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篇）2026年5月单位工作经验文章汇编

（5篇）2026年5月单位工作经验文章汇编

目录

1.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伍绍祖：

谈谈怎样当好秘书…1

2.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秘书长高勇：

我给耀邦当秘书…7

3.曹治雄：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10

4.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黎虹：

为胡乔木同志当秘书的片断往事…15

5.广东省委办公厅原副主任陈仲旋：

回忆给赵紫阳当秘书…19

谈谈怎样当好秘书

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伍绍祖

《秘书工作》杂志社的同志约我写一篇文章，与广大秘书工作者谈谈怎样当好秘书。我结合自己当年给王震同志当秘书的经历和体会，以及走上领导岗位后对秘书工作的回顾与思考，和大家探讨一下怎样做好秘书工作这个问题。我在国防科工委当政委和在国家体育总局当局长时，曾系统总结了我当秘书和用秘书的体会。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把当时的资料拿出来参考了一下。经过反复思考和斟酌，我的感悟和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讲政治

当好秘书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这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等。我曾去过三大革命历史纪念地，陕甘宁边区、沂蒙山区、遵义会议旧址，在参观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三个不能脱离”的观点，即不能脱离群众、不能脱离实际、尤其是不能脱离政治。

1989年春节时，一个北大学生会副主席到我家，说他们讨论了体育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们的意见是：体育就是体育，不要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我问他什么是政治，他说不上来。后来我跟他讲了毛主席、列宁、邓小平以及孙中山对政治的论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政治就是“四化”，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等等。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领导人对政治有不同的说法。对秘书工作者来说，最要紧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简单地说，作为党员就要听党的话，和党保持高度的一致。

秘书这个岗位，是为领导服务的，所以更要特别注意讲政治。秘书的级别虽低，但身处领导机关，所做的工作是协助领导的工作，因此必须从全局、大局、政治上、责任感上考虑问题，要对人民负责。还有党性和政治原则性的锻炼，包括政治鉴别力——如果说是一个优秀的秘书，他所服务的对象是像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这样的领导，他就应该早提醒、早揭发，而不应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如果秘书与领导变成了个人依附关系，这个秘书就不是合格的秘书，就是最大的失职。秘书是党的干部，不是领导的家奴，要对人民利益负责。

第二，要讲学习

从事秘书工作虽然很辛苦，也很清苦，但也有很多益处。我觉得最大的益处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秘书工作者为领导、机关和基层服务，工作接触面广，思考问题站的起点高，只要虚心学，就能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要搞好学习，必须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学什么？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重要的是立场，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民族的立场、党的立场、社会主义祖国的立场来看待和处理一切事物。其次是观点，办错了事，就是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办事。第三是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包含很多战略、策略问题。

二是学习科学技术。钱学森同志讲过，科学是认识世界的知识，技术是改造世界的知识。我认为这么划分是可以的。要把科学规律搞清楚，掌握事物本质的东西。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不仅仅是硬的科学技术，也有软的科学技术，如科学决策和科学的组织管理理论及方法，都是我们必须学习和掌握的。

三是学习经济知识。现在搞经济建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懂得经济规律，要了解市场、股票、证券等新事物，以适应当前的工作要求。

四是学习历史、地理知识。我们应当充分地了解和熟悉历史知识。毛主席经常讲，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历史，又如何去总结和学习“历史的经验”呢？地理知识也很重要，是我们了解历史、了解国情的重要工具和手段。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善于在实践中学，亲身体验，利用一切机会学习。

五是学习文学、艺术、美术、音乐、舞蹈、诗词等知识。我非常遗憾的就是诗词念得太少了，原先我连《三字经》、《百家姓》、《论语》都没接触过，小时候在解放区不学这些东西。“批林批孔”时这些东西被拿出来批判，我才发现我们国家还有这么多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一课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慢慢补上了一些。

其次，向谁学？学习的对象是什么？这也很重要。

一是向书本学。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这也是最简单、最便捷的一种学习方法。有些书要精读，“攻书莫畏难”；有些书要浏览，不可能所有的书都细读，如毛主席的书不一定所有的都看，但要挑选重要的篇章看。要树立终身读书的

理念。我上了8年大学，读了很多书，但大量的知识积累和啃书本是一边工作一边进行的。

二是向实践学。这是最根本的。每做完一件事都要认真总结，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学习才是真正的学习，书本知识的学习只是一种入门的、导向性的学习，真正要变成自己掌握的知识，则要通过在实践中学习。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向实践学习也是一门学问，有些体育界的人干了一辈子都没搞清体育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因为他们不善于结合工作实践进行总结并将其上升到理性高度。我们做秘书工作的不能这样糊涂。

三是向他人学。最怕的就是看不起他人。“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古人说的，其实我看一人行往往也有我师。比如向领导学习，有些领导品质好、学问高你要学，就是不高的也要学，毕竟他的地位高，看问题全面些，经验也可能比你丰富。

再次，怎么学？关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我讲讲我的看法：

一是要刻苦学。“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没有刻苦精神也是不行的，我们有一些同志学习不刻苦，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有的同志是有了兴趣才可以学得进去。想当初，我学习是靠觉悟。我是学核物理的，并不是我对它有兴趣，而是党组织让我去学，我才去的。我们学核物理的是搞“宏观”的，掌握一般规律，工程我就不太懂，一搞具体数据这些“微观”的东西我就头疼，但在国防科工委工作时，必须掌握一些具体的技术知识，我就耐下性子学，工作再忙、心情再不耐烦也得学。作为秘书，经常要整理领导的讲话，这项工作虽然很简单，但很有学问，在整理讲话过程中，你可以经常想想，为什么领导这样讲，而我没想到。只要刻苦学习和经常思考，肯定能学到东西。

二是要反复学。我读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可能有一百遍了，每读一遍感觉都不一样。多看几次，理解、认识的东西就不一样。每次看可能都有一些新的“兴奋点”，慢慢地就会把所有的“兴奋点”集中起来，使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思想层次有一个大的提高。“学而时习之”，我理解是学了以后要经常反复，熟能生巧，熟能升华。只有经过大量反复，有大量的积累才能有新的突破。

三是要虚心学。要谦虚，虚怀若谷。“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有大智慧的人不显山露水，不卖弄聪

明。

四是要灵活学。很多东西不动脑子是学不到的，要经常联想。我有一个体

会，开会时我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别人一边解答，我一边听、一边想、一边验算，就比较容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五是要全面学。要学会交叉学习。对某一个结论要多方印证，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得出的同一个结论，才有一定可信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学会兼听，通过自己的思考、判断，再找旁证，最终获得真知。

六是要随时学。要把每一次机会都看作是一种学习。有人说自己最不喜欢听某类报告，无聊透了，但我说听这种报告也是一种学习机会。听一个好报告当然好，即使不是好听的报告听了也不是一点益处都没有。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只要你头脑还清醒，就要始终处于学习的状态。

有机会当秘书，对自己的学习、成长是很有利的，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充实自己，使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知识上成熟起来。我过去是一介书生，对政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在王震同志那里当了三年秘书，对我的成长进步有很大促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不学习就是当十年秘书也没用。

第三，要讲正气

对秘书工作者来说，特别是要经得起诱惑。这一条很重要。因为秘书虽然是低级别的干部，在那个级别上可能住房、吃饭的标准都很低。但跟着领导就不一样了，住的可能是星级酒店。所以，作为秘书要不断自省，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秘书的身份。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比如分房，如何从计较到不计较，就很不容易。我当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时，住房标准是270平方米，但我就住11平方米，住了3年，直到我当了政委后才搬家。我是以此表明我并不把住房当回事。而我们一些同志的奋斗目标似乎就是为了分到120平方米的房子，否则连觉也睡不好。我不反对合法的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只是认为不必把物质享受太当回事，否则你真的得到了一些物质利益，却把自己的人格降低了。动物和人的关系有一点类似于在“频谱”上的位置，你是把自己放在高频的“紫外线”位置，还是放在低频的“红外线”位置？人既有动物性也有人性，我们要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离动物性远一点、离人性近一点的人，努力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改革开放快30年了，许多地方的群众生活还很艰苦，但我们有的干部家里

却大搞豪华装修，这哪里是为人民服务？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反对搞豪华装修的。有的人说，干部的日子也应该过得好一点。那么，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应该过得好一点吗？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想、怎么看这个问题？早在北宋时，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范仲淹都讲“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何况我们这些以共产主义作为终身奋斗目标的共产党员呢？

要做到上面所说的“三讲”很不容易，但仅此还不够，我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秘书工作者，还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

一是要处理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我借用古人所说的，提倡“忠、信、孝、悌”：

忠，就是对党、对人民、对事业、对国家和民族无限热爱，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它奋斗，为它献身。

信，就是要守信用，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孝，就是尊重人民，人民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像孝敬父母那样为人民服务。

悌，就是同志之间要亲如兄弟、团结和睦，能够相互关心、帮助和支持。

二是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做到“礼、义、廉、耻”：礼，就是要遵守道德规范，按规矩办事。

义，就是要有正义感，关键时刻能够见义勇为、舍生取义。廉，就是要清正廉洁、不贪污受贿。

耻，就是要懂得什么是羞耻。毛主席曾写过一首打油诗：“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钱，三诀吹拍骗，四维礼义廉。”“四维”是指“礼、义、廉、耻”四个字，“礼、义、廉”少了一个“耻”，就是“无耻”。

三是要有高尚的人生追求，标准就是“真、善、美、仁”：

真，就是真理。科学是揭示真理的学问。追求真，就是追求科学、追求真理。

善，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才是真正的“善”。所以，追求善，就要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当然，与人为善也是善。

美，是指艺术、和谐。要通过艺术，如文学、美术、音乐等提高审美情趣，陶冶情操。美还是一种和谐，能够妥善地处理和化解各种矛盾。

仁，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

《论语》从不同角度讲“仁”，宽容是“仁”，不计较个人得失也是“仁”，等等，计有三四十种之多。追求仁，就是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内在修养。

我给耀邦当秘书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秘书长高勇

1959年2月初，我当时在团中央组织部工作。一天，部长姚文远找我谈话，说：“耀邦同志那里现在只有刘崇文一位秘书，由于工作忙，刘崇文已累病了。因此，组织上准备要你去给耀邦同志做机要秘书。”并说：“这事已报请中央组织部审查同意，耀邦同志也同意了。”说完，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感到非常突然，不知该说什么。那时候对给领导同志做秘书的人，审查是很严格的。除了工作能力、思想作风等基本条件外，更要看政治上是不是绝对可靠，不但个人的政治历史必须清白，而且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也必须没有问题。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自己只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既然中央组织部审查同意了，耀邦同志也同意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不过，毕竟我毫无思想准备，对耀邦同志也没直接、单独接触过，不知道他的脾气，到那里如何工作，心中没底。因此，我表示：“我怕做不了，做不好。”姚文远说：“这个问题已经考虑过了，我们认为你可以胜任。”事情就这样定了。

一、敢想敢说多读书

1959年3月1日，我去向耀邦同志报到。先见了刘崇文秘书，随后他陪我去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坐在沙发上正思考着什么。刘秘书说：“耀邦同志，高勇同志来上班了。”我说：“耀邦同志，我来向您报到了。”耀邦同志说：“好嘛！”刘秘书示意我坐在耀邦同志旁边的沙发上，他则坐在耀邦同志办公桌旁的古式木椅上。刘秘书对耀邦同志说：“高勇同志今天来报到了，我们今后怎么工作，回头我们两人再具体商量。看看你要谈点什么。”耀邦同志转向刘秘书说：“你们两人商量一下怎么分工，你把这里的工作情况向高勇介绍介绍。”耀邦同志又转向我说：“青年人既要敢想敢说，又不要自以为是。青年人容易自以为是，我年轻时也有这个毛病，随着阅历的增加，慢慢就克服了。但是，不敢想，不敢说，也不行，青年人应该朝气勃勃，敢想敢说，如果很拘谨，什么事也不敢想，不敢说，那就不可能很快提高。要多思考问题，多读书，要把思想搞得很开阔，把知识搞得很丰富。”稍一停顿，他又对我们两个人说：“过去这里只有一个人，有些工作顾不上做。刘秘书的工作大约是机要工作占百分之七十，团的业务工作占百分之三十。今后高勇要把刘崇文原来那百分之七十的机要工作扩大为百分之百，刘崇文要把原来那百分之三十的团的业务工作也

扩大为百分之百。这样成为两个百分之百，两方面的工作就都可以做好了。过去一个人工作忙不过来，现在两个人来做原来一个人的工作，事情不会很多。如果还有时间，干什么呢？那就要多思考问题，多读书。”谈到这里，耀邦同志接着说：“好吧，是不是就谈这些，你们俩再去具体商量一下。

我一直坐着静听耀邦同志说话，心中默默重复着他的每一句话。直到和刘秘书走出耀邦同志的房间，才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时我发现自己的心情还真有一点紧张呢。

二、“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

耀邦同志对工作要求很高很严。我负责机要工作，他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把文件管好，不丢失、不泄密就行了，而是要在处理这些文件方面给他当助手。刘秘书在工作上对我帮助很大，他向我耐心讲解了工作应该怎样做。

尽管刘秘书介绍得很详细、很具体，但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比如选送文件，要选得很恰当、很准确，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摸索、体会。再比如在文件上帮助画重点，开始我就画不好，常常一边看一边画，认为哪句话重要，就在下边画一个红杠。可是等看到后边的，觉得有的话、有的数字更重要，就在下边画一条波纹线，以示区别。及至又发现更重要的话和数字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画了，只好画双杠或双波纹线。结果文件上都是红笔杠杠，连我自己也分不清哪是重点了。由于那时我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时间不久，耀邦同志还不好意思批评我，他就对刘秘书说：“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一天，刘秘书将这话告诉了我，当时我俩都笑了。我知道确实没有画好，对这种批评内心是服气的。以后体会到，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形成的文件，都是非常精练的，都出自高手，言简意赅，毫无废话，可以说每一句都是重要的，因此，不能边看边画。至少要先看一遍，用心体会一番，拎出重点，然后再画。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体会，我才逐步适应了要求。

三、立场要坚定，头脑要清醒

耀邦同志对送取文件的时间，没有具体规定，除了个别必须及时送阅的文件要随到随送外，一般是他有事叫我，或我有事要向他请示汇报时，顺便把文件送给他。有时则是趁他外出参加会议时，将送阅的文件摆放到他办公桌上，把他看完的和写有批示的文件取回来。这样做是为了减少一些对他的干扰。

做机要工作，常常接触大量的负面材料，这里面既包括反映国内社会上、工作中消极面的材料，也包括国际上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反动材料。这些材料，

对领导者了解动态、掌握情况、研究问题、指导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长期大量地接触这些东西，就有个自觉增加“免疫力”、防止受到消极影响的问题。对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耀邦同志很注意这个问题，他从关心爱护出发，经常提醒我们，指导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他说：反映国内情况的这些《内部参考》材料，只是极端的个别事例，集中起来看，感到不得了。其实，这不是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国家这么大，总有些不好的东西。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全国的主要情况，是光明的，是有很大成绩的。看这些材料时，不要被这些阴暗的东西遮盖住大量光明的东西，不要一叶障目。至于国外的材料，像《参考消息》上的东西，只能作参考，主要是看他们怎么说的，了解他们对一些事情的反映。对这些东西，看是应该看的，但是思想上不要跟着它走，就是说，立场要坚定，头脑要清醒。

耀邦同志逝世后，有次我去湖南浏阳瞻仰耀邦同志的故居。晚上，回到宾馆，想到耀邦同志一生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吟成七律一首：“青山浮翠映旗红，鞭炮齐鸣震远空。一匾高悬辉玉宇，八方争仰颂清风。无私无愧堪师表，忧国忧民实至公。长叹英魂归去早，满天洒泪雨蒙蒙。”以此，寄托我无尽的哀思。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

曹治雄

1954年初春，我由中央团校调到团中央任胡耀邦的秘书，任职三年半，和他朝夕相处。

一、工作严谨走近群众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究竟如何开展工作，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同志都做过多次指示。作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耀邦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青年团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耀邦工作有个特点，每次报告都要由他亲自主持起草，广泛听取意见，一定要把报告写得非常好。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会议，耀邦同志要在会议上发言，汇报青年团的工作。他对此次发言非常重视，和书记处起草小组成员多次议论研究，集思广益，最后形成初稿。但他还不放心，两次亲自带了初稿向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征求意见，又让我去请《人民日报》邓拓、新华社吴冷西帮助审改，还请了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作了文字上的润色，最后送陆定一审定，这才放心了。耀邦同志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聚精会神、深思熟虑、一丝不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严谨的工作作风贯穿了他的一生。

耀邦同志喜欢接近群众。1955年冬，他出差华东，此行最重要的日程，就是到江西看望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这年十月，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了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鄱阳湖畔开荒生产。耀邦同志下车后直奔“共青社”，鼓励队员们说：“现在，我们前进的路上还横着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下决心闯过这两条‘大河’，也一定能闯过这两条‘大河’。”应垦荒队员们的要求，耀邦同志用山竹夹着棉花当毛笔，蘸着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直到皓月当空才依依不舍地向队员们道别。1956年夏季，耀邦同志又到黑龙江省萝北县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先乘火车，中途换乘铁路上自用的平板车，再改乘大卡车才到达。三天中，耀邦同志跟垦荒队员们座谈，参观他们耕地、播种，亲自为他们拍照。队员们纷纷表示要将北大荒建成“北大仓”。

二、博览群书好求甚解

耀邦同志学历不高，只在少年时代上过两年初中，不满15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毕生喜欢读书，且“好求甚解”。

1952年秋，我在中央团校工作时，校部请了中宣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同志给学员上大课。顺便写一笔，那时请中央高级领导同志给学员上课并不难，团校先后请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讲法制建设问题，邓颖超同志讲《婚姻法》（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叶圣陶先生讲语法修辞，等等。当周扬同志讲到团员青年应当多多读书时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

耀邦同志总是反复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他的书架上放有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新翻译出版的《列宁全集》开始面世，他就叮嘱我务必及时买全。他拿到手就立即学习，买一卷就读一卷，决不拖延耽搁。第二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也是出一卷就买一卷，买一卷他就读一卷，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读。

他爱读文史书籍，买不到二十四史，就托人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套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放在手头抽空就读。

1955年国庆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的著作《金陵春梦》。此书当时在内地的一般书店里买不到，只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流传。耀邦同志借了一套来，这套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他利用晚上时间个把星期就看完了。

耀邦看书，喜欢琢磨研究，他说，《列宁全集》中既有大部头著作，也有中短篇文章。而占相当多数量的是那些书信、电报、摘记、批示、命令等等。这些文献内容简短，语言犀利，往往涉及革命斗争中的重大问题，行文是“急就章”风格，本人未作多的修改，也没有经过别人加工，保留了“原始”风貌。这部分不能小看，它反映了十月革命期间，在那样紧张激烈、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列宁是如何领导党和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而《斯大林全集》里的文章，一般都写得很漂亮，文字有华彩，逻辑也严密，看得出来是经过“秀才”加工的。耀邦同志读书还有个习惯，“好求甚解”，绝不强不知以为知。

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他引用一句古语说：“俟

河之清，人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问我：“邓老刚才讲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我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都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他叮咛道。

我到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这句话出自《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我立即向耀邦同志汇报，他有点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年了！”他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这一年，印度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访问结束前夕，毛主席在新侨饭店为他举行送别宴会，耀邦同志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小条，上面写着：“暗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他告诉我：“毛主席在致词中讲，‘中国有位古人说过’，往下就是这句话，谁讲的他没指明，你晓得不？”我答：“是南朝梁江淹《别赋》中的文句。不过，这里的‘暗’应为‘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此时，耀邦同志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了一道难题那样，得到了莫大的乐趣。

三、生活简朴不求闻达

耀邦同志生活简朴，日常生活他从无所求。1955年，团中央决定耀邦和胡克实两位书记及余世光同志迁往关东店胡同（“文革”中改为富强胡同，沿用到今）20号，按规定给他配了厨师。耀邦同志有时陪母亲、岳母两位老太太吃饭，有时单独用餐，用托盘搁在办公桌或茶几上，边看书报边吃饭。零食呢？我见到的他只喜欢吃点葵花籽儿。至于穿着，我未曾见他买过或做过新衣服。

耀邦同志和其他许多老革命一样，从来是手不沾钱。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财务处的同志送到关东店来，由我代为签收，李昭同志也将她工资的三分之二交我，一并入账保管。一应家用开支，都从我这里取钱。他的衣袋里从来不装钞票，只带香烟。

至于“行”，耀邦同志来团中央的第一辆专车，是从前任冯文彬同志那里移交过来的一辆美造“别克”，而冯也是接用的旧车，这辆专车之旧，可想而知了。

1954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赠送了一辆吉姆牌小车，他这才换了车。

耀邦同志极少有放松的时候。他会下象棋，如有适当对手，偶尔对弈一盘。他也会玩麻将，只在两种情况之下才可能来几圈。一是节假日老朋友相聚，二是中央开会期间，老战友如陶铸、曾希圣、张平化等约齐到关东店看望他，往往就摆摆“方阵”，尽兴而返。

1956年9月下旬，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耀邦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开始时，每次散会回家，他都是喜形于色。可是到会议后期，他却进门后什么也不说，表情严肃。进办公室后，就伏在案上写，写完后亲自抄好，装进公文包，第二天去开会时一起带走。大会闭幕后公布了新选举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耀邦同志当选中央委员，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依然表情严肃，心事重重地说：“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的将军，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只是候补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几次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我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中委就足够了。但没有被采纳，我心情很难平静啊！”后来还听说，当选候补中委的邓拓同志，事先也向中央、毛主席写了“请辞报告”，但中央也没有同意。耀邦同志对邓拓很是尊敬和佩服，他给邓拓写信时，总称之为“邓大师”。

四、心系他人仁厚宽和

给耀邦同志当秘书三年多，我突出的感觉是，他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胸无城府，谦逊宽和。

1955年，我母亲从长沙来到北京，被安排住在关东店1号院内。我告诉母亲：那头住了两位湖南老太太（指耀邦同志的母亲和岳母）。两位老太太也欢迎我母亲去坐坐。这样，三位湖南老乡相聚了，叙乡情、拉家常，很快就变得熟悉了，有时，周末晚上还一同到团中央礼堂去看电影。耀邦、李昭同志对我母亲十分关心照顾，我下放劳动期间，我母亲已经迁离关东店，但逢年过节，李昭同志还派人给我母亲送来肉菜食物等。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中央被定性“修透了”，第一书记胡耀邦被证为“三反分子”。1969年开办“五七干校”，把以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的十来位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共一千多人，“一锅端”到了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我听说他秋收打场时，同其他人一样，扛着装满稻谷的麻袋包入库，我想他那瘦小的个儿，又是五十

多岁的人，能扛得动吗？但是有人说“他干得挺像样儿、干得挺欢哩。”

一日，耀邦同志来到七连，偶然间我们在路边相遇。他问我母亲来干校没有，我答来了，他又问住在哪里。后来母亲告诉我，耀邦同志特意去看过她，还问了她和周师母好，也问了“周同志好”！周师母是出版社资深老编辑周振甫的夫人，大家习惯称她周师母。“周同志”当然是指周振甫了。对周振甫，耀邦同志是知道的。1953年，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胡耀邦被推举为董事会首席常务董事，所以他知道周振甫其人。有时提到，尊称为周先生，在“五七干校”自然不便这样称呼了。耀邦同志，这位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奋斗不息、鞠躬尽瘁，将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集合于一身的当代中国伟人，借用太史公一句赞语：“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为胡乔木同志当秘书的片断往事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黎虹

1979年国庆后，中国科学院党委刚任命我担任科学院研究室的副主任。不久，我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调令，要我去当胡乔木同志的秘书。胡乔木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副秘书长，负责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同时负责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我接到调令时，不免诚惶诚恐。我知道，胡乔木曾是毛主席的大秘书，是党内著名的笔杆子、大学问家，为他当秘书担心难以胜任。于是，我就找到中办负责人事的李长葆局长提出：我水平不够，难以胜任，请他考虑另行物色更合适的人选。他回答：你的情况乔木同志都了解，如果不合适，他是不会同意调你来的。于是，我不好再说什么，只能服从组织安排。

一、三项任务与三项要求

我是在1979年10月下旬去报到的。机要秘书董翰杰把我领到乔木同志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只有10平方米左右，里面放着两个文件柜、一张大写字台和两把椅子，显得非常拥挤。只见他埋头写东西，我不便打扰，只打了一声招呼：“乔木同志，我来报到了。”他“嗯”了一声，头也没有抬，继续写东西。董翰杰又重复了一遍：“黎虹同志来报到了！”他这才抬起头来说了一句：“你先等等，过两天再找你谈。”于是我们退了出来。第一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乔木同志集中精力写东西时，别人是不能打扰的。

过了两天，乔木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得很简短，只明确我的任务，有三项：一是负责上下左右的联系，处理日常事务；二是要看每天送来的大批文件，从中挑选出一些重要的给他看；三是围绕他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主要是起草文件的任务，完成交办事项。他还交代我，先熟悉一下他的书库，要知道里面有哪些书，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以方便查找。

上班后没几天，中办副主任康一民同志找我谈话。我们之前虽未见过面，但我早知道他是一位老红军，早在延安时期就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办秘书局局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秘书工作老前辈。那天见面，他先是寒暄几句，然后就转入正题，对我讲了三点，大意是：第一，首长处的秘书工作很重要，一定要兢兢业业，坚守岗位，认真负责，努力完成好首长交办的任务；第二，首长处的秘书接触很多党的核心机密，一定要做到对党忠诚，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第三，要廉洁自律，谨言慎行，不该参与的事不

要参与，不该说的话不要说。这三条虽然是对新来秘书的例行教育，但我把它看成是“约法三章”，作为自己从事秘书工作的行为准则。

二、两件事的教诲

1979年10月下旬，我随胡乔木等领导来到前毛家湾1号，胡乔木向有关人员宣布，中央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具体分工是，胡乔木负责文件起草工作，邓力群负责组织安排和上下左右的联系。写作班子以起草叶帅国庆30周年讲话原班人马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调些人来，作适当补充。

会后，胡乔木对我说，起草历史决议是我们党的一件大事，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你作为秘书工作的新手，这正是一个学习和锻炼的好机会。你初来情况不熟悉，可以多找邓力群同志商量。眼前要做的有三件事：一是确定写作班子名单，二是确定办公地点，三是联系中央档案馆解决查阅档案问题。于是，我立刻去找力群同志商量，圆满解决了问题。通过具体实践，我深深感到做秘书工作不容易，做一个称职的秘书更不容易。

首先是，知识储备不足，就不能适应工作的要求。历史决议牵涉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也牵涉到许多重要人物，如果不对这些事情和人物有一定了解，就很难做好秘书工作。给我深刻教育的一件事便是，1980年8月乔木同志在赶写历史决议“文化大革命”部分时，提出一个观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从八大以后，他一直在追求空想社会主义，提出消灭商品、取消货币、取消工资这几样东西，带有相当的乌托邦色彩。这种想法，不是毛主席独有的，是国际思潮的反映。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左派评论家贝兰特。为了弄清这股思潮，乔木同志要我查查贝兰特的有关文章，看看他是怎么讲的。这下可把我难住了。贝兰特这个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不知从何查起。问了一些人，他们也不知道。我查了一天，毫无所获。最后还是乔木同志自己查出来了。他事后对我说，秘书工作不光是处理事务，平时要注意学习，要不断充实各方面的知识。

其次是，秘书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准确无误地处理各种事情，不能有任何差错和遗漏。给我深刻教育的另一件事便是，1981年4月，当历史决议写到第七稿（共写了九稿）时，写作班子对决议的最后一部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反复写了几遍也写

不好，于是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主张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结尾。当时在305医院接受治疗的乔木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指出经验教训部分必须写，不能动摇。对于如何写的问题，乔木同志讲了十条意见，可是我在转告其他同志时只讲了九条，漏了一条。他发现后即对我进行批评，我也作了检讨。

三、鞠躬尽瘁的榜样

作为秘书，通过为首长服务，学习首长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要学习他拼命为党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历史决议里最难写的是“文化大革命”部分，为了发挥各自的作用，乔木同志要写作班子的六位执笔同志，每人写一稿，结果都不能用。他认为不像决议，而像大批判稿，于是就亲自动手。由于时间很紧，十天后要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所以他夜以继日地赶写，终于按期完成。这部分稿子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充分显示了乔木同志深厚的理论和文字功底。

乔木同志为写好这部分历史决议稿，所付出的辛劳以及忍受的病痛，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中年时胃切除三分之二；由于长期用脑过度，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他的工作和休息，完全靠药物来调节。上午工作时，要服兴奋剂；中午休息时，要服镇静剂；下午还得服兴奋剂，否则无法工作。尽管如此，有时定量吃药也不起作用，于是就加大药量，造成恶性循环，带来很大痛苦。

记得1980年8月20日左右的一个夜晚（当时，我和乔木同志同住玉泉山五号楼），一觉醒来，听到隔壁他卧室里有动静。于是我推开他的房门，发现他正在桌边看书。我问他为什么还不睡觉，他说前一天写稿子太紧张，吃药也不管用，躺着难受。我劝他还是躺下休息，可是到了凌晨五点，他又起床出去散步了。到了中午，他通常是午饭后休息一小时，可是那天不到一点钟就来敲我的门，说上午服兴奋剂过量，非常难受，怎么也睡不着，要我陪他到院内小湖里划船。8月的夏天，中午十分炎热，在烈日下划船就像烤火一样。我们划了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看到他坐卧不安的样子，我心里十分难过，也十分感动，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他当时已是70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可是为了党的事业，还这样呕心沥血地工作。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十分感动。1981年3月，乔木同志连续一周紧张地改稿，当改到历史决议第六部分（共八部分）时，腹部突然剧痛。经305医院检查，诊断为急性胆囊炎发作，需要做胆囊切除手术。胡耀邦看到病情报告后，要中办

副主任冯文彬打电话给我，转告他的意见：对历史决议，乔木同志不要操心，一切服从医院治疗。现在的稿子基本上差不多了，重点在六中X会后和决议公布前，到时仍请乔木同志把关。我把耀邦同志意见转告乔木后，他表示，在这紧急关头，他不能放下决议去治病。他硬是忍着剧痛又用三天时间把决议改完，直到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后，才住进北京医院做胆囊切除手术。他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终生难忘。

乔木同志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他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我深切体会到，这五年的秘书生涯，等于在乔木同志指导下上了五年秘书工作的实践课，让我学到了在别处学不到的东西。

回忆给赵紫阳当秘书

广东省委办公厅原副主任陈仲旋

一、一位从不发脾气的领导人

1962年6月，组织上调我去当赵紫阳的秘书。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心里有点胆怯。推荐并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书汤戈夫说：“你不用担心，肯定行，紫阳同志（那时不论对多高职位的干部，都称同志）的脾气很好，他也不需要秘书帮他写什么东西。”并举例说：“有一次，紫阳同志交代我通知办公厅，明天晚上七点开全省电话会议，各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结果我把时间搞错了，让办公厅通知今晚召开，时间快到时，我提醒他到会。他听后一怔，说不是明晚吗？随即动身赴会去了。事后，他一句批评我的话也没有，可我难过了好几天，如果不是紫阳同志早已胸有成竹，照样可以赴会讲话，那就真坏事了！”就这样，我被推上了这个岗位，一直工作到文革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

果真如汤戈夫所说那样，我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那些岁月里，的确没见过他发过一次脾气，不论对待什么人，他都没说过一句重话，也从来不发火。有一次，他身体欠安休息期间，才有时间和我闲谈一下，说我写的一篇东西（指我给新华社分社写的内参）还好，但文字过长。我很高兴他指出我的缺点，可惜的是也就是这么一次。

二、从来不用秘书代劳的省委书记

我去赵紫阳身边工作时，他才44岁，后来又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第一把手。他讲话很有条理，层次分明，论据充分，使人一听即懂。只要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不用作任何文字修饰就是一篇好文章。跟他下去搞调查研究，回来后完全不需要秘书为他整理材料。他非常善于发现下面的好经验、好苗头和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的记忆力极好，都记在脑子里；再加以思考、总结、提升。形成系统概念后，就会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作出决定。

除了在全省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需要由秘书长杨应彬根据他的思想，组织起草文件以外，他在其他各种会议的讲话，都不需要他人代劳。他经过思考后，亲自写一个“提纲”，就在会议上做总结或是报告，一讲就是两三个、三四个小时，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听得聚精会神，明明白白。

在我担任赵紫阳秘书期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发了一份中央文件，内容是：反对秘书专政，不用秘书代劳。可见当时靠秘书代劳现象已

很普遍，而赵紫阳从来不用秘书代劳。

三、他走遍了广东每一个县

赵紫阳是在1951年来到广东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秘书长、副书记。当时华南分局的书记是叶剑英，后来是陶铸，管广东、广西两省。1955年华南分局撤销，改设中共广东省委，陶铸任省委书记，赵紫阳任副书记，分管农业。1960年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统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仍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是第二书记，实际上主持广东全面工作，直至1964年才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他一直主持广东全面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农业，所以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农村工作。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给全国城乡造成大饥荒、大萧条，持续三四年。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赵紫阳带领省委一班人，经常下基层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为此，他走遍了全省各县及许多公社、大队。

1962年，在去汕头地区南澳县的途中，他对我们说，这是他走完全省的最后一个县。去南澳县，可不那么容易，汕头地委请了当地海军帮助，派了艘护航舰载送我们到南澳。途中，大浪滔天，军舰俯仰摇摆30度，我这个海边长大的电白人早已晕船躺倒，而他，这位不近大海的河南人，却始终手扶舷栏眺望远方，给我留下了长久记忆的瞬间。

文革后期，赵“解放”，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十个月后又调回广东，据跟随他从内蒙古到广东的蔡肇发秘书说，周恩来在主持有关赵调广东等问题的会议上说，赵在内蒙古十个月时间，跑遍了内蒙古所有的盟和许多旗、县，表示了赞赏之意。

赵紫阳调回广东几年后，重新担任第一书记。一年多后又调四川省当第一书记。后来，又是蔡秘书告诉我，赵到四川，依然是多数时间下乡，不多久就走遍了四川。他推广广东的经验：“联系产量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四川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提高，恢复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形成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对这样的赞誉，赵紫阳当之无愧。

四、他没有星期天

中共中央曾发出通知，规定省委书记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而赵紫阳早在这个文件发出之前，每年就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1962年，我刚到他那里没两天，就跟他下乡，回来后，开了两天会，处理一些文件，

就又下乡去了。很少时间呆在广州。如在广州，每个星期工作六天，每天都是上下午和晚上三班。他晚上不是看文件就是开会，直至深夜十二点。即使决定星期一开会，这个星期天也要下去。时间不允许他走远，就到附近的佛山地委、南海县委、大沥公社走一趟，晚上才回来。佛山地区是主要产粮区，我们去得最多，潮汕地区是粮食亩产高产区，也去得不少。有人说，赵的日历上没有星期天，我也被家人称为只是“存在于户口本上的人”。

五、农村基层干部的知心朋友

赵紫阳下乡，从来不走马观花。他每次下去都是围绕如何搞好农业生产这个大课题，进行各方面的调研，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了解下面情况，及时发现值得注意的苗头和问题，帮助解决困难，总结经验。他不但与地、县、市的领导座谈，也到公社、大队座谈，听取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呼声和要求。他听到哪里有增产的经验，必定要到实地看看，听取具体汇报，并做详细询问。总之，哪里有经验，他就到哪里听取、再总结和推广；哪里有困难和问题，他就去解决。

赵紫阳每下去一个地、县、公社，一定要在那里住上几天；南海县大沥公社地近广州，车程不用一小时，为了传达宣传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二十三条》，他在大沥公社的凤池大队住了半个月。由于赵紫阳很有耐心听取大家意见，鼓励下面畅所欲言，从不对人吹胡子瞪眼，更不给人扣帽子，所以，当时的东莞县委书记林若，佛山书记杜瑞芝、专员杨德元、张勋甫，汕头书记刘俊杰，惠阳书记原鲁、李富林，还有顺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沥公社陈贤芳，中山县委谢明仁等等，都很乐意与他谈心，对他讲真话。在他们眼里，赵既是省领导，又是知心朋友。他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干部有独特优点。他曾对我们说，珠三角的干部思想活跃、开放，语言丰富、生动。他还曾针对这些干部文化不高但能干的特点，戏称他们是“不学有术”。

毛泽东批示：“这两个老贫农是我们全党的老师”。1964年9月至12月，赵紫阳在中山县环城公社库充大队搞“四清”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到后，作了上述批示。

那一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工分），各省市都必须派工作队到农村、工厂，发动农民和工人揭发、清查干部的“四不清”。9月25日，赵紫阳带领一个“四清”工作队，化名赵明，到库充大队“蹲点”，在一对生活最贫困的老贫农家里食宿。那是土改时分给

他们的一座旧碉楼，共三层。主人安排赵住三层，我和警卫员郭继生、科长老赖住二层，老贫农吴才添、陈二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住在底层。他们家里实在太穷了，赵与我们在他家里吃的多是番薯、马铃薯和稀饭，外加大头菜，鱼、肉是看不见的。就这样，赵在那里住了近四个月，以后还去过多次。

在这段日子里，赵紫阳同这两位老贫农连续详谈了近二十个傍晚。主要内容是征询他们的意见，看看这次“四清”运动怎么搞比较好，要注意什么问题？对大队干部有什么看法？等等。两位老贫农主要的意见是，希望工作队对大队干部不要采取激烈的做法。9月25日晚，也就是进村后的第一个晚上，吴才添就对赵紫阳说：“搞四清很好，但一定要把生产搞好，特别是要搞好冬种，冬种至关重要。如果生产搞不好，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穷人。现在贫下中农没人敢出来当干部，集体生产没有人领导，生产就搞不好。对干部不要一下子打击太猛，要告诉干部有什么问题就主动坦白，坦白了就没事。如果你们打击他太猛，他就会顶，社员就会感到威胁。”他还说：“明天开群众大会，最好第一讲搞好冬种，第二讲搞好工分，第三讲搞好卫生，第四讲搞好积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要讲得太深，不要讲具体人，不要讲斗争。否则社员会有顾虑，不知道这次运动又要斗争多少人，要抓多少人。等到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有了力量，再逐步讲深一些。要号召干部主动坦白，叫他们抓好生产，特别是马铃薯的生产，因为我们的马铃薯都是出口的，对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影响很大。”“贫下中农要慢慢组织起来，开头小一些，以后再扩大，不要一下子合起来，这样是没有力量的。”“不要急，慢慢来，你们对干部打击太猛、太快，干部就顶，你们走后，他还是一样。慢慢把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干部就怕了。那时你们走了，干部如果还是这样，我们写个条子给你们，你派一个人来调查一下，他们就有几十个怕啦！”

11月11日晚，吴才添又向赵紫阳提出：“最好搞完运动后，你们工作队留下一个同志，这样可以管得住干部。”“你们清的账目要出大字报，公布给大家知道。”（实际上是提出了账目公开、办事透明的原则。）

对于贫下中农协会，吴才添说：“贫协筹委办事，要个个筹委都盖上章才能办，不能一个人盖章了就办。”陈二妹说：“筹委会要多商量、多联络、多互相监督批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就容易被人拉拢收买。”那时，他们实际上已提出了民主监督、防止独裁、反对“一个人说了算”等重大问题。

赵紫阳很重视他们的意见。他在工作队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四清运动是群众的自我解放运动，如果群众主要依靠贫下中农协会的力量，就能巩固胜利；如果只依靠工作队，就不能巩固胜利。”

运动结束后，他还真留下了工作队员陈开枝（后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编注）在库充多住了一段时日。赵紫阳要求全省“四清”工作队都要按吴才添他们的意见办，还让我将吴才添夫妇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送给正在花县“四清”的陶铸看。陶铸看后，又送北京给毛泽东看。毛做上述批示后，令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后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领导。

“文革”中，我看到北京红卫兵印的毛泽东的一些未公开发表的会议讲话

（书名：《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其中记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什么会议忘记了）讲到了此事：说赵完全按老贫农的意见搞“四清”，还说那位老贫农家里养了只狗，原打算杀吃，后来因为有上面的干部（赵当时化名，群众不知是赵紫阳。看来毛知道得很清楚）住在他家，决定不杀，继续看门。因赵当时是大走资派，他的名字被×××代替，一般人可能不清楚毛说的是谁，而我一看即知。这些材料是编造不出来的，再则当时也无人敢编造毛的讲话，我觉得可信。赵紫阳在库充采纳了这两位老贫农夫妇的意见，并要求全省的“四清”都要按他们的意见办，所以，“四清”对全省农村干部的伤害不是很大。

因为这样，库充大队的干部和农民都很怀念赵紫阳，1982年9月18日，库充大队的新老干部和老贫农陈二妹等31人（吴才添已去世），还一起到北京看望赵紫阳。《羊城晚报》当时还做了报道。赵紫阳与群众的关系，从来都是亲密自然的。1989年，赵紫阳下来后，库充大队的所有干部和陈二妹见到我时，都同声嘱托，一定要替他们向赵书记问候，祝他健康长寿。赵紫阳在库充大队的往事已过了三十多年了，库充人仍然关心、怀念着他。

2000年，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从九寨沟旅游回来，向我动情地述说当地人描述赵当年如何下令保护了九寨沟。九寨沟能有今天，他们很感激赵。当我听到这些，总是会想，只有真正替人民做好事，人民才会永远不忘。

六、推行联产责任制

在“人民公社”“大跃进”后，全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农民积极性一落千丈。当时，我被派到中山县沙朗公社鸡笼大队兼副大队长。那正是最困难的时刻，农民没粮没柴，到处是水肿病人，都快饿死了，过去的“鱼米之乡”，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我的亲身经历，只是个小缩影，面对

全省如此恶劣的形势，赵紫阳当时是如何的心急如焚，是可想而知的。

1962年6月我到他那里工作后，7月12日就跟随他去清远县调查，听到了县委介绍洲心公社的水稻管理经验——“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我们立即赶往洲心公社。在我看来，这是非同小可，应该载入史册的一天。“联产责任制”的发现，为广东的农业复苏，乃至以后为四川摆脱饥饿，重振“天府之国”美誉，乃至以后为全国粮食大增产，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在该公社塘坦大队大围第一生产队一住就是三天。赵紫阳与当地农村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对他们的经验做了深入的调研了解后，赵肯定他们的经验，支持他们的创举。7月15日至18日，我们又到惠阳淡水的秋溪公社调研推广“洲心经验”的可行性，然后，立即决定在全省推广。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洲心经验”好就好在既没有分田到户搞单干，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俗地说，就是既不冒犯“天规”，又能增收粮食。

何谓“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按田定产，固定到户，包田间管理，超产归户”；具体内容：第一，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第二，插秧、犁田、耙田仍由集体派工统一进行；第三，由各户分片管理（如灌溉、除虫、拔草、施肥、收割等）；第四，包死产量，超过部分归农民。核心是第四部分，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洲心公社粮食大增产。

赵紫阳总结、推广“洲心经验”后，同年7月25日至9月4日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各省第一把手参加。陶铸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参加，赵代表广东省委参加。会议以前，赵已把“洲心经验”报告了陶铸，并得到陶的赞赏支持。到北戴河后，赵又向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做了报告，并将详细材料交给他。邓子恢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到了赵的住处，表示完全同意、支持，认为广东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子，便决意在这次会议上向各省介绍和推广。因为它既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又不会被抓辫子、受批判。他离开赵住处时，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连我们都看得出来。

谁也没想到，会议开始没几天，就把“包产到户”作为“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讲话，并点名批评了安徽的曾希圣搞“包产到户”。理所当然，赵带去的“洲心经验”也胎死腹中。

令人高兴的是，“洲心经验”已在广东生根开花、结果。赵从北戴河回来后，开了六天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随即，他就做了长达近一个月的粤

东行，到了许多县、公社、大队，督促、检查“联产责任制”的落实。在广东，经济复苏之所以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了“联产责任制”，而且抓得很紧；抓住不放。

文革后期，赵调任四川主政。在不长的时间内，四川农业从濒临崩溃中摆脱出来，多年解决不了的粮荒，一下子大改观，改变之快使人惊奇，赢得百姓编民谣赞颂他。其实，他在四川推行的农业政策，就是“洲心经验”的继续，只是更有所完善、有所发展了。

七、李一哲大字报

1974年11月9日，时值“批林批孔”时候，在广州的北京路贴出了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副题：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署名：李一哲。这个李一哲，是三个青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组成。李正天当时是广州人民艺术学院油画系学生。陈一阳、王希哲是广州十七中学66年高中毕业生，留校参加“文革”。陈、王均是群众组织的头头。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引起了广州市、广东省、全中国以及港、澳、台乃至国际的强烈轰动。

1974年11月16日，省委常委会讨论了“李一哲大字报”。赵紫阳这时已官复原职，重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这次由他主持的会议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将大字报的观点列出，撰文批驳，指出这些观点与中央唱反调；要澄清混乱思想，发展广东安定团结的形势。同时决定，省委写电报请示中央，建议把大字报发到机关、工厂、学校批判；但对作者不动（意思是不抓）。

11月18日，省委给中央发了《关于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的报告》的电报，并把大字报全文上送中央。

12月24日，李先念在国务院交通运输紧急会议上说；“广东的反动大字报，发动了几十万、几百万人批，广东好，不怕大字报。”

1975年1月11日，省委书记王首道参加完中央全会，回来后在常委会上转达全会精神，并转达了赵紫阳（仍在北京）的意见：“要采取说理的办法，要注意对他们（李一哲）的人身保护；要防止采取过于急躁和简单的办法。要利用这个反面教员，激发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论水平。”

1975年1月15日，常委会再次开会，传达赵紫阳从北京打回来的电话内容。赵说，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和我谈了，支持广东批判李一哲三人不再扩大的意

见。中央领导提醒我们，批判高潮一起来，下面容易搞大，要注意批判面。赵强调：

“各单位不准抓小‘李一哲’，不要抓其他反动大字报，要切实控制。”赵紫阳调去四川、韦国清调来广东后，在1977年12月的广东第五届人大会

议的《工作报告》中，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1978年4月，习仲勋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2月，省委宣布对“李一哲”公开平反。习仲勋、吴南生、王宁等先后五次与“李一哲”谈话。1979年2月6日，召开大会为他们正式平反。

习仲勋与“李一哲”三人谈话时，王希哲说：“当时赵书记（赵紫阳）对我们是讲政策的。”“当时，说我们写反动大字报，赵书记说要让我们讲话，不准打人。他当时那样处理，合情合理，我们对赵书记没有意见。”李正天说：“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赵书记还让我们讲话，不说我们是反革命，没有抓我们，这是不容易的。”

习仲勋说：“赵紫阳同志当时组织批判你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处理得很好。”“赵紫阳同志当时那样处理，很了不得。”“在‘四人帮’那样猖狂的时候，能那样处理，是很得体，很有魄力的，而且是很有胆识的。”

我在这里稍微详细引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接触，甚至参加了处理的全过程，因此感触良多。从“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大辩论”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甚至在‘文革’中，到处都分两派，也没有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大辩论”。

最重要的感触是：让人民说话，允许群众发表言论、针砭时弊、参政议政。即使有人说了错话、坏话，也不应动则定罪名，更不能随便抓人和限制自由。这样就能达到“稳定政治局面”的目的。反之，蛮横不讲理，以权势压人，以大帽子吓人，甚至舞枪弄棒，那就决不会有真正的“稳定”。

八、前任秘书的感慨

赵紫阳在广东时，我是他的第四任秘书。除汤戈夫外，前面还有黄、高两位。他们都很崇敬、怀念赵。只要有机会，也常回来探望赵，我也没听到他们二人有什么怨言。但是，也有例外。汤戈夫离开后调到新中国造船厂，当了厂长还是副厂长，总之是个“厂头”。“文革”时被打成“赵紫阳死党”，后来恢复工作，还当“厂头”。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听赵的孩子告诉我，老汤曾

对他们说：“你父亲对地、县委书记们很关心，但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在提拔使用上，唉，关心得太少啦！我50年代就是正处级，到你父亲那里是正处级，离开时还是正处级，几十年了，现在还是正处级！”言时颇有感慨。

80年代中期，汤戈夫患了“肌肉神经萎缩症”，在广州治不好，向赵总理要求到京治病，安排在了协和医院。由于病房紧张，老汤病床安排在过道上。他的病发展很快，没几天即告病危。当护士把他从过道上推到急救病房时，老汤以为让他搬到单间，吓得连说：“我不能住单间，赵知道会不高兴的！”此情此景，闻之令人心酸！汤戈夫死时，级别是副厅级。

几天后的一个寒冷深夜，老汤在协和医院去世。死前，赵紫阳赶到医院送别。据说，赵在老汤床边默然站立，凝视良久，一言未发……

汤戈夫的感慨，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我自己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我当他专职秘书几年，朝夕共处，他从不言及私事；从来没有问过我家里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我当然也不会主动向他讲。我长时间跟随他工作，很少有时间在家，平时如此，逢年过节也如此。两个女儿出生时，我都不在妻子身边。为此，我很不安。但我对赵没意见，他应该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这些，或者把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吧。

他从内蒙古调回广东后，省委办公厅准备提我当副处长，便去征求赵的意见。赵回答：“他在我这里的工作情况我可以介绍，但提不提拔我不参加意见。”过了许久，有人告诉我这一情形，我心里一点都不怪赵。他公事公办，不搞那些为身边的人提官职、谋利益这一套。而我自己亦心安理得，我不是靠别人往上爬，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这不是更好吗？

九、把广州作为物价开放的试验点

1981年，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经济改革先行一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来到广东做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与广州市郊区菜农的座谈会。赵召开这次座谈会，目的很明确，是想研究在广州先行放开蔬菜价格可行性，为在全国放开副食品价格进行试点。座谈后，赵又与省、市委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再开会作详细研究。会上，省长刘田夫说，广州郊区菜农种菜之所以不积极，主要是价格问题，还不如去搞工副业。赵回应说：“就是这个问题！”会上作出决定，鼓励近郊菜农以种植细菜为主，也就是高质量、多品种的好菜，同时价格放开，让市场调节，不能老让市民吃“无缝钢管”（通心菜）和大冬瓜。同时在远郊区，开辟新的种植基地，种植一些

像椰菜、大白菜等“大路货”，以保证品种多类，价格兼顾。

广州实施、采取上述决定和措施后不长时间，市场上几乎什么菜都有了；菜也漂亮了，菜农把根去掉，洗得干干净净才摆上摊。价格确实贵了，有些高档菜甚至贵了两三倍。菜农当然高兴，市民也还是满意的，因为毕竟有的买了，可以随意了。

赵紫阳还建议广州开放鱼类价格，以鼓励农民、渔民积极养鱼、捕鱼。结果是，价格一放开，农民养鱼热情大涨，大量挖塘养鱼。没多久，大量活鱼上市，而且“开刀”零售，一条鱼想买哪个部位都行。但价格的确涨了许多，最高时达3元多一斤（如鳙、鲩、鲤）。对此，市民反映如何呢？

赵曾问我：“菜和鱼的价格放开了，你们的生活怎么过？”我答：“价格放开前，广州居民每月只有二毛钱鱼票。我家五口人，每月只能买一块钱鱼。我家附近有个兼卖鱼的小杂货店，尽卖些小鱼、杂鱼，都是死的，仍然难买到。如果明早有鱼卖，今晚就已经有人用砖头、小凳或别的物件排上队了，天未亮已是大排‘人龙’。我们家大人上班，小孩上学，无人去排队，所以我们吃不上鱼。现在什么鲜鱼都有了，虽贵，但能吃到。我相信，以后鱼一多，定会降价。”赵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市民的确反映良好，就说：“广东人的承受能力强。”

果然不出所料，价格放开三个月，鲜、活鱼价格降到一元多二元一斤，就稳定了下来。广州的价格放开，给市场带来的变化十分巨大。我还保留了当年的一些数据：塘鱼：1980年96万担，1983年增至122万担；鸡：1980年260万只，1983年697万只；水果：1979年109万担，1983年213万担。

价格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环节，我可以感受到赵在这里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有关价格改革的多次谈话，内容丰富，眼界宽广，见解高深，还是像我在他身边时那样才智逼人，只是更成熟、更丰富了。

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常到广东视察工作。而广东又是最早的改革开放之地；他所到之处，都要求他题字。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这个要求更加强烈。可是，都被他拒绝了。所以人们在广东任何地方，都没看过他的题字，找不到他的题词。

十、出于内心的三句话

1980年，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同年，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是会议工作人员，借休会时间，一天下午，我去看望他和梁大姐。当时，他们家住

在中南海，一座四合院，不大，依我看来，条件并不怎么样，一般般而已。坐了一会，他们留我晚饭。饭菜很平常，可能临时留我，未加准备。

他边喝边闲谈，我则边吃边听。他讲：“我现在的工作方法还是调查研究”，“我想，最多干到七十岁就不干了”，“我这个人，不拉私人关系”。听到这些，我放下了筷子。我觉得他在和我谈心，倍觉亲切。这样的事，在我给他当秘书时并不多见。他对我讲的这三句话，我觉得都发于他的内心。“工作方法”这句，我当然熟悉，有感多年，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也是他实事求是、注重实际的思想工作作风。当他讲到“最多到七十岁”时，我不太认同。因为当时“邓胡赵体制”在国内外威望正隆，我想人民会希望这个体制保持更长久一些。我说道：“到那时可能由不得你。”说也奇怪，1989年他离开政治舞台时，距他七十整岁，仅差数月！至于他说的“我不拉私人关系”，这一点，是他几十年一贯奉行的原则，只是从来没有刻意自我表白，我当然早已敬佩万分。从“文革”后期至今，赵紫阳多次奉调各地，从内蒙古到广东，又四川，再北京，从省委书记到总理，再总书记，基本都是担任主要职位。除入川时调去了广东农业良才李子元（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从领导层面而言，他都是只身上任。走到哪里，就在当地任贤用能，从不结伙经营，安插亲信。回想那次谈心，距今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但依然言犹在耳，让我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