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偏差5大类及其具体表现对照检视清单50条

政绩观偏差5大类及其具体表现对照检视清单50条

一、党性根基不牢，宗旨意识淡化

1.“唯上”心态严重：开展工作首要考虑上级领导是否注意、是否满意，将主要精力用于琢磨领导意图、迎合上级喜好，而非解决实际问题。汇报工作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

2.“轻下”倾向明显：对基层群众的呼声、诉求反应迟钝、解决不力，认为“老百姓的事都是小事、麻烦事”，缺乏“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公仆情怀。

3.“功利”驱动决策：在项目安排、资源分配时，优先考虑能否为个人或小圈子带来名利、人脉等隐性收益，将公共资源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4.“短期”政绩热衷：只愿做任期内能完工、出彩的“显绩”，对需跨任期、打基础的“潜绩”消极应付，缺乏“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5.“新官不理旧账”：对前任留下的符合规划但未完成的项目，特别是难啃的“硬骨头”，以“重新论证”、“优化方案”为名搁置或推倒重来，造成浪费与失信。

6.“选择性落实”：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打折扣、搞变通，甚至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7.“党建业务两张皮”：认为抓党建是“软任务”，出政绩要靠抓经济、上项目等“硬指标”，党建工作与实际工作脱离，难以引领和保障发展。

8.“纪律规矩弹性执行”：为追求所谓“发展效率”或“地方利益”，在土地、环保、债务等红线问题上搞“擦边球”、“闯红灯”，美其名曰“特事特办”。

9.“个人权威重于组织原则”：在决策中喜欢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将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

10.“奋斗精神消退”：满足于过往成绩，安于现状，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在深层次改革面前畏首畏尾。

二、发展理念错位，政绩导向偏差

11.“GDP崇拜”顽固：衡量发展成效过分看重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传统经济指标，忽视发展的质量、结构和可持续性。

12.“速度情结”难解：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制定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甚至通过“数字注水”、税收“寅吃卯粮”等方式制造虚假繁荣。

13.“重产轻人”倾向：在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中，更关注厂房、楼宇、广场等“物”的堆积，而对就业岗位创造、人才吸引力提升、居民收入增长等“人”的福祉关注不足。

14.“重城轻乡”失衡：将资源过度投向中心城区，打造“高大上”的城市面貌，而对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培育投入严重不足，城乡差距持续拉大。

15.“重工轻农”思维：认为只有工业项目才能快速拉动GDP和税收，对现代农业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等重视不够、支持不力。

16.“重硬轻软”偏好：热衷于修路、架桥、建园区等“硬件”投入，而对营商环境优化、创新能力培育、文化品牌塑造、社会治理创新等“软件”建设投入不足、成效不彰。

17.“重引轻育”短视：在招商引资上不惜血本、给予过度优惠，但对本土企业的培育、扶持力度不够，导致“招来女婿气走儿”。

18.“重规模轻效益”：追求企业数量、项目数量的堆积，对企业盈利能力、项目投入产出比、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等效益指标考核不严、导向不明。

19.“重模仿轻创新”：发展思路习惯于“跟风”，别的地方搞什么热门就跟着上什么，缺乏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独特发展路径设计。

20.“重当前轻长远”：在资源开发、土地利用、产业布局上缺乏战略眼光和底线思维，为眼前利益透支未来发展空间和环境容量。

三、工作作风漂浮，形式主义突出

21.“痕迹管理”过度：工作留痕演变为“为了留痕而留痕”，要求基层填报表格过多、提供材料过滥、拍摄照片过频，加重基层负担。

22.“文山会海”依旧：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会议时间长、规模大、实效差，文件空话套话多、具体举措少。

23.“调研作秀”：下基层调研“走经典路线”、“看精心盆景”，前呼后拥，听不到真话、看不到实情，调研报告“天下文章一大抄”。

24.“检查考核泛滥”：各类督查、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而且多头重复，让基层疲于应付，分散了干事创业的精力。

25.“材料出政绩”：工作满足于“说得好”、“写得好”，在汇报材料、宣传报道上精心包装、夸大其词，实际工作却浮于表面、落而不实。

26.“口号式落实”：对上级部署，开会传达一下、发文安排一下就当落实了，缺乏具体的“施工图”、“时间表”和针对性举措。

27.“盆景式标杆”：集中资源打造少数几个“亮点”、“示范点”，用于应付检查和参观，却无力或不愿将成功经验在面上推广，造成“点好面差”。

28.“运动式治理”：对某些突出问题，习惯于搞一阵风式的集中整治，短期内看似见效，但风头一过，问题依旧，缺乏长效机制。

29.“责任甩锅”：遇到难题、棘手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分解责任、向下摊派，而不是主动牵头协调、靠前指挥解决。

30.“新式形式主义”：过度依赖AAA工作群、政务APP办理公务，要求即时响应、上传图文，导致干部24小时待命，精神焦虑，实质工作被虚化。

四、决策执行偏颇，脱离实际群众

31.“拍脑袋决策”：重大项目和政策出台缺乏深入调研、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和民主程序，凭主观想象和个人经验“一言而决”。

32.“盲目攀比跟风”：看到别的地方搞了大项目、大活动，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效仿，导致项目“水土不服”、效益低下甚至烂尾。

33.“贪大求洋”倾向：追求“最大”、“最高”、“最全”的标志性建筑或项目，设计奢华，功能华而不实，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实际需求严重脱节。

34.“过度举债搞建设”：超出财政承受能力，违规通过融资平台或PPP模式大肆举债，用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埋下巨大债务风险。

35.“数字造假、统计注水”：在经济增长、招商引资、民生投入等数据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误导决策，败坏风气。

36.“粗暴执法、简单蛮干”：在征地拆迁、环保整治、城市管理等领域，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善于做群众工作，激化社会矛盾。

37.“政策朝令夕改”：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主要领导一换思路就变，导致市场主体无所适从，投资信心受损。

38.“重建设、轻运营、轻管理”：热衷于上马新项目、建设新设施，但对于建成后的运营维护、管理服务缺乏配套和投入，导致设施闲置、浪费。

39.“关门决策，忽视民意”：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流于形式，听证会变成“听证会”，对网络舆情和群众合理诉求反应迟钝、应对失当。

40.“新官怕理旧账”：对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涉及复杂利益纠纷和潜在风险的问题，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缺乏担当精神和解决难题的勇气。

五、考核评价扭曲，制度机制诱偏

41.“唯GDP论英雄”的考核导向：干部考核评价中，经济指标权重过高，几乎成为决定性的“指挥棒”，迫使干部不得不围绕GDP转。

42.“重显绩、轻潜绩”的考核设计：考核体系对项目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等“显绩”考核具体、权重高，而对生态保护、研发投入、营商环境等“潜绩”考核模糊、权重低。

43.“重数量、轻质量”的考核标准：对招商引资考核项目个数、投资总额，对民生事业考核建了多少所学校、医院，但对实际运营效果、服务质量、群众满意度缺乏有效考核。

44.“重当期、轻长远”的考核周期：考核主要看年度或任期内的表现，对决策的长期效果、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后劲缺乏跟踪评价和终身追责。

45.“一刀切”的考核方式：对不同功能区、不同发展基础的地区，考核指标和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忽视了差异性，导致发展导向扭曲。

46.“一票否决”滥用：将过多单项工作（如信访、安全、环保等）与干部提拔任用过度捆绑，导致基层压力过大，有时为了“过关”而掩盖问题、弄虚作假。

47.“材料考核”、“台账考核”：检查考核过于看重文件、记录、台账是否齐全规范，而不是实地查看工作实效和群众评价，助长了形式主义。

48.“正向激励不足，负向约束过泛”：对敢于担当、锐意创新但可能出现失误的干部，缺乏有效的容错纠错机制；而对工作平庸、不犯错误的干部，也缺乏淘汰机制。

49.“制度规定本身存在偏差”：某些行业、领域的项目审批、资金分配、评先评优制度，隐含鼓励铺摊子、上项目、搞排场的倾向，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符。

50.“监督问责不到位”：对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重大损失浪费的行为，责任追究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未能形成有效震慑。

以上五十条表现，是政绩观偏差在不同层面、不同环节的具体折射。方便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逐条对照，深入检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在学习教育中切实加以纠正，真正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理念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