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篇）2026年8月调研报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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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篇）2026年8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录


一、写作技巧


1.陈雪怡：


“AI调研”不可取1


二、党政机关


2.桃江县委书记周登高：“挺抢”作答群众阅卷桃江县纵深推进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调研与思考…2


3.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调研组：


不懈攻坚的湖南正在爬“更陡的坡”湖南上半年经济形势调研（上）…54．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调研组：


服务业何以托起湖南经济大盘湖南上半年经济形势调研（中）10


5．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调研组：


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从何而来湖南上半年经济形势调研（下）……156．北京市延庆区财政局杨钰萌：


北京延庆财政资源统筹调研报告…20


7.本报全媒体示范区采访调研组：


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走在前…26


8.学习时报记者翟月荧：从最基础抓起向最末梢聚能青岛西海岸新区推进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30


9.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王诗芳：党建引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


的路径探索基于宁波市九峰山片区的实践调查37


10.商丘日报本报全媒体永城采访调研组：


合力永城：治理向实党建引领走在前42


11.商丘日报全媒体永城采访调研组：


活力永城：农业向强乡村振兴争一流…46


12.淮南市谢家集区李郢孜镇人民政府张磊：


基层财政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51


13.信阳市审计局陈玉：


基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究…56


14.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课题组：


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61


15.商丘日报全媒体示范区采访调研组：


精耕细作高效能治理示范引领…64


16.商丘日报全媒体示范区采访调研组：


聚链向新高质量发展奋勇争先…68


17.广东省深圳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科技赋能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72


18.商丘日报全媒体永城采访调研组：


魅力永城：文旅向荣融合赋能当示范…76


19.商丘日报全媒体示范区采访调研组：


民生为本绘就宜居宜业新画卷…81


20.黎子嘉：


破解“腰部困境”：地市级媒体基于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实践


探索与思考85


21.湘潭县委书记王利：深耕“土特产”鼓起“钱袋子”湘潭县依托特色


产业推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调研与思考91


22.商丘日报本报全媒体永城采访调研组：


实力永城：产业向新转型强链挑大梁…94


23.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陈燕华：


守古村文脉筑共富新路杭州市萧山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实践与探索…9924．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亚欣：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探索…102


25.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发展战略研究所调研组：


消费“三新”：打开增量空间的钥匙南昌市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


模式新场景的调查与思考…105


26.州政府办：


以“党建之问”问出“三服务”新篇章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以高


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的探索实践…109


27.昌吉日报通讯员陈福明：执法有“温度”企业增“信心”呼图壁县立


体化涉企执法监督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113


28.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舟镇人民政府侯雪波：


遵义新舟镇林下经济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115


三、高校


29.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晴晴：


“十五五”时期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的实践路径探索…120


30.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谭沁怡：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


水平、教育现状及优化路径基于对全国2234名高中生的调研分…127


31.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萍：


衡阳市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对策…135


32.郑文学：


加快四川高等教育强省建设的问题与对策…145


33.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姚佳佳：就业育人视域下“05后”高职学生慢


就业困境及管理对策调研基于广西某高职院校的调研报告149


34.临沂大学商学院李修彪：


山东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155


35.丽水学院王昕：


山西省农村电商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160


36.王丽华：书香河北建设的现实困境与改进策略基于河北全民阅读推广


的调研分析…165


37.漳州理工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武二前：


网红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170


38.郑润：新时代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的路径优化探索基于江苏省


域的实践经验…176


39.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贾丙雷：以融合式党建赋能高校机关治理现代化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建实践探索…187


40.济南日报记者赵世彩：以济南中职教育专业迭代为样本的调查报告


中职学校，如何培养出城市真正需要的人？…194


四、企业


41.宝钛集团有限公司郑鹏：


国企派驻专职纪检委员的实践探索…199


42.中交四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古芸瑞：


国有企业党建提质“五大工程”实践探索…203


43.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林剑夷：


国有企业党委前置研究讨论融入国企公司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


策以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为例208


44.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甘鑫强：


国有企业党员教育培训体系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探索…215


45.重庆久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杨远英：


基层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217


46.中国经济时报农村金融导刊调研组：沐光而行赴山海更扬云帆立潮头


烟台辖内农商银行支农支小一线调研…221


47.山西潞安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超超：


新时期煤炭企业宣传思想工作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229


48.皖北煤电集团智能公司胡云峰：


新时期煤炭企业宣传思想工作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232


49.农村金融时报调研组：寻四季牧歌处见北疆粮仓兴邮储银行内蒙古分


行“三农”金融服务见闻…236


50.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林爱华：


养老队伍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南通市崇川区为例240


五、医院


51.唐山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崔芳：


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247


52.蔡蕾：


公立医院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问题分析与对策探讨…249


53.守正创新启新程精医惠民谱华章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高质量发展


实践与探索…255


54.王孟妍：基于北方六省区医疗改革实践的公立医院“医防管”融合发展路径探索…257


55.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刘贞、王悦潼：


新医改背景下医院绩效管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264


56.李文君：


医产学研合作创新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探索与实践…270


57.漳州市第四医院卢静：


医院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76


六、其他


58.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舒天楚：


“十四五”时期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281


59.安徽博物院党建研究课题组：


博物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路径探析以安徽博物院为例292


60.联合调研组：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297


61.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联合课题组：


钢铁产业调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怎么走…303


62.高邮市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吴静雅：


高邮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探究…310


63.江苏省供销合作经济学会课题组：可贵的探索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供


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调查与思考…316


64.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田水利建设与开发整治中心贺健勇：


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成效、问题与对策…321


65.河南省信阳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黄继刚：


乡村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329


66.河南日报社课题组：


以优质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从“豫超四小龙”看实体零售转型之路…33467．湖南日报、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调研组：织密“物流网”激活


“大循环”关于湖南物流网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342


“AI调研”不可取


陈雪怡


（2026年8月31日）


近期，民盟河南省委会通报7月社情民意信息情况时指出：一些稿件存在明显AI（人工智能）生成痕迹，受“AI幻觉”影响，稿件中案例、数据存在编造、不实情况，严重影响信息公信力。


一线调查“AI代跑”，撰写报告“AI代笔”，如此“AI调研”被及时发现可谓警醒，其暴露出的问题同样值得警惕。所谓社情民意，是指社会真实情况和民众真实意愿，关键在于真实二字。不去一线实地调查研究，不到群众身边倾听诉求，何来基层实情、何来百姓真话？乍看“头头是道”、实则脱离实际，这样的调研报告，再怎么可读也是无源之水、“纸上谈兵”。


AI可以作为资料整理、文字润色的“帮手”，但不能成为调研“代跑”、报告“代笔”的“枪手”。滥用AI杜撰调研报告，非AI工具之错，而是使用者之责，根子上是工作作风不实、责任意识淡薄。社情民意是连接基层和决策端的桥梁，若AI生成的虚假信息被层层上报，不仅有可能干扰部门研判、影响科学决策，还会让畅通民意渠道的制度设计流于形式，消解制度公信力。该下的基层，脚下不能偷懒；该记的诉求，AI不能“代劳”。必须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多到基层一线、常到群众身边，察实情、听真话，才能反映真实的社情民意、提出务实的调研建言。同时，针对AI工具滥用，要加强技术检测，识别生成痕迹，并及时预警、通报整改，坚决杜绝不实数据、虚假案例、AI杜撰内容报送。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脚下沾满泥土，笔下才有分量。让技术回归工具本位，让调研成为信息之源，社情民意方能真正发挥桥梁作用，政府决策方能更好回应群众期盼。


“挺抢”作答群众阅卷桃江县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调研与思考


桃江县委书记周登高


（2026年8月18日）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事关民心向背，是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关键抓手。


桃江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领导干部挺身在前，全县上下抢抓机遇”的“挺抢”精神为引领，把集中整治作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努力让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成效。


一、冷静审视：认清纵深推进整治工作的短板弱项


对标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顺应群众日益增长的期盼，全县集中整治工作仍存在不少短板。一是系统施治效能仍有提升空间。部分案件“后半篇文章”做得不深，未能推动思想观念、制度机制的深层变革。


二是责任传导的“末梢梗阻”尚未完全打通。压力传导到村组有所衰减，部分村级监督力量薄弱，熟人社会监督难问题依然存在。


三是整治成果不平衡不充分。有的领域整治力度大、挖得深，有的只处理了表面问题，群众实际受益感不强。这些问题也是县级整治工作的共性难题，需持续破解。


二、实践探索：构建全域协同、靶向发力的整治工作格局


立足县情实际，桃江县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构建起“双主官牵头、战区化推进、全链条压实责任”工作体系。县委书记、县长“双主官”靠前指挥，今年先后7次开展全县调度，推动25个难点堵点问题按期整改；县纪委监委划定8个“综合战区”，推行包片督导、嵌入监督，明确43项具体举措；各职能部门累计摸排各类问题2530个，完成整改2334个，整改率92.25%，部门间专题会商32次，同题共答的合力已经形成。


针对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攻坚。今年已建成“无债村”121个，追回拖欠农民工工资939.6万元，对全县34家养老机构实行蹲点帮扶全覆盖，完成8家乡镇敬老院提质改造和新建。涉及村社干部的检举控告类信访量第二季度环比下降57.57%，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三、经验启示：探索民心引领、监督赋能、标本兼治的治理闭环


桃江跳出“重查处、轻治理”的惯性思维，坚持人民至上，构建起“民心导向—监督推动—标本兼治”的逻辑链条。


始终把民心导向作为逻辑起点。深化“群众点题、部门答题、纪委监督、社会评价”机制，把问题发现权、整改评价权交给群众。畅通“信访网电微”全渠道收集诉求，今年以来累计受理群众自主举报线索88件，办结率95.7%。


始终把监督推动作为重要力量。整合纪检监察、行业主管、巡察审计、舆情监督等多方力量，通过“部门主动查、舆情监测摸、风腐同查挖、专案循线揪”拓展线索来源。探索“大数据+监督”精准模型，整合社保、医保基金等智慧监督平台，让隐蔽性强的违规问题精准现形。坚持一体推进“查改治”，对重点乡镇和职能部门开展政治监督谈话，以谈促改、以督落责。今年以来，开展政治监督谈话3次，处置集中整治方面线索81件，立案72件，党纪政务处分37人，挽回经济损失1110.99万元，累计返还群众财物折合4356万余元。


始终把标本兼治作为核心落点。紧盯反复发生、涉及面广的突出问题，督促“4+10”集中整治重点项目和民生实事牵头部门靶向施策，出台一批务实管用的“短平快”举措。从村级劳务用工管理到高标准农田工程管护，从养老机构陪餐监管到医保违规处置，推动完善县级层面长效制度机制31项，构建覆盖重点民生领域的制度闭环。


四、长效路径：以常态长效整治赋能基层善治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攻坚决战”不是终点，而是纵深推进的新起点。


首要之举在于推动办案质效再升级。办案是最直接有力的整治措施，我们将牢牢抓住案件查办不松劲，攻坚突破难啃的“骨头案”“钉子案”，以重点案件突破带动全局提升。加强纪委监委与职能部门协作配合，聚焦民生痛点，深挖项目、资金、招投标、权力运行背后的腐败问题，以办案开路深化行业治理、行风重塑。


关键之策在于挖潜增效注入新动力。集中整治是锻炼干部、识别干部的“试金石”。压力要传导到“神经末梢”，鼓励也要传导到“神经末梢”。树立鲜明干事创业用人导向，精准检验识别干部，对真抓实干的干部大胆选拔任用，对不履职担当、急功近利的坚决挡住，让干部既“出汗”也“出彩”，以更饱满热情投身集中整治。


根本之道在于聚焦民生关切转化成果。真正再办成一大批“立竿见影”和“长远受益”的实事好事，管好耕地惠农“补贴钱”、守护孤寡养老“安身钱”、落实民生纾困“救济钱”。同步建立整治成效群众满意度动态监测机制，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再到“提升一方治理”的跃升，全面提升县域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不懈攻坚的湖南正在爬“更陡的坡”湖南上半年经济形势调研（上）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调研组


（2026年8月12日）


7月20日，湖南公布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其中，GDP同比增长2.7%。这个增幅，比上半年全国4.7%的增幅低了两个百分点。在上半年各省区市经济总量的排行榜上，湖南被安徽超过，位列第11。如何看待湖南经济的增速回调？湖南经济，正在发生什么？湖南怎么走好“十五五”高质量发展道路？社会各界给予了广泛关注。


7月下旬，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调研组一行来到湖南，走进长沙、株洲、湘潭和衡阳的政府机关、园区产线、科研院所和创新平台，近距离观察湖南经济的总体局面与微观脉动。希望通过我们的调研与思考，来回答各界所关心的问题。


一、增速回调实体经济承压前行


本次调研，我们聚焦长株潭地区和衡阳市，这是湖南“一圈两副”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核心板块。其中，长株潭是其传统优势产业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世界级产业集群的主要承载地，而衡阳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是湘南地区的经济核心，是衡—长—株—潭国家级特高压输变电装备产业集群的集中承载地。


“湖南被安徽超过去了！”——调研期间，网络舆论场上的这个话题正热。调研组接触到的很多湖南干部群众，也在讨论这个话题。不少受访者认为，对于地区生产总值（GDP）被安徽超过，湖南各界其实是早有预感和危机感的。


大家与调研组交流更多的是：湖南应该向安徽学习什么。


湖南与安徽，同为中部经济大省，各有省情，也各有所长。当前阶段，两省的发展差距主要体现在哪里？统计数据给出了答案——


从产业结构看，上半年湖南第一、三产业增加值都略高于安徽，而第二产业增加值是9499亿元，安徽则达到10661亿元，这成为两省经济总量形成差距的关键。


再往关键细节上看，上半年湖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2.6%，而安徽则高达12.4%。作为安徽经济核心引擎的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4.6%、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61.6%。湖南的这两个增幅则分别是：


4.0%和5.7%。


再多看一个相邻省份——湖北。上半年，湖北省规上工业增加值、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分别为8.9%、36.8%和63.8%。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湖南的同志跟调研组主动谈起了——湖南要向湖北学什么。


了解湖南经济的人们都知道，湖南有很多传统的优势产业。这些曾经的“优势”所在，今天如何？为什么当前阶段总量增幅会偏低？新的增长潜力在哪儿？在湘期间，调研组先后在长沙、湘潭、株洲召开座谈会，走进十几家企业采访，一直聚焦这个问题。


本世纪初，湖南的产业优势曾非常明显。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烟草、石化等行业蓬勃发展，一度带动全省经济快速发展。今天，随着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发生巨大变化，曾经的优势产业，逐渐显出增势上的疲态。以制造业为例，突出表现为“K形分化”——在传统赛道，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行业的龙头企业集体承压，受市场需求偏弱影响，行业开工水平一直低位徘徊；在新兴赛道，传感器、印制电路板、光电子器件产量分别增长22.1%、17.5%、17.3%，高技术制造业对规模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8.2%。


情况就是这样：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新兴产业的脚步还有待迈出更大步伐。


对这一局面，2025年湖南省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已作出了预判：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任务艰巨，新兴产业规模相对偏小，“新不足以补旧、增不足以补减”的矛盾仍然突出。


显然，湖南正在经历新旧动能转换中的阵痛期。这是新旧交替的关键阶段，减量已经发生，增量仍然有限。


新旧动能转换，从来非一日之功。安徽、湖北，可能比湖南更早地经历了这个阵痛期，今天正在一些重点领域迎来爆发期。


对湖南来说，唯有坚定信心、咬准方向，更坚定地往前闯。


二、动能转换风雨过后已见彩虹


湘江奔涌，不舍昼夜。


湖南，这片以“制造湘军”闻名遐迩的热土，曾在工程机械的轰鸣声中奠定工业脊梁，在轨道交通的驰骋中跑出中国速度。调研组观察发现，当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挑战来到面前，湖南人没有沉浸在曾经的辉煌中固守荣光，也没


有在短期的数据波动前妄自菲薄。


他们那股子不服输的“干劲”与“辣劲”，正扑面而来。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正奋力向价值链顶端跃升。


在长沙，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内，三一集团副总裁、重卡营销公司总经理周万春向调研组介绍，企业正全面拥抱全球化、数智化、低碳化，刚刚创下883台电动重卡的单次出口历史纪录。自5年前主动叫停燃油重卡后，三一重卡全力布局纯电、氢燃料多技术路线。2025年，新能源重卡销量稳居国内第一，公司“魔擎智驱”技术正推动产品向智能数据终端进化。


在衡阳，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厂房内，不同型号的变压器和电抗器满负荷排产，工人师傅们正两班倒赶交订单。公司负责人孙树波表示，作为国内产量第一、全球第三的变压器巨头，衡变产品已覆盖10kV至1000kV全系列，参与国内27条特高压线路建设。2025年，公司全口径营收达178亿元，圆满完成“五年再造一个新衡变”的目标。


在同城的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君山介绍，公司依托国家级技术平台，主导或参与20余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其核心电缆项目更列入国家火炬计划，成为产业链技术服务的核心支撑。


——新兴产业实现加速跑，正多点开花、成链成群。


商业航天，是湖南重点布局的一个战略性赛道。在长沙，航天环宇公司创始人李完小介绍，企业已建立卫星通信及测控测试设备、航空及宇航产品、航空航天工艺装备等业务板块，参与探月工程任务并获评突出贡献单位，为国产大飞机提供相关部件。


在湖南揽月机电，董事长侯建军介绍，公司专注卫星姿态控制核心部件，其空间技术产业园刚建成投产，年产能从不足1000台跃升至1万台，可满足2000颗以上卫星配套需求，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将达5亿元。


在株洲，赛德雷特的总经理刘通表示，公司建成了全省首条脉动式微小卫星智能产线，具备年产150颗小卫星的批量化能力，自研的“星睿十一号”仅重135公斤，是全球最轻的0.5米级光学分辨率商业卫星之一，已稳定在轨运行超一年。


——未来产业热土萌新芽，正打开增长快速通道。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是一家“教学+科研+产业”三结合的国家级新材料研究平台。研究院所属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总裁姜锋教授向调研


组介绍，研究院已经打通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累计孵化8家高技术企业，其中2家已成功上市。


位于湘潭的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该公司副总经理周智慧介绍，公司结合纳米化、碳包覆及颗粒级配自有技术，有效解决了钠电正极容量与压实密度的行业瓶颈，目前正在分步推进固态电池、富锂锰基、硅碳负极等前沿新材料的产业化落地。


调研组还先后走访了湘潭经开区，株洲时代新材、中钨高新、新翼智能、山河星航等园区企业。透过这些样本，新的局面清晰可见：湖南的产业突围，正告别“单点突破”，迈入“集群成链”新阶段——商业航天全链条贯通，北斗产业应用一马当先，新能源新材料强势崛起，人工智能等加速落地。


动能转换，天地一新。


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后劲，正在这片制造业热土上积厚成势。


三、向优向新后劲十足动力充沛


看经济形势，既要看“形”，也要看“势”。看湖南经济攻坚克难，“点、线、面”都要看。在与湖南省、市和县（区）三级发展改革部门开展的座谈交流中，调研组了解到，湖南经济目前已形成“三二一”金字塔型的现代产业结构，上半年三次产业占比约为6.5∶35.1∶58.4，服务业主导、工业支撑、农业稳基的经济格局非常稳固。


服务业是湖南经济的一个突出亮点。在网红城市长沙，“零食王国”每天3万人的流量已成为消费天花板级的“湖南现象”，这生动的实践新态，深深触动了调研组。目前，湖南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58.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75.2%，服务业已成为拉动湖南经济的“第一引擎”。


看完“形”，再看“势”。当前，湖南虽短期增速放缓，但产业结构优化、创新底座夯实、新兴赛道崛起，正积蓄起强大的长期发展势能。


在制造业升级换挡方面，湖南的“势”，是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延伸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四轮驱动”，攀越产业“高原高峰”、突破技术“高端尖端”、实现行业“领跑领先”，抢占先进制造业“制高点制胜点”。


在服务业扩能提质方面，湖南的“势”，是通过“两手抓”，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深化“两业融合”，壮大文旅消费、数字消费等新业态。


风物长宜放眼量。


短期数据在“形”上确有波动起伏，而湖南经济长期向新向优的“势”已经显现。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湖南，正在塑造新的“形”与“势”。


调研组认为，湖南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上，有一些可贵的做法与经验，既是在坚决落实中央要求，也与很多兄弟省份正同频共振：


——坚持因地制宜。不盲目地随大流、简单地赶时髦，坚定地立足于湖南的特色、所长。


——注重发展环境的整体打造。既聚焦大产业大项目，突出重点、攥紧拳头，又注重发展环境的整体打造。


——科学把握“立与破”“新与旧”。坚持先立后破，统筹传统、新兴、未来三大方面产业，让旧动能里也能长出新赛道。


——既有冲刺，也能长跑。学人所长、补己之短，拿出更多的长期主义，积蓄成长后劲，酝酿新的爆发。


不懈攻坚的湖南，正在爬“更陡的坡”。


服务业何以托起湖南经济大盘湖南上半年经济形势调研（中）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调研组


（2026年8月14日）


看湖南经济，必看服务业。


今年4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湖南作为地方省份代表亮相并发言。6月初，湖南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会议提出以“便利化、品质化、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六化牵引，力争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2万亿元，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持续提升。


服务业，站在了湖南高质量发展的舞台中央。


今年上半年，湖南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7%。在湖南经济的承压前行中，服务业成为关键的稳定器。上半年，湖南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8.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5.2%。


放到全国坐标中看湖南服务业，更见其重要，也更见其扩能提质的紧迫感。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相比之下，湖南3.5%的服务业增幅，虽对湖南经济的贡献已经很大，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这凸显了湖南稳增长的压力，也揭示了服务业转型升级、动能转换的紧迫性。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调研组这次来到湖南，当然要把湖南服务业的发展当作一个重要的调研课题。


攀高向新：数智赋能激活“硬核支撑”


在三次产业增速放缓、外部环境承压的背景下，湖南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潜力，既体现在已有的体量盘子里，更蕴藏在尚未释放的结构性空间中。上半年，湖南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1%，均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水平。


冷静地看，湖南在研发设计、现代金融、科技服务等决定产业高度的领域，虽已有相当基础，却还未成爆发之势。


这是“落差”，也蕴藏着亟待激发的“势能”。


作为制造大省，湖南正着力破解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低端环节同质化内卷的难题，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嵌入式”“强链式”“延伸式”融合发展。


调研组来到湖南长沙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在这里，钢板经冲压、焊装、


涂装、总装，仅需六分钟便有一台重型卡车“出炉”。三一集团副总裁周万春介绍，车间内200多台工业机器人，实现了低能耗与高可靠的技术引领。更为关键的是，通过数智网联大屏，身在长沙的工程师可实时监测千里之外车辆的运行数据并“远程把脉”。这表明，硬件之外，软件、数据与服务正成为创造利润的新“大头”。


两业融合催生的价值链，正深度转化。


调研组来到湖南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该公司依托湖南省企业技术中心、湖南省工业设计中心、特种电线电缆湖南省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湖南省新材料中试平台等四大省级重点研发平台，主导了多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参与了数十项国家及行业标准起草，是湖南省线缆行业唯一入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名单的企业。


该公司总经理夏君山介绍，依托技术中心与检测中心，他们已向产业链上下游提供高端技术服务。制造业的附加值，往往藏在标准与检测里。当一家制造企业开始“制定标准”，它本身就在提供最高端的生产性服务。


湖南，正从“卖产品”，转向既“卖产品”也“卖服务”。


支撑这一切高效运转的，是人才与技术构筑的硬核底座。三一集团创办的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推行“入学即入职、学习即上岗”模式，构建起30%理论、70%实车实战的教学体系。


调研组在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发现，该中心正扮演着产业升级“策源地”的角色。中南大学教授、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总裁姜锋强调，高校不仅要做“象牙塔”里的学问，更要通过“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市场阅卷”的模式，聚集高端人才攻关“卡脖子”技术，打通产学研“最后一公里”，实现科研平台对产业创新的强力反哺。


才聚业兴，业以才成。上半年，湖南接续实施“智汇潇湘才聚湖南”系列行动，吸引超过300所高校参与。深入推进“技兴三湘一人一技”职业培训计划，开展补贴性培训17.83万人次，同比增长53.79%。


对照2028年全省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45%的目标看，湖南在研发设计、科技金融等领域，还存在着较大的供给缺口。


这是当下的问题与短板所在，也是下一步的潜力与着力点所在。


场景破圈：烟火升腾释放“磁吸效应”


在以“夜经济”闻名的长沙，有一天的正午时分，调研组见到了顶着烈日


在一家商场门口排起的百米长队。


这是一处长沙新晋的消费打卡地——“零食王国”。


今年4月，由鸣鸣很忙集团打造的全球规模最大的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零食王国”，在湖南长沙五一商圈芙蓉广场开业。超1.2万平方米的空间里，汇聚着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款零食。


孩子们涌来了，家长们得跟着。年轻人涌来了，注意力紧跟着。


湖南鸣鸣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这不是传统的‘人找货’，而是‘货找人’的场景。”实际上，“新场景”的价值不止引流，更在于提升供需连接效率，让好产品被看见、被体验、被选择。同时，推动供应链从“生产端驱动”转向“消费端驱动”。


今年“五一”黄金周，“零食王国”单日接待游客最高突破6万，客流数据与橘子洲、岳麓山、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核心文旅地标处于同一梯队。


调研组了解到，“零食王国”之所以能在此扎根，得益于湖南对民营经济“敢为人先”的包容与扶持，也得益于湖南对发展服务业一以贯之的谋划推动。


近年来，《湖南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实施方案（2026—2028年）》等持续出台，进一步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长沙更是在今年3月发布《长沙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对符合条件的商旅文体融合场景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补助。这种“国资让渡空间、民企运营场景、政府提供弹药”的模式，极大地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成本，激发了经营主体的造景热情。


“零食王国”所在的五一商圈，正是长沙“夜经济”的核心腹地。晚上10时，橘子洲头依然游人如织，江风拂过，与不远处的城市烟火遥相呼应。夜市大排档里人声鼎沸。相关数据显示，长沙夜间消费已占全天消费额的64%左右，带动超100万人就业，连续三年入选“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十强”。


从小吃街的烟火到“零食王国”的狂欢，湖南并未止步于“流量”，而是致力于将“网红流量”转化为“产业留量”，将日常本土生活转化为可传播、可消费内容的系统化能力。随着“中医夜市”、城市“夜养”IP的兴起，湖南的夜经济正从偏重感官刺激的“逛吃”向价值型、民生型消费延展。


“造场景”的能力，正从长沙的城市商圈向全域文旅扩散。


在韶山，调研组特地关注了“我的韶山行”。这一品牌，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参观瞻仰，而是进化为集红色讲解、沉浸体验、国防教育、文创开发于一


体的综合服务体系。湖南韶山思政教育实践中心主任周虎介绍，今年以来，该品牌累计接待研学团队68批次，共计18.34万名师生。通过整合多元服务，不仅广泛推动了红色教育，也形成了相关服务的品质化升级。


湖南的生活性服务业，正在打破传统“交易场”的物理边界，向复合型“体验场”跃迁。


扩能提质：由“融”到“强”锻造“湖南服务”


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的发展，得到了一次强有力的顶层推动。


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作出全面部署。


各地闻令而动。在这一全国性的赛道上，湖南的潜力何在？


湖南的答案，写在重构制度供给与发展生态的深层努力中。6月出台的《湖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2028年）》明确提出，到2028年，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57%。这一目标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破除行业壁垒的具体行动上。针对过去工业企业“不会服务”、服务企业“不懂制造”的痛点，湖南正探索建立两业融合认证标准体系，支持制造企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型，鼓励服务企业向制造环节延伸。


政策红利正从“漫灌”转向“滴灌”，精准作用于服务业的薄弱环节。在湖南的蓝图中，未来的服务业不仅要“托底”经济，更要成为对外输出的“拳头产品”。依托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辐射效应，湖南正加速布局工业设计、工业互联网、科技金融等高端领域。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为例，它不仅是内容生产的聚集地，更是数字版权交易、视频渲染算力服务的输出地。“嵌入式”融合让制造更“聪明”，“强链式”融合推动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转身，“延伸式”融合跨界创造新场景。这条差异化进阶之路，正是湖南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必由之路。


调研组认为，虽然经济总量与增速承压，但湖南服务业的发展已在长期蓄力的基础上，呈现新一轮的蓬勃起步。湖南发展服务业，有三点实践经验，值得各地观察研究：


——注重系统性。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双线”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


——注重人民性。在发展服务业上，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聚人


才、聚人气、聚人心，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顺应大众需求，善用大众合力。


——注重创新性。在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谋划的同时，鼓励社会各方投身创新，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持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敢为人先、善立潮头。


攻坚克难、爬坡过坎，湖南服务业是冲锋的尖兵。


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从何而来湖南上半年经济形势调研（下）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调研组


（2026年8月17日）


今年上半年，湖南经济增速有所回落，折射出转型阶段绕不开的阵痛。但结构性指标持续向好，新质生产力正拔节生长。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调研组近日在湖南长株潭和衡阳调研，深深体会到，湖南经济正在承压与攻坚中，向着高质量发展坚定前行。


通过构建产业集群、补齐链条短板、涵养创新生态，寻求从“制造”向“创造”的实质性跨越——这既是一场抢占新赛道的速度“冲刺”，更是一次考验耐心的产业“长跑”。


北斗“湘”链：后发追赶与生态博弈


仰望星空，北斗璀璨。


在株洲北斗产业园，赛德雷特卫星脉动式生产线正以“造车”的方式造卫星，年产超150颗，效率提升了5倍。“结构件、部分电子单机、热控材料，省内就能配齐。”该公司总经理刘通算了一笔账：将总部从深圳迁至株洲，依托本地完备的制造业配套，项目建设进度至少快了两年。


数据印证着崛起。作为北斗系统核心技术策源地，湖南集聚了全国北斗领域80%以上的核心技术资源。截至目前，湖南航空航天及北斗产业在建重点项目86个，总投资622.1亿元，产值规模已达1300亿元左右。


然而，成长背后亦有难关。作为后发者，株洲2021年才将北斗纳入产业规划，要在全国版图中突围，仅靠政策红利显然不够。


“我们单位对面，每个月至少有三个外地招商团队蹲守，挖企业、挖人才。”在调研组于株洲市发展改革委召开的一场座谈会上，相关负责人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竞争的残酷。尽管短短几年已集聚关联企业188家，2025年株洲全市北斗时空信息产业规模达229.6亿元，但要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态势下站稳脚跟，必须依托本地深厚的产业基底。


座谈会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围桌而坐。“厂所结合”的布局本身就是株洲最大的特色。交流中，企业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技术创新”的代价与“长跑”的必要。


中车时代新材副总经理彭超义指着资料册说：“我们6600多名员工中，研


发技术人员超过2600人，占比近40%。搞新材料，没有长线投入不行。”


热数科技负责人介绍了其在株洲建设的国内首条10万级宇航数智化产线：“总投资1亿元，预计今年产值2000万到3000万元。我们看中的是株洲的制造基础和政策连续性。”但他也坦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成本仍需降低。


面对压力，株洲试图跳出传统的补贴竞争模式，转而寻找一条更具韧性的破局之路——做强集群，依托中车等“国字号”底座，通过“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集齐万台零部件”的配套能力，吸引企业聚链成团。


补齐链条，以“星—箭—网—端—数”实现自主可控，引入湖南首枚整箭AS-1，填补商业航天关键一环。


构建体系，组建15亿元北斗时空产业基金，规划135个应用场景，用“场景清单”代替“政策优惠”。


涵养生态，通过立法探索和院士工作站建设，以“耐心资本”对抗短期焦虑，为技术创新提供稳定土壤。


制造蝶变：从“轨道”出圈到“材料”深潜


到中车时代新材调研，视线很容易被成品柜里的“复兴号”高铁弹性元件吸引，那是株洲作为“中国电力机车之都”的荣光。但如果只盯着铁路领域，就会错过这家企业正在进行的深刻蜕变。


调研组看到了为深海油气平台的系泊系统、柔性输氢管道而研发生产的核心组件。这代表着一家传统的轨道交通配套企业，正在向高分子新材料平台型企业跨越。


“轨道交通是我们的压舱石，但绝不是天花板。”彭超义并未过多提及过往的辉煌，而是重点展示了风电叶片大型化产品和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部件。从“为列车减震”，到“为万物赋能”，这一步，迈向的是更高附加值。


在位于湘潭九华经开区的湖南裕能生产基地，这里没有新材料的炫酷，只有24小时不停运转的设备和巨大的原料堆场。作为国内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其核心产品磷酸铁锂出货量连续六年位居全球第一，湖南裕能展现的是另一种“硬核”；极致的规模效应与成本控制。2026年一季度，企业合并营收达149.65亿元，同比增长121.31%，这种爆发式增长源于对新能源赛道长期专注和持续深耕。与这种规模优势相伴的，公司也面临行业周期性波动的挑战。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伴随产能扩张，公司也通过产品创新研发与一体化布局，力争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一边是挣脱轨道束缚、向高分子材料纵深挺进的“裂变者”，一边是深耕新能源主航道、以技术迭代构筑护城河的“深耕者”，二者殊途同归，均以长周期研发投入，换取对抗行业周期波动的生存韧性。


破壁攻坚：跨越“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鸿沟


在位于长沙橘子洲头的长株潭规划展示馆，调研组被即将建成的湘江科学中心的介绍所吸引。规划示意图上，湘江实验室、岳麓山实验室、芙蓉实验室与湖南大学科创港错落排布，勾勒出一座“未来之城”的轮廓。


然而，从纸面蓝图到车间产线，科技成果的转化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短跑，而是考验耐心的马拉松。


怎么将庞大的“科教存量”系统性转化为“产业增量”？


今天，阶段性的经济总量增速回落，与这种转化力还没有完全释放有关。从今天到明天，怎么加速有效推动这种转化，恰是湖南的着力点。


在近日公布的2026年湖南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中，长沙市碳基材料等7个产业集群上榜，这正是“就地取材”的典型成果——依托“有色金属之乡”的资源禀赋，联动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等国家级平台，串联起3000余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了极具韧性的产业链条。


从湖南省新能源材料研究院联合设立的概念验证中心，到国防科技大学北斗芯片的本地产业化，再到湖南大学在半导体领域的深耕，湖南连续6年实施的“十大技术攻关项目”已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0余项。今年上半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8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


夜幕下的湖南大学科创港灯火通明，与湘江东岸的主城区遥相呼应，首批师生将于今年9月正式入驻。随着湘江科学中心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里已累计引进中车长沙科技创新中心、湖南钢铁研究院等70余个优质项目，总投资超400亿元。世界计算·长沙智谷正朝着集聚10万产业人才的目标迈进，推动长沙在全球科研城市中位列第23位、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榜中跃居第44位。这种“把论文写在产品上”的导向，正在倒逼科研评价体系改革，也为破解成果转化难题积累了可复制的湖南经验。


深水突围：以制度变革升级发展内核


相比于技术的迭代，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变革往往更为艰难，却也更为关键。园区改革成为湖南“敢于涉险滩、敢于破坚冰”的又一块试验田。


调研组重点关注湘潭经开区。


成立于2003年的湘潭经开区，2011年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但由于长期“行政化”运行，园区承担大量社会事务，机构人员冗杂，与城区权责不清，产业碎片化、同质化严重，加之长期积累的债务包袱沉重，一度面临债务违约“爆雷”、流动性资金枯竭。


严峻形势倒逼改革创新。2023年以来，梯次推进的两轮系统性改革，正推动园区从行政化管理向市场化运营深刻转变——


2023年，湘潭市以“1+6”专项方案启动首轮改革，推动开发区回归经济本源。2025年7月，湘潭经开区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运营主体从传统的“管理体制”，跨越至现代的“公司制”，“市场化运作、实体化运行、企业化运营”为核心的深度转型由此全面启动。


“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园区。”在调研组于湘潭经开区召开的座谈会上，湘潭经开区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章文星谈到，这场改革对人最直接的影响，是身份的重构与活力的激发——机构员额精简，社会事务剥离，过去端着“铁饭碗”的行政事业人员，转为按企业规则行事、按产业指标考核的经营主体从业者，转为园区企业的“贴心人、代言人、合伙人”。


今年开展的产业链人事选聘，将园区员工重组为新能源汽车及配套、先进能源材料及电池等五个产业链事业部，办事员成了“产品经理”，“身份之变”倒逼干部队伍重构能力图谱。


园区的精力也在发生战略性转移。社会事务移交之后，新发展集团得以将精力集中于综合服务、资产运营、产业投资三大板块。2025年度“五好”园区综合评价，湘潭经开区排名全省第一。


湘潭突破的背后，是湖南全省园区改革攻坚战的系统性推进。2024年以来，湖南省发展改革委（省园区办）会同省直相关部门，构建了“1+N”改革政策体系。湖南省出台的《关于深化管理制度改革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着力解决园区在要素配置、创新转型、招商引资、营商环境、内部管理等方面问题。一场深层的体制机制变革，正在三湘大地铺开。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湖南在爬“更陡的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有更大作为。


调研组认为，湖南当前遇到的经济增速放缓、新旧动能转换闯关等难题，是全国很多地区都在面对的共性挑战。三湘大地上的最新思考与实践，有三个关键：


——全面科学准确地看待形势。把握稳中有进、回升向好的大势，看清前进中面对的难题与挑战，既看规模、速度，更看质量、结构、效益与安全。


——不动摇、有触动、更主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动摇，贯彻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及湖南“十五五”目标任务不动摇；从经济数据的起伏变化中，找差距、补短板，夯实底气、坚定信心，拿出更积极主动的作为。


——事不避难者进。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最难处奋力攻坚，在高质量发展的爬坡处不懈探索，在承压中破局、在蓄力中升级，在已经出现的积极变化中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湖南人民从不畏难。


湖南经济，一定能闯出一片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天地。


北京延庆财政资源统筹调研报告


北京市延庆区财政局杨钰萌


摘要：基层财源建设长期面临信息分散、力量分散、政策分散的碎片化困境，强化财政资源统筹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路径。本文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系统梳理其将“统筹”理念嵌入财源建设全流程的实践探索，针对走访服务深度不够、跨区域竞争加剧、潜力企业培育周期长等薄弱环节，建议从制度化、专业化、科学化三个维度推动统筹能力持续提升，为基层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财政资源统筹财源建设财政科学管理


一、引言


财源建设是财政工作的重要基础，事关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为基层财源建设提供根本遵循。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积极探索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地方在高质量发展中培育财源”，精准指明财源建设方向。推进财源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财政管理的系统支撑。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将强化财政资源统筹作为提升财政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从宏观部署走向操作落实。这表明，以统筹理念推进财源建设、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已从政策理念走向全面实践，为基层财源建设指明方向。


从基层实践看，财源建设长期面临“碎片化”困境：涉企信息分散在税务、市监、人社等多个部门，财源底数难以摸清；服务力量分散在财政、行业主管、属地之间，企业诉求缺乏闭环；惠企政策分散在各类文件之中，企业不清楚、政府难统筹。这些问题本质上不是“收税”问题，而是“统筹”问题——如何将散落的涉企资源系统整合，形成服务企业、培育税源的合力，是提升财源建设质效必须破解的现实课题。


为深入了解基层财政资源统筹的实践路径，本文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进行剖析。延庆区地处生态涵养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财源建设压力较大。近年来，延庆区坚持问题导向，将“统筹”理念嵌入财源建设全流程，在服务、招商、培育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探索形成了“统筹资源育财源”的实践路径。


二、以统筹理念推动财源建设提质增效


破解财源建设碎片化困境，关键在于将“统筹”理念嵌入工作全流程。财源建设主管部门的职能定位，应从“催税收”转向“统筹协调枢纽”，将分散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涉企资源系统整合，形成服务企业的合力。在收入端，财政资源统筹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统筹税源信息，实现财政信息资源的有效归集；统筹服务力量，实现财政服务资源的系统整合；统筹政策工具，实现财政政策资源的优化配置。基于这一认识，延庆区在服务端、增量端、培育端三个维度同步发力，着力打好财源建设“组合拳”：财源办抓统筹协调，提供方向性建议；投促、科信、国资等部门扛大梁，集中开展精准招商；相关部门做支撑，强化要素保障和政策配套；属地街乡强服务，做实企业联系走访和诉求办理，构建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推动财源建设从“被动应对”向“主动作为”转变。


（一）服务端，推动企业走访向“清单闭环”升级


延庆区将统筹服务资源作为稳固存量财源的基础性工作，着力构建企业服务闭环管理体系。2026年上半年，市级推送走访存量企业形成地方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28亿元，同比增长50.3%。


1.强化高位推进。延庆区领导带队走访新华人寿、中油勘探、中油国际等重点税源企业，了解企业整体布局和经营动态，深挖增收潜力，推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落实，强化政企合作；梳理政企协作事项，明确落实举措、责任部门、完成时限，积极主动推进落实，定期回访，逐项对账、逐条推进，实现从“走访问需”到“对账销号”的闭环管理。


2.完善服务机制。积极探索财源建设与“服务包”工作联动机制，结合市级推送的走访企业清单和潜力中小微企业名单，筛选重点企业纳入“服务包”范围，为管家式精准服务提供支撑。修订区级“服务包”工作管理办法和监测评价细则，印发实施区、街乡镇两级领导联系企业工作方案，实现“服务包”企业联系走访全覆盖。建立重点企业“一企一档”，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重点企业高管联络群、日常走访等多元渠道，归集梳理企业诉求，分级分类建


立台账，由服务管家一跟到底、限期办结，2026年上半年办结重点企业诉求700余项。


3.加强日常监测。持续跟踪重点企业经营状况，系统梳理近三年企业迁出情况，分类剖析外迁原因，从优化产业生态、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综合施策。掌握收入波动异常、经营困难等风险信息，及时上门走访，帮助对接空间、人才、融资等资源，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以常态化服务增强企业扎根发展的信心。


（二）增量端，推动招商引资向“生态招商”迭代


延庆区将统筹招商要素作为拓展增量财源的关键抓手，推动招商引资从单个项目对接向产业生态构建升级。2026年上半年，新设企业形成地方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近30万元，同比增长36.7%；有税率26%，同比增长11个百分点。


1.健全协同机制。建立财源建设专班成员单位定期会商制度，围绕重点产业方向、目标企业线索、项目落地进度等方面开展分析研判，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通、资源统筹。整合投促、科信、国资等重点招商部门力量，从重点产业、区属国企产业链和高成长潜力企业三个方向集中开展精准招商。


2.激发全域积极性。压实《中关村延庆园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通过定量保障和变量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强化资金撬动作用，激发园区招商动能。落实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补充规定，兼顾稳存量和促增长，奖惩结合激发乡镇经济建设积极性，形成全域齐抓财源的工作合力。大力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完善区属国企经营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制度，6家企业“一企一策”改革扎实推进，切实激发国企在财源建设中的资源整合效能。


3.拓展招商路径。坚持多元化招商策略，探索以商招商、应用场景招商、基金招商、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招商方式。依托链主龙头企业，延链、补链、强链，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释放无人机低空试点、冬奥体育、生态低碳、医疗康养等特色场景，推动招商从“引企业”向“引功能”延伸。用好顺禧低空技术股权投资基金，强化“以投带引”思维，吸引技术领先、模式新颖的早期及成长期项目落地。深化与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首都体育学院等高校合作，梳理科研成果转化意向，争取优质项目以成立企业形式落地转化。


4.做强特色产业。充分利用延庆区的区位条件、空域资源和试飞试验场景，大力发展低空安全产业。市区联动出台《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示范区建设方案》


《关于促进中关村延庆园无人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等政


策文件，印发《关于促进北京市延庆区低空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北京市延庆区低空技术产业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引进支持保障的十条措施》，支持低空安全企业发展。成立飞行管理服务中心，出台全市首个低空飞行活动服务管理办法，推行“一机一码”备案管理，为企业落地和飞行运营提供一站式服务。组建国家低空安全技术创新中心，联合高校院所推进市级重点实验室建设，持续扩大产业资源集聚力。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区有低空安全产业企业100余家，初步形成涵盖研发设计、关键部件、检验检测、反制技术、运营服务等环节的上下游协同产业集群，营收规模超4亿元，同比增长6.7%。


（三）培育端，推动潜力培育向“制度供给”深化


延庆区将统筹政策工具作为涵养未来财源的重要支撑，推动潜力企业培育从单纯的名单管理向制度化的生态营造升级。2026年上半年，潜力中小微企业形成地方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00余万元，同比增长35%。


1.强化政策供给。印发《延庆区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鼓励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支持数字化、智能化技改提升。实施《延庆区以拨投联动模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试行）》《延庆区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创未来的若干措施（试行）》等政策，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前期运营成本，为青年人才提供创业空间、发展基金、管家团队等全要素支持。加快构建“1+N”产业政策体系，增强政策集成度和精准性。


2.优化要素保障。启动首届“延揽杯”创新创业大赛，聚焦“141”（即以文旅体商农林融合驱动的现代服务业为特色，以低空技术、绿色能源、科技体育、医药健康四个科创产业为主导，以都市型现代农业为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选拔—孵化—落地—加速”全链条闭环服务，挖掘高成长性“金种子”项目。推出首批青年人才公寓，面向青年人才实行租金减半、免费周转住房等分层保障。与国网延庆供电公司签署电力营商环境合作协议，推出容缺受理、业务联办等举措，压缩办电时限、降低用电成本。深入落实中小微企业风险补偿实施方案，成功构建“政银担”三方风险共担机制，3家中小微企业获得超千万元融资支持。


3.升级平台支撑。上线“八达岭企业孵化器运


营服务”综合智慧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项目申报、知识产权办理、工商注册、财税办理等一站式服务，整合生活配套资源，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深化校政企协同创新，“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揭牌运行，校地、


校企协同从“框架协议”迈入“实体化运行”，构建覆盖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产业孵化、市场推广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对接武汉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推动跨介质飞行器、低空安防无人机等多个项目落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建立运行区校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培育校企合作平台4家，推进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持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统筹实践，延庆区财源建设初步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转变。统筹机制从搭建框架走向深度运行，服务从“单次走访”升级为“闭环管理”，招商从“点状对接”升级为“生态构建”，培育从“建库筛选”升级为“制度供给”，财源建设的系统性、主动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三、统筹实践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一）走访服务深度有待提升


延庆区常态化走访和闭环管理机制持续推进落实，但在实际执行中，对企业真实经营状况和核心数据的掌握仍不够全面。部分企业存在顾虑，对经营困难、外迁意向等敏感信息未能充分配合披露，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的精准度和风险预警的前瞻性。


（二）区域竞争加大稳存量压力


随着各地对优质税源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区域间竞争态势日趋激烈。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延庆区严格执行各项规范要求，客观上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要素成本等方面存在差异，企业跨区域布局的选择空间逐步扩大，给存量稳固和增量招引带来一定压力。


（三）潜力企业培育尚需时日


延庆区潜力中小微财源基础相对薄弱，此前年度优质潜力企业已逐步成长为主体财源，剩余在库潜力企业规模较小、成长仍需时间。头部财源孵化难度增加，存量高新技术企业因整体规模偏小、缺乏实际业务拓展需求，孵化设立新公司的意愿偏低。部分传统制造业企业受市场波动影响减收，高精尖财源增收面临一定压力。


四、推动统筹能力持续提升的对策建议


（一）以制度化推动统筹机制迭代升级


统筹实践的持续深化，有赖于制度层面的刚性约束与动态适配。建议建立


财源建设统筹机制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制度，对照实践运行情况及时校准优化工作流程，避免制度设计与实际执行“两张皮”。进一步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机制，明确税源监测、企业服务、风险预警等环节的部门职责边界与协作规范，压实属地稳存量主体责任，细化预警响应、日常走访、诉求办理等工作的标准与时限。对统筹实践中已经验证的有效做法，如清单闭环管理、定期会商研判等及时总结提炼，以制度形式固化推广，确保工作推进不因人员更替而断线、不因重心调整而偏移。


（二）以专业化提升财源队伍统筹能力


财源建设工作已从传统收支管理延伸至产业分析、企业服务、资源对接等复合领域，对干部能力结构提出更高要求。建议将财源干部专业化培养纳入财政队伍建设整体规划，综合运用业务培训、跟岗锻炼、跨部门交流等方式，推动干部能力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着力培养三个方面的核心能力：立足散落信息发现规律、预判趋势的数据分析能力，立足分散力量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的组织动员能力，立足企业需求精准把握、有效回应的服务沟通能力，逐步建成一支善于统筹协调、精于企业服务的专业化财源建设队伍。


（三）以科学化优化财源培育资源配置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决定财源培育必须讲求效益、精准配置。建议深化产业链招商和场景招商，建立重点产业财源贡献评估机制，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税收贡献大、产业带动性强的关键环节和链主企业配套需求。完善惠企政策兑现机制，精简申报流程，推动具备条件的政策实现“免申即享”，压缩企业享受周期，提升政策资金使用效益。探索建立“资源统筹—财源培育—税收增长”的良性循环评估体系，定期分析统筹措施的财源转化效果，以数据支撑决策、以评估驱动优化，推动财源建设从经验主导型向科学管理型转变。


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走在前


本报全媒体示范区采访调研组


（2026年8月5日）


乡村振兴，出路在城乡融合，关键在一体发展。作为商丘城市发展的核心承载区、城乡一体的前沿阵地，城乡交错、村城相融是示范区最鲜明的区位特点，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最大的比较优势。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精准借鉴“千万工程”经验，不搞简单复制、不做表面文章，立足自身城乡交织的独特禀赋，推动城市资源下沉乡村、乡村资源反哺城市，在人居环境整治、农业基础设施升级、乡村产业富民、基层治理提质上跑出加速度，用一个个可看、可感、可复制的实景实效，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工作“走在前、作示范、当标杆”。


1.颜值气质双提升脏乱村落蝶变和美家园


荷塘清波荡漾，白鹭翩跹起舞7月27日，正午时分，商丘日报全媒体采访调研组走进示范区周集乡何庄村，顿感眼前一亮。只见村内荷塘水波粼粼，岸边绿植错落有致，文化墙图文并茂，休闲小广场上几位老人纳凉闲谈，晚风拂过村落，全然没有传统农村的杂乱与陈旧。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三年前这里还是全村最大的垃圾坑，夏天臭水淤积、苍蝇乱飞，谁路过谁捂鼻子。”今年64岁的村民陈明修在何庄村生活了一辈子，亲眼见证家门口的颠覆性变化。他指着成片荷塘感慨：“现在好了，臭水坑变成景观塘，烂泥路变成柏油路，夜里路灯亮堂堂，吃完饭散步、看戏、聊天，村里日子比城里还舒服。”


细微变化的背后，是示范区系统性、精细化的全域整治思路。不同于零散修补、单点改造，示范区立足城乡标准一体化，把城市社区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平移到农村，对全区130个行政村实行统一标准、统一整治、统一管护。


从房前屋后杂草清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到墙体立面统一修缮、闲置空地造绿造景，再到全域路灯覆盖、污水管网入户，示范区以“六化九改”为抓手，补齐农村几十年的环境欠账。目前，全区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91%，新增村内排水管网11万余米，整治黑臭、废弃坑塘270余处，安装太阳能路灯7000余盏。


别人整治看点位，示范区整治看全域；别人整治重突击，示范区整治重长效。正是这套城乡一体、标准统一、常态管护的治理模式，让示范区乡村人居


环境整体品质、整体颜值走在全市前列，真正实现从“一时干净”向“一直美丽”转变。


2.农田水系大升级筑牢粮食安全示范区基底


乡村振兴，农业稳是根本。示范区高铁东站管委会陈楼村，放眼望去，万亩良田规整连片，田块方正、道路平直、沟渠通畅，标准化灌溉设施整齐排布，现代化高标准农田风貌一览无余。


“2025年那场大雨，我们记忆犹新。”陈楼村党支部书记霍接峰回忆当时的困境，“以前田间沟渠浅、堵点多，排水系统不成体系，一场暴雨下来，几百亩玉米泡在水里，绝收减产，村民人心疼，干部更着急。那时候才彻底意识到，靠天吃饭的老路，必须彻底打破”。


痛定思痛、靶向补短。示范区跳出“修修补补”的传统农田治理思维，以城市水利标准建设乡村农田水系，全域启动农田水系综合治理提升工程，实行打井、修路、开沟、架桥、铺管、护路“六位一体”同步施工，一次性解决灌溉难、排水难、通行难三大痛点。


截至目前，全区新打机井600余眼、新建农用桥梁252座、清淤疏通沟渠896公里，构建起“旱能灌、涝能排、路相通、渠相连”的现代化农田体系。


“现在不一样了，天干随时能浇，下雨快速排涝，种地再也不用赌天气。”霍接峰告诉记者，设施建好、管护更关键。示范区创新出台沟渠占地补偿、机井保险管护等惠民政策，落实沟渠占地每亩每年1000元补偿，全区4981眼机井全部专业化管护、常态化巡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稳稳守住。


在全市同类县区中，示范区率先实现农田水系系统化、设施管护常态化、粮安保障标准化，农田抗风险能力、稳产保收能力稳居前列，是示范区农业振兴“走在前”最硬核的支撑。


3.产业下沉促共富家门口托起群众稳稳幸福


城乡融合，最终要落脚到群众增收致富。7月28日，贾寨镇豆腐干产业园，车间内机器轰鸣、秩序井然，揉制、摊晾、压制、包装流水线高效运转，乡土传统手艺与现代化生产模式完美融合。


今年40多岁的村民陈玉莲，是产业园的老员工。此前，她常年留守家中，无法外出务工，家庭收入单一拮据。“家里有老人、有孩子，走不出去，以前只能守着几亩地，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钱。”陈玉莲一边熟练打包产品，一边和记者交谈，“现在在家门口上班，每个月稳定4000多元收入，农活、顾家、


挣钱三不误，心里踏实多了。”


小产业承载大民生，小工坊激活大振兴。示范区充分发挥城市产业资源向乡村下沉、乡村闲置劳动力就近转化的融合优势，大力实施“百村百企”共富工坊工程，不搞高大上的空项目，只做接地气、稳就业、可持续的富民产业。


安良寨豆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任少涛向记者介绍：“产业园依托本土百年豆制品技艺，通过标准化升级、品牌化运营，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高峰期可带动90余名周边村民就地就业，让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


“别的区域重在建产业、示范区重在带就业、促共富。创业带就业、农民创家业、能人办企业、干部干事业、返乡创新业、爱岗又敬业，‘六业并举’，实现群众富口袋、富钱袋、富脑袋，农村美了、面貌新了、群众富了、社会稳了，真正做到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建一方文明、保一方稳定。”示范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海燕介绍。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标准化共富工坊130家，覆盖所有乡镇、街道，累计带动2万余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新增村集体经济收入1100余万元。同时，深耕周集草莓、民安温棚桃、贾寨豆腐干等本土特色农产品，构建“龙头企业+工坊


+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相较于纯农村区域，示范区最大的优势就是城乡无边界、资源可互通、要素可流动；相较于纯城区，示范区最大的亮点就是乡村底子好、改造空间大、振兴潜力足。依托独特区位优势，示范区持续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优势产业向乡村下沉、治理经验向乡村复制，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实现乡村环境媲美城区、农田设施对标标准、富民产业全覆盖、基层治理全提质。


如今的示范区，乡村既有山水田园的乡愁底色，又有城市品质的配套能级，更有全民共富的产业动能。宜居、宜业、宜耕、宜游的城乡融合新图景徐徐展开，为全市城乡一体化发展、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推进，提供了可看、可学、可推广的示范区经验、样板式路径。


记者感言


城乡融合好风光


一路走来，所见所闻真实可感：何庄村实现从脏乱洼地到生态美村的逆袭，靠的是城乡一体的精细治理；陈楼村告别靠天吃饭，靠的是高标准、系统化的农业基建升级；贾寨镇群众就地增收，靠的是城市产业下沉、乡土产业活化。


乡村振兴走在前，不是一句口号，是一个个村庄的蝶变、一张张群众的笑脸、一项项落地的实效。商丘示范区没有照搬套路、没有堆砌概念，立足“城边乡、乡融城”的独特优势，以人居环境提质塑颜值、以高标准农田固根本、以乡土特色产业富百姓、以城乡一体治理强基底，让乡村更美、农业更强、农民更富。


城乡深度相融、资源双向互通、发展成果共享，正是示范区在乡村全面振兴赛道上敢争先、能争先、真争先的核心底气。


从最基础抓起向最末梢聚能青岛西海岸新区推进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


学习时报记者翟月荧


（2026年8月3日）


黄海潮涌，风起山海。胶州湾畔，国务院批复设立的第九个国家级新区—


—青岛西海岸新区枕涛而立、向新而行。这片兼具山海风骨与江海胸怀的热土，不仅肩负着经略海洋、融合创新、自贸试验区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四大国家战略使命”，更是基层治理的“试验田”。这里陆域面积2129平方公里，总人口268.8万人，经济体量常年位居国家级新区前列。伴随着126万新市民的涌入和420个城中村的变迁，这座新城在迸发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组织覆盖“跟不上”空间重构，治理能力“跟不上”人口规模，利益主体多元化、群众诉求多样化、矛盾纠纷触点多燃点低等问题，成为新区建设路上绕不开的考题。


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党的大会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也相继提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等一系列部署和要求。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发挥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优势，坚持从最基础抓起、在最难处破题、向最末梢聚能，努力打造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西海岸样板”。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蹚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新路径


总书记指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城乡融合追求的价值目标。新区紧扣发展所需、基层所盼，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发展融合、治理融合、服务融合的“一统领三融合”发展路径，推动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雏雁星火”归乡，蓄足乡村“源头活水”。面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村干部队伍“老龄化”以及“人难选、选人难”的隐忧，西海


岸新区破局开路，将目光投向了充满朝气的青年群体。自2024年起，新区决定实施“雏雁星火”计划，开展选聘高校毕业生回村任职试点，首创“镇选村聘”模式，坚持“回本村工作、享受村干部待遇、畅通成长和退出机制”原则，先后回引146名大学生回村担任村主职干部助理，规划“村主职干部助理——‘两委’成员——党组织书记”成长路径，建立岗位待遇动态增长机制，蓄足村干部队伍“源头活水”。


为帮助青年人才快速成长，西海岸新区精心组建了“青禾园地”成长特训营，并量身定制了“百师百课”成长计划，每月定期组织开展成长型主题党日。课程内容紧贴基层实际，涵盖党务知识、集体经济发展、群众工作方法等核心板块，全方位强化青年人才的思想淬炼与工作指导。在精心培育下，王台街道徐村大学生助理韩超结合村庄工作经历拍摄的作品《燎原星火》，荣获全省“理论星火？青春燎原”创作大赛一等奖；大场镇三河埠村大学生助理陈晓涵领办的“帮喜团”志愿服务队，获评中宣部“第十一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并入选首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发布的“全国文明乡风建设十大优秀案例”。


两年多的岗位历练与悉心培养，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不仅经受住了基层的考验，更赢得了村庄百姓的广泛认可。截至目前，4人当选行政村党组织书记，112人进入村“两委”班子，成为基层治理的中坚力量。如今，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年轻人回来了”的欢声笑语不断响起，不仅破解了村干部队伍“老龄化”的难题，更让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发展新画卷。


“三社一司”改革，盘活“人地房钱”。农村要发展，农民要富裕，如何有效突破农村劳动力空闲、耕地空置、村庄空巢、产业空心等发展瓶颈？对此，新区坚持抓镇促村、整镇推进主线不动摇，聚焦“人、地、房、钱”四要素，探索由乡镇党委主导搭建“三社一司”平台，系统推进“农民就近就业、农地托管服务、农房多元盘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四项集成改革，全地域、全要素推进乡村公共资源开发利用，探索出一条以组织振兴引领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北邻沈海高速、南靠204国道，连绵上千亩的土地上，农机有条不紊地在忙碌作业。“这片地都是我们村的，现在全部由镇上的共富田园合作社全程托管。”“雏雁星火”计划回村任职大学生、大场镇营楼村“90后”党委书记徐云龙告诉记者，营楼村已托管土地3160亩，基本实现了“全村一块地”。全程托管的基础是成方连片的农田。据介绍，当地村集体先“预流转”农户土地，通过减


垄增田、归并置换等方式，让小田变大田。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小地块之间的田垄、沟壑被填平，整理出的农田面积多出10%。“多出来的土地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光这一块就能增收20多万元。”徐云龙说。


人地关系理顺后，“闲下来”的农民该去哪儿就业？西海岸新区创办共富劳务合作社等用工保障平台，引导镇域内有一技之长、有务工意愿的农民主动入社。新区统筹各方资源，开发“智找活”云平台，包含招聘、求职、技能培训等8项功能，为企业和农民搭建就地就近、双向奔赴的高效对接载体。


张家楼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周丹琳介绍道：“我们通过领办共富乡舍合作社，对闲置房屋统一托管，依托城乡要素流通信息化平台，已将300余套闲置房屋转入实景三维数据，为周边企业提供‘云上看房’服务。通过改造提升，可作为职工宿舍使用或打造乡村民宿新业态，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在新区，“三社一司”的实践探索正在形成：共富田园合作社、共富劳务合作社、共富乡舍合作社，将乡村资源要素有效组织了起来；乡镇党委与国有平台公司合作成立强村共富公司，推动村集体将组织起来的资金、资产、资源以适当形式入股，多村联合抱团对接市场。据介绍，王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由22个集体经济组织出资成立，通过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集团合资


合作，参与建设标准化厂房车间、承揽市政保洁工程等，现已稳定运营3年，年均分红超240万元。


以共富田园、共富劳务、共富乡舍合作社和强村共富公司为主要内容的“三社一司”集成改革，聚焦聚力农村“人、地、房、钱”四要素，是新区坚持抓镇促村，探索“党组织＋专业合作社＋强村共富公司”发展模式的生动实践，以要素集成改革，助推乡村同兴共富。


建设社区“幸福家园”，打造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新样板


2021年，总书记考察山东时强调：“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202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近年来，西海岸新区将社区“幸福家园”建设作为全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要任务持续深耕，立足小区作为社区的最主要部分和人口承载地的功能定位，强化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将“抓小区、优社区、强城区”作为“关键一招”，形成了“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统筹领导、发挥小区党组织引领协调作用，突出‘红色业委会’这一关键主


体，抓好小区公共资源这一关键支撑”的一套系统打法，着力把一个个居民小区建设成党的领导有力、治理精准有序、服务暖心有感、邻里和睦友爱的“幸福家园”。


强关键组织，开展居民小区“进楼入户”行动。“以前小区里党员找不到组织，组织找不到党员，现在不一样了，党支部建到了家门口，有事找支部准没错。”家住珠海街道越秀和悦府小区的居民感触颇深。此前，该小区曾深陷业主私建阳光房、圈占绿地等纠纷，小区党支部成立后，带领党员中心户分片包干，12件违规占用公共空间等“老大难”一一化解。


针对组织覆盖“空白点”，新区构建起“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架构。全区建成670个小区党支部，划定2000个楼栋党小组，推选1.1万户党员中心户，真正实现了“党员带四邻、四邻带全民”。


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雁”。“书记主任‘一肩挑’，党建引领的抓手才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灵山卫街道星光岛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薛新伟表示。新区通过在册党员选一批、上级党组织派一批、在职党员兼一批等方式拓宽选人渠道，推动小区党支部书记、网格长、居民小组长、业委会主任“四职一肩挑”，975名支部委员与业委会成员、物业管理人员交叉任职，避免“各唱各的调”。


治理的本质就是凝聚共识、解决问题。“很多矛盾，源于沟通不畅、信任不足。党组织要做的，就是搭建开放、规范、管用的平台，让居民有事能商量、有地方讲理、有机制解难。”新区工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晓龙说道。


抓关键主体，推行业委会“一管四统”模式。业委会作为业主大会执行机构，是小区治理的关键主体，业委会握有公共收益管理等诸多权力，以往监管缺位，容易脱管失控。一位街道干部坦言，不少业委会选举不规范、“变味”成少数人的游戏；决策不透明、印章随便盖；与物业要么“吵架”要么“被架空”，业主权益反而受损。


对业委会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简单粗暴、生硬强制，必须加强党建引领。新区着眼补短板、固根本，主动出击抢阵地、防微杜渐“治未病”，把好“选举、履职、监管”3个关键环节，加速加力建设“红色业委会”。目前，符合条件的小区业委会组建率达97%，成员中党员占比65%。立足扶上马再送一程，新区围绕议事决策等9大关键环节、34个重点事项，率先制定3.2万字的《业主委


员会规范履职工作指引》，构建系统化、标准化运行体系，并面向4800余名业委会成员开展全员轮训，上好入职“第一课”，把好履职“起步关”。运行好更要监管好。新区创新探索业委会“一管四统”模式，旗帜鲜明喊出“党管业委会”，推行业委会重大事项统一把关、印章统一存管、财务收支统一监督、经济责任审计统一规范，筑牢业委会决策用权的制度防线。


聚关键要素，率先推进小区公共资源规范管理。公共用房、公共收益等公共资源依法归全体业主所有，属于小区核心利益。长期以来存在的底数不清，甚至违规侵占等问题，是业主关注焦点和矛盾多发源头，也是城市治理必须正视的问题。聚焦小区公共资源底数不清、权责混乱、闲置流失等问题，精确摸清“家底”。小区公共资源管理涵盖政策范围广、触及问题层次深、牵扯利益错综复杂，开展专项行动尚无先例。新区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政策法规，结合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创新提出社区服务用房和物业管理用房、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公共收益“两房两共一收益”的小区公共资源概念，随之开展集中清理，着力摸清“家底子”。过程中，新区坚持街道、社区、小区“三级书记”上手抓，做到职能部门全程指导、专业律师全程参与、推进过程全程公开“三个全程”，推行物业报、居民提、按图找、实地查“四步工作法”，确保应清尽清、账实相符。


与此同时，立足还利于民、增益于民，新区着力做好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积极壮大小区“家业”。一方面，“盘活”服务功能，充分利用物业用房、架空层等区域，建设党群服务站等邻里活动阵地3.28万平方米，提升小区居住品质，优化治理服务功能。另一方面，“盘活”经济效益，依法依规通过租赁闲置场所、招引商业广告等方式，新引进营利项目196个、增加公共收益458万元，有效提升小区的自我保障能力。


创设“红帆支部”，加强新兴领域基层党的建设


总书记指出，要适应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既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也给基层党建工作带来了新课题：新就业群体优秀分子入党谁来接、流动党员谁来管、新兴领域“两个覆盖”谁来抓，这些长期困扰基层党建的现实难题，考验着城市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近年来，新区创新党组织设置，在城市社区、产业园区等领域设立246个“红帆支部”，让新兴领域的每一份力量都有组织的托举，每一颗向党的心都有安放之处。


从“无处可递”到“主动找到”。新就业群体中的优秀分子想入党，申请书往哪儿递？这个问题曾让不少像靳继莹这样的快递小哥感到迷茫。军人出身的他，常年为孤寡老人义务配送生活物资，身边的志愿者大多是党员，他却因为工作单位没有党组织，入党心愿迟迟未能实现。改变源于一次“红帆支部”的社区宣讲。当了解到这个专门平台可以兜底发展党员时，他第一时间找到了社区书记。“找到了党组织就像是找到了家，以后为群众服务再也不是单打独斗了。”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他红了眼眶。近年来，新区依托“红帆支部”常态化走访未建立党组织的新业态市场主体，建立积极分子梯次培优库，精准研判、优中选优，新发展新兴领域党员1471名，其中新就业群体党员92名。这些来自一线的鲜活血液，正为基层党组织注入新的生机。


从“隔着屏幕”到“并肩奋斗”。浙江大学工学博士胡春义来新区创业时，党组织关系还留在学校。每次支部学习只能隔着屏幕远程参与，总觉得“少了点和大家并肩奋斗的感觉”。“红帆支部”在摸排流动党员时找到了他，将他纳入统一管理。此后，胡春义不仅牵头攻克了车载净水系统等多项技术难题，还主动用专业知识为“红帆支部”打造了公益科普课堂。“以前总想着把技术做好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现在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平台，能把所长用到更多人需要的地方，这份归属感多少钱都换不来。”这样的故事并非个例。新区依托“红帆支部”精准管理服务1683名流入党员，组织他们认领“党员先锋岗”，让每一名流入党员都能找到组织、找到位置、找到价值。


从“空白地带”到“红色阵地”。青岛左图科技公司是青岛市最大的外卖配送服务商，管理着上千名骑手，但此前面临团队管理困难、组织建立无力的困境。“红帆支部”了解需求后，第一时间派驻党建工作指导员上门，全程协助梳理流程，帮助企业成为全市首批建立党组织的外卖配送企业。组织建起来，作用如何发挥？结合骑手流动性强、熟悉辖区的特点，党支部选聘50余名优秀骑手担任“骑先锋”兼职网格员，鼓励骑手送餐时了解社情民意、上报治理隐患。如今，这支队伍累计上报线索2000余条，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流动哨兵”。这正是“红帆支部”兜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的生动缩影。


对于未建立党组织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通过选派党建指导员、先行组建群团组织等方式，加强对新兴领域从业者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条件成熟后，及时指导其成立党支部。目前，全区新组建新兴领域党组织960个，曾经的党建“空白地带”正变成一个个坚实的“红色阵地”。此外，新区坚持“服


务凝聚”与“先锋引领”并进，细化18条“凝新”举措，高标准打造88处“岛城暖心驿站”，切实满足停车充电、餐饮休息等实际需求。建成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车先锋”党群服务中心，配套线上服务小程序，实现车货对接、诉求帮办等16项功能一屏通办，累计服务9万余人次。2025年，新区入选全国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基层联系点，成为全省唯一。


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基层治理没有一成不变的“万能公式”，关键在于把握精髓、因地制宜。新征程上，青岛西海岸新区将秉承“先行先试，用心用情”的理念，努力让党群连心、邻里互助的基层治理底色更温暖，让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家园”篇章更壮美。


党建引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基于宁波市九峰山片区的实践调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王诗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创新，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精神，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九峰山片区联合党委，积极探索区域化党建引领片区组团发展的路径，以组织融合推动发展融合、治理融合和服务融合，为落实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片区化推进要求提供了扎实的基层实践样本。因此，系统总结九峰山片区的实践经验，厘清其运行逻辑与制度价值，有助于深化对片区化乡村振兴路径的认识，把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在规律，也为同类地区推进片区化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一、因需而谋，顺势而为，把准党建引领“定盘星”


九峰山片区的区域化党建探索是应对城乡融合进程中治理碎片化、发展不平衡等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通过打破行政壁垒、推动资源整合，实现了从“各自为政”到“协同共进”的深刻变革。


1.发展需求转型，驱动组织变革。一是从“单体”到“联合”的跨越需求。九峰山片区涵盖6个行政村、1个城市社区、4个高档住宅小区、250余家中小企业及1个4A级景区——九峰山景区，各村产业基础不一，如城联村依托景区发展休闲产业，而青山村以传统种植为主，单一村庄难以独立突破发展瓶颈。二是从“建设”到“运营”的转型需求。随着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阶段性完成，片区发展重心转向产业培育、长效运营和精细化治理，需要更强大的统筹主体来应对市场、对接资源。三是从“管理”到“治理”的升级需求。片区常住人口约1.3万人，涵盖村民、企业职工、新市民等多类群体，传统村级管理难以应对环境卫生、公共安全等跨村事务，亟需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片区治理新格局。


2.现实问题凸显，倒逼机制创新。一是治理边界模糊，跨村事务协调困难。连片开发使村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维护等责任难以厘清，存在大量飞地和死角。如太河路沿线红绿灯设置、村道维护等问题因权属不清难以落实，部分区域甚至出现卫生死角与三不管地带。二是资源整合不足，产业发展内耗严重。一方面，片区内农田、林地分散，10亩以下零星地块较多，难以规模化利用；各村集体资金分散投入，导致产业


项目重复建设；另一方面，人才、技术等要素因行政壁垒难以跨村共享，部分村庄闲置农房、山林等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本。三是服务供给不均，城乡民生差距凸显。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薄弱，部分村庄连接道路等级低、路面破损，公交线路未全域贯通。群众办事不便，农村居民此前需转乘2趟公交车至十余公里外的街道办理社保、医保等业务，老年群体办事尤为不便。与相邻城市社区相比，农村在文化、医疗、养老等领域服务落差显著。


3.政策红利释放，引领发展方向。一是“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化。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为片区化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和强大的外部推力。在“千万工程”指引下，九峰山片区在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延伸等领域获得专项政策和资金保障，为连片发展、整体振兴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党建联建机制的成熟推广。省、市层面系统总结并大力推行区域化党建联建模式，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为基层打破行政壁垒、创新组织设置提供了制度依据和实践指引。三是“未来乡村”“重点村”等创建契机。通过积极争取和申报，九峰山片区先后被纳入多项省级试点项目，依托试点优势，在土地整合、人才引进、产业培育等方面获得了更多自主权和资源支持，有效提升了政策资源的承接能力和转化效率，为片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聚势而强，联动融合，打造片区共建“强引擎”


九峰山片区以党建联建为总抓手，通过一系列机制创新与务实举措，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片区协同发展路径。


1.构建“一盘棋”组织体系，筑牢统领核心。一是架构上“破壁”，实现跨域统筹。片区联合党委整合6个行政村、1个城市社区、150余家企业和旅游行业党组织，形成“1+6+N”组织架构，即1个联合党委、6个行政村、N个联动单位。联合党委作为决策协调机构，统筹片区规划、产业布局和公共服务，打破了过去各村各管一摊的行政壁垒。二是机制上“联动”，推动资源整合。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围绕项目审批、资金分配、环境整治等议题共商对策，形成“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匹配各方诉求与资源。三是议事上“下沉”，激活基层民主。推行“对账理事”“田间议事”“庭院议事”等机制，将议事平台搬到一线，激发村民参与热情，确保决策民主、执行有力，在城湾村“茶咖风物馆”设立的“青年议事点”，累计收集建议180条，推动露营基地、研学路线等21个项目落地。


2.创新“一体化”运行机制，提升治理效能。一是治理网格重构。打破传统行政村界限，将片区划分为17个网格和59个微网格，确保治理触角延伸至每个角落。实行“一把扫帚扫到底”环境卫生责任制，按功能而非村界划分网格，彻底消灭责任盲区和卫生死角。二是服务资源集成。建成片区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将社保、民政、水电缴纳等19大项63小项服务延伸至基层，并成


功完成宁波市“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先行试点，实现了“小事不出片区”；积极运用“智瞰大碶”“碶上办”“智治九峰”等数字化平台，上报并办结事件逾万件，协调处理矛盾纠纷数百起，显著提升了治理效率和响应速度。三是利


益联结共享。建立村集体、农户、经营主体的利益共享模式，村集体以土地、闲置资产等资源入股，经营主体按约定比例向村集体和农户分红，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闭环；通过整合资源、发展产业，九峰山片区的村集体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总收入从早期的583万元增长至2537万元，让发展成果惠及片区群众。


3.打造“一条龙”发展模式，激活内生动力。一是规划共绘引领。坚持顶层设计，衔接国土空间规划，预留发展空间，确保项目建设与长远发展目标一致，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碎片化；通过“需求—资源


—项目”三张清单机制，每年更新建设时序，优先推进公共服务、产业升级类项目，确保规划落地与群众需求同频共振。二是产业共兴赋能。整合闲置


土地资源，发展鱼菜共生、五针松、高山茶园等特色农业，配套建设聚富鱼菜共生基地、清泰水果研究园，推动农产品深加工；打造“碶彩农耕”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农副产品升级，提升附加值；培育“村咖”“窑炉面包坊”“马术”


等33个新业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三是人才回引聚力。大力实施“九峰回村计划”，配套创业补贴、贷款贴息、人才公寓等政策，建成北仑区“青年入乡”实践基地，招引30余名青年返乡创业；盘活闲置农房、山林等资产62处，引入社会资本1500万元，打造青创实训基地、共富工坊等载体，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三、惠民而成，提质增效，绘就城乡融合“共富图”


九峰山片区坚持以党建联建为核心，通过资源整合与机制创新，在组织建设、经济发展、生态治理、文化繁荣与民生服务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


1.产业驱动，共富增收成果丰硕。九峰山片区通过党建引领下的资源整合与业态创新，构建了多元融合的产业发展体系，实现了集体经济壮大、农民增收致富的良性循环。一是集体经济稳步提升。片区6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从


2009年503万元跃升至2024年2400万元，年均增速超12%；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1466万元。二是产业发展多点开花。发展黄金柰李、紫皮蒜、高山茶园等特色


种植基地2000余亩，引入深加工生产线，推动农产品附加值提升30%；区域公共品牌“碶彩农耕”销售额累计突破900万元。依托九峰山4A级景区，培育“村咖”“窑炉面包坊”等新业态，联动“大风音乐节”“杨梅节”等节庆活动，年吸


引游客超50万人次。村民股份分红从2009年8.7元/股增至2024年30元/股，增长近3倍，带动农户户均增收1.5万元。三是创新营销拓宽渠道。片区党组织书记化身“首席推荐官”，通过工坊集市单日吸引超500人次，斩获订单千余个；同时，“筑梦师”团队指导村民开展直播带货，如全职妈妈郑蓉燕的单场直播销售额达2万元。


2.生态提质，宜居宜游环境彰显。片区以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品牌建设为抓手，推动基础设施升级与环境品质提升，构建了城乡融合的宜居宜游空间。一是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新建健身游步道37公里，完成“白改黑”道路27公里，新增停车位762个，实现公交线路全域覆盖。二是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党员带头开展“篱笆风景线”“河道清淤”等行动，清理垃圾死角300余处，改造生态河埠头7个，建成休闲口袋公园12个，公共区域绿化覆盖率提升至95%。三是生态品牌持续擦亮。九峰山景区连续通过国家4A级复评，入选北仑区通山达海共同富裕美丽乡村示范带，获评省级生态文化基地。随着环境改善，城乡生活差异显著缩小，村民感叹“住在村里和城里，真没什么差别”。


3.文化铸魂，乡风和美风尚形成。通过挖掘历史文脉与创新文化载体，片区构建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化服务体系，增强了群众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一是品牌节庆赋能乡村。持续举办“九峰山梅花节”“思源文化节”“农民丰收节”等十大特色活动，年均开展文化演出、非遗展览超百场，参与群众逾10万人次。二是历史文脉赓续传承。修复明清古建筑群、宋韵古道等文化节点12处，推出九峰山人文研学路线，联动周大风故居、共富工坊打造文化体验空间。如百年祠堂被改造为老城湾茶咖风物馆，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三是文明乡风浸润心田。通过“家风家训评选”活动，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风尚，成功创建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单位。如在重阳节活动中，青年主理人与老人共同参与集体生日会，构建“老青共融”的治理新格局。


4.民生为本，服务增效福祉增进。片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公共服务下沉与数字化升级，构建了便捷高效、覆盖全域的民生保障网络。一是基


础设施联网贯通。投入7400万元完成农村道路整改与“三线下地”工程，建成农业产业园6个，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纳米。二是智慧服务提质增速。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整合社保、民政等公共服务，实现一窗通办，年均办结事项超万件。三是便民生活圈基本建成。新建村咖6家、百姓书屋4个，升级卫生服务站3所，构建15分钟便民生活圈，村民满意度达98%。如九峰山片区连续13年为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青年主理人主动参与服务，送上定制“健康篮”，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与参与感。


合力永城：治理向实党建引领走在前


商丘日报本报全媒体永城采访调研组


（2026年8月11日）


盛夏沐风，城乡焕新，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活力在永城大地蓬勃迸发。7月31日，商丘日报全媒体采访调研组深入永城市各镇街、治理中心、村居网格一线，走现场、看实景、访基层、听民声，实地探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近距离感受这座城市以整改开路、以机制破题、以数字赋能、以法治固本、以服务暖心的善治新貌，深度挖掘永城基层治理、惠民暖心的鲜活经验与务实举措。


1.党建筑基强机制整改提质固根基


在永城市巡视持续整改工作专班办公室里，一块色彩鲜明的“四单五账三色一评估”动态作战图格外醒目。各项整改任务、推进进度、销号情况一目了然，绿黑黄三色标注清晰区分工作状态，台账资料规范有序、运转高效。数字无言，实效有声——这张作战图既是整改攻坚的“晴雨表”，更是民生福祉的“兑现单”，永城用挂图作战的硬核力度和销号清零的务实行动，交出了一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群众可感可及的高分答卷。


永城市委坚持以持续整改诠释对党忠诚，创新推行“一统领五联动”“四单五账三色一评估”“四点减负法”，将整改办与基层减负专项机制办合署办公、同向发力、一体推进、常态长效，在全省巡视整改集中督查评估中位居前列。


整改的落脚点，始终是民生。永城市整改专班通过扎实开展采煤沉陷区生态综合治理、集中攻坚问题楼盘顽疾、常态化推进基层减负增效，有效补齐民生短板、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激发基层干事活力，真正将整改成果转化为助推基层高效能治理、增进群众福祉的务实成效。


基层治理，根基在党组织、力量在党员群众。永城市雪枫街道光明社区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路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健全完善“社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三级治理体系，层层压实治理责任、织密治理网络、凝聚治理合力，切实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治理最前沿、落实到服务最末梢。


2.数字赋能提精度智慧治理增效能


科技赋能基层善治，智慧激活城市动能。如今的永城，基层治理早已告别“人海战术”“经验治理”，迈入数字化、智能化精准治理新阶段。


在永城市级高效能治理指挥中心内，巨型电子屏实时跳动着各类民生数据，平安建设、安全生产、网络舆情等16个重点领域治理模块全天候在线监测、动态更新，实现城市治理要素全域汇聚、治理态势一屏统览。


“我们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系统，创新搭建‘红橙黄蓝’四级风险智能预警体系，实现隐患提前预判、风险精准定位、问题源头管控，让基层治理从‘事后处置’变为‘事前预警、事中管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孙赛威说。自2025年7月平台正式运行以来，永城市累计处置各类民生事件50.4万件，处置率高达99.94%，绝大多数矛盾隐患在网格内化解、在萌芽处清零。


数字化赋能的治理优势，落地于城市治理的细微之处、彰显在民生服务的方方面面。花园社区路面突发油污隐患，网格员一键上报，指挥中心快速派单、闭环处置，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守护市民出行平安。崇法寺街道深夜监测到疑似盗窃电瓶的可疑人员，平台智能比对、快速预警，指令直达街道与派出所终端，人机联动快速抓获嫌疑人，守护城市深夜安宁。在永城市演集街道时庄村，网格员巡查时发现村民宅基地矛盾后立即上报，村负责人迅速召集网格员和老党员开会调解，找准症结，不到两小时促成几位村民签订协议，全程线上流转、闭环办结。


3.网格深耕细治理全域联动畅末梢


为进一步打通智慧治理落地“最后一公里”，永城市积极探索“党建+网格


+大数据”精细化治理新路径，构建全域覆盖、权责清晰的基层治理体系。永城市共划分3767个网格，其中城市网格370个、农村网格3097个、专属网格300个，实现全域覆盖、无缝衔接。同时配齐建强网格治理队伍，该市共1.36万名网格员扎根城乡一线，化身城市治理“移动探头”，实时摸排上报各类隐患与诉求。此外，建立网格事项和网格员履职清单准入退出制度，实行动态化管理，切实为网格员减负松绑。


在永城市陈集镇，网格员周顺利发现闽源钢铁集团夜班工人就餐不便的难题，网格党组织迅速联动管区、国土、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将废弃院落改造为标准化美食广场，免费向流动摊贩开放，让数百名夜班工人告别“路边餐”、吃上“安心饭”。


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是基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民生答卷。当下正值暑


假，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普遍存在防溺水安全隐患、人身安全风险，同时面临学业辅导缺位、假期生活单调等现实难题。高庄镇车集村网格员李孝文在日常走访中及时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线索，高庄镇高效能治理平台快速响应，即刻派单统筹，镇妇联、团委、民政等多部门联动发力，迅速启动暑期少年儿童专项关爱帮扶行动。


4.刚柔并济优服务善治暖心惠民生


基层善治，既要法治固本、彰显治理力度，也要服务暖心、传递民生温度。永城市坚持法理相融、刚柔并济，以法治护航基层平安稳定，以温情服务擦亮民生底色，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法治是基层善治的最优解，是守护邻里和睦的坚实底色。永城市持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化解阵地前移至田间地头、村居院落，聚焦宅基地权属、邻里边界、婚姻家事等高频易发纠纷，构建网格常态化排查、节假日专项排查双向联动机制，推动风险抓早抓小、矛盾就地化解。今年上半年，该市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5720件，化解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牢牢守住基层治理稳定“第一道防线”。


治理有温度，民生有幸福。永城市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把“为民服务”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一线劳动者、普通居民等各类群体的细微需求，做实做细暖心便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酷暑时节，百花路户外劳动者驿站内清凉常驻、茶水常备，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外卖从业者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休憩、饮水补给等便民服务，让奔波忙碌的一线从业者得以歇脚休整、舒缓疲惫。“累了能歇、渴了能喝，服务特别贴心。”这是环卫工人曹广英对驿站服务的真切赞誉。


党建引领聚合力，深耕善治启新程。永城市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不断补齐治理短板、激活治理动能、厚植民生温度，以实干担当推动基层治理走深走实、走在前列，奋力绘就城乡和美、群众幸福的基层治理新画卷。


记者感言


党建引领聚合力深耕基层善治理


走访永城基层治理一线，从村居网格到街头驿站，从高效能治理中心到便民服务阵地，我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基层治理的活力与温暖。党建引领下，永城的基层治理跳出粗放管理模式，以刚柔并济的治理方式，让治理有力度、服


务有温度，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


基层治理，关键在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高庄镇，标准化的综治中心整合各类资源，搭建起一站式服务平台，群众有诉求、有矛盾、有困难，都能就近反映、快速处置，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高效化解基层治理难题。依托本地孝礼文化特色，芒山镇创新调解方式，结合情理、法理和乡风民俗，耐心调解邻里纠纷、土地矛盾、家庭琐事，用接地气的方式化解矛盾、凝聚人心，让乡村更加和睦稳定。


治理有力度，服务更有温度。永城不只是靠制度管人管事，更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同时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基层治理更高效、更精准。借助“永好办”线上平台和智慧治理系统，群众的各类诉求能够快速上报、闭环处理，大大提升了办事效率。


印象深刻的还有很多民生实事。陈集镇聚焦产业工人的实际需求，通过专属网格收集民意，盘活闲置场地打造便民市场，既解决了闽源钢铁夜班职工就餐难的问题，也规范了周边占道经营乱象。崇法寺街道的利民、光明、永安社区，针对性地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开展便民服务、技能培训，用心帮扶特殊群体，助力居民就近就业。


一路采访，一路感悟，永城的基层治理没有空喊口号，全是实打实的行动。无数基层工作人员、网格员、调解员扎根一线，默默坚守，用心服务，用实干守护着城乡平安。


活力永城：农业向强乡村振兴争一流


商丘日报全媒体永城采访调研组


（2026年8月11日）


盛夏时节，豫东平原热浪蒸腾。永城市180万亩夏粮已丰收入仓，秋粮正拔节生长、长势喜人。7月31日，商丘日报全媒体采访调研组走进永城的乡镇村庄，全景式探寻永城市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行走在永城的田间地头，高标准农田里水肥一体化设备精准灌溉，花卉大棚里姹紫嫣红、产销两旺，和美乡村古韵新风、游人如织——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沱河两岸徐徐铺展。


近年来，永城市始终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和商丘市关于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夯实农业生产基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6年夏粮播种面积稳定在180万亩，平均亩产557.38公斤，


总产量达20.06亿斤，用实打实的产量守住了“豫东粮仓”的金字招牌。


1.藏粮于地：良田沃野筑牢稳产“压舱石”粮安天下，地为根基。


走进永城市演集街道李庄村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旁的高标准农田，连片的大豆长势正旺。地头立着一台智能水肥一体机，种粮大户掏出IC卡轻轻一刷，汩汩的清水便从灌溉喷头里喷洒出来。“现在种地跟以前可不一样了，水肥一体化，刷卡就能用，省时省力还节水。”种粮大户笑着说。永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魏玉洁在一旁介绍：“这片地现在种的是大豆，水肥一体化设备能精准控制水肥用量，比常规灌溉节水一半左右，以前浇一亩地得花三四十块钱水费，现在五六块钱就够用了。”


这份踏实，来自永城市持续推进的高标准农田建设。2011年以来，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近190万亩，覆盖率超过九成。其中20XX年机构改革后，永城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实施项目8个，建设面积逾百万亩，总投资超过20亿元。项目区全部实现田、水、路、林综合配套，形成了“旱能浇、涝能排”的标准化生产格局。


为了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永城市建立了材料抽检、旁站监理、村级巡查、干部抽查的全过程质量管控体系，所有进场材料全部达标、全程可溯。实行六方联合初验、第三方复核、市级终审的三级验收制度，层层签字背书、


闭环整改。


良田建好了，管护是关键。2024年，永城市政府出台《永城市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办法》，管护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全市所有涉农田镇、村全覆盖配齐管护队伍，全面推行“一长两员”管护机制。2025年，全市近3万眼灌溉机井全部接入市级农田数字化管护平台，实现一码报修、一键监管、全程溯源。同年，所有机井全部投保农业保险，构建起“政府主导、数字赋能、保险兜底、专业管护”的现代化农田设施运维新模式。


如今，项目区灌溉成本大幅降低，小麦、玉米单产较一般大田提高近两成。种出好粮食，更要加工出好产品。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国面粉城”，永城


市深耕“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全市面粉年加工能力超百亿斤，“永城面粉”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现有规上面粉食品企业数十家，年产值近200亿元，带动群众就业两万余人。


在华冠面粉的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昼夜不停，日处理小麦数千吨，研发推出数十款高中端专用面粉，产品畅销全国。麦客多食品拥有国际先进生产线，日产食品百余吨。卢师傅食品全自动生产线日产糕点数百吨。皇沟酒业年产值数亿元。


魏玉洁感慨地说：“从田间到车间，从粮仓到厨房，这条产业链让乡亲们种粮的底气更足了。”


2.兴业富民：特色产业鼓起农民“钱袋子”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走进永城市高庄镇花卉产业园，联体温室整齐排列，蝴蝶兰、红掌、君子兰等各色花卉争奇斗艳。园区规划面积1050亩，目前建成区域750亩，累计争取上级各类项目资金3000万元，自筹资金1.1亿元。2025年花卉销售额达到1.2亿元。


“一亩园十亩田、一亩花十亩园”——这句流传在当地的俗语，生动体现了花卉产业的高收益。园区单体棚每年效益平均不低于20万元，市场销售摊位年纯利润不低于30万元。


园区创新建立了“双绑”机制，实现龙头企业与合作社捆绑、合作社与农户捆绑。按照政策规定，园区将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确权到17个集体经济较为薄弱的村级组织，每个村每年可增加收入2万元以上。全镇102户脱贫户和监测户实现了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双提升。


不光是高庄的花卉，刘河镇的特色农业同样引人注目。来到位于刘河镇訾楼村的特色农业产业园，负责人蒋曌正忙着指挥工人喂养鱼苗。“我们公司三大业务板块齐头并进——高密度水产养殖、蔬菜种植、造型果树套种。”蒋曌


介绍，高密度水产养殖区共有60个养殖桶，配套60个生化桶，一个养殖桶一年两茬，可产一万斤成品鱼。“现在有二十多万尾鱼苗，养殖成熟大概需要四个半月时间。养鱼废水经过发酵、干湿分离后，干渣作为有机肥原料，沼液灌溉果树和蔬菜大棚，实现了不打药、不施化肥的纯有机种植。这就是我们的生态


循环模式。”蒋曌说。


产业园的蔬菜种植区有一万多平方米，种植羊肚菌、圣女果和中号番茄。造型果树大棚里套种羊肚菌，一亩地产1300斤鲜菇，烘干后约200斤，市场零售价每斤八九百元，批发价也在三百元左右。“通过中间采购商，我们的鱼最终


销售到胖东来、淘小胖等大型品牌商超。”蒋曌说，园区常年带动六七十名村


民就业，农忙时能增加到200多人，每人每月工资两三千元。


从“沉陷区”到“聚宝盆”，永城市苗桥镇6.2万亩采煤沉陷区蝶变为标准化水产养殖基地，年产优质水产品超万吨，已形成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永城市还统筹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与搬迁安置，重点打造日月湖生态片区，昔日满目疮痍的沉陷区，如今成了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新天地”。


3.和美乡村：文化赋能留住“乡愁根脉”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走进永城市演集街道时庄村，亭台楼阁、曲径通幽，一步一景观。姜黄色的墙坯、深红色的屋瓦、火红的灯笼屋外高悬，低矮的茅草屋下老妪慢说往事，古韵古香的街道盛放着无数人心中永久的老家乡愁。这个人口1780余人的小村，曾是一个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空白的“空心村”。如今，它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艺术馆、风情街、农家乐村里业态越来越多，乡亲们吃上‘旅游饭’，钱包鼓起来了。”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丰华喜上眉梢。废弃院落、残次林地改成了工作室、民俗馆，房前屋后变成了小花园、小菜园，老石槽种上了铜钱草，旧水缸画上了永城八景，石磙、石磨点缀出景观路和文化墙。自20XX年规划建设以来，时庄村坚持规划引领、因地制宜，以田园景观和原始村落为基础，以文化艺术体验为核心，创新“农田+”多业态旅游模式。村里建成了包含浍滨书


院、尚瓷文化艺术馆、秋林艺术馆、陈氏染坊等在内的时庄文化艺术苑区。尚瓷文化艺术馆展厅面积1000余平方米，展出陶瓷艺术品3000余件。30余位艺术家入驻于此，涵盖书法、绘画、根雕、奇石、雕塑、剪纸、民间工艺等领域。


文化活了，村子就火了。每年春天，来自永城乃至周边的文人雅士百余人相约时庄村参加“三月三”雅集活动，文人墨客以文会友，琴棋书画各展才艺。时庄村年均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320余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时庄村还建起了永城首个“三核驱动”田园综合体——和美农场。2025年，农场负责人张亚流转100多亩地开始建设。这座乡村里的田园秘境，既是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又是亲子“微度假”示范区，更是一座活态农耕文化馆。鹿鸣牧场里，羊驼、小鹿与孩子们亲密互动；无动力乐园中，孩子们扎进水塘摸鱼捉蟹，在魔网上尽情蹦跳；农场还设有参观区、“一分田”认领区、种植区、养殖区和面包窑等体验项目。“政策好，把荒地变成了永城人的‘后花园’。”张亚说。农场常年吸纳30余名村民就业，旺季能带动60多人。“现在周末带孩子来的游客多得很，还有团建活动，门票一天就能卖好几千。”农场工作人员笑着告诉记者。


不止时庄一个村，演集街道的陆楼、丁楼等村庄也纷纷实现了美丽蝶变。演集街道以“南商、中旅、北菜”为总体发展思路，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在薛湖镇、蒋口镇等地，一批箱包、羽绒、服饰等村级加工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俺村没闲人，个个都忙着赚钱！”——这句当地群众的口头禅，正是永城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从高标准农田到特色产业园，从面粉加工到食品制造，从“一产独大”到“三产融合”，永城正以乡村振兴为笔，在这片土地上描绘着“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壮美画卷。永城市将持续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升粮食单产水平、夯实农田基础设施、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农业品牌，全力打造全省粮食安全保障核心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示范区。


记者感言


土地的价值不止于生长


从演集街道高标准农田里IC卡一刷就能浇地的便利，到刘河镇特色农业产业园60个养殖桶里二十多万尾鱼苗的欢腾；从花卉大棚里争奇斗艳的蝴蝶兰，到时庄村和美农场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永城这片土地，正在被重新定义。


过去种地，看天吃饭，一季麦子一季玉米，土地的价值就是产出粮食。如


今变了：同样一亩地，高标准农田项目让粮食降本增产，灌溉成本从三四十元降到五六元，这是土地的第一层增值；小麦等粮食走进企业车间变成面粉、食品、白酒，身价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是第二层增值；而在时庄村，土地加上文化、加上旅游、加上亲子体验，废弃院落变成艺术馆，荒地变成“后花园”，村民吃上“旅游饭”，这是第三层增值。


土地还是那块土地，但耕耘的方式变了，发展的思维变了。


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时庄村的废弃石槽种上了铜钱草，旧水缸画上了永城八景，石磙石磨成了景观。村里人没有大拆大建，而是用最朴素的方式留住乡愁、创造价值。这种不折腾、不蛮干、因地制宜的做法，恰恰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务实精神。


刘河镇特色农业产业园负责人蒋曌的一句话让人感触颇深：“养鱼废水经


过发酵变成有机肥，沼液灌溉蔬菜大棚，实现了不打药、不施化肥的纯有机种植。”从“一产独大”到“三产融合”，从资源浪费到循环利用，永城人正在用智慧和汗水，让每一寸土地都迸发出最大价值。


乡村振兴的路还长，但只要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永城正在用实践证明：土地的价值，远不止于生长。


基层财政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淮南市谢家集区李郢孜镇人民政府张磊


一、基层财政运行的主要特征


（一）税源结构性萎缩，税收增长缓慢


一是基层财政收入结构不合理。一方面，税收来源单一且不稳定，一旦经济出现波动，会给基层带来较大压力；另一方面，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税源未得到充分发掘，如资源税、财产税等，导致基层财政收入结构优化程度不足，难以满足基层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1]。二是多维冲击加剧税收下行压力。产业层面：钢铁、煤炭等传统支柱行业税收年均递减。企业层面：中小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企业所得税减少。政策层面：为了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却导致税基流失，税收增长乏力。三是招商引资成效甚微。基层地区在招引高新技术企业过程中普遍面临“三难”局面，区位条件制约：交通基础设施薄弱，距核心城市群平均车程超过2小时，物流成本较发达地区高出15%


—20%。产业配套断层：县域产业链完整度水平较低，缺乏关键技术服务平台和专业化供应商体系。营商环境落差：人才公寓、子女教育等配套与一线城市存在显著差距，导致高新技术企业落户意愿低迷。四是收入结构明显失衡，基层政府非税收入占比较高，财政收入增长依赖非税收入拉动，且税收占比远低于合理限额。财政收入增长潜力不足，保持收入持续增长的压力不断增大。


（二）债务风险显现，财政压力常态化


一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地方政府多通过举债等方式筹集资金，导致新增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根据2025年财政运行监测数据，安徽某县级政府平均债务率预计将攀升至165%—180%区间，显著高于财政部设定的120%风险阈值。二是债务结构不合理。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中，短期债务占比过高，长期债务占比不足。这种债务结构使得地方政府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而长期来看则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这种债务积累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补偿性债务占比过高：如棚改项目债券资金的89%用于征收补偿款和安置房购置，未能形成可运营资产。三是建设性债务效益滞后，如开发工业园区基建等项目的平均投资回收期达8—12年，形成“建设期财政垫付－运营期收益迟滞”的债务陷阱。四是通过“三重复合挤压”机


制影响财政健康。流动性挤压：专项债本息偿还占该县可用财力的16%。发展性挤压：历史欠账消化导致新增民生支出占比下降6.3个百分点。系统性挤压：政府购买服务等隐性债务形成“表外风险蓄水池”。偿付能力结构性弱化，以安徽某县区为例，财政自给率仅为41.2%，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达58.8%，形成“低自给-高负债-强依赖”的恶性循环。


（三）基层乡镇财政管理粗放，事财权失衡


一是基层乡镇财政管理粗放。由于预算编制不科学、执行不严格等原因，临时性支出占比超30%，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方面，部分资金被浪费在无效或低效的项目上。例如，一些乡镇在产业项目建设中，因前期规划不充分，资金投入后却无法产生预期的效益，甚至长期闲置，造成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临时性支出增加，易引发资金挪用、截留等问题，导致资金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益，进一步拉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二是事权财权失衡。基层政府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过程中，经常面临上级下达任务与本级财政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由于权责划分不明，基层政府往往需要承担超越财力范围的支出责任，导致基层财政捉襟见肘[2]。“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的治理格局下，财政支出刚性需求不断增加，民生支出持续增长。乡镇承担80%以上民生事务，但财政收入仅占全国15%，“小马拉大车”现象突出。同时基层财政长期面临“生存型支出”与“发展型投入”的两难抉择，前者聚焦“三保”底线，后者涵盖美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培育等增量投入。


二、基层财政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一）基层乡镇收支矛盾突出，财源结构单一


受经济增速放缓和税源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基层财政收入增长态势持续回落。与此同时，惠民补贴政策持续扩面、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基层财政呈现收入基数小与刚性支出需求大的结构性矛盾，收支倒挂现象普遍存在。收入端：税源基础薄弱，受大环境影响乡镇企业发展艰难，招商引资短期难见成效，中西部地区乡镇财政过度依赖转移支付，预算内收入仅能维持“吃饭财政”。支出端：刚性支出持续攀升，包含“三保”支出、债务偿还、民生工程等，以安徽省某县区乡镇为例，财政供养人员支出占比超40%。收支失衡：以安徽某县区2025年数据为例，其预算审减率达30%，传统“基数+增长”预算模式难以为继。尽管基层政府通过开源节流、压缩成本等措施积极应对，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收支失衡局面，制约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


（二）预算编制不科学、绩效管理意识薄弱


在基层财政工作中，预算编制环节的科学性与精细度对后续资金使用和项目推进有着直接影响。以安徽某县区部分乡镇为例，在预算编制中缺乏深入调研和严谨论证，过度依赖历史数据或主观臆断，这使得预算编制与实际情况脱节，难以有效指导财政管理工作，预算约束力弱，非刚性支出控制难也致使预算与实际执行偏差巨大。还有部分项目支出未纳入预算体系，导致项目支出存在挪用风险，形成监管盲区。其次基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存在意识薄弱、认知偏差等问题。重资金分配轻资金使用效率，导致部门过度关注资金申请而非高效利用。同时基层乡镇绩效评价体系不够完善，评价指标设置不够科学、评价方法不够规范等问题仍然存在，使得绩效评价结果难以真实反映资金使用效益和项目进展情况，影响了绩效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最后，由于预算编制不够科学和准确，基层乡镇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往往需要频繁调整预算。这种随意调整不仅影响了预算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增加了财政管理的难度和成本。


（三）资金使用效益低，专项资金监管不到位


一是专项资金支出不透明。在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跑冒滴漏”现象，部分专项资金被挪用或截留，用于基层乡镇日常支出及其他项目，导致专项资金无法真正用于支持重点产业和项目，影响了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专项资金财务核算不规范。以安徽某县区乡镇为例，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专项资金来源多元，基层乡镇项目繁杂，基层财务未设立专账进行核算，导致项目资金混用现象较为普遍。同时会计凭证不规范（如无工程决算书、审核报告代替审计报告，无竣工验收单等）。三是专项资金监管不到位。当前基层乡镇专项资金监管存在诸多漏洞，监管手段不够完善、监管力度不够大等问题仍然存在，违规使用专项资金问题的行为难以得到及时发现和纠正，增加了财政风险和管理难度。四是专项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由于监管不到位，项目进展缓慢等原因，专项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方面，部分资金被违规挪用至与项目无关的领域；另一方面，部分资金被长期闲置或沉淀，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


三、基层财政运行的建议


（一）壮大乡镇经济，构建可持续的财税体系


一是产业造血优化结构。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以村级为单位，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载体，培育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等特色农业产业，


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和建设。二是精准谋划项目，紧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统筹预算内投资、专项债等资金，提高专项债资本金比例，加快重大项目建设。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同时，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三是强化招商引资与小微企业扶持。首先要制定优惠政策和措施，吸引优质企业落户基层乡镇。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对接，提供精准优质的服务支持，促进企业发展壮大。同时，强化财政金融协同。重点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最后，优化财源培育。落实减税降费、留抵退税等纾困政策，增强镇域经济内生动力。四是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工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二）优化财政体制，提升乡镇财政效率


一是深化支付制度改革，强化资金监管。通过预算一体化平台，实现资金申请、审批、拨付全流程在线管理，提升财政工作效率和透明度。构建完善的转移支付资金监管制度。对于一般性支付资金，构建完善的绩效评估体系，使其应用更加合理；对于专项资金，落实国库集中支付模式[3]。二是明确事权与支出责任。合理划分乡镇与上级政府的事权范围，避免事权下移、财权上收的倾向，确保乡镇有足够的财力履行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三是加强乡镇财政能力建设，夯实管理基础。着力提升人员专业素质。定期组织乡镇财务人员专项培训，重点加强预算编制、资金统筹和绩效管理能力，培养专业化财政管理队伍，适应改革发展需求。四是健全绩效管理体系，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将绩效目标管理贯穿预算编制、执行和评价各环节，确保资金投向高效领域。通过绩效评估筛选项目，压减低效支出，集中财力办大事。通过树立花钱必问效的理念，进一步提升乡镇财政效率。


（三）加强预算管理，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


一是优化预算编制机制。推行零基预算改革，打破“基数+增长”的传统模式，以实际需求为导向重新评估支出项目，优先保障民生、基础设施等刚性需求，压缩非必要支出，统筹资金用于重点领域，集中财力办大事。二是建立全面的预算执行监督体系，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持续追踪和评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预算执行监管平台，实时追踪每笔预算资金的去向。从资金拨付的起点，经过各部门的使用环节，直至最终的项目成果，实现全流程的动态监管[4]。通过利用预算一体化系统平台，对财政资金支付，项目进度


等关键指标实时预警，对偏离预算的项目进行及时干预，防范财政资金风险。强化预算约束。坚持“无预算不支出”，新增政策项目需评估财政承受能力，未通过评估不得安排预算。对预算执行不力的项目扣减下年度预算，强化部门责任。三是强化预算调整和绩效管理。完善预算调整机制，明确预算调整要求


（如政策变动等），规范预算调整程序，防止随意更改预算。加强基层政府对预算绩效管理过程的监督管理，构建“预算－绩效－监督”一体化管理体系。


（四）完善监督机制，建立财政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构建完备的内部控制体系。基层财政部门需构建完整的内控体系，保障财务管理和监督工作依规进行。该系统应涉及预算编制、资金分配、资产管理以及合同执行等关键层面，形成一个严密无漏洞的监管框架[5]。二是构建多元化监督体系。建立人大、审计、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参与的监督网络。创新监督方式方法，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建立财政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实现资金流向实时追踪。健全监督问责机制：明确各监督主体的职责权限，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将风险防控纳入领导干部考核，对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三是建立财政风险防控体系。定期开展财政风险评估，识别潜在风险点。构建“大数据+财政”智能监测平台，实时跟踪收支、债务、社保等风险指标，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四是加强债务管理，全力防范债务风险。依托财政部债务监测系统对存量债务进行动态管理，妥善化解存量债务，严控新增债务。五是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定期公开财政收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增强财政透明度，确保资金不被挪用、挤占。


四、结语


基层财政工作是乡镇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的根基，本文从实际出发，通过剖析基层财政存在的核心问题，提出了开源节流、优化结构、强化效能、创新模式、风险防控等应对措施，为基层财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该研究对推动基层财政转型、维护基层政权稳定运转具有关键性支撑作用。未来研究还可进一步探索数字化监管工具的应用效能，深化跨区域债务协同机制，并长期跟踪基层财政改革对民生保障的实质影响，以构建更具韧性的基层财政治理体系，提升基层财政可持续性。助力基层财政构建起“收入稳、支出优、风险控、效能高”的新型运行模式，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基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究


信阳市审计局陈玉


基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效果、公共资金和国有资产使用效益以及群众切身利益。开展基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健全干部监督体系、净化基层政治生态、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关键举措[1]。但基层审计机关在基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方面面临审计覆盖范围广、业务类型杂、审计资源有限、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存在深度不足的短板，无法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作用。


一、基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现状审视


（一）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审计全覆盖有序落地


近年来，各地基层政府及审计机关根据国家经济责任审计规章制度及区域实际，细化出台本地经济责任审计操作规程、联席会议制度等配套文件，推动基层经济责任审计规范化。在审计全覆盖工作要求下，越来越多的基层审计机关将任中审计项目占比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推动审计监督从事后追责向事中控制延伸，有效填补了基层干部经济履职监督盲区，筑牢基层治理监督防线。


（二）监督维度不断拓展，审计职能持续升级


当前，基层审计工作不再局限于核查财政资金收支、账务合规性等基础内容，而是逐步延伸至重大经济决策执行、惠民政策落地、民生保障成效等多元领域，实现从“查账式审计”向研究型审计、大数据审计的转型。依托信息化手段优化审计核查方式，有效提升了审计监督的精准性和高效性。审计职能也从单一的事后问题核查，升级为事前风险预警、事中过程管控、事后整改治理的全链条监督，为基层提质增效、规范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审计服务基层治理的赋能作用持续凸显。


（三）现存短板制约审计高质量发展


在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同时，基层经济责任审计实操层面的短板依然突出。一是当前审计评价标准化建设滞后，评价工作过度依赖审计人员主观经验，责任认定边界模糊、定量支撑不足，导致对干部履职情况的评价片面化，评价结果客观性、完整性不足。二是基层审计队伍建设短板突出，复合型专业人才紧缺，大数据信息化审计实操能力薄弱，难以精准挖掘隐蔽性强、深层次的违规风险。三是当前审计成果闭环管理机制不健全，导致成果转化运用的整体效能


偏低。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对成果综合运用重视不足，各职能监督主体协同联动不畅，未形成监督合力，难以充分释放审计查改并举、标本兼治的治理价值。整体而言，当前基层经济责任审计仍处于规范化转型阶段，距离精细化、科学化、长效化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当前基层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审计评价体系不完善，责任界定难度大


现阶段，审计评价大多套用通用性准则，缺少靶向明确、可量化的专项评判标准，普遍存在主观经验判断居多、客观数据佐证偏少等突出问题。同时，基层工作事务繁杂、事项关联性强，多部门联合履职权责交叉等现实情况，致使直接责任与领导责任划分边界模糊不清。审计人员在责任认定中难以清晰甄别区分，容易造成责任笼统泛化、问责尺度失衡，直接削弱审计结论的客观公正性与专业权威性。


（二）基层审计资源薄弱，专业能力适配性不足


审计队伍综合专业能力是把控经济责任审计质量的核心要素，但部分基层审计机关存在人员配置紧缺、专业结构失衡、复合型骨干储备不足等短板。一是人员力量短缺。基层审计机关人员编制总量有限、在岗业务力量不足，伴随审计项目逐年扩容、审计全覆盖刚性落地，长期存在一岗多责、超负荷运转现象。二是人员专业结构单一。基层审计人员大多为财务会计专业，精通传统账目核查，但缺乏熟悉工程建设、大数据审计等复合型人才。面对基层重大项目建设、惠民资金管理等新型审计内容，仍沿用传统财务收支审计思路和方法，审计覆盖的深度与广度存在明显局限。


（三）审计筹备不规范，实施方案针对性不高


部分基层审计机关对审前筹备环节的流程管控不严，标准化筹备机制落实不到位，各审计组凭借以往经验开展，审计质量和效果参差不齐；编制实施方案时未充分开展前期摸底调研，多数审计人员开展审前调查仅停留在简单收集单位财务报表、基础台账层面，对基层单位业务流程、风险薄弱点的研判不够充分，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审计实施方案内容较为笼统，缺少针对被审计单位的个性化内容，甚至直接套用工作方案，对审计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


（四）审计实施流程不规范，现场审计质效偏低


基层经济责任审计项目普遍存在实施流程不规范、过程管控薄弱的问题。一方面，审计项目时间分配不合理，存在重收尾、轻实施的时序偏差。现场审


计实施阶段时间紧、任务重，导致现场核查、追溯调查等关键环节落实不扎实，审计发现多停留在表层，且审后报告、复核归档流程长，影响整体质效。另一方面，基层审计机关的常态化项目复核、全过程动态监督、质量抽查核验等内控机制落实流于形式、约束力不足。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审计人员不能及时排查整改审计流程漏洞、取证不规范、评价结论偏差等各类质量问题，导致审计质量偏低。


（五）审计成果运用不足，整改问责机制不健全


部分基层审计工作中存在“重审计、轻整改、弱运用”的现象，对审计发现问题的跟踪督办、闭环整改、成果转化力度不足，同类问题屡审屡犯，整改反弹情况时有发生。同时，审计整改追责刚性不足，问责约束偏弱，审计结果与干部考核、日常监管、制度完善衔接不够紧密，未能有效发挥审计查错纠弊、预警防范、标本兼治的治理作用，未能充分释放审计成果价值。


三、基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完善对策


（一）优化审前筹备流程，提升审计针对性


严格规范审前筹备流程，夯实审计实施工作根基。立足基层履职实际细化审计重点、核查内容，杜绝审计重点泛化模糊问题，全面提升审计方案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操性。一是持续深化审前调查，健全全方位调研研判机制。项目实施前，全面摸清被审计单位履职情况、资金流向、项目建设及政策落实情况，精准识别关键履职环节和风险隐患，提升审计靶向性和精准度。二是精准编制审计实施方案，摒弃通用化、模板化的编制模式。立足被审计单位行业属性、岗位权责、履职重点及风险隐患，细化审计核查内容、评判标准、取证规范、时间节点与人员分工。聚焦重大经济决策落地、财政资金使用绩效、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廉政风险防控等核心履职领域，锚定审计重点，确保审计方案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具备极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操性，从源头上规避审计核查泛化、重点虚化问题[2]。


（二）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精准界定履职责任


一是构建多维量化评价体系。坚持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围绕资金、资产、资源的规模与质量设置核心指标，从发展实绩、长远战略等维度精准画像，避免主观臆断和“一刀切”，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科学可信。二是科学界定履职责任边界。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深入调查了解问题的历史背景、决策过程及实际作用。严格区分直接责任与领导责任，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确保


定责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检验。三是落实容错纠错机制。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准确把握事业为上、实事求是的原则。将改革探索中的无意过失与明知故犯等违纪违法行为严格区分开来，合理界定免责或从轻定责情形，最大限度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强化审计队伍建设，夯实专业能力支撑


聚焦基层审计人才短板，全方位打造适配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队伍。一是优化队伍结构，破解力量瓶颈。通过公开招录与人才引进，精准补充工程、法律、大数据及绩效管理等紧缺专业人才。二是健全培训机制，提升履职能力。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针对经济责任审计、绩效评价等高频难点开展实操演练与专题培训；搭建交流平台，组织审计人员参与上级项目与跨区域学习，推动审计人员知识更新与能力升级。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提升审计效能。推进基层审计数字化建设，开展大数据实操培训，引导审计人员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数据比对、疑点筛查与风险排查，全面提升审计核查的精准度与工作效率。


（四）规范审计实施流程，健全质量管控机制


聚焦审计实施全流程，完善标准化操作规范和质量管控体系，破解流程不规范、质效偏低问题[3]。第一，优化项目实施时序，均衡配置审计资源。科学统筹审前、审中、审后各阶段工作时序，合理分配审计工作时长，优先保障审前调研、现场核查、取证核实等核心实施环节的工作深度。第二，统一现场实操标准，规范审计业务流程。制定适配基层的经济责任审计实操指引，统一明确取证标准、核查流程、疑点研判处置、审计底稿编制等核心业务规范，切实提升审计实操的规范性与精准度。第三，健全全程质控机制，压实层级监管责任。建立审计人员自查、审计小组复核、业务部门终审的三级复核制度，对方案编制、现场实施、问题定性、证据采信等全流程环节从严审核。


（五）健全成果运用机制，强化审计监督实效


以成果转化、问题整改、长效治理为核心，打通“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成果运用—制度完善”全闭环链条，充分释放审计常态化监督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审计报告质量，摒弃单纯罗列问题的撰写模式，坚持“问题、成因、建议”一体研判，深入剖析制度漏洞与管理短板，并结合基层实际提出精准可落地的整改举措，从而提升审计报告的决策参考价值。严格压实被审计单位主体整改责任，建立清单化整改、台账化管理、销号式办结的工作机制。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依托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推动审计、组织、纪检等部门信息共享、


结果共用，将审计结果深度融入干部考核、任免问责全过程[4-5]。


四、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基层审计机关需要立足基层工作实际，聚焦审计全流程提质增效，通过优化审前筹备、健全评价体系、强化队伍建设、规范实施流程、完善成果运用机制，全方位破解基层审计实操难题，推动经济责任审计从“程序性审计”向“实质性监督”转变，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治理”全链条赋能转变。通过持续提升基层经济责任审计质量，精准界定干部履职责任，规范基层权力运行，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充分发挥审计监督在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基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政治生态持续净化提供坚实保障。


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课题组


（2026年8月4日）


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挖掘好文旅资源优势，把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是我省夯实产业多元发展根基、培育新兴经济增长动能的重要抓手。


承载千年三晋文脉的文旅资源是山西独具特色的核心优势资源。山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聚焦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文旅强省目标，深化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促进文化支撑旅游、融合赋能产业、全域联动发展，加快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将文旅产业加快打造为支撑我省经济转型的支柱产业，既是建设新时代文化强省的有效路径，更是山西迈出资源型地区转型新步伐的必由之路。


一、用好文旅资源，以资源优势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挖掘文旅资源禀赋，筑牢转型发展根基。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文物大省、非遗大省，拥有众多全国第一。山西拥有底蕴厚重的古建筑、绚丽多彩的非遗、光辉灿烂的红色文化、独具特色的康养资源，文旅资源非常丰富。这些文旅资源是转型发展得天独厚的宝贵家底。各地要认真开展文旅资源摸底工作，系统盘点文旅资源存量，全面完成各类资源建档分类，在保障文物安全和落实生态保护要求的前提下，深度挖掘各类文旅资源蕴含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盘活长期沉睡的闲置文旅资源，甄选具备市场开发潜力的优质资源，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长久的产业发展优势，为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统筹文旅资源布局，打造经济发展引擎。依托已全域贯通的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打破市县属地行政壁垒，串点成线，沿线成带，推动红色地标、文化古迹、乡村旅游、工业遗产等各类城乡文旅资源走向规模化集聚、体系化布局。充分释放资源集聚势能，把单点资源优势升级为产业集群优势，助力文旅产业持续成为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创新文旅业态，以业态活力提升经济发展效益


深化跨界融合，推动旅游经济从观光流量向消费增量持续转化。以增强多元产业联动效能为抓手，构建“文旅+”融合发展生态。打造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品质精良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


依托各地自然资源禀赋和乡土文化特色，差异化布局乡村旅游产品业态，精心打造具有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的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和特色农产品销售，助力乡村振兴。落实省委、省政府打造“康养山西夏养山西”文旅品牌的战略部署，培育“文旅+康养”产业集群，错位开发凸显地域标识的旅居康养产品，在引领健康消费、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的同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做大做强演唱会经济、赛事经济，发展“文旅+演唱会”“文旅+赛事”，以点带面，持续保持消费增长点，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以布局“文旅+特色夜经济”为载体，通过夜游、灯光秀、美食街区等，有效延长消费链条，培育壮大夜间文旅消费市场。


新质生产力在文旅产业的应用，让传统文旅业在产品创新、体验升级、消费模式等维度经历了一场深刻变革。山西各地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文旅业态升级的核心驱动力，运用数智技术，开发高品质、高情绪价值的文旅产品，培育文旅新业态，让文旅产业从传统的观光游览升级为沉浸式的深入体验与精神滋养，形成新的文旅消费热点，为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三、做优文旅品牌，以品牌效能塑造经济转型优势


塑造特色文旅IP，擦亮三晋文旅名片。以提升核心文旅IP品牌影响力为目标，对云冈石窟、五台山、平遥古城三大世界文化遗产景区全方位进行提质升级。精心打造省域文旅目的地IP集群，省域、市县、企业共同塑造具备辨识度的山西文旅品牌形象，构建特色鲜明的文旅品牌矩阵，增强“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深挖三晋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品质精良、内涵丰富的“晋”品系列演艺节目，以文艺精品讲好山西故事的历史底蕴，以创新表达做好三晋文化的现代诠释，持续释放文旅市场消费潜力。通过深化品牌建设，增强文旅产业核心竞争力。


构建全域传播格局，放大品牌辐射效应。深化与头部主播、知名人物的合作，打造景区、专家、自媒体等联动宣传网络，打造以山西文旅为主题的精品综艺、影视、动漫、纪录片等优质文艺作品，同时进行广泛传播；深入挖掘地域特色文化符号，并以更有创意、更具吸引力的表达形式，孵化具备出圈潜力


的文旅主题内容、现象级文旅话题，引爆全网传播。办好山西省旅游发展大会、文旅品牌创新嘉年华等重大活动，通过海外媒体、国际文旅交流活动进行全球推广，助推山西文旅品牌走向世界。通过国内引流、国际出圈双向发力，拓宽入晋旅游客源市场，依靠客流增量实现经济增收。


四、厚植文旅生态，以生态底蕴释放内生发展潜力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壮大文旅市场规模。从政策保障、财政投入、税收减免等方面为文旅产业发展营造优质的发展环境。完善文旅投资、招标、运营等方面的相关法规政策，构建多方协同发展机制，健全文旅市场发展体制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文旅市场主体信心。加速孵化本土龙头企业，助力中小文旅企业扩容提质，引进优质运营团队，整体提升全省文旅行业公共服务品质，提升文旅产业发展能级。


实施协同发展战略，拓展文旅开放格局。对内构建跨省文旅产业协同发展体系，加强与京津冀、黄河流域等跨区域体制机制对接，打通资本、人才、数据等要素流通壁垒，推进品牌共塑、资源共享、线路共建、客源互通。完善涉外财税、跨境投融资、涉外法务与知识产权等政策法规，常态化搭建国际产业合作平台，为本土文旅企业融入国际市场、引进海外文旅项目落地山西培育制度型开放生态，拓宽山西文旅开放新格局。


文旅兴则产业旺，产业旺则转型活。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是山西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抓手，更是培育多元增长动能、深化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举措。山西将充分释放文旅市场消费活力，吸引更多游客感受表里山河的独特魅力，在深化山西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进程中彰显更大的作用。


精耕细作高效能治理示范引领


商丘日报全媒体示范区采访调研组


（2026年8月5日）


7月24日，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市召开，与会人员深入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张阁镇实地调研。


全省会议现场调研，证明这里有看点。近年来，示范区深耕基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建设，以党建为红色引领、以网格为坚实支撑、以数智为核心驱动，持续深化“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7月27日至28日，商丘日报全媒体采访调研组，深入示范区探访基层治理的创新探索和务实做法，见证这里基层善治的悄然之变与治理效能的持续释放。


1.党建引领机制赋能守牢治理底线


在张阁镇张阁村，每家每户都有一张“四走六查”便民服务卡。服务卡上印有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张阁镇党委书记、张阁镇镇长，以及包村片长、包村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网格员和当地派出所所长、责任片警的手机号码。


服务卡还印着这样一段话：“为持续做好辖区居民服务工作，我们将用心用情履职尽责，全力保障来电及时接听、诉求快速回应、事项稳妥办理，竭诚为大家提供便捷高效、细致贴心的便民服务。”


这样的服务卡覆盖到了每个街道、每个社区、每个村庄，成为干群联络的纽带。群众遭受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上面的电话反映。


党建是基层治理的根本引领。示范区锚定“实战实用实效”工作导向，领导干部率先垂范、靠前指挥，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健全完善治理工作机制，推动党建优势全方位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干部身上都是土，群众心里才不堵；干部脚上都是泥，群众心里才不急。干部主动深入基层、联系群众，才能拉进干群关系，化解基层治理难题。


“四个走一遍”是示范区创新推行的基层治理工作法：专职网格员当“贴心小管家”，每天在网格内走一遍；网格长是“守护者”，三天走一遍，盯重点村


（社区）；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一周走一遍，查找基层治理隐患；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一月走一遍，关注重点领域、重点人员。


同时，示范区领导干部、各职能部门领导和各街道、乡镇领导，也主动到社区、乡村、学校、企业和群众家中走访，重点查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矛盾


纠纷、生态环境、公共卫生、民生服务需求等方面的隐患，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为破解基层治理权责不清、落实不力、推进不实等难题，示范区创新推行大员上前线、一线工作法、奖惩激励等十大工作机制，以制度化、常态化举措倒逼责任落地，实现“以平时保战时、以常态促长效”的治理格局。


从化解民生难题到防范重大风险，示范区以党建凝心、以机制聚力，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不断净化社会风气、稳定社会大局，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平安基石。


2.网格支撑精细服务畅通民生末梢


前不久，民欣街道许楼家园西区的网格员，在小区多个地方发现车辆乱放，堵塞消防通道，及时处理后，民欣街道又调度执法人员，对辖区内43个小区开展车辆乱停乱放专项大排查，共清理整治消防通道占用点位128处，片区停车乱象得到明显改善。


网格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示范区立足辖区人口密集、业态丰富、治理任务繁重的实际，严格按照“人、地、事、物、情、组织”六要素，科学划分1581个城乡网格，涵盖城市、农村、专属三类网格，同步搭建数字化网格体系，配齐2006名专兼职网格员，构建起全域覆盖、无缝衔接、线上线下联动的治理网格。


为激活网格治理活力，示范区常态化开展网格员、网格长业务培训，每月组织2次专项赋能学习，全面提升基层网格员隐患排查、矛盾调解、应急处置能力。


同时创新延伸治理触角，整合“雪亮工程”“蓝天卫士”、无人机巡查等资源，打造“空中网格员”，打破传统人工巡查局限，实现高空巡检、全域排查、快速响应，破解河道排污、违建隐蔽、火情隐匿等巡查难题。


依托“商好办”小程序，示范区全面落地“七步闭环”工作法，构建“发现、上报、交办、办理、反馈、评价、归档”全流程处置链条，真正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


如今，辖区网格员日均上报各类民情信息、隐患线索1300余条，事项办结率高达99.85%，海量基层小事、民生难题在网格内就地化解。


细微之处见初心，网格小事暖民心。从邻里纠纷化解到安全隐患排查，示范区千万网格力量下沉一线，用精细化服务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3.数智赋能科技驱动升级治理模式


7月27日，记者在示范区高效能治理指挥中心看到，指挥系统的电子大屏实时跳动着辖区民情动态、隐患点位和办结数据。


数字赋能是基层高效治理的核心引擎。示范区坚持科技赋能、智慧治理，打造的区级高效能治理平台，汇聚18类信息资源、56万条基础数据，涵盖辖区“人、地、事、物、情、组织”六大要素，覆盖平安建设、信访稳定、新兴领域、和谐医患等16个重点治理领域。平台横向打通37个业务系统，纵向贯通区、乡、村三级治理体系，深度整合数据资源，打破部门壁垒，搭建全域智慧治理体系。


依托大数据、AI智能算法，示范区创新打造“预防、预警、预治”的“三预”核心模块，建立红、橙、黄、蓝四级风险预警机制，实现风险隐患分级分类、精准施策、闭环管控，推动治理模式从传统“事后被动处置”向“源头主动阻断”的根本性转变。


截至目前，示范区累计预测预警各类风险841件，成功化解836件，风险化解率达99.52%。同时，示范区精准对接基层治理需求，迭代开发智慧消防、校园防霸凌、坑塘防溺亡、蓝天卫士等13个智慧应用场景，覆盖安全生产、校园安全、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


智慧消防场景中，张阁镇沈西村借助全域布设的联网烟感报警器，精准捕捉电线老化冒烟火情，工作人员5分钟内快速处置，成功守护商户半生心血。


校园防霸凌场景通过智能声感终端，精准识别校园角落尖叫、斗殴等异常声响，事前预警震慑，事中快速干预，杜绝校园欺凌隐患；坑塘防溺亡场景布设电子围栏，智能驱离涉水人员，实现全域零溺亡。


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互促互进。示范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3年稳居全市第1位，今年1至6月份，全区生产总值74.67亿元，同比增长6.7%，一般预算收入15.43亿元，同比增长21.5%。


“我们将紧紧围绕‘走在前、作示范’的目标定位，以保重点厚植发展根基，以防风险守牢安全底线，以惠民生绘就幸福底色，以强党建淬炼过硬作风，坚持把高效能治理作为执政兴区的第一责任，以党建为引领，筑牢基层治理根基，用实打实的治理成效彰显示范区温度、擦亮基层善治名片。”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张峰说。


记者感言


基层善治贵在得法


走进示范区，实地探访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创新实践，记者真切感受到：基层善治，贵在得法。示范区跳出传统治理窠臼，以科学思路、精准方法、创新路径，实现基层治理从粗放管控向精细善治的精彩蝶变。


暖心治理有“温度”，固本安民有“章法”。示范区坚持党建领航、机制赋能，找准群众工作切入点。一张全域覆盖的便民服务卡，打通干群沟通壁垒；创新推行“四个走一遍”工作法，常态化下沉走访、排查隐患、倾听民声，用制度化、常态化的务实举措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让治理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筑牢了基层善治的根基。


高效治理有“速度”，提质增效有“新法”。示范区深耕网格治理、创新数智解法，走出一条科学高效的治理新路径。全域细密网格全覆盖、七步闭环处置全流程，实现小事不出网格、难题快速化解；依托大数据、AI智能预警和十余类智慧场景，以科技赋能替代人海巡查，变事后处置为源头防控，用创新方法破解治理痛点、堵住安全漏洞。


示范区找准治理路径、创新治理方法、做实治理成效，把繁杂的基层工作做细、做实、做优，切实将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实打实的幸福感，以高质量善治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生动诠释了基层治理的示范担当与为民初心。


聚链向新高质量发展奋勇争先


商丘日报全媒体示范区采访调研组


（2026年8月5日）


盛夏的示范区，厂房里机器轰鸣、市场上车流不息、工地上建设正酣，一组亮眼的经济数据，正是这片热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今年上半年，示范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5%，这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领跑全市，高质量发展成效凸显、势头强劲。


数据的背后，是全区上下奋勇争先、实干笃行的奋进热潮。示范区锚定“经济强区”目标不动摇，全力以赴稳运行、强产业、兴枢纽、促转型。


7月27日，商丘日报全媒体采访调研组走进示范区，实地触摸产业脉搏、感受发展热度，见证这片土地奔涌的生机与活力。


1.产业聚链成势夯实工业发展根基


北汽福田智蓝汽车车间里，机械臂精准挥舞，传送带平稳运转，一台台崭新的新能源车依次下线，车身锃亮、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铝箔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操作工紧盯仪表盘精准调控参数，铝坯经轧制、退火、分切、检测等精密工序，蜕变为一卷卷薄如蝉翼的超薄铝箔。


一厂一景皆是实干热潮，一链一品尽显产业底气。从整车制造到新材料突破，从智能车间到链式布局，示范区工业发展的每一步都踩得实、冲得稳。


“不抓工业没有出路、大抓工业没有退路”，这是示范区上下的共识。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铝基新材料产业链、电子信息产业链、电池超级供应链和化工新材料产业链等产业链群，示范区精准招商、强链补链，逐步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十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目前，全区各大产业链蓬勃发展、体量持续攀升。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初具规模，集聚22家链上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55亿元，同比增长45%；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不断壮大，12家链上企业赋能发展，今年上半年产值达90亿元，同比增长94%；电子信息产业链持续完善，6家在链企业深耕细分领域，今年上半年产值20亿元，同比增长19%；电池超级供应链正在逐步形成，10家在链企业协同发力，今年上半年产值23亿元，同比增长24%；化工新材料产业前景广阔，化工新


材料产业园成功获批，招商工作有序推进。


新能源汽车、铝基新材料两大核心产业链规模持续壮大，成为工业增长“双引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集聚的企业覆盖整车、电池、电机、轻量化零部件等全链条，成为全区工业增长主引擎。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以神火铝箔和恒源通为“双龙头”，莱尔科技、信宜铸造、盛世东晨、商鼎耐火材料等企业串珠成链。


北汽福田智蓝汽车制造副总经理、厂长沈艳利对供应链属地化深有感触：“示范区相关部门与我们企业密切协同，联合开展招商引资，专门制定相关支持政策，吸引零部件企业集群扎根，形成了‘以整带零、以零促整’的产业生态。”


2.枢纽聚能提速放大区位独特优势


7月27日清晨，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来自全国各地运输农产品的车辆络绎不绝，冷链货车、长途运输车、配送车辆有序进出；各个交易区摊位整齐、货品充盈，新鲜蔬菜、时令水果、干货副食琳琅满目；市场智能大屏实时更新交易、价格数据，极具影响力的“商丘价格”已成为全国农产品行情的重要风向标。


作为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规模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这里每天海量货物高效流转，源源不断串联起产地供给与各地消费市场，真正实现货通全国、价引四方，彰显出强劲的枢纽辐射力与市场带动力。


2025年8月，河南省6个枢纽经济先行区名单公布，以示范区为主的商丘枢纽经济先行区名列其中。示范区立足大交通、构建大枢纽、培育大物流、形成大产业、实现大发展，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深度融合，一步步把区位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


如今，示范区拥有“国家商贸服务型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河南省枢纽经济先行区”四大金字招牌，聚力培育交通、农产品、商贸、冷链、电商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交通产业集群借势突破，总投资45亿元的商丘国际陆港建成投用，商郑欧班列顺利开行，强力拉动全市7大主导产业、15个产业集群乘势而进；农产品物流产业集群成型成势，以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为龙头，链条更完整、流通更高效；商贸物流产业集群提档升级，推动光彩、佳海、亿丰等18个大型专业市场提质增效，业态更活、人气更旺；冷链物流产业集群强势推进，总投资35


亿元的中原智慧冷链物流园加快建设，预计10月实现部分投运，冷链物流短板加速补齐；电商产业集群乘势布局，借力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绸之路”融合发展机遇，大力培育直播电商、跨境电商新业态，让商丘好物卖得更远、卖得更畅。


3.转型持续发力激活产业全新动能


在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不同规格的铝箔样品整齐排列：从用于食品包装、医药包装的双零铝箔，到适配新能源电池核心的8微米电池箔，再到代表行业顶尖工艺、厚度仅4.5微米的超薄铝箔，每一款产品都承载着技术突破的成果。


凭借持续不断的研发攻坚与工艺优化，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加速产业升级步伐，其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池、食品包装、香烟包装、医药包装、乳膏类产品包装、保温材料、电子电容器等领域。


不止于龙头企业的单点突破，一场全方位的技改升级、产能革新正在示范区全域铺开。立足工业提质、产业增效的发展目标，示范区以技改升级、扩能新建、企业培育为抓手，建立“投产、在建、推进、谋划”梯次项目推进机制，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存量优化、增量提质、总量跨越，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为全方位推动工业产业迭代升级，示范区统筹推进“20个技改、20个扩产”转型项目，目前20个技改项目半数已投产见效，其余项目稳步施工、有序推进；20个扩产项目中，远洋用品、汉业精密等项目已建成投产，福田智蓝、鼎新包装等项目进入施工阶段，一批优质项目完成土地、资金对接，后续储备项目充足。


为彻底激活传统产业内生动力，示范区深入实施“一转带三化”行动，推动多家企业开展大规模设备更新，淘汰老旧低效生产线，持续释放产能活力。同时加快推进智能制造转型，一批“5G+智能工厂”“5G+智能监控”示范项目落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加速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瞄准新赛道、新机遇，示范区围绕“六新”（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领域谋划18个重点产业项目，覆盖实体产业、工业互联网、科技创新三大方向。此外，示范区常态化培育“小升规”企业，持续壮大规上工业企业队伍，夯实工业底盘。


密集落地的项目、持续深化的转型、不断壮大的企业矩阵，推动示范区工


业指标全线领跑全市。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产值达140.99亿元、增长18.15%，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6%，工业投资增速达53%，核心指标均位居全市第一。


凭借完善的链式产业体系、得天独厚的枢纽物流优势、持续深化的产业转型升级举措，示范区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激活发展内生动力，在产业崛起中跑出“示范区速度”。


记者感言


实干笃行出成绩


记者行走在示范区的产业园区、物流市场，处处能感受到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一组亮眼的经济数据，绝非简单的数字叠加与增长，而是示范区深耕实体产业、激活枢纽优势、迭代创新动能的生动缩影，是全区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勇争先的扎实成果。


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铝基新材料产业链聚链成势，到五大千亿级物流集群蓬勃起势，示范区立足自身禀赋，走出了一条实体经济与枢纽经济双向赋能、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产业提质靠实干，动能转换凭创新。示范区坚持工业强区不动摇，以技改扩能激活存量，以招商引资扩容增量，以智能转型提升质量，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新兴产业积蓄新动能。政企协同共生、项目梯次推进、业态持续出新，这片热土正以实干作答、以实绩争先，稳稳筑牢区域经济稳进提质的坚实底盘。


科技赋能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深圳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2026年8月13日）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注重用数字算法丰富反腐方法”“推动监督数字化与行权数字化‘如影随形’”“加快推进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打造廉洁文化科技支撑体系”，对科技赋能纪检监察工作作出部署。广东省深圳市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深圳在信息技术、数据资源等方面的前沿优势，在深化纪检监察数字化战略转型中乘势而上、先行先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以科技赋能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准确把握基础数字平台支撑作用，加快推进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


深圳市纪委监委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包括信息化资源中心、三大数字化应用平台、信息化实战应用在内的“1+3+N”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以高质量基础数字平台建设成果更好支撑监督执纪执法各项工作。


全要素构建硬件载体。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要求高、任务重，必须依托集中化的硬件设施和应用载体有效汇聚信息、促进业务协同，更好实现系统集成、高效运转。高标准建设集中应用承载场地，建成集审查调查信息查询、电子数据分析和司法勘验、信息化监督应用、科技装备研发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纪检监察中心，与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建纪检监察科技装备联合实验室，不断提升全智能开发应用中心建设水平。


全域归集数据资源。数据资源是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的核心要素，必须着眼打破“信息孤岛”，深化数据共享、提升数据质量，切实发挥好数据资源赋能增效作用。加快搭建信息化资源中心，基本实现监督执纪执法所需数据全覆盖。同时，注重加强数据整合、治理，动态优化扩充数据资源目录和主题库，以高质量数据资源为监督执纪执法提供有力支撑。


全链贯通业务流程。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必须坚持服务主责主业。紧紧围绕信息技术赋能工作全流程，着力构建数字监督检查、数字审查调查、数字综合管理三大应用平台。深化数字监督检查，整合监督应用子系统，针对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建立完善监督模型，形成一体化、通用化、智能化监督体系。深化数字审查调查，以案件管理系统为主线，一体实现从信访到审理的全流程业务贯通和应用支撑，推动案件查办提质增效。深化数字综合管理，打造移动办


公系统和“三化”建设问题查改平台，全面覆盖综合办公、组织人事、后勤保障等业务，推动机关运行更加高效。


二、准确把握深化数智监督目标任务，健全公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依托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推动监督数字化与行权数字化“如影随形”，更好提升主动监督、精准监督能力。深圳市纪委监委围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信息化技术全面赋能公权力监督，推动关口前移、抓早抓小，实现对权力运行的精准监督、全程监督、有效监督。


推动行权数字化监管。行权数字化是公权力监督的基础，重点要把公权力行使的各类要素转化为数据，用数据信息固化行权流程，以“技术理性”增强“制度刚性”、制约“权力任性”。牢牢把握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机遇，结合数字政府建设，督促财政、国资、住建等重点职能部门从提升治理水平、规范权力运行的高度，推进专项资金、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行权数字化监管，围绕权力滥用易发多发环节，健全权力阳光运行、数字监管等工作机制，构建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行权数字体系。


拓展信息化监督场景。借助信息技术拓展监督场景、推进监督与监管贯通，是持续放大数智监督效能的必然要求，必须突出关键要素，深化穿透分析，更好发挥预警纠治作用。持续探索“信息化+N”工作模式，开发公权力监督融合平台，构建模型创建、智能分析、问题处置、数据治理的工作闭环。围绕“信息化+招标采购监督”建立完善监督模型，协同开展监督预警，有效发现处置围标串标、疑似陪标、评分异常等风险。创新推行“信息化+巡察监督”，整合建成“数智巡察管理平台”，开发具有数据管理、模型创建、问题分析等功能的“巡察监督信息化分析平台”，推动发现一批高质量问题线索。


探索前沿性技术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增强数智监督效能提供新的机遇，必须主动顺应发展趋势、准确把握技术特点，推动新技术与纪检监察业务深度融合。坚持在探索运用区块链技术上先行先试，推动建立“深圳公共资源交易区块链中立平台”，全面覆盖全市工程招投标、国企采购等12个高风险领域，同时以工程项目集中的前海合作区作为应用试点，探索构建“业务数据实时上链、存证信息同步共享、追溯验证一体完成”的区块链存证监管体系，实现对工程项目公司、人员、资金的穿透监督、智能预警，以“区块链+信息化监督”更好防控廉洁风险。


三、准确把握科技助力执纪执法实践要求，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注重用数字算法丰富反腐方法，助力线索研判、审查谈话、案件审理等工作，有效提升查处案件能力。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必须坚持向科技要战斗力，将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审查调查全过程，全面提升发现、查处、治理腐败的综合效能，让腐败行为无处遁形。深圳市纪委监委准确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不断创新信息化监督方式方法，完善制度机制，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


助力问题精准识别。随着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腐败行为日趋隐蔽、手段不断翻新，发现、甄别和查处的难度明显增加，必须深化对腐败新表现新动向的规律性认识，搭建有针对性的算法模型，加强嵌入式、穿透式、立体式分析研判，有效发现背后的廉洁风险和腐败问题。聚焦发现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重点开发运用“代持房产识别”“代持股票账户识别”“存取隐匿大额现金识别”等智能算法模型，及时发现异常线索，深度挖掘资金流向、交易信息、人员关联等关键要素，有力提升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的精准性和穿透力。


推动工作提质增效。信息化技术是提升办案质效的有力抓手，关键要深化多维度数据关联、碰撞比对和交叉印证，高质高效识别隐蔽事实、锁定关键证据，推动审查调查工作向科技驱动、信息赋能转变。加快建立信息技术快速响应的合成办案模式，以数字化赋能数据查询、调证取证、分析研判全过程，更好服务高质量精准办案目标。围绕助力案件调查取证和司法勘验检查，设立电子数据调查实验室，拓展运用场景，有效服务多宗案件查办。围绕支撑案件突破，开发“电子数据分析系统”，深入挖掘利益输送链条，为办案一线提供支援保障。


深化源头系统治理。坚持惩治防一体推进，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深化标本兼治，提高以案促改促治的针对性、实效性。深化重点领域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梳理总结腐败案件的规律特点、制度漏洞和监管盲区，督促完善制度、优化流程、强化监管，实现“查处一案、治理一域”的效果。聚焦国企领域案件暴露的廉洁风险，推动相关单位建立“智慧国资产权监管系统”，实现国资产权登记、产权变动、资产评估、交易监管等“一站式”闭环管理。聚焦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风险，开发专项资金信息化监督系统，及时发现预警有关企业异常情况。


四、准确把握体系建设规范化要求，推动科技赋能纪检监察工作行稳致远


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是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纵深推进纪检监察信息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提出，强化伦理规范、数据安全，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建设、使用，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深圳市纪委监委注重“定标准”与“打基础”融合贯通，更加注重制度保障、安全保障、人才保障，推动加强数字纪检监察体系规范化建设，为科技赋能纪检监察工作提供坚强支撑。


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制度发挥着管根本、管长远的作用，必须精准建章立制、强化刚性执行，以有力制度约束确保纪检监察信息化建设有章可循、规范有序。坚持制度先行、规范引领，围绕信息化管理、信息系统运维服务等重点工作，加快构建覆盖信息化建设各环节的制度体系。突出技术标准，制定电子数据调查、司法勘验检查、智能办案终端研发等领域的技术规范，助力提升信息化工作质效。


筑牢数据安全底线。确保安全是纪检监察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必须树牢底线思维、提升保障能力，全面织密安全防护网。牢固树立“一失万无”的安全风险意识，制定出台信息数据查询管理规则等各类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数据归集、存储、查询、使用的审批权限，强化信息系统数据安全防护，确保安全工作责任清晰、落实到位。实行信息全程留痕，严防信息数据滥用，确保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可控。


建强专业人才队伍。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是科技赋能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必须在信息化人才建设上持续用力。坚持“引育并举、专兼结合”，优化调整信息化部门职责，完善信息化干部储备培养机制，及时选调补充一批信息化专业技术人才、电子数据分析人才。深化干部一体化培养，持续开展以案代训、实战练兵，统筹组织人工智能全员培训、信息数据监督业务培训、数据分析业务比武，着力打造一支既懂纪检监察业务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干部队伍。


魅力永城：文旅向荣融合赋能当示范


商丘日报全媒体永城采访调研组


（2026年8月11日）


晨光漫过芒砀群山，汉高祖雕像矗立赤帝峰之巅，俯瞰豫鲁苏皖交界广袤平原；日月湖畔碧波荡漾，昔日采煤沉陷区转身为市民休闲的城市客厅；王庄遗址展馆内，五千年前彩陶玉器静静陈列，向世人诉说豫东大地史前文明的悠远回响。7月31日，商丘日报全媒体采访调研组走进永城，深入景区场馆、走访文旅从业者、对话基层管理者，探寻永城依托四大文脉、深耕“文旅强市”战略，推动厚重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的生动实践。


永城地处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五千年文脉厚重绵长，史前文明、大汉基业、红色烽火、生态画卷在此交融共生。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永城市深入贯彻总书记文化思想，落实省、市文旅文创融合战略，锚定“文旅强市”目标，统筹文物保护、公共文化、产业培育与市场治理，依托四大核心文脉打造全域协同文旅发展格局。目前，全市拥有9家A级景区，含1家5A级、2家4A级、6家3A级，培育5家省级旅游特色镇、11家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形成多元文旅产品矩阵。


1.文脉“活”起来让厚重历史可触可感


深厚文脉是永城文旅发展的核心底气。记者走进芒砀山汉梁王陵景区，近距离感受汉文化的创新传承与全新表达。


“脚下这片土地，是大汉王朝发祥之地。两千多年前，刘邦在此斩蛇起义，开启四百年大汉基业。梁共王陵出土的《四神云气图》，比敦煌壁画早630余年，是名副其实的‘敦煌前之敦煌、敦煌外之敦煌’。”从业16年的景区讲解员张涵，全程见证了芒砀山的华丽转身。她亲历景区从昔日荒山采石场到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的跨越，完成了从单一观光型景区到沉浸式汉文化体验旅游目的地的蜕变。


谈及景区变迁，张涵感触颇深。曾经的芒砀山以开山采石为主，尘土飞扬、生态受损，文旅发展模式单一粗放。随着矿山全面关停、生态修复工程稳步推进，景区彻底转变发展思路，告别单纯依靠自然风光引流的模式，深度挖掘本土汉文化核心内涵，让历史文化成为核心竞争力。“过去游客来此，只是走马观花参观地宫遗址，停留时间短、体验感单一。如今，汉服巡游、传统汉礼体验、实景演艺等特色项目常态化上演，厚重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展陈，游客可沉


浸式触摸大汉风华、感受汉韵魅力。”张涵说道。


为持续活化汉文化资源，依托汉字、汉服、汉礼等九大汉文化特色，景区常态化上演经典情景剧，打造“人生九礼”体验项目，推出文旅微短剧《芒砀遗踪》，创新“微短剧+景区+文物保护”模式，依托专业影视基地搭建实景场景，打通线上引流、线下消费的业态链路，持续激发汉文化文旅活力。


芒砀山旅游景区副总经理罗帅表示，景区始终紧跟文旅消费新趋势，全力推动文旅产品向年轻化、潮流化、国际化、网络化转型升级，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完善服务配套。目前，景区打造的非遗美食餐厅可同时容纳900人就餐，汇集地道永城风味与特色非遗美食，让游客在游玩之余品味本土烟火气。同时，依托废弃矿坑依山打造“云溪民宿”，依托山林自然生态优势，打造沉浸式山居休闲体验，让游客宿于山林、融于自然，解锁差异化、高品质的文旅新体验。


永城多元文脉各展所长、协同绽放。全国唯一以孔子命名的夫子山景区，深挖儒家讲学文脉，融合汉儒双文化资源，依托天然溶洞景观，布局溶洞观光、研学体验、休闲游乐等多元业态，打造“汉兴+儒圣”双脉共生格局。获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王庄遗址，地处文明交汇核心区域，展馆史前文物丰富，当地稳步推进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建设，全力打造区域史前文明研学地标。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馆持续优化展，深挖红色故事，创排红色剧目，串联红色资源，打造精品研学线路，推动红色基因代代赓续。


2.生态“靓”起来让工业伤疤化为城市名片


作为典型资源型城市，永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转型，全力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通过生态修复、景观提质、业态植入，将昔日“工业伤疤”打造为城市核心文旅名片。记者探访日月湖景区，碧水环绕、绿道绵延，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塌陷积水、生态破损的沉陷洼地。长期煤炭开采曾严重破坏区域生态，制约群众生产生活，城市生态转型迫在眉睫。


“治理不是简单种树蓄水，我们坚持生态优先，同步植入文旅业态，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日月湖文旅开发公司负责人曹勇向记者说。永城统筹推进沉陷区治理、生态修复与景观开发，补齐短板、激活潜能。如今景区坐拥六大主题公园，配套露营、亲子游乐、环湖游船、光影展演等多元业态，夜间光影秀亮点突出，有效盘活了夜间文旅消费，节假日游客量持续攀升。


经过精细化治理运营，日月湖成功获评国家4A级景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河南省幸福美丽河湖。景区联动芒砀山、陈官庄两大核心景区，构筑“一山一


湖一红馆”全域文旅支点，串联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依托汉风小镇打造国潮夜游活动，构建“日游汉史、夜赏汉戏”游览闭环，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培育夜间经济新增长点，实现生态提质、文旅增效、惠民利民多方共赢，走出了资源型城市文旅融合转型的特色路径。


3.业态“新”起来让多元融合激发产业动能


为持续放大文旅融合效能，永城聚焦业态创新、产业提质、全域联动，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文旅产业全域升级。记者深入城乡文旅、文创阵地，实地感受当地文旅多元融合、全域绽放的发展态势。


永城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推动文创研发与文艺创作提质增效。以《四神云气图》、汉代玉器为灵感打造的“我从汉朝来”IP文创，多次亮相国家级文旅展会。本土文艺创作精品迭出，多项原创作品获得国家级、省级专业赛事奖项。柳琴小戏《守望》荣获河南省第十四届群星奖一等奖，原创歌曲《大汉雄风》获得词曲中国大赛金奖，情景剧《风雪同担》荣获河南省“我的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大赛最佳作品及主创奖项；柳琴戏剧目《芒砀忠魂》《警钟》先后荣获黄河戏剧节、河南省文华剧目奖等多项省级荣誉。一批本土优秀文艺佳作持续出圈传播，充分彰显永城文化底蕴，生动讲好新时代永城文旅故事。


乡村文旅特色鲜明，时庄文化艺术村创新“农田+文旅”模式，获评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依托四省交界区位优势，永城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同，今年3月与安徽濉溪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整合两地文旅资源、共建跨省精品线路，积极参与周边文旅推介活动。依托高铁、高速立体交通网络，一小时辐射周边城市，持续吸纳跨界客源，拓宽文旅发展版图。


4.文化“惠”起来让优质资源润泽百姓生活


文旅发展落脚点在于惠民利民。永城坚持以文润城、以文惠民，持续完善市、乡、村三级全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常态化推出普惠性文化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全面下沉基层。记者走访城乡各类文化阵地，真切感受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带来的民生温度。今年以来，永城累计开展公益艺术培训、四季村晚、戏曲下乡、全民阅读、非遗“四进”、线上数字展览等各类文化惠民活动1000余场，惠及群众70余万人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畅享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同步持续升级市图书馆、文化馆、非遗馆等市级场馆硬件配套，高标准打造汉兴书院、上河城市书房等多处特色阅读空间，全域布局乡村阅读点、文化驿站，探索创建家庭书房，着力建成15分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圈，不断缩小城


乡文化服务差距，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文化资源不能锁在库房、藏在深山，要转化为群众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永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永城市旅游服务中心主任吕东升表示，当前永城市文旅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但仍需在产业链延伸、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文旅赋能发展，富民成效正在显现。“以前外出务工，现在回乡开汉服体验馆、农家乐，景区兴旺，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受益。”芒山镇商户王浩的切身感悟，是永城文旅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生动缩影。


从史前文明星火到大汉文脉赓续，从红色基因传承到生态画卷焕新，永城以四大文脉为支撑、文旅融合为抓手，持续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永城坚定不移走好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之路，持续完善全域文旅产业体系，全力打造豫鲁苏皖交界知名文旅目的地，以一域出彩助力商丘文旅文创融合高质量发展，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记者感言


文脉不只在典籍里更在烟火日常中


永城调研采访，印象最深的不是山水，而是几张面孔。


芒砀山脚下，开汉服体验馆的返乡青年眉眼间有光：“守着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日子越过越踏实。”日月湖畔，带着孩子散步的市民脚步不急不缓，这片曾因采煤沉陷而满目疮痍的土地，如今成了他们最体面的城市客厅。王庄遗址展馆里，望着橱窗中沉睡五千年的彩陶，那一刻你会真切感受到，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埋着故事。


在永城，历史不只在讲解员的讲述里，更在汉服巡游的衣袂飘飘间，在“人生九礼”的庄重仪式里，在游客沉浸式体验的欢笑声中。四大文脉不是写在文件上的概念——汉文化有了可触摸的温度，红色故事有了可传承的载体，废弃矿坑里长出了“云溪民宿”，沉陷洼地上建起了日月湖景区，文化的基因正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融入日常。


从“工业伤疤”到“城市名片”，从“静态陈列”到“活态绽放”，永城给出的启示是：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而在于创造性地转化。当文脉与时代同频、与百姓共情，千年遗存便不再是沉睡的过往，而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底气。


走出王庄遗址展馆时，芒砀山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清晰。四五千年前，先


民在此繁衍生息；两千年前，刘邦在此斩蛇起事；七十多年前，淮海烽火在此燃烧。而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还在续写——以文旅融合的名义，以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民生为本绘就宜居宜业新画卷


商丘日报全媒体示范区采访调研组


（2026年8月5日）


7月27日，骄阳似火。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台街道排水管网建设排水防涝工程第二标段施工现场，大型机械往来穿梭，热浪与干劲一同蒸腾。这段西起商都大道、东至东沙河的1450米雨水管渠，已完成1300米，剩余150米正全速推进。“建成后，平台街道办事处东部辖区雨水管网将互联互通，内涝隐患将从根源上消除。”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


一场夏雨，检验一座城的良心；一件民生实事，丈量一方执政者的情怀。示范区紧扣“三聚焦三件事”工作部署，做好“强城、兴村、富民、融合”


四篇文章，把“大办教育、大办医疗、大办养老、大办交通、大力就业”的鲜明导向贯穿始终。经济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民生福祉的“分量”越来越重。


1.治水兴城铺展宜居底色


城市之治，首在安居；安居之要，重在治水。示范区把“治水”作为宜居宜业的先手棋，下足“绣花”功夫。东沙河排涝能力提升项目按20年一遇标准建设，综合治理总长17.21公里，目前进度已达85%；城区“海绵效应”日益显现，一个个“会呼吸”的街区正在生长。


安居，是民生之本。和畅社区、京九新城等4个项目1831套安置房达到交付条件，年底将实现剩余4655套全面交付。针对不动产“登记难”，排查103个项目，已化解世和府、建业滨河上郡等24个项目。在贾寨镇孟庄村，平整的水泥路直通家门，太阳能路灯沿路排开，坑塘清水潺潺，口袋公园绿意盎然。“以前门口杂草丛生、烂墙破院看着闹心，如今道路干净平整、坑塘绿树环绕，日子越过越舒心！”村民孟大伟的感慨，道出了千万乡村的蝶变之喜。


变化的背后，是一组扎实的数据：7000余盏太阳能路灯照亮夜间出行，11万余米排水管网入户，270余处坑塘完成生态化改造，1250万平方米绿地公园常态化养护，181座公厕服务居民区，辐射率超95%。数字是冰冷的，但群众心中的温度是滚烫的。


2.善治聚力织密幸福网格


“新装的太阳能路灯，一到晚上亮堂堂的，照得俺们心里也亮堂堂的。”


在平安街道和风社区，居民王爱莲竖起大拇指。这个2008年建成的安置小区，曾因长期缺乏物业管理陷入混乱。


2024年，社区党支部牵头成立“红色业委会”，12名党员带头清理杂物、协调资金，不仅成功引入物业公司，还争取到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00米休闲步道贯穿小区，新增30个停车位。


变化的背后，是示范区“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的深度发力。按“人、地、事、物、情、组织”六要素，全区划分网格1581个，配备2006名专兼职网格员，依托“商好办”小程序建立七步闭环处置机制，网格员日均上报信息1300余条。上半年，全区排查矛盾纠纷14372件，化解14295件，综合化解率99.4%；立刑事案件172起，同比下降35.3%；赴京访人次同比下降70%，全市十大领域信访案件专项化解率100%，位居全市第1位。“以前是群众有事找干部，现在是干部主动进家门。”全员下沉一线，累计走访居民突破20万人次，建立起“发现、交办、办理、解决”的闭环链条，解决率达99.42%。


3.宜教宜养托举全龄安康


民生之暖，见于老幼。7月27日，走进淮河路小学，施工人员正利用暑期翻新操场。这所占地23617平方米的现代化公办小学，20XX年筹建、2023年启用，解决了周边居民入学难、就学远的问题。上半年，示范区推动淮河路、黄河路小学操场完工投用；周集何庄中学餐厅、实验小学餐厅主体封顶。下半年，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方域路分校、商丘市第一中学方域路分校等一批学校将建成使用，新增学位4080个。


与教育家们的“润心育人”相呼应的，是基层医疗的“破茧成蝶”。在张阁卫生院，刚办理完出院的居民王东利笑着说：“阑尾炎手术住了7天院，来时一分钱没交，出院才结算，就花了300多块钱，既省钱又方便。”院长王玉强正通过远程会诊系统连线市立医院专家分析CT影像。这是示范区医疗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心电一张网”全覆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AI智能诊断设备在乡镇卫生院全部配备，率先在全市实现；远程会诊依托商丘市立医院，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常态化。


在周集乡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老人王岐传拉着记者的手说：“在这里生活，比住宾馆都强。上下楼有电梯，肉蛋奶水果随便吃，康复室、娱乐室都有。”两年前，这里还是一所设施陈旧、鲜有人问津的乡镇敬老院。转型后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严格对标高标准建设，全面增设扶手、防滑设施，配置智慧烟感


等安防设施，建筑面积不少于2000平方米，床位不少于60张。目前，全区已建成16个老年助餐点位并全部营业，真正做到了“小病不出门、大病有通道”。


4.兴业富民激活共富动能


民生之要，在于富民。示范区深化“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工作，新增技能人才13466人，城镇新增就业2851人。2月26日，“春风送岗促就业”专场招聘会汇聚80余家企业，提供4000余个岗位，现场达成3000多个就业意向，直播带岗在线峰值突破1万人。


“百村百企”工程是富民的关键一招。上半年建成项目146个，新增集体收益1100余万元、带动就业2万人。130家共富工坊吸纳2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村集体年均收入达31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提高至2.45万元。在张阁镇凌越服饰车间，返乡创业青年林雷正带着工人赶制童装订单：“村里环境大变样，镇上又有创业扶持政策，我就回乡开了厂。”


产业兴则就业稳。示范区大力发展“5+1”产业链群，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链企业22家，今年上半年产值55亿元，同比增长45%；铝基新材料产业链在链企业12家，产值90亿元，同比增长94%。产业的筋骨越强健，就业的饭碗就越稳当。在示范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144项划转事项优化落地，303项容缺受理、158项告知承诺，办事效率提升89%；“一枚印章管审批”集中行使10个部门审批职能，大厅可办960项事项；“跨域通办”扩展至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5个县（市、区）；27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办理业务5.8万件，办结率100%；创新“远程踏勘”模式，审批时效压缩至0.5个工作日。“在商丘办事比外地还方便！”返乡创业青年李超


通过“豫事办”提交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仅用2小时就完成审批。


从一片操场的翻新到一个心电网络的覆盖，从一间养老房的适老化改造到一张网格里的闭环处置，示范区的民生答卷，写在田间地头，写在社区院落，写在每一位群众的笑脸上。大道至简，实干为要。示范区正以“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的磅礴合力，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中争先进、走前列、作示范，奋力书写新时代民生改善的“示范区样板”。


记者感言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炎炎盛夏，行走在示范区的街巷村组间，目之所及皆是变化：管网施工热


火朝天，校园暑期翻新正忙，远程会诊实时在线，养老服务中心老人笑容满面


——民生，是群众家门口真切可感的温度。从治水安居到网格善治，从宜教宜养到兴业富民，每一处改变都源于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数字背后是汗水，笑脸背后是初心。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幸福清单”，把发展的“宏大叙事”化为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张张民生答卷背后，是“积力之所举”的实干担当。民生温度，正是高质量发展最深沉的底色。


破解“腰部困境”：地市级媒体基于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实践探索与思考


黎子嘉


自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以来，我国媒体融合战略经历了融合发展期、深度融合期、系统性变革期三个阶段的跃升。在这一进程中，地市级媒体作为我国传媒结构中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在舆论引导、信息服务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四级融合发展”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随着融合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身处传播体系“腰部”的地市级媒体面临多重困境，这一现象被学界形象地称为“腰部塌陷”。


基于这一背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在顶层规划指导下开展内部调研与外部走访，围绕内容、渠道、平台、经营与管理等推进深度融合，探索“市统筹、区落地”的一体化路径，助力自治区、市、区一体化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在实践中，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致力于破解地市级媒体的“腰部困境”，为研究地市级媒体如何实现融合发展的改革破局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重要案例。


一、问题诊断：融合转型中的三重困境


为贯彻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关于构建“全疆一张网”、打造“区—地—县”一体化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总体部署，2023年10月，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笔者会同相关人员从组织架构、传播机制、队伍结构、经营模式等多个维度展开实地走访与系统调查，赴阿克苏、阿勒泰两地学习改革经验，访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专家4人、课题团队两个，归纳出制约改革的三重关键困境。


（一）机构并行内耗，组织融合面临深层阻力


长期以来，克拉玛依市广播电视台与克拉玛依日报社处于双轨运行格局，导致职能重叠、资源重复投入与管理割裂。受限于城市体量与财政能力，这种“分头建设”模式引发了设备多头购置、平台重复搭建、人才分散引进等问题，形成“同源竞争”，削弱了传播合力。特别是原广电系统与报业系统存在文化差异与业务习惯差异，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磨合与适应。此外，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可能导致资源或能力分布不均，进而影响整体活力的释放和效率的持续提升。


（二）区地联动断层，“腰部塌陷”阻碍一体化布局


在“全疆一张网”建设中，市级媒体本应承上启下，但调研发现，其面临功能虚化与能力弱化的困境。同时，市、区两级在内容共建、资源共享等方面尚未打通，信息流转效率不高。更为关键的是，部分县（区）媒体直接对接自治区级平台，使市级层面处于“空转”状态。对克拉玛依而言，这一现象不仅具有现实参照意义，还凸显了在推进深度融合过程中必须保持市级主导地位和统筹效能的必要性。


（三）经营困局凸显，自我造血能力亟待提升


克拉玛依市主流媒体面临营收渠道狭窄、市场体量受限、自我造血能力薄弱的困境。本地市场空间狭小，传统营收模式难以为继；组织适营机制滞后，缺乏清晰的发展战略，对“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方向理解不到位；内容产品开发与商业转化能力薄弱，未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


二、实践破局：由内及外的融合转型“组合拳”


针对前期调研揭示的核心症结，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明确了“由内及外、由点及面”的改革思路，从组织内部、媒体系统、社会系统三个层面统筹谋划，打出协同推进的改革“组合拳”。


（一）组织内部重塑：一体化破解“内耗”困境


改革首先从融媒体中心自身“动刀”。克拉玛依市将原日报社与广播电视台整合，组建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并将原30个内设机构精简为16个，从根本上解决了机构重叠、资源分散的问题。在人事改革方面，着力破除“铁饭碗”“大锅饭”思维，激发个体与团队活力。20XX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要求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把更多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让分散在网下的力量尽快进军网上、深入网上，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占领新兴传播阵地。在这一顶层设计指引下，改革推行“基本工资保底+增量绩效激励”的薪酬机制，并将绩效激励的70%倾斜至一线与新媒体岗位。建立“职务与能力匹配”的评聘分离体系，推行“首席制”，设立以高层次人才命名的专家工作室。


在内容生产方面，建立“中央厨房”式全媒体采编平台，构建“6+2”策划机制，在国际石油装备展、特种旅游节、独库通车节等活动中实现全流程立体化传播。2025年，中心进一步推进账号垂直化与矩阵化，孵化出“百姓热线张凤”“融媒小记者”等垂类IP。


（二）媒体系统重构：横纵统筹破解“腰部塌陷”困境


克拉玛依市对两级媒体系统进行结构性重塑。在下辖四区分别设立区级融媒体分中心，作为市级中心的派出机构，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统一管理编制、资金与人员。同时，其宣传职能转型为线索报送与生产辅助。


在平台建设上，推出“立克办”App，采用“政府主建、媒体主营”模式。该平台被明确为市委、市政府唯一的服务群众的主入口，所有政务新媒体统一入驻，重大信息与政策解读均在该平台首发。


（三）社会层面联结：集团化运营破解“经营造血”困境


为突破市场狭小、经营模式单一的生存瓶颈，克拉玛依市在媒体深度融合改革中推动媒体系统融入社会系统，与社会资源深度对接，探索以集团化运营实现“公益”与“市场”双轮驱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2024年9月24日，克拉玛依市三克油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运营，确立“一个党委、两个主体、事企分离、统筹运行”的新发展模式。融媒体中心（事业体）承担新闻舆论主责，传媒集团（企业体）负责市场化运作，形成“主业守阵地、副业强血脉”的良性分工。


传媒集团依托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积累的品牌公信力与内容生产力，积极孵化“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多元化项目。例如，成功打造的“融媒小记者”项目吸引了500名青少年参与，组织活动30余场，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同时，积极承接政务短视频代运营、会展活动、技术服务等业务，将媒体无形的影响力转化为有形的市场价值。


三、经验总结：“腰部媒体”的路径突围


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是继“媒体融合”和“媒体深度融合”之后，党中央对主流媒体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又一全局性要求。“系统性变革”实质上是对媒体生产关系的深度改造，强调从全局考量，在体制机制的统筹下对组织管理、生产传播、经营发展全链条开展改革，实现内部运行与外部生态的协同优化。回顾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改革实践，其价值不在于“动作之新”，而在于“系统之深”。这场改革从组织内部出发，延伸至传播系统与社会系统，以制度创新驱动资源要素高效流动，以统筹布局实现上下贯通，并通过市场化机制反哺公益主业，形成由内而外、环环相扣的变革路径，为处于“腰部”位


置的地市级媒体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范式。


（一）打破内部壁垒，调整组织架构


地市级媒体融合最大的阻力，往往源于内部长期形成的组织惯性、文化壁垒和利益固化。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实践经验表明，单纯的机构合并只是“物理重组”，真正的融合即“化学反应”必须依靠机制创新。


在组织管理机制上，采取工作室、项目制等扁平化运作方式，使团队结构更加灵活多元，突破传统科层体制的部门与职级界限，有效弥补固定组织架构与流程的不足，激发全员参与和跨部门协作的积极性。在薪酬与绩效分配上，将结构性激励重点倾斜至一线采编和新媒体岗位，使“向移动端转型”从战略口号落实为事关切身利益的现实选择。在人事制度上，畅通聘用人员向事业编制、传媒集团转录的通道，实现制度层面的“松绑”，打破身份壁垒和晋升“天花板”，真正为“想干事、能干事”的年轻人提供明确的职业晋升通道，从而为组织注入持续的人才活力与竞争动力。要破解“机构内耗”困境，不能停留在表层整合，而应敢于在人事、薪酬等最核心、最敏感的制度环节“动刀”，以成体系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引导组织完成自我重塑。这种以机制重构驱动组织变革的路径，有助于实现内部合力最大化，并为外部协同奠定坚实基础。


（二）重塑区域媒体系统格局，构建良性生态


面对区地联动断层和“腰部塌陷”的结构性问题，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以系统思维统筹区域媒体布局，通过纵向贯通与横向协同的双向融合，重塑区域媒体系统的功能格局与生态关系。


在纵向维度，通过组织垂直化管理构建一体化传播格局，将区级融媒体中心定位为市级融媒体中心的派出机构，以“市级统建”模式取代“县级复制”的分散模式，实现人、财、物的统一调配和直接管理，从制度上确立市级传播中枢的统筹地位，提升资源整合与调度效率，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在横向维度，推动新闻系统与政务、民生、商业等社会系统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功能互补，使地市级媒体从单一的新闻传播者转型为综合性的公共信息平台。在中国社会中，媒体如同学校、医院、企业等其他社会功能系统，是嵌入社会与国家结构中的功能系统。中国媒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嵌入党和国家的工作系统，又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不仅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也发挥着意识形态塑造和社会生活服务的功能。落实到地市级媒体的具体实践中，一方面，继续发挥新闻舆论的影响力与公信力，保障信息权威发布。另一方面，依


托平台化运营模式拓展“新闻+”功能链条，贯通公共服务、数据共享与政务宣传，实现从信息传播到公共资源调配的全链路覆盖。“新闻+”本质上是以内容为基础的媒体功能拓展，是内容生产体系从相对封闭走向更加开放的尝试。特别是对于地方主流媒体而言，能够帮助其立足本地特色拓展业务范围，获得更多生存空间，凝聚社会认同。这种模式不仅拓展了媒体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还能促进新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协同共生，形成良性循环的区域传播生态。


（三）构建“双轮协同”模式，推进经营改革


受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属性的体制性约束，部分地市级媒体在市场化运营能力上存在天然短板。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如何在坚守主责主业与实现经营创收之间取得平衡，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改革探索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双轮协同”路径：组建传媒集团，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体制安排，即融媒体中心聚焦优质内容生产，坚守公益属性与权威竞争力；传媒集团遵循市场规律，专注政务服务、内容变现、产品开发等多元化业务，释放媒体机构的商业潜能。双方各司其职、互为支撑，形成“事业+产业”双轮驱动的运行格局，以提升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经营造血能力。该模式有助于构建“品牌赋能—市场变现—利润反哺”的价值闭环：融媒体中心所积累的权威性、公信力与品牌影响力，为传媒集团的市场项目提供了强力背书，助推业务落地与商业转化；传媒集团获取的利润则通过反哺机制投入融媒体中心的内容建设与技术升级，实现了公益性内容生产与市场化运营之间的资源互通与功能互补。由此，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得以有机耦合，为破解地市级媒体经营困局提供了制度化、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四、结束语


地市级媒体作为我国新闻舆论体系中的“腰部节点”，其融合改革不仅会影响主流声音的有效传播，还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在我国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广大地市级媒体普遍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既是融合改革的难点，也是必须突破的关隘。本文通过对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深度融合改革的系统剖析，展示出其以“内部机制创新、外部系统重构、事企双轨协同”为核心的实践路径。对于主流媒体而言，体制机制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需要持续创新才能打破既有运行束缚，推动体系的系统性与整体性重构。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改革实践仍在持续推


进，如何进一步提升内容原创能力与平台影响力，如何拓展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如何有效管理事业与产业的协同边界，都是下一阶段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但其在治理理念、制度重构、平台整合、机制创新等方面，已积累了一系列具有“腰部”特色的经验做法。其核心价值不在于某单一举措的成功，而在于“组合拳”式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对内不停留于表层物理性机构合并，而是通过触及利益和人事核心的机制创新，激活组织的内生动力；对外不局限于媒体单兵作战，而是借助行政统筹力量，重塑区域传播格局，确立地市级媒体在信息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在发展模式上不陷入“事业”与“市场”的二元对立，而是通过“事企分离”的制度安排，构建起公益属性与市场逻辑协同发展、相互反哺的良性生态。上述三方面彼此嵌套、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破解地市级媒体融合困境的完整逻辑闭环。


“克拉玛依模式”根植于特定的地区条件与政策语境，其具体举措或难以直接复制。然而，其中蕴含的底层逻辑与改革思路具有更广泛的参考价值：地市级媒体的破局之道，应当超越单一的技术升级与内容创新，转向对领导结构、利益格局、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等深层要素的系统性重构，以制度创新推动传播体系在宏观格局与微观运作上的协同优化。


深耕“土特产”鼓起“钱袋子”湘潭县依托特色产业推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调研与思考


湘潭县委书记王利


（2026年8月18日）


涓水汤汤，流淌着湖湘文脉的千年回响；碧泉潺潺，浸润着经世致用的思想根脉。湘潭县，这片诞生过湘学、走出过伟人的红色沃土，自古就有“躬行实践、知行合一”的务实传统。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践行“四下基层”既是对湖湘文化精神的时代传承，更是一场涤荡心灵、回归本色的思想教育。


这些年，我们在农家院落听，在田埂地头看，知道了百姓的难、百姓的盼，难的是手头没有太多的技术，盼的是有业就，尤其是不走远就能就业。百姓的愁和盼，汇集起来便是想要发展好家门口的、大多数人都能参与的富民产业。


一、面对群众的期盼，我们这样作答


顺应百姓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朴素愿望，我们立足莲乡得天独厚的资源家底，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共建共享的产业路子。


以禀赋定产业。一地有一地之禀赋，这种禀赋可以来自自然，也可以来自人文。我县历史悠久，从不缺禀赋。花石湘莲、青山桥皮鞋、石鼓油纸伞、曹家坳瀑布这些禀赋，便是我们发展产业最深厚的底气。


以浇灌壮主体。近两年，我们布局培育6个市级产业、同步配套4个县级产业，得到上级各类产业扶持资金超亿元的支持，县财政全力做好配套保障。成功申报湘莲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力打造省级家禽产业集群，中路铺立华牧业120万羽蛋鸡养殖项目总投资2.3亿元，未来产值有望突破10亿元。这让经营主体看到了政府的决心。


以创新拓市场。我们大力探索“电商+物流”模式，开展“一村一品一主播”行动，培育“湘村推荐官”，孵化出“湘之坊谷友利”等多位粉丝超十万的本土网红。建成县域寄递物流分拨中心，日分拣数超20万件；与飓速等物流企业深度合作，农产品物流费用下降60%以上，资费标准创全省县域最低。


以参与富乡亲。我们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户深度嵌入产业链。茶恩寺镇近万名群众依托竹木产业实现家门口就业，年收入高的有十万元；石鼓油纸伞将车间搬进农户家，花甲老人坐在家里穿伞骨、编竹艺，就能月入三四


千元。今年爆红的曹家坳瀑布，仅“五一”假期就引来6万人流，带动旅游收入2000余万元，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截至去年底，我县六大市级特色产业总产值突破105亿元，49个产业项目接续落地，近3万名乡亲不用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圆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心愿。


二、面对发展的瓶颈，我们这样审视


虽然发展的势头很好，但前进路上需要注意的地方也不少。


产品附加值还不够高。我县特色产业仍以原材料供应和初级加工为主，精深加工能力不足。拿湘莲来说，多数为去芯、烘干的粗加工产品，能抢占高端市场的产品不多；竹木、皮鞋等产业也长期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利润空间有限。


品牌影响力还不够大。我县有“湘莲”“花石豆腐”“乌石腊肉”3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除了湘莲在全国畅销外，其余品牌影响力有限，品牌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产品溢价。而新成长起来的优质农产品品牌创建又相对滞后，如白玉丝瓜普遍评价口感清甜、风味极佳，市场也不小，但相较株洲白关丝瓜等国标产品，市场售价相差甚远。电商领域也缺少有足够影响力的头部主播，好东西还停留在深巷里。


龙头引领力还不够强。在农业龙头企业培育上有差距，大部分企业规模偏小、实力不强，缺少一业引领、多方联动的链主企业，产业有规模无龙头、有集聚无带动的问题依然突出。


三、面对成长的烦恼，我们这样破解


正视短板，突破瓶颈，蝶变成凤，我们谋划的对策有三：


拉长链条。既抓种源保护，推进湘莲“寸三莲”提纯复壮、黄荆坪辣椒提质培优，把农业优质的“芯片”攥在自己手里；又抓精深加工，开发创意油纸伞、定制手工皮鞋、精品竹木家居等高端产品，让产业链长起来、让好东西真正卖出好价钱。


引育龙头。既扶持本地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使其成长为本领域里的“王者”；又引进外地头部企业和明星项目，带动现有产业登高发展。


唱响品牌。既擦亮“湘莲”等地标名片，推动“毓秀莲乡”区域公用品牌广泛应用；又补齐白玉丝瓜等优质农产品的品牌短板，让更多莲乡好货走出深巷、走向市场。


一路走来，我们念兹在兹的“土特产”，能如春潮般地从田间走进车间，从深山走向市场，靠的不只是政策与资金的倾斜，更是千家万户的共同耕耘。


未来，我们将继续走好群众路线，把“土特产”文章做得更足、更实、更有感情。让涓水两岸的莲乡百姓笑脸盈盈，便是我们心中最好的光景。


实力永城：产业向新转型强链挑大梁


商丘日报本报全媒体永城采访调研组


（2026年8月11日）


豫东之东，芒砀山下。


7月31日，商丘日报全媒体采访调研组走进位于永城经开区的闽源钢铁集团。迎面而来的，不是想象中烟尘滚滚、噪声隆隆的景象，而是绿树成荫的景观大道、波光粼粼的人工湖畔水鸟低飞，国家级“绿色工厂”的名号，在这里看得见、摸得着。


这座钢铁厂，彻底颠覆了人们对钢铁企业的刻板印象。


相隔数公里，河南瑞柏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中控大屏上，电子级醋酸乙酯的纯度定格在99.995%。这个数字背后，是一家县级市企业站在全球产业链顶端的底气：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宁德时代、比亚迪、特斯拉、日本三井都是它的客户。


从“黑重粗”到“绿智高”，从“挖煤卖煤”到“卖全球标准”，永城，这座曾经以煤炭资源闻名的城市，正在上演一场工业经济从“一煤独大”到“百花齐放”的华丽蝶变。


1.绿色突围：一座钢铁厂的“脱胎换骨”


走进闽源钢铁的双高棒智能生产线，一股900多度的热浪扑面而来。火红的钢坯在辊道上飞速穿行，经过粗轧、精轧、冷却，转眼变成一根根高强度螺纹钢。然而，整个流水线上几乎看不到人：5G%2B工业互联网技术如同神经网络，将生产调度、能源管控、环保监控等系统串联成“智慧大脑”。


在智能化信息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煤气、氧气、氮气等各项指标，全厂风险点一览无余。值班人员轻点鼠标，就能精准掌控每一个生产环节。


“十三五”期间就开始布局转型，闽源钢铁硬是把“黑重粗”的传统印象，改写成了“含绿量”与“含金量”双高的新标签。


数据最有说服力：70多项节能减排专利，成果转化率78%。先后投资近20亿元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实施全工序环保提升和节能降碳技改。9.38MW光伏矩阵年发电近千万度；工业废水循环利用，余热发电自给自足。厂区岗位作业标准卡、岗位“三字经”挂在车间，每个员工更铭记于心。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让这座传统钢厂“脱胎换骨”。


更令人振奋的是1450mm高性能热轧卷板生产线。这条河南省重点产能置换项目的关键工程，全线引进国际先进工艺与智能控制系统，产品公差精准稳定在±0.05mm之内。“产品结构实现了从传统长材向高端板材的战略跃迁。”闽源钢铁外联办主任李路航说。


“明年3月，投资130亿元的闽源钢铁产业园重点项目将加快推进。”闽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董事长吴天国告诉记者，届时企业高端产品占比将提升至60%，年产值突破200亿元。


一个豫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先进钢铁材料基地，正在崛起。而这一切的背后，是闽源钢铁人才培养梯队多维化、人性化的转型布局。从管理层到一线工人，企业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内抓管理、外拓市场、产业创新、管理创新”的治理体系。


一座钢厂，就这样走向“绿色智造”。


2.冠军密码：一家“年轻”企业的全球雄心


如果说闽源钢铁是永城“老树发新芽”的样本，那么瑞柏新材料就是“平地起高楼”的传奇。


2021年10月成立，投资60亿元，2023年8月投产试车。这家“年轻”的企业，只用短短几年就让世界认识了永城。


走进河南瑞柏新材料中控室，APC先进过程控制系统自动采集数据、实时预警。总经理侯晓强介绍：“我们是国内国际首家电子级乙酸乙酯量化生产企业。公司所有电子级产品纯度大于99.995%，在国内国际领先。”醋酸甲酯国际市场份额高达70%，稳居全球单项冠军；电子级醋酸酯国内市场占有率95%；MIBK市场份额40%，国内外销量第一。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每10份醋酸甲酯，就有7份来自永城；意味着中国高端化工材料在全球产业链上拥有了定价权和话语权。


“我们做的不是化工，是标准。”侯晓强说。30人的研发团队，与华东理工大学、天津大学深度开展产学研合作，手握授权专利23项，参与制定两项国家标准。这家企业，把“永城制造”写进了全球产业链的顶端。


2025年，河南瑞柏营收25.7亿元；2026年上半年营收15.72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0亿元。而二期瑞柏电子产业园已经启动，总投资285亿元，占地1500亩，专注高端化工与智能化生产。


2028年将实现全面数字化，打造电子绿色材料工厂，剑指世界级溶剂产业


基地。


从一家企业到一个产业集群，从“跟跑”到“领跑”，瑞柏的成长轨迹，正是永城新兴产业崛起的缩影。


3.集群效应：从“一煤独大”到“多点开花”


闽源钢铁与瑞柏新材料，是永城工业经济的“双子星”。但永城的产业版图远不止于此。化工新材料领域，龙宇煤化工年产50万吨醋酸、40万吨乙二醇项目稳定运行，全国七大煤化工基地之一的地位愈发稳固。永诺科技、益智医药产业园即将投产，生物医药赛道加速布局。从“黑色煤炭”到“白色新材料”再到“绿色医药”，一条高附加值产业链正在延展。


装备制造领域，塔夫曼重工全球首创的130吨纯电动全驱动矿用车加紧组装；黄海重型装备制造的码头抓料机国内市场占有率60%，稳居行业第一；盛大印刷作为全国最大商务印刷基地，年产值提升至35亿元。


食品加工领域，依托208万亩耕地、100万亩富硒土壤，麦客多拥有国内单套产能最大的手撕面包生产线，皇沟酒业获评中华老字号。从“中原粮仓”到“国人厨房”，永城把“面粉之城”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新能源领域，中煤·永城“两个联营”综合能源基地首期投资275亿元，包括2×100万千瓦火电、200万千瓦风电、100万千瓦光伏。火电项目已提前实现“四到顶”，年内计划实现“一季双投”。这个国家级“煤与电、煤电与可再生能源”两个联营示范项目，正以“风光火储”多能互补的新格局，为永城产业转型注入绿色动能。


更值得一提的是，永城港作为沱浍河航运工程关键节点，建成后可直通淮河、长江，每年可为腹地企业节约大量物流成本，实现“豫货出海、海货入豫”的双向奔赴。未来依托公铁水多式联运优势，永城将真正成为豫东地区对接长三角的开放前沿。


2025年，永城经开区营业收入484.26亿元，税收收入25.2亿元，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集群发展领域较好的开发区之一、河南省三星级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链入选河南最具发展潜力产业链，先进金属材料产业链入选河南最具竞争力产业链20强。全市五大产业产值达390亿元。


从“一煤独大”到化工新材料、先进金属材料、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科技、新能源等产业竞相发展，永城用实践证明，资源型城市不仅能转型，更能蝶变。


4.转型密码：永城做对了什么


透视永城工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有三个关键词值得深思。第一个关键词：链式思维。


永城没有走“挖煤—卖煤”的老路，而是推动煤炭资源向精细化工、高端新材料方向转化。从龙宇煤化工的基础化工产品，到瑞柏的电子级新材料，再到益智、永诺的医药中间体，一条从“黑”到“白”再到“精”的完整链条清晰可见。围绕闽源钢铁，产能置换项目将产能从400万吨提升至550万吨，产品从普通建材升级为高强抗震耐蚀钢材和高端卷板。“链式升级”而非“简单延续”，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


第二个关键词：营商环境。“模拟审批”“容缺办理”“专属服务专班”永城推行班子成员分包产业招商机制，建立重点外贸企业“服务专员”制


度。瑞柏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不到两年，闽源产能置换项目2024年1月开工、2025年3月建成投产多个重点项目跑出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永城速度”。全省经开区对外开放工作先进单位的称号，实至名归。


第三个关键词：创新驱动。


闽源钢铁70多项节能减排专利、瑞柏参与制定两项国家标准、国容电子与日本东洋铝业开展技术合作、盛大印刷保持商务印刷全国单项冠军永城的企业不是在“做产品、拼规模”，而是在“做技术、定标准”。从省级智能化车间到国家级绿色工厂，从产学研合作到上市培育，创新正在成为驱动产业持续成长的核心引擎。


告别“资源依赖”，拥抱“创新驱动”，这是永城工业经济最深刻的变革。从“黑色煤城”到“产业高地”，永城的转型之路，正是河南县域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这座豫东门户之城，正以闽源钢铁的“绿”、瑞柏新材料的“精”、中煤能源的“新”，书写着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时代答卷。


沃野千里的豫东平原上，一座工业新城正拔节生长。


记者感言


热浪里的“新”永城


在永城，一天走下来，最大的感受是：颠覆。


在闽源钢铁，900多度的热浪扑面而来，流水线上却几乎看不到人。这种“热”与“静”的反差，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什么叫“智能制造”。更让我意外的


是，厂区居然有湖、有鸟、有树，一座钢铁厂，活生生变成了“工业公园”。吴天国老总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十三五’我们就开始抓管理，内抓管理、外拓市场。转型不是一天的事，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座钢厂的故事告诉我们：传统产业不是包袱，只要肯下真功夫，一样能长出“新芽”。


在瑞柏新材料，中控大屏上99.995%的纯度数字，背后是30人研发团队与华东理工、天津大学的日夜攻关。从2021年成立到全球单项冠军，只用了短短几年。一位工程师说：“我们做的不是化工，是标准。”这句话让我久久回味。当一座县级市的企业开始定义行业标准，说明它已经站在了产业链的顶端。


永城曾经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但今天我看到的是：煤炭在这里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从“黑色煤炭”到“白色新材料”，从“黑重粗”到“绿智高”。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从来不是轻轻松松的，但永城正在用实实在在的项目和企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离开永城时，夕阳洒在经开区宽阔的道路上。路两边，闽源的钢铁、瑞柏的化工、中煤的塔吊、盛大印刷的厂房依次闪过。我突然想起当地干部说的一句话：“过去我们靠煤吃饭，现在我们靠产业链吃饭。”朴实，却有力量。


在永城，工业的脊梁正在挺起。


守古村文脉筑共富新路杭州市萧山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实践与探索


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陈燕华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珍贵遗产，承载着地域文脉、乡愁记忆与民生期盼。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关于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部署要求，紧扣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惠及民生原则，以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重点，联动2个省级、2个市级传统村落协同推进，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与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未来乡村建设、城乡风貌整治提升深度融合，走出一条活态保护、活态传承、活态发展的萧山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系统施策，赓续古村文脉


制度先行，责任更压实。构建区级统筹、镇街主抓、村级落实的三级联动工作格局，形成上下贯通、协同高效的推进闭环。强化顶层设计，指导各村编制专项保护发展规划，明确保护范围、管控要求、实施路径，确保保护工作有章可循、有序推进。东山村建立“主要领导牵头、分管领导主抓、专班人员落实”工作机制；楼家塔村锚定“古韵楼塔、清水小镇”总目标，坚持保护、利用、传承、整治并重；大汤坞新村统筹推进古建修缮、风貌管控与环境提升，推动保护工作落地见效。


多元筹资，保障更有力。坚持向上争取、统筹整合、社会参与相结合，拓宽资金保障渠道，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积极争取上级财政专项资金、涉农项目资金和文物保护资金，集中用于古建修缮、环境整治与基础设施提升。创新社会资本参与模式，鼓励企业投资，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共建的良好生态。东山村累计投入超2100万元，完善古建周边基础设施，引进多个产业项目；大汤坞新村在区级资金支持下完成14幢传统建筑修缮，统一租赁托管20余幢未修缮传统建筑；楼家塔村依托历史文化村落项目，恢复“三街三祠九弄”古街巷风貌，配套设施全面升级。


修旧如旧，留韵更留心。村落保护严格遵循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村落传统格局、建筑肌理与江南水乡韵味。东山村完成44处传统建筑普查建档，逐步推进传统建筑修缮，旗杆墙门、金氏家庙等重现历史风貌；大汤坞新村精心修缮汤寿潜故居，打造省市知名文史研究基地与乡村博物馆，同步推进茅湾里印纹陶窑址保护；楼家塔村活化百年古建“视履考祥”，打造杭州市传统村落展示馆，集中呈现杭州138个传统村落保护成效，其活态传承、


活化利用模式获住房城乡建设部调研组高度评价，并成功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三批）》。


以用促保，激活发展动能


深耕传统文化，传承千年文脉。深挖村落历史底蕴、名人资源与非遗技艺，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东山村建成非遗展示馆，常态化举办年糕节、稻香节等民俗活动；楼家塔村深耕楼氏文化、楼英中医药文化，传承国家级非遗“楼塔细十番”，楼英祭成为海内外宗亲寻根大会；大汤坞新村以汤寿潜精神为核心，融合红色文化、清廉文化，打响“汤寿潜故里，印纹陶之乡”名片。


活化业态创新，拓宽共富路径。以村企联建、文旅融合、电商赋能为抓手，培育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东山村探索“村企合伙人”模式，引进开元民宿集群、生态探险乐园等业态，村集体经营性年收入达160万元以上；楼家塔村推出“仙岩风光一日游”，依托杭州市传统村落展示馆引流聚气，进一步激活古镇文旅消费潜力；大汤坞新村联动6家文博场馆，构建“农文旅共富工坊融合链”，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双赢。


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宜居品质。坚持保护为民、发展惠民，统筹推进道路修缮、河道整治、庭院美化、绿道建设，完善停车、养老、医疗、休闲等公共服务设施，把保护成果转化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东山村实施基础设施提质工程，优化“一老一小”服务配套；大汤坞新村推进水系连通、道路拓宽、公园建设，人居环境质量显著提升；楼家塔村优化景区功能布局，配套土特产商铺、民宿农家乐，实现村民宜居宜业、游客宜游宜享。


串珠成链，绘就共富新篇


萧山区将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锚定“古韵新生、文脉永续、共富赋能”目标，重点推进3方面工作。


聚才赋能，传承匠心。将构建“专业人才+本土工匠+运营团队”三位一体的人才支撑体系。


依托“双师下乡”行动，邀请专业技术人才驻点指导；建立传统建筑工匠名录，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本土修缮人才，为保护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引水活源，夯实保障。将持续拓宽资金渠道，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格局。持续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支持，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完善社会资本参与机制，通过投资、捐赠、入股等方式，构建多元投入、共建共享格局。


串珠成链，绘就新篇。将持续推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打造具有萧山特色的传统村落集群。构建“一核三带多点”发展格局，以楼家塔村杭州市传统村落展示馆为核心，串联河上镇东山村、进化镇大汤坞新村等重点村落，打造“非遗文化体验带”“山水康养休闲带”“名人文化研学带”，建立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品牌共建机制，设计跨村精品旅游线路，提升整体竞争力，持续放大国家级示范效应，为杭州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贡献更多萧山经验、萧山样板。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探索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亚欣


（2026年8月3日）


新就业群体是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新形态出现的一类劳动者，涵盖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网络直播、网约家政、社交电商等行业就业群体。这一群体是数字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社情民意的“流动探头”，也服务群众的“前沿触角”。但因职业特性常游离于传统党组织覆盖之外，因此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进路是贯彻落实“两个覆盖”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三重困境。一是组织覆盖虚化。新就业群体主要以个体化作业形式呈现，从业场景多元，工作轨迹持续变动。这与传统党建工作所依托的单位和社区静态属地管理不相适配。一方面，流动党员动态管理容易存在盲区。部分党员组织隶属关系与实际活动空间分离，游离于常态化教育管理监督体系之外。另一方面，一些产业领域存在组织悬浮现象。产业园区、互联网平台等场域的党建工作虽已部分实现，但由于缺少实体化运作的空间载体和制度化运转的活动依托，组织生活往往沦为周期性“打卡”，难以在从业者的职业生活中扎根，容易面临有形覆盖易、有效覆盖难的困难。


二是功能发挥存在张力。新就业群体从业领域多为以平台经济为主体的新兴领域，运行主要遵循的是资本逐利和效率优先的商业逻辑，平台算法往往将商业利益最大化作为导向。与此相对，党建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的发展思想。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党建工作追求政治引领和社会价值的两种不同逻辑容易在用人安排、资源使用、管理方式等日常层面产生张力与矛盾。在这种阻力下，党建工作在平台现有管理架构中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组织活动容易被当作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额外任务。


三是群体凝聚存在难度。当前，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主要侧重于主体培育与能力提升、服务引领与先锋示范，但对新业态及相关行业的资源链接和整合不够，对新就业群体党员的赋权和激励不足。在此情形下，党建工作面临着如何从“走近”群体走向“走进”群体的深层课题。同时，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节奏具有高强度、高流动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间配置几乎服从于平台时间调度。这一现实约束下，传统的制度化组织生活模式缺乏时间上的兼容性，


而如果简单将其迁移至线上平台，又面临参与深度衰减、仪式感消解等衍生问题。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实践进路。一是组织重构，构建动态适配的组织体系。组织覆盖是党建工作展开的基本前提。新就业群体的作业形态决定了组织体系建设应转向动态建制模式。以产业主线为牵引，按照区域全面兜底、平台协同联动的原则，在快递配送、网约出行、网络直播等细分行业中设立行业性党组织或功能型临时党支部。并且在街道社区、配送站点、商圈集散地等设置流动党员服务站。在平台企业总部探索建立具有弹性边界的半开放式组织架构。通过“行业党委统领、联合支部支撑、流动站点兜底”的方式，形成横向贯通各业态、纵向延伸至基层的组织网络。


二是服务凝聚，以精准服务激活组织认同。党建工作的凝聚力最终要落实到回应新就业群体的切身诉求上。针对从业者在劳动权益保障、职业风险防护、技能水平提升等方面的突出诉求，联动工会、法律援助、社会保障、职业教育等机构提供针对性服务。推动将符合条件的从业者纳入住房保障政策覆盖范围。建立从收集诉求、分办处理到结果反馈的闭环运行机制，确保党组织的介入能够转化为可感知的权益改善。开发可在工作间隙、等候时段完成的轻量化学习内容，推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打造随时可接入的学习平台，并在内容编排上注重将政治引领与行业规范、职业发展等内容有机融合。


三是治理嵌入，从“治理变量”转化为“治理力量”。将新就业群体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选聘其中骨干人员担任兼职信息员、协管员等角色，鼓励在日常工作中及时发现并报送安全隐患、民生需求等信息。通过设置相对稳定的岗位和明确的职责边界，将零散的个体行为转化为有组织的治理参与。建立以志愿服务积分为核心的激励制度，积分可用于兑换生活物资、健康检查、技能培训等实际资源，构建持续性的激励体系。对表现突出者，在入党培养、评优评先、政治安排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并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和扩大表彰宣传，提升从业者的职业尊严感与社会认同度。


四是数字赋能，以技术手段突破时空限制。构建覆盖流动党员的线上数字信息平台，将组织关系转接、档案管理、日常联络等业务进行线上办理。推行党员数字身份码管理，便于组织动态追踪与量化评估党员参与活动、履行义务等情况。建立涵盖基本信息、流动轨迹、服务需求、活动记录等多维度的动态数据库，为开展工作提供更精准的信息支撑。利用音视频会议、即时通讯等数


字化工具，推动党组织从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搭建党员与组织间常态化线上联结渠道，使从业者能够便捷地参与组织活动。但数字化手段的运用要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既要确保参与的便捷性，也要维护组织生活的严肃性。


消费“三新”：打开增量空间的钥匙南昌市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调查与思考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发展战略研究所调研组


（2026年8月10日）


内需是大国经济的“稳定锚”，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重要任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以下简称消费“三新”）既是新需求的核心载体，也是新供给的重要体现，对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差异化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是打开消费增量空间的钥匙。近年来，南昌市推动消费“三新”不断涌现，让城市在浓浓的“烟火气”与“时尚感”交融中展现出独特魅力，入选首批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正加快建设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消费中心城市。


一、南昌培育打造消费“三新”的创新实践


南昌通过创新消费制度体系、发展“四首经济”、推动前沿科技赋能、促进跨界融合创新等举措，努力探索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消费“三新”发展之路。


创新消费制度体系，促进新型消费不断涌现。南昌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成立商务、财政、发改、文旅、体育、卫健等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构建起覆盖政策设计、要素保障、政策协同等工作体系，为新型消费的蓬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制度动能。出台《南昌市提振消费行动方案》，明确升级商品消费、提质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创新消费场景等主攻方向，以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为契机，及时制定《南昌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南昌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办法，为消费“三新”发展筑牢“四梁八柱”。


大力发展“四首经济”，促进消费业态迭代提质。当前，首发经济成为各地消费市场的热点，也成为提升消费品质、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抓手。南昌聚焦打造区域性首发经济高地，以首发、首店、首秀、首展“四首经济”为核心抓手，立足红谷滩、万寿宫、八一广场、西湖朝阳等商圈载体，通过政策激励与市场驱动双轮并进，首店经济发展呈量质双升态势。2023年以来，引进各类首店近500家，涵盖零售、餐饮、文体娱、生活服务、儿童亲子等多业态，迎来高品质和高能级首店进驻热潮。


推动新兴前沿科技赋能打造消费全新模式。现代前沿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对终端消费模式进行革新，成为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的重要引擎。近年来，南昌各大商圈纷纷依托虚拟现实、全息投影、智能交互等技术，推动消费从传统模式向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方向全面升级。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AR虚拟智能试衣镜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穿搭消费模式，让“反复试穿”成为过去，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探秘海昏侯国》VR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千年历史从“沉睡”走向“鲜活”；依托数字化平台加速线上线下融合的即时零售模式，激发城市消费新活力；“票根+”消费新模式，串联城市“吃住行游购娱”多元业态融合南昌用新兴前沿科技赋能打破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催生文旅新场景、消费新模式。促进跨界融合创新，解锁多元化消费新场景。消费新场景是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的系统集成，对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更好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南昌打破传统消费的行业边界，推动消费资源与IP跨界联名发展，通过餐饮文旅融合、文体赛事联动、社区经济深耕、大宗消费创新、新兴领域拓展等多维发力，推动消费场景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寻梦滕王阁”、赣江“一江两岸”灯光秀、秋水广场音乐喷泉等成为南昌夜间经济地标品牌，一批辨识度高、感染力强的消费新场景打造，推动南昌市井烟火、历史文化与时尚潮流交融互促。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入选全国首批10个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实践案例。


二、从试点到示范亟待突破的关键制约


南昌要从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迈向示范城市，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取得更大成效，仍面临一些亟待突破的现实制约。


要进一步打造标杆示范项目，发挥头雁引领作用。标杆项目是推动消费“三新”发展的核心引擎。针对初步征集的消费“三新”试点项目中，投资规模大、辐射范围广、带动效应强的项目较为稀缺的问题，一方面，南昌应立足存量商业基础，聚焦红谷滩、万寿宫、八一广场、西湖朝阳等重点商圈，集中资源培育一批标杆示范项目，发挥头雁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用足用好试点城市的政策红利，加大力度引进契合发展需求的消费“三新”项目，积极引入国内外知名商业运营主体和消费品牌。与此同时，顺应微度假、微体验、轻休闲等“微”消费趋势，支持打造一批“小而美”的嵌入式新型消费项目。


要进一步提升策划运营能力，打造城市消费IP。消费“三新”往往是“无


中生有、有中生新”的消费，需要持续不断的创新策划与运营转化。南昌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一个“超级IP富矿”。围绕存在的专业策划运营人才储备不足、品牌标识度还不高等现实挑战，需加大本土专业策划运营人才培育，深化与国内外顶级策划运营机构的常态化合作，着力发展“IP+消费”，通过策划打造IP主题消费场景、零售企业开发IP联名产品等促进“IP+商业”融合，策划打造文旅IP主题线路、文旅IP实景体验项目等推进“IP+文旅”融合，以策划运营能力提升打造城市消费IP矩阵，让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真正转化为持续消费魅力。


要进一步强化数智技术赋能，完善发展支撑体系。消费“三新”发展需要业态、技术、数据共享等综合性要素支撑，针对目前商业综合体业态相对单一、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于消费场景多处于探索阶段等现状，需推动商业综合体业态多元化升级，突出品质特色，避免同质化竞争。加快“人工智能+消费”发展，建设智慧商店、智慧商圈，完善智慧物流网络发展即时零售，因地制宜布局“人工智能+消费”集聚区，创新数字人直播、虚拟体验等沉浸式消费场景，优化智能客服、智能推荐等个性化消费体验。推动老旧商业购物中心、步行街商圈等智能化升级，构建互联互通的数据共享机制，运用消费者流量、停留时间、行走路线等数据支撑运营决策，以数字技术赋能培育发展新型消费。


三、以培育打造消费“三新”提振全省消费


从南昌的创新实践不难看出，从场景破圈到业态焕新，从模式迭代到供需共振，培育打造消费“三新”是进一步释放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潜力的重要抓手，对全省进一步提振消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因地制宜发展新型消费。全省各地资源禀赋条件、消费基础设施、消费群体结构、消费市场容量等各异，发展消费“三新”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强全省消费“三新”发展统筹规划，对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特色城市、县域等不同类型区域实行差异化、特色化引导，充分发挥南昌、九江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的引领作用，用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金字招牌，打造世界级消费IP，鼓励其他设区市因地制宜发展新型消费。有序推动消费“三新”向县域下沉、向乡村延伸，推动县域新型消费发展。


强化经营主体培育。把培育多元经营主体作为促进消费“三新”持续发展的关键。积极引入国内外知名商业运营机构、品牌管理企业和头部消费平台等，


提升全省新型消费发展的整体运营水平与品牌能级。大力培育本土运营主体，支持省内优质商业、文旅企业等连锁化、品牌化发展，打造一批本土化消费运营标杆品牌。鼓励各地商圈运营机构、商文旅综合体运营机构等主体积极对接、引进国内外顶级策划运营机构。鼓励青年创业群体、文创团队、内容创作者等参与消费“三新”发展，催生更多小众化、个性化、精细化的消费新业态。


创新多元服务消费场景。支持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在文娱、旅游、健康、体育等领域的深化应用，打造数字化商文旅体健融合消费新场景。支持重点商圈、特色商业街区、文旅集聚区、传统购物型商超、废旧工业厂区等向多元消费场景升级。深度挖掘全省红色文化、绿色生态与古色底蕴资源，推动与夜间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打造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生态体验感的夜间消费新场景。持续提升“赣品网上行”平台功能，通过搭建外贸优品展销平台、培育国货“潮品”消费热点等，打造外贸优品展销购消费新场景。推进“康养+中医”“家政+社区零售”等融合发展，创新“一老一小”、家政服务等消费新场景。


着力打造消费品牌。学习借鉴商务部持续打造“购在中国”这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消费品牌，探索打造省级消费品牌，围绕赣品赣味、赣鄱风光、赣匠工艺等特色元素，统一品牌标识、宣介口径、活动节奏，形成鲜明的品牌辨识度。在此基础上，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本地消费子品牌，形成省级品牌统一引领、市县品牌特色支撑的消费品牌矩阵。以消费需求为牵引，策划、招引和培育消费“三新”项目，集中资源精准接续培育契合本地实际的辨识度高、影响力强的标杆消费项目。


优化消费发展环境。结合消费“三新”发展需求，创新土地、资金、数据等要素组合式供应。引导地标商圈、特色街区、商业综合体等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加强数智时代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包容审慎、鼓励创新、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运用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渠道，通过达人探店、沉浸式体验短视频等方式，让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看得见、传得开”，持续为新型消费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以“党建之问”问出“三服务”新篇章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的探索实践


州政府办


（2026年8月17日）


总书记强调：“要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新时代新征程，办公室工作标准更高、节奏更快、任务更重。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机关党委以总书记党建思想以及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室）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锚定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目标，抛出“政治机关属性如何落到岗位上？党建与业务如何破除‘两张皮’？高强度履职下队伍如何凝心聚力？党建成效如何用工作实绩来检验？”四道“党建之问”，以思想之问破工作之题，推动机关党建与“三服务”工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一、以“党建之问”校准思想坐标，深化对机关党建逻辑规律的认知把握


做好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前提在于解决好“怎么看”的问题。办公室机关党委围绕四道“党建之问”组织专题研讨，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跳出“党建就是党务工作”的错误认知，不断把握机关党建内在规律，切实增强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三服务”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政治机关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对党绝对忠诚必须在具体工作中“落笔见墨”。办公室作为政治机关，讲政治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象于每一份笔杆子君的政治把关、每一次督查的政治对标、每一件文件流转的政治规矩之中，以“三服务”工作的实绩，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推进。


深度融合的实践逻辑，决定了机关党建必须在业务链条中“全程嵌入”。总书记指出：


“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机关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位。”办公室业务链条长、岗位分工细、工作任务琐碎，必须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嵌入统筹协调每一环、把党员的标准立在督查落实每一处，以党建统领业务方向、以业务检验党建实效，在深度融合中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三服务”工作实效。


无私奉献的岗位要求，决定了组织关怀必须与干部付出“同频共振”。总书记指出，办公厅（室）工作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办公室干部“5+2”“白加黑”是常态，长期高强度付出需要组织及时有效的关怀来支


撑，让干部在“流汗”时感受到“暖心”，在“吃苦”时体会到“回甘”，真正把奉献精神从“一阵子的感动”转化为“一辈子的自觉”。


二、以“党建之问”明晰实践路径，推动机关党建与“三服务”深度融合


解决好“怎么干”的问题，关键在于把“党建之问”转化为破题之策。针对机关党建中党员教育管理“宽松软”、组织生活“格式化”、责任传导“上热中温下冷”等突出症结，办公室机关党委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立足职能从“五个维度”精准施策，推动机关党建在破解难题中提质增效。


在“政治铸魂”上持续用力，筑牢“三服务”思想根基。针对理论学习“入眼不入心”的顽疾，机关党委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做到学习上深学细悟、工作上对标对表；建立“一月一培训”长效机制，确定10个培训主题，采取“领导讲政策、专家释疑惑、线上拓视野、交流碰思想”的方式，让政策学习从“被动填鸭”变为“主动求解”。举办党组班子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在“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深入思考中校准价值坐标。组织各支部委员开展“2026年党建工作怎么抓”集中研讨，梳理形成党建工作问题清单22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动思想破冰，让“严”的主基调深入人心。


在“组织强基”上持续用力，锻造“三服务”坚强堡垒。针对组织生活“一锅煮”“大呼隆”的难题，机关党委锚定“四强”党支部目标，制定《2026年“学政策、抓党建、促工作”党建活动方案》，落实机关党委委员挂联支部制度，按月推送工作提醒，以组织覆盖的“有效性”夯实业务推进的“执行力”。


强化“一支部一品牌”创建，推动各支部立足职能特点蹚出特色路径——机关


二支部立足文秘、档案、人事等岗位打造“星”机关“心”服务品牌；驻昆办支部建立“一名支委+一名年轻党员”固定挂联小组，对照“每月一问候、每季一上门、每节一慰问、每年一祝寿”工作清单落实举措，以“送学上门”有效解决老党员参加组织生活“有心无力”的现实困难。一批党建品牌成果被“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媒体采用推广，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在“融合赋能”上持续用力，提升“三服务”工作质效。坚持“党建账”与“业务账”一起算、同步看，将党建工作目标纳入办公室年度工作计划，把参与党建活动、担任党内职务、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等情况纳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推动党建与业务、组织建设与队伍建设深度融合。坚持把党建工作深度嵌入统筹协调、参谋辅政、督查落实、服务保障全过程，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和“接诉即办”平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清单化推进领导批示跟踪办理，高质量完成政府工作报告解读、重大民生实事项目任务分解。深入推进“深、联、帮”专项行动，组织党员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在解决群众烦心事、揪心事中检验党建实效。严格落实基层减负相关规定，以制度刚性为基层松绑减负，实现党建强、服务优双向提升。


在“暖心聚力”上持续用力，激发“三服务”内生动力。聚焦办公室干部长期加班、工作压力大的现实状况，做实做细组织关怀举措。召开干部职工家属座谈会，一位家属“他回家很晚，我就习惯为他留一盏灯”的朴素告白，成为推动进一步完善关怀机制的重要情感切入点。向全体家属发出《致干部职工家属的一封信》，倡议家属当好“廉参谋”、把好“廉洁门”，同步开展廉洁家风教育，推动廉洁防线从“八小时内”向“八小时外”延伸。常态化走访慰问驻村工作队、困难党员，驻村干部一句“娘家人来了”的由衷感慨，生动彰显组织关怀的力度与温度；组织开展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在服务社会中践行使命担当。


在“作风锤炼”上持续用力，锻造“三服务”过硬本领。对标总书记“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的重要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把工作关口，将“快稳严准细实”标准贯穿各个岗位、各项流程、各处细节。实施“人人都是最后一关”教育专项行动，聚焦政治关、责任关、能力关、程序关、纪律关开展检视反思，逐人建立整改台账、限期销号清零。深化岗位练兵与流程优化，文件收发岗实现全程可追溯、流转零差错；档案岗补充完善电子档案目录，查档效率显著提升；应急值守岗严格落实节假日在岗值守制度，保障突发事件快速响应、妥善处置。依靠常态化细节坚守，推动“严细实”作风内化为全体干部职工行动自觉，以极端负责态度守牢服务保障“最后一道关口”。


三、以“党建之问”强化体系支撑，构建机关党建工作组织保障的坚实架


构


解决好“怎么保障”的问题，必须把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成熟做法固化为制


度机制。办公室机关党委坚持边探索边总结，着力搭建“责任清晰、队伍有力、制度管用”的全链条保障体系。


构建贯通联动的责任落实体系。按照“党组统一领导、机关党委具体负责、各支部狠抓落实”的工作思路，细化党建重点任务清单，明确党组书记第一责


任人职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支部书记直接责任，织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链条。落实“月提醒、季调度、年考核”工作机制，依托机关党委会议、支部联系督导等日常制度，督促各支部紧扣“三服务”职能高效履职。发挥考核“指挥棒”的导向作用，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服务大局是首要任务”的鲜明导向，推动责任链条环环相扣、压力传导层层递进。


锻造坚强有力的党务工作队伍。坚持选配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服务意识突出的骨干充实党务岗位，推动党务干部兼具党建业务能力与办公室综合业务素养。把党务岗位作为年轻干部淬炼成长的重要平台，依托党务实践提升干部“三服务”综合能力；结合年度考核评选“优秀共产党员”“四好党员”，选树“模范之星”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专业化“三服务”干部队伍。


健全务实管用的制度保障体系。将“党建之问”专题研讨固化为每季度常规工作，完善问题查摆、整改整治、跟踪问效闭环管理机制，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系统提炼各支部品牌创建成熟经验，推动党建品牌由零散“盆景”拓展为全域连片“风景”；建立“目标导向—过程督促—效果评价”全链条评估机制，衔接党建建设标准与办文办会办事规范、统筹协调效能指标，完善常态化督导、预警提醒机制，以刚性制度保障“三服务”工作规范高效运转。


执法有“温度”企业增“信心”呼图壁县立体化涉企执法监督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昌吉日报通讯员陈福明


（2026年8月12日）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基本没有了，执法人员不再是单纯查问题、开罚单，更多是上门指导、帮我们整改，执法透明又暖心！”近日，在昌吉州涉企立法调研企业座谈会上，呼图壁县多家企业负责人为当地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优化营商环境举措点赞。


近年来，呼图壁县深入落实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对标司法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工作要求，聚焦多头执法、重复检查、选择性执法、执法扰民等痛点，推动涉企执法监督从“事后纠错、被动整改”向“全程防控、主动服务”转变。


为打通企业维权渠道，呼图壁县构建基层联动、数字赋能、案卷溯源的立体化线索收集体系，实现涉企执法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该县公开线索举报网站、热线电话、邮箱等渠道，设立11个行政执法监测点，选聘12名社会监督员常态化监督一线执法行为。工作人员上门问需、精准服务，累计走访企业118家，开展“法治体检”82场，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执法问题线索。


今年该县公示年度行政检查计划996次，较去年下降31%，执法检查频次大幅精简。依托智慧监督平台实现执法全程留痕、全程监管，上半年平台涉企执法投诉率首次“清零”。同时，打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数据壁垒，对近三年万余条涉企投诉信息全面梳理筛查，逐条核查、分类整改，累计整改涉企执法突出问题126条。


为避免监督力量“单打独斗”，呼图壁县建立四项联动制度。


该县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行政部门共享线索6条，联合开展两轮专项监督，覆盖34家单位。


“府院联动”方面，召开联席会议6次，推动19家高频执法单位公示2630项自由裁量权基准，行政处罚决定履行率达97.1%，依法处置涉案扣押物品7609件。“罚没信用”方面，联合财政部门动态监测罚没收入，核查4861起处罚信息，确保信用修复及时。“联合执法”方面，整合执法


计划，上半年“综合查一次”比例同比提升21个百分点，实现“无事不扰”。为杜绝线索处置流于形式、问题整改虎头蛇尾，呼图壁县司法局牵头建立


全流程闭环管控机制，严把“五道关口”，实现线索受理、研判、督办、审核、复核全链条管控。


严把线索“入口关”，司法局实行线索统一归口管理，分类登记、建档立卡，杜绝漏管、散管；精准研判“分析关”，针对问题线索，结合企业类型、违法情节、执法依据分类研判，明确整改方向；压实督办“推进关”，通过下发转办单、督办函、现场督导等方式，倒逼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对账销号；严格审核“质量关”，推行“纪委+司法局+行业主管部门”三方联审模式，审核整改成效，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做实复核“收尾关”，通过企业实地回访、案卷交叉复核双重方式，对整改完成问题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果，严防问题反弹。


呼图壁县司法局党组书记韩杰表示，该县将持续优化行政执法全周期智能化管控体系，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温度，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遵义新舟镇林下经济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舟镇人民政府侯雪波


新舟镇位于贵州遵义市，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林地资源丰富，适合发展林下经济。当地林下经济以花椒产业为主，核心产业区集中在绿塘村、群乐村、沙滩村等地。目前，新舟镇林下经济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信息技术应用滞后、产业链条延伸不足等不容忽视的问题，阻碍了当地林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相应问题，探索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这对促进遵义新舟镇林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遵义新舟镇林下经济发展现状


从遵义新州镇林下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当地的特色林下经济作物发展已初具规模，新舟镇林下经济以“果树上山、林下养殖”的立体布局为主，辅以林下套种模式。沙滩村已建成茵红椒种植基地，作为当地林下经济的核心项目之一，该基地通过林间套种模式，借助林地的荫蔽环境提升辣椒品质，同时严守耕地保护政策，有效解决“土地非粮化”问题。新舟镇以花椒为林下经济核心作物，群乐村建成13.33hm2的花椒基地，每667m2产鲜花椒约100kg，年产值约400万元[1]。当地已形成复合型林果产业带，主要种植黄金柚、橘子、血橙等果树，这些林果资源可为未来套种提供空间基础。沙滩村依托本地花椒种植研发企业，发展花椒基地约24hm2，2025年鲜花椒产量约2.5万kg[2]。新舟镇花椒产业已注册“火烧舟“”遵香妃”等品牌，开发了花椒油、花椒粉等加工产品，有效带动了当地林下经济发展。


2.遵义新舟镇林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产业结构单一，缺乏完善的复合经营体系


当前，新舟镇林下经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尽管已发展黄金柚、血橙等果林，但实际套种模式应用不足。林下空间利用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尚未形成多层次的立体经营体系。林下养殖仅初步尝试散养鸡，缺乏与种植业的协同规划，未结合林业实际情况采取控制鸡群密度、轮牧管理等措施，增加了林业生态承载压力，难以提高林下经济效益。新舟镇通过开展林下套种辣椒生产模式，虽然解决了耕地保护问题，但南瓜、板蓝根等高附加值作物的套种尚未实现规模化发展，不利于提升林下经济收益。


2.2信息技术应用滞后，智慧化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新舟镇在林下生产过程中仍比较依赖传统经验，管理相对粗放，缺乏智能化监测等信息技术手段，未能抓住信息化时代机遇引入物联网设备、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导致林下种植生产易受病虫害影响。一些严重病虫害的预警依赖人工观察，响应不及时，造成林下种植生产减产严重。部分农户在套种区域选择上盲目扩张，引发土壤养分失衡，花椒林与林下作物养分竞争激烈，影响整体经济收益。随着鲜花椒产量不断提升，产品集中上市，价格被压低。销售渠道单一，缺乏实时价格监测系统指导错峰销售，造成“丰产不丰收”现象，阻碍了林下经济发展。同时，区域气候多变，自然灾害防御能力不足，易增加林下种植生产的损失风险。


2.3产业链条延伸不足，品牌溢价能力薄弱


新舟镇已注册“火烧舟“”遵香妃”等花椒品牌，并开发了花椒油等初加工产品，但产业链条延伸不足，深加工环节薄弱。许多林下种植的鲜花椒多以原料形式低价外销，产品溢价能力较弱。区域冷链设施不完善，许多林下产品在储运过程中损耗率较高，影响农户收益。同时，新舟镇现有林下品牌影响力有限，品牌溢价能力不强。包装设计未突出林下生态特色，缺少地理标志认证，抖音直播等线上销售新渠道开发力度不足，不利于带动林下经济的稳定发展。


2.4生态文化资源利用不充分，林旅产业融合不足


新舟镇生态文化资源丰厚，拥有果林景观、林下种养场景及当地村庄的农耕文化等。然而，这些优质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开发，未与当地旅游产业进行深度融合，缺少特色林下农业旅游项目，难以借助旅游产业的影响力丰富林下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和产业业态，从而带动林下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在生态文化资源利用方面，尚未规划观光路线，文旅活动形式单一，缺乏特色的采摘活动，也未能充分利用遵义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加强与林下农产品的联动，难以为新舟镇林下经济注入新动能。


2.5专业人才匮乏，经营主体能力欠缺


新舟镇林下经济发展本身较为专业和复杂，不仅需要专业种植农户的支持，还需相关经营主体具备较强的复合经营能力，才能推动各项林下经济发展措施稳定落实。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新舟镇部分农户的复合种养技术能力相对薄弱，影响了套种收益的稳定性。同时，一些农户缺乏现代化技能，不具备智慧农业设备操作能力，对电商直播等新模式了解不足，导致线上销售渠道开拓缓慢。此外，现有培训体系尚不完善，方言教学、田间示范尚未全面普及，返


乡青年创业缺乏系统引导，难以为林下经济发展提供全面的人才支持与保障。


3.遵义新舟镇林下经济发展对策


3.1建立林下经济产业复合经营模式，重点培育特色产业


新舟镇应转变单一的林下产业经营模式，构建复合经营体系，重点培育特色产业。充分利用现有花椒基地资源，深入推进南瓜林下套种，利用南瓜藤蔓抑制杂草，保持林地土壤湿度。同时，南瓜生长周期与花椒幼林管护期重叠，可实现以耕代抚，降低作业成本与强度，实现花椒与南瓜双丰产。此外，在花椒林间隙嵌入板蓝根、黄精等中药材，实施林药套种特色生产模式，充分利用药材喜阴的特性，提高花椒林地利用率。板蓝根根系浅，与花椒养分竞争小，可显著提升套种收益[3]。在套种实践中应注意，黄精种植需避开花椒主要根系区，避免二者养分竞争影响套种收益。依托新舟镇群乐村丰富的花椒林业资源，开展林下养鸡经营模式，按每667m2林地散养50～80只鸡的密度，采用分区养殖方式，避免生态过载。优先引进芦花鸡等耐粗饲品种，利用林间昆虫降低饲料成本，鸡粪经发酵后可作为花椒有机肥，形成林业、家禽、肥料的生态种养循环模式，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升花椒和蛋肉的品质。


3.2加强科技赋能，提升林下经济生产智慧化水平


信息技术短板对遵义新舟镇林下产业经济效益提升带来严重制约。为解决这一问题，需加强科技赋能，提高林下经济生产经营的智慧化水平。在实践中，搭建林下经济数字化平台，在花椒基地布设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林地土壤温湿度、光照强度及病虫害发生状况，通过手机App向农户推送预警信息，有效防范气候灾害和病虫害，为林下经济生产提供充足的信息支持[4]。林下经济数字化平台还可对接卫星遥感技术，运用GIS分析全镇林地资源，精准规划套种区域，避免盲目扩张。对接遵义农产品批发市场数字化平台，实时获取相关产品的最新价格信息，为采收时机把握和销售策略制定提供信息支持。此外，在新舟镇推动小型气象站建设，向当地农民实时发布最新气候信息，预防干旱、冻害等极端天气，确保套种作物稳产高产，获得更高的生产经营效益。


3.3推动林下经济产品深加工，打造优质林下经济产品品牌


为解决新舟镇林下经济产品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应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林下经济产品深加工，打造优质产品品牌，利用品牌打响市场知名度，在拓宽销售渠道的同时，获得更高销售溢价，提升生产收益。在新舟镇建设花椒深加工工厂，创新开发冻干花椒、花椒精油、即食调味包等高附加值产品，提


升林下经济产品的市场价格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建立冷链仓储中心，解决鲜花椒集中上市导致的压价问题。在品牌建设方面，整合现有优质品牌资源，推动新舟镇“火烧舟“”遵香妃”等花椒品牌统一升级，申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在花椒包装设计上，融入沙滩村农耕文化元素，突出林下生态品牌特色，在重庆、贵阳等城市的商品超市设立产品专柜，扩展林下优品的销售渠道。同时，抓住时代机遇，开发电商销售渠道，利用抖音平台设置新舟镇花椒产地直播间，邀请农户展示林下种植养殖场景，包括林下养鸡、林下辣椒、林下药材等，增强消费者信任，获得消费者支持，提高线上销量。与当地餐饮企业签订定向采购协议，建立花椒基地与餐饮企业之间的供应链，减少中间销售环节的损耗，提升林下产品销售收益。


3.4充分利用生态文化资源，推动林旅深度融合发展


将林舟镇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旅游的经济优势，在当地打造林旅共生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围绕林下产业特色设计旅游主题，开发“特色农业一日游”线路，引导游客参观花椒基地，体验花椒采摘过程，参观林下养殖园，体验喂鸡、捡鸡蛋的乐趣。同时，在新舟镇组织开展季节性文化活动，春季举办花椒花节，秋季开展林间丰收节等，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活动。通过与遵义红色旅游景点合作，将花椒油、板蓝根茶等林下产品纳入旅游商品名录，借助旅游产业扩大林下产品销售渠道。组织开展研学活动，可与本地高校合作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开设“林下经济课堂”，推出板蓝根扎染、花椒榨油等活动。此外，积极申请森林康养基地资质，在花椒林间铺设木栈道，建设观景平台与休憩亭，加强林缘地带改造，种植金银花、芍药等观赏性强的中药材，打造四季有景的生态廊道，凸显林旅活动特色。


3.5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助力林下经济产业发展


为推动新舟镇林下经济发展，需培育更多“懂技术、会经营、能创新”的新型职业农民。针对传统农户，开展林下种养实操培训课程，重点传授花椒病虫害绿色防控、板蓝根与花椒套种间距、林下鸡轮牧管理等生产技术。采用方言教学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各年龄段农户均能掌握核心技能。针对新舟镇合作社骨干及返乡创业青年，重点培训智慧农业设备操作、电商直播技巧、林下农产品品牌策划等专业技能，提供林下经济成功案例，开展针对性培训教学，进一步提升培训效果[5]。在完成培训后，还需做好考核工作，顺利通过考核的农民可优先享有林下经济项目申报的审批权，并获得更多农机购


置补贴支持，从而提高其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切实提升了自身的林下经济专业生产能力，推动当地林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4.结语


遵义新舟镇在林下经济发展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的客观问题仍不容忽视。应从现实情况出发，全面了解目前阻碍当地林下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加大开发力度，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推动问题解决，助力遵义新舟镇林下经济实现更好发展，有效提升当地农户种植的生产效益。


“十五五”时期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的实践路径探索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晴晴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智化发展水平”[1]。伴随数字中国战略深入实施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数字技术已全方位融入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是重塑乡村治理形态、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要素。“十五五”时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阶段，当前乡村治理仍面临传统模式效能不足、公共服务供需不匹配、基层组织活力不足、城乡发展存在差距等现实问题。数字化治理依托技术赋能打破地域限制、优化治理流程、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性、整合各类资源要素，为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实现治理精细化与智慧化提供了可行方向。当前乡村治理数字化正处于从“基础覆盖”向“深度融合”转型的过渡期，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不均衡、应用场景碎片化、专业人才短缺和配套制度保障滞后等问题，直接制约着数字化治理实际效能的发挥。基于此，本文立足“十五五”时期的时代背景与战略要求，系统梳理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实践价值、现存问题与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参考。


1.“十五五”时期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的重要价值


“十五五”时期，乡村治理数字化已脱离单一技术应用范畴，是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回应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系统性变革，相关实践作用集中体现于治理效能提升、治理结构重塑、公共服务优化3个维度，可直接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1赋能治理效能革新，破解传统治理瓶颈


传统乡村治理以人力驱动、线下推进、经验决策为核心，普遍存在信息传递滞后、流程烦琐低效、监管覆盖不足和运行成本偏高等问题，无法适配当前乡村社会结构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需求。数字化治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治理体系，可实现治理流程的数字化重构与智能化优化。


数字化能够打破治理信息壁垒，通过数据实时采集、动态分析、共享互通


等方式，帮助基层治理主体精准掌握乡村人口流动、矛盾纠纷、公共需求等核心信息，推动治理决策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转变，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数字化还可简化治理办事流程，推动政务服务、村务管理实现“一网通办”“全程网办”，减少群众办事跑腿次数，压缩事项办理时限，有效解决传统治理中“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


1.2重塑多元共治格局，激活基层治理活力


乡村最缺乏的并不是治理力量，最稀缺的是把不同主体的治理潜能有效聚合在一起并转化为治理力量的平台[2]。乡村治理的核心目标是激发基层主体活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传统治理模式以村“两委”单向管理为主，村民参与渠道有限，自治意愿普遍偏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相关机制始终难以落地。数字化治理通过技术赋权拓宽村民的治理参与渠道，降低参与门槛，优化参与流程，推动治理结构从“单一主体主导”向“多元协同”转型。线上议事协商、民主监督、意见征集平台的搭建，让村民可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随时参与村务讨论、投票表决与监督评议，打破了原有村务参与的时空限制，推动村民角色从“被动接受管理”转向“主动参与治理”，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切实保障。


1.3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缩小城乡服务差距


城乡公共服务不均衡是制约乡村发展、降低农民生活品质的突出问题。传统公共服务供给受乡村地域分散、公共资源总量有限、服务人员配置不足等条件约束，普遍存在覆盖范围有限、服务质量偏低、获取流程烦琐等弊端。数字治理借助技术手段延伸服务半径、整合跨域服务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模式，能够推动优质公共服务向乡村下沉，为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提供可行路径。数字化可推动教育、医疗、养老和文化类公共服务向线上迁移，能让乡村居民就近获取与城市同质的公共服务资源，直接缓解乡村优质服务资源短缺的矛盾。依托一体化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平台，还可整合政务办理、政策咨询、便民缴费、法律援助等多元服务功能，实现“一站式”服务供给，减少办事环节，提升服务效率。


2.“十五五”时期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的现实挑战


乡村治理数字化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十五五”时期的数字化转型推进仍面临多重现实阻碍，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应用适配、要素保障、制度规范4个层面，各类问题相互交织制约，是数字化治理向纵深推进的核心障碍。


2.1基础设施不均衡，硬件支撑存在短板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是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前提基础，当前我国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区域不均衡、覆盖不充分、运维不到位等突出短板，难以满足数字化治理的基础需求。部分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小、地形复杂，存在网络基础设施搭建成本高、搭建难度大等问题，限制了网络进一步向自然村和农户的延伸[3]。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存在“重建设、轻运维”的倾向，部分乡村投入大量资金搭建数字大屏、监控设备、服务终端等硬件设施，但后续运维资金没有稳定保障、运维专业人员配备不足，造成设施老化、故障频发、利用率低下，陷入“重硬轻软“”建而不用”的困境。现有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多直接照搬城市建设模式，未充分考虑乡村地域分散、自然环境复杂、供电稳定性差等特质，部分设备抗干扰能力弱、场景适配性差，难以匹配乡村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场景，制约了数字化治理的常态化运行。上述基础设施层面的短板直接导致乡村数字化治理“基础不牢”，是当前乡村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首要约束。


2.2应用场景水土不服，治理融合深度不足


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场景的深度融合是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的核心路径，当前乡村治理数字化应用仍存在技术供需错配、场景设计脱离乡村特质、应用效能不足等问题，难以契合乡村治理的实际需求。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短时间难以消弭的发展现实[4]。


应用设计普遍存在“城市中心主义”倾向，多数数字化治理平台、应用程序由城市技术团队开发，开发阶段未深入调研乡村治理痛点、农民使用习惯与生产生活需求，最终落地的平台普遍存在操作复杂、功能冗余、界面烦琐等问题，不符合乡村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低文化水平群体的使用能力“，不会用、不愿用、不好用”的现象较为普遍。


现有应用场景碎片化、同质化问题突出，部分地区乡村数字化治理仅停留在村务公开、信息发布等基础功能层面，未围绕矛盾调解、应急管理、产业服务和生态治理等核心治理场景开发深度应用，存在覆盖范围广但功能深度不足的问题。同时，数字化应用与传统乡村治理机制衔接不畅，未能有效整合乡规民约、熟人社会治理规则、乡土伦理等传统治理资源，导致技术应用与治理实践脱节，数字化治理工具难以真正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发挥预期效能。


2.3人才要素严重短缺，主体能力适配不足


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人才支撑[5]。当前乡村地区面临复合型人才引进难、本土人才培育成效不足、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缓慢的现实问题，严重制约数字化治理的推进与落地。既熟悉数字技术、又了解乡村治理逻辑与农村民情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基层政府、村“两委”中具备数据管理、平台运维、技术应用能力的人员占比极低，多数基层干部数字技能薄弱，无法有效运营数字化治理平台，也难以挖掘数据的治理价值。乡村地区薪资待遇、生活配套、发展空间均存在明显劣势，难以吸引数字技术、治理领域的专业人才下沉，现有人才引育政策的激励性不足，配套保障机制不完善，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用不好”的问题十分突出。


2.4制度规范体系滞后，保障机制尚不健全


完善的制度规范是乡村治理数字化可持续推进的基础保障。顶层设计的优化可以确保数字乡村建设的方向和进程，由此为探索更为遥远、更加具体的数字乡村建设蓝图奠定制度基础[6]。当前乡村治理数字化面临制度供给不足、标准体系缺失、权责划分模糊和安全保障薄弱等问题，无法支撑数字化治理的规范化、长效化运行。


数据管理层面，数据权属界定、采集标准、共享机制和安全保护等制度规范尚未健全，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涉农数据普遍存在“数据孤岛“”数据壁垒”现象，数据重复采集、共享不畅、滥用泄露等问题频发，数据的治理价值难以充分释放。


平台运营层面，数字化治理平台的建设主体认定、运维责任划分、资金保障和考核评价等机制存在空白，部分平台存在“重建设、轻管理“”重上线、轻运营”的问题，运营维护缺乏长效资金与制度支撑，难以实现可持续运行。


安全保障层面，乡村数据安全防护体系较为薄弱，数据加密、隐私保护、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等制度与技术措施不足，叠加农民数据安全意识淡薄的现实情况，存在数据泄露、隐私侵犯、网络诈骗等多重安全风险。


3.“十五五”时期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的实践路径


破解乡村治理数字化的现实困境、提升数字化应用水平，需要结合乡村发展实际，以问题为导向、遵循基层治理运行逻辑，从基础设施建设、治理模式优化、要素供给保障、制度规则完善4个层面系统推进，搭建基础扎实、适配乡村场景、资源支撑到位和制度保障有力的完整实践体系，逐步拓展乡村治理数字化的覆盖深度与应用实效。


3.1均衡布局数字基建，筑牢治理数字化硬件根基


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发挥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作用的基本前提[7]。针对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存在的区域配置不均衡、供给不充分、场景适配性差等问题，“十五五”时期乡村数字基建需遵循“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建管并重、普惠共享”的原则，构建覆盖全面、适配乡村场景、运维高效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为乡村治理数字化落地提供硬件支撑。


首先要优化基础设施全域布局，加大对中西部偏远乡村、欠发达乡村的政策与资金倾斜，推进5G、千兆光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消除网络盲区与信号薄弱区域，实现乡村网络基础设施“村村通、户户用”。同时，结合乡村地域特征、人口分布与实际治理需求，合理布设智能监控、环境感知、便民服务终端等物联网设备，避免盲目建设与重复投入，提升基础设施覆盖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其次要提升基础设施适配性能，摒弃照搬城市的建设逻辑，研发适配乡村环境的低能耗、高稳定、易操作的数字基础设施，强化设备抗干扰、抗恶劣环境能力，匹配乡村用电不稳定、居住分散等实际条件。推动基础设施向轻量化、普惠化方向发展，降低建设与使用成本，保障数字设施在乡村能够用得起、用得好。


最后要推动基础设施融合升级，统筹数字基础设施与乡村交通、水利、能源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流程，打造“数字+传统”的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为乡村数字化治理、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优化提供一体化的设施支撑。


3.2创新场景适配模式，推动技术治理深度融合


默顿认为一项技术的运用，既要考虑其正功能，也要看到其负作用，同时还需要关注技术运用的潜功能[8]。立足乡村治理实际需求与乡土特质，要创新数字化治理场景与应用模式，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全领域、深层次融合，破解技术应用“水土不服”、治理效能浅层化的现实难题。


以需求为导向开发核心应用场景，需深入调研乡村治理的痛点、难点，围绕基层党建、村务管理、矛盾调解、应急处置、生态治理、产业服务和民生保障等核心领域，开发精准适配、操作简便的数字化应用。目前部分地区已开展相关实践：搭建“云上议事厅”实现村务民主协商，构建智慧综治平台推动矛盾纠纷线上化解，建立生态监测系统实现人居环境智能管控，布设便民服务终端实现高频政务事项就近办理。


简化应用操作以适配农民使用习惯，需遵循简洁化、本土化、实用化原则优化数字化平台与应用设计，通过简化操作流程、优化界面布局、增设方言语音提示和采用图文并茂的内容展示形式，降低使用门槛。针对老年群体、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体，可推出简易版应用程序、开展一对一操作指导，逐步缩小数字鸿沟，让全体村民都能便捷地使用数字化治理服务。


3.3强化人才要素支撑，激活治理数字化主体活力


人才是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推进的关键[9]。针对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进程中存在的人才短缺、数字素养不足问题，可构建引育结合的人才支撑体系，为治理实践提供人力支撑。


人才引进层面可出台专项引育政策，通过职称评定倾斜、安家补贴和项目扶持等优惠措施，吸引数字技术、乡村治理、数据管理领域的专业人才到乡村任职或创业。本土人才培育可依托乡镇党校、农民夜校、地方职业院校等载体，针对村“两委”干部、乡村党员、后备干部开展数字技能专项培训，筛选培育一批既熟悉乡村民情、又具备基本数字技能的本土数字治理带头人，作为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基层骨干力量。


配套建立人才激励保障机制，明确乡村数字人才的考核评价标准、薪酬激励规则与晋升发展路径，适当提升基层本土数字人才的待遇水平。对在乡村治理数字化建设中表现突出的个人与团队给予专项奖励，逐步形成适配县域实际的人才培育与留存生态。


3.4健全制度规范体系，保障数字化治理长效运行


构建权责清晰、运行规范的制度保障体系，是乡村治理数字化长效推进的基础。推进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及运行，需要法律法规及其制度的保障、引导与约束[10]。


首先要完善涉农数据管理制度，制定统一的采集、分类、编码、共享标准，破除跨部门“数据壁垒”，明确数据权属、使用权限与主体责任，建立数据授权、流转、交易的规范流程，保障村民个人数据权益。同时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规则，完善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安全审计和泄露追责等配套措施，防控数据泄露、滥用等安全风险。


其次要健全数字化平台运营保障制度，明确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的建设、运维主体权责边界，建立“政府财政补贴+村集体自筹+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资金供给机制，将平台运营、升级、维护经费纳入常态化保障范畴。制定平台


运营管理规范，明确运营流程、服务标准与考核要求，避免出现“重建设、轻运营”的问题。


最后要优化考核评价激励机制，摒弃“重数量、轻实效”的考核导向，构建以治理效能、群众满意度、运行可持续性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将数字化治理成效纳入基层政府、村“两委”的考核内容，重点考察平台使用率、服务便捷度、治理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度等实际指标。建立适配数字化探索的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基层创新数字化治理模式，对成效显著的实践案例予以推广奖励，遏制“数字形式主义”倾向，引导乡村治理数字化落地见效。


4.结束语


“十五五”时期是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遇期。数字化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一方面可破解传统乡村治理中的效率瓶颈、优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另一方面也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支撑，夯实国家基层治理的制度基础。当前乡村治理数字化推进仍存在明显短板：乡村通信、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衡，现有治理应用场景与乡村实际需求适配度较低，基层数字化运维与管理人才供给不足，配套的数字治理权责划分、数据安全规范等制度更新滞后。随着数字中国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步推进，乡村数字化治理的政策支持体系、技术落地条件、基层实践经验正在持续完善，上述短板存在逐步解决的空间。后续乡村治理数字化推进需以村民实际需求为核心导向，立足不同地区乡村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与治理传统，遵循基层治理的运行逻辑，逐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全域覆盖，开发适配本土需求的治理应用场景，建立分层分类的数字化人才培育机制，健全数字治理的配套制度规范，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流程深度融合，最终构建普惠精细、多元主体协同的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


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水平、教育现状及优化路径基于对全国2234名高中生的调研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谭沁怡


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国家安全内涵不断丰富，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成为培育新时代青年责任意识的关键。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教育，并通过印发相关文件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国家安全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高中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了解他们对国家安全的认知程度、行为倾向及情感态度，有助于提升国家安全教育的实际成效。基于此，本研究面向全国高中生开展问卷调查，通过探究其国家安全素养水平、相关教育接受情况及群体差异，揭示当前国家安全教育存在的短板，从而为构建适配高中生特点的教育体系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针对全国2234名高中生开展问卷调研


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于2024年7月至2025年1月期间，通过问卷星平台面向全国范围内的高中生发放线上调研问卷，共回收问卷2236份，经筛选后获得有效样本2234份，样本覆盖除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的32个省级行政区，具有一定代表性（详见表1）。同时，鉴于样本分布呈现区域不均衡特征，因此样本量较少的区域分析结果仅作为趋势参考，有待后续更大样本进一步验证。


2.研究工具


本研究通过自编结构化问卷收集关于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及教育现状的相关数据，问卷涵盖个人基本信息、国家安全基本知识问答、国家安全主观题、国家安全教育基本情况四部分内容。个人基本信息包含样本所在省份、性别、学校办学层级3个题项，用于统计样本的基础人口学特征。国家安全基本知识问答和国家安全主观题代表国家安全素养的主客观两个维度，其中国家安全基本知识问答包含常识性知识、国家安全理论知识和法律伦理知识，共计11题，每题答对得5分，答错不得分；国家安全主观题分为认知、情感、行为和满意度4个方面，共计16题，采用李克特计分方式，从1～5得分越高，说明样本国家安全素养主观表现越佳。国家安全教育基本情况旨在了解样本所在学校开展有关教育的主要形式、频次、内容及相关文化建设等情况，以及样本对于相关活动


的参与情况及评价，共设置8个题项。


研究运用SPSS26.0软件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问卷的KMO值为0.823>0.8，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11215.258，显著水平P=0.000<0.01，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问卷各项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8，表示问卷信度优秀。同时，研究使用STATA16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检验以及方差分析等。


二、研究发现：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水平及学校教育存在不均衡


1.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水平整体合格但有待提升


本次调研中，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满分为135分，参与调研的2234名高中生得分均值为87.49分，换算为百分制约为64.8分，处于合格但有待提升的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高中生国家安全客观知识掌握薄弱，存在“基础常识尚可，专业深度严重不足”的问题。本次调研中，国家安全基本知识部分的客观题共11道，满分55分，样本整体平均得分为22.33分，得分率仅为40.60%。具体


来看，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部门报警电话等常识性知识维度，样本整体正确率为51.00%，反映出表层化、生活化的国家安全知识传播取得一定成效；在国家安全理论知识维度（如“国家安全核心目标”等），样本整体正确率仅为41.80%，反映出其在深层次、系统性知识掌握上存在明显短板；在法律伦理知识维度（如“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法律责任”等），样本整体正确率仅为31.00%，说明其在国家安全法律规范与伦理认知方面存在明显欠缺。上述情况既与高中生的认知发展阶段有关，也与当前的教育内容有关，即多聚焦于常识性信息传递，而对国家安全的价值内涵、法律依据等深层次内容讲解不足，导致学生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其次，高中生国家安全主观表现呈现“情感先行、认知滞后”的倒挂现象。国家安全主观表现体现了受访者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参与国家安全的行为、对国家安全的情感和态度。本次调研中，国家安全主观表现整体满分为80分，样本平均得分为65.15分，换算为百分制约为81.44分，处于较高水平，表明高中生的国家安全主观表现素养较好。具体来看，以5.0分为满分，样本情感层面得分最高，认知层面得分最低，且存在认知得分


（3.93分）低于行为得分（4.01分）、行为得分低于满意度得分（4.15分）、满意度得分低于情感得分（4.19分）的现象。这种差异折射出高中生在国家安


全素养方面存在“情感认同先行、认知基础滞后”的突出特点，也反映出国家安全教育在知情意行的培养链条中存在断裂，即侧重情感引导和形式化活动，而忽视认知体系的系统构建。


2.不同高中生群体的国家安全素养表现存在明显差异


本研究分别以性别、地区、学校办学层级等作为定义组的变量进行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和单因素方差检验，发现不同高中生群体的国家安全素养表现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女生在客观知识掌握方面表现更优，男生在主观认知与行为方面表现更佳。调研结果显示，在国家安全整体素养（M女=94.42，M男=83.71）与客观知识整体表现方面（M女=29.80，M男=18.27），女生均显著高于男生，性别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具体到客观知识各维度，女生在常识性知识（M=3.04）、国家安全理论知识（M=2.79）、法律伦理知识（M=2.33）三方面的均值都高于男生（M分别为2.29、1.72、1.13），性别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在国家安全主观表现方面，男女生在整体层面及满意度层面性别差异不显著，但在认知（M女=3.78，M男=4.01）、情感（M女=4.27，M男=4.14）、行为（M女=3.91，M男=4.07）层面，性别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其中，在认知和行为维度男生均值更高，在情感维度女生均值更高。不同性别高中生在国家安全素养方面的差异既和知识学习特点有关，也与男女生不同的思维、情感特质存在联系。如女生可能在学习中更注重细节记忆，对常识性知识的掌握更为扎实；男生在认知和行为层面略占优势，可能与其对军事、政治等国家安全领域的天然关注度较高有关。


其次，西南地区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整体水平最高，华北地区最低。调研结果显示，不同地区高中生在国家安全素养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国家安全整体素养方面，西南地区均值最高（M=99.69），华北地区均值最低（M=81.46）。在客观知识整体及各维度表现上地区差异也极为显著（P<0.01），其中西南地区在客观知识整体表现（M=35.24）及各细分维度上的均值均处于最高水平，华北地区最低（M=16.14）。此外，不同地区高中生在主观整体表现上差异显著


（P<0.05），其中华东地区（M=66.97）均值最高，西北地区（M=62.98）均值最低。在细分维度上，认知和行为层面以华北（M认知=4.03，M行为=4.07）、华东地区（M认知=3.98，M行为=4.09）得分领先；在情感和满意度层面，以华东（M情感=4.36，M满意度=4.28）、西南地区（M情感=4.41，M满意度=4.24）


表现相对较优。分析原因，可能是不同地区的文化氛围、社会环境以及学校对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的方式差异，影响了学生在主观认知、情感体验与行为倾向等方面的表现。


再次，市级及省级高中在校生国家安全素养优于乡镇及县级高中。调研结果显示，不同办学层级学校的高中生在国家安全素养各维度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国家安全整体素养（M市级及省级=91.75，M县级=89.05，M乡镇=79.01）、主观整体表现（M市级及省级=66.04，M县级=64.76，M乡镇=64.30）和客观知识整体表现（M市级及省级=25.71，M县级=24.29，M乡镇=14.70）层面，市级及省级高中在校生均值均显著高于县级高中和乡镇高中，呈现“学校层级越高，得分越高”的趋势。这一趋势反映出学校办学层级与教育资源、教学质量等密切关联，并对学生国家安全素养的形成有着明显影响。


3.学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存在形式化与不均衡问题


首先，学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形式多样，但课程融入不足。调研发现，当前学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呈现出“以校内活动为主导、课程融入为辅助、校外实践为补充”的特征。如大多数高中生反映，学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以“短平快”的党团和班会活动（60.74%）以及班级和学校组织的演讲、竞赛等实践活动为主（53.85%），不到半数（48.70%）学生参与过融入课程教学的形式，参与校外实践活动（35.72%）和学校主办的主题讲座/报告（28.07%）的学生较少。此外，还有2.82%的高中生表示所在学校没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就课程融入而言，语文（35.99%）、物理（35.09%）和生物（32.05%）三门课程中融入国家安全知识最多，其他学科仍存在显著不足，还有2.51%的学生反映课程中未融入任何国家安全知识，暴露出国家安全教育实施的不足。


其次，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多集中于常见领域，对新型安全领域关注不足。研究发现，学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多集中在国土安全（42.57%）、政治安全


（41.45%）、经济安全（40.47%）和文化安全（39.70%）等常见领域，但对数据安全（14.50%）、人工智能安全（14.01%）、极地安全（10.70%）和深海安全（9.58%）等随着科技发展日益凸显重要性的新型安全领域关注严重不足。


再次，学生获取知识途径多元，学校教育主渠道作用有待加强。调研结果显示，当前高中生获取国家安全知识的渠道呈现“多元并存、自主渠道占优、学校渠道待强化”的特征。如56.45%的学生通过网络浏览相关新闻、视频和文章等获取知识，50.13%的学生依赖报纸、书籍等纸质媒介，二者均超过半数；


而通过教师课程教学讲授（49.28%）和学校举办的相关讲座/报告（40.73%）获取知识的均不到半数，通过校内外实践活动获取相关知识的不足三成（29.01%）。这既体现了新媒体时代高中生获取信息的特点，也暴露出学校未能有效发挥课堂教学、教师引导等主渠道作用。


最后，学校文化建设与教育活动存在不足，学生参与出现分化。文化建设是营造国家安全教育氛围的关键抓手。调研结果显示，有47.40%的学生反映学校有非常多的国家安全教育主题校园文化内容，如设有宣传国家安全的窗口、走廊、园地、展板等，但仍有45.40%的学生认为有但比较少，还有7.20%的学生认为没有。此外，对于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这一重要的法定活动，表示学校有组织“自己曾参与”和“自己未参与”的学生分别占58.30%和29.50%，同时还有12.20%的学生反映学校未组织且自己从未参与过相关活动，暴露出部分学校对法定教育日的重视程度不足。


4.不同性别高中生对国家安全教育的参与度和认知度存在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办学层级学校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存在明显差别


首先，女生参与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更积极，男生对日常的国家安全教育更敏感。调研结果显示，在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宣传活动方面，女生


（62.20%）选择“学校有组织，自己有参与”的比例相对男生（56.10%）更高，而男生（34.30%）选择“学校有组织，但自己没有参与”的比例相对女生（20.70%）更高，说明女生对学校组织的宣传活动配合度更高。在学校宣传活动频次方面，女生选择“1～3次”的比例最高，而男生选择“4～6次”的比例最高，可能是因为男女生对国家安全教育活动的认知角度、参与场景敏感度有所不同。


其次，华北、华东地区学校安全教育表现较好，西南地区表现较弱。调研结果显示，在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方面，不同地区在文化建设、宣传活动、教育活动和频次平均值方面均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具体来看，华北地区教育频次均值（3.71）和教育活动（3.08）得分均居首位，这与该地区学生在主观表现中的认知和行为层面得分领先形成呼应，但该地区学生客观知识得分最低，暴露出教育中“重活动开展、轻知识传授”的失衡问题。华东地区在宣传活动（2.59）和文化建设（2.55）上表现突出，同时该地区学生客观知识得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反映出该地区在环境育人与知识传授的结合上更为均衡。西南地区在宣传活动（2.29）和文化建设（2.26）上得分均处于低位，反映出该地区在教育投入和重视程度方面有待提升。与之相对，西南地区高中生的多


项国家安全素养得分却较高，可能是因为宣传活动和文化建设的评分多指向显性化、标准化的教育形式，而国家安全素养提升更依赖于隐性化、沉浸式的教育渗透与地域场景的现实体验，因此西南地区恰好凭借地域特色、教育落地的“重实效轻形式”特点，以非标准化的教育方式实现了学生国家安全素养的高效提升。


再次，市级及省级高中国家安全教育实施状况优于乡镇及县级高中。调研结果显示，不同类型学校在文化建设、宣传活动和教育活动方面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出市级及省级高中优于乡镇高中和县级高中的现象。其中，


乡镇高中在教育活动方面与市级及省级高中持平，但在文化建设和宣传活动方面稍显薄弱。县级高中在文化建设、宣传活动和教育活动等各方面的指标得分均相对较低，或是因为其在资源分配上处于“夹心层”，难获乡镇专项扶持，又缺少高层级学校资源。同时，县级高中可能更侧重升学导向，对国家安全教育这类非应试内容重视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教育实施的量化指标上表现不突出，但县级高中生的整体素养水平却居于中等，这或许说明课堂教学的系统性渗透是提升学生国家安全素养的基础，而活动开展和文化建设是补充。这也为县域高中国家安全教育工作优化指明了方向，即无须盲目追求活动数量，可先夯实课堂教学的核心基础，再借助省市资源下沉打造轻量化、贴合县域实际的教育宣传活动。


三、研究建议：综合施策推动高中生国家安全教育系统性提质


针对调研中反映的问题，建议从重构课程教学体系、统筹资源分配、优化教学实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推动国家安全教育从碎片化普及向系统性提质转变，从而整体提升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


1.构建“分层递进+多维融合”的课程教学内容，破解知识失衡难题


依据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相关要求，高中阶段的国家安全教学内容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围绕“常识-理论-法律”的知识链，设计适配高中生认知水平的分层教学内容。其中，基础层以“全员覆盖、巩固常识”为目标，可通过课堂5分钟微宣讲、开设校园安全知识专栏，辅以短视频、漫画等新形式，有效提升趣味性，巩固强化常识性知识。进阶层以“深化理论、构建体系”为核心，开设国家安全专题课程，邀请高校思政教师、负责重点领域安全工作的专家学者等担任校外导师，结合时政热点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和重点领域安全的理论知识与实践，同时配合编写《高中生


国家安全教育读本》，降低理论知识的理解难度。高阶层则以“法律实践、知行合一”为重点，联合公检法等部门开展教育活动，通过模拟相关案件庭审、解读典型案例等形式，帮助高中生理解法律责任界定、权利与义务关系等内容。此外，学校还要立足区域特色，建立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相结合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其中，国家课程重在搭建安全教育的核心框架，明确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等核心内容与育人目标；校本课程则可以挖掘地方民俗中的家国情怀元素、地域文化中蕴含的红色教育资源等，让学生从身边的历史与文化中感知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2.建立“区域协同+城乡联动”的资源统筹机制，缩小地域及校际差异


针对调研中反映的区域与不同办学层级学校间国家安全教育状况失衡问题，建议由教育部门牵头，建立东中西部国家安全教育结对帮扶机制，推动跨区域资源共享以及线上联合教学等。同时，组织教育发达地区教师赴薄弱地区开展送教下乡活动，帮助薄弱地区教师提升国家安全教育教学能力，逐步缩小地区整体差距。在城乡资源配置方面，建议加大对乡镇高中的政策与经费支持，如设立国家安全教育专项经费，用于学校购买教学资料、组织校外实践等。同时，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搭建国家安全教育资源库，上传专家讲座、法律解读等视频资源，确保乡镇教师及学生能便捷获取优质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


3.优化国家安全教育实施过程，推动高中生知情意行协同发展


针对调研中反映的高中生在国家安全素养方面知情意行脱节问题，可从优化教育实施角度进行破解。一方面，要将情感教育融入认知教学，通过讲述国家安全领域的英雄事迹、典型案例，增强学生对国家安全的情感认同，并引导其将情感认同转化为主动学习知识和参与实践活动的动力。另一方面，要改变以活动为主的单一模式，推动“课程融入+活动开展+文化建设”多措并举。在课程融入方面，要挖掘不同学科优势，形成全学科覆盖的教育格局；在活动组织方面，要设计具有实践性、参与性的活动，避免形式化、重复性活动，提高活动的实效性；在文化建设方面，可通过在教学、生活、运动等区域设置国家安全教育主题橱窗，以“身边案例+法律解读+防范建议”形式展示高中生在网络使用、学习生活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反实例，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4.构建“多元评价+动态反馈”机制，提升国家安全教育实效


为提升国家安全教育实效，建议将评价自然融入现有教学与日常管理，并


用最低时间成本获取真实反馈，形成优化闭环。学校可依托现有的教学活动实现一事多评，如借助常规考试增设国家安全基本知识考查内容，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通过开放式讨论、主题班会等活动，评估学生在知识运用与情感认同方面的表现；记录学生日常在国家安全教育活动中的典型行为，借助校园数字化平台分析学生参与相关话题互动的数据，以评估学生在行为与情感维度的表现。同时，学校可建立动态反馈机制，每学期末根据评价数据形成国家安全教育成效报告，针对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措施，以促进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的系统性、均衡性提升。


衡阳市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对策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萍


作为中部地区典型的老工业城市和人口大市，在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外流加剧与寿命水平稳步提高等多重因素作用下，衡阳市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老龄化程度明显加深，呈现出“未富先老”“城乡分化突出”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特征。人口老龄化不仅对衡阳市的养老保障体系、公共财政承载能力和劳动力供给结构形成现实挑战，也深刻影响着家庭再生产机制、社会照护模式与基层治理体系的运行逻辑。在此背景下，系统分析衡阳市老龄化社会的现存风险，并在人口学理论框架下探讨具有地方适应性的应对策略，对于推动银发经济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分析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定义，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标准。1956年，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Sauvy）撰写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和社会含义》一书，开启了现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人口老龄化指的是因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人均寿命的延长，金字塔底端的年轻人口数量缩减、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所占人口总数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1]。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了人口增长与资源紧张的理论[2]，这一理论后来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当前国际上研究人口年龄结构时通常将人口总体分为少年儿童人口（0岁~14岁）、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三个阶段[3]。


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未直接提出“人口老龄化”这一现代概念，也没有针对该现象的专门论述，但他们创立的“两种生产”理论等人口相关核心思想，为解析人口老龄化的成因、本质和影响提供了根本理论框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该理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完善。“两种生产”理论明确人类社会存在两种关键生产：一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4]，即生活资料及生产工具的物质生产；二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4]，即人口生产。二者都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且社会制度与上层建筑会随两种生产的变化而调整。人口老龄化现象，正是这两种生产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相互作用但却失衡的体现。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带动的物质资


料生产方式变革，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提高、数量需求相对减少，加之养育成本激增，直接引发了人类自身生产（即人口再生产）模式从“高增长”向“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转变。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发展带来的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也属于物质资料生产范畴）直接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这“一降一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伴生现象。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和布伦贝格（Brumberg）提出生命周期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个人的养老问题由自己解决，一个人一生的消费、收入和储蓄是相等的，老年期的消费由年轻时期和中年时期的储蓄来支付[5]。生命周期理论从微观个体层面解释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对社会宏观经济的影响。个人在其不同生命阶段（青年、中年、老年）有着不同的消费、储蓄和行为模式。老龄化社会意味着整个社会中处于高消费、低储蓄的退休阶段人口比例增加，而处于高储蓄、高生产率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减少。这将从整体上改变社会的储蓄与投资结构，并可能引发内需结构的变化，如医疗保健、养老服务等银发经济需求上升，而耐用消费品、住房等需求相对萎缩。


综上，衡阳市所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并非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人口现象，而是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两种生产”在特定时期矛盾运动的体现。这一结构性转变，将系统且长期地作用于衡阳市的劳动供给、消费市场、公共财政、社会福利制度乃至社会代际关系等方方面面。因此，随着近年来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人口老龄化变得更为复杂和具有挑战性。


二衡阳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


根据衡阳市第六次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本文从老年人口发展速度、结构深度及家庭基础三个维度，对衡阳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进行全面剖析。


（一）老年人口增长较快


衡阳市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根据20XX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衡阳市常住总人口为6645243人[6]，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41873人[6]，占总人口的20.1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8.7%）约1.49%[7]，与2010年衡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比重上升6.72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达979181人[6]，占总人口的14.7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5%）约1.24%[7]，与2010年衡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了341197人，比重上升5.82个百分点，见表1。


从老年人口比重和发展速度这两个指标来看，衡阳市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导致老年抚养比的快速上升。老年抚养比是指65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数与15~64岁劳动人口数之比，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的老年人口数，衡阳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抚养比达到25.06%。老龄化发展迅速，老年抚养比居高不下，意味着社会抚养成本和抚养压力巨大，社会发展动力欠缺。


（二）高龄老人比例增重


老年人口结构高龄化，高龄老人增长速度快。截至第七次人口普查，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达到183814人[8]，在老年人口中的比重达到了18.77%，比2010年增加了63548人，见表2。老年人口本身的结构不是均衡发展的，由于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出现较明显的结构性变动。65~69岁的低龄老人在老年人口总数中占比从2010年的29.69%上升至40.88%。人口年龄结构持续老化所产生的“惯性推移”效应将使老年人口产生“高龄洪峰”现象，造成人口结构高龄化，人口高龄化的态势较人口老龄化更为严峻。


（三）空巢老人数量增多


空巢老人是指由于子女离家工作、学习或结婚等原因，独居或与配偶分开居住的老年人。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无儿无女无老伴的孤寡老人：这类老人由于没有子女或配偶，独自生活；其二，有子女但与其分开单独居住的老人：尽管有子女，但由于距离远或其他原因，他们选择独自居住或不得已独守空巢；其三，失独老人：因独生子女意外离世而失去唯一子女的父母群体。空巢老人因子女赡养与情感依托缺失，普遍面临养老保障与精神慰藉的双重困境。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衡阳市目前大约有6.5万名空巢老人[9]，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64%。近年来，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村青壮年不得不外出广东、福


建、浙江等地务工，农村家庭“空巢”现象更加凸显和普遍，大量的农村老人过着孤寡生活[10]。


上述现状分析表明，衡阳市的人口老龄化已非未来之忧”，而是“当下之困”。衡阳市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总体上与全国趋势一致，在发展速度、内部结构等方面又有独特的紧迫的本地化特征。


三衡阳市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风险


衡阳市人口老龄化是长期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其带来的风险是多维度、系统性和长期性的。从人口学理论看，老龄化直接改变人口结构、影响劳动力供给和消费市场；从“两种生产”理论看，老龄化打破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平衡，对代际资源分配和社会再生产构成挑战。


（一）物质资料生产领域的风险：要素失衡与发展动能衰减


1.劳动力供给萎缩冲击生产效率


“两种生产”理论强调，劳动力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核心要素。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与劳动年龄人口外流，劳动力供给萎缩已经成为影响衡阳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0XX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人普）数据显示，截至20XX年10月30日，衡阳市累计流出人口（指七人普统计时点户籍人口减去常住人口）128.72万人，较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点统计的75.37万人增长明显，增幅达到70.78%。”[11]而且，衡阳市人口外流速度还在进一步加快，“2020—2024年，衡阳市常住人口从664.22万人持续降至643.43万人，五年累计减少


20.79万人，2023—2024年单年降幅达6.27万人，人口流失速度呈加快态势。”[12]衡阳市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流失与老龄化，正在引发“生产要素错配”风险。劳动力短缺导致用工成本增加，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压。


由于工资成本增加，衡阳市已有部分人力需求较大的工厂倒闭或转移至其他城市。


2.消费结构转型与产业适配滞后


人口学的“消费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需求存在显著差异。衡阳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结构转变，与产业供给形成双重错位。一方面，年轻人主导的数码、娱乐等消费增速放缓，2024年化妆品类零售额比2023年下降2.7%[13]，制约市场活力提升；另一方面，老年群体的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等需求激增，2024年卫生健康支出比2023年增长18.1%[13]，但供给端呈现“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优质养老服务与适老产品严重不足。


这种供需失衡背后，是产业转型的滞后性。衡阳市作为老工业基地，相比2023年，2024年规模工业中六大高耗能产业仍增长8.7%[13]，而银发经济相关的健康产业、适老制造业发展缓慢。尽管部分商业区引入养生馆、适老餐饮等业态，但缺乏系统性布局，还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结构变化的脱节，正加剧经济增长乏力风险。


（二）人类自身生产领域的风险：保障体系失衡与社会关系紧张


1.养老保障体系的“收支失衡”危机


依据“两种生产”理论，人类自身生产的延续依赖健全的保障体系。衡阳市人口老龄化现象导致养老保障体系面临“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双重挤压。从收入端来看，养老保障基金的核心来源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缴费贡献，而衡阳市劳动年龄人口不仅总量持续缩减，且呈现出显著的外流特征，


20．05%的人口迁移原因是工作就业[11]，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向珠三角、长株潭等经济发达地区，直接导致养老保险缴费群体规模萎缩。从支出端来看，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刚性的支出增长压力。一方面，领取养老金的人数逐年攀升，养老金发放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养老保障支出的核心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老年群体的医疗健康需求旺盛，慢性病、失能失智等问题的高发，推动医疗保障支出、长期护理服务支出同步上涨。


2.家庭与社会结构的“代际失衡”


人口学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人口老龄化会重塑家庭功能与社会关系。衡阳“422”家庭模式日益普遍，部分年轻人需要“上养四老、下育两孩”，负担沉重，在自身长期身心疲惫的状况下对家庭老年人的照护难免会力不从心，会有疏忽之处；还有部分老年人往往需要拖着蹒跚的步伐去接送孙辈上下学，往返市场购买生活物资。另外，对于劳动力外流的家庭，家庭照护功能近乎瘫痪，空巢老人的衣食住行只能依靠自己，孤独感加剧，心理健康问题尤为显著。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代际之间的资源分配矛盾也日益显现。一方面，老年群体在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政府和家庭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时间；另一方面，年轻群体在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压力同样巨大；资源有限导致代际之间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家庭照护责任上的冲突日益突出。这种资源分配矛盾在宏观上反映不明显，人们往往会忽略；微观上的反映反而是具体的、普遍的、紧迫的，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面临如何平衡照顾老人、抚育小孩、发展事业的多方协同问题。因此，人口结构变化会增加经济和社会压力，还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与代际和谐。


（三）理论视角下的风险本质与延伸影响


从“两种生产”理论审视，衡阳老龄化风险的本质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失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削弱物质生产能力，而老年人口增加扩大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保障需求，两者形成“剪刀差”。这种失衡又通过人口流动


进一步放大———珠三角与长三角的虹吸效应加剧劳动力外流，使衡阳市陷入“老龄化加剧—经济活力下降—人口更易外流”的恶性循环。


从人口学“结构—功能理论”看，人口老龄化正导致城市功能紊乱：生产功能因劳动力短缺弱化，保障功能因需求激增超负荷，消费功能因结构转型失序。2024年衡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64.51%[13]，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16.1%[13]。这些数据背后都能看到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外流的深层影响。若不加以正向干预，这种功能紊乱只会越来越严重，可能进一步演变为城市发展的“路径锁定”，阻滞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进程。


衡阳市的人口老龄化风险并非孤立的人口问题，而是“两种生产”失衡、人口流动失衡与社会结构失衡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劳动力供给、保障体系、社会关系三个维度，风险已呈现“显性化、复合化、传导化”特征。破解这一困境，需以理论为指导，通过产业升级适配人口结构、完善保障体系平衡代际利益、优化政策环境吸引人口回流，方能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衡阳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系统性策略


20XX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旨在构建和完善兜底性、普惠型、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健康养老需求。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为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提出了4个方面26项举措，以保障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2025年11月湖南省人民政府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出《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并于2025年12月印发《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壮大养老产业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衡阳市作为湖南省域副中心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推动上级部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立足衡阳市人口现状与发展定位，以“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构建“政策兜底、市场赋能、社会参与、城乡协同”的系统性应对策略，实现老龄化风险的有效治理与积极转化。


（一）建立多元化养老格局


1.多措并举吸引人口回流与集聚


针对劳动力外流问题，应该从吸引外来人才和留住本地人才两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优化人才政策体系，对返乡创业的高校毕业生给予创业补贴，对


引进的顶尖人才或团队给予特别资助；同时完善住房、教育、医疗等配套保障，如推行新市民购房补贴、子女入学优惠等政策。另一方面，强化产业支撑，依托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并重的产业体系，如衡东县绿色盐碱产业基地、常宁市湘南纺织产业园等项目，通过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吸引劳动力本地就业。与此同时，要提升衡阳市中心城区的集聚效应，推进数字经济走廊快速建设，吸纳更多高素质人才就业。


2.培育壮大银发经济产业集群


当前银发经济相关产业主要涵盖餐饮、护理、保健等基础养老服务领域，但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将银发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衡阳市特色产业，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壮大养老产业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基础上，衡阳市可以重点发展三大领域：一是适老产品制造业，吸引智能穿戴设备、康复辅助器具、适老化家居等企业落户，打造湘南地区适老产品生产基地；二是养老服务业，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兴办养老机构、康复护理中心、老年大学等，支持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业务，形成多元化服务供给格局；三是康养文旅产业，依托南岳衡山等旅游资源，建立旅居养老产业合作平台，打造康养旅游综合体，开发老年康养旅游线路、中医养生体验等产品，实现“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同时要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秩序，建立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与失信惩戒制度，保障老年人消费权益。


3.推动产业升级与人口结构适配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已成为现实，为适应人口结构的改变，产业结构需要作出相应的转型升级。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推进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如衡阳制造业企业引入自动化设备缓解用工短缺的实践应进一步推广。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重点发展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吸引高素质人才集聚，依托衡阳市3个院士工作站、22个专家站和15个博士创新站[14]，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在乡村振兴领域，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压力。同时，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对接产业需求，培养技能人才，提升劳动力素质。


（二）实行多层次养老服务


1.优化养老服务资源城乡均衡配置


以《衡阳市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5年）》为蓝


本，构建“城区嵌入式、县域中心化、乡村互助式”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在城市层面，目前衡阳市“居家+社区”养老模式示范点、“市—区—街道—社区


—小区”五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等试验措施都很有针对性，但是还需要扩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覆盖范围，实现核心城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全覆盖，推广蒸湘区“政府补贴+专业运营+阶梯收费”模式，将助餐、助浴、康复等服务延伸至每个社区。在县域层面，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成1所以失能特困人员专业照护为主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提升护理型床位占比至50%以上，同时整合乡镇卫生院资源，打造“养老+医疗”综合服务中心。在乡村层面，大力推广衡南县“屋场+养老服务”与衡山县“片组邻三长”互助模式，利用闲置村部、校舍改建村级养老服务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为农村老人提供定期探访、健康检测、应急救助等基础服务。


2.推进养老服务供给精准化适配


建立全市统一的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依托区块链技术打通民政、卫健、社保、医保数据壁垒，精准识别失能、独居、贫困等不同类型老人的服务需求。针对失能老人，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范围，将城乡居民纳入保障体系，提高护理补贴标准，支持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对符合条件的给予建设补贴。针对健康老人，结合当地资源，丰富社区养老服务内容，引入老年大学课程、兴趣社团、公益志愿等活动，打造“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精神家园，如南华大学离退休中心为离退休职工开设合唱、舞蹈、瑜伽、模特、书法、阅读等多项课程，可以将这些课程对象扩展至周边社区老年人。针对农村空巢老人，建立“智慧监测+上门服务”机制，为空巢老人配备智能手环、紧急呼叫器等设备，联动村卫生室、志愿者开展每周至少1次的上门探访服务。


3.深化医养康养融合发展机制


推动医疗资源与养老服务深度整合，建立“三类合作模式”：一是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支持养老机构开办医务室、护理院，按规定纳入医保定点范围；二是医疗机构转型养老服务，鼓励二级以下医院转型为康复护理型养老机构，增加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床位供给；三是签约合作模式，要求所有乡镇卫生院与辖区养老机构、村级养老服务站建立签约合作关系，提供定期巡诊、健康管理、急诊转诊等服务。同时，加强基层医疗人才培养，将老年医学、康复护理纳入乡村医生培训内容，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适老化水平。


（三）构建代际协同治理机制


1.强化家庭养老支持政策


衡阳市“422”家庭结构日益普遍，叠加年轻劳动力外流，家庭照护功能持续弱化。落实家庭赡养责任，将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民生工程。第一，设立家庭照护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对承担主要照护责任的子女或家庭成员给予适度经济支持，降低家庭照护的机会成本，鼓励家庭积极参与养老事务。第二，建立家庭照护者支持体系，将失能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技能培训纳入政府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范围，每年培训不少于5000人次。第三，推行“照护假”制度，独生子女父母年满60周岁且失能的，给予子女每年累计不少于15天的照护假，照护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通过制度引导、财政补贴与社区服务配套，既可激活家庭养老的潜力，也能缓解因家庭结构变化和人口流动带来的养老照护缺口，实现家庭与社会的协同共治，为衡阳市构建可持续、多层次的养老体系奠定基础。


2.搭建代际互动与社会参与平台


面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精神层面适配问题，要做好顶层设计，搭建代际互动与社会参与平台。一方面，推动“代际共融”社区建设，鼓励年轻群体参与养老服务志愿活动，建立“时间银行”制度，志愿者服务时长可兑换未来自身或亲属的养老服务。社区青年居民不仅能够通过实际行动为老年人提供陪护、助餐、健康陪诊等服务，还能增进代际之间的互动与理解，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同时，社区可通过信息化平台记录服务时长、发布服务需求和匹配志愿者，实现资源精准配置。该制度还可以结合职业教育、大学生社会实践和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将志愿服务纳入正式激励体系，这不仅可提升年轻人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还能为未来可能面临的养老压力提供前瞻性保障。此外，时间银行模式的推广有助于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激活居民自治组织力量，使老年人生活更加多样化和可持续，同时缓解政府在养老服务供给上的压力，实现社会、家庭与政府三方共治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搭建老年人才发挥作用的平台，成立“银发人才库”，吸纳退休教师、医生、技术人员等参与青少年教育、社区治理、乡村振兴等工作，既实现老年人社会价值，也缓解劳动力短缺压力。与之前的“传统老人”不同，即将步入退休年龄的70后一代在改革开放时期迅速成长，他们接受了较高水平的教育，收入和消费水平较前一代有了显著提升，思想观念更加开放。他们正在以鲜明的群体特征形成一个新的群体标签———“新老人”。我们需要以“新老人”追求老年生活有所养、有所乐、有所学、


有所为的新型需求为引导，积极回应老年人的核心关切，为老年人提供持续学习和工作的机会，鼓励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和劳动就业，发挥他们的潜能和经验，满足各类养老需求，这既可以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也有助于延缓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加快适老化改造与公共服务适配


衡阳市作为老工业基地，老旧小区密集，居住环境设施普遍老化，适老化改造进展滞后已成为制约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全面实施城市适老化改造计划。第一，在居住环境方面，重点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楼道及出入口无障碍通道建设、扶手安装以及公共活动场所和绿地设施的适老化调整。加强社区内部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和安全性改造，例如安装紧急呼叫系统、智能监控、照明优化等，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居住环境。第二，在公共交通方面优化适老化服务体系。主要公交站点设置无障碍坡道、轮椅通道和候车遮阳棚，确保老年人在乘车过程中的便利性与安全性。此外，为城市郊区老年人开通就医专线公交，优先考虑通往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老年活动中心的线路，解决老年人就医和生活出行难的问题。第三，在政务服务领域，应该推进适老化转型，充分考虑老年人的信息获取和操作习惯。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可设置老年人专用服务窗口，并配备专门的帮办、代办人员，帮助老年人完成业务申报和资料填报，同时保留现金缴费、纸质材料办理等传统服务方式，兼顾数字化转型进程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确保老年人“办事无忧、安心便捷”。


家庭、社区和社会的三维联动，既能强化家庭养老功能，也能激活社区资源与社会力量，实现代际共融与协同治理，为衡阳市打造可持续、多层次、宜居的养老体系提供系统性解决路径，见图1。


衡阳市人口老龄化治理并非单纯地应对养老问题，而是涉及人口、经济、社会、产业的系统性工程。越早将“两种生产”的均衡与区域经济活力作为治理核心，衡阳市越能把握住老龄化这一“挑战中的机遇”。坚持“政策兜底、市场赋能、社会参与、城乡协同”的核心思路，将理论指导与地方实践深度结合，实现老龄化风险的有效转化，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筑牢民生根基。


加快四川高等教育强省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郑文学


一、四川高等教育强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一）现实机遇


一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叠加推进。“推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既是在全国层面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广大内陆地区实现发展水平新跃升、进一步缩小与沿海地区差距的关键抓手”[1]。关键产业备份加快布局，东部产业向西转移持续推进，带动重大产业项目和创新要素加速向四川集聚。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达90536.09亿元，占全国比重6.5%[2]；全年省外引进产业项目新增实际投资超8300亿元，重点产业链占比达36.3%[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3%，六大优势产业增加值增长6.8%，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5.3%[4]，先进制造、高技术制造、链主型和基地型项目加快落地。


二是数智技术深刻冲击高校发展范式，为四川高等教育系统性转型提供新动能。“大学的教学属性、科研属性和服务属性都被数智技术重塑，并涌现出了新质属性，而这一属性也赋予了大学新的生命”[5]。《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破要素壁垒，促进交叉融合，引导高校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战略转变”；同时提出，“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教育’行动”[6]。对四川而言，数智技术不仅是教育工具更新，更是推动高等教育系统性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


三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入推进，为四川高等教育扩大开放合作提供新空间。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是我国西部地区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开放通道。四川2025年已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1507列[7]，随着通道网络持续织密，并与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实现常态化衔接，四川对接欧洲、中亚、东盟等区域的开放条件持续改善，由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转变的战略条件更加成熟。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深化，产业合作、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不断拓展，为四川融入国际产业分工、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空间。


（二）突出问题


一是高等教育资源空间集聚明显，区域支撑能力不均衡。四川共有普通高校146所[8]，从空间分布看，五大经济区中成都平原经济区集聚高校96所，占全省65.8%；其中本科高校46所，占全省本科高校76.7%。相比之下，川南、川东北、攀西、川西北分别仅有高校18所、21所、7所、4所，本科高校分别为5所、5所、2所、2所。全省6所部委属高校5所在成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行业特色高校向成都平原集中，其他区域多以地方学院和高职院校为主，智力支撑不足，难以充分满足先进制造业承接、区域产业升级需求。


二是高等教育服务产业链创新链的能力还不充分。四川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项目规模大、层级高，但部分高校学科专业调整、成果转化机制与先进制造和高技术制造等项目落地需求衔接不够紧密。专业设置趋同、应用研究偏弱、校地校企协同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


三是高等教育协同开放格局尚未充分形成。面对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拓展和东部产业西进趋势，四川高校跨区域合作交流仍较分散，与国家开放通道和产业协作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开放体系尚未形成，开放合作能力尚未充分释放，制约了高等教育形成支撑全省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合力。


二、加快四川高等教育强省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以五区高等教育集群建设支撑五区共兴


四川高等教育强省建设，应超越单一学校布局和质量提升思路，着眼于构建与区域发展、产业体系深度耦合的高等教育集群。这一集群不是若干高校在空间上的简单聚集，而是以高水平大学为牵引、以其他类型本科高校和职业院校为支撑，联动学科专业体系、科研平台和产教融合载体形成的协同创新系统。四川省应围绕五大经济区功能定位和六大优势产业分布，分别建设功能清晰、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高等教育集群。具体而言，成都平原经济区应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创新策源型高教集群，重点面向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等产业。其余四区建设以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为核心支撑的特色高等教育集群。川南经济区建设产业融通型高教集群，重点面向食品轻纺、先进材料等产业。川东北经济区建设绿色培育型高教集群，重点面向能源化工、现代农业和绿色产业。攀西经济区建设资源转化型高教集群，重点面向能源化工、清洁能源产业。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建设生态支撑型高教集群，重点面向生态治理、高原特色农牧业、文旅康养产业。


（二）以五区协同融通形成省域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共同体


五大经济区分别建成高等教育集群后，构建五区协同融通的省域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共同体。成都平原经济区创新策源型高教集群发挥创新源头作用，向其他区域输出基础性知识和原创性成果；川南产业融通型高教集群重点承接工程应用和产教融合，把创新成果导入产业链、制造链和转化链；川东北绿色培育型高教集群重点承接绿色产业培育和能源化工转型任务；攀西资源转化型高教集群重点承接战略资源开发，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产业优势；川西北生态支撑型高教集群重点承接生态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任务，把生态价值转化为发展能力。通过省级统筹，成都平原发挥创新策源牵引作用，四区各自发挥功能优势，创新资源、产业场景和区域需求双向流动，形成“一核牵引、四群联动、双向循环”的协同机制，推动四川高等教育由中心集聚型向全域支撑型转变，形成各具特色、相互支撑、整体跃升的省域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共同体。


（三）打造“东融西通”四川高等教育开放新格局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建设教育强国、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连接国际与国内、世界与本土的重要桥梁”[9]。四川省高等教育强省的建设更是要立足四川由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转变的新方位，推动高等教育从省域内部配置资源，转向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集聚创新要素“。东融”重在主动融入东部先进产业体系和数智创新链条，面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推动四川高校与东部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围绕关键产业开展数智人才共育、联合攻关和平台共建，增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服务关键产业备份的能力“。西通”重在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总体布局，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数智产教融合体系从区域向国际延伸，面向欧洲、中亚、东盟等地区拓展科技合作和产业协同。通过东向融入先进产业体系、西向南向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形成内外联动、东西互济的高等教育开放格局。


（四）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和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农业农村现代化和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是四川发展中具有长期性、基础性和全局性意义的重要命题。四川高等教育强省的建设，应推动数智技术、产业需求、人文关怀和开放合作在高等教育运行中有机融合，逐步自发地形成面向农业农村、生态文明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功能作用。其重点不只是在高等教育知识体系增加涉农涉生态学科或科研项目，而在于通过省域高等教育共同体把知识生产、技术创新、价值引领和社会服务更深地嵌入城乡融合发展和绿色发展实践之中，使高等教育在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增强人民性


和实践性，在服务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中彰显战略性和公共性。四川高等教育强省建设应既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服务农业强省和生态强省发展。


就业育人视域下“05后”高职学生慢就业困境及管理对策调研基于广西某高职院校的调研报告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姚佳佳


（2026年8月7日）


摘要：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最大的民生。本文以广西某高职院校“05后”在校生为对象，综合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依托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基于193份有效问卷，厘清学生就业认知、慢就业态度与职业规划现状，并从个体、学校、家庭、市场四个维度剖析成因。研究发现，生涯规划薄弱、就业育人体系不足、择业观念转变、求职竞争加剧及家庭经济兜底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慢就业现象。据此，文章构建了四方协同治理路径，以期为高职院校完善就业指导、引导学生理性择业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词：“05后”高职生；慢就业；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就业育人


一、研究背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国务院于2026年6月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将高质量充分就业摆在发展优先位置[1]。职业教育承载着就业育人的重要使命，化解高职生慢就业难题、提高就业质量，是推进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打通教育、人才与产业良性循环的关键抓手。随着高校持续扩招，毕业生数量逐年攀升。据教育部统计，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较上届新增48万。在劳动力市场承压的背景下，大学生慢就业趋势日益显现。科学研判并妥善应对慢就业问题，有助于纾解青年就业压力，助推高质量充分就业。准确把握高职学生的就业心态与慢就业动因，有助于增强就业指导的针对性，持续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二、研究理论基础


（一）慢就业相关研究


慢就业是指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暂缓入职，通过备考、技能培训、创业筹备等方式延后求职的现象，可划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类。主动慢就业群体虽拥有就业机会，但选择升学或实训以寻求更契合的岗位；被动慢就业则因技能与市场脱节、职业方向模糊、求职渠道有限等问题而难以顺利就业。成长于网络时代的“00后”和“05后”择业观念更加多元，慢就业特征更为突出。


现有慢就业相关研究中，国外学者常以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生涯建构理论


作为分析青年延迟就业问题的框架。Lent构建的SCCT理论表明，个体的就业自信、求职预期与职业目标会直接影响择业行为，自我效能薄弱和预期错位极易催生延迟就业。国内相关调研与文献也佐证了慢就业的普遍性。顾剑秀等（2026）提出，教育背景和人力资本是影响“慢就业”行为的关键因素[2]；刘妍君等


（2026）的研究指出，就业动机通过求职行动效能感影响大学生的慢就业意向，其中低动机与低效能感是重要影响因素[3]。


（二）社会认知职业理论


1994年，Lent提出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CCT），用以阐释个体职业选择与适应的内外部机制。该理论的核心由自我效能、结果预期和职业目标三部分构成。自我效能是个体对自身能力的判断，可通过实践经验得以增强；结果预期是个体对行为产出的主观预判，直接影响职业兴趣与目标设定。三者形成动态闭环：就业实践产生的工作成效会反向重塑自我效能与发展预期，持续推动个体调整职业追求，并循环影响长期职业发展路径。


（三）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类：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生理和安全需求属于生存层面的基础保障；在此基础上，个体会产生情感交往需求，进而渴望自我认同与外界尊重；最高层次则是追求个人成长与自我价值实现。该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会逐层向上进阶。据此开展高职生就业引导，需兼顾基础薪资保障与长远发展空间，以契合学生的多层次需求。


三、调研设计与样本概况


（一）调研对象


调研对象为广西某全日制高职院校的在读“05后”专科学生，生源涵盖普通高中与职业中专，兼顾城乡及不同收入家庭的学生，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二）调研方法


（1）问卷调查法：通过线上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维度涵盖样本基础信息、就业市场认知、慢就业态度和职业规划现状四大模块。


（2）深度访谈法：分层访谈受访学生、就业指导教师和本地企业HR，以补充问卷量化数据，挖掘慢就业背后的深层主观动因与客观现实约束。


（3）文献分析法：梳理国家就业政策和国内外慢就业相关文献，搭建理论分析框架。


（三）问卷信效度与回收情况


本次调研累计发放问卷198份，剔除填写残缺的无效问卷5份，回收有效问卷193份，有效回收率为97.47%。


四、实证调研结果与数据分析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样本基本特征展开分析，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与合理性。性别结构方面，男生77人（占39.90%），女生116人（占60.10%）；年龄以19—21岁学生为主（占87.05%），契合“05后”高职生的研究主体定位。家庭背景方面，农村和乡镇学生合计占90.67%；69.95%的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5000元，整体家庭经济条件偏普通。生源结构覆盖全面，普通高中生源占48.19%，职业中专生源占51.81%；专业分布方面，文科类占59.07%，理科类占


40.93%。此外，非独生子女占87.05%，独生子女占12.95%。


综合来看，本次调研样本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生源类型和专业类别等维度上分布均匀，覆盖面广，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广西高职院校“05后”学生的整体情况，数据可靠，可为后续分析与结论推导提供有效支撑。


（二）大学生对就业市场环境的认知


就业形势调研显示，77.72%的学生认为就业环境严峻，79.79%感受到求职压力，60.10%认为优质岗位不断减少，仅不到5%持乐观态度，学生整体求职焦虑较为显著。


（三）大学生对慢就业现象的认知与行为倾向


在慢就业态度认同方面，62.69%的“05后”学生认可慢就业的合理性，仅少数学生持反对意见，该群体普遍将暂缓就业视为职业探索的缓冲期。


在慢就业行为选择方面，仅24.87%的学生会主动选择慢就业，半数人持中立态度，多数人仍希望尽早就业。


在慢就业等待周期方面，选择慢就业的学生大多仅愿意等待半年以内，仅8.29%愿意搁置求职超过半年，表明其暂缓就业具有较为清晰的时间边界。


（四）大学生职业规划现状的调研


对学校就业指导效果的调研显示，64.77%的学生认可职业规划课程的参考价值，30.05%认为效果平平，5.18%认为效果甚微，院校就业指导仍需进一步优化。


在自我规划清晰度方面，仅24.87%的学生具备清晰的职业规划，超过半数


规划模糊，22.28%毫无规划。生涯认知不足是被动慢就业的核心内因。


五、“05后”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多维成因剖析


（一）个体层面：自我认知不足，择业心态失衡


调研结果显示，个体层面存在两大主观因素催生“05后”高职生慢就业。第一，学生生涯规划能力薄弱。在校期间缺少系统化的职业指导，自身规划意识淡薄，无法客观认知自身特长、能力与行业需求，导致毕业求职时陷入迷茫，求职准备严重不足。第二，新生代择业心态发生转变，不再恪守“毕业即就业”的传统观念，而更加看重个人价值实现与生活品质。面对求职压力，不少学生选择慢就业作为缓冲，借此留出充裕时间梳理发展方向，谨慎规划长期职业与生活路径。


（二）家庭层面：家庭条件差异，经济兜底弱化就业紧迫感


家庭条件深刻影响“05后”高职生的就业决策与慢就业倾向。调研显示，不少慢就业学生家庭经济较为宽裕，父母可提供长期物质支撑，并给予择业建议和就业资源对接，使学生拥有充足的缓冲期来探索适配的职业。与此同时，家庭教育缺失亦会加剧该问题：部分家长过度溺爱或包办所有就业选择，剥夺了学生自主试错的机会；另有一些家长缺乏行业信息，难以提供专业的求职引导，导致学生择业认知模糊，进一步催生慢就业行为。


（三）学校层面：就业育人体系不完善，精准指导缺失


调研数据表明，院校就业育人机制存在短板，个性化帮扶供给不足，是诱发高职生慢就业的重要诱因。现阶段多数院校的职业规划课堂偏重理论讲授，课程内容缺少实践环节，学生习得的理论知识难以转化为求职实操能力，削弱了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力，增加了求职受挫的概率。传统指导模式以教师单向输出为主，缺少引导学生自主探索职业的设计，压缩了学生主动调研行业、匹配自身特质的空间，致使学生难以结合个人兴趣与优势确立发展方向，择业迷茫问题突出，进而催生慢就业行为。


（四）社会层面：供需结构失衡，青年就业保障有待完善


问卷与企业访谈数据显示，市场环境压力是催生慢就业的客观外部因素。2026届高校毕业生达1270万人，求职市场供大于求，优质岗位竞争白热化，基层技能岗位吸引力偏弱，毕业生难以找到心仪工作。产业迭代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但不少高职专业课程更新滞后，学生实操能力难以达到企业用工标准。同时，升学、基层就业和创业等相关扶持政策的宣传覆盖面不足，学


生不了解多元发展渠道，求职选择受限，进一步加重了慢就业倾向。


六、“05后”大学生慢就业四方协同优化对策


（一）学生层面：强化自我赋能，构建理性择业认知


结合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学生可从三方面增强求职主动性：一是全方位提升就业自我效能，主动参与实训竞赛、企业顶岗实习与各类社会实践，借助职业测评认清自身长短板，积累综合实操与沟通能力。二是理性调整职业预期，通过校友和企业从业者了解行业真实待遇与发展路径，客观看待基层技能岗位，将其作为职业起步的可行渠道。三是分阶段规划发展目标：大一完成自我特质剖析，大二深入行业实习调研，大三同步筹备求职与升学规划，以规避毕业阶段的择业迷茫。


（二）家庭层面：转变家庭教育观念，做好正向引导


家长需客观看待子女特质，正向引导择业，兼顾尊重与适度管控：一是树立务实的就业观念，如实告知家庭经济情况，培养子女独立谋生意识，不长期提供经济兜底，减少观望拖延心态。二是包容个性化发展，允许短期职业摸索，但需设定缓冲时限，督促子女利用空档期提升技能，同时配合学校生涯教育，形成家校协同引导。三是拓宽行业认知视野，主动与子女交流各类就业赛道，摒弃仅看重高薪、体面工作的片面择业思维，引导其接纳基层技能岗位。


（三）学校层面：完善就业育人体系，精准供给职业指导


院校可从五方面优化就业育人工作：一是搭建三阶分层职业规划课程，分年级开展认知、实践和求职实训，引入企业导师进行实操教学，减少纯理论授课。二是深化校企合作，拓展实习载体，借助科创竞赛、科研助理项目等锻炼学生的实操与协作能力。三是落实一对一精准帮扶，为求职困难学生提供心理与择业指导，线上精准推送岗位及升学政策。四是差异化帮扶慢就业群体，为备考学生提供升学辅导，为技能薄弱者开设专项实训。五是发挥榜样思政引领作用，引导学生投身基层，树立服务社会的职业理想。


（四）社会层面：优化市场环境，完善青年就业政策托底


社会层面需搭建配套就业保障体系，多措并举优化高职生就业环境：首先，完善就业激励政策的落地机制，加大企业吸纳毕业生补贴、升学与技能培训补助力度，丰富就业发展渠道。其次，规范劳务市场管理，破除学历、性别等就业壁垒，保障技能人才的薪资与劳动权益，提升基层岗位的吸引力。最后，借助校园、社区和新媒体等多元载体普及就业、创业与基层服务相关政策，拓宽


学生择业认知，助力其依托政策实现高质量就业。


七、研究总结与展望


（一）研究总结


本研究选取广西某高职院校，分析“05后”高职生慢就业的现状与多层诱因，并搭建个人、院校、家庭和社会四方协同的化解方案。慢就业并非单一的负面现象：主动暂缓求职是青年理性规划、自我增值的选择，而被动慢就业则暴露了个人能力、校园育人与就业市场存在的多重短板。高职院校应搭建全程化生涯指导体系，平衡学生发展诉求与市场现实，推动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二）研究局限


第一，本次调研仅选取广西单所高职院校，样本覆盖范围有限，结论的普适性存在一定约束；第二，本次调研为截面静态调研，缺少对学生毕业1—2年后就业选择的长期追踪数据。


（三）未来展望


后续研究将扩大调研样本，覆盖多区域、多类型高职院校，开展跨院校对比研究；同时开展长期追踪调研，动态观测“05后”高职生慢就业行为的长期演化，持续优化就业育人与慢就业治理方案。


山东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临沂大学商学院李修彪


0.引言


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发展，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推动我省高等教育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1］。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大省，山东省共有普通高校167所，其中包括68所普通本科高校、4所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和95所专科层次职业院校，形成了覆盖广泛、类型多样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济南、青岛、烟台、潍坊、淄博等5个市拥有全省约70％的高校和74％的本科高校，而其他地区高校数量和资源相对匮乏。尤其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山东省双一流大学的密度仍然较低，仅为北京的1／50，甚至不及安徽。总之，山东省高等教育仍存在地区间及地区内部资源投入失衡、投入转化产出不足等问题［2］，因此新时代如何统筹和有效管理高等教育资源仍是高等教育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突出问题［3］。基于此，本文以“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为切入点，对山东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状况进行系统性研究，并通过有效统筹和管理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等高等教育资源，逐步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最大的产出。


1.山东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


1.1投入现状分析


近年来，山东省高等教育资源呈现出规模逐年增长、教职工和专任教师数量逐年增加、办学条件日益改善的发展态势，下面具体从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投入状况进行分析。


在人力资源投入方面，2024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拥有的教职工数量为197445人，较2023年增长4．0％。其中，专任教师数量从20XX年的124215人增长为2024年的152653人，年均增长幅度高达5．7％。在高等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博士教师所占比重持续增长；在“十四五”期间，山东省高校国家级人才数量增长57％，实现高层次人才快速集聚。总之，山东省高等学校的人力资源投入数量逐年增长、投入结构日趋优化，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在财力资源投入方面，2024年，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18985．28元，比上年增长1．64％；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


出为18397．26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在科研经费投入方面，山东省高校科研经费大幅增长，比“十三五”末增长62．2％。2024年，山东省属高校中，有2所高校预算总额突破40亿元，8所高校预算总额突破20亿元，24所高校预算总额突破10亿元。总体来看，山东省对高等教育的财力投入规模庞大，且在保持总量增长的同时，通过调整预算分配，引导高校聚焦特色发展和科研创新。


在物力资源投入方面，2023年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产权占地面积21．14万亩，生均52．73平方米；产权校舍建筑面积6854．38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273．95万平方米，生均25．65平方米；纸质图书藏量2．22亿册，比上年增加1097．6万册，生均82．9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495．51亿元，比上年增加49．01亿元，生均18540．76元。总体而言，山东省高等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为高等教育资源的高质量产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产出现状分析


高等教育资源的产出主要包括教学产出、科学研究产出和社会服务产出等方面［4］。教学产出一般用高校在校学生数量、毕业生数量或重点学科数量来衡量；科学研究产出一般采用科研论文数量、课题项目数量等来衡量；社会服务产出一般用高校技术转让收入等指标来衡量［5］。


在教学产出方面，2024年山东省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为280．03万人，比上年增加12．78万人，增长幅度为4．78％。其中，在校研究生18．54万人（博士生2．05万人），比上年增加0．97万人。从毕业生数量来看，2024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为76．78万人，比2023年增长2．25万人，增长幅度为3．02％。其中，研究生毕业5．00万人（其中博士生2762人），比上年增加0．32万人；另外，2024年“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山东一共有22所高校243个学科上榜，说明山东省高校具有较强的学科整体实力。


在科学研究产出方面，以2022年为例，山东省高校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为68452篇，承担的科研项目数量为47883项，参加国际会议的人次为6640。这3项数据均低于同期的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和江苏省。总体而言，虽然山东省高等教育在科学研究方面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依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在社会服务产出方面，山东省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产出在“十四五”时期取得了显著进展，多所高校聚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需求，在科技创新、产业支撑、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等方面贡献突出［6］。近年来，山东省高校共申请专利6．44万件、授权专利5．64万件，专利转让金额17．89亿元，有效专利数


量不断提高，专利转化效率持续提升。总体而言，山东省高校的科技创新成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山东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2.1高等教育资源投入规模不足


虽然山东省拥有153所普通高校和70所本科院校，在全国排名分为位列第四和第二，但是缺乏具有全国竞争力的顶尖学府。山东大学作为省内最强高校，全国排名仅在20名左右，全省仅有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3所高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远低于北京的34所和江苏的16所，距离教育强省还有较大差距。另外，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中，山东仅有2个学科新增入选，高校数量未有增加。而同期山西等省份实现零的突破，广东、江苏等省份则大幅增加。山东与吉林、浙江、安徽等省同属“双一流”高校数量第三梯队，与全国经济第三大省的地位明显不匹配。


相较于经济发达省份，山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相对滞后。例如，2025年山东省属高校经费预算排名靠前的青岛大学为29．80亿元，而同期上海大学、深圳大学的预算分别达到50．90亿元和75．07亿元，投入差距直接影响了师资引进、科研创新和学科建设。另外，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来看，2024年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18985．28元，而同时期的北京市、上海市、西藏自治区和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分别为48577．72元、42549．43元、38545．58元和27599．02元。总体来看，山东省的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在全国处于中上游水平，与北京、上海等顶尖地区存在明显差距。从高校固定资产值、图书册数、教学仪器设备总值来看，山东省的各项数据要明显低于北京市、广东省和江苏省等高等教育强省（或直辖市）。


2.2高等教育资源区域配置不均衡


山东省内经济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这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资源分布［7］。山东省内顶尖高校，如山东大学，其核心校区和主要资源集中在省会济南。此外，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等“双一流”高校也主要布局在青岛。这导致济南和青岛成为全省高等教育资源最密集的地区，吸引了大部分优质师资、科研经费和生源。除济南、青岛外，山东省内其他地市如烟台、潍坊、临沂、济宁等虽有本科或高职院校，但整体办学层次、科研水平和影响力与省会城市高校存在明显差距。这些地区的高校多以地方性应用型本科或专科院校


为主，难以与省会高校竞争优质资源。这种高等学校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制约了山东省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削弱了山东省高等教育的竞争力。


在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方面，由于山东省内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差异，青岛、烟台、威海等胶东半岛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相对充足；而鲁西南、鲁西北等地区经济相对滞后，导致当地高校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面临困难，进一步加剧了分布不均。总体而言，山东省高等学校分布呈现出“两极集中、区域失衡”的特征，省会济南和沿海城市青岛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地区高校发展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山东省高等教育的发展。


2.3高等教育资源在高校间配置不均衡


山东不同高校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科研投入、学科实力、产教融合深度以及政策资源倾斜等多个维度，尤其在顶尖高校与省属院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经费预算方面，山东省属高校的经费预算呈现明显的层级分布。根据山东省属高校官方公开数据，2025年共有28所高校预算超10亿元，占省属高校总数的65．12％。其中，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和齐鲁工业大学稳居前两位，两所学校的经费预算均超过43亿元，是山东省内经费最充足的高校。相比较而言，山东警察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高校的经费预算不足5亿元。


在学科实力方面，山东不同高校的学科实力差距较为明显，尤其在特色学科建设、科研投入和ＥＳＩ学科表现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分化。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学科实力遥遥领先，三所高校共拥有27个Ａ类学科。虽然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三所省属高校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均实现了Ａ类学科零的突破，但是这三所省属高校合计仅有3个Ａ类学科。其他省属院校暂时没有获得Ａ类学科。总体而言，山东高校的学科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顶尖高校”与“特色高校”之间，以及“部属高校”与“省属高校”之间，这也限制了山东省高等学校的均衡发展。


3.优化山东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对策


3.1适度增加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规模


首先，要改善高等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研究条件。根据教学和科研需求，及时更新和替换过时的技术设备，尤其增加数字化设备和ＡＩ设备的数量。其次，要增加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项目的资金支持。增加和设立专项资金的数量，专门用于支持前沿科学研究和技术项目，激励广大教师和研究团队积极参与科


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最后，要提高资金分配的精确性。要构建基于数据和性能指标的资金分配模型，并完善绩效导向的预算制度，将资金向表现优异的教师和团队倾斜，同时要建立资金分配的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提高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效率［8］。


3.2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的配置


首先，构建区域教育协同发展机制。加强区域内、区域间高等学校之间的合作和教学科研资源共享，实施区域高等教育联盟计划，共享共建研究中心、科研设施、研究数据资料等信息。其次，重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设置和更新现有的学科专业，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最后，促进产教融合和创新平台建设［9］。为了更有效地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高校与企业要共建实验室和研发中心，建立产学研合作区，共同推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助力科研成果快速进入市场。


3.3各高校要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管理使用水平


首先，优化教师资源的配置。在高校层面，要构建包含教学质量、科研产出、社会服务等多维度的教师绩效评价体系，及时调整和分配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10］；并提供平台和条件，为每位教师制定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计划。其次，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为了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能够有效转化为教学和科研成果，高校要建立完善的财务监督和财务管理体系。通过制定年度预算计划、开展项目性价比评估等方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后，加强科研项目的管理［11］。建立一套科学严谨的项目评审和项目管理流程，增加高水平项目的比重。同时鼓励高校教师与产业界的合作，促进科研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有效提高科学研究的社会经济影响力。通过这些措施，提升高校科研项目的管理水平，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进而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


山西省农村电商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丽水学院王昕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现代化建设意义非凡，农村电商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2]。2025年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2025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部署了年度数字乡村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包括“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并提出了行政村5G通达率、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长等具体目标，为各地区农村电商蓬勃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


山西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拥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3]。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使这些农产品可以走向全国，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但这一进程也面临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产业升级，也限制了农村电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厘清问题，探寻一条适合山西省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显得尤为重要。


1.山西省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1.1物流体系提质增效


山西省着力提升农村物流体系效率。在基础设施方面，该省推广静乐县的统仓共配模式，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共同建设县级共配中心、乡镇中转站和村级服务点，形成效率更高、覆盖更广的县域物流网络。推广该模式后，物流效率和覆盖范围得到了明显提升与拓展。在政策支持方面，从省级层面持续给予农产品上行快件每单1元的补贴。自2023年政策实施至2025年2月，全省累计发放补贴资金4560万元，直接降低农产品电商销售的物流成本，带动约27亿元的农产品线上销售额，为农产品出村进城提供了重要支撑。


1.2产业融合深化拓展


电商的发展推动了山西省特色农业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体升级。截至2024年底，该省已培育113个电商类区域公用品牌和545个“小而美”特色自主品牌，共同夯实了农产品线上销售的品牌基础。山西省各地创新产业模式，进一步发挥了电商的带动作用。临猗县形成的一体化运营体系使优质鲜果从采摘到发货周期缩短至12h内，保障了产品品质与消费体验。石楼县建立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标准化加工和品牌化运营，提升了当地蜂蜜产品的附加值与销售价格。在电商的带动下，产业融合直接促进了农产品线上销售的快速增长。相关数据显


示，2024年1月至10月，山西省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54.9亿元，同比增长26.7％；2024年全年农村网络零售总额达203.8亿元，同比增长27.9％。这反映出电


商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实质性的拉动作用，有助于乡村产业振兴[4]。


1.3政策平台协同并进


在国家系列农村电商支持政策顶层设计的引领下，我国农村电商实现了快速发展，为有效促进农民增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基础[5]。山西省积极响应并落实国家部署，自2022年起，山西省委、省政府借鉴“千万工程”建设经验，将两年培育100个乡村e镇确立为全省重点工程。省级财政为此配套专项资金，针对电商进农村示范县与非示范县的差异，提供从千万元到百万元不等的梯度补助，保障了项目落地。一套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在山西省快速构建。截至2024年10月，山西省建成的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总面积已达23万m2，吸引入驻企业超2000家，为各类主体提供涵盖技能培训、直播带货、数据分析等在内的公益性服务。阳曲县、盂县等地的乡村e镇公共服务中心集纳了直播孵化、企业培育、产品展销等综合功能，已成为引领当地电商产业发展的核心枢纽。


2.山西省农村电商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专业人才结构性短缺与留存困境


人才是农村电商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其供给结构与质量必须与行业的发展相匹配[6]。当前，山西省电商人才正面临结构性挑战，集中表现为“引不进、留不住、素质不均衡”，严重制约了产业向更高层级跃升。


一方面，能引领行业升级的高端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产业纵深发展需要精通平台运营策略、大数据分析、品牌视觉设计及全链路供应链管理的专业化人才。然而，这类人才在就业市场上往往倾向于流向基础设施更完善、产业链更成熟的东部沿海电商集聚区，山西省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薄弱，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另一方面，本土化人才的培育与留存机制不够稳固，培训内容多偏向电商基础操作，与市场前沿需求脱节。许多掌握电商基本技能的青年，受限于本地产业生态和职业成长空间；同时乡村配套不足、社交资源匮乏，促使其选择外出寻求发展机会，造成本土人才缺失，形成了培养与流失并存的局面。这一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山西省农村电商突破当前发展“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约。


2.2品牌建设与营销创新不足


尽管山西省已培育了一定数量的农业品牌，但存在品牌多、竞争力弱的情况，其根源在于品牌建设和营销创新不足。


当前，山西省许多品牌的培育仍侧重于特产宣传，对产品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特色生态与传统工艺等深层价值挖掘不够，使品牌缺乏能引发消费者情感共鸣的标识，难以维系稳固的客户群体。同时，山西省许多品牌的营销手法雷同。各品牌多采用“直播+短视频”模式，在内容创意、叙事方式上缺乏基于产品特质的个性化策划。例如，不少直播带货停留在简单展示和价格促销层面，形式单一。在整体线上流量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这种同质化的营销手段不仅推高了获取客户的成本，也导致营销的投入产出效益持续降低，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2.3供应链标准化与稳定性挑战突出


将农产品成功转化为适销对路的电商商品，关键在于实现生产标准化，但山西省在此方面的基础仍显薄弱。


山西省的农业生产多以家庭为单位分散进行，不同农户在选种、田间管理、采收等环节各有一套，导致最终产品在规格、品质乃至外观上差异较大。这直接影响到线上销售时消费者体验的稳定性，难以建立持久的品质信誉。山西省电商冷链物流体系支撑不足。许多具有高价值的生鲜农产品对贮藏、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湿度等有严格要求，但农村地区的冷链仓储、预冷及冷藏运输设备普遍短缺，致使产品的损耗率居高不下，极大地制约了其电商销售辐射范围的拓展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山西省农产品供应能力存在季节性与规模性矛盾。山西省不少特色农产品生产周期集中、上市时间短，受限于仓储保鲜技术和农产品深加工能力，难以将季节性的集中产出转化为全年可持续、规模稳定的商品供应，这种供给的波动性与电商平台追求稳定、可预测的货源需求之间产生了明显脱节。


3山西省农村电商发展优化路径


3.1构建“引—育—用—留”闭环，夯实人才根基


为破解农村电商的人才“瓶颈”，山西省需着力构建一个外部引进、内部培育与环境留人相结合的多层次、可持续人才支撑体系。


针对电商运营、品牌策划等高端人才短缺的问题，应引进高端的智力资源，探索建立引才机制。通过设立专家工作站、特聘顾问或短期项目合作等方式，


吸引国内成熟电商平台的运营专家、知名营销策划人员等，以阶段性服务或远程指导等形式为本地企业提供关键智力支持，实现灵活用人目标。


为适应农村电商深入发展的需求，要加强本土的人才培养与留用，未来的人才培养应从普及基础技能转向重点培育骨干力量。建议与省内外高校、专业机构及行业领先企业开展合作，共同举办农村电商专题研修班。课程内容侧重市场分析、供应链管理、财务规划及团队管理等实务模块，着力培养一批既懂技术、又善经营，并能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的本地核心人才。


同时，需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增强其扎根乡村的意愿。县级政府可整合相关政策，对有能力、有贡献的电商人才提供创业、住房、子女教育等综合支持，并通过评优表彰等方式提升其社会地位，让人才在乡村安心创业、踏实生活，获得归属感与成就感。


3.2推行差异化品牌战略，提升价值创造力


推动山西省农村电商的品牌建设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需突破同质化竞争。可围绕大同黄花、右玉羊肉等特色产品，系统梳理其蕴含的历史典故、生态理念等，通过制作短视频、开发文创产品和设计体验线路等，挖掘品牌的文化价值，将农产品背后的风土人情转化为易于传播的品牌故事，提升品牌情感吸引力。鼓励企业、合作社针对不同消费场景开发差异化产品，推动产品的精细化创新，可面向健康饮食人群推出杂粮便捷食品，为礼品市场设计特色礼盒，或者开发亲子农事体验套装等，通过微创新摆脱初级农产品同质化价格竞争。


在利用好直播、短视频等公域流量同时，可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营销体系，积极培育私域用户群体。借助AAA社群开展会员制服务、农产品预售，或者定期在城市举办山西省特色主题市集，直接与目标消费者沟通，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提升消费者的复购率与品牌忠诚度。


3.3实施全链路数字化改造，强化供应链韧性


实现山西省农产品供应链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构建一个以数据为驱动、各环节紧密衔接的一体化体系，需从生产源头到消费终端进行系统化改造。


在上游生产环节，重点推行“企业+合作社+农户”订单农业模式，由龙头企业或合作社统一提供优质种苗、生产资料并制订规范的生产技术标准，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全程指导与管理，从源头保障农产品的品质与规格统一。


在中游流通环节，着力加强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主产区合理布


局具备预冷、分选、包装等功能的产地仓储设施以及区域性冷链物流枢纽，并要积极应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对仓储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和湿度等关键指标进行实时监测与全程追溯，从而有效降低产后损耗，保障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农产品的品质与新鲜度。


在下游销售和反馈环节，应该深化数据平台的应用，通过对电商消费趋势的系统性分析，将市场需求信息及时、准确地反馈至生产端，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动态调整生产计划，推动按需定产和定制化生产，实现供应链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响应与整体韧性的提升。


4.结论及展望


山西省农村电商的发展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路径。当前，山西省农村电商步入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阶段，发展重心已从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转向全链条发展质量的系统性升级。这一过程中，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如本土人才储备不足、供应链各个环节衔接不畅、农产品品牌特色缺乏和附加值不高等，这些问题已成为影响山西省农村电商长远发展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山西省电商发展工作的重心应从硬件投入、规模扩张，逐渐转向人才引育、产业链协同机制完善和品牌创新体系搭建等，全面夯实软实力。具体而言，应当着力破解电商高层次人才引进难和留住难的问题，进一步推动农业和电商在产业与价值链上的深度融合，同时努力推动山西省农产品品牌实现从扩大知名度、培养消费者忠诚度，再到形成市场价值溢价的阶梯式跃升。


在未来，山西省有必要持续深化“数商兴农”实施路径，推动电商与本地特色农业资源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有机融合与协同联动。农村电商的功能不应仅局限于提升农产品的流通效率，更应作为乡村地区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乡村产业现代化转型，为农民创造更加稳定和多元的增收渠道。具体可进一步加强县域商业体系与数字平台的对接，完善农村电商发展的人才支持和金融服务保障体系，鼓励生产者依托市场数据引导生产创新。在此基础上，可使更多具有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的优质农产品突破时空限制，获得全国市场的认可与青睐，为全省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更坚实、更持久的产业动力与支撑。


书香河北建设的现实困境与改进策略基于河北全民阅读推广的调研分析


王丽华


一、河北全民阅读研究背景与意义


2026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全民阅读步入常态化、制度化、法治化的新阶段。河北省作为文化资源大省与人口大省，燕赵文化底蕴深厚、艺术文脉源远流长。深入持续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河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需求。本文结合河北省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实际，调研深挖现存问题及内在成因，提出系统性、可落地的优化实施路径，推动河北全民阅读由数量普及向质量提升转型，夯实书香河北建设根基，增强地域文化认同感，提升全民文化自信，为河北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持久文化支撑。


二、河北全民阅读现状的调研分析


课题组通过分层抽样，对河北省11个市区及雄安新区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发放问卷2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144份，有效回收率97%，以问卷调查为主，结合文献研究、统计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为书香河北建设提供实证支撑。


（一）阅读人群分布与阅读习惯


调查数据显示，河北省全民阅读群体呈现出显著的年龄分化特征，青少年是核心阅读群体，占比高达90%，而成年人与老年群体仅占10%，是当前阅读推广工作的薄弱环节。在性别分布上，女性参与度优于男性，职业维度以大学生群体占比最高，达47%。阅读习惯方面，23%的居民缺乏固定的阅读时间，主动阅读积极性不高；56%的学生偏爱绘本与漫画，同时72%的居民习惯借助手机、平板进行阅读，呈现出碎片化、浅阅读趋势。


（二）阅读资源需求与获取渠道


据调研，中小学生对趣味性、知识性读物阅读兴趣较高，51%学生希望增加校园、冒险小说阅读量，50%学生希望增加漫画、绘本等艺术类图书，仅18%学生希望增加河北本地故事书，本地读物需求待挖掘。获取渠道以家长购买（54%）、同学分享（46%）为主，23%的学生到图书馆借阅，阅读空间的服务效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居民对阅读空间的书籍种类、开放便利性等需求较高。


（三）全民阅读推广模式及活动开展


河北省已形成“党政主导、文宣机构主办、社会参与”的阅读推广体系，


相关活动主要分为党政品牌推广、公共图书馆主阵地、校园阅读三大类型。从活动成效来看，49%的人认为增长了见识，但阅读活动质量仍需提升。30%学生反映学校很少组织阅读活动，18%学生表示从未组织，阅读活动的覆盖面和开展频率不足。居民对故事演讲比赛、作家进校园等活动需求较高，这类优质活动有待进一步落地推广。


（四）阅读阵地建设现状


河北省已形成覆盖城乡的阅读阵地网络，拥有3000多家公共图书馆、58万余家农家书屋。城市新型阅读阵地发展较好，但农村覆盖率低、发展不均。校园阅读阵地开放频率偏低，23%的居民从未去过。数字化阅读阵地投入1.9亿元建设，成效显著，但基层数字设备短缺，老年群体使用能力较弱。


（五）政策支持与保障体系


河北省将书香河北建设纳入省“十四五”规划，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加大资金投入，河北出版传媒集团连续三年跻身“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同时加强人才培养、建立激励机制、强化宣传引导，《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提供法治保障，推动全民阅读向常态化、制度化发展。


三、河北全民阅读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全民阅读现实困境


当前阅读资源呈现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化特征，城市阅读资源富集，基层乡镇则受限于藏书陈旧与更新缓慢，供需匹配度较低。同时，服务对象结构失衡，阅读资源高度倾向于青少年群体，成人、银发族及残障群体的权益保障不足，普惠化、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健全。


调研发现，乡镇阅读服务阵地问题较多：硬件设施简陋、馆藏图书结构不合理、缺少专业管理人员。普遍存在重建轻管，开放管理不规范、宣传力度不足，多处场地长期闲置，造成公共资源严重浪费。县级图书馆的硬件设施虽已达标，但存在“重建设、轻内容”的现象。具体表现为馆藏图书短缺与物理空间闲置并存，加之阅读推广手段缺乏创新与活力，严重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及价值引领功能的发挥。


文化艺术资源挖掘不深、转化不足，适配不同群体的本土读物较稀缺；在提升全民阅读质量上，文旅融合阅读活动形式单一，多以诵读、讲座为主，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活动偏少；河北特色阅读品牌培育缺乏艺术创意亮点，与居民的阅读期盼值还有差距，难以有效满足居民对本土文化认知及精神文化的需


求。


各地阅读推广方式多以传统线下活动为主，新媒体、短视频、直播等线上手段运用不充分；虽然省级数字平台初具规模，但优质燕赵文化数字资源匮乏；基层数字设备配备不足、网络条件有限，老年群体数字操作能力不强；居民数字化阅读多停留于碎片化、浅阅读，难以将知识系统吸收与内化，深度阅读习惯尚未养成。针对不同阅读群体缺乏精准化阅读推广设计，未能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定制专属持久阅读方案；阅读推广活动多集中在世界读书日，未建立常态化阅读推广机制，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度偏低。


（二）全民阅读问题成因分析


在阅读宣传方面，虽有国家顶层阅读政策颁布，但配套阅读服务细则与差异化落地政策缺失，尤其对农村、欠发达地区及特殊群体专项扶持不足；资金投入城乡分配不均，基层经费缺口大；大部分基层阅读推广人以兼职为主，缺乏系统的专业素养培训；考核偏重场馆数量、活动场次等显性指标，忽视读物质量、阅读习惯培养、群众满意度等实效指标。


全省阅读资源缺乏科学调配，存在阅读资源闲置与图书种类稀少并存现象；需求调配机制不健全，资源采购以行政主导为主，居民参与度低、难以满足采购图书精准度；各类阅读阵地（公共馆与学校图书馆）缺乏联动共享，通借通还机制落实不到位。


调研还发现，针对燕赵特色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梳理在公共文化机构与高校中仍较为匮乏。由于缺乏专业的艺术创新转化团队，文化资源向通俗读物及文创产品的转化进程受阻。加之宣传推广能力不足且未建立长效机制，致使河北经典阅读品牌的社会认知度有限，难以有效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


四、河北全民阅读的推广及改进策略


立足河北全民阅读发展实际，紧扣《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要求，以均衡配置、提质增效、文化赋能、全民参与为核心，从六方面构建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策略。


（一）强化全民阅读政策落地，健全制度保障体系


完善省市县三级阅读细则，建立省统筹、市主导、县落实、乡推进的工作机制，针对欠发达地区、山区、农村及特殊群体出台专项阅读推广活动扶持政策。加大向基层和农村财政投入力度，设立燕赵文化读物创作和数字阅读建设专项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并给予政策激励。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培育兼具


阅读推广与燕赵文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常态化开展基层馆员和文化志愿者培训。改革考核评价机制，将阅读质量、服务实效、文旅融合、群众满意度纳入核心考核指标。以制度保障阅读推广，持续激发全民阅读活力，助力书香河北建设提质增效。


（二）优化阅读资源配置，推进公共服务均等


建立全省阅读资源统筹调配与结对帮扶机制。增加农技科普、生活百科、燕赵文化艺术类读物供给。搭建居民阅读需求反馈平台，根据不同年龄、职业、区域和阅读偏好，精准匹配阅读资源。加大河北传统文化艺术创作扶持力度，整理出版燕赵经典普及读物，丰富特色阅读资源供给。建立跨区域阅读阵地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全省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农家书屋互联互通、通借通还，提升资源利用率。


（三）夯实阅读阵地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服务网络


改造、优化传统公共阅读服务区域，推进市县图书馆标准化建设，实现农家书屋、社区书屋一屋一品特色发展。拓展城市书房、口袋艺术书屋、流动书车等便民空间布局，缩短服务距离，让阅读贴近居民生活，融入燕赵文化元素。促进各地阅读阵地与景区、交通枢纽、文化广场、老年服务中心等公共载体的深度合作，依托智能技术打通城乡阅读资源壁垒，搭建互联互通的城乡一体化阅读服务网络。整合地方特色阅读资源，探索跨界融合服务与政企协同运营模式。此外，健全农村中小学阅读设施的常态化管理制度，优化基层阅读推广服务，以切实增强阅读阵地的综合效能与育人价值。


（四）深化文化艺术融合，打造燕赵特色阅读品牌


系统梳理燕赵历史名人、民俗非遗、红色文化、运河文化等资源，AI赋能河北传统经典文化进行艺术性再创造，促进燕赵文化动态转化为艺术精品。分层转化适配青少年、老年人、残障人和普通群众的通俗读物、有声读物和数字文艺产品，做大做强省级燕赵读书节标杆品牌，联通地方特色阅读活动，形成层级联动品牌体系。将燕赵文化符号、非遗展示、经典典籍融入阅读阵地建设，开展阅读+非遗、阅读+戏剧、阅读+影视、阅读+文旅沉浸式体验活动，推动地域文化艺术融入全民阅读创新发展。


（五）创新阅读推广模式，提升全民参与力度


深化线上线下协同推广，依托新媒体开设阅读专栏APP，开展线上打卡、读书竞赛、视频展演、艺术作品分享等活动，利用AI实现精准内容推送。激活书


香河北数字传播活力。实施分众化精准服务，引导青少年参加经典诵读和艺术创作展演活动，针对老年人增设大字读物，为残障人群提供有声书与盲文纸质书，向农村读者推介农技与民俗书籍、为留守儿童搭建爱心图书角。携手多方社会力量，以多元主题共同构筑阅读推广新体系，激活全民阅读的积极性和艺术感受。


（六）营造书香氛围，推动常态化阅读


利用主流数字平台常态化宣传阅读理念，推介全民阅读典型案例；通过创建各类“书香便民”示范点发挥引领作用，在车站、商场、公园、社区等公共场所增设阅读设施和优质读物，让阅读触手可及、随处可见，营造浓厚全民阅读书香氛围，厚植书香河北建设人文底色，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居民文化艺术素养。建立长效运维管理与意见反馈机制，不断优化服务，确保全民阅读活动走深走实持久开展。


五、结语


综合调研分析可见，河北省全民阅读知晓度、参与度持续提升，公共阅读服务网络基本成型，书香社会建设初见成效，已形成政府牵头、机构承办、社会参与的推广格局。但仍存在资源配置失衡、基层阵地效能偏弱、燕赵文化融合不深、推广形式传统、政策保障落地不足等问题，根源在于政策执行弱化、资源长效保障机制不健全、文化挖掘转化不足、人才与考核体系滞后。推进书香河北建设，必须从政策保障、资源配置、阵地建设、文化赋能、创新转化、氛围营造六方面协同发力，走均衡化、艺术化、常态化的全民阅读的健康发展之路。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全面落地与文化强省建设深入推进，河北全民阅读迎来全新发展机遇。后续可进一步扩大调研样本，细化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差异化、个体化阅读需求研究；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经验并本土化适配；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探索燕赵文化与数字阅读、智慧阅读融合新路径，推动书香河北阅读推广行稳致远。


网红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武二前


一、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各类短视频媒体用户的激增，为网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机遇。反过来，网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经济发展赋予了新的动力，促进了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直接刺激了消费。正如硬币具有正反面，网红经济在拓宽网络经济空间的同时也同样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1）。网络经济的发达、各种短视频媒介的兴起与网络直播让大量网红开始成为公众人物，这些网红的言谈举止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网民的三观。因此，网红的行为举止与言论应该得到监督和关注，以防网红打法律的擦边球，发表不当言论。早在2015年，国家主席总书记就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谈到“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


截至2022年上半年，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超过7亿，在网民整体中的比例近7成。随着直播、短视频的兴起，网红开始成为大众视野中的焦点人物，尤其是在带货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网红经济已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


网红经济在带动网络经济的发展方面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大原因就在于网红具有大量的粉丝。在网络营销中，网红与粉丝们的互动大大刺激了网民的消费行为，甚至有些网民开始崇拜网红，尤其是对三观尚未形成的学生而言更是影响巨大。网红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进行网络直播成为很多学生的奋斗目标，这种现象需要重点关注。


二、网红经济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网红经济的发展现状


根据中研普华研究咨询报告《2022年—2027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深度分析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23年直播电商规模超4.9万亿。在疫情期间，全球经济基本处于萎缩状态，而网红经济就如同一匹黑马杀出重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主要原因就在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网民数量的激增。根据相关资料，截至2021年12月，中国有网民10.32亿，互联网的普及率更是高达73%（4）。众多网民的出现为网红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基础，但网


红经济的高速发展究竟呈现出何种状态？网红的出现带来了哪些利弊？需要进行探讨。DippnerA指出，早在2015年媒体明星的出现就在中国引发了争议，并且“网红脸”也引起了整容手术的普及，网红通过漂亮脸蛋在电商及网络中来获取经济优势。DippnerA在分析“网红现象”时，揭示了中国“以美为资本”所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5）。网络直播兴起期间，网红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电商营销的发展，AbidinC在网络直播的兴起期间，就网红代言对电商营销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使用实证方式验证网红营销行为与销售业绩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验证了网红代言的一阶效应，网红粉丝内部的互动提升销售业绩，也就是网红的二阶效应（6）。


JiaWeiwei等人指出，出名的网红（如美妆主播）拥有大量的粉丝团，这些粉丝团对网红具有巨大的影响，更容易影响粉丝的购买行为。


可见网红在网络平台的活跃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消费。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红带火一座城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20XX年，31岁的赵雷凭借一首歌曲《成都》带火了充满文艺气息的成都（8）。2021年，丁真走红后一年也让理塘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成为众多游客向往的“天空之城”。柳爽以一首《漠河舞厅》带火了漠河（9）。2024年，山东菏泽的郭有才用一首《诺言》歌曲带火了菏泽南站，他成为菏泽文旅的推荐官，将菏泽推向了网红城市的顶流。


不可否认，网络直播的出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尤其对旅游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否认，网红经济已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黄子源在对“理塘丁真”等网红符号运作情况分析的基础上，不仅揭示了文旅符号化发展存在的逻辑机理，而且提出在新媒体时代借助符号化发展文旅产业，打造品牌，来促进民族地区文旅经济的振兴（10）。


大量的网红（人）带动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已屡见不鲜，但有些城市的旅游业快速发展并成为网红城市并不是因为网红这一要素，而是旅游的优质公共服务所带来的，旅游服务的强大吸引力可以让一座城市成为网红城市。正如2023年4月份的“淄博烧烤”突然火爆，淄博也成为网红城市，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打卡。蔡礼彬等人将“抖音”上以“淄博烧烤”为话题的用户评论作为数据以及有关淄博旅游公共服务的相关评论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淄博旅游的火爆经历了初步曝光、热度增长及稳定发展三个阶段，揭示旅游文化服务是淄博成为网红城市的核心所在，提出三个阶段的不同建设重点，要以人民城市理念作为指导，将网红城市推向“长红”稳定发展阶段，最终实现旅游的高质量发


展（11）。


翟娟娟等人则提出网红经济有“人-货-场”三要素”，三要素中的“人”主要对应第四代网红，他们可以利用情感及价值等两条路径来对消费者的行为进行影响，网红的专业性、互动性及知名度等特征越显著越容易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12）。陈明等人认为，网红对于自身引流优势的发挥让其具有了较为独特的营销价值，在知识传播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以流行的平台“小红书”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在知识经济时代中网红的营销策略（13）。


从有关学者对网红经济所做的研究可以看出，网红经济已得到应有的关注，尤其是关于网红带火一座城的研究更是受到格外关注。但对网络直播所带来的问题研究相对较少，大都在研究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或营销策略赚取更多的流量从而刺激、引导消费，带动经济的发展，却忽视了网络经济下网络直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使网红经济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当下网络直播现象所带来的问题应该得到相关学者及部门关注、重视。


（二）网红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网红通过直播的形式进行带货已成为互联网消费的新增长点，网红通过流量变现拉动网络用户的消费，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但同时也可能因网红本身的影响力影响商品的功能性价值。网络直播的兴起和网红在大众眼中地位的上升导致了一系列负效用（15）：


1.网络直播可能会导致消费者盲目消费。在国内几乎任何一座城市都会发现网红的直播现场，这些网红的出现既反映了网络直播的快速发展，也影响了大量的年轻人想要成为网红（当然也包括一些较为年长的人）。在大量的网络直播当中，不知道哪些网络直播的人会突然红起来，成为大家所熟知的网红。成为网红后将具有大量的粉丝，网红们再通过自身对粉丝的影响力进行直播带货，虽然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但也带动和刺激了大家的消费。但网红通常不会考虑直播展示的商品是否是粉丝们的真正所需要，可能网红的一句“宝子们，冲冲冲”，就有可能让一批忠实的粉丝展开“剁手”行动，其结果是粉丝们最终买了一堆自身不需要的东西，而网红与商家则赚的盆满钵满。另外，网红大都采用销售话术，抓住消费者的心理一步步引诱消费者进入商家买买买的陷阱，这无疑是引导盲目消费、冲动型消费。


2.网络直播带货存在的质量与售后问题。当下


各大短视频平台（如抖音、AAA视频号等）都有大量直播，尤其是具有巨


大流量的网红坐拥几万至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粉丝，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就高达几万甚至几百万元，尽管通过短视频（如抖音）平台直播带货与专门的购物平台都属网购，但直播带货的商品质量与售后服务状况却难以得到保证，价格有时比某些专门的网购平台价格更高，而且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往往需要消费者自己出邮费，对于某些价格较低的商品却要支付比商品价格更高的邮费（如商品价格2元，运费却要5元，甚至更高等）。


消费者单独付邮费还不是最主要的，商品的质量才是最应该考虑的问题，网红与消费者的互动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让消费者有可能忽视质量问题，仅仅是在互动的时刻冲动的“剁手”，收货后发现商品质量或效果并不满意，退货时却异常艰难，例如衣服常常会以“定制”为由拒绝退货退款。而对于价格本身不高的商品（接近邮费的商品），这无疑会让消费者直接放弃售后。在网络直播购物中，大量售后问题难以解决，售后与承诺不符的占比高达惊人的61.7%（15）。


3.网络直播的高收入可能会误导公众。网红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年轻一代迅速走红提供了机遇，大量年轻人走向网络直播，成为网络直播的“草根”网红，拥有大量粉丝。巨大的流量为这些网红们带来了大量金钱与收益，但这却有可能是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机制所致。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只要有足够的流量与关注就如同手握成功的金钥匙，正如2024年突然成为网红的郭有才一个小时就收入上百万元。


广东电商峰会论坛公布的2023年网络主播收入数据显示，当年网络主播收入最高的是小杨哥，其年收入超过30亿元；游戏主播张大仙的年收入超过4.9亿元；旭旭宝宝的年收入超过2亿元。在网络流量为王的时代，网红们赚取了大量的金钱与声望，网红成为了人们眼中的成功人士，这样的信息反映到社会中，尤其是在中小学生的眼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游戏主播年收入都能过亿，不仅反映了网民们对游戏的关注，更反映了一种信息：游戏玩家群体非常庞大。网络主播的收入高、名气大，这无疑给社会传递了某种信息，成为网络主播就意味着走向成功。而这并非危言耸听，已经并正在成为事实。已有部分青少年将成为网络主播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不仅有中小学生，也有大学生将成为网红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就出现了大量学生开直播，直播的内容无疑是模仿当红的网络主播，结果是荒废了学业、耽误了青春，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成为网红的路上。如果大量学生或青少年开始向往成为网红，而不是完


成学业，这将是一个大问题。除了少数人能成为网红，大部分年轻人将会在直播中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


三、网红经济发展对策


（一）加强对网红直播话术的审核


建议对网络直播带货的网红资质、要求进行规范化管理。首先，对参与直播带货的网红应当有一定的约束，要参加专业培训。为了保证网红直播卖的货物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商品，网红在与网民互动的过程中不应该进行诱导性宣传，应该阐述所卖商品的基本功能与附加功能。不应过多暗示网民只有购买网红所推荐的商品才是支持网红。一旦发现网红使用具有诱导性的语言就应该及时对其直播带货行为进行限制。其次，网红直播带货在与粉丝的互动中不应时常出现亲昵的称呼，如“宝子们”“家人们”“宝贝”等，这样的称呼容易诱导网民冲动购买本来不需要的商品。因此，对网红在直播带货时的话术一定要进行审核，以防止引导网民盲目消费。


（二）提高网络直播带货的售后服务水平


网络直播带货带来的明显问题就是商品的质量与售后问题。首先，要在网络直播过程中对商品的真实情况进行详细说明，不应当只追求销售额而夸大其词，运用各种话术引诱网民购买。其次，平台应该监督商家规范运作，而不是听之任之。平台应当积极成为消费者权益的维护者，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受侵害，认真对待网民的投诉并及时核实情况，协助消费者进行售后，并对不良商家做出相应限制甚至惩罚措施，尤其是对那些以次充好、虚假营销以及价格欺诈的商家和网红进行相应惩罚。同时，要让网红缴纳一定的售后保证金，以便及时处理售后问题。


（三）要摆脱“流量至上”的发展路径


坐拥大量粉丝的网红进行网络直播的确会带来大量的收益，“流量至上”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标签之一。网红之路，反映的是流量的巨大威力，但对于泼天的流量富贵要加以理性对待。如2024年5月9日郭有才因在菏泽南站唱歌迅速爆红，仅十天粉丝量就超千万，随后他被聘为“菏泽市文化旅游推荐官”。仅过3天，菏泽南站的直播活动被叫停，郭有才的高光时刻仅有十几天（16）。郭有才本身确有才华，但一夜爆红却是平台算法机制的结果。


平台的指挥棒是流量，目的是让用户或广告商通过平台投入时间、金钱及精力。短视频、直播的确使人民大众的生活更加丰富，也能够助推当地的经济


发展，但也要正确认识流量的作用，不可过分相信直播带来的造富能力。当下，一些包装为网红进而博取流量的年轻人已对公众造成了一定的误导，认为成为网红、获得流量就可带来巨大财富。这让一些年轻人为博得眼球、获取流量，着奇装异服、扮丑搞怪赚取流量。对给予社会公众有积极影响的直播活动，相关部门可以进行支持和鼓励，而对某些仅为获得流量的网红直播行为要采取限制措施。原则应该是宣传正能量，促进社会积极和谐发展，而不应是博取流量。流量只是工具，要带着理性的眼光去看待是否要接流量，而不是“流量至上”。


四、总结


网红的发展为目前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消费，尤其是网络直播带货在推动消费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网红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不仅体现在消费者盲目消费方面，也反映了盲目扩张所带来的售后服务与权益维护难的问题。同时，网红直播高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年轻一代对流量造富程度的认知，过分夸大流量的作用导致了不择手段地博眼球、赚取流量，呈现出很多不当行为。因此，要对流量具有正确的认识，在面对铺天盖地的流量富贵时要深入思考，不是过度融入，而是保持良性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要摆脱“流量至上”的观念，管理好、利用好流量这个工具，确保流量得到正确的引导和使用。


新时代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的路径优化探索基于江苏省域的实践经验


郑润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不仅取决于政策供给和制度安排，也日益受到企业家群体思想状况、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的深刻影响。如何依托常态化思想政治引领，凝聚民营经济人士发展共识、稳定长期经营预期、匡正向善价值取向，已成为统战工作与民营经济治理领域亟待回应的核心课题。


新时代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已在理念层面和方向性问题上取得积极成效，但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引领效能不均衡、引领成果转化不足等现实问题。对于思想政治引领“为什么在部分情境中效果受限”“哪些环节制约了引领效能释放”等机制性问题，尚缺乏系统剖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思想政治引领从经验积累向制度定型、从阶段性推进向常态化开展的转变。


一、江苏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的实践探索


江苏既是民营经济大省，也是新时代建设“两个健康”的重要先行区，具有显著的代表性。


2025年，江苏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近六成GDP、六成以上税收、近七成研发投入、八成以上新增就业岗位和九成以上企业数量。民营经济人士群体规模大、类型多元、代际结构复杂，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思想政治引领如何有效嵌入民营经济运行过程，既是江苏统战工作的现实课题，也为观察新时代思想政治引领机制运行状态提供了典型的区域样本。


围绕促进“两个健康”，江苏持续健全政企沟通协商制度和民营经济人士意见诉求收集办理机制，通过常态化政企座谈会和“送服务、解难题、办实事”等制度化安排，使思想政治引领在回应企业现实关切的过程中同步展开。例如，常州市5年间累计走访企业超过1.5万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0.5万余条，思想引领不再停留于抽象层面，而是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不断增强现实说服力和制度信任基础。


在组织载体层面，江苏注重依托工商联、商会和区域性平台推进分层、分类引领，针对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民营经济人士形成差异化引领路径。例如，常州、徐州等地通过持续实施民营经济人士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设立企业家日、发放“常商服务卡”等方式，构建起覆盖领军型企业家、成长


型企业家和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引领网络。“十四五”期间，仅常州一地，就累计培训民营经济人士和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近5.0万人次，相关经验被作为地方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在国家层面推广。围绕民营经济人士代际更替加快的新趋势，江苏部分地区进一步将思想政治引领前移至新生代企业家培育环节，通过“薪火传承”“青雁展翅”等行动，探索集思想淬炼、实践锻炼和平台历练于一体的培养机制。相关做法以导师制、实践项目和品牌化引导为抓手，在强化新生代企业家政治认同的同时，引导他们树立新发展观和社会责任意识，使思想引领与企业接续发展目标形成内在衔接。在治理层面，江苏的实践探索还呈现出思想政治引领与企业治理结构逐步融合的趋势。部分试点企业通过将党的领导写入公司章程，明确党组织在重大经营事项中的前置研究职责，并通过党员技术攻关小组、先锋岗等形式，将价值引导嵌入企业决策和生产环节。这种做法推动思想政治引领由外在倡导转向制度化约束，使价值认同在治理实践中获得持续转化的制度通道。


总之，江苏在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方面已初步实现从政策先行向机制成型转变。思想引领不再独立开展，而是通过制度安排、组织载体和治理嵌入，同企业经营实践形成双向互动。


二、江苏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认同的结构特征与引领效能张力


围绕促进“两个健康”，江苏已逐步形成以政治引领为牵引、以制度嵌入为支撑、以分层分类施策和多主体协同为特征的实践体系，引领机制在组织设置、制度供给和运行方式等层面均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制度形态。然而，机制的“在场”并不必然意味着效能的充分释放。只有回到民营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现实状态本身，考察其政治认同、制度信任、发展信心与价值取向在实践中的表现及差异，才能判断既有实践在何种层面发挥了稳定作用，又在哪些环节积累了新的张力。


（一）政治认同总体稳固，但由理念认同向制度信任转化的机制尚不健全


整体上，江苏民营经济人士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上，已经形成较为稳固且具有普遍基础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并非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在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以及党和政府长期释放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信号的过程中逐步积累并内化的结果，体现出思想政治引领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方面已取得较为扎实的基础性成效。


然而，从机制运行的角度进一步审视可以发现，政治认同的稳固并不必然意味着制度信任的充分生成。虽然在价值理念层面，部分民营经济人士高度认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在具体制度运行层面，其政治认同向制度信任的转化仍高度依赖现实机制的持续支撑，信任判断更多取决于政策的可感知性、规则的稳定性，以及执行过程的一致性与连续性。以政企沟通和诉求回应机制为例，江苏在省级层面建立了民营经济人士意见诉求收集、办理、反馈的闭环制度。自2021年以来，在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框架下，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牵头建立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市、县两级成立相应协调机制，通过“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强链扩群、强基向新”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行活动等载体，协调解决融资、用工、审批等实际问题。多位企业负责人在座谈中普遍反映，“问题解决效率明显提高”，但同时也表示，对相关机制能否长期、稳定发挥作用仍持一定的观望态度。从思想政治引领的实践成效来看，仍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理念传导、轻制度体验塑造的倾向。如果引领工作主要停留在政策宣讲和价值倡导层面，未能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实践机制增强民营经济人士对规则环境的确定性预期，其引领效能就难以在更深层次上稳固下来。


（二）发展信心总体平稳，但群体分化与预期差异不断显现


江苏民营经济人士对区域经济基础、产业体系完备程度以及创新环境，普遍持有较为理性的判断。尤其是在科技领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部分企业家能够将阶段性经济波动置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长期进程中加以理解，发展信心并未随短期形势变化而出现明显动摇，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与韧性。


但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信心已开始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分化趋势。受行业周期波动、要素成本上升、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中小企业、传统制造业企业，以及处于转型升级或代际传承阶段的企业家群体，更容易在现实经营压力中放大对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判断[1]。这种不确定感并不局限于对市场前景的谨慎预期方面，还往往延伸至对政策稳定性、公平性和支持力度的主观评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思想状态和行为选择。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江苏在实践中开始探索分层、分类的引领路径。在市级层面，工作重点更多指向“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江苏民营企业200强”等头部企业，引导经营主体立足技术创新、企业治理现代化与全球化布局，稳定


长期发展预期。在县（区）层面，更加关注“专精特新”企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龙头。以盐城市建湖县为例，当地统战部门在调研中发现，规上工业企业对政策连续性和市场环境的预期相对稳定，部分中小微企业因订单波动和成本压力，更感到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这种差异，使江苏民营经济人士的发展信心呈现出“总体稳定、局部分化”的状态。


（三）价值取向趋于理性，但理念转化为实践的通道仍存在堵点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持续推进，江苏民营经济人士在依法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以及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价值认知，较以往已有明显提升。特别是在工商联系统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过程中，一批企业逐渐意识到，思想政治引领所倡导的规范经营、责任担当与共同发展理念，并非附加于企业的外在道德要求，而是与企业长期战略、安全发展和风险防控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治理要素。这种价值认同正在部分企业中通过制度化路径转化为稳定行为。以党建与公司治理融合为例，在试点中引导企业将党的领导写入公司章程，明确党组织在重大经营决策中的前置研究职责，从而实现政治引领、治理优化与经营绩效的同步提升。这类实践表明，当价值引导通过制度嵌入治理结构，能够推动价值理念持续转化为主体自觉行为。


但是，价值认同向稳定行为的转化，在整体上仍未形成普遍机制。一方面，市场竞争逻辑本身强调效率与回报，在订单波动、成本上升等压力加大的阶段，部分企业容易回归短期工具理性，将合规建设、社会责任视为“可缓后项”。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引领所倡导的共同发展理念、规范经营要求，如果未能与企业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绩效评价体系和风险管理制度有效衔接，往往容易停留在理念认同和表态层面，难以转化为日常经营中的稳定行为。例如，一些尚未建立制度化支撑的中小企业，即便在相关培训和宣讲中高度认同规范经营理念，但在具体经营中仍表现出执行弹性较大、行为稳定性不足的问题。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价值向行为转化的差异同样明显。例如，有些企业在长期经营中坚持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不断向教育、公益事业捐助，形成了稳定、持续的实践路径；而在部分企业中，公益行为更多依赖企业家个人意愿，缺乏制度安排，呈现阶段性和偶发性特征，难以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行为模式。从机制建设的角度看，这种“价值认同—行为转化”之间的断层，实质上反映出思想政治引领在嵌入路径和制度支撑上的不足。


三、江苏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效能受限的因素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发现，政治认同相对稳定而制度信任生成不足、发展信心总体可控但群体分化加剧、价值认同趋于理性但行为转化受阻，这些并非个体层面的偶发现象，而是思想政治引领机制在现实运行过程中，不同环节协同不足的集中反映。这一问题并非源于民营经济人士政治态度的摇摆，而更多源于制度体验、治理嵌入与机制联动不充分所带来的结构性约束。


（一）制度运行感知偏弱：政治认同难以稳定地转化为制度信任


江苏民营经济人士在坚持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方向性问题上，已形成较为稳固的政治共识。多项调研表明，绝大多数民营经济人士对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重大方针政策具有清晰、坚定的政治认同。但这种政治认同尚未在普遍意义上转化为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信任，其根源在于在思想政治引领的实践中，企业家对制度运行的体验仍显不足。


当前，思想政治引领以集中宣讲、专题学习、政策解读等方式为主，重在传递政策导向和价值理念。这种方式在统一思想认识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民营经济人士在政策执行、制度兑现和规则适用等方面增强实际获得感的作用不明显。江苏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持续发力，但从一些企业反馈情况看，不同地区在政策落地节奏、执行尺度和配套细则上仍存在差异，他们在获得感和预期稳定性上的体验并不完全一致。当制度运行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未能通过日常实践被持续强化时，政治认同便容易停留在理念层面，难以沉淀为深层次的制度信任。


同时，思想政治引领与制度供给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衔接机制。一些地方开展的理想信念教育和政策宣讲，与法治保障、政策评估和企业反馈机制的联动不足，这些地方也缺乏对企业实际诉求的持续跟踪与回应。在部分涉企政策调整或监管加强的过程中，企业更多依赖个人经验和关系网络来判断风险、形成预期，而非基于制度本身形成稳定的信心。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思想政治引领的制度支撑效应。尽管江苏近年来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例如，通过政企恳谈会、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和工商联常态化调研机制，推动政策制定与企业诉求之间形成互动闭环；但从整体看，这类机制尚未在所有领域和层级实现制度化嵌入，思想政治引领与制度运行体验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断层”。正是这种结构性问题，构成了前文所述的“政治方向认同较稳，但制度信任生成不足”的关键机制性成因。


（二）分层、分类引领存在短板：发展信心差异在同质化引领中加剧


江苏民营经济人士的发展信心总体上较强，但不同群体之间发展信心强弱分化趋势正在持续显现。若仅从经济周期或市场波动解释这一现象，难以揭示其内在逻辑。从机制运行层面审视可以发现，思想政治引领在对象识别和方式供给上的同质化倾向，已逐渐成为放大发展信心差异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在实践中，思想政治引领普遍以“民营经济人士”这一整体性身份作为工作对象，强调形势判断的统一性和政策导向的一致性。这种整体化处理方式，在宏观层面有助于稳定预期、凝聚共识，但其隐含的前提是不同类型企业对政策环境的感知和承受能力具有高度同质性。事实上，江苏民营企业在规模、行业属性、发展阶段和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引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对这种结构性差异作出制度化回应。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不同群体对“发展前景”的理解已发生分化。头部企业和产业链核心企业，更关注政策方向的长期稳定性和制度框架的可预期性；而中小企业、传统制造业企业以及处于转型爬坡期的企业，其信心更多基于订单变化、融资可得性和政策落实节奏等即时因素。实地调研显示，在苏北部分县域的民营企业中，规上工业企业和产业链龙头企业对政策走向的判断相对稳定，而部分中小微企业则更频繁地围绕成本上升、市场波动和政策落地节奏表达焦虑。当思想政治引领仍主要停留在宏观形势解读和发展愿景宣示层面时，实际上默认了后一类群体具备与前者相同的承受能力和调适空间，这种“隐性假设”本身就容易造成引领效果的结构性偏差。当这种差异性未能在引领过程中被充分识别和回应时，发展信心便容易从经济层面的理性判断，外溢为思想层面的不安情绪。一旦现实压力与引领话语之间长期存在张力，便会使“总体稳定、局部分化”的特征不断强化。


（三）引领方式与治理结构脱嵌：价值认同难以转化为稳定的行为规范


江苏民营经济人士的认知，在依法经营、规范治理和履行社会责任等价值层面，趋于理性且方向明确。然而，从实际效果看，价值认同并未在所有企业中转化为稳定的、可持续的行为规范。其症结并不在于价值引导本身缺乏说服力，而在于思想政治引领的实践逻辑，与企业治理体系的内在运作机制尚未实现有效衔接。


当前思想政治引领主要通过集中培训、主题教育、示范引领和典型宣传等方式展开。这类方式在统一价值导向、塑造公共认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例如，近年来江苏持续实施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和“千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民营企业家三年培养计划”，在提升规范经营意识、强化共同发展理念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这种以认知塑造为主的引领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外部价值输入，其效果高度依赖企业内部是否具备将价值要求转化为治理规则的制度条件。在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中，思想政治引领尚未系统地嵌入公司章程、董事会决策程序、内部合规管理，以及绩效考核体系之中，价值规范与企业日常运行规则之间仍然存在断裂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即便在理念层面高度认同规范经营和社会责任，但在具体决策中仍不得不优先回应市场竞争、成本压力和短期收益等现实问题。当外部环境趋紧、经营风险上升时，价值认同便容易被重新排序，让位于效率优先的工具理性，相关行为也随之呈现阶段性、选择性特征，这在资源弹性较弱的中小企业和处于转型调整期的企业中尤为突出。


引领方式与治理结构脱嵌的根源在于，思想政治引领与企业治理之间缺乏稳定的制度转化通道。引领工作所倡导的价值规范，尚未在企业治理体系中转化为明确的责任分工、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企业难以通过组织规则实现价值规范的自我执行与自我强化。当价值规范不能被嵌入决策程序和利益分配机制时，其实际效力便更多依赖个体自觉，而非制度约束，这在市场环境波动时尤为脆弱。思想政治引领的成效考核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这一脱嵌状态。当前，对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评价，仍较多集中于活动开展情况、参与覆盖面和过程性完成度，而对于价值引导是否真正有助于提升企业治理规范、合规水平、风险防控能力等，缺乏稳定、可量化、可持续的评价指标。在此情形下，引领工作更容易向“认知完成”而非“行为固化”倾斜，进一步削弱了价值引导的制度约束力。


（四）协同机制不畅：多元主体引领合力尚未有效形成


在更宏观的层面，前述制度体验、分层引领和治理嵌入等问题，还集中体现为思想政治引领多主体协同不畅。在推进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统战系统、工商联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等主体的目标总体一致，均围绕促进“两个健康”开展工作，但在具体实践中，主体之间的职责分工、信息共享和协同行动仍有待进一步理顺。


从基层实践情况看，各类引领举措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同步展开，但协同机制尚未完全成熟。一方面，政策解读、形势宣讲、企业服务等活动多由不


同部门分别组织，缺乏系统统筹，在一定程度上出现重复开展、重点不一的情况；另一方面，引领信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共享仍以阶段性沟通为主，尚未形成稳定、高效的协同机制。这使部分民营经济人士在接受引领过程中，需要反复适应不同表达方式，难以形成对引领内容的整体性理解。这种协同不足具体表现为“政策讲得多、衔接感不强”“部门各有侧重，但整体逻辑不够清晰”。引领主体之间缺乏稳定协同，不仅增加了民营经济人士的理解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引领工作的连续性和权威性，使引领效果难以长期沉淀。更为重要的是，多主体协同不足，放大了前述机制问题的叠加效应。当制度运行体验缺乏一致性、分层分类引领落实不充分、价值引导难以嵌入企业治理结构时，不同主体之间若缺乏协调配合，就容易在实践中形成“各自发力但合力不足”的状态。


四、以机制系统的修复提升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效能


新时代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的关键任务，已不在于是否需要“加强”引领，而在于如何通过机制系统修复，实现引领方式、引领内容与现实需求之间的深度匹配。这需要围绕制度运行体验、分层分类施策、治理结构融合和多主体协同展开，通过机制重构推动思想政治引领由阶段性、外在化运行，转向常态化、内生化运行。


（一）深化制度体验嵌入机制：夯实政治认同向制度信任转化的现实基础


针对政治认同稳定而制度信任不足的问题，机制优化的关键不在于进一步强化理念宣示，而在于重构思想政治引领嵌入制度运行的方式，使得思想引领不仅仅停留于价值倡导层面，而是通过可持续、可验证的制度体验，转化为民营经济人士对制度环境的稳定信任。


推动思想政治引领由政策“宣讲端”向政策“生成端”前移，建立民营经济人士有序参与涉企政策形成的制度化渠道。在实践中，涉企政策往往涉及多部门协同和复杂执行链条，若民营经济人士仅在政策出台后被动接受解读，容易形成理解偏差和执行疑虑。通过在政策论证、意见征集和规则设计阶段，引入常态化、分层次的企业参与机制，使民营经济人士能够提前理解政策逻辑、边界条件和实施节奏，这有助于将政策制定过程转化为制度认同生成的重要环节。该机制的核心逻辑，实质上是依托全过程参与培育规则信任，而非依靠后置政策宣讲开展观念说服。


将思想政治引领系统嵌入政策执行与评估环节，构建以制度运行结果为导


向的反馈与修正机制。制度信任并非源于单次政策承诺，而是在反复验证中逐步形成。对此，有必要在涉企政策实施过程中，引入跨部门协同的政策执行反馈机制，将企业在政策落实中的实际感受，遇到的执行偏差和制度摩擦等，及时纳入引领工作的应对范围，并形成可追踪、可回应的制度闭环。通过持续展示“问题被回应、规则能调整、政策可兑现”的运行状态，使民营经济人士在长期、稳定的制度体验中形成对制度运行可靠性的信任预期。


将法治保障从制度环境的外在条件，转化为制度体验嵌入的内在支撑机制。在江苏民营经济实践中，企业对制度信任的核心关切，往往集中于规则适用是否一致、行政裁量是否规范，以及权利救济渠道是否畅通。因此，应通过完善涉企法律服务供给、细化行政裁量基准、强化合法权益救济渠道，将法治运行的稳定性转化为企业对制度的体验。由此，思想政治引领才能在法治轨道上获得持续而坚实的现实支点。


（二）完善分层、分类引领机制：从“群体识别”到“动态反馈”进行系统性建构


分层、分类引领并非一次性静态工作，而是持续迭代、动态优化的系统性工作。只有将对象识别、引导方式和效果反馈有机衔接起来，才能避免分层、分类流于形式，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引领稳定预期、凝聚共识的功能。


在对象识别上，应推动分层、分类依据由静态指标向动态判断转变。以往实践中，分层、分类多以企业规模、行业类型等作为主要依据，这在一定阶段具有合理性，但难以反映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及面对的现实压力。对此，需综合考虑企业成长进程、所处产业环境以及企业家对政策和市场的主观预期等因素，形成更为立体的判断框架[2]。通过持续观察、阶段性调整，使引领对象的划分能够随实际情况变化而及时更新，从而增强分层、分类的现实针对性。


在引领方式上，应注重政策、服务与话语的协同运用。分层、分类识别的意义，不在于“分出来”，而在于“用得上”。对不同类型的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应有所区别。对成长性较强、创新意愿突出的民营企业家，引领重点宜放在宏观政策走向和长期制度安排的阐释上，帮助其形成相对稳定的发展预期；对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的经营者，需要通过清晰的政策解释和可预期的制度安排，缓解其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担忧。在这一过程中，将思想引领与企业服务相结合，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传递政策理念，从而提升引领的现实说服力。与此同时，引领话语也应根据不同群体的认知特点进行


适当转换，避免抽象表述与现实感受之间的脱节。


在机制运行上，应将效果评估作为分层、分类引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引领并非一次性实施即可见效，其作用往往体现在持续互动和逐步积累之中。因此，有必要通过定期评估不同引领方式的实际效果，了解其对民营经济人士信心变化和认同形成的影响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评估结果应反向作用于对象识别和方式选择，使分层、分类标准和引领策略能够根据实际效果不断调整和完善。


（三）强化引领方式与治理结构融合：建立价值认同向行为转化的制度通


道


推动价值理念向企业治理规则的制度化转化。思想政治引领如果停留在倡


导层面，往往难以进入企业日常决策与管理的核心环节。因此，有必要引导企业将相关价值规范转化为公司章程和内部治理制度中的具体条款，使其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依据。例如，将依法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体现在内部管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之中。通过这种制度化嵌入，使价值引领不再依赖于个人自觉，而是转化为企业治理体系中可以被遵循和执行的规则。


注重将价值导向与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相衔接。制度如果不能在利益分配和责任承担中体现出来，往往容易流于形式。对此，有必要在机制上推动价值规范与绩效考核、激励分配等治理工具的联动。例如，在企业内部考核中适当引入合规经营、创新投入、员工稳定性等相关指标，使践行价值导向的行为能够获得现实回报。又如，可以通过与外部评价体系的衔接，将企业在党建、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的实际表现，与政策支持、金融资源配置和行业评价等相关联，从而形成正向激励。这种做法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安排使价值导向与企业发展利益形成一致预期，增强行为转化的内生动力。


以治理效能为导向完善引领成效的评价与反馈机制。思想政治引领的效果，不应仅仅体现在活动开展情况或参与频次，而应体现在企业治理能力和运营质量的改善上。因此，有必要使评价机制由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重点关注价值嵌入是否真正提升了企业决策方式、合规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同时，通过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估方式，综合考察价值引导对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外部信誉的实际影响，并将评估结果用于企业治理和引领机制的进一步优化之中。


（四）健全多主体协同引领机制：重构以组织主轴为牵引的协同运行体系


从机制优化的角度看，多主体协同引领不是简单的“多方参与”，而需要


在党的领导下，构建一个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反馈有效的协同机制，使各类主体在统一方向下各司其职、形成合力。


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夯实协同运行的组织基础。多主体协同失灵的深层次原因，往往不在于主体缺位，而在于缺乏稳定的协调中枢和明确的权责边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党委统战部在思想政治引领中的统筹协调，使其成为协同运行的常态化引领主体。


通过制度安排，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统战部门统筹、相关部门和组织分工协作的运行格局。在此基础上，应通过清单化方式明确各类主体的职责边界和工作重点，避免职能重叠和责任模糊，进而使协同由临时协调转向按责运行。同时，通过实体化的协同平台和稳定的工作载体，确保协同机制在日常工作中持续运转，而非仅在专项任务中短暂激活。


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协同运行的联通性和响应能力。在协同主体多、信息量大的情况下，仅依靠传统沟通方式，难以实现高效衔接。有必要通过数字化方式增强协同的联通能力，使信息共享和任务协同具备制度化基础。通过整合政策信息、企业诉求和引领资源，逐步形成统一的信息汇聚和分发渠道，减少重复沟通、避免信息滞后。


通过结果导向的评价机制，形成协同运行的闭环约束。协同机制能否长期有效，关键在于是否形成清晰的激励、约束和反馈机制。如果协同效果缺乏评价，主体参与积极性难以持续。因此，有必要在制度上引入以协同效能为导向的评估机制，重点考察各主体在协同响应、任务落实和问题解决中的实际表现，并将评估结果与绩效考核、评优激励相衔接。通过强化结果运用，使协同运行真正形成“有责任、有压力、有回馈”的闭环结构。同时，对协同实践中形成的成熟经验，及时加以总结和推广，推动其由个别探索上升为制度成果。


以融合式党建赋能高校机关治理现代化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建实践探索


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贾丙雷


总书记提出，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机关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位。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机关党建的职能定位与发展规律[1]。深入推进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既是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提升机关治理效能的现实需要。


实践表明，融合式党建能够有效激活高校机关党建内生动力，实现政治引领与业务发展同频共振、双向赋能[2]。当前，部分高校机关仍存在党建与业务谋划脱节、责任链条不清晰、融合载体单一等问题，制约了机关党建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本文结合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的创新实践，探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融合式党建体系，为高校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3]。


一、融合式党建：新时代机关党建的必然选择


（一）融合式党建的核心内涵


融合式党建是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高校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师生”的根本职责，打破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业务发展、提升治理效能的强大动力的党建模式[4]。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以下“四个融合”：一是政治引领与业务方向深度融合，确保业务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二是组织建设与业务推进深度融合，使基层党组织成为业务攻坚的战斗堡垒；三是党员作用与业务实践深度融合，发挥党员在业务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四是党建目标与师生需求深度融合，以业务成效回应师生群众期盼。与传统党建模式相比，融合式党建更强调系统性思维、问题导向和实效导向，是高校机关党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创新发展。


（二）推进融合式党建的时代价值


从政治维度看，融合式党建是强化机关政治属性的重要载体。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把讲政治摆在首位。高校通过融合式党建，将“第一议题”制度贯穿业务决策全过程，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指导业务工作的具体思路，能够切实增强机关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使其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从发展维度看，融


合式党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机关作为政策执行的“最初一公里”，通过党建与业务融合破解发展难题、激发创新活力，能够有效提升政策落实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从师生需求维度看，融合式党建是践行以师生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路径。高校通过党建引领业务下沉基层、服务师生，能够精准对接师生需求，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


二、高校机关党建与业务融合的现状


（一）政策导向鲜明，融合共识逐步形成


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党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高校基层党组织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各高校普遍认识到机关党建与业务融合的重要性，将其纳入党建工作重点任务，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实施方案、开展专项督查等方式，推动融合工作落地，形成了以政治引领为核心、以服务发展为目标的融合导向，为高校机关党支部党建与业务融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实践探索多元，融合模式多样化


各地高校机关党委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融合模式。有的高校机关党委通过“党建+项目”模式，将党建工作嵌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核心业务；组建党员攻坚突击队，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的高校机关党委通过“党建+服务提质”模式，紧扣机关服务职能，以党建引领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切实解决了师生办事“多头跑、反复跑”的问题。有的高校机关党委通过“党建+制度建设”模式，以党建引领完善业务管理制度，筑牢融合长效根基；明确党支部在业务决策中的监督把关作用，推动融合从“表面结合”向“深度融合”转变[5]。


（三）融合机制日趋完善，赋能发展效能凸显


随着高校机关党建与业务融合实践的深入，各类保障机制不断健全，融合从“零散探索”向“系统推进”转变，对学校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愈发显著。在考核激励机制方面，多数高校已建立党建与业务“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的一体化评价体系，将融合成效与党员干部评优评先、绩效考核直接挂钩，倒逼融合责任落地。在队伍建设机制方面，高校普遍注重培育“党建+业务”双强型骨干队伍，通过交叉任职、专题培训、实践历练等方式，提升机关党员干部的综合能力。在资源整合机制方面，高校以党建为纽带，打破部门壁垒，实现


党建资源与业务资源高效联动。高校以融合聚合力、以合力促发展，切实将党建成效转化为学校核心竞争力。


三、机关党建与业务融合的现实困境


（一）思想认知存在偏差，融合意识不强


部分高校机关党员干部对融合式党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倾向，认为党建是“软任务”、业务是“硬指标”，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割裂看待[6]。部分党组织在开展党建活动时，脱离业务实际，局限于读文件、学理论，未能结合业务重点谋划党建工作，导致党建活动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对业务工作的引领作用。这种思想上的偏差，直接导致党建与业务“物理拼接”多、“化学反应”少，融合发展缺乏思想基础。


（二）机制建设不够完善，融合效能不足


在领导机制方面，部分高校未建立健全党建与业务融合的统筹协调机制，机关党支部与业务决策机构沟通不畅，党建工作谋划与业务工作部署不同步、不同频。在责任机制方面，虽然多数机关制定了党建责任清单，但部分清单内容笼统，未能明确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具体职责，导致“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出现党建工作由党务部门单独负责、业务部门被动参与的局面[7]。在运行机制方面，高校缺乏常态化的党建与业务融合沟通协调平台，导致信息共享不及时，资源整合不充分，影响了融合发展的整体效能[8]。


（三）载体设计缺乏创新，融合活力不足


党建与业务融合的载体是实现融合目标的关键。当前，部分机关党建载体设计同质化严重，多以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等传统形式为主。高校机关未能结合本部门本系统业务特点打造特色载体。有的载体缺乏针对性，未能聚焦业务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开展攻坚活动，导致党建与业务融合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到业务工作的关键环节。此外，部分高校数字化载体运用不足，未能充分借助信息技术搭建党建与业务融合的线上平台，制约了融合发展的覆盖面和效率。


（四）考核评价不够科学，融合导向不强


考核评价是推动工作落实的“指挥棒”。当前，部分机关的党建考核与业务考核相互独立，党建考核侧重台账资料、活动开展情况，业务考核侧重工作指标完成情况，未能将融合发展成效纳入考核体系。即使部分机关将融合成效纳入考核体系，也存在指标设计不科学、考核标准模糊、考核方式单一等问题，


难以准确衡量融合发展的实际效果。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选拔任用的关联度不高，导致融合发展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难以调动党员干部参与融合工作的积极性。


四、融合式党建赋能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机制创新，以融合发展筑牢治理制度体系


1.健全统筹领导机制


机关党委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通过支部例会等形式定期召开党建与业务融合专题会议，研判融合发展态势，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督办、同考核。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修订《机关党委会会议议事规则》《理论中心组学习规则》，制定年度工作要点，将党建与业务深融互促作为重点内容，并通过每月一次的支部工作例会部署工作和交流经验，将党对机关工作的全面领导具体化、规范化；构建书记领衔、委员包干、党员攻坚的联合工作矩阵，形成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强大合力；定期研究部署党建与业务融合重点工作，推动机关各部门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攻关等中心工作中贯彻党建要求，有效提升了融合发展的统筹效能。


2.完善责任传导机制


高校应制定机关党委统揽全局、专项检查监督落实情况、党支部书记主责推进、党支部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党员具体落实的“五张责任清单”，明确纵向贯通党委—支部—党员、横向覆盖决策—落实—监督的全链条责任体系。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要求机关职能部门“一把手”担任机关党支部书记，严格落实机关党支部书记抓党建“同述双评”制度，并将融合发展成效作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推动责任层层压实。该制度要求机关党支部书记在进行现场述职时，同步汇报党建内容与推进业务工作情况。评价既包含现场述职评价，又包含全面从严治党检查和评委书面评价。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通过“同述双评”制度，实现了从严管党治党和扎实履职尽责的有机统一，为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3.优化学习教育机制


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依托“五级联动”学习机制，打造中心组学习强引领、理论读书班学思想、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促思辨、机关学习大讲堂提能力的“四大课堂”，将党的创新理论与业务知识学习有机结合，引导党员干部树牢融合发展理念。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组建“机关青年宣讲团”，开展“菜单


式”送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与学校发展实际相结合，帮助师生了解办事流程和最新政策。这既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又有效提升了其办事效率和服务满意度。


（二）聚焦载体创新，以融合式党建汇聚治理合力


1.打造“党建+业务”攻坚载体


高校机关党组织应围绕学校改革发展中心工作，组织机关党支部与学院（研究院）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促进机关党建与学院业务深度融合；开展机关“四强”党支部建设[10]和“模范机关”建设工作，推动机关党支部党建与本部门业务深度融合，集聚党建与业务工作合力破解发展难题。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通过创新党建业务融合载体，在学校重点工作中发挥了党建引领作用，实现了业务出题、党建破题、融合解题，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构建特色党建品牌载体


西北工业大学以“四强表率、模范领航”为目标，着力打造机关党建品牌。机关各党支部结合本部门本系统业务特点打造“一部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12]，通过品牌建设凝聚融合发展合力。五年来，西北工业大学培育省级“样板支部”1个、校级“样板支部”12个，14个支部获评学校优秀主题党日暨创新案例。党委宣传部党支部聚焦“为党育英才、为国铸重剑”使命，打造“军工报国”宣传品牌。相关做法入选全国高校网络教育推广案例，充分彰显了品牌载体的引领作用。


3.搭建数字化融合载体


高校充分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搭建党建与业务融合的线上平台，实现资源互通、信息共享、效率提升；建立线上学习平台，整合党建理论与业务知识资源，方便党员干部随时随地学习；搭建线上服务平台，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提升业务服务的精准度和效率。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牵头推进“网上办事大厅”建设，累计为师生办事30余万次，同时依托“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传播党建与业务融合成果，打破时空限制，使党建工作更好地融入教育管理服务流程。


（三）加强队伍建设，以融合互促提升治理主体活力


1.建强党务业务“双强”队伍


高校机关党组织应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担任党务工作者，实现党务干部与业务干部双向交流、交叉任职；


加强党务干部培训，重点提升其业务知识水平和党建工作能力，打造既懂党建又懂业务的复合型队伍。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坚持选拔机关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党支部书记，夯实“一把手”抓党建责任；组织机关领航先锋培训班，围绕管理沟通、公文写作、人工智能等内容开展专题培训；开展卓越大学联盟党建研讨会，组织党员干部交流经验，有效提升了党员队伍的融合履职能力。


2.加强年轻干部培养


高校可以实施青年干部重点培养激励工程，帮助年轻干部在党建与业务融合实践中锤炼本领。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建立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工作机制，要求青年干部学思想、谈体会、找问题、提举措，推动青年干部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深度结合；组建青年党员业务政策宣讲团，形成涵盖66项政策业务的宣讲菜单，组织青年干部在政策宣传、基层服务等实践中提升能力；通过“项目制”等方式让青年干部参与重大任务，在实践中锤炼融合创新能力。


3.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高校机关党组织应建立荣誉表彰体系，出台《机关荣誉表彰办法》，设立“机关风采”宣传栏，营造“崇尚先进、追求卓越”的氛围，将党建业务融合成效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将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选拔任用等相挂钩，对在融合发展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集体和个人予以督促整改，真正让融合发展实起来、硬起来。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出台《机关党委教职工荣誉表彰实施办法》，评选“机关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先进典型，通过“机关风采”等平台广泛宣传先进事迹，营造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四）完善考核保障，以融合互评构建治理新生态


1.构建科学考核体系


高校应建立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考核指标体系，围绕政治引领、责任落实、载体创新、业务成效、群众满意度等维度设置具体指标，细化考核标准，实现定性评价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对融合发展成效进行客观评价，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准确；优化作风监督员机制，建立作风“负面清单”，畅通投诉渠道，通过常态化监督推动党建与业务融合质量持续提升。西北工业大学机关党委将融合发展成效纳入政治监督和检查指导范围。


2.强化考核结果运用


机关党委应建立考核结果反馈机制，及时向相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反馈考


核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将考核结果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针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主体，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有效运用考核结果，形成“考核—反馈—整改—提升”的闭环管理机制，不断提升融合发展质量。


3.加大资源保障力度


高校应加大对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的经费投入，将党委管理权限下放到支部，支持支部结合本部门特色开展党建与业务深融互促工作，为融合载体建设、队伍培训、活动开展等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整合党建资源与业务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加强阵地建设，打造集党建活动、业务交流、群众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阵地，为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五、结论


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融合式党建是破解“两张皮”难题的有效模式。高校需要从机制创新、载体搭建、队伍建设、考核保障四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融合发展体系。实践证明，高校只有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大会精神、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机关党建职责定位，不断探索融合发展新路径、新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机关党建的政治引领作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机关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以济南中职教育专业迭代为样本的调查报告中职学校，如何培养出城市真正需要的人？


济南日报记者赵世彩


（2026年8月3日）


今年济南中考招录已画上句号。在志愿填报新规中有一个变化：职业学校填报时，往年仅需“选学校”，今年在选定学校外，还要选择专业。也就是说，中职学生的职业规划更精准与前置。近年来，在《济南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指导手册》中，中职学校的填报专业每年都在更新，专业迭代的背后，跟中职教育的属性相关，更与城市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紧密相连。职业教育，是城市发展的脊梁，如何培养出更多“济南制造”的工匠、“乡村振兴”的能手？


记者以济南中职教育专业迭代为破题线索，探访多所中职学校，探寻这道命题的时代答案。


1.招生计划背后：专业调整的“加减法”


近年来，中职学校的专业在历经何样的变化与迭代，当前发展的趋势又是什么？


记者梳理了2022年至2026年，在5年间，济南各中职学校在招生计划中列出的专业类目。整体来看，专业迭代呈现“淘汰落后、做强新兴、升级传统、贯通培养”的特点。


具体来说，在各校的招生专业中，2022年以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会计事务等传统工科与商贸服务类专业为主，少数学校开始试水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无人机操控与维护、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等新兴专业。2023年到2024年，智能制造、数字技术、新能源三大专业方向快速扩容。2025年到2026年，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增材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质生产力相关专业全面铺开，护理、幼儿保育、康养托育等民生刚需专业持续扩招，传统焊接、文秘、市场营销等专业招生收缩或更名转型。


此外，贯通类专业占比明显提高。2022年，仅有历城职专在“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上开设了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招收40人。到了2026年，济南信息工程学校、济南理工学校、历城职专、济南市工业学校、长清职专等6所中职学校发布了“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招生计划，专业设置也更为丰富，覆盖数字媒


体技术应用、计算器应用，电子商务等，招生计划数增加到180人。


2026年，在贯通类专业上还新增了“中医养生保健专业”的身影，来自于山东中医药大学“3+5”贯通培养项目，该项目衔接的本科专业为“中医学”。记者了解到，作为今年首年开设的专业，其最低录取分数达到了565分，也创下了济南历年职教贯通项目录取分数的新高。由此可见，贯通类专业在中职教育中的热度在攀升。


济南智能应用中等专业学校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专业学生在进行课堂实训。


2.产业需求牵引：办学紧跟城市脉动


在采访中，中职学校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专业设置的调整不是一时的招生策略，是对接城市发展的长期人才布局。“城市需要什么人才，就建设什么专业”，是中职学校的办学逻辑。


“以我们学校为例，专业迭代升级靠的是什么？就是与市场接轨，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历城职专校长江长爱说。深耕中职教育30余年，江长爱也见证着学校专业的变革：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业、机电、畜牧兽医、医学护士等都是学校的热门专业。背景是，学校所处的区域为农村，种地、养殖、畜牧兽医站等，都需要相关人才。到了20世纪初，计算机网络专业很火爆，2015年左右，学前教育专业是热门。近几年，学校新增的专业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等。


1993年，鹿学俊入职原济南九职专（现济南理工学校），首次担任班主任，带的班就是电器营销班，“改革开放初期商贸蓬勃发展，家用电器逐步走进寻常百姓家，电器营销专业热度很高，大批毕业生进入三联、华联、百货大楼等商超从事家电销售，就业待遇可观。”鹿学俊说。


随着产业迭代，济南理工学校的专业设置也在不断变革：学校先后增设通用电气专业、家电维修等专业；在信息产业发展之初，学校设置了计算机专业，后期发展成计算机应用专业，分网络和数媒方向；当自动化产业迎来高速发展阶段后，学校布局了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专业，后续增设城市轨道交通供电专业。


“职业教育办学必须坚持专业跟着产业走。”如今作为济南理工学校校长，鹿学俊说，回望30余年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学校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发展同频


共振。


“职业教育不能闭门办学，让学生手握适配产业的硬技能，为济南新兴产业补齐人才短板。”这是济南智能应用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曹明波的心声。


3.打通育人围墙：课堂对接真实岗位


专业迭代只是起点，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中职学校的负责人都告诉记者，产教融合是专业建设的根基，各校也在着力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即便专业名称紧跟产业，如果课堂与企业隔绝，依然无法培养城市真正需要的从业者。”他们说。


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的无人机研发中心里，学生谷富嘉和搭档常继宇一起，对一架刚完成装配的无人机进行飞控系统调试。学生们所处的无人机研发中心，由山东顺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大学与学校三方共建。在研发中，学生深度参与零部件三维建模、装配调试等环节，从基础观摩到动手实操，一步步成长为技能扎实的准工匠。


2025年，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新增了无人机操控与维护、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等三个专业。该校副校长赵玉锋介绍，课堂联结真实生产场景，“入学即入行”是其专业培养模式。2025年，山东省济南商贸学校同样新增设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专业，该校信息技术系副主任李玉峰介绍，新专业落地，校企双元培养模式同步落地。


2026年，济南工业学校新增智能设备运营与维护与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检测专业。济南工业学校就业处主任宋传涛介绍，以智能设备运营与维护为例，学校不止于单一企业合作，主动链接行业龙头资源，与汇川公司、济南比亚迪、烟台富士康等多家知名企业共建高标准实训平台，构建起“企业捐设备、学校建基地、校企共实训”的育人生态。


校企合力培育人才，双方的手正牵得越来越紧。在“双碳”战略引领下，核电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高端核电焊工成为行业稀缺人才，山东公路技师学院升级传统焊接专业，聚焦核电高端领域，与山东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开设专属“核电焊接”定向班。“我们把央企严苛的施工标准、考核体系直接引入课堂，从日常教学、实训操作到技能考核，完全对标企业岗位要求。”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记者的探访中，如今，中职学校越来越多实训课程承接企业真实项目，学生参与真实订单生产，毕业生走出校园不再需要漫长岗前培训，实现“上岗


即上手”。企业反馈的人才痛点，持续反向推动课程更新，形成“产业需求—专业调整—教学改革—人才供给”的闭环。同时，育人标准不只技能一项，各校在专业教学中融入工匠精神、安全生产规范、数字化学习能力培育，应对技术持续更新带来的职业挑战，避免学生“学会一门手艺，很快被技术淘汰”。


4.重构培养体系：集群化建设是趋势


在采访中，各中职学校还表示，新兴专业应对城市人才需求外，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支柱专业也并非固化不变，内涵也在裂变。此外，单一专业难以支撑复杂产业链人才需求，集群化建设成为济南中职改革重要方向。


济阳区地处黄河岸边，是泉城济南的“菜篮子”“米袋子”。济阳区职业中专作为全区唯一一所公办中职学校，其农业专业的发展轨迹，是职业教育与区域农业同频共振的生动缩影。


建校之初，学校的农业专业以服务传统种植为主，培养目标很朴素——让学生学会种地、管好庄稼。随着现代农业技术引入，专业开始升级，学生不再只学“怎么种”，还要懂“为什么这样种”——物联网监测、无人机植保写进了课表。


区域农业产业化提速，倒逼专业进一步“破圈”：紧贴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新业态，学校开设电子商务专业，与京东集团合作“乡村振兴电商班”，学生团队年均助农销售额突破200万元。各专业植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课程，培养“数字农匠”。学生不再只是“地里的人”，而是能直播带货、能数据分析的“新农人”。


在经十西路汽车产业带，润华集团各类门店、维保厂区常年需要大量兼具维修、新能源运维、销售能力的综合型人才，不少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反馈着这样的用人需求：单一只会修车、不懂新能源，或是只懂销售不了解车辆构造的求职者，很难适配如今汽车行业多元化岗位。顺应企业用人痛点，济南理工学校以汽车运用与维修为核心，把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营销、汽车服务与管理组建为“汽车商贸专业群”。数字经济是济南城市升级的核心赛道，浪潮、九阳等本地科技企业不断扩容，智能设备运维、网络运维、基础软件开发岗位缺口持续增加，面对产业技术快速更新的特点，济南理工学校以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智能控制技术等专业作为主干，打造电子信息专业群。


历城职专则将数控、机电、工业机器人与新能源汽车专业组建为智能制造专业群，基础课程一致，前两年学生统一学基本操作，第三年选择专攻方向，


培养学生“一专多能”。在采访中，学校负责人们表示，专业群的建设，一是适应产业跨界融合趋势，培养兼具多项能力的复合型劳动者；此外，专业间可共享实训场地、设备与师资，避免重复建设。


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学生参加无人机飞行应用技术竞赛。


记者手记


进阶之路仍需破局


依托持续的专业更迭，济南中职教育不断贴合城市产业链发展，为强省会建设输送大量技术技能人才，但进阶之路仍需破局。


如何让产业技术迭代的速度与专业调整的节奏更为协同？对站位的前瞻性与预判力都有考验。从调研论证、申报审批、师资培养、实训设备采购到正式招生，存在周期，如何建立更加灵活、快速响应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考验治理能力。


新兴专业呼唤更多的双师型教师。人工智能、无人机、低空应用、氢能技术等方向，需要更多兼具行业一线经验与教学能力人才的涌现与加盟。


此外，社会观念壁垒尚未完全破除。不少家长依旧将中职视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忽视城市产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技能成才、技能就业的社会氛围仍需持续营造。


专业迭变是变量之一，但不是唯一变量。职业教育办学要深度嵌入城市产业生态，技能人才培养也不能只盯短期就业，须兼顾终身职业成长。


国企派驻专职纪检委员的实践探索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郑鹏


纪检委员作为党内监督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发挥着近距离、全天候的“探头”和“前哨”作用，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化，为破解国企基层党组织监督难题，部分国企纪委探索向未设立党委的基层党组织派驻专职纪检委员。通过体制创新实现监督的独立性与专业性，破解“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软、下级监督难”的困境。本文结合企业实际，就派驻专职纪检委员如何有效履职、提高监督实效进行了探索与思考。


派驻派专驻职专纪职检纪委检员委的员意处义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是上级纪委延伸监督触角的“桥梁纽带”，也是基层党组织发挥监督作用的“坚实盾牌”。当前，国企基层纪检委员多为兼职，受限于精力和专业能力，监督往往局限于参会、传达文件等“规定动作”。加之对纪检业务了解不深，缺乏执纪审查经验，面对同级或上级时容易碍于情面不敢碰硬，导致监督弱化、虚化，出现“有形覆盖”但“无效覆盖”的现象。


向基层派驻专职纪检委员，是强化基层监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这种双重领导体制使其既能结合驻在单位实际，又能遵循上级统一部署。其核心优势在于独立性、专业性和聚焦性。专职纪检委员的人事、薪酬、考核等由上级统一管理，这种“上派下驻”模式使其能最大程度摆脱人情干扰，敢于较真碰硬。专职专责为常态化监督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与精力保障，避免了身兼数职导致的监督浮于表面，真正实现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转变。


派驻派专驻职专纪职检纪委检员委的员职应责聚和焦权主限责主业，围绕“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开展工作。一是强化政治监督，紧盯驻在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要求的执行情况，确保政令畅通，及时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二是做实日常监督，紧盯“关键少数”和重点领域，综合运用谈心谈话、列席会议等方式，动态掌握党员干部思想作风情况，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三是深化专项监督，围绕物资采购、工程建设、资金使用、选人用人等廉洁风险高发领域开展靶向监督，精准识别风险点，推动建章立制。四是协同推进廉洁文化建设，通过创建廉洁文化


品牌、建强文化阵地等方式，将廉洁理念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五是加强警示教育，通过剖析典型案例、讲廉政党课等方式，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增强党员干部纪律规矩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为高效、规范开展监督工作，须清晰界定履职权责边界。依据现行党内法规，根据笔者的实践，派驻纪检委员在工作中应充分履行好以下职权：


知情权是纪检委员履职的前提。纪检委员需深入介入企业核心业务与决策程序，确保监督不缺位，从而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链条”透视与“穿透式”把关。


监督检查权是开展日常监督的核心抓手，旨在通过具体检查手段，发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执行纪律、履职用权中存在的问题，纠正偏差、督促落实。建议权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载体。对所在单位在制度建设、权力运行等方面的漏洞或风险，有权提出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纠正偏差的意见和建议。


协助初核、审查权是履行执纪问责的重要支撑，也是连接基层与上级纪委办案力量的纽带。该权力指在上级纪委统一领导和授权下，参与、配合、辅助开展问题线索核查和案件审查，而非独立办案。


问题线索直报权是突破层级限制、破解同级监督难题的关键保障。发现涉及本单位“一把手”、班子成员或群众反映强烈、具有紧迫性和隐蔽性的问题线索时，无需经本级党组织知晓，可直接向派出纪委报送。


谈心谈话是最常用、最体现“温度”的监督手段。依据党内监督规定，与党员干部开展沟通交流，了解思想动态和廉洁自律情况，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提醒和警示。


1.合理利用知情权，把准监督“风向标”。


知情权不能停留在纸面，要转化为具体行动。应聚焦“三重一大”事项及廉洁风险高发环节，通过列席会议、查阅资料、听取通报等方式开展监督。例如，列席党支部或班子会议、定期查阅会议记录、招投标文件等原始资料。此外，也可向纪检委员开放相关权限，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数据知情”。同时，定期与同级班子成员、上级纪委沟通汇报，确保部署落实。但需注意，行使知情权不得侵犯隐私和公司秘密，获取的信息仅限监督使用，严禁外泄。


2.精准行使监督检查权，打好纠偏“主动仗”。


监督检查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结果运用并重，涵盖落实上级部署、作风建


设、廉洁从业等多维度常态化监督。实施方式除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传统手段外，也可依托企业ERP系统开展线上动态监测。同时，也应聚焦企业改革痛点，精准发现苗头性问题，建立整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在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中，还需加强对“新质生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等关键环节的嵌入式监督，保障改革落地见效。


3.务实运用建议权，当好治理“好帮手”。


建议权必须源于扎实调研，做到靶向发力。通常聚焦三方面：一是针对“人”，在干部选拔任用、日常监督中发现苗头性问题时，建议党组织加强教育、完善考核。二是针对“事”，围绕“三重一大”执行、风险防控、审计整改等，提出堵塞漏洞的具体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三是针对“制度”，针对机制不健全导致的“空白点”，提出“立改废释”建议，推动形成权责清晰的制度体系。建议权行使应实事求是，以问题为导向、实效为落点，确保建议可执行、可验证、可追责。


4.规范参与协助初核权、审查权，练就办案“真本领”。


适时参与案件查办，通过实战提升业务水平，是弥补“不敢监督、不会监督”短板的有效途径。对涉及驻在单位的问题线索，纪检委员因熟悉业务流程和人员关系，能快速切入核心，依托日常监督积累的信息，为上级纪委提供关键佐证，提高办案效率。


5.果断使用问题线索直报权，破除人情“关系网”。


直报权的核心是“越级”和“直达”，是打破“熟人社会”困局、防范“压案不报”的制度利器。实际操作中，纪检委员需强化政治判断力与风险敏感度，精准研判线索。对确需直报的问题，必须在严格保密前提下作初步了解与研判，确保客观真实，防止主观臆断。通过果断、规范使用直报权，筑牢“最后一公里”制度屏障，让纪检委员拥有“向上看”的底气和“直接说”的通道。


6.灵活用好谈心谈话权，常念廉洁“紧箍咒”。


谈心谈话是“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关键抓手，包括日常廉洁谈话、任前谈话、提醒谈话等，通过讲政策、摆事实、谈危害，让党员干部照见初心、校准偏差。谈话应紧扣监督职责，聚焦政治表现、履职尽责、廉洁从业等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因人施策，既讲纪律刚性，又重思想感召。谈话前需充分准备，了解对象基本情况和廉政风险点；谈话中注意方式方法，坦诚相待、直奔主题，避免空话套话，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谈话后注重结果运用，整理记录并酌情


跟踪回访，确保提醒有回应、整改有实效、教育有温度。


国有企业党建提质“五大工程”实践探索


中交四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古芸瑞


当前，国有企业持续深化改革，越发重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部分国有企业通过设立党员示范岗、组建党员突击队、推行党建责任制等，初步形成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的工作格局。然而，这些做法在不同国有企业的成效差异较大，有的效果显著，有的流于形式，系统化、可推广的经验尚未形成。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实践的观察，从大量具体做法中归纳提炼出“党建领航”“党建领跑”“党建领先”“组织强基”“责任强化”五大工程，以期为国有企业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一、党建提质“五大工程”的内涵


党建提质“五大工程”是笔者基于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实践的观察，从大量具体做法中归纳提炼出的五个共性维度，分别对应思想引领、业务融合、品牌塑造、组织建设和制度保障五个关键环节。这五项工程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完整体系。


第一，“党建领航”工程。该工程以企业思想政治建设为核心抓手，强调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研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政治引领要求内嵌至企业战略决策、日常内控管理全流程。第二，“党建领跑”工程。该工程立足企业生产经营主业，强调推动党建工作下沉至一线生产场景，依托设立党员先锋示范岗、组建专项党员攻坚突击队等实操举措，充分发挥党员骨干在重难点攻坚、应急任务中的模范带头作用。第三，“党建领先”工程。该工程聚焦企业软实力提升与品牌口碑建设，强调深度融合党建文化培育、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依托党建品牌对外传递企业价值理念，塑造优质企业形象。第四，“组织强基”工程。该工程以筑牢基层党建底盘为目标，强调通过优化企业内部党组织架构、完善党建配套管理制度、打造标准化党建活动阵地等举措，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执行力。第五，“责任强化”工程。该工程主打党建工作制度体系兜底保障，强调厘清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的岗位职责与工作权限，搭建科学化党建考评体系、闭环化追责问责机制，为党建各项工作落地筑牢制度屏障。


二、党建提质“五大工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党建领航”工程


在“党建领航”工程推进过程中，部分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与经营决策之间存在脱节现象。这些国有企业在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时，往往未能紧密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导致学习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决策依据；面对国家宏观政策调整或行业发展方向变化，政治敏锐性不强，未能充分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仍习惯于沿用旧有经验应对新的环境；在重大投资、业务拓展等关键决策环节，对国家战略方向的把握不够精准，未能将政治判断和价值考量充分融入决策过程。这表明：部分国有企业尚未将思想政治建设真正融入日常管理流程，在日常管理中仍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现象。


（二）“党建领跑”工程


在“党建领跑”工程推进过程中，部分国有企业仍存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相互分离的问题。具体来说，不少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开展方式单一，习惯于“读文件、听报告”，未能将党建工作有效延伸至生产运营一线。同时，党建工作部门与业务管理部门之间缺少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党建工作部门难以了解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和需求，业务部门也未能将党建工作作为推动业务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党建工作考核方面，一些国有企业侧重于“组织了几次活动”和“完成了多少学习任务”等过程性指标，对“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等结果性指标的关注相对不足。


（三）“党建领先”工程


在“党建领先”工程推进过程中，部分国有企业未能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品牌形象塑造形成有效合力。一些国有企业在推进品牌与文化建设工作时，将党建工作、企业文化塑造和社会责任履行分开部署，分别交由不同部门负责，缺少整体性的统筹协调机制，党建工作部门侧重于完成规定动作，文化宣传部门专注于对外传播，办公室或行政后勤部门则兼管社会责任履行工作，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在党建工作中积累的先进事迹和典型经验未能有效转化为企业文化建设和对外品牌传播的资源。


（四）“组织强基”工程


在“组织强基”工程推进过程中，部分国有企业的基层组织建设仍存在虚化和弱化的问题。这些国有企业在组织设置上未能实现全面有效覆盖，尚未在车间、项目部等一线单元建立起规范的基层党组织。部分已设立的基层党支部


也存在“有组织无活动”的情况，在落实“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时不够到位，难以有效发挥凝聚党员、带动群众的作用。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基层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讨论的制度化渠道不够健全，基层管理人员在决策中的话语权有限。此外，部分国有企业的专职党务人员配备不足，兼职党务人员往往身兼数职，难以集中精力开展党建工作。


（五）“责任强化”工程


在“责任强化”工程推进过程中，部分国有企业在制度执行、责任落实方面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在制度执行方面，不少国有企业虽然建立了党建工作任务分解、分工机制，但在执行环节缺少有效的跟踪推进和过程管控手段。部分国有企业职能部门在接到党建工作部署后，未能将任务要求有效转化为本部门具体工作计划，习惯于“布置了就等于落实了”的工作方式，导致部署要求与实际执行存在明显落差。在责任落实方面，部分国有企业横向部门、纵向层级间的职责边界存在模糊地带，工作责任未能清晰界定到具体岗位、具体个人。


三、党建提质“五大工程”的实施路径


（一）建立思想政治建设与经营决策联动机制


针对思想政治建设与经营决策脱节的问题，国有企业应将政治理论学习与自身战略研讨有机结合，建立“政策信号—形势研判—决策响应”的传导机制。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党委在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时，可增设“政策解读与战略应对”专题研讨环节，要求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分管领域，分析新政策对企业发展方向、投资布局、业务结构等的影响，并提出具体的应对思路和方案，确保理论学习成果进入决策流程。在重大投资、业务拓展等关键决策前，国有企业须设置前置研究讨论环节，由党组织对拟议决策是否符合国家战略方向进行研判并形成明确意见，推动形成“先研判政策方向、再讨论投资方案”的工作程序。同时，国有企业可将政策响应及时性纳入决策效果评估体系，定期复盘管理层对国家政策信号的响应速度与应对质量，逐步形成从“被动适应”到“主动预判”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二）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


针对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相互分离的问题，国有企业应将党建工作延伸至生产运营的实际环节，建立党建与业务一体化推进机制。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在部署重大生产经营任务时，可同步明确党建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如在重


点项目启动时同步设立党员先锋岗、组建党员突击队，使党建工作与项目管理、技术攻关、安全生产等业务环节深度融合。在部门协同方面，国有企业可建立党建工作部门与业务管理部门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双方共同梳理业务推进中的难点堵点，党建工作部门据此制订有针对性的支持计划，业务管理部门则将党建工作要求纳入项目实施方案，形成“业务出题、党建解题”的协作模式。在考核导向上，国有企业可将考核重点从“开展了哪些活动”转向“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将党员带头攻克的技术难题、推动完成的关键节点等业务成果作为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使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真正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建立党建工作与企业品牌建设的协同机制


针对党建工作与企业品牌形象塑造未形成合力的问题，国有企业应建立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社会责任履行统一规划与协同推进机制。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可建立由党建工作部门牵头、企业文化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协调先进典型选树、企业文化理念提炼、社会责任项目策划等事项，确保各项工作价值导向一致、资源投入集约、传播口径统一。在品牌传播层面，国有企业可建立“党建工作成果—企业文化素材—品牌传播内容”的转化通道，将党员先锋事迹、技术创新突破、公益项目成效等统一纳入企业品牌传播素材库，作为对外宣传的核心内容，使党建工作成果成为企业品牌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考核评价上，国有企业可将品牌建设成效纳入党建工作考核范围，推动各部门从“各管一段”转向“共建共享”，形成党建工作品牌与企业形象塑造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四）夯实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保障


针对基层组织建设虚化弱化的问题，国有企业应从组织覆盖、制度落实、治理参与和人员保障四个层面系统推进“组织强基”工程。在组织覆盖方面，国有企业可在新设项目部、车间等一线单元时同步建立基层党组织，确保党建工作与业务拓展同部署、同推进。在制度落实方面，国有企业可将“三会一课”等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基层管理考核指标体系，明确最低频次和内容要求，由上级党组织定期检查落实情况，对组织生活质量不高的支部进行专项指导。在治理参与方面，国有企业可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讨论的制度化渠道，明确基层管理人员在涉及员工利益、安全生产、团队建设等事项中的话语权范围。在人员保障方面，国有企业可根据企业规模和党员数量，合理配备专兼职


党务工作人员。对于兼职党务人员，国有企业可明确党务工作指标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确保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党建工作。


（五）构建覆盖全链条的责任落实闭环


针对制度执行与责任落实的短板，国有企业应建立从任务分解、过程管控到责任追溯的闭环机制。在制度执行方面，国有企业可在党建工作部署后，要求各职能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制订本部门的具体落实计划，明确任务内容、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部门可建立定期跟踪推进机制，对照各部门的落实计划进行过程管控：对于执行进度滞后的部门，应及时发出提醒通知，要求其说明原因并提交改进方案；对于偏离预期目标的做法，应及时介入指导，帮助相关部门分析偏差原因、调整实施路径，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在责任追溯方面，国有企业可在横向部门之间和纵向层级之间编制党建工作责任清单，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具体职责边界和协作关系，并在发现问题时依据责任清单追溯具体岗位和个人的职责履行情况，要求相关责任人说明原因并采取整改措施。


四、结语


通过持续推进在“党建领航”“党建领跑”“党建领先”“组织强基”“责任强化”五个方面的实践探索，国有企业能够有效将思想政治优势转化为决策能力，将组织动员优势转化为执行效率，将品牌价值优势转化为竞争实力，将基层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制度保障优势转化为落地成效。未来，国有企业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持续深化“五大工程”建设，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


国有企业党委前置研究讨论融入国企公司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以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为例


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林剑夷


1.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与公司治理工作予以高度关注。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这“两个一以贯之”为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原则。


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在国有企业决策程序中，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先经党组织研究讨论，再由董事会和经理层作出决定。此后，一系列政策文件陆续出台，对党委前置讨论决策机制的具体实施作出明确要求，为国有企业落实这一机制提供了政策依据与制度保障。


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实党委前置研究机制对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障民航事业安全稳定运行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文章以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此类国有企业在落地党委前置研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结合所属企业特点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同类企业的治理优化提供参考思路。


2.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党委前置研究讨论融入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党委前置研究讨论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构建与完善，极大地推动了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的创新与发展。这一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探索与优化的重要成果，对提升企业治理效能具有深远影响。


2015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颁布，首次提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应当经党组研究讨论后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不仅为党委前置研究机制奠定了基础，也为后续一系列政策的完善和实施提供了根本支撑。


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进一步明确了党委前置


讨论决策机制在国企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20XX年10月，党的十九大修订党章，规定“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进一步强化党委在企业决策中的重要地位。


20XX年11月，《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印发，全面规范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明确党委前置讨论事项范围、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为党委前置讨论决策机制实施提供指南。至此，党委前置研究讨论机制在政策层面逐步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


对于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而言，党委前置研究讨论机制的实践，是党中央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要求在企业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与强大生命力。


从企业发展战略把控来看，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业务广泛涉及空管系统建设、飞行程序设计、航空安全保障等关乎航空安全的重要领域，具有显著的公共属性与政策导向性。党委开展前置研究，能够有效整合企业内部思想，凝聚发展共识，确保企业发展战略与国家整体战略高度契合。通过对政策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和政治风险的有效识别，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中，为企业发展指明正确方向。


从企业经营决策把关来看，党委前置研究强化了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职能。在企业战略制定、改革重组等关键发展节点，党委凭借前置研究机制提前介入、参与决策过程，有效避免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短视化、片面化问题。


从决策民主性科学性来看，党委前置研究是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实践形式，有助于实现企业内部多元利益的协调与整合，增强决策的民主性与可执行性，为企业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保障。


3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党委前置研究讨论融入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3．1公司各治理主体间决策权责边界模糊


（1）党委会与董事会之间。党委会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过程中，需对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进行把关定向。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党委会和董事会对于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以某民航工程安装类企业为例，公司制定新的市场拓展战略时，党委会从政治高度与宏观层面出发，强调战略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企业在保障国家航空运输安全等方面的政治责任，如积极参与对国家战略意义重大地区的机场建设；而董事会则更侧


重于从市场前景、经济效益等角度考量战略的可行性与回报率，关注工程建设的市场需求、运营成本和预期收益等。此类理解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在决策过程中，党委会和董事会对各自的职责定位不够清晰，出现党委会过度干预董事会决策，或者董事会忽视党委会意见的情况。


（2）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董事会负责制定企业的战略决策并监督经理层的工作，经理层则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策。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授权机制不完善，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授权范围和权限不够明确。以某民航设备保障类企业为例，该企业经理层将某些小额设备采购等日常经营管理事项频繁向董事会请示并进行会议决策，导致决策流程繁琐，效率低下；在某些涉及技术改造等重大事项的决策中，经理层未经董事会批准自行决策，导致执行偏差，公司出现重大经营管理风险。


（3）党委会与经理层之间。经理层是在董事会授权下执行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实现董事会制定的企业经营目标的治理主体，其并不具备对企业重大经营事项的决策权。根据《关于中央企业深化子企业董事会建设的指导意见》（65号文）“企业党委一般不对授权事项作为前置研究讨论”，对于需要董事会研究的重大经营事项，原则上不对经理层进行授权，由党委会前置审议、董事会决策后，交经理层执行；对于非重大经营事项，董事会可通过授权经理层决策执行，无须党委会前置审议，即“授权不前置，前置不授权”。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经理层审议决策重大经营事项的情况。以某民航后勤服务类企业为例，该企业在决定开拓新的后勤服务市场这一重大经营事项时，党委会前置研究后，经理层直接进行决策执行，造成董事会管理缺位。


3.2前置研究事项与“三重一大”决策事项区分不明


党委前置研究讨论制度与“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在执行主体、规范领域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党委前置研究讨论制度的贯彻执行主体主要为公司党委，在一定条件下为独立法人企业党支部、党总支，其关注的是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在提交董事会、经理层决策前的把关定向，旨在确保重大决策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并契合国企社会责任要求。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执行主体包括董事会、经理层和公司党委，关注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重点在于确保重大决策经由集体研究讨论做出，以防范决策风险。在规范领域上，虽然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交叉，都涵盖了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企业发展战略、改制、兼并重组


以及机构调整等方面的重大事项，但并非完全等同。


将前置研究事项与“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混同管理，将导致决策繁琐、削弱治理主体职能等诸多问题。以某民航工程安装类企业为例，由于未将“三重一大”事项与党委前置研究事项进行明确划分，党委会议题数量大幅增加，会议时间延长，决策流程繁琐。公司党委在对某机场安装工程战略和方向问题进行前置研究时，一并讨论具体执行中的事务性工作，导致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对该项工程建设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和讨论，从而影响了决策的时效性。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也分散了党委的精力，削弱了党委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方面的核心作用。


前置研究事项与“三重一大”决策事项不区分，还会削弱和影响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党委可能会过度介入具体的经营管理决策，替代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部分职能。以某民航后勤服务类企业为例，在制定餐饮方案这一经营管理事项时，党委过度参与决策，导致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决策权力被弱化，无法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和决策能力。这不仅破坏了公司治理结构中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制衡和分工协作关系，也容易引发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职责不清和推诿扯皮现象，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效能。


3.3党委议事程序需进一步完善


议事规则是确保党委决策科学性与规范性的重要保障。部分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在落实党委前置讨论决策机制时，缺乏完善的议事规则，一些企业的议事规则存在内容模糊、程序不明确等问题，导致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出现议题讨论不充分、表决方式不规范等情况。对于一些重大事项的决策，没有明确规定需要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论证，使得决策缺乏科学依据。议事规则中对会议的组织、参会人员的职责等方面也存在漏洞，容易引发会议秩序混乱、责任不清等问题。


以某民航工程安装类企业为例，在决策境外建设项目时，由于缺乏科学的战略规划制定流程，未充分酝酿研究，充分听取各方建议，有效考虑市场需求、行业发展趋势、企业自身优势等因素，而是仅凭少数领导的主观判断进行决策，最终导致该项目投资失误，给企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4.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党委前置研究讨论融入公司治理的优化对策


4．1梳理明确党委前置讨论研究事项范围


《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指出，国有企业


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研究讨论的事项主要包括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企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方案等六大方面。此外，各地区国资监督管理机构也出台了相关细化政策与指导意见。


首先，需结合自身实际，精准界定范围。一是全面梳理决策事项，对企业过往一定时期内各治理主体的决策事项进行分类汇总，分析其性质、影响程度和决策频率。二是评估事项影响，从战略意义、资金规模、风险程度、对职工权益及社会影响等维度，评估各决策事项。对于战略意义重大、资金投入巨大、风险高，或对职工权益和社会影响深远的事项，应纳入党委前置研究范畴。三是参考企业规模与行业特点，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体量差距较大。规模较大的企业涉及面广、决策相对复杂；规模较小的企业决策可相对集中。企业应当根据自身规模体量以及行业特点制定研究范围。


其次，要区分事项类别，细化清单内容。可结合《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以及各地区国资监督管理机构出台的相关细化政策与指导意见对研究事项进行分类。对于多层级的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在制定清单时，要避免“一刀切”，明确不同层级、业务单元的差异化前置研究事项，增强清单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对于体量较大的集团式所属企业，集团总部重点研究战略规划、重大投资等事项，而下属子公司则重点研究航线业务调整、市场规划等事项。


最后，要动态调整完善，适应发展变化。一是及时跟踪国家政策、行业监管要求，不断调整优化，确保议事范围的科学性、规范性。如近年民航关于所属企业改革的各项部署，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相关创新项目的决策应及时纳入党委前置研究范围。二是关注企业发展阶段，企业在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转型期的决策重点不同，企业应根据发展阶段变化，动态调整前置研究事项。在初创期，重点关注市场开拓、基础建设等事项；在成熟期，则关注多元化发展、品牌建设等事项。三是收集反馈意见，定期收集董事会、经理层、职工代表等各方对前置研究事项执行的反馈意见，了解实际决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及时对清单进行优化完善。


4.2明确各治理主体间决策权责边界


民航系统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应逐步健全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提升所属企业治理水平。所属企业党委应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的领导作用，科学设定所属企业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的范围、标准，合理区分重大事项和一般事项边界。所属企业党委把关重点是要聚焦“四个是否”原则：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否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职工群众权益。根据自身情况，企业可制定党委前置研究重大经营事项的负面清单，例如，对于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职责、人员构成等属于董事会内部的重要治理内容，以及企业在生产经营、日常管理方面的具体规章和工作计划执行等则应明确不提交党委前置研究。


董事会作为企业的决策机构，应在党委会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对重大事项进行最终决策。董事会要充分考虑党委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市场调研和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经理层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和决策执行，应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将党委会和董事会的决策转化为具体的经营管理措施。在执行决策过程中，经理层要及时向党委会和董事会汇报执行情况，遇到问题要及时提出解决方案，确保决策的有效实施。


在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党委会要提前与董事会、经理层进行沟通，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董事会在决策时要尊重党委会的研究讨论意见，同时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做出科学决策；经理层在执行决策过程中，要及时向党委会和董事会反馈执行情况，遇到问题要及时寻求支持和指导。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能够避免各治理主体之间出现职责不清、相互推诿的情况，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效果。


4．3进一步完善规范议事决策程序


制定科学合理的议事流程是确保党委前置讨论决策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它能够明确党委会研究讨论的步骤与要求，提高决策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要明确议题的提出与确定程序。在提出议题时，应详细说明议题的背景、目的、主要内容和建议解决方案等，由相关部门审核后，提交党委书记审定。党委书记根据企业的工作重点和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将该议题列入党委会会议议程。对于重要的议题，党委书记还应在会前与其他党委委员进行沟通，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议题的成熟度和可行性。


充分做好会议前准备工作。提前做好会议通知，将议题的详细说明、可行


性研究报告、风险评估报告、相关政策法规文件等会议材料发至党委委员，为其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支持。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对议题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收集各方意见和建议，形成调研报告。在调研过程中，应听取专家学者、基层员工、利益相关者等的意见，确保决策充分反映各方利益和诉求。


分析和论证，避免片面性和主观性。对于存在较大分歧的议题，应暂停决策，进一步进行调研和论证，待意见成熟后再进行讨论。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党委会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会议结束后，要及时形成会议纪要，准确记录会议的讨论情况、表决结果和决策事项。会议纪要应经党委书记审核签发后，印发给相关部门和人员，作为决策执行的依据。建立决策执行的跟踪反馈机制，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应定期向党委会汇报决策执行情况，确保党委会能够及时掌握决策的执行进度和效果。


5.结论


党委前置研究讨论机制深度融入公司治理，不仅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体现，也是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通过对现存问题的剖析与针对性对策研究可见，党委前置研究讨论机制的有效运行，不仅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实现权责边界的精准划分、决策流程的标准化构建，更需要在实践层面推动党组织对企业经营的把关定向。


当前，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通过强化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在安全运营、战略转型等关键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效，充分证明了党委前置研究讨论机制对提升企业治理效能的重要价值。未来，随着国企改革的持续深化，民航事业单位所属企业需以动态化思维持续完善党委前置研究讨论机制，在坚守政治方向的同时，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与行业发展需求，将制度效能转化为治理效能，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助力谱写交通强国建设民航新篇章。


国有企业党员教育培训体系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探索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甘鑫强


（2026年8月4日）


党员教育培训是党的建设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是保持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重庆高速集团全方位、立体化、精准化构建党员教育培训体系，从理论武装、阵地建设、学用转化三个维度，为扎实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一、以理论武装为核心，构建全方位凝心铸魂体系


（一）落实首学制度，聚焦主题主线。严格落实“三个第一”首学制度，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2024年以来累计举办学习班、读书班84期，培训党员7200余人次，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学时占总学时50%以上，有效确保了理论武装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二）分级分类施训，实现应训尽训。每年制定党员教育培训计划和班次安排，明确培训目标、学时要求和课程设置，常态化举办新任党组织书记、新党员等专题培训班，持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企业、进车间、进班组、进头脑，推动全集团234个基层党支部、3839名党员应训尽训。


（三）创新学习机制，确保学深悟透。集团对标建立“学习清册”制度，2024年以来，深入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累计达170余篇次，开展专题调研96场次，撰写专题调研报告220余篇、培训心得270余篇，形成了“学习—调研—思考—转化”的闭环机制，确保学懂弄通、学深悟透。


二、以阵地建设为支撑，打造立体化赋能培训格局


（一）建好基本培训“主阵地”。集团充分发挥市级党员教育培训基地和市国资委党校现场教学基地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构建“理论素养+业务技能”的培训模块，健全“名师专家团+劳模工匠队+内部培训师+理论宣讲员”师资库，采取分期分批方式，年均培训党员1900人次，办学质量好评率保持在96%以上。


（二）办好专题培训“教学点”。集团整合红色资源、建设项目、星级服务区等资源，场景化打造静观千秋红岩馆、九坪村乡村振兴教育实践点、首讯科创中心、渝湘复线高速双堡特大桥项目等现场教学点，实现了教育培训与业务实践的深度融合。


（三）用好线上培训“云平台”。集团依托内网“综合智治”、外网“重庆高速党建”服务号等信息化平台，开设“思想理论”“党建制度”“党纪法规”等学习板块，年均推送学习资料120余篇，形成宣讲通稿等学习辅助资料20余套，有效拓展了党员教育的时空边界，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互补。


三、以学用转化为导向，形成实战化能力跃升路径


（一）“战训课堂”促实干。打造“高速人才荟”品牌，实施党员“一带N”先锋工程，开展现代化能力提升计划，举办高速讲堂和高速人才论坛。截至目前，重庆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4780公里，路网密度5.8公里/百平方公里，居西部第一；完成航运基础设施投资250余亿元，建成8个航电枢纽，改善升级航道600余公里，年提供航电发电38亿千瓦·时。


（二）“研学课堂”求实效。依托刘汉龙院士工作站、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等阵地，先后与5个省市、2所高校、34家央企建立研学交流深度合作机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40余份，获评省部级以上科技创新奖项7个，成功斩获2024年“数据要素×”大赛全国总决赛交通运输赛道一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三）“赛马课堂”晒实绩。广泛开展“巴渝工匠”杯等技能竞赛、技能练兵、技能比武，按下“以赛促训、以训促学”建设“加速键”。2024年以来，集团主导的公路项目和水运项目建设已累计完成投资570多亿元。“三攻坚一盘活”累计压减企业法人53户，提前完成市属国企整合优化、瘦身健体的各项任务。


基层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重庆久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杨远英


（2026年8月13日）


摘要：基层党建是赋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以基层物流服务型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组织体系建设、党业融合提质、党员作用赋能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党建引领企业治理升级的实践逻辑与实施路径。研究表明，通过织密基层组织网络、创新“党建+项目攻坚”特色载体、推行党员积分量化管理等举措，能够促进党建与经营工作协同联动、互促共进。本文立足企业实践总结可行路径，旨在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稳步转化为现代化企业治理效能，可为同类型国企实现党建与发展同频共振提供可参考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基层党建；企业发展；组织融合；先锋模范


基层物流服务型国企普遍存在网点布局分散、从业人员流动性强、用工结构多元等行业特征，对企业精细化治理、常态化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此类企业可将政治引领贯穿公司治理全过程，以严实标准推进基层党建提质增效，依托织密组织网络、打造特色党建载体、优化党员量化管理等多元举措，稳步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衔接、同向发力。


一、筑牢基层党组织根基，夯实企业发展组织保障


（一）健全组织体系，实现党建工作全覆盖


基层党组织体系的完善程度，能够在一定层面影响党的方针政策在生产一线的落地成效。对此，企业可结合自身经营架构与业务布局特点，灵活优化支部设置，推动党组织建设与业务拓展同步推进、同向延伸。针对党员人数较少、不具备单独组建支部条件的部门与站点，可通过联合组建、属地挂靠等方式完善组织设置，持续拓宽党员教育管理覆盖面。通过系统化完善组织架构，能够推动党的领导有效融入经营决策、生产调度、市场开拓等关键环节，助力基层党组织逐步成长为赋能企业稳健发展的坚实战斗堡垒。


（二）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提升整体履职能力


党员队伍整体素养，是影响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企业可立足岗位履职需求与人才成长规律，优先培育政治素养扎实、业务能力突出的骨干员工入党，持续提升党员发展质量；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企业经营实际，搭建“政治理论+专业技能”一体化培训体系，助力党员筑牢理想信念根基、精


进岗位履职能力。同时，搭建动态化党员信息数据库，统筹梳理党员年龄结构、专业背景、岗位分布等核心信息，为精准调配人力、统筹推进重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通过常态化优化培育，可逐步形成年龄梯队合理、专业优势互补的优质党员队伍，为企业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二、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一）构建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的决策机制


持续完善协同决策机制，是推动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的重要基础。企业应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将党建总体部署有机融入年度经营发展总体规划，常态化落实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程序，推动组织生活安排与生产经营计划统筹衔接、一体推进。持续深化“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工作机制，推动党组织班子成员深度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吸纳优秀业务骨干进入党组织班子履职，从组织架构层面实现党建引领与市场化经营的有机衔接。一体化的决策运行模式，能够有效促进党建工作贴合中心工作、贴合发展实际，稳步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市场竞争优势与内生发展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根基。


（二）打造融入中心工作的先锋载体


党建工作的生命力，体现在与中心工作的深度适配、精准赋能。企业可丰富党建活动开展形式，紧扣生产经营中的重点任务、攻坚难点，打造贴合业务实际、赋能一线发展的特色党建载体。在项目攻坚一线组建党员突击队，引导党员亮身份、践承诺、作表率；在技术创新前沿设立党员创新工作室，常态化开展技术攻关、课题研究与创新实践；在市场拓展、服务保障一线划定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示范岗，引导党员主动担当急难险重任务，充分发挥先锋示范作用。同时，创新“主题党日+”融合模式，将理论学习与业务研讨、经验交流、一线调研有机结合，把组织生活阵地前移至项目现场、生产一线。多元化的载体创新，能够让党建工作从无形的思想引领，转化为有形的实践抓手，持续赋能企业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三）健全融合成效评价的闭环管理体系


党业深度融合不仅需要完善过程推进机制，也需要健全成效评价、动态优化的闭环体系。企业可搭建涵盖党建成效、经营业绩的综合性考核评价体系，优化评价方式，将安全生产、降本增效、技术革新、服务提质等核心经营指标，作为支部评星定级、党员民主评议的重要参考依据，引导党建工作聚焦实效、


扎根基层。同时，建立常态化复盘优化机制，依托职工座谈、经营分析、党建督查等多元渠道，动态研判党业融合推进过程中的优化空间，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与推进举措。通过构建“目标同向、部署同步、考核同责”的长效机制，持续保障党建工作精准服务中心大局，逐步形成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一）设立党员示范岗，构筑标杆引领新高地


党员示范岗是基层党建赋能生产经营的重要载体，企业应以关键技术岗位、管理服务窗口以及急难险重工序为重点进行布设。设立党员示范岗需明确责任目标与考核标准，实行“挂牌上岗、亮明身份”，引导党员在抢修抢险、管理创新、技术攻关、优质服务等任务中勇于担当、冲锋在前。同时，建立常态化典型选树机制，对表现突出的党员，依托内部宣传平台、事迹报告会等形式广泛宣传。落实党员与青年员工结对帮带制度，传承专业技能、优良作风。要树立可学习、可对标、可参照的身边典型，在企业内部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以党员个体先进性带动团队整体能力提升，让党员成为助推企业发展的先锋旗帜。


（二）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激活履职尽责动力源


企业可通过多种灵活方式，多维度落实暖心保障举措，解决党员工作生活方面的问题，解除后顾之忧。树立鲜明的正向激励、典型引领工作导向，持续构建良性的激励成长循环，有助于常态化涵养党员队伍干事创业的优良作风，推动队伍始终保持昂扬向上、主动作为的进取态势。


（三）推行积分量化管理，绘就实干担当晴雨表


积分制管理是推动党员考评精细化、规范化的有效方式。企业可结合自身实际构建科学完善的积分指标体系，将党员参与“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情况，以及落实生产经营任务、开展技术创新、积极建言献策等业务实绩纳入积分范畴，进行分类赋分、量化评价。可将积分考评结果与党员民主评议、绩效激励等工作有机衔接，并在规范范围内公开公示。这种可视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能够进一步强化党员的对标看齐意识，也可为党组织精准识人、选人用人提供客观参考，有助于引导党员在日常履职中主动对标先进、争当先锋模范，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四、结语


基层党建工作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良性互动、双向赋能的内在联系。统筹推进组织建设、业务融合、先锋引领各项工作协同落地，有利于充分释放党建引领_保障作用。企业应当立足自身经营发展现实，持续探索党建与经营管理相融相促的可行路径，依托扎实有效的党建工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组织根基。


沐光而行赴山海更扬云帆立潮头烟台辖内农商银行支农支小一线调研


中国经济时报农村金融导刊调研组


（2026年8月28日）


烟台地处神奇的北纬37度线，山的厚重与海的包容在这片土地上融合，孕育了这里曾经的灿烂与神奇。而今，烟台辖内农商银行创新金融服务，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又为这灿烂与神奇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招远农商银行：


千淘万漉不辞苦支农支小践初心


罗马山，金玲珑，九曲山水十八重；尖斗砂，平斗金，金梁玉柱在其中。一首民谣，唱出了招远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平仄之间，透出金都披沙沥金的气韵。沙中澄磨，火中熔炼，正是招远农商银行的金融服务品格和担当。


近年来，招远农商银行坚定支农支小的战略定力，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三农”领域，更好满足其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扶持“一村富”带动“一片富”


大户陈家村是“全国文明村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大户庄园片区”是山东省首批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2025年，大户陈家村村集体营收超1.8亿余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7万元，还辐射带动周边12个村集体年增收200余万元。


“我们大户陈家村能有今天，农商银行的支持功不可没！”大户庄园财务结算中心主任冯饶介绍道，“当初，我们大户庄园农林专业合作社流转本村及周边8个村总计1.25万亩的零散耕地、荒山荒坡，由合作社统一规划、建设、经营，没有钱这项工作就推不动，是农商银行及时给予了900万元信贷扶持。后来，双庙果品专业合作社建设粮食收储加工中心、苹果冷风库、葡萄保鲜库、果品交易中心、大户酒庄等项目，又是农商银行及时发放贷款500万元，解决了资金难题。这些项目完善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品体系，推动农产品附加值的增长。”


“特别是去年，我们村举办了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北部大区赛和多场国家级、省级赛事活动，也是得益于农商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用于观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集观光、采摘、休闲、游乐、体验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体系，农商银行还帮我们进行YOLO山野运动乐园直播带货活动。”冯饶说，“目前，招远农商银行给大户庄园集团客户统一授信5990万元，现有贷款余额


4899万元，农商银行是我们大户陈家村的大功臣！”


荣获“山东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大户陈家村党委书记陈松海在接受采访时非常自豪地说：“在大户陈家村，乡村振兴的大理想与农民过好日子的小希望，正在相互滋养、一同生长。”


小花生闯出大市场


走进毕郭镇烟台欧果花生油股份有限公司厂区，满满的花生香味扑鼻而来。欧果花生是一家集花生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加工企业。该公


司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持有22项实用新型专利与1项花生蛋白发明专利。研发的花生蛋白产品填补了烟台市产业空缺，其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位居全国第一。


“要是没有农商银行的支持，我们公司的发展就没有这么快！”谈起公司的发展历程，企划办公室主任毕晓丽对招远农商银行的鼎力支持无限感激。


“20XX年公司成立初期，是农商银行及时给予了信贷支持，才让公司渡过了难关。”毕晓丽介绍说，“特别是每年花生收购旺季，公司流动资金十分紧张，而收账旺季就只有短短两三个星期，时间不等人。去年就是农商银行及时给予了信贷资金支持，让公司完成了预期收购计划，保证了公司的正常生产。”


“欧果花生是当地农产品深加工行业的标杆企业，关系万千农户收益和区域粮油产业稳定。每到花生集中上市期，企业需大规模采购原料，资金需求集中且量大。”招远农商银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石栋对去年放贷的事情记忆犹新，“得知欧果花生的金融需求后，我们迅速组建专业服务团队，紧密贴合花生产业的季节性资金需求，打通上下游产业链企业融资堵点，为上下游企业量身打造了‘信用+抵押’的组合融资方案，集团客户上下游企业统一授信5800万元。”


资金的及时到位，既保障了花生原料稳定收购、保护了种植户利益，也为企业生产线升级、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齐鲁优质粮油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


金融赋能为企业创新发展蓄能添力


创新引领，科技赋能，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山东康桥实业有限公司的成长壮大，就是招远农商银行支持科创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2007年，康卫益用两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注册招远新大金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短短20年，康桥实业已成为高端户外休闲用品、赛事活动展览、和纸文创


打印三大领域的国内行业标杆生产商。去年公司的生产产值突破1.7亿元。“公司成立之初，是农商银行给予的200万元信贷资金支撑我们走过了最艰


难的岁月，公司的贷款授信也由最初的200万元提高到了现在的2800万元。也是从那时开始，我们与农商银行的关系不是借贷关系，而是鱼水关系，共生共荣。”企业财务负责人阎复彬说，“20XX年，公司进行数码印刷及和纸胶带周边文创开发，急需大量资金投入，又是农商银行给予了1500万元的3年期固定资产抵押贷款和13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农商银行信贷资金的及时投入，使公司不仅招揽了优秀的设计人才，还购置引进先进设备，缩短生产周期，提高印刷精度和产品品质。”


“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需要日积月累的努力和资金的大量投入，农商银行把金融服务和优惠政策落到了实处，在金融服务上为我们提供了结算、结汇、员工工资代发等服务，在利率上提供最优惠的利率，减少了利息支出，特别是无还本续贷，让企业省钱更省心。”在阎复彬看来，金融优惠政策的精准落实让企业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流向技术创新和智能研发，加速推动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的深度融合。


莱阳农商银行：“旱码头”上的金融“摆渡人”


素有“半岛陆路旱码头”之称的莱阳，拥有近600家备案物流企业。一头连着本地预制菜、农副特产、装备制造的生产车间，一头对接全国广阔消费市场，物流是带动县域产业循环的关键纽带。在这片货运往来不息的土地上，莱阳农商银行把信贷“活水”注入物流企业发展的关键节点，陪伴一批本土物流企业闯过发展瓶颈、迭代升级。


资金破局：从运力短板到对接头部企业的进阶之路


“2023年我们手里还不到10台冷链车，只能接一些零零散散的小单子，想对接大品牌供应链，连入场的硬件门槛都够不上。”烟台乔普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彬说起了当初企业转型的难处。


莱阳作为预制菜、生鲜农副产品产出大市，冷链物流是产品走出胶东的核心载体。乔普冷链早期依靠外包车辆开展运输业务，但外包成本居高不下、运力还经常不受自己掌控，这些长期掣肘企业发展，自建冷链运力，成为企业生存突围的必答题。但添置车辆、搭建智能温控系统，大笔资金缺口摆在企业面前。


转机出现在2024年6月，正值企业扩容提质的关键节点，为摸清企业真实经营状况，莱阳农商银行客户经理顶着超过30℃高温，跟着徐彬跑遍车辆停放场，逐台核对现有冷链车辆的车况、翻看过往的运输订单台账，仅仅10个工作日，299万元“创业贷”顺利落地。


拿到这笔钱，企业发展一下子打开了局面。车辆规模迅速扩充至30余台，建成一套智能温控、可全程溯源的冷链集配体系。自有稳定运力成为企业敲开头部供应链大门的硬底气，江浙沪、京津冀冷链干线顺利开通，成功跻身麦当劳、肯德基、顺丰的合作供应链。


市场的浪潮从不停歇，能耗成本持续上涨又成为新的考验。2026年7月，面对设备更新、布局新能源冷链运输车的现实需求，莱阳农商银行为企业办理了无还本续贷，为企业探索绿色冷链赛道提供了资金支撑。“农商银行办事效率高，利率也实在。后面我们还要添置新能源冷链车，资金方面，我们还是愿意找他们。”徐彬对后续的合作满怀期待。


同样依靠信贷支持完成升级改造的，还有扎根鲜奶运输赛道的颐丰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2021年企业成立之初，总经理王乾坤手里只有20台二手运输车，主要做自家鲜奶贸易，营收体量十分有限。鲜奶运输对车况、时效有着严苛标准，老车故障多，经常出现配送延误的情况。


2023年，企业下定决心，把旧车全部换掉，进一步拓展客户，但大额购车资金成为绕不开的难题。莱阳农商银行在摸排过程中捕捉到企业诉求，快速完成尽调评估，投放200万元“流动资金贷”，全部用于置换老旧车辆。依托企业稳健经营与良好信用，2026年，莱阳农商银行再度将企业授信提升至600万元，为线路扩张、规模壮大持续输血。


如今，70台全新运输车奔跑在各地的运输线路上，企业深度绑定蒙牛、伊利、雀巢等头部企业，年营收从数百万元跃升至2000余万元。“这么多年合作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家银行很有人情味。遇到资金难题找他们，沟通起来就像家里人一样，是真正属于我们小微企业自己的银行。”王乾坤感慨。


敢为担当：穿透表象看实体，为实干企业托底续航


企业的成长，难免有突发困境的艰难时刻，金融机构是否愿意穿透纸面风险，看见企业真实的经营实力，考验着本土金融机构的格局与担当。


2022年，三东物流有限公司才刚刚起步，负责人被一桩无关自身的历史纠


纷牵连，原有合作银行选择断贷，企业购车拓业的计划直接按下暂停键。


2025年初，企业拿下重要项目订单，机遇摆在眼前，可购车资金没有着落。没有资金，不仅到手的项目要拱手让人，积攒许久的市场口碑也将遭受重创。董事长黄志谈起当时的处境，依旧难掩焦虑。


莱阳农商银行在走访中获悉企业困境，没有单纯拘泥于征信报告上的记录，为辨明纠纷原委，客户经理坚持实地走访尽调，多次往返企业，厘清纠纷来龙去脉，还专程奔赴货运场地，实地查看企业意向采购的飞翼样车，把研判重心放在企业在手订单、主业经营实力上，最终为企业投放300万元“流动资金贷”用于车辆购置。


资金快速到位，一批高效飞翼车型迅速配齐。区别于传统厢式货车仅尾部装卸，飞翼车型支持叉车侧面作业，装卸效率大幅提升；一车兼顾快递、普货多类货源，业务场景灵活性大大增强。


短短两年时间，三东物流一跃成为华北大区优质物流服务商，长期服务海尔、顺丰等客户，搭建起烟威青多城联动短途运输网络，开辟多条区域货运短线，带动数十名本地司机就业，让驾驶员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兼顾谋生与家庭照料。


“农商银行有担当、有胆略，愿意沉到一线摸清真实情况，扶持踏踏实实做实业的本土企业。”黄志给出这样的评价。


物流通则产业兴，运力足则经济活。莱阳农商银行把信贷“活水”精准滴灌行业发展的各个节点，破解物流经营主体融资痛点，打通乡村物流发展的金融堵点。


截至目前，莱阳农商银行已累计为辖区138户物流市场经营主体投放贷款7000余万元，减费让利超200万元。针对物流行业建立动态纾困机制，对前景向好但阶段性承压的企业，坚持不抽贷、不断贷，灵活运用无还本续贷、灵活还款计划等工具，已累计办理9笔物流行业无还本续贷，金额合计1800余万元。


立足这座“半岛陆路旱码头”，莱阳农商银行化身金融“摆渡人”，以信贷力量托举物流企业闯过一道道发展关口。企业做强、产业腾飞、群众增收的多方共赢图景，正在莱阳的土地上徐徐铺展。


莱州农商银行：


“专精特新”的三张“金融处方”


立秋甫过，莱州依旧热浪未消，海风裹着咸湿气息扑在脸上，把这座滨海


小城的活力吹得愈发滚烫。连日来，记者跟随莱州农商银行信贷人员走进虎头崖镇、驿道镇、城港路街道的多家“专精特新”企业，看到生产线旁的订单、玻璃窗后的面片、档案柜里的专利，都因为同一件事有了新的成色——这家本土银行把信贷资源投向了技术研发、智能技改、设备更新等关键环节。


走访中记者发现，三家企业资金症结各不相同——一个卡在订单回款，一个卡在夏粮收购，一个卡在抵押物不足。农商行开具的，正是三张对症的“金融处方”。


车间里的“三年之约”：1490万元接住新能源订单


在虎头崖镇神堂村南，郎固新能源厂区里，130台铸造加工和检测设备正在运转。负责人王介伟把记者带到新能源汽车配件生产线旁，先算了一笔账：“每增加100万元产值，要垫付约200万元资金。”去年订单突然增加，他却高兴不起来。行业回款周期长，从产品装车、组织生产到客户账期，资金大约要半年才能回流。一边是订单不舍得放、一边是现金流吃紧。


转机来自莱州农商银行文昌支行行长孙艳涛带队上门。两人相识近20年，从王介伟刚来莱州创业就打过交道。孙艳涛语气笃定：“王总把全家资金都投进企业，经营底子稳，我们心里有数。”银行没有套用普通一年期贷款，而是结合回款节奏，设计了三年期流动资金信用贷款，1490万元不到一周到账。


王介伟算了一笔减负账：“一年期到期要筹钱还款，压力大；三年期给企业留出了更从容的回款和还款空间，政府贴息约45%，用起来轻松不少。”虽是信用贷款，企业仍主动把厂房抵押给农商行作增信，“银行信任我们，我们也得让银行放心。”


孙艳涛补充，针对建厂房、上智能生产线等固定资产投入，行里有中长期技改贷款；针对原材料采购、订单周转等短期需求，配套纯信用循环授信，随借随还。王介伟感慨，20XX年前后最困难时，农商行一天多就办好手续，放款80多万元，“等于拉了我们一把。企业如果跟金融机构脱钩，生命周期不会超过两三年。”


玻璃窗后的“二十年”：1340万元串起龙头与农户


离开郎固新能源，记者来到位于驿道路的百瑞佳食品公司。食品企业卫生要求严格，不能进车间，隔着参观通道的玻璃，只见生产线缓缓滚动，一条又宽又厚的白色面带被不断压出，延展向前。负责人刘锋盯着车间，语气有些急：“夏粮收购一天都等不起，资金跟不上，好麦子就收不进来。”莱州农商银行


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尹伟业正站在旁边，核对当季收购资金安排。


百瑞佳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与农商行的交情始于2004年建厂。当时投入300多万元，流动资金不足，是当时的信用社主动对接，发放了第一笔100多万元贷款。


20多年间，农商银行的支持就从未间断过，授信额度增至1500万元。目前，还有贷款余额1340万元，其中信用贷款540万元。尹伟业告诉记者，企业获“专精特新”、瞪羚认定后，行里在授信和利率上给予了倾斜。


农商银行的支持没停在百瑞佳一家。公司带动本地小麦种植和收粮体系，上游收粮户、种植户多在乡镇支行有贷款。这条链上，一头是百瑞佳这样的龙头企业、一头是田间的收粮户和种植户，农商行就是串起双方的金融纽带。刘锋透露，公司正在推进智能化改造，机械臂、机器人已投入生产，下一步将开发专用粉、预拌粉等功能性产品，拓展东南亚和欧美市场。“以后新项目要钱，我们优先找农商行。”


尹伟业表态，对技术底子扎实的企业，行里不抽贷、不断贷，通过续贷、展期帮着缓过劲。


百瑞佳20多年的平稳扩产，正是这种稳定支持的注脚。


没抵押物也能贷千万元：专利从档案柜里“醒”来


在城港路街道的昊瀚环保，负责人吕殿朝和莱州农商银行开发区支行行长王景秀正聊着新厂房的事。吕殿朝指着专利证书回忆，自己做环保设备起家，手里有几项实用新型专利，“以前这些证书就躺在档案柜里，现在才知道能用来贷款。”


昊瀚环保2022年8月成立，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初创科技企业没有多少厂房、土地，按传统抵押逻辑贷款难办。2025年，农商行与他们建立信贷关系，先后发放495万元“鲁科贷”和9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合计1395万元。“鲁科贷”无须传统抵押物，更看重企业科技属性和绿色产业前景。


算起这笔“鲁科贷”的减负账，吕殿朝语气轻快：“享受财政利息补贴40%，最高能补50万元，手续简便。”


站在一旁的王景秀接过话头：“针对这类企业，我们主动匹配产品，不会因为抵押物少就绕着走。”他补充道，下一步还计划对接技改项目贷款、固定资产项目贷款。吕殿朝已在开发区买下土地，准备新建厂房、改进设备。“后


续资金需求，我们优先选择莱州农商银行。”


走出厂区，天已擦黑，海风还是热的。郎固新能源车间的机器还在响，百瑞佳玻璃窗后的面片还在压，昊瀚环保新厂房的地基已经画好了线。三家企业，三种难处，三张不同的“金融处方”——没有万能药，只有一家本土银行蹲下身来，为每家企业把脉开方。这种贴着地面生长的金融温度，正是“专精特新”最需要的养分。


新时期煤炭企业宣传思想工作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山西潞安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超超


（2026年8月7日）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肩负着凝聚青年、培育人才、服务企业发展的重要使命，团委作为联系企业党组织与青年职工的桥梁纽带，是开展青年思想引领、凝聚青年力量、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阵地。本文立足国有企业发展实际，系统梳理团委工作现存的核心问题，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提质增效的实操对策，为新时代国有企业团委工作规范化、创新化、实效化发展提供参考，助力国企凝聚青年动能、夯实发展根基。


关键词：新时代；国有企业；团委工作；青年工作；提质增效


在国企改革深化推进与新时代青年迭代成长的双重背景下，青年职工已成为国有企业深耕生产经营、推进改革创新、承担企业使命的核心生力军，其思想状态、职业能力与工作风貌，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活力与长远布局。当前，传统团委工作模式已难以适配新时代青年的价值诉求与成长需求，工作形式固化、实效不足等问题逐步凸显。因此，精准剖析国企团委工作现存短板，探索提质增效的实践路径，对激活青年动能、助力国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国有企业团委工作的现存问题


（一）思想引领载体固化吸引力不足


新时代青年职工成长于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思维活跃、追求个性，反感刻板化、套路化的教育模式，被动式的理论学习难以让其产生情感共鸣与思想认同[1]。同时国企团委对新媒体传播阵地的运用不够成熟，短视频、线上互动社群、趣味科普等青年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运用较少，线上思想引领阵地建设薄弱。固化的工作载体导致思想引领工作覆盖面窄、渗透力弱，不仅难以筑牢青年职工的思想根基，还容易让青年产生抵触心理，致使思想教育工作流于表面、收效甚微。


（二）团青服务供需脱节实效性偏弱


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团委开展青年服务工作存在明显的盲目性，供需错位问题突出，服务实效性难以保障。很多团委开展活动、推送服务均依托固有工作模板，缺乏对企业青年职工的精准调研，未深入了解青年在职业成长、技能提


升、生活保障、心理疏导、社交发展等方面的真实需求。职业发展层面，青年亟须的技能培训、岗位历练、创新赋能、晋升指导等精准服务供给不足，反而频繁开展文体娱乐类同质化活动，无法匹配青年成长成才的核心诉求。生活服务层面，针对青年职工婚恋交友、压力疏导、异地就业帮扶、新人适应指导等刚需服务缺失，对青年的实际困难关注不足。


（三）团干队伍建设滞后履职力欠缺


团干部是国企团委工作开展的核心主体，其专业能力、责任意识与工作积极性直接决定团委工作的整体质量。现阶段，国有企业团干队伍建设存在明显短板，整体履职能力难以适配新时代团建工作的发展要求[2]。国企团干部多为一线青年职工兼职，无专职团建工作岗位，工作人员日常需承担繁重的生产经营、行政业务工作，投入团委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常常出现工作敷衍、推进滞后的情况。多数兼职团干部未接受系统的团建专业培训，对共青团工作条例、青年工作方法、思想引领技巧掌握不熟练，缺乏创新思维和统筹能力，开展工作多按部就班、照搬模板，难以结合企业实际与青年特点创新工作模式。


二、新时代国有企业团委工作的提质对策


（一）创新宣教传播矩阵，强化思想引领


立足新时代青年认知特点，打破传统思想教育的固化模式，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多元化宣教矩阵，切实提升思想引领的感染力与渗透力。线下摒弃单一的理论宣讲模式，结合国企生产经营特色与青年岗位实际，开展情景式、沉浸式、互动式主题教育活动，将红色教育、企业精神、工匠精神融入岗位练兵、红色研学、青年宣讲、榜样分享等场景化活动中，让理论知识走出文件、融入实践，让青年职工在亲身参与中深化思想认知。线上深耕新媒体宣传阵地，搭建企业团委视频号、公众号、青年社群等多元传播平台，摒弃刻板的官方文风，以年轻化、通俗化的语言解读政策理论、宣传企业文化、讲述青年榜样故事。


（二）精准对接青年需求，提升服务效能


以青年真实需求为工作导向，建立常态化青年调研机制，精准摸排青年成长、工作、生活中的痛点难点问题，构建精准化、专业化、常态化的青年服务体系。聚焦青年职业成长核心需求，联合企业人力资源、生产技术等部门，搭建青年成长赋能平台，针对性开展技能培训、师徒结对、创新攻关、岗位竞赛、青年科创项目孵化等活动，为青年职工提升专业能力、展现个人才华、实现职业晋升搭建渠道，助力青年立足岗位成才[3]。聚焦青年生活与心理需求，常态


化开展青年座谈会、一对一谈心谈话，精准掌握青年职工在工作压力、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问题，定期组织心理疏导讲座、交友活动、新人帮扶活动，切实解决青年后顾之忧。


（三）健全团干培育机制，夯实履职根基


优化团干部选拔配置模式，优先选拔政治素养高、群众基础好、热爱青年工作、具备创新思维的优秀青年职工充实团干队伍，优化队伍年龄结构、能力结构，保障团建工作人才供给。建立系统化团干培训体系，定期组织团干部开展政策理论、团建业务、沟通技巧、活动策划、新媒体运营等专项培训，通过集中授课、交流学习、实地观摩、实操演练等方式，全面提升团干部的专业履职能力。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将团委工作开展成效、青年满意度、工作创新成果纳入团干部绩效考核、评优评先、岗位晋升的重要参考，打破“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局面。


新时代赋予国有企业团委工作新的使命与要求，也让国企青年工作面临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国有企业团委必须立足新时代发展要求，立足企业发展大局与青年成长需求，主动突破传统工作桎梏，通过创新思想引领模式、精准落地青年服务、建强团干骨干队伍，全方位提升团委工作质量与水平。持续发挥团委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培育青年的核心作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将青年活力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新时期煤炭企业宣传思想工作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皖北煤电集团智能公司胡云峰


企业宣传思想工作具有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作用，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影响力与美誉度。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与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职工队伍结构、思想观念、信息获取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传统宣传模式已难以适配企业高质量发展与职工精神文化新需求，煤炭企业宣传思想工作面临新机遇新挑战。为此，皖北煤电集团智能公司坚持守正创新，综合运用党建引领、技术赋能、文化浸润等手段，构建协同发力的“大宣传”格局，实现宣传工作与企业战略的深度融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


一、做好新时期煤炭企业宣传思想工作的必要性


新时期煤炭企业正处在能源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宣传思想工作作为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干劲、防范风险的基础性工作，其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关键。


一是筑牢意识形态阵地的政治需要。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与多元思想冲击，网络舆情纷繁复杂、各类社会思潮交织碰撞，煤炭企业作为能源国企，肩负着保障能源安全、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以常态化、具体化的宣传思想工作精准解读党的方针政策、行业发展部署，持续夯实干部职工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改革发展、转型升级、安全生产筑牢坚实的政治根基。


二是保障安全生产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煤炭行业属于高危行业，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底线、红线与生命线。宣传思想工作能够常态化普及岗位安全规程、隐患辨识、应急处置知识，通过正反典型宣传、安全案例警示、岗位心得分享等多元形式，破除职工的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习惯性违章行为，持续强化全员安全责任意识，推动职工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防控体系。


三是凝聚改革发展合力的内在需要。当前煤炭企业处于智能化改造、绿色转型的攻坚深水区，干部职工极易出现思想迷茫、心态波动、干劲不足等问题。宣传思想工作能够精准对接企业发展大局与职工思想实际，及时回应职工关切、化解思想疑虑、疏导负面情绪，引导全体干部职工认清发展形势、明晰发展目标、坚定发展信心，自觉投身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


汇聚起攻坚克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奋进合力。


二、煤炭企业宣传思想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煤炭企业宣传思想工作在理念、内容、方法、保障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短板，与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程度不足，工作边缘化。部分企业管理层对宣传思想工作的政治功能与经济价值认识不到位，将宣传思想工作视为“软任务”“虚工作”，重生产经营、轻思想引领，资源投入、人员配备、经费保障明显不足，宣传队伍成长空间有限、激励机制缺失，干事动力不足、专业能力提升缓慢，最终造成宣传工作与中心工作“两张皮”，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二是内容供给单一，针对性不强。部分企业宣传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内容多局限于安全生产、党建工作等常规领域，对技术创新、职工关怀、青年成长、典型事迹、文化传承等关注不够，不善于从基层一线、生产现场挖掘鲜活素材，内容同质化、程式化问题突出，作品感染力、吸引力不强，难以满足职工多样化精神需求，导致职工认同感低、参与度不高。


三是方式方法陈旧，传播效能偏弱。部分企业宣传人员思维固化，习惯于老经验、老办法，仍依赖会议、文件、宣传栏、内部简报等传统模式，主动创新意识不强；同时，企业缺乏系统性新媒体技能培训，对新媒体平台运用停留在“建账号、发图文”的浅层次，不熟悉短视频、直播、互动话题等新型传播方式，宣传队伍在内容创作、平台运营、舆情应对等方面能力不足，导致传播时效慢、覆盖面窄、影响力小。


三、新时期煤炭企业宣传思想工作的创新路径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皖北煤电集团智能公司坚持守正创新、破局提质，以理念革新、载体创新、机制创优推动宣传思想工作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宣传思想工作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与实效性。


一是筑牢意识形态根基。打造“党建+文化”模式，将红色文化与企业价值观相结合，辅以开展道德讲堂、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活动，促使职工始终接受主流思想、主流价值观的浸润，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的侵蚀，强化使命担当，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行动自觉。建立三级联动机制，积极构建党委、党支部、基层通讯员三级责任体系，确保宣传方向不偏航、执行不走样，发挥出宣传思想工作的最大效能。丰富党支部“三会一课”形式，采取党员逐个领学的方式，让原文更加入脑入心，有效提升学习效果，实现理论学习与具体实践的


相互促进、相互转化。


二是构建全媒体矩阵。为提升宣传思想工作质效，采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融合的方式，利用内部网站、AAA公众号、抖音短视频等平台，结合井口显示屏、文化长廊等线下阵地，初步形成了矩阵式传播格局，在保证宣传工作时效性的同时，显著增强了宣传工作的传播力、感染力。在宣传作品内容生成上，采取“线上+线下”的模式，不断拓展“图文+生成”渠道，将短视频制作纳入宣传工作战略部署，实现新闻作品的一次采集、多元生成，让宣传作品的思想更深、维度更广、传播更有力，从而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


三是创新安全宣教模式。积极探索培训新路径，紧密结合当下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短视频应用日益普及的现状，找准短视频与提升员工素质、夯实安全生产基础的结合点，在延续班前会、理论授课、现场实操、导师带徒等传统培训方式的基础上，结合井下现场实际和岗位操作要点组织拍摄短视频，以直观演示、情景还原、要点拆解的形式把晦涩的安全知识转化为易懂易学的可视化教程。同时，依托企业AAA、内部短视频平台、班组工作群等线上渠道常态化推送，让职工只需借助手机等移动终端，便可利用班前等候、轮班休息、居家空闲等碎片化时段自主观看，将培训延伸到了八小时之外。


四是开发协同资源。建立宣传思想工作与生产、安全、经营、工会、团委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畅通一线信息报送渠道，推动各业务板块动态信息、特色举措、典型案例实时共享，确保第一时间掌握现场鲜活素材、核心工作动态。增强宣传工作人员的新闻敏感性，让其参与到“三支队伍”建设和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等具体工作当中，在实地跟进中挖掘鲜活典型、收集真实案例，为新闻报道注入真实生命力，让宣传内容既有高度又接地气，既有温度又强实效。


五是强化考核激励。建立科学完善的宣传思想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围绕职工思想动态、安全行为、团队协作、工作作风、宣传参与、任务落实六个维度设定量化指标，全面评估工作成效与职工综合表现。坚持正面激励导向，将宣传任务完成质量、稿件刊发情况、舆情引导成效等与评先评优、绩效奖励、晋升发展挂钩，同步落实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在企业内部营造比学赶超、弘扬正能量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基层通讯员与广大职工参与宣传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持续提升企业宣传工作整体水平。


六是专业化队伍建设。聚焦高素质、高水平、高能力“三高”标准，打造


专业化宣传人才队伍。面向实战需求开展系统化培训，综合运用以老带新、专题授课、外聘专家、外出研学等方式，全面提升宣传人员文字写作、活动策划、新媒体运营、政策解读与舆情应对等综合能力。完善通讯员培养体系，定期组织基层通讯员深入一线调研、外出交流学习，不断拓宽视野、提升站位，推动稿件更具高度、深度与热度，打造一支懂宣传、懂业务、懂基层、懂新媒体的复合型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为企业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人才支撑。


寻四季牧歌处见北疆粮仓兴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三农”金融服务见闻


农村金融时报调研组


（2026年8月24日）


盛夏七月，驱车驶入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东风镇永生村，车窗外，连片玉米挺拔如列兵，绿浪翻涌，直抵天际。种粮大户高先生站在田埂上，望着眼前3524亩长势喜人的庄稼，心里踏实了许多。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在为春耕资金缺口夜不能寐——105万元经营负债压身，而种子、化肥、农机作业等各项开支已刻不容缓。


转机来得比预想的快。邮储银行开鲁县支行客户经理主动上门，以“信用+农担”组合模式授信135万元，无需大额抵押，资金迅速到账。


“以前贷款要跑好几趟，材料厚厚一沓，现在真是不一样了。”高先生的感慨，折射出内蒙古农牧民近年来金融服务体验的深刻变化。从春耕到秋收，从田间到牧场，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的金融服务正以崭新方式，渗透进这片物产丰饶的北疆大地。


本报调研组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紧紧围绕自治区“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以“三农”金融数字化转型为主线，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持续创新产品、运用科技，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全覆盖的涉农信贷服务体系。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347.2亿元，较年初净增27.6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215.8亿元，较年初净增29.3亿元。数字背后，是金融资源加速向农牧业一线配置的务实成效。


一、四季助农全年服务不断档


农业生产讲究农时，金融服务同样需要踩准节奏。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在实践中形成“四季助农”常态化服务体系，确保全年资金供应不断档。


春耕是全年第一仗。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自2022年起，每年春耕备耕期间开展“春雨行动”，从“快”与“量”两端发力，对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等采购资金优先发放，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开辟信贷绿色通道。截至今年5月末，该行已发放春耕贷款18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41亿元。


夏季，涉农主体经营周转需求趋旺，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适时启动“夏商活动”，聚焦助力农牧户和个体经营户拓宽经营渠道、提升经营效益，针对农畜产品流通、农资补购、设施维护等资金需求及时投放，确保农牧民在经营旺


季不因资金断档错失商机。


秋收时节，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推出“秋收工程”，以纯信用模式重点支持粮食收购、牛羊养殖、农资农机三大产业，将以往“小额信用”逐步升级为“大额信用”。2025年9月至2025年11月，该行累计发放个人经营性贷款83亿元，有力保障了粮食安全和民生供给稳定。


冬闲人不闲。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利用生产间歇，开展“沃土计划”，推进信用村、信用户建设，为来年春耕储备信用数据和授信额度，同时支持涉农主体做好生产储备和技术升级。这套节奏分明、衔接紧密的服务体系，让农牧民在每个关键农时都能感受到金融的温度。


二、一县一业信贷产品差异化


内蒙古地域辽阔、东西跨度大，各地产业禀赋差异显著，统一信贷产品难以满足多元需求。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的解法是推行“9+X”模式——以9类基础产业贷款产品为骨架，叠加因地制宜的特色产品，覆盖49个行业，先后推出“肉牛肉羊养殖贷”“粮食贷”“副食贷”“红干椒贷”“黄芪贷”等特色信用贷款，形成“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差异化金融支持方案。


在粮食主产区，“农牧贷”采用纯信用方式，依据种植面积、历史产量、信用状况核定额度，最高200万元，一次授信、循环使用、随借随还；“产业贷”聚焦粮食收购、加工与流通环节，在“信用+担保公司担保”模式下最高额度可达500万元，打造供应链金融闭环；“U粮易贷”“小企业产业贷”则面向粮食产业链中从事收储、加工的中小微企业。截至6月末，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达91.5亿元。


“极速贷”作为线上化产品的代表，通过大数据风控技术实现手机银行一键申请、快速放款，信用类最高40万元，抵押类最高1000万元，最快十分钟内完成审批。截至5月末，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极速贷”本年发放60亿元。不求单笔规模大，但求覆盖面广、触达深远——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这一经营思路，让金融服务延伸至最为偏远的嘎查村。


三、数智赋能重塑业务全流程


传统涉农信贷中，“融资难、担保难、流程慢”是三道绕不开的坎。农牧民缺抵押物，银行难以评估风险，信息不对称导致双方都“犯难”。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用科技手段重塑业务全流程，以求解这道难题。


依托智能风控技术，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将行内数据与工商、税务等外部


数据交叉验证，主动测算客户授信额度，总部与分行协同运营，客户通过手机银行一键操作即可获得授信。这意味着农牧民不必跑网点、不必准备厚材料，银行就能精准识别需求、主动授信。


在风控环节，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应用人脸识别、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精准客户识别+风控模型+预警模型”贯穿全流程的数字化风控体系。针对内蒙古地广人稀、牧场距离远的实际，该行运用无人机勘察种植养殖现场，客户经理无需长途奔波即可开展贷前调查、贷后检查。此外，该行全面推广远程视频贷后检查，进一步释放人力，提升预警模型有效性，推动贷后管理更加数字化、智能化。


数字化手段的深度应用，最终体现为信用体系建设的扎实成效。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通过大数据主动挖掘贷款需求、为农户精准画像并开启主动授信，打破了以往“客户申请、银行放贷”的传统模式。截至6月末，该行依托信用体系累计放款突破861亿元；全区建设信用村9815个，覆盖率达82%，评定信用户29.87万户，信用村内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213.4亿元。信用村建设不仅带来贷款便利，还改善了农村牧区信用环境，培养了农牧民信用意识，优化了农牧区营商环境。


四、纾困解难暖心服务有温度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不仅要把钱“贷出去”，更要在农牧民遇到困难时“拉一把”。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紧扣农业生产周期长、回款季节性强、种养主体抗风险能力偏弱的特点，坚持“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持续完善展期、续贷、无还本续贷工作机制，着力破解“到期筹资难、过桥成本高、资金链易断裂”等突出问题。


今年上半年，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三农”贷款办理置换重组业务6亿元、无还本续贷业务17.4亿元、展期重组业务1亿元，农户贷款展期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同时，该行对诚信经营主体给予利率优惠、额度提升、无还本续贷等支持，切实降低融资成本。在提升线上便捷性的同时，该行严格保护客户信息安全，强化网络金融安全提示，以科技手段守护资金安全、信息安全、消费安全。


“做小、做散、做远”并非被动选择，而是主动担当。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传承邮政储蓄“扎根农村、服务城乡”的基因，始终将服务国家战略作为根本遵循，持续下沉服务重心，织密乡村金融服务网络，推动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


本报调研组一路走访，目之所及，是永生村拔节生长的玉米、草原深处膘肥体壮的牛羊。这背后，是“四季助农”、信用村建设、数字化风控等一系列金融探索的扎实落地。在这片辽阔大地上，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正将信贷资源不断引向农村牧区最需要的角落，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养老队伍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南通市崇川区为例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林爱华


1.引言


现今，我国正面临全球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人口老龄化发展阶段。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激增，养老服务人才短板日益凸显，掣肘养老事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亟须正视问题、主动破题、实现突破，有力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2.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基本国情。据测算，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1］。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激发了养老服务需求，但专业人才的培养供给却远远跟不上市场节奏。为此，党中央将养老人才建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总体布局。《“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养老人才队伍建设［2］；江苏省率先出台《银发人才队伍建设行动计划》，创新设立“养老人才专项编制池”和“跨行业人才流转通道”，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养老队伍建设水平。作为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南通市崇川区积极构建“链式养老”，广受群众好评，获评国家敬老文明号、全国医养结合典型经验单位、首批“江苏省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地区”等荣誉。由于养老事业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引发医护人才紧缺、护理员招引留用难等现实问题，亟须构建系统全面、保障有力的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体系。


3.养老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和问题分析


为破解养老人才队伍瓶颈，文章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调研方式，收集整理线上调查问卷469份，座谈交流崇川区数十家养老机构的负责人、经营管理人才以及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了解当前崇川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详见表1）和队伍建设情况，发现当前养老队伍建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3.1人才供给存在结构性矛盾


3.1.1老龄化持续加速和养老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


2024年，南通市崇川区失能老年人总数约为1.5万，其中中度、重度失能约


7000人，根据国家民政部2021年12月30日发布的《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


备规范》中部分自理老年人1∶8～1∶12，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1∶3～1∶5的配比要求，至少需配备专业养老护理员2067人，而目前全区登记在册的养老护理员1025人，与国家配套规范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3.1.2专业化需求递增和专业人才缺失的矛盾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专业性、多样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养老服务队伍整体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专业能力不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专业化养老服务需求。2024年崇川区养老护理员50岁以上群体占比85％，35岁以下青年从业者占比仅1.7％。16家抽样调查养老机构中，养老护理员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98.35％，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81.82％；医疗、护理、心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占比仅11.18％。


3.1.3发展亟须梯队化建设和人才流失严重的矛盾


为满足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需要打造一支年轻化储备、专业化分层、整体可持续”的人才梯队，但目前养老机构面临人才结构性断层等严重问题。引进政策和薪酬体系的不完善导致资深管理者招引困难；医疗岗等专业人才因薪酬待遇与责任资历不匹配而大量流失；年轻从业者因职业社会认同度低、初期回报有限，离职率居高不下。调研组抽样调查16家养老机构，医护岗2022—2024年累计入职219人，离职167人，三年平均离职率51.10％，平均在职时间2.2年；35岁以下员工2022—2024年累计入职336人，离职204人，三年平均离职率


43.78％，平均在职时间2.6年。


3.2职业发展体系存在缺陷


3.2.1薪酬与工作强度不匹配


调查显示，养老护理员平均月薪处于3000～元的占比80.34％，低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且普遍缺乏绩效激励与长期薪资增长机制。与此同时，从业人员需承担高强度体力劳动，参加调查的人员中，87.18％的员工认为劳动强度大，70.09％的护理员日均工作9小时以上，80.13％的护理员日均服务老人7位以上，其中47.86％的护理员日均服务老人10位及以上。


3.2.2继续教育机制不够完善


近年来，南通市崇川区不断推进养老人才队伍建设，实现养老护理员岗位培训100％，总体持证率68.98％，但继续教育机制存在系统性缺陷。培训资源结构性失衡，老年人心理健康、智慧养老设备操作等课程覆盖率不足；培训项目单一滞后，培训需求与供给存在差异。参加调查的人员中，“生活照护”培


训需求占91.45％，“心理护理”培训需求占85.68％，“人际沟通”培训需求占69.02％，“急救护理”培训需求占67.74％，“康复保健”培训需求占60.04％。


3.2.3职业晋升通道相对单一


调查发现，当前职业晋升通道单一严重制约着养老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发展。一方面，纵向发展瓶颈难突破。护理员队伍年龄偏大，难以通过高阶技能考核实现薪酬增加；养老机构缺乏规培条件，年轻医生在养老机构很难获得职称晋升等专业提升。参加调查的养老人才中，82.10％表示晋升通道不够畅通。另一方面，横向跨岗位流动严重受阻。在调查的养老机构中，近三年，仅3.5％的一线优秀护理人才转至管理岗，导致经验丰富的骨干人才流失严重，留下的一些人才也因缺乏发展目标而消极应对技术提升。


3.3服务能力建设存在短板


3.3.1智能设备配置和应用能力不足


当前，养老机构的硬件条件逐步提升完善，但智能监护设备配备不足，针对性的智能设备培训不足。


为控制人力成本，多数机构未设置专职技术维护人员，导致一些智能设备的维护周期较长。参加调查的养老从业人员有效问卷中，48.43％表示智能设备实用性低，21.08％表示缺乏维护或培训不足，19.37％表示智能设备操作复杂。


3.3.2心理慰藉与人文关怀技能缺失


养老机构服务对象大都是高龄老人，具有迫切的情感关怀和心理健康疏导需求。但目前大多数养老从业者没有经过系统的心理疏导学习培训，对老人的情绪识别与疏导能力严重不足，更缺乏专业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参加调查的养老从业人员中，85.68％的养老从业人员表示心理护理是养老服务人才最需要的专业知识技能，但学习培训不够。


3.3.3应急救护能力和安全风险意识不足


养老从业人员普遍存在基础急救技能匮乏，多数护理员无法规范实施心肺复苏、噎食急救等关键操作。84.08％参加调查的养老从业人员表示，面对老人突发疾病，需专业医护人员协助处理。同时，养老从业人员对日常养老服务中的安全风险、法律风险和舆情风险认识不足，风险预判能力普遍薄弱。应急救护能力与安全风险意识的双重短板，影响了养老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


4.盘活用好养老人才资源的举措研究


4.1打造宏大养老人才队伍，持续增加养老人才供给


4.1.1政府主导强化政策协同


一是制定需求计划。结合国家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制定养老产业专项人才规划，提出壮大中长期养老人才总量与结构目标。二是纳入发展规划。重点将养老人才供给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筹财政税收等资源，对养老人才及培养机构给予倾斜支持。三是落实协同机制。民政、教育、人社等多部门协同，动态监测区域养老人才缺口，引导资源精准投放，避免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


4.1.2院校主责优化培育体系


一是紧扣行业需求培养专业技能。动态调整院校学教内容，保障学教内容与时俱进、紧贴实践；与规模养老企业共建“订单班”，定向培养紧缺人才。二是紧贴就业场景强化实战经验。推行“院校＋机构”双轨制培养，院校配套建设实训平台，通过反复模拟实践和机构轮岗实习，让学生掌握实战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实用技能。三是紧跟未来趋势增强创新能力。鼓励学生研究发展基于智慧养老的实用技术，设计更便捷、更实用的个性化养老服务解决方案。


4.1.3企业主力推动集群发展


一是加强现有企业人才吸纳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扩建养老机构、拓展社区服务网点等，增加养老服务用工容量；创新招聘渠道，重点补充人才刚需缺口。二是推动新设企业人才扩容。地方政府需完善招商引资政策，引导更多资金投资进军养老产业；优化人才落户政策，简化高端人才认定流程，吸引更多专业化人才和年轻人才加入养老队伍。三是吸引养老企业集群发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等新兴领域，培育居家上门服务、老年辅具研发等新业态企业；建立养老产业园区，通过土地集约供应和基础设施配套，推动形成“数量大、专业强、层次高”的养老人才队伍。


4.2打造多元化激励保障机制，提高养老人才获得感


4.2.1建立薪酬福利稳定增长机制


一是动态调整基础工资。推动民政部门联合行业协会，根据地区同类型岗位薪资情况，定期发布指导标准，推动整体薪酬水平与当地市场接轨。二是分级发放岗位津贴。对夜班护理、失能照护等一线高强度工作人员给予津贴补助；按工作年限对从事一线养老护理人员发放岗位贡献津贴、工龄工资。三是考核确定绩效奖励。将绩效奖励与服务质量、家属满意度等考核挂钩，实现“优劳优酬”；对连续获评优秀的个人和团队发放额外津贴，实现褒扬先进的精准激


励。四是丰富技能补贴形式。对持有紧缺技能证书的护理员、获得职业技能比赛荣誉的从业者，额外增加异地疗养权益、带薪休假等，增强员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4.2.2建立职业荣誉机制


一是树立行业榜样。引导养老机构根据综合考核指标，定期评选“服务之星”“技能工匠”等；鼓励用人机构组建“技能大师工作室”，凸显高技能人才示范效应。二是加大表彰力度。对养老服务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的人才，全面落实技能提升、职务晋升及对应奖励补贴等政策保障。三是创新激励模式。由主管部门牵头联动开发职业荣誉兑换系统，将荣誉称号转化为落户、子女入学、便捷就医、保险保障等切实权益，让荣誉激励最大化发挥激励引领作用。


4.2.3建立人性化沟通关怀机制


一是聚焦双向沟通。线上搭建匿名建议云平台小程序，收集员工意见建议，并及时给予落实反馈；开设“护理员心理驿站”，调配专业心理咨询资源提供免费心理咨询。二是数智赋能减负。通过引入智能化适老设施与人性化防护体系，在保障服务质量前提下降低劳动强度。三是深化家庭关怀。通过举办“家属感恩日”活动，对员工家中老人托管给予优惠待遇等方式，帮助养老人才达成职业与家庭的平衡。


4.3打造可持续职业发展体系，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


4.3.1多部门协同，打造立体化服务模式


一是推行“一考多证”。组织开展康养职业技能综合工种培训，让学员在完成标准化培训后，通过一次复合考核，同步获得民政、人社、卫健等多部门的技能等级证、岗位合格证、服务资质证。二是搭建“职业成长直通车”。由政府部门和企业联合，为完成培训的学员对接就业渠道，入职后参加职能部门认同的继续教育课程，累积一定学分后，可申报职称评定，实现职业成长。三是贯通“康养人才服务链”。整合人社、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资源，让康养人才“入学有路径、考证少跑腿、就业有保障、晋升有通道”。


4.3.2多岗位锻炼，培养复合型养老人才


一是实行双师护航。为有培养潜力的人员配备技术骨干担任“业务导师”负责现场实操精进，配备资深管理者担任“成长导师”定制职业发展路径，形成技术与管理双重赋能。二是强化晋升激励。将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等级与轮岗转岗通道挂钩，将轮岗经历与职级晋升挂钩，优先提拔晋升在多岗位轮换中表


现优秀的人员。三是锤炼复合技能。通过系统化的轮岗锻炼、转岗提能，培育兼具“医康养护”服务技能的“π”型骨干队伍。


4.3.3多渠道开源，吸引专业型养老人才


一是精准画像挖掘核心人才。深度对接头部人力资源机构、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平台等，共建动态更新的“养老高端人才库”，促进高端人才向养老机构流动。二是多方联动扩大招引影响。创新实行行业专家举荐制和民政、人社、卫健等部门联合推荐制，多方联动共同举荐亟须人才。三是长效激励稳定人才队伍。推行“一人一薪”弹性薪酬体系，对优秀人才实行有行业竞争力的协议年薪制，配套科研开发等经费支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4.4打造多维能力提升体系，淬炼养老服务精兵


4.4.1提升数智应用能力


一是推动数智培训革新。在学习培训中结合工作场景引入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学习数据，精准补足技能短板。二是强化智能工具辅助。开发轻量级ＡＩ助手嵌入日常工作流程，协助自动记录长者健康数据，生成护理报告，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建立“线上人才响应”机制。构建远程协作平台，让养老一线人员能够通过平台实时连线医疗、康复专家，提升应对紧急、复杂病症的处理能力。


4.4.2提升心理照护能力


一是开展“情绪观察”培训。通过真实案例解析老人微表情、语言模式及行为异常特征等，提升工作人员察言观色能力，认识抑郁焦虑征兆。二是建立心理档案。动态跟踪老人情绪变化并记录干预措施，形成个性化心理档案。三是建立“优秀案例库”。定期组织工作人员交流典型心理疏导案例，促进经验共享与能力迭代。


4.4.3提升应急救护和安全风险防范能力


一是完善标准化培训体系。建立养老机构高频风险防控标准化学习体系和法律、舆情风险情景化培训。二是强化常态化演练机制。制定噎食、心脏骤停等高频风险场景的标准化预案，实行定期“双盲演练”，月度全流程情景轮训。三是规范应急设备管理。按失能等级配置便携制氧机、吸痰器等关键设备，定点存放并张贴操作流程图，定期考核设备操作，确保紧急情况下全员熟练应用。


4.5打造行业良好生态，汇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4.5.1加强舆论引导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作用。通过发布行业白皮书、表彰养老机构和养老人才、发布公益广告等举措，强化职业价值官方背书。二是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引导作用。通过纪录片、专题报道等多元渠道，客观展现养老护理场景、技术细节和先进典型，宣传养老服务工作价值。三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多元主体作用。联动社区、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活动，切实提升职业群体的社会认同感与归属感。


4.5.2深化志愿服务


一是加强志愿服务站点建设。在社区、养老机构等设立志愿服务站点，配备基础照护物资，安排专业人才驻点指导，实现服务资源下沉。二是分层构建志愿者队伍体系。建立“核心骨干＋流动志愿者”双轨队伍。招募退休医护、社工等专业人士带教督导；招募企业、高校等人员提供灵活短期服务，形成稳定可持续志愿力量蓄水池。三是深化社会各界参与机制。鼓励企业推行“时间互助平台”等养老志愿服务，并纳入环境、社会与治理（ＥＳＧ）评价体系；倡导社会各界借助志愿服务、捐赠等途径助力养老事业，为行业良性发展培育积极的社会环境。


4.5.3夯实法律保障


一是完善权益保障制度。明确养老护理员、康复师等一线大量用工岗位的工时标准、薪酬指导线。


2025年9月1日我国实行社保缴纳新规，要引导养老企业克服困难抓好落实，以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护航人才成长。二是强化劳动监察与纠纷调处。重点整治拖欠工资、劳动侵权等行为，推广养老服务劳动仲裁“一站式”调解平台，提升法律救济效率。三是健全职业风险防控体系。推动养老机构投保综合责任险，政府给予保费补贴，持续系统优化法律环境，为人才资源可持续供给奠定基础。


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崔芳


（2026年8月10日）


公立医院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筑牢区域公共卫生防线的核心阵地，持续深化公立医院党的建设，能够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与组织支撑。当前，公立医院发展逐步由规模扩容的外延式增长，转向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阶段。在此发展背景下，医院需充分发挥党建引领赋能作用，有效释放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并将其转化为医院治理优势、发展优势与服务优势，探索形成党建与医院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的良性路径。


一、强化政治引领，涵养正向发展生态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能够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引。公立医院党委要将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工作突出位置，切实履行“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职能。稳步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持续优化党委会议、院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完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协同配合的制度体系，推动医院治理体系规范化、科学化运行。常态化落实“第一议题”制度，主动对标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将顶层政策导向转化为医院改革发展、服务提质的具体举措。始终坚守公立医院公益属性，深入践行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稳步推动医院各项事业平稳有序推进。


二、夯实组织基础，筑牢基层育人阵地


基层党组织是凝聚医护力量、推动医院各项工作落实的重要根基。医院可立足学科建设、科室发展实际，推动党组织有效覆盖临床一线、学科前沿，实现党支部建设与科室发展同频共振。稳步推进党支部建设，逐步实现院内内设机构党组织全覆盖。常态化落实“双带头人”“双培养”工作机制，持续推动业务骨干向党组织靠拢、党员成长为业务骨干，打造政治过硬、医术精湛的复合型医护队伍。持续完善党支部书记参与科室重要事务研讨的工作机制，推动基层党组织深度融入科室建设、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重点工作，让党建软实力逐步转化为科室提质增效的内生动能。


三、推动党业融合，激活内生发展动能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是助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实际工作中，可通过找准党建工作与医疗业务的契合点、发力点，持续深化双向融合、


双向赋能的工作格局。以党建引领业务提质，依托党建红色动能推动学科建设、医疗服务、医院管理全方位升级。积极打造特色党建服务品牌，依托品牌示范效应凝聚发展合力、激发队伍内生动力。持续优化党建与业务联动考核机制，将党建工作成效、党员履职情况纳入医院综合评价体系，构建双向考评、互促共进的长效机制。以党建为纽带统筹推进医教研协同提质，助力医院各项工作实现整体跃升。


四、提升服务品质，践行惠民初心使命


群众就医获得感、满意度，是检验党建引领成效的重要标准。公立医院始终坚守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回应群众就医需求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出发点与落脚点。积极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落实便民惠民服务举措，针对老年、行动不便等特殊就医群体提供代办协助、引导帮扶等暖心服务，切实传递医疗温度。主动顺应智慧医疗发展趋势，稳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升级，持续优化就医流程、精简办事环节，不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引导党员医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急难险重救治任务中主动靠前、履职担当。常态化推进医德医风建设，以优良党风引领院风、淳正医风。


五、结语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需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政治引领、组织筑基、党业融合、服务提质四个维度有机衔接、互为支撑，共同构成党建赋能医院发展的完整实践体系。公立医院应深化高质量党建引领体系建设，不断释放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并将其转化为医院治理效能、发展动能与服务能力。持续探索党建与卫生健康事业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进一步发挥公立医院公益服务主阵地作用，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过程中持续贡献医疗力量。


公立医院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问题分析与对策探讨


蔡蕾


近年来，《“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明确要求加强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监督，强调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实现科技强审[1-3]。然而，面对业务规模扩大、运营管理复杂化、数据资源激增等多重挑战，传统内部审计模式已显乏力，主要表现为审计范围难以全覆盖、风险识别滞后、审计效率低下、成果运用不充分和人才结构单一等。这些问题制约了内部审计作用的发挥。因此，系统研究公立医院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探索解决路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公立医院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1体制机制不健全，审计独立性与权威性受限


一是组织定位与隶属关系模糊。部分公立医院内部审计部门或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或由非主要领导分管，审计独立性无法保证[4]。二是资源配置不足。


部分公立医院只配备了2名及以下专职审计人员，配备比例明显偏低[4]。


1.2技术应用滞后，数字化审计能力薄弱


一是面临数据壁垒与整合困难。部分公立医院信息化管理中存在“信息孤岛”，加上内部审计部门缺乏有效数据获取通道和治理能力，导致审计效率低下。二是技术工具与方法滞后。公立医院内部审计仍主要依赖现场抽查、手工核对，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5]。三是智能审计平台缺失。智能审计平台在公立医院的普及率较低[6]，且功能简单，无法支撑审计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1.3内部审计人员结构单一，复合及专业能力欠缺


一是知识结构老化。部分审计人员缺乏跨学科知识，难以深入应对医疗业务、信息系统等复杂审计任务。二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内部审计人员中能够熟练使用SQL数据库、将审计思路转化为数据分析脚本或算法模型的非常稀缺。三是战略思维与业务洞察力不强。内部审计缺乏事中干预和事前预警能力，增值服务功能尚未充分激活。


1.4审计效能有待提升，价值创造作用未充分显现


一是审计覆盖范围有限。医院内部审计仍然偏重财务收支审计，缺少专项审计调查以及绩效类审计；对于新兴风险领域，如信息安全、数据资产、互联网医疗合规情况等介入不足。二是问题整改与成果运用不足。“重审计、轻整


改”现象较为普遍，一些部门和科室对待整改任务态度消极、应付了事，导致整改结果流于形式[6]。三是风险预警与决策支持功能较弱。部分公立医院未能建立有效的风险指标监测体系和预警模型，内部审计报告缺乏深度根因分析和对策建议[7]，决策支持作用有限（表1）。


2.推动公立医院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


针对上述问题，公立医院需统筹规划、多措并举，从制度、技术、人才和模式等多个层面系统推进内部审计转型升级。


2.1强化顶层设计，健全独立权威的审计保障体系


2.1.1落实“一把手”工程。“一把手”工程是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独立性的重要保障[8]。2021年，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发布《市级医院内部审计管理办法》，要求将内部审计工作纳入各公立医院党委会和院长办公会的重要议事日程，对重大审计事项、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进行每季度专题汇报。该文件的发布，确保了上海市公立医院内部审计机构由医院党政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保障了内部审计部门的组织独立性和履职权威性。


2.1.2明确职责边界与协同机制。公立医院内部审计应聚焦“确认”与“咨询”主责，避免越位与缺位。公立医院管理的顶层设计需清晰界定医院内部审计与纪检、财务、医保、运营管理等部门职责的区别，通过制定“内部审计职责清单”，明确内部审计的范围、权限及与其他部门的协作流程。通过建立“联席工作会议”“问题线索移送”“整改联动督查”等机制，形成监督合力[9]。


2.1.3优化资源配置。公立医院可根据医院规模与业务复杂程度，合理增加专职审计人员编制。例如，在年度规划中力争内部审计人员占比达职工总数0.5%以上，并配备医疗、信息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争取按医院年度业务总收入0.05%～0.10%设立审计专项经费，用于审计平台建设、工具采购与人员培训等。


2.2应用信息技术，提升审计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


2.2.1人工智能（AI）技术的赋能作用。AI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数据挖掘、模式识别与自动化处理能力，能够有效突破传统审计在效率、范围和时效性等方面的局限。具体赋能作用：（1）提高审计工作效率。AI驱动的数据整合技术能够高效治理多源异构数据，实现数据的结构化、标准化与归一化，为审计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2）扩大审计抽样范围。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图像识别技术等[10]可快速提取纸质图像中的信息，使内部审计从“人工抽查”向“全面审核”转变。（3）自动识别风险领域。基于AI的智能审计模型可将审计规则转


化为可执行算法，自动识别相关风险，从而将风险控制节点提前。（4）提升决策支持效果。AI可视化技术可将复杂审计数据转化为直观图表，通过热力图、趋势图等形式展示关键指标，帮助管理层快速理解审计结论。


2.2.2AI技术在公立医院内部审计中的应用场景与路径。例如，在针对医院内部规章制度合规性的审计场景中，首先可利用AI工具整合各级主管部门发布的最新政策、行业标准及司法判例，构建动态更新的“医疗合规知识图谱”[11]。其次，通过相关大模型，对制度文件进行精细结构化解析，开展制度条款与上位法的智能比对。最后，开展内部规章制度间的自洽性审查，精准识别定量标准冲突、岗位设定冲突及流程设计重复等典型问题。通过以上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审计效率与效果。


除上述场景外，AI技术的应用还包括其他方面，如在医疗收费审计中，可利用AI模型识别过度医疗、不合理用药、超标准收费等[12]；在资源配置审计中，利用AI模型监测设备使用率、人力配置等；在采购行为审计中，利用图谱分析技术协助防范围标、串标等舞弊风险[13]。


2.3优化人才培养，打造跨学科复合型审计团队


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构建一支既懂医疗业务、又精通审计和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是提升公立医院内部审计效能、助力医院精益化管理和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14]。


2.3.1建立复合型审计人才培养体系。该体系以审计人才的“核心能力”为基石，以“分层递进培养路径”为阶梯。其中，“核心能力”包括医疗知识、审计理论和信息技术。医疗知识涵盖临床诊疗规范、药学管理、医保政策、医学科研伦理、医院运营规律等，是理解审计对象、发现业务风险的基础。审计理论包括财务审计、内部控制评价、风险管理、经济责任审计、绩效审计理论等，是履行审计职责的工具箱。信息技术能力涵盖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工具应用、信息系统审计、网络安全基础等，是提升审计效率、拓展审计广度和深度的引擎。培养路径层层递进。基础层聚焦岗位技能融合；核心层聚焦跨部门轮岗（3～6个月）；领导层聚焦战略价值引领。


2.3.2完善培养体系的支撑机制。人才引进机制、培训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是复合型内部审计人才培养体系的三大支撑。


（1）人才引进机制。公立医院必须打破传统用人界限，积极拓宽人才引进渠道，注重内部审计人员专业背景的多元融合[15]。引进具有卫生事业管理、


医疗、护理、药学、医技背景的专业人才，为审计咨询服务提供助力；吸纳具有信息化技术背景的专业人才，为审计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补充法学、风险管理专业人才，强化合同审查、法律合规与全面风险管控能力。建议在年度招聘计划中，明确此类复合型人才的引进比例，并设立专门的“跨学科审计人才”招聘通道。


（2）培训机制。建立“审计专员-业务骨干-领域专家”阶梯式培养体系，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能力提升计划。其中，审计专员的培养在基础层，侧重基础岗位胜任力培养[16]。公立医院可与高校合作，开发面向医疗审计的在线课程与认证体系，鼓励新人在岗学习。业务骨干的培养在核心层，侧重深度业务洞察、复杂项目管理和技术创新应用。可推行跨部门轮岗制度，安排审计骨干短期至医务、药学、设备、科研、信息等关键部门实践，深化其对业务流程的理解。鼓励骨干参与医疗主管部门组织的同步审计项目和专项调研，在实践中提升其发现系统性、体制性问题的能力。领域专家的培养在领导层，侧重战略思维、行业引领与学术研究。可支持内部审计专家参与医院战略规划研讨、管理决策咨询，提供其赴国内外顶尖医疗机构或审计机构交流访学的机会，追踪行业前沿。


（3）考核激励机制。建议从以往偏重审计项目数量的传统考核方式向构建以价值贡献和能力提升为导向的综合绩效评价体系转变。在考核指标设计上，除常规项目完成质量与效率外，应增加对技术应用能力、业务洞察深度、创新成果产出和审计价值贡献等维度的权重。可引入平衡计分卡理念，从经济（如通过审计挽回或节约的金额）、效能（如内审意见被采纳数量）、内部流程（如审计方法创新）、学习与成长（如获取新技能）4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设立多元化的专项奖励，激发团队活力。例如，设立“审计创新奖”奖励在审计方法技术上取得突破的个人或团队；设立“风险识别奖”奖励通过专业判断提前预警重大风险的审计人员；设立“优秀建议奖”奖励产生显著效益的审计成果。此外，建立管理与专业技术双通道职业发展路径。管理通道主要培养部门负责人；专业技术通道主要培养技术带头人，形成管理与专业齐头并进的良性局面，有效稳定和激励核心人才。


2.4创新审计模式，拓展价值导向的审计服务边界


2.4.1从事后审计向全过程风险防控转型。以某大型公立医院（以下称案例医院）实践为例。面对庞大的HIS系统数据，案例医院内部审计部门构建了“规


则引擎＋深度学习”双核驱动的大数据审计模型。首先，建立实时规则拦截引擎。基于国家及地方医保政策，在HIS系统中内置了涵盖12大类、300多项具体制度的规则库，实现对明确违规行为的实时预警。其次，实施风险分级管控。设置“一级风险拦截规则”与“二级风险甄别规则”。最后，开发时序分析模型，整合诊疗记录、电子病历与医保结算数据，利用迁移学习技术深度挖掘规则引擎难以覆盖的隐蔽风险。模型框架见图1。


该模型的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显著提升了审计效率与精准度，将合规性审核周期压缩至1周，疑似违规行为的筛查准确率提升至80%。另一方面，突破了传统静态审计的局限，实现了内部审计从“事后纠错”向“事前预防”与“事中干预”的战略性转型。


2.4.2从财务审计向“业审融合”的多元审计拓展。除了财务收支审计外，公立医院内部审计可以提供的审计项目十分多元。例如，在医疗业务中，结合DRG/DIP支付改革，开展病种成本与疗效审计[17]，分析各病组资源消耗与治疗结果的匹配度，推动临床路径优化和成本精细化管理；在资源配置中，对CT、MRI等大型设备进行开机率、检查阳性率、单次检查成本等多维度绩效审计[18]，保障核心设备合理调度，提升综合利用率；在内部控制过程中，定期对医院所有对外经济合同进行合规性与风险抽查审计，降低医院法律与经济风险；在信息系统管理中，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系统灾备、运维管理等进行审查，确保数字基座稳固。


2.4.3强化审计整改与成果运用。公立医院需建立健全“清单＋台账＋销号”的整改跟踪机制，将审计整改情况作为医院各部门年度绩效考核、干部任免奖惩、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同时，建立审计建议采纳效果评估机制，定期回顾审计建议带来的管理改善和经济效益，让审计价值显化，进一步提升内部审计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3.结论与展望


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的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是适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医院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当前面临的体制机制、技术、人才和效能问题相互交织，必须采取系统性的解决策略。通过强化顶层设计，为内部审计工作提供坚实的制度与组织保障；通过深化技术赋能，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重塑审计生产力；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打造能够驾驭复杂环境的审计人才梯队；通过创新审计模式，将审计价值深度融入医院战略决策和运营管理全过程。


未来，公立医院内部审计将朝着智能化、协同化、前瞻化和价值化方向演进。智慧审计将成为标准配置，人机协同的审计方式将成为常态；内部审计将与纪检监察、财务、法务、行风等部门更紧密融合，形成“大监督”格局；审计重点将从揭示过去转向预警未来，更多关注互联网医疗、数据资产等新兴业务风险；内部审计的核心价值将超越“查错纠弊”，更加凸显其在保障信息对称、优化资源配置、防范系统风险、赋能科学决策方面的战略作用。


守正创新启新程精医惠民谱华章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高质量发展实践与探索


在“健康中国”战略指引与医院党委坚强领导下，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锚定高质量发展航向，以患者需求为圆心，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在医疗服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管理效能、文化传承等领域多点突破、全面跃升，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医院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区域卫生健康事业进步注入强劲动能。


一、精医笃行，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显担当医院始终坚守“质量为王、安全至上”的核心准则，医疗服务能力持续领跑。2025年门急诊量329万人次，出院患者21.7万人次，完成各类手术12.5万例，心脏移植、人工心脏植入等高端技术落地见效。专科建设再添新功，妇科、全科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卒中中心获评全国A++级优秀单位并位居全国第二。创新成立胰腺疾病、儿童肿瘤等专病中心，MDT诊疗覆盖104个病种，全年开展领先技术107项。


便民服务不断升级，各项惠民举措落地见效，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满意度稳步提高。“一站式”服务中心整合多元功能，“到家快检”打破就医时空限制，移动支付实现多平台全覆盖，医保码支付比例超60%。互联网医院上线智能导诊、Al陪诊等模块，285.8万注册患者畅享线上诊疗服务12万余次。护理满意度攀升至99.88%，叙事护理温暖人心，成功帮助数千名患者缓解身心困扰。医院积极履行公益职责，开展巡回医疗5次，精准帮扶阜平医共体获评全省A档，援疆援藏专家积极作为，用坚守诠释医者担当。


二、强基固本，学科创新多点突破筑高地学科建设与科研创新齐头并进，筑牢医院发展硬核支撑。柔性引进顶尖专家14名。获批省医学微生物组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创新平台，斑马鱼实验室建成投用，与北京大学联合打造心脏血管健康创新中心，神经外科挂牌研究型病房。科研成果丰硕，全年获批课题570项，荣获省科技进步奖5项，发表SCI论文474篇。


临床试验提质增效，获评全国GCP机构A+++等级。


学术交流氛围浓厚，全年举办各类大型学术活动200余场，搭建起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优质平台。罕见病诊疗成效突出，作为全国最大卟啉病管理中心，牵头制定全国专家共识，推动全省诊疗水平提升。


三、育人为本，教学传承薪火相传结硕果聚焦医学人才培养，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本科教学稳中有进，住培工作成果显著，荣获全国住培指导医师教


学能力竞赛一等奖，12个专业基地获评省住培主委单位。


技能培训扎实有效，在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省级临床技能大赛中屡获佳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行住培病例与ICD-10编码映射方案，获批省住培专业质控中心。搭建“派出一人、带动一科、辐射全院”的人才成长平台，通过海外研修、学术研讨等方式，加速青年医师成长。


四、守正创新，精细管理效能提升促发展持续加强院区建设，基础设施优化升级。院本部1号病房楼改造项目顺利启动，鹿泉院区国际医疗部正式启用。正定院区一期项目、儿科医疗中心项目顺利投用，北区医疗综合楼即将投用，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省妇幼中心项目开工建设。各院区同质化管理、差异化发展，实现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智慧管理赋能增效。全国首款脑出血专病大模型“冀脑方舟”发布。智慧病房试点构建全流程智慧诊疗体系。


DIP支付改革实践深度契合国家医改导向，医保智能审核系统完成专利转化。“管理MDT”机制持续发力，推动科室运营数据显著改善。


五、凝心聚力，文化铸魂同心筑梦启新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建与党风廉政建设，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举办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基层党组织建设成效显著，多个支部案例获评全国优秀项目。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构建行风督导体系，“清风学堂”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厚植医院文化底蕴，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宣传矩阵，开通“人民日报健康号”，累计阅读量达342万次，获批全国护理科普教育基地。打造“医生话健康”等特色科普栏目，组织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志愿服务活动，3268人次志愿者累计服务8000小时。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聚焦医疗质量、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核心领域，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基于北方六省区医疗改革实践的公立医院“医防管”融合发展路径探索


王孟妍


“十五五”时期，深化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已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向［1］。当前公立医院在推进“医防管”融合过程中，仍面临公益性导向不足、协同机制不畅、“三医”协同支撑不足以及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问题［2-4］。笔者基于全程参与国家“医防管”复合型战略人才培养项目的实践经验与系统思考，结合对我国东北（黑、吉、辽）、西北（宁、新、甘）六省区的调研观察，围绕公立医院“医防管”融合中的关键瓶颈［5］，梳理不同地区在绩效激励、流程协同、数字平台建设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方面的探索经验，并进一步提出公立医院“医防管”融合发展的机制化路径，以期为“十五五”时期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操作的路径与实践借鉴。


1.“十五五”时期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


一是坚守公益本色，彻底扭转逐利倾向，将发展评价与“健康中国2030”评价指标挂钩。通过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将公卫履职、健康促进及基层支撑纳入核心绩效，确保医院运行始终以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为最终目的［2］。二是深化“医防管”融合。推动服务模式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型，构建预防、筛查、诊疗、康复的全周期体系。打破机构间壁垒，强化与疾控、基层的协同联动。同时，针对“X疾病”（未知新发突发传染病）等未知风险，建立“平战结合”机制，实现平时联动、战时统调，提升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三是赋能“三医”协同。依托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优化政策环境。重点推进医保支付向“购买健康”转型，完善激励相容机制；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强化杠杆功能；保障药品供应，确保慢病患者用药及医疗服务的连续性与可及性［4］。四是筑基人才梯队。实施“医防管”复合型人才战略，将其提升至和物资储备同等的战略高度。通过国家与地方联动，创新“大学习、大轮岗、大交流”培养机制，为改革落地提供根本的智力支撑，实现对卫生健康事业的长远投资。


2.公立医院深化“医防管”融合的关键问题与现实瓶颈


2．1公益性激励不足：绩效考核与公益目标的价值偏离


尽管政策强调公益性，但多数医院的内部绩效


考核与薪酬分配体系仍主要依赖业务收入、检查检验量、手术级别等经济


性指标［5］。传染病管理、慢性病规范随访、健康教育活动等公益性工作，因难以创收、考核复杂，在内部绩效分配中权重低，被视为“软任务”，临床一线缺乏承担公卫职责的经济激励和职业发展预期，公益服务“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医院整体运营压力与公益性要求存在差距［6］。


2．2协同机制虚化：医防机构间业务流程的断裂与壁垒


医院与疾控中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尚未形成权责清晰、嵌入日常、高效运行的业务协同体系。联络会议、文件交换等“软衔接”居多，而“硬联通”不足。在传染病防控中，曾存在临床报告与疾控流调信息不同步的问题；在慢病管理中，患者出院信息与社区随访脱节。此外，医防机构间的实验室合作多限于特定传染病检测，在质量同质化控制、新技术方法推广、疑难病原体联合攻关等方面的深度协作有限。这种流程割裂与技术壁垒，使得“防、治、管”一体化服务难以落地。


2.3政策环境掣肘：“三医”协同与治理的系统性支撑力量薄弱


当前“三医”协同在支撑公立医院“医防管”融合上存在短板。医保支付方式主要针对已发生的疾病治疗，对疾病前后的健康筛查管理缺乏有效的支付标准和激励机制，无法引导资源向“防”与“管”流动。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未能充分体现公共卫生、健康管理等技术劳务价值。药品供应保障在基层仍不稳固，影响慢病患者治疗的连续性。这些外部政策未能形成鼓励公立医院开展预防和健康管理的合力，甚至产生反向激励［4］。


3.基于多区域实践观察的“医防管”融合问题破解经验


我国北方地区内部差异显著，不同地区医改探索路径各有侧重。以下结合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与西北地区（宁夏、新疆、甘肃）在应对上述三个关键问题的差异化、多元化、属地化破解策略，探索不同地区实践“医防管”融合改革的“地方知识库”，为后续理论提炼提供实证基础。


3．1针对“公益性激励不足”的多元激励探索


3.1.1省级行政考核的外部引导与约束。黑龙江省在《健康龙江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2030年）》中，明确将“三高共管”作为医疗质量评价指标，并探索将冠心病、脑卒中患者二级预防与康复管理纳入服务考核［7］；辽宁省在部分地市试点将医院承担公共卫生任务等情况与院长年薪制考核直接挂钩［8］。这利用了上级行政考核的权威，从外部矫正医院


运营导向。同时，辽宁、吉林等省出台的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相关政策，均明确落实“两个允许”要求，强调薪酬分配需体现公益导向，向关键岗位和业务骨干倾斜［9-10］。


3.1.2县域医共体内的绩效指挥棒与资源再分配。宁夏中卫市在紧密型医共体内，将基本公卫服务质量、家庭医生签约实效等转化为内部资源分配与利益调整的“微观绩效货币”，引导成员单位主动关注预防与管理［11］。新疆新源县则通过将体检、公卫、医保等结余资金形成资金池，用于发放奖励性绩效，使乡镇医务人员平均薪酬达到县级医院的81%，并对长期下沉人员给予多重保障［12］。黑龙江嫩江市在医共体建设中，明确建立“公益一类保障与公益二类激励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并推动人员薪酬中固定部分占比提高到50%左右，以增强收入稳定性［13］。


3.1.3薪酬结构优化的内在驱动尝试。甘肃酒泉玉门市总医院试点“工分制”，绩效工资与工作量、质量、成本等挂钩，严禁与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关联，使薪酬分配真正向临床一线和技术价值倾斜。同时，在市级医院推行院长年薪制并由财政保障，使其专注于医院管理。改革后，全市公立医院人员薪酬中稳定收入占比达65%，有效稳定了医务人员队伍［14］。新疆轮台县在医共体内推行院长年薪制，并将绩效分配向临床一线倾斜，临床一线绩效分配比例最高达50%，有效调动了医务人员积极性［15］。


3.2针对“协同机制虚化”的流程连接与“硬联通”创新


3.2.1信息联通：从数据共享到智能预警的纵深发展。面对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等现实挑战，东北地区正以系统性思维强化区域性监测与协同联动［16］。黑龙江省建立全省呼吸道多病原监测网络，实现21种常见呼吸道传染病病原体“全人群、全区域”监测，大幅提升了应对呼吸道传染病的监测预警能力和精准防控水平［17］。辽宁省着力推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部署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公共卫生管理模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沈阳市打通医疗机构与疾控机构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传染病数据实时流转、智能比对与自动预警［18］。宁夏、甘肃依托省级平台，将信息联通拓展至远程诊断、在线处方和基层服务行为的线上实时质控，使协同从数据互通迈向业务互嵌与质量共管［19-20］。


3.2.2业务嵌入：从通用机制到专病闭环的精准协同。新疆针对结核病防治，探索形成了“疾控机构负责规划管理、定点医院负责确诊治疗、基层机构负责督导管理”的“三位一体”闭环服务流程，并通过信息平台固化该流程，


形成了针对特定疾病的、权责清晰的协同范式［21］。甘肃酒泉市通过建立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机构人员“双聘、双流动”和领导班子双向挂职制度，推动73名专家互聘、18名骨干双向兼（挂）职，并让疾控监督员进驻医疗机构，实现了机构与人员的深度嵌合［14］。


3.2.3技术协同：实验室能力共建与资源共享。吉林长春市成立长春都市圈传染病专科联盟，旨在通过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应急互援”，并通过统一质控标准和数据接口，让稀缺的检测资源、高端的科研设备实现“圈内”共享［22］。这提示未来可通过医院与疾控实验室在检测标准、新技术应用乃至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科研合作上实现能力共建，以提升区域整体技术支撑力。


3.3针对“政策环境掣肘”的支撑性政策微创新


3.3.1医保支付的机制创新与政策接口探索。辽宁省在实现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全覆盖的同时，建立了“特例单议”机制，这为未来将体现公益价值但耗费资源的复杂病例或健康管理服务纳入支付范围预留了政策接口


［23］。甘肃酒泉市深化以按病种分值付费为基础的支付方式改革，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医保基金年度总额“打包”预付，建立“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机制，将医共体利益捆绑，引导其主动控费、下沉资源、强化预防［14］。


3.3.2药品供应保障的整合式管理模式。宁夏同心县的“中心药房”模式在医共体内实现药品目录、采购、配送、结算、监管“五统一”，本质上是利用管理创新重构基层药品供应链，有效解决药品可及性与连续性难题，直击“医药”环节支撑“医防管”服务的痛点。该模式运行后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配备品种增加了35%，配送时间从平均3d缩短至1d，药品价格平均下降8%，慢病患者用药可及性和连续性得到显著改善［24］。新疆等地也在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中，推动乡镇卫生院与县级医院用药目录衔接统一、处方自由流动［15］。


4.从实践经验到整合路径：“医防管”融合的机制化路径构建


4．1路径内核：激励相容、流程贯通、政策协同的“三角”支撑框


架


4.1.1激励相容机制是系统的“动力源”。通过整合行政考核、内部绩效、


薪酬设计、职业发展等多重工具，确保履行公共卫生职责的行为能获得正面、及时的回馈，从而将外部政策要求转化为机构与人员的内生动力。


4.1.2流程贯通机制是系统的“运行轨道”。通过强制性的信息“硬联通”、


标准化的业务闭环设计、常态化的技术协同，将跨机构、跨专业的服务串联成无缝接力、数据驱动的“健康服务链”，极大降低协同成本，保障服务质量和效率。


4.1.3政策协同机制是系统的“保障环境”。确保医保支付、医疗服务价格、药品供应、财政补偿等宏观政策工具方向一致、协同发力，为“预防、治疗、管理”全过程提供可持续的资源支撑和友好的制度空间，消除反向激励。


4.2路径阐释：核心机制与关键实施抓手


4.2.1激励相容机制的核心抓手在于“公益性绩效考核体系的整体性重构”。这是一个从政府到科室的传导链条，包括：大幅提升公益指标权重并强化结果运用［7-8］；医院内部将量化、可考核的公益性关键绩效指标与科室绩效总额、医务人员薪酬、职称晋升等强关联［12-15］；在薪酬体系中稳步提高固定薪酬占比并合理核定体现公卫与健康管理技术劳务的价值［9，14］。东北地区的省级行政考核与西北地区的医共体内绩效考核“指挥棒”，共同构成了这一链条的上下环节。


4.2.2流程贯通机制的核心抓手在于“建设以数字智能为基座的一体化业务协同平台”。该平台不仅是信息通道，更是业务引擎、监管工具和决策中心。必须加快推进数据标准化与互通，并基于平台部署智能监测预警、全周期疾病管理、远程医疗质控等应用，将协同流程固化、优化，实现“业务线上跑、规则算法定、质控实时看”。黑龙江、吉林的监测网络，宁夏、甘肃的“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新疆的结核病闭环管理，均为这一抓手的实践雏形。


4.2.3政策协同机制的核心抓手在于“在‘三医’协同改革中优先打通医防堵点”。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中，积极探索按绩效付费（如酒泉的“打包付费”），将符合条件的预防保健服务纳入打包付费范围［14］；在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中，合理体现公共卫生、健康管理等技术劳务价值；在药品供应保障中，创新“中心药房”“处方流转”等模式，确保基层用药可及［15］。地方应主动在支付方式改革、医共体打包付费等场景设计中，植入对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的倾斜条款。更关键的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最终目的不应局限于控费，而应是提升人群健康产出，探索建立与健康结局挂钩的医保支付与考核体系，实现从“为治疗付费”向“为健康买单”的实质性转变。


4.3发展路径的适配性与战略支点：复合型人才培养


该“三角”框架是一个理想化的整合路径，在具体应用中需充分考虑地域


差异性。行政统筹能力强、体系化程度高的地区（如东北），可侧重于“流程”和“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区域性网络构建；基层创新活跃、地域特色鲜明的地区（如西北），则可侧重于“激励”机制在县域医共体内部的深化以及“流程”的智能化、特色化微创新。而所有机制的顺畅运转、持续优化与动态适配，最终都依赖于一批能够深刻理解、熟练操作这套复杂系统的“医防管”复合型人才。因此，将复合型人才的战略性培养与储备提升至和物资储备同等重要的地位，是支撑整个改革发展路径的基石。国家与地方层面的相关人才培养项目，正是为这场系统性变革锻造关键的领军人物与技术骨干。


5.结论与展望


5．1研究发现总结：从实践智慧到系统路径的凝练


“问题聚焦—实践观察—路径构建”的研究表明，“十五五”时期公立医院深化“医防管”融合，亟待实现从依赖零散“地方创新”到依靠系统“机制设计”的转变。东北与西北的差异化探索共同印证：成功的改革并非简单地叠加措施，而是围绕“激励相容、流程贯通、政策协同”三大核心，构建一个内在自洽、因地制宜的运行体系，为推动这场复杂改革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5.2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基于扎实的多区域实践观察，归纳并构建了一个“机制-人才”联动的整合性模型，将宏观战略要求转化为可评估、可干预的机制设计清单。对于政策制定者与医院管理者而言，核心启示在于必须建立“全周期投资”与“系统集成”思维，明确本地区、本机构在三个维度上的核心短板与优势资源，进而进行针对性、集成化的制度设计，而非零敲碎打。这意味着，在设计绩效考核方案时，需同步考虑如何培养和激励能够执行新考核导向的复合型骨干；在再造业务流程时，需将跨部门轮岗与实践锻炼嵌入关键节点；在优化政策环境时，需确保各项政策工具相互协同，共同支撑实现融合目标。未来的政策设计，应秉持动态调整原则，根据国家发展阶段、社会进步水平和人民健康需求变化适时优化，并引入基于健康结局的考核评价，确保改革成果最终转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健康获得感。


5.3战略前瞻：以应对“X疾病”作为能力锻造的战略牵引


面向“十五五”及更长远的未来，公立医院改革需瞄准更高的目标，在巩固既有机制的基础上，前瞻性锻造体系韧性以应对“X疾病”等未知风险，并将应对“X疾病”作为检验与提升体系韧性的终极压力测试和战略抓手。本研究所


总结的发展路径，其可推广性建立在“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原则之上。


最终，通过每一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践，反向检视和加固公立医院在价值导向、协同效率、政策韧性及人才胜任力等方面的薄弱环节，从而推动整个医疗体系与公共卫生体系实现螺旋式上升，为筑牢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全面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奠定坚实而富有韧性的体系基础。


新医改背景下医院绩效管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刘贞、王悦潼


0.引言


在医疗改革的浪潮中，医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在DRG/DIP全覆盖、三明模式全覆盖、医共体全覆盖的医改大背景下，面对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医改的新业态，医院亟须实现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型。医院必须寻求变革，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开展绩效管理是提高公立医院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新医改要求、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重大举措。


20XX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9〕4号），提出了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总体要求、指标体系、支撑体系、考核程序和组织实施等方面的指导意见，旨在推动三级公立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2023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2023—2025年）的通知》（国卫医政发〔2023〕12号），提出了全面提升医疗质量的具体措施，包括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医疗服务等方面。2023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关于推动临床专科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卫医政发〔2023〕22号）及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文件，为医院绩效管理提供了宏观政策指导和具体实施路径。


1.公立医院绩效管理的内涵


公立医院绩效管理是医院运营管理中的关键环节，它通过制定明确的绩效目标、细化目标任务、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来开展业绩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切实应用于日常管理，以此引导和激励科室管理与员工工作，实现组织目标的持续改进和提升[1]。


公立医院绩效管理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目标具有多重性。依据现代组织管理理论，公立医院作为承担特殊社会功能的非营利组织，其绩效管理需在平衡计分卡所强调的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等多个维度间取得战略平衡。具体而言，在公益性导向下，绩效管理需重点关注患者满意度、医疗质量与社会效益；而在运营可持续性要求下，又需兼顾合理的成本控


制和运营效率。这种固有的多维目标平衡难题，是理解当前公立医院绩效管理困境的逻辑起点。


2.公立医院绩效管理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公立医院因其公益性质，导致管理者普遍存在运营管理理念相对薄弱的问题。如今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家实施取消药品与耗材加成、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措施，加之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对公立医院的要求不断提高，公立医院的绩效管理需要凸显公益性、推动学科建设、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然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仍存在诸多误区[2]。部分医院过于依赖既往管理经验，缺乏创新思维和科学方法，过度关注经营指标，却忽视了医疗质量、社会效益以及患者满意度等关键因素，同时偏重考核过程而轻视考核结果的应用，导致绩效考核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


3.公立医院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3.1内部绩效管理体系不健全


公立医院绩效管理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效益与运营效率的协同。然而，现行体系往往过于侧重门诊量、手术量等短期经济指标，这种短视的考核导向易导致医疗行为扭曲，忽视服务质量与长远发展。这种对公益性本质的偏离以及对内部管理精细化的忽视，构成了当前绩效改革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3.2绩效考核目标与新医改方向不一致


新医改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导向。然而，传统绩效管理体系往往侧重于经济指标的实现，难以有效统筹社会效益，在实践中易引发“趋利化”行为。为改善这一局面，部分医院引入RBRVS，以其对劳动强度、技术难度和风险程度的量化评估，替代单纯以收入为核心的分配方式，从而更准确地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落实“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原则[3]。然而，RBRVS本质上仍基于医疗“按项目付费”的逻辑框架，其激励导向是鼓励医务人员提供更多、技术含量更高的医疗服务项目，属于后付制激励模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医改所推行的DRG/DIP属于预付制支付方式，通过为每一病种设定支付上限，引导医院主动控制成本、优化临床路径。这两种机制在目标上存在根本性冲突：RBRVS激励服务量的增长，而DRG/DIP则强调资源的集约使用。这一制度张力使医院陷入“激励悖论”，医务人员依据RBRVS获得绩效奖励的行为，可能导致医院在DRG/DIP支付框架下面临政策性亏损，形成“院内激励与医保目标相背离”的治理困境。因此，在新医改深化推进的背景下，公


立医院绩效管理改革必须跳出单一经济维度的考核逻辑，转向更加注重医疗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的综合评价体系，从而真正回归公益性本质，切实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与可负担性，助力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3.3信息化建设水平不足


信息系统整合度低是制约绩效管理科学化的关键技术瓶颈。多数医院的历史遗留系统（如HIS、PACS、财务、物资系统等）独立运行，数据标准各异，形成了严重的“信息孤岛”。这一现状导致绩效管理面临两大困境：一是核算流程效率低下，大量人力耗费在数据搬运与核对上；二是数据质量难以保证，准确性存疑，直接影响考核的公平性与激励效果。因此，构建一个能够打通各业务系统、实现数据自动采集与交互的一体化绩效管理信息平台，已成为提升绩效管理精准度和效率的必然出路[4]。该平台应具备数据整合、自动核算、动态监测与智能分析的核心功能。


3.4绩效沟通和反馈机制不健全


在实际绩效管理过程中，考核人员与被考核人员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各科室、各部门未能共同参与绩效考核指标和考核细则的制定，只是简单地填写和打分。虽然得出了绩效结果，却未对绩效考核结果进行分析与运用，未与各科室相关负责人进行沟通，科室负责人也未与每一位员工进行沟通，导致绩效信息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传递。这不仅使被考核者无法根据考核结果获得相应反馈，医院也无法按照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和改进绩效分配策略，影响了员工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也阻碍了医院绩效管理的有效实施。


3.5二次分配存在不公现象


绩效二次分配作为激励传导的“最后一公里”，其公平性至关重要。然而，目前医院层面缺乏对科室二次分配方案的有效审核与监督，导致各科室分配规则自成一体，存在从平均主义到按系数分配等多种模式。这种规则的模糊性与不透明性，使基层员工的不满主要聚焦于分配不公而非收入绝对值。当员工在不同方案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时，公平感普遍缺失，最终导致无论何种方案都难以获得广泛认同，严重削弱了医院整体绩效管理的效能。


4.优化绩效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绩效管理的有效性依赖对实践反馈的响应与制度的迭代完善。据此，下文将针对S医院绩效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系统性对策。本研究旨在通过精准施策，弥补从目标设定到结果应用之间的断层，最终推动医院构建一个内在


统一的、可持续优化的闭环管理体系。


4.1建立健全公立医院绩效管理体系


在公立医疗机构绩效管理及考核体系建立过程中，应结合公立医院发展的实际特点，分析并明确其战略发展目标。管理者与医护人员共同参与制定相应的绩效目标，根据绩效管理目标策略，确定考核维度、指标内容、方式方法和时间节点，使绩效考核工作落到实处。秉持科学、公平、规范、公开的原则制定绩效管理体系，坚持奖惩结合、赏罚分明，实现管理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提高工作效率、质量和安全性，同步有效提升员工满意度和患者满意度。


4.2建立适应新医改的考核目标，优化绩效管理体系


4.2.1绩效与成本控制联动


近年来，在DRG/DIP支付方式改革背景下，医保支付已从“看总额”转向“看结构”。一方面，医院为获得结余，应鼓励收治疑难患者，提高CMI。另一方面，成本控制也是医院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在绩效管理过程中，医院应加强成本管理，建立成本控制机制，树立成本意识，强化成本责任。医院可对成本结构进行深入分析，识别主要成本驱动因素和潜在的节约点。公立医院可将病种成本作为成本核算的基本单位，通过病种成本的核算识别“假超支真盈利”“假盈利真超支”的病种，开展专项分析与临床路径再设计，将不合理费用结构、路径偏差或采购问题暴露出来，并在绩效考核中设定奖励或约束机制。同时，对收入结构合理、病种绩效突出、服务规范到位的科室，可提升激励比重；对资源浪费、流程失控、亏损严重的科室，则降低激励比重。


4.2.2及时更新内部绩效考核指标


随着新医改对医疗服务质量、合理用药、分级诊疗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应相应地增加和调整考核指标，引导医院和医务人员积极适应新政策、新要求。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确保考核指标能够准确反映医院的发展重点和工作要求。例如，可以将DRG的重要评价指标——DRG/DIP组数、总权重总分值、CMI值、时间消耗指数、费用消耗指数、低风险组死亡率等纳入综合绩效考核指标，将体现医师技术因素的RBRVS与体现患者疾病复杂严重程度的DRGs有机结合。


4.3完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当前，绩效核算工作面临数据处理量大、人工操作易出错、各系统数据标准不一的严峻挑战。为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必须将绩效管理信息化建设置于优先位置。其目标是构建一个以医院运营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一体化信息平台


[5]。该平台需全面集成临床、医护、财务、物资等各业务系统，打通数据链条，实现绩效相关数据的自动采集与无缝流转。在此基础上，平台应能支持复杂的绩效模型运算，并具备关键指标异常波动的自动预警功能，从而将绩效管理从低水平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真正成为支撑医院精细化管理与战略决策的核心工具。


4.4建立合理有效的绩效沟通和反馈机制


建立系统、透明的沟通与反馈机制，是确保绩效管理形成有效闭环、提升其程序公平性的关键。该机制应贯穿于绩效管理的全过程（计划、执行、检查、处理），而非仅停留在结果告知环节。首先，应建立常态化绩效沟通制度，管理者需通过定期绩效面谈、科室会议等形式，与员工就绩效目标、工作进展、存在困难及所需支持进行双向交流。这不仅能及时纠正绩效偏差，确保个人目标与组织战略对齐，更能赋予员工参与感，从而提升其对绩效体系的认同度。其次，一个严谨的绩效申诉机制是保障互动公平的最后防线[6]。当科室或员工对考核结果存有异议时，应有权向中立的绩效考核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并明确申诉受理、调查、复核及反馈的标准化流程与时限。委员会需将复核结论及处理建议向申诉方正式反馈。此举不仅是对考核结果准确性的纠偏，更是对员工权利的尊重，能显著增强员工的组织公平感，从而激发工作积极性，保障绩效管理的顺利实施与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


4.5加强对科室二次分配的监督


科室二次分配是医院绩效管理链条中的关键末端，其公平性与透明度直接决定了整体激励机制的实际效能与员工的组织公平感。构建全流程、制度化的监管体系，是确保绩效改革成果精准传递至个人的核心保障。


首先，建立以备案审查与权力制衡为核心的事前监管机制。由绩效管理办公室牵头，联合纪检、审计部门，对各科室二次分配方案进行合规性审查，确保其与医院整体的绩效导向及公益性目标一致。审查应重点关注科主任等管理岗位的绩效系数设定是否合理、有据，从源头上防范分配权力的滥用，维护程序公平。


其次，推行以民主参与与程序正义为准则的方案制订机制。强制要求各科室通过全体成员民主选举产生民主管理小组，科室分配方案的制订与修订必须经其集体决议，并获全员签字确认后备案。此举旨在通过参与式治理，使分配规则由利益相关方共同商定，从而提升方案的合法性与员工的接受度。


最后，实施以持续监测与效果评估为手段的事后闭环监管。建立定期的抽样审计制度，核查各科室分配结果与备案方案的一致性。同时，将匿名化的员工满意度调查作为重要的反馈工具，对满意度持续偏低的科室进行专项调研与督导，形成“审查—执行—反馈—改进”的管理闭环。


综上，只有构建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评估的立体化监督网络，方能有效提升二次分配的公平性与透明度，确保绩效激励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最终实现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与保障医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医产学研合作创新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探索与实践


李文君


医学科技创新是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推动原创性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和新策略等的产出。大型公立医院处于医学科技创新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结合点，在推动医学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1]。在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发展背景下，如何构建以大型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有组织地开展多领域、多学科联合攻关以提升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2]，是解决医学关键科学问题、攻关关键技术难点、实现临床转化应用的必然要求，也成为医疗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通过分析某大型公立医院在“医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的创新做法，以期为其他医院在推动医学科技创新方面提供借鉴。


1.“医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


“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三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原则所进行的合作和交流[3]，在推动科技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科技创新的普遍趋势。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已成为推动医疗行业技术革新和升级的重要手段。“医产学研合作创新”是产学研合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延伸，就是有效整合与利用各方互补性资源，把临床需求、科研攻关、临床试验和转化应用等环节有效统一起来，从而实现医学研究和技术研发上的重大突破，实现转化医学和研发产品的突破，最后应用于临床诊疗，提高诊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图1展示了“医”“产”“学/研”三方在合作创新中的核心角色与互补关系。


2.我国“医产学研合作创新”现状


公立医院是医疗行业发展的主力军，同时被赋予了创新主体责任与使命，也是“医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核心力量[4]。2016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大力推动“医研企”协同创新。2022年印发的《“十四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指出，要支持高水平公立医院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高效协同，探索适用不同研究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在市场驱动和政府引导下，很多医院对“医产学研合作创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5-7]。这些合作创新模式，已经成为推动医疗行业技术革新


和升级的重要手段。


但是，当前多数医院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大多依托具体项目和具体单一学科或者有限的合作模式开展[8]，尚未建立一个医院层面并且以医院为主导的、常态化有组织的合作创新体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跨学科合作的发展。医疗机构不仅是医学科技创新的策源地，还是成果转化应用的重要场所，是连接患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重要枢纽。因此充分发挥医院在“医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的主导和核心作用至关重要，打造“医产学研”良性循环新生态[9]。


3.某大型公立医院“医产学研合作创新”管理实践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为研究对象。该医院是委属委管医院，学科领域齐全、技术特色鲜明、科研实力雄厚，2022年入选国家卫生健康委高质量发展试点医院。同时，该院坐落于学院路地区，毗邻中关村科技园区核心区，周边高校、科研院所与高新技术企业密集。如何充分发挥医院综合优势和地缘优势，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其在高质量发展形势下面临的重要挑战。为此，该院通过开展形势分析和发展研讨、学科调研和评估，明确了从“服务型医院”向“研究型医院”战略转型的目标。自20XX年起，通过成立院内医学创新研究院、整合资源平台，搭建“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创新”平台、“院-企合作创新”平台，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投入专项资金、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改革科技创新机制体系，完善制度建设等措施，建立了一条以大型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有效路径。


3.1整合资源，成立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院


20XX年，该医院成立了“医学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创研院”），将院内所有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科研管理和服务平台资源整合在一起，建设专业和专职化的科研技术支撑团队，帮助学科和临床人员做好医学创新研究与转化。在组织架构上，创研院下设基础医学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转化中心和医学交叉联合中心等4个中心，同时统筹和管理各学科的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设立创研院管理办公室，负责协调解决创研院公共问题，组织创研院月度例会，确保创新研究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协同推进。此外，创研院还聘任院内外的院士团队建立战略咨询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形成“智囊团”，负责为创研院决策和科技创新工作提供咨询建议。


3.2加大资源投入，激发医院科技创新活力


3.2.1在资金投入方面。医院坚持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在临床重点项目研究基金基础上，先后设立临床队列项目、创新转化基金、概念验证基金、中西医协同“旗舰”基金和医学交叉专项基金，每个项目每年设置1000万元用于支持临床科研人员开展产学研合作，孵育创新型人才和研究项目。所有院内资助项目，不以申请人年资作为评审依据，专门设立青年创新基金，鼓励35岁以下医生申报科研项目，为青年人才创新想法提供“启动资金”。


3.2.2在培养和凝聚创新人才方面。人才对医院发展至关重要，医院将人才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推进[10]。出台《优秀人才引进支持计划实施办法》，提高人才支持力度。将新引进的专职科研人员纳入“预聘-长聘制”管理体系，给予研究员或副研究员的对外头衔，实行年薪制并提供平台和科研资源支持。拓宽人才来源，积极与海外优秀人才沟通交流，为回国人才做好各方面支持和服务。积极推进高校教授柔性“双聘”机制，实现院校人才互补[11]，分为院级双聘和科级双聘两类，以目标责任制对双聘教授进行考核。同时，还修订完善了高级职称人员考核办法，建立人才分层分类管理机制。


3.2.3在科创空间和设备投入方面。该院通过院内空间腾挪改造、租赁院外空间等方式，建设了独立的科研大楼，配置高端专业的仪器设备；积极争取外部资源，依托大学新校区布局，推进2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与海淀区共建全国首个基于医疗机构的临床医学概念验证中心[12]，打造临床医学创新孵化器；获批建设首批北京市产业开发研究院建设项目，以医院为核心布局培育医学科技创新产业，19个科室29个团队开展创新研发。


3.3建立制度保障，确保交叉合作规范开展


制度是保障合作创新规范运行的基础。该院修订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科技开发收入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保障成果转化流程规范可行，形成以目标为导向的科研绩效体系，保障成果完成人（团队）按照70%的利益进行分配，其中主要贡献人员奖励不低于50%。在“院校”“院企”合作方面，先后印发《“交叉联合项目”及“交叉联合专项基金”管理办法（试行）》《院企联合研发中心管理办法》和《联合研发平台经费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等制度文件。“院校”交叉联合项目由医院发起并成立，由交叉联合专项基金资助，优先支持前期已有稳定合作基础的合作双方；“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原则上由合作企业投入研发资金，医院不再投入专项运行经费。


3.4搭建“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创新平台


医院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主要是以科学发现和知识共享为出发点，以实现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上的重大突破为目的。医院利用优势在20XX年牵头建立“北京学院路临床医学协同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与20家顶尖高校和研究机构围绕“临床医学+X”，联合开展有组织的合作创新[8]。依托院内基金，与联盟单位联合立项133项研究课题。联盟单位间，举行多层次、多维度和多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300余场。依托兄弟高校在可降解金属、器械延寿及虚拟人、医用材料等学科专业的优势，建立交叉联合实验室1个、交叉联合项目4个，立项59个交叉项目，双方建立“临床医生+高校教授”组成的“双PI”制度，负责项目具体运行，围绕“共同准备课题、共同培养人才、共同投入基金、共同选题研究”原则推进项目落地和成果产出。同时，院校双方深入推进共同招聘博士后、联合培养研究生政策落地，积极鼓励双方教授联合申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3.5搭建“院-企合作创新”平台


医院与企业开展合作主要是以推动临床问题与产业需求切实结合为出发点，以实现科技成果临床转化和应用为目的。院企联合研发平台是创新型医院与企业强化合作的重要形式[13]，能够有效带动医学科技创新发展。


2021年医院开始探索建立“院企联合研发中心”（以下简称“院企中心”）[14]。截至2025年，医院与25家企业共建院企中心，引入横向经费4.34亿元。院企中心实行院长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建设申报时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及目标任务，要有跨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参与，还要设立5～7名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指导机构，每个院企中心下设若干个联合攻关研究项目。申报流程为所在科室初审、院级评审组论证，经院长办公会和党委会集体决策后，方可立项成立。


3.6打通成果转化堵点和难点


建立成果转化信息服务平台，在联合研发、成果推介、转化落地和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建立了“朋友圈”，筛选出优质成果进行统筹规划和产业布局，举办成果推介会和项目路演，促进项目与市场的对接[15]。建立医院内部管理制度体系，形成从决策到收益分配、知识产权国有资产化管理全过程。开展分层次、标准化的专利服务以及高价值专利预审工作。创新工作方法，从专利研发目的、技术优势、预期分析、研发思路、效益分析5个维度制定专利技术评估量


表，应用6个成熟的方法评价成果转化可能性，高价值专利授权率达95%。20XX年获得北京市首批知识产权运营试点单位及专利预审资质，缩短了专利授权周期至6个月以内。2024年与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合作共建首个基于医院建设的“专利预审员实践基地”。


4.讨论


该院依托丰富的临床资源、科研创新能力以及独特的区位优势，开展有组织的“医产学研合作创新”，形成了以医院为主导、平台为支撑、制度为保障、人才为核心、转化为导向的科技创新品牌。在运行过程中，仍面临一些难点。为促进“医产学研合作创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结合该院实践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4.1加大跨学科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


“医产学研合作创新”离不开政府的资金投入、政策扶持、研发场地的提供、税收减免政策、融资和准入审批等方面的支持。行业主管部门应搭建更多的交叉创新平台，支持各方开展跨学科合作；加大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国家级应用基础性研究基金投入，强化交叉学科领域项目资助，强调从临床问题出发、促进学科融合。在项目立项、审核与验收各环节，应将自主创新水平及国产化程度作为重要评估指标，优先支持国产化程度高的科技创新项目。成果评价应转变以科研论文为主的考核机制，聚焦临床应用和产业化指标，推动一批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技术与方法落地。


4.2完善医院合作创新管理体系


交叉合作创新为医院高质量发展赋能，但对科研管理而言仍是新领域。近年来该院在推动合作创新方面探索出特色路径，但管理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应进一步建立科研过程的监管与督导[16]、成果评价和激励、利益分配与冲突协调等机制，重视科技实际产出，保障各方合法权益，激发合作积极性[17]。探索建立可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奖励与退出机制。此外，医疗创新往往具有漫长曲折的产业化过程[18]，结果未必达到预期，合作各方应秉承包容审慎的态度，宽容失败，客观分析原因，共同决定是否调整方向或终止项目[19]，并及时总结经验。


4.3深挖医院自身学科优势


学科是医院科技创新的根本源泉[20]。该院学科领域齐全、技术特色鲜明，特别是骨科、运动医学科、妇产及生殖医学科、眼科等享有盛誉。近几年高水


平“医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多来自这些优势学科。因此，要想在“医产学研合作创新”上突破，离不开强大的学科支撑。医院应集中力量发展优势特色学科，广泛布局一般学科聚焦特色、差异化发展，重点培育新兴交叉学科。


4.4加快跨学科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合作创新中最宝贵的资源，特别是既懂医学又懂理学、工学、管理学和市场规律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医疗机构应进一步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互补性资源，完善合作育人的有效机制，为创新人才培养创造独特条件。例如，积极探索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跨学科人才，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双导师制”，联合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快高层次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探索人才交流有效路径；结合医院实际与学科特点，通过人才双聘、科研项目合作、联合申报、学术交流等方式引进和使用外部人才，弥补创新人才不足。


4.5建立高效协同的信息沟通机制


医产学研合作创新是多层面、多要素协同的体系，各方利益诉求、价值观念与文化背景各异，建立长效、便捷的沟通渠道，以及保障信息即时全面共享尤为重要。院内管理部门应搭建信息交流平台，通过定期举办线上线下交流活动、学术沙龙等，促进信息沟通与共享。既要邀请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走进医院，也要鼓励医务人员走进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深入交流与调研，将临床需求与前沿科学、市场需求与科研方向有机结合。同时，通过干部会、院周会、青年学术骨干与学科后备人员会议等，广泛宣传交叉创新政策支持，营造创新活力氛围。


5.结论


该院通过建立以医院为主导、平台为支撑、制度为保障、人才为核心、转化为导向的有组织“医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有效整合了院内外创新资源，打通了从临床需求到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实践表明，该模式构建了可持续“医产学研合作创新”生态，显著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与成果转化水平，为同类医院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医院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漳州市第四医院卢静


随着基本医疗保险全民覆盖政策的推进和“三医”（医保、医疗、医药）协同治理新方向的明确，我国医疗管理体系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对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和精细化运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为此，大多数医院在绩效考核方面进行深入探索，通过明确医院绩效考核目标，以期实现医疗服务质量和医院经济管理能力的提升。


一、医院绩效管理的价值及常用管理工具


（一）医院绩效管理的价值


医院绩效管理工作通过绩效评价的方式对医院各个科室及个人的贡献值进行评判，具备多重核心价值。


首先，医院开展绩效管理能够响应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医院整体发展规划可逐层拆解为科室、个人可落地的阶段性工作目标，让各岗位的工作方向与医院发展方向保持统一，避免各科室独立开展工作出现发展割裂问题。其次，绩效管理能够均衡医疗服务与运营管理。依托标准化评价指标同步约束医疗质量、患者服务、运营成本等工作，弱化单纯营收导向，推动医院公益属性与可持续运营协同发展。再次，绩效管理能够搭建职工成长激励体系。医院通过完善量化考核体系，完整衡量职工工作成果，并配套分层激励制度，能够带动医护人员主动精进专业技能。最后，绩效工作可提前防控院内各类管理风险。日常考核过程能够及时识别诊疗流程、科室运营、人员管理存在的隐患，相关管理人员提前介入整改，能够减少医疗纠纷、资源损耗、管理无序等各类经营风险。


（二）医院绩效管理工具


当前，医院绩效管理可以选用多种管理工具，包括目标管理法、关键绩效指标（KeyPerformanceIndicator，KPI）考核法、平衡计分卡法和360度考核法，不同绩效管理工具各有适配优势。


第一，医院在绩效管理中应用目标成本法，不仅可以将医院发展战略目标与员工个人发展目标紧密结合，还可以清晰划分各科室阶段性的工作任务。然而，其存在整体目标量化难度大、向下细化分解目标时无成熟标准、指标复杂导致后期动态调整灵活性不足、易催生短期化工作行为等局限。


第二，KPI考核法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最常用的方法，将其融入医院绩效管理，可发挥其对工作人员行为进行量化评价的优势。该方法运用面广，不仅能降低指标设计的难度，还能解决绩效管理中存在的公平性问题。但该方法在运用过程中容易陷入“数字陷阱”，使医院职工只关注考核工作，忽视其他工作，影响医院的有效运行。


第三，平衡计分卡也是一种常用的考核办法。其可以结合医院发展的不同维度设置不同的考核指标，确保考核指标的平衡性、考核的全面性、结果的客观性。但是，该绩效管理方式对信息质量要求高，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于小型医院来说开展难度较大。


第四，360度全方位考核可实现多角度客观评价，但是医院使用这一方法需要投入较高的成本，易使内部管理出现不信任问题。此外，医院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统计业绩工作，容易造成绩效管理与日常经营工作本末倒置。


由此可见，不同绩效考核和绩效管理方式具有不同的优势与难点，医院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情况、业务结构及中长期发展需要合理选择绩效管理模式[2]。


二、医院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考核目标与医院发展战略脱节


从我国医院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来看，部分医院存在考核目标不明确的问题，未将考核目标与医院发展战略结合，导致绩效管理系统无法在医院中全面有效落实。部分医院仅将绩效考核视作薪酬分配的核算工具，在制定考核目标时只是参考当年短期经营任务，考核体系缺少公益医疗、患者体验改善、医院发展建设、人才培育等长期指标。当短期工作任务和长期发展规划出现脱节时，就会阻碍医院的长远稳定发展。


（二）绩效管理组织保障机制不完善


完整的绩效管理包含目标制定、过程跟踪、周期评价、结果反馈、整改提升五大环节，各环节环环相扣形成闭环运行体系，是保障绩效管理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从当前部分医院的绩效管理工作落实情况来看，绩效管理仅完成周期评价这一单一环节，并未搭建完整的闭环体系，存在体系构建层面的核心缺陷。以某医院为例，该院绩效考核主要围绕职工业绩开展，并依据考核结果分配各科室资源，绩效考核由此成为人力资源调配的重要手段，但该院未设置相关职能机构开展纠偏工作，同时缺乏考核后的问题复盘、整改跟踪等关键流程。


（三）绩效评价指标设计不合理


部分医院的绩效评价指标设计将科室创收金额作为核心内容，医疗服务质量与医疗水平方面的指标设置权重占比较小，无法保证考核的全面性。而且医疗评价中主要以医疗水平、质量、效率等方面的指标为基础，缺乏关于患者评价、医护人员自身成长方面的指标，导致绩效考核结果缺乏客观性。同时，考核指标的设计过于“闭门造车”，既没有借鉴国内成熟医院管理的先进经验，又没有聘请第三方专家进行专业评估，导致考核指标设计的合理性和前瞻性存在不足。


（四）绩效管理人员的绩效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在新医改背景下，医院绩效管理人员不仅需要掌握绩效考核流程，还需要灵活运用各种现代化的绩效考核工具客观评价各部门及医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成果。然而，从当前医院绩效考核人员工作开展情况来看，部分人员在政策执行与解释、结果宣布等环节不注重方式方法，引发员工的负面情绪，甚至产生矛盾和纠纷。由此可见，绩效管理人员低下的绩效管理能力影响了绩效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3]。


三、医院绩效管理优化的有效策略


（一）设置绩效管理战略目标


医院绩效管理不是奖金分配活动，而是完成医院发展战略的手段。因此，医院在绩效管理方案设计中必须明确以下五个维度的绩效管理战略目标，再以此为基础设计绩效考核指标及计分办法。第一，公益服务目标。医院是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立足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定位，将为公众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作为重点，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第二，患者满意目标。新医改要求医疗机构必须以患者为中心，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因此，医院开展绩效管理应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将患者的意见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评价指标。第三，长效运营目标。医院需要校准发展定位，不断优化业务流程，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将稳定运营作为医院考核的重要内容，提升医院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人才发展目标。医院应强调以人为本，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养，提升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与专业技能。将医院战略目标进行细化，在绩效管理指标中融入医护人员的自我成长目标，实现职工与医院协同发展，并在各个工作岗位有效落实[4]。第五，医疗提质目标。医院应加强医疗软硬件设施投入，持续完善软硬件诊疗配套，严控医疗差错，不断提升


医疗服务质量与能力，确保医院绩效管理提质升级。


（二）建设绩效管理组织保障体系


医院可成立绩效管理小组，对绩效考核的流程及制度等进行完善，同时由信息技术科室辅助做好绩效考核信息的处理工作，保证信息的公开性；通过多个科室合作推进绩效考核工作，保证绩效考核的公平性。在科室层面，为保证数据统计的有效性和考核工作的准确性，各个科室应设置专门的绩效信息统计人员，做好考核信息的上报工作。如果出现绩效考核信息统计或者报送不及时的情况，需要对科室及信息统计人员给予警告，提升绩效管理信息的准确性。


（三）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医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医院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医院绩效管理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因此，保障绩效指标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前瞻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保障绩效指标设计的科学性，医院可在绩效评价指标设计中融入平衡计分卡管理办法，按照该办法结合医院的发展战略目标构建绩效指标体系和指标库，确保医院的绩效管理实践与理论有效结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医院可以结合自身宗旨及远景规划等确定战略目标，从患者、财务、内部运转以及医护人员的成长四个维度确定绩效评价指标。


在患者维度方面，需要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转变服务态度，降低患者的投诉率，提升医院的社会形象，保证患者就医的安全性和满意度；在医院财务维度方面，医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医院发展尤为重要，在财务指标的设置中，需要充分盘活医院资源，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绩效管理中将财务保障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和评价标准；在医院内部业务运转维度，强调资源优化配置，增强医疗服务质量控制能力，确保医院有效运行。指标设置可以从医疗质量、效率以及水平三个层面进行。在医护人员的成长维度，需要考虑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升、职业保障、职务晋升等与医院发展同步[5]。


此外，为了保证医院绩效管理指标的合理性，在绩效管理指标选择中可以将国内比较成熟的公立医院绩效评价办法作为主要参考。同时，通过层次分析及专家咨询的方式对医院绩效指标的权重进行合理划分，构建更加具有前瞻性的绩效评价体系。例如，将上述维度的绩效考核指标按其与患者的相关性和与医院经济相关性的大小归为医疗及经济两个大类并赋予同等的权重，以平衡患者权益和医院的经济利益。


（四）加强对绩效管理人员的培养


医院应将增强绩效管理人员的交流意识作为培训重点。医院管理层要督促绩效管理人员运用激励性和鼓励性的语言，提升医院职工的积极性，保证绩效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如果绩效考核中发现存在缺陷问题，需要对绩效管理结果和发现的不足进行客观阐述，使职工意识到自身需要提升和改进的地方，尽量不使用指责的语气与职工进行沟通。针对考核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尽可能采用集中说明的形式对常见的问题进行反馈，并集中讨论解决措施，缓解职工对绩效管理工作的抵触心理。同时，针对考核中出现的隐私性和个人问题，需要采取私下单独讨论的方式，以鼓励的态度为主，使职工意识到绩效考核工作是为了促进自我提升，通过正向的沟通方式促进职工不断发展。此外，医院必须结合各部门的工作性质，提升各部门绩效管理人员的绩效管理能力[6]。


四、结语


在新医改持续深化与健康中国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医疗行业精细化、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发展导向，绩效管理作为公立医院优化内部治理、提升服务效能、夯实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抓手，其改革与优化工作至关重要。基于此，文章立足医院绩效管理的实施难点与现存问题，构建了系统化的优化提升路径。


完善的绩效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平衡医院公益服务属性与市场化运营发展需求，充分调动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患者就医满意度，助力医院突破管理瓶颈、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未来，医院需要持续结合医改政策导向与自身发展实际，动态优化绩效管理模式，推动绩效管理从单纯的薪酬分配工具转变为赋能医院高质量发展、深化精细化管理、践行公益医疗使命的核心治理手段。


“十四五”时期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舒天楚


0.引言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既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建设行动、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深入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已从以专项整治和集中攻坚为特征的阶段，逐步转向以长效机制建设和系统提升为导向的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由于涉及村庄分布广、人口密度差异大、基础设施供给不均衡、治理成本偏高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多样等特征［2-3］，始终是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难点之一。


“十四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工作作出一系列部署［4］，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被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和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任务［5］。


2021年以来，我国围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相继出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


—202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的通知》等重要政策［6-7］，逐步形成了涵盖顶层设计、设施建设、分类减量、资源化利用、金融支持和运行管理的系统性制度框架。总体上看，相关政策导向日益清晰，既强调健全县、乡、村三级收运处置体系，又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垃圾源头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并将农村有机废弃物协同处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和安全运行监管纳入治理重点。从治理成效看，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已经从早期解决“有没有”的阶段，加快转入解决“好不好”和“长效稳定”的阶段，农村垃圾治理成效显著，村庄环境基本实现干净整洁。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仍面临明显的不均衡和不充分问题［8］，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山区村庄和财政基础薄弱地区［9］，收运处置体系运行质量、无害化处理能力、分类减量水平和长效保障机制仍存在明显短板。


现有研究多从分类模式、处理技术、投融资机制或个案地区经验等角度展开［10］，对全国尺度下“十四五”时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总体成效、区域差异、结构性短板及其深层制约的综合研究仍相对不足［11］。相比单一案例分


析，从全国层面识别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总体进展和空间分异，更有利于把握新阶段治理重点和政策优化方向。


基于此，本研究以“十四五”时期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文本、统计数据和典型实践材料，深入剖析当前全国角度下治理工作面临的瓶颈问题，并提出科学可行的优化对策，为推动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


1.“十四五”时期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总体进展


1.1政策与标准体系建设情况


“十四五”以来，我国围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在顶层设计层面，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作出重要部署。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这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重要遵循，明确了到2025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总体目标，同时按照3类地区制定了分目标；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提出明确要求；2026年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逐步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常态化运行保障机制。在部门协同层面，202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6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十四五”时期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的工作目标与5大重点任务，厘清各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同年，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年）》，针对农村地区垃圾随意倾倒掩埋提出新要求，推动村庄保洁和农村生活垃圾非正规堆放点排查整治；2025年，生态环境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对责任主体、经费保障、偏远村镇小型化分散式焚烧设施建设等提出明确工作要求。在地方落地层面，各省（区、市）结合区域实际均出台了配套实施方案，其中22个省（区、市）和14个地市相继出台了包含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相关内容的立法条例。


此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标准化水平也逐步提高［12］。2021年发布的GB/T51435—2021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是我国首个专门面向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正式进入标准化时代。地方层面，多省份先后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技术指南、示意图、图册和资源化利用手册，并在示范创建、运行安全、专家指导和现场推进机制等方面进行


了多样化探索［13-14］。可以说，政策与标准体系的持续完善，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由“工程建设导向”向“制度和能力建设导向”转变提供了基础。


1.2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情况


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最基础的环节。“十四五”时期，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已建立“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县、乡、村三级设施和服务网络不断完善。对于城市或县城近郊村庄，依托现有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实现统一收运、集中处理；对于偏远地区村庄，逐步探索小型化、分散化的处理模式。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保持在90%以上，得到无害化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达到87%以上，95%以上的行政村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53%以上的行政村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18%以上的行政村实施了村庄生活垃圾治理收费机制。从根本上扭转了农村生活垃圾“脏乱差”的局面，村庄基本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当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效较好的村庄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这些地区农村普遍具有人口居住集中、县级财政资金充足、监管机制完善、市场化运行水平高等特征。其监管激励机制建设、专业化运维团队引入等经验具有推广价值，治理模式与设施配置则需结合各地实际因地制宜，避免采取统一化的强制性推行策略。


1.3运行监管与多元保障能力


随着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逐步进入长效运行阶段，运行管理和保障机制的重要性显著上升［15］。近年来，各地治理模式逐渐由“镇村自治”向“县域统筹”转变，市场化、专业化管护模式广泛推广，运行监管的精细化水平显著提升。福建全省84个县市区中已有45个实施市场化运维模式，省级财政对完成年度市场化任务的县市区给予专项补助；湖北红安县通过双公司划片竞争和绩效考核机制提高服务效率；甘肃则通过全域全时段无人机航拍巡查的监管模式


［16］，大幅提升了监管效率与覆盖面，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效常态化监管落地见效。


在资金保障方面，中央预算投资、开发性金融支持、省级补助、分类示范奖补和农户适度付费等多种方式共同发挥作用。20XX年，国家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整县推进项目，每年落实中央预算投资30亿元，支持中西部近300个县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17］。202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开


发银行出台政策，通过开发性金融支持县域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建设，覆盖全国26个省份400余个县市区，有效破解了基层设施建设的资金瓶颈。全国半数以上省份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县市、镇村给予专项财政补助，山西、山东、江苏、福建等省份分别针对示范县、试点乡镇、示范村庄制定差异化补助政策，推动国家层面政策要求转化为地方治理实效。此外，很多县级地区为减轻本级财政压力，探索建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收费机制。虽然当前资金投入仍存在不足，但从治理逻辑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已不再是单纯依靠一次性项目建设，而是逐步转向“建设、运行、监管、评估”一体化推进的新阶段。


1.4适用技术和处理模式的发展情况


近年来，我国积极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适用性技术［3，18］，主要包括小型卫生填埋、生物处理和小型化焚烧技术等。小型卫生填埋是通过覆盖、压实、防渗及渗滤液收集等措施对垃圾进行有效掩埋处置，该技术是现阶段我国偏远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主要方式，目前该类填埋场大多不具备渗滤液处理能力，需将渗滤液收集、集中储存后定期外运处置；生物处理是利用微生物将有机垃圾分解转化为肥料的过程，在一定的控制条件下，将农村生活垃圾中的可降解成分在微生物作用下转化为稳定的腐殖质，利用发酵时的高温杀死垃圾中的病菌、虫卵等，成为可施用于农田的土壤改良剂或肥料；小型分散式焚烧处理技术因其占地面积小、减量效率高等优势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


面对小型分散式焚烧处理技术的高需求情况，各级部门开展了一系列的规范化措施，推动行业健康化高质量发展。国家层面，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偏远地区的小型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指导山西省平定县、云南省云龙县、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3个地区率先开展镇村生活垃圾小型化焚烧试点建设工作，对生活垃圾治理体系模式、技术工艺、管理机制等提出规范性要求，目前各试点均进入建设阶段。省级层面，湖南省对全省农村生活垃圾小型化焚烧设施的数量及运行状况开展全面排查，对技术水平低、运行效果差、污染严重的设施分批取缔拆除；湖北省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因地制宜开展小型焚烧设施建设试点，并纳入省政府2024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辽宁省选取建平县、昌图县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小型化焚烧试点工作，探索极冷严寒环境下的小型化焚烧适用技术；西藏自治区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开展6个县的小型化焚烧试点工作，探索高原高海拔缺氧环境下小型化焚烧适用技术。


2.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区域差异与结构特征


2.1产生量与组分特征量具有明显区域差异


根据《2024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数据（表1），2024年全国农村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约2.03×108t，较2021年增长0.50%。从区域分布看，中部地区生活垃圾产生量最高，占全国总量的36.45%；东部地区约占30.54%；西部地区约占28.08%；东北地区占比最低（4.93%）。从人均产生量看，全国平均水平约为0.91kg（/人·d）。其中，中部地区达到0.96kg（/人·d），为全国最高；东北地区约0.80kg（/人·d），为全国最低。相比于2010年报道的数据［19］—


—村镇两级居住社区的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分别为0.5~1.0kg（/人·d）和0.4~0.9kg（/人·d），显然，当前全国农村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已处于2010年报道中村镇两级居住社区的上限附近，尤其是中部地区已接近当年镇级社区的上限1.0kg（/人·d），且逐渐接近城市垃圾产生水平，例如2025年上海市的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38kg（/人·d）。研究表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压力不仅取决于治理基础，更与垃圾产生规模和人均产生强度密切相关。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农村居民生活方式转型较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其垃圾治理负担相对更重；西部和东北地区虽然垃圾总量较低，但由于村庄分散、交通距离长和终端设施密度偏低，实际治理难度并不低。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组分具有显著的差异性［20］。在总体构成上，以厨余为代表的有机垃圾和以灰土为代表的无机垃圾是其主要组成部分［19］。从空间分布来看，农村垃圾组分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南方地区厨余垃圾及橡塑类可回收物占比较高，而北方地区则以灰土类垃圾为主。与城市生活垃圾相比，农村垃圾中厨余、灰土及惰性组分比例更高。在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生活垃圾中纸类、橡塑类等组分的占比已趋近于城市水平［21］。


2.2分类推进呈现东高西低、平原优于山区的格局


根据2024年全国乡村建设信息监测平台数据测算，不同区域之间垃圾分类推进情况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行政村占比约为72%，明显高于中部（48%）和西部地区（38%）；东北地区居中，约为57%。由此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和治理组织能力对分类推进具有重要影响。东部地区由于财政基础较好、市场回收体系相对健全、群众接受程度较高，更容易推动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和分类利用的有机衔接；而中西部地区则更易受到设施不足、运维能力不足和农户参与动力不足的制约。


由2024年全国乡村建设信息监测平台数据可知，不同类型村庄的垃圾分类率（即开展垃圾分类行政村占比）也存在差异。从不同村庄类型看，山区村庄的分类率（46%）显著低于海岛村（72%）、丘陵或山地平原结合村（58%）和平原村（55%）。因此，分类推进不仅是政策和宣传问题，更是空间组织和运输条件问题。山区村庄居住分散、集聚程度低、收集设施布设难度大，且后端转运成本高，导致简单复制平原地区分类模式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而，分类推进必须充分体现地域适配性，而不能照搬城市或平原地区经验。


2.3处理方式的结构特征与区域差异


全国各省份农村垃圾7类不同处理方式的占比情况如图1所示。总体来看，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可以实现收集转运至城镇无害化处理的行政村占比约为87%，说明依托城镇无害化处理设施（卫生填埋场或焚烧发电厂）的转运处置方式在当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传统的村级焚烧、卫生填埋、简易填埋、露天堆放以及农户分散自处理等非集中式处置方式合计占比约为13%，说明仍有小部分行政村因受财政压力、设施短板、收运条件等制约，其产生的生活垃圾无法收集转运至城镇无害化处理设施。


各区域间也存在不平衡性，西部地区非正规处理方式的占比显著高于全国均值，非正规处理方式中以小型化焚烧处理和采用防渗措施的填埋为主。东部地区则基本以转运至无害化处理设施为主，非正规方式占比甚微。这一空间分异格局表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交通便利性及城镇基础设施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西部地区仍是无害化处理全覆盖的薄弱环节。


2.4收运处置体系与无害化处理水平存在显著空间分异


从空间分布而言，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与无害化处理率均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分布特征（图2、图3）。与2021年相比，2024年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与无害化处理率均有所增长，但空间分布差异仍然存在。总体而言，高覆盖率（90%~100%）与高处理率（90%~100%）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及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处于较低水平。


这种差异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终端设施布局、运输半径、人口集聚程度和管理能力密切相关。东部地区往往具备较好的交通条件和较成熟的县域处理体系，便于通过一体化模式实现高覆盖、高效率运行；而西部地区中偏远山区和边远村庄占比较高，这些地方更多面临距离远、成本高、设施不足和持续运维难的问题。因此，从全国尺度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关键不只


是继续提高平均覆盖率，更在于补齐偏远地区和特殊类型村庄的治理短板。从空间分布来看，我国各省份在偏远行政村（距离县城50km以上）的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覆盖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图4）。东部沿海及中部大部分省份偏远行政村的比例集中在1%~10%，表明这些地区尽管存在一定数量的远距离行政村，但其垃圾收运处理体系相对完善，覆盖盲区较少。相比之下，西部、西南以及东北部分省份的比例明显偏高，达到17%~25%甚至25%~53%。


空间分布的差异反映出地形复杂、地广人稀或经济基础薄弱等制约因素导致偏远村庄的垃圾收运处理难度较大。总体而言，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能力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梯度格局，偏远行政村的垃圾治理短板在西部边境地区尤为突出，需因地制宜加强基础设施与运输网络建设。


3.当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挑战分析


3.1源头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推进缓慢


尽管全国53%以上的行政村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但分类工作整体推进质量不高，源头减量与资源化利用效果未达预期，成为当前治理工作的核心短板。经分析主要原因如下：①居民分类意识与参与度不足，多数农村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不足，缺乏参与动力，混投混放现象普遍存在，分类效果大打折扣；②分类模式“水土不服”，部分地区照搬城市分类模式，未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特点与农民习惯制定简便易行的分类方法，“一刀切”的分类方式缺乏可操作性，不仅未实现减量目标，反而加剧了农民的抵触情绪；③区域与地形差异显著，中部、西北地区分类工作推进缓慢，山区村庄分类比例远低于平原、丘陵村庄，现行分类政策未充分考虑地理条件差异，导致偏远山区分类工作难以落地；④资源化利用链条不健全，易腐垃圾堆肥产物存在肥效低、出路窄、经济性差等问题，缺乏完善的产品标准与消纳渠道，可回收物“两网融合”仍停留在试点阶段，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体系不完善，“分类后再混运”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打击了农民的分类积极性。


3.2偏远地区治理短板突出


偏远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当前全国工作的“卡脖子”环节，普遍面临“拉不出去、处理不了”的双重困境。主要原因如下：①收运成本过高为地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全国约13.7%的行政村距离县城50km以上或运输时间超1.5h


（数据来源：2024年全国村庄建设统计调查平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些村庄运输距离远、路况差，收运环节成本占全链条总成本的73%以上［1］，


部分海岛、丘陵地区收运成本占比甚至超过90%，偏远村庄吨公里收运成本约为城市平均水平的2~7倍，高昂的成本给地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易导致垃圾清运不及时、非正规堆放等问题反弹；②末端处理能力不足为地方垃圾治理体系造成巨大困难，偏远村庄约79.0%采用小型填埋方式、7.8%采用小型焚烧方式，约40%的既有县级卫生填埋场已处于饱和状态，且这些村庄多位于生态敏感区、林地或农业用地，土地审批严格，新建设施难度极大；③小型分散式处理技术水平较低，多数偏远地区小型化焚烧设施建设运维水平低［22］，防渗、烟气净化、渗滤液处理等环保措施不完善，难以有效实现垃圾减量化，甚至存在较大的二次污染风险。


3.3运行管理与监管体系不完善


当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仍存在“重建设、轻运维”的问题，运行管理与监管体系的短板制约了治理工作的长效可持续推进。主要原因如下：


①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地区县级政府缺乏科学统筹与专业管理，未建立城乡统筹治理机制，将治理责任简单下放至乡镇与村委会，而乡镇、村缺乏足够的人力、财力与专业能力，也无力协调上级部门解决治理难题，导致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不畅；②监管覆盖面与效率不足，全国现有50万个行政村、400多万个村民小组，传统人工检查方式难以实现全覆盖，多数省份人工检查样本不足全部行政村的5%，样本量少、发现问题有限，难以形成持续震慑，信息化、智能化监管手段仍未广泛推广；③基层专业能力不足，乡镇层面普遍缺乏专职的农村生活垃圾管理人员，保洁队伍多为年龄偏大、素质偏低的本地村民，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设施运维、分类指导、污染防控等工作难以规范开展，专业化治理水平不足。


3.4资金保障机制不健全


资金短缺是制约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运行的核心瓶颈，当前尚未建立稳定、多元的资金保障体系，基层运营压力突出。主要原因如下：①建设资金存在较大缺口，中央层面未安排专项建设资金，省级层面仅15个经济条件较好的省份设有专项资金，云南、西藏、青海等设施缺口较大的西部省份尚未覆盖，县级政府作为建设投入主体受地方财政普遍承压的约束能力有限，目前全国仍有约13%的村庄生活垃圾处理未达到无害化要求，据测算，全国所有村庄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需新增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约6×104t/d，按照每吨投资50万元计算，总投资约300亿元；②县级政府运行经费压力较大，中央层面未设立专


项运维补助资金，治理资金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投入，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级财政能力有限，难以承担持续的治理支出，据测算，农村生活垃圾人均年治理成本约为100元［23］，则平均每县每年需支出2000万元治理农村垃圾（按照县均农村人口20万人计算），对县级财政形成巨大压力；③社会资本参与度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小而散，即使以县域为单元打包，盈利空间也十分有限，对社会资本吸引力不强，市场化运营模式难以大范围推广；④居民缴费机制不完善，全国仅约18%的农村居民缴纳了生活垃圾保洁费，人均年缴费不足20元，仅相当于治理成本的1/5，既难以补充治理资金，也无法形成居民共治共享的责任机制，治理工作过度依赖政府财政“兜底”，可持续性不足。


4.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能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存在的城乡非均衡、源头减量不足、长效机制缺失及资金瓶颈等核心问题，本研究从重构治理体系、深化资源利用、健全监管机制及完善保障政策4个维度，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4.1强化县域统筹引领，优化空间治理布局


应将县域视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基本单元，深化顶层设计，破解区域碎片化与城乡分割治理的困境。首先，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针对毗邻城镇的近郊村落，依托现有市政基础设施网络，深化城乡一体化收运处置体系，实现集约化运营；对于交通通达度低、物流受阻的偏远村落，应转变“全量外运”的传统思维，推广原位源头减量及小型化、分散化、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从根本上降低物流成本。其次，优化基础设施空间配置。综合考量人口密度、地理特征与垃圾生成强度，科学规划收集、转运及末端处置网络，推动环境卫生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的“两网融合”及有机衔接。最后，健全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机制。明确“县级统筹、乡镇主体、村级配合”的权责边界，强化县级政府在规划引领、财政保障及绩效评估方面的核心职能。


4.2因地制宜推进源头分类减量，提升资源化利用效率


契合农村生产生活特征，构筑以“简便易行、实效导向”为核心的分类与资源化利用体系，从源头缓解收运末端压力。第一，分类组织试点引领。依托“无废城市”建设等契机，选择基础坚实、群众认同度高的区域率先实现分类全覆盖，形成可复制的范式后再逐步有序推广，切忌盲目“一刀切”。第二，构建适应我国农村特点且简便易行的垃圾分类方式。重点推进惰性垃圾源头分出与就近就地消纳，农村生活垃圾中惰性垃圾占比约15%~35%［19，21］，主要


为庭院清扫灰土、废弃砖石、取暖灰渣等，相比城市生活垃圾比例较高。据测算，若能够实现30%~50%的惰性垃圾源头减量，可有效降低运输能耗、减少焚烧设备损耗、缓解末端处置压力，带动全链条处理成本下降25%~35%。抓好惰性垃圾的有效分流与就地消纳，是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链条运行效率的核心举措。第三，畅通资源化利用全产业链。充分挖掘农村生态消纳潜力，推动易腐垃圾与厕所粪污、农业秸秆、畜禽粪污的异质协同处置及肥料化产品回田渠道；健全县乡村三级再生资源回收网络，深化环卫与再生资源系统的整合，强化低值可回收物政策激励。第四，规范有害垃圾监管。构筑严密的单独收运与无害化处置链条，严防生态环境次生风险。


4.3健全长效运维监管体系，强化专业化治理能力


为解决“重建设、轻运维”的体制性障碍，推动治理模式从粗放型向精细化、专业化转型，可通过如下方式展开。一是全方位导入市场化机制。以县域为单元引入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实体，推行环卫设施全生命周期建管模式；建立以服务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与付费机制，强化激励约束。二是创新智慧化监管范式。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物联网、无人机及信息化管理平台等数字化技术，构建覆盖收集、转运、末端处置的全流程、全时段监管网络，实现静态监测向动态管控的转变；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强化职责协同。三是提升基层实施主体能力。在乡镇层面设立专职环境管理部门，加强对基层管理人员、保洁人员的专业化系统培训，完善保洁人员薪酬激励与社会保障。四是深化村民自治共治模式。发挥村规民约的柔性约束与积分制的激励效应，推动垃圾分类与保洁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形成多元主体共商、共建、共治新格局。


4.4构建多元资金保障网络，强化政策技术赋能


为建立稳定、可持续、合理分担的财政与政策环境，保障治理体系的长效运行，可通过如下方式展开。一是强化公共财政投入保障。设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补助资金，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生态敏感区及偏远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关键节点设施建设及小型化技术推广，完善财政资金绩效管理。二是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充分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推行特许经营（PPP）等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三是稳步推进农户有偿使用制度。基于“谁受益、谁付费”原则，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及方式，收支透明、专款专用。四是强化技术政策支撑力度。加快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小型化焚烧、低


温填埋及易腐垃圾资源化利用等技术的国家及行业标准体系；加大针对低成本、低污染、易运维适用技术的研发攻关与推广力度，为基层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5.结论


“十四五”时期，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收运处置体系基本实现广覆盖，无害化处理水平大幅提升，技术模式持续创新，源头分类与资源化利用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当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仍处于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型的关键阶段，源头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推进缓慢、偏远地区治理短板突出、运行监管长效机制不健全、资金保障不足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矛盾依然突出。


“十五五”时期，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应立足乡村振兴总体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县域统筹为抓手，以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为原则，重点优化治理体系布局，深化源头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健全长效运行监管机制，完善多元资金保障体系，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从“全覆盖”向“高质量”转型，从“末端处理”向“全链条治理”升级，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博物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路径探析以安徽博物院为例


安徽博物院党建研究课题组


总书记指出，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机关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位。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下，推动党建工作与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既是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推动文博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一、深刻认识博物馆行业加强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重要意义


（一）党建工作对业务工作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2021年，中宣部、国家文物局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坚持党对博物馆事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党建工作能确保博物馆业务始终遵循党的方针政策，使展览策划、学术研究、社会教育等业务工作紧扣时代主题，传递正确价值观。通过政治理论学习、党性教育，增强员工的政治素养和责任意识，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文博队伍，推动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业务工作对党建工作的支撑和检验作用


博物馆文化产品为党的宣传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载体。近年来，安徽博物院精心策划“山河安澜——淠史杭灌区主题展”“烽火江淮——安徽革命史陈列”等多个红色展览，为“四史”教育提供丰富内容，近十个展览入选国家文物局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博物馆业务活动也为党建工作提供了多样化实践场景，通过“志愿服务基层行”“家门口的博物馆”“鉴宝江淮行”等活动，将文化服务送进社区、学校、商圈、乡村，一方面有效扩大了党建工作的辐射效应，另一方面也使党建工作的成效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得到具象化呈现与直观检验。


二、博物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内涵界定与现实问题


所谓“深度融合”，是指党建与业务超越表象化的简单叠加，在目标导向、运行机制、实践载体、考评体系等维度实现有机统一与双向赋能。具体而言，


它大致包含三层判断标准：一是目标同向，党建工作围绕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来谋划，业务工作以党建要求为价值引领；二是机制贯通，党建与业务在工作部署、资源配置、考核评价等环节实现一体化运行，而非“两张皮”；三是成效互验，党建工作的成效通过业务成果和社会效益来体现，业务工作的质量反过来检验党建工作的实效。概括而言，“深度”的核心标尺在于：党建能否真正内化为驱动业务发展的核心动能，而非游离于业务之外的外加事项。对照这一标准，在新时代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党建引领作用尚需进一步增强，其与业务工作的融合仍不够紧密。结合博物馆工作实践，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动融合意识不强


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意识到党建工作做得好，不仅能推进业务工作开展，还能解决中心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没有从推动业务工作的角度去谋划、思考党建工作，找不准结合点和突破口。“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等党建活动内容未能充分体现博物馆行业特色，形式不够创新，学用结合还不够紧密。


（二）系统融合机制不健全


有的同志认为党建工作主要是做“人”的工作，周期长、见效慢，成效难以在短时间内综合显现；业务工作主要是做“事”的工作，周期短、见效快。实际工作中有的党支部尚未完全做到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体推进，对党建与业务工作特点分析研判不够。在考评机制方面，未对党建工作成效形成量化评估体系，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的成效不够明显。


（三）深入融合举措不够


在党建与业务融合方面存在馆藏资源转化不够充分、主题党日结合不够紧密、党建品牌塑造不够有力等问题。如部分革命文物、党史资料仍停留在静态陈列阶段，未能系统转化为党建学习教材或现场教学课程，资源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挖掘不深。部分活动设计与博物馆当前面临的业务难题关联性不强，未能有效发挥党建引领业务攻坚的作用。部分党支部对自身资源优势、职能特点挖掘不深，品牌定位不够清晰，缺乏系统规划和持续深耕，尚未形成具有行业特色、公众认知度高、个性鲜明的示范性品牌。


三、博物馆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


（一）厘清融合逻辑：把握“三个统一”，有效筑牢思想根基


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前提，是深刻认识二者的内在一致性，避免将党建视为


“附加任务”，而是将其作为业务发展的“红色引擎”。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统一。博物馆的主要使命是守护文化根脉、传播先进文化，与建设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主流价值的政治要求高度契合。安徽博物院通过主题展览、社教活动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功入选“第十二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组织优势与专业优势的统一。博物馆工作者通过文物研究、策展传播等工作服务大众的实践，正是党组织发挥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生动体现。上海博物馆按业务板块设置党支部，让党员在“党员策展先锋队”“文物党课讲师团”中发挥骨干作用，既激活了组织活力，又将专业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避免了“党建空转、业务盲目”的困境。社会效益与发展效益的统一。党建工作的落脚点，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博物馆的业务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二者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下高度统一。浙江省博物馆“家门口的文博课堂”、南京博物院“南博蓝”志愿服务、安徽博物院“博物馆里的思政课”等品牌，正是通过党建引领，强化服务意识，探索人民至上的创新实践，将业务资源向基层延伸，既实现了社会效益最大化，又为博物馆赢得了公众认可，反哺事业可持续发展。


（二）锚定关键路径：聚焦“四个强化”，构建推动融合实践体系


强化融合机制建设，把稳党建引领“方向舵”。一是构建“党建+业务”一体化运行机制。安徽博物院扎实开展“六亮”行动和“四强”党支部建设，不断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制定印发《党支部工作规范》，建立《党建任务责任清单》。院领导班子成员、党支部书记带头履行“一岗双责”，明确中层以上党员业务骨干同时承担党建与业务双重职责。通过党支部建在部门上，实现党建与展览策划、文物保护、公共服务、学术研究等核心业务同频共振。二是完善考核制度。将党建工作全面纳入年度目标考核，与业务绩效、评优评先、职称晋升直接挂钩。如香山革命纪念馆党总支创新“党建+业务”双维度考核体系，实行“双述职双评议”机制，党支部书记需同步汇报党建成效与业务成果，同时将巡展受众满意度纳入民主评议党员指标。三是提升“三会一课”质效。围绕中心抓学习、抓好学习促工作，推动“三会一课”特色化、实效化。可借鉴推广上海博物馆开展的“让文物活起来：文物党课”特色项目，由党员专家带头解读馆藏文物中的文明密码与时代精神。安徽博物院以主题党日为抓手促融合，组织党员赴凌家滩遗址、武王墩墓等安徽特色考古遗址开展


实景学习，融合专业场景与党性教育，激发党员干事创业动能。


强化融合实践，激发党建引擎“动力源”。立足博物馆核心业务，将党建工作融入业务实践，激励党员在一线亮身份、作表率。一是在文物保护中锤炼党性修养。文物保护与修复、文物鉴定等工作是博物馆的核心技术工作，也是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弘扬工匠精神的实践平台。安徽博物院在文物修复室设立“党员先锋岗”，围绕重大鉴定项目成立攻坚小组，通过“师带徒”“技术攻关”等活动，引导党员带头攻克修复难题、承担革命文物鉴定任务。此举将组织活力有效注入业务实践，强化了党员守护红色记忆的使命感，发挥了党员在专业技术岗位上的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在活动策划中融入思政元素。展览与社教活动是博物馆核心文化产品，也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安徽博物院深入挖掘特色馆藏资源，策划“决胜——全面小康路上的安徽”“自强不息美育报国——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岁月长歌”等主旋律展览，推动普通文物陈列向沉浸式思政课堂转型。同时，持续打造“博物馆里的思政课”“安徽文博讲堂”等活动品牌，组织开展“‘延乔杯’大学生红色故事讲解大赛”“‘四史’故事我来说”“小小红领巾成长志”等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社会育人功能。三是在公共服务中践行为民初心。深化“安博迎客松”公共服务品牌建设，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包括两馆错时开放、简化入馆流程、设置党员志愿服务岗，并持续推进“适旅化、无障碍、智慧化”改造。近年来，观众参观量显著增加，博物院已成为城市热门地标，观众整体满意度连续两年超过93%，体现了党建工作在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公众获得感方面的实际成效。四是在品牌建设中推动融合发展。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直属机关党委的统筹指导下，安徽博物院党委制定印发《深化党支部品牌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以品牌创建助推党建与业务融合互促。各党支部结合自身职能优势，积极培育“鉴真识古守正丹心”“文保先锋队”“安博迎客松”等党建品牌，不断提升党建对中心工作的引领作用。2025年，共有9个党建品牌入选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系统党建品牌示范库、培育库。


强化人才培育，建强党建平台“孵化器”。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可通过“双向培养”机制，打造政治强、业务精的人才队伍。一是实施“双培工程”。一方面，将业务骨干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安徽博物院近年来新发展党员均为业务骨干；同时针对党员开展专业化培训，依托非建制研究中心、安博半月谈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学术交流，让党员在政治过


硬的同时实现业务拔尖。二是搭建“实践平台”。安徽博物院以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培育“四好”党员为抓手，将重大业务项目作为人才培养的练兵场，组织党员参与大型展览筹备、志愿服务等文化惠民项目，鼓励党员参与跨部门、跨单位合作。如党员干部领办、参与安徽古代文明展览改陈等重点任务，实现项目推进、人才成长双向提升。


强化创新发展，让党建成为“突破口”。面对数字化、智能化浪潮，以党建引领创新变革，推动文博事业转型升级。一是以党建引领数字文博创新。依托党组织统筹协调优势，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技术、人才、馆藏资源，系统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安徽博物院打造“云”上博物馆平台，整合精品展览、社教课程、文物资源，实现线上常态化开放，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形式，入选2025年安徽网络公益行动优秀项目。二是以党建推动资源共建共享。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加大红色文化产品开发力度，对红色文化数据进行专业化标注、关联、存储，以历史事件、英烈人物、感人故事为线索，构建较为完整、完备的史料体系，让革命文物“活起来”，安徽博物院成功入选国家红色基因库建设单位，切实提升安徽省红色基因影响力。三是以党建深化跨界协同创新。近年来安徽博物院积极与安徽联通、东航安徽分公司等多家单位开展联学共建，依托党组织联建共建机制，深化资源共享与跨界融合，为博物馆创新发展不断注入外部动能。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是新时代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博物馆应立足新发展阶段，结合自身实际，深刻把握“三个统一”，聚焦“四个强化”，持续深化机制建设、实践融合、人才培育、创新赋能四大路径，推动党建工作从“形式覆盖”转向“实质赋能”，让党建真正成为驱动文物保护、展览创新、公共服务、文化传播的核心动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


联合调研组


（2026年8月1日）


儿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其身心健康牵动全社会的心。近视是威胁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个突出问题，不仅影响日常学习和生活，高度近视还会增加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等致盲性眼病风险。随着互联网全面渗透日常生活，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超过97%，用眼过度等问题日益严重，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并呈现低龄化、重度化趋势。


总书记十分关心“小眼镜”问题，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要求“学校和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们的眼睛”。在总书记关心关怀下，守护孩子“视”界的行动不断深入。当前，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成效如何？还有哪些短板？如何更好破解防控痛点难点？带着这些问题，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成立联合调研组，深入中小学校走访，与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医护工作者等广泛座谈，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对策。


一、防控成效如何？


调研组从教育部获悉的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XX年下降3.3个百分点。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防控成效稳步显现。调研中不少人反映，“这是了不起的成效”，“成果来得很不容易”。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取得明显成效，最核心的驱动因素是其上升为国家战略。20XX年8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防控阶段性目标及政府、学校等各方面应采取的防控措施，同时明确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此后，相关部门密集出台《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办法（试行）》、《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


—2025年）》、《学前、小学、中学等不同学段近视防控指引》等配套文件，逐渐形成目标清晰、责任明确、措施具体的政策“组合拳”，推动防控工作从有章可循向有标可量、有效落实深化。有受访者表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上


升为国家行动，防控工作纳入政府考核，有效传导了工作压力，确保了防控责任落实。


在顶层设计引导下，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共同下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一盘棋”。比如，教育部20XX年牵头建立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每年召开联席会议，构建起领导全国防控工作的长效机制，大大增强了防控工作合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等，进一步提高防控诊疗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国家疾控局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及影响因素监测评估，指导各地各校有针对性地落实综合防控措施和干预行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则从计量器具监管、标准体系构建等维度发力，推进近视防控市场综合监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24年正式批准0.01%浓度硫酸阿托品滴眼液上市基础上，今年1月又批准了0.02%和0.04%浓度产品，形成了延缓儿童近视进展的阿托品滴眼液阶梯式多浓度矩阵；等等。通过多部门协同作战，不断织密覆盖预防、筛查、干预、诊疗、监管等各环节防控网络。


一系列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也陆续出台。在教室光环境方面，新增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等多项关键指标。在学习用品领域，严格限制教科书、课业簿册等产品的亮度（白度）、D65亮度等指标，避免纸张过白、反光过强导致眼部疲劳。在眼视光产品领域，对眼镜原材料、产品质量及验配服务提出严格要求。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批准发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国家标准39项，涵盖学习用品、眼视光产品、验配服务等全链条，以标准化体系全方位保护儿童青少年“视”界。


各地因地制宜出实招，全国各地校园发生了许多看得见的变化。比如，多地大力推行“一加一减”，增加日间户外活动时间、减轻不必要的课业负担，“课间15分钟”以及“体育每天2小时”已在所有省份全面部署推行。山东广泛开展视力检查，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8.5%，为1500余万名中小学生建立电子视力档案，实行一人一档分类管理。湖南通过立法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不少于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不少于3节体育课。福建把校园足球场地新建改扩建纳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清单，推动学生们跑起来、跳起来。


总体来看，党政主导、部门协同、学校主体、家庭配合、专业支撑的综合防控格局逐步构建起来，全社会爱眼护眼意识明显提升，为守护儿童青少年视


力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二、防控工作还有哪些突出问题？


到2030年，实现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2%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这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阶段性目标。但调研发现，防控工作与目标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一方面，中小学等关键学段近视率仍处在高位，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高度近视（超过600度）占比随年级升高而增长，其带来的眼底病变等终生健康风险显著增加。另一方面，近视低龄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从小就习惯电子产品的陪伴，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叠加户外活动不足等因素，近视高发年龄段已前移至6—10岁。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依然严峻，这背后是老问题与新挑战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


早期干预体系还不完善。新生儿眼球小、眼轴短，通常有300度左右的生理性远视，被称为“远视储备”。远视储备会按一定速率自然消耗，一般到青春期时达到正视状态。但如果过早、过度接触电子产品或高强度近距离用眼，会导致远视储备提前透支，孩子将快速进入近视轨道。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是保护远视储备、培养良好用眼习惯的关键窗口期，但一些地方对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近视防控缺少刚性约束，不少家长对远视储备认识也不足，对孩子看手机、平板电脑等行为缺乏有效管理，更有甚者把电子产品当成“电子保姆”。政策上防控关口虽在不断前移，但在实际落实中还没有真正扎到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这个关键起点。


学业压力与户外活动的矛盾仍较突出。“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得到明显缓解，但面对升学压力，校内减下来的负担有时又以家庭作业、线上课程、校外辅导等形式出现，不少孩子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并未实质减少。“体育每天2小时”的要求在一些地方还没有成为制度，一些中小学校园活动空间有限，难以满足全体学生同时开展户外活动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户外活动落实质量。电子教学设备在课堂上使用普遍，但对使用时长管控不严，学生上课盯着电子屏幕、下课完成电子作业，进一步增加了连续近距离用眼的强度。


家校社协同合力还没有真正形成。随着相关宣传教育活动持续开展，社会对预防近视的科学认知程度显著提升，但仍有部分家长存在认知误区、重治轻防，认为“近视是遗传决定的，防不了”、“戴眼镜会加深近视”、“近视了


就配眼镜”、“近视只是小事，长大后做个激光手术就可以解决”，缺乏早期预防和科学干预的主动性与能力。调研中不少学校反映，学校对学生手机使用、户外活动等要求抓得较紧，但一回到家就容易“失守”，特别是在严控校外培训、电子产品使用等需要家庭配合的环节，相应防控措施往往落实不到位。


数据共享和有效使用存在短板。多部门协同防控的工作框架已经建立，但在具体环节的衔接上仍存在漏洞。比如，教育、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间的学生视力健康数据尚未实现全面、实时、高效的互联互通，孩子在医疗机构检查的视力数据无法同步到学校档案中，学校筛查发现的视力异常也不能及时推送给医疗机构，容易造成防控脱节，耽误最佳干预时机。一些地方开始探索AI视力筛查、建立大数据平台，在提高筛查效率、发现重点人群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全国范围看，近视防控信息化水平还不平衡，有的地方平台建了起来，但数据更新不及时、干预反馈不闭环；有的地方筛查数据较多，但缺少分层管理、有效分析和连续跟踪，难以给精准防控提供有效支撑。


基层专业力量和硬件保障不足。校医或保健教师是学校近视防控的“一线哨兵”，但许多学校特别是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学校，相关教师配备不足，专业培训不够，影响防控措施落地落实。此外，教室照明改造、可调节课桌椅更新、视力筛查设备配备、校园运动空间改善等都需要持续资金投入，但基层经费保障不足，导致硬件设施改善滞后、防控措施不可持续。城乡、区域之间专业诊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优质诊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农村和偏远地区专业人员不足、设备欠缺，儿童难以获得及时、专业的视力健康服务。


三、如何构建全方位全链条防控新格局？


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事关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当前防控工作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必须拿出钉钉子精神，紧盯关键环节，补齐短板弱项，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前移防控关口，夯实基层能力。通过早期监测和干预手段，可以有效预防或延缓儿童近视的发生发展。要进一步推动防控关口前移，把工作重心从“是否近视”前移到“是否存在近视风险”，多措并举保护儿童远视储备。严格落实“零起点”教学，坚决纠正幼儿园“小学化”倾向，避免过早、过量读写；幼儿单次使用电子产品时间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小时。各中小学、幼儿园应为学生建立视力健康档案，并将远视储备监测纳入学龄前和小学低年


级常规体检，建立预警机制，对远视储备消耗过快的儿童及时干预。提升学校和基层儿童眼保健服务能力，是及时发现学生眼健康问题的重要一环。要配齐配强校医和保健教师，确保每所中小学校至少配备1名专职校医，同时开展近视防控专业技能轮训，提升其筛查、建档、健康教育能力。要统筹加大财政投入，重点支持农村、边远、欠发达地区进行教室照明达标改造、可调节课桌椅更新、基础筛查设备配备，并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基层儿童眼保健和眼科服务能力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的视力健康服务差距。


深化体教融合，减轻用眼负担。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是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重要保障。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论英雄”，把更多关注点投向学生的全面成长与身心健康发展，将包括视力状况在内的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积极引导科学用眼，合理把控课业负担，严格保障学生每日户外活动时间，推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全面落实“课间15分钟”、“体育每天2小时”制度，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推动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息屏行动”，课堂教学中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长不应超过总课时的30%，优先使用投影等低频闪、低蓝光设备，严格控制书面作业、电子作业总量。


加强各方协同，推动智慧赋能。家庭是近视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家长要了解科学用眼护眼知识，从学龄前就管控好孩子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陪伴孩子增加户外活动和锻炼，以身作则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学校是近视防控主阵地，要为学生提供良好用眼环境，创造条件让学生在课间走出教室、放松眼睛，加强近视监测干预并及时让家长们掌握这些信息。全社会眼健康科普也需跟进，要依托学校、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等阵地及各种新媒体平台，开展常态化、大众化科普宣传，重点普及远视储备保护、科学用眼行为、近视早期干预等知识，进一步提升全社会早预防、早干预的意识。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有望为防控工作提供更全面、精准、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要推广AI视力筛查、大数据预警等技术，建立覆盖0—18岁的全周期近视分层管理模型，提升防控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


健全考核评价，完善长效保障。压实责任是做好防控工作的重要方法。要逐步加大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成效在相关部门绩效考核体系中的权重，推动各地将防控责任逐级压实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完善常态化督导评估机制。


做好防控工作离不开经费保障，要将防控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建立持续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保障教室改造、设备采购、校医培训、健康宣教和健康管理等工作的常态化开展；同时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慈善捐助、公益基金、校企合作等方式参与近视防控，形成“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元补充”的可持续经费保障机制。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近视防控相关的科研支撑，围绕近视发生发展机制、早期干预技术、新型防控产品等开展联合攻关，及时将成熟的科研成果转化为防控实践，更新完善近视筛查、诊断、干预等环节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持续提升防控工作的科学性、前瞻性、长效性。


钢铁产业调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怎么走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联合课题组


（2026年8月16日）


钢铁作为“工业的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更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初期，钢铁产业曾是我国工业体系中基础最弱、底子最薄的产业。经历70余载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我国钢铁产业在技术攻关与产业升级中突破跨越，彻底扭转了“缺钢少铁”的局面，奋力挺起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钢铁脊梁”。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钢铁产业处于怎样的历史方位？全球竞争力如何？面临哪些新的挑战？数智时代该如何破局？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走访。


一、我国钢铁产业发展的转型蝶变之路


调研了解到，我国粗钢产量连续30年稳居全球第一，2025年产量为9.61亿吨，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已是世界钢铁工业的重要力量。“中国钢铁工业在世界钢铁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不再只因为其庞大的规模，更因为其拥有了越来越多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先进技术”，世界钢铁协会总干事巴松如此评价。我国钢铁产业以自身持续创新发展，深刻改变了全球钢铁产业的成本曲线和技术基准。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产能体系：从“铺摊子”到“提质量”的历史性跨越。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15.8万吨，不及当时美国半日产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依托“三大五中十八小”战略部署，稳步夯实钢铁产业发展根基。改革开放后，钢铁产业走上快速发展道路，1996年粗钢产量突破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进入新世纪，产业持续扩容，2000年至20XX年粗钢产量年均复合增长率达9.2%。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钢铁产业率先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以来，钢铁产业以化解过剩产能为突破口，累计压减粗钢产能1.5亿吨以上，取缔“地条钢”1.4亿吨，建立“指标跟着项目走、能耗跟着效益走”的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大规模技术装备更新、流程优化与空间布局调整，构建起规模庞大、供给稳定的产能体系。


产业布局：从“小散乱”到“集中化”的系统性优化。调研发现，我国钢铁产业已形成科学规划、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一是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为


改变“小散乱”局面，钢铁企业积极实施减量化兼并重组，逐步形成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2025年，行业内规模最大的前10家企业市场份额达到43.1%，比20XX年提高4.2个百分点。二是新建产能布局不断优化。钢铁是重物流、重运费的产业，高度依赖进口铁矿石。新建产能逐步向物流便捷的沿海、沿江地区，以及靠近汽车、机械、建筑等消费市场区域集中，2025年我国东部沿海、沿江省份粗钢产量占比达72%，有效降低了原料输入与产品输出的物流成本。三是全球资源配置持续深化。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后，快速扭转了后者连续7年亏损的局面，投入数亿美元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实现了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成为钢铁产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工程。


产品服务：从“基本能造”到品种最齐全、物美价最廉的完备体系。在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我们亲眼见证了厚度仅0.015毫米的“钢中薄纱”手撕钢被轻松撕开。这一曾经长期被国外垄断、受制于人的“卡脖子”材料，现已成为我国钢铁产业自主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广泛用于柔性显示屏、航空航天等领域。在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有限公司，我们详细了解了高端无取向硅钢的研发历程，它是驱动电机实现高效率、小型化、轻量化的核心材料，直接关系到新能源汽车、高效家电、具身智能等领域的能效水平和场景实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只能冶炼100多个钢种、轧制400多个品种规格的钢材，到今天钢材品种覆盖22大类3000余个细分品种，关键品种自给率近100%，高强度、高性能钢材生产和应用比例极大提高，中国钢铁正以最具全球竞争力的综合优势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生产方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与算法驱动的根本性变革。高炉占钢铁生产总成本的70%左右，炉内反应温度达2300多摄氏度。过去，为了掌握实时炉况，老师傅要穿着阻燃服、隔着探火镜，盯着炉口火焰颜色和状态，凭经验判断碳温和造渣来作决策。一炉钢炼废，几万几十万就没了。如今，样本企业中，近90%的钢铁企业建立了生产制造执行系统、能源管理和环保监测系统，机器人应用密度达65台（套）/万人，一键炼钢、智能调度、无人运输、精准配料、自动质检成为行业智能生产的常态，实时探测炉内温度等变化情况。我们在宝钢股份炼钢厂看到，“AI炉长”全面上岗，关键指标预测命中率已突破90%，单座高炉每年可降本超千万元。


绿色转型：引领全球钢铁史上规模最大、标准最严的“绿色革命”。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钢铁产业转型的普遍共识。对我国来说，工业碳排放约占全国


总排放的70%，钢铁产业约占工业总排放的15%—20%，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直接关乎“双碳”目标的实现。以20XX年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为标志，一场全球钢铁史上规模最大、标准最严的“绿色革命”正式开启。在全国首家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的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我们看到环保调度中心在线监测排放数据实时显示：重点排放源颗粒物小于5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小于20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小于30毫克/立方米。对照国际水平，从这三项核心指标看，我国超低排放限值较部分发达经济体现行标准严格近10倍。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超过9亿吨粗钢产能完成全过程超低排放改造，钢铁产业绿色发展走在了时代前列。


二、我国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时代考题


近些年，社会上有观点认为钢铁产业是“过剩产业”、“夕阳产业”，甚至主张“任其萎缩，把资源留给新兴产业”。事实恰恰相反，钢铁产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它是新兴产业的“母基”，大飞机C919起落架用300M超高强钢、高铁车轮用D2高速钢、深海探测器用耐蚀合金，均依赖钢铁材料的突破；它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国防军工用装甲钢和舰船用钢、战略储备特种钢材、重大基础设施用钢，一刻也离不开钢铁产业的支撑。美国“铁锈带”的教训殷鉴不远，传统产业空心化必然引发区域经济衰退、就业流失、创新乏力等连锁反应，事关国本的基础性工业绝不能任由市场自发出清、无序外迁、被动萎缩。当前，面对发展环境、市场逻辑、竞争规则的深刻变化，主要依靠要素规模投入的传统增长红利渐退，钢铁产业要担当新时代重任，必须直面一系列新的挑战。


供强需弱矛盾有待缓解，结构性错配与“内卷式”竞争仍然存在。从需求端看，我国钢铁消费已步入“总量见顶、结构优化”阶段。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基建投资节奏放缓等因素影响，建筑用钢需求回落。与此同时，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催生新的用钢需求，2025年制造业用钢占比约51%，历史性首次超过建筑用钢。需求结构的反转，意味着钢铁产业必须尽快从“跟着地产走”转向“随着制造走”。从供给端看，产能总体充裕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经营主体数量偏多、产业集中度偏低，行业自律难度较大；二是部分中小企业固守低价抢单、以价换量的传统思路，陷入越产越亏、越亏越产的“内卷式”竞争，加剧市场波动；三是市场化退出机制尚不健全，钢铁企业多为地方经济支柱，资产重、就业容量大，部分地区甚至存在隐性保护现象，导致产能出清


滞后于市场变化。


产业基础能力有待提升，部分高端领域与关键材料仍有短板。调研发现，目前我国高端轧机的伺服阀、高精度传感器、特种耐火材料等前沿工艺装备与核心部件，一定程度上仍依赖进口。一些关键材料虽已实现国产化突破，但在批次稳定性、均匀性、一致性方面仍有待提升。更深层次看，钢铁产业基础研究支撑不足，研发资金多投向短期技术应用，基础研究占比较低。另外，产学研用协同薄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各自为战”，资源分散、重复投入，跨领域、长周期、高风险的基础共性技术攻关难以形成合力。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成果难转化，致使颠覆性技术和前沿瓶颈突破缓慢，对我国钢铁产业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形成制约。


钢铁出口的难度和风险加大，面临贸易壁垒与利润收窄的双重挤压。当前，国际钢铁市场碎片化趋势明显，我国钢材出口的外部环境愈发复杂、风险压力不断加大。20XX年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钢铁产品遭受贸易救济原审调查数量超过110起，贸易限制已从传统的建材、普通型材等低端产品，扩展至电工钢、高端镀层板、能源用钢管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钢材。美国对我国在美销售的碳钢和合金钢产品发起“337调查”，直接影响我国高端钢材出口。同时，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放缓，普通钢材价格竞争激烈，2025年我国钢材出口均价仅694美元/吨，较20XX年下跌约18%，出口利润明显收窄。


关键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产业链安全与成本控制存在隐忧。国产铁矿石、进口铁矿石、废钢是我国铁素资源的三大来源。受资源禀赋、开采成本等因素制约，我国铁矿石产量难以满足钢铁生产需求，长期以进口为主、国产为辅，对外依存度高于80%。由于供应来源集中，我国作为世界最大铁矿石消费国，对矿价影响力有限，进口矿价格易受国际政治经济局势、金融资本炒作影响而脱离供需基本面波动，2021年进口铁矿石价格一度飙升至233美元/吨，较20XX年低点上涨215%，按均价计算我国钢铁产业当年因矿价上涨多支出成本约4800亿元，相当于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当年利润总额的1.4倍左右，产业链利润出现严重分化失衡。废钢方面，我国钢材蓄积时间短，废钢资源产出不足，“十四五”时期炼钢消耗废钢量年均仅约2亿吨，废钢比仅约20%。综合看，钢铁产业战略性资源储备体系尚不完善，应对突发性供应中断风险的能力有待加强。


三、走好我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


当前，我国钢铁产业发展正面临三大变量深度耦合的全新格局，即产业长


周期减量调结构的演进趋势、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快速迭代赋能的变革浪潮、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要求。当全球钢铁产量临近峰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奔涌、“双碳”目标硬约束持续收紧、社会资本更多流向新兴产业之际，钢铁这样的传统产业会不会遭冷落、被边缘化？会不会重蹈美国“铁锈带”放任自流、自然萎缩的覆辙？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时代之问。总书记深刻指出，“钢铁产业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基础产业，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所在。要继续努力，把短板补上，把结构调优，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多作贡献”。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把握转型升级发展机遇，为中国式现代化锻造永不褪色的“钢铁脊梁”。


构建供需动态平衡新机制。调研发现，供需平衡不能依赖简单行政限产，而必须建立在可预期、可自我调节、能优胜劣汰的长效机制之上，关键在于让低效产能真正退得出、优质产能活得好、市场竞争守规矩。要发挥好市场化兼并重组作用，对区域内装备水平低、环保能耗不达标、持续亏损的中小企业进行整合提升，通过减量置换、提质置换、布局优化一体推进，既要避免简单“一关了之”带来的地方财政与就业压力，也要防止低效产能以各种形式隐形保留。要以质量、环保、能耗、碳排放为核心标尺，建立差异化产量调控机制，把“以销定产、以效定产、以现定销”的理念落到实处，引导企业摒弃低价抢单、以价换量的惯性思维。尤其在板材、建材等同质化竞争激烈的领域，推动形成区域协同、品种协同、出口节奏协同的自律共识，避免因个别企业非理性扩产引发全产业“越亏越产”的踩踏效应。


推动传统产业与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到钢铁企业考察，鼓励企业“加强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开发生产更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当前，钢铁产业内部正在剧烈分化，硅钢毛利率高达7%—14%，是全行业的“天花板”，而建筑螺纹钢毛利率仅在0.3%—1.3%之间，相差一个数量级。我国钢铁需求结构正从过去高度依赖地产、基建，转向制造业引领、新基建跟进的多元支撑格局。新能源汽车需要高端无取向硅钢，风电需要耐低温、抗疲劳的塔筒钢板，核电需要耐高温、耐辐射的压力容器钢，具身智能需要高精度、轻量化的结构钢，对钢铁产业从战略上调整优化结构提出了迫切要求。要积极引导钢铁企业生产向高性能、特种化、低碳化钢材转型，为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深海工程、轨道交通、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坚强支撑。


实现产业错位布局、融通协同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需求差异显著，钢铁产业布局不能“一刀切”，而应立足比较优势，形成沿海做强、内陆做绿、优势互补的空间布局。一方面，要继续提升行业集中度。面对成本压力、环保门槛、技术投入等现实约束，提升行业集中度有助于形成创新合力与定价能力。另一方面，要让沿海长流程与内陆短流程各展所长、错位发展。沿海沿江基地依托港口与规模优势，重点做优长流程、提质增效，巩固核心制造用钢供给能力。内陆地区则应立足自身特点发掘差异化发展价值，尤其在废钢积蓄量逐步提升、水电等清洁能源富集的区域，适度有序发展电炉短流程炼钢，不仅大幅降低碳排放水平，还能就近消化区域废钢，平衡本地用钢需求，有效破解区域供需错配。


坚持“双碳”引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从长远看，绿色转型不是负担而是机遇，谁先掌握低碳技术，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制高点。但从短期看，钢铁企业绿色转型投入大、周期长、成本高，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率先转型的企业面临“谁低碳谁吃亏、先转型先承压”的现实困境。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把绿色溢价传导与成本分摊机制真正落到实处。当前，低碳钢铁工艺改造、绿电使用、废钢配比提升带来的成本上升，难以同步体现在市场价格当中，导致企业转型动力不足。要打破成本仅由钢企独自承担的局面，推动绿色成本在原料端、生产端、制造端、消费端合理分摊，同时让使用低碳钢材的产品获得政策支持与市场价值。


深化钢铁产业对外开放合作交流。实践证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钢铁以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具性价比的产品，有力支撑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要维护公平有序出口秩序，调整优化出口结构，鼓励高端硅钢、汽车板、能源用钢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强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国际规则的能力，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坚决维护合法权益，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钢铁全产业链环境产品声明（EPD）平台实现国际互认，有效打破碳壁垒。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统筹平衡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建设强韧可持续的全球供应链，持续提升我国钢铁产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奋力打开中国钢铁国际化发展的新格局。


调研手记：


在中国宝武宝山基地调研时，我们在一座炼钢老转炉车间控制楼前久久驻


足。1985年，宝钢炼钢厂在此正式投产。40多年岁月流转，这栋小楼的建筑轮廓、空间布局未曾改变，操作间功能依旧，甚至面朝炉前老一辈工匠当年“看火调炉”的值守位置，都依稀可见。走进屋内，还是这一方工区，却已换了天地。电子屏上实时跳动着钢水温度、成分配比与设备状态的全流程数据，工人师傅介绍，从20XX年实现3000米外远程“一键炼钢”，到2022年首台机器人保罗001号上岗，再到2026年“AI炉长”2.0版实现自主研判、精准调度，生产方式早已历经深刻变革。我们深切感受到，跨越不是一步实现的，更不能把旧经验一脚踢开，老一辈工匠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手感”与“眼力”，曾经只存在于老师傅脑子里的“绝活”，并未随着时代更迭而消逝。相反，它们被系统梳理、反复验证，最终沉淀为标准化数据，训练成智能算法，实现了“老树发新芽”。在这里，我们读懂了我国钢铁产业转型升级、基业长青的成长密码：新质生产力，不是推倒旧高炉、另起炉灶，而是一场在庞大存量基础上的“焕新革命”，新芽从老枝上萌发，汲取的是老树扎根于地的养分，展现的却是面向未来的生机。方寸乾坤，正是中国制造守正创新、由大变强的生动注脚。


高邮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探究


高邮市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吴静雅


作为农业生产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耕地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2]。李志[3]等认为目前我国的耕地保护政策手段不均衡，应从经济运行层面引导社会公众力量的参与；刘文玲[4]等认为开展耕地质量监测评价以及建立完善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体系，有助于提高耕地地力水平，实现耕地质量


的全面监测和智能化管理；吴璟[4]认为政府要加大对耕地质量的宣传力度，提


高农户耕地保护意识，提升种植专业化及规模化水平，从根源上解决耕地质量保护难的问题。


高邮市作为江苏省农业大市，耕地资源丰富，是区域粮食生产的重要承载地，其耕地质量状况对地方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当地立足农业发展实际，稳步推进补充耕地质量评定、耕地质量监测网络构建、化肥减量增效等工作，耕地质量等级稳中有升，高等级耕地占比持续提高，低等级耕地实现清零，取得了阶段性保护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高邮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工作仍遭遇诸多现实瓶颈，暴露出主体协同不足、工作模式创新滞后、技术支撑薄弱等问题，补充耕地“占优补劣”等现象也制约着耕地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基于此，本文作者深入剖析高邮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工作现状及主要问题，探索针对性的解决路径，以期为县域层面破解耕地质量提升难题提供实践参考。


1.高邮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工作现状


1.1高邮市耕地及耕地质量概况


高邮市耕地资源丰富，全市耕地面积达6.69万hm2，人均耕地0.09hm2，守牢97.17万亩耕地保有量红线，连续多年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4]。境内土壤类型以水稻土为主，黄杂土等优质土类占可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东南部多为砂姜土，湖荡地区则以湖田土为主，土壤整体肥力较高[1，5]。截至2024年，高邮市耕地质量等级平均为2.53等，其中高等级耕地


（1~3等）占比87.13%，耕地质量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且稳中有升，为农业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1]。


受地形地貌影响，耕地利用呈现鲜明区域特征：京杭大运河以东11个乡镇、园区以种植水稻、小麦为主，兼顾油菜、蔬菜种植；以西2个乡镇侧重粮油作物


生产，其中菱塘回族乡、送桥镇分别兼种湖桑、茶叶等特色作物[3，5]。


1.2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工作措施


1.2.1开展补充耕地质量评定工作2021年，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与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文，明确各级相关部门在补充耕地质量评定中的职责，明确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可组织开展该项工作。据此，高邮市以农业农村部门为牵头单位，联合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于2021年正式启动补充耕地质量评定工作，严格按照省级标准开展评定，确保补充耕地质量达标[1]。截至2024年底，全市累计完成7100亩补充耕地质量评定工作，同时完成2019-20XX年存量地块补充耕地质量补评，实现补充耕地评定全覆盖[1]。


1.2.2构建墒情、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体系为实现耕地质量全面监测与智能化管理，高邮市在监测点选址过程中，综合考量土壤类型、耕作制度、土地肥力、耕地环境质量及管理效能等多重因素，将所有监测点均设置在永久性基本农田内，保持监测点位长期固定，保障监测数据的稳定性与连续性[1]。截至2025年底，全市已建成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共计50个监测点（1个部级、11个省级、15个市级、23个县级），同时配套建设18个自动墒情监测点[1]。通过每年固定点位取土化验，分析土壤有机质、氮磷钾含量等指标，建立完善的耕地质量数据库，为耕地质量调控提供科学数据支撑，目前监测网络体系已初步建成并发挥实效[1]。


1.2.3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工作为保护耕地质量、提高化肥利用效率，高邮市农业农村部门自20XX年起全面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工作，结合本地畜禽养殖发达、有机肥源丰富的特点，以“精、调、改、替、轮”为路径，大力推广有机肥、配方肥，普及侧深施肥、种肥同播等高效施肥技术[1]。监测数据显示，20XX年以来全市化肥施用量持续下降，2024年化肥施用量（按折纯法计算）较20XX年下降5.73个百分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达43%，减量增效成效显著[1]（表1）。


1.3耕地质量等级提升情况


通过各部门对高邮市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工作的协同推进，高邮市近年耕地质量得到一定改善，由2019-2024年耕地等级评价数据（表2）可知，该市耕地质量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等级结构持续优化。高等地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XX年的79.26%逐步提升至2024年的87.13%，仅2021年略有回落至82.86%，整体提升态势明确；中等地（4~6等）占比呈波动下降趋势，由20XX年的16.45%


波动降至2024年的12.87%，与高等地占比形成反向联动；低等地（7~10等）占比持续递减，从20XX年的4.29%逐步降至2022年的0.01%，2023-2024年已完全消除低等地[1]。


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从20XX年的2.94等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2.53等（等级数值越低，耕地质量越高），仅2023年平均等级出现异常偏高（5.54等），推测为统计口径调整或监测点位临时变动导致的统计误差，整体数据充分反映出高邮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工作成效显著[1]。


2.高邮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工作存在的问题


结合高邮市耕地质量保护工作实际，当前存在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各问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制约了工作推进成效。


2.1工作主体协同不足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工作的核心职能虽归属高邮市农业农村局，但工作内容跨度广、涉及面宽，需多个科室、多个部门协同配合。其中，有机肥推广涉及耕地质量保护科、能环科；补充耕地质量评定涉及农业农村局、自然和资源规划局。由于缺乏明确的协同机制，部门间职责交叉、权责模糊，导致沟通成本高、推诿扯皮时有发生，各主体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工作合力，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推进效率和落实质量。


2.2工作方式缺乏创新


当前高邮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工作的推广方式较为陈旧，仍停留在喊口号、拉横幅等传统模式，而农村农户文化水平相对偏低，传统推广方式的接受度差、宣传实效不佳。在耕作模式上，区域内以散户种植为主，耕地布局零散，未能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种植格局，智能化耕种水平偏低。同时，现有技术推广和管控措施缺乏创新，未能充分结合农户需求和农业生产实际，导致工作落地难度大、成效不明显。


2.3工作推进难度较大


一方面，补充耕地存在明显的“占优补劣”现象。根据2021-2024年补充耕地评定数据显示，高邮市补充耕地中高等地占比为0，中等地平均占比仅18.29%，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增速缓慢。主要原因是2021年前补充耕地质量评定缺乏明确标准细则和专属责任部门，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急需用地时，往往占用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的优质耕地，而补充地块多为偏远零散、交通不便、地力较差的劣质地块。另一方面，耕地质量提升存在突出技术壁垒。


自2023年高邮市低等地实现清零后，中等地仍占较大比重，且耕地等级提升趋势逐渐放缓，表明低等级耕地向高等级耕地转化的技术瓶颈尚未突破，土壤改良和地力提升的技术支撑不足。


3.高邮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工作的对策


针对上述3个主要问题，结合《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高水平农业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要求，借鉴睢宁县、商河县等地实践经验，从协同机制、工作创新、技术支撑和质量管控4个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推动高邮市耕地质量稳步提升。


3.1解决主体协同问题，加强部门间协作


3.1.1建立清晰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明确农业农村局作为牵头单位，全面负责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督促落实，每年牵头开展全市耕地质量等级评定工作。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点负责耕地数量管控，守牢耕地数量红线，严格落实补充耕地质量等级评定职责，主动配合农业农村局做好补充耕地质量等级评定、地块核查等工作。借鉴睢宁县“行政执法+刑事侦查+公益诉讼检察”协同模式，联合检察院、公安局建立耕地保护协同办案机制，明确各部门取证方向、责任清单，对破坏耕地行为依法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制定《高邮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跨部门协作细则》，明确各部门、各科室的具体职责，避免职能交叉和权责空白，形成牵头抓总、分工负责、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


3.1.2加强信息整合，打破信息壁垒成立由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建立跨部门合作数据库，重点围绕补充耕地质量评定工作，搭建专门的图件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地块具体位置、面积、土壤质量、验收结果等核心信息，实现部门间信息实时共享、数据同步更新。借鉴睢宁县“公益云”平台经验，接入“天眼”巡查监控系统，对全市耕地尤其是补充耕地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和处置违法用地、违规耕作等问题，确保补充耕地质量评定工作规范有序推进，避免因信息不畅导致的工作脱节和评定失误。


3.2创新工作模式，提升工作实效


3.2.1创新推广模式，提升宣传实效摒弃传统宣传模式，充分利用AAA、短视频等新兴媒体优势，打造耕地质量保护宣传矩阵，将复杂的耕地保护知识、土壤改良技术转化为通俗易懂、直观生动的短视频、图文解读等内容，让农户


随时随地可获取相关信息。同时，结合农户生产实际，组织农技专家开展“田间课堂”“现场指导”等活动，定期深入田间地头，讲解有机肥施用、化肥减量、土壤改良等实用技术，增强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成果的直观感知，提升农户认知水平。


3.2.2推进耕作模式创新，推动规模化发展加强土地流转工作，出台土地流转扶持政策，果穗，确保杂交种纯度。积极培育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农户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打破耕地碎片化格局，推动耕地集中连片经营，为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耕种创造条件。借鉴商河县“科技小院”经验，推动科研力量下沉，在规模化种植基地建立试验示范田，推广"土壤改良+精准施肥+智能灌溉”集成模式，提升耕作智能化水平。同时，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工作，大力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建立耕地质量提升示范区，形成“示范引领、全面推广”的良好局面，带动农户广泛参与。


3.2.3强化农户引导，激发参与热情坚持政府主导、农户主体的原则，完善农户激励机制，引导农户主动参与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工作。鼓励农户发展养殖业，增加农家肥来源，降低有机肥施用成本，推动绿色循环农业发展。借鉴国家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对积极采用有机肥、落实耕地保护措施的农户给予补贴奖励，提高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按照《江苏省耕地质量管理条例》要求，加快墒情监测点和耕地质量监测点建设，按照省市县1：2：


3的比例配套建设监测点，逐步实现每10万亩不少于1个支撑。


耕地质量监测点的目标，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为农户耕作和技术推广提供数据。


3.3严把质量关口，强化技术支撑


3.3.1严格把控补充耕地质量，杜绝“占优补劣”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要求，由市政府制定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责任目标考核制度，将补充耕地质量纳入相关部门绩效考核，严把“考核关”和“验收关”。补充耕地质量评定相关部门严格按照最新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办法，对补充耕地的土壤肥力、灌溉条件、耕作便利度等进行全面核查，确保县域内各类补充耕地质量平均水平不低于各类占用耕地质量平均水平，坚决杜绝“占优补劣”“占多补少”“占水田补旱田”等现象。同时，完善补充耕地后续管护机制，将后续培肥管护资金纳入占用耕地成本，明确补充耕地主体的管护责任，持续开展土壤熟化、地力培肥工作，确


保补充耕地质量稳步提升。此外，结合地方实际，分类制定耕地开垦费标准，统筹安排资金用于耕地保护与质量建设，对未占用耕地但实施垦造、恢复耕地的主体给予适当补偿，激发耕地保护积极性。


3.3.2突破技术壁垒，强化科技支撑针对耕地等级提升缓慢、土壤改良技术不足的问题，加大农业科研经费投入，建立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科研支撑的投入机制，重点支持土壤改良、地力培肥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加强与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等本地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借鉴商河县“科技小院”模式，在高邮市建立耕地质量提升科技示范基地，吸引科研人员扎根田间地头，开展土壤活性提升、低等级耕地改良等技术研究，制定“一田一策”的土壤改良方案，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转化落地。同时，推广酸化退化耕地治理、河湖淤泥综合改造利用等技术，针对高邮市土壤活性低、形成速率慢（约0.056mm/年）的特点，研发推广长效土壤改良技术，通过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秸秆还田等综合措施，逐步提升土壤肥力，打破低等级耕地向高等级耕地转化的技术瓶颈。此外，加强农技人员培训，培育本土技术骨干，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持续的技术服务和人才支撑。


可贵的探索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江苏省供销合作经济学会课题组


一、情况及基本特征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地处京杭大运河、淮河入海水道与苏北灌溉总渠交汇处，位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线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重要的地理战略地位，全区总面积1452平方公里，总人口77.94万左右，下辖三个街道，13个镇。2025年，全区生产总值883.5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93.61亿元，占比10.6%。淮安区是江苏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2025年，粮食种植面积


200．14万亩，产量98.75万吨，有“天下粮仓”之誉，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副产品有效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


淮安区供销合作社是当地“三农”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1954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淮安区成立供销合作总社，下辖土产、棉麻、农资等专业公司，并按乡镇（公社）设立基层社，一度还在村级设立代销点，构建了覆盖全区的供销合作社系统，成为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一支商业劲旅。在计划经济时期，淮安区供销合作社肩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重任，行使“统购统销”职能，服务农民生产生活，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后，该社主动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调整工作思路，加快转型升级，在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再度崛起，成为全区“三农”工作的生力军。


淮安区供销合作社具有服务“三农”的独特优势。与农业行政机关、一般市场主体不同，供销合作社囊括了机关事业单位、市场主体、社团组织等多种组织形式，组织成分多元，资产构成多样，地位性质特殊，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于一身，融经营与服务于一体，是以合作制形式推动“三农”工作的重要载体。但囿于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因素，供销合作社面临着诸多困难，外有多元主体的激烈竞争，内有经营服务短板，致使独特优势无法充分释放。供销合作社向何处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二、做法与成效


淮安区社认真学习总书记有关江苏工作及供销合作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决定》精神，抓住乡村振兴的历史契机，以综合改革为动力，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手段，以增


强服务功能为目标，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融合发展为载体，以党的建设为保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适应市场经济特性、吻合“三农”特点、切合合作制特色的改革发展新路，初步实现了艰难的转型，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一是转变体制机制。淮安区社在学习与实践中认识到，建立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是“十五五”时期的重大任务。区社持续推进综合改革，转变体制机制，激发内生活力。在区社层面，建立与完善“三会制度”，构建双线运行机制，不断优化治理机制；在企业层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一手抓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新企业的引进培育，提升行业话语权与市场竞争力；在基层社层面，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造提升基层社，增强服务功能，密切与农民的利益联结。在干部人事方面，改革用人制度与绩效考核办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全系统紧密结合淮安实际，瞄准党领导下的综合性为农服务合作经济组织这一建设目标，聚焦主责主业，大力推进组织创新、经营创新、服务创新，转变体制机制，奋力打造服务“三农”的综合平台。


二是重构组织体系。区社根据形势任务的要求，立足现有实际，整合有限资源，重构组织体系与经营网络，把供销合作社深深扎根于“三农”沃土之中。在区社层面，大刀阔斧地推进县（区）基“一体化”，成立由3个直属企业、23个基层社组成的楚州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实现人事管理统一、财务管理扎口、资产管理规范，打造服务“三农”的龙头；在基层社层面，整合相关资源，成立区域性为农服务中心，实现组织体系全覆盖。2024年11月，整合三堡、林集、南闸、范集、白马湖等五家基层社，成立运西为农服务中心，并登记为集体所有制的经营实体，配强班子与人员，恢复为农服务功能。2025年9月，又整合顺河、席桥、钦工、宋集、季桥、南马厂等6家基层社，成立渠北为农服务中心。


2026年3月，整合苏嘴、茭陵和复兴三家基层社，组建苏嘴为农服务中心。近期还将继续推进基层社优化重组。成立渠南为农服务中心，将分散的仓库，门店，土地等资产整合，选强班子，配强工作人员，提高待遇，打通经营末梢，鼓励自主经营；在资产管理方面，全面摸清家底，开展清产核资，对全系统的土地、房屋、设备以及库存物资等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梳理，通过退休清理、项目建设、投资开发等方式逐步回收被职工占用的房屋等资产，已收回不动产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30余份，涉及房产90余处，土地70宗约19.3万平方米。严禁社会资本租赁供销社存量土地进行项目建设，确保社有资产牢牢控制在自己手


里。在租赁发包和委托使用上，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负责相结合的模式，严格落实资产租赁申请、审批、备案、管理制度。所有资产资源租赁（承包）经营必须公开招租，租金超过3万元的全部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公开招租。对已签订的租赁合同进行重新审核，并聘请专业律师审核把关，存在漏洞的合同一律重新签订，及时纠偏止损；对在资产出租中出现的纠纷，通过法律途径合理合规合法解决。如与苏嘴社加油站承租人的纠纷、二堡原供销加油站权属等问题，都已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了处理，确保社有资产不流失，壮大了基层社经济实力。


三是改造低效资产。供销合作社改制后，留下一些剩余土地与资产，地点偏僻分散，利用价值低，有的房屋年久失修，出现安全隐患。区社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积极筹措资金，结合项目建设，分批进行改造。2025年，区社做好季桥、流均两个基层社危旧房屋腾挪搬迁、拆除，为基层社重建储备了土地。据统计，全区已累计投资6750万元，完成搬迁94户，新建改造商超17家，建设冷链仓储项目一个，总面积2.37万平方米。目前，全系统共有土地81处，总面积约27.66万平方米，其中已确权的32处，总面积约17.68万平方米；共有房产86处，总面积约7.38万平方米。出租面积3.8万平方米，总收入为782.845万元，较往年有较大的提高。


四是推进项目赋能。淮安区社深化与江苏中农登瀛现代农业服务公司的合作，不断拓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资直供网络，发挥好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2026年，在各乡镇建立农资直供点24个，计划供应肥料不少于2.7万吨，农药不少于230吨，助力农民降低农业生产成本10%以上。2022年以来，新建、改造升级镇级商超、购物中心4家，总面积达1.1万平方米，极大地提升了基层社综合实力。发挥淮安数字供销电商运营中心作用，加快构建“互联网+第三方物流”供销集配体系建设，并同步推进淮安市供销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建设。区社与济南果品研究院、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对接，推进车桥芡实等特色农产品的储藏保鲜，深加工、质量安全控制、品牌建设及标准化建设工作，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积极与中国农资集团对接，推进投资额3000万元的新网工程项目早日落地。


五是增强服务功能。发挥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国家队”的作用，开展“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为农户提供“耕、种、管、收”全过程服务，完成全托管试点面积1.2万亩。运西为农服务


中心与江苏中农登瀛现代农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构建快捷、可靠的农资供应服务网络。仇桥、上河社分别流转540亩、500亩土地进行稻麦两地种植，解决农民进城后顾之忧，破解撂荒问题。相关基层社在乡镇设立服务网点，为农民提供购物、冷链、电商物流、农产品销售、废弃物回收、品牌营销、技术支撑等服务。


六是形成发展合力。争取淮安区社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出台了相关文件，帮助解决历史旧账，配强配优领导班子。争取发改、财政、乡镇的支持，加强与村级组织的合作，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扁担精神”“背篓精神”与合作社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坚持党建带社建，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村“两委”的组织优势、供销合作社统一经营的优越性与农户分散经营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的独特优势结合起来，打造融合发展的新合力。


一分耕耘，一份收获。上述六方面的探索给供销合作社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使之呈现出崭新的气象：


从“网破人散”转向“体系健全”。一段时期以来，囿于多种因素，供销合作社基层组织陷入“网破人散”的窘境。虽然牌子还在，但专业公司与基层社大多改制，基层社名存实亡，人员大量流失。综合改革以来，以行政推动与市场驱动相结合的办法，协调推进供销集团、区域性为农服务中心、基层社改造和企业培育工作，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供销合作社组织体系与经营服务网络，深深地扎根于“三农”沃土之中。


由单一供销转向多元合作。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功能比较单一，主要从事农村流通服务，如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土特产收购、再生资源回收等。现在，依托健全的组织体系，开展多元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业务范围上，由单一转向综合，即在巩固提升传统业务的同时，又不断拓展新的领域，正在由流通领域向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向城乡社区服务拓展，向一二三产业融合渗透。在合作主体上，区总社分批推进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有的与上级社有企业合作，有的与村“两委”联合，有的领办农民合作社。运西为农服务中心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建库容约180立方米冷库，配套日产60块制冰设备，补齐产品仓储冷链短板。渠北为农服务中心整合供销社、村集体、企业三方资源，建成3500平方米综合服务载体，配套仓储冷链、电商销售等设施，开展牛蛙、鱼片等农产品初加工，年产能达2500吨，年销售额1.2亿元。在致富


农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供销合作社也壮大了自身实力。由“小背篓”转向“大数据”。区社在弘扬“扁担精神”“背篓精神”的同时，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发挥AI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市场化经营，用数字与科技为高质量发展赋能，正在实现从“三尺柜台”到电商平台、从“小背篓”到大数据、从“传统网”到“智慧云”的跨越，全面提升市场化运作水平与竞争力。淮安数字供销电商运营中心，聚焦品牌打造、渠道拓展、电商直播与供应链建设，为本地优质农产品搭建高效流通网络，今年可实现交易额2500万元。


由商品供给转向服务集成。面对充分竞争的农村市场，区社在做好农资销售、现代流通的同时，不断拓展服务领域，由商品供给转向服务集成，正由产前服务延伸到产中、产后环节，由生产服务拓展到生活服务、生态建设环节，由经营性服务渗透到中介性服务、社区公益性服务，更多扮演城乡要素双向循环的组织者、农业全产业链的服务商、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承接者等多重角色，逐渐成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三、思考与启示


淮安区社的探索是可贵的、积极的、有效的，顺应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潮流，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回应了农民关切，受到政府、村级组织、农户多方点赞，也为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积累了经验。淮安区社的探索又是艰辛的，它凝聚了党委、政府的关心与社会各界的支持，离不开上级社的指导与帮助，更蕴含全系统的智慧与汗水。淮安区实践的成果也是初步的，综合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仍需要接续奋斗，久久为功。


淮安区供销合作社的实践表明：供销合作社既不同于农业行政机关，又区别于一般市场主体，而是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于一身，具有服务“三农”的独特优势，是以合作制形式推动“三农”工作的重要载体，更是党委、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支撑。


淮安区社的实践还表明：推进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需要做好“两个题眼”：一个“题眼”在于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完善为农服务功能，打造独特优势；另一个“题眼”在于构建联农带农机制，把供销合作社统一经营的优越性与农户分散经营的积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个“题眼”做好了，供销合作社就会发展壮大、不可或缺，乡村振兴这盘大棋也就满盘皆活，农业现代化就获得了基础支撑。


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成效、问题与对策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田水利建设与开发整治中心贺健勇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举措，而做好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是保障建设项目充分和持久发挥效益的前提。近年来，宁夏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大会和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投入保障，积极探索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的新路径、新方法，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2024年底，全区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101万亩，占全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424万亩）的77.3%，为全区粮食稳产增产、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


1.宁夏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的主要做法


1.1强化制度保障，全方位构建长效机制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系统谋划，破旧立新，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与管理机制。


在制度建设方面，制定了《宁夏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该规划以十年为周期，明确了不同阶段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目标任务、区域布局和重点工程，为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宏观指引；《宁夏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后管护暂行办法》聚焦建后管护环节，对管护主体、管护责任、管护内容、管护经费来源等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为基层开展管护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宁夏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实施办法》从项目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全流程入手，严格规范质量管理标准，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对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等工程的技术参数、施工要求等进行了详细规定，保障了工程建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通过上述制度和规范的制定与实施，搭建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田建设制度体系和规划标准的“四梁八柱”，加快推进了全区农田建设项目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进程。


在管理机制创新方面，构建了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组织实施、统一验收考核、统一上图入库的“五统一”农田建设管理新机制：统一规划布局确保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区域农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衔接，避免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统一建设标准保证了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的一致性和可比性；统一组织实施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建设效率；统一验


收考核确保了项目建设成果符合设计要求；统一上图入库实现了对高标准农田的信息化管理，为后续开展管护和利用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撑。


1.2加强资金统筹，全过程狠抓建后管护


1.2.1“以奖代补”促管护


自治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部筹集资金2600万元奖励年度“黄河杯”竞赛活动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


“黄河杯”竞赛活动是自治区推动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设定科学的竞赛指标体系，对各县（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设施维护、农业节水等方面的工作进行综合考评。对考评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给予资金奖励，这种“以奖代补”的方式充分调动了各地参与农田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获得奖励的单位将资金用于高标准农田的管护工作，如农田水利设施的维修、灌溉系统的升级改造等，有效提升了管护水平。


1.2.2水费收缴保设施


各地将农业灌溉水费返还部分的30%专门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设施维修养护。农业灌溉水费是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维护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将其中30%的返还部分专项用于高标准农田设施的维修养护，建立了稳定的管护资金渠道。这一做法不仅保障了设施的正常运行，还促进了农田基础设施的良性发展。例如，某县通过这一方式，每年可筹集数十万元的管护资金，用于灌溉渠道的清淤、泵站的维修等，确保了农田灌溉的顺畅。


1.2.3倡导社会资本参与


积极鼓励社会资本、企业大户、合作社投资建设和管护高标准农田设施，实行投建管一体化，实现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与农业生产一体融合。社会资本具有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引导其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能够弥补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提高管护效率。一些企业大户和合作社通过投资建设高标准农田设施，并负责其日常管护，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保障了农田设施的可持续利用。例如，某合作社投资建设了高效节水灌溉设施，并负责其管护，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农业生产效益，还为周边农户提供了灌溉服务，实现了双赢。


1.3坚持理念创新，全要素提升管护水平


积极探索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的新路径、新方法，实践总结出了一批典型样板，为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农垦集团“千亩一


块田”建设管理模式开创智慧农业新途径。该模式通过土地整合，将分散的小块农田整合为千亩以上的连片农田，为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在智慧农业方面，引入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农田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环节的自动化和精准化管理，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


平罗县“一块田”建设模式开启土地承包经营新模式。该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和整合，将农户分散的承包地整合为集中连片的“一块田”，解决了土地“碎片化”问题，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同时，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方式，通过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等形式，让农户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增加了农民收入。


彭阳县“一台地”模式实现了丘陵山区梯田由农户分散管理向集中连片管理转变。县域地处丘陵山区，地形复杂，梯田分布零散，传统的分散管理方式效率低下。“一台地”模式通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将分散的梯田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管理，实现了农田设施统一维护、农业技术统一推广、农产品统一销售，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经济效益。


盐池县“马儿庄”运行管理模式有效破解高效节水农业土地非流转不可的困局。在高效节水农业发展过程中，土地流转难是制约因素之一。“马儿庄”模式通过创新土地经营机制，在不改变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实现了对土地的集中连片经营和高效节水设施的统一管理，为发展高效节水农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这些典型样板的成功实践，为全区高标准农田和现代高效节水农业“建一片、成一片、兴一片”提供了经验，高标准农田和现代高效节水农业建设被评为全区2023年农业农村十大亮点工作之一。


1.4注重队伍建设，全领域充实发展力量


1.4.1深入县区指导


自治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抽调20余名技术人员分为5个技术服务组，每月深入各县（区）1次～2次，常态化开展任务落实、实施管理、质量监管、安全生产、项目验收、建后管护等项目建设管理全方位、全领域技术指导服务。技术服务组的成员大多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们深入基层一线，与县


（区）农业农村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密切配合，及时发现和解决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例如，在项目验收过程中，技术服务组严格按照验收标准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在


建后管护指导中，为基层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支持，帮助制定科学的管护方案。


1.4.2举办业务培训


每年举办2期～3期农田建设管理培训班，邀请农业农村部、高等院校、兄弟省区和区内知名专家授课，培训全区农田建设管理技术骨干200余人次。培训内容涵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法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建后管护等多个方面，既有理论讲解，又有实践案例分析。通过培训，提高了全区农田建设管理技术骨干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工作的开展。


1.4.3举办现场观摩推进会


分川区、山区两大区域，观摩交流各地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成果，推进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共同提高、进度共同加快、管护共同提升。现场观摩推进会为各地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交流借鉴的平台。在观摩过程中，各地可以实地考察先进地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和管护模式，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通过交流讨论，共同探讨解决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有力地推动了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工作的整体提升。


1.4.4赴外省学习考察


每年组织全区农建系统相关负责人和技术人员赴兄弟省份学习考察，吸收外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措施、管理机制和融资模式，为全区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工作提供借鉴经验。通过赴外省学习考察，开阔了自治区农建系统人员的视野，了解了国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最新动态和先进经验。例如，通过学习一些省份在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农业应用、管护模式创新等方面的做法，结合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了消化吸收和创新应用，为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2.当前存在的问题


2.1管护机制不够健全


2.1.1制度落实不到位


项目建成移交管护后未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办法执行，依然存在管护主体及责任不够明确、重建轻管的现象。尽管自治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的制度办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部分地区和单位对制度的重视程度不够，存在制度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例如，一些项目在建成移交后，没有明确


具体的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导致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无人负责。同时，“重建轻管”的思想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只注重项目的建设进度和数量，而忽视了建后的管护工作，导致农田设施过早损坏，影响了项目效益的发挥。


2.1.2产权界定不明晰


项目竣工验收后产权移交乡镇、村负责管理，而大部分设施分布在一家一户的农田上，造成设施所有权、使用权和管护责任不相匹配。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农田设施种类繁多，包括灌溉渠道、泵站、田间道路等，这些设施的产权界定较为复杂。在实际操作中，虽然产权移交乡镇、村管理，但由于设施分布在农户的农田上，农户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只注重自身的利益，而忽视了对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导致所有权、使用权和管护责任脱节，影响了设施的正常运行。


2.1.3运行机制不完善


乡镇一级没有设立农田建设服务机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农田建设技术力量薄弱、管理能力不足，工程日常维护不及时，影响了正常效益的发挥。乡镇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的基层单位，没有专门的农田建设服务机构，导致管护工作缺乏组织保障和专业指导。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虽然承担着农田建设管理职责，但由于技术力量薄弱、管理能力不足，难以对乡镇、村的管护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监督。这使得农田设施的日常维护不及时，一些小的故障得不到及时处理，逐渐演变成大的问题，影响了设施的正常运行和效益的发挥。


2.2维修养护经费落实难


现行制度对管护经费来源和标准未明确规定。中央和自治区财政没有安排农田设施维修养护资金，项目规划设计中也没有将后期管护费用列支预算，部分县乡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大、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均无专项资金用于农田设施后期维护。由于缺乏明确的经费来源和标准，各地在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经费的筹集和使用上存在很大困难。中央和自治区财政没有专项的维修养护资金，项目规划设计阶段也没有考虑后期管护费用，导致项目建成后缺乏资金保障。县乡政府财政普遍紧张，难以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农田设施的维护，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更是无力承担管护费用。


因维修养护资金不到位，农田设施“带病运行”、年久失修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社会资本参与后续管护十分有限，缺乏统一的政策引导。由于缺乏资金，农田设施无法得到及时的维修和养护，如一些灌溉渠


道出现渗漏、堵塞，泵站设备老化、损坏，田间道路坑洼不平，导致设施“带病运行”，效率低下。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政策引导和激励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对参与高标准农田后续管护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形成多元化的管护投入机制。


2.3专业管护人才缺口大


高标准农田管护专业性强，涉及土壤、农业、水利等多个专业，乡、村两级普遍存在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其管护工作也需要具备多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然而，在乡、村两级，专业技术人才匮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乡村条件相对艰苦，待遇不高，难以吸引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现有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也难以满足高标准农田管护的需求。


随着数字农田建设的大力发展，高标准农田和高效节水农业工程管理逐步迈向自动化和信息化，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匮乏，已建高标准农田自动化、信息化管理设施难以发挥作用。数字农田建设是高标准农田发展的必然趋势，自动化和信息化管理设施的应用能够大大提高管护效率和精准度。但由于缺乏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人才，这些先进的设施设备无法得到有效使用和维护，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做好宁夏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的几点建议


3.1健全管护机制，多角度压实责任


3.1.1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


抓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契机，进一步健全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明确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这为健全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提供了有利条件。要加快完善政府主导、多元分工的管护制度，明确政府、村集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各方在管护工作中的职责和义务。规范农田设施竣工验收、资产移交和管护利用的流程，确保管护工作有章可循。例如，在项目竣工验收后，要及时将资产移交给相关的管护主体，并办理好移交手续，明确管护责任和义务。


3.1.2积极争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专门管护办法


积极争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宁夏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设施建后管护办法》，在办法中明确管护主体，压实管护责任。虽然目前自治区有一些关于建后管护的暂行办法，但缺乏权威性和系统性。通过出台专门的管护办法，能够


进一步明确管护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健全管护责任追究制度，确保管护责任落到实处。同时，要指导各市、县（区）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县（区）级管护制度，形成上下贯通、衔接配套的管护制度体系。


3.1.3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类媒体宣传全区农田建设运行情况，大力宣传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营造良好氛围，加快辐射带动。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平台，广泛宣传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的重要意义、政策措施和先进典型，提高全社会对管护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通过宣传，引导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管护工作，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的良好氛围。


3.2落实经费保障，多渠道筹措资金


3.2.1从项目资金中提取管护资金


积极申请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中按照1%～2%的比例提取管护资金，用于历年已建高标准农田设施的维修养护。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财政补助资金是一笔较大的资金投入，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管护，能够建立起稳定的管护资金来源。例如，一个投资1000万元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提取10万元～20万元的管护资金，用于该项目后期的设施维修养护。


3.2.2将管护经费列入财政年度预算


积极争取将高标准农田设施维修养护经费列入财政年度预算，自治区级和县级各按每年每亩20元～5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将管护经费列入财政年度预算，能够从制度上保障管护资金的稳定投入。自治区级和县级财政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补助，能够减轻基层的财政压力，确保管护资金到位。例如，对100万亩的高标准农田，自治区级和县级财政每年分别按每亩20元～50元的标准补助，可筹集2000万元～5000万元管护资金，为高标准农田设施的维修养护提供有力保障。


3.2.3多渠道筹措管护资金


积极争取通过高标准农田项目结余资金、新增耕地指标交易收益、村组集体经济收益等渠道筹措建后管护资金。高标准农田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结余资金，新增耕地指标交易也能获得一定的收益，村组集体经济收益中也可以拿出一部分用于高标准农田的管护。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能够拓宽管护资金的来源，提高管护资金的保障能力。


3.2.4创新金融保险手段


创新金融保险手段，以农田设施为重点，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保险体系，鼓励商业保险机构为高标准农田设计自然灾害保险产品，降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高标准农田损毁成本。自然灾害是导致高标准农田设施损毁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建立保险体系，能够将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转移给保险公司，降低政府和农户的损失。商业保险机构可以根据高标准农田的特点和风险状况，设计有针对性的自然灾害保险产品，为高标准农田提供风险保障。


4.结语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后期管护是一个长久持续的工作，务必落实落细管护主体责任。同时，要加大对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的投入，确保管护工作经费；加强管护人员培训，提高项目科学管护水平，建立项目工程管护监测评价机制，保证项目管护责任落实。


乡村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河南省信阳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黄继刚


河南省信阳市立足大别山革命老区实际，将数字乡村建设置于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以实施“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为抓手，积极探索符合地方特色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一、信阳市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与成效


（一）筑牢数字底座，夯实长远发展新基石


信阳市坚持基础设施先行，系统性推进乡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全域数字化转型筑牢根基。一是通信网络覆盖持续深化。信阳市大力优化农村宽带网络质量，积极推进5G、千兆光网建设，全市累计建成5G基站超过1.19万个，实现乡镇、重点行政村及乡村热点区域5G网络连续覆盖，农村地区光纤通达率和接入能力大幅提升。二是交通基础支撑有力。全市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24000km，潢川县、光山县、淮滨县等地成功创建国家级或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为数字要素流动和电商物流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理通道。三是农村物流体系日趋完善。信阳市加快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建成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13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1802个，开通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线路112条。


（二）聚焦智慧农业，打造精准高效新范式


信阳市积极探索多元化智慧农业发展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数据驱动、精准高效的现代农业转型。一是创新联合体发展模式。信阳市推广“政府+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产业联合体，整合资源推进粮油、茶叶等作物生产的规模化、智能化。二是特色产业智能化多点开花。信阳市各县区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各具特色的智慧农业样板：潢川县“水木光州”未来农业集群，采用“数字装备+智慧种植”模式，节水95%、节省人力98%；光山县推进智慧养牛项目，打造“京洋福牛”品牌；淮滨县构建弱筋小麦数字种植应用体系，带动全产业链产值达31.8亿元。三是技术应用向纵深拓展。息县“智慧农谷”建成集土壤墒情、气象、虫情监测于一体的数据中心与分析平台；平桥区建设数字渔业产业中心，推动设施渔业发展。


（三）深化数字治理，构建惠民服务新体系


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和民生服务水平为目标，信阳市大力推动治理数字化


转型。一是搭建一体化治理平台。信阳市建设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平台，整合12345热线、信访、网信、公共安全、数字城管等多元数据资源，构建“数据一个库、要素一张图、指挥一平台、共治一张网”的治理新格局，形成贯通县、乡、村三级的高效协同指挥体系。二是拓展数字化专业服务。信阳市开展“数字供销”建设，依托市供销社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为农服务资源线上线下无缝对接。搭建农业专项数据资源库，录入农户数据5.59万条，提供技术支持与知识科普。三是打造基层智慧治理样板。因地制宜建设村级数字乡村平台，信阳市集成党务村务公开、文旅服务、平安监控、环境监测、灾害预警等智慧功能，使数字治理触角延伸至乡村“末梢”，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参与感。


（四）培育富民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信阳市着力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将数据流量转化为农民增收的“新农资”。一是农村电商蓬勃发展。信阳市持续开展“我为家乡代言”“豫见茶都”等系列直播助农活动，累计超千场，培育出“光山十宝”“根亲固始”“新县味”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县域农产品电商公共品牌。2024年，全市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59.59亿元，帮扶产品网络零售额12.71亿元，7个县成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二是传统品牌数字化转型成功。信阳市推动“信阳毛尖”跨界出圈，文新茶叶开发毛尖鲜奶茶、冰淇淋、茶啤酒等新产品，年销量可观；河南遇鉴茶科技有限公司创新推出毛尖酸奶，取得良好市场反响，成功将传统茶叶打造为年轻消费群体喜爱的“网


红产品”。三是全产业链数字化赋能增收。浉河区构建了“智慧种植—智能加


工—数字物流—云端销售”的茶叶全产业链数字化体系，春茶期间投放溯源防伪码49.9万枚；信阳市丝瓜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全产业链，带动10多万农民增收。


二、信阳市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统筹协调机制亟待健全，协同效能有待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涉及多个部门，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完善。各部门职责边界存在模糊地带，政策制定、项目推进、数据资源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现象，信息孤岛、数据壁垒未能完全打破。


（二）政策资金保障力度不足


在信息基础设施升级、智慧农业重大项目、数字平台长期运维等方面，需


要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专项财政资金规模相对于庞大的建设需求仍显不足，部分县区配套资金落实存在困难。


（三）数字素养整体水平不高


部分农民，尤其是年长群体，对智能手机、互联网应用掌握不熟，在信息获取、在线办事、电商操作、数字金融等方面存在“数字鸿沟”，限制了其充分享受数字化红利的能力。部分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对智慧农业技术、电商营销、数字化管理的应用仍处于浅层或被动接受阶段，专业人才缺乏。


（四）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网络覆盖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部分偏远山区、自然村落的5G信号覆盖仍然薄弱，网络速度和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部署密度和应用广度不足。基础设施长效运维机制不健全，存在“重建设、轻运维”现象。


三、深化信阳市数字乡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与协同机制，凝聚建设合力


1.健全高位统筹机制。信阳市要进一步强化市级数字乡村发展统筹协调领导小组职能，建立定期会商、考核评估制度，明晰各部门权责清单，打破数据壁垒，推动政策协同、资源整合、项目联动。


2.完善市、县、乡三级联动。信阳市要加强市级规划对县区的指导，鼓励县区在市级框架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建立项目信息共享平台，避免重复建设。强化乡镇的承上启下和资源整合功能，确保各项任务在基层有效落地。


3.推动标准规范建设。信阳市要研究制定或采纳智慧农业、数字治理、数据共享等领域的地方标准或技术指南，为各类主体参与建设提供清晰指引，保障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的安全有序共享。


（二）创新多元投融资模式，强化资金保障


1.加大财政投入与整合力度。信阳市要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相关专项债券等国家资金支持；优化市级财政资金支出结构，设立数字乡村建设专项资金，并加强对各类涉农资金的整合，提高使用效益。


2.创新金融支持方式。信阳市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


“智慧农业贷”“数字乡村贷”等专属信贷产品。推广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业设施、数据资产等抵质押融资；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为小微数字农业企业、电商主体提供增信服务。


3.激发社会资本活力。信阳市要通过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特许经营、资源捆绑开发等模式，吸引龙头企业、互联网企业、专业运营公司参与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完善收益分享和风险分担机制，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实施数字素养提升工程，夯实人才支撑


1.精准培训新型农民。信阳市要实施“数字新农人”培育计划，围绕智能手机应用、电商直播、短视频营销、产业振兴智慧农机操作等开展分层分类培训；采用田间课堂、线上教学、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提升农民数字化生产、经营和生活能力。


2.赋能基层干部队伍。信阳市要将数字乡村建设内容纳入县乡干部和村“两委”负责人培训必修课，组织赴先进地区考察学习；鼓励基层干部在实践中提升运用数字工具进行治理和服务的能力，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善用数字技术的“领头雁”。


3.引育专业人才队伍。信阳市要持续实施“三支一扶”、科技特派员计划，引导高校毕业生、科技人才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加强与本地高校、职业院校合作，定向培养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领域的技术技能人才；建立数字乡村专家智库，提供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持。


（四）推动基础设施提质增效，促进普惠共享


1.实施网络覆盖升级行动。信阳市要推动5G和千兆光网进一步向行政村纵深覆盖，并向有条件的自然村延伸；支持在农业生产重点区域、乡村旅游集聚区优先部署物联网、北斗导航等设施；探索利用卫星互联网等技术弥补偏远地区网络覆盖短板。


2.加快农业生产设施数字化改造。信阳市要鼓励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广应用智能灌溉、环境调控、精准饲喂、病虫害智能监测等装备；建设一批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示范基地。


3.建立长效运维保障机制。信阳市要明确各类数字基础设施的产权归属和管护责任；探索“政府补贴+市场运营”的运维模式，引入专业公司进行社会化管护；建立运维绩效评价机制，确保设施持续稳定运行。


信阳市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乡村发展格局：通过驱动产业数字化，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动能；通过优化治理服务，有效提升乡村善治水平；通过激活主体意识，充分释放农民群众的内


生动力。这一探索充分彰显了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深远意义—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发展理念的升华。只有坚持以农民为中心、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推动技术逻辑与产业、社会逻辑深度融合，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契合地域实际的数字乡村发展之路，为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奠定坚实基础。


以优质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从“豫超四小龙”看实体零售转型之路


河南日报社课题组


（2026年8月21日）


近年来，在全国传统商超普遍面临转型阵痛、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下，河南零售赛道异军突起，以鲜风生活、淘小胖、华豫佰佳、农夫·刘先生为代表的“豫超四小龙”逆势增长、集体出圈，门店数量持续扩张，经营业绩屡创新高，形成了备受全国关注的“豫超现象”。这一群体崛起，绝非偶然的市场热点，而是河南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部署的生动实践，是中原商业文化在新时代传承创新的必然结果，更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下优质供给激活消费潜能的典型样本。深入剖析“豫超四小龙”的成长逻辑与实践路径，对于推动全省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充分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豫超四小龙”为何受欢迎


顺应消费升级大势，赋能实体零售转型提质。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已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总书记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正处于规模扩容、品质提质、结构优化的升级关键期，居民消费加速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品质化、体验化、个性化等多元消费需求持续攀升。反观传统实体零售业，普遍存在商品结构单一、经营模式固化、服务体验滞后等突出问题，陷入重扩张、轻运营，重价差、轻品控的转型困境，同质化内卷、客流流失、利润收窄、增长乏力等已成为行业共性难题，供给体系与新型消费需求适配度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豫超四小龙”崛起，走出了一条区别于传统商超粗放发展的转型提质新路，是河南商贸流通业主动顺应消费升级浪潮、深耕内需市场的生动实践。四家企业准确把握居民从追求低价转向追求品质、服务、体验的消费变革大势，摒弃传统商超依赖进场费、通道费的盈利模式，以品控标准化、服务精细化、供应链专业化推动业态迭代，精准补齐大众消费、品质消费、便民消费的供给短板。这种以优质供给适配多元需求、以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潜力的发展模式，精准契合了零售业转型升级的时代方向，既补齐了区域实体零售供给短板，也丰富了国内传统商贸转型升级路径，


为全国实体零售行业破局突围、提质增效提供了河南样本。


紧扣美好生活向往，适配不同群体消费需要。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消费是最终需求，是民生改善的重要抓手，也是美好生活最直接、最普遍的实现载体；消费供给的质量与效率，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正从温饱型、生存型向品质型、发展型加速跃升，群众对消费的安全性、便捷性、体验性要求持续提升，期盼更丰富的商品选择、更可靠的品质保障、更贴心的便民服务，民生消费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鲜明特征。既要高端品质供给，也要普惠民生保障，这对实体零售精准服务民生提出更高要求。“豫超四小龙”崛起，本质上是消费供给端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动呼应，也是民生导向在商业领域的具象化体现。四家企业立足河南人口规模巨大、城乡融合发展等省情，聚焦居民日常消费的痛点难点，精准分层布局、匹配多元民生需求，构建起全覆盖、多层次的民生消费供给体系，既保障了基础民生消费的普惠性与可及性，也回应了品质消费、体验消费的升级需求，让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不同收入群体都能在日常消费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满足感。这种以民生为底色、以品质为核心的供给升级，破解了以往商超供给“一刀切”的弊端，既契合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要求，也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提供了坚实的民生支撑，彰显了实体零售保民生、惠民生的价值导向。


激活实体零售动能，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实体零售是商贸流通体系的终端枢纽，是衔接产地与消费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节点，培育本土优质零售主体，是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支撑。“豫超四小龙”崛起，是河南利用和发挥、巩固和增强市场资源优势，以培育本土优质零售主体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生动实践。从区域布局来看，四家企业既扎根省会郑州核心商圈，也下沉县域甚至乡镇市场，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向基层延伸，持续释放市场消费潜力。在对外流通上，四家企业推行全国产地直采模式，跨区域对接全国优质农产品、食品生产基地，砍掉多层中间商环节，将全国优质商品高效引入河南市场，降低区域消费成本。在对内输出上，积极将河南成熟的服务模式、品控标准、经营理念等对外输出（如淘小胖在重庆布局门店）。同时，四家企业主动对接省


内涉农产业、本土食品企业，搭建农超对接、企超对接平台，助力河南特色农产品、本土消费品走出县域、走向全省、辐射全国。“豫超四小龙”的快速成长，有效激活河南实体零售动能，既畅通了“全国商品入豫、豫品出豫”的双向流通链路，助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也以良性市场竞争净化零售行业生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行业共赢发展。这充分证明，实体零售只要找准定位、深耕价值，就能够在完善现代流通体系、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担当重要角色。


擦亮豫商品牌名片，探索中原消费升级路径。河南作为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和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顺应全国消费升级新形势新要求，探索契合区域禀赋的消费升级路径，成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必然选择。“豫超四小龙”集体走红，一改河南传统农业大省、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刻板印象，向全国展现了河南商业的创新活力与品牌实力，成为继胖东来、蜜雪冰城、锅圈食汇之后，河南商业品牌矩阵的又一重要板块。不同于一线城市依赖外来商超品牌、高端商圈拉动消费的模式，“豫超四小龙”根植中原商业文化，传承诚信经营、务实向善的豫商底色，坚持本土化创新和差异化发展，走出了一条扎根中原、立足民生、性价比与高品质并重的消费升级路径，更贴合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消费习惯与市场特征，具有更强的普适性与可复制性。《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系统培育中国消费名品方阵，构建以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为主体的中国消费名品体系。从胖东来持续爆火，到“豫超四小龙”崛起，形成了“这么中，那么燃，中国商超看河南”的良好口碑和品牌效应，标志着河南本土零售实现了从单点出彩到群体跃升、从企业品牌向区域品牌的跨越。“豫超现象”表明，消费升级并非只有依赖外来品牌一条路径，立足本土商业文化、培育本土优质经营主体，同样能够激活消费新动能，这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同类城市推动商贸流通业提质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河南经验。


二、河南本土商超有何经营之道


“豫超四小龙”崛起，是河南本土商超在消费升级浪潮中主动求变的生动注脚。四家企业扎根中原厚土，以诚信厚植信任、以差异锚定赛道、以场景重塑体验、以供应链夯实底气、以运营提升效能，在激烈竞争中闯出了一条实体零售转型升级的河南路径。


回归商业本源，以诚信经营筑牢发展根基。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是零售业的立身之本。“豫超四小龙”以诚信经营为根基，回归“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商业初心，将品质与服务贯穿经营全过程。在品质管控上，鲜风生活生鲜区大屏幕实时公示农残检测数据，包装追溯码精确至具体批次与检测人员。华豫佰佳在门店设置食品快速检测室，对生鲜、熟食等进行常态化抽检公示，从源头把控商品质量。在价格承诺上，华豫佰佳将“买贵补差价”作为经营宗旨，设有专门价格调研员定期比价、即时调价，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在售后服务上，普遍实行“不满意就退货”服务，不设退货门槛，不推诿扯皮。淘小胖提供果蔬换新服务，鲜风生活建立两分钟响应的售后服务机制，华豫佰佳推出“投诉有奖”，真正把“顾客至上”落到实处。在零供关系上，农夫·刘先生实行“裸采”模式，不收进场费、条码费，货到现金当日结算，推动上游供应商主动让利，构建互利共赢的供应链生态。这套贯通品质、价格、服务与零供关系的诚信经营体系，看似朴素却直击行业痛点，以信任筑牢优质供给的根基，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深耕特色定位，以差异策略规避同质竞争。面对同质化竞争的行业困局，“豫超四小龙”没有陷入低价内卷，而是立足自身禀赋，在细分赛道构筑起鲜明的品牌标识与核心竞争力。华豫佰佳深耕郑州18年，锚定邻里生活中心定位，专注央厨和源头直采，以长期主义打磨单品品质，


自有品牌从开发到上架需经多轮盲测。2025年起加速扩张，一年在4城连开6店，门店数达24家。鲜风生活主打鲜食与场景融合特色，以高品质鲜食和年轻化空间设计精准锁定年轻消费群体，拥有超700个自营SKU，自有品牌商品占比超40%，形成了“超值”系列主打性价比引流、“甄选”系列聚焦品质提质的双轨商品体系。淘小胖以自有品牌矩阵和开放B端供应链为特色，800多个自有品牌商品贡献了30%的销售额，是“豫超四小龙”中唯一走出河南的商超品牌。农夫·刘先生锚定平价定位，以高性价比生鲜产品和公园式卖场场景吸引社区客群，形成鲜明的品牌辨识度。差异化定位的实质，是对不同消费群体真实需求的深刻回应。从年轻潮流到家庭日常、从品质消费到民生刚需，“豫超四小龙”以人的需求为原点，在细分赛道上各展所长，构筑起多元共生的零售新格局。


创新消费场景，以体验升级重塑零售价值。当消费需求从商品购买向生活体验延伸，场景化成为实体零售转型的核心命题。“豫超四小龙”打破传统商超单一卖货的功能定位，将购物、餐饮、休闲融为一体，以场景创新拓展了实


体商超的价值边界。在空间再造上，四家企业摒弃了传统卖场单调的工业风设计，以差异化空间设计重构消费体验。农夫·刘先生将假山流水、绿植景观、雾森系统植入商超空间，让“买菜如同逛公园”，顾客可自由剥除菜叶，即便增加损耗也要留住逛超市的乐趣，入选商务部零售业创新提升典型案例。鲜风生活以年轻化审美重构空间语言，清新明亮的视觉设计与场景化陈列，精准适配新生代消费偏好。在业态融合上，“超市+餐饮”已成标配。鲜风生活通过现制熟食、烘焙工坊等功能区，推动“逛超市”与“吃顿饭”合二为一。华豫佰佳在门店搭建“超级厨房”，顾客选购食材可交由厨师现场加工。淘小胖以餐饮档口集群与现打鲜奶等体验环节吸引客流、延长驻留，带动关联商品销售。在服务细节上，饮水处、多规格购物车、宠物暂存处等便民设施贯穿购物全程，让消费过程更有温度。以空间再造吸引客流、以业态融合延长停留、以服务细节赢得口碑，“豫超四小龙”用场景创新印证了实体商业不可替代的体验价值。


优化供应链条，以直采模式提升供给效率。零售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供应链效率的比拼。河南依托百荣世贸商城、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等全国性批发市场集群，为本土商超直采模式提供了坚实支撑。“豫超四小龙”充分发挥这一地缘优势，通过产地直采、自建仓储、冷链配套等方式，持续压缩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在采购端，农夫·刘先生创始人坚持20多年亲自选品，以严苛标准夯实供应链前端优势。华豫佰佳组建专业采购团队，建立稳定直采基地，生鲜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架。在仓储物流端，鲜风生活搭建起“仓储物流—中央工厂—全渠道”一体化供应链体系，中央工厂可基于实时销售数据敏捷调整生产方案。华豫佰佳自建中央厨房，配备专用冷链与检验研发实验室，实现统一采购、统一加工、统一配送。在供应链延伸上，各企业将自有品牌作为供应链优化的重要方向，通过对接工厂定制生产，省去品牌溢价与渠道加价，实现品质可控、成本可控、利润可控。淘小胖更将自有品牌供应链向全国同行开放，产品已辐射海南、新疆、江苏等地区，从服务自身的终端跃升为赋能行业的供应链输出者。从产地直采到自有品牌培育，从中央厨房到冷链配送，“豫超四小龙”深耕供应链全链条优化，构筑起兼顾品质与价格的竞争底气。


深化数智赋能，以运营创新适配消费升级。优质供给的精准抵达，离不开数智化的深度嵌入。


“豫超四小龙”将数字技术融入采购、生产、配送、门店各环节，以技术升级提升供给的精准度与响应速度。在供应链协同上，鲜风生活依托AI动态补


货算法，将生鲜从田间到货架压缩至24小时，损耗率降至行业均值的三分之一。通过智能排产系统动态匹配投料与产量，中央工厂产能利用率提升至92%。华豫佰佳依托自动化中央厨房，以标准化智能生产提升熟食、烘焙等品类供给效率与品控稳定性。在门店运营上，农夫·刘先生引入智能订货系统，综合分析历史销售、天气、节假日等多重因素优化补货方案，有效缓解库存积压与断货矛盾。鲜风生活部署电子价签实现价格动态同步。四家企业普遍配置自助收银设备，压缩结账等候时长，提升门店运转效率。在全渠道拓展上，鲜风生活、华豫佰佳、淘小胖均布局线上销售矩阵，依托AAA小程序、外卖平台及抖音电商等渠道，实现线上下单、到店自提或即时配送，有效延伸消费场景与服务半径。从后台供应链的智能协同，到前端门店的数字升级，再到全域渠道的融合打通，“豫超四小龙”将数智化深度融入运营全链条，以更优的供给效率、更快的响应速度，回应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三、如何推动实体零售转型提质


“豫超四小龙”崛起，是我省扩大内需战略落地、实体零售转型提质的生动缩影。深入剖析其成长逻辑，不仅能为商贸流通行业发展提供实践借鉴，更能为全省乃至全国以优质供给激活消费潜能带来多方面启示。


坚持差异化突围，是消费供给提质的核心逻辑。长期以来，我国零售业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商品结构、经营模式趋同，既制约行业盈利水平，也难以匹配分层化的消费需求。“豫超四小龙”打破传统商超“以货寻人”的经营惯性，没有走贪大求全、跟风复制的老路，而是以消费需求为核心，精准匹配客群定位，在细分品类、场景和服务中建立起难以替代的竞争壁垒。这深刻启示我们，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关键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精准聚焦；不在于盲目铺摊子，而在于锻造长板。差异化并非营销层面的标新立异，而是从战略层面对市场定位、价值主张、竞争壁垒的系统性重构。今年7月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其核心导向与差异化发展逻辑高度契合。立足我省实际，要以差异化发展带动消费供给提质升级，引导企业立足自身禀赋找准赛道，在商品供给、服务体验、场景营造等维度塑造独特优势，加快构建层次分明、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消费供给格局，以多元化、精准化的优质供给充分释放不同群体的消费潜力。


坚持融合化创新，是消费业态迭代的根本动力。当前，消费正从单一商品


消费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深度拓展，业态跨界融合成为显著趋势，传统商超单一的商品供给已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复合化的消费需求。“豫超四小龙”牢牢把握这一趋势，以业态创新打破传统零售的边界局限：“零售+餐饮”推动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双向叠加，有效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长、提升单客价值；“零售+便民服务”拓展商超社区服务功能，持续增强居民消费黏性；“零售+场景体验”赋予购物休闲社交属性，全面重塑实体商业的吸引力。这一探索之所以取得实效，关键在于跳出了传统“卖货”的思维定式，把业态融合创新作为拓展消费广度深度、培育新增长极的核心抓手。融合不是业态的简单堆砌，而是以消费需求为核心的供给重构，是对实体商业价值的再定义。要顺应业态融合发展大势，大力推动零售与餐饮、文旅、休闲、社区服务等深度跨界联动，打造一批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引导实体商业从“购物场所”向“生活目的地”转型，以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结构、延伸消费链条，持续催生更多消费新增长点。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是扩大消费市场的坚实支撑。“豫超四小龙”能够在河南集群发展，根本上得益于超大规模市场的支撑。作为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河南消费市场兼具规模总量与梯度层次，既有广泛的民生刚需底盘，也有持续升级的品质需求空间，能够容纳不同定位的业态协同发展。同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完善的交通物流网络，为企业优化供应链布局、开展跨区域扩张提供了便利条件。四家企业能够错位布局、协同发展，是需求端市场容量与供给端流通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牵引，差异化供给无从落地；没有高效流通体系的效率保障，品质化运营难以为继。这充分印证了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优势，也是本土企业成长壮大的深厚沃土。要充分用好人口规模大、市场腹地广的比较优势，持续完善城乡商业体系，推动优质商业供给向县域、乡村下沉延伸，畅通城乡消费循环。支持本土商业企业立足河南、辐射中部、走向全国，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打响豫商品牌，真正把市场优势转化为消费升级的持久动力。


传承豫商文化基因，是擦亮消费品牌的精神根脉。河南商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上世纪90年代的郑州“二七商战”，是我国零售业市场化探索的重要实践，推动“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深入人心，将诚信经营、服务为先、敢闯敢试的文化因子深植中原商业土壤。从“二七商战”的探索实践，到新时代胖东来、蜜雪冰城、锅圈食汇等一批本土品牌走向全国，


再到如今“豫超四小龙”崛起，豫商文化始终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积淀形成以诚立身、以实兴业的鲜明文化特质。“豫超四小龙”坚守货真价实的经营底线、践行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构建互利共赢的商供关系，本质上是对豫商诚信基因、人本理念的时代表达。由此可见，商业文化从来不是抽象的精神标识，而是能够转化为市场口碑、品牌价值的现实竞争力。要深入挖掘豫商文化的时代内涵，持续弘扬诚信经营、创新求变的价值内核，厚植重信守诺的商业土壤。引导本土企业以文化铸品牌、以品质优供给，把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服务优势，持续擦亮豫商名片，以高品质品牌供给带动消费提质升级，为激活全省消费潜能注入持久的文化动力。


优化营商环境生态，是激活消费潜能的重要保障。“豫超四小龙”能够群体性涌现，与河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密不可分。近年来，河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出台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支持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建设，推广胖东来等优秀企业经验，为行业转型明确了方向，形成了对标先进、竞相发展的正向氛围。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规范市场监管秩序，保护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企业公平竞争、健康发展提供了稳定预期。实践表明，营商环境优则经营主体活，经营主体活则消费动能足。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核心是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关键在于搭建让优质供给脱颖而出的制度平台。下一步，要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破除制约消费扩容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大对本土商贸企业的培育扶持力度，引导更多经营主体提升供给质量、创新消费业态，为激活全省消费潜能筑牢坚实制度支撑。


织密“物流网”激活“大循环”关于湖南物流网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湖南日报、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调研组


（2026年8月7日）


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串联起一个流动的大市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当前的物流已不仅仅是一种业态，更是一种核心的生产组织方式，与生产力、生产关系同等重要。


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物流网是由枢纽节点、骨干通道、装备载具、规则标准、信息数据有机融合的跨区域、跨领域综合性服务网络。物流网首次与能源、算力并列，成为国家基础设施骨干网络，标志着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进入全新历史阶段。物流网建设，也从行业层面上升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服务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立足“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湖南如何抢抓这一历史机遇？近期，湖南日报、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简称“湘物联”）开展湖南物流网建设情况调研。


一、湖南物流网发展仍存在多重短板


“十四五”期间，湖南物流业在政策精准赋能、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协同升级的多重作用下，呈现出“质效双升”的发展格局。据湘物联信息中心统计，2025年，全省社会物流总额达到16.3万亿元，较“十三五”末（20XX年）增长


33.1%，居中部省份前列。全省物流业总收入5070亿元，较“十三五”末增长29.0%。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为7622.3亿元，同比增长2.5%，与GDP的比率为13.8%，较“十三五”末下降0.9个百分点。


但对标国家“六张网”建设要求和湖南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当前，湖南物流网仍存在多重短板。


物流枢纽数量不少，但功能层级有待升级。截至2025年底，长沙陆港型等7个物流枢纽纳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新增常德、永州入选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长沙、衡阳、永州、怀化纳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长沙、株洲、湘潭、岳阳、怀化、郴州纳入国家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怀化跻身西


部陆海新通道“13+2”关键节点。但湖南现有物流枢纽功能层级，仍需要向物流中心、供应链中心、供应链金融中心、物流枢纽经济区等升级。


运输结构尚不合理，多式联运效率有待提高。2025年，湖南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降至13.8%，实现了自2015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十一连降”，但与安徽（13%）等省份相比仍有差距。突出表现为运输结构不合理，湖南公路货运量占比较高，铁路、水运低成本运力利用不足。健全多式联运体系，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重要方式。如株洲利用湘粤非铁海联运，至南沙港单箱成本节约率达34%。我省“醴陵—盐田港”“城陵矶港—岳阳北站—京广铁路


—涟源钢铁”等线路入选全国铁水联运品牌线路培育典型案例。但因末端物理联通不畅（如末端50至100米未无缝衔接）与数据系统封闭（铁路、公路、水运数据不互通）等原因，导致多式联运之间的衔接效率不足。


经营主体“散而弱”，综合物流集成商缺乏。截至2025年底，全省物流相关法人单位4.3万家，物流从业人员超过195万人。全省A级物流企业保有量为392家，居全国第九位，其中5A级企业31家，位列全国第八。但大多数企业集中在传统运输、仓储领域，缺乏能提供供应链一体化解决方案的综合物流集成商。与顺丰、京东物流等平台型企业相比，湖南本土企业网络规模偏小，在数智化投入、增值服务设计、产业链嵌入深度等方面差距明显。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湖南工程机械龙头企业的全球物流网络，很大程度上依赖自建或外包零散车队，未能有效孵化出根植湖南的第三方高端物流品牌。


县域物流基础设施薄弱，冷链物流网络短板突出。县域物流网是全省物流网的基础底座，若按统一标准（单县不低于150至300亩）建设县级综合物流园区，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有望在“十五五”期间实现大幅降低。湖南目前约30%的县仍缺乏县域物流基础设施，60%的县物流基础设施较为老旧、亟需改造升级。这导致物流分散、效率低下、企业运营成本高，也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优化的核心短板。同时，湖南冷链设施缺口较大，果蔬、水产品在流通环节的腐损率高。这对农业大省湖南而言，严重制约了优质农产品的品牌化和跨季销售。


地方政府认知不足，数智融合深度不够。全省尚无适应产业发展的公共物流数智平台，主要面临四大堵点：地方政府认知不足、科学实施路径不清、前期投入能力缺失、应用场景尚未规模化，未发挥“物流网+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的融合效能。


二、湖南物流网发展的系统性机会窗口


物流网被纳入国家“六张网”，意味着它已从产业配套升级为战略性基础设施。就此而言，湖南物流网建设面临四个层面的发展机遇。


政策赋能加码，投资红利加速落地。国家层面正全力推动物流网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系统转变。“十五五”期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达95%，多式联运、冷链物流、快运物流等短板将加速补齐。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将印发实施现代物流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统筹各类资金支持物流设施存量提质与增量建设，推进物流基础设施系统成网。仅今年，“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初步估算就超过7万亿元。对湖南而言，这既是直接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量，也是拉动内需、稳定增长的重要抓手。


“六张网”融合互促，催生运行范式革新。物流网并非孤立存在，它与水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融合，将催生全新的运行范式。传统以“铁公基”为代表的投资模式，如今已难以匹配新质生产力要求，需要转向既“投资于物”更“投资于人”的新路径，而物流网正是这一转型的关键载体。


区位优势持续放大，枢纽地位全面跃升。当物流网上升为国家战略基础设施，湖南迎来从“血管通道”升级为“循环枢纽”的历史性机遇。依托“一带一部”独特区位，湖南可衔接长江经济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长三角与粤港澳、贯通成渝双城经济圈，真正成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全国物流网关键节点。


实体产业深度赋能，乡村振兴动能强劲。物流网是促进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基础性、功能性网络。当这张网越织越密、越通越畅，湖南先进制造业的零配件供应链能力将大幅提升，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等“湘品”能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送达全球客户。同时，县域物流与冷链网络的补齐，将打通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和工业品下乡“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振兴与统一大市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国家“六张网”布局绝非单一的基建投资，而是一次从设施到制度、从硬件到数据、从通道到枢纽的系统性机会窗口。对湖南而言，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有条件将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算力优势等整合转化为物流网建设的后发优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拓展全新空间。


三、从三重维度建设湖南物流网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尹国杰建议，从三重维度建设湖南物流网。


第一重维度，推动物流基础设施的物理连接和组网联通，物流枢纽、园区从单点功能向多点网络化协同发展。


未来的物流园区、枢纽将成为供应链的组织载体，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服务支撑，是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重要策源地。因此，要加快推动我省物流基础设施有机联通、功能组网、高效运行，做大通道物流、做实枢纽经济、做强末端辐射，进一步完善“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体系，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一是畅通道。我省现有五大国际物流通道，在畅通这五大国际物流通道、提升服务能力的同时，建议以“湘江经济带”为支撑，发展适水产业、通道经济和流域经济。开辟“湘琼物流新通道”，进一步加强湖南与海南自贸港的贸易、加工、保税物流对接。


二是强枢纽。强化核心枢纽能级。长沙、岳阳、衡阳、郴州、怀化、常德、永州等7个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加快物流枢纽项目建设，明确产业规划和功能布局。发挥长沙、衡阳、永州、怀化等4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枢纽节点功能和辐射能力。新建省级（区域）物流枢纽。从全省层面科学统筹国家级枢纽与省级枢纽、骨干枢纽与区域枢纽建设布局。我省暂未纳入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的市州，建议参照国家认定标准，建设省级（区域）物流枢纽项目，相邻市州可发起区域枢纽、配送中心协同共建，实现区域物流一体化布局和高效联动。


三是优网络。以“县域物流网”建设为重点，系统优化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逐步联接为市州区域物流网，进而织密湖南省域物流网，融入国家物流网。推动我省物流设施的存量提质与增量建设，新建一批数智化、绿色化（零碳）物流基础设施。根据不同县域情况，在全省各县（市、区）布局一个综合物流园区，实现“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站点”，同步完善冷链物流、应急物流（平急两用）、城乡电商快递配送网络。探索“通用机场+物流园区+无人机起降点+低空物流”的融合发展模式，在我省相关通用机场布局物流园区功能，在具备条件的物流园区建设无人机起降点、跑道等低空物流基础设施，构建起全省“干线+支线+末端”的低空物流网络。


第二重维度，加快“公铁水空管”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运力成网，实现“硬联通”与“软联通”双向赋能。


当前，我省多式联运发展进入网络化运行、数智化赋能、系统化提升的攻


坚期。加快建成“布局合理、衔接高效、绿色智能”的多式联运网络，实现多式联运跨方式一体衔接、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需要“硬联通”与“软联通”双向协同赋能。


统筹推进“公铁水空管”多种运输方式基础设施及装备载具“硬联通”。加快落实“南客北货”航空货运战略，推动铁路物流扩量增效、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对接水网重点实施全省港航供应链一体化，发展公转铁、公转水，铁海联运、江海联运、空陆联运，提升铁路、水运、空运占比。加快更新改造和建设一批符合我省重大战略、需求规模大、联动功能突出的主要货运节点，推动铁路专用线进港口、进园区，健全集疏运体系。根据重点货类运输需要，选择关联性强的港口、铁路货运站、机场货运作业区等枢纽港站，完善一体融合的设施体系。以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为抓手，聚焦物流装备载具升级，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推动规则标准及服务“软联通”。一是打造一个平台。以“建设完善湖南省多式联运数智平台”为目标，实现数据联通共享。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门到门”模式，加快完善与多式联运发展适配的服务和规则标准，重点破除跨部门数据壁垒，打通海关、铁路、水运、金融等数据接口，实现单证一次填报、全域通用。二是培育一批线路。重点服务我省先进制造业，培育具有典型示范效应、货源基础稳定且“公转铁、公转水”潜力大的多式联运线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三是扶持一批企业。力争在湖南培育10家以上具有资源整合能力的大型多式联运经营主体（综合物流集成商），推动新能源重卡、无人车、无人机等绿色智能物流装备载具在企业规模化应用，带动形成覆盖全省、联接周边、通达全球的多式联运“运力网”。


第三重维度，构建湖南数智物流大模型和“可信数据空间”算力服务网，推动物流生产组织方式迈入“数智驱动”新阶段。


物流大数据价值的关键在于可信流通。数智物流“可信数据空间”以多源数据汇聚、可信安全流通、全链路追溯管控为核心，建立全流程可追溯、权限精细化管控的数据安全合规机制，可有效打通物流数据壁垒，引导经营主体在“可信数据空间”安全有序交换数据，实现数据资产价值。聚焦算力、算法、算据、算网“四算融合”，依托湖南在数字经济与算力网、电网、通信网基础设施上的先发优势，构建湖南数智物流大模型、“可信数据空间”算力服务网，形成湖南省物流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将奠定湖南“AI+物流”创新、安全发展的


数字底座。


一是为我省建设现代化多式联运网络、完善“多式联运平台”提供物流大数据支撑。


二是为我省打造“数智物流与供应链公共平台”提供“可信数据空间”和大数据算力服务，推动我省物流生产组织方式与供应链价值创造迈入“数智驱动”的新阶段。


三是有效解决智能物流装备载具“万物互联”，推动物流领域大行动模型


（智能体）研发。为无人车、无人机、无人船、无人仓、无人港等物流新业态培育，物流业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发展，零碳物流园区及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建设、物流碳排放核算、碳足迹标识认证等新场景应用提供技术赋能。同时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提供实物流动支持，系统提升我省“六网融合、协同发展”的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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