对登记注册后能带来的实际效益，如获取资源、政策支持的感知不强。反而将登记后的年度报告、税务申报、行政审查等合规成本，视作负担，故而不愿登记注册。当大量乡村社会组织长期处于未登记注册状态，可能导致政府对社会力量的真实情况掌握不足，形成治理盲区。另外，不登记注册，“意味着不能够获得法人地位，没有对公账户，也不能够接受政府部门资助和社会捐赠，限制了社会组织链接社会资源的能力”


②。


　　其次，乡村社会组织支持发展制度不完善。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文件频出，资源倾斜明显，社会组织孵化速度加快，培育成效立竿见影。但在后续发展阶段，对组织自身能力的内生性生长、服务成效的深度评估以及适应性的政策支持，缺乏稳定连贯的机制保障。部分社会组织过度依赖政策支持，抗风险能力较差。另外这些政策在基层落地的过程中，具有碎片化特征，不同部门领域条块分割，难以形成合力，社会组织资源获取具有难度。在对Ｈ村村主任的访谈中了解到，“爱莲书社”因运营成本高、缺乏经济支持而于2025年注销；创业服务社的“莲产业”旅游项目，因“退塘还耕”政策的推行而被迫调整。这些正是社会组织在政策变动面前脆弱的体现。


　　最后，乡村社会组织协同联动运行制度保障不足。虽然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关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尚不健全，导致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存在权责不清、财产权属界定模糊等问题，制约了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发挥。另外，现有的规章制度很难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进行有效监管，监督机制不健全，削弱了协同联动运行制度的权威性与保障力。如Ｈ村响应并参与乡镇县三级联动的“亲邻舍”组织构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1＋2＋5Ｘ‘五合集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但法治保障的


相对滞后、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使得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内部治理的规范性不足，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运行不畅。


（二）乡村社会资源约束与组织发展不均衡


　　首先，乡村社会组织资源单一匮乏。乡村社会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有限，而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有时支付流程较长，无法覆盖社会组织的人力、管理等刚性运营成本。社会资金则受经济周期及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大，难以成为可持续的财力支柱。比如Ｈ村创业服务社、商会等组织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自主造血和募集社会资金的能力不强。Ｈ村商会在成立初期获得5万元资助，后续完全依赖乡贤的情怀捐赠，这种依附人情、非制度化的资源获取模式，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创业服务社则高度依赖村集体经济，在村集体经济低迷时，创业社的运营也举步维艰。


　　其次，乡村社会组织的专业人才队伍不足。乡村社会组织普遍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由此陷入“人才流失—服务能力弱化—资源吸纳不足—发展空间受限”的负向循环，无法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Ｈ村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创业服务社等组织的核心人员多由村“两委”成员兼任，这种人员安排，在初期有利于整合资源，但从长远看，却模糊了社会组织的特性，弱化了社会组织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导致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长期在基础水平徘徊，无法有效回应治理现代化对专业性的要求。


　　最后，乡村社会组织的分布覆盖不均匀。“虽然农村社会组织数量稳步增长，但现有农村社会组织数量远不能实现全行业领域的有效覆盖，农民需求与社会组织服务供给间缺口依然较大。”①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正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而已有社会组织类型相对单一且分布不均衡。比如，部分产业发展潜力大的乡村，亟需创业指导、技术培训、市场对接等发展型社会组织服务，而人口老龄化严重的乡村则对养老照护、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等生活保障型服务存在迫切需求。


（三）乡村人口老龄化加剧与公共精神式微


　　首先，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治理主体流失问题突出。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高度依赖村民的能动参与，既包括具备专业技能的核心人才，更依赖作为服务对象和治理主体的广大村民。然而，当前我国乡村正经历人口结构的变迁，人口老龄化、空心化导致治理主体流失严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②，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23．81％，较城镇高出7．99个百分点，农


村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尤其是大量农民工季节性跨域流动加剧乡村空心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③，2024年农民工总数为2．99亿人，较上一年增长220万人，涨幅为0．74％，其中外出农民工人数为1．78亿人，同比增长1．2％。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乡村治理主体弱化，治理能力缺乏内生动力，公共参与意愿降低。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面临骨干成员短缺、志愿者招募困难、村民动员成本高等问题。在对Ｈ村常住人口开展的随机调查中，60岁以上老人近70％，初中及以下学历者超过81％，其中仅有一半的村民愿意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乡村治理活动，43％的村民选择消极观望，甚至有7％的村民不愿意参与进来。这种老龄化严重的留守人口结构，使得乡村社会组织的参与人员以观念传统、学习能力有限的老年群体为主，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陷入“老弱妇孺治理”的困境。


　　其次，乡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面临适应性危机与传承挑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需要新的表达形式、传播载体和商业模式，而乡村普遍缺乏既懂传统文化又掌握现代科技、拥有营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Ｈ村“爱莲书社”的困境就在于其资源完全依靠乡贤捐赠，但未能实现文化向产业的有效转化。随着国家“退塘还耕”政策的实施，“清莲文化”的传承载体逐渐消失。当优秀传统乡村文化沦为一种回忆和符号时，就难以唤起人们的乡愁与情感共鸣，文化类社会组织也难以为继，难以驱动乡村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最后，传统社会资本消解与公共精神式微。费孝通曾指出，乡村社会是一个以熟人关系为特征的差序格局社会，其中信任源自熟悉的血缘亲缘关系，交往超越了契约的束缚，人们在相处中追求的是心理的安宁和道德的和谐①。当前，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双重冲击下，乡村公共精神呈现出明显的式微趋势。随着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观念的冲击渗透，乡村社会中的互助、合作、奉献等公共精神日渐衰退，导致村民对集体事务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薄弱。在Ｈ村调研中发现，部分村民对村社会组织缺乏足够的信任，对于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获得活动奖品或直接物质利益成为村民参与的直接动力。当大多数村民成为乡村公共事务的旁观者，社会组织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甚至沦为形同虚设的空心化组织。


四、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进路


　　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观背景下，特别是在快速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与数智化转型三重浪潮叠加的历史关口，社会组织有


效赋能乡村治理需要抓住机遇、直面问题。具体来看，需要以乡村社会的制度建设、组织能力提升、协同机制构建为抓手，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乡村社会组织作用功能的有效发挥。


（一）健全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登记许可制度。针对数智技术与风险社会双重冲击下的乡村社会结构，应积极鼓励和探索乡村小微型社会组织的培育路径。逐步建立分类分层的乡村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切实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注册程序。比如借鉴吸纳广东省对社区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实行的“备案登记、法人登记、公益法人登记”分类管理制度。同时，可探索通过专项立法明确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财产权属等核心问题，特别是关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授权委托经营、项目合作过程中的权益保障，为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将政社关系从资源依赖转为法治契约。


　　二是强化社会组织制度的执行实施。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组织自治”的四维监管框架，推动社会组织管理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审批监管并重”转型升级。明确民政部门、业务指导部门、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责分工，避免多头管理。推动行业自律建设，鼓励成立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联合枢纽型社会组织，制定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同时，积极推动监管手段的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平台与大数据监测系统，实现全流程动态监管。引导新闻媒体、公众等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并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要求社会组织定期公开财务状况、项目执行情况等信息。此外，要特别重视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建立，引入专业评估机构对社会组织的运作绩效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与政府购买服务、资源分配等挂钩，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三是优化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制度。健全的内部治理制度是社会组织提升服务能力、确保规范运行的重要基础。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治理结构。明确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的职责权限与议事规则，形成决策、执行与监督相互制约、协同运作的现代组织架构。高度重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制定符合乡村社会组织发展实际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完善人员培训、绩效考核与激励保障机制，增强组织持续运行与专业服务的能力。最后，要建立健全组织内部信息公开机制，保障资源使用的透明度与效益，构建廉洁清明的乡村社会组织生态。


（二）激发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的动力


　　一是提升乡村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能力和专业发展能力。针对乡村社会组织服务覆盖面窄的困境，构建覆盖经济发展、生态维护、文化娱乐、养老、技术咨询等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组织体系。尤其是在乡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成为乡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社会组织与社会资本及养老服务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①，应持续加大对专业养老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支持力度。尤其要充分释放数智化红利，鼓励社会组织开发“智慧养老”“远程医疗”“线上议事”等数字化服务模式，以技术手段弥补因空心化导致的线下服务力量不足，实现服务供给与人口结构变迁的动态适配。“在当前社会日益分化和群众需求愈发多样的背景下，经过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的社会组织的社会工作者，通过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能够起到调整社会关系，恢复和增强人们的社会功能的作用。”②探索在村镇建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采用系统专业化的培训课程、实地指导、经验交流等方式，为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培训、管理咨询、项目指导等服务，帮助社会组织提升专业能力和管理水平。


　　二是增强乡村社会组织资源获取力。在完善基层政府向乡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的同时，要积极拓展社会组织生长的资源渠道。持续提升社会各界对社会组织作用的认知和认同。鼓励企业、基金会、乡贤等社会力量通过多种形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立足本土文化优势，培养独具地域特色的社会组织。重点引导社会组织提升市场化运作能力，在坚持公益属性的前提下，通过开发特色服务产品、创新服务模式等方式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形成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三是提高乡村社会组织协同合作能力。在数智化时代，应着力打破信息壁垒，搭建县域或跨区域的乡村社会组织信息共享平台，探索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人才库，推动专业人才跨区域流动与资源共享，实现需求精准识别、资源高效配置、服务有效对接。同时，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智力支持作用，鼓励高校设立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建立高校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机制。比如，推进乡村社会组织与涉农院校、师范院校、医学院校的合作，以获取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支持和公共服务，既有利于加大对乡村基础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的供给，又能推动与乡村企业的战略协作实现共赢。这种以乡村为主体的多层次协作，将有效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效能，进一步增强乡村治理的整体能力。


（三）构建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的多元共治机制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的联动机制。我国“十五五”规划强调“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创新党组织设置，在农业合作社、农村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探索政村联合建设、党建工作片区化管理等有效制度安排。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的党建工作③。Ｈ村所建立的“1＋2＋5Ｘ”协同治理模式，即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委会和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双翼，带动经济合作、公益慈善、文化体育、社区服务、专业协会等多类社会组织协同发展，具有推广应用价值。要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驱动社会组织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引领、公共治理、政治整合、政治监督等功能，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引擎④。通过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建立健全村民议事会、民主恳谈会等协商平台，着力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模式，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建立畅通的参与渠道和有效的协同机制，确保治理决策能够充分反映各方诉求。


　　二是建立乡村社会组织人才培育机制。“乡村空心化使得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活力逐渐下降，不利于乡村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①创新人才引进机制，注重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专项人才计划等方式，引导专业社工到乡村社会组织工作。同时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养机制，搭建数智化乡村人才培训与信息共享平台，利用远程教育、在线实训等方式突破地域限制，扩大优质培训资源的覆盖面，提升现有乡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缓解因人口外流导致的专业人才匮乏困境。此外，建立统一的社会组织资源整合平台，将政府投入、社会捐赠、市场资源等进行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增强村民对政府及社会组织的信任，提升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三是构建优秀社会组织文化与乡村公共精神传承创造机制。重视对乡村公共精神的挖掘与阐发。将村庄邻里互助、集体共富和乡土认同等村庄传统伦理融入社会组织文化建设，实现组织目标与村庄公共利益的深度绑定，避免文化传承脱离乡村实际。创新优秀乡土文化与公共精神传承机制。依托村史馆、文化礼堂打造乡村文化传承中心，运用数字技术建立乡村文化数字共享平台、数字文化博物馆，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以文化凝聚人心、驱动发展。最后，要以优秀社会组织文化滋养村庄公共精神建设。社会组织通过开展村庄环境整治、村民议事协商等公共活动，引导村民在沟通协作中涵养参与意识和


能力、重塑公共精神。在此过程中，应充分考量不同区域文化传统与伦理资源的内在差异性，形成与本土相契合的文化传承路径，确保社会组织文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总而言之，社会组织赋能乡村治理，以专业协同激活社会资本、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有效实践路径。针对当前乡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面临的制度、组织、文化等层面的困境，需在深化政社联动中建立权责清晰、保障有力的长效机制，在培育乡村内生力量中筑牢公共精神的基石，通过制度赋能与内生发展的有机结合，推动社会组织真正成为乡村治理体系中持续活跃、深度嵌入、有机融合的主体力量，为实现乡村善治与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与不竭的动力源泉。


乡村数字经济实践探索


太原学院李俊毅


　　乡村全面振兴新方向、数字经济新机遇与人口形势新变化相互交织，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提升民生福祉提出时代要求。数字经济凭借自身强大渗透性、广泛覆盖性等特点，正在改写乡村的发展情况。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要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作用，通过数字技术驱动乡村生产、服务等领域提质增效，稳步实现乡村振兴的总目标。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经济价值意蕴


　　乡村振兴在于践行“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战略目标。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经济给予乡村振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正深刻改变着乡村发展的形态，准确把握其内涵和价值，对于乡村振兴有着重要作用。


　　（一）数字赋能：乡村经济向强。回顾乡村发展历程，乡村振兴始终面临地域、技术、信息等多重因素的显著制约，而数字经济建设则通过整合人力、物力、财力与信息技术，广泛融入衣、食、住、行等各个生活场景，对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数字经济拓展乡村振兴的内涵边界。通过乡村数字平台、直播电商等载体，实现与乡村发展的深度融合，既能创新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新模式，又能搭建乡村振兴的新链接，从产品、服务等维度显著丰富乡村振兴的内涵。二是数字经济释放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通过共建乡村数字化平台，推动乡村资源的共享盘活，在生产环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优化乡村经济结构，有助于降低乡村数字经济建设的市场风险及产品流通成本，充分释放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发展。三是数字经济提升村民收入水平。数字经济通过平台、产品、服务等生产要素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实践，从缓解数字资源短缺到推动乡村资源高效利用，为村民提供更丰富的就业机会与增收渠道，推动形成乡村振兴新发展格局，丰富民生福祉的内涵。


　　（二）数智兴农：乡村文化向美。长期以来，由于粗放型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乡村地区面临着大量资源的浪费，严重影响了乡村的健康发展。然而，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数智兴农”的发展契机，既改善了乡村生产、消费及服务等发展模式，也增加了乡村振兴的生命力，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好的文化内容。一方面，数智兴农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数字升级，丰富广大群众的消费内容。在数


字经济振兴乡村文化的过程中，乡村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对田园生活、民俗文化等方面进行了重构。这不仅可以更新乡村文化的数字化特征，也可以让乡民多方面感受到乡村文化的变革。另一方面，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对村民的创新意识、感知行动力等方面有帮助。在发展乡村数字经济过程中，引入创新意识，营造共享文化，既激发村民寻求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夯实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例如，四川文旅李子柒通过拍摄短视频，展现中国非遗文化，吸引了百万级的线上观众，扩展了乡村文化的传播半径，为非遗文化带来了新的市场活力；北京、天津、云南等多地建立了数字民俗博物馆，涵盖村落的婚嫁习俗、民间手工艺等主题，可沉浸式体验乡村的历史变迁，增强文化认同感和传承意识；浙江培育了多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数十个重点村入选名录，总量领跑全国。村民们依托本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活动、生活故事和数字技术，将传统的内容与现代的生活用品相结合，开发出一系列文创产品，形成了“百姓参与文化传播”的生动局面，进一步激活了乡村文化的内生创造力，让乡村文化在数字时代生机盎然。


　　（三）数字助力：乡村生态向福。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乡村生态的福利。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使用数字技术不仅有效提升了乡村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乡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同时在乡村绿色发展中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其一，乡村通过开发数字经济，培育绿色发展模式，对乡村现有资源进行合理开采及使用，减少乡村振兴的生产要素投入，有效缓解资源约束，实现乡村共同富裕。例如，


　　《最美中国》纪录片使用无人航拍视角为主要创作语言，结合VR虚拟现实技术，以全新的视听叙事方式深入我国全境，全面展示了中国自然、人文习俗及热门时事，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故事，以此吸引广大游客去当地旅游体验，既增加了村民收入，又强化了村民对生态保护的认同感。此类“数字+文旅”的融合模式，让乡村生态保护不再只是人力、物力及财力的投入，而是转化为可持续的福利增长点，真正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推动乡村向“福”而行。其二，共建乡村绿色文化，共享乡村绿色生活。通过使用数字平台，引导广大村民对绿色经济、绿色生活的正确认知，从而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其三，数字助力，厚植乡村共同富裕基础。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合理预留生产、消费、治理及修复的资金，这样不仅拓宽了乡村各方面发展的空间，也有力地维护了乡村发展的生态屏障，从而使乡村向福发展。其四，科


技赋能生态防护，搭建动态化生态治理体系。借助智能检测、“空中卫士”等技术，种植户可以实时检测田间气候、水土情况及病虫害等生态数据，通过大数据平台整合分析，精准预警田间作业的各类风险，按需启动修复方案。例如，大连山区使用无人机“巡山”，以数字技术赋能安全屏障，既降低了人工成本，又提升了巡视效率。


（四）以数促兴：乡村生活向足。在乡村振兴时代


　　背景下，一系列数字技术方式重塑乡村生活体系，通过合理配置乡村资源、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改善居民生活状态、优化乡村生态环境，切实增进村民的幸福度。首先，乡村数字经济可以引入乡村治理体系，搭建数字便民服务站，让全体村民都有机会享受到数字经济的服务。智慧治理体制与乡村振兴相互融合，促进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乡村治理向综合化服务方向升级。其次，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从民生需求入手，配套数字经济技术，关注乡村教育、医疗、康养及政务等多种民生服务，增强村民实际的获得感、满足感及认同度，践行共同富裕的宗旨，将乡村富裕成果惠及民众。最后，在乡村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进程中，要重构数字共富的经济生态圈。这可以从资源使用率、新质生产力、共同体等方面着力，全方位地改善乡村生活。在教育方面，借助互联网课堂平台，乡村学校也可以共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与城市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在医疗方面，远程诊疗设备的普及与“大健康”服务的落地，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获得城市医生的诊断与用药指导，有效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经济实践挑战


　　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基础设施、人员配备、安全流通等因素制约着乡村振兴的脚步。这些问题交织缠绕，阻碍了数字经济在乡村振兴的应用。因此，对现实问题亟须细致分析和妥善解决。


　　（一）通讯设施不完备，基础配套有局限。乡村地区的通讯基础建设相对滞后，无线网络尚未全覆盖，


　　5G等新产品的普及率偏低。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陆地边境地区、经济欠发达及贫困地区时常面临着通讯信号弱、数据处理缓慢等问题，使得村民很难享受到数字经济的福利。此外，乡村地区的农副产品多以生鲜为主，对于配送时限要求较高，相关配送成本较大，影响到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部分偏远山村尚未实现光纤的全面覆盖，即使有网络也常因信号不稳定导致在线课


程的卡顿、远程诊疗的中断，直接影响到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落地效果。


（二）数字经济人力资源较少，乡村居民数字涵养


　　偏低。数字经济人口资源的短板成为现阶段乡村振兴的难点。在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人力资源的短缺，既缺乏真正精通数字技术和乡村振兴前沿的专业性人力资源，又缺少熟练使用数字工具和农副产品相结合的工作人员。加之，城市和乡村的实际差距使得农村的人力资源外流，本地难以吸引并保留住发展力量。同时，乡村地区固有人员整体呈现出数字涵养偏低，对数字经济的了解、应用和融合能力偏低，难以面对复杂的乡村发展局面。


（三）数字经济互通偏弱，数字信息流通多阻碍。


　　乡村地区各个部门之间缺少有效的互联互通调节机制，致使数据在流通中不同程度上出现阻碍问题。农业、牧业、林业、服务业等各单位独立开展工作，数据准则不一，数字信息转化不易，使得数字经济互联互通偏弱。此外，数据分散化问题明显，类似的数字信息分散在不同的系统中，缺少统一的、标准的数字信息管理终端和转换口，损害到数字信息的利用效率。


　　（四）数字技术保护滞后，安全管理能力不足。乡村数字治理亟须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以保障数字经济在乡村的发展。当前，本土数字技术安保体系建设滞后，这给数字经济领航乡村振兴带来了众多的问题，因此亟待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相融合，本就是一种创新模式，须制定专门的评价标准，以避免出现管理盲区、落实困难和村民纠纷等问题。


　　此外，数字经济的运行还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及操作指南，只有具备完善的规则及流通渠道，才能使数据内容得到充分利用。


三、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经济应变之策


　　针对数字经济引领乡村振兴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亟须统筹一系列应对方案来妥善化解。通过政府统筹、尊重市场规律和民众参与等机制，形成“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的强劲合力，以确保相关工作取得相应的成效。


　　（一）健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必备的基础配套。在乡村发展的统筹践行中，健全数字经济必备的基础设施，建立数字经济专项资金库，推动数字网络向乡村地区全面覆盖和深化使用，以此提升乡村振兴的成果，确保乡村居民可以同等享受到我国现代化的福利果实。在数字经济专项资金库的使用方面，首要明确以政府为主导，优化市场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通过共享、共建等多种方式，吸引互联网平台的厂家、商家及客户等各类群体参与到乡村数字经济的基础建


设中。在基础配套方面，着重加强网络服务、便捷物流点、“互联网+产品”等建设，优化乡村振兴产品的配送线路，节约农副产品的流通成本。在村民使用的网络产品方面，应通过政府补贴、企业优惠等方式，帮助村民适应数字网络，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对于偏远山区、丘陵地带等区域，采用“基站+卫星”的双覆盖方案，精准解决信号问题；推动光纤网络向自然村组延伸，实现“光纤入户”与“无线网络覆盖”双覆盖，满足不同乡村地区对数字经济的需求。


　　（二）完善乡村数字经济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机制。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数字经济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一方面，乡村地区要依托自身资源和优惠政策吸引有志之才参与乡村的发展。当地政府要制定好衣食住行、薪资、创业减免等一系列激励措施，吸引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数字经济创业者投入到乡村的发展；健全人力资源向乡村地区流通的循环机制，激发“乡村振兴+数字经济”的内生动力；完善数字人才服务保障体系，为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建设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乡村地区可以建立政府、企业、商户、使用者等多方的合作机制。依托政府、科研院所的力量开设一系列数字经济的实践课程，优选“乡村振兴+数字经济”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改善乡村居民数字生活方面，可以采取鼓励学习、免费线上线下培训、优惠利民活动、组织班群等多种方式，提升村民的数字经济认知及实际操作能力。


　　（三）统一互联互通网络，实现资源集聚效应。各级政府要主导搭建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优化整合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及管理等多行业、多层级和多部门的数字资源，统一互联互通网络规范，对于综合性业务，可以按需实现不同系统之间数字信息的互联互通，优化经济环境。在数字信息“共享共建”的基础上，还需要细化数据开放清单，明确各自数据开放的范围、内容及时效等，通过数字加密、安保防护、审计监察等手段，确保数据的安全流通与合规使用。此外，在数字经济市场合作方面，建立市场信息采集、清洗、评估、使用及安保机制，以保证数字经济工作有序地进行，实现资源集聚效应，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有效提升民生福祉。


（四）完善乡村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健全数字经济


　　监管体系。为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数字经济的良好发展，政府机关需要依照当地实情加速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如数据产权划分、用户信息安全等。其中，


数字经济的产权问题、用户信息安全等工作需要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操作标准。在执行监督管理方面，应建立分级、分类和分管办事机制，明确各级、各部门的工作范围和权责，特别是乡村新兴产业的规范管理，补充符合新兴产业特点的合理发展体系，使乡村经济得以健康发展。此外，乡村应该优化风险管理体系，配套网络安全应急包，及时响应上级领导，充分回应市场供给与需求，实时开展本地网络安全教育，以此提升乡村对网络风险的识别、防范及应对的综合能力。


　　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吸引广大青壮年人才返乡创业，带动各层级老年人回归田园，以期为乡村振兴注入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从而提升民生福祉，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力量。


中小企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会计学院张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小企业已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小企业数量众多，早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生力军，遍布千行百业。中小企业不仅支撑着经济增长，更在吸纳就业、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极关键的作用。国家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中小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在政策支持下，我国中小企业经营效益持续稳步改善，创新能力显著加速跃升，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应当看到的是，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资源禀赋等客观因素，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阶段性、结构性的发展短板，尤须注意的是，这些短板并非不可逆转的缺陷，而是完全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自身提升逐步优化。本文聚焦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结合当前政策导向与产业发展趋势，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对策，旨在推动中小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有力的动力。


一、我国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的现状概述


1.规模总量稳步扩张，发展基础持续夯实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实现跨越式大幅增长，形成了庞大且充满活力的市场主要群体，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小企业凭借灵活的经营模式、快速的市场响应能力，在各类产业领域快速地扎根、持续发展，无论是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还是新兴产业领域，都能看到中小企业十分活跃的身影。随着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稳步提升，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逐步摆脱了以往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的短板，部分企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区域发展更加均衡，打破了以往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格局，中西部地区、县域范围内的中小企业数量持续稳步增加，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整体展现出强劲十足的发展韧性，为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注入了崭新动力，也为后续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专精特新成效显著


　　在市场竞争的有力推动下，我国中小企业纷纷加快向专精特新方向转型，创新投入不断增加，创新意识日益增强，整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越来越多中


小企业认识到创新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逐步加大了对研发的投入，聚焦自身核心领域开展技术探索，推动产品、技术和模式创新升级。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逐步推进，不再局限于实验室阶段，而是更多地将创新技术应用到实际生产经营中，有效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培育出一批极具核心竞争力的优质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各自细分领域深耕细作，掌握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表现格外突出，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突破技术瓶颈的重要力量。专精特新发展路径的推进，不仅提升了中小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也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3.社会贡献日益突出，支撑作用不断强化


　　中小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主阵地，在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门槛较低、岗位丰富，能够吸纳不同层次的从业人员，有效解决了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尤其为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助力就业市场的持续稳定。与此同时，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为改善民生、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保障，充分体现了其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各类产业发展，主动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环节发挥补充作用，为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支撑力量。


二、中小企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创新赋能不足，成果转化效率偏低


　　尽管我国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持续增强，但整体来看，创新能力提升仍面临一些阶段性困难。一方面，部分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持续性不足，受自身规模和资金实力限制，相较于大型企业仍存在明显差距，缺乏长期稳定的创新投入计划，导致创新成果产出不足。另一方面，创新成果转化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中小企业存在“重研发、轻转化”的现象，缺乏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能力和渠道，一些创新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产品竞争力。此外，中小企业创新人才储备不足，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创新人才，部分企业缺乏专业的研发团队，大大制约了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2.资源配置不均，要素保障能力薄弱


中小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仍存在不均衡、效率不高的问题。在资金


配置方面，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直接融资占比偏低，且由于自身信用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资金周转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中小企业还存在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资金投向不够精准的问题，未能充分发挥资金的支撑作用。在人才资源配置方面，中小企业人才结构不够合理，高端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短缺，一线从业人员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人才队伍的专业化程度难以满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在技术资源配置方面，部分中小企业缺乏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常难以获取前沿技术的支持，技术升级步伐相对缓慢。


3.发展模式滞后，转型升级步伐缓慢


　　部分中小企业仍沿用较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主动性和能力不足。一方面，部分中小企业聚焦传统产业，产品结构相对单一，同质化竞争较明显，缺乏核心产品和差异化竞争优势，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多元化、高品质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有待进一步加快，受多种因素影响，数字化改造进度较缓慢，未能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优化经营管理。此外，部分中小企业品牌意识不强，缺乏品牌建设的长期规划，品牌影响力较薄弱，难以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优势，大大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服务适配不足，发展支撑力度不足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但仍存在服务适配性不足、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的问题。一方面，部分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与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脱节，服务内容较单一，多集中在基础层面，针对中小企业创新研发、品牌建设、数字化转型等高端需求的服务供给较不足。另一方面，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部分区域中小企业获取服务的渠道有限，服务可及性不高。此外，中小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机制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平台，部分中小企业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往往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大大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效率和竞争力。


三、推动中小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1.强化创新赋能，提升成果转化效能


　　创新是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应从投入、人才、合作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一是进一步加大创新投入扶持力度，通过各类政策引导鼓励中小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支持中小企业面向产业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的信贷支


持，完善相关融资服务，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资金难题。二是进一步加强创新人才的培育与引进，完善中小企业人才激励机制，提升高端创新人才、技术人才的待遇和发展空间，有效吸引各类人才到中小企业就业创业。同时，支持中小企业与高校、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针对性地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专业技能人才。三是进一步推动创新成果转化，搭建更高效的中小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平台，促进技术成果与企业生产需求实现精准对接。与此同时，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常态化的技术创新联盟，以此切实提高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和应用水平。例如，某专注精密零部件制造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通过与当地高校深度共建产学研合作基地，引进高层次专业研发人才，持续稳定地加大创新投入，从而将实验室研发的领先性高精度加工技术转化为规模化实际生产能力，推出的定制化零部件产品成功顺利打入高端装备制造市场，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优化资源配置，增强要素保障能力


　　优化资源配置是提升中小企业发展效率的关键抓手，应聚焦资金、人才、技术等核心要素，精准施策推动资源向中小企业高效集聚。一方面，需着力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鼓励发展各类适配性资本工具，提高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占比。另一方面，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信用评价机制，切实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引导中小企业合理配置资金，集中聚焦核心业务和优势领域。尤为注意的是，需同步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加强中小企业人才培训，系统性提升一线从业人员技能水平，培育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同时推动人才在不同主体间有序流动，促进人才资源共享。此外，需进一步强化技术资源支撑，搭建开放性技术共享平台，推动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全面开放技术资源、研发设施，支持中小企业引进先进适用技术、设备，加快技术升级步伐。例如，某农产品加工中小企业，此前面临融资渠道单一、技术落后等多重挑战，通过加入区域产业资源共享平台，主动对接大型食品企业获取技术支持，同时借助普惠性融资服务拓宽资金渠道，科学配置资金用于生产线升级和人才培训，逐步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显著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3.完善发展模式，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需要引导企业优化发展模式，培育核心竞争力。


一是进一步引导中小企业优化产品结构，聚焦细分领域，打造差异化、专业化


的核心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鼓励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企业，推动中小企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二是进一步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的支持力度，推广适宜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降低转型成本，引导中小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实现生产智能化、管理精细化。三是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品牌建设，引导企业树立品牌意识，制定品牌建设长期规划，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同时支持中小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提升企业在行业内的话语权，有效增强市场竞争力。例如，某传统服装加工中小企业，摒弃同质化竞争模式，聚焦小众亲子服装细分领域，推进数字化生产线改造，优化生产流程，同时打造专属品牌，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推广，有效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加工向品牌化、数字化转型的跨越。


4.健全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支撑水平


　　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应进一步健全服务体系，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适配性和可及性，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撑力度，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一是进一步优化服务供给，引导各类服务机构聚焦中小企业的核心需求，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摆脱单一的基础服务模式，重点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研发、品牌建设、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等高端需求的服务供给，组建专业服务团队，为中小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服务，有效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难题。二是进一步推动服务资源均衡分布，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县域等薄弱区域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搭建区域性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拓宽服务渠道，提高服务可及性。鼓励服务机构开展上门服务、线上服务，简化服务流程，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从而让偏远地区的中小企业也能便捷获取所需的服务支持。三是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的协同发展机制，搭建中小企业协同合作平台，推动中小企业之间、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开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打破“单打独斗”的局面，有效形成发展合力。引导中小企业组建产业联盟，实现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市场拓展等环节的资源共享，降低运营成本，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此外，加强政策宣传解读，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向中小企业普及各类惠企政策，提高政策知晓度和落实率，确保各项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例如，


某中西部县域中小企业，主要从事特色农产品深加工，由于地处偏远地区，服务资源匮乏，面临品牌设计滞后、市场拓展困难、缺乏协同合作伙伴等问题，企业发展严重受限。当地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搭建了区域性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整合了品牌设计、市场拓展、技术指导等各类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了精准服务。企业借助平台获取了专业的品牌设计服务，优化了产品包装和品牌形象，同时通过平台对接了周边同类中小企业，建立了协同合作机制，实现了原材料集中采购、生产技术共享、市场联合拓展，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此外，平台还为企业提供了市场拓展培训和渠道对接服务，帮助企业对接外地经销商和线上销售平台，有效拓宽了市场渠道，提升了产品销量。


四、结语


　　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稳定增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态势良好，规模、效益和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但仍存在创新能力、资源配置、发展模式、服务适配等方面的阶段性短板，尤需注意的是，这些问题可通过多方协同逐步解决。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需强化创新赋能、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发展模式、健全服务体系，多措并举补齐发展短板。展望未来，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发展的机遇下，中小企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企业需主动创新、聚焦主业，各方持续加大支持力度，有效形成发展合力，推动中小企业迸发更大活力，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琰


一、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新兴商业模式，凭借直观、互动性强和覆盖面广的特点，在促进农产品销售、提高农民收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口市作为农业大市，耕地面积占全省7.2%，粮食产量连续十年居河南省首位，拥有西华胡辣汤、淮阳黄花菜等20余种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然而，传统销售模式下农产品流通链条长、附加值低，农民收益空间被严重压缩。直播电商的兴起为这一困局提供了突破口。近年来，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蓬勃发展，成为乡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注入了新动能。然而，其发展也面临基础设施、人才储备、产品标准和市场竞争等共性挑战。本文以周口市为样本，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出发，全面分析农村直播电商发展的有利条件与面临的实际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解决对策。旨在为同类地区提供有益参考借鉴，推动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与农村繁荣的协同发展目标。


二、研究现状


　　目前，农村地区的直播电商发展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当地特色农产品和手工艺品有巨大的可挖掘潜力，关键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提升物流效率。直播电商中主播的个人魅力和专业素养能对消费者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一观点在农村直播电商中同样适用，优秀的主播可以更好地推广农村特色产品。另外，直播电商以其独特的互动性在全球消费市场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吸引年轻消费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戴璇（2024）认为，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农产品的品牌形象，让消费者可以更加了解产品的品质和特色，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益，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三、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的基本状况


20XX年，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交易规模仅2亿元，参与直播的农户数量不足


500户。此时，直播形式较简单，主播多为农户自行担任，缺乏专业的直播技巧和运营经验。直播内容主要围绕农产品的展示，销售品类也相对单一，以当地常见的农作物为主。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农村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对农村电商的大力支持，


到2021年，交易规模迅速增长至5亿元，参与直播的农户数量达到1200户，同比增长140%。这一时期，越来越多农户看到电商直播的潜力，纷纷加入。直播形式逐渐多样化，除了单纯的产品展示，主播开始注重讲解产品特点、使用方法等，同时直播平台也提供了更多推广工具和功能，助力农村电商直播发展。


　　2022年，交易规模进一步攀升至8亿元，参与直播的农户数量达到2000户，增长率为66.7%。电商直播产业链逐渐完善，出现了专业的直播运营团队、摄影剪辑人员等，为直播提供了更专业的服务。直播产品种类丰富，不仅有农产品，还涵盖了农村特色加工品、手工艺品等。


　　2023年，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的交易规模实现重大突破，达到12亿元，参与直播的农户数量达到3500户，增长率高达75%。此时，周口市农村电商直播在品牌建设方面取得进展，打造了多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通过直播广泛传播，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2024年周口市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达25亿元，农村直播电商交易规模约12亿元，培育电商村516个，打造村级直播基地145个，参与直播农户数量约5000户。2024年是周口农村直播电商稳步提质、场景扩容的关键一年，交易规模保持高位稳定，与2023年持平的背后是产业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型。


　　2025年1—4月，全市网络零售额62.48亿元，同比增长21.33%；农产品网络零售额7.5亿元，同比增长10.23%。2025年全市培育起步级电商村111个、五百万级电商村39个、千万级电商村15个，参与直播农户数量约10000户。2025年周口农村直播电商迈入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新阶段，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千万级、五百万级电商村梯度培育，推动直播资源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


四、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存在的问题


1.直播体系不规范


　　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虽在规模上实现快速增长，但直播体系规范性问题突出。70%以上直播间陷入“田间展示+产品介绍”的同质化怪圈，部分主播甚至以低俗话术博眼球，损害了“周口农产品”的区域口碑。67%中小主播采用“随机开播+即兴讲解”模式，超50%主播周均直播不足3次且时间波动超2小时，粉丝观看习惯难以养成；某蔬菜直播间因环节衔接松散导致40%观众流失，反观中头部主播“固定时段开播+紧凑流程设计”可提升转化率15%~20%。此外，平台监管缺位问题显著，某本地平台新增商家中，23%未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新主


播仅获2小时基础培训，缺乏“流量运营”等核心技能。


　　直播体系的不规范，本质是产业“规模驱动”与配套服务滞后的深层矛盾。参与的农户数量增长，但内容创新、流程标准化、平台监管等配套服务未能同步升级。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尚未建立从内容策划、流程管理到主体审核的全链条标准体系，导致“野蛮生长”与“提质增效”的目标错位。


2.缺乏直播电商专业人才


　　在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领域，主播群体生存现状面临多重挑战，专业人才匮乏问题凸显。2024年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周口市农村主播中60%月收入不足3000元，月收入超5000元的仅占20%。这一现象与直播带货效能直接相关，众多主播虽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但因推广营销手段匮乏，直播间人气冷清，销售业绩惨淡，收入自然难以实现质的飞跃。多数主播每日直播时长超6小时，部分甚至达8小时及以上，除直播时段，选品、策划直播内容、与观众互动等工作同样占据大量时间，日均工作时长超12小时，长期如此，对主播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耗。与此同时，行业竞争愈发白热化，2024年周口市新增主播较上一年增长40%，但80%的新主播3个月内因流量不足退出，头部主播凭借资源与流量优势占据大量市场份额，进一步压缩了中腰部与尾部主播的生存空间，致使主播群体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种“高强度劳动+低回报预期+高竞争淘汰”的生态，导致年轻人才不愿入行、现有人才加速流失，形成“专业人才越短缺—运营越粗放—行业吸引力越低”的恶性循环。


3.物流服务不完善


　　周口市农村地区独特的“地广村散”地理格局，造就了物流配送“干线快、末端慢”的尴尬局面。郸城县、太康县等全县85%的物流网点扎堆，行政村覆盖率仅60%，部分村庄村民需步行3公里前往乡镇取件，极不便。尤为突出的是，周口市主产的扶沟蔬菜、沈丘草莓等生鲜农产品，由于村里缺乏冷链中转点，常温运输损耗率高达25%~30%，远超出城市电商5%~8%的平均水平。


　　周口农村物流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小、散、乱”特征，无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在农村直播电商投诉中，42%与物流问题相关。鹿邑县某非遗剪纸直播间曾因物流暴力分拣，导致30%的订单商品出现破损，处理客户投诉耗时长达7天，直接流失2000余名粉丝；西华县某菌菇基地反映，因物流面单信息错标，10%的订单被误送至外市，消费者收到时菌菇已发霉变质，主播无奈自掏腰包赔偿，单月损失超20000万元。乡镇物流售后响应机制严重缺失，全市仅35%的网点能


做到“问题件24小时反馈”，多数情况需主播自行联系县城网点协调解决，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且效率低下。


4.营销方式单一


　　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在营销层面存在显著短板，营销方式的单一性严重束缚了其市场拓展与品牌建设步伐。


在促销手段方面，过度依赖价格优惠这一传统策略。


　　2024年，周口市某农村电商企业，全年直播销售活动中，超80%的促销活动均围绕直接降价或设置满减门槛展开。短期来看，或许能吸引部分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但长此以往，易使消费者形成价格依赖，压缩产品利润空间，更不利于品牌形象塑造。对具有特色与品质优势的农产品而言，单纯价格促销无法充分展现其价值，难以吸引追求品质与个性化消费的群体。推广渠道也较狭窄，85%的农村直播电商从业者主要集中在抖音、快手等一两个热门直播平台，对其他新兴平台或专业农产品电商平台的挖掘利用不足，使直播电商的受众范围受限，无法触达更广泛的潜在消费者群体。同时，在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渠道的推广力度微乎其微，缺乏多元化推广布局。合作对象同样呈现单一化特征，主要局限于本地农户与小型企业。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与本地农户、小型企业的合作占比超90%，与大型农业企业、知名品牌以及其他行业的跨界合作少之又少。这种单一合作模式限制了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难以借助外部优质资源与先进经验提升自身竞争力。


五、优化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的对策建议


1.制定主播培训行业制度体系


　　政府应联合行业协会，尽快制定并完善主播培训行业的相关制度和标准，明确培训内容、方式、考核标准等，确保培训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对提供虚假培训承诺、教学质量低下的培训机构，依法予以严厉处罚，包括罚款、暂停业务甚至吊销营业执照等。设立专项举报热线，鼓励学员和社会公众对不良培训机构进行监督举报，一旦查实，立即采取相应处罚措施。政府应加大对主播培训行业的扶持力度，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对开展农村主播培训的机构，根据培训人数和培训效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降低培训机构的运营成本，提高其开展培训的积极性。


　　根据市场需求和学员特点，设计基础、进阶、高级等不同层次的课程体系，明确各阶段的培训目标、内容、时长和教学方法。另外，规定讲师的资质标准。


　　建立讲师选拔、培训、考核和激励机制，确保师资队伍的专业性和稳定性。鼓励专业的电商培训机构与高校、企业合作，整合各方资源，打造多元化


的培训主体。高校可以提供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学术研究支持，企业则能提供实践平台和实战经验。通过周口师范学院与当地知名电商企业合作，开设专门的农村电商主播培训课程，将理论教学与企业实际项目相结合，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


2.培养直播电商人才


　　周口市政府可联动市内直播电商基地，打造“基地+培训”的闭环体系。一方面，联合基地定制系统化课程，围绕直播话术设计、短视频拍摄剪辑、电商平台规则运用等实操技能，定期组织现有主播开展脱产培训或周末集训。例如，针对鹿邑县主播群体，可依托当地直播基地，开设“农产品直播营销”专项课程，融入地域文化特色讲解，提升主播对周口农特产品的深度呈现能力。另一方面，推动基地与头部平台合作，引入淘宝、抖音等平台的官方培训资源，开展“直播电商运营认证”培训，帮助主播掌握流量获取、数据分析等电商专业技能，从“经验型”向“专业型”转型。


　　利用周口现有直播电商基地的资源集聚效应，打造人才引进“强磁场”。一方面，对接高校资源，与周口师范学院、河南科技职业大学等院校共建人才孵化基地，开设直播电商专业课程，定向培养本土人才；同时，通过基地举办直播电商人才招聘会，吸引外地电商运营、直播策划等专业人才入驻。借助川汇区电商直播基地的区位优势，推出“人才入驻补贴”政策，对携带优质项目或具备成熟经验的人才，提供基地直播间免费使用、创业指导等支持。另一方面，依托基地打造“人才共享池”，引入外部MCN机构、行业专家定期驻点，为周口直播电商注入创意策划、品牌营销等高端智力资源，破解本土人才结构单一的困境，推动农村直播电商人才队伍专业化、多元化发展。


3.完善物流服务


　　针对周口“地广村散”的痛点，启动“百村通”工程，在郸城、太康等偏远县，由政府补贴50%改造村级物流站，整合主流快递实现“多站合一”，试点将配送时效从48小时压至24小时，创新“田间冷链车+共享中转仓”模式，蔬菜基地配置移动冷链车直采，草莓合作社建乡镇共享仓，降低生鲜损耗。同步推动万果园超市与直播间“农超对接”，西华菌菇预售订单通过商超冷链次日达社区，彻底解决“现摘现发”承诺落空的问题。


　　针对乡镇物流“夫妻店”乱象，出台周口农村电商物流规范相关政策，强制生鲜贴“红标”24小时必达、易碎品“一票制保价”。试点组建“乡村物流服务队”，定向培养返乡青年配送员，统一配备补贴三轮车，降低物流投诉率。搭建“直播物流云平台”，集成包裹定位、一键理赔、村级评价三大功能，减少纠纷。创新“星级网点”激励，三星级以上网点每月补500元，倒逼乡镇网点升级售后响应机制。


4.降低直播同质化要素，创新营销方式


　　深入挖掘农产品的特色和优势，如独特的种植环境、传统的种植工艺、丰富的营养价值等，通过直播生动地展现给观众。以周口市的某特色农产品为例，可以详细介绍其生长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和农药，采用传统的手工种植方式，使产品口感更加鲜美、营养更加丰富，以此吸引消费者的关注。结合当地的文化、历史、民俗等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直播内容。例如，在介绍淮阳黄花菜时，可以讲述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传说，增加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邀请当地的文化名人、手工艺人等参与直播，展示当地的文化魅力和传统技艺，提升直播的趣味性和独特性。


　　除了传统的价格优惠、促销活动，还可以尝试采用限时抢购、团购、满额包邮等多种营销方式，吸引消费者购买。开展限时抢购活动，在特定时间段内提供大幅度的价格优惠，营造紧张的购物氛围，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结合节日、季节等因素，策划多样化的营销活动。在春节期间，推出年货大礼包；在夏季，推出清凉消暑农产品套餐等。与其他品牌、企业进行跨界合作，开展联合营销活动，扩大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六、结语


　　本文系统分析了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的发展现状，明确其在直播体系、人才储备、物流配套、营销模式等方面的短板。通过提出制定主播培训行业制度、培养复合型电商人才、完善物流服务网络、创新多元化营销方式等对策，为破解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发展瓶颈提供了实践路径。研究表明，优化直播电商体系需多方协同发力，通过规范行业标准、强化人才支撑、补齐物流短板、创新营销思维，可推动周口市农村直播电商向专业化、高效化方向发展，进而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农村经济与电商生态的良性互动。


党建引领强根基品牌赋能谱新篇宁波市国资国企扎实推进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


宁波市国资委沈红平


　　宁波市国资委党委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深化“锋领国企”工程为重点，扎实开展基层党建争先攀高行动，聚焦“优·享·燃·聚”四大品牌，大力开展“基层治理国企示范”专项行动，一年一个台阶推动基层治理从夯基垒台到积厚成势再到全面跃升，走出了一条以基层基础之“实”与“稳”，支撑一流国企建设之“强”与“优”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向“优”而行


铸魂强基锻造红色引擎


　　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优”系列品牌为抓手，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党员创“优”激活组织“细胞”。2026年，全面开展“一人一岗·锋领建功”主题活动，紧扣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中心任务，构建“设岗—认岗—履岗—评岗—晒岗”全链条工作闭环。从技术研发“创新岗”到生产一线“安全哨”，从服务群众“暖心窗”到项目攻坚“突击队”，一个个“微堡垒”被精准激活。


　　阵地建“优”点亮信仰“灯塔”。着力构建全方位党员教育体系，在打造思政品牌矩阵、建设思政教育队伍、提升“锋领国企”党建基地功能等方面协同发力，形成“阵地+师资+课程”三位一体教育格局。“锋领国企”党建基地自2025年7月建成以来，已接待前来开展“循迹溯源”活动的学习参观团60批次。


　　人才育“优”蓄足源头“活水”。坚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系统构建全链条培养体系，接续实施“管培生计划”“优秀年轻干部薪火传承计划”，同步开展“三导师”结对护成长行动，为年轻干部配备“红色导师”“业务导师”“清廉导师”，推动思政教育贯穿干部培养全过程。


　　2025年，在全省率先打造国资国企系统内部人才市场，有效打通了企业间、层级间的人才流动通道，相关经验做法被《中国组织人事报》头版刊登。


乐“享”未来


资源互通绘就幸福图景


　　发挥市属企业集团规模优势，打破企业壁垒，在“享”系列品牌的迭代升级中将分散的资源穿珠成链，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职工群众。


　　空间悦“享”，让文化服务融入日常。从十大“悦享”文化服务空间的亮相，到国资文化空间共享行动的全面铺开，宁波文化广场、奥体中心等正被逐步打造为全域艺术活力空间、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去年各国资兴趣社团及共享空间开展文化活动超100场。


　　活动共“享”，让青年成长充满温情。“幸福国资”行动不断迭代升级，“国资青年成长共享计划”创新推出阿拉夜校、青年午校、家企同心共融等载体。截至目前，已累计举办联谊交友活动200余场，见证1000余对新人喜结连理。


　　资源惠“享”，让闲置物业重焕生机。盘活企业闲置物业，将之打造成共享会议室等商务配套空间，以及幸福家园共享空间、高速公路技能人才实训基地等共享阵地，让“沉睡资源”动起来、用起来。


激情“燃”烧


向上向善激荡澎湃动能


　　以“燃”系列品牌为载体，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凝聚起服务社会、建功时代的磅礴力量。


　　大爱“燃”情，志愿星火点亮甬城。从首场“大爱国资情暖甬城”公益集市亮相，到“暖暖的Xin”系列志愿服务项目矩阵的形成，公益服务从“小集市”汇成“大公益”，从阶段性活动升级为常态化、项目化品牌。三年来，每年如期而至的公益集市已成为市民熟悉的“约定”，系统内市属国企和驻甬央企踊跃参与爱心义卖、无偿献血、便民服务等活动，筹集善款16.8万元，


相关市属企业捐赠210万元，所有款项全部注入宁波市志愿服务基金会。思想“燃”铸，好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由“红色文艺轻骑兵”、劳模宣


讲团、青年宣讲团等队伍整合而成的“国资宣讲润心工程”，将讲台搬进工地车间，用“小节目”讲清“大道理”，以“身边事”阐释“新思想”。三年来，年均开展“六进”宣讲活动超100场，覆盖职工5万余人次。


　　青春“燃”动，悦动身姿展现国资风采。“东海系列”全民健身活动连年升温，“炫彩国资”文体社团运作成熟，三届职工运动会成功举办，为干部职工搭建了展现风采、增进友谊的舞台。


“聚”力赋能


同心筑梦共赴星辰大海


　　以“聚”系列品牌为纽带，广泛凝聚各方合力，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共同富裕中扛起国资国企的使命担当。


　　人才汇“聚”，打造智力“强磁场”。“国资人才引育工程”持续迭代升级，引才的广度和育才的深度不断拓展。目前已建立年轻干部人才库和优秀年轻干部储备库，入库人数分别为2239人和700人。


　　链上齐“聚”，画好发展“同心圆”。深入实施产业链党建联建深化行动，立足国资国企功能定位，推动组织联建、活动联办、资源联享。目前，已打造“WE来引力”“数智先锋”“与侬共商·链链相融”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链党建联建品牌。


　　共富共“聚”，携手走好“先行路”。“国企联村助共富”行动全面深化，依托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探索出“以农促农、以旅富农”等多元合作模式。截至目前，已推动152家国企与177个乡村片区结对，带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让共富的步子迈得更实、走得更稳。


构建多维度全链条监督体系的实践探索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石油分公司纪检监督部主任王丹


　　为进一步强化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管理，解决两级公司（省公司、地市分公司）各层级风险监督长期处于被动滞后的难题，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石油分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石油”）纪委创新监督思路，探索构建全业务监督体系，风险防控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


　　坚持问题导向，以穿透式监督破解事后监管难题。新疆石油纪委总结基层“微腐败”治理、大监督体系建设经验，深挖监督效能偏低的根源，确立“实时监督、风险预警、动态监管、同向发力、效果评价”风险防控思路。依托地市公司实时监管、业务线条动态监督两大行动，健全风险管控机制，推行穿透式检查，打通基层管理堵点。推动监督理念全面转变，实现从事后督办向事前跟进、全程把控转型，充分发挥纪委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构建起关键业务领域全域化监督格局。


　　凝聚监督合力，构建多维度全链条监督体系。一是搭建线上数据管控平台。建立线上数据采集机制和监督问题数据库，统筹梳理各领域问题线索，精准研判风险源头。二是健全全链条风险预警机制。坚持“前移监督关口，防患于未然”理念，对线条易发频发风险问题延伸至业务岗位进行实时预警，对突出问题进行靶向监督精准剖析。三是推行重点单位动态管控机制。以抓重点单位、重点风险带动全面监督，制定差异化监督管控措施，精准施策。绘制风险预警图，通过监督“触手前移”，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业务线条进行精准监督、分类管控。四是落地业务防控“三同”工作机制。坚持“管业务必须管风险”原则，实行“业务计划和监督要点同制定、业务通报和问题整改同推动、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同实施”工作机制，构建两级公司领导牵头、业务部门主抓的监督架构，形成上下协同、精准发力的良好监督态势。


　　坚持常态长效，筑牢合规监督坚实防线。紧盯“当下改”与“长久立”双向发力，多措并举构建常态化长效监管体系。一是强化党建引领。推动片区党支部落实主体责任，解决“重业务轻党建”问题，规范“三会一课”、廉洁教育，防范党员干部被“围猎”。二是坚持多方协同。打通纪检、业务、数质量等部门联动渠道，固化“风险动态排查—防控举措落地—日常监督检查”闭环流程，对监督履职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严肃问责，畅通监督“最后一公里”。


三是深化廉洁教育。面向基层管理人员、加能站负责人开展专项廉洁教育，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微腐败”危害，扭转“重经营、轻合规”思想，筑牢全员廉洁从业思想防线。


国有企业合规管理重要意义与存在问题及对策


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苏煌


　　企业合规管理工作是指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内部控制措施即开展包括建立合规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培育合规文化、强化监督问责等有组织、有计划的管理活动，确保其所出资企业及员工在经营管理中符合国际条约、规则和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以及公司章程、规章制度等要求。这一管理活动涉及企业治理、风险管理、内部审计、法律法规遵循等多个层面，旨在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提升企业形象，促进内部控制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


一、国有企业开展合规管理工作的意义


　　在当前国内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其运营活动的合规管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从国有企业现实利益考虑。一是有效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减少或避免因违规导致的损失。国有企业通过建立合规管理体系，能够有效识别业务运行过程中的合规风险，减少或避免因经营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导致企业遭受监管处罚、行政处罚或国际制裁。合规管理是对企业员工行为的强化约束，有效降低因员工违规行为引发法律纠纷可能性。二是有效提升企业决策规范性，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合规管理是企业决策标准化和制度化的过程，通过明确各层级、各部门的权责边界，确定决策流程，减少因管理混乱导致的资源浪费，避免决策的随意性，有效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从国有企业长远利益考虑。一是有效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合规管理促进合规经营，能够提升企业客户、合作伙伴的信任度，塑造企业诚信形象，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合规管理为国有企业“走出去”提供重要支撑。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越来越多国有企业走向海外参与国际竞争。合规管理成为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合规管理，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贯彻落实依法治企角度考虑。合规管理是加强国有企业法治建设、提升依法治企能力的重要抓手。一是通过对现行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的评估，结合外部环境，全面梳理企业面临的合规风险，不断完善与业务特点高度契合的


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二是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增强合规风险识别、分析、预防和控制能力，逐步形成运转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有针对性地制定风险预防控制预案，采取科学的方法避免或减少风险事件及风险损失的发生。三是完善内控体系建设，保障依法合规、安全运营，全面推动各领域改革向纵深发展。从而达到有效防控合规风险，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


二、国有企业合规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是一个需要持续完善系统工程，从当前工作机制和实践看仍存在问题。


　　合规管理组织架构不健全。部分国有企业尚未建立独立、有效的合规管理组织架构。合规管理职能分散在法务、审计、纪检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沟通机制，导致风险防控责任推诿。合规管理部门权责模糊，没有形成覆盖各个业务领域和环节的合规风险防控公司治理体系。如没有明确公司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三大治理主体权责边界以及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办法等。


　　合规管理制度不完善。部分国有企业合规管理制度存在漏洞。一是制度缺乏全面性，未能涵盖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如未将重大投融资、资产处置等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事项纳入合规审查范围和程序。二是制度缺乏动态更新机制，合规制度与企业的业务实际情况不够贴合，无法真正发挥预防和控制风险的作用。


　　合规风险管控力度不强。部分国有企业对于合规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能力较弱。在风险识别方面，缺乏科学的方法和工具，不能及时准确地发现潜在的合规风险。在风险评估时，难以对风险的影响程度和发生概率进行合理量化。在应对风险时，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和预案。


　　合规意识淡薄。部分国有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对合规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领导者认为合规管理是一种束缚业务发展的额外负担，缺乏主动合规的意识和行动，员工由于缺乏系统的合规培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反企业法律法规。这合规意识的淡薄可能导致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进而引发合规风险。


　　合规文化宣贯不足。部分国有企业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合规文化氛围。合规文化建设缺乏系统性规划，没有将合规文化融入到企业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内部没有通过集中学习、培训、宣传等方式来激励员工遵守合


规制度，导致员工缺乏对合规的敬畏之心。


三、完善国有企业合规管理的对策措施


　　合规管理工作主要包括合规管理组织机构设置、合规管理制度建设、合规审查、合规信息系统建设和合规文化建设等。国有企业合规管理，要在学习借鉴优秀国际国内公司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和企业实际，建立一套能够落地、有效，能够被广大干部员工认同的管理制度、机制、体系。


　　健全合规管理组织架构。国有企业要根据《所出资企业合规管理办法》，结合实际制订本公司合规管理实施方案，明确“管业务必须管合规”的要求，构建合规管理基本框架。一是成立合规管理委员会。如以A集团为例，构建起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为组长；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及集团其他副总经理担任副组长；集团各部门长和各直管企业董事长、分管领导为组员的合规管理组织架构，为集团开展合规管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二是制订《董事会权责清单》《董事会授权事项清单》《外派董事管理规定》，制定《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进一步厘清党委、董事会、经理层三大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持续提升治理体系规范化运作水平。三是加强合规管理组织协同机制。持续完善合规管理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党委会、董事会对合规管理工作的领导协调作用。推进合规管理与法务管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审计管理、违规追责等融合协同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推进企业本部与直管企业间合规管理纵向协同，促进合规管理工作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提高合规管理体系运转效能。


　　完善合规管理制度体系。国有企业要坚持以总书记法治思想为指导，全面提高依法治企能力。一是持续完善法治制度体系，让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权责明晰，有章可循。如制定《重大经营决策合规审查管理办法》，将重大投融资、资产处置等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事项纳入审查范围，进一步完善重大经营决策的合规审查程序。根据企业业务发展及时修订


　　《法律风险岗位防控管理办法》《重大经营风险事件报告工作规则》以及现行有效制度，切实做好制度“废改立”全生命周期管理，用制度管理各项业务，各项制度明确合规审查流程与标准，确保重大决策经过合规负责人签字确认。二是促进法治合规工作与经营管理深度融合。法务部门要全程参与企业改革、资产重组、投资并购、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等重大项目，提前介入重大工程建设、重大投资、债券发行等领域，加强法律与合规审核把关。要持续完善法律服务向业务前端和业务一线延伸的工作机制，通过合规模块的建设，


实现对外规（国家及福建省法律法规、党内规范、监管要求、行业准则等）及时采集和动态更新，内化为符合企业工作实际、覆盖企业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各领域的法律法规库，将法律法规进行条款化、结构化。要继续强化对合同、规章制度、重大决策三项法律与合规审核，落实法律与合规审核意见书制度，促进法律与合规管理融入业务全流程。为公司改革发展各项任务依法合规运行保驾护航。


　　提升法津合规管控能力。一是强制合规咨询。坚持贯彻规章制度、经济合同、重要决策合法合规性审查机制，确保规章制度、经济合同、重要决策法律合规审核率100%，并且通过跟进采纳情况、完善后评估机制，反向查找工作不足，持续提升审核质量。进一步强化合同集中管理，突出合同管理重点，加大对资产重组、投资并购、股权转让、对外担保等重大合同的法律审核力度，规避潜在风险。二是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处置。针对共同风险通过提示函、案件通报、法律建议书等形式及时开展预警，有效防范化解。加强事前法律风险防控，着重对异常合同进行跟踪与管理。进一步深化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机制，针对风险多发易发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总结共性问题，通过提示函、案件复市法律建议书等形式进行风险预警和隐患排查，做好风险预警、防范、管控、化解工作。三是加大法律纠纷案件处置力度，加强积案清理。推动诉讼案件结案和推动执行案件清收结案工作，努力为企业挽回损失。深化案件管理“压存控增、提质创效”专项工作，加强典型案件分析，及时发现管理问题，堵塞管理漏洞，推动“以案促管、以管创效”。四是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完善专利、商标、商号、商业秘密等保护制度，切实维护企业无形资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推动数字化转型与跨部门协同。建设合规数据化平台，实现风险预警、流程监控和数据留痕，提升管理效率。以A集团建立合规风险管理系统为例：一是要坚持以数字法务管理与服务一体化共享平台为抓手，持续深化合同管理、案件管理、合规管理、法律队伍等重点领域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坚持通过数字化、大数据等手段对重要领域、关键节点开展精准管理，将合规审核嵌入重大决策、重要业务管理流程，推动法律合规风险在线分析、防控。要在数字法务平台实现各权属企业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平台各模块建设，提升平台各功能的用户使用体验。二是要深化各功能模块的纵深建设。满足移动终端办公与服务的需要，继续扩展数字法务平台的移动功能、数据分析功能，开发合规管理、普法培训以及客商分类、增值商务导流服务模块与功能。要逐步推


进数字法务平台与业务、财务等系统的联通，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风控信息共享与联防联控，计划在条件成熟的直管企业开展业务、财务、法务系统融合的开发与试点。三是要继续做好标准合同文本建设和应用，降低风险、提高效率，着力提升法治管理标准化与规范化水平。


　　5·加强合规文化建设。国有企业应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开展合规文化建设。一是推进法务专业队伍建设。加大对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鼓励专兼职法务人员积极参加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组织已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参加当地律协集中培训并申报公司律师，壮大公司律师队伍。二是以合规培训为重点，积极开展合规普法培训。落实“八五”普法要求，积极开展普法活动。组织开展“民法典宣传月”“知识产权宣传周”“宪法宣传周”“合规管理强化年”等专项宣传活动；组织举办单位总法律顾问、专兼职法务人员及相关业务人员参加法治培训；举办新《公司法》《企业商业伙伴合规管理》《会计法》解读等法治合规培训，提高广大员工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


　　三是加强合规文化宣传。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依托企业官网、AAA公众号发布法治合规宣传材料，开展法律知识答题竞赛，将合规纳入绩效考核。组织干部职工现场参观福建省宪法宣传教育馆，拍摄宪法宣传视频，在企业场站、广场、车辆等公共LED屏播放法治合规宣传主题海报、宣传标语等，扩大合规文化宣传覆盖面，营造良好合规文化氛围。总之，推进合规管理、强化法治国企建设是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解决重大矛盾的重要举措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国有企业通过完善合规管理体系、增强合规风险管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群众工作的实践探索与深化路径思考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向泽燕


　　当前，能源行业变革深入、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生存发展更需全体职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如何适应新变化、满足新期待，将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攻坚克难、转型升级的合力，是一项重要课题[1]。近年来，某煤化工企业在党委领导下，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为遵循，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践行“群众思维”，开展了有效探索。本文总结其实践做法与体会，探讨深化路径，为企业群众工作创新提供实务思路。


1.群众工作的主要做法与实践探索


1.1畅通渠道，构建“立体化”诉求响应网络


　　该企业深知，闭门造车做不好群众工作。为此，企业着力打造线上线下结合、制度保障与灵活方式并存的诉求收集反馈体系。


　　一是固化“领导直通车”制度。坚持执行“班子问询日”，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定期下沉，面对面听取一线职工最真实的想法和最直接的诉求，现场办公解决问题，拉近了干群距离。


　　二是用好“数字化快车道”。在企业内部办公平台（石化通）专门开辟“一线通”服务版块，职工可随时随地上报工作生活中的各类问题和建议，实现了诉求提报的便捷化、即时化。同时，建立“受理—转办—反馈—评价”闭环流程，确保事事有回音。


　　三是开好“民主议事会”。定期组织召开管理服务工作联席会、职工议事会等，将涉及职工公寓管理、通勤班车、食堂餐饮等共性热点问题摆上桌面，邀请职工代表、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商议，寻求“最大公约数”，使决策更接地气、更合民意。


1.2项目运作，推行“清单化”实事办理模式


　　为避免办实事流于形式或“一阵风”，该企业工会推动建立了“我为职工群众办实事”长效工作机制。


　　第一步是精准“建单”。每年初，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线上征集等多种形式，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开展大调研，广泛收集急难愁盼问题，形成年度“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清单”。清单内容不仅包括改善“食宿行”等传统福利（如“夏送清凉”发放防暑物资、持续优化食堂菜品营养与口味），更


延伸至助力职业成长、关爱身心健康、解决生产瓶颈等多个维度。


　　第二步是高效“办单”。对列入清单的每一个项目，都明确牵头领导、责任部门、完成时限和验收标准，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实行“挂图作战”。工会办公室每月跟踪项目进展，并在相关会议上进行通报。


　　第三步是阳光“评单”。通过职工满意度测评、现场查验等方式进行效果评估，并将结果反馈给责任部门，形成“征集—立项—实施—评估—反馈”的完整工作闭环，确保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1.3用心用情，开展“精准化”关怀服务行动


　　该企业坚信，感情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最好润滑剂。企业工会致力于将组织的关怀送到职工心坎上。一是实施“亲情走访”常态化。制定亲情大走访制度，组织党员干部、工会干部与一线骨干、困难职工家庭等结对子，定期开展入户走访或线上沟通，真实了解职工家庭状况，精准对接需求。累计协调解决子女入学、家属就业、大病救助等实际困难数十起，让职工感受到“家”的依靠。


　　二是打造“志愿服务”品牌化。针对企业老龄多、双职工家庭多的情况，构建“一刻钟志愿服务圈”，招募志愿者为有需要的职工家庭提供应急帮扶、日常照料等服务，累计服务超5万人次。


　　三是关注“心理健康”前沿化。顺应新时代职工对心理健康日益重视的趋势，通过开设心理健康讲座、印发宣传手册、设立心理咨询热线等方式，普及“治未病”理念，帮助职工疏导压力、调适心态，营造积极阳光的工作氛围。


1.4搭建平台，营造“赋能型”成长成才环境


　　搭建平台，营造“赋能型”成长成才环境。服务职工的根本目的之一是促进其全面发展。企业工会积极为职工施展才华、实现价值搭建舞台。


　　搭好“竞技比武”台。紧密围绕安全生产、降本增效、技术革新等企业中心工作，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劳动竞赛、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活动，并将竞赛成绩与技能等级认定、评先树优挂钩。同时，大力开展“五小”等成果征集评选，建立从征集、评审、应用到奖励的闭环管理机制，鼓励职工立足岗位创新创效。


　　建好“精神文化”园。持续加大投入，改善职工文体活动场所设施，组建各类文体协会，提供必要的经费和指导支持。常态化开展篮球赛、文艺汇演、读书沙龙、书画摄影展等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并注重结合传统节日、企业重大节点策划主题系列活动，丰富了职工业余生活，增强了团队凝聚力。


2.群众工作尚需加强和改进的方面


2.1在服务供给的“精细化”与“个性化”上，尚有深化空间


　　当前职工队伍结构多元，80后、90后乃至00后职工成为主体，不同年龄、不同岗位、不同兴趣群体的需求差异明显。如何更精准地识别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提供更多“菜单式”“定制化”的服务选择（如针对青年职工的婚恋交友、技能提升“私教课”，针对技术人才的学术交流平台，针对倒班职工的特色关怀套餐等），是企业下一步需要重点研究探索的课题[2]。


2.2在工作运行的“数字化”与“智能化”上，亟待加速升级


　　虽然企业已经建立了“一线通”等线上渠道，但整体而言，群众工作的数字化转型才刚刚起步。大数据分析、智能推送、线上活动沉浸式体验等新技术应用不足。未来，需要着力构建一个集诉求处理、服务提供、信息发布、互动交流、数据分析于一体的“智慧工会”或“职工服务数字化平台”，让服务更聪明、更便捷。


2.3在力量整合的“系统化”与“协同化”上，需要更强合力


　　群众工作涉及面广，需要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在实际运作中，虽然方向一致，但有时存在工作交叉或资源分散的情况，跨部门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行动协同机制还可以更加顺畅。有时存在工作交叉或资源分散的情况。如何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明晰各部门在服务职工工作中的职责界面，建立常态化的联动协调机制，形成“一盘棋”格局，是提升整体工作效能的重要保障[3]。


2.4在价值彰显的“融合度”与“显性化”上，有待深度挖掘


　　群众工作与生产经营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可以找得更准、扣得更紧。要更自觉地将解决职工思想困惑、实际困难与调动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结合起来，引导职工将焕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攻克技术难关、优化生产指标、提升管理效率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果。需要建立更有效的载体和激励机制，让群众工作在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创新发展中的价值更加凸显。


3.群众工作下一步改进方向与深化路径


3.1以“智慧工会”建设为抓手，提升工作“数字化”水平


　　计划用一到两年时间，逐步升级打造功能完善的职工服务数字化平台。重点开发职工“个人空间”，集成福利申领、活动报名、诉求查询等功能；引入大数据工具，对职工诉求类型、活动参与偏好等进行智能分析，为工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探索开展线上技能微课堂、云端文化活动等，拓展服务时空。为


此将成立专项工作组，调研先进企业经验，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平台建设路线图与分阶段目标。


3.2以“需求细分”为前提，提升服务“精准化”程度


　　建立职工需求动态调研分析机制，定期开展分群体、分专题的深度调研。针对调研结果，设计推出面向不同群体的“服务包”。例如，为新入职员工提供“启航套餐”（含文化融入、导师结对等），为科技人员提供“创新支持套餐”（含学术资源、交流平台等），为女职工提供“关爱套餐”（含特殊权益保障、亲子活动等）。探索与专业机构合作，引入更科学的调研工具和分析模型，确保需求画像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3.3以“机制创新”为保障，提升系统“协同化”效能


　　建议在公司党委层面进一步健全群众工作协调小组例会制度，定期研究解决职工反映的普遍性、系统性难题。推动建立工会与人力资源、安全生产、后勤保障等部门的“服务职工联动响应机制”，实现信息互通、资源互补、工作互动。将服务职工工作成效纳入相关部门绩效考核的辅助参考指标。尝试建立跨部门联合项目组，针对职工反映集中的复杂问题开展联合攻坚，并在年底进行优秀协同案例评选与表彰。


3.4以“融入中心”为导向，提升价值“显性化”呈现


　　更主动地将群众工作阵地向生产一线、研发前沿、市场前端延伸。围绕年度重点技改项目、重大科技攻关、重要市场开拓任务，设计开展主题鲜明的专项劳动竞赛和“揭榜挂帅”活动。加大对职工创新成果的孵化、推广和奖励力度，举办创新成果展，讲好创新故事，让职工的智慧结晶看得见、摸得着、有回报。推动建立职工创新成果与个人职业发展、团队评优评先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激发全员创新热情。


3.5以“能力建设”为基础，提升队伍“专业化”素养


　　加大对专兼职工会干部、职工代表的培训力度，培训内容不仅包括工会业务、政策法规，还要增加心理学知识、沟通技巧、项目管理、数据分析等现代履职所需技能。通过举办实务沙龙、外出交流学习等方式，开阔工作视野，提升整体队伍应对复杂局面、服务职工需求、推动工作创新的专业能力。制定工会干部能力提升计划，鼓励参加职业资格认证，并探索建立内部导师制，促进经验传承与梯队培养。


4.结语


　　群众工作是一项常做常新、永无止境的事业。某煤化工企业的实践表明，只要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工作理念，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职工关心的实际问题，就一定能够赢得职工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展望未来，企业工会将继续在公司党委的领导下，不断探索新时代群众工作的新规律、新方法，努力在深化服务内容、创新工作载体、完善长效机制上实现新突破，团结动员全体职工为谱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让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健全流程治理机制推动国有企业流程管理体系建设行稳致远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集团公司流程治理机制建设研究”课题组


　　伴随全球及国内经济贸易格局深刻调整，中国企业正在经历由“资源投入驱动”向“配置效率驱动”的转型跨越，系统强化企业管理正是实现这一转型的核心抓手。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明确，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必须坚持“向管理要质量、要效益、要发展”，深入推进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坚强支撑。


　　流程管理体系建设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建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关键一招，是国内外先进企业普遍认同、长期推行、卓有成效的管理实践，是国有企业应对复杂管理问题挑战、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然而，流程管理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必须以系统治理机制承接，才能真正实现流程体系有效执行、不断改进，支撑流程管理体系建设各阶段工作常态有序、科学系统、规范高效开展。正如流程管理先驱托马斯·达文波特所指出的，流程管理体系建设是对企业管理体系的深层次调整，如果没有配套的治理机制支撑，将最终沦为“纸面文件”，不仅不会促进管理改进，甚至会进一步加剧管理上的混乱。因此，有必要系统构建国有企业流程治理机制建设思路及路径，为企业管理体系建设行稳致远贡献理论和实践参考。


流程治理机制的概念内涵


　　通过研究国际先进标准组织（LeadingPractice）、希尔集团（ScheerGroup）等提出的行业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流程治理机制的核心内涵是坚持系统观念，通过组织、角色、运作、激励等系列关键机制组合建设，明确回答流程管理体系建设的主体（“谁来干”）、方法（“怎么干”）、动力（“如何干好”）三个核心问题，以真正驱动从管理者到执行者的行为，促使流程体系有效执行、不断改进，支撑流程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常态有序、规范高效开展，切实赋能业务发展和战略实现。


　　流程治理机制明确流程管理体系建设主体，通过组织设置和角色1设置构建全级次权责闭环，回答“谁来干”的问题。明确从顶层到基层的责任分工，实现决策到执行的上下有效贯通，各职能部门间的横向有效协同；明确流程所有


者2等关键角色设置，落实端到端3流程责任，确保流程域、流程组、末级流程建设责任层层压实，确保权责贯通无真空。


　　流程治理机制明确流程管理体系建设方法，通过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4构建全链条工作规范，回答“怎么干”的问题。构建聚焦企业架构、变革项目、流程体系等关键任务在规划、建设、运营各阶段、各环节的指南，制定可遵循、可操作的标准化流程，健全“流程管理的流程”，以全生命周期视角指导流程管理体系建设的各项核心工作规范、科学、稳定开展。


　　流程治理机制明确流程管理体系建设动力，通过多元动力机制强化全方位主动作为，回答“如何干好”的问题。流程绩效管理实现对流程体系运行情况的全面监测，通过客观数据呈现提供指标动力；配套考评激励落实体系建设核心价值导向，通过评估、考核、激励等组合措施识别和鼓励“好”的实践，提供利益动力；流程人才培养实现对人才梯队的专业素质能力塑造，提供能力动力；流程文化培育将流程文化根植于全员认知当中，提供理念动力，切实推动从“被动遵守”向“主动践行”的转变。


国内外企业流程治理机制建设经验启示


　　通过分析航空工业、中国航发、中国船舶、国家管网、中国铁建等中央企业，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民营企业，IBM、通用电气、波音、甲骨文等国外企业在流程治理机制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我们得出以下启示。


　　注重顶层统筹，兼顾执行刚性和弹性。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抓“建能力、定标准、做评估、育人才”和中国航发“主干刚性、末端灵活”策略，均体现了流程治理机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谋划、体系推行，平衡好机制建立的刚性和弹性。一方面，需要通过规范、标准、检查等手段确保企业维持一致行动，避免治理“碎片化”；另一方面，也要兼顾下属单位业务适配度和自主性，充分尊重下属单位活力和创造力，防止“一刀切”管理。


明确组织分工，形成协同高效运行生态。


　　华为委员会型、实体型、项目型组织和IBM公司级指导委员会、业务域项目评审委员会、流程管理卓越中心的组织构建模式表明，构建多层级协同组织架构是持续推动流程管理体系建设的基础支撑，是流程治理机制建设的必要前提。建立“顶层统筹+专业支撑+业务参与”分工明确、互动高效的组织设置，才有可能实现战略引领、标准管控与业务优化的有机统一。


强化角色设置，构建层级穿透责任体系。华为流程所有者体系、南方电网


流程主人制、甲骨文公司流程责任分配矩阵等都是将流程管理体系建设责任落实到关键角色的类似实践，通过层级穿透的责任人体系设置，实现从高阶架构到末级流程的权责覆盖，构建贯穿组织高层、中层、基层的完整责任传导链条，确保流程管理责任层层压实、环环相扣，为流程端到端责任落地与持续优化提供坚实保障。


　　规范流程全生命周期，重视数智技术赋能。航空工业六阶段生命周期规范和阿里巴巴依托RPA、AI技术实现标准化执行与异常预警的实践说明，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是落实企业流程管理体系建设统一部署、规范实施的重要抓手，是贯通企业流程资产库、实现数智赋能价值增值的重要抓手，国有企业需自主开发适应业务实际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标准，积极推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线上化、智能化，实现规范与效能双向提升。


　　聚焦战略实现，构建流程绩效闭环管控。招商银行以客户体验为核心设定流程绩效指标，国家管网分“过程类”和“结果类”管理流程绩效，德国电信依靠数智技术实现流程绩效管理路径从“事后评估”到“事前预警”的转变表明，流程绩效管理的重心在于实现对公司战略目标的过程性拆解和管控。因此，国有企业流程绩效管理一定要对准业务需要和价值创造，实现对业务目标的系统性承接，同时要强化“监控－复盘－优化”动态机制，推动绩效指标与流程优化深度联动。


完善考评激励，激发流程优化内生动力。


　　航空工业AOS管理体系等级评估，顺丰按岗位分层建立考评体系，壳牌将流程工作与薪酬激励挂钩等实践表明，评估、考核、激励相关机制是激发流程管理体系建设持续改进优化的关键。国有企业应重视通过系统评估模型开发和评估活动开展，实现对集团总部和各子集团流程管理体系建设的统筹推进；构建分层分类考评机制，针对关键角色和组织开展差异化考评；构建分阶段激励机制，兼顾重大突破和微小改进，调动从管理层到基层的积极性，形成正向激励循环。


　　培育专业人才，厚植流程管理文化氛围。华为搭建流程管理专家认证体系、开展实战项目复盘，阿里巴巴实战型人才培育模式，丰田建立分层分级流程能力认证通道，均凸显人才与文化培育对流程管理体系建设的长效支持作用。国有企业需建立系统化人才培育机制，打造兼具业务理解能力与技术能力的专业梯队；同时强化流程文化宣贯，鼓励全员参与流程管理体系建设工作，通过氛


围营造，让流程优化意识深入人心，为流程管理体系建设提供长期精神动力。


国有企业流程治理机制建设总体框架


　　国有企业开展流程治理机制建设，应坚持以下四方面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分级建设。流程治理机制建设涉及对企业组织、资源、人员等关键要素的调整分配，涉及面大、影响面广。必须尊重企业自身运行特色，因地制宜开展流程治理机制建设，通过流程治理机制建设切实赋能国有企业的业务效率提升和目标达成。二是坚持分步推进。流程治理机制建设是流程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与企业架构管理、变革项目管理、流程体系管理等流程管理体系建设重点工作协同并进，分阶段分目标循序渐进，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路线图，实现对各阶段重点任务的扎实支撑，稳步推进长期目标实现。三是坚持广泛动员。流程治理机制本质是围绕“人”在做工作，与围绕“事”的流程体系有机结合、相互协同，才能发挥合力。建立健全流程治理机制，需要将领导层、业务层、支撑层广泛纳入进来，明确各层级职责分工和协同机制，实现各方面紧密配合。四是坚持持续迭代。立足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针对流程体系运行中的新问题、新需求，及时调整组织角色、绩效指标、激励方式等关键要素，常态化识别治理机制建设短板，持续优化治理工具与运作流程，避免治理机制僵化滞后，确保治理机制始终与集团实际需求同步。


　　国有企业流程治理机制建设整体框架，具体总结为“1个目标+1个引领+3个方面+7个任务”。其中，“1个目标”是全面建成一套要素完备、协同有效、支撑有力的流程治理机制，切实推动流程体系科学有效运行、持续优化改进，切实赋能国有企业管理水平提升、战略目标实现。“1个引领”是以强化国有企业顶层设计为核心引领，明确统筹建设事项，释放各子集团建设活力，健全制度框架和工作计划，一体推进各项机制建设，实现国有企业流程治理机制的上下协同、体系建设。“3个方面”是围绕系统明确流程管理体系建设的主体（回答“谁来干”的问题）、方法（回答“怎么干”的问题）、动力（回答“如何干好”的问题）三个关键方面，全面理解国有企业流程治理机制建设所需开展的核心工作。“7个任务”是以“3个方面”为指导，形成组织设置、角色设置、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绩效管理、配套考评激励、流程人才培养、流程文化培育等7类重点任务及其推进要点。


国有企业流程治理机制建设工作建议


一是健全顶层设计。国有企业集团层面抓好组织设置、流程全生命周期管


理、流程成熟度评估、流程绩效管理、流程人才培养等关键事项，对各子集团建设工作给予指导推动，逐步实现上下贯通。根据建设目标重要性、业务复杂程度、机制调整难度等综合考虑，在角色设置、考核激励、文化培育等方面尊重各子集团自主性，鼓励各子集团围绕流程治理机制积极开展创新探索，寻求机制建设的先进做法和最佳实践。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保障，界定建设目标、明确建设重点、形成体系框架，为流程治理机制建设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提供清晰明确的行动规范，注重制度体系与流程文件的紧密衔接。


　　二是健全组织设置。强化各业务域“决策到执行”链条，决策层将公司级领导小组作为流程管理体系建设推进的最高决策机构，履行审议总体方案、变革项目规划、流程架构发布等关键事项的职责，协调关键资源。执行层将各业务部门分别作为各业务域中的主责部门、参与部门、要素管理部门，参与到各个业务域的流程管理体系建设中去。强化“专业性支持”，围绕管流程管理体系建设项目规划（“管规划”）、管流程管理体系制度标准发布（“管体系”）、管各业务域流程体系、变革项目等重点任务推进情况（“管监测”）、管流程成熟度评估（“管评估”）、管培训赋能（“管赋能”）、管流程管理平台规划建设（“管平台”）等方面，建强流程管理部门能力。整合利用支撑单位资源，建设集团级流程管理能力中心，建立维护专兼结合、内外结合的流程管理专家库，形成对集团级和各子集团级流程管理体系建设工作的有力支撑。


　　三是健全角色设置。明确核心角色设置规则，定义流程所有者和流程管理者两类核心角色。流程所有者是所辖业务领域流程管理全生命周期的第一责任人，承担架构管理、流程管理、变革管理等多方面职责，拥有所辖业务范围的流程管理事项的最终决策权。流程管理者要支撑流程所有者履责，推进流程设计、开发、建模、运行状态监测等具体工作。明确角色职务嵌入规则，流程管理体系建设的关键角色需要有机嵌入国有企业岗位层级中，才能发挥价值作用。集团及各子集团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核心角色配置模式。


　　四是强化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开展“管理流程的流程”设计建设工作，打通企业架构管理、变革项目管理、流程体系管理之间的运行接口，明确各阶段标准流程，编制流程说明文件及支撑文件，推动相应流程规范向标准体系转化，确保关键业务无遗漏、全覆盖。依托流程管理平台，嵌入流程全生命周期涉及的标准化流程模板，开展版本管理，实现企业架构、变革项目、流程体系等关键任务可追溯，为流程管理体系建设由“事后检查”转向“事前/事中


控制”提供技术支撑。以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运行机制为抓手，逐步实现集团总部和各子集团流程资产的规范管理和一体协同。探索集团总部和各子集团间流程管理平台互联互通，健全企业架构、角色岗位、管理要素、流程绩效等关键知识资产集约管理机制，促进各业务域最佳实践涌现。探索知识社区、门户推送等机制建设，不断促进流程管理知识经验复用和资产协同优化。


　　五是强化流程绩效管理。相比于战略目标、组织绩效、部门绩效，流程绩效同时兼顾结果性和过程性指标，从更具体、更细致的角度观测业务的运行状态。在设计流程绩效指标时，一方面，重视其对战略目标、组织绩效、部门绩效的全面承接，实现“纵向贯通”；另一方面，重视从业务上下游审视绩效指标设定的全面性和合理性，实现“横向贯通”。强化指标量化转化机制，建议规定每个业务域每年实现一定比例的绩效指标量化，通过业务对标、上下游拉通等方法提出科学合理的流程绩效指标测算方法，关键流程关联1—2个可量化KPI指标，并在流程卡片/文件中明确计算公式与数据来源。强调绩效目标值持续优化，将流程绩效指标第一年观测情况作为基线，之后逐年设定改进比例，实现相应指标的绩效持续优化。在流程绩效达到一定程度可量化、可观测、可改进之后，建议探索试点流程绩效体系与考评激励体系的有效挂接，将相关流程绩效达标率纳入所在流程管理者和主责部门的考核工作，同时建立高效反馈优化机制，及时调整不合理的绩效指标设置。


　　六是强化配套考评激励。借鉴通用模型标准，结合行业实践和企业业务场景，从流程设计科学性、执行一致性、监控有效性、优化持续性等维度出发，推动各业务域深化流程成熟度评估模型建设，对“业务目标与结果”“业务过程与能力”“业务基础与支撑”三方面细化评估要点和评估方法进行详细论证，形成分层分级指标体系。依托流程专家库，组建流程成熟度评审专家组，制定总部和子集团流程成熟度评估计划，分层分步实施评估，逐年实现流程成熟度评估改进，发挥“以评促建”的作用。逐步探索将流程管理者等关键角色和业务部门、要素管理部门等多元主体全面纳入流程建设考核评价，设计差异化考核评价重点，比如流程管理者针对变革项目成效、跨部门协作拉通成效等关键方面；业务部门针对在架构/流程优化、流程遵从、流程绩效等方面的达成情况，其中，主责部门还需要考评其在支撑流程管理者工作方面的成效；要素管理部门主要考评其对管理要素的拆解和管理情况等。


七是强化流程人才培养。研究开发企业流程人才素质模型，分层分类搭建


针对高级管理人员、中级管理人员、基层业务人员在战略解码、架构管理、流程管理、变革项目管理、数据治理等多方面需具备的能力矩阵，明确不同对象在流程管理体系建设工作中所需具备的素质、技能、潜力。建设集团级流程人才培训培养体系，研究制定业务架构师、流程工程师等流程人才细分培养路线，自主开发流程人才课程体系、师资体系、教学体系，组织实施流程人才专项培训，持续输送流程管理建设“金种子”。建立集团级流程人才认证机制，研究明确各类细分流程人才在基础、中级、高级各层次的认证标准，探索实现流程人才认证与流程所有者、管理者等流程管理建设关键角色以及相应岗位的任职资格挂接。建设覆盖军政机关、科研单位、国有企业的多元化流程人才库，细化流程人才标签编码，识别专长领域能力，助力跨业务域变革项目、各业务域部门壁垒拉通、总部子集团上下贯通等关键重大任务上的方案论证执行，赋能领先流程管理技术、工具、规范、方法的研究、应用和推广工作。


　　八是强化流程文化培育。推动流程文化场景化深度渗透，将文化培育嵌入流程管理体系建设各项任务推进中，在架构设计、流程开发、变革项目策划等各项重点任务开展时，重视通过工作汇报、沟通会议、宣贯活动等完成对各层级流程的认知培育，塑造理念、方法、工具方面的基础共识，形成“边认识、边推进”的良好氛围。打造流程文化标杆示范工程，开展“流程建设标杆团队”“流程建设先进个人”等专项评选，衔接配套考评激励体系，评选标准紧扣流程遵从度、跨部门协同成效、改进贡献度等核心指标，获奖结果探索与绩效加分、人才库入库资格挂钩。建立标杆案例库，系统梳理流程管理体系建设的典型实践（如端到端协同突破、低效流程优化等），通过内部发布会、跨业务域巡讲等形式推广，形成“标杆引领、全员跟进”的良性循环。搭建多元化流程文化传播矩阵，线上依托流程管理平台开设宣贯专栏，推送流程理念解读、最佳实践案例、工具应用指南等知识成果，与流程绩效线上监测功能联动展示运行成效；线下开展“流程文化月”“协同共创工作坊”等活动，组织跨部门流程复盘会、文化沙龙，邀请流程管理专家、标杆骨干分享经验；面向全员开展“流程改进金点子”征集、讨论及反馈，形成“人人思考流程、人人建设流程”的良性循环。


新形势下国企纪检监察机构自身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刘征杰


　　党的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国有建筑企业纪检监察机构，作为党在经济领域的党内监督专责机关，承担着协助同级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开展反腐败工作的重任。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十一冶公司”）是拥有六十余年发展历程的大型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如何贴合经营管理实际找准职能定位、明晰监督切入点与风险管控重点，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推动建筑领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是目前企业亟须解决的问题。


十一冶公司纪检监察组织自身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十一冶公司纪检监察机构面临监督对象、监督方式、执纪方法等多方面变化，在自身组织建设上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


1.内在因素


　　组织架构和人员设置不够健全。公司现有职工2800余人，遍布国内外近百个工程项目，管理跨度大、基层监督点位分散。目前，仅集团本部及部分分公司配置专职纪检干部，多数基层单位纪检岗位与其他职能部门合署办公，纪检人员身兼数职，难以全身心投入监督执纪工作，纵向监督呈现“上紧下松、上热下冷”的失衡状态。


　　业务能力不足。当前，十一冶部分纪检监察干部存在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等情况，不会监督、不敢监督的问题在不同程度存在。国有建筑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涉及多个领域，除应具备相应的纪法思维外，更需具备多领域专业知识应对复杂多变的建筑行业监督问题。


　　一旦业务能力匮乏，就容易出现仅依赖于基层检查、列席监督等走过场的监督手段，无法主动靠前监督发现问题。政治素养有待提升。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少数干部理论学习浮于表面、理想信念根基不牢，履职出现偏差。部分人


员片面认为进入纪检队伍即具备“天然免疫力”，弱化常态化自我约束，对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政治属性、重要使命认识不到位，斗争精神不足。


2.外在因素


　　监督制度不健全。制度是纪检监察机构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2026年，十一冶公司纪委开展的投标保证金自查自纠工作问题中，发现部分分公司存在增加资金风险的操作事项，但由于专项管理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缺乏具有针对性和全面性的制度，致使执纪职能落地缺乏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


　　监督缺乏深度。部分单位在对施工项目进行监督时，只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探究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导致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甚至引发更大的风险和问题。同时，纪检监察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存在障碍，导致监督信息无法及时反馈和处理。


　　激励机制不健全。激励机制是激发职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有效手段。然而，当前针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激励机制不健全，导致部分纪检监察干部缺乏必要的激励和奖励，难以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干劲；考评、奖惩等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导致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动力不足”。


加强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自身建设的对策


　　“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党和人民对这支队伍充分信任、充满期待。”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总书记对纪检监察机关提出明确要求、寄予殷切希望。全会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把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作为2025年一项重要任务，从加强政治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廉洁建设等四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彰显了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铸牢政治忠诚，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治“灯下黑”，着力推动纪检监察铁军建设再上新台阶的决心信心。要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笔者以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为抓手，聚焦项目关键环节和廉洁风险点，以典型案例为镜鉴，深化“查、改、治”全链条治理，推动纪律监督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1.加强政治建设，淬炼过硬品质


　　深化“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成果，强化干部立身塑身；创新“政治历练+实践锻炼”模式，严格执行回避、保密等制度，专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建立纪检干部“负面行为清单”，锻造“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纪检


铁军。


2.加强教育培训，淬炼过硬本领


　　认真落实“三化”建设年行动要求，围绕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加强培训，推动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职能力；抓好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以案促改促治等业务提升学习培训。如，围绕“工程建设领域如何开展监督”主题开展“业务大讲堂”，不断拔升干部专业化监督执纪水平，着力解决基层不会监督、不善监督的难题；主动参与案例实战，淬炼纪检监察“尖兵力量”；对办结案件开展案件质量自评整改工作，确保每一个案件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3.加强干部筛选，淬炼强健体魄


　　依托公司开展的层级竞聘对纪检干部“选贤纳能”，为纪检监察队伍“强筋健骨”；有计划地选派纪检干部参与上级重大案件查办、巡视巡察工作。选派纪检干部到上级纪委跟班学习，持续加强内部力量整合，扭转“单打独斗”为“集团作战”；抽调二级单位纪检干部到公司纪检监察部以案代训，推动二级单位干部资源向公司监督执纪一线倾斜。


4.完善激励机制，淬炼铁的保障


　　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确保纪检监察干部的薪酬水平与其工作量和贡献相匹配，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建立工作考核机制，加强考核成果分析运用，把考核结果和选拔任用、培养教育、激励约束、管理监督相挂钩，激励干部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提供晋升机会和发展空间，让纪检监察干部看到个人职业发展的前景，增强其对工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5.促进部门协同，淬炼监督防火墙


　　贯彻落实“9+X”贯通协同监督工作要求，与法务审计等监督部门协同联动强化监督监管，与市场部、财务部等业务部门协同构建项目管理从决策到结算的全流程监督。一是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漏洞、流程缺陷，分类建立问题清单，重点修订权力运行、资金使用、项目审批等核心领域制度，填补监管空白；二是定期开展制度执行“回头看”，对执行不力的制度即时优化，结合“纪检+”监督建立廉洁风险动态排查机制，实现重点领域风险分级防控；三是将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成效纳入年度考核，对整改不力、追责不严的单位及个人严肃问责，形成“整改—监督—考核—问责”闭环。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逐步解决纪检监察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


高纪检监察干部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进一步完善建筑施工企业的纪检监察监督机制，提高监督效果，为十一冶公司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信息化时代企业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兰陵县自来水公司杨少芹


0.引言


　　2024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将档案信息化建设纳入制度要求。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的《电子档案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电子档案管理的适用范围和基本要求，为企业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在信息化时代，企业经营活动越来越依靠数据支撑，因此，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也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一项基础工作。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多从数字化转型、治理现代化和数据利用等方面讨论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调整方向，普遍认为企业档案管理水平会直接影响企业管理效率、服务质量和资源利用成效。基于这一情况，本文围绕信息化时代企业档案管理的多重价值、现实问题和对策展开分析，希望为企业优化档案管理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和促进数据资源利用提供参考。


1.信息化时代企业档案管理的多重价值


1.1保障企业业务运行留痕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企业信息化建设已经呈现出业务系统众多、电子文件分布环境复杂、类型格式多样等特点［1］。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业务虽然持续生成记录，相关材料却分布在不同系统之中。企业若想把业务开展过程记录清楚，就需要通过档案管理完成数据统一收集和规范保存。档案管理在这一环节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保存业务记录上。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和财务处理的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电子文件，企业开展档案管理能够将零散形成的文件材料纳入统一归档范围，资料形成时间也能对应到具体业务环节。这样一来，企业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原始资料，后续查阅时也更容易准确定位。档案管理的第二层价值体现在整理业务流程资料上。信息化条件下，同一事项往往跨越多个环节，不同岗位会形成不同记录。企业若仅保存单个文件，难以了解资料之间的联系。档案管理通过归档时间、整理规则和元数据要求，把同一事项在不同环节形成的材料组织起来，以便企业可以按时间顺序查阅事项经过，也可以按业务环节查看资料来源。


1.2支持企业内部控制与管理决策


信息化时代，企业管理具有明显的数据依赖特征，管理节奏更快。管理层


对资料调取效率的要求更高，很多经营判断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档案管理首先有助于企业内部控制。研究指出，企业档案数字化转型能为企业经营管理、风险防控、战略决策等提供优质、高效的档案信息服务，同时也为企业加强内部控制、规范业务流程、强化责任追究提供数据支撑［2］。这较好地说明了档案管理在内部控制中的重要地位。档案资料经过分类和整理以后，管理部门可以较快完成核查，管理活动的开展更有依据。其次，档案管理直接服务于企业管理决策。信息化时代，企业经营决策越来越重视历史资料。企业在调整经营方案时，需要了解既往数据。例如，江苏省苏州市通过不断完善国资国企档案治理体系，为政府决策和企业经营提供了权威依据，并且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分析揭示规律，为政策制定与创新驱动提供智库支持［3］。


1.3促进企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信息化时代，企业在日常运行中持续产生大量数据资料。企业若想提高信息资源利用水平，就需要将分散的资料整理成可检索、可分析、可复用的信息资源。档案管理通过分类、编目、格式规范和长期保存，将业务活动中形成的记录转化为可持续积累的信息资源。对企业发展而言，这类基础资料具有明显的长期利用价值。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企业档案数据的资源属性和开发价值愈发突出。有关研究指出，企业档案数据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和权威性，并且可以通过数字化、结构化处理转化为可检索、可分析的信息资源［4］。企业整理档案资料能够提取知识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专题汇编、数据库建设和知识提炼，档案便转化为可利用的信息资源。随着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化，企业发展对知识积累和资源整理的要求会持续提高。档案管理因而承担起促进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职责，并为企业后续的技术总结、经验归纳和资源再利用提供重要支撑。


2.信息化时代企业档案管理存在的现实问题


2.1对档案管理价值认识不足，档案管理滞后于业务运行


　　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企业资料的保存方式，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要求。过去，企业更重视档案的保管功能。现在，企业更看重档案在信息支撑、数据整理和管理服务中的作用。但目前部分企业的档案管理理念与其转型需求存在偏差，档案管理转型滞后于企业信息化进程。第一，企业对档案管理价值认识不足。企业档案资料越来越多地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档案资源中的数据比重持续上升。但目前，不少企业对档案数据的资产属性认识不足，尚


未将档案管理工作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蓝图，档案管理部门的角色仍然停留在传统文件保管层面，管理理念中仍存在“重保管轻利用、重实体轻数据”的倾向［5］。第二，档案管理滞后于业务运行。信息化条件下的档案管理应当更早介入业务流程，也应当更贴近企业信息化建设。但现实中，一些企业的档案管理工作仍然偏向于事后整理。很多档案要求停留在事后补收层面，很多资料仍是在业务办结后才集中归档。这种工作习惯使得档案管理与业务运行之间存在时间差，也使得档案管理与系统建设之间存在脱节现象。档案管理部门很难在信息系统规划阶段提出规范要求，也很难在业务流程设计阶段发挥作用。这就导致企业资料虽然不断积累，但档案管理较难及时跟进。


2.2数据治理基础不牢固，平台系统支撑不足


　　信息化时代，企业档案管理很大程度上要建立在数据治理基础上。企业日常运行会产生大量电子文件，也会产生大量结构化数据。此类资料来源广、更新快、分布散。企业若想实现档案资料的有效管理，就需要具备明确的数据标准、统一的归档要求。但现实中，这些基础条件往往并不充分，因此数据治理层面的短板较为突出。其一，数据标准不统一。企业信息化建设初期，各业务系统独立开发，形成了数据标准不一的局面，即使档案系统与业务系统实现点对点对接，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数据融合和共享问题［6］。其二，平台支撑不足。数据治理需要系统平台提供支持，但现实中，一些企业虽然已经建成档案系统，但系统之间的衔接仍然不通畅，档案数据很难形成较为完整的资料体系。企业在查找信息时容易重复劳动，在汇总资料时也容易出现缺项。信息化时代，企业档案管理中的很多问题表面上看是资料整理问题，实质上还是数据治理基础问题。标准不统一，资料整合就会受阻；平台支撑不足，档案管理的整体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对于企业来说，数据治理基础若长期薄弱，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就很难真正提高。


2.3服务内容单一，服务能力较弱


　　企业档案管理既要能保存资料，也要能提供服务。但现实中，一些企业在服务意识、人员结构和专业能力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使得管理服务能力与企业运行需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第一，服务内容较为单一。很多企业的档案管理工作仍以收集、整理和保管为主。服务对象多集中在档案部门已有的固定需求上，对业务部门的临时需求、专题需求和决策需求响应往往较慢。企业档案管理工作面临工作边界拓展、


管理体系变革和数智化转型升级等多重挑战，这对档案管理工作的执行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档案管理面对的已经不是单纯的保存任务，而是更复杂的服务任务。第二，人才支撑不足。信息化时代，企业档案管理人员需要既懂档案业务，又懂信息技术，还要了解企业运行流程。但目前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入选全国档案系统“三支人才队伍”的数量仅为237人，占比为13.7%，企业档案管理人才基础仍然偏弱［7］。人员结构跟不上，服务能力就难以提升，专业能力不够，档案管理就很难向深层信息服务延伸。


3.信息化时代企业档案管理的对策


3.1转变档案管理理念，推进业务协同发展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提倡确立明确的数据资产化管理导向，这种观念要求将各类业务记录视作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生产要素。首先，企业应当建立由最高决策层主导的数据资产化管理机制，统筹全企业的数字资源开发战略，同时将数据资产的管理绩效列入整体考核体系。其次，企业应当推行业务流程的前端控制策略。前端控制理论要求在构建办公平台时嵌入标准化的数据采集模块。对此，开发团队需要为该模块设定统一的自动归档参数，使系统能够自动为新生成的文件分配专属的识别代码。员工在办结常规业务时会同步触发自动归档程序。这种系统设计保障了业务信息流转与档案数据收集完全同步，规范的档案管理标准由此顺畅延伸至各个业务模块的最初运行阶段，从源头保证数字记录的完整状态。最后，企业需要建立跨业务领域的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档案管理应当全程参与重大经营项目的规划过程，相关人员在项目前期就需要制订专属的资料收集方案。操作层面，企业应当组建一支跨领域的档案联络员队伍，定期为这些人员提供专门的业务操作指导。


3.2加强数据治理，优化平台建设


　　科学的数据治理体系是保障电子文件质量的坚实基础，建立统一的底层标准体系能够有效解决各类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兼容难题，为海量信息的跨系统整合提供极大的便利。首先，企业需要制定全公司通用的电子文件命名规则，明确各种数字格式的具体技术指标。技术团队应当编制详细的元数据著录操作指南，明确规定作者名称与生成日期等必填字段的录入格式，从而通过规范化的指标设计保证多源数据具有高度的语义一致性，极大提升底层数据的互操作性。其次，企业应当搭建功能完备的综合数字档案管理平台。技术架构在设计阶段需要充分考量未来的海量存储扩容需求，采用灵活的模块化思路构建系统


底层，支持档案系统与财务系统等独立系统实现底层数据双向互通。最后，企业应当建立常态化的数据质量监控机制，安排专职人员定期开展全网数据质量审查工作，及时发现潜在的底层编码冲突。工作人员应当运用自动化清洗工具筛选出符合规范的优质记录，构建企业高价值的数字资源库。同时，建立严格的电子文件入库核验制度，运用专业软件对移交的数据包进行全面检测，确保系统内部信息的纯净状态，并针对重要资料制定完善的加密保护措施与异地容灾备份制度，全面保障数字资源的安全性。


3.3丰富档案服务内容，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应当主动延伸档案服务边界，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以建立市场竞争优势。首先，企业应当大力开展历史资料的深层次企业管理及信息化知识编研工作。工作人员需要运用专业的数据分析技术深度剖析潜在的商业规律，依据分析结果构建结构化的专题知识库，将零散的文档转化为系统化的专业知识体系。其次，企业需要全面升级档案查询的底层检索技术，在内部网络中部署全面支持自然语言处理功能的智能搜索系统。员工只需要输入日常交流的口语化提问，就能获得精准的文件链接，这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可以显著降低普通用户的查档操作门槛。智能检索系统还可以根据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自动推送相关参考报告，配合适配智能终端的移动查阅应用程序，让员工利用碎片化时间就能通过便携式设备完成查档申请，极大地提高存量数字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后，企业必须大力提升档案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除了积极引进具备计算机技术背景的高素质毕业生来优化现有的队伍结构，企业还应当为在职人员提供一定的数字化技能专项培训机会，定期邀请行业技术专家开展实操讲座。


4.结束语


　　信息化时代，企业档案管理为业务运行、管理决策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未来，企业信息化程度还会继续提高，电子资料规模也会持续扩大，档案管理将更加重视过程衔接、数据规范。只有在管理理念、制度规范和服务方式上同步调整，企业档案管理才能更好地适应信息化发展要求，并为企业规范运行、科学管理和持续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油田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深化路径思考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内蒙采油厂鲁国勋


0.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油田企业文化作为凝聚人心、塑造行为、提升竞争力的软实力，其重要性愈发突出。内蒙采油厂作为长期奋战在外部市场、环境相对艰苦、员工队伍构成多元的油田单位，如何通过富有成效的企业文化建设，统一思想、提振士气、激发潜能、塑造品牌，成为关乎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性课题[1]。内蒙采油厂结合自身地域特点和生产经营实际，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也遇到了具有代表性的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对内蒙古采油厂案例的深入剖析，总结油田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揭示其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进而提出系统性地深化建设路径。


1.近年来内蒙采油厂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1.1明确文化主题，突出战略引领


　　内蒙采油厂党委审时度势，提出了“承载油田发展未来”的文化建设主题。一是明确了企业在整个中原油田战略布局中的使命担当，作为外部重要产量接替区，承载着油田持续发展的希望；二是凝聚了全体员工的价值共识，个人的工作与油田的未来紧密相连，增强了工作的神圣感和责任感；三是指引了文化建设的方向，一切文化活动都应有利于促进增储上产、改革创新、队伍成长。围绕这一主题，厂里将“深耕二连、发展银额、推动合作、改革驱动”的勘探开发战略与之深度融合，使文化建设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1.2构建多元载体，激发全员参与


　　为避免文化建设“曲高和寡”，内蒙采油厂着力在载体创新和全员参与上下功夫。


　　打造品牌活动矩阵：持续开展“春暖油田”系列关爱帮扶活动，组织志愿服务，传递组织温暖；“科技攻关故事会”“外闯市场故事会”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不平凡的奋斗，弘扬石油精神与创业文化；职工文艺汇演、体育竞赛、读书沙龙等活动，丰富了员工业余生活，营造了健康向上的氛围。


　　搭建“微记录”分享平台：积极倡导“人人都是企业文化践行者和传播者”的理念，鼓励员工利用智能手机，随时记录生产瞬间、创新火花、团队互助、


感人场景，并通过内部工作群、公众号等平台分享。这一举措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素材的来源，使文化变得可视、可感、可亲，也提升了员工的参与感和成就感。


1.3优化文化环境，实现潜移默化


注重文化空间的塑造与氛围的营造，让文化无处不在。


　　建设可视化文化阵地：在办公区、生产现场、倒班点等区域，统一规范企业标识，精心布置企业文化墙、安全文化长廊、劳模先进风采展、荣誉榜等。通过图文、实物等形式，将企业理念、发展战略、楷模事迹、团队荣誉直观展现。


　　扶持兴趣社团发展：如支持储气库管理中心等单位成立写作、摄影、视频制作等兴趣小组，并提供必要的设备和培训。这些社团不仅满足了员工个性化发展需求，也成为创作文化产品、传播企业正能量的重要力量。


1.4推动文化与管理的初步融合


尝试将文化理念渗透到管理环节，促进“软约束”与“硬制度”相结合。制度体现价值导向：在制定安全、环保、质量、绩效考核等制度时，注重


融入“责任”“创新”“协作”“合规”等文化倡导的价值元素，使制度本身成为文化的载体。


　　榜样示范文化力量：大力选树和宣传各类先进典型，让爱岗敬业、技艺精湛、勇于创新、无私奉献的榜样人物走到台前，使抽象的文化理念具象化、人格化，引导员工见贤思齐。


　　建立双向沟通渠道：通过“领导接待日”、基层调研、座谈会等形式，建立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在交流中宣贯政策、倾听心声、答疑解惑，增进理解与信任，促进文化认同。


2.油田企业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2.1文化建设的系统性与穿透力不足


　　部分单位和人员对文化建设的理解仍局限于开展文体活动或进行宣传教育，缺乏从企业战略全局出发进行系统规划、资源整合和持续推进的自觉。文化理念在向基层班组、一线岗位纵深推进过程中存在衰减现象，尚未完全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深度融入。


2.2文化供给与员工需求的匹配度有待提高


随着以青年员工为主体的新生代成为企业主力，其价值观、思维方式、信


息接收习惯呈现新特点。现有的一些文化教育活动，在内容上有时与实际工作和员工思想关切结合不够紧密，形式上偏重传统单向灌输，对新媒体技术、互动体验式方法的运用不够充分。


2.3长效机制与专业保障尚不健全


　　企业文化工作多由党群部门人员兼职承担，缺乏稳定专业的专职队伍，工作的专业性、连续性有时受到影响。文化建设投入尚未完全形成制度化保障，存在一定随意性。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尚未健全，难以客观衡量文化建设的实效。


2.4文化与经营管理“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


　　文化理念倡导与部分具体管理实践、制度流程未能实现有机统一。例如，倡导“以人为本”，但在生产任务紧张时可能忽视员工的合理诉求；鼓励“创新容错”，但在实际考核中可能更偏重稳妥无过。这种脱节会削弱文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影响其落地效果。


3.深化油田企业文化建设的路径思考


3.1强化战略统筹，提升文化建设的系统性与引领力


　　制定专项发展规划：将企业文化建设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专项中长期规划，明确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体系、重点任务、责任分工和保障措施，使其成为一项有蓝图、有步骤的系统工程。


　　健全协同推进机制：构建“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工会共青团协同、部门各负其责、员工广泛参与”的“大文化”工作格局。成立高层次的企业文化建设领导协调机构，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整合分散资源，形成强大合力。


　　深化核心理念诠释与传播：对企业的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等核心理念进行时代化、大众化、故事化阐释，开发系列文化读本、案例教材和培训课程。通过领导干部带头讲、专家深入讲、典型示范讲、员工自己讲等多种方式，推动理念入脑入心。


3.2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文化建设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实施精准文化供给：深入开展员工思想动态和多元化需求调研，针对不同年龄层、岗位序列、地域分布的员工群体，设计差异化、个性化的文化产品与活动方案，提高文化工作的针对性。


　　拥抱新媒体与新技术：大力发展“互联网+企业文化”，升级内部网络平台功能，鼓励创作短视频、微电影、动漫、H5等新媒体文化精品。积极探索利用


VR/AR技术进行沉浸式文化教育、安全体验，利用大数据分析员工文化偏好，实现精准推送。


　　创新体验式文化场景：减少单纯说教，增加情景模拟、工作坊、拓展训练、文化主题实践等体验式、互动式活动。例如，组织“假如我是管理者”模拟决策、跨部门创新协作沙龙、重走创业路实地研学等，让员工在参与和体验中感悟文化。


3.3完善体制机制，保障文化建设的持续性与专业性


　　建立科学考核评价体系：将企业文化建设成效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部门的绩效考核，设置合理权重。考核指标应涵盖过程管控（如活动开展、阵地建设）和效果评估（如员工满意度、队伍风貌、相关业绩指标改善等），引入第三方评估、员工评议等方式。


　　落实稳定资源保障：在企业年度预算中设立文化建设专项经费，并建立与企业发展同步增长机制，确保活动开展、阵地维护、人才培养、作品创作等有稳定支持。探索设立“文化创新激励基金”，鼓励基层首创。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专业培训等途径，打造一支既懂企业管理、又精通文化传播的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伍。加强对基层文化骨干、兴趣社团带头人的培训和扶持，构建遍布各单位的文化工作网络。


3.4深化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与管理的一体化发展


　　推动文化理念制度化：系统梳理和完善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工作流程、行为规范，确保其充分体现企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在招聘、晋升、薪酬、奖惩等关键人力资源环节，强化文化匹配度的考量。


　　发挥领导者关键作用：各级管理者是企业文化的首要塑造者和示范者。要通过培训、述职、考核等方式，强化管理者的文化领导力，要求其言行一致，在日常决策、沟通、管理中自觉践行和传播企业文化。


　　深耕基层班组文化：将班组作为文化落地生根的基本单元，深入开展特色班组文化建设。鼓励班组结合自身实际，形成独特的“班组精神”、工作法、学习园地，通过班前班后会、班组活动等日常载体，使文化融入每名员工的具体行为。


3.5面向未来发展，拓展文化建设的新维度


　　探索智能化赋能：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文化管理、舆情分析、效果评估、个性化学习等方面的应用前景，以科技手段提升文化建设的智


能化、精准化水平。


　　加强跨文化管理能力建设：随着企业“走出去”和合作深化，需培养员工的跨文化沟通与理解能力。在坚持自身文化底色的同时，尊重合作方文化，促进文化融合，为外部市场拓展和合作项目运营创造良好文化环境。


　　推动文化品牌对外输出：将有特色、有成效的企业文化建设成果，特别是反映油田人精神风貌、责任担当、技术实力的优秀文化故事和形象，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公众开放日、媒体合作等渠道适度对外传播，提升企业社会美誉度和品牌价值。


4.结语


　　企业文化是油田企业在复杂多变环境中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和创新发展的“推进器”。内蒙采油厂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以战略为引领、以员工为中心、以载体为依托、初步融合管理的基本模式。实践表明，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坚持以人为本，创新方式方法；坚持制度保障，健全长效机制；坚持深度融合，避免“两张皮”；坚持开放视野，面向未来拓展。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激发企业文化的内生动力与活力，使其真正成为凝聚全体油田员工砥砺前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和不竭智慧源泉。


公立医院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协同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江苏省医院的调研分析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朱滨海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核心主体，肩负着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使命。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公立医院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同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上述意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


（2021—2025年）》。上述文件的出台对公立医院内部风险防控与监督管理体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在医改持续深化与行业监管日趋严格的背景下，公立医院面临着多重发展压力与风险挑战，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的深度协同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一方面，按病组（DRG）付费改革、药品与医用耗材零加成等政策的落地实施，大幅压缩了公立医院的盈利空间，部分医院出现收不抵支、资金运转压力加大等问题，经济运行风险显著攀升；另一方面，公立医院业务范畴覆盖医疗服务、物资采购、基建工程、科研经费、医保基金管理等多个领域，风险点分散且各领域风险相互关联，单一的监督模式难以实现对医院运营全流程、各环节的有效覆盖。


　　从功能定位来看，作为医院的“经济体检”工具，内部审计侧重事后监督、问题核查与整改落实；合规管理则作为“风险防火墙”，聚焦事前预防、过程管控与风险规避。二者目标一致、功能互补，具备深度协同的基础。二者协同配合、共同发挥效能，已成为公立医院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关键环节。


（二）调研设计与样本特征


　　为系统掌握江苏省公立医院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协同现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设计涵盖基本信息、内部审计现状、合规管理现状、协同情况四个维度的调查问卷，内容兼顾李克特五级量表、多选题及开放性问题，全面覆盖调研核心诉求。通过线上问卷平台的方式，向江苏省各级公立医院的审计、合规、财务、高层管理等相关人员发放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01份，有效回收


率100%。样本特征如下：


　　从医院等级分布来看，受访人员所在医院以三级医院为主，其中三级甲等医院受访者63人（62.38%）、三级乙等医院19人（18.81%）、二级甲等医院16人（15.84%）、其他医院3人（2.97%），样本结构与江苏省公立医院以三级甲等医院为骨干、各级医院梯度分布的整体格局基本一致，能够较好反映不同层级医院的内部监督运行实际，覆盖医院内部监督核心岗位与各管理层级，保证了调研视角的全面性。从工作年限来看，20年及以上46人（45.54%）、10—20年21人（20.79%）、5—10年16人（15.84%），不满5年18人（17.82%），超过八成受访者拥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行业实践经验充足，进一步保障了调研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二、公立医院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现状分析


（一）内部审计现状


　　机构设置以独立设置内部审计部门为主，但部分依附业务部门，影响独立性发挥。


　　调研显示，在受访人员所在单位中，75.25%的医院设置独立内部审计部门，7.92%与合规管理部门合署，1.98%与其他部门合署，8.91%隶属于财务部门，


1.98%隶属于纪委部门，3.96%隶属于其他部门。尽管独立设置比例较高，但仍有14.85%的内部审计部门依附于财务、纪委等部门，在组织层面难以保证充分独立。


　　运行效能不佳，权威性与信息化建设滞后。从评价结果看，仅66.33%的受访者认可所在医院内部审计具备足够独立性，认可审计权威性的比例仅为52.47%；审计覆盖范围认可度为58.41%，近半数受访者认为，审计未能有效覆盖运营、合规、数据安全等重点领域；审计信息化水平认可度仅31.68%，认可程度较低；审计整改落实认可度为55.44%，仍有较多医院存在整改不及时、不到位现象。


3.突出问题集中在信息化、覆盖面、资源与能力层面。


　　调研结果显示，公立医院内部审计运行仍存在诸多短板。其中，信息化建设滞后占比最高（73.27%），已成为制约内部审计提质增效的首要瓶颈；审计覆盖范围与深度有限（64.36%）、审计资源有限（59.41%）、人员专业能力不足（59.41%）、权威性不足（51.49%）、审计整改落实难（39.60%）、独立性不足（35.64%）与其他部门协同不畅（25.74%）等问题也较为突出（本项为多


选题，各选项可重叠）。多重因素叠加，阻碍了内部审计监督评价与风险防控功能的充分发挥。


（二）合规管理现状


　　机构设置不规范，近三成医院无明确合规主体。仅22.77%的受访者所在医院设有独立合规部门，14.85%与审计部门合署办公，6.93%与纪检/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此外还有11.89%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或隶属于其他部门，29.70%的医院合规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无明确牵头机构，另有13.86%的受访者不清楚本单位合规管理设置情况。整体来看，公立医院合规管理组织体系尚未普遍建立。


　　运行覆盖不足，风险监测与文化建设薄弱。合规管理覆盖医疗、经济、数据安全等重点领域的认可度仅54.45%；合规风险实时监测与预警认可度为45.54%，仍以被动检查为主；合规部门与其他监督部门常态化协作认可度为48.51%；合规文化建设认可度仅40.59%，员工合规意识普遍不强。


3.突出问题为职责不清、体系不全、能力不足。


　　从合规管理运行现状来看，当前公立医院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仍存在明显短板。其中，职责边界不清占比最高（69.31%）；体系不完善（63.37%）、人员专业能力不足（61.39%）、制度不健全（57.43%）、风险识别滞后（55.45%）、缺乏系统性培训（52.48%）、风险规避存在欠缺（49.50%）、信息沟通不畅（46.53%）与其他监督职能协同不足（30.69%）等问题同样突出（本项为多选题，各选项可重叠）。多重因素交织，制约了合规管理事前防范、过程管控职能的有效落地。


三、公立医院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协同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1.全流程协同均处于较低水平。


　　各项协同指标认可度均未超过50%：有明确协同机制（43.56%）、项目规划阶段协同沟通（43.56%）、数据与信息资源共享（37.62%）、审计与合规结果相互印证（37.62%）、联合开展培训（33.66%）、协同成效显著（42.57%）。数据共享、人员交流、成果共用是最薄弱环节。


2.协同障碍集中于顶层设计、职责、架构、信息四大方面。


　　从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协同发展层面来看，当前二者协同运行仍受多重现实因素约束。其中，缺乏顶层设计推动（70.30%）、职责交叉或空白（61.39%）、组织架构隔离（52.48%）、人员专业能力不足（51.49%）、信息系统不互通


　　（49.50%）与绩效考核未体现协同（30.69%）为主要制约因素（本项为多选题，各选项可重叠），严重阻碍了两项监督工作的深度融合与协同赋能。


3.协同意愿高度一致，重点领域需求明确。


　　87．13%的受访者认为，内审与合规应当“协同互补、保持独立”，协同意愿高度统一。最需要协同的业务领域依次为：采购与供应链管理（90.10%）、建设工程管理（67.33%）、财务与资金管理（62.38%）、科研经费管理（57.43%）、医保基金管理（55.45%）、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41.58%），这些领域均为公立医院经济运行与风险防控的核心环节，协同需求极为迫切。


四、推动公立医院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协同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制度保障，完善协同规则体系


1.健全协同工作制度体系。


　　医院应制定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协同工作办法，明确协同目标、基本原则、核心内容与运行流程，形成制度刚性约束。针对顶层设计缺失的问题，建立由院领导牵头的协同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审计、合规、财务、纪检等部门力量，定期召开协同工作会议，协调解决重大问题。针对职责交叉或监管空白的问题，制定全流程协同事项清单，清晰界定项目规划、执行实施、评估验收、持续优化各环节的协同内容，杜绝职责交叉与监管盲区。同时，建立协同问责机制，对协同不力、推诿扯皮并造成风险隐患的部门与人员严肃追责，确保制度落地见效。


2.统一协同工作标准规范。


　　参照行业实践，制定统一的协同工作标准，涵盖风险识别、证据采集、问题定性、整改验收等环节，推动审计与合规在监督尺度上保持一致。针对审计与合规结果难以相互印证的问题，统一工作表单、文书模板与报告格式，实现信息互通、结果互认。建立协同工作档案管理制度，对会议纪要、工作底稿、检查结果、整改资料等实行规范化管理，为后续追溯、考核与改进提供依据。


3.优化协同绩效考核机制。


　　将协同工作纳入审计、合规部门及相关岗位的绩效考核体系，设置协同完成率、信息共享及时率、问题整改协同率等量化指标，权重不低于20%。针对绩效考核未体现协同导向的问题，对协同成效突出的部门和个人予以表彰激励，对落实不到位的进行约谈督促，形成“激励有效、约束有力”的考核导向，充分调动部门与人员参与协同的积极性。


（二）优化组织架构，破除协同运行壁垒


1.科学设置组织模式与职责边界。


　　坚持“协同互补、保持独立”原则，针对组织架构相互隔离的问题，具备条件的医院分别设置独立审计部门与合规部门，清晰划分职责界面与协作接口；暂不具备条件的可实行合署办公，但必须分设岗位、明确分工，避免职能混同。针对采购、工程、财务、医保、科研等领域协同需求迫切的问题，围绕上述高风险领域，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小组，开展联合检查、联合研判、联合督办，实现重点业务全过程协同。


2.建立多层次常态化沟通机制。


　　利用AAA工作群组实现信息即时共享；每月召开协同例会，通报进展、交换线索、部署任务；针对重大项目、突出风险开展专题会商。


　　针对部门间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风险线索、检查结果、整改进度实时同步，推动沟通高效化、透明化，彻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3.强化审计委员会统筹引领作用。


　　将审计与合规协同纳入审计委员会年度重点工作，定期审议协同制度、工作计划与实施成效。针对协同工作权威性不足、统筹力度不够的问题，由审计委员会协调解决跨部门障碍，推动审计与合规监督深度嵌入医院治理全过程，提升协同工作的权威性、规范性与执行力。


（三）加快技术赋能，实现数据与系统协同


1.搭建一体化数据共享平台。


　　整合财务、采购、基建、医保、医院信息系统（HIS）等核心业务系统数据，搭建审计与合规共用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数据同源采集、集中管理、交叉比对。针对信息系统不互通、数据共享程度低的问题，明确数据访问权限与安全管理规范，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审计与合规实时调取、联动分析，从源头打破数据壁垒。


2.提升智能风险监测与预警能力。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风险预警模型，对采购异常、医保违规、工程款超付、收费不规范等高风险点实现自动监测、实时预警。针对风险识别滞后、合规风险难以实时监测与预警的问题，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对合同、制度、病历文书等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智能筛查，提升风险发现的精准度与时效性。针对审计信息化建设滞后的问题，同步推进审计作业数字化，提升审计效率，为


协同监督释放更多资源。


3.推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打通审计系统、合规管理系统、业务系统与OA系统，实现线索移送、任务派发、整改跟踪、结果反馈全流程线上办理。针对信息传递不及时、数据共享不足的问题，构建“数据共享—风险识别—联合监督—整改闭环—效果评估”的数字化协同链条，提升监督效率与治理水平。


（四）夯实人才支撑，提升协同专业能力


1.优化队伍结构，配齐配强专业力量。


　　根据医院规模与业务复杂度，合理配置专职审计与合规人员，优化专业结构。针对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财会、审计基础上，补充法律、信息化、工程造价、医疗管理等复合型人才。建立内部专家库，吸纳业务骨干参与协同项目，弥补专业短板，提升监督深度与精准度。


2.加强交叉培训与实战交流。


　　建立内审与合规人员交叉培训机制，定期开展政策、流程、方法共学，提升双向业务理解能力。针对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协同配合不畅的问题，开展协同监督专题培训与案例研讨，提升实战能力。推行跨部门轮岗交流，推动审计、合规人员深入业务一线，提升风险识别与协同配合能力。


3.完善继续教育与行业交流机制。


　　将协同能力、数智化审计、合规风控等内容纳入继续教育重点，支持人员参加行业培训与资格认证。针对专业能力不足、知识更新不及时的问题，搭建院内及区域内交流平台，推广典型经验与成熟模式，促进知识共享、能力共进，推动队伍从“专业单一型”向“综合监督型”转型。


五、结论


　　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是公立医院规范运营、防范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的两大核心监督力量，二者协同互补、目标同向，是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次基于江苏省101名公立医院管理人员的调研显示：当前公立医院内部审计部门设置逐步规范，但仍存在信息化建设滞后、权威性不足、覆盖范围有限等突出问题；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整体滞后，职能分散、职责不清、专业力量薄弱等现象较为普遍；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的协同尚处于较低水平，顶层设计缺失、组织架构隔离、信息系统不通、人员能力不足等因素共同制约着协同效能的发挥。与此同时，医院各岗位人员对二者“协同互补、保持独立”的认


知高度一致，在采购、工程、财务、医保、科研等重点业务领域的协同需求尤为迫切。


　　为摆脱上述困境，公立医院应从制度保障、组织优化、技术赋能、人才支撑四个方面系统发力：健全协同制度体系、明确职责边界与工作标准；优化组织架构与沟通机制；加快数据共享与信息化建设；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与跨部门交流。推动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从分散运行向全流程协同转变，形成监督合力，不断提升公立医院风险防控水平与治理能力，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从“坐编”到“行编”：创新理论宣传的重要路径以浙江日报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实践探索为例


浙江日报全媒体理论部主任潘如龙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总书记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之一，也是新时代理论宣传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使命。然而在数字化时代，面对碎片化、视听化的传播环境，传统的理论宣传也面临内容创新滞后、难以吸引年轻读者，形式单一、不适应新媒体传播规律等挑战，迫切需要实现从内容、形式到理念、机制的系统性变革。近年来，浙江日报大胆探索从“坐编”到“行编”转型，让原本坐在办公室里策划、编辑来稿的理论编辑“走出去”，成为采写稿件、摄制视频的全媒体记者，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理论宣传创新之路，在业内形成一定的影响。


一、从办公室到采访现场：培养采编合一的全媒体记者


　　理论编辑需要把高深的理论转化为读者听得懂、用得上、信得过的思想武器。过去，理论编辑可称为“流程编辑”，通常只编不采、坐堂看稿，以接收来稿为主，这或许可以守住理论阵地的“基本盘”，却与快速变化的社会形势、生动鲜活的一线实践和不断升级的读者需求产生距离。长此以往，容易陷入固步自封、有理无情的困境，使理论宣传既缺乏创造性，也缺乏吸引力和穿透力。浙江日报打破传统做法，引导理论编辑做“策划编辑”，走出办公室，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与一线劳动者面对面，大力培养采编合一、能写擅编的全媒体记者。


　　在与专家对话中实现思想升华。与单纯的来稿编辑不同，跟专家的对话访谈，是一次观点的交流碰撞。专家学者的来稿，往往是其思想观点的静态反映；而几个小时的访谈对话，则是一场动态的思想交流过程。这种观点的交流碰撞，有助于主题思想的升华。记者编辑分享的一线素材，也有助于外地专家学者更加全面深入地掌握实际情况，使观点论证更充分，文章更接地气、更富可读性。近年来，浙江日报突破以往与专家学者“我约稿、你交稿”的合作模式，前往全国各地，与专家面对面访谈，进行内容生产和呈现形式的创新。QOQT年推出的《思想的力量——人文经济学的溯源与践行》主题宣传，其中一期“良渚文明”的策划采写，就是一个生动案例。在第三届“良渚论坛”期间，记者编辑专访了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大学校长孙庆伟。一开始考虑的主题是“如何通过


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赋能地方经济发展”。在此后的部门谈版会上，大家认为这一主题虽然切合热点，却只讨论了现象，缺少新意。于是紧急联系孙校长，第二天就前往西安进行第二次专访。在深度交流的过程中，孙校长说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成为我国发展走在前列且最均衡的省份之一，正是良渚TOOO多年文明的历史回响”的金句，成了访谈文章的“题眼”，揭示了人文经济学更为深刻的内涵。这种裨益是双向的，包括孙校长在内的多位专家都曾在受访后表示：“你们启发了我用新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深入采访调研中获取理论源泉。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理论宣传只有不断从实践中汲取灵感，才能把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而鲜活；只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才能使思想焕发真理的力量、赢得读者的信服。浙江日报深度挖掘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和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理论富矿，不仅常态化约请专家学者和党员干部撰写理论文章，理论编辑还经常深入一线进行调研采访，形成调研式通讯或调研报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题调研就是一个典型案例。QOQT年，浙江日报与浙江省委党校组成调研组，赴安吉余村蹲点调研两个多月，形成深度调研报告《余村调查》，刊发于《求是》杂志QOQT年第QP期。正是在挨家挨户走访的过程中，大家了解到村民赵水根关闭村里首家筷子厂转型开办民宿的无奈，读懂“共富超市”“云上天路”等民生载体背后健全全民共享发展体系的战略逻辑。这些细节，不但没有弱化科学理论的深度，反而使调研报告摆脱了空泛议论，更具可信度与感染力。


　　正是扎扎实实地深入调研，让调研组通过“余村之变”这一现象，形成本质性、规律性认识，提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启示。


二、从来稿编辑到主动策划：实现理论宣传“以我为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各类风险挑战依旧存在，迫切要求我们运用科学理论深入研究新情况、着力解决新问题。浙江日报的“行编”，不仅在物理意义上“走出去”，而且持续解放思想、开拓视野，主动把握时代脉搏、回应群众呼声，不是被动编辑来稿，而是“以我为主”进行主动策划。


　　围绕重大主题，做强自主策划。总书记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理论宣传，需要把“大道理”讲透彻，把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讲清楚。自QOPV年起，浙江日报开始围绕重


大主题，自主策划系列理论宣传。例如，QOQR年，在“八八战略”实施QO周年之际，浙江日报推出“学习之路——‘八八战略’与新思想溯源”系列，聚焦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共同富裕等。记者编辑深入浙江PP个地市采访地方领导、企业家、普通群众，探讨“八八战略”如何引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QO期，QO个整版的系列宣传报道。QOQS年，为了更好阐释总书记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追溯理论渊源，策划推出“思想的力量——总书记文化思想在浙江”主题宣传，共刊发QO期、每期P个打通版，聚焦良渚文明、大运河文化、吴越文化等内容，以圆桌访谈、理论文章、记者手记等多种体裁集中呈现，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党报智库作用。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QOQT年U月PU日起，浙江日报推出《思想周刊》智库版。紧扣中央精神、围绕省委中心工作、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热点，坚持问题导向，“走出去”与专家对话，形成启发性的访谈文章。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赋能千行百业？我们在无锡专访了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张亚勤；围绕如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我们先后邀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开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田莉谈实现路径。聚焦“十五五”时期怎样扩大内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提出要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思想周刊》智库版入选QOQT年度浙报智库优秀项目，彰显“浙报理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三、从形态创新到叙事创新：推进理论宣传大众化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事业。移动互联网的全面普及，深刻改变了大众的阅读习惯。为增强受众意识，更好地了解年轻大学生接触媒体学习理论的情况，今年S月至T月，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以线下交流座谈和线上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研高校大学生群体媒体使用现状，先后至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X所省内高校及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省外高校，面对面座谈师生代表PWU名，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P万份，回收有效问卷XWWO份。调研发现，超过WOD的受访学生不看或基本不看报纸等传统媒体，抖音、AAA、小红书、哔哩哔哩等网络平台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载体。“如果内容没被看见或者我们不感兴趣，还谈什么接近青年、影响青年呢？”多位学生发出“灵魂拷问”。新时期的理论宣传，不仅要在创作


环节“走出去”，也要在传播环节“送出去”“送进去”。将优质的理论作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主动送达传播场域，积极提升理论宣传的触达率、覆盖面和参与度，是“行编”另一项重要任务。


　　丰富呈现形态，让内容走进大众场域。调研显示，UWMVSD的受访学生更喜欢短视频，喜欢图片、漫画的有SRMWUD，喜欢长视频、纪录片的有RVMOPD，而喜欢纯文字的仅QUMPSD。浙江日报理论宣传一方面持续创新版面内容，以满足长阅读、深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不断创作推出视频、音频、动漫、gT、数据图表等创新形态，以满足快阅读的需求。“走出去”摄制视频，自行剪辑、包装，推出《知名专家说》《思想咖》等视频栏目，在潮新闻客户端、“学习有理”AAA公众号、学习强国等多平台推送，进一步丰富理论产品形态。


　　创新叙事模式，使理论与受众建立深度连接。过去，理论宣传习惯于宏大叙事、单向输出，许多读者觉得理论“太远、太深、太枯燥”，与日常生活关联度不大。浙江日报探索打破理论宣传“我讲你听”模式，把理论逻辑转化为受众生活逻辑，把基本原理转化为大众话语。持续深化“理论J新闻”融合创新，自QOQU年R月起推出“我在之江学新语·学思想改文风求真知”特色专栏，以鲜活的形式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围绕科技创新、县域发展等与民众切身相关的话题，结合《之江新语》中总书记同志的重要论述，与地方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进行对话沟通，请他们从自身经历出发，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以短、实、新的文风进行叙事，寓理于事，让读者感觉理论“触手可及”。目前已推出PT期、ST篇文章，全网传播量近UTOO万，取得明显效果。与浙江省教育厅等单位合作，探索“理论J活动”创新，连续八年参与主办“卡尔·马克思杯”浙江省大学生理论知识竞赛，让全省PPO所高校、几十万学生同台竞技、以赛促学。广大师生通过分享参赛经验和获奖心得推动活动深入开展，从“学习者”“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共创者”，实现与理论的深度连接，客观上增强了理论传播的“活人感”。


四、结语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理论宣传创新任重道远。从“坐编”到“行编”，浙江日报的理论宣传只是迈出了创新的第一步。在“数与网”的今天，需要紧跟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潮流，牢固树立受众意识，以更加鲜活生动的内容载体、贴近群众的传播范式，持续探索理论宣传新路径，为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贡献力量。


党建引领文化筑基：破解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高质量发展之道深物公司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深圳市物业经理人学会党支部书记姚成新


　　物业管理，是现代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千家万户幸福生活的“第一道门槛”。从1981年中国内地第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在深圳诞生至今，物业管理行业已走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不为人知的新生事物，成长为一个覆盖亿万居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但伴随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物业管理领域深层矛盾逐步显现：物业费价格、服务标准与业主感知价值之间的“等边三角形”平衡被打破，矛盾纠纷频发，行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更是这一系列矛盾的集中体现。这些小区建成年代久远，基础设施老化，业主结构多元，缴费意愿参差，物业费长期低位运行，企业亏损经营，服务品质下降，陷入“收费低→服务差→缴费率低→亏损加大”的恶性循环。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如何让老旧小区居民也能享受到高质量的物业服务？深物公司的实践给出了一个有力的回答。


一、光辉岁月：中国物业管理的“深圳样本”


（一）杀出一条血路的特区创业


　　1980年1月8日，深圳市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同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设立。带着“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的嘱托，六个人、一张营业执照与市委批文、四辆旧单车、一间铁皮房，拉开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化发展的序幕。谁也没有想到，这支小小队伍播下的种子，日后成长为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也为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1981年3月10日，中国大陆第一家物业管理公司—深圳市物业管理公司正式成立。公司为涉外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首创“屋村管理处”，开启了一种完全区别于计划经济时代“房管所”的全新市场化运营模式。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深物公司逐步形成了“规范化、企业化、一体化”的运作范式。从学习香港物业管理的先进经验，到形成“依法管理、业主至上、服务第一”的港式服务理念，通过依法收取物业管理费，“收之于民、用之于民”，实现了物业管理“以小区养小区”的自我造血功能，物业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探索出一系列具有深圳特色的运营模式。


（二）先行先试的立法探索


　　深物公司的实践，为全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深圳经验。20世纪90年代，国家建设部召开“番禺会议”，通过了《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办法》，物业管理正式获得国家层面的确认。1994年6月18日，《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经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于同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物业管理领域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开创了国内物业管理立法之先河。该条例首创了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制度，前瞻性地提出了“业主自治与专业服务相结合，属地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为全国物业管理行业构建了法律、规章、政策三级框架。


（三）一核多元的党建引领格局


　　深物公司从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党组织，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逐步探索出“一核多元”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新格局。“一核”即社区党委，“多元”则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辖区民警、小区党支部、物业企业、小区公建单位、业主委员会等多元主体，形成了社区治理的强大合力，有力推进了物业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二、现实困境：物业管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梗阻


　　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给城市面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业管理行业也随之快速成长。然而，依附于房地产开发而成长起来的行业，从一开始就随着时间推移积累了大量深层次问题。2024年，对物业管理行业来说，是整体压力相对较大的一年，尤其是住宅项目压力巨大。行业总结为“三降一升”：物业费下降、收缴率下降3%～5%、满意度下降2%，而换手率则升至3.3%。部分业主质疑物业费与实际享受到的服务质量严重脱节，要求下调物业费或更换物业公司。2024年，重庆、银川、青岛和武汉四城百余个项目主动下调物业费，降幅在20%至35%之间。


　　与此同时，物业企业面临成本刚性上涨的巨大压力：人工成本持续上升，电梯维保、绿化养护等刚性支出不断增加，但物业管理费却难以上调。一些三、四线城市及以下的小区，物业费收缴率常年低位运行，项目入不敷出，最终只能以物业公司撤场告终。2024年上半年，世茂服务终止在管面积1750万平方米，金科服务退出低质效项目2990万平方米。头部企业主动退出低质效项目，标志着行业从“唯规模论”开始转向“质量优先”。


究其根源，物业管理困境的核心在于物业费价格、服务标准与业主感知价


值之间的“等边三角形”平衡被打破。业主认为“质价不符”，拒交或拖延交费；企业认为“价不养质”，靠降低服务标准维持生存。双方的互信关系破裂，矛盾层层积累。老旧小区因其房龄长、基础设施老化、业主结构复杂，成为这一矛盾的“重灾区”。楼道破旧、电梯故障频发、管道老化、停车困难等一系列设施设备的老化问题叠加业主缴费意愿低的现实困境，使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陷入“谁来服务、服务什么、如何持续”的治理困局。


三、党建引领文化筑基：深物公司的破局之道


（一）党建引领：凝聚思想共识，重塑组织力量


　　2022年4月28日，在深物公司完成并购重组新股东进驻之际，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调整。公司迅速启动“转观念、树标杆、勇担当、促实效”主题教育活动：书记讲改革开放史，参观国贸大厦改革开放陈列馆，参观“大潮涌珠江”展览，在莲花山公园瞻仰邓小平塑像，重温入党誓词。一个月的时间，中层干部及党员骨干的思想得到了统一，为全年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思想统一之后，行动迅速跟进。公司从提质增效入手，精打细算，解决运营中的各种难题；着手起草深物公司“十四五”规划纲要，调整公司各项战略布局；本着对行业负责任的原则，起草并发布深物公司《既有建筑设施设备可持续发展·白皮书》，系统概述深物公司践行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与做法，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构建“全场景、全链路、全生命周期”的物业服务保障体系。


（二）抓住关键：以电梯更新改造破题


　　2023年春节刚过，公司主要负责人作为物业行业代表应邀参加了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大会上发出动员令：广东这40年非常了不起，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必须聚焦用力。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物业管理工作的领导，加强社区物业党建联建，以高质量物业服务推进美好家园建设。


　　参加完大会后，公司党总支立即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新年工作。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深物公司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症结在于老旧小区的电梯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电梯普遍超过使用年限，故障频发，安全隐患突出，但更新改造存在涉及资金量大、业主意见不一、协调难度高的问题。抓住这个“牛鼻子”，就抓住了改善业主居住体验、重建业主信任的关键突破口。


　　在党总支的强力推动下，深物公司出台了《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三年行动计划》，逐栋逐梯评估运行状况，制定分级分类的更新改造方案。党总支充


分发挥“一核多元”治理格局的制度优势，协调社区党委、业委会、业主代表等多方力量，共同推进改造工程。针对部分业主出资的顾虑，党员骨干深入楼栋耐心做思想工作；针对施工期间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物业团队提前制定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减少不便。两年内，深物公司完成了58部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工程，归集资金2000多万元，得到了小区业主的一致好评。电梯更新改造工程竣工后，小区的居住品质和安全保障大幅提升，物业管理费年度缴纳率提升至98%以上，物业服务满意度达到95%以上，2023年应收账款余额由原来的2000多万降至260万，创历史最低点。


　　电梯改造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党建引领在破解物业管理难题中的关键作用。正如深圳光明区马田街道石家社区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由党支部牵头召集物业公司、业委会代表，通过多方协商机制推进电梯改造，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党支部的组织力、动员力和协调力，是打破老旧小区治理僵局的“红色引擎”。


（三）回归本源：让价格回归成本与标准


　　经过电梯改造等一系列工作的突破，深物公司的所属项目形成了良性循环机制，各项经营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但深物公司清醒地认识到，电梯改造只是治标之举，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物业管理“质价不符”的核心矛盾。要让每一分钱的去向清晰透明。通过增强收费透明度、提升服务可见度、增加业主参与度，逐步重建业主对物业企业的信任关系。当业主感受到“服务值得”之后，物业费的收取自然水到渠成，收费标准也能够根据实际成本实现动态调整，逐步回归“质价相符”的健康轨道。


　　这一实践印证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物业管理的本质不是商业扩张，而是服务于人的生活。物业服务做得扎实，收费自然有底气；业主感受到服务的温度，缴费意愿自然高涨。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正在于它将物业服务的价值取向从“企业利益最大化”扭转为“业主满意度优先”，将物业企业的经营逻辑从“收费驱动”扭转为“服务驱动”。


（四）文化筑基：让服务传递温度


　　如果说党建是物业管理的“硬核骨架”，那么企业文化就是贯穿其中的“温度血脉”。2023年，深物公司党总支推出了“万家灯火，深物情深”历史陈列展。一件件旧开关、老式电表、控制系统陈列在公司总部办公楼周边，这些精美的展品和展板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次路过，都会有居民驻足流连、认


真阅读，这里已成为远近知名的“网红打卡地”。随后，公司又出台了《深物公司服务文化31则》，进一步将企业文化深植于物业管理的每一个细节。


　　同年，怡景花园多了一处“古诗词长廊”。揭幕仪式上，几百位业主聚集在文化广场，大人们带着孩子欣赏灯光夜景、品读古诗词的意境，大家沉浸在美好生活的氛围之中。这正是物业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是房屋和设施的维护，更是邻里情感和社区温度的营造。


　　“万家灯火，深物情深”，这八个字道出了物业管理的真谛：每一扇亮灯的窗户后面，都是一个需要被关注、被关怀的家庭。物业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设备设施的高质量运营，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纽带的高质量维系。文化筑基的作用，正在于它将物业服务的价值从功能性提升到情感性，从“让业主住得安全”升级到“让业主住得幸福”。当物业服务成为一种“有温度的存在”，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就从“买卖”转变为“共生”，社区治理的基础也就更加坚实。


四、经验启示：物业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深物公司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近年来的转型探索，为破解老旧小区物业管理高质量发展难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第一，党建引领是摆脱物业管理困境的根本保证。物业管理涉及的利益主体多元，矛盾复杂，单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协调各方关系。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最大的制度优势。在老旧小区电梯改造、物业服务品质提升等工作中，深物公司的党组织始终发挥着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与物业企业党组织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有效打通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确保了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当前，深圳市各区在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有的街道构建了“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楼栋长”五级治理架构，实现了住宅小区党组织100%全覆盖；有的社区创新“支部书记+网格员+红管家”的治理搭档模式，让党旗在治理一线高高飘扬。这些实践经验与深物公司的探索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党建引领物业管理高质量发展的“深圳经验”。


　　第二，价格回归成本与标准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物业管理是市场行为，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价格长期低于合理水平，企业就无法提供与标准相匹配的服务，最终损害的还是业主的利益。深物公司的经验表明，通过精细化管理降低成本、通过透明化公示建立信任、通过党建引领破解涨费难题，完全有可能


打破“收费低—服务差”的恶性循环，实现“质价相符”的良性循环。行业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从“规模为王”转向“服务为本”，从低质低价的无序竞争中走出来，建立以服务标准为基础、以合理成本为准绳的定价机制。


　　第三，文化筑基是提升服务温度的内生动力。物业管理不能只有规章制度的“刚性”，缺少文化滋养的“柔性”。深物公司的“万家灯火”历史展和“古诗词长廊”实践表明，文化浸润能够为社区注入温度，拉近物业与业主之间的距离，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当社区成为居民愿意驻足、愿意交流、愿意共建的“家园”而不仅仅是“住所”时，物业管理的阻力就会大大降低，合力就会极大增强。


　　第四，老旧小区改造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是行业公认的“硬骨头”，但也是最有改造潜力的领域。深物公司以电梯更新改造为切入点，打开了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改善的通道。这说明，只要抓住居民最急难愁盼问题，集中资源、精准发力，就能够在短期内形成示范效应，赢得业主信任，从而带动整体服务品质的提升。


五、结语


　　回首深物公司的历史，从1981年六个人、四辆旧单车、一间铁皮房起家，到如今成为中国物业管理行业的“黄埔军校”，一路走来，深物人始终坚守物业管理一线，始于初心，精于匠心，成于恒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相关负责人到深物公司调研时，对深物公司将物业管理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期望深物公司继续做好转型升级和服务内容的规范化提升，满足群众需求，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


服务大局，心系民生，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代人民日报舆论监督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人民日报社研究部主任编辑王志锋


　　舆论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始终坚守党报初心使命，肩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相统一。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人民日报立足“国之大者”、聚焦民生痛点、紧盯社会治理堵点、助力改革发展，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契合党报定位、顺应人民期待的建设性监督、规范化监督、常态化监督机制。系统总结梳理人民日报舆论监督的经验做法，对于新时代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完善基层治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聚社会共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坚守政治本源：锚定舆论监督的根本立场与原则


　　人民日报舆论监督跳出“猎奇曝光、博人眼球”的逻辑，牢牢立足党中央机关报的定位，把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舆论监督成为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纠治发展偏差、巩固执政根基的重要抓手，从根本上保证舆论监督的方向性、严肃性、建设性。从选题策划、调查采访到稿件刊发、后续督办，以推动工作改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发展大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成为立足大局的“政治体检”、服务治理的“问题校准”、惠及群众的“民生赋能”。


　　始终坚守“三个统一”核心准则，夯实监督价值根基。坚持党的领导与反映人民心声相统一、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相统一、揭露问题短板与推动整改提升相统一的工作准则。其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既坚决贯彻党的意志、维护党的权威，又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让舆论监督成为连接党和人民的桥梁纽带；其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方针，正确把握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成绩与问题的关系，不放大个别问题、不渲染负面情绪，以正向舆论主导社会认知，以精准监督补齐发展短板；其三，坚持问题导向与推动工作统一，揭露问题是手段，整改提升、完善治理、惠及民生才是目的，彻底摒弃“只曝光、不跟进，只揭短、不闭环”的形式化监督模式。


始终严守监督边界，规范监督尺度分寸。建立清晰的舆论监督选题边界和


内容尺度，坚决杜绝无原则、无底线、无分寸的监督报道。在选题上，聚焦具有普遍性、典型性、倾向性的突出问题，重点监督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打折扣、搞变通、走过场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顽疾，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乱象，生态破坏、执法失范、权力任性等治理问题，坚决避开琐碎争议、个体纠纷、无解议题，杜绝流量化、娱乐化监督。在尺度上，坚持“适时、适度、有效”的工作要求，把握舆论监督的时机、力度和节奏，重大问题审慎研判、敏感问题稳妥处置、共性问题精准剖析，既敢于亮剑直击痛点，又留有余地助力整改，实现监督力度、舆论温度、治理效度的有机统一。


二、精准选题布局：立足大局、心系民生，构建科学选题体系


　　选题质量直接决定舆论监督的传播价值、治理价值和社会价值。人民日报舆论监督摒弃随机选题、流量选题、情绪化选题的模式，构建“服务大局、聚焦民生、立足典型、兼顾长效”的科学化选题体系，实现小切口折射大主题、小个案破解大难题、小监督推动大治理，让每一篇监督报道都有针对性、代表性和实效性。紧扣“国之大者”，紧盯政策落地堵点。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开展监督，是人民日报舆论监督的重要选题方向。聚焦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安全生产、营商环境优化、基层减负、长江保护、粮食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常态化开展跟踪监督、专项监督、深度监督。针对部分地区政策执行层层递减、落实变形走样、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推诿扯皮等问题，通过深度调查曝光典型案例，剖析政策落地的堵点、难点、痛点，深挖问题背后的思想短板、制度漏洞、作风问题，倒逼各级党政机关压实主体责任，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政策落地生根。例如，针对江河禁渔、河道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中“表面整改、虚假整改、边治边破坏”等乱象，推出多篇深度监督报道，揭露借生态修复非法采砂、监管缺位、执法不严等共性问题，推动全国范围内专项整治行动开展，完善流域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聚焦民生福祉，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是人民日报舆论监督的初心底色。人民日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将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作为监督重点，聚焦住房安居、交通出行、教育医疗、物业服务、政务服务、信访维权、消费维权等民生领域，紧盯长期悬而未决、投诉无果、治理缺位的顽瘴痼疾。依托读者来信、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新媒体平台线索反馈等多元渠道，广泛收集群众诉求，筛选真实、迫切、具有代表性的民生问题开展舆论监督。无论是基层政务平台泄露投诉人信息、基层


单位摊派不合理工作任务的形式主义问题，还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缺位扰民的民生难题，人民日报始终直面群众诉求、回应群众呼声，通过权威曝光推动问题快速解决，切实把舆论监督转化为为民解忧的实际成效。


　　人民日报舆论监督坚持典型化选题原则，优先选取具有普遍性、倾向性、警示性的典型案例。在选题筛选中，重点甄别能够反映基层治理共性短板、体制机制漏洞、作风建设突出问题的个案，通过解剖麻雀式深度分析，从个案问题中提炼共性规律，从表面乱象中深挖根源症结，既解决单个具体问题，更推动同类问题系统整治、制度体系完善。同时，兼顾正反典型结合，既曝光负面乱象、警示震慑，也挖掘整改成效好、治理创新优的正面案例，形成“曝光—整改—提升—推广”的良性循环，让舆论监督真正服务于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三、深耕调查核实：坚守真实生命线，筑牢严谨采编体系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更是舆论监督的立身之本。相比于正面宣传报道，舆论监督报道敏感度高、争议性强、社会影响大，一旦事实失实、细节偏差、判断失当，不仅会损害媒体公信力，还可能引发舆论风波、影响社会稳定。人民日报始终将真实准确作为舆论监督的生命线，构建全流程、全维度、无死角的调查核实与审核把关体系，以极致严谨的采编规范，确保每一篇监督报道事实准确、证据确凿、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践行“三深调研法”，夯实事实基础。人民日报建立了舆论监督专属调研工作规范，所有监督类报道必须坚持深入现场、深访多方、深核事实的“三深”原则，坚决杜绝二手素材、转述信息、隔空采访。一是深入现场蹲点调研，记者必须奔赴问题发生现场，实地勘察情况、记录真实场景、采集一手素材，杜绝坐在办公室看材料、听汇报写报道；二是深度走访多方主体，坚持兼听则明，全面采访当事人、涉事单位、主管部门、行业专家、基层工作人员等多方对象，完整收集各方观点、诉求和申辩意见，不偏听、不偏信、不主观臆断；三是深度核查细节事实，对报道涉及的时间、地点、数据、文件、政策、事件经过等所有细节逐一核对，查阅官方文件、政策法规、执法记录、台账数据，确保每一个表述、每一处数据、每一个结论都有确凿依据。


　　落实刚性采编制度，规范监督工作流程。为从制度层面保障监督报道质量，人民日报制定了严格的舆论监督采编规范，形成多项刚性工作制度。其一，严格执行双人采访制度，所有舆论监督采访工作必须由两名及以上记者共同完成，相互佐证、相互监督，避免单人采访的片面性和疏漏性；其二，严格落实被监


督对象申辩制度，坚持监督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必须充分听取涉事单位和个人的陈述、解释和整改态度，完整呈现各方声音，不刻意抹黑、不片面定性；其三，建立多级分层审核制度，政治把关、事实把关、法律把关、导向把关同步推进，层层压实责任，杜绝各类风险隐患。


　　坚持客观理性叙事，恪守专业报道准则。人民日报舆论监督报道始终摒弃情绪化、标签化、极端化的叙事方式，坚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用法规说话、用案例说话。行文风格平实严谨、客观中立，不渲染负面情绪、不夸大问题危害、不使用偏激词汇，既精准揭露问题短板，也客观说明历史原因、现实困境，既严肃指出工作漏洞，也尊重基层整改努力。同时，严格区分个别问题与普遍问题、主观失职与客观局限、阶段性问题与长期性顽疾，精准定性问题性质、精准划分责任边界，确保监督报道有理有据、有度有节，既形成监督震慑，又便于基层整改落实，实现舆论监督的专业性和公信力。


四、构建闭环机制：打造“监督—整改—回访—提质”全链条体系


　　新时代舆论监督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曝光发声，而在于推动解决问题。人民日报创新构建“线索收集—调查报道—部门回应—整改落实—跟踪回访—制度完善”的全链条闭环监督机制，让舆论监督从“一次性曝光”转变为“持续性治理”，实现监督有力度、整改有进度、治理有成效、群众有获得感。这套闭环机制，是人民日报舆论监督最具特色、最具实效、最具借鉴意义的经验。


　　多元汇聚线索，筑牢监督源头基础。线索是精准监督的前提。人民日报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立体化的线索收集体系，打通民意传导的最后一公里。一方面，深耕传统阵地，长期接收广大读者的来信、来电诉求，筛选真实可靠、亟待解决的民生和治理问题；另一方面，融合新媒体平台，依托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新媒体矩阵等平台，常态化收集网民诉求、社会热点问题、基层治理乱象，形成海量线索池。同时，结合记者日常蹲点调研、专项调研、行业走访，主动挖掘隐性问题、苗头性问题、深层次问题，实现被动接收线索与主动发现线索相结合。


　　权威曝光发声，形成舆论监督震慑。依托党报权威阵地，打造专业化、品牌化的监督传播矩阵。报纸端以“读者来信”版为核心阵地，开设“来信调查”“百姓关注”“曝光”“身边事”等栏目，大幅提升监督报道的权威性、传播力和影响力。针对典型突出问题，通过深度调查报道精准曝光乱象、剖析根源、指出危害，形成强大的舆论震慑和社会监督压力。同时，依托报网端微屏全媒


体平台，对优质监督报道进行二次传播、全域推送，扩大监督覆盖面，推动问题引发各级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为整改落实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跟进部门回应，压实主体整改责任。建立专属“反馈”栏目机制，主动对接涉事地方和主管部门，督促其第一时间核查问题、梳理症结、制定整改方案、公开回应社会关切。人民日报常态化刊发各地各部门的整改公告、工作举措、整治成效，将部门回应、整改承诺公开化、透明化，倒逼责任单位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通过权威平台公开晾晒整改情况，既让群众全程监督整改过程，也压实各级党政机关的主体责任，形成“曝光即整改、监督即落实”的工作常态。


　　持续回访督办，确保问题真改实改。为杜绝“曝光一阵风、整改走过场”，建立常态化回访督办机制。对于重点监督报道、民生突出问题、长期治理顽疾，在首次曝光和部门整改后，安排记者持续跟踪回访，实地核查整改成效，核验问题是否彻底解决、乱象是否彻底根除、群众诉求是否真正落地。对于整改不到位、问题反弹、敷衍应付的单位，持续跟进报道、二次监督、紧盯不放，直至问题彻底解决。这种“不解决不松手、不到位不收兵”的督办模式，彻底扭转了舆论监督流于形式的弊端。


　　提炼治理经验，推动长效制度建设。人民日报舆论监督不止步于解决单个问题，更注重从个案整改中提炼共性规律、总结治理短板，推动问题整改从“一事一治”向“制度根治”升级。针对监督发现的普遍性、制度性、体制性问题，通过系列报道、专题分析，梳理问题产生的制度漏洞、监管短板、机制缺陷，为各地完善管理制度、优化治理模式、健全监管体系提供参考，推动实现“监督一个、整改一批、规范一片、完善一域”的长效治理效果，让舆论监督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助推器。


五、深化融合创新：全媒体赋能舆论监督提质增效


　　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人民日报主动顺应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打破时空局限、渠道局限、传播局限，构建“报网端微一体化、策采编发全融合”的舆论监督新格局，实现线索更广、调查更深、传播更快、监督更实，让党报舆论监督在新媒体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打造一体化监督平台，拓宽民意沟通渠道。人民日报整合报纸、人民网、客户端、短视频平台等全媒体资源，构建了线上线下联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补的舆论监督平台体系。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作为国家级民意互动平台，


汇聚海量群众诉求，实现群众一键留言、平台梳理筛选、记者深度调查、部门对接整改、结果公开反馈的全流程服务，成为舆论监督最重要的线索来源和互动载体。人民日报客户端开设专属曝光渠道，短视频平台推出调查类短视频、监督类融媒体产品，以轻量化、可视化、通俗化的传播形式，让严肃的舆论监督更接地气、更入人心，大幅提升传播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


　　创新融媒体报道形态，增强监督传播效能。综合运用文字、图片、短视频、图解、专题综述、系列报道、深度访谈等多元融媒体形态，全方位呈现问题全貌、整改过程和治理成效。针对复杂的治理乱象、长期存在的民生难题，推出系列化、专题化、立体化的监督报道，多角度、深层次拆解问题、剖析根源、展示进展。短视频、现场实拍等可视化形式直观展现问题现场，让监督内容更真实、更直观、更有说服力，有效提升舆论监督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实现策采编发协同联动，提升监督工作效率。建立全媒体协同工作机制，新闻策划、线索筛选、实地采访、稿件编辑、全网传播各环节高效联动。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线索收集、民意汇总、实时互动，采编部门进行深度调查、权威发声、深度剖析，全媒体矩阵负责二次传播、舆论引导，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高效协同的工作格局。通过媒体融合，彻底解决传统舆论监督线索闭塞、传播滞后、互动不足、闭环不畅的问题，实现了民意收集零延迟、调查响应高效率、舆论传播全覆盖、整改督办全跟进。


六、健全制度保障：构建规范化长效化监督工作体系


　　规范化、制度化是舆论监督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人民日报立足党报职责，结合新时代舆论监督工作要求，构建覆盖策、采、编、发、审、改全流程的制度体系，以制度规范监督行为、压实工作责任、防范舆论风险、保障监督实效，推动舆论监督从经验化运作转向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完善专项工作制度，细化监督工作标准。报社出台工作方案，细化工作细则，明确舆论监督的工作原则、选题标准、采访规范、审核流程、传播要求、督办机制、责任分工。从线索筛选的标准、采访调研的规范、稿件审核的层级，到整改回访的流程、风险防控的要求，全部实现标准化、制度化、流程化，让每一项监督报道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杜绝随意化、情绪化、碎片化的监督行为。


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守住舆论安全底线。舆论监督敏感度高、风险点多，


需要建立全方位的风险研判和防控机制。每一篇监督报道刊发前，均需开展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舆论风险、社会风险全方位研判，精准评估报道刊发后的社会影响，提前制定应对预案。严格遵守新闻宣传纪律、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坚决杜绝失实报道、不当评论、过度曝光，严守舆论监督底线红线。同时，建立舆情应急处置机制，针对监督报道引发的社会舆论，及时跟进引导、答疑释惑、澄清谬误，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


七、结语


　　人民日报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舆论监督经验，不仅是自身工作的宝贵财富，更为新时代主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舆论监督必须坚守政治属性，始终服务中心大局，把讲政治贯穿监督全过程，确保监督工作不偏方向、不走过场；二是舆论监督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始终聚焦民生关切，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核心目标，践行媒体为民初心；三是舆论监督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绝对真实为生命线，以严谨规范为基本准则，筑牢媒体公信力根基；四是舆论监督必须坚持建设性导向，摒弃负面思维、流量思维，以监督促整改、以曝光促提升、以问题促治理；五是舆论监督必须健全闭环机制，实现全程跟进、全程督办、全程提质，真正把监督效能转化为治理效能；六是舆论监督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依托媒体融合赋能升级，让传统监督优势与现代传播优势深度融合，持续放大监督价值。


　　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日报舆论监督始终坚守党报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精准开展建设性、规范性、常态化舆论监督，既敢于亮剑纠治歪风陋习、破解治理难题、回应群众诉求，又善于正向引导、凝聚共识、推动发展，持续发挥着监督执纪、凝心聚力、赋能治理、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舆论力量。


汉字文化，何以既“守正”又“出圈”对汉字文化传播的观察与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6年7月16日）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重要载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汉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至关重要。近年来，从汉字类综艺节目引发全民参与热潮，到短视频平台上的汉字科普受到关注，再到“书法进校园”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汉字文化正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本篇聚焦当下，观察汉字文化传播的进展与挑战，以期为汉字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传播提供参考。


　　“最爱写的字是先生教的方块字，横平竖直堂堂正正做人也像它”这句耳熟能详的歌词，唱出了中国人对汉字朴素而深沉的情感。


　　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引发全民“提笔”热潮，到“书法进校园”成为素质教育的亮丽风景，再到“甲骨文表情包”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近年来，古老的汉字正以一种新的活力走入大众视野，它不仅是可亲可近的文化符号，更是连接情感的精神纽带。


以“字”为潮汉字文化传播的蓬勃景象


　　以教育为基：从“写字”到“育人”。走进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听涛小学三年级九班的语文课堂，韩暖老师正在讲授《纸的发明》一课。屏幕上，竹木、玉石、陶器、兽骨、青铜器、丝帛、纸张依次呈现，汉字载体的千年演变一目了然。通过课件展示与拓展教学，孩子们不仅了解了“纸”的前世今生，还领会了“文房四宝”承载的文化意蕴。韩老师说：“汉字文化课教学，既要挖掘汉字的文化内涵，更要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


　　汉字文化教育，不只是讲故事，也落在一笔一画的书写里。在甘肃省通渭县的中小学课堂上，孩子们提笔、蘸墨、落纸，十分专注。通渭素有“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的美称，坊间流传“家中无字画，不是通渭人”的说法。在这片翰墨飘香的土地上，书法是全县中小学一贯开设的课程。通渭榜罗学校的教师李积瑞回忆，几十年前他自己上学时就在写毛笔字，现在轮到他教学生写。


　　汉字文化同样在大学生中受到了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的《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通识课修读人数持续攀升。课程在MOOC平台上线后，累计选课逾36000人次，互动讨论帖超8000条，被票选为“最美慕课”。一位选修学生告诉调研组：


“以前觉得汉字就是简单的符号，上完这门课才发现，每个字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


　　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以字立人、以字育人”已然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以媒体为桥：从“参与”到“入心”。2009年，国内汉字专题纪录片《史说汉字》开播。此后，《汉字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播出，逐渐点燃了大众对汉字文化的关注热情。选手在台上奋笔疾书，观众在屏前同步听写，大众不再是汉字文化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电视节目的热度，也延伸到年度汉字评选。每到年末，这项活动便成为汉字文化圈的盛事。


　　2025年，“韧”字高票入选“汉语盘点”的年度国内字。一字之间，精准勾勒出中国人坚韧不拔的精神面貌。一字传神，胜过千言。


　　在国际舞台，汉字文化热度同样在升温。社交平台拥有数十万粉丝的“汉字叔叔”理查德·西尔斯，致力于分享有意思的汉字故事。他创建的汉字字源网收录10余万个中文字形，月访问量超100万人次，用户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赵梅讲述了他的故事，称他“让更多人读懂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短视频平台的发展为汉字文化传播注入了新动能。据有关机构统计，全球近20亿用户每天活跃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中文挑战”等趣味化内容借助算法推荐，触达了许多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海外用户。传播方式越“走心”，传播效果越“入心”。


　　以学术开路：从“专业”到“大众”。“原来甲骨文这么有意思”“求多做一点甲骨文释字的视频”在一条题为“一个甲骨文专业毕业生的独白”的短视频下，有2万多条网友留言。视频中，博主李莹半开玩笑地吐槽自己的专业“冷门程度有多离谱”，却没想到这条视频迅速走红。原本晦涩冷僻的甲骨文，在弹幕和留言中获得了大量关注。


　　借着杭州亚运会的东风，李莹又制作了一系列将甲骨文与运动项目结合的视频。在《当甲骨文遇上亚运会》中，她从一个“走”字入手，生动演绎了“奔跑”的古义及演变过程。短短数年，李莹的粉丝量突破130万，获赞超过1300万。网友们笑称：“她带火了一个专业。”


　　在更早的电视荧屏上，清华大学黄德宽教授在央视节目《开讲啦》中提到，那些来源古老的汉字，每一个字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甚至每一个字的演变，


都体现了文化史的演变。近年来，《汉字为什么这么美》《了不起的汉字》等一批普及读物相继问世，将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从学术殿堂带入公众视野。清华大学李守奎教授在播客平台开设说文解字音频课，一经上线便成了众多听众的文化大餐。他感慨道：“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对汉字感兴趣。这说明，大众不是不喜欢传统文化，而是传统文化缺少好的传播方式。”


　　随着新大众学术的兴起，曾经属于学术圈的汉字学，正以电视节目、短视频、文创产品等更亲民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


　　“字”待深耕汉字文化热背后的冷思考“邋遢”“妨碍”“隔阂”这些词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不少人看着都认识，可真要动笔写，就是写


　　不出来。如今电脑键盘敲多了，手写少了，一些常用字的写法慢慢变得模糊。传播层面，数字化带来新挑战。对汉字文化传播来说，数字化是一把双刃


剑。一方面，它极大地便利了大众的汉字生活，拓展了汉字文化的传播路径；另一方面，它削弱了人们对手写汉字的情感联结和肌肉记忆。


　　调研组随机采访了15位路人，请他们写出“冒犯”“尴尬”“喷嚏”三个词。结果，把“冒犯”的“冃”旁写成“曰”的有5人；把“尴尬”的部首写成“九”的有7人；把“喷嚏”完全写对的只有6人。一位受访者苦笑：“现在写


字的机会太少了，连签名都用电子签了。”提笔忘字、写错别字已不是个别现象。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短视频博主刻意追求标新立异，让错误的汉字知识广为流传。调研组在某平台搜索“汉字冷知识”时，连续刷到十余条解读视频，点开一个讲解“穷”字的短视频，看到博主将“穷”字解释为“在一个地方卖八小时苦力，所以穷”。这种错误的解读在网络上并不少见。这不但让不准确的说法得以流传，也可能给大众带来误导。


　　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改变汉字文化的传播生态，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日常汉字使用过度依赖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主动思考与记忆的能力。而批量生成的汉字内容，有时存在知识性错误，也缺乏人文温度。有学者表达过担忧：“未来我们可能面对大量人工智能生成的‘伪汉字知识’，如何守住学术底线，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


　　教育层面，教学内容有待夯实，师资力量有待加强。教育是汉字文化传播的主阵地，不仅关乎书写能力的提升，还直接影响汉字文化的传承发展。


近年来，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试卷逐渐加大了对卷面书写的考查力度，但识


字教学在一些地方仍多止步于“会认、会写”，对汉字文化内涵的挖掘有所不足，对学生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的培养也难以充分顾及。调研中，一位小学语文教师说：“考试又不考字理，上课就不会展开讲。”


　　书法教育也面临类似处境。在一些学校，书法课成为只存在于课表上的课程。一位在学校门口接孩子的家长对调研组说：“我上小学那阵子，每周一节毛笔字课，氛围特别好；现在的孩子连毛笔都没碰过几回，更别提书法教育了。”


　　此外，师资短板是制约教学质量的另一重要因素。基础教育识字教学长期存在字理讲解缺失、文化挖掘不够等问题，受教师自身知识所限，课堂上传授不当汉字知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师范院校的“三字”训练（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同样在减配。一位师范院校教务处负责人坦言：“近年来，数字技能类课程有所加强，但书写类课程只上一学期，软笔书法几乎没有涉及。”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国开设书法学本科专业的院校中，师范类占比不足四成，师资培养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普及层面，科学性的把握仍值得持续关注。新大众学术的兴起，让传统文化走出象牙塔。在汉字文化领域，一批学者通过录制电视节目、撰写科普读物、开设线上课程，促进了汉字文化的广泛传播；自媒体博主的推动和网民的交互式参与，更让汉字文化愈发深入人心。


　　调研组在一本科普读物上看到关于“愁”字的解读：“上面是‘秋’，下面是‘心’，秋天草木凋零，人心自然感伤，这就是‘愁’！”而实际上，“愁”是从心、秋声的形声字，“秋”只表读音，与秋天萧瑟并无直接构意联系。调研中，一位古文字学教授无奈地表示：“现在网上流传的汉字解读，很多不够准确。真正的学术普及，应该是知识通俗化，而不是知识庸俗化。”


　　此外，汉字文化的传播还存在碎片化问题。一笔一深意，一字一故事。汉字科普最容易引发关注的，往往是象形字或个别趣味字，生僻字只要够“吸睛”就会被反复挖掘。大众对汉字文化的认知因此停留在零散的层面，缺乏系统性理解，这也使得面向大众的汉字文化研究成果传播效果受限。一位长期从事汉字文化普及的学者打了个比方：“我们现在给大众的是一颗颗珍珠，但没有教他们怎么串成项链。”


“字”在日新推动汉字文化传播行稳致远


　　面对上述挑战，汉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如何走出一条既有学术深度、又有时代热度的路？教育筑基：推进从课堂到生活的全场景浸润。破解当前教育领


域汉字文化传播的困境，需从师资、课程、家校社协同三方面入手。


　　首先，师范院校应将汉字应用能力纳入师范生培养体系。鼓励各地对在职语文教师开展汉字素养专项培训，内容覆盖字理基础、书法入门和常见误读辨析，并支持中小学设立专职书法教师岗位。


　　其次，深化教学改革。以语文学科为核心，加强字理教学，让学生不光是“写对字”，更能“懂这个字从哪里来”。加强与书法、美术、历史等学科的融合，让汉字教育从一门课延伸为一种日常浸润。


　　再次，构建家校社协同教育机制。鼓励家庭设立亲子共读共写时间，以汉字故事或经典诗文为内容，培养孩子的书写习惯与兴趣。支持社区定期开展“亲子书法”活动。推动更多博物馆、文化馆开设汉字体验工作坊。


　　媒体引领：拓展既规范又有创意的传播方式。媒体是汉字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推动汉字文化传播，必须坚持规范性，并不断探索新的传播方式。


　　首先，建立传播内容审核机制。组建专家委员会，明确汉字知识传播的基本准则和底线要求；平台方承担主体责任，对传播错误知识的自媒体账号建立相应约束机制，首次违规限流并下架违规内容，情节严重的封禁账号。主流媒体也应当主动发挥“纠偏”作用，对网络上流传的错误字源解读及时辟谣，帮助公众形成更准确的汉字认知。


　　其次，创新“汉字+”跨界融合。开发“汉字探源”主题研学路线，串联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仓颉庙等文化地标，将汉字文化融入文旅体验。支持举办“年度汉字发布”“汉字文化节”等活动，鼓励将汉字元素融入城市公共空间。规范与创新并行，才能让汉字文化的传播既走得远，又行得稳。


　　学术铸魂：确保从高深到大众的科学性转化。学术是汉字文化传播的生命线。新大众学术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科学性为代价。


　　首先，推动学术成果的普及转化。应加强高校古文字学、语言学等相关专业与出版机构、媒体平台的合作。由权威学者参与制作编写普及短视频或读本，既要确保知识准确，又要“接地气”。对优质普及内容，平台应给予流量支持。每年评选典型案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其次，完善评价与激励机制。提升科普成果的价值认定，对长期从事汉字文化普及且成果显著的学者，在职称晋升中给予一定倾斜。设立“汉字文化传播贡献奖”，每年表彰一批在普及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机构。


再次，强化学科建设与人才储备。加大对古文字学等“冷门绝学”的扶持，


设立专项奖学金，资助开展汉字文化研究。鼓励高校开设“汉字文化传播”课程，培养既懂文字学又懂传播学的复合型人才。


　　技术赋能：构建辅助而可控的新引擎。推动汉字文化传播，必须坚持辅助性、可控性原则，实现汉字文化与技术应用的双向促进。


　　首先，建设国家级权威资源平台。运用大数据、知识图谱技术，建设兼具字形检索、字理阐释、字源展示等功能的国家级汉字数字化资源平台，使其成为大众获取汉字知识的权威源头。


　　其次，用技术反哺汉字教育。开发“智能书写辅助工具”，用户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写字时，系统自动识别字形正误并给出提示。结合竞技、社交、探索玩法，打造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汉字文化主题应用。


　　再次，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明确平台的主体责任，筑牢技术伦理防线，将生成的汉字知识纳入重点监管清单，强制进行人工复核，未经复核不得推荐。对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生产不准确汉字知识的自媒体账号，一经发现应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唯有多方协同发力，方能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焕发更加持久的时代光彩。


呼和浩特：老旧小区“好房子”标准建设化“改造”为“升级”的实践探索


呼和浩特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中心任国栋


　　当前，各地老旧小区改造虽在有序推进，但不少项目仍存在碎片化施工、建设标准不完善等问题，甚至形成新的质量与安全隐患。随着城镇化进入存量提质阶段，传统“补丁式”修缮已难以满足居住品质提升需求，重复开挖、资源浪费等行业共性难题日益突出。住房城乡建设部明确提出以“好房子”为标准推进居住品质升级，要求改造工作兼顾安全性、功能性与可持续性。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立足北方城市实际，摒弃碎片化修补的传统模式，转向系统化改造与全面品质提升，对地下管网、建筑主体、消防与弱电设施、生活环境景观等实行统一高标准设计与升级，将老旧小区打造为宜居的“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


从“补丁式修缮”到“系统化升级”


　　呼和浩特市明确提出摒弃传统“表面更新、局部修补”的思路，引入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观念，开展全面规划与设计，以使改造后的小区在15~20年内，在功能适配、结构安全以及环境宜人等方面符合居民对优质生活的需求，从根本上杜绝重复改造引发的资源浪费以及对民生的不良影响。


　　新城区护北区域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是这一理念的典型实践。该项目以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为主线，围绕便捷性、安全性与幸福感3个维度展开。改造内容涵盖三大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优化，包括修复破损道路、更换老旧供排水管道、铺设地下强弱电线路、安装太阳能路灯与智能监控设备、增建消防设施；二是建筑功能提升，涉及屋顶防水、更换落水管、翻新楼梯间等公共区域，以及清理维护化粪池；三是居住环境改善，包括拆除违建围墙、扩大绿化面积、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布设。经过系统性改造，护北区域不仅实现了居住条件的实质改善，还增强了邻里互动与社区治理效能，为“好房子”标准的落地提供了现实样本。


从“零散整治”到“全要素协同”


夯实地下基础，推进管网系统全维度更新


　　以往老旧小区改造中，受资金和施工扰动限制，地下管网多采用局部修缮方式，导致雨污混流、管道梗阻、燃气泄漏风险长期存在。为应对这一难题，呼和浩特市推行“一次开挖、全面更新”策略，在改造前期对供水、排水、燃


气、供暖管线进行统一检测与更换，并选用具有优良抗腐蚀性能与出色密封性的先进管道材料，例如托克托县佳鑫小区选用的球墨铸铁管和PE（聚乙烯）管，以此提高管网系统的耐用性与稳定性。同时采用高耐久性沥青铺设道路，提升小区路网的通行能力与平整度，从根源上破解老旧小区晴天起尘、雨天积水的居住难题。


　　在具备条件的区域，呼和浩特市还尝试开展地下综合管廊及管线廊道建设规划，在小区设计阶段规划建造小型综合管廊或集中的管线铺设地段，实现管网集约化布局，增强管线维护便捷性，从源头上消除“马路拉链”现象。


　　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市着力打造老旧小区地下管网数字化档案管理平台，在更新环节同步开展管网精准测量并建立电子信息档案，为后续运维及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空间地理与工程数据支撑。目前，武川县海兴花园社区已完成该系统搭建并投入使用。


强化本体安全，实施建筑节能与防水一体化改造


　　针对外墙脱落、屋顶渗漏、保温性能差等突出问题，呼和浩特市将建筑主体结构的安全与节能更新当作要点，全方位开展外墙和屋面的节能及防水改造。以往采用的局部修补方式，往往忽略建筑结构存在的安全风险，且难以解决居民“冬冷夏热”的居住难题。回民区市委六号院小区过去就曾出现外墙脱落、屋顶漏水以及围护结构保温性能不佳等状况，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代表。


　　在建筑外墙修复工程中，呼和浩特市摒弃仅做表面修复的做法，融入外遮阳体系、屋顶绿化以及太阳能光伏板等绿色建筑技术。为提高老旧小区节能效率，部分地区着手推行屋顶平改坡与光伏一体化相结合的改造措施。经过这些改造，新城区八一小区在能源利用效率和室内热舒适性能方面均有明显提升。


　　在防水排水方面，呼和浩特市开展综合修缮工程，屋顶翻新时运用高品质防水材料，并优化排水系统设计。同时加强对外墙节点的防水处理，针对窗户开口、管道穿墙等易漏水区域实施精细密封操作，武川县瑞鑫家园小区在这一环节建立了标准化施工流程。


　　此外，呼和浩特市还积极推动电力、通信、有线电视等“三线”入地或实施规范化整治。针对玉泉区金禾现代家园小区这类暂不具备地下铺设条件的区域，运用桥架、套管等设施对线缆进行集约整理与铺设，实现线路布局安全、整齐且维护便利。


补齐配套短板，实现设施系统提档升级


　　呼和浩特市对供电、消防、环保等配套设施实施系统化升级，从过去的查漏补缺转向整体提档。供电方面，随着居民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呼和浩特市科学合理地对配电设施进行扩容，并统一更换老旧电表箱及电缆，保障供电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消防方面，以赛罕区7325小区为示范项目，按照最新消防规范开展全面检查与整改。确保消防通道宽度合规、通行顺畅，对室内外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及疏散引导标识等消防装置进行修复与安装。同时为高层建筑增设简易水喷淋系统和火灾报警设备，全方位推进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落实。环保方面，在回民区艾博银河港湾社区改造工程中，开展标准化设计与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场所和环卫服务站点。餐饮油烟实行集中净化处理并按规定排放。与此同时，通过合理划分区域功能、增设隔音装置等措施降低环境噪声，提升居民生活声环境质量。


　　优化空间布局，推进公共区域与绿化景观提质增效。拆除违法建（构）筑物释放闲置空间，对小区公共区域实施复合化利用。以土左旗金山花园小区为典型，在清理违规建（构）筑物之后，对闲置区域进行微型化更新与复合利用，新增汽车停车泊位及电动车智能充电设施，同时添置适老健身器械、儿童游乐场地及全民健身区域，有效提高空间使用效率。


　　在绿化景观方面，呼和浩特市基于立体绿化与景观设计理念，采用乔木、灌木与草坪相结合的多层植物配置方式，营造多样化植物群落。同时增设林下休闲空间与交流场所，凭借丰富的社区景观层级，优化居住环境的生态品质与社交体验。


从“短期见效”到“长效可持续”


对标完整社区，打造全龄友好型居住空间


　　以完整社区建设标准为指引，呼和浩特市统筹推进公共活动场地与绿地规划建设，全方位落实适老化与适儿化改造，科学配置社区中小学、养老机构、医疗服务站点等公共资源，营造全龄友好、安全宜居的社区生活空间。同时强化社区智能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数字化与智能化治理水平。巴北社区、呼钢小区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


完善功能配套，激活社区发展内生动力


　　通过增设体育设施、儿童游乐设备、文化活动场所等便民设施，呼和浩特市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补建与功能提升，满足居民多样化生活需求。设施完善与


功能升级共同发力，有效增强社区凝聚力与活力，推动居住质量与社区管理水平同步提高。改造后的富兴社区、和兴小区实现了上述双重提升。


坚持因地制宜，构建居民参与的共建共治模式


　　呼和浩特市施行“一区一策”的精准改造策略，在改造启动阶段开展全面现状调研与居民需求分析，制定针对性改造方案。以巴北社区、呼钢小区为示范，实现改造各阶段信息公开，引导居民参与方案研讨、施工监督与后期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改造机制，为改造成果的长期维持奠定群众基础。


健全长效机制，保障改造成果可持续维护


　　呼和浩特市同步建立长效运维管理机制。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挥协调作用，引导小区组建标准化物业管理体系或居民自治团体，明确设施运维主体及资金来源，确保改造成果得到持续维护，各类设施长期稳定运行。这一机制是“长效可持续”理念的核心支撑。


　　呼和浩特市以系统化改造替代碎片化修缮，全面消除了老旧小区的突出安全隐患，显著提升了居住环境质量，推动居民住房需求从“有房住”向“住好房”转变。相关经验做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向全国推广，为北方高寒地区老旧小区高品质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内部审计整改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王霄杰


1.研究背景


　　审计整改工作作为审计工作的重要一环，是有效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的有力保障［1］。建立健全审计问题整改长效机制，打通审计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审计工作的完美闭环，从而有效推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近年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审计整改工作。20XX年，《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出台，明确要将以往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纳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审计结果报告和审计整改报告也需纳入被审计领导干部档案，进一步确立了审计整改的重要地位［2］。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重新修订，以法律的形式对审计整改有了更高的要求，明确被审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时间完成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并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同时，各级政府和主管机关都应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督促，审计机关应当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于拒不整改或者整改时弄虚作假的情况，依法可追究其法律责任［3］。2023年，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与揭示问题“上半篇文章”同样重要，必须一体推进。要充分利用审计成果，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建立健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加大审计整改监督力度，审计成果运用贯通协同才能更加顺畅、权威、高效［4］。


　　内部审计作为国家审计力量的重要补充，既能有效提升国家审计的效率，也是提升单位内部治理效能的重要保障。20XX年，审计署发布《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明确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机制，被审计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整改第一责任人，对审计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应当及时整改；对内部审计发现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措施［5］。这项规定充分表明内部审计整改不仅关乎审计监督效能的发挥，更是单位提升组织治理能力、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抓手。当前，随着审计监督全覆盖的深入实施，内部审计及整改工作面临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然而，有些单位在内部审计整改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有的单位对审计整改重视不足，存在“重审计、轻整改”的倾向；有的单位整改机制不健全，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有的单位整改成效不明显，存


在“边审边犯、屡审屡犯”的顽疾，使得审计整改工作流于形式，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这些问题既削弱了审计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影响单位治理效能的提升。因此，系统分析当前内部审计整改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对提升内部审计工作质量、促进单位防范化解风险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2.内部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性


2.1审计整改是衡量内部审计工作效果的重要标尺


　　内部审计整改工作是履行内部审计职责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内部审计职能的履行成效。审计是为了发现单位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整改是为了解决发现的问题，一方面让相关人员有所警示；另一方面通过问题整改强化单位内部控制，从而降低问题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推动审计从查找不足的“经济体检”逐步升级为正本清源的“深度会诊”，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强化审计成果利用率，将审计监督落到实处。


2.2审计整改是加强单位风险防控的治病良方


　　内部审计不应仅局限于排查问题和风险隐患，还应发挥风险预警和防范的作用。只有坚决落实审计整改，对审计发现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才能够做到标本兼治，防患于未然。审计整改要督促被审计单位从根源和体制机制层面剖析问题成因，加强单位内部控制建设，完善政策制度，从根源上防范风险，发挥内部审计的预警防控效能，提升单位现代治理能力［6］。


2.3审计整改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有力抓手


　　内部审计不仅仅是监督，更是一种帮助和服务，审计查出问题和整改是党员干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过程，做好审计整改也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能够提高领导干部的认识，约束领导干部权力，促使领导干部更好地履职尽责［7］。此外，做好审计整改还能强化审计人员自身能力建设，审计人员只有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才能向被审计单位提出合理、可操作的整改建议，审计人员只有不断学习，拓宽专业知识广度、精进业务深度，把握宏观政策方向，才能更好地从制度、机制多角度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


3.内部审计整改面临的主要问题


3.1内部审计独立性不足


　　内部审计独立性不足是制约审计整改效果的重要因素，削弱了审计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一方面，部分单位内部审计部门在组织架构上不够独立，有的隶属于纪检或者财务部门，有的和其他职能部门合并办公，导致审计部门独立性不足，在审计过程中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另一方面，内部审计部门和被审计单位存在利益关联，如人事任免、薪酬福利、职业晋升等内部审计或多或少会和其他部门产生利益关联，这可能导致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及整改过程中避重就轻，模糊处理重大问题，甚至出现有选择性地挑选报告中的问题，部分问题直接被“内部消化”，这种独立性缺失会导致审计结论失真，风险预警失效，审计整改流于形式，从而导致审计整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大打折扣。


3.2对内部审计整改工作认识不足


　　部分被审计单位不能够正确认识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整改工作敷衍了事。一是主观认为审计部门就是在“没事找事”，面对查出的问题有抵触情绪，不愿意改变现有工作状态，未能有效履行审计整改主体责任。二是存在侥幸心理，对于已经发生又难以整改的问题，往往采取拖延策略，甚至通过形式上的整改应付了事。三是存在“新官不理旧账”心理，面对以前发生的问题觉得和自已没关系，强调责任不在我，转嫁问题责任主体，导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影响审计整改效果。四是整改流于形式，仅仅在问题表面就事论事，未深入分析问题原因，甚至仅仅以一个整改报告敷衍了事，治标不治本。


3.3内部审计整改机制不健全


　　第一，内部审计整改机制还不完善，对内部审计及其他主管部门应履行的整改监督责任、时效和标准还没有相关法规制度予以明确，整体审计整改工作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和权威高效的评判依据［8］。审计整改成效主要依赖审计人员的经验和主观判断，容易影响整改评判的精准性和科学性。


　　第二，单位未能有效建立审计整改全链条管理机制，存在重审计、轻整改的现象。审计部门只停留在收取被审计者的整改报告和有关整改资料就视为整改，没有压实监督主体责任。同时，审计整改责任仅落实到单位层级，未有效细化到岗到人，导致整改过程中相互推诿。


　　第三，整改问责机制不健全，一些单位虽制定了整改措施，但缺乏相应的考核问责制度，对于整改不力的单位没有相应的约束措施，有些问题已过整改期但仍整改不到位，内部审计部门只能不断催促，没有强制性手段，审计整改时效和质量大打折扣，导致审计整改工作存在“走过场”的现象。


　　第四，跨部门协同整改机制不完善，特别是针对较为复杂的审计问题整改，如属于管理体制、机制范畴的历史遗留问题，通常涉及多个部门，缺乏沟通协调机制时各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协作不力，导致审计整改工作碎片化、表面化，未能有效推动单位整体体制机制优化和内部控制强化。


3.4内部审计人员素质不高、人手不够


　　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审计人员自身综合素质不高，缺乏对各项政策法规的掌握和理解，在审计过程中调查不清晰、不全面，导致审计发现问题表述和定性不准确，被审计单位对审计问题的理解可能存在异议。审计整改标准和路径不明确，提出的建议过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未具体明确整改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整改主体对整改要求存在理解偏差，又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从而影响了审计整改效果。审计整改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标准和依据，也导致整改工作难以量化、考核和评估。


　　同时，目前大多数单位内部审计人员数量普遍不多，随着审计全覆盖要求的提出，内部审计的范围逐步扩大，审计工作任务增多，经常是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从而忽视了对审计整改的督促检查，影响了内部审计整改的时效和质量。


4.推进内部审计整改工作的有效措施


4.1优化组织架构，强化审计独立性


　　要确保内部审计的独立性，首先，需优化其组织架构，内部审计部门在组织架构上应当做到独立，避免隶属于其他职能部门或合并办公，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分管，从而减少利益关联和外部干扰。其次，内部审计部门在人事任免、薪资待遇等方面应保持相对独立，考评管理独立于其他部门，避免各类利益关联，切实保障审计工作独立开展。最后，应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及整改制度，明确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责、权限和操作规范，从而有效提升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增强其权威性和有效性，推动审计整改工作有序开展。


4.2强化教育宣传，转变思想认识


　　强化内部审计整改工作的教育与宣传，压实被审计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整改主体责任，转变审计整改从“要我改”到“我要改”的思想认识，从多个层面着手转变。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将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法律法规纳入部门领导应知应会学习内容，定期组织培训与讲座，分享审计整改的重要作用和实践案例剖析，


让被审计单位及其领导深刻领会审计整改对于风险防控、现代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增强主动整改的责任意识。其次，要充分利用单位内部宣传平台，如网站、AAA公众号等，发布审计及整改工作的政策法规、工作动态，建立审计整改公开公示制度，营造良好的审计整改氛围，提升全员对审计整改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最后，要建立良好的审计整改沟通机制，内部审计部门要主动与被审计单位沟通交流，争取做到边审计边沟通，就审计发现问题及整改建议逐一阐释说明，耐心解答疑问，消除误解，增进理解，共同推动审计整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内部审计部门也要提高自身认识，强化审计整改在审计监督中的地位，将审计查出问题与问题整改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通过以上措施，逐步引导被审计单位从被动整改转变为主动整改，形成上下联动、全员参与的审计整改良好格局。


4.3完善内部审计整改机制，建立闭环管理链条


完善内部审计整改机制，应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建立起“问题整改台账


—责任分解下达—持续跟踪检查—整改结果反馈—建立长效机制”的全方位管理机制，明确审计整改各参与主体的权责边界，细化整改监督责任、时效要求和评判标准，压实监督主体责任，将整改责任细化分解，确保整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提升审计整改的整体效能。


4.3.1建立闫题整改清单，分类有序管理


　　内部审计部门在完成审计报告后，应及时建立审计发现问题清单，做好审计问题台账，以便后期依据审计整改报告逐项认定、对号销账。对审计发现问题实行分类管理，主要分为立行立改、分阶段整改和持续整改。在对审计问题分类时，需要考虑问题的性质、严重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以及整改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最后，根据审计问题分类情况设定不同的整改期限，并根据整改期限及时督促整改，确保审计问题整改按时高质完成。对于需进行持续整改的问题，则应在后期审计整改“回头看”时重点关注其整改落实情况。


4.3.2明碎审计整改标准，让审计整改有据可依


　　内部审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审计整改标准及评价程序，结合往年审计发现问题及参考外部优秀审计整改案例，分类总结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问题整改措施及评价标准，明确不同部门在审计整改中的权责边界，细化整改监督责任、时效和评判标准，让被审计单位在审计整改过程中有据可依。


内部审计部门可以制定审计问题及整改措施手册进一步明确审计整改标


准。手册应涵盖单位审计中常见的各类问题，并对此列明审计整改的具体要求和评价标准。例如，对于财务报销不规范的问题，应明确是制度层面还是操作层面的问题，从而针对具体问题完成相应整改，如应重新修订制度还是补充相关说明或附件，并提供哪些资料作为完成整改工作的证明材料。通过细致的整改标准制定，让被审计单位能够在整改过程中有的放矢。同时，审计整改标准应做到动态更新，定期组织对手册进行修订和完善，确保整改标准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最后，要建立整改标准执行情况反馈机制，鼓励被审计单位在整改过程中对标准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优化整改标准，促进审计整改工作的顺利开展。


4.3.3强化督查指导，让审计闫题应改尽改


　　内部审计部门要强化对整改工作的督促指导，通过加强整改指导、审计整改前移、定期跟踪检查、审计整改“回头看”等方式，确保审计发现问题全面、彻底整改。一是加强对整改工作的指导，发挥专业优势，帮助被审计单位做好审计问题整改。二是将审计整改工作前置，强化审中整改，争取做到边审边改，提高审计整改效率。三是完善审计整改督查反馈制度，严格审核审计整改材料，严格按照整改标准进行验收，必要时进行实地探访，对于不符合整改标准的情况，坚决不予通过，确保审计整改落实到位。对于整改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必要时进行通报批评，并督促其限期整改。定期开展审计整改“回头看”，核查被审计单位的整改情况，重点关注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审计整改形成的新政策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并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


4.3.4强化审计整改协同，加强与其他监督的协调贯通


　　内部审计部门要建立健全审计整改联动机制，加强与纪检、人事、计财、业务部门的监督协同配合，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渠道。以内部审计监督为起点，对于审计发现的问题线索和整改情况及时与其他部门共享，针对涉及多部门的复杂审计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加强部门协作，明确职责分工，形成监督合力。同时，建立审计问题和整改情况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审计问题和整改信息的实时共享和更新，避免信息孤岛和重复监督。加强与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审计整改监督体系，形成整改合力，共同推动单位体制机制优化和内部控制强化，提升审计整改的整体效能。


4.3.5强化审计结果运用，健全审计整改闫责机制


审计处理处罚是审计整改责任追究的主要手段，通过责任追究，发挥审计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用，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根据责任追究的对象，既包括对出现问题的责任者的责任追究，也包括对于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不力者的责任追究，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问责制度，如将审计整改情况作为单位考评、领导考核的重要指标，对于在审计和审计整改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可适当给予奖励，并作为人事任免、考核评价、资金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对于整改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问责，形成有力的约束机制，杜绝审计整改“走过场”现象。但也需要准确把握“三个区分开来”，审慎做出审计处理处罚，鼓励实干者担当作为。


4.4加强内部审计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审计人才，是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提升审计整改质量的重要保障。首先，加大对内部审计人员的培训力度，鼓励内部审计人员持续开展继续教育，考取相关证书等，提升审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学习培训内容应包括法律法规、审计实操、单位业务知识、信息技术等，全面提升审计人员专业知识和技能。其次，逐步优化人员结构，合理配置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经验层次的审计人员，能够做到优势互补、协同作战。再次，通过“以审代培”的方式加强审计人才培养，通过与其他单位开展联合审计、到上级审计机关借调参与国家审计项目等方式，学习借鉴各方先进经验方法，实现“以审代培”。最后，加强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职业素养，做到廉洁自律、客观公正，为审计整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5.结语


　　审计整改作为内部审计工作的最后一环，是决定审计成效的关键因素。要想写好内部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一方面要利用好审计成果，既要加强内部审计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内部审计独立性，又要加强教育宣传，转变对审计整改的思想认识。另一方面要完善内部审计整改机制，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同，在审计整改上打好“组合拳”，切实将审计整改做实做细，建立审计整改长效机制，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从而防范化解风险，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单位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农业科普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邯郸市农业科学院韩雅利


　　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当前农业领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畅通成果转化渠道，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动能。农业科普作为连接农业科研与生产的重要纽带，能够推动新技术及新品种的普及应用，助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业新业态发展。由此可见，做强农业科普、助力科技成果落地，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1]。


1.科普工作开展现状


　　多方联动体系日趋成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农业科普的重视程度与投入持续提升，科普服务深度融入农业生产与乡村建设，形成协同发展格局。通过专题授课、现场实训等形式，农户逐步转变传统种养观念，主动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科普活动吸引外出青年返乡务农，有效缓解乡村人才短缺问题。在产业发展层面，新品种、新技术加速普及，推动传统农业向标准化、集约化转型，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同时，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不断丰富科普内容与传播形式，广阔的农业生产场景也为技术改良、模式创新提供实践平台，推动科普服务与农业技术同步升级。


　　科普综合服务能力稳步提升。目前基层农业科普体系不断完善，内容覆盖面、传播时效性、表现形式以及数字化应用水平均得到明显提升[2]。各地依托农业示范园区、田间课堂等线下阵地，直观展示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助力区域农产品品牌打造，引导社会资本、技术资源流向乡村。农业科普工作在传授实用种养技术的同时，积极普及科学种植理念，推动农业生产从传统经验模式转向科技驱动模式。面向青少年开展的农耕体验、农业科普实践活动，也为现代农业发展储备了后备人才。


　　科普服务边界持续延伸。线上线下融合的传播方式，大幅降低了农技学习门槛，彻底打通科技服务乡村的传导通道。各地依托科普研学、农事体验等特色项目，推动农业与乡村旅游、农村电商深度融合，不断培育乡村新业态。深耕生态农业科普，推广绿色种植与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低碳发展、美化乡村生态、助力基层治理升级。


2.农业科普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科普内容与传播形式较为传统滞后。当前基层科普创新不足，内容与传播模式滞后。内容层面，现有科普多聚焦传统种养、病虫害防治等常规领域，对数字农业、精准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前沿领域供给不足，无法支撑农业技术迭代与业态创新，滞后于农业现代化转型节奏。传播层面，仍以线下讲座、纸质资料、展板宣讲等形式为主，模式固化单一，互动性与趣味性不足，难以契合新型经营主体与年轻农户的学习需求，导致前沿农技传播受阻，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偏低，制约了科普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作用。


　　科普资源配置不均衡且精准度不足。基层科普存在资源配置不均、供需错位问题，制约科普服务高质量落地与全域均衡培育。多数地区缺乏差异化规划，未结合地方特色种养、主导产业定制科普内容，通用化资源实用性不强，难以匹配地方产业个性化升级需求。同时，区域差距突出，乡镇核心区域科普阵地完善、活动常态化，而偏远乡村受区位、网络、基础设施制约，数字化科普难以落地，线下活动频次低、覆盖窄，形成服务盲区。


　　复合型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缺口较大。人才短缺与结构失衡是制约基层科普高质量发展、阻滞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瓶颈。现阶段科普多由传统农技人员兼职开展，人员储备不足。现代农业科普兼具专业性与传播性，要求从业者具备扎实的农学知识、一线实操经验，同时掌握讲解、创作、新媒体运营、活动策划等综合技能。当前农业科普形式固化、内容单一，传播实效较弱。加之岗位吸引力不足，专业人才引进困难，且缺乏常态化培训机制，人员能力难以迭代升级，无法适配新业态培育需求，导致科普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制约了科普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综合成效。


3.做好农业科普工作的对策


　　打造一体化农业科普研学阵地。充分利用现有农业试验基地、科技示范园，打造集现场观摩、实操训练、技术讲解于一体的科普课堂。按照不同群体需求开展分类服务，面向青少年开展农耕体验、农业科普活动；聚焦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推广优良品种、标准化生产模式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联动本地文旅资源，开发农业科普旅游线路，实现科普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搭建数字化宣传推广体系[3]。依托AAA公众号、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结合农时节点制作接地气、实用性强的科普内容。将农技科普与农产品产销对接相结合，在普及技术的同时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运用数字化


平台实现内容精准推送，结合区域产业特点匹配对应农技知识，提升科普传播实效。


　　开展常态化基层技术服务。组织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以科技特派员、田间课堂等形式下沉村镇，开展巡回指导与专题培训。针对偏远村落，发挥乡村广播、村级服务点作用，推送简易实用的农业技术。建立常态化回访与答疑机制，及时解决农户生产难题，保障各项技术落地应用。


　　加强复合型科普人才培育与队伍建设。遴选一线科研人员组建专职科普团队，联合高校、传媒机构开展专项培训，提升人员内容创作、现场讲解、新媒体运营等综合能力。吸纳乡土专家、种养能手加入科普队伍，打造本土化、专业化服务团队。


如何更好把新就业群体紧密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全国党建研究会调研组


（2026年7月16日）


　　总书记党建思想是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要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近年来，新兴领域蓬勃发展，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也是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关键一环和题中之义。总书记一直深情牵挂、亲切关怀新就业群体，围绕做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从目标意义、原则立场、方向路径、理念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阐述，为更好把新就业群体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党建思想和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进一步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促进新兴领域全面发展和新就业群体健康成长，全国党建研究会组建调研组，围绕新就业群体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进行了调研，在汇总情况、研究特征、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新就业群体有何特征？


　　新就业群体是指以互联网平台等新兴技术作为组织生产的主要载体，通过线上接单、网络流量变现等方式获取劳动报酬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方式和用工关系具有灵活性、多样性、开放性特征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总体来看，新就业群体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生产方式数字化。平台企业和新就业群体依托数字平台构建生产关系、传递生产信息、开展组织管理、结算劳动报酬，形成以平台为枢纽的生产模式，带来组织生产方式的重要变革。二是用工方式多样化。传统“公司+员工”模式转变为“平台+个人”模式，用工方式更为多元多样，当前主要有直接雇用模式、外包模式、众包模式和劳务派遣模式等。三是从业劳动超荷化。调查问卷显示，超四成从业人员每周工作


达到7天，半数以上从业人员每天在线时间超过8小时，网约配送员日均在线时长6—12小时。


从群体画像看，总体上男性从业人员多于女性，大多年富力强，全职工作


者月收入除头部网络主播“上不封顶”外，多数略高于当地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但近年来由于行业竞争加大，收入面临下行压力。各群体


还有个性特点：货车司机相对年龄较大，职业稳定性强，典型画像是长途奔波、以车为家、吃苦耐劳的中年大叔；网约车司机普遍从业年限不长，典型画像是载客送行、穿梭城市、工作自由的城市中青年居民；网约配送员相对年轻，换岗频繁，典型画像是戴头盔穿马甲、骑电动车送餐、腿脚麻利的中青年骑手；快递员相对年轻，职业稳定性较强，典型画像是走街串巷、拉货送货、勤劳肯干的中青年；网络主播男女均衡，总体年轻，典型画像是对着镜头直播、追求热点、思想活跃的青年男女。


　　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新就业群体呈现以下变化趋势。一是职业类型多元化。伴随产业质态跃升、多元需求增长、平台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工作岗位分化细化，更多新职业、新工种不断涌现。二是从业要求专业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就业群体将逐步告别单纯依靠高强度体力劳动和延长工作时间的传统模式，变为以专业技能、服务质量、数字素养等为核心竞争力的“人机协同工作者”。三是灵活就业形态主流化。人工智能时代，远程协作便捷，灵活化、弹性化的从业模式将逐步成为社会就业的主流模式之一。四是职业认同稳定化。一些主要群体规模已超百万，其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不断增强，群体影响力不断扩大。


二、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取得哪些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工作，作出系列重大部署，着重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做好凝聚服务工作，推动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有力提升了新就业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针对“工作谁来负责”的问题，持续健全工作体系。2023年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在省、市、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并相应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两新”工委职责，初步形成组织部门宏观指导、社会工作部门归口指导、行业部门各负其责、街道社区（园区）属地管理的工作体系。召开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中央组织部等10部门联合出台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工作的文件……一系列重要部署有力推动了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中央网信办、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总局等行业管理和业务监管部门发挥职能优势，推动各地成立互联网行业党委、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快递行业党委、外卖配送行业党委等，形成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针对“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深入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各地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沿着新就业群体管理链、业务线和活动圈，灵活建立党组织，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有形有效覆盖。比如，浙江通过龙头企业单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属地兜底等方式，沿着“流动链条”织密新兴领域组织体系；四川用好工会组织这个纽带，把新就业群体组织起来。各地大力开展党的创新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政策宣讲，增强新就业群体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近年来，群体中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各地也积极选树宣传“最美快递员”、“最美骑手”等，群体职业荣誉感和认同感持续增强。


　　针对“怎样关爱服务”的问题，综合施策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优化从业环境。对用工不规范、维权难、保障弱等问题，明确规范平台用工和算法考核，逐步打通社保参保、工伤认定、权益举证堵点，配套完善法律援助、纠纷化解服务，筑牢权益保障防线。建立新就业群体诉求建议“直通车”，广纳群体心声、回应多元诉求。依托各级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点等，广泛建设“司机之家”、暖“新”驿站等，解决停车、充电、饮水、如厕等“关键小事”。比如，上海沿着新就业群体工作地、居住地、歇脚地，优化打造7000多个友好服务阵地；北京大力推动新就业群体“友好之城”建设，累计打造8类2000余个友好场景，将全市1.42万个服务阵地向新就业群体开放。同时，各地充分发挥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熟悉社情民意的职业优势，积极搭建平台，鼓励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应急保供，把“流动力量”引导转化为“治理力量”。


三、新就业群体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存在哪些不足？


　　新就业群体分布广泛、流动性强、思想多元，深度融入社会肌理。做好这一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仍面临不少难点和挑战。


　　思想引导的针对性实效性还不强。一方面方式较单一。当前思想引导仍较多依赖集中宣讲等传统模式，而新就业群体每天工作时间长、地点不固定，普遍工作压力较大、缺少整块时间，接受系统思想教育的时间和精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内容不解渴。新就业群体的职业路径和生活方式多元多样，收入水平、


　　工作环境、价值观念、困难诉求存在明显差异，以往“一刀切”、“大呼隆”式的宣传教育方式缺乏针对性、实效性，难以引起广泛共鸣。


　　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还有短板。各地围绕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实践，但仍难以适配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员数量少、流动快、发展难，


组织建设缺少“支点”，有的党组织甚至“边建边散”。因工作不稳定、所在企业未建立党组织等因素，部分新就业群体党员的党组织关系转接不畅，导致未能有效纳管，加之他们长期“浮在云端、跑在路上”，集中开展线下组织生活难度较大。


　　平台企业治理还不够完善。抓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平台企业是关键主体。但从调研情况看，新就业群体对于平台企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普遍不高。反映最强烈的，一是收入问题，集中体现在抽成高、单价下降。如何保障新就业群体合理收入、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是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二是算法问题，当前算法主要由平台企业主导制定，平台企业倾向于追求运营效率和商业利益最大化，但新就业群体普遍反映存在算法不公平、派单不科学等问题，无形中加大了他们的劳动强度和工作压力。


　　权益保障和关爱服务还不充分。社会保障方面，参保不充分是新就业群体的普遍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主要依托传统劳动关系而建立，但部分新就业群体用工关系模糊，难以完全符合确立标准劳动关系的情形，导致参保受限。合法权益维护方面，部分新就业群体劳动关系的认定存在困难，有的甚至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导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技能培训等劳动权益保障不充分。关爱服务方面，一些地方服务阵地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和资源整合，关爱服务可感可及度还不高。


四、如何进一步引导好、凝聚好、服务好新就业群体？


　　新就业群体连着千家万户，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必须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党建思想和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进一步引导好、凝聚好、服务好新就业群体。


　　构建立体式思想政治引领体系，增强党在新就业群体中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强调“党建要全覆盖”，要求“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有效破解党建工作谁负责、党组织怎么建、如何起作用、对党员如何教育管理等难题”。实践中，要紧扣新就业群体工作实际和思想特点，构建立体式引导格局。理论教育要紧紧围绕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思想解惑注重直面诉求、纾解心结，价值塑造注重加强传统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宣传教育，荣誉激励注重树立先进典型，切实提高职业荣誉感和身份认同感。在引导方式上，要坚持分类施策、多元创新。对党员从业者，推广运用“直播党课”等形式落实好“三会一课”，


提高组织生活吸引力和针对性；对普通从业者，分类开展通俗易懂、丰富多彩的教育培训。同时，要持续加强全覆盖组织引领，充实建强“两新”工委，完善行业（系统）党委运行机制。创新党组织设置模式和活动方式，健全党员动态排查纳管机制，千方百计把新就业群体吸纳进来、组织起来、稳固下来。


　　突出规范化、法治化、透明化，全方位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完善多渠道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践中，要从用工管理、权益保障、行业治理三个维度同步发力。一是突出“规范化”加强用工管理。推动平台企业完善用工管理制度，推广使用适应行业特点、紧贴新就业群体需求的劳动合同、书面协议参考文本，依法合理确定权利义务。加快推进劳动基准立法，进一步完善工资收入、工作时间等方面强制性的最低劳动标准。探索通过司法解释、政府规章等方式，健全劳动关系认定依据。二是突出“法治化”保障合法权益。督促企业合理确定劳动报酬，依法保障休息休假、劳动安全、技能培训等权益。持续充分保障进城务工新就业群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合法权益，完善新就业群体市民化政策，推动群体更好融入城市。三是突出“透明化”完善行业治理。加强行业监测，加大对“烧钱补贴”、“低价倾销”等恶性竞争的监督管理。分领域分行业制定平台算法规则指导标准，制定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范，保障新就业群体对算法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建立健全新业态领域协商民主机制，确保申诉得到及时回应和公正处理。


　　坚持兜底、护航、铺路多措并举，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全周期精准关爱服务。总书记强调对新就业群体“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新就业群体，指出“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一个群体有一个群体的困难，我们要重视起来，不断解决”。实践中，一要织密社会保障体系“兜好底”。针对不同用工模式，设计差异化社会保障方案，推动社会保险关系与劳动关系适度分离，合理确定缴费基数，探索按单参保的灵活缴费机制，优化“保随人走、随转随接”手续流程，抓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健全符合群体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二要建设全域友好场景“护好航”。加强党群服务中心、“司机之家”、暖“新”驿站等统筹建设，完善红色教育、续航补给、服务代办等服务阵地体系。联合平台企业、导航APP等绘制发布服务项目地图，更好解决进门难、停车难、如厕难、充电难等问题。三要拓宽职业发展


空间“铺好路”。探索建立新就业群体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等级认定制度，健全职业规划、技能培训、学历提升等机制。充分发挥群体中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带动群体遵规守纪、自尊自信、爱岗敬业、争当先进，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治理。


　　健全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凝聚齐抓共管合力。总书记强调“做好社会工作是全党共同责任”，要求“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新就业群体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涉及职能主体多、地域范围广、环节链条长，需要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联动，“攥指成拳”形成合力。要持续推动健全党委领导、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指导推动、行业管理和业务监管部门具体推动、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属地管理的工作格局。加强人员力量、阵地资源、经费等方面保障，不断提升管理服务能力。深化前瞻性研究和实践探索，加快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法规制度建设。


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共识教育效能何以提升？基于“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办学路子的新范式构建


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1]。这一重要部署，进一步凸显了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优势和重要法宝的核心地位，推动其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彰显更大力量，也为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共识教育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政治共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政治体制或社会结构中，多数成员对于某些基本原则、价值观、政策方向或制度安排所持有的共同认可和接受的态度[2]，它是维持政治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保障公共利益的基础。


　　社会主义学院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培训，实质上就是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共识教育，坚持政治培训为主，不断完善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主题，以基础理论、政治素养、统战政策、法律知识、能力培养为主要内容的教学布局，夯实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3]。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总书记同志在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复院十五周年暨第四次全国省（区、市）社会主义学院行政工作会议上，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学院要走出一条“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的办学路子[4]。这一重要论断，立足统一战线事业发展全局与社会主义学院办学规律，历经近30年实践检验，对于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构建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共识教育新范式的重要指引，“用以指导全国的社会主义学院建设乃至全国的统一战线工作，仍然能用、管用、好用”[5]。


一、“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三维一体政治共识教育新范式的构建


　　新时代思想文化多元交织，传统政治共识教育模式短板逐步凸显，亟需范式革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为理论根基，以法定办学定位与制度要求为政策遵循，以“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办学理念为核心指引，构建三维一体政治共识教育新范式（见图1）。


（一）三维一体新范式的思想渊源与政策依据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力量往往很薄弱，所以要与强大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并且能够取得胜利，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6]。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与中


国实践深度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统一战线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实践的智慧结晶。总书记强调：“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7]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中华民族复兴大局，对政治共识教育提出更高要求：立足更高站位凝聚政治认同、更宽视野汇聚奋斗合力、更实举措推动实践转化，为新范式提供理论源头与方向指引。


　　社会主义学院办学的核心要求。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8]。这一性质定位决定了其办学核心要求，具体体现为三个维度：一是坚守“社院姓社”根本原则，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院全过程，以思想政治引领为育人核心，筑牢新范式“高层次”建设的政治根基，明确教育价值立场与政治边界。二是推进教学、科研、管理全流程规范化、标准化，以制度建设规范办学、严控质量、提升效能，夯实“正规化”制度保障。三是立足统战实际、聚焦重点群体、贴合学员需求，坚持特色办学，强化“有特色”铸魂支撑，彰显政治共识教育鲜明特质。这些核心要求既明确了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共识教育的实践路径与特色定位，又确保新范式构建不偏离办学初心，始终服务于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理论指导与实践落地的有机衔接。


（二）三维一体新范式的核心内涵与内在逻辑


　　“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三者辩证统一、互嵌共生、有机支撑，共同构成政治共识教育新范式的理论内核、制度骨架与实践灵魂，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共识教育“目标如何定、路径如何走、特色如何显”的根本性问题，引领新范式的体系构建与实践落地。


　　核心内涵。“高层次”作为新范式的灵魂与引领，核心是坚持政治引领为首要原则，实现理论引领高层次、师资支撑高层次、课程体系高层次、能力培养高层次，把政治共识教育锚定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战略高度，解决往哪走、站多高的根本方向问题。“正规化”作为新范式的骨架与保障，核心是以《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为遵循，推进


培训体制、教学机制、管理规范、教研体系、考核评价全流程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以刚性制度保障办学方向不偏、教学质量不降、运行秩序不乱，解决如何办、靠什么保障的制度支撑问题。“有特色”作为新范式的血肉与辨识度，核心是立足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充分挖掘统战特色、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学员特色，打造差异化、沉浸式、实践式教育供给，实现政治性与学理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共性要求与个性需求有机统一，解决如何活、如何实的实践效能问题。


　　内在逻辑。三维一体不是机械叠加，而是高层次引领正规化与有特色，正规化保障高层次与有特色，有特色支撑高层次与正规化的协同联动关系：高层次对正规化、有特色起引领作用。正规化建设必须服务于高层次政治目标，防止制度空转、规范失向；有特色打造必须紧扣高层次政治要求，防止特色泛化、偏离主线。正规化对高层次、有特色起保障作用。高层次目标落地需要制度化流程支撑；有特色实践需要规范化边界，防止随意化、碎片化，确保特色不脱轨、创新不走样。有特色对高层次、正规化起激活作用。高层次政治引领需要特色载体转化为可感知、可认同、可践行的内容，防止空洞说教；正规化制度需要特色场景激活生命力，防止僵化教条。三维一体新范式三者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互嵌共生，形成“方向引领—制度保障—实践赋能”的完整闭环，构成新范式区别于传统模式的核心逻辑。


（三）三维一体新范式：新在何处？


　　三维一体新范式的理论创新，集中体现为定位创新、结构创新、机制创新、实践创新，实现对传统政治共识教育的系统性超越。


　　定位创新：从任务型培训转向战略型铸魂。突破把政治共识教育等同于理论学习、业务培训的窄化定位，以高层次确立政治引领战略高度，锚定凝聚政治认同、夯实思想基础、培养统战人才、服务复兴大局的目标，把教育效能上升到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提升统一战线治理效能的高度，实现价值定位的战略性升级。


　　结构创新：从单一维度转向三维一体。打破目标、制度、特色相互割裂、分散运行的传统结构，构建高层次引领方向、正规化夯实基础、有特色激活活力的三维结构，明确各自边界与功能，形成有核心、有支撑、有活力的有机体系，解决传统教育方向不明、规范不足、特色不显的结构性缺陷。


3.机制创新：从单向灌输转向协同建构。摒弃以教师讲授、理论灌输


为主的单向传导模式，建立政治引领、制度规范、特色赋能协同发力机制，推动教与学、理论与实践、培训与转化、学院与社会双向互动，实现政治共识从外部输入向内生认同转化，教育过


程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建构转型。


　　实践创新：从短期闭环转向长效全链条。突破开班—授课—结业短期闭环模式，构建目标设计、教学实施、考核评价、成果转化、跟踪激励全链条长效体系，把教育效能延伸到履职实践、社会服务、辐射带动全过程，实现政治共识教育从培训实效向长期效能延伸。


　　二、三维一体视角下政治共识教育的现实差距：基于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的实证调研为系统诊断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共识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本研究以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为实证案例，综合运用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等调研方法，聚焦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2023年至2026年举办的四期党外科级干部培训班，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问卷130份，收回有效问卷126份，有效保障了调研数据的真实性与代表性，为研究分析奠定了扎实的数据基础。


（一）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共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基于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党外干部政治共识教育调研数据与访谈资料，当前教育效能存在政治引领内化转化不深、教学供给结构失衡错位、特色育人供给辨识度不足、成果转化长效机制缺失四大核心问题，制约共识教育从认知认同向行动自觉深度转化。


　　政治引领内化转化不深，共识铸魂效能薄弱。政治共识教育目标阐释偏宏观抽象，政治理念从知晓到认同再到笃信的递进链条不完整，深度内化不足。调研显示，虽98.41%学员认为教育目标清晰，但仍有近15%未达到“非常清晰”，部分学员将“高层次”简单等同于级别高、专家多，无法理解其政治站位与价值内涵。培训后82.54%学员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有大幅提升，仍有17.46%的学员仅有所提升或无变化，90.48%学员认可相关政治理念，思想引领取得实效，但政治认同多停留在理性认知层面，未转化为情感共鸣与行动自觉。访谈中学员反映，培训时认同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但回到基层信访维稳、征地拆迁等实际工作中，无法将政治认同转化为群众工作方法，理念与实践脱节，政治引领未能下沉至履职场景，导致共识内化深度不足。


　　教学供给结构失衡错位，理实结合效能不足。课程内容理论化突出、实践性不足，教学方法与学员需求匹配度低，理实脱节问题显著。从调研结果


（见图2）可以看出，当前课程内容仍存在不足：其一，课程内容偏理论化，实践导向不足；其二，课程针对


　　性不强，未能充分贴合党外干部的岗位特点与履职需求。教学方法供给失衡，关于教学方法偏好的统计，学员比较认可现场教学、案例教学，但授课仍以专题讲座为主，互动研讨、情景模拟等实践教学占比不足，学员参与感、代入感薄弱。师资实践能力存在短板，81.75%学员认可教师理论水平，但部分专职教师缺乏一线统战工作经验，师资队伍在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方面存在失衡问题，制约着教学的创新与实效。


　　特色育人辨识度不足，本土赋能效能有限。统战特色与地方资源融合不充分，教育模式同质化、辨识度偏低。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虽结合三明红色资源、林改经验等开展教学，但仅61.9%的学员认为办学特色鲜明，34.92%认为仅有一定特色，地方资源转化为教学载体的深度不足，未形成差异化教学风格。分类施教精准度不足，62.7%的学员认为针对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特色教学到位，仍有超三成学员认为未充分贴合界别特点与岗位需求，个性化、精准化教学水平有待提升。教学载体创新不足，现场教学、本土案例教学频次低、统战味不足，未能将中央苏区历史、两岸融合实践等地域优势转化为教育感染力，特色育人的针对性与吸引力不足。2025年党外科级干部培训班C学员坦言：“培训内容与地方实践结合不够紧密，课程地方辨识度和实践指导吸引力不足，难以真正入脑入心。”


　　成果转化长效机制缺失，持续赋能效能不佳。培训成果转化呈“脉冲式”特征，缺乏跟踪、评价、激励全链条支撑。履职转化持续性不足，仅58.73%的学员认为培训大幅提升参政议政积极性，8.73%偶尔能运用所学，0.79%几乎不能运用，存在“培训热、回去冷”现象，学员培训后撰写的建言献策成果易被搁置。社会辐射效能有限，86.51%的学员愿意传播共识理念，但仅65.08%会向群众宣传，传播多为个体自发行为，缺乏学院组织赋能与载体支撑，共识教育溢出效应未释放。长效机制严重缺位，仅46.03%的学员收到结业后跟踪指导，38.10%认为缺乏激励机制，29.37%不清楚成果转化路径，无常态化回访、科学化评价、制度化激励体系，导致成果转化陷入“无跟踪、无评价、无激励”困境，教育效能难以持续释放。


（二）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共识教育与三维一体新范式要求的差距


“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是社会主义学院在办学治院各项工作中必


须遵循的思路和标准[9]。对照检查，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共识教育在战略高度、规范体系、特色效能三个层面均存在结构性落差，尚未实现范式要求与办学实践的深度契合。


　　与“高层次”要求的差距。“高层次”是立足民族复兴和统战工作大局，将政治共识教育提升至战略层面，跳出浅层理论灌输模式。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在实践中未能抵达这一理论高度：一是战略站位偏低，将共识教育窄化为常规培训任务，未能置于统一战线服务地方治理现代化、凝聚奋斗合力的全局中统筹，政治引领停留在政策解读与理论宣讲层面，缺乏对政治立场、价值遵循、使命担当的高位建构与深度阐释。二是内化层次浅表化，共识形成停留在理性认知阶段，未能完成从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到情感认同、行动认同的完整递进，政治引领未能穿透至学员履职场景与精神内核，理论认知与实践自觉形成明显断层。三是协同格局未形成，共识教育与地方中心工作、党外干部成长全周期、履职实践链条缺乏深度嵌入与机制联动，尚未构建起高位引领、系统赋能、长期铸魂的高层次育人体系，教育效能局限于单次培训的短期效应。


　　与“正规化”要求的差距。严格对标《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要求构建办学、教学、管理、保障、考核全链条标准化闭环制度体系，细化各岗位、各环节刚性规范，健全培训全流程管控机制，严格落实课程审核、师资核验、质量督查、学员严管等制度，以刚性规范保障办学方向不偏、教学质量不降、运行秩序不乱。对照这一要求，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存在明显的制度性短板：一是课程治理缺乏标准化范式，未建立适配党外干部共识教育的模块化、体系化课程制度框架，课程供给缺乏统一的育人标准、结构配比与动态迭代机制。二是教学运行缺乏制度化约束，正规化办学要求优质教学模式、教学流程、教学管控的制度化固化，而当前多元实践教学模式未形成制度常态，教学全过程缺乏刚性标准与规范约束。三是师资建设缺乏专业化制度体系，未构建理论与实践双向赋能的师资培育、考核、历练机制，师资能力结构失衡本质是师资管理制度正规化缺失，无法支撑专业化育人需求。四是育人评价缺乏闭环化制度范式，尚未建立过程管控、成效评价、成果转化、迭代优化的全链条制度化评价体系，育人质量管控脱离正规化、标准化的治理框架，办学治院的现代化治理水平不足。


　　与“有特色”要求的差距。“有特色”是摒弃同质化办学模式，立足地方资源、群体差异和实践场景创新育人模式。深耕统战元素、地域特色和


时代内涵，推行差异化、场景化实操教学，用好本地统战案例和特色教育阵地。打造辨识度高、感染力强、长效性好的办学品牌，实现统战味、地方味、时代味有机统一。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与该要求存在一定落差：一是地域资源转化浅表化，对三明红色文化、林改实践、两岸融合、生态文明等独特资源仅作碎片化使用，未实现系统化、课程化、场景化转化，未能形成标志性教学品牌。二是群体适配精准度不足，特色化办学的核心是精准适配多元统战群体的育人规律，而现有育人模式采用同质化培育逻辑，未构建分群体、分界别、分岗位的精准化育人范式，背离统战工作差异化、精准化的核心育人逻辑。三是成果转化长效性缺失，未建立贴合地方实际、贴合党外干部特点的跟踪、评价、激励机制，培训效果呈现短期化、碎片化特征。四是品牌塑造同质化，教育载体、教学形式、传播方式缺乏创新性与标识度，未能形成具有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印记的特色范式，教育感染力与辨识度不足。


三、三维一体新范式下政治共识教育效能提升的靶向路径


　　立足“高层次、正规化、有特色”三维一体新范式，紧扣三明市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共识教育存在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构建分层递进、系统规范、特色鲜明的效能提升实施路径，推动政治共识教育从有效覆盖向深度认同、从理论灌输向实践赋能、从短期培训向长效铸魂全面转型。


（一）以“高层次”定向：强化政治引领深度，筑牢战略赋能格局


　　针对政治目标阐释浅层化、政治引领内化不足、战略衔接格局不高等短板，以高层次定向推动共识教育向政治铸魂、战略赋能升级。一是构建分层递进、具象可感的政治引领目标体系。将宏观政治目标转化为党外干部可感知、可对照、可践行的具体内容，围绕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行动认同逐层深化，用基层履职场景、多党合作实践、地方发展案例鲜活阐释“高层次”内涵，杜绝将高层次简单等同于培训层级与专家头衔。二是推动政治共识深度内化与实践转化。强化政治引领的穿透力与感染力，打通从知晓到认同再到笃行的转化链条，把政治共识有机嵌入信访维稳、基层治理、协商议政等实际工作，推动政治认同转化为履职方法与行动自觉。三是健全高位协同、双向嵌入的战略衔接机制，并完善全周期跟踪激励制度。将共识教育深度融入地方中心工作与党外干部成长全周期，加强与统战、组织部门协同联动，把培训表现、政治素养、建言质量纳入干部评价使用参考；实行结业后定期回访、成果验收、持续指导，将转化成效与评优评先、推荐使用、更高层次培训挂钩，实现培训与


政治提升、岗位实践、干部选用、长效赋能有效贯通。


（二）以“正规化”立规：重构教学供给体系，夯实规范办学根基


　　针对课程理实脱节、教学方法供需错位、师资实践能力不足、评价管理不规范及成果转化缺乏制度化支撑等问题，以正规化立规实现课程、教学、师资、评价及转化全流程标准化。一是重构理实并重、供需适配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大幅提升实践教学比重，聚焦提案撰写、调查研究、协商对话、群众工作等履职刚需，建立本土统一战线实践案例库，破解课程偏理论、轻实践、针对性不强的突出短板。二是推行互动式、沉浸式、实践式教学制度化供给。刚性提高案例教学、现场教学、互动研讨课时占比，优先采用学员认可度高的现场教学、案例教学等模式，创新提案路演、情景模拟、翻转课堂等教学形式，提升学员参与感与代入感，改变以讲授为主的单一模式。三是建设理论过硬、实践见长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完善专职教师基层挂职、一线调研制度，强化实践教学能力；建强兼职教师库，吸纳具有丰富统战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党外代表人士充实师资力量。四是健全全流程、刚性化的教学管理与质量评价体系。完善教学计划、课堂实施、质量督导、学员评教、反馈改进闭环机制，强化过程性评价与实效性评价，将成果转化率、学员后续履职成效、社会影响、长效贡献纳入办学质量考核指标，提升办学全流程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三）以“有特色”铸魂：激活本土资源优势，打造特色育人品牌


　　针对地方资源转化不足、分类施教不精准、教学载体同质化、特色辨识度不高以及社会辐射力不足等问题，以有特色铸魂提升教育感染力、针对性与成果转化辐射效能。一是深度挖掘地域特色资源，构建特色化教学体系。系统整合特色本土资源，打造精品现场教学线路与特色课程模块，把地方优势转化为共识教育的鲜活载体与独特优势，增强统战味、地方味、时代味。二是实施分类施教、精准赋能的差异化教学。针对民主党派、无党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不同群体特点与履职需求，定制教学内容、实践模块与能力训练项目，提升个性化、精准化教学水平，增强育人针对性；同时为学员提供宣讲素材、搭建传播载体，建立学员结业后成果转化跟踪档案，推动共识理念从个体自发传播向组织化、系统化辐射转变，扩大共识教育社会影响力与溢出效应。三是创新特色化教学载体与实践平台，建立特色化全周期转化服务机制。丰富本土案例教学、实践调研、现场体悟等教学形式，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共识教育特色品牌；依托地方资源设立学员实践基地和履职转化联络点，对学员结业后成果转化提


供持续指导、资源对接与效果评估，实现特色育人从浅表化、同质化向深度化、品牌化转型。


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课题组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面从严治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贯彻落实这一战略部署，必须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党建思想，深刻把握实现“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更高要求，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一、深刻把握对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更高要求，坚定不移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总书记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采取一系列战略举措，推动党的团结统一达到新高度。一是提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三是持续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实现全党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四是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十五五”时期，我们党不仅面临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还面临一些新的风险挑战。比如，深刻演变的国际形势使得我们党要抵御的各种风险明显增加，统筹改革发展与安全稳定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日趋激烈的大国博弈进入经济、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给我们党治国理政带来全方位、深层次的复杂挑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叠加，对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提出新的挑战。同时，党


内仍然存在一些影响团结统一的因素，部分党员干部大局意识不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情况时有发生“，七个有之”问题尚未根除，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等问题仍然存在。


　　“十五五”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要完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更加紧密团结在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要进一步强化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政治原则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把握准、领会透、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贯彻执行“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上。要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筑牢团结统一的思想根基，引导全党学深悟透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这一思想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中。要进一步加强政治监督，聚焦“十五五”时期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深化政治巡视，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检查。要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同危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类言行作斗争，坚决清除心怀二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等影响党内团结统一的各类因素。


　　二、深刻把握对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更高要求，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


　　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总书记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把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推进到新阶段。一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完备，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二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更加严密，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同时完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提升派驻监督效能，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监督合力。三是法规制度执行更加严格，以抓铁有痕的韧劲狠抓执规执纪，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严格落实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严肃查处一批违反制度规定的典型案件，党风政风焕然一新。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在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方面仍然存在短板弱项。从法规制度建设来看，一些领域仍然存在“牛栏关猫”问题，新兴领域、重点行业制度建设滞后，权力边界界定不够清晰，自由裁量权过大；一些制度交叉重叠或存在空白，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难以有效防范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从法规制度执行来看，“纸笼禁虎”现象尚未根除，少数领导干部特权思想严重，有规不依、有纪不守，搞选择性执行、变通性落实。从监督对象来看，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实效不够明显，监督合力尚未充分形成。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提升到新高度。要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扎紧织密制度笼子。聚焦“十五五”规划重点领域，围绕科技创新、项目审批、资金分配、国有资产管理等关键环节，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完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机制，杜绝制度漏洞和监管盲区。要进一步强化制度执行，彰显刚性约束权威。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确保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要进一步聚焦监督对象，抓住“关键少数”。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实效，在党的会议、干部提拔、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等环节加强党员干部对“一把手”的监督，通过完善任职回避、定期轮岗、离任审计等制度加强监督，使领导干部任职履职全过程置于党组织、党员、群众监督之下。要进一步深化教育引导，增强依规用权自觉。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和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坦荡做人、谨慎用权。


　　三、深刻把握对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更高要求，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腐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拦路虎、绊脚石，侵蚀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走出了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一是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健全了党中央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


制。二是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三是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不断健全，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逐渐完善。四是构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大力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积极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经过坚决斗争，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为新时代伟大变革提供了坚强保障。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一些腐败分子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不断出现，腐败手段更加隐蔽、更加复杂“，影子公司”、“影子股东”、期权腐败、政商“旋转门”等问题增多，增加了发现和查处难度；一些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态势尚未根本扭转，特别是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矿产开发、金融信贷、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仍然突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相互交织“，四风”问题树倒根存、隐形变异。由此可见，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必须一刻不停歇地推进。


　　“十五五”时期，必须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以保持高压震慑强化不敢腐，突出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领域，突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重点问题，突出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的重点对象，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要以加强监督制约强化不能腐，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提高及时发现、准确识别和有效治理腐败的能力与本领。要以深化廉洁教育强化不想腐，深入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丰富内容供给、创新宣传机制、优化教育方式，不断提升廉洁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要以完善体制机制促进一体推进，防止和纠正反腐败斗争阶段论、环节论，健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常态化协作配合机制，注重科技赋能、加快推进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强化系统观念，加强联动配合，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清障护航。


四、深刻把握对激励担当作为的更高要求，坚定不移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生


态


总书记指出：“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


分。”全面从严治党并不是要把党员干部的手脚束缚住，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政治素质和实绩考核，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二是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细做实对党员干部的经常性监督，使“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三是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准确把握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与违纪违法行为的界限，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让干部轻装上阵、大胆开拓。四是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建立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经过努力，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得到有效激发，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日益浓厚，涌现出一大批敢闯敢干、实绩突出的优秀干部。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党员干部在担当作为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党的大会召开后，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的力度，2023年查处39781起，2024年查处93833起，2025年查处119418起。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第一季度，全国仍然查处了24751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4.75%。可见，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问题具有顽固性、多发性特点。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一些党员干部知识储备不够、素质能力不足，想干不会干、想为不善为的问题日益凸显，与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问题交织在一起。


　　“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关注这些问题，更加坚定有效地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持重担当、重实干、重实绩，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要进一步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制，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


制度，防止一些党员干部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容错纠错机制，细化容错情形、规范纠错程序、明确免责边界，更加旗帜鲜明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让干部放开手脚干事、甩开膀子创业。要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引导党员干部围绕完成“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及时填知识空白、补素质短板、强能力弱项，努力成为各个领域的行家里手。要进一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深化拓展基层减负成果，推动全党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文学，成了他们的“铁杆庄稼”走近西海固农民作家群体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6年7月20日）


　　一个人口不足50万人的山区小县，竟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地方，在宁夏西吉县——西海固中的那个“西”。


　　西海固，就是左宗棠口中那个“苦瘠甲天下”的地方，就是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考察结论中那个“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攥一把黄土，能闻到祖先的汗味；翻一翻黄土，能长出最好的‘文学庄稼’。”今天，宁夏144名中国作协会员中，有51名来自西海固。更多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在梁峁沟塬上一边劳作一边写作，把文学种成了“铁杆庄稼”。


　　为什么这块贫瘠的土地，却能长出繁茂的“铁杆庄稼”？为探寻这个秘密，夏日，本报调研组走进了西海固。


　　文学滋润了心田，山乡巨变催生出“铁杆庄稼”“厮守一块田园/守住了春夏秋冬/穿着季节的衣裳/打理风雨星辰/赐我一片天空”


　　62岁的李成山坐在院子里，向调研组朗诵起自己的诗歌。这是一个地道的农家院，院子角落里的那棵梨树上，挂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从峁梁上吹来的风，就像回荡在院子里的诗句。


　　这位西吉县吉强镇高同村的农民，种了20亩地、养了12头牛。诗歌，是他30多年前就开始耕耘的另一片“庄稼”。


　　“诗短，写起来不占时间，不耽误下地和喂牛。”他说得坦诚，粗粝的脸上现出一抹轻柔的笑，“干完活，那些夹杂在农活里的枝叶，就游弋在我的脑海，一片，一片都是诗！”


　　正聊着，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然后起身：“哟，12点多了，我得给牛饮水了！”


　　调研组跟着他来到牛圈。发现牛圈的墙上贴着许多纸。纸上一行行长短不一的字迹告诉我们，那都是诗歌。“写完就揣兜里，或者贴墙上。”李成山黝黑的脸上透着一丝得意，“文学，让我的牛圈都有了诗意！”


　　李成山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写作。“那时候日子还很难肠，连电费都交不起，屋里暗下去，日子也跟着黑了。”


他想出的“办法”是逃离旱渴的土地，去外面的工地抱砖。一次，从工地


高架上摔了下来，躺在工棚里养伤，他觉得有满肚子的话想说。“于是，我拿起了笔。写出来，心里就敞亮了。”


　　多少个黑夜，文学照亮了他。“就好像干渴的时候，需要一杯水。”他打了个比方。


　　从泾源县黑眼湾搬迁到吴忠红寺堡的马慧娟，用一部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倾诉乡亲们与贫困的抗争；彭阳县城阳乡涝池村的王秀玲，用一篇又一篇小说和散文描摹那些躬耕垄亩的身影以及他们的坚韧；西吉县兴平乡友爱村的米志强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把写作当作自我激励的方式……


　　他们用文学“解渴”，用文学“饱腹”。正如李成山诗里写的，“咬住冬阳”“刨几粒美味”。文学，滋润了这片缺水的土地，给这里的人们提供了战胜困难、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就这样，文学的种子，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悄然生根发芽。随着西海固摆脱贫困，这片“庄稼”长得更快更壮——山乡巨变，给了他们文学创作的新动力，让他们有了更强的表达欲望。


　　见到调研组，有些腼腆的西吉县吉强镇泉儿湾村村民单小花递过来一张叠得平平整整的报纸，上面印着她的一篇散文《“不死”的苜蓿》。“苜蓿是我见过再生能力最强的植物，一年要收割三四茬。”


　　这位没怎么念过书的农家女，从2012年开始写作。刚开始写得很艰难也很慢，错别字很多，但她骨子里那股倔强，让她硬是拿着字典边写边查、边查边改，一个字一个字地抠，7年里抠出了一本散文集。4年后，又出版了第二本书。调研组在她不大的房间里看到，桌子、书架上全是这些年的写作成果。


　　“这些年，生活发生了巨变，我希望像照相机那样，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她说得朴实真切。


　　20XX年11月，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脱贫摘帽。从贫困中走出来的单小花，想向所有人分享自己的新生活，分享西海固的新模样，分享这些新变化背后的故事。


　　她写身边的生态巨变，荒凉干旱不见了，“春风像化妆师，染红了桃花的脸”；她写二姑家的铡草机、收割机以及站在机子后的二姑，“嘴笑成了O形，露出了一嘴豁牙”；她写扶贫干部金镇长的“二三事”，“默默地用行动感化群众”。


西海固的变化，怎么写也写不完。这变化，既冲击着他们的心灵，也充实


着他们的素材，仿佛一口源源不断的井。


　　出生于西吉县什字乡扇子湾村的马金莲，在扇子湾易地搬迁后，第一反应是“要记录这个滚滚向前的时代”；马慧娟笔下的村庄，也不再沉重和压抑，而是“飞起来”；李成山的诗歌，也不再从“苦水”里倒出来，而是从泥土里寻找美……


他们是这场巨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更要做代言者。


　　于是，西海固的这片“文学”，有了更加多元的写作主题，也便有了更多的收成，成了名副其实的“铁杆庄稼”。


　　一位汉子驾着多功能四轮拖拉机，方向盘一转，轰的一声驶入一块玉米地。拖拉机在地里驶过，黄土翻了个身，咧开了嘴。一定是灵感来了，汉子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一顿输入。他笑着对调研组说：“在地里干活，不好带笔带纸。用手机，方便！”


　　汉子叫康鹏飞，是西吉县将台堡镇明星村村民。20多年前，开始尝试写散文和小说。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趴在炕上写作。“有时候写得兴奋，一抬头，外面已经麻麻亮！洗把脸，换了衣服，就去地里干活。”这样的日日夜夜，换来了50余万字的作品。


　　问他哪里来的这么充沛的精力？康鹏飞感慨道：“这些年，农村机械化水平越来越高，耕地、播种、覆膜、挖洋芋，都用上了机器，种地轻松多了，写作也更有闲情逸致。”


　　目前，固原市综合机械化水平达76.8%，高标准农田面积比20XX年增长4倍多。种地不再是“负担”，乡亲们有更多时间放下锄头，拿起笔头。


　　而且，“笔头”也在变化。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普及，不仅让他们随时随地可写，而且随时随地可发表可交流。康鹏飞的写作工具从纸笔变成电脑和手机，还办了AAA公号、建了AAA群。


　　他点开手机上的AAA公众号，展示给调研组：“可别小瞧我们农民作家，你看，好多文章的阅读量轻轻松松就过万，10万+的也有呢！”


　　这样的写作，已是西海固农民的日常。马慧娟摁坏了13部手机，单小花在QQ空间上写作，大家一起打理的“西部新乡土文学”AAA公众号常更常新科技的日新月异，让更多写作在西海固发生，并被更多人看见，走向更广


阔的世界。


文学葳蕤“成林”，离不开各界倾力涵养的“文学沃土”一个山区小县，


为何文学葳蕤“成林”？


调研发现：这些年，当地党委政府涵养文学沃土是一个关键因素。


　　西海固各县区，几乎都有自己的文学期刊。即便在条件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也在小心呵护着文学的种子。


　　西吉县葫芦河文学社发起人之一、退休教师尤屹峰感慨道：“阵地很重要啊！”为了守住这珍贵的阵地，人们齐心协力。20世纪80年代，一群文学青年自发成立葫芦河文学社，并推出油印刊物《葫芦河》。闻知文学社刊印刊物遇到经费难题，西吉县予以全额资助。


　　倾力扶持文学社团和刊物，成为宁夏全社会的共识。“1993年，我调到《六盘山》编辑部没多久，遇到了经费困难问题。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我们的办刊经费从1万元增到了6万元。”宁夏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郭文斌坦言，在曾经贫瘠的西海固，人和文学刊物都“挨过饿”，但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都挺了过来。


　　这些刊物，将文学种子撒向全区，孕育出一个又一个人的“作家梦”。“西海固文学之所以有现在的规模，和不断的文学普及息息相关。”郭文斌告诉调研组。


　　正如宁夏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琳琳说的那样：“一本好的文学刊物，影响力堪比一所大学。西海固正是通过构建完善的文学创作与传播机制，优化了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结构，有效培育了区域文学发展环境，进而为当地的文学繁荣持续输送优秀的创作者与鉴赏群体。”


　　阵地建设，还少不了更广泛的社会组织——这些年，民间文学社团、乡村“文学雅集”、文学创作基地等雨后春笋般在西海固冒了出来。


“这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虽然写的是咱们的事实，但平常了点。”“改成‘黄土里长出的炊烟’，咋样？”


“炊烟好，有烟火气，有诗意！”


　　西吉县吉强镇杨河村，一场“文学雅集”正在进行。从20多公里外的将台堡镇牟荣村赶来的杨秀琴，刚朗读完自己的作品，就迎来一场热烈的讨论。


　　“早就听说这里的‘文学雅集’了，都是爱好写作的庄稼人，互相打气，互相启发！”杨秀琴一脸兴奋。


　　20XX年，杨河村的农民作家史静波在自家祖宅上建起了乡村书院，把爱好写作的乡亲们聚到一块。从此，一场又一场“文学雅集”在连绵起伏的黄土坡


上传开去。


　　在西海固，这样的乡村文学组织和文学推广人还有很多，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空间和精神家园。


　　当然，文学的“成长”，也离不开传帮带。在调研中，很多人都提到，“老”作家拉一把“新”作家，为西海固文学成长提供了肥料和营养液。


　　“对平，你上次那篇散文特别好，这一期同类题材扎堆了，咱挪到下期刊登。正好有几处，再改改会更好。比如第二段开头”如今已是宁夏作协副主席、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马金莲，又拨通了那个熟悉的电话。


　　电话那头，西吉县吉强镇龙王坝村的农民作家王对平有些激动：“能行，能行！马老师，我再好好改一哈！”


　　这种近乎“师徒制”的传承，在西海固作家群是寻常事。创作经验、文学信念，就这样手把手地传了下来。


　　一次又一次的政策“滴灌”、一任接一任的政府托举，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渐渐地，曾经形单影只的作家个体，壮大成作家群


——田畴农人、乡村教师、基层干部越来越多人和文学“接”上了头。


　　这些年，固原市各级文联和作协经常带着作家往乡村社区跑，了解文学的生长状态，为他们“定制”各种服务。西吉县吉强镇燕麦沟，一场“新乡土·新大众”诗歌沙龙比大学的论文答辩还精彩；隆德县张程乡李哈拉村，16岁的马玲玲因作家老师上门指导而欣喜落泪在交流中，大家结成了“作家+农民群众”“作家+文学新苗”等300多对文学“搭子”。


　　去年，宁夏启动了一项名为“千名作家联千村（社区）进千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短短半年时间，固原市就有203名作家志愿者参与，联系219个村（社区）、62所学校，开展了100余场活动。


　　“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多少专业作家，而是让更多人相信，西海固的人，能种好地里的庄稼，也能种好文学的‘庄稼’。”固原市作协主席李兴民告诉调研组。


　　据不完全统计，西海固作家各类文学作品累计发表超3000万字，130多人获各类文学奖，多人捧回“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国家级荣誉。


　　“吃完五谷想六谷”，有了文学，精神世界不再荒芜文学，究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


夏季温润的风，把六盘山吹得更绿，勤劳的人们盼着今年有个好收成。好收成，在曹兵心中有着更多的内涵：他盼着五谷丰登，更盼着脚下这块


大地在自己笔下有着别样的风采。


　　曹兵是彭阳县交岔乡关口村村民，他的另一个身份越来越被人熟知——诗人。这几年，他在《诗刊》等国家级刊物发表作品，还出版了个人诗集。


　　“文学给我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让我的精神世界更丰盈。”说到写诗，内敛的曹兵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现在每天都很充实，除了种地，还经常外出采风，写作让我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起初，村民看着曹兵整日在手机上写诗，私下里嘀咕：“写诗，能写出五谷？”现在，说起写诗和文学，村民已从不解变成了认可。他家门前的老杨树下，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加入了读书、写作的行列。


　　采访中，不止一位农民作家提到一句话：“吃完五谷想六谷。”这“六谷”就是精神。有了文学，精神世界不再一片荒芜。


　　文学，已不再是文人的专属。农忙之余，就着炕桌写散文的农民；深夜批改完作业，伏在书案写诗的乡村教师；忙完一天工作，把听来的故事编成剧本的乡镇文化专干文学的种子一颗颗绽出新芽，在田野间、炕头上、窗台下，恣意生长，让平凡的日子从心间流到笔尖，让单调的生活有了色彩。


　　“过去，有人说：对农民而言，山水没有诗意，田园没有牧歌，种地就是为了生存。今天，我们要说：种地是为了生活，写作是为了活得明白。”这是很多西海固农民作家的共同心声。在他们看来，写作与生存同等重要，一个个普通人用文字来对抗平庸，用笔墨安顿精神。


　　“写出来不单纯是为了发表”“写的还不够好，得反复修改”“今天是不是写了新作品”调研中，这样的话语频频入耳。在这里，写作褪去了功利色彩，回归纯粹本真：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是为了心灵宁静，文学由此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在文字中，不仅透视出对自我、对生活、对土地的认知与表达，更完成了精神的成长与人格的完善。


　　“昔日沉默耕耘的人如今主动书写与表达，他们不再是被动接受文化的‘观众’，而是主动创造文化的‘角儿’。”史静波道出了这种转变中蕴含的另一层价值。


文学，也为乡土美好、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强劲的活力。


王秀玲2006年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葱绿裹着的棒子》，此后，一直坚持写


作，已发表小说、散文逾50万字。她说，每一个字，都在改变她。


　　以前的她，干完农活就知道打牌、闲谝。有一年，她在邻村见到一位走街串巷贩卖山货的妇女，对方乐观坚忍的样子感染了她。她试着以这个妇女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随着写作，内心起了变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


　　在文学的滋养下，王秀玲不满足于初中学历，自学考取汉语言文学成人大专；“农民作家之星”“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纷至沓来；两个孩子在她影响下，双双考上大学在西海固，人们在文字中学着用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在交流中追求现代文明与真善美。这份由文学催生的精神力量，正悄悄改变着这片土地的气质：村民的业余时间，从打牌、喝酒、闲谝，变成了读书、写作，不知不觉中，话语愈发文明；村里的婚俗新事被写进小说、剧本，带动更多农民移风易俗。


　　文学的元素渗透在最广阔最细微的乡野生活中，传递人文价值，涵育社会风尚，凝聚情感力量。个体的改变，辐射带动着家庭与村庄整体的精神风貌提升。


文学，映照出西海固精神和物质的蝶变，是新大众文艺的生动诠释。


　　从“苦甲天下”的贫瘠荒原，到享誉全国的“文学之乡”，当笔墨穿透苦难的记忆，当文字映照乡土的变迁，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变，让中国的减贫事业和农村现代化有了全新的解读维度：曾经的贫瘠之地，不仅可以摆脱物质贫困，也能孕育出精神茂林。


　　“浆水面浮着碎的光/九碗十三花盛满希望/夜风掠过夏日窗棂/带着麦香/漫过农民的梦远飏……”46岁的杨河村村民麻巧琴曾经天天围着锅台转，而今她的笔下竟流泻出这样的诗行。


　　退休教师陈国顺心心念念的，是希望联合国专家再来亲眼看看如今的西海固。他郑重写下一封长信，诚挚邀请他们重访故地：“50年前，您曾感叹这里‘不适宜生存’；半世纪后，这里已是‘宜居宜业宜游宜文’的六盘山下新江南！今天，我们向世界发出盛情邀约！请来看，看那‘绿甲天下’的浩瀚林海；请来尝，尝那‘香甲天下’的生态美食；请来品，品那‘文甲天下’的文学气象；请来赏，赏那‘美甲天下’的乡村振兴画卷。”


　　是的，经过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双重“洗礼”的西海固农民，胸中激荡着无尽的自信与自豪。他们与自我对话、与乡土相拥、与时代同频，以最质朴的笔触，将田埂间的生长、移民路上的奔赴、致富路上的喜悦，化作最动人的篇


章。让那些藏于沟壑间的细碎，浸于劳作里的赤诚，有了鲜活的生命肌理，有了可触可感的精神温度。


　　当热爱有了出口，当故事有了听众，当讲述有了回应，这份笔墨的重量，早已超越文字本身。它是人民群众以文润心的坚守，更是新大众文艺扎根大地、服务人民的生动诠释，为奋进中国的时代长卷写下最厚重、最鲜活的精神注脚。


思政领航向港口建新功新时代港口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探索


山东港口渤海湾港马瑞洁


（2026年7月1日）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渤海湾港作为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动对标国家战略、省级部署与集团要求，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港口生产经营、转型升级、口岸服务深度融合，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凝心聚力、赋能发展的核心抓手，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港口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实践之路。


一、强化理论铸魂：构建分层学习体系，夯实思想引领根基


　　理论清醒是政治坚定的前提，渤海湾港始终把理论学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构建“分层分类、全员覆盖、常态长效”的学习体系，让党的创新理论在港口落地生根。坚持党委领学示范，发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头雁效应”，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开展专题研学、集中研讨并结合“安全生产”“智慧转型”等实际破解学习与实践脱节难题。强化基层深学落地，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读书班为载体，推动理论学习进车间、进班组、进一线，通过“线上微课+线下宣讲”“老党员传帮带+青年职工谈感悟”等形式，让理论学习接地气、入人心。


二、深化形势赋能：精准开展教育引导，激发改革发展动能


　　以形势任务教育为抓手，引导全体职工认清发展大势、明确责任使命，凝聚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聚焦发展形势强信心，深入宣讲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成效，解读渤海湾港近年来的发展成就，让职工直观感受发展成果、增强发展信心。紧扣中心任务明责任，围绕“零碳港口”创建、智慧口岸建设、安全生产、服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等重点工作，通过形势任务解读会、一线宣讲等形式，向职工讲清发展目标、工作重点和岗位责任，针对智慧化设备推广、作业模式升级中职工的思想顾虑，开展靶向宣讲和技能培训，引导职工转变观念、主动担当。


三、严守意识形态：健全阵地管控机制，营造清朗政治生态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的阵地管控体系。抓实阵地规范管理，统筹运营内部宣传栏、AAA公众号等宣传载体，健全严格的内容审核发布机制，聚焦港口发展亮点、一线先进典型做强正面宣


传，持续传播正能量。打造“红色海岸线”等党建联盟品牌，深化与海关、海事等口岸单位的党建共建、宣传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构建多方协同、同向发力的宣传思想工作格局。加强思想动态研判，常态化开展职工思想调研，通过谈心谈话、问卷调查等渠道，精准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及时排查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筑牢职工思想防线。培育主流价值导向，将意识形态教育与港口文化建设、廉洁建设相结合，选树一线岗位先进典型，开展廉洁警示教育，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制错误思潮，切实以扎实有力的意识形态工作，为港口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夯实思想根基。


政府在绿色食品发展中作用的调查研究


连云港市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韩善红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实现，国民生活水平得以空前地提高，国民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改善和享受，安全的食品开始逐渐进入大众的生活。绿色食品是指产自优良生态环境、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实行全程质量控制并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安全、优质食用农产品及相关产品。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国内外等重大场合多次提到了新时代的绿色发展理念[1]，为我国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相较于传统农业生产，绿色食品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科学可持续发展，坚持农村自然资源的科学开发，追求农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进而实现整体生态的可持续安全发展。但是政府如何行使好行政职能，发挥好其在绿色食品发展中的作用，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研究。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政府在绿色食品发展中的政府职能发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政府行政职能发挥中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提出相应的对策，促进绿色食品健康蓬勃发展。


1.绿色食品发展现状


1.1产品结构单一，产业结构难均衡。


　　绿色食品发展势头强劲，截至2024年底，绿色食品获证产品总数已接近7万个，产品涵盖农林、畜牧、水产、饮料等类别，覆盖农产品及加工食品上千个品种。但是绿色食品发展中存在产业结构不平衡问题：农林初级产品及初加工产品在绿色食品产业中占比过高，畜禽、水产、精深加工产品占比低。


1.2产品溢价不明显，品牌价值难体现。


　　首先是绿色食品主体的局限性。绿色食品品牌持有者大多是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等，在职能配置上重技术与产品产出，对于市场推广方面缺少规划、人员、精力等，导致绿色食品大多以批发的形式销售，与常规产品价格相比不占优势；其次是产品同质化的限制。绿色食品大多数是初级农产品，生产主体有盲目跟随市场热门产品的现象，导致生产大量重复的产品，且在产品的生产方式上面没有个性化，产品的品质、口感、包装等都没有区别，同质化严重。第三，消费者认知的限制。消费市场中，大多数消费者更关注的是价格，同类产品中，低价产品占比较高，也最能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在没有特殊优势的情况下，消费者会通过比较不同的品牌、价格，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而不是


不熟悉的绿色食品品牌。


1.3产品生产投入高，品牌申报难维持。


　　绿色食品在生产中需要投入有机肥以及规定范围内使用的农药，在加工、储存、运输各个环节的要求都比普通食品高，外加绿色食品的认证、检测等费用，较高的生产投入对绿色食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部分地区制定了绿色食品发展财政政策，但是政策资金少、拨付滞后，不能满足绿色食品发展需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绿色食品生产中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这一问题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绿色食品的积极性，导致绿色食品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1.4品牌缺乏宣传，消费市场难认可。


　　绿色食品的申报主体是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大部分主体对绿色食品品牌缺乏认识，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往往只是因为申报而申报，注重申报过程，对于绿色食品本身优势的宣传远远不够，没有将品牌信息传达到潜在消费群体。对于利用中央级媒体、重大活动（如绿色食品宣传月、博览会）或电商平台资源等宣传更是作为负担，在网络发达的今天，默默无闻的绿色食品不再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导致广大消费者对绿色食品“无污染、安全健康、营养”的消费理念尚未形成，对于绿色食品的经济价值、营养价值等缺乏进一步的了解。


2.政府推进绿色食品发展面临的问题


2.1组织缺失，信息不配套。


　　一是缺乏组织合作。地方政府对绿色食品中介组织培育不足，缺少地方具有组织协调沟通能力的中介组织，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基本上都各自为政，不管是生产、运输、销售都是单打独斗，生产资料、投入品、技术和产品质量都没有统一的标准；二是缺少规划，信息不通畅。绿色食品同行业之间、上下游企业之间缺少沟通，产业之间不配套。有养殖企业想要申报绿色食品，但是缺少绿色食品饲料等投入品而无法发展，有酒企想申报绿色食品，但是上游找不到绿色食品的高粱，影响了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有的产品是因为有下游产品，但是产量无法满足上游企业的需求，或者地方未规划申报下游产品，需要从其他地方购买，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


2.2投入不足，发展受限。


　　一是人员配备不足。基层农技人员人数少，同时要兼顾党建、基层环境治理等综合性的事务，用于农业技术工作的时间较少。此外，从事绿色食品生产


的主体大多是分散经营方式，企业内部人员配备不齐全，精益求精、追求高质量意识不强，农产品的附加值不高；二是农业技术缺乏。缺少对绿色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专业培训，政府组织的培训都是统筹安排，在课程上，都是根据层层部署，采取单向培训的方式，缺少针对性，培训效果不理想；三是品牌宣传投入不足。政府在绿色食品发展中没有深入宣传，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误认为发展绿色食品是配合政府的工作，缺少认识绿色食品的意义以及绿色食品对企业自身发展的助力，影响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四是资金的缺乏。绿色食品农业生产前期投入比较大，但回收期长、效益低，目前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财政资金太少，政策扶持作用有限，导致绿色食品难以发展。


2.3力度不足，监管缺失。


　　一是监管投入少。在监管方面投入的力量远小于在认证方面的投入，监管人员少、范围广，实行绿色食品年检工作量非常大，要完成所有认证绿色食品企业的实地年检难度很高，而且，绿色食品监管员每年最多到企业检查一次，不能覆盖绿色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对投入品的使用难以监管到位；二是监管盲区大。因为目前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认知度不是很高，绿色食品的品牌只是作为进入某些市场的门槛，在实际交易过程中，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很少使用绿色食品标识，增加了绿色食品的监管难度。三是工作人员重创建申报、轻管理服务工作。有的地方绿色食品建设工作前紧后松，重前期的创建申报，轻后期的管理服务，创建积极性高，但批下来后，很少有人管有人问。


2.4标准不一，知识普及不到位。


　　一是标准不能覆盖所有的农产品。行业标准总量不足，涉及的品种不完整，部分产品在生产中没有标准可以依据，有的标准没有更新或者制定滞后，都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二是标准的宣贯力度不够。由于农业技术人员在资金、人力、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只能通过集中培训或者发放宣传页等方式进行统一培训，宣贯方式过于简单单一，内容没有针对性，无法吸引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注意力和参与度，难以激发其学习知识的意愿；三是标准与传统方式的冲突。部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受传统生产方式影响，对农业标准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之缺少参与标准化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激励机制，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缺乏主动参与意识。


3.政府推进绿色食品发展的对策


3.1加大宣传，提升认可度。


　　政府对于绿色食品发展中的宣传推介职能，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于绿色食品的宣传推广，以宣传提高人们的知晓度。一是增加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认知。通过宣传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绿色食品有更多的认识，逐渐增强他们的内在动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绿色食品发展中，通过宣传让消费者了解绿色食品的定义、意义、安全、健康，内生驱动认可购买绿色食品、消费绿色食品，以此来带动绿色食品产业健康稳定发展；二是增加生产者的业务知识。全面宣传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禁限用农药名单等农产品安全生产知识、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要求、生产过程、肥料施用要求、包装储运等环节的标准要求，刺激生产经营主体认证绿色食品的积极性，主动从源头把好绿色食品生产的安全关，确保绿色食品全程标准化生产。在宣传方式上，政府可以在地方电台、电视台、新闻报纸、公众号、政府网等媒介加大对绿色食品的宣传。可以结合新媒体，通过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当地网络红人代言背书等方式制作短视频，扩大宣传效果[2]。可以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宣讲，通过详细地解说绿色食品到底是什么、发展绿色食品对环境、对生活等方面的好处等增强宣传效果。


3.2注重规划，协调发展。


　　虽然绿色食品发展更多的是通过市场行为进行调节，但政府也要在绿色食品发展中突出规划协调和引导作用。政策方面，在土地租赁方面，为了维持绿色食品的可持续发展，在土地租赁合同到期后，给予绿色食品企业优先租赁权。在奖补资金方面，将预算内用于绿色食品发展的资金作为约束性资金进行下达，并实时对资金的拨付情况进行跟踪统计，督促发放到位。地方政府还要根据资源优势，进行特色农业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并形成高附加值的产业集群，打破初级农产品的时令限制以及价格劣势。三是立足地域优势，以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为核心，建设集生产、产业、经营、生态、服务、运营于一体的体系，增加农业生产效益，增强农产品竞争力。


3.3品牌加持，抱团发展。


　　一是要重视品牌的建立。地方政府要十分重视当地绿色食品品牌建设，对内树立品牌意识，编制完善绿色食品品牌目录，要打造形成以地方公共品牌为核心，分产业绿色食品品牌为支撑的品牌集群；二是要引导品牌发展。政府要鼓励绿色食品企业形成品牌发展营销理念，指导地方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产业联盟，以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的模式，共同打造产品品牌。三是要以品牌故事促品牌发展。开展品牌公益宣传活动，讲好绿色食


品品牌故事，唱响一批“土字号”“乡字号”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增强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引导消费者“认牌消费、认牌购买”[3]。


3.4引进人才，推广技术。


　　一是加强技术推广。农业技术人员要经常到绿色食品企业进行指导，不能仅限于企业申报品牌的现场检查以及年检。定期开展绿色食品技术培训，农业投入品知识普及、安全使用指导等[4]。要多参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生产的全过程，从生产中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5]；二是政府要指导人才引进。建设一支“爱农业、懂产业”的专业人才队伍，保障绿色食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中，要制定人才引进制度，政府与农业类高校、农业科研机构之间联合培养专业人才，有针对性地吸纳专业技术人才加入。同时积极发掘乡土人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提升其素质、发挥其潜能。


3.5加强监管，保障质量。


　　对绿色食品进行定期抽检，抽检出问题的对经营主体进行公开处罚，可以从取消证书，收回绿色食品发展资金等方式，刺激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按标准生产，规范生产，确保绿色食品是安全放心的食品。对市场上的绿色食品投入品进行严格规范，确保符合绿色安全标准，全方位保障农业投入品的安全性。建立绿色食品全程质量电子追溯制度，实现对绿色食品全流程的追踪与监督[4]。对市场上的绿色食品进行质量监管。针对市场上出现的假冒绿色食品、绿色食品质量不合格的现象，要进行及时的纠正、查处，严格绿色食品市场行为，维护绿色食品声誉，提升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信任度[6]。引导消费者的绿色食品安全意识，主动担负起社会的监管作用，倒逼绿色食品企业增强自律，发展合规、合格的绿色食品[7]。通过监管的方式，让更多的绿色食品走进千家万户，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3.6开拓市场，增加销售。


　　开展以绿色食品为主的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邀请大型超市、经销商等参会，推动产销对接；组织绿色食品企业参加农业部门举办的产销对接活动，扩大对外输出产品的销量。积极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进入大型超市、设立销售专区、专柜等，提高消费者的关注度，引导消费者了解绿色食品的特点和优势，同时还可以帮助有目的性的绿色食品消费者快速找到绿色食品，享受便捷的购物体验。此外，积极探索对接城市社区、餐馆集市，借助互联网经济的广阔市


场，通过地方领导现场推介、“网红”直播带货等方式，扩大品牌知名度、拓宽产品销售市场。


4.结语


　　综上所述，推动绿色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需要生产经营主体积极主动与政府引导配合的系统工程。当前，我国绿色食品产业虽在产品数量与类别上取得显著成就，但仍面临产业结构不均衡、品牌溢价不足、消费者认知有限以及政府配套支持不充分等多重挑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了绿色食品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也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为此，政府、企业与社会需形成合力，从强化宣传引导、优化产业规划、推动品牌共建、加强人才与技术支撑、实施全程严格监管以及拓展多元销售渠道等方面协同推进。只有通过政府、消费者、生产经营主体的共同努力与认知提升，才能逐步破解绿色食品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性障碍。最终，让绿色食品成为安全、健康、营养的代名词，也在促进农业转型升级、保障食品安全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走进千家万户，赢得广泛市场认可与社会信任。


抓好地勘单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探索以C所为例


湖南省城市地质调查监测所李梦龄


一、地勘单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情况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党的基层组织要认真贯彻党章党规要求，做好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1]。近年来，C所党委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事务性的工作来抓，深耕党旗红耀城调品牌建设，将党建工作与找矿突破、科技创新和服务民生深度融合，思想铸魂、组织强基、廉政护航、活动赋能、融合聚力“五力”齐发，“党旗红耀城调”党建品牌“磁吸力”不断增强，“党建‘红’+城调‘橙’”热辣亮眼，成绩卓著，形成了“党建引领、品牌赋能、业务增效”的生动局面。


　　总体而言，当前C所职工队伍思想稳定、精神面貌昂扬向上。在政治素养上，理想信念坚定，纪律规矩意识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高度认同、自觉追随；在职业精神上，展现出爱岗敬业、敢于担当、默默奉献的优良品质；在价值取向上，普遍具有强烈的大局观念和集体荣誉感，能够将个人发展融入组织目标。


　　在具体实践中，C所广大党员干部将内在的思想认同转化为高度的行动自觉，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一是团队内部形成了积极进取、团结协作的良好氛围，工作上密切配合、生活上彼此关怀，构建了以上率下、教学相长的和谐组织生态；二是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其突出的表率作用有效凝聚了全员共识，确保了组织系统能够“一盘棋”规划、“一条心”奋斗、“一股劲”落实，形成了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当前地勘单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职工异地办公带来思想统一难题。因单位重组整合，其法定注册地已统一变更，实现了法律主体上的集中。然而，部分职工因原业务延续、项目需要或个人安排等原因，未能随迁至新址集中办公，从而形成了“注册地集中统一、工作人员地理分布分散”的多点格局。这一结构性变化，直接导致了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矛盾：在空间分离状态下，因工作场域、任务属性与利益关切点的差异，职工的价值出发点与实际诉求呈现分化态势，导致思想共识难以有效凝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线野外地勘职工长期驻扎于项目工地，其工作环境与生活状态的特性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这一变化，


部分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未能及时、主动地深入探析职工思想动态与合理诉求，在积极引导情绪、化解矛盾、调动职工主观能动性与工作积极性方面存在行动滞后与方法不足的问题。


　　（二）思想政治与业务工作融合不深。在当前地勘单位深化改革与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基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结构性挑战，主要表现为对一线职工思想动态的把握不够全面精准，在调动职工积极性与主动性方面，工作思路与方法创新仍显不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青年职工思想特质与价值取向的深入研判仍有欠缺，未能准确把握其成长诉求与职业愿景。在实际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运用存在一定失衡：有时表现为要求多而疏导少、管理多而教育少、检查多而帮助少。这种工作方式的偏差，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能未能充分发挥。究其根源，在于未能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地勘行业特殊的工作场景深度融合——既未充分结合野外作业、项目周期、流动分散等行业特点来设计工作载体，也未将现代化、数字化的教育手段有效运用于一线工作场景，使得思想政治工作与实战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


　　（三）学习教育形式单一，引导效果不足。在当前地勘单位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职工队伍在知识结构、业务类型与岗位职责上呈现高度分化，其认知诉求、行为习惯与心理状态亦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在现有的学习教育培训体系中，未能充分考量并精准回应这种内在差异性，普遍存在“一刀切”的实施模式，导致培训内容与形式针对性不强、创新性不足，难以满足不同职工群体的实际需要。与此同时，思想政治工作的日常关注与深度介入亦显不够。一方面，对职工思想动态的常态化关怀与洞察存在缺位，谈心谈话未能实现常态化与深入化；另一方面，针对职工，特别是身处野外一线、面临特殊困难的职工所产生的思想困惑，现有的疏导与解决措施较为笼统，缺乏精细化的应对方案。正因如此，正能量的思想教育引导难以完全穿透业务场景、触及思想深处，未能实现全面“入脑入心”的预期效果。


三、抓好地勘单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路径


　　（一）领导层面。在领导层面，C所党委班子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将强化自身思想建设作为引领事业发展的“定盘星”和“压舱石”，通过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学习与实践体系，切实筑牢政治忠诚与使命担当的根基。1.坚持头雁领学，深化理论武装“高度”。党委班子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将学习领会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党的大会及历次全会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通过中心组专题学习、举办读书班进行集中研讨，不仅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更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地质行业发展态势进行深入思考和交流，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班子成员带头撰写学习心得、理论文章，带头在分管领域和基层联系点讲授专题党课，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动单位发展的清晰思路和具体举措，确保理论学习成果精准传导。2.深入调查研究，夯实决策实践“厚度”。党委班子大力弘扬“深、实、细、准、效”的调研作风，紧密围绕“五谈五促”、“五个一”行动、“五百”专项行动等载体，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班子成员分头带队，深入野外项目组、实验室、矿山现场和对口服务市县，聚焦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核心议题，与技术人员、一线职工、服务对象面对面交流，听真话、察实情。通过专题调研，摸清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职工群众急难愁盼的热点焦点，使党委的决策部署更接地气、更富成效，真正将调研过程变为深化理解、联系群众、推动落实的过程。3.聚焦发展要务，强化战略引领“深度”。党委班子将理论学习与谋划长远发展紧密结合，围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概念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立足地质工作根本属性，深入研讨如何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融入地质找矿突破、地质科技创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等具体实践。班子成员带头思考如何优化产业布局、推动数字化转型、激发人才活力，着力破除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以思想大解放引领事业大发展。通过战略研讨，明确单位在新时期的战略方向、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确保党委的工作部署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大局，体现时代要求。4.严守纪律规矩，淬炼清正廉洁“纯度”。党委班子高标准、严要求抓实主题学习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带头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深刻剖析典型案例，以案促学、以案促改。通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对照检视在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与不足。班子成员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管好自身、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以身作则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关键少数”的清廉作风带动“绝大多数”的遵规守纪。5.传承红色基因，永葆地质报国“底色”。党委班子注重从地质优良传统中汲取精神滋养，在红色史迹现场感悟学和老一辈地质学家奋斗精神的传承中，不断砥砺初心使命。带头弘扬“三光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


荣）、“四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精神[2]，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敢于担当、靠前指挥，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通过班子成员的率先垂范，将忠诚于党、奉献祖国的政治品格，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贯穿于领导工作的全过程，团结带领全体职工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二）职工层面。在职工层面，C所党委坚持将思想引领贯穿于地质工作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多措并举筑牢全体职工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基。1.深化理论武装，凝聚职工思想共识。C所党委将理论学习延伸覆盖至全体职工，确保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部门例会、班组学习等载体，组织广大职工持续深入学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最新会议精神与重大决策部署。针对地质队伍常年在野外、项目点分散的特点，充分利用“学习强国”等线上平台，建立线上学习小组，推送学习资料，开展交流研讨，确保理论学习“不断线、不掉队”。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理论学习，引导广大职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3]，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夯实忠诚于党的地质事业的思想基础。2.传承地质精神，赓续艰苦奋斗血脉。紧密结合地质行业特色，大力弘扬“地质报国”优良传统和“三光荣”“四特别”精神。组织职工参观队史陈列馆、老一辈地质工作者奋斗过的勘查遗址，邀请离退休老同志讲述创业故事，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建功新时代”主题讨论。将红色史迹现场感悟学拓展至青年职工和一线技术骨干，让他们在实地实景中感受先辈们的家国情怀与奉献精神，激发“为国找矿、服务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通过精神传承，使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锐意进取的地质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凝聚队伍、克服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动力。3.融入中心工作，推动思想与实践结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将思想引领与地质勘查、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主责主业紧密融合。引导职工深刻认识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找矿突破的实际行动。在重大项目启动、关键技术攻关、野外安全生产等关键环节，加强思想动员和政策宣讲，统一认识，凝聚力量。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党员先锋岗”“工人先锋号”创建等活动，树立先进典型，激发职工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的工作热情。鼓励职工立足岗位，围绕绿色发展、地质灾害防治、生态文明建设等国


家战略需求，思考如何发挥专业优势，贡献地质智慧，实现个人价值与单位发展、国家需要的同频共振。4.强化宣传引导，营造积极向上氛围。建强用好所内宣传阵地，如网站、AAA公众号、宣传栏等，及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读单位发展规划和重要决策，展示职工队伍的精神风貌和找矿成果、科研进展。讲好C所职工身边的奋斗故事、创新故事、奉献故事，用鲜活事例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密切关注职工思想动态，及时回应职工关切，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营造风清气正、和谐稳定、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不断增强职工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凝聚力。


四、结语


　　面对事业单位治理现代化与地勘行业转型新要求，思想政治工作需升级为战略引领与系统保障。其核心在于两个深度融合：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职工主体地位相融合，发挥“头雁效应”并回应一线诉求；二是将思想价值引领融入核心业务，传承“三光荣”精神以破解“两张皮”难题。同时，需创新方法，运用数字化手段跨越空间阻隔，以个性化关怀应对思想差异。由此，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凝聚力与执行力，绘就高质量发展“同心圆”，为保障能源资源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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