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经济类理论文章汇编（2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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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经济类理论文章汇编（29篇）



目录


为什么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优化制造业要素供给与配置


时序选择和实施路径


高水平开放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如何认识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统一大市场，市场监管如何更加有为


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的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理论的重大创新


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创新体制机制促内外贸一体化


多措并举稳定外贸基本盘


促外贸既要保稳又需提质


工业现代化的战略使命与发展逻辑


以工业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


千方百计稳住市场主体


宏观经济政策多重积极效应持续显现


“两个客观规律”指引中国城乡融合发展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扎实基础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数字金融在支持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释放传统制造业稳就业潜能


把握经济体系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


做好城乡融合大文章


靠前发力：方向与位置


关于新阶段城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


千方百计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为什么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张旭


2022-06-30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只有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加强这个优势，才能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雄厚的基础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没有全国统一大市场，就难以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总书记指出，“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分工的发展使市场规模得到扩大，也使生产迂回程度得到提高，生产过程和产品变得日益复杂。在现代化集成生产和集团创新的全新生产技术组织方式下，不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就不能破除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和单打独斗的局面，就不能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没有全国统一大市场，就难以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要使我国制造业企业能够不断做强做大做优，培育出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首先就需要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使其在不断进行技术积累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突破。


没有全国统一大市场，就难以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和突破产业瓶颈，必须通过统一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集合优势资源，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上实现科技成果创新和转化的良性互动。


没有全国统一大市场，就难以克服各种市场壁垒。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可以有效发挥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且能够真正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有利于在市场竞争中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没有全国统一大市场，就难以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必须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实施有效监管，也必须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得到落实。只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才能在统一规则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没有全国统一大市场，就难以建立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有赖于尽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成功获得领先地位的国家，都拥有统一稳定的国内市场，并最终形成了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良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从此意义上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选择，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



优化制造业要素供给与配置


邓洲 黄娅娜


2022-06-29


制造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所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主要生产部门，又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生产要素发生明显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供应有所收缩、节能减排约束增强、数据要素应用不足等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效率提升，制造业表现出要素投入不足和要素回报率相对较低的特征。如何在新发展阶段进一步优化制造业要素供给与配置、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要素供给特征发生变化


从劳动力看，供给数量增长趋缓、质量提高。劳动力是各行业发展的首要生产要素。得益于人口基数大，我国就业人口数量较大，但随着人口增长趋缓，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渐显现。同时，受高等教育普及率上升的影响，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数快速增长，每年向市场稳定输送高素质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我国制造业就业规模和占比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制造业劳动力投入比重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在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凸显了劳动力条件变化对制造业发展的约束。


从技术看，全社会研发投入和产出快速增长，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幅跃升。科学技术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要素，制造业也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是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产业。近些年来，部分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但制造业仍然是技术创新的主要产业载体。


从土地看，大中城市土地供应收缩，工业用地占比回落。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人口持续向大中城市集中，住宅、工业、商业服务等各类用地需求保持增长，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增长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其中，工业用地价格基本保持稳定，制造业为土地要素支付的成本并没有出现明显上升。未来一个时期，对工业用地的需求不会出现大幅增长，工业用地的供需能够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从能源看，制造业能源供需稳步增长，能源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占比下降。我国能源供给以煤为主，在碳排放压力逐步增大的情况下，提升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应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制造业集中了大量高耗能产业，尽管近年来其能源消费占比有所下降，但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仍然较高，且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依赖程度高，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较为迫切。


从数据看，我国数据要素资源丰富，但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还处于浅层。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受益于人口数量和产业规模，我国是名副其实的数据资源大国，与算力相关的技术研发和业态创新也在快速发展，庞大的数据要素资源和先进的算力基础设施推动许多产业涌现出新业态新模式。但也要看到，制造业对数据要素的应用尚不充分，对算力的需求主要来自研发、管理、营销等环节，数据要素参与制造业生产并创造更多价值的能力不足，我国数据资源、算力资源和制造业的结合还有待提升。


关键是保障供给和优化配置


保障制造业要素供给、优化制造业要素配置，需有明确的政策思路。在要素供给数量方面，需保障制造业基本要素供给稳定，这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在合理区间的重要基础；在要素配置方面，要加快形成统一要素市场，畅通要素跨行业、跨区域流动，将优化要素配置作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在要素质量和结构方面，需增强制造业吸引技术、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的能力，在要素供给总量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着力改善要素供给结构，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有利条件；在要素利用效率方面，需不断提升传统要素在制造业各部门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转化效率，同时不断创新高端要素在制造业领域实现价值创造的途径和模式，将保障和优化制造业要素供给与配置同实现“双碳”目标相结合，持续提高制造业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一是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要素资源跨行业综合利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各有优势和短板，制造业拥有成熟、稳定的生产模式和雄厚的资本、技术、人才积累，服务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具有高成长预期和广阔发展前景，对人才、资本的吸引力大于制造业。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有助于制造业提升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对此，要着力破除现存体制机制障碍，转变传统思维模式，加大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制造业企业要提升产业分工协作水平，促进要素资源在不同业务部门的优化整合。同时，要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要素流动和要素共享的重要载体，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研发设计和科技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推动高端要素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顺畅流动，探索更多跨行业共享要素资源的新模式。


二是扩大制造业开放，增强中国制造在全球配置资源要素的能力。制造业要获得高端、优质和稀缺要素，就需更好融入国际循环，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具体来看，可以发挥我国在数字技术、产业和应用上的优势，积极探索打造国际化、数字化的跨境制造网络和要素流动机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素顺畅流动。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促进国内外要素互动，增强制造业发展韧性。


三是强化制造业中高端人才储备，优化制造业就业结构。当前制约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中高端人才供给不足。解决这方面问题，需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就业发展的特点与趋势，高度重视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和岗位需求结构调整等变化，不断优化就业结构；需适应技术进步要求，夯实制造业发展的人才基础，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智能制造发展趋势的新要求，壮大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人才队伍，培养更多综合能力突出的复合型人才；需形成更多制造业就业新形态，加强制造业劳动者权益保障。


四是提升制造业利用数据要素的规模和水平。要坚定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夯实制造业数据要素利用的设施基础和制度基础，加快推动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制造业数据应用的场景创新，全面实施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从材料、零部件、整机、成套装备到生产线的智能化改造，推进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在重点行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仓储、经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关键环节的深度应用。


五是不断改善制造业能源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推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与实现“双碳”目标的协调统一，需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也需要不断完善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措施的政策体系。具体来看，要科学评估制造业碳排放水平，实施跨行业综合减排政策，推动实现全产业链减排；要优化制造业能源供给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加快推进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同时引导需求侧积极采取清洁能源替代方案、鼓励制造业企业主动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制造业能效水平，推进制造业碳排放持续降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时序选择和实施路径


夏杰长


2022-06-28


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有坚实的现代产业体系，而服务业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现代产业体系至关重要的有机组成，更是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坚强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成绩斐然，但依然存在着规模相对较小、效率不高、开放度不足和产业融合度不深等突出问题。为此，我们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致力于提升服务业现代化水平，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内涵要求


现代化始于机器大生产所带来的工业革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变迁。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现代化的内涵、测度和发展范式等备受学术界关注。相对而言，学术界对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等研究比较多，对服务业现代化则缺乏系统深入研究。服务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们要与时俱进把握其新内涵。我国服务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广泛渗透，催生了网络约车、移动办公、互联网金融、远程医疗、共享汽车和数字文旅等一批新业态，传统商业模式逐渐被取代，服务业新模式快速成长，服务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技术条件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衡量服务业现代化需要新的视角。从一定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服务业现代化界定为在服务业充分发展基础上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更有力的结构升级、更高的开放水平和更科学的治理等。服务业现代化既是技术进步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我们推进服务业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知识、技术和服务新模式催生下，不断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服务便利度和舒适度，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显然，按照这个要求，服务业现代化不仅是知识和技术进步以及由此衍生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问题，也不仅是为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提供强力支撑问题，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更充分体现服务供应的全生命周期人文情怀、全面彰显服务业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的突出作用。


时序选择


服务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服务业现代化应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体系之中，有前瞻性的战略定位、时序选择和推进策略。要看到，服务业门类众多，行业内部发展并不平衡，地区间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依然较大，必须区别对待和分阶段推进。还要看到，推进服务业现代化，意味着服务业发展质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考虑分阶段分步骤积极有序推进。


第一阶段是“十四五”时期（2021年至2025年）的夯实基础阶段。这一阶段，服务业规模将持续扩大，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就业主渠道地位更加巩固，服务业发展更加注重高质量和高效率，服务业发展营商环境更加包容友善。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化、专业化发展，重点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检测认证、人力资源和品牌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品质化、精细化和多样化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点发展文化旅游、健康服务、养老育幼、物业管理等生活性服务业，最大程度提升城乡居民生活便利度和幸福感。


第二阶段是“十五五”时期（2026年至2030年）的攻坚攀升阶段。这一阶段，服务业发展增速可能有所放缓，但服务业技术进步和营商环境将明显改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和竞争力明显提升。在这个阶段，要更加重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培育更有竞争力的服务业市场主体和中心城市，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提升服务业对现代产业体系的黏合力和影响力。


第三阶段是“十六五”时期（2031年至2035年）的基本实现阶段。这一阶段，服务业现代化进程将迈出实质性步伐，服务业知识化、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基本形成，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和作用更加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生活性服务业成为人民群众普遍满意的幸福产业，形成多个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高端服务业集聚中心城市，中国成为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地和全球高端服务业投资最向往的国家之一。


实施路径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服务业现代化，要立足国情，找准方向，把握重点，切实推进。


一是培植主体。服务业要做大做强，迈向现代化，其关键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培育强大的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建设一批有全球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大型服务业集团，又要为中小微服务业企业发展拓展空间，特别是要以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企业，让其发展充满生机活力，形成多层次市场主体互助共促的新局面。要看到，中小微服务业企业是劳动就业的主要贡献者，但发展困难较大，控风险能力较弱，政府要从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着手，以此增强中小微服务业企业的供需匹配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二是激励创新。创新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能。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企业数量、就业数量、线上市场配置资源数量等几乎与传统经济并驾齐驱。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促进了服务业网络化、平台化和智能化。我们要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不断创新服务业发展的新领域、新业态和新模式。要通过创新驱动尤其是提高数字经济的渗透率实现降本增效和丰富服务供给，全力推进服务业现代化。不容忽视的是，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新应用快速发展，这些新模式新业态在给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带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机遇的同时，也给现有的监管体系带来较大挑战。要以更包容的态度支持服务业新业态发展，形成激励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生态系统，引导数字服务和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发展。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要及时补上监管短板，通过出台产业融合负面清单、建立包容审慎监管规则、加强数字时代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引导基于数字技术的服务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健康发展。


三是融合互促。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推动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既是壮大现代产业体系、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和实现服务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服务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为此，要积极培育三大产业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圈。一方面，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农业产业链嵌入越来越多的生产性服务元素是大势所趋，现代农业正在成为农业与服务业融合生成的综合体。未来，既要强化科技、信息、物流、金融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农业的支撑作用，也要重视培育现代农业释放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新空间，实现两者互促共赢。另一方面，深刻认识服务业和工业日益增强的相似性和互补性，加快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发展，增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生产制造环节投入力度，推动制造业深刻变革。与此同时，还要明确产业融合所衍生的交叉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则及其政策框架，为在产业融合中产生的新业态、新服务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生态环境。


四是引导集聚。集聚发展，是现代产业的主要特征和趋势。立足特定的空间和平台，通过产业集聚，可以产生较好的协同效应和范围经济，有助于形成配套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形成发展合力，从而提升产业竞争力、控制力和辐射力。尽管产业集聚最早发生在工业领域，但随着经济服务化的不断推进，服务业集聚趋势也日益明显。服务业竞争力、控制力和辐射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服务业集聚实现的。实现服务业现代化，必须推动形成多层次多业态的服务业集聚区，使之成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其中，政府要致力于搭平台优环境，加强服务业集聚区建设规划引导，加快集聚区或功能园区的公共信息平台、技术平台、重大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为服务业集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五是双向开放。国际经验表明，闭关锁国不可能实现服务业现代化。当前，全球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依托海南自贸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和服务业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建设等，扩展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范围和力度，尤其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金融服务、科技研发和商务服务等领域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同时，鼓励中国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服务业市场竞争。开放从来就是双向的，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两者必须兼顾。强调服务业对内开放，就要取消对非国有资本等的歧视性规定，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要向社会资本等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遇，在公平竞争中壮大现代服务业和推进服务业现代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高水平开放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陈薇


2022-06-28


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际合作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升级。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国际合作竞争的焦点、重点。以高水平开放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也是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深化国际经贸合作的重大任务。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服务业持续增长。1978年至2021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4.6%上升到53.3%；202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达到48%，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为44.2%。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重点，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国际分工等发生了重大变化，既催生了新兴服务业态，又要求以新技术、新业态改造传统产业，向社会提供附加值高、技术性强、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以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传统农业、工业转型升级，以高质量生活性服务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需求所在、动力所在。


国际经验表明，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是脱离服务业现代化实现的。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占比至少要达到65%左右，成为主导产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至少要达到40%左右。从这点看，我国服务业发展仍有巨大增长潜力，短期对经济增长可带来巨大拉动力，中长期来看则对经济转型升级有重大意义。


从总量看，202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3.3%，但这一比重不仅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去10年，我国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0.43个百分点左右。未来如果服务业持续增长，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巨大动能。


从劳动生产率看，未来随着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发展等有利因素的增加，我国有条件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成为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重要动力。有研究认为，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可能由20XX年的14.55万元/人提高到2035年的28.23万元/人。


从对外贸易结构看，2012年至2021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比重从11.1%提升至11.9%，占世界服务进出口比重从5.4%提升至7.1%。预计到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将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占外贸总额比重有可能提升到20%左右，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贸易新格局。


以高水平开放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是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增强服务业竞争力的重大战略选择。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要着眼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优化服务业结构、提高服务业效益等，切实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


一是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这些年来，我国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深化，重点服务业领域开放实现重大突破。但总的来看，服务业对外开放仍然任重道远。要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建设高标准服务业市场体系协同推进，着力破除服务业领域的行政性垄断，按照“非禁即准”的要求，凡是法律、行政法规未明令禁止进入的服务业领域，应向社会资本开放，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发展服务业，打破服务业领域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要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消除不同产业间政策的差异，为服务业平等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是在开放合作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抓住我国产业结构由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型的窗口期，把握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特点和优势，以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变。要看到，在RCEP正式生效实施的背景下，在数字经济、旅游、医疗健康等领域拓展经贸合作，协同推进RCEP区域内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整体推动东亚地区在全球服务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带来区域经贸合作的重大利好。为此，要推动高端制造业与信息、研发、设计、物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相互融合，推动传统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切实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打造以科技研发、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现代物流等为重点的服务业集聚发展和开放合作新高地，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间形成合理分工协作、各具优势特色的产业集群，形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态势和发展环境。


三是在高水平开放中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型的大趋势没有改变。适应这一趋势，一方面，要积极拓展新型服务消费，重点发展医疗、教育、信息、健康、文化等生活性服务，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另一方面，要开展以教育、健康、医疗、旅游、文化、金融、免税购物、会展等为重点的服务业项下自由贸易试点，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优质高效、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服务产业新体系，在高水平开放中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如何认识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


刘凤义


2022-06-27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需进一步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资本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回答：资本是一种经济活动中的要素；资本是一笔能用来赚钱的钱；资本是厂房、机器……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厘清这个问题要从资本的本质来认识。


资本具有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我们说资本是厂房、机器、劳动力时，是指资本的物质形态；我们说资本是一笔钱，能带来价值增值时，是指资本的价值形态。资本就是在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的交替变化中周而复始运动的。在生产活动中，资本购买生产资料等并将其转化为生产要素，但资本的本性并不是想参与生产活动，而是想直接获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主观上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客观上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这使资本的运动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客观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的增殖欲望也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出现了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先看公有资本。一方面，公有资本作为一种市场要素是要追逐利润的，并且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公有资本具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属性，这在公有制企业中的资本所有权、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劳动福利、劳动保障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因此，公有资本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中实现保值增值，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内在要求，不断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再看非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运行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得资本的运动规律发生了新变化。非公有资本的生产经营活动既要考虑满足资本增殖的目的，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


对此，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各类资本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引导资本的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此同时，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更好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


（作者系教育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刘家强


2022-06-27


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一理念具有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重大作用，既是发展观，也是方法论；既是理论纲领，也是行动指南；既是全局战略，也是具体部署；既坚持了问题导向，也明确了目标任务；既提出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遵循，也提供了推动全球繁荣发展、解决人类发展赤字的中国方案。新的赶考路上，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这一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一）


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这一理念的提出，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高度契合、历史与现实相互辉映的特性。


深刻领会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性。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既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从理论的高度客观分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新矛盾、呈现的新特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提出的新要求，全面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极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建设规律理论认识上的又一次升华，具有深刻的方法论价值和广泛的世界性意义。


深刻领会新发展理念的融合性。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发展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也不会一成不变。新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既有机融入了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理论，如“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又传承吸纳了“革故鼎新”“贵和尚中”“天人合一”“协和万邦”“民为邦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发展观念，充分体现出这一理念的触类旁通、博大精深。


深刻领会新发展理念的现实性。这一理念的提出，契合了围绕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推动发展的内在要求，顺应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形势，明确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基本途径，赋予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这一重大命题新的时代内涵，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运用新的理论及时指导新的实践的精神品格。


（二）


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这一重要要求，需要我们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系统思维，把握好新发展理念与新时代各方面理论创新的逻辑关系。


深入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关系。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作为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三者之间是互为依存、有机统一的整体。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方面，需要以新发展阶段为依据，立足新的历史起点，考虑我国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刻转变，以科学的态度、灵活的方式、务实的举措，致力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难点堵点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以新发展格局为前提，顺应我国发展内外环境的深刻改变和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市场规模超大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自身发展规律，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并凸显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动，使新发展理念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发挥新优势、开辟新路径。


深入把握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五个必由之路”之间的关系。总书记今年3月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五个必由之路”，作为“五个必由之路”之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走好必由之路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走好必由之路最重要的制度前提、团结奋斗是走好必由之路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新发展理念是走好必由之路的显著标志、全面从严治党是走好必由之路的根本保证，从而真正发挥好“五个必由之路”的强大系统功能，持续提升“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的思想境界和行动自觉。


深入把握新发展理念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各有侧重、缺一不可。总书记指出：“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始终崇尚创新，在关键领域、“卡脖子”处下大功夫，致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抓紧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持续为发展增添新动能；更加注重协调，自觉主动解决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倡导绿色，科学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对外开放，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努力强化内外联动，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不断推进共享，聚焦共同富裕问题，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把“蛋糕”做大、切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我们聚焦这一理念的目标原则，悟透蕴含其中的主线脉理，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践行好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更好体现新时代推动发展的价值性、针对性、全面性，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站稳人民立场，在践行宗旨中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新发展理念提出之初，总书记就强调，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可以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从根本宗旨上贯彻好新发展理念，从思想观念上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发展观、现代化观，从制度安排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把准新发展理念的目标导向，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矛盾中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进入新时代，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面对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的困难，面对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现代经济体系的供需结构尚不匹配等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不可持续问题，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正确认识和把握不同阶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解决矛盾问题上瞄定短板、突出弱项，主动应对、靠前发力，既减存量、又防增量，致力构建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针对区域板块分化重组、人口跨区域转移加快、农民落户城市意愿下降等现状，研究解决城乡区域差距较大问题；持续改变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现象，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正确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扩大开放等等，才能更加精准高效地贯彻好新发展理念。


增强忧患意识，在砥砺奋进中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需要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临近胜利的时候，越需要居安思危的忧患，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受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俄乌冲突持续，“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受冲击，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见微知著，抓早抓小，随时准备应对能够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复杂困难局面甚至重大危机，砥砺奋进中不断攻坚克难，才能贯彻好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性。


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迈步新征程，我们要坚定不移落实落细新发展理念，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推动中国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



建设统一大市场，市场监管如何更加有为


樊继达


2022-06-23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有为的市场监管有助于消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规制不正当竞争，打通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是推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客观需要与重要保障。


建设统一大市场呼唤市场监管更加有为


强大的国内统一大市场需要推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市场监管借助进入管制、日常监管、行政处罚等手段消除各种有形无形梗阻，将市场中的各种不当行为降至最低，是维护统一大市场有序运行的“定海神针”。


从理论维度看，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市场一边连接供给，一边连接需求，但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并不能自动实现社会整体福祉的最大化。公共经济理论认为，政府“有形之手”可以有效纠正市场中的失灵情况。比如，因为分散决策、个人理性及外部性，市场通常无法有效提供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政府可以进行“补位”，保障民众享受基本可及的公共产品服务。受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影响，市场运行中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情形，这将阻碍市场交易，导致市场失灵。作为政府重要职能之一的市场监管可通过规制管制等手段予以矫正，保障市场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功能。再者，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有自利的一面，都会按对己利益最大化的规则行动。通过市场监管制度安排，将会最大限度消除垄断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使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与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尽可能一致，从而实现激励相容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从现实发展看，市场监管是打破市场壁垒与地方保护等顽疾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后，中央通过向地方分权，成功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相邻地方政府之间的高强度竞争成为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驱动力量之一。但不可否认，在地方竞争的过程中，市场分割、地方保护、贸易壁垒始终如影随形，选择性支持政策、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同质化竞争屡见不鲜。有的地方追求“自我小循环”，对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安全等监管不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时有发生，市场主体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严重影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和超大规模人口优势的发挥。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互垒高墙，大数据杀熟、掐尖并购、赢者通吃、泄露个人隐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坏消费者权益，致使市场竞争失序，产生严重的外部不经济。必须看到，建设统一大市场是与经济发展阶段及水平相适应的长期过程，需要综合施策，市场监管对消除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与乱象极为重要，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从“大市场”向“强市场”转变升级。


市场监管有为必须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


作为政府重要职能之一，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属于政府理应提供的公共产品。进入新发展阶段，市场监管必须坚持放管结合、放管并重，放应放足，管要到位，落实好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的监管职责，实现高质量的有为监管。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监管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基于信息对称、激励相容、兼顾政府职能和行政效率、权责利相统一等原则，合理划分市场监管领域中央与地方事权责任，既体现市场监管“全国一盘棋”的统一性，又在中央统一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调动其积极性。


中央层面主要负责立规建制，强化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无差别制度保障，增强市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维护监管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当前应加快推进市场监管行政立法，完善监管程序，加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等工作，清理废除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为激发市场活力和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提供法治保障，提振市场主体应对需求不足、供给冲击及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信心。


地方各级政府承担微观事务层面的具体监管职能。全面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合理划分各层级政府监管权责，推动人财物等资源向基层下沉，维护好公平竞争秩序。确保基层监管部门对下放的权限接得住、接得好，杜绝“懒政惰政”，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统一、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监管工作体系，确保监管执行不变通、不走样，真正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当然，鉴于治理超大规模国家的极端复杂性，可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探索跨行政区域监管新路径，通过“跨省通办”、联合执法等措施，提升跨区域市场监管协同治理水平。


充分发挥监管“相关者”的积极性。各行业主管部门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职责，相关监管部门切实履行各自职责范围内监管责任。未来一个时期应统筹执法资源，建立综合监管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必须看到，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在监管中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构建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探索形成政府监管、平台自律、行业自治、社会监督的多元治理新模式。


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效能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正从追求“有没有”向“好不好”迭代升级，人民期盼有更高水平的衣食住行，更安全有效的医疗卫生等民生服务。应紧扣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开展精准监管。一是坚持人民至上管好“食品药品”。食品药品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生命健康与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应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在标准、处罚、问责等方面实行“最严”监管，推进食品安全标本兼治、提升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二是坚持质量优先管好“工程工业”。加强对工程建设领域统一公正监管，强化重要工业产品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依纪依法严厉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三是坚持有序发展管好“新业态新模式”。近年来，我国各类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线上市场与线下市场交织融合，创新和保护等需求更趋多元，对政府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及时补齐法规和标准空缺，提升监管效能。对互联网医疗、线上教育培训、在线娱乐等重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强化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对平台经济从专项整改转向常态化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发挥平台经济在消除市场分割、打破地方保护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市场监管是一个涉及面广、触及利益深、配套性强的系统工程，与市场经济发育水平、社会治理结构完善程度以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瞄向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有为监管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久久为功。一是坚持依法监管。抓紧制定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监管急需的法律法规，建立任职限制、终身禁入和终身追责制度。二是不断创新监管形式。加快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堵塞监管漏洞，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针对市场主体类型多样、量大面广的现状，不断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发挥信用监管功效，充分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监管，让市场违规者无所遁形。三是加强对监管者监督。严格规范政府监管行为，防止监管者“被俘虏”和不作为、乱作为。提高监管规范性和透明度，建立贯穿监管工作全过程的监督机制，切实维护好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的根本遵循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何德旭


2022-06-23


核心阅读


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为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推动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提供了根本遵循。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在多个重要场合就金融发展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金融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推动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入阐释金融的本质宗旨和功能定位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世界各国金融发展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难题，比如，如何妥善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如何最大限度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如何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等等。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阐释金融的本质宗旨和功能定位，明确了中国金融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破解金融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阐明金融的本质和宗旨。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对金融本质和宗旨的科学界定，为进一步认清金融功能定位、推动金融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金融业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就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培育新动能，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不断为实体经济注入“源头活水”。


明确金融的极端重要性。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金融改革开放有序推进，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监管得到加强和改进，但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筑牢金融安全网，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揭示经济与金融共生共荣的辩证关系。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与金融的辩证关系。推动金融发展，必须牢牢把握其与经济共生共荣的关系，适应技术创新这一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要求，既重视对前沿创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又重视对中小企业创新的金融支持，促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适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引导资金向优质科技创新企业集聚；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继续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鼓励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指数等相关产品创新，支持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深刻揭示我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既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特色，也是中国金融发展的优势。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始终坚持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强化全局观念、系统思维、前瞻意识，主动消除风险隐患，及时防控金融风险，以金融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总书记指出，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国金融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架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金融改革与开放格局等。发展金融业需要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但不能照抄照搬他国道路和模式。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明确做好金融工作的重要原则。在20XX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四项重要原则。一是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三是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四是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四项重要原则，既是对我国金融发展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提炼，也是对未来我国金融发展的具体要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揭示金融基本运行逻辑。总书记强调，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这揭示了金融基本运行逻辑。这三项任务紧密联系、相互作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防控金融风险是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的前提，也是深化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强化金融监管，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可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以系统观念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金融工作的部署要求，是坚持系统观念的生动体现。从直接融资到间接融资，从银行体系到资本市场，从金融风险防控到为实体经济服务，从金融改革到金融开放，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既立足国内又放眼世界，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应该遵循的方针和原则。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日益完善，金融机构实力大大增强，我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


系统推进制度建设，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总书记强调，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搞好相关制度设计；完善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运行、金融治理、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的制度体系；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坚持问题导向，找准金融服务重点。总书记指出，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近年来，我们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金融需求，着力解决金融脱实向虚问题。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突出问题，总书记指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直达实体经济的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实现了对实体经济的精准支持。


秉持全局观念，谋划金融协调发展。总书记指出，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金融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坚持全局观念，以全面系统的战略思维统筹兼顾、系统安排，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中国金融发展，不仅要瞄准系统薄弱环节精准发力，而且要深入研究金融体系各要素的关联性和各项举措的耦合性，使各项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施成效上相得益彰。


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党中央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一是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二是不断强化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三是强化地方监管责任，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四是培育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形成严肃监管氛围；五是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等等。这些措施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妥善处理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有力维护了金融安全和稳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理论的重大创新


徐立京


2022-06-22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重要讲话，明确回答了新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待资本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总书记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既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知与实践的新境界，也开辟了人类社会关于资本理论认知与实践的新境界。


（一）


资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用来考察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把钥匙。《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思想方法，以剩余价值为中心，通过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正是因为对于资本特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使得《资本论》跨越了经济、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成为全世界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指导。当然，由于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而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以惊人的历史智慧和勇气，将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纳入制度设计，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引入和产生多种形态的资本，成功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对资本功能的发挥与驾驭，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之一。但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随着新技术、新经济形态的勃发，资本裹挟技术、数据、平台、市场等力量任性而为、赢家通吃、碾压弱者等现象日趋明显。进一步深刻认识资本、规范资本、引导资本，成为新征程上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历史命题。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总书记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的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理论的新发展新突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论，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什么样的资本、怎样来发展资本，怎样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时代课题。


（二）


关于资本同时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作用，总书记的阐述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观点、方法，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时代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同时他们又深入分析了资本在一定条件下的革命性与先进性，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资本观，资本的最大的历史作用或其最后的历史任务，就是为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和充分涌流的物质财富。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


将对资本的引导与规范上升到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的高度，体现了总书记对资本属性、市场经济特性以及社会主义性质的深邃思考，饱含辩证思维与历史视野。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变规律、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成就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待和处理资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资本作为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重要纽带、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重要力量的积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对资本失去规范和约束就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一规律予以有力揭示。警醒我们、告诫我们，对于资本的功用，既要历史地看待，也要辩证地把握，不能因其天然具有的逐利与贪婪就将其视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更不能因其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就对其听之任之、任其野蛮生长。我们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丽事业，要求我们必须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治理能力与水平，练就引导和规范资本有序发展、健康发展的真本事、硬功夫。


（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什么样的资本、怎样来发展资本，怎样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书记作出了系统性的深刻论断。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对资本作用的发挥，对资本活力的激发，首先有一个发展方向的问题。要引导包括非公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发挥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至上。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总书记对资本的形态和发展的生态作了明确界定。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两个毫不动摇”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各类资本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有效防范风险，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着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克服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重点解决不良资产风险、泡沫风险等。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些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四）


新时代以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充分表明，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我们党对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对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而面对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需要，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战略思想与方法论。包括：要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国内和国际；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为各类资本发展释放出更大空间；要健全产权保护制度，消除各种市场壁垒，使各类资本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要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投资便利化，以优质市场环境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在我国投资兴业；要支持和鼓励我国资本和企业走向世界；等等。


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为资本设立“红绿灯”。总书记指出，“‘红绿灯’适用于道路上行驶的所有交通工具，对待资本也一样，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活动要依法进行。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要抓紧完善，已有法律法规的要严格执法监管。”形象生动的“‘红绿灯’论”，为如何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原则、具体的要求和强大的方法论。


同时，总书记还创新性地提出和丰富了资本行为、资本主体、资本治理的概念与内涵。他指出，要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要教育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走人间正道；要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等等。一系列系统性原创性的新概念新理念新思想新谋划，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理论的基石，为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治理的认识与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为世界范围内研究人类历史进程中资本理论发展演进与实践打开了新维度新视野。


（作者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



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陈凯华 康瑾


2022-06-21


总书记指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不但有利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重塑创新发展新格局，而且有利于构建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产业链安全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需要推动数字科技基础理论突破，提高关键数字软硬件供给能力，扩大高水平数字创新人才供给，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


提高经济价值创造能力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价值创造能力显著受制于对数字产业科技供应链的控制能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加速重构，如果不掌握核心数字科技，我国数字经济将面临“低端锁定”风险。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我国数字经济智能化、服务化、生态化发展，增强创新链、延伸产业链，提升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效路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能够促进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创新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促使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壮大发展动能、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能够拓展要素来源，加速要素的流通和重组，不断形成新的要素组合，催生创新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发展模式；有助于创新主体构建自主可控的智能化、平台化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提高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和产业链的韧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不仅意味着数字产业自身的创新发展，而且意味着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进而推动经济体系系统性变革升级。


应对国际科技竞争的有力抓手。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作为占据未来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国际循环角度看，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国际创新合作契机，有利于我国数字经济深度嵌入全球数字经济合作网络，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跃升。从国内大循环角度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海量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能够确保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不被中断。


在应对挑战中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加强数字科技基础理论研究，推进数字经济创新体系建设。第一，加强数字科技的技术预见研究，面向先进计算、人工智能、隐私计算、数字孪生、人机交互、量子计算等重点领域，前瞻布局一批数字科技基础研究项目，夯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理论根基。第二，推动数字科技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支持数字科技开源软件框架、开源社区、开源代码托管平台建设，构建全球数字科技合作伙伴关系，打造交叉、开源、开放的数字科技生态体系。第三，面向产业发展需求，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利用数字科技带动产业共性技术突破，完善数字科技应用的标准体系，形成关键数字科技的“非对称”优势。


提高关键数字软硬件供给能力。芯片、传感器、编译器、数据中心、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等数字软硬件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前少数发达国家为占据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式对我国数字软硬件引进进行限制，严重威胁我国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凸显了提高数字软硬件供给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补数字软硬件短板。通过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方式提高电子元器件、智能传感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关键数字软硬件的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第二，在科技、产业、社会、环境各领域拓展数字软硬件的应用场景，推动数字软硬件与传统基础设施融合，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载体支撑。


扩大高水平数字创新人才供给。根据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19-20XX年版），在人工智能芯片、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各个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我国人才供需比均低于0.4，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应用开发岗，基础研究人才匮乏。因此，要加强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方向学科建设，将数字人才培养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支持地方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围绕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需要加强合作，打造政产学研一体化数字创新人才培养基地；针对数据搜寻、数据管理、数字内容创作、数据应用、数据安全保护等数字技能，加强数字技能职业培训，完善数字技能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培养更多驱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卓越工程师。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发展。总书记指出，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撬动实体经济发展始终是困扰各界的核心问题，迫切需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第一，加快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设立数字科技转移转化平台，推动重大数字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帮助实体企业拓展投入要素、加速新产品开发、优化工艺流程、改进组织模式、拓展新市场。第二，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构建平台企业、行业企业、用户等主体良性互动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帮助行业企业整合产业链供应链资源，形成数字企业赋能实体企业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模式。第三，鼓励实体企业发展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等新模式，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经验，形成一批面向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作者：陈凯华、康瑾，分别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创新体制机制促内外贸一体化


王微


2022-06-20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既有利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又有利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着眼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更好统筹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这对打造强大国内市场、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和构建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内外贸一体化说法的提出由来已久，在实践中也有诸多创新和探索。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新要求，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也迎来新的机遇。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发挥其对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作用。内贸和外贸是连接生产消费、对接国内外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形成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关键环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内外贸发展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顺应国内外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变化新趋势，加快推动供求相互适配、相互促进，实现创新驱动强劲、供应链衔接紧密、国内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将强劲的国内需求及其带动的投资需求更有效地转化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国际吸引力，更好促进国内大循环顺畅高效运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为国民经济提质增效提供强大支撑。实践表明，流通效率与生产效率同等重要，都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流通体系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这些都对内外贸一体化提出新的要求。在实践中，需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充分激发和调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活力，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国内外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高质量推进内外贸一体化，能更好发挥其促进生产消费双升级的作用，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也要求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进而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型开放。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际贸易规则面临新的调整和变革。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有利于我们借助国际市场长期形成的通用国际规则，来改善和提升国内营商环境，加快推动内贸标准、规则、治理等制度体系的完善及其与国际市场规则、标准的接轨，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我国在全球经贸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中的话语权。


目前，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尚存在一些难点问题，特别是外贸产品标准、结算方式、流通渠道以及营商环境等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对此，需从体制机制着手，以创新促发展。


一是以市场主体内外贸一体化经营，带动其他方面的一体化。国际上，内外贸经营主体一体化一般有三种典型模式：以日本综合商社为代表的外贸集团的内外贸一体化模式、以跨国零售企业为龙头的内外贸一体化模式、以制造业品牌企业为主导的内外贸一体化模式。这三种模式各有优势，对我国培育内外贸一体化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借鉴。我国既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企业，实现流通渠道从国内向国外延伸，又要推动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开拓、畅通国内流通渠道，还要培育跨境电商平台企业，架起内外贸之间的桥梁纽带，帮助企业在内外贸业务间顺畅切换。


二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内外部市场的一体化。从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我们不断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打破地方封闭小循环，促进商品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大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的开放力度，促进国内外资源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促进国内大循环全面畅通，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三是以内外贸相关标准衔接对接，促进与国际标准接轨对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需积极开展国内国际标准转化，补齐国内标准短板，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标准制定；发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和产业集聚区的作用，加强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多措并举稳定外贸基本盘


金瑞庭 原倩


2022-06-20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平稳开局，成绩来之不易。受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地缘局势紧张等因素以及高基数效应影响，我国外贸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同时要看到，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比较优势没有改变，外贸韧性强、潜力大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总体上看，我国稳定外贸基本盘具备坚实基础。


下一阶段，需找准现存难点问题，实施有效举措，推动外贸平稳发展，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有力支撑。


开局平稳来之不易


2022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增势良好，连续7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有利因素仍然不少。


从发展基础看，外贸进出口势稳质优。一季度，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9.42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5.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4.19万亿元，同比增长7.5%。从结构看，一季度，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5.95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63.2%，比去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出口1.99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从要素条件看，外贸经营主体更加活跃。在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支持下，民营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对外贸进出口的拉动作用明显。一季度，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43.2万家，同比增加5.7%。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4.1%，拉动外贸增长6.6个百分点。《2022年3月中小微企业出口贸易（B2B）指数报告》显示，中小微外贸企业3月收款量同比增长15.7%，增幅高于3月货物贸易出口增长率，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活力增强。


从内生动力看，外贸增长不断积蓄新动能。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稳健发展。一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4345亿元，同比增长0.5%。其中，出口3104亿元，同比增长2.6%；进口1241亿元，同比下降4.2%，发展态势总体平稳。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数量已达132个，海外仓数量已超过2000个。“跨境电商+海外仓平台”与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务等协同发力，成为带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生力量。


从发展空间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对外贸进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加凸显。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2.93万亿元，同比增长16.7%。


从政策支撑看，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保障体系更加完善。随着减税降费、通关便利化、金融信贷支持、海空港集疏运畅通、能源原材料保供稳价等一系列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外贸进出口发展势头更加稳健。


总体上看，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平稳开局，这是在2021年一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29.2%的高基数基础上取得的，是在有效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冲击的背景下实现的，成绩来之不易。


理性看待增长放缓


现实地看，我国外贸进出口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压力。今年4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0.1%。外贸增长态势放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从需求侧看，全球需求增长面临不确定性。疫情起伏反复阻碍全球经济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6%，较此前的预测值下调了0.8个百分点。世界贸易组织4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2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将增长3%，较此前的预测值下调了1.7个百分点。同时，全球宏观政策的非均衡加剧了全球性风险。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增速差距拉大，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美国等发达国家刺激政策加速退出，可能会加剧一些国家的风险，由此影响我国相关领域出口。


从供给侧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三方面压力。一是成本普遍上涨。受供给瓶颈、极端天气、地缘政治等影响，2021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外贸企业原材料成本上升，缺工问题依然存在，部分中小外贸企业盈利情况不乐观。二是缺少重要零部件的“断链”压力仍在。全球“芯片荒”依然持续，导致智能手机、汽车、游戏设备等厂商停工或减产，关键零部件短缺也影响我国出口产品顺利交货。三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趋势更加明显，部分产业链供应链环节转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调整也将给我国稳外贸工作带来挑战。


从流通侧看，海运费用高企与流通环节梗阻问题依然突出。近期国际航运市场“缺箱、缺船”局面虽有所缓解，但运力紧张、运价高企问题依然存在。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将海运成本上涨部分转嫁给出口企业，挤压我国外贸企业利润空间，造成不少企业“有单不敢接”。受疫情反复、疏港劳动力短缺、卡车司机严重不足等因素影响，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港口拥堵问题加剧。流通环节梗阻的压力正不断向我国出口企业传导。


要看到，5月份我国外贸出口3082.5亿美元，同比增长16.9%，比4月份3.9%的出口增速回升了13个百分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不断增多，可见，我国外贸发展基础仍然稳固。未来，只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外贸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就能进一步推动外贸保稳提质。


多方发力稳外贸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重点推动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抓好贸易促进政策落实落细。重点是及时协调解决外贸企业复工达产、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困难。要进一步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对外贸出口的促进作用，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扩大承保规模，降低保费等投保成本，拓展保险产品对象范围，稳定外贸企业预期；要加强出口信贷支持，积极推广保单融资，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信贷投放，化解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要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退税信用好的企业阶段性实行3个工作日内退税到位。同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优化供给结构，满足市场需求，促进消费升级。


二是积极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跨境电商和海外仓平台等贸易新业态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相关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推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高水平建设运营；构建覆盖全球的海外仓网络，强化规则和标准的竞争力、影响力，支持海外仓企业建设智慧物流平台；推动数字贸易加快发展，积极开展数字贸易国际合作；优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政策框架，提升便利化水平；推动外贸综合服务专业化发展，促进保税维修以及离岸贸易的发展。


三是着力打通国际物流体系梗阻。鼓励外贸企业和航运企业签订长期协议，缓解国际物流压力。拓展国际物流通道网络，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物流企业，加快提升国际运输保障能力，有效应对国际航运市场寡头垄断局面，提升我国航运业影响力和控制力。发挥中欧班列作用，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提供有力支撑。用好航空货运运力，保障重要零部件、装备和产品的运输。


四是持续优化外贸营商环境。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贸协定，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等的作用。深化全链条全流程通关便利化改革，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能力，提高出口货物退运通关效率。推进跨境贸易管理大数据平台建设，探索开展相关单证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联网核查，对守信企业在通关、退税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促外贸既要保稳又需提质


梁明


2022-06-20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于稳经济、促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进出口保稳提质”纳入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的重要内容，要求“推动外贸外资平稳发展”“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近日，《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印发，就帮扶外贸企业应对困难挑战等作出进一步部署，为更好实现进出口保稳提质任务目标明确了发力方向。


正确认识外贸保稳提质


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也要看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任务依然艰巨，必须着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进而助力稳经济稳产业链供应链。


对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需明确一些认识。


首先，外贸保稳提质是对出口和进口的双向要求。也就是说，保稳提质的要求不仅面向出口，而且还面向进口，是实现出口和进口双向的保稳提质。


其次，外贸保稳提质的基础在于保“稳”。这个“稳”有两个含义。一是保持我国进出口规模的稳定。2021年，我国货物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达到3.36万亿美元和2.69万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新高。所谓保稳，就是保持出口额和进口额在这个规模上的基本稳定。二是保持我国进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的稳定。2021年，我国货物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上升至15.1%，需继续在这个国际市场份额上保持基本稳定。总的来看，在去年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我们需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外贸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合理区间。


再次，外贸保稳提质的关键在于提“质”。所谓提质，就是要提高我国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20XX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五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除货物贸易位居世界第一位外，20XX年，我国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又跃居全球第一位。我国已经是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但大而不强，同时大而不精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必须推动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保稳提质重要性凸显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重要性更为凸显。


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今年3月份以来，受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影响，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们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近年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更为凸显。20XX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最终消费支出造成较大冲击，外贸则发挥了重要调节作用，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3%。2021年，外贸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依然高达20.9%。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必须把外贸保稳提质作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着力点。


保就业的重要抓手。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的负面影响，我国在稳就业上面临着较大压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的就业难度加大。外贸活动能够有效带动和扩大就业，推动外贸保稳提质也是保就业的重要抓手。有数据显示，我国外贸直接和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高达1.8亿，每4个就业人口中就有1个从事与外贸相关的工作。另据测算，我国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对我国就业的拉动为59.0人次，每百万美元服务出口对我国就业的拉动为104.8人次。其中，每百万美元一般贸易出口能带来82.7人次的就业，而加工贸易为26.5人次。推动外贸保稳提质，不仅可以稳定外贸总体规模，稳定外贸吸纳就业的规模，而且可以优化外贸结构，提高一般贸易占比，从而提升外贸吸纳就业的能力。


防风险的重要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额在20XX年和2021年分别达到5239.9亿美元和6764.3亿美元，对外贸易不仅能创造外汇收入，而且能增加税源，对于稳定我国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起到重要作用。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达到6905亿元，同比增长17.8%；关税达990亿元，同比增长0.4%。推动外贸保稳提质，可以进一步提高我国外贸的国际竞争力，充实外汇储备，增加财政收入，丰富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手段。


调结构的重要路径。外贸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推动外贸保稳提质，既是服务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举措，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出口商品大多面向发达国家市场，适用的产品质量标准、生产环保标准等较为严格，面临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许多企业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而具备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等，在国内同行业中往往处于领先水平，这些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方向。推动外贸保稳提质，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高技术、高附加值制造业企业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竞争，而且可以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从而助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挥外贸“稳定器”“调节器”作用


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外贸高质量发展。得益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外贸订单回流效应明显。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连续跨越5万亿美元和6万亿美元两个台阶，创下历史新高，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远超预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外贸保稳提质，需围绕外贸发展的痛点难点有针对性地施策，在加强外贸企业生产经营保障上下功夫，做好助企纾困工作，特别是要及时掌握和解决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困难，着力保订单、稳预期。


从国际看，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紧张局面，全球通胀压力明显上升，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面临明显冲击。从国内看，疫情多点散发，部分外贸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影响，物流运输受阻，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供应链不畅，企业综合成本上升。


面对这些突发的困难和挑战，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加强外贸企业生产经营保障、促进外贸货物运输保通保畅、增强海运物流服务稳外贸功能等方面切实发力。同时，推动跨境电商加快发展、提质增效，促进高附加值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企业用好线上渠道，促进平台培育建设，支持外贸企业拓展渠道。此外，还要密切跟踪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外贸企业的具体困难，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进出口信贷支持，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金融支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协调发力，确保实现外贸保稳提质目标任务，更好发挥外贸对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调节器”作用。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工业现代化的战略使命与发展逻辑


龙海波 华若筠


2022-06-16


工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富国之源。工业现代化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刻把握工业现代化的战略使命和发展逻辑，对于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意义重大。


深刻内涵


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业现代化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之上，使整个国家工业生产技术、要素投入和综合效益达到世界前沿水平的过程，其背后蕴含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跃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所处阶段和要素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现代化进程显著提速。我国已拥有行业比较齐全、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比重大幅增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新的竞争优势加快形成。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工业化向高级阶段迈进，这对于工业内部及产业间结构、生产力区域布局分工、核心关键技术等各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工业现代化的内涵由单一的要素投入产出维度拓展到结构特征、空间分布、具体形态、动力机制等多个维度。


从结构特征看，制造业成为工业现代化的主力军，逐步实现轻重工业、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比例协调，加速推动资源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从空间分布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重大生产力布局提出新要求，需面向全球市场推进多元化战略，着眼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确保工业经济循环畅通。从具体形态看，生产模式变革成为加速工业现代化的关键，逐步由集中生产向网络化异地协同生产转变，传统制造企业向跨界融合企业转变。从动力机制看，技术进步成为工业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逐步推动由要素扩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不断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


实现路径


人类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工业革命变迁史。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不断重塑产业格局，改变传统生产模式和服务业态，促进生产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新技术广泛应用引发的产业变革将对工业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工业化总体上处于中后期，工业化进程仍在进行中，工业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应当看到，我国工业所涵盖的行业领域众多，并不都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既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又要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还要推动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因此，必须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因业制宜、分类施策，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主要有以下几个实现路径。


深度工业化。在各国产业链供应链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的形势下，要更加关注产业链供应链整体安全。尤其是聚焦材料、工艺、关键零部件等领域存在的短板，大力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推动制造业向研发设计、中高端制造、市场营销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有序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优化制造业发展空间布局，进一步增强产业链稳定性。


绿色工业化。在资源约束趋紧前提下，必须持续提高工业发展质量、效益和协调性。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内容，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制造体系。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逐步转变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方式，进而降低传统产业能耗水平。与此同时，不断挖掘新能源、生物制药等领域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提升潜在增长率。


数字工业化。在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背景下，要更加注重促进制造资源泛在连接、弹性供给和高效配置。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数字工业化进程，工业互联网成为驱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在此基础上，制造企业内部各领域、各环节之间，制造企业与用户之间实现更高频的数据联系，由此催生以服务型制造为代表的工业新形态。通过构建一个普遍意义的工业平台底座，共同开展技术、标准、市场、规则合作，最终达到应用场景有序、数据流转有序、产业生态有序。


关键抓手


新发展阶段推动工业现代化，关键要从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入手，做好相应要素配套保障，加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强化现代化基础设施功能配套。基础设施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重要平台。一方面，要更好发挥基础设施的“乘数效应”，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扩大内需，进而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更好凸显基础设施的“中流砥柱”作用，不断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稳定性和安全性。相比之下，应更加注重网络型以及有利于产业升级、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前瞻布局云计算、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平台等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创新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等建设，筑牢工业现代化的安全保障底盘。


提升不同层次人力资本水平。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人力资本在工业现代化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应大力培养大国工匠、卓越工程师、现代企业管理人才等，按照目标导向分类挖掘人力资本潜力。一是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努力培养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高技能人才。关键要不断完善技术工人培养、使用、评价、考核机制，提升一线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水平。二是稳步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努力培养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关键要聚焦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为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各方面保障。三是积极倡导精益管理理念，努力培养注重细节、勇于变革的现代工业企业领导者。关键要对标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


全面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这些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已成为研发人员投入第一大国、经费投入第二大国，但是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仍亟待提升。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一是瞄准研发、设计、材料等产业链关键环节，以“补链”和技术创新为突破点，进一步增强产业链韧性。二是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制造业加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实现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三是通过不断优化创新市场环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有效协同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以工业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


史丹


2022-06-16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两步走”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纵观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过程，工业起着重要支撑作用。时至今日，这些经济强国的第三产业占比已超过第二产业，但他们的工业发展水平仍处在世界前列，是国家实力的根本支撑。我国是世界上工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与工业强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正在改变工业化道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快速演变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不确定因素，我国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工业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而紧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工业现代化处于重要地位，要结合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把握好发展趋势，多方发力推进工业现代化。


认识工业现代化重要趋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以信息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不断升级和广泛运用，给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价值创造方式、产业联系与布局等带来巨大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使工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从以资本、劳动要素等为主转向以数据要素等为主，将把工业现代化推向一个全新的轨道。眼下，支撑数据要素发挥作用的平台型企业和新型基础设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产业数据化将成为工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一方面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对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提出更高要求。在新技术影响下，工业的产业结构、产业生态会发生巨大变化。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网络化将是工业现代化的重要趋势。


一是绿色化。绿色是现代工业的底色。这对工业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原材料以及生产工艺、最终产品、环境影响、回收循环等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普及全流程、全产业链的绿色标识。绿色技术创新不但有助于提高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行业能源转化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而且可使节能环保及其相关服务产业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转型。


二是智能化。这是工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使社会生产向数据驱动、实时在线、智能主导的智能化方向发展。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生产设备和产品将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的能力。工业智能化将会重构工业生产方式，提高研发与生产效率，加强市场反应，改善用户服务，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智能化建立在以软件、数字传输、集成分析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一些传统产业因数字赋能而焕发生机。在智能化生产范式下，产业竞争优势将向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方向转变。


三是服务化。这是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标准化、批量化生产是传统工业化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径，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利于工业企业实现设计、生产、销售的直接对接，企业不仅可以大批量生产，也能以较低成本提供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个性化定制是我国结束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后新的需求浪潮，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和企业新增利润来源。工业生产的服务化是工业与服务业、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结果。从这一点看，用三次产业结构指标衡量现代工业化水平的有效性会大幅降低，保持制造业占比并不是指维护传统落后的产业业态，而是要顺应新工业化发展趋势，打造制造业新优势，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四是网络化。这是工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实现价值创造的重要途径。如果说服务化使企业产品生产更加体现服务客户的本质，那么网络化则使全社会经济活动依托网络平台走向更加专业化，企业会根据性价比决定外包还是自己生产，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企业业务活动组织可以跨越地域限制而更加灵活，消费者也有更大选择范围。需要指出的是，网络平台的算力、算法与网络化条件下的市场公平竞争、公平交易息息相关，网络型产业的健康发展对推进工业现代化也具有重要影响。


理解推进工业现代化的要求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工业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结合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和要求，加快推进工业现代化。


一是把握阶段性。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从20XX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XX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未来的各个发展时期中，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基石这一重要定位不会变，需要持续推进工业现代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支撑。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应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整体竞争力明显增强，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全面实现工业化。到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素质显著提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关键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之处。就工业现代化而言，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协调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共同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产业转型升级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处理好大中小微企业、内资与外资的关系，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型消费品产业，促进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协调发展。


三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取得了现代化建设辉煌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新征程上，我们面对的是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是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带来的严峻风险挑战。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关键在于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积极进取、开拓前行。要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同世界各国一起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以现代化建设新成就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作出更大贡献。要认识到，工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富国之源，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工业是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工业制成品在帮助更多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产业配套体系、改善居民生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推进工业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构建既立足国内大循环又深度融入全球分工合作的产业链供应链，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推进工业现代化要多方发力


新时代新征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工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多方发力、共同推进。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必须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定宏观经济，要注意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等各种政策协调，处理好长期政策目标落实与短期经济稳定运行的衔接。


政府要着力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条件，补齐产业链短板、锻造产业链长板，增加上游能源与原材料供给，稳定价格，打通物流堵点，对中小微企业实施更加精准的扶持政策。在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进程中，要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鼓励绿色消费，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要切实提高监管水平，促进数字平台企业发展。要加强产业共性基础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的研发投入，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换道超车”机遇，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全面缩小关键核心技术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强化前沿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


企业要加大技术创新，瞄准先进技术和市场需求，加快数字化转型，推进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运用数字化手段降本增效，积极发展运营新模式、新业务，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要积极开展企业间合作，形成以链主企业为首的企业共生共进的产业生态。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努力开拓国内市场，在满足消费升级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实现价值创造，还要稳定出口市场，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为推进工业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千方百计稳住市场主体


陈清


2022-06-16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国内环境出现一些超预期变化。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多。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今年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稳住市场主体，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千方百计稳住市场主体，疏通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充分释放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


加大纾困解难力度，助力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落实落细国家出台的相关扶持政策，提升市场主体对政策的知晓度、享受政策的便利性，确保好政策取得实实在在的纾困解难成效。跟踪评估政策实施情况，加强政策研究储备，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据市场主体实际困难和需求，动态调整政策组合，确保各项纾困解难政策直达、精准、高效。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继续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等，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扩大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业务覆盖面，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营造良好融资生态，进一步推动解决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深入开展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专项行动，大力整治各类违规收费行为，建立协同治理和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对餐饮、住宿、零售、文化、旅游、客运等经营困难行业，实施更具针对性、力度更大的帮扶政策，推动这些行业加快恢复发展。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营商环境是培育和壮大市场主体的肥沃土壤，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市场主体信心，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更大力度放出活力、管出水平、服出效率，最大程度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成本，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国际一流、对接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好外商投资法，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推动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加快实现政务服务高效集成，最大限度减环节、压时间、降成本，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和水平，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可及、优质高效的服务。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加快营商环境立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激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稳住市场主体，不仅是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雪中送炭，让市场主体“活下来”，更重要的是引导市场主体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盯紧产业发展前沿动态，持续推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发展内生动力，增强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竞争活力、创新活力，让市场主体“好起来”。充分运用数字中国建设成果，搭建数字共享平台，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物联网等，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走上智能化、信息化发展之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引导市场主体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化产学研结合，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发展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大创新支持力度，完善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加速机制，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确保重点企业稳定运行。重点企业是稳增长的排头兵和主引擎，要注重发挥重点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确保重点企业稳定运行，引领带动产业上下游联动发展，不断夯实经济稳定运行基础。选择一批优势产业、重点企业，创新帮扶机制，集中资源力量支持优势产业和重点企业发挥潜能、释放产能，为稳定经济大盘提供有力支撑。大力培优扶强龙头企业，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技术改造、品牌提升、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项目，推动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推进企业梯度培育，探索建立企业成长培育库，打造“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的企业成长链条。聚焦促进服务业企业增产增效，推动商贸服务业持续发展，促进旅游业加快复苏，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培育发展软件信息和科技服务业，促进传统服务业焕发新活力。围绕解决好产业链关联企业物流、原材料跨省域供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着力畅通人流物流，打通堵点卡点，统筹推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作者为福建省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宏观经济政策多重积极效应持续显现


（经济形势理性看）


人民日报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2022-06-16


核心阅读


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出台实施有力有效，政策组合拳的时间效应、集成效应、协同效应、引导效应、创新效应持续显现，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总体稳定。


近年来，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思路不断创新完善，治理能力稳步提升。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出台实施有力有效，政策组合拳的时间效应、集成效应、协同效应、引导效应、创新效应持续显现，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总体稳定。


不断增强和发挥时间效应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国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起到了关键作用。


政策效果初步显现。按照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安排，各地区、各部门迅速反应，靠前安排、靠前发力成为今年宏观经济治理的主基调。一季度，中央财政加快了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拨付进度，财政预算资金的支出进度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进度也不断加快。1—4月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约2.1万亿元，同比增加4000多亿元。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打足提前量，为市场提供合理充裕流动性，同时着力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增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1—4月份，企业贷款利率比去年全年水平下降0.22个百分点至4.39%，为中国人民银行有统计记录以来的低位。得益于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出台早、落地早，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实现平稳运行，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势，主要消费品供给稳定，物价保持稳定温和上涨，民生持续改善，居民生活秩序井然。


政策出台持续加力。二季度以来，面对疫情冲击和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形势，党中央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各部门也相继出台了力度更大、节奏更快的稳经济政策。4月26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5月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经济主管部门积极行动，在盘活基础设施等存量资产、确保能源正常供应、支持地方落实好留抵退税和其他减税降费政策、提振工业经济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着力稳住经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复工复产有序推进，近期出台的扩大内需、助企纾困、保障民生等一系列政策效应逐步显现，经济运行加快改善并加速回归正常轨道。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同步回升。


不断增强和发挥集成效应


宏观经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近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出台实施，始终坚持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健全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配套政策，充分发挥各类政策措施的集成效应，共同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战略导向目标明确。坚持运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努力把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将“十四五”规划中的主要任务分解到年度计划中，加快推进规划落实，加快安排和推进“两新一重”工程项目建设，实现扩内需和补短板有机结合，促进短期经济持续恢复，增强中长期经济发展后劲。


财政和货币政策各显其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在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基础上，加快对制造业、小微企业退税减税降费，完善优化阶段性降成本政策安排。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在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保持货币信贷与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增强金融政策普惠性，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


配套举措形成合力。就业优先政策加大稳岗促就业力度，着力解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问题，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产业政策强化对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支持，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投资政策着眼于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消费政策致力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激发消费活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区域政策着力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增强城乡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不断增强和发挥协同效应


为了更好发挥各项政策举措的协同效应，我们坚持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建立健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促进各项政策措施协调联动、同向而行，努力推动经济发展尽快回归正常轨道，促进经济发展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


部门协同发力。围绕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着眼于更加灵活有序高效地服务于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经济管理部门各司其职，从保持经济增长、促进居民就业、稳定市场物价、平衡国际收支等方面着手，加强总量指标与结构性指标的有机衔接，下更大力气抓好已出台政策的落实，积极谋划增量政策工具，着力稳住经济基本盘。


央地联动共进。中央政治局对稳经济稳就业稳市场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全力扩大国内需求、稳住市场主体、做好能源资源保供稳价工作、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各地自觉响应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在充分考虑自身实际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地方发展实际的特色政策，并分步骤有条理地加以落实，努力形成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强大合力。


政企深化合作。为消除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的冲击，各级政府主动了解市场主体诉求，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建议，积极帮助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全力打通制约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的卡点堵点，确保链上核心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并带动上下游大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复工复产，努力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内外互动加强。积极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一些主要经济体通胀高企等复杂严峻形势，在主动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的同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力做好能源、粮食、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持续改善外资发展的营商环境，加力提效支持外贸外资稳定发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逐步形成内外良性互动的经济循环机制。


不断增强和发挥引导效应


强化预期管理，增强政策的前瞻性、指导性，是近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显著特征之一。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政策信息发布机制等措施，及时有效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宏观经济政策信息发布机制日益健全。国家统计局定期发布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和专家分析报告，答疑解惑。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举办月度经济形势发布会，广泛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及时发布每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其他相关部门也不断完善政策信息发布平台和机制，努力增强政策透明度，加强跨部门跨地区信息交流共享，协同稳定市场预期。


宏观经济监测和风险防控能力不断提高。经济主管部门积极强化基于大数据的经济监测预警能力，定期召开专家研讨会、行业分析会、企业座谈会等，适时及时对宏观经济把脉问诊，加强对各领域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的研判，并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政策措施，增强了政策的连续性、应变性、可预期性。强化风险意识，紧密跟踪分析重点领域、主要市场的风险变化，加强不同领域风险监测联防联控，及时做好相关处置预案，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出台评估更加客观审慎，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避免出现政策性风险。


不断增强和发挥创新效应


近期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思路理念、方式方法、工具手段等方面都带有创新性，有力提高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相机抉择能力和水平，有利于统筹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等多重目标任务。


理念思路创新落到实处。强化定向调控，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因素，牢牢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从供给端发力，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更多运用改革办法，进行“喷灌”“滴灌”，不搞“大水漫灌”。强化趋势调控，针对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性因素，注重从需求端发力坚定扩大内需。做好“灵巧调控”，在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注重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坚持用更精巧的调控办法、更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治理效果。


方式方法创新运用到位。坚持把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健全完善跨周期政策设计和逆周期调节机制，统筹推进短期周期性问题和中长期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既以传统逆周期调节中常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总需求，又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重大生产力布局优化，促进经济总量和结构双平衡。


工具手段创新执行有效。更加强调直面市场主体以及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相结合，既提高政策的时效性，又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创新实施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推动实现供给侧调控工具与需求侧管理手段更好配合，充分发挥供给对需求的适配和引领作用，推动我国经济在增速换挡中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执笔：杜飞轮）



“两个客观规律”指引中国城乡融合发展


高帆


2022-06-14


城乡关系是影响一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迈向更高发展水平，必须把握城乡演变规律，推动城乡结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两个客观规律”体现着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体现着对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内在规律和根本趋向的深刻洞察，为准确认识中国城乡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并指引我国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深刻揭示中国城乡关系演变规律


城乡关系变迁是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现象，但不同国家的变迁方式并不相同。“两个客观规律”在一般性和独特性的结合中揭示了中国城乡演变规律。从国际经验看，导源于农业相对于非农产业的生产率落差，以及城市因人口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和网络经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随即发生，从而出现“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这种普遍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也呈现出与普遍趋势类似的演变态势。但“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城镇对农村、非农产业对农业的取代，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而言，农业农村始终发挥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重功能，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角度看，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角度看，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角度看，城乡不能相互替代，而应相互融合、协同发展。“两个客观规律”将中国城乡关系放在历史、现在、未来的时序维度以及域外、国内的空间维度来审视，阐释了中国城乡关系变迁契合国际经验的“一般性”和嵌入本土实践的“独特性”，在两者的结合中描绘城乡关系变动的趋势，体现出对中国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


对农业的认识突破了经济的视角


植物栽培业和动物饲养业是人类发展的初始产业，也是农村部门的独特产业。农业具有生产或经济功能，其经营者因提供农产品而获得收益，农产品供给也是其他活动展开的前提。马克思指出“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这揭示了农业生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两个客观规律”指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业都要发展”，这突破了生产或经济视角，是在向多领域的拓展中定位中国农业的作用。这包括：农业提供的粮食安全对中国持续发展、回应各种挑战具有“压舱石”作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包含了对绿水青山和文化资源的需要，农业在提供生态和文化资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农业关系我国数以亿计的小农户的家庭收入，关系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返乡后的就业途径，其对城镇化进程具有“蓄水池”“稳定器”作用。农业具有多功能性，中国农业的多功能性尤为显著，“两个客观规律”强调“农业都要发展”，表明我国不能仅从产值贡献或经济效益来理解农业，必须从整体现代化的宏观视野来评判农业的贡献。


促进农村发展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当前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村发展是现阶段我国解决发展难题的重点和关键。“两个客观规律”强调在中国“乡村都不会消亡”，这不仅是在解决当下问题的意义上理解农村发展的作用，而且是聚焦长远战略目标、以前瞻性视野阐释农村发展的重要性。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农村发展事关现代化强国建设，这是因为：即使城镇化率达到发达国家普遍水平，中国的农村人口规模依然世所罕见，持续改善农民生活依然至关重要。当前，农村人口主要以“农民工”方式进入城镇，这种城镇化模式仍将持续较长时间，我国必须保障农民具有在城乡间可进可退的权利。此外，农村发展关联着农村消费需求拓展、投资效率增长和人力资本提高，其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助推双循环相互促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也要求农村持续发展，规避城市繁荣而农村凋敝的情况。“两个客观规律”表明农村发展既有当下意义也有长期意义，既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意义。


在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的协同中明确城乡融合的路径


中国是人口和地理大国，已阔步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并处在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环境中。这些因素的叠加使中国城乡关系变迁呈现出自身特征，正如“两个客观规律”所揭示的，共生并存是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趋向。因此，促进城乡共生并存和融合发展是当前的重要任务。现阶段中国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极具挑战性，理性选择实现路径就尤为重要。“两个客观规律”对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引作用，即中国必须基于城乡的产业分工和功能分化，依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在市场化互动和行政化平衡的结合中推进城乡交往和融合发展。既从一般规律出发持续推进城镇化，又从本土实践出发实施乡村振兴，从城乡两端入手，在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的协同中塑造新型城乡关系。新时代我国强调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在农村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为基点推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强调城市向农村的要素流入和财政支持，盘活县域资源，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些都意味着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单纯依靠城市化，而是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下进行。


通过改革不断完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各项制度


城乡共生并存由微观主体推动，微观主体是在特定制度下结合禀赋条件进行决策的。“两个客观规律”立足本土特征来揭示城乡关系演变规律，在城乡关系制度完善方面，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从中国的大国特征出发，制度完善必须考虑城乡关系转变的长期性和不同地区发展的差异性；从社会主义性质出发，制度完善必须耦合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据此，我国注重在导向性和操作性的平衡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制度。导向性是指我国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始终以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线，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下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操作性是指在考虑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的前提下，优先选择震荡效应小且对后续改革具有触发功能的领域进行变革，例如：在考虑城市类型的基础上分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对耕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实施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等。


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两个客观规律”是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认识，它指引着中国城乡结构变迁的方向和路径。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强调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之间的相互促进，是中国城乡发展进程的鲜明特征。在理论创新中，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在保障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的情形下进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小农户为主体、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城乡关系变迁追求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这些都是对已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实践创新中，中国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统分结合农业经营方式，在党的领导下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开展农村减贫，强调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按照不同农村类型推进乡村振兴等，均体现出对已有城乡关系演变经验的扩展。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中，我国城乡关系正在并将继续迈向融合发展，也必将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高帆，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市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66〕阶段性成果）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周绍朋


2022-06-13


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运转基础。总书记提出，要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不断夯实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根基。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从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方面，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了顶层设计，是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重大举措，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基础支撑。


党的十八届三中X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强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意见》提出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各项措施，正是对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所作出的重大部署，这对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核心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更高层次上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就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提供体制机制上的可靠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体系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产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一系列重大转变，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X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来，我国市场体系质效大幅提升，有力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市场体系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市场基础制度规则不健全不统一、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备不贯通等，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意见》正是根据这种状况，抓住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关键问题，全方位地对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进行整体设计和规划。在市场的软硬件基础建设方面，《意见》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等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办法；对建设、完善和优化现代流通网络、市场信息交互渠道、交易平台等提出了相关措施和意见。在市场运行质量和机制方面，《意见》对统一建设与发展土地和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和数据市场、能源市场、生态环境市场等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对健全、提升商品质量体系、标准和计量体系、消费服务质量等提出了具体措施。在市场监管规制方面，《意见》对健全统一市场监管规则、强化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全面提升市场监管能力等也都提出了具体措施和要求。这些都有利于推动我国市场体系建设，既是推进深层次改革、促进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主动选择，也是畅通经济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在这一过程中，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关键所在。《意见》之所以把“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作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项重要原则，强调“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让需求更好地引领优化供给，让供给更好地服务扩大需求，以统一大市场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政府究竟应履行什么职能，以及怎样履行这些职能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以往的基础上对政府职能作了新的概括，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并强调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既明确了政府职能的范围，又明确了各级政府职能的重点，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了重要条件。


明确了政府应履行什么职能，还必须解决政府如何履行职能的问题。这里仅就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这两项主要经济管理职能加以简要说明。宏观经济调控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管理职能，其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性影响，稳定市场预期，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通过逆周期调节或跨周期调节，实现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为使宏观经济调控与发挥市场作用相一致，降低调控成本，不仅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有效性，还要采取各种措施，适时进行微调，提升宏观调控的精准性。因此，政府如何履行宏观经济调控职能，直接决定着市场作用的发挥。


市场监管是各级政府的另一项重要经济管理职能。市场监管是否科学有效，措施是否得力，也会直接影响到市场作用的发挥。如果市场监管不力，对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和市场退出等监管不到位，就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方向、结构和效率；如果监管不科学，所采取的措施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从而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的有效发挥。对那些垄断行业，特别是经济垄断和自然垄断行业，政府肩负着更多的市场监管责任。如果监管缺位或越位，不仅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会影响市场经济秩序，从而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找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着力点


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目的。


所谓资源配置效率，就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社会资源在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方面进行分配所取得的效率和效益。资源配置效率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指的主要是资源分配效率，解决的是社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问题，它主要通过整个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安排来实现。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指的主要是资源使用效率，解决的是如何生产的问题，它主要通过企业（生产单位）内部的管理和技术提升加以实现。


一般情况下，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计划配置方式，一种是市场配置方式。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从总体上说，市场配置资源往往比计划配置资源更有效率。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市场体系运行的效率问题、垄断和无序竞争问题、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问题等。其中，前两个方面的问题，主要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以解决。后一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引导社会预期等加以矫正。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有很多优势，比如有较强的韧性，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但如果不统一、不协调，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形成垄断与封锁，就不能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而要实现统一和协调，就要聚焦《意见》提出的“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等要求精准发力。只有实现了这些统一和联通，才能加快市场体系中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流转，从而大大提升市场运行效率。


垄断和无序竞争也是影响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重要因素。《意见》对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作出具体规定，强调要着力强化反垄断、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清理废除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做法、持续清理招标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做法等。


对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问题，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主要是通过宏观经济调控、制定和执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科学的经济预测等引导社会投资和消费。在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扎实基础


谢伦裕


2022-06-13


总书记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必须从统筹“两个大局”的高度，充分挖掘乡村振兴在稳定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巨大潜力。


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


乡村振兴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契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释放改革红利，为创造“两大奇迹”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相比，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相对滞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支撑城乡融合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我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新契机。


乡村振兴为平抑宏观经济波动带来新机遇。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将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创业机会、吸引乡村人才回流，对稳定就业和保障收入发挥积极作用。乡村振兴将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改变农业生产和贸易的时空格局，全面提升农产品生产和供给能力，对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稳定农产品价格和预防通货膨胀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为推进污染治理与实现“双碳”目标开辟新空间。农村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丰富，是提升生态产品供给和碳汇能力的重要支撑。乡村振兴激励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有效发挥绿色优势，以生态振兴联动五大振兴，探索建立激励相容的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机制，加速自然资源资本化，是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乡村振兴为促进公平与效率提供新路径。我国已进入高度合作型社会，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将有效提高全社会的合作效率。同时，乡村振兴将提升农村教育的质量和公平性，长期来看有助于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难题，同时为经济发展积蓄人力资本。


乡村振兴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保障。乡村振兴更加强调在发展过程中提升农村资源可得性和农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全面建设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农村居民增收能力、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效手段。


针对乡村产业和基础设施比较薄弱，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均有待进一步提升的现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重点聚焦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充分挖掘农村地区自然资源优势、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三个维度。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提升供给质量看，随着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生产性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能力日益增强，这不仅对推动农业农村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创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也对优化我国产业区域布局、畅通城乡区域经济循环具有积极带动作用。从有效扩大内需看，乡村振兴可以进一步发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增收能力，释放农村巨大潜在需求，推动农村消费市场扩容提质。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是要下大力气建设“新型农业基础设施”，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要强化以下基础环节：一是持续规范高标准农业生产过程，加快建设温室、大棚等标准化设施，提升农作物自然风险防御能力；二是根据地域特征和产品特性，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运输和物流设施建设，延长销售时间或错季销售，实现产品保值增值；三是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建强物流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利用电商平台、网络直播等新型营销方式，推动高质量农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效匹配；四是推进供应链创新应用，开展农商互联农产品供应链建设，与重要地区或全国性物流中心建立有序稳定联系；五是建立和推广农产品标准化体系、产品质量认证标准体系，打造农产品品牌，对标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商超农产品标准，争取国际通行的农产品认证，增强产品的全球竞争力。


挖掘自然资源优势，推动农村实现绿色发展


我国乡村拥有广袤的土地、林地等自然资源，乡村地区丰富的绿色生态资源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可供深入挖掘的后发优势。


挖掘农村地区自然资源优势，首先需要积极推动资本和新技术下乡。一方面，支持和鼓励资本下乡，提高农村生产要素利用率；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新技术和新产品向农村扩散和应用，包括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技术的继续提高，以及新型农业绿色技术、数字技术在农业和农村中的广泛应用，提高农村生产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农村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转型，通过能源供给清洁化和产业发展绿色化，实现经济增长、农民增收与碳减排协同发展，开辟农村地区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


其次，不断提高生态资本“变现”能力。在加速工业化时期，自然环境曾经是制约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造成所谓守着金山银山没饭吃的“绿色贫困”现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绿色环境、生态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加，绿色资源的经济社会价值不断增长。要激活沉睡的自然资源，克服“绿水青山无价”的难题，创新绿色金融服务路径，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可量化、能变现的绿色发展新路，真正把绿水青山有效转化为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最后，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实施绿色生产项目，推动农业与旅游、教育、体育、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自然+生产+休闲+康养的综合体；向农村地区投入更多的资源要素和公共服务，加强消防供水、消防设施和器材、小型停车场的配套建设，完善水力、电力、通讯及网络设施，提高绿色生态环境中的现代宜居水平；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的治理；严守生态环境“红线”，对旅游生态资源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开发。


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农民内生发展能力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各国经济增长差异主要来自人力资本积累差异以及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差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着力加速乡村人力资本积累。加强乡村人力资本积累，既着眼长远，又把握好当下。从长远看，在乡村振兴全局中，要更加注重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和资源均衡，着力阻断脱贫后可能返贫的代际传递问题，为乡村振兴人力资本蓄积提供源头活水，不断提升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农村居民增收能力，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夯实共同富裕基础。把握好当下，应重点从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将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创业机会，要通过完善激励政策，优化就业创业环境，吸引更多乡村人才回流，造就一大批家庭农业经营、农村合作社和龙头骨干企业的“农二代”接班人，促进乡村青年由身份标识向职业认同转变。


二是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注重培养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农村实用型人才带头人，在农业实践中壮大新一代乡村企业家队伍、电商人才队伍、乡村工匠队伍，使农村人力资本在与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的结合中重塑乡村发展新动能。


三是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推动农民从务农向农业工人和乡土科学家转变。通过劳动技能和知识培训，引导农民从传统的农民、农民工向现代农业工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身份转换；通过先进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机械设备使用培训、技术服务培训，促进农民提高自身科技知识、管理经验、技术技能等综合素质，成为有效掌握农业新科技、新机械、新农艺的现代农民；通过加大基层科研专项财政投入力度，激发广大青年农业科技工作者创新活力，大力培育乡土科学家，帮助更多农民从知识的应用者转变为知识的创造者。


（作者：谢伦裕，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和平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张丽君 巩蓉蓉


2022-06-13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以及“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的工作目标。面向未来，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需要以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在实现“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目标。


数字经济高度契合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


总书记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迫切需要解决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数字经济是既兼具创造财富和共享财富属性，又能够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高度契合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


首先，数字经济能够加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做大共同富裕的“蛋糕”。“富裕”对全体人民共创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提出了要求。数字经济的发展赋予生产力新的内涵与活力，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发挥正外部效应，促进生产力发展。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和关键生产要素。围绕从数据资源转化到数据要素变现的全过程，数据要素通过充分连接各项经济活动，推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发生深刻变革与优化重组，最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通过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等方式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注重发展周期短、速度快的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能够形成一定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从而在消费、投资、制造和外贸等多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放大、叠加、倍增的作用。统计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由2005年的2.6万亿元扩张到20XX年的39.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38.6%，对第一、二、三产业的渗透率分别提升至8.90%、21.00%和40.70%，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能够有效助力宏观经济大盘的稳定。二是发挥网络集聚效应，提高国家竞争力。总书记强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2022年，全球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32.6万亿美元，其中，我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9.6%，增速位居全球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为我国经济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换道超车”提供了机会。未来，依托海量的数据资源、丰富的应用场景、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超大市场规模等独特优势，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十分广阔，有利于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推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深度整合，在全球竞争中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三是发挥创新效应，形成可持续的绿色生产力。数字经济有明显的绿色发展特征，有助于经济发展遵循生态发展规律，促进实现协调发展，未来应进一步以数字经济赋能实现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积极培育绿色数字产业新生态，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其次，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社会财富的共享与普惠，进一步实现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区域发展协同化、资源共享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发展成果提供有效的共享机制。一是发挥协同效应，促进区域、城乡均衡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从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来看，数字经济的协同效应在于减少市场分割促进市场一体化，将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资源优势与东部地区的技术、市场和产业优势相结合，增强区域间经济活动关联的广度和深度。加之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正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展，凭借数字经济无边界渗透的特点，形成多样态的“带飞”模式，可以促进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提高整体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数字经济加速向农村地区渗透，带动农村数字化转型发展，为建立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新动力和新路径。二是发挥普惠效应，推动数字红利共享。包容性的数字技术与普惠性的数字平台具有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有利于提升劳动者个人发展能力，在人人都有参与机会、人人的发展能力均有所提高的基础之上，提高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技能和贡献。数字经济通过发挥信息流动快、准入门槛低、创业成本低以及创新要素精准匹配等优势，能够营造良好创业创新生态，增加就业岗位和形态，鼓励社会个体参与经济发展，提高初次分配效率。数字技术嵌入政府公共服务，可以提高政府在税收、社会救助、转移支付等方面的调节力度和效能。网络化、数字化、智慧化的便民服务体系的完善，惠及偏远地区、弱势群体，可以弥补优质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分布不平衡等问题，进而保障再次分配的公平。数字化工具丰富了群众寻求帮助的途径，可以提高公益慈善援助的效率，助力发挥好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在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进程中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应着眼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推动产业变革，打造竞争新优势。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增速世界第一、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但同世界数字经济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实现从数字大国向数字强国的升级，必须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大对芯片植入、智能计算、区块链等前沿颠覆技术和“撒手锏”技术的攻关力。坚持产业攻关模式，培育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平台企业和供应链企业，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数字经济抢占发展新赛道。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由消费到生产、由流通到制造的转变，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


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打通经济梗阻。夯实基础，推动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落地，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等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以5G网络、国家产业互联网等为抓手的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推进形成从局部地区先发到全域蓬勃的新态势，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确定自身在整体中的定位，利用互补互促效应协同推进区域发展；引导“数据富裕地区”对“数据匮乏地区”施行倾斜性资助，以较好平衡数据要素资源配置和区域发展。统筹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畅通城乡技术、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助力城乡一体化进程。


完善共享数字红利的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具备创新研发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加快数字人才培养步伐。推进数字便民、惠民、富民，在提供多元化数字生产、工作、生活、产品消费等应用场景，不断扩展人民共享数字红利空间的同时，持续提升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重点民生领域数字化水平，协同优化城乡公共服务。加强信息无障碍建设，提升面向特殊群体的数字化社会服务能力，最大程度减少参与壁垒和共享阻碍。


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效保障。一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要抓手，构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数据要素价值创造、交换和实现的全链条，有序推进数据计量、数据确权、数据定价、收益分配及监管治理等基础性制度落地。二是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数字经济并非必然实现经济共享发展，围绕算法权力、数据垄断、平台异化、数字鸿沟加剧等问题，需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建立健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监管、宏观调控、政策法规体系，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实现大中小企业全主体、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线上线下全时空治理，治理资本无序扩张等乱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规范数字经济发展。三是建立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探索建立与数据要素价值和贡献相适应的初次分配机制；研究出台数字调节税，加快“数字税”立法工作，完善相关税收配套政策，加强对数字经济领域过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发挥科技向善的力量，助力募集、捐赠和慈善等公益事业发展，实现数据要素和数据资源的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作者：张丽君、巩蓉蓉，均系北京市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吴海江 龚嘉琪


2022-06-10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最根本的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既要辩证地、历史地、发展地看待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资本无序扩张的危害，积极发挥制度优势，提高资本治理效能，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1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资本获得了独立化发展，能够以自身的力量驱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整个经济生产活动的社会意义被规定为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并持续性地把所得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使得价值增值活动获得永久性的驱动力，社会财富正是在资本的无休止的增值运动中实现了积累。但是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权力通过雇佣劳动、无偿占有剩余劳动来实现，被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只是作为价值生产和积累的“原料”，并且仅仅为资本家群体等少数人“谋利益”，无法做到“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的生产力被束缚在价值增值的范畴中，严格来说，它并不能成为真正的生产要素，而是仅能满足价值增值的具有生产性的要素。要释放这种被约束起来的要素，发挥更大的生产效能，就必须深入其权力结构之中，把狭隘的生产关系砸碎，才能唤醒资本真正的生产的能力。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原有的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权力结构被瓦解，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并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意味着，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中，资本权力被约束在公有权力之下，社会生产活动已经超越了为剩余价值而生产的狭隘性，而具有了普惠性和全民共享性的特点。在公有权力的监督和规范下，资本不再作为独立化的力量主导整个社会的发展，相反，它被视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和发展经济的方式与手段，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鼓励、支持和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破除了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把作为权力的资本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进行区分，为发挥资本要素的生产能力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资本能够以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进行组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投资结构优化、资本市场完善、市场环境成熟，资本要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力量，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助力提升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我国逐渐发展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国际社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现阶段发展而言，我国已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更完善、更成熟、更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发挥资本要素生产效能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在对资本权力约束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引进资本，利用资本盘活经济，释放社会发展活力。目前我国资本发展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特征。之所以大力引进资本，创新资本运行方式，其主要原因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已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和重要的物质杠杆力量。


2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依然具有二重性


在传统的对资本的认识和理解中，资本要么被置于神坛，受众人吹捧，要么被妖魔化为灾难之源，被世人唾弃，以致在面对资本问题时，只能在现有秩序框架内进行小修小补，资本要素的生产作用被约束在狭隘的私人利益范畴之中，无法发挥凝聚社会发展合力的积极作用。由此，新的时代条件下应当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各类资本的本质及其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除了资本权力统治的根基，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公有制经济在资本形态上表现为公有资本，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导向，从而内在要求必须断开资本与权力的合谋、资本与垄断资源的勾连，杜绝资本操纵国计民生。把资本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理解，就是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把资本视为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总书记指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首先，资本具有增值性和积累性。资本总是无休止地进行增值运动，而实现的剩余价值又会持续性地被投入到流通领域，使得经济生产活动能够持续进行扩大再生产。在资本的逐利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都将会获得庞大规模的堆积，为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其次，资本在实现创新发展方面具有极强的驱动力。创新活动与资本投资密切相关，尤其是科技、重大民生工程等项目，更是需要得到雄厚的资本实力的支撑。应当明确，公有资本的优势地位使得我国有条件也有能力举全国之力办大事、办要事、办难事。我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扶贫的民生工程、共同富裕的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无一例外都需要借助公有资本的强大驱动功能。


最后，资本具有吸纳、整合社会生产力的功能。特别是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能够为资本的多元组合创设宽松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得各类资本以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不仅能够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合作与竞争的积极性，形成发展有力、创新有劲、生产有方的市场氛围，同时还能吸纳、整合闲散的社会资本，整体推进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3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可以被规范和引导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受到监督和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的逐利性就已经被根除。相反，作为资本，它很容易在逐利本性驱动下不断触碰红线，在危险边缘频频试探。当利益的诱惑足够大时，资本就有可能不惜铤而走险，扰乱市场秩序，摒弃价值原则，漠视道德底线。若要充分发挥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就有必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时下对资本特性及其行为规律的讨论，包括逐利性、扩张性、集中性都是建立在一般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但资本特性及其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有其特殊性。相较于资本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立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国有资本的组织、发展有着最根本的制度基础，强大的政府监管体系对非公有资本也有着显著的治理效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被规范和引导的。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设置了“红绿灯”。资本具有逐利性和扩张性，如果不加以规范和引导，资本权力势必会走偏，将触角伸向任何可能的领域，并将其形塑为敛财造势的权力结构，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而相关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市场生产运营活动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和制度化的规范，不仅把资本权力关在笼子里，也让资本运行在阳光下。必须加强完善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以强有力的法律手段维护社会发展秩序。


第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资本主体，为资本注入了价值理性。如果没有主体因素的介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是不能够自行识别并遵守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的。资本主体作为资本运用的主观因素，其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将直接投射到资本的增值运动中。总书记强调，“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教育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注入了优秀的文化基因，使得其在重大的义利抉择中，守道德底线，重社会责任，走人间正道。


第三，党总揽全局的领导力为筑牢反腐败、防垄断高墙，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保驾护航。资本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但同时又有陷入无序扩张的危险，甚至具有滋生垄断与腐败的能力。总书记指出，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各方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提升资本治理本领，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探索创新，增强资本治理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健全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的全链条资本治理体系，督促建立和完善相关职能部门，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打造清朗畅通的资本发展环境。


（作者：吴海江、龚嘉琪，分别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008〕阶段性成果）


发挥数字金融在支持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邱兆祥 刘永元


2022-06-09


今年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近日，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提出货币金融政策等六方面33项具体措施，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稳定经济大盘对于夯实我国经济基础，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保持宏观大局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需要更好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信息传递、风险控制和宏观调控中的政策集成效应。数字金融作为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叠加融合形成的一种高级金融形态，具有数字与金融的双重属性，能够加速资金、信息、数字等要素的自由流通与有效配置，矫正传统金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市场失灵和金融割裂问题，助力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在稳定经济大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数字金融在支持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数据是数字化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金融业是数据积累最为深厚的行业，数字金融具有科技性、普惠性、政策性和靶向性等鲜明特征，能够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基础设施、中小微企业、“三农”等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在加速资金流通、支持数字经济发展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等方面作用显著。


数字金融能够提升资金配置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活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决定着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传统金融“嫌贫爱富”的天然属性会对长尾客户产生金融排斥，数字金融则能够整合企业的信息流、现金流等信贷特征，进行定量的风险分析和风险定价，缓解信贷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一方面，数字金融利用数字技术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使得被传统金融机构排除在外的市场主体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金融服务，提升普惠金融的覆盖率，为更大范围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注入金融活血；另一方面，数字金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会加速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优化信贷业务流程，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人力成本、运营成本和风险成本，进而有利于增加经济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


数字金融能够助力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创新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数字金融作为生产活动的关键要素，能够促进金融、科技、产业的良性循环发展。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投资规模大、不确定性强、沉淀成本高等特征，与传统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匹配度不高，金融机构可以利用数字科技手段破除“数据壁垒”和“信息烟囱”，并为实体企业的基础研究、科技研发等活动提供相匹配的融资支持。从中观层面看，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需要金融机构提供长期大额低息的资金支持。数字金融能够整合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上下游数据，打造资金和信息闭环，激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的耦合效应。从宏观层面看，数字金融能够充分发挥价值发现功能，推动数字、科技、创新、资金等要素向生产效率高的科技产业聚集，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创新驱动发展。


数字金融可以促进资金均衡配置，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保障。长期以来，我国区域间、城乡间的金融资源配置存在异质性差异，金融资源的不平衡分布会加速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数字金融能够弥合区域间、群体间的“数字鸿沟”，促进资金的公平分配和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一方面，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算法等数字科技会改革优化金融机构的信贷偏好，增强信息的溢出效应，降低金融机构的服务准入门槛，这有利于缓解小微企业、个体户、居民等面临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移动互联支付等数字金融能够基于真实有效信息进行跨主体、跨区域、跨时期的资金配置，引导金融机构将东部地区富裕的金融资源配置到中西部地区急需资金支持的项目中去，减少区域间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差距，从而有助于构建全国统一的金融大市场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数字金融支持经济增长需把握好三个关系


当前，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数字金融在支持经济增长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未来需要着重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一是把握好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数字金融是数字驱动与科技驱动的一种特殊金融业态，技术是核心，而金融是本质。数字金融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顺应数字技术发展规律，更要遵守经济和金融运行规律。一方面，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中介工具，必须发挥好配置资源、分散风险、清算支付等金融基本功能，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第一要务，不能靠技术信息的垄断来进行金融套利，更不能造成金融“脱实向虚”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善于通过数字赋能来提供差异化的金融产品供给，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长尾效应和规模效应，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


二是把握好数字金融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的金融业态，推动技术创新、金融创新与数字创新的融合发展，但也可能引发监管真空、监管套利等问题。一方面，数据具有易复制、易篡改等特点，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可能会利用平台效应和数据优势，突破行业、地域经营的限制，变相从事借贷、资管、征信、助贷等金融服务，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知识图谱、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运用也会丰富监管机构的监管手段，促进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使得金融监管更有效率和更加具有针对性，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可持续的金融监管环境。


三是把握好数字金融与宏观调控的关系。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中的特殊作用。一方面，数字金融具有可追溯性等技术属性，监管部门能够掌握货币流通节点、流通线路、周转速度等信息，这有利于政府部门从微观角度把握宏观经济动向和调控经济预期；另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够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释放内需，形成经济增长效应，便捷的数字金融产品能够刺激消费，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进而有助于稳定经济。


3促进数字金融发展的着重点


数字金融是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为进一步激发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构建和完善数字金融的生态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发展数字金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双轮驱动。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制定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明确数字金融发展的目标、路径、准入与退出机制。国家相关部委应在财政、税收、产业、数字等方面出台与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配套政策，强化政策的集成效应；金融机构应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到金融产品设计、信贷审批、风险管控等各个环节，通过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不断提升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产业升级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和精准性；金融机构应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合作，通过联合工商、税务等部门，建立起完整的数字经济创业创新企业信息收集、披露和信用评价体系，实现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科技创新企业之间信息的共享和有效传递，打破“唯抵押物论”的束缚；金融机构需依托制造业核心企业，创新研发贷款、订单融资、保理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等组合方式，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打造数字金融闭环生态。


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金融平衡协调发展。数字金融要通过数字驱动和技术驱动缩小金融资源的区域分布差异。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应着力提升智能金融网点的数量和规模，通过“互联网+金融”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着重提升中小微企业、个体户和居民的资金可得性。同时，加大数字金融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发挥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应着力提升数字金融的资金配置精准度，着重通过数字金融工具和产品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于不同企业、不同人群的效率，避免出现大型企业“授信过度”和中小企业“授信不足”并存的局面。强化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体系建设，大力支持乡村振兴。做好“线上+线下”业务，研发适当有效的产权抵押、使用权抵押、活物抵押数字金融产品，助力提升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优化数字金融的监管体系，构建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环境。数字技术发展为金融风控提供了“科技方案”。未来需进一步建立健全适应数字金融发展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竞争监管制度，监管机构要针对数字金融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管体系，加快建立数字化监管规则库，实现监管规则形式化、数字化和程序化。加快出台数字金融平台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推动相关企业在适度监管下实现资本有序发展，维护行业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金融机构要充分运用数字技术赋能金融风险防控，主动采取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现代科技手段优化风险防控指标与模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作者：邱兆祥、刘永元，均系北京市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释放传统制造业稳就业潜能


沈梓鑫 江飞涛


2022-06-08


?（获取更多实用材料，请加微 信/Q Q：12526 85666）“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要求“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就业优先政策要提质加力”，强调“大力拓宽就业渠道，注重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增强创业带动就业作用”。可见，促进就业扩容提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


从目前的就业结构看，传统制造业仍然是稳就业的主力军。“十四五”时期，无论是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是发展有助于增加高质量就业的技能密集型制造业，都是充分释放传统制造业稳就业、促就业潜能的重要举措。在就业优先战略导向下，需用好传统制造业在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保持其对低技能劳动者强大吸纳能力的同时，抓住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契机，推动传统制造业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促进就业扩容提质。


稳就业促就业潜力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稳增长、稳出口和稳就业等一系列重要作用，特别是创造了大量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城镇化进程中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数字经济蓬勃兴起，生产要素成本上涨、新技术引发的劳动力替代效应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使得传统制造业在促进就业扩容提质方面面临压力。


需要看到，相比于先进制造业，传统制造业在吸纳非熟练劳动力方面仍然具有显著优势，而且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传统制造业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过程中还将释放新的促就业潜能，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这不仅有助于我国传统制造业自身加快转型升级，而且对新发展阶段稳定和拓展就业规模、丰富就业方式、提升就业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需着眼于发挥好传统制造业对促进就业扩容提质的重要作用，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给传统制造业带来的转型升级机遇，大力拓宽就业渠道，特别是注重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推动传统制造业从用好“人口红利”向用好“技术红利”加速转变。


短期来看，可通过扩大国内外市场需求，继续发挥传统制造业对劳动力的强大吸纳作用。从出口形势来看，我国在经济体量、劳动者素质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依然保持明显优势，传统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相对完备，具有可持续的增长前景和出口韧性。需在疫情冲击下着力稳定外贸企业的生产经营，确保外贸订单的物流畅通，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搭建生产、流通等相融合的供应链协同平台，提升供应链整合能力。从国内市场需求来看，推动消费持续恢复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关键一环就是帮助更多市场主体稳住就业岗位，进而保障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我国传统制造业企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长期以来是吸纳非熟练、低技能劳动力的主力军。为应对疫情冲击，在优化和落实助企纾困政策的同时，可以鼓励和支持企业采取多种方式消化库存、盘活资金，综合考虑为企业提供现金流支持、促进就业消费投资。


长期来看，应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充分释放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创造高质量就业的潜力。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传统制造业在智能化、数字化驱动的转型升级过程中，会面临“机器换人”等对就业的影响，但同时也会获得“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带来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创造、中高技能劳动者收入提高等诸多机遇。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等新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广泛深度应用，都将催生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和灵活就业方式。《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未来几年，包括数字化管理师、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运维员等在内的新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缺口近千万。这些新的就业岗位将成为吸引高技术人才和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渠道。


多措并举释放潜能


在就业工作方面，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更好激发传统制造业促进就业扩容提质的潜力，需在以下几方面切实发力。


第一，刺激市场需求复苏，助力传统制造业稳定生产经营，稳住就业基本盘。尽快提振市场的消费需求，是稳定我国传统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保持其就业吸纳能力的重要一环。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我国应着力挖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释放的新动能，增强产业链韧性，推动传统制造业尽快实现转型升级并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改变以成本竞争为主的传统外贸竞争方式，发展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外贸新模式，重塑竞争优势。同时，着眼于扩内需，应加快打通传统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目前存在的“断点”“堵点”，为受到疫情冲击的市场主体减负纾困，提供更为精准的金融服务，助其稳定生产经营。


第二，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适应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人力资本的新要求，促进高质量就业。随着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传统制造业释放出的转型升级潜力巨大，特别是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强。对此，需加快构建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培养具备高技能、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更好适应技能密集型企业岗位的需求；鼓励高校开展对人工智能工程、数字化管理等专业人才的培养，设立企校联培项目，依托产教融合方式，培养能够满足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高技术人才；鼓励实力雄厚、数字化转型意愿较强的企业加快建立技能转岗培训机制，完善数字化人力资源培养体系，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与传统制造业企业岗位需求的适配性。


第三，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为劳动者就业创业提供政策扶持。随着平台经济兴起以及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加速渗透，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和空间组织模式发生变化，催生了数字平台、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等新业态新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比如，传统制造业在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能催生出数字化管理师、智能硬件装调员、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职业。这些新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出现，是对传统就业岗位的补充和拓展，能为就业扩容提质提供新思路。要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发展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为有意向从事新职业的人员提供灵活、方便的技能学习途径；鼓励高校毕业生在新就业领域自主创业，可考虑为其提供创业补贴和税收优惠，发挥双创平台服务功能；不断完善有利于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监督平台企业行为，规范其与劳动者权益有关的制度规则等，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



把握经济体系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


黄汉权


2022-06-07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总书记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主要内容，更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当前，我国正迈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深刻领会经济体系现代化在现代化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准确把握其内涵及要求，找准发力点和实施路径，对顺利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既包括生产力的现代化，也包括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济现代化在现代化全局中居于基础地位。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一切现代化的中心任务都是发展生产力。没有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和带动能力，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基础，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也会缺乏经济支撑。可以说，经济现代化既是国家现代化的主战场和核心内容，也是整个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


立足我国而言，经济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现代化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因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等不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完全一样。中国的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总书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经济体系现代化就体现了这种“并联式”现代化的特征，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


进一步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我国还存在发展质量效益不高、资源环境矛盾突出、区域城乡差距仍然较大、经济循环存在卡点堵点等一系列风险挑战。破解这些矛盾和问题，推动经济跨越关口，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发展与安全。这些正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点所在。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更为系统完整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提出的概念，在内涵上更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20XX年1月30日，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一体建设、一体推进。这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指明了方向。当然，形势在变化，实践在深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也随之更为系统和完整。结合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该具备下述特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现代化经济体系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依靠创新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注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积极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产业体系现代化是核心内容。产业体系是经济体系的内核。经济体系现代化，首先是产业体系现代化，要求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为主攻方向，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必须同步推进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现代化，促进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链是实体经济的底座和根基所在，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


经济循环高效畅通是基础前提。经济要素空间移动畅通无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内外联动方面，要求坚持扩大内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在区域协调方面，要求通过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和重大区域战略，形成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城乡融合方面，要求通过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普遍形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特征。绿色发展，要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生态优先、环境保护，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相协调。低碳发展，要求紧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展低碳经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和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的产业体系。循环发展，要求注重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形成“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生产生活方式。


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既着眼于形成有利于提高效率、创造财富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做大“蛋糕”，又着眼于形成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分配体系，把“蛋糕”分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经济安全保障有力是重要特征。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现代化经济体系应具备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冲击的抗压能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积极防范各种风险，保障粮食、能源、重要资源等初级产品供应安全，做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底线。


经济体制完善成熟是制度保障。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围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真正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以“一体两翼”为重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纲举目，找准发力点，明确主攻方向，在关键处布局落子，以“一体两翼”为重点，通过点线突破牵引带动全局，推动经济体系现代化稳步前进。


“一体”是指“产业体系”。要以产业体系现代化为发力点，加快推进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现代化，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底盘和根基。工业现代化要以制造业为重点，按照新型工业化要求，积极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不断提升新型工业化的水平和质量，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从一定意义上说，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短板，要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推进农业科技化、机械化、信息化、规模化，加快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服务业现代化要着眼于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转型，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克服“鲍莫尔病”，实现从服务大国向服务强国转变。


“两翼”包括科技创新和经济体制。科学技术现代化是生产力现代化的典型代表，是经济体系现代化的牵引动力。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一个完善而成熟的经济体制，可以为经济体系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要对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供给，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保驾护航。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成本调查中心主任、研究员）



做好城乡融合大文章


冯奎


2022-06-06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的一篇大文章。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这些年来，总书记对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XX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作出顶层设计，提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到2022年初步建立、到2035年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成熟定型的主要目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着眼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牢牢把握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方向，深化思想认识，解决关键问题，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


释放城乡融合强大动能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无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是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等，都需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释放强大动能。


城乡融合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20XX年12月，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三农’工作在新征程上仍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可以说，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具有全局性意义。


城乡融合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迫切需要。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着眼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从现实情况看，城乡之间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尚不完善，城乡经济活动的标准和程序也不完全统一，经济循环还存在着若干亟需打通的堵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的顺畅流动，解决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低等方面的问题，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助力。


城乡融合对于拉动投资和促进消费意义重大。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要看到，目前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还存在不少弱项和短板。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将会开辟巨大投资空间。特别是随着城乡融合进一步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城乡居民巨大消费潜力将得到释放。


突破城乡融合主要障碍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将影响要素顺畅流动的问题作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予以攻坚突破，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


从劳动力要素角度看，在农民进城方面，应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降低落户成本，吸纳农民工进城安居乐业，促进其转化为新市民；在“城里人入乡”方面，需健全配套政策，探索对人才的相关激励机制。


从土地要素角度看，要做能做的事情很多，比如一个重要推进方向是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具体路径和办法。这既亟需相关部门出台法律政策，也应允许各地稳健试点推进。


从资本要素角度看，要逐步建立健全金融支持城乡融合的政策体系。大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需要财政资金投入，同时也需要加强涉农资金的统筹整合，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并着力营造稳定的营商环境。


从技术要素角度看，城市可提供技术供给，乡村对技术有需求，关键是要让技术流动起来。为此，应通过加快建立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机制，鼓励科技成果推广与应用等，促进技术人才在城乡融合领域找到用武之地。


从数据要素角度看，农村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应用、物流配送体系等方面还相对落后，需要通过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建立数据共享交换体系等，推动城乡数字经济发展。


培育城乡融合有效载体


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60%，城市群发展深入推进。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需充分研究城镇化现状与进展，选准有效载体，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依托城市群与都市圈推进城乡融合。城市群和都市圈都由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引领带动。应完善郊区新城功能，促进多中心、多层级、组团式发展，吸引中心城区和近郊区、远郊区人口集中集聚发展，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有条件的地方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充分利用城市群与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依托多层次轨道交通网和高速公路网、综合交通枢纽等，布局产业平台，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发挥县域对城乡融合的平台组织作用。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其更充分的资源整合权。对城市群与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应借助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力量实现城乡融合。对较为偏远的县，应强化县域与中心城市的连接，增强县域的综合服务能力，利用特色区位、产业、文化等增强对投资和消费的吸引力。提升县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城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完善县乡交通线路建设，更加合理地布局教育、医疗资源，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


将重点镇、村和特色小镇建设成为城乡融合亮点。镇、村建设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内容。选择重点镇、特大镇、特色镇，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环境。把农业园区作为重要平台，优化提升各类农业园区，在突出产业功能的同时，增强休闲、娱乐、康养等功能，更好服务城乡居民生活。点线结合进行美丽乡村布局建设，盘活用好乡村资源资产。支持龙头企业创建一批城乡融合典型项目。


探索城乡融合治理机制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就要求探索城乡融合的治理机制，通过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全方位加强顶层规划设计。工农城乡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面临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应坚持整体谋划、重点突破，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强化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破除户籍、土地、资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全方位制度供给。


充分发挥各类机制作用。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既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提高效率效益，又要着力从制度安排上促进公平正义。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高效率的城乡资源配置。同时，在城乡不同主体之间，还要积极发挥协作、合作、帮扶等机制的作用，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城市和乡村在治理目标、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需要创新治理形式，让市民与农民、工商企业与政府部门、行业管理机构与村集体等各类主体充分交流对话、共同参与治理。要尊重农民主体作用，充分听取其诉求，切实保护其权益。要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引导工商资本有序进入城乡融合领域。要发挥各类富有成效的议事机构或平台作用，使不同利益主体充分沟通协商，分享城乡融合发展成效。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



靠前发力：方向与位置


蔡昉


2022-06-02


把政策发力点前移到个人和家庭，符合以人民为中心和民生为本这一根本发展目的要求，也契合疫情对经济和民生造成冲击的特点，切中（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常态制约这一现实挑战，可以实现保障民生与恢复经济良性循环两个目标的有效结合。


受人口达峰和更深度老龄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地缘政治冲突、世界经济滞胀等复杂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风险和近期挑战明显增多，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进一步加大。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健康的，产业和供应链是有韧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也是充盈的，决定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向好趋势仍将延续。从当前来看，我们面临最迫切的任务是应对短期冲击，稳住经济大盘，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复苏，保持实现预期目标所要求的合理增长速度。为使宏观经济政策更有针对性和效力，应该把发力点前移。本文从揭示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性质和特点出发，对政策靠前发力的方向和位置提出建议。


从三维视角认识长期增长趋势


经济增长有三个由“两分法”构成的维度，也应该成为我们判断经济形势的视角。第一是长期和短期之分，分别反映一段时期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和受周期波动影响的增长变化。第二是宏观和微观之分，分别展示经济总体的状况和单个的生产经营主体及消费主体。第三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之分，分别表现为潜在增长能力和实现增长潜力的需求保障。相应地，从“两分法”的对立统一着眼，在三个维度的相互组合中，观察和判断经济形势，有利于我们得出可靠的结论和对症的政策建议。


许多影响因素的长期趋势性变化，会改变经济增长的常态。当前我国面对的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期而至的人口转折点。2021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0.34‰，预计2022年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提高到14.2%，达到了国际上公认的“老龄社会”标准。这个人口转折点的到来大大超前于此前的预测。固然，人口增长减速和老龄化加深是延续多年的趋势，所带来的供给侧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即劳动力成本提高、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投资回报率下降和生产率增长减速，导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然而，对人口最新挑战的性质做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崭新的政策含义。


经济增长既要依靠要素投入和配置这个供给侧源泉，也要靠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从需求侧予以保驾护航。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投资和出口因素对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转变发展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转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然而，人口变化从三个方面产生抑制消费的效应，妨碍这个拉动力的提高。第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同时也是消费者，一旦人口达峰进而转入负增长，消费增长将受到极大的抑制。第二是年龄结构效应。老年人受收入和保障的限制，通常具有较低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因此更深度的老龄化必然带来更严重的消费需求制约。第三是收入分配效应。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因而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消费扩大。因此，从人口变化趋势及其效应看，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这是认识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就业、收入和消费的短期冲击


受国内外复杂环境和不确定性的影响，2022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显现进一步的下行趋势，劳动力市场也受到冲击。除了城镇调查失业率数字之外，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认识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一是持续的周期性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很长时间都稳定在5%左右这个事实，说明这个水平大体为自然失业率，主要由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造成。然而，20XX年以来多数时间的失业率均超过5%，超过的部分即为周期性失业。二是经济进入下行区间。根据“萨姆法则”，即如果最近3个月失业率的平滑水平，比此前12个月中任一水平高出0.5个百分点，就标志着经济处于下行区间。2022年2月份之后，失业率水平已经达到这个基准。三是农民工就业困难加大。2022年2月份以来，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已经高于平均水平，加上很多农民工返乡或者无法外出，显示出他们面临的就业困难愈加严重。四是青年失业率高企。2022年新年伊始，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即达到过去两年毕业季（7—9月份）的峰值水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就业不足和就业困难，不可避免地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特别是疫情对就业的冲击具有连续的特点，20XX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不利因素已经得到累积。在居民收入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收入预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一方面，消费行为受到收入减少的直接影响，甚至会伤害部分群体的基本民生；另一方面，消费行为还受到收入预期不确定性增强的间接影响，消费以及社会总需求受到的这种抑制，将妨碍宏观经济的企稳复苏。


劳动力市场也好，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也好，反映的还是经济活动的总体特征。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观察导致上述特征的微观经济基础。认识经济活动的微观层面，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主体的异质性，以及遭受冲击时发生的分化现象。微观主体的异质性可以从以下方面观察。从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市场主体来看，目前我国约有市场主体1.5亿余个，其中个体工商户1.03亿个。从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人口来看，目前我国有14.1亿人口，4.9亿多个家庭；在全部人口中，34.9%属于人户分离，26.6%为流动人口。在全部7.8亿劳动力中，就业人口7.5亿，其中非农产业占比76.4%，城镇就业占比61.6%。在城镇就业中，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占比大约为30%。农民工总数约为2.9亿，其中本地农民工1.21亿，外出农民工1.72亿。


这些类型和规模各异的市场主体，以及极其多样化和异质性的消费主体，在经济下行时具有不一样的调整和承受能力，实际受到的冲击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就业稳定性差的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在经济低迷时总是首当其冲。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和防控措施的特点，大量这类市场主体遭遇到难以抗拒的冲击，在这些相关领域就业的劳动者也受到更大的冲击。


政策发力点前移的方向和位置


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时刻，宏观经济、市场主体、就业人群、个人收入和家庭消费都会受到冲击。政府也有诸多政策工具用来应对这些层面的困难，即分别实施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改善营商和创业环境的政策、积极就业政策和托底保障的社会政策等。在面对常规的宏观经济下行周期时，一般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促使实际增长回归潜在增长率。在遭遇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这种特殊情况下，着眼于用减税减费等纾困手段，稳定和保护市场主体，从供给侧稳住产能和产业链。鉴于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居民消费受到抑制，并且与长期需求侧制约共同作用，可能形成对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持续障碍。因此，政策发力点应该进一步前移，落实到对于稳定收入和消费具有最直接效果的个人和家庭层面。


把政策发力点前移到个人和家庭，符合以人民为中心和民生为本这一根本发展目的要求，也契合疫情对经济和民生造成冲击的特点，切中（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常态制约这一现实挑战，可以实现保障民生与恢复经济良性循环两个目标的有效结合。根据普惠、通用、直接、便捷抵达家庭的原则，保消费主体的政策举措可包括：扩大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项目的给付面，甚至应该把未参保和以前未覆盖的人群纳入其中；充分并适度地提高社会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险的给付水平；提高社会保险可得性和领取方式的知情度；必要时直接向困难群体发放基本生活补贴；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基本社会保险的缴费率。


对于在特殊时期实施非常规的扶助措施，应该把传统观念暂时搁置起来，采取特别的认识视角。首先，提高给付水平、减免税收和缴费，乃至支付困难补贴，都属于特殊时刻的临时性救助，而不是也未必成为常态化的制度安排，因而不会形成不可持续的财政负担。其次，这些需要政府承担的直达个人和家庭的补贴项目，并不是非生产性的额外支出，而是促进宏观经济企稳的稳定器，以其稳定收入和消费的有效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需求拉动力，达到促进经济复苏的目的。再次，鉴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常态化需求制约的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扩大社会保护、社会共济和社会福利支出，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打破需求对长期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成为需要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常规配置的政策手段。通过政策前移到个人和家庭，可以在实施短期临时应对措施中积累长期制度建设的经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



关于新阶段城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


施戍杰 刘小鸽 侯永志


2022-06-0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在要素集聚、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城市集聚效应不断释放，有力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创造巨量城市就业机会；户籍人口城镇化加快，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的协调性增强；城镇空间格局进一步优化，城市群、都市圈逐步成为城镇化主要形态；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显著加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64.72%，大量资源要素伴随人口向城市集聚。在供给侧，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激发创新活力；在需求侧，推动消费不断扩大和升级，有效拉动城市投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就斐然，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进入新发展阶段，城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和任务要求发生重大变化，需在总结以往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分析新情况新挑战，明晰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和推进思路。


找准关键问题


“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需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


第一，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促使城市主导产业变迁，要避免制造业空心化和服务业低端化。产业是就业和税收的源泉，为城市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城市发展又会改变自身禀赋结构，要求产业随之转型升级。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城市能否实现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主导产业能否顺应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完成转型。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与土地成本快速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优势逐步弱化，迫切需要培育新的主导产业、形成新的产业优势。新发展阶段的城镇化建设需避免出现制造业空心化、服务业低端化，要更多依靠人才红利，发展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


第二，人口等各类资源要素将继续向城市集聚，要注意化解“大城市病”和“中小城市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城镇化率突破60%之后，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城镇化主要形态由单个城市扩大转变为城市群、都市圈发展。近年来，我国人口加快向中心城市集聚，而部分中小城市人口持续外流、增长动力减弱，出现“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发展能力不足”并存的现象。对此，需通过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群、都市圈，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协调发展。


第三，公共事务跨界属性明显增强，要突破传统界限分明的属地管理体制对协同治理的束缚。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在城镇化中后期，各类城市问题容易集中出现。比如，日本在城镇化中后期就曾出现严重的“大城市病”，并且人与自然关系较为紧张。随着越来越多的治理问题突破传统行政区划边界而成为跨界公共事务，一些发达国家开展了地方协同治理的实践。近年来，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治理问题成为跨界公共事务，同传统界限分明、各主一方的属地管理体制愈发不相适应。无论是大气污染治理、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还是流行性疾病防控，都亟需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协同配合。


明确目标导向


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都要求城镇化建设从以效率为主转向统筹效率、公平、环境保护和安全稳定。“十四五”时期，城镇化建设需以高效、包容、可持续和富有韧性为目标导向。


高效的城镇化，意味着在城市建设中用更少的资源要素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这将为城镇化构筑坚实的物质基础。新发展阶段提高城镇化的效率，必须改变传统高投资、高负债、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路径。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空间布局，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提高城市创新能力，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人员之间交流互动和创新型企业发展，推动产业协同升级。


包容的城镇化，意味着让人民群众更公平地分享城镇化发展成果。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新发展阶段提高城镇化的包容性，要继续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特别是要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联动发展，让身处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居民生活水平趋于一致。


可持续的城镇化，意味着城市宜居性进一步增强，城市开发的范围和强度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这将为城市长期发展提供重要保障。新发展阶段提高城镇化的可持续性，需进一步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通过更加严格地执行环保标准，引导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以更大力度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发展绿色消费、绿色出行，促进资源节约、循环利用；不断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促进人口和要素向优势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的地区集聚，同时也要注意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密度。


富有韧性的城镇化，意味着城市发展的韧性不断增强，持续提升防范化解突发风险的能力。这将为城镇化创造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新发展阶段提高城镇化的韧性，关键是让城市系统在各类突发风险出现时，能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突发风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能力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城市功能，并通过自我完善更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对此，要在“硬件”上加强城市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超前规划、统一布局、高标准建造、高效率使用；在“软件”上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丰富和增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资源、工具、政策和能力储备，特别是加强政府各层级、各部门以及不同城市间的协同性；在“动态”上增强城市发展的适应性，使城市系统能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持续优化形态、结构和功能。


理清推进思路


我国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推动新型城镇化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理清推动建设的主要思路。


一是将城市群、都市圈作为新发展阶段城镇化建设的主攻方向。立足新发展阶段，更好破解城镇化面临的新矛盾新挑战，应把城市群、都市圈作为城镇化建设的重点。要依托中心城市高端要素集聚优势，发展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分工互补；要加强城市群内部的高效连接，构建具有同城效应的通勤圈，疏解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压力，辐射带动周边中小城镇发展；要逐步缩小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在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差距，积极探索在城市群内部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完善决策协调和利益平衡机制，促进区域内各城镇在公共事务方面实现协同治理。


二是以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和优化生产力布局作为新发展阶段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一方面，以城市群、都市圈为重点区域，打破各类显性和隐性市场壁垒，统一规划、共同建设、合作运营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产业体系跨地区有机衔接，实现创新资源有效整合和共享，增强协同治理法治化水平，提升公共资源供给效率和均衡性。另一方面，依托中心城市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城市群、都市圈之间协同联动发展，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加大对中西部中心城市的支持力度，提升其发展能力，实现主导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带动周边城镇发展。


三是积极打造地区之间既有良性竞争又有横向协作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在保持地方政府能动性的同时，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区域规划的硬约束，避免出现地方无序竞争和产业同构。与此同时，加强地方间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使地方合作的范围覆盖招商引资、环境保护、民生建设等多个领域，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来提高合作的稳定性，通过改革考核机制来增强合作的内生动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千方百计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王一鸣


2022-06-01


应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紧落实中央稳经济的方针政策举措，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坚持用市场化办法、改革举措解难题。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形势变化等超预期因素叠加影响，今年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陡增，某些方面面临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超过20XX年疫情暴发时期。我们既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短期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更要看到经济短期下行并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坚定信心，果断应对，有力有效采取措施，千方百计扎实稳住经济。


应该看到，我国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多方面因素同频共振的结果。从外部看，俄乌冲突爆发、全球通胀攀升和美联储加息，使得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从国内看，疫情反复造成供应链运行不畅，需求恢复明显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国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下，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必须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千方百计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首先，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两难多难问题，是当前稳住经济的关键。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完成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防止单打一、一刀切，避免防疫政策层层加码、各自为政而使经济社会发展受限。坚决落实已出台的物流保通保畅举措，进一步打通物流和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堵点，动态完善产业链白名单，切实保障货运畅通，积极推动复工达产。


其次，抓紧落实中央稳经济的方针政策举措。我国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率都处于较低水平，政府负债率处在合理区间，外汇储备充足，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仍有政策空间。要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实施好退税减税降费等政策，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在当前企业融资需求下降的情况下，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动，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托底作用，着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稳民生，保住青山、培育沃土。


再次，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当前，稳预期是稳增长的重要前提，要更加注重预期管理，及时回应市场关切，加强与市场主体的沟通交流，提高政策透明度，让市场主体更好理解政策意图、坚定发展信心。要落实好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加快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完善监管政策。尽快为资本设置好“红绿灯”，给市场以明确预期，真正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出台涉企政策要充分听取企业意见，政策实施需要预留适应调整期。


最后，坚持用市场化办法、改革举措解难题。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国企、民企、外企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同心合力共同应对困难和挑战。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统一市场制度规则，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建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总之，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只要采取标志性行动，推动关键性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能更快更好更大程度释放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动力，推动中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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