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存在的问题及表现

写作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存在的问题及表现

一、政绩观的“五重五轻”

重始轻终。热衷喊口号，“把部署当落实”“选择性执行”等问题，导致政策悬空、成效打折，“开头轰轰烈烈，中间躺平摆烂，结尾不了了之”。

重短轻长。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热衷“换赛道”“另起炉灶”，缺乏“一抓到底”的韧劲，更没有“善作善成”的担当，难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甚至新官不理旧账。

重显轻隐。片面追求“看得见”的短期成果，热衷“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忽视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总想着“快速出成绩、尽快留名声”。

重易轻难。对难啃的“硬骨头”绕道走，只愿意“摘果子”，遇到矛盾就绕道、碰到难题就低头、见到风险就缩身、关键时刻不亮剑。

重局部轻全局。缺乏“一盘棋”思想，只站在本部门、本地区的局部角度考虑问题，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突出，甚至为局部和个人利益损害整体利益。

二、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的病灶样态

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并不是抽象化的政治概念，而是体现出一定特征，具有明显标识、区别于其他行为的具象化生动呈现。具体来看，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至少具有以下四种病灶样态。

（一）“急”：寅吃卯粮抢政绩

“急”反映的是一种焦躁不安、迫切的心理状态。从生成的结果来看，恰如其分的急切有助于推动事业发展，提高办事效率。然而，当急切超越了正常范围，突破了底线规束，则会演变成为急功近利、贪功冒进的错误认知。政绩观上的“急”表现为领导干部急于个人升迁，违背了发展规律，盲目蛮干、竭泽而渔，透支未来资源、牺牲长远利益的“寅吃卯粮”现象。地方领导干部如果以急于求成的心理状态抓政绩，就会导致其在决策时缺乏深思熟虑，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注重局部不注重全域、只考虑个人不考虑整体、只追求速度不追求质量、只关注发展不关注污染；罔顾实际、大肆举债、破坏开发，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孤注一掷豪赌项目，只为给自身晋升积累资本，导致当地债台高筑，发展包袱沉重，进而形成“冲动式”政绩观、“盲目式”政绩观、唯ＧＤＰ政绩观等错误政绩观。甚至“部分领导干部将‘大’和‘快’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将政绩只视为经济增长、等同于城市发展，尤其是等同于ＧＤＰ增长，忽略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忽略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忽略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忽略了人本身的发展。这些做法尽管短期内可能带来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却与群众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造成发展的片面与畸形，严重损害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针对这一问题，领导干部应正确把握“个人”与“整体”、“局部”与“全域”、“速度”与“质量”、“当前”与“长远”等关系，以科学的决策来推动地方发展，多办让群众受益、得实惠的好事。

（二）“虚”：徒有其表装政绩

“虚”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可理解为不踏实、不实在，像泡沫一样一触即破，没有实质意义，与“实”相对应。海市蜃楼、梦幻泡影、镜中之花、水中之月，这是“虚”的自然性呈现；虚伪造作、虚张声势、虚有其表、徒有虚名，这是“虚”的社会性表达。政绩观上的“虚”表现的是一种只注重华丽外表不注重内在里子的“徒有其表”问题，通常用“水分”来制造“政绩”，编造“ＧＤＰ神话”。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私心杂念作祟，醉心于获取升迁资本，一味求新求异、追求“高大上”。有的脱离实际、不计成本、盲目举债搞建设；有的整大场面、铺大摊子，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有的虚报浮夸，搞“数字政绩”；有的热衷打造领导“视线范围”内的项目工程，只想干出“大动静”，而非干出“真政绩”；等等，试图利用这些华丽的工程去粉饰并不出彩的个人政绩，“工作只顾‘对上唯上’，不顾‘对下唯实’”［3］，把有限的注意力投放到见效快、显眼性高、标识性强的“显功”上，常以重定目标、重画蓝图的方式消除前任痕迹，为自己立名牌、树标签。其行为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力、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还会滋生、滋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破坏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践行使命追求、完成使命目标、达成使命夙愿，是其使命的不变要求。地方领导干部作为完成使命追求、使命目标、使命夙愿的主体性力量，应摒弃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格局，处理好“显绩”和“潜绩”的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显绩”，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在不尚空谈中创实绩、在踏实稳步中展佳绩、在求真务实中获成绩。

（三）“假”：以假乱真骗政绩

“假”，作为一种伪造的、背离真实的现象，诸如假象、虚假等，与“真”构成相互对立的范畴。哲学研究中，常常将真假问题与人类的认识问题有机统一起来。具体而言，所谓“真”，指的是认知、表述等内容与客观事实精准契合，能够如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与之相对，“假”则表征着那些与客观事实相背离、无法正确呈现事物实际状况的内容。从表象特征来看，“假”具有隐藏性、欺骗性、危害性等特质。隐藏性决定了“假”不易被发现，往往混迹于“真”之中，辨识难度大；欺骗性决定了“假”的目的是以假乱真，往往以假象出现，不易察觉；危害性反映了“假”的出现具有扰乱现有秩序，破坏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政绩观上的“假”是一种通过弄虚作假、掺沙注水的方式实现“以假乱真”目的的行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重名利、轻政德，搞“伪忠诚”，当“两面人”，擅长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表态信誓旦旦，行动南辕北辙。为了追求个人的政治前途，热衷于“造盆景”“刷数据”“捂盖子”，编造假经验、假典型，混淆“私利”与“公利”、“私理”与“公理”，妄图以民众利益换取个人政治资本，用光鲜外表掩盖实际矛盾，从而获得上级领导和组织的认可。这类政绩观上的偏差“既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思想和体制根源，也有个人私心杂念作祟，要害是为己不为民、为私不为公”。这种通过骗取来获得政绩的方式，违背了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挫伤了真抓实干者的积极性；不仅不能真实反映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反而妨碍相关单位了解掌握真实情况，贻误机遇，导致决策失误，严重损害地方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当干部就要干事创业，创出“造福一方”的真政绩，“假绩”永远成不了“佳绩”。以真诚书写忠诚、用实干托举发展，才能把为人民服务这篇大文章真正写进广大群众的心坎里。

（四）“懒”：敷衍了事混政绩

“懒”指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厌倦情绪，表现为精神松懈、行动散漫、不振作。从心理学角度看，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懒惰”的状态中，自身行动力的降低会影响个人的发展并且会消磨意志。由此可见，“懒”既是一种思想心理在行为层面的映射，又是一种价值取向在结果上的体现。政绩观上的“懒”体现的是领导干部抱残守缺、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庸碌无为的一种现象，试图通过蒙混过关的方式混取政绩。“实质上就是宗旨意识、党性观念、进取精神的退化，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出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遇到难啃的“硬骨头”，工作能推就推、能拖就拖，问题能绕就绕、能躲就躲，虚与委蛇，“只求完事、不求完美”，浅尝辄止、停于表面，在其位不谋其政，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存在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的问题，该抓的事不抓，该管的事不管；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对存在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行为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诱发领导干部的投机心理，不仅会阻碍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项目推进缓慢，而且还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领导干部应把“不担当不作为”当作事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大敌，勇于担当负责，树牢“干”的导向，弘扬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专心致志地抓、务实落实地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圈接着一圈拧，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到实处、落到细处。

三、当前政绩观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表现

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一些偏差：一是存在“政策依赖”与“显绩偏好”。一些党员、干部每当着手开展一项工作时，对政策过度依赖，一旦发现当前工作缺乏明确的政策条文参照，就缩手缩脚、畏首畏尾，不敢尝试具有创新性的工作方法，不仅抑制了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效的提升。一些党员、干部将政绩简单等同于短期可见成果，过度追求立竿见影的“显绩”，却忽视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潜绩”。二是形式主义作祟，陷入“唯文件、轻落实”的怪圈。一些党员、干部将工作重心放在制定文件、召开会议上，满足于层层转发文件、层层陪会以及照抄照搬上级精神，然而在实际落实环节却存在严重的打折扣现象。以政策和规划执行为例，有些政策和规划在基层因缺乏有效推进举措，无法真正落地见效，沦为纸面政绩，严重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和群众获得感。三是风险意识薄弱，对“试错”与“犯错”的界限认识模糊。在工作创新探索过程中，有的党员、干部因害怕承担责任，不敢突破传统思维和既有制度框架，错失发展机遇；而有的则借“创新”之名，行违规操作之实，阻碍了改革进程，损害了公共利益和政府公信力。

四、少数党员干部政绩观异化的表现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中的具体体现，对党员干部怎样从政、如何施政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实际效果不仅关乎党员干部能否健康成长，更关系到一个部门或地区甚至是党和国家事业能否顺利发展。总体来看，当前广大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体现出来的政绩观是正确的、积极的，但从当前一些干部的履职情况来看，特别是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部分落马官员案件来看，也有少数党员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偏差甚至扭曲异化。

在决策部署时，少数党员干部为求“功绩”独断专行。有的党员干部罔顾组织的信任、人民的重托，将权力看作是个人“私产”、唯我独尊。从一些落马官员的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在两类党员干部中尤为值得引起注意。一类是长期担任地方“一把手”的官员，容易受这种思想作祟，在决策时经常“先拍板后走程序”，面对不同的意见“大张挞伐”，大搞“一言堂”，严重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一把手”变成“一霸手”；另一类是部分行业性干部，他们往往有知识化水平高、专业素养强的优势，但也容易在决策时恃才傲物、高高在上，听不进不同意见。

在政策执行中，少数党员干部为求“重绩”层层加码。有的党员干部层层加码，将任务加码、项目拓宽、标准拔高，借此表明自己执行坚决、落实到位。这种情况在三个时间段表现较为突出。一个时间段是岁末年初，为了突击完成年度任务或者做好所谓“开局篇”，一些领导干部提出“提前”“超额”等要求、“加大力度、加快速度”等口号，给干部群众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一个时间段是任务下达之际，有些领导干部面对上级任务，为规避“考核风险”，实行层层加码。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段是在新官上任之初，为了烧好自己上任“三把火”，有的党员干部大搞不必要的“新动作”。

在提拔晋升时，少数党员干部为求“显绩”急功近利。有的党员干部上任后，无心做好工作，只想“一步一步向前走”。为出成绩、捞政绩，以换取职务晋升中的政治资本、形成“比较优势”，他们在花资金、上项目上急功近利。只走“上层路线”，做表面风光、显山露水的“高大上”的事情，热衷打造“可视范围”内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乱铺摊子，劳民伤财。更有甚者为了贪一时之功搞破坏性开发、掠夺式经营，寅吃卯粮、透支财政，留下“半拉子工程”独唱“空城计”。

在解决问题时，少数党员干部为求“佳绩”敷衍塞责。有的党员干部只对“大案要案专案”上心，专注于搞“专班”，解决“重大问题”，对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杂事、小事、急事、难事置若罔闻。也有的党员干部习惯报喜不报忧，对成绩片面夸大，对问题要么遮遮掩掩，要么敷衍了事。这些以“作秀”代替“做事”、“造势”代替“造福”的行为，皆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政绩观的扭曲。

还有少数党员干部奉行做“太平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们善于“风险评估”，不是自己牵头的工作决不去做，有风险的事情决不沾边，承担责任的事项决不沾身，遇到问题往往能躲就躲、避实就虚、敷衍塞责、出工不出力。

五、当前政绩考核体系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各地组织部门充分发挥政绩考核“指挥棒”作用，积极探索调整干部政绩考核的方式和内容，在引领党员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一）政绩考核内容和标准单一化片面化

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意义理解不深不透，导致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出现单一化片面化现象。总书记强调，“政绩最后看综合指标，看总体要求的实现程度”。高质量发展指标虽包括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量指标，更涵盖经济发展质量以及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发展因素的质量评价指标，是一个有机系统的综合性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目前，虽然很多地方政府都调整了政绩考核的内容，也纳入相关高质量发展标准，但在考核指标体系中，经济增长指标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权重，其他指标占比较低，“高增长”导向仍比较突出。因此，此类考核的政绩导向与高质量发展的政绩导向要求仍存在偏差，考核指标体系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迫切要求没有充分衔接，导致党员干部的政绩观难以聚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一定程度上存在“穿新鞋走老路”的政绩导向、发展导向。

（二）政绩考核缺乏对“隐性政绩”的评价标准

总书记指出：“‘潜’与‘显’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后人的工作总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铺路石，甘于默默无闻地奉献，‘显绩’就无从谈起，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使有‘显绩’，充其量也只是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在调研中，部分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反映他们做的很多“潜绩”，即很多实际工作和改革实绩前期铺垫工作，无法在政绩考核中体现，政绩考核还是多以“显绩”来衡量。这种考核标准使得很多党员干部热衷于做能被看得见、可以量化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对于“潜绩”和一些看不见的前期铺垫工作不够积极主动。同时，考核方式主要是传统的走访调研、看资料、听取汇报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党委政府过分注重工作“留痕”，陷入形式主义的政绩考核，偏离高质量发展的初衷，不利于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三）政绩考核的内容缺乏有效监督

一方面，政绩考核数据来源较为单一。政绩考核上报的材料多是地方政府提供，考核依据也多以官方统计数字为准。而很多数据需多个部门自下而上进行汇总。另一方面，组织部门能够独立掌握的、可信度高的政绩统计数据有限。由于监督缺位，数据统计汇总难以排除个人意志、作风不实等干扰因素，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从而导致政绩考核数据的可信度不够。特别是生态保护、安全生产等领域的数据，由于对这些领域的问题实行“一票否决”，数据不实、公信力差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

（四）政绩考核的群众“话语权”成色份量不足

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仍然是一种相对封闭的考核体系。当前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还延续着一套相对封闭保守的考核办法，特别是“民意”测评的范围较窄、方式单一。当前考核办法的“民意”测评主要来自机关单位内部的民主测评，缺乏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和评判，这种政绩考核还未能充分体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政绩观核心价值要求。特别是对直接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来自人民群众和外部第三方考核的相关内容和信息不足，即使有此类指标，其所占权重也很低，这种考核体系还未能实现与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政绩导向相衔接，人民群众的“口碑”“话语权”没有得到充分彰显。

（五）政绩考核结果的运用不理想

调研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对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的政绩考核结果存在“滥用”“误用”“无用”的问题。一是存在为了考核而考核的情况，政绩考核结果运用的形式化问题突出。考核结果不公开，没有社会公众反馈，难以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考核结果搁置，存在走过场、走形式的问题；政绩考核管理漏洞较多，没有形成管理闭环，无法对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影响和压力，相应的激励机制也产生不了作用。二是存在政绩考核结果被过度运用的现象。一些地方不顾实际，动辄在政绩考核中对某些指标施以“末位淘汰”“一票否决”，造成领导干部政绩压力过大，导致其无法全面正确看待政绩，产生政绩观偏差，甚至驱使其铤而走险造假或以形式主义应付。总体来看，当前各地区各部门政绩考核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度不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有效性不足，政绩考核高质量发展的导向还有差距。

六、新时代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领导干部的政绩观直接关系国家治理效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尽管各级党组织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积极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但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思想观念存在偏差，理想信念根基不牢

部分领导干部在思想层面尚未完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一些干部对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重视不足，宗旨意识淡薄，容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二是功利主义倾向明显。部分干部将政绩视为个人晋升的“敲门砖”，热衷于短期见效的显绩，忽视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三是官本位思想严重，部分领导干部过分看重官职和权力，注重表面文章胜过实质内容，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这些思想观念上的偏差，从根本上动摇了正确政绩观的思想基础。

（二）考核机制尚不完善，导向作用发挥不足

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指引政绩观方向的“指挥棒”，但当前的考核机制仍存在不少亟待改进之处。一是考核指标体系不够科学。存在“重显绩轻潜绩”倾向，经济指标等可量化内容权重过高，而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核指标相对薄弱；“重定量轻定性”问题突出、“重年终轻日常”现象普遍，动态跟踪和过程考核不足。

二是考核方式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依靠述职评议、材料审核等传统方式，缺乏多维度、多视角的考核手段，第三方评估和群众满意度测评运用不充分，难以全面客观反映干部政绩。三是考核结果运用不够充分。对政绩突出者的激励措施不够有力，对政绩观存在偏差者的约束惩戒不足，导致考核的导向作用未充分发挥。

（三）监督问责力度不足，纠偏机制尚未健全

一是日常监督不到位，缺乏有效的动态监测和预警手段，往往等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甚至造成后果后才被发现。二是纠偏矫正不及时，对于政绩观偏差问题，多是事后处理，事前的预防和事中的干预不足，缺乏有效的早期发现和快速纠治机制。三是终身追责难落实，特别是对历史遗留问题或周期较长的项目，终身追责的实施仍面临诸多困难。四是容错纠错边界不清。虽然党中央已提出“三个区分开来”，但在具体实践中，哪些错误可以容、哪些错误必须究，标准不够明确，影响了干部监督的效果。

（四）外部环境干扰，负面因素影响深远

领导干部正确政绩观的塑造和践行受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增加了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难度。一是社会舆论环境复杂。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一些片面追求“流量”的舆论宣传助长了浮躁风气和急功近利心态，对干部政绩观产生误导。二是“圈子文化”等不良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导致部分干部产生“靠关系胜过干实事”的错误认知，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干事创业环境。三是部分干部在利益诱惑面前防线失守，将手中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宗旨。

七、领导干部政绩观的现实偏差

（一）干工作、做事情只追求“快”。部分领导干部忽视地域或部门实际情况，存在较强的政绩冲动心理，迫切希望能在任期内迅速取得政绩，表现出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对打基础、利长远但见效慢的工作缺乏兴趣。在未经充分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草率决策，盲目推进工作，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甚至出现破坏性开发、掠夺式经营等短视行为，给当地带来沉重负担，造成不良后果。

（二）干工作、做事情只想“显”。部分领导干部在履职过程中呈现重形式轻实效的行为特征，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割裂开来，过度聚焦于获取上级领导的关注。此类干部热衷于打造“面子工程”与“形象工程”，工作重心过度倾斜于“领导可视性事务”，对那些缺乏显性特征、不易被上级察觉的领域则采取选择性忽视策略。

（三）干工作、做事情只想“多”。部分领导干部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习惯层层加码，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盲目提出过多或过高的要求。他们往往不考虑基层的实际承接能力和客观条件限制，一味追求任务数量和指标完成，使基层工作人员疲于奔命，不仅影响了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还可能造成资源浪费。

（四）干工作、做事情只想“喊”。部分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存在重形式轻落实的问题，习惯用喊口号、表决心的方式替代扎实的行动部署，更有甚者，为

营造工作顺利推进的虚假表象，不惜采取数据造假、材料包装等不正当手段掩盖落实不力的实际情况，导致政策效能难以真正释放，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五）干工作、做事情只想“甩”。部分领导干部在履职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推诿塞责现象，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习惯绕道而行，能推脱就推脱、能逃避就逃避。如有的新任领导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或者将责任向上级推诿、向下级转嫁；面对有利可图的事项就“争先恐后”，碰到棘手难题则“避之不及”。

上述行为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其根源都是政绩观扭曲和责任心缺失，不仅不利于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有效落实，阻碍了高质量发展的进程，而且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败坏了党风政纪，对社会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

八、存在问题：认知上的模糊和行为中的错位现象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过程中，存在着重数据轻民生的政绩认知偏差、重晋升轻责任的信念动摇、重痕迹轻实效的实践异化等“知信行”脱节问题。正确政绩观的偏差源于理论认知的模糊，造成了行为中的扭曲现象。政绩观作为领导干部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实践投射，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治国理政场域中的具象化呈现。新时代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须以实践创新为楫，既要有破除形式主义桎梏的革新魄力，更需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战略定力，才能在实践创新中把稳思想之舵，书写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答卷。

（一）重数据、轻民生的认知模糊，导致政绩观出现偏差

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背后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官僚主义背后是官本位思想，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形式主义是表象，是作风问题；官僚主义是根源，是政治问题。当前，这种“表里交织”的矛盾在领导干部队伍中集中表现为三重困境：一是发展的“速度情结”导致政绩认知扭曲。部分领导干部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为“以GDP增长为中心”，在项目决策中搞违背经济规律强行上马“形象工程”，在资源配置中突破财政纪律过度举债搞建设，最终形成“数字出官”的恶性循环。二是价值排序的“形象偏好”引发治理重心偏移。部分领导干部将“形象工程”置于民生痛点之上，在生态治理中追求速效美化的盆景式改造，在扶贫领域热衷“数字脱贫”的表格游戏等。三是思维惯性的路径依赖造成政策执行变形。面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个别地方搞选择性执行，对符合部门利益的政策“过度诠释”，对涉及改革深水区的举措“消极观望”，甚至通过“一刀切”的简单化执行替代因地制宜的精准施策。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治理惰性，导致中央政策在“最后一公里”出现“空转”。

（二）重晋升、轻责任的实践行为，导致政绩观存在扭曲

总书记指出：“要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抓落实。”抓落实是连接蓝图与现实的桥梁，折射出领导干部的政绩认知。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领导干部要以真抓实干的作风，在知行合一中勇担时代使命与重任。2025年6月16日，湖南省临澧县停弦渡镇山洲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经初步调查，事故系机械装药过程中发生爆炸，但暴露出的却是企业长期忽视安全生产规定、自身安全管理体系失效等问题，以及监管部门执法检查走过场、处罚力度偏软等问题，最终反映出部分领导干部的扭曲政绩观。从发展维度审视，这种政绩观不仅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成价值对立，更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产生实践冲突，与现代治理体系产生制度摩擦。这种错位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本质，更与总书记强调的“系统观念”背道而驰。从经济学视角剖析，这种扭曲政绩观实质是“发展主义”官僚体制的病理呈现。以“安全冗余”换取“GDP增长速度”、以“GDP增长速度”换取“晋升最大化”策略，最终形成“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

（三）重痕迹、轻实效的实践异化，导致政绩观缺失定力

政绩创造，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实现价值重塑。当前，部分领导干部仍存在重痕迹、轻实效的实践异化。在政策延续上，存在“新官不理旧账”的短视行为以及“萧规曹随”的惰性思维；在发展目标上，存在急功近利的“政绩速成论”，无所作为的“政绩虚无论”；在价值取向上，只在乎创造立竿见影的显绩，而忽视利在千秋的潜绩等。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十五五”规划谋划期，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又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更要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制定出具有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一个一个的五年规划通过“分阶段实施—滚动式优化”，在一个一个领导干部的历史接力中实现韧性延续的转化逻辑，将百年奋斗目标解构为可操作的阶段性实践图景，在“历史耐心”与“战略定力”的双重支撑下，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