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篇）2026年9月调研报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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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篇）2026年9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录


一、写作技巧


1.西安欧亚学院周瑞莹：


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传家宝调查研究1


2.安徽省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汪涛：


调查研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4


3.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程仁君：


评改一篇调查报告7


二、党政机关


4.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财政局课题组：“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思考…13


5.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课题组：


北京西城“十五五”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24


6.镇平县马庄乡人民政府李良：


城乡融合驱动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34


7.中共济南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张维昊：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持续释放消费潜能问题研究以济南市为例40


8.吉林省前郭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科员李浩：


关于新时代财政档案管理工作现状及对策的调研报告…45


9.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


广东利用外资新特征与高水平开放新探索…51


10.中国共产党漯河市郾城区委员会党校王鹤：基层高效能治理：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结合的实践探索与挑战58


11.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


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63


12.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如何持续烧旺党内政治生活“大熔炉”金川县二普鲁村40余年开


展党员思想体检情况调研…70


13.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深耕基层立法联系点积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76


14.河南省委办公厅常委办公室、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联合调研组：


深化文商旅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旅强省…80


15.福建省三明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释放风腐同查同治综合效能…83


16.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杨慧：


四川消费新场景发展情况调研报告…85


17.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课题组：新型能源体系调查：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的深刻变革…89


18.邢台市林业局杨晓惠：


邢台市林下经济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96


19.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课题组：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绿色转型…100


三、高校


20.浙大城市学院章子康：共享村居盘活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实践探索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考察…103


2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本科新生院李松岩：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实践探索基于“国家安全长城行”宣讲调研活


动的思考…111


22.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熊宇轩：


高校内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115


23.兰州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綦书锐：


共同富裕视域下甘肃生态移民新村产业富民调查思考…119


24.首都师范大学良乡校区基础学部王晓素：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实践探索126


25.三江学院刘艳博：


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及对策研究…130


26.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丁国锋：雷锋精神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全过程的


实践探索以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与工程学院为例136


27.桂林信息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何亚慧：


民办高校外聘教师聘任与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42


28.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张媛：


陕西省乡镇（街道）法治政府建设问题研究…146


29.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陆俊杰：


谁上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学生家庭背景的四大样本综合调研分析……15130．武汉市委党校编辑部王琪：


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探索以武汉市为例162


31．烟台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陈宗义：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区特色农业发展问题研究以烟台市为例……1723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朱忠树：


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80


33.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沈有禄：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现状及突出问题


研究基于对全国15383名教师的调查191


34.福建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王丽霞：


中职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199


四、企业


35.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


把脉问需服务精准山东莒南农商银行聚力支持乡村振兴片区建设……204


36.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差异服务赋能生态农业日盛河北围场农商银行扎实推动“一池两新万企”行动开花结果…207


37.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夏炎：


集团企业资金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210


38.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聚焦融资服务贴近企业经营江苏涟水农商银行多举措提升民营经济金融服务质效…215


39.山东能源集团兖矿能源鲍店煤矿殷岳：


数智赋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实践探索…218


40.青岛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仲力：


新时代背景下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探索以交建公司为例……22141．镇江市港口发展集团工会主席唐刘君：


以法治引领以服务聚力新时代国有企业工会履职提质的实践探索…224


五、医院


42.江西中医药大学健康经济与管理学院王梦杰：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面深化改革：


国家政策引领与地方实践探索…227


43.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尚用华：


医院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35


六、其他


44.湖南日报、湖南省电子信息协会联合调研组：


锻强柔科技做优价值链关于湖南抢抓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机遇、推动


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241


45.甘肃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王明君：


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46


46.辽宁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杨思莹：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253


47.经济日报调研组：


何以安徽…256


48.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调研组成员：


激活创新“一池春水”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观察和思考…26949．民建陕西省委会：


陕西城乡融合发展调研报告…275


50.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付婷：


新时代事业单位档案规范化管理的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282


51.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肖正华：


以“五改四好”为主攻方向探索超大城市高质量更新创新实施路径


关于武汉市城市更新工作经验做法的调研报告…287


52.江苏省南京市城建工会联合会马沛：着力提升基层工会经审规范化水平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城建工会联合会的调研报告…292


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传家宝调查研究


西安欧亚学院周瑞莹


（2026年9月8日）


一直以来，我们党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善于运用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决策，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时刻，更要充分发扬调查研究之风。


一、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强调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深入掌握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本质，最终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和办法。这一方法贯穿于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把调查研究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毛泽东在完成极其繁重的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多次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具有重大意义的调研报告。在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开端之时，毛泽东历时两个多月，开展了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此后，他曾3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可以说，毛泽东是调查研究之风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总书记也提倡并践行调查研究。在河北正定任县委书记时，他就曾在大街上摆桌子来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就“四下基层”，深入人民群众。他也在《之江新语》的开篇中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以每年三分之一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工作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树立了光辉典范。


二、调查研究是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应有之义


践行实事求是必须做好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要求我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如何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给出过答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做调查”。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我们才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找出问题所在，从而制订有效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面对复杂问


题时，如果脱离调查研究，那么，对问题的认识只能是片面的肤浅的。


做好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做调查研究需要精准地明确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是真问题，是切实存在的问题。瞄准的问题不够实际，会直接导致调查研究缺乏有效性。做调查研究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在调查研究的工作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方式方法，以确保信息的准确和可靠。做调查研究需要严谨的研究处理。发现问题，不能回避问题或掩盖问题，也不能从主观出发去解决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去讨论、分析和解释。


三、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提高党性修养的实践方式


1941年8月，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领导干部不做调查研究，就会滑向唯心的道路。当前，有的领导干部不出办公室、不深入基层、不到群众间，认为调查研究无关紧要；有的领导干部当“甩手掌柜”，将“权力下放”，导致责任缺位；有的领导干部“身入”基层，却没有“心到”基层，搞表面功夫。这样的工作是无法取得实际成效的，更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和领导才能直接影响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调研，经常调研，深入人民群众，了解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的真实情况，发现问题需求，加强对工作的思考，以此更好地提高党性修养，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本领。


四、调查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


调查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马克思曾经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调查开始前，就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分析当前形势，搞清楚调查什么、为什么调查、怎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也要务实，向人民群众掏真心、说真话、办实事、出实效。带着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问题、摸清情况，找到破解难题的路径和方法，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调查研究要树立系统思维。现实中，有许多干部在处理问题时还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将问题看成独立的、单一的存在，看不到事物的


整体性和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导致采集信息不全面，解决矛盾不彻底。因此，深入群众调查了解情况，要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要养成自觉地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和整体性推进各项工作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只有这样，调查研究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调查研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


安徽省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汪涛


（2026年9月4日）


2023年，中共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政工干部若想提升专业素养与履职能力，必须在调查研究上下足功夫。这要求我们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既要“钻进去”悟透原理，又要“跳出来”破解现实难题，在总结鲜活经验中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面对时代发展的新形势，唯有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才能永葆其生机与活力。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开展调查研究的意义


思想政治工作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完成党的各项工作的保证，是我们发展各项事业的“生命线”。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证明，正确的决策源于对实际情况的透彻把握，而透彻把握的根基就在于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各级领导干部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实践充分证明，调查研究不仅是科学决策的“奠基石”，而且也是基层有效执行的“导航仪”，既是孕育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


政工干部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单位改革和发展的推动者。要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政工干部就必须掌握和运用调查研究这一基本功。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有助于广大政工干部及时准确地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有效化解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的工作氛围。


二、调查研究的内涵与特征


我们通常所说的调查研究，是运用实地观察、问卷、访谈、文献分析、统计测量及网络调研等多种方法，系统收集客观资料，进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梳理发展脉络、探寻内在规律，并据此形成问题解决方案的科学认知活动。调查研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调查，即通过调查收集有关资料，这是一种感性的认知活动；二是研究，即对事实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加工，实现认识由感性层面向理性层面的升华。


调查研究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科学性。它是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关键环节。作为党的优良传统，调查研究既是科学决策的根基所在，也是发展道路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尺。只有下足调研功夫，我们才能全面掌握实情、深刻洞察本质、准确把握规律，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匙”。第二，大众性。调研不是关起门来做文章，而是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群众工作，本身就带着“大众底色”。搞调研必须心里装着职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政工干部要发现职工生活工作上的难处，收集大家关于制度、发展、管理、福利等方面的真话、实话，同时总结推广职工在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第三，实践性。调查研究天生带有“实践”基因，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规律。调研的“原料”来自实践的沃土，产出的结论和理论必须与“实地”相符，更要经得起现实的“反复敲打”，在实践中不断打磨、持续升华。


三、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形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事业单位干部和职工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价值观念趋向多元化，思想空前活跃，反映矛盾众多。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掌握真实情况，把准职工思想脉搏，有针对性地开展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结合实际工作，现提出以下几种可行的方法。


（一）广泛调研


为全面掌握干部和职工在单位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动态，党委工作部门或人事部门可利用春节等传统节日组织职工开展茶话会，邀请各科室（部门）骨干人员参加。针对职工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同广大职工进行广泛、深入的座谈交流，充分发挥职工在单位改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二）走访交流


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要经常深入一线部门，与职工深入交流，坚持眼睛向“下”看，主动贴近不同岗位的职工，通过拉家常、谈感想，引导职工畅所欲言、摆事实、道实情、说真话，全面了解掌握职工的所思、所想、所忧、所盼，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矛盾。


要想扎实推进思想政治调研工作，就要高度重视调研评比，树立鲜明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带动作用。同时，要将调查研究成果纳入单位绩效考核中，推动调研工作常态化。单位要切实建立调研激励制度，推动思想政治调研工作


蓬勃发展。实践证明，只要抓好调查研究，提升调查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有成效，进而赢得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经常性调研工作的格局自然形成。


评改一篇调查报告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程仁君


调查报告是一种事务文书，它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对客观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后撰写的文章，既要客观地反映调查对象的情况，又要对这些情况进行研究和分析，发表作者的见解。以下是摘自某应用文写作教材的一篇例文，该文成文较早，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末河北省沙河市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现状。从调查报告写作规范角度来看，该文在主题、材料、结构、语言、逻辑方面均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下写作中仍然值得注意，笔者试对该文提出一些修改建议，供大家参考。


原文：


农村中小学教育问题调查报告


本次调查以小学和初中的农村教师、学生、家长为主要对象，调查的四个部分分别是教学问题、教师问题、学生问题、家长问题。其中以教师问题和学生问题为重点。


一、调查的目的、意义以及调查方法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的普遍推行，农村中小学的教育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此老师抱怨、学生抱怨、家长抱怨。为了找到问题的实质，把握问题的关键，从而向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发出呼吁，我进行了“农村中小学教育问题”调查。本次调查以走访调查及问卷座谈的形式为主，走访了八所中小学，调查了小学生25人，初中生34人，老师及校长19


人，家长59人。通过调查，了解了农村教师、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看法及其总体教育状况，进而对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模式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二、调查的基本情况1．教学问题


在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已无法满足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要求，他们要求上高中、上大学。有62.5%的家长希望孩子拿到大学以上学历。在回答升高中的原因时，64.18%的学生选择是因为他们自己喜欢读书，而选择是家长要求的仅为3.49%。看来，事实上相当多的学生和家长已经认识到了受教育的重要性。孩子们是渴望知识的，农村也是需要人才和技术的。但是从调查情况看，农村中小学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公共教育经费短缺，导致办学条件和办学效益差。教育主管部门的领


导对素质教育不够重视，教学设施简陋，教师队伍教法相对陈旧，严重影响着素质教育的实施。


（2）师资队伍不稳定，总体素质不高。


（3）思想观念落后，教育价值趋向多元化、务实化、功利化。调查中没有一个孩子表示将来会回到自己的家乡。


（4）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脱离农村实际，人才培养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2.教师问题


调查发现，相当大数量的教师对生活表示不满意（51.8%）和比较不满意


（7.8%），感到压力很大。我总结了一下，有以下几个原因：（1）不合理的农村教育编制导致农村教师的工作量很大。（2）尽管近些年来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积极推进实施新课程改革，但谁都清楚高考制度不改革，老百姓认可的还是能真正改变孩子命运的考试分数，升学率也就关乎学校生存。面对动辄“下岗”“走人”的内部管理体制，老师们为了保住“饭碗”，感觉压力很大。


3.学生问题


在调查学生的学习态度或学习主动性方面，大部分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但学生的学习目标大部分是家长、老师压出来的，重视分数的达80%。在所学课程中，选择“英语最薄弱”的学生比例最高，占了47.67%。然而对于“你想如何提高”这一问题，我原先设计了“自己复习巩固”“请家教”“参加培训班”和“其他”四个选项，结果有56.3%的同学选了其他，询问后发现学生们想到的更多方式包括家长指导，向同学、老师请教，等等。调查表明，46.1%的农村学生在平时能努力学习，并持之以恒，但也有34.5%的农村学生平时学习没有规律，主要靠在考前突击学习来应付考试。


4.家长问题


在回答“你觉得所在地区教育状况如何”的问题时，75.36%的家长选择“一般”，5.8%的家长认为“较差”。可以看出，很多家长对当地教育状况并不满意。如××村，拥有生产康必得的集团公司，当地农民收入较高，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往城里上学。当问及“您对孩子在校表现情况了解程度”时，只有17.5%的家长表示很了解，而选择“基本不知道”的占20%。然而在回答“对孩子学习的关心程度”时，却有58.75%的家长表示很关心。这其中似乎存在着矛盾，即对孩子在校表现基本不知道又何以说对孩子学习很关心呢？对此我询问了部分


家长。原来他们认为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心即是对孩子学习关心的全部表现。


三、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结合调查情况以及自己的思考，我认为，要解决农村教育问题，应主要抓以下几点：


1.改善教师待遇，改革教育系统的人事制度，营造一个合理、高效的竞争环境，解决“教师行为滞后”问题


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学习方法简单和学习内容贫乏是与大多数教师能力差和缺乏主动性密切相关的，他们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工资，没有兴趣，也没有机会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我们的农村初中教育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情况。解决“教师行为滞后”问题的有效办法：一是提高教师的工资水平，为他们提供接受继续教育和进行终身学习的经济保障；二是改革教育系统的人事制度，保证教师考核的公开性、公正性、科学性，营造一个合理、高效的竞争环境；三是提高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质量，改变当前继续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和低效局面。


2.在普通教育中渗透职业教育，使农村初中生成长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人才


我们可以尝试在农村初中进行初中后职业教育——学期职业培训或“3+1”制的培训。但是从调查情况看，在我们当地，学生家长及教师对此却不以为然。原因还是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不紧密，就业渠道不畅。调查中一位校长说，他曾经去青岛考察过，青岛的职业教育培训的都是紧缺人才，毕业后都能找到工作，职业教育很受欢迎。因此实行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符合农村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


3.打破封闭传统体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机


构


私立学校应该是一种补充、激活农村教育的最好形式。然而，在我们当地


农村，私立学校几乎没有。最终我们的教育成为独家经营，始终处于“老大”地位。因此应大力支持和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以切实扩大高中的办学规模，解决农村初中升高中的瓶颈问题，缓解升学的巨大压力。


中国7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高达1.6亿。然而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现状并不理想，反而面临着诸多问题与困难。在沙河农村，虽然绝大多数家庭通过各种途径尚能承受孩子接受教育的支出压力，但仍


然有少数孩子因家庭贫困，未圆上高中、考大学的梦想。现代社会倡导人们关注弱势群体，这些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孩子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助他们圆自己的读书梦想！


我呼吁各级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应意识到发展农村教育的迫切性，给予农村教育更多的支持，把更多优秀的教师吸引到农村中小学去，提高农村学校的办学质量，促进农村教育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这篇调查报告在写作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写作问题：


一、观点不明确


调查报告的小标题是其观点的体现，其表达要鲜明，不能写得笼统模糊。例文小标题在这方面存在不足。例文“二、调查的基本情况”中的四个小标题分别为“教学问题”“教师问题”“学生问题”“家长问题”，这四个小标题只是交代了问题的方面，没有明确指出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把它们改成“教学效果差”“教师队伍不稳定”“学生学习主动性差”“家长不关心孩子的学习”这样四个小标题，观点就明确了。


二、材料不充实


调查报告必须反映真实情况，表达作者的真实判断，写作过程中要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材料来说明观点。例文很多观点缺乏材料支撑，没有用事实说话，难以说服读者。如文中“教育经费短缺，导致办学条件和办学效益差”“师资队伍不稳定，总体素质不高”“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脱离农村实际”这些观点都没有用具体材料加以说明，文章应该写出每年教育经费的数据、教师离职率的数据，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与农村的实际情况脱离的具体表现等，这样才能有力支撑上述观点。


三、逻辑不严谨


调查报告的结构安排不是固定的，但要言之有序，前后连贯，要有逻辑性，例文结构的逻辑问题比较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开头部分的逻辑关系错位


调查报告的开头主要向读者介绍调查的缘由、目的、时间、对象、内容、方法、过程、结论等调查活动的概况，这些内容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写作时主要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写成文章的开头段。开头段就是调查报告的前言部分，交代调查的缘由、目的、对象、内容、方法、过程、结论等调查活动的基本情况，并引入正文。另一种是分条列项说明调查的基本情况。写作时把“一、前


言”作为一级标题，然后在其下面以二级标题的形式分条列项说明调查的缘由、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结论等内容。例文开头段写了调查对象、调查内容，然后把调查的目的、意义和方法作为主体的一部分单独去写，这样就把本为并列关系的内容安排在文章的不同层级，导致逻辑关系错位。因为例文中开头部分的内容并不复杂，建议把这些内容都写在开头段，如：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的普遍推行，农村中小学的教育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教师、学生、家长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满情绪。为了了解问题的根源，找到解决的方法，笔者对农村中小学教育问题做了一次调查。本次调查以农村小学和初中的教师、学生、家长为主要对象，调查方法以调查问卷及走访座谈的形式为主，走访了8所中小学，调查了小学生25人，初中生34人，老师及校长19人，家长59人。通过调查发现，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应予高度重视。


（二）主体部分缺少原因分析，不符合认识逻辑


调查报告的结构安排要符合人类思维活动规律，它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由浅入深、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即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例文是一篇问题调查报告，它的结构方式应该是“问题—原因—建议”，但是例文结构却没有作这样的安排，文章只写了“问题、建议”部分，没有写“原因”部分。虽然例文中也零星写了一些原因，如“在回答升高中的原因时，64.18%的学生选择是因为他们自己喜欢读书，而选择是家长要求的仅为3.49%。”“我总结了一下，有以下几个原因：（1）不合理的农村教育编制导致农村教师的工作量很大。（2）尽管近些年来大力倡导素质教育……”但是文中这两处仅仅调查了学生升高中的原因和教师对生活不满意的原因，而文中提到教育经费短缺、师资队伍不稳定、思想观念落后、教学内容和手段脱离农村实际、学生学习态度不好、家长对当地教育状况不满意这些问题的原因，都没有调查、分析。原因部分写作的缺失违背了思维的逻辑性，它说明这个调查不够全面，认识不够深入，同时也就无法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即使例文提出了三个建议，但这三个建议如无根浮萍，缺乏依据，削弱了调查报告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三）对策和建议中的逻辑问题


例文对策和建议部分的逻辑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策没有针对性。文中提出“在普通教育中渗透职业教育”“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机构”这两个建议，但这两个建议是为了解决“普通教育与当地产业脱节”“高


中学校数量不足”的问题，不是针对前文中提到的问题。二是前后文的衔接缺乏逻辑性。前文中的教育经费短缺、思想观念落后、教学内容和手段脱离农村实际、学生学习态度不好、家长对当地教育状况不满意这些问题，对策和建议部分都没有提出解决方法。三是对策和建议中有片面论证的现象。例文提出“在农村初中进行初中后职业教育——学期职业培训或‘3+1’制的培训”这个建议，但是作者未了解到，农村各地已经有了职业高中或中专这样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初中没有必要进行学期职业培训或“3+1”制的职业培训。如果在初中对学生进行职业培训，各初中学校就要安排相关的职业技术专业老师进行授课，而且有的学生在初中接受过职业技术教育之后，还有可能进入中专、职业高中这样的学校，再次接受职业技术教育，这是一种浪费资源、重复教育的做法，文章忽视了与这个建议相矛盾的社会现实，犯了片面论证的逻辑错误。


四、语言不得体


调查报告是应用文，语言要符合事务语体的特点，做到准确、简洁、规范、庄重。例文中有些语句不符合事务语体的特点，需作修改。如“农村中小学的教育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此老师抱怨、学生抱怨、家长抱怨”这句话三个“抱怨”连用，略显口语化，且情感强烈，不庄重，可以改成“农村中小学的教育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教师、学生、家长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


不满情绪”；“为了找到问题的实质，把握问题的关键，从而向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发出呼吁”这句话重复啰唆，不简洁，可以改为“为了探寻问题的根源，找到解决的方法”；“但学生的学习目标大部分是家长、老师压出来的”这句


话中的“压”不准确，可以改成“外在灌输后形成的”；“我原先设计了‘自己复习巩固’‘请家教’‘参加培训班’和‘其他’四个选项”这句中的“我”“原先”一词口语化，不规范、庄重，可以将此句改成“调查问卷只设计了……”。


综上，应用文写作教材在讲解调查报告文体写作时，编写者要高度重视例文的选择，精挑细选规范优质的调查报告例文作为范本，避免问题例文误导读者，力求做到观点明确，材料充分，结构安排有序、符合逻辑，提出的建议有针对性、可行性，语言准确、简洁、规范、庄重，符合事务文体要求，给学习者提供正确的参考借鉴。


“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思考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财政局课题组


摘要：“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持续加大，“过紧日子”成为财政工作的常态化要求。本文从节流、开源、改革、控险、保障五个维度，剖析财政过紧日子的核心逻辑与实践要求，结合地方财政的创新实践案例，探索财政过紧日子与提升财政治理效能、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为“十五五”时期统筹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过紧日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预算改革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绩效管理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深刻把握历史方位和发展大势，全面擘画“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对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财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持续影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刚性支出需求扩大的矛盾日益凸显，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加大。在此背景下，坚持财政过紧日子，并非简单压减支出，而是通过科学的财政管理、深刻的财税改革、高效的资源配置，实现财政资金“提质增效、集约高效”，推动财政工作从“规模导向”向“绩效导向”转变，从“分散配置”向“统筹整合”转变，从“被动应对”向“主动谋划”转变。


研究“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实践路径，既是应对当前财政收支矛盾的现实需要，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内在要求，更是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通过探索财政过紧日子的有效模式，能够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财政存量资源，防范化解财政债务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让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一、“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现实基础与面临的挑战


（一）现实基础：财政过紧日子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自提出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以来，我国各级财政部门积极探索实践，在节流、


开源、改革、控险、保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十五五”时期持续推进财政过紧日子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从全国层面来看，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持续提升，现代预算制度不断健全。2025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持续优化，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科学技术等重点领域支出分别增长9.2%、5.9%、9.1%，而一般性支出得到有效压减。同时，零基预算改革持续深化，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推进，财政资金统筹整合能力显著提升，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进一步完善，2025年对地方转移支付剔除特殊转移支付后实际增长7.8%，有效弥补了基层财力缺口。


从地方层面来看，各地结合自身财情实际，探索出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过紧日子模式。例如，甘肃省以科学管理为抓手，通过制度建设、精细管理、盘活资产三大举措，推动过紧日子常态化，2025年省级“三公”经费等一般性预算支出下降8.7%，项目资金审减率达到32.04%，并搭建全省统一的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实现闲置资产的跨部门、跨级次、跨地区优化配置；江苏省盐城市、陕西省、山东省等地通过建立“三保”优先安排机制、存量资金盘活机制、财政资金动态监控机制，牢牢兜住基层“三保”底线，有效缓解基层收支矛盾。


这些实践探索不仅积累了财政过紧日子的宝贵经验，更形成了“制度先行、精细管理、绩效导向、统筹整合”的工作思路，为“十五五”时期深化财政过紧日子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二）面临挑战：“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现实困境


1.财政收支矛盾持续凸显，收入增长放缓与刚性支出扩大并存。2025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0.3%，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2%，而民生保障、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债务化解等刚性支出需求持续扩大，财政收支平衡难度进一步加大。同时，地方财政发展不均衡，部分中西部地区、资源枯竭地区财政自给能力较弱，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较高，基层财政运行压力较大。


2.支出固化格局尚未完全打破，资金配置效率有待提升。部分地区仍存在“基数+增长”的预算编制模式，支出结构固化、资金使用碎片化问题突出，一些低效无效支出未能及时清理，而重点领域资金保障仍存在短板。同时，部分财政资金存在“重分配、轻管理、轻绩效”的现象，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


排的挂钩机制不够刚性，资金使用效益未能充分发挥。


3.存量资产盘活难度较大，财源培育内生动力不足。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规模较大，但部分资产处于闲置、低效使用状态，资产盘活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不够健全，跨部门、跨地区资产调剂的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同时，部分地区财源结构单一，过度依赖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缓慢，新兴产业对财政收入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显现，财源培育的内生动力不足。


4.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需警惕，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尽管我国出台了一揽子化债方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部分地区隐性债务化解压力较大，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尚未完成，债务化解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性有待提升。同时，部分地区存在重投资、轻回报的现象，政府投资项目收益水平较低，进一步加大财政可持续性的压力。


5.财政管理的精细化、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监督体系不够完善。部分地区财政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不高，支出标准体系不够健全，预算执行的动态监控能力较弱。同时，财会监督与人大监督、纪检监督、审计监督的协同联动机制不够完善，监督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待提升，对财政资金使用中的违规行为查处力度有待加大。


二、“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建议


（一）精准节流：严控一般性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节流是财政过紧日子的基础举措，核心是坚持“能省则省、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精准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集中财力保障重点领域，实现“压一般、保重点、兜底线”的支出结构优化目标。


1.从严压减一般性支出，建立常态化压减机制。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一般性支出，坚决取消低效无效支出，清理规范不符合实际需求的财政补贴政策。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一般性支出压减目标，如丽水市2025年一般性支出压减20%，甘肃省省级一般性预算支出下降8.7%，并将压减要求纳入预算编制刚性约束。同时，严控机关运行成本，从细微末节入手，推进机关用水、用电、办公耗材等方面的节约，如甘肃省财政厅通过推进机关用电进入电力交易市场，平均每度电价格减少0.118元，切实降低机关运行成本。


2.强化重点领域支出保障，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按照“保基本、保重点、保战略”的原则，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有限的财力向民生保


障、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培育、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等领域倾斜。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兜牢基层“三保”底线，2025年财政进一步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直达资金规模增加到2.8万亿元，重点用于民生保障和基层运转。强化科技投入，2025年本级科技经费支出3981.19亿元、较上年增长10%，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同时，加大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财政支持，综合运用税收、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等工具，支持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3.严格项目审核把关，遏制预算高估冒算。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的审核问题突出，一些低效无效支出未能及时清理，而重点领域资金保障仍存在短板。同时，部分财政资金存在“重分配、轻管理、轻绩效”的现象，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的挂钩机制不够刚性，资金使用效益未能充分发挥。


3.存量资产盘活难度较大，财源培育内生动力不足。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规模较大，但部分资产处于闲置、低效使用状态，资产盘活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不够健全，跨部门、跨地区资产调剂的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同时，部分地区财源结构单一，过度依赖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缓慢，新兴产业对财政收入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显现，财源培育的内生动力不足。


4.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需警惕，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尽管我国出台了一揽子化债方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部分地区隐性债务化解压力较大，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尚未完成，债务化解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性有待提升。同时，部分地区存在重投资、轻回报的现象，政府投资项目收益水平较低，进一步加大财政可持续性的压力。


5.财政管理的精细化、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监督体系不够完善。部分地区财政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不高，支出标准体系不够健全，预算执行的动态监控能力较弱。同时，财会监督与人大监督、纪检监督、审计监督的协同联动机制不够完善，监督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待提升，对财政资金使用中的违规行为查处力度有待加大。


二、“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建议


（一）精准节流：严控一般性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节流是财政过紧日子的基础举措，核心是坚持“能省则省、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精准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集中财力保障重点领域，实现“压


一般、保重点、兜底线”的支出结构优化目标。


1.从严压减一般性支出，建立常态化压减机制。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一般性支出，坚决取消低效无效支出，清理规范不符合实际需求的财政补贴政策。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一般性支出压减目标，如丽水市2025年一般性支出压减20%，甘肃省省级一般性预算支出下降8.7%，并将压减要求纳入预算编制刚性约束。同时，严控机关运行成本，从细微末节入手，推进机关用水、用电、办公耗材等方面的节约，如甘肃省财政厅通过推进机关用电进入电力交易市场，平均每度电价格减少0.118元，切实降低机关运行成本。


2.强化重点领域支出保障，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按照“保基本、保重点、保战略”的原则，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有限的财力向民生保障、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培育、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等领域倾斜。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兜牢基层“三保”底线，2025年财政进一步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直达资金规模增加到2.8万亿元，重点用于民生保障和基层运转。强化科技投入，2025年本级科技经费支出3981.19亿元、较上年增长10%，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同时，加大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财政支持，综合运用税收、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等工具，支持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3.严格项目审核把关，遏制预算高估冒算。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的审核把关，建设类、维修改造类项目必须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未经批准的一律不予安排预算。严格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和预算评审，坚决遏制预算申报中高估冒算、搭车建设、重复建设等问题。例如，甘肃省2025年开展38个省级项目评审，资金审减率达到32.04%，有效节约财政资金。同时，建立项目动态调整机制，对实施效果不佳、不符合实际需求的项目及时调整或取消，收回财政资金统筹用于重点项目。


（二）多元开源：培育内生财源，盘活存量资源


开源是财政过紧日子的关键举措，核心是坚持“生财有道、聚财有方”，在不增加市场主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培育内生财源、盘活存量资产、创新融资工具等方式，拓宽财力渠道，增强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


1.培育新质财源，增强财政收入内生动力。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可持续的财源体系。加大


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等高端产业发展。2025年上半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税收收入分别实现大幅增长，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增长点。同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放水养鱼、水多鱼多”的良性循环。加强财税协同，强化税收征管，提升税收征管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确保税收应收尽收，同时坚决杜绝过头税费，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2.盘活存量资产，释放资产使用效益。紧盯国有资产、财政存量资金等“沉睡资源”，建立常态化盘活机制，让存量资源“活起来、用起来”。搭建全省统一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打破跨部门、跨级次、跨地区的资产调剂壁垒，实现闲置资产的无偿划拨、调剂使用。例如，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将闲置教学楼调剂给兰州大学用于科研项目，避免重复投资，实现资产效益最大化。建立财政存量资金清理机制，对当年未下达的专项资金、部门实户存量资金等及时清理收回，统筹用于“三保”、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如陕西省通过清理存量资金，收回资金统筹用于基层民生保障。同时，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运营模式，通过出租、出借、处置等方式，增加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2025年上半年，全国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同比增长4.8%，成为非税收入的重要增长点。


3.创新融资工具，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综合运用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府投资基金等融资工具，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重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2025年，财政安排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6万亿元。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管理，聚焦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调结构的重点领域，提高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同时鼓励专项债与市场化融资有机结合，放大资金撬动效应。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通过“拨改投”“奖补改股权”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工业、农业等领域。例如，山东省创新实施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变“死钱”为“活钱”，增加资金有效供给。


（三）深化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改革是财政过紧日子的根本动力，核心是坚持“破立并举、提质增效”，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抓手，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打破支出固化格局，提升财


政资金配置效率和财政治理效能。


1.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破除基数固化格局。摒弃“基数+增长”的传统预算编制模式，全面推行以“破基数、强统筹、优管理、讲绩效”为核心的零基预算改革。例如，浙江省丽水市推进“职责、政策、项目”三个零基，重塑预算编制路径。以“职责零基”厘清政府保障边界和事权支出责任，明确财政资金的保障范围；以“政策零基”梳理现有财政政策，整合用途对象相近的政策，取消低效无效政策；以“项目零基”构建预算分级保障机制，将预算项目按轻重缓急分为“三保”、刚性、要事、履职及其他五大类，实行“红、黄、绿”三级动态保障。同时，建立零基预算改革的长效机制，将零基预算编制要求纳入财政管理制度，确保改革落地见效。


2.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实现“一笔钱办多件


事”。加强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财政资源统筹，打破资金使用的碎片化壁垒，提高财政资金的统筹整合能力。统筹和地方财政资金，优化对地方转移支付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提高基层财政的统筹使用权限。统筹各类专项资金，整合方向相同、用途相近的专项资金，建立“大专项+任务清单”的管理模式，赋予地方更多的资金使用自主权。统筹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政府债券等资源，实现各类财政资源的协同发力。


3.完善支出标准体系，推进财政管理精细化。


以推进财政管理精细化为目标，加快建立科学、规范、统一的支出标准体系，让财政资金使用有章可循。梯次推进资产配置、宣传视频制作、信息化项目等重点领域的支出标准制定，明确支出范围、标准和核算方法，形成“分析降本—标准固效—迭代优化”的良性循环。同时，将支出标准作为预算编制、项目审核、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强化支出标准的刚性约束，杜绝超标准、无标准支出，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4.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理顺各级财政分配关系。结合地方实际，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合理划分省、市、县三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当上移部分事权，缓解基层财政“小马拉大车”的压力。健全地方财政收入划分体系，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增强地方财政的自给能力，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层财政的财力保障能力。完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将转移支付资金与地方财政管理水平、绩效评价结果、财源培育成效等挂钩，引导地方财政提升管理效能。


5.深化中期财政预算改革，提升预算编制与


“十五五”规划的紧密度。全面分析“十五五”规划的总体、阶段、细分目标要求，编制“十五五”（中期）财政预算，改变以往编制三年中期财政预算的做法，每五年编制一次五年财政预算，并与国家五年规划相匹配，做到提前介入调研、事前绩效评估、引入专家学者论证、科学精细编制五年财政预算。同时，提升五年财政预算编制的法律刚性和工作严肃性。一是将其编入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纳入人大审核流程。二是坚决摒弃以往编制三年财政预算的“重编制轻执行”“科学性、严谨性、精细化程度低下”“与年度预算、国家五年规划不匹配”的预算编制做法，紧密结合国家五年规划目标要求，强化五年财政预算与年度预算的有效衔接，构建科学、严谨、精细、完善的中期财政规划体系，将五年财政预算的目标任务细化到每一年。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充分考虑五年财政预算的中期规划要求，确保年度预算的收支安排、项目推进与五年规划的阶段性目标一致。建立中期财政预算调整机制，适时根据政策调整或项目变化等因素影响调整年度预算和中期财政预算。


（四）从严控险：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筑牢财政安全防线


控险是财政过紧日子的重要保障，核心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抓实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兜牢基层财政运行底线，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1.抓实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严格落实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各项要求，坚持“开前门、堵后门”，分类施策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加大对高风险地区的化债支持力度，通过盘活国有资产、争取化债资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逐步化解存量债务。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严格禁止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式变相举债，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债务风险评估，确保项目投资与财政承受能力相匹配。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推动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降低政府融资成本和债务风险。


2.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确保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将基层“三保”作为预算安排的重中之重，建立健全“三保”优先保障机制，确保“三保”资金足额安排、及时拨付。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将资金直接下达至基层财政，确保资金第一时间用于“三保”支出，


2025年对地方转移支付剔除特殊转移支付后实际增长7.8%，直达资金规模增加到2.8万亿元，有效弥补了基层财力缺口。建立基层“三保”动态监测机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基层“三保”可用财力、预算执行、民生款项发放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基层财政运行中的风险隐患。同时，建立基层财政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对出现“三保”缺口的地区，通过上级财政调度资金、盘活存量资金等方式予以兜底，确保基层政府正常运转。


3.强化财政运行风险防控，健全风险预警


体系。建立健全财政运行风险预警体系，围绕财政收入增长、支出强度、债务规模、国库库款等核心指标，设置风险预警阈值，实现财政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风险管控，严格项目立项审核，对项目的投资收益、财政承受能力进行科学评估，避免盲目上项目造成财政资金浪费和债务风险。同时，强化财政资金运行风险防控，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财政资金的分配、拨付、使用的全流程进行动态监控，防范财政资金被挤占、挪用、截留等问题，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五）提质增效：强化绩效管理，健全监督体系


提质增效是财政过紧日子的最终目标，核心是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建立全流程、全方位、全覆盖的绩效管理体系和监督体系，确保财政资金花出效益、花出公平，更多地用在发展所需、民生所盼上。


1.建立全流程绩效管理体系，强化绩效结果运用。将绩效管理贯穿于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监督的全过程，实现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的深度融合。全面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对未开展绩效评估或评估结果为差的项目，一律不予安排预算；加强预算执行中的绩效监控，对绩效目标偏离、实施效果不佳的项目，及时采取调整、暂停、取消等措施；严格开展项目事后绩效评价，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行全面评估。强化绩效评价结果的刚性运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资金分配、政策调整直接挂钩，对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秀的项目，优先安排预算；对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项目，核减或取消预算，真正实现“奖优罚劣、提质增效”。同时，推动绩效管理从项目绩效向政策绩效、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延伸，实现绩效管理全覆盖。


2.健全全方位财政监督体系，强化协同联动监督。构建“财会监督为主、其他监督为辅”的全方位财政监督体系，加强财会监督与人大监督、纪检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的协同联动，形成监督合力。强化财会监督的主责


主业，加大对财政资金使用中的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对挤占、挪用、截留、贪污财政资金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搭建财政监督大数据平台，实现对财政资金运行的智能化、精准化监督，提升监督效率和效果。


3.推进财政管理数字化转型，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为抓手，推进财政管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财政资金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整合财政、税务、国库、部门单位等各类数据资源，构建统一的财政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为预算编制、资金分配、绩效管理、风险防控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资金使用中的问题和短板，为财政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升财政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十五五”时期财政过紧日子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对财政过紧日子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财政牵头、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制定财政过紧日子的具体实施方案和工作举措，加强对各部门、各地区的指导和督促；各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本部门、本单位的一般性支出，优化资金使用结构；各地区要结合自身财情实际，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过紧日子举措，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将财政过紧日子的工作成效纳入地方政府和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二）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保障


坚持制度先行，加快完善财政过紧日子的各项制度体系，将过紧日子的要求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制定和修订财政资金管理、国有资产盘活、预算编制、绩效管理、债务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明确财政过紧日子的具体要求、操作流程、责任追究等内容，让财政过紧日子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同时，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确保制度刚性运行，杜绝制度空转、执行不力等问题。


（三）强化思想引领，树立节约理念


加强宣传引导和思想引领，引导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树立“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思想，让过紧日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宣传财政过紧日子的重要意义、政策举措和实践成


效，营造“人人讲节约、事事讲效益”的良好氛围。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提升财政干部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让财政干部熟练掌握预算编制、绩效管理、资金管理等专业知识，成为财政过紧日子的行家里手。同时，发挥党政机关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带动全社会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四）鼓励基层创新，总结推广经验


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鼓励各地区、各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大胆探索财政过紧日子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模式。建立基层创新试点机制，选择部分财政管理基础较好、财情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和部门开展试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加强对基层创新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及时将基层的好做法、好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和政策举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北京西城“十五五”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


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课题组


摘要：财政可持续发展是当前财政改革进程中备受关注的议题。本课题阐述了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必要性，归纳总结了北京市西城区为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形成的“西城经验”，分析了“十五五”时期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推动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十五五”财政可持续财政收入质量零基预算改革


一、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必要性


（一）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


1.狭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发展。在狭义视角下，财政可持续多指政府债务可持续，具体包含三种观点：一是从维持平衡的角度理解，即在未来任何一个时期都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并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债务就是可持续的。二是从筹资能力角度理解，认为只要政府能够举借到新的债务，则政府债务就是可持续的。三是从偿债能力的角度理解，认为只要政府能够在未来如期偿还债务，则政府债务就是可持续的。


2.广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发展。在广义视角下，财政职能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仅从政府本身的债务判断财政是否可持续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需考虑人口、经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广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发展指政府能够在不做重大调整的情况下维持其现行政策，持续为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提供资金。具体可分为：偿还能力，指政府偿付债务的责任；服务能力，指政府能够向公众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自给能力，指政府对自有资金的依赖程度和筹集收入的能力。


（二）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1.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必然需求。通过做实财源建设、压减不合理支出、建立债务限额管理、风险预警等机制，财政可持续发展能有效遏制政府支出的无序扩张，削减债务压力和债务风险，避免财政风险向其他行业传导，有利于经济平稳运行。财政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保障财政政策在中长期的连续性，增强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平滑经济波动，提升经济韧性，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2.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财政资金


支出结构的优化，资金可优先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均衡发展等领域，有利于改善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财政可持续性有利于拓展财政空间，防控债务风险，确保有充足的资金满足新兴产业的支出需求，助力高质量发展。


3.财政可持续发展是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抓手。财政可持续发展要求开源节流，是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抓手。在开源方面，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有助于增强财政管理的科学性，确保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支持公共服务和满足社会管理的需求，能够进一步发挥财政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领域的关键性作用。在节流方面，识别低效无效支出，倒逼资金使用者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财政部门可通过中期财政规划、预算管理、支出评审、绩效评价等方式，对支出需求进行优先性排序，识别优先支出和低效无效支出，有利于盘活财政资金，削减“僵尸支出”，确保“把钱花在刀刃上”，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4.财政可持续发展是精准高效配置财政资源的核心策略。在统筹财政资源方面，完善四本预算间的调入调出机制，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通过总体控制、分类优化、有保有压，能够实现存量财政资源的高效利用，为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在支出结构方面，通过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控低效无效支出等方式，能够将有限财力集中投向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由“撒胡椒面”转向“精准滴灌”，形成“四两拨千斤”的撬动效应，提升与财政政策的适配性，进而助力财政政策效能的有效发挥。


二、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与实践经验


（一）西城区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分析


依据财政可持续的理论内涵，本课题从狭义视角和广义视角两个维度测度西城区的财政可持续指数，分析其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1.狭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指数。狭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主要研究政府债务的可持续问题。在分析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问题时，需要从债务偿还、债务阈值和收支平衡三个角度加以考量。债务偿还指还本付息支出，由债务余额和利率两部分决定；债务阈值指债务与经济总量、综合财力等比值的临界值；收支平衡指还本付息支出对财政收支缺口可能带来的挑战。因此，本课题采用


债务负担率、债务率、利息支出率和偿债率4个债务指标测算北京市西城区的财政可持续指数。债务负担率和债务率反映债务余额规模，利息支出率反映利息支出规模，偿债率反映当期的债务还本付息规模。


2020—2024年，西城区债务负担率和债务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债务负担率由20XX年的0.0014%增长至2024年的1.25%，债务率由20XX年的0.017%增长至2024年的16.56%，表明政府债务规模持续积累。利息支出率和偿债率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且在2024年增长迅速，表明偿债压力快速攀升。综合来看，西城区的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且债务偿还压力上升，债务可持续性受到一定挑战


（见表1）。考虑到西城区的债务率仍处于绿色区间（依据债务率高低，将其划分为“绿黄橙红”四个等级，绿色为债务风险较低的等级，红色为债务风险较高的等级。其中，债务率＜120%为绿色等级，120%≤债务率<200%为黄色等级，200%≤债务率<300%为橙色等级，债务率≥300%为红色等级），且偿债率低于2024年北京市各区平均水平14.38%，整体风险可控。


2.广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指数。经济增速下滑、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各国各级政府面临的共同挑战，本课题从财政运行、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三个方面构建广义视角下的财政可持续指标体系，测度西城区的财政可持续指数（见表2）。


经测算，2020—2024年，西城区财政可持续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由20XX年的75.04增长至2024年的79.10，仅在2022年有所降低（68.93），在2023年和2024年快速提升，至2024年升至89.93，表明西城区近五年的财政可持续能力持续优化（见表3）。具体来看，西城区财政可持续能力不断优化主要受到财政收入稳定性、财政支出合理性、财政管理规范性提升的影响。同时，受经济增速波动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西城区的财政可持续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二）西城区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


1.建章立制，构建“全方位”制度管理体系。西城区注重将制度建设与推动财政事业发展紧密融合，坚持夯实基础，创新理念，深化财政各项政策，为财政管理打造坚实基础，确保制度设计对实际工作的指引功能，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一是持续修订制度体系，确保指领作用。近年来，西城区出台或完善近30项制度办法，涵盖预算编制、投资评审、专项资金管理、财会监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等多个领域。二是强化预算标准体系，确保编制规范。西城区致力于推进预算编制的标准规范，不断完善预算定额标


准体系。近年来累计制定公用经费、政法、教育、城市建设、社保等领域预算定额标准230余项，持续推进部门预算编制标准化、规范化。


2.科学谋划，落实“一揽子”京津冀协同发


展政策。西城区始终站在高质量发展的大局视角，科学谋划财政预算工作应该支持什么、控制什么、规范什么、改革什么，坚持“以政领财，以财辅政”。一是配合市级部门，推动落实科学合理、清晰明了、可操作性强的税收分享办法。支持构建产业转移引导机制，为产业转移提供资金支持，积极配合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推动京津冀地区在财税领域的“同分担”和“谋共赢”。二是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金融产业及投资、高新技术及科技园区、对口帮扶等方面，稳步推进与津冀地区战略合作。在教育、医疗、旅游等领域，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合作项目，实现两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同时，紧紧抓住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推进中心城区疏解提质，切实提高资源管理和使用效率。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央企分支机构落地，增强区域发展动能，缓解因央企疏解导致的市、区两级财政减收压力。


3.坚持开源，完善“多元化”财力保障机制。


一是锚定目标齐发力，构建财政组收新格局。设立财源建设专班，加强对财源建设中企业迁移预警信息、挽留方案、企业走访服务内容等统筹调度力度，创建以“四套班子”为龙头，以“产业部门、属地街道”为两翼的走访格局，将政策保障与精准服务相结合，持续提升“大走访”工作效能。强化财税部门责任担当，找准组收工作关键发力点，持续做好重点行业、重点税种、重点企业以及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构建以财源建设为根基、产业政策与服务为抓手、精准征收为保障的财政组收新格局。二是转变思路拓渠道，实现保障路径多元化。致力于打好政策组合拳，积极争取包括专项债、一般债、转移支付资金等上级资金支持。加大盘活沉淀资金力度，支持全区新增重点工作。设立西城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优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以财政补贴撬动社会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赢格局。


4.注重节流，强化“有保有压”的资金统筹


机制。一是把“政策关”，优化资金分配。对于市区明确有政策的事项，严格按照政策明确的范围和标准予以审核。对于新增事项，将机制和规则挺在前面，协调相关主管部门确定原则和项目审核把关机制，以点带面，规范同类


项目预算管理模式。紧抓街道预算管理痛点、难点、堵点，从优化街道财力保障机制入手，科学划分确定街道财政预算财力构成、支出标准等。二是把“成本关”，挤出预算水分。严控行政成本，建立包含物业费、水电费等多项财政定额的支出标准体系，“三公”经费持续多年零增长。创新成本控制方式，对50万元以上的工程类项目开展投资评审，项目前期以预算评审控制总规模、后期通过结算评审控制实际投入。三是把“绩效关”，甄选优质项目。在预算编制阶段，所有预算项目均填报绩效目标表，选取200万元以上的新增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不支持的不予安排预算。在预算执行阶段，对各部门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双监控”和“双评价”，督促成本控制和产出效益“双落实”。在决算阶段，将评价结果与政策调整和预算安排挂钩，对事后绩效评价成绩为差的，不再安排该项目预算。


5.强调绩效，打造“四全一多”预算绩效管


理格局。一是在全方位格局方面，积极落实北京市财政局常态化区级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持续开展部门整体支出、项目（政策）的绩效评价工作。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展街道财政运行成本绩效评价工作，以点带面，推动同类事项、跨部门支出的成本绩效评价，从加强统筹、规范口径、统一标准、保障需求和规范管理等五方面助力街道优化预算管理。二是在全过程闭环方面，坚持预算编制阶段“核成本”，预算执行阶段“控成本”，决算阶段“考成本”。三是在全范围覆盖方面，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开展绩效评价，实现三本预算全覆盖的工作目标。四是在全成本控制方面，创新选取跨部门同类项目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对分项目繁杂、预算标准不易统一的项目开展成本构成的定量分析，厘清成本边界，归纳分项目成本，有效节约项目成本投入；压实预算单位主体责任，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的部门评价和单位自评工作。五是在多主体联动方面，构建财政部门组织协调、预算单位主责落实、区人大参与监督的绩效评价工作模式。


6.数字赋能，开展“多维度数字化”试点工作。


一是整合业务流程。将财政核心业务纳入一体化系统管理，确保业务系统相互连通，实现预算项目从预算编制到预算执行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二是整合数据资源。运用一体化平台系统，实时提供人员类、运行类等经费信息，通过强大的数据查询、报表生成等功能提供多维度的财政数据统计分析。三是赋能财政监管。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时跟踪财政用户预算项目执行情况，对不符合


支付要求或存在潜在风险的事项监控预警，规避潜在风险，规范项目管理。


三、西城区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实现财政收入增长的稳定性不足


一是从本级财政收入看，“三本”预算收入实现稳定增长均面临挑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受核心税源影响较大，主体行业金融业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大，增长放缓，加之房地产业收入处于下降区间，非税收入挖潜空间收窄，新增财源培育周期较长，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以上税收等因素综合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增长不确定性较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源匮乏，作为成熟中心城区，区内基本无土地可供出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贡献乏力，区属国有企业多受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等因素影响，经营利润下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长困难。二是从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看，转移支付资金规定具体用途居多，可灵活统筹用于缓解本区收支平衡压力的财力有限。用好用足债券资金存在难度，一般债券额度有限，专项债券受中心城区无土地上市影响，可发行空间不足，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方向与西城区资金投入领域不完全匹配，导致难以运用债券工具显著增加财力。


（二）保障财政支出刚性需求压力增大


西城区财政支出整体呈现“多领域、强刚性”的特征。在民生保障方面，近年来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刚性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教育学段需求的转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卫生等支出需求增加；在城市建设方面，西城区属于建成区，支持城市更新等重大项目建设仍需加大财政投入。在服务保障首都功能方面，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之一，服务保障政务力度只增不减，支持疏解非首都功能责无旁贷，努力提升服务保障水平资金需求旺盛。在债务还本付息方面，西城区目前已进入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2024年西城区的债务还本付息额骤增至11.22亿元，偿债率由20XX年的0.02%增加至2024年的2.47%，偿债压力增加，“十五五”时期债务还本付息金额将进一步增加，加剧财政紧平衡趋势。


（三）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任务艰巨


一是个别部门过紧日子思想尚未牢固树立，部分单位仍存在重支出、轻效益的倾向，运用绩效预算理念指导部门预算编制工作不到位，精打细算意识不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基础尚不牢固，“基数＋增长”的预算编制思维尚未完全打破，部分领域支出标准仍存在


覆盖范围不够全面、动态调整不及时、部门间标准缺乏统一衔接等问题，给财政资金管控带来难度。三是资金资产资源统筹力度尚需加强，主要表现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等盘活周转效率不高，未形成有偿使用和市场化变现的长效机制，资源资产闲置、减值等情况时有发生。关联领域的资金投入协同性不强，存在支出分散等现象。四是预算绩效管理效果需要强化，预算单位的中长期规划、年度工作计划与绩效管理有效衔接不够到位。成本绩效管理成效不够显著，不同领域成本管控方法有待分类创新，成本定额标准有待统一。五是财政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待提升，部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储备不足，分配下达不及时。预算刚性约束不强，预算调整追加过多。部分单位在资金使用、委托事项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不够规范、精细，财政监管效能有待加强，监管覆盖面与穿透力不足。


四、“十五五”时期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提升财政收入质量，拓宽财力保障渠道


1.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焕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统筹做好财源建设工作，稳抓“存量财源”和“潜在财源”，构建有梯度的财源体系。一是建立详细台账，明确本区域内的主体行业和重点企业。结合区域产业特征，创新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提升产业配套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落实各类服务机制和优惠措施，做到纡困惠企。加强重点企业分析评估及财源流失风险研判。二是“培育”和“监管”双管齐下，立足于本区域的空间特征、要素资源和产业结构，支持重点财源企业孵化新财源，如科技型企业等，从税收列支比例与补贴强度等方面，加大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畅通激励链条，持续培育和壮大高新技术产业税基，为收入可持续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地方政府自主财力。从各级政府层面来看，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本级财政收入与上级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债券资金。一是可审慎、适度地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税收管理权限，优化分配机制，有效扩大地方自主财力来源，激发地方收入征管积极性。二是贯彻共享发展原则，构建区域税收协调体系。建立区域税收利益共享过渡机制，以产业转移期限为标准，在转出地与转入地之间设置差异化的梯度税收利益分享机制，以缓解因产业疏解、转移导致的减收压力。三是科学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范围，并逐项明确对应的支出责任，最大限度压缩事权交叉，杜绝权责错位现象。同时，对应事权责任，系统梳理转移支付，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与占比，切实增强


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统筹空间。


（二）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切实推动零基预算改革走深走实。持续加强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为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提供有力抓手。一是着力构建覆盖各类领域、各类项目的科学、统一、动态的支出标准，为预算决策提供客观、透明的依据。二是主动打破“基数+增长”的传统路径依赖，将预算分配与政府中长期事业发展规划、绩效目标紧密衔接，编制年度和中期重点保障事项清单，明确列示年度和中期重点关注的领域和项目，为优先性排序提供依据，从源头上提高要素资源利用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2.加大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力度。一是聚焦当下，坚决兜牢“三保”底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实现年度财政平稳运行与区域社会稳定。二是着眼长远，通过严控一般性支出，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将财力用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等领域，提升人力要素积累和经济增长动能，加大对高精尖领域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助力拓展财源增长空间。三是发挥好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发挥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有力支撑作用，不断培育壮大未来经济增长点，夯实财政可持续发展基础，实现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提升财政管理水平，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1.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一是扩大预算绩效管理的覆盖面，推动绩效管理范围从项目支出向部门和单位整体支出、政策支出全面延伸，从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效益等方面，综合衡量政策和项目预算资金的使用效果，将成本效益分析和物有所值评价作为重大支出项目的决策依据，并建立动态评价调整机制。二是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建立重大政策、项目全周期绩效运行监控机制，紧盯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按照项目进度和绩效情况实施预算调整，对存在严重问题的项目暂缓或停止预算拨款，及时清理到期或绩效低下的政策；硬化绩效结果应用与公开机制，落实绩效评价结果与政策调整和预算安排“双挂钩”。三是推进绩效信息公开透明，主动向同级人大报告、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以公开促规范、以透明提效能。


2.全面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一是建立健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科学预测财政收支趋势，合理安排年度收支计划。二是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构建财政制度对经济发展新形势、新特点、新政策的动态响应与适配机制，构建


高效透明的制度更新优化传导机制，确保制度的时效性与执行力。三是强化地方政府债务全周期管理，严格执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健全“借、用、管、还”闭环监管体系。在保障区域发展资金需求的同时，定期对债务规模、结构、偿还能力等进行分析评估，及时发现和处置风险隐患，确保政府债务率稳定在安全区间。四是加强资产管理，完善国有资产情况报告制度，构建基础数据库，摸清各类国有资源资产“家底”，切实减少漏报、错报等现象，加强国有资源资产的统筹管理，避免闲置浪费。五是提升财会监督效能，堵塞财政财务管理漏洞。加强对预算编制、执行、决算等环节的监督，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高效，筑牢财政可持续防线。


（四）动态完善指标体系，助力财政可持续发展


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分析框架，综合考虑财政运行、经济发展、人口结构等因素构建指标分析框架。财政运行主要考虑财政运行状况是否稳健，关注财政收入稳定性、财政支出合理性、财政风险可控性和财政管理规范性；经济发展主要关注经济增速可能对财政收支带来的影响；人口结构主要关注人口老龄化可能对财政收支带来的影响。综合考虑各项指标对财政可持续的正向（负向）影响及影响程度，赋予其指标方向与指标权重，并据此计算总评分数。总评分数可用于衡量财政可持续性，并划分为财政可持续性较强（总评分数≥80分），财政可持续性适中（60≤总评分数＜80）和财政可持续性较弱（总评分数＜60）三个等级。


（五）推进数字财政建设，推动财税治理体系现代化


1.以数字建设提升业务效率。全面推进财政业务数字化、智能化，以技术赋能促进管理提质增效。一是在收入端，构建一体化运行监测分析平台，整合多部门数据，实现对主体税源、新兴财源的动态追踪和智能预测，提升收入分析的时效性与精准度。二是在支出端，深化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应用，打通预算编制、执行、核算、决算的全流程线上闭环。三是在协同端，建立跨部门业务协同与数据共享机制，实现财政与税务、发改、国资、人社等部门系统的互联互通，消除信息孤岛，确保基础数据同源一致，为政策制定、风险预警提供有力支撑。


2.以数字建设赋能财政监督。一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构建“制度+技术”的监督框架。实现动态穿透监控，将大数据分析贯穿财政管理全流程，建立全覆盖、全链条的财政资金监控机制，对资金分配、拨付、使


用进行实时跟踪和智能预警，推动事后检查向事中干预和事前预防转变，大幅提升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效率，推动财政治理迈向科学化、精细化。二是推动监督信息共享与协同，搭建财政监督信息平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与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等系统的数据对接与信息共享，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立体化的综合监督体系，提升监督合力。


城乡融合驱动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镇平县马庄乡人民政府李良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理论（如刘易斯模型）将城乡关系视为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单向要素输送过程，这会导致乡村地区发展滞后与“空心化”。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是对这一传统模式的超越，其经济学本质在于通过打破阻碍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和市场分割重塑城乡之间的功能分工与价值循环，使城市与乡村从零和博弈转向“协同共生”。


文章选取南阳市镇平县马庄乡为研究对象，发现马庄乡通过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循环创造性结合了外部资本、技术、市场需求与内部特色资源（生态、文化、土地、劳动力等），探索出了一条以城乡融合驱动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


1.城乡融合驱动乡村振兴的经济学逻辑


1.1生产要素的优化再配置与报酬递增


经济学理论指出，经济增长源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与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长期以来，我国乡村地区易陷入优质生产要素“净流出”的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马庄乡选择着力盘活本土区域生态、豫西南地委旧址、特色产业（烟叶、蔬菜、瓜果、中药材）等优质资源要素[1]，推动经济发展。


1）资本与技术的引入。马庄乡通过吸引城市资本投资供港蔬菜、中药材等现代农业项目引入了新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改变了传统农业“小、散、弱”的现状，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特色产业发展，形成了“千亩烟叶、千亩供港蔬菜、千亩瓜蒌、千亩林果”等多元产业发展格局。2）人力资本的激活与提升。马庄乡的“共富技校”和“庭院工坊”模式深度开发了乡村人力资源。技能培训可将普通劳动力转化为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这不仅可提升个体边际产出，也可吸引部分劳动力回流，有助于解决马庄乡人力资源的负外部性问题。3）产业融合与价值链的攀升。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融合能够催生新业态，并提升原有产业的价值链位势。马庄乡立足资源禀赋，采用“红色引领、绿色打底、特色赋能”的融合发展模式，整合规划红色文化


（红）、生态农业（绿）、运河风光（蓝），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三大产业


空间、业态、功能跨界融合，并推动农业生产（第一产业）、农产品加工（第二产业）与文旅服务（第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形成了“1×2×3=6”的“第六产业”效应。例如，马庄乡将蔬菜基地转化为研学体验场地、将柳编工艺转化为文化旅游商品等，带动农业实现了从售卖初级产品向体验经济和品牌经济的价值链攀升。4）制度创新与成本降低。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激励合作行为。马庄乡将县委、县政府提出的专业镇、专业村、专业户“三专”建设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抓手，通过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提升乡村产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使其成为承接城市要素、融入城市经济循环的有效载体。


1.2“三专建设”与产业集群效应


马庄乡提出的“专业乡—专业村—专业户”三级体系通过空间规划与政策调控构建了内部专业化分工、外部集群化竞争的产业生态，该模式可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知识溢出与集体效率提升，从而显著增强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


1）专业乡统筹全局。马庄乡确立红色文旅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为总体定位，依托中共豫西南地委机关旧址，以红色文化为引领，系统推进“红色文化+绿色产业”的产学研融合与农文旅协同发展路径。2）专业村夯实根基。当地锚定“一村一品”发展策略，根据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差异引导各村形成特色化专业分工。马庄村（旧址所在村）聚焦红色文旅与蔬菜种植；夹河李村、尤营村主导瓜蒌种植及初加工；白衣堂村着力促进蔬菜规模化生产；杨寨村专攻柳编工艺传承与创新，以上布局有效规避了同质化竞争，形成了内部差异化发展、外部协同竞争的良性格局。3）专业户孵化培育。当地重点扶持专业村内优势合作社及种植或养殖大户，强化示范引领。目前，马庄乡已形成供港蔬菜、烟叶、中药材、林果等“超万亩”产业集群，产业集群面积占全乡总面积的25％，并已经建成6个专业村、4个产业基地，引进培育了5家龙头企业，发展超1200户专业户，带动超3000人就业。


1.3“四个共富”实践与利益联结机制。


1）共富合作社联产带户。马庄乡共富合作社联产带户模式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明晰了产权，整合了分散农户的资源，以集体形式增强了马庄乡乡村产业的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合作社+农户”架构内部化了部分市场交易，降低了当地农户谈判、信息获取及履约的成本；“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机制构建了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的激励结构，保障了发展成


果可惠及普通农户[2]。2）共富街坊包联帮扶增收机制。马庄乡依托共富街坊平台，联合旺川豆制品、亿达针织、多多牛养殖等致富带头人开展结对帮扶工作。例如，亿达针织外包部分手工袜编织工序并提供技能培训，为超60名留守妇女提供了灵活就业岗位，月均收入2500～3500元；多多牛养殖合作社采用“代养托管”模式与12户困难家庭签订帮扶协议，统一提供牛犊、饲料及技术服务，由农户负责饲养，出栏后按比例分红，实现户均年增收约1.2万元。目前，该平台已带动30户家庭稳定增收，形成了共帮共富的新模式。3）共富技校技能提升路径。马庄乡利用乡镇闲置校舍和产业基地资源，联合龙头企业、合作社及“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培训会创办了“共富技校”。该学校的培训聚焦农业技术与特色种养，包括蔬菜栽培、烟叶烘烤、柳编工艺以及林果修剪嫁接等实用技能，并采用“理论+实操”的方式将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通过精准指导和互动交流提升农户的技能水平，实现了“培训一人，致富一户”。截至2025年，共富技校已培育了高技能人才41人、技能人才84人。近年来，共富技校共开展了42场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超200人，带动种植超46.67hm2蔬菜，提升了20名柳编艺人的技能水平，增强了农民就业创业的能力。4）共富工坊就业兜底保障。马庄乡针对蔬菜种植、柳编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广“共富工坊”模式，在群众家中设立“庭院车间”，统一提供原料、技术、质量要求和订单回收服务。当地鼓励“庭院车间”重点吸纳留守妇女、弱劳动力等群体灵活参与，实现就近就业。例如，柳编工坊采取统一供料、分散生产、集中销售的模式，带动超30人实现了“居家就业”，人均日收益达80～100元；烟叶加工工坊季节性用工达100人，带动人均增收5000元，有效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难题。


2.马庄乡的探索是其理论逻辑的现实映照


1）在要素配置上，马庄乡成功将南水北调的“生态资本”和红色文化的“文化资本”转化为可运营的经济资源，吸引了人流和资金流。2）在产业升级上，当地试图突破产业链“微笑曲线”底部的低附加值环节，向加工和品牌营销两端延伸，如规划农产品加工园区、开发柳编文创产品[3]。3）在制度构建上，当地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信任资本和组织优势，降低了合作组织组建和运行的制度成本，增强了合作组织的稳定性和公信力。


3.马庄乡深化城乡融合面临的现实挑战


3.1要素市场“壁垒”依然存在


专业人才严重匮乏与土地指标紧张的问题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与土地市场改革的不彻底性。当前，马庄乡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具体表现为缺乏精通文旅运营、品牌策划以及电商营销的复合型管理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空心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明显不足。同时，马庄乡土地资源约束日益趋紧，文旅设施、加工仓储以及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所需的用地指标紧张，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关键改革的红利未能充分释放，导致项目落地存在阻碍，资源与要素的流动性障碍制约了帕累托改进。


3.2价值链“锁定”风险


产业链延伸不足表明马庄乡的产业升级面临“瓶颈”，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或国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其根源在于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及品牌资本积累不足。当前，马庄乡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的局面虽有所改善，但核心竞争力依然不强，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农产品仍以初级形态或粗加工为主。例如，瓜蒌的药用价值开发、中药材的精深加工、柳编的现代设计与定制等高附加值环节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导致产业抗风险能力有限且利润空间不大。同时，科技与品牌赋能显著不足。马庄乡支撑产业发展的科技体系尚不健全，在品种改良、工艺创新、数字营销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3.3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待进一步降低


“四个共富”载体已初步建立，但其运行机制仍有待优化。当前，马庄乡不同合作社的治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合作社采用“大户主导”的治理模式，具体表现为章程制订不规范、财务透明度不足，未能充分保障普通社员知情权、参与权及分配权，蕴含潜在矛盾风险[4]。同时，利益联结机制的紧密性亟须提升。部分合作社中除保底收益外的按股分红机制未能有效落实，群众分享二次增值收益的比例及其稳定性均有待提升。上述治理不规范与利益联结松散等问题反映出马庄乡需通过构建更透明的治理结构、设计更完善的契约机制保障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与运行效率。


4.政策建议


4.1深化市场化改革，破除要素流动“壁垒”


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打通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通道。同时，应实施更积极的人才政策，通过“镇平人建设新镇平”“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等活动引导人才回流，提前谋划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形成。着眼未来，


应关注内外环境变化，并主动应对，依据当地的长期战略制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及目标[5]。例如，可实施“创客计划”，设立“乡贤回归”创业基金，提供“保姆式”服务，吸引在外青年、高校毕业生、专业技能人才返乡；深化“共富技校”与职业院校的合作，订单式培养本土实用人才；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积极争取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盘活闲置宅基地以及乡村闲置资产（校舍），用于发展民宿、文创空间和加工车间；探索“点状供地”模式，满足文旅项目弹性用地需求。


4.2强化创新与品牌赋能，推动价值链攀升


政府应引导与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协同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工作。例如，应系统挖掘豫西南地委革命历史资源，构建具有高度感染力的核心红色文化IP以提升区域影响力；与中小学建立常态化研学合作机制，将该区域打造为区域性定点教育基地；针对年轻受众群体，依托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形式实施精准内容营销，可开发“红色艺术节”“田园康养周”等主题化文旅产品，并运用VR、R技术实现红色历史场景数字化复原；构建“红绿交织”的融合型产品体系，有机衔接地委旧址参观与运河生态漫步、蔬菜采摘、柳编工艺体验等业态，形成“以红带绿、以绿促红”的协同发展机制；实施区域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双轮驱动战略，借助数字营销手段突破地域限制，全面提升品牌溢价能力。


4.3完善普惠性制度供给，降低交易成本


推动合作社规范化、法治化建设，推广标准化的章程和财务管理制度。鼓励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小农户提供全产业链服务，进一步降低其参与现代化农业生产的综合成本；坚持产业与环境同步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系统化提升乡村宜居宜业水平；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不断推动水、电、路、气、网等设施建设，提升群众生活质量；营造吸引人才的优美环境及便利生活条件，增强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5.结束语


马庄乡的实践探索表明城乡融合驱动乡村振兴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优化重组、推动乡村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演进、确保增长成果普惠共享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以有效的制度供给防范市场失灵的风险。马庄乡的经验对广大中部地区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具有


重要的借鉴价值。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持续释放消费潜能问题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张维昊


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经济层面的诸多要素持续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伴随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演变，国内经济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的问题日益凸显，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供需平衡的深层次矛盾。对此，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方面，继续强调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消费持续增长”。对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的重视和强调，也体现在我国的中长期规划“十五五”规划中，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


现代化大城市是人口以及各类经济资源汇集的中心，也是宏观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济南市作为山东省省会、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常住人口近千万，2025年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元，应在提振消费层面有所担当。对此，2025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专门强调，要加快激发消费潜能，并提出九大目标。2025年12月26日通过的济南市“十五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持续释放消费潜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从加快激发到持续释放，体现了济南市在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方面的重视程度与紧迫需求。2026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将扩大内需领域列为十方面重点工作的第一项，指出要“聚力强化内需主导作用，推动经济向上向好”，强调要“全面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济南市消费市场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发展现状


1.消费规模稳步扩张，总体复苏态势稳健。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济南市消费市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实现能级跃升的关键一年。数据显示，该年度济南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547.9亿元，同比增长4.4%，较“十三五”末实现千亿级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巩固。分季度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40.7亿元，同比增长4.4%；前三季度


达4009.0亿元，同比增长5.0%，增速逐季回升，复苏韧性逐步增强。分消费类型看，商品零售达4903.6亿元，同比增长4.5%；餐饮收入达644.3亿元，同比增长3.6%，商品消费支撑作用稳固，服务消费稳步恢复。


2.政策赋能效应显著，大宗消费拉动强劲。2025年，济南市加力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明显，相关商品拉动作用较强。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家居等多个领域，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如限额以上单位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7.1%，较上年增速提高了9.3个百分点，拉动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4个百分点。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同比增长31.6%，拉动增长0.6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商品同比增长4.9%，高于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速3.8个百分点，拉动增长0.6个百分点。上述领域受政策赋能效应显著，成为消费增长的核心引擎。此外，居民消费观念转变与商品供给品质的提升，共同推动了升级类商品需求加速释放，如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0.0%，拉动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0.2个百分点，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在上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增速达12.1%。品质消费需求逐步释放，拉动作用显著。


3.线上消费蓬勃发展，业态模式持续创新。随着消费场景不断向线上延伸，济南市线上消费蓬勃发展，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数据显示，2025年济南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562.6亿元，同比增长21.4%，占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27.7%，较上年占比提高了


4.5个百分点，拉动增长4.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济南市线上线下融合消费的业态模式持续创新，成为近几年的潮流趋势。首发经济、夜间经济、会展经济、赛事经济等新业态加速培育，全年引进蓬皮杜艺术中心、山姆会员店等国内外知名首店、旗舰店111家，举办“泉城购”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500余场、营业性演出1376场、展会143场。赛事经济成效显著，全年举办各类体育赛事10328场，参与人数300.28万人次，直接经济效益21.61亿元，带动消费16.01亿元，新消费动能持续释放。


（二）存在问题


1.消费恢复基础不稳固，有效需求仍显不足。尽管消费市场总体复苏，但内生动力依然偏弱，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仅为1.1%，远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4.4%），反映出居民消费信心尚未完全恢复。部分中心城区零售额出现负增长，消费场景分流、转型压力凸显。大宗消费中，房地


产市场持续调整，与之关联的家居、家装消费复苏乏力。餐饮、住宿等接触型消费恢复不及预期，餐饮收入增速低于商品零售0.9个百分点。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较高，消费意愿不强，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受限，制约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2.供需结构适配性不足，同质化问题突出。消费供给与升级需求错配现象明显，商业综合体“量增质滞”，业态同质化严重，特色定位模糊，多以传统零售、餐饮为主，体验式、沉浸式、个性化消费场景匮乏。首店经济存在盲目引进问题，部分品牌与本地消费需求不匹配，“水土不服”现象频发。文旅消费仍停留在“过境型消费”，泉城路、芙蓉街等街区以小吃、纪念品为主，高附加值的文化体验、精品零售业态占比低，流量难以留存。服务消费供给短板明显，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多元化消费需求。


3.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均衡，消费差距依然存在。区域消费分化显著，历下区、高新区等主城区消费集聚度高，起步区、商河县等新兴区域消费增速亮眼，但部分远郊区县消费基础薄弱，消费设施、业态供给不足。城乡消费差距尚未根本扭转，农村消费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善，物流配送、售后服务体系不健全，优质商品与服务下沉不足，农村居民消费选择有限。全域消费协同发展格局尚未形成。4.消费能级与辐射力偏弱，高端消费供给不足。济南市在消费规模、高端业态、品牌集聚度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核心商圈能级不高，泉城路商圈年销售额远低于国内标杆商圈，高端商业载体不足，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端商业地标，国际一线品牌、高能级旗舰店数量依然偏少，对周边城市消费吸附力有限，尚未形成区域性消费中心。此外，存在高端奢侈品消费外流现象，部分高净值人群倾向于前往北京、上海甚至海外消费，反映出济南市高端消费市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有待提升。


济南市持续释放消费潜能的对策建议


（一）短期提“效”：聚焦商品消费，激发即时转化


近年来，“国补”政策持续激发商品消费新活力。从具体数据看，2025年济南市累计发放国补资金近40亿元，带动直接消费超350亿元，惠及消费者超400万人次。在汽车、数码、餐饮、商超等领域统筹发放市级消费券，拉动直接消费超百亿元。已有补贴政策的刺激效果显著，因此，后续要进一步用好用足消费品以旧换新、“泉城购”济南消费季、济南电商季等各类各级消费补贴政策，进一步鼓励和刺激居民的商品消费需求。同时，要注意把握工作节奏，确保资


金拨付平稳有序，各级各类消费补贴政策接续有力，在国家法定节假日等消费热点时期增加资金投入，实现重点突破，形成刺激商品消费的政策合力。


与此同时，上述商品消费需求是在补贴刺激下将消费者未来3—5年的潜在置换需求集中释放，兼具前置消费与一次性消费的特性，短期效果明显，但中长期效果并不持久。因此，要进一步思考如何优化促消费政策体系，力争从当前的短期刺激向长效培育转变。要着力扩大消费补贴政策覆盖面，简化申领流程，重点向农村地区、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出消费信贷优惠、低息贷款等举措，降低居民消费成本；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扶持中小微商贸企业发展，增强消费市场活力。


（二）中期塑“态”：发力服务消费，塑造核心生态


服务消费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消费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同步性与不可分割性，这与补贴政策所刺激出的前置性商品消费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一个城市的真正消费能级与消费水平，是济南市刺激本地消费潜能的主要着力点。


一方面，服务消费新生态的打造，主要依托各种类型服务的提质增效，即如何打造高质量的服务消费，这是激发释放消费潜能、扩大内需的客观基础。在零售、餐饮行业要构建多层次特色化的商圈体系，持续推进核心商圈商街和专业市场的更新升级，大力发展首发经济、首店经济。在文旅体展“流量型”融合生态方面，要加快文化娱乐休闲等文化产业发展，同时，注重在体育经济、冰雪经济、会展经济、演艺经济、二次元经济、康养经济以及银发经济等多个方面持续发力。要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共同打造服务消费大业态、新生态。


另一方面，服务消费新生态的打造，离不开济南市城市消费文化的塑造，这要求在主观意识层面着手激发释放消费潜能。济南市消费文化的塑造离不开“泉城”这一核心IP，要注重从深厚的泉水文化和城市历史中提取核心元素，将之转换为广大市民喜爱的消费产品和服务，特别是要围绕核心IP地理空间打造沉浸体验式的消费场景，并通过政策、宣传、活动等多个渠道进行流量赋能，激发消费行为，进而塑造济南市以“泉生活”为内核，兼具文化厚度、时尚活力和商业便利的服务消费新文化、新生态。


（三）长期育“本”：增收保障民生，释放消费潜能


长期视角下，城市消费潜能的上下限本质上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激发并持续释放消费潜能的根本举措是要努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


配收入决定了最终的消费水平，是激发释放消费潜能的根基与源泉。


从开源的角度来说，济南市要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推动四大主导产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努力提高产业附加值水平，扩大中高端就业岗位的供应，并通过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增长乏力的局面；从节流的角度来说，济南市要持续提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聚焦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核心领域，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全方位解决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进而为未来的消费提供支撑和底气。


关于新时代财政档案管理工作现状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吉林省前郭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科员李浩


财政档案记录财政经济的发展历程，是财政经济发展史的主要载体，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财政档案既是经济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合理编制年度预算、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统筹配置财政资金、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制定财税优惠政策的重要数据支撑。随着财政业务趋于精细化管理，财政预算一体化改革不断深入推进，无纸化办公、线上审批、电子存档成为财政管理的主流形态，传统人工整理、纸质存储、线下查阅等旧的档案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财政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从进一步规范财政系统档案管理工作的角度出发，对当前财政档案管理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以期实现提升财政档案规范化、信息化、科学化的管理水平，充分发挥财政档案在预算管理、资金监管、民生保障、项目建设、财会监督中的重要作用的目的。


1.当前财政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


近年来，由于财政档案的社会关注度逐渐升高，各级财政部门开始重视档案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法律法规及《机关档案管理规定》《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行业管理规定，逐步建立档案管理基本运行机制，积极开展档案的日常管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档案收集范围逐渐扩大，财政档案由以前的只收集会计档案，逐渐扩展到重要公文、预决算报表、国库集中支付凭证、专项资金账表、国有资产管理资料、政府采购资料、项目评审资料、工资统发资料等各类日常业务档案的收集，完整地建立起包含财政业务全链条、工作全领域的档案资源。二是常态化管理秩序逐步走向正轨，积极开展档案收集、整理、装订、保管、查阅等基础性工作，能够满足日常业务查阅、上级巡察检查等基本工作需求，发挥了档案管理的重要作用。三是档案利用价值逐渐显现，完整规范的财政档案成为财政资金来源、政策落实佐证、年度工作总结、巡察审计整改、历史数据比对的重要原始依据，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关键数据支撑。四是信息化建设初见端倪，为顺应信息化建设发展的大趋势，部分单位率先开展存量档案电子化扫描录入工作，逐步推动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同步形成、同步收集，档案查阅调取效率得到一定提升，财政档案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五是成立专门的档案机构并聘请专业管理人员，


以前档案管理机构大多与办公室合署办公，档案管理人员大多是兼职人员，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情况时有发生，阻碍了档案管理的健康发展，只有成立专门的机构和聘请专业人员，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才能担起财政档案管理的重任，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当前财政档案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思想认知不足，重视程度不够


虽然当前财政档案管理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由于受固有观念的影响，领导层仍然认为档案整理属于财政部门的辅助性、边缘性工作，都是苦差事，干不出成绩，没人愿意分管领导。还有一部分财政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只注重如何走完业务流程，忽视业务相关文件和佐证材料的同步收集整理，存在重过程、轻结果的固有思想，单位内部动员会虽然已经将档案管理纳入常态化重点工作来部署，但是大部分干部档案归集责任意识淡薄，认为档案整理归集是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主动收集、主动归档自觉意识不强，很可能会出现重要资料丢失、遗漏、延迟归档等问题，从源头上制约档案管理工作的提质提效。


2.2管理制度不健全，流程标准不具体


目前的档案管理法律法规制定的较为笼统，缺乏根据财政业务的特殊性和保密性等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实际的专项管理制度，针对财政业务特点和档案归集范围、分类标准、保管年限、移交时限没有统一的制度规定，工作人员开展档案整理工作，全凭个人经验，随意性较大。档案借阅登记、查阅审批、涉密管理、到期鉴定销毁、档案移交转接等操作流程缺乏细化的规范，存在借阅无层级审批手续，借出无明确归还时限，私自复印涉密资料，超期档案长期占用库房等诸多问题，关键环节存在制度空白，难以实现财政档案标准化、常态化、规范化管理。


2.3档案整理不规范，业务归档不负责


一是整理装订随意性很大，档案材料排序没有逻辑性，装订顺序颠倒；关键附件收集不齐全，缺少会议纪要和审批要件等；档案目录信息填写不全，无法快速查找档案。二是档案分类标准不统一，部分财政部门在档案整理过程中，未严格按照行业档案分类标准精准划分档案门类，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年份、不同科室的档案随意合并装订的现象，为档案的后续查找、调取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三是归档时效性滞后，常态化即时归档落实不到位，大部分工作人员存在日常拖延、年终集中突击整理归档的现象，档案管理人员短时间内整理大


批量资料，容易出现装订错误和资料遗漏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财政档案整体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2.4数字化建设滞后，档案信息化进度慢


目前，大部分财政部门的档案仍以传统纸质档案保管为主，历史存量档案数字化扫描和分类建档案的工作量大，受诸多因素影响，大多数老旧历史档案仍然按原有的方式存放，电子化改造推进缓慢。另外，新增业务电子档案未实现实时同步归档。虽然当前财政主要业务都在预算一体化平台上办理，但是平台与档案管理系统没有有效衔接，无法实现电子档案实时自动归档的机制。最后是对于重要的财政业务，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也未能实现双轨制同步归档，出现两类档案归档不同步，内容不匹配等现象，无法实现财政档案的数字化管理。


2.5硬件设施不健全，安全管理隐患大


部分财政部门对于档案硬件和安全管护方面专业性不强，首先，没有配置专门的档案库房。部分财政单位没有建立专用财政档案库房，只能将档案临时存放于办公用房、闲置会议室、杂物储物间等简易场所，没有专人管理库房，其他人员随便出入，既不利于日常整理调取，也无法满足档案长期保管的基本条件。其次，档案安全防护设施配置不齐。合格的档案库房必备的防潮设备、灭火器材、防尘设备、温控设备等，防护设施配备不全、数量不足、老化失效现象突出。长期存放会缩短档案的保存年限，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最后是库房日常管护流于形式。缺乏完善的库房日常巡查管护制度，未定期监测记录库房温湿度变化情况，未定期开展档案除尘、防虫、防潮等养护工作，档案日常管护流于表面，重存放、轻管护问题突出。


2.6管理人员配不齐，专业素质差距大


当前财政部门普遍存在没有专职档案管理人员的现象，档案管理工作大多由办公室或后勤人员兼职完成，也没有设置专门的档案管理岗位，兼职人员日常承担大量办公室业务，难以专心投入档案管理业务中，无法保障档案工作正常开展。另外，档案兼职人员流动性大，兼职人员一般业务能力较强，调转和更换比较频繁，新手不熟悉财政档案的管理工作，容易出现档案管理工作脱节，影响档案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最后，档案专业培训计划安排不足，财政档案的特点是专业性和政策性较强，存在培训需求。行业部门一般是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很少组织财政档案培训，档案管理人员主要依靠自行摸索或老员工的


口口相传开展业务，其专业水准和实践能力无法达到财政档案管理的要求。


3.改进财政档案管理工作的对策建议


3.1转变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


对于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地位，要从思想认知上开始转变。首先，要明确财政部门负责人是档案工作的主要责任人，把握档案工作的方向；分管领导主抓具体工作落实情况，定期召开档案管理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档案建设过程中重点难点问题，提升档案工作在部门中的整体地位。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树立正确的理念。依托财政部门各种业务培训的契机，开展档案相关规定及财政档案管理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学习，彻底转变广大干部职工“重业务、轻档案”的旧思想、旧观念。最后，要明确各业务科室的归档职责，严格执行谁经办业务、谁收集整理、谁移交档案的工作原则，做到业务完成、档案归集同步完成，从源头杜绝资料积压、遗失、遗漏问题的发生。


3.2健全制度体系，实现闭环管理


制度健全是事业稳定运行和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它保证各项工作有章可循、降低风险、提升效率。首先，构建财政档案管理制度体系。结合本地财政业务实际，修订并完善适合行业实际的档案管理制度，档案管理部门在修订制度的过程中要担起重任，主动牵头组织各科室梳理本科室业务，形成业务资料归档清单，精准细化不同业务门类档案的归档内容、整理标准、移交时限、保管年限等内容，对于新增的财政业务，要及时更新归档清单，让全体工作人员开展档案整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其次，完善全流程闭环管理。档案部门要牵头组织各科室一起研究并制定档案操作流程，明确每个环节的操作步骤，厘清各操作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逐步细化完善档案工作全流程的操作规范，保证规范的完整性、可操作性，实现财政档案全流程闭环式规范化管理。最后，加强监督制度的执行情况。明确档案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责任人，定期根据制度和操作流程对日常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约束和规范档案从业人员的管理行为，杜绝制度架空、执行走板的情况发生，推动财政档案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发展的轨道。


3.3统一标准规范，提升归档质量


科学合理的标准规范，能为档案管理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提供保障。首先，精准制定档案科学分类标准。按照国家机关档案分类及财政行业档案管理的统一标准，结合国家档案局推行的“三合一”制度，将财政档案精准划分


业务门类，减少档案管理从业人员的主观臆断，从源头解决档案分类不清的问题。其次，将档案整理实操规范统一。全面统一财政档案案卷编号规则、卷内目录填写标准、页码编制方式、材料排序顺序等项目，组织全体档案从业人员统一学习实操标准，确保全局上下档案整理口径一致、格式统一、样式规范，全面修订档案整理的各类细节性问题。最后，落实常态化即时归档模式。坚决抛弃年末集中突击归档的落后管理模式，建立常态化的归档工作机制，明确各科室每月定期梳理并汇总本科室形成的业务档案，及时移交档案管理部门归档保存，按部就班地完成档案归集整理工作，切实保障档案资料的完整性、规范性。


3.4推进管理转型，建立数字档案


首先，将存量纸质档案进行数字化转换。聘请专业数字化服务团队，严格依据《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等行业管理规范及工作标准，稳步开展历年存量海量财政纸质档案高清扫描、图像处理、格式统一、条目著录、分类挂接等数字化加工工作，逐步实现老旧历史档案全部电子化存储。其次，搭建财政专属智能电子档案管理平台。依托财政现有的业务系统资源，整合财政业务系统数据端口，配合档案的自动归集、智能分类、多维检索、数据统计、生成报表等功能，实现财政业务电子档案自动同步归档保存，业务系统与档案系统能做到数据交互，减少人工报送数据的遗失和纰漏等问题。最后，严格落实电子纸质双轨制归档管理。明确所有重要财政业务档案必须同步形成规范纸质档案与标准电子档案，做到两类档案内容一致、信息同步、保管同步，健全电子档案审核校验机制，定期核对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的信息差异，确保双套档案真实完整、准确对应。


3.5完善硬件设施，坚守安全底线


首先，要结合财政部门自身的业务规模和未来规划，建设标准的财政档案库房，合理划分功能区，库房有专人管理，与档案管理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出，打造安全的档案管理库房。其次，配置全套的安全防护设施，根据档案安全保管标准，足额配备各种安全防护设施，全面改善档案保存管理的环境，预防各类安全问题的发生。最后，要建立库房常态化管护机制，要安排专人每天监测记录库房温湿度数据，做好库房的日常清洁工作，定期开展库房除尘、防虫措施和设备检修工作，保障财政档案资源的安全使用。


3.6强化专业队伍，提升业务能力


加强专业管理人员的素质是档案管理的重中之重，首先，要结合本单位档案管理的工作现状，合理设置档案管理岗位并明确各岗位职能和责任，固定专人负责档案的相关工作，杜绝频繁调动岗位，以保障档案管理工作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其次，要加大专业培训力度。制定年度财政档案培训计划，定期组织档案从业人员参加档案相关知识的培训；同时积极组织优秀档案管理人员外出学习先进地区财政档案管理的优秀经验与做法，借鉴先进管理模式与工作思路。最后，建立内部档案交流学习机制。定期组织档案从业人员开展内部业务交流研讨活动，互相交流整理经验、梳理归档难点、解决日常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全面提升档案从业人员的专业实操能力与综合管理水平。


4.结语


综上所述，财政档案是记载财政发展历程的重要原始史料，现阶段财政档案管理已经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效，但还有个别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在新时代全面数字化的形势下，财政部门必须认清档案管理的战略意义，正视现存问题和短板，以全面数字化为发展方向，推进全链条管理体系，切实管理好、保存好、利用好财政档案，以现代化高质量档案管理护航地方财政事业稳步前行，为地区经济社会稳步发展贡献力量。


广东利用外资新特征与高水平开放新探索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


（2026年9月1日）


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投资格局正经历深度调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下滑，2025年有所回升但复苏基础脆弱，主要经济体引资竞争白热化，国际资本流动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全球资本流向与资源配置逻辑发生系统性变化。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超过1/5，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利用外资和开放发展的重要窗口。面对全球投资格局的深度调整，广东利用外资形势如何？呈现出哪些新特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发展逻辑与实践经验？未来我国如何持续高质量利用外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广东部分外资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调研。


一、现阶段广东利用外资的四个新特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利用外资完成了三次历史性跃迁。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依托毗邻港澳区位优势与先行开放政策红利，以“三来一补”为引资突破口，粤港澳三地形成“前店后厂”产业协作模式，吸引了大量港澳台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打下外向型经济发展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12年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广东大规模引入发达经济体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项目，投资重心转向重化工业与高端制造业，外资与本土产业的配套关联度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广东引进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从单纯的生产投资方转变为本地产业链、创新链和市场生态的深度参与者。截至2025年底，广东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超过6000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50多家在粤布局投资。广东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来源结构、投资方式与空间布局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四个鲜明特征。


产业引资分层升级的特征尤为明显。先进制造业领域外资持续扩容，“十四五”时期广东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从2021年的16.9%上升至2025年的25.9%，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外资占制造业领域外资比重为32.8%；现代服务业担当引资主力，2025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达783.5亿元，占全省引资总额的69.5%。仅在深圳前海，集聚外资企业就超1.3万家，知识密集型服务生态加速


成型。近年来，受要素成本上升和竞争力变化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外资有序撤出，但“十四五”时期累计新设外资企业11.38万家，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1.3%，外资总体保持净流入，低端产能有序退出与高端增量持续引入同步发生，外资结构动态调整成为常态。


外资来源多元互补特征更加显著。港澳资本依托地缘相近、制度衔接的独特优势，重点布局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配套环节，仍是引资基本盘，占比稳定在七成以上。截至2025年底，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集聚港资企业超1.1万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突破8000家。欧美资本则集中投向高端制造、研发中心与功能性总部。“十四五”时期，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比稳步提升，新加坡、德国对粤投资比“十三五”时期分别增长1.5倍、2.3倍。调研发现，最近几年，来自新兴市场的投资增势较快。中东、东盟等新兴市场资本更多聚焦能源合作、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新赛道。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等中东主权基金开始以“资本+产业”方式深度参股广东新能源、金融和科技企业。


外商投资方式呈现存量深耕、轻资产化、研发本地化新特点。“以存量带增量”已成主流。华南美国商会今年最新调查显示，95%的受访企业表示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我们在奥地利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了解到，这家企业已扎根佛山近30年，从合资工厂升级为中国总部，堪称外资持续加码存量市场的典型样本。跨国企业当前更倾向于低固定资产投入的轻布局方式，依托技术、品牌输出开展合作。法国威立雅输出环保技术与服务，日本永旺推行品牌与运营体系的标准化输出，好市多、奥乐齐等外资零售商入华策略普遍转向轻资产化。“十四五”末广东累计引进外资研发机构540家、研发总投入150亿美元，采埃孚广州技术中心、巴斯夫一体化技术中心、西门子能源深圳创新中心、英特尔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埃克森美孚大亚湾研发中心等相继落地，研发本地化正成为常态。


外资空间布局呈现全域拓展、区域联动新格局。珠三角地区始终是外资主阵地、强磁场，2025年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省约93.9%，南沙、前海蛇口、横琴三个自贸片区以万分之六的面积贡献了近1/4的外资总量。调研发现，如深圳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一两天内做出原型机的全球罕见协同效率，成为吸引外资不可替代的生态支撑。“十四五”时期汕头新增外资企业285家，较“十三五”时期增长10.5%，实际使用外资年均增长25.4%，


侨资占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80%。深汕特别合作区依托比亚迪龙头效应，吸引法国佛吉亚、美国李尔等全球汽车零部件企业就近配套，实现整车与零部件同园布局、联动发展。在珠三角外资发展带动下，粤东西北引资明显提速，外资布局呈现清晰的功能分化。珠三角主要承载高能级、轻资产的研发型、总部型、服务型外资，粤东西北则主要承载重资产的生产制造型和产业配套型外资，顺应外资成本优化和产能备份需求，产业梯度转移特征更加明显。


二、新形势下广东利用外资固稳促优的有益探索


当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浪潮拍岸而来，跨国资本的选择标准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供应链稳定性、政策可预期性、市场可及性成为投资决策的核心考量。我们调研在粤投资的德国企业时发现，70%的受访企业选择扩大投资，首要原因是广东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及配套能力、超百万高技能人才储备与高效基础设施，供应链效率为东南亚地区的2倍以上。与此同时，广东自身也处于产业升级关键期，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红利逐步消退，依赖税收减免、低价供地的竞争模式难以为继，亟须以高端外资补链强链延链，引资逻辑必然从政策优惠转向生态优化。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广东深入贯彻落实党高水平对外开放决策部署，持续推进系统性开放创新，探索形成一套利用外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做法。


以制度型开放打造稳定可预期营商环境。从破除隐性壁垒，到再造审批流程，再到拓宽准入边界，广东以制度型开放降低的不只是企业看得见的交易成本，更是看不见的不确定性预期。率先出台《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更好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累计修订或废止内外资不一致的法规文件133项，从制度源头拆除隐形门槛。针对项目落地慢难题，广东全面推行“并联审批”、“拿地即开工”，湛江为巴斯夫投资项目建立多层级专班服务机制，创新“告知承诺+容缺后补”模式，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压缩60%以上，刷新了巴斯夫全球同类重化工项目的落地速度纪录。在市场准入层面，横琴、前海蛇口、南沙三个自贸片区率先实现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全面清零，并加快推动医疗、电信、金融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截至2026年6月，南沙依托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累计开立账户近万户、资金汇划超6万亿元，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自2022年试点以来引进外资超4.5亿元，跨境资金流动效率大幅跃升。


以产业链精准招商构建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针对早期引进项目配套缺位


的痛点，广东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编制产业链招商图谱，构建“产业链招商专班+跨国企业直通车”常态化机制，以龙头项目为磁极，吸引上下游企业“抱团落户”、集群发展。调研发现，湛江成立专项招商专班，围绕巴斯夫一体化基地开展链式招商，吸引50多家规模以上石化企业“隔墙供应”，就地形成年产值超1200亿元的全链条石化生态，协同成本大幅降低。为让产业链招商落到实处，广东打出要素保障、平台搭建、资本赋能的“组合拳”：南沙发布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2.0，打通高端人才执业通道，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精准邀约，签约项目从2022年的853个跃升至2025年的2073个；创新“产业链+链主企业+产业基金”联动机制，以资本为纽带，实现“引一只基金、带一批项目”，加速产业集群成型。从“捡到篮里都是菜”到“按图索骥精准引”，广东的招商逻辑发生根本转变，产业链招商让外资企业不再担心“孤军深入”，也让广东产业升级获得链条式跃升的强大动能。


以协同创新生态推动外资深度融入本地创新体系。过去，广东引进外资以生产制造环节为主，外资企业普遍将核心研发、技术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保留在境外总部，导致制造在内、创新在外。立足本土产业升级与外资本土化研发的双向需求，广东从政策保障、载体搭建、生态配套三向发力。在政策端，出台支持外资研发中心落户专项奖励政策，对跨国公司在粤外资研发中心提供最高500万元奖励，真金白银支持外资研发功能落地，并明确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平等参与省级重大科技项目和行业标准制定。在载体端，推动外资与本土高校、科研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在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阿斯利康真实世界研究联合实验室，相关负责人直言，“广东丰富的临床资源与成果转化机制，是落子的关键”。在生态端，广东实施“人才优粤卡”提供一站式服务，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更加顺畅。从政策托底到载体搭桥再到生态留人，广东以三位一体的开放型创新生态，让外资研发中心从“在中国生产”转向“与中国共创”，不仅把技术“引进来”，更让技术“长出来”。


以数字化赋能构建外资全生命周期服务新生态。外资工作体系涉及多部门、多层级、多场景协同，长期面临一些卡点堵点。过去招商信息碎片化让一些企业选址如“大海捞针”，审批环节串联运行让跨国项目“等不起”，诉求响应分散化让企业遇到问题“不知找谁”。广东应用数字化手段，逐一打通卡点堵点，打造覆盖外资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在招商环节，上线“投资广东”数字化平台，整合全省超6000项招商信息，实现招商资源“一屏统览”；在审


批环节，实现全面“一网通办”、“一日办结”。深圳前海率先实施“I+产业资金”审核，让企业享受“零跑腿、秒反馈、极速到账”体验；政策服务由人工跑腿转为数据流转，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深圳“深i企”推出“外企驿站”专栏，广州“穗@i企”上线政策智算器，黄埔“埔企通”整合38个平台提高解决诉求效率。如今，广东服务效能从以天计算变为以秒计算，跨国企业感受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被看见、被响应的确定性预期。


三、从广东利用外资实践看中国高水平开放新路径


广东的发展实践是一个观察外资流变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看到的是我国利用外资经历的深刻转型。当前，我国利用外资正由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和质量升级深化。2025年，高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达32.3%，比20XX年提高3.7个百分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外资企业


万家，同比增长27.2%。这既反映出我国战略性产业投资赛道的国际吸引力和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也折射出外资对华投资策略的结构性变化：传统劳动密集型、成本驱动型等低附加值产业领域外资逐步流出，部分出口导向型制造环节向中国周边经济体布局，而匹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外资加快流入。


放眼全球，当今国际投资布局正经历深度重构，涵盖空间布局、技术迭代、生态重构、制度适配等多维度变革，本质是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的系统性调整。这轮重构对我国而言，既是严峻考验，更是不容错失的历史窗口。要把握发展主动权，就必须跳出地方招商“内卷”和单纯税费让利的路径依赖，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全球生产力布局重构、科创中心东移、产供链重组、资本再配置等大变局，着力锻造不可替代的战略优势，将挑战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立足全球生产力布局演进趋势，构筑全产业链协同的竞争优势。全球生产力布局正加速向区域化、集群化、多中心化方向演进，产业分工从垂直梯度转向产业链片段化、区块化，产业承载能力成为吸引布局的关键变量。我国拥有全球唯一完整的工业门类、超大规模市场纵深、东中西部产业梯度分布三重叠加优势，这是应对全球生产力布局重构的最大底气。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胜势，需要在三方面发力：一是在区域协同上求突破，东部聚焦高端创新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中西部利用资源优势承接配套产能，统筹推动产业梯度转移与升级，既为不同类型外资提供差异化承载空间，又利于防止产业空心化。二是在嵌入全球网络中求主动，以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与强大配套能力对接区块化布


局需求，巩固产业核心枢纽地位，引导外资布局更高附加值环节。三是在内需牵引上求实效，推动外资加快转向“在中国研发、为中国生产、与中国共创”新模式，依托超大规模市场迭代升级带动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抓住全球科创中心东移机遇，塑造开放型创新生态优势。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正呈现多极化扩散、重心逐步东移的长期态势，这是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机遇。在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当前科技创新正从单一实验室研发转向跨境协同、场景驱动的开放式创新，创新生态的开放度决定竞争力。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已达2.8%，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拥有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这为吸引外资研发中心、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科技创新资源东移提供了理想落脚点。将创新生态优势转化为持久引力，需主动承接东移创新资源，推动利用外资向引资、引技、引智深度融合，实现外资功能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跃升。一方面，要进一步打通内外协同通道，破除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壁垒，推动外资研发中心与本土高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另一方面，要着力打造转化首选地，依托场景与配套优势，推动外资研发中心深度融入本土创新体系，形成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汇聚、内外资创新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


顺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巩固中间品贸易枢纽优势。当前，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成为各国核心关切，中间品已取代终端消费品成为国际贸易主要形态。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生产国和贸易国，我国拥有覆盖全产业门类的供给体系，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化工等领域形成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这是保持供应链枢纽地位的关键支撑，也是吸引外资的独特优势。要强化全链条供给能力，推动中间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增强关键核心中间品自主供给能力，以供给优势强化不可替代性。构建区域产业生态，深化与周边经济体协作，引导跨国企业将中国作为区域供应链“锚点”长期布局，增强区域产业黏性。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化及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中，推动完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规则体系，使中间品贸易优势持续转化为吸引高质量外资的制度竞争力。


顺应全球贸易投资安全优先新逻辑，增强发展环境确定性优势。当前地缘博弈持续加剧，全球投资壁垒有所增加，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虽增长6%，但复苏基础脆弱且不均衡：流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增长11%，而发展中经济


体仅增长2%。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连续稳定的宏观政策取向、持续优化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共同构成吸引全球资本的确定性优势，成为全球投资波动中的“稳定器”。要以制度型开放铸就全球资本“确定性锚点”，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坚持开放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层次安全的良性互动。要持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制度稳定性吸引长期产业资本与高端要素集聚，持续擦亮“投资中国”全球品牌。要健全规范透明的安全审查机制，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联动，持续巩固我国作为全球跨国投资“避风港”的地位，在全球贸易投资格局重构中塑造合作共赢新优势。


调研手记：


一部广东利用外资史，就是半部中国开放志。从“三来一补”的低成本资源驱动，到制度型开放的规则引领，40余年潮起潮落，外资在广东的发展变化，折射的不只是引资策略的迭代，更是一个大国在全球化浪潮中主动塑造历史的战略筹谋。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重资产到轻资产，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再到本土创新链，这些“有出有进”的资本流动，不再是简单的腾笼换鸟，而是从要素套利的旧剧本，走进了共创共赢的新篇章。外资不再像候鸟，逐暖而迁、天冷便走，而是像林木，把根扎进土壤。它们带来的不仅是资本，更是技术、研发网络和长期主义。这背后，是我国从世界工厂向创新策源地的整体跃迁，是全球资本对中国从成本洼地到价值高地的战略重估。当全球资本不再只是“来到中国”，而是争相“扎根在中国、创新在中国”，我国对外开放才能真正完成从被动融入者到主动塑造者的历史性跨越。


基层高效能治理：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结合的实践探索与挑战


中国共产党漯河市郾城区委员会党校王鹤


乡村蕴含着传统治理资源和内生自治动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根基，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推动基层高效能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融合成为乡村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融合要坚持党组织的引领，调动各类主体参与协同治理，这既能给乡村治理现代化增添新的活力，又对激发村民自身内生动力、维持乡村和谐稳定、改进乡村治理效能大有裨益[1]。文章立足于乡村振兴发展情境，重点探究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通过系统梳理二者融合的时代价值与发展现状，深入剖析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应对策略与落地举措，助力进一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维护村民权益、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1.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结合的现状以及面临挑战


1.1理念偏差，制约协同深度


部分地区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仅将村民自治视为形式化流程，未能真正认识到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个别乡村在落实民主决策时，仅简单召开村民会议、公示村务信息，未能深入构建村民参与公共事务、表达诉求的有效机制，导致村民在治理过程中只能被动知晓结果，无法实质影响决策过程[2]。以河南邓州市腰店镇为例，当地为提升治理效能推行了“四议两公开”制度，但执行中仅注重程序合规性，村民议事会流于形式、民主监督机制虚置，在土地流转、项目引进等重大事项决策中仍由少数村干部单边决策。项目和制度实施后虽表面规范，但村民参与感和获得感不强，导致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协同停留在表面层级，难以激发村民内生动力。


1.2主体缺位，限制参与广度


目前，基层治理的主体主要为乡镇政府和村“两委”，普通村民及社会组织的参与渠道相对有限。乡镇政府在治理中承担规划指导职责，通过政策制定、资源调配推动治理工作。村“两委”承担具体事务执行职能，主要完成行政任务。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和实践者，其参与深度对治理效能提升至关重要。但在部分地区，村民常被排除在村庄规划、项目监督、规则制定等核心环节之外，只能被动接受政策安排，无法充分行使自治权利[3]。例如，当前河南省在实施多元共治机制时，社区（乡村）层面仍主要通过居委会（村委会）


邀请个别市场主体或志愿者参与特定事项商讨，普通居民主动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均不足，部分居民仅出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考量而介入。


1.3方式单一，影响创新力度


随着治理创新的推进，各地纷纷探索自治形式，但部分地区的实践存在模式趋同问题，缺乏针对性和特色，治理效果不彰，影响了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结合的创新空间。例如，某县域下辖多个乡村在推行民主管理时，均机械套用“村规民约上墙”“积分制公示”等形式，未能结合各村宗族结构、产业特点、矛盾类型等差异设计个性化机制。村民对千篇一律的治理形式参与热情不高，导致自治活力难以持续，无法满足复杂多元的治理需求。


1.4机制滞后，降低效能高度


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结合涉及党建、民政、司法等领域协同，需建立高效联动机制。然而，当前治理协同机制尚不完善、权责边界模糊，缺乏常态化协调平台，导致治理资源整合不足。例如，乡村矛盾纠纷化解需综治中心、司法所、村委会等单位部门介入，但部门间信息“壁垒”明显、协作程序烦琐，影响了矛盾调处时效[4]。同时，村民自治载体功能弱化、自治能力培育不足，制约了治理效能提升。例如，部分村村民代表会议召开不规范、议事能力薄弱，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缺乏支持。此外，村级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对小微权力失范行为约束不足，影响了乡村治理公信力。


2.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结合深化的具体优化路径


2.1优化理念，强调主体价值


乡村振兴背景下，要实现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深度融合，应优化理念，充分认识到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价值，并将其与制度设计、实践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石，由广泛的参与热情、丰富的实践智慧、深厚的社会网络等要素构成，而这些要素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要深入理解村民自治的内涵，通过系统梳理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公共事务决策、项目实施、监督评价等环节切实保障村民权利，揭示其背后的治理价值和效能。完善的民主议事机制不仅能提升决策科学性，更能承载村民的集体意志和共同体意识。可通过推广成功案例、强化教育培训等形式向干部群众阐释村民自治的价值意义，让各方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感受到当家作主的真实内涵。同时，要将村民自治的核心要求融入治理机制设计中。可创新建立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有效平台和程序规则，如协商议事会、项目


共建议事团、村务监督小组等，让村民在参与这些机制的过程中亲身体验治理主体的价值与力量。以河南省为例，其在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时，体会到村民参与是治理有效的根基，参照“千万工程”的经验，加强党建引领，开展“头雁话振兴、擂台大比武”活动，激活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主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巩固自治根基，河南省部分地区积极搭建多元村民参与平台，参照成功经验设置“同心议事会”等协商平台，改变自上而下安排的模式，推行自下而上、共同商量的基层协商机制。村民在这些平台上共同探讨诉求建议、管理村庄事务、商量公益项目决策，做到从“出卷命题”到“阅卷打分”的全程参与。同时一些地区鼓励群众自发投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等，同步实施“蒲公英超市”模式，把村民的智慧力量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治理效能，让村民在深度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矛盾调解等事务中切实感受到自身的主体价值与治理带来的变化[5]。


2.2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模式


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有效结合需要整合县乡党委政府、村级组织、社会力量和村民等多方资源。党委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制定相关政策，加大对基层治理和村民自治的支持力度，进而为治理机制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村级组织作为关键纽带，可通过实践创新有效组织和引导村民参与自治，落实治理责任；社会力量如社会组织、志愿者、乡贤等可促进各方沟通协作，协助提供专业化服务或参与矛盾调解等治理活动；村民是基层治理和乡村自治的主体，应积极发挥主人翁作用，广泛参与村内公共事务决策、管理和监督，共同维护乡村和谐稳定。


以河南偃师区探索的协同共治模式为例，区人大层面强化顶层设计，建立“联络站全域覆盖”机制，颁布代表领衔履职规范；乡镇人大借助13个联络站组织“政企民”三方议事，山化镇代表推动形成“酸枣+菊花”双产业格局，建成6.53hm2示范基地；村级组织落实“代表包片联户”制度，如伊洛街道代表3天内解决飞线充电难题；社会力量深度协同，企业代表担任


“四员”，降低物流成本15％，技术团队指导大口镇草莓错峰种植；村民通过“线上小程序+云端议事厅”参与监督，半年收集建议超2800件，48h内办结民生诉求。该区通过整合人大制度优势、村级执行网络、社会专业力量与村民参与渠道，构建起“联络站牵头、多元主体赋能、全民共建共享”的治理共同体。


2.3治理文化融入日常，强化自治根基


乡村有效治理的根基在于将治理理念和自治实践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可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生产生活实践来培育村民的参与意识、规则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强化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文化根基。要维系和谐的乡村社会环境，保持乡村熟人社会的互信互助传统与现代化治理规则的有效衔接，可通过推广村规民约、民主议事、公开透明决策等方式引导村民有序参与，或通过建设百姓说事点、村民调解室、文化礼堂等载体营造自治氛围、化解矛盾纠纷。


例如，临泉县在“有事找书记”实践中将治理要求深度融入日常。通过统一制作发放便民服务卡并确保户户知晓，使“有事找书记”成为村民遇到困难时的自然反应，让“找书记”成为一种新的日常习惯；在各村普遍设立“有事找书记”接待室，为村民提供随时反映问题的固定场所；通过召开村头群众会以及开展村组干部日常走访等方式，常态化、面对面地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做到信访诉求、矛盾纠纷、困难帮扶等“六必记”；村党组织书记每周定期召开矛盾纠纷排查和困难诉求分析例会，研究会商解决村民身边事，使问题的协商处理成为村务工作常态。临泉县将主动治理、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意识和行动融入干部日常工作及村民日常生活场景，强化了村民对自治组织的信任和参与治理的自觉性，有效夯实了乡村有效治理的社会根基[6]。


2.4因地施策精准治理，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每个乡村的治理基础、人口结构、面临问题各不相同。在推动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结合的过程中，应根据乡村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阶段制订个性化的治理策略，可结合乡村的人口规模、地理位置、主要矛盾类型、村民自治基础等，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路径和服务模式，发展精细化、差异化的治理实践，激活乡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内生动力。通过深入研究乡村的治理难点、村民的主要诉求、可利用的治理资源等，找准突破口。人口大村、边界村可重点探索网格化精细管理和跨区域协作；外出务工人员多的村可侧重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联系沟通和线上参与；矛盾纠纷集中的村可强化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机制建设[7]。


例如，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县且地处皖豫两省交界、治理任务繁重的临泉县，其推行的“有事找书记”模式就体现了鲜明的因地制宜特色。针对当地人口众多、基层治理负荷重的特点，构建了覆盖全县的“行政村、自然村、村民小组”三级网格管理体系，即配备村级总网格长406名、自然村网格员5665名，


由村书记担任总网格长，实现治理触角精细化延伸；针对省际交界的复杂环境，强化了县、乡、村三级联动和跨部门协同，如联合政法、组织、社工、民政等组成专班，确保问题高效联动处置；针对保障群众诉求便捷反映的现实需要，统一制作发放“有事找书记”便民服务卡超50万张，做到户户覆盖、人人知晓，并明确24h响应机制；针对诉求解决的闭环管理，建立了村级周例会、乡镇双周调度会、县级统筹协调的分级响应和闭环办理机制。临泉县通过精准识别自身治理需求与挑战，定制化实施“有事找书记”模式，有效强化和调动了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责任担当和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显著提升了治理效能，形成了符合超大县情、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善治路径。


3.结束语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深度结合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村民自治信心与共同体意识，进而为乡村善治提供坚实保障。但二者融合过程中仍面临理念偏差、主体缺位、方式单一、机制滞后等现实挑战。未来，应不断优化治理路径、强化主体价值认同、整合多元参与力量、推动治理文化融入日常、实施因地施策精准治理、探索数字化转型赋能，让基层治理与村民自治相互促进、协同增效，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持久动能。


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


（2026年9月16日）


郡县治，天下安。义乌地处浙中内陆，历经改革开放40余年奋斗，从昔日贫瘠落后的农业小县，发展成为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并于2006年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福建要以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为契机，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积极贡献。


一、“义乌发展经验”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对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义乌发展经验”既是对义乌商贸从孕育到成长、从发展到壮大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对深化改革开放、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邃思考，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理论滋养和实践示范。20年来，义乌在守正创新中持续探索具有县域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实现从地方市场到链接全球的格局之变、从单一市场转向产业集群的路径之变、从传统商贸转向数字贸易的动力之变、从松绑放权改革到系统集成改革的治理之变，在各个领域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做法，不断赋予“义乌发展经验”全新内涵与时代特征。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义乌进出口额达8365亿元，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从坚持“兴商建市”到建设“世界超市”的蝶变，生动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命力。义乌具有“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这是一种以小商品流通为核心、以物易物与低额货币交易并存的小商品经济，塑造了义乌初级商品流通网络。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率先突破计划经济思维，放开商贸经营权。40多年来，义乌聚焦社会再生产中的交换环节，确立贸易的先导地位和引擎作用，从专业市场起步，采取大规模集中交易的坐商式市场制度安排，形成以贸兴市的持久发展动能。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历经多次迭代发展，汇聚26个大类、210万种单品，通过营造良好的市场空间、制度和规则，不断增强价格发现


功能，有力提升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义乌商贸的繁荣兴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完善的生动缩影，展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生机和充沛活力。


从促进产业联动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蝶变，充分体现了产业主导区域经济迭代进阶的发展规律。义乌早期有“市”无“产”，随着交换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小商品生产也随之发展。针对小商品具有的需求普遍性、更新高频性和供给高弹性等特性，义乌以小商品流通为载体，坚持“前店后厂”，将市场需求反向传导至生产制造环节，形成专业化、精细化、集群化供给能力。同时，义乌发挥市场先发优势，通过实施新型“贸工联动”战略完善工业体系，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形成商贸引领、产业支撑、全链协同的发展格局。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经济强。只有坚定不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不断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才能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从注重城乡统筹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蝶变，全面展现了发展成果普惠共享、迈向共同富裕的鲜明优势。多年来，义乌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以“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缩小“三大差距”，统筹乡村产业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和集体经济发展，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2025年实现行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村村破百万”，截至2025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居全国县


（市、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76。工农城乡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问题，义乌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全域统筹城乡功能布局和要素流动的实践探索，为促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生动注脚。


从推进和谐发展到建设平安义乌美丽义乌的蝶变，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近年来，针对外来人口和境外人员多、社会结构多元复杂的特点，义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实现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和谐相融。比如，打造国际社区，健全涉外服务与管理机制，建立外事专管员和外事联络员制度，3.8万名外籍人士在义乌扎根，外资经营主体突破1万家。面对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新风险，义乌把握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引导各类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为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增强经济社会韧性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丰厚文化底蕴到建设文化强市的蝶变，有力印证了文化滋养区域经济发


展的精神力量。作为浙中母县、八婺肇基，义乌形成了以“崇文、尚武、善贾”为特色的地方文化魅力，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拨浪鼓文化”和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精神特质。义乌实施新时代文化义乌工程，培育具有时代内涵、义乌特点和现代市场经济特质的商贸文化，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在对外开放交流中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赋予优秀地域文化现代力量。在义乌发展过程中，文化基因与经济发展深度交融、相互赋能，发挥着精神引领的重要作用，为县域经济积蓄持久发展动能。


从力求党政有为到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蝶变，清晰昭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应有之义。义乌牢固树立“抓市场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在规划层面坚持“兴商建市”不动摇，在改革层面为市场发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在服务层面推进基础设施更新、完善市场治理、强化公共服务，让市场力量成为生产要素配置的主角，把市场办成“义乌的市场”而不是“义乌政府的市场”，确立起在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先发优势。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始终坚持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功能，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是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深层逻辑。


二、贯通把握“义乌发展经验”精髓要义，持续深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我国县域资源禀赋差异显著，这既是县域谋求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差异化竞争的底气。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六年七下晋江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明确指出“安溪县发展县域经济所走的特色道路有一定典型意义”，针对柘荣县发展工业的经验提出“柘荣现象”，指导各地探索有效发展路径，引领福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各美其美、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与“义乌发展经验”贯通互鉴，发展理念同源、发展逻辑相通、发展规律一致，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坚持小地方、大作为，在发展定位上做到融入大局、服务全局。县域经济不是孤立封闭的“孤岛经济”，而是构建国家发展战略体系、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初期响应国家搞活经济方针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市场繁荣支撑国家流通体系建设，再到新世纪以开放探索助力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实施、新时代以数字化转型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义乌始终在国家战略中找准定位、赢得机遇，进而实现发展的跃升。晋江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民营


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实现从落后贫困县到“全国十强县（市）”的历史跨越。安溪念好“山海经”、开拓“经济圈”、深耕“侨台缘”，在跨区域开放合作中成为中国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柘荣锚定建设“闽东药城”、“中国慢城”定位，形成“中国太子参之乡”、“中国高山白茶之乡”等“国字号”名片。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跳出地域本位思维，找准自身比较优势和功能定位，在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扛牢职责使命，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坚持小特色、大产业，在发展路径上做到因地制宜、实业夯基。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一方特色育一方产业。县域比较优势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依托，而比较优势要靠特色二字来体现，才有可能转化为经济优势。义乌打破“资源禀赋决定发展上限”的固有认知，聚焦商品贸易这一主攻方向，发挥“万商云集、货通四海”独特优势，构建联通世界的贸易网络，一步一个脚印夯实产业基础、完善发展体系。晋江心无旁骛做实业，专注于一双鞋、一件衣服、一片纸、一颗糖，形成四个超400亿元、一个超4000亿元产业集群。安溪做亮特色经济，推动茶产业成为“一茶到百茶、一叶兴百业”的富民产业。柘荣培育以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快从穷乡僻壤到养生福地的转变。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打好特色牌，走好差异路，唯此才能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


坚持小切口、大文章，在发展动力上做到市场主导、改革创新。义乌发展的奇迹，是改革创新的奇迹。20世纪90年代中期，义乌创新市场管理机制，实行管办分离，进行交易区的“划行归市”，形成具有义乌特色的小商品市场管理体制。作为全国首个县级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义乌大胆打破传统的一般贸易规则，首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建立一套适应小商品出口特征的新型贸易制度体系。40多年来，义乌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截至2025年底先后承担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不少重大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晋江、安溪、柘荣等地敢为人先、爱拼会赢，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培育市场组织，不断壮大各类企业主体，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形成了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持续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发展障碍，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制


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坚持小企业、大集群，在发展主体上做到优化环境、抱团发展。经营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命脉，好的营商环境是滋养经营主体成长的阳光雨露。义乌构建完善的市场配套服务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力吸引全球采购商、经营户和创业者。义乌的超百万经营主体被誉为“蚂蚁雄兵”，汇聚成推动商贸繁荣的磅礴力量。晋江、安溪、柘荣等地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中之重，全周期培育经营主体，打造近悦远来的营商沃土。截至2025年底，晋江经营主体达35.56万户，总量连续多年居福建县域首位。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全面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让民营企业敢闯敢干、安心经营，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坚持小半径、大世界，在发展空间上做到开放胸襟、内引外联。纵观义乌、晋江、安溪等县域经济强县，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外经济发达。义乌是浙江的义乌，更是中国的义乌、世界的义乌。作为全球小商品的定价中心、集散中心、信息中心，义乌聚力物畅其流、货通天下、数通全球，加快形成海陆空一体、铁邮网融合、义新欧外联、义甬舟内联的综合物流枢纽发展体系，高标准建设义乌综合保税区，打造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等专业国际性展会平台，实施区域特色产业品牌国际化布局，健全跨境贸易合规治理数字化体系，不断拓展“买全球、卖全球”时空边界。晋江、安溪、柘荣等地在生产要素配置上善于借助外力、激活内力、增强实力，提高开放水平，在融入区域开放乃至全球分工体系中实现发展。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突破县域经济界限，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通过优化开放布局引入竞争压力、形成发展助力、注入外部活力。


三、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着力推动福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义乌发展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孕育形成，也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丰富发展。与时俱进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关键是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发挥福建特色优势，立足县域主体功能定位，统筹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全面提升县域经济整体实力。


把握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是县域发展的命脉和根本，是构成县域综合实力的基础和支撑。新征程上，要坚持强基固本，聚力打造“555X”产业集群，优化县域产业发展布局，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做优存量，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纵深推进传统产业“智改数转网联”，统筹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规模化应用、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等，培育推广一批数智化转型服务商和优质解决方案，推动传统产业“老树”抽出“新枝”。着力做大增量，把壮大县域重点产业链作为重要抓手，聚焦新兴产业细分赛道，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和引进牵引力强的龙头企业，引导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打造更多县域工业名品。着力做实变量，建立未来产业识别和动态调整、精准培育、快速应用机制，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未来赛道。


把握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助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新征程上，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围绕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深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专项工作协调机制，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引导民营企业做好代际传承，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整体性优化、系统性提升。围绕完善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深入实施高效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一件事”，坚决整治“内卷式”竞争，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找准坐标、抢占先机。围绕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政务服务模式创新，推进新时代机关效能建设，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发挥领导干部挂钩联系民营企业、涉企部门常态交流等机制作用，打造“马上就办”涉企服务特色品牌，把县域营商环境建设得更好。


把握好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关系，有效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改革越深入，对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新征程上，要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坚定不移“吃改革饭、走开放路”，不断开创县域改革开放新局面。聚力增强内生动力。做实“一市一试点、一县一特色”专项改革，深化强县扩权改革，巩固深化人口小县机构改革成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新型要素配置方式，优化新业态新领域要素保障。聚力拓展开放空间。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强化贸产联


动，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拓展外贸外资增长新空间。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坚持以侨引侨、以侨引外、以侨引商，持续做好凝侨心、引侨资、汇侨智、聚侨力工作，促进更多高端要素、全球资本、优质项目汇聚福建。


把握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积极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空间地域载体，城市与乡村是血脉相融、地域相连的有机整体。新征程上，要锚定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别，深刻把握山与海、城与乡的关系，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以空间融合塑造共同富裕格局。强化福州都市圈、厦漳泉都市圈牵引作用，提升沿海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强化中心镇、集镇和特色小镇建设。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完善市县两级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要素融合激发共同富裕动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政策，加大对乡村振兴的财政支持力度，确保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建立健全城乡资金流动机制和技术信息共享平台。打破城乡人才流动壁垒，促进人才双向流动。


如何持续烧旺党内政治生活“大熔炉”金川县二普鲁村40余年开展党员思想体检情况调研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2026年9月1日）


总书记深刻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党员思想体检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发挥“大熔炉”作用的重要环节。地处四川高原涉藏地区的金川县二普鲁村党支部，从1983年开始，坚持40余年不间断，每年利用2到3天时间开展党员思想体检，以常态化党性淬炼、制度化民主评议、全方位群众监督，持续烧旺党内政治生活“大熔炉”，涵养形成党风正、发展强、民风淳、村风好的好气象。2026年，该村党支部被党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近期，我们派出专班赴二普鲁村进行蹲点调研，先后召开座谈会3次，访谈基层党员干部群众50余人，着力追寻历史脉络、访寻有效做法、探寻内在规律。


一、历史沿革


“二普鲁村为何能坚持40余年不间断开展党员思想体检？”这是调研组力求了解的首要问题。从历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追忆述说中，我们研究梳理出二普鲁村开展党员思想体检自发探索、规范提升、深化拓展的发展过程。


（一）不让村寨人心散：开启一场来自群众期盼的自我革新。二普鲁村是一个典型的藏族农牧村。上世纪50年代，村党支部带领村民们大兴改土造田，甩掉了“几乎年年都要饿肚子”的苦日子，翻了身的乡亲们打心底里感恩共产党。8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村里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但也出现“各种各的地、各干各的事”问题，不少党员慢慢松了劲。有的党员意识淡了，遇事不愿往前站，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也见不着人影；有的党员一门心思顾自家日子，村里、集体大小事懒得操心。村党支部原书记阿王回忆，“当时不少村民跑来找我，说一些党员不像党员，要是支部也不管事了，村子就散了”。看着乡亲们满心忧虑，村党支部进行了深刻反思，“我们一定要争口气，做出个好样子让群众看看”。于是，从1983年开始，村党支部探索开展每年一次的“党员思想总结”，让党员报告当年表现情况，敞开大门请乡亲们一起来挑毛病、提意见，找准问题，实打实整改。“当时上级没有要求，党员有顾虑、我们心里也没底，咬牙干下来后，党员改观很大，群众也很认可，人心又慢慢


凝聚起来了。”阿王介绍说。


（二）守好党员精气神：探索一套思想体检纠偏的有效做法。1988年，组织部制定《关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意见》，对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作出统一部署。村党支部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并按照文件要求，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对“党员思想总结”活动进行了规范。在评议目的上，改变单纯以搞好生产发展、管好集体事务为目的，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执行纪律规定等方面的目标要求；在评议内容上，改变以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粗放形态，突出思想、生产、学习3个方面具体内容；在评议标准上，改变以往简单以传统道德观念为依据，突出按党章党规党纪要求进行评判。久而久之，党员和村民都觉得，这套做法能时常检视党员思想、及时纠偏改错，确实有利于守住党员精气神、保持党组织肌体健康，于是就形象地称之为“党员思想体检”。


（三）焕发党建新活力：实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实践升级。党的十八大以来，二普鲁村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论述和党部署要求，对“党员思想体检”进行了全面调整优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一是更加凸显政治要求。坚持把讲政治摆在首位，列出是否自觉加强创新理论学习、是否对党忠诚老实、是否信教等8条具体评议内容，督促党员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信仰。二是更加凸显为民服务。结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工作实际，围绕解决“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发动群众提意见搞评议，推动党员真正为民办事、带领致富发展。三是更加凸显廉洁要求。在全县率先开展“阳光问廉坝坝会”，通过群众现场提问、干部当面答复，深入检查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等情况，既让群众明白，也还干部清白，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最基层。


二、主要做法


二普鲁村坚持开展党员思想体检，本质上是民主评议党员的一种具体模式，主要通过“当面锣、对面鼓”地找问题，较真劲、动真格地抓整改，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决心解决突出问题，突出务实管用，真正让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


（一）院坝开门搞评议，乡亲列席当“裁判”。每年开展评议时，不光全村党员都要到场，村里还邀请本村籍的县乡人大代表、居住在村里的退休老干部、村民小组组长、威信高的群众代表等列席，使评议工作在群众的“眼皮底


下”进行，让老百姓看得见、能参与，全程受乡亲们监督。每次开展评议那几天，不少群众代表放下地里的农活过来参会，有时其他群众也会来，院子里挤得满满当当，大家站着也要听。2022年，某村民代表被邀请参加，看到大家都当面掏心窝子讲真话，互相帮着提问题、促改进，心里深受触动，次年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二）大事小事摊开说，个个接受“大检阅”。每年开展评议前，村党支部都要召开支委会，研究确定评议主题和具体内容，村里大事要评、党员个人小事也要评，人人都要进行“全面体检”。评议中，首先由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支部进行反思剖析，党员逐一对照认领，参会人员提出意见建议；然后由党员个人进行自我检视，参会人员逐一提出批评意见。不管是谁，来了就不是看热闹的，都要对党支部、党员进行评议。2022年底，村党支部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大会精神，开启新时代‘红旗村’新征程”为主题，明确重点评议党支部在政治建设、班子成员履职、带领群众增收等方面的情况，看政治方向把得牢不牢、村干部干事出力够不够、服务老百姓做得好不好；对党员重点评议党性意识、作用发挥、家风家教等情况，看党性觉悟高不高、困难面前敢不敢往前冲、家风家教正不正。这次评议，党员群众对党支部、党员个人分别提出批评意见24条、46条。党员阿甲感慨道：“我们村的思想体检，大到村里的发展、小到个人的言谈举止，大家都拿到台面上来说，不光能够提升大伙参与村里发展的积极性，还能把自己的一些臭毛病改掉。”


（三）敢说直话揭短处，不怕红脸丢面子。二普鲁村开展党员思想体检，较真动硬是一条硬要求，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要实打实点问题、说实情，不怕当场争得脸红脖子粗。2015年评议会上，有村民当面指出个别村干部爱贪小便宜、私心重，办事向着亲戚熟人，当场就要他把事情说清楚。2024年评议会上，某村民提交入党申请书两个月后就外出务工，大半年未及时向党支部汇报个人情况，全体党员当场一致要求暂缓确定他为积极分子。其他如党务、财务公开不及时，村干部工作不注意方式方法，有的党员喝酒后爱说大话等，群众都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村民泽郎说：“在这个会上，我们都是真心实意地提意见，看着有点不近人情，其实都是就事论事，这是传统，大家都习惯了。”


（四）条条问题记在册，整改落实见真章。每年评议会后，村党支部都及时梳理班子和个人存在问题，拉出问题清单，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并通过党员


大会、村民代表会、公开栏等形式进行通报。在次年评议会上，党支部书记和党员本人当面挨个说清楚问题改得怎么样，真正做到定一条、做一条、兑现一条。2009年，有党员指出时任村党支部书记作风欠民主，有搞“一言堂”的苗头。刚开始，该书记想不通，他就主动上门找党员谈心，最后发现自己有时办事确实征求意见不够，于是他反复请班子成员为自己“把脉”，直到“拿出理想的整改措施后才睡了个好觉”。在次年的党支部会议上，还专门对他的整改情况进行了讨论，确认其问题已得到整改。


经过40余年的深耕细作、潜移默化，“党员思想体检”已经成为二普鲁村党支部的政治生活规范、政治文化标识。那种不加任何修饰的真诚坦荡打动着我们，那种扑面而来的发展希望振奋着我们。一是带出了党性坚定的好队伍。通过每年的思想体检，及时清除“杂质”、治疗“病症”，每一名党员都能过得硬、当表率。令人感叹的是，这个仅有301人的小山村，就有党员49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党员，其中共有11人次获得县级以上表彰。二是拓宽了增收致富的好路子。每年的评议，如何抓发展都是“重头戏”之一。评议不光挑党支部、党员身上的毛病，也听乡亲们说心里话、提好点子，在你一言我一语中，发展的路子越理越明，干事的法子越想越多，大伙的劲头也越攒越足。二普鲁村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森林乡村”等荣誉称号，全村人均年纯收入达2.4万元，村民腰包越来越鼓了，房子越来越漂亮了，日子越过越红火。三是形成了党群“一家亲”的好氛围。村里的大事小事，党员先干起来，群众积极跟着上；哪家有了困难，整个村子的人都互帮互助、搭把手渡难关。2023年，某村民家中突发火灾，党员率先冲入火场奋力扑救，全村群众积极响应，随后短短数日便为其搭建起新房屋，大伙还你一点我一点，自发捐款3万余元。四是涵养了自觉跟党走的好村风。在村党支部和党员一言一行的影响和引导下，村民中信教的少了，相信共产党的多了；信僧尼的少了，相信党支部的多了；进寺庙的少了，到村党群活动中心的多了；有事找寺庙的少了，找党支部和党员的多了。村民引以为豪的是，40多年来全村没有一名群众参与达赖集团分裂破坏活动，没有一起社会治安案件，没有一例上访事件，没有一名不合格党员，完全称得上是“堡垒村”。


三、经验启示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和优良传统。二普鲁村开展党员思想体检的创新做法，是对严格


党内政治生活的细化、实化、具体化，为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


第一，讲政治贵在知行合一、务实笃行。从二普鲁村的实践看，讲政治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该村坚持把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重要评议内容，长期熏陶浸润，推动党员将讲政治要求落实到日常言行和具体工作中。这启示我们：必须持续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深入开展对党忠诚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党性党风教育，引导党员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推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必须持续强化对标落实，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决策部署，坚决确保党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第二，为百姓贵在真心实意、群众认可。从二普鲁村的实践看，党员思想体检关注群众需求，不搞“关门主义”、“自我循环”，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这启示我们：要倾听最基层的声音，认真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深入田间地头、社区楼宇、车间厂房，面对面听取基层干部特别是普通群众的诉求建议，真听意见、听真意见；要解决最现实的问题，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事情做起，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接受最真实的评价，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对不满意的及时“返工”、“补课”，防止“自说自话”、“自弹自唱”。


第三，守规矩贵在从严从实、认真较真。二普鲁村开展党员思想体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当真、认真、较真，发扬斗争精神，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敢于向问题“叫板”、真正让群众“叫好”。这启示我们：要提高斗争的彻底性，以整风精神开展自我批评，鼓励党员勇于向自我开刀，敢于揭露自身缺点和错误，真正触及思想、触及灵魂；要提高斗争的针对性，相互批评要点在“七寸”、抓到要害，避免问题大而化之、笼而统之，避免问题年年提、年年改、年年在；要提高斗争的实效性，坚持既严肃紧张、又团结活泼，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策略、讲究方法，坚决防止表面化、形式化、娱乐化、庸俗化，确保统一思想、解决问题、增进团结。


第四，求实效贵在一抓到底、常抓不懈。二普鲁村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坚持40余年不间断、不变味，关键就是认准方向、不改跑道、不换频道，一项制度执行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这启示我们：要扭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推动“一把手”既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又加强对全过程各方面的领导把关，形成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的工作格局；要加强督促指导，注重选派熟悉班子、熟悉人头、熟悉工作的精干力量参与，全程从严从实指导把关，切实提高指导工作的穿透力和针对性；要严格跟踪问效，加强日常管理，健全落实问责机制，严防开会热热闹闹、平时松松散散，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深耕基层立法联系点积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2026年9月30日）


今年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设立10周年。10年来，自治区基层立法联系点从首批10个发展到24个，辐射带动5个地级市设立了56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平罗县人大常委会、固原市原州区人大常委会上升为“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广大基层群众和各界人士表达立法诉求、反映社情民意提供了有效而畅通的渠道，推动立法更加接地气、听民声、聚民智，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在身边。


经年砺行，厚植全过程人民民主根基


历经10年深耕培育，我区基层立法联系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拓宽了基层群众直接参与立法的途径，提高了立法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度，有效发挥了立法“直通车”作用。


群众参与日益扩大。坚持基层导向、丰富联系形式、科学合理布局，统筹推进各级联系点梯次扩容，全方位拓宽社会各界参与立法的渠道。石嘴山市平罗县人大常委会依托13个乡镇的79个代表联络站，鼓励和引导1060名四级人大代表广泛开展“立法热议”活动。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在覆盖6个村和社区的基础上，将立法信息采集点延伸至镇北堡西部影城等文旅企业和特色园区，深入基层获取原汁原味的社情民意，为做好地方立法工作提供了源头活水。


立法流程日益完善。自治区先后制定了《关于立法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施意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等文件，示范引领各联系点制定110余项制度规范，为基层群众有序参与国家和地方立法提供制度机制保障。平罗县委牵头成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基层群众主动作为、立法联系点有效延伸、立法联络员广泛参与、信息采集点无缝衔接的“金字塔”工作体系，制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职责等9项制度，探索出立法征询“八步工作法”。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创新站点互融模式，打造“基层立法联系点+法官工作室+共享法庭”一体化阵地，引导各行业、各群体人民群众全方位参与立法工作。


建议质量日益提升。坚持实地走访摸实情、深挖根源析症结、专业会商研


对策，在广泛采集基层一线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深度梳理研判，打磨出靶向清晰、落地可行的立法建言，真正让基层民意直达立法机关、发挥民意直通车实效。2016年以来，平罗县、固原市原州区“国字号”联系点参与90余部国家法律草案意见征集工作，累计提交立法建议911条，被采纳97条。自治区24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先后围绕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等261件法律法规广纳民声，累计征集意见建议7316条，其中529条被吸收采纳，大量基层声音、群众呼声有效融入国家和地方立法。


精耕细作，架起畅通民情民意桥梁


我区各级人大积极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不断丰富拓宽职能优势，使基层立法联系点成为立法机关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渠道、立法人才队伍的锻炼基地、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工作平台、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法律法规的重要窗口。


畅通立法意见征集的“毛细血管”。自治区人大常委会24个联系点中，共有支持单位375家、立法信息采集点288个、立法联络员273人、立法信息采集员1722人。同2016年相比，工作队伍持续壮大、支持单位数量大幅增长，立体化民意工作网络实现人口全域覆盖。原州区人大常委会联系点构建“1+43+115+X”工作网络和“1+5+9+N”全域民意征集体系，以原州区人大常委会为基点，确定立法联系单位43个，设立立法信息采集点115个，聘请立法咨询专家39名，培育立法联络员44名，民意征集网络辐射5个街道、9个重点乡镇、N个村级采集点，把立法征询的触角延伸到城乡每一个网格、每一户人家，让法治阳光浸润千家万户。


延展立法民情诉求的“传导神经”。各地系统梳理总结基层实践成熟经验，构建起沟通联络、民意征集、立法调研、听证论证环环相扣的全流程工作体系，以制度刚性保障基层立法联系点规范提质、长效运行，让群众心声通过制度化渠道直达立法机关。玺赞庄园联系点依托枸杞种植基地，将立法调研现场设在


田间地头、生产一线，直接与种植户、农业技术人员面对面交流，确保征集到的意见建议真实反映农业生产、基层生活。盈科、大成、囯浩3家律所联系点发挥451名律师的信息员作用和49个业务研究委员会的专家库作用，把人民群众的


心声转换成“法言法语”，把法律术语“翻译”成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让法律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构建全民法治建设的“前沿阵地”。各基层立法联系点全面建强信息员队


伍、拓宽群众联系渠道，把听民声、传民意、聚民心的“神经网络”广布乡镇街道、学校社区、机关单位、厂矿企业、社会组织等处，构建起点上扎根、线上贯通、面上覆盖、片区联动的立体化工作体系。在立足征集意见的基础上，不断放大职能优势，把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成立法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社情民意的直通车、普法宣传的广播室、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阵地。青铜峡市裕民街道发挥立法联系点法律专家优势，主动参与调解群众婚姻家庭等方面矛盾纠纷，既解开群众“法结”，又抚平家庭“心结”，推动小事不出网格、家庭矛盾就地化解。银川市兴庆区人大常委会定期组织民警、律师、热心居民开展立法座谈会、法律咨询及“法治盲盒”等活动，提升各类群体学法用法、崇德尚法的自觉性。


笃行致远，谱写良法善治发展新篇


基层立法联系点有效架起了人民群众与国家立法机关之间的“连心桥”、参与民主法治建设的“聚力桥”，扮演着“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民意“直通车”角色。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建好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网络，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拓展功能作用。


把牢方向。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坚持不懈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与时俱进通过立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党对各方面事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国家和地方立法、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把正主线。基层立法联系点承载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价值追求融入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和工作实践，牢牢把握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内涵特征和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本质根本，继续发挥好倾听人民声音，凝聚人民智慧，回应人民期待的作用，不断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立法征询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灵活运用调研、座谈、论证、评估等方式，让立法工作牢牢扎根于民意土壤。要聚焦立法意见征集关键环节，敞开民意表达渠道，把“街谈巷议”作为立法考量，实现收集意见的代表性、专业性、原真性、创新性，有效提升上报意见建议的质


量。


把准定位。从实践成效看，基层立法联系点在推动人大工作、立法工作、普法宣传、经济社会发展、基层治理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要坚持原汁原味吸纳基层群众各类意见、声音与诉求，即使有一些不同意见、不同声音、不同诉求，也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反映。要精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对立法征求意见过程中收集到的群众关切分类处置，属于法律法规调整范畴的，系统汇总后逐级报送立法工作机构；属于基层治理、无须立法规范的，及时转交相关职能部门跟进办理、闭环落实。要做实普法宣传阵地功能，鼓励开展法治宣讲、立法解读、法律答疑等活动，持续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把好结合。坚持立足实际、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坚持实用为主、便于群众参与，注重同发挥人大职能紧密融合，把基层立法联系点与基层党建等平台阵地紧密融合，实现“一体多能”；要把立法意见征询和普法宣传教育结合起来，让征询立法意见的过程潜移默化为普法宣传、全民守法的过程；要把联系点的工作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结合起来，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把联系点的工作与基层治理结合起来，积极投身社区事务，对于群众的意见即便不能上升为法条，也能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推动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


深化文商旅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旅强省


河南省委办公厅常委办公室、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联合调研组


（2026年9月4日）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近年来，我省始终把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推动文旅业态、产品、市场跨界融合，激活文化、旅游、商业资源潜力，释放业态协同效应，充分发挥其在提振消费中的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当前我省文商旅融合发展还存在程度不深、产业带动能力不强、转化效率不高等问题。调研组通过对新乡、开封、洛阳等地的深入调研，了解我省文旅产业发展现状，提出深化文商旅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助力我省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旅强省跨越。


我省文旅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我省文化旅游市场经营主体超47万户，其中文化企业约40万户、旅游企业约7万户。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38.12亿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69万亿元。


2026年上半年，全省规上文化企业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收1076.09亿元，其中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服务业分别实现营收340.33亿元、239.02亿元、496.75亿元；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6.41亿元。


政策支持完善有力。2025年7月，省文化和旅游厅等13部门印发《河南省重点文化和旅游产业链群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聚焦8大重点链群，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2026年1月，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将“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列为全省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郑州、洛阳、许昌等地相继出台支持政策，如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许昌印发《推广“胖东来”经验以高品质服务助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


文旅品牌强势崛起。一是胖东来文商旅融合模式。胖东来从一家超市发展为网友口中的“6级景区”，2025年销售收入达235.31亿元，其天使城门店外地游客占比高达90%，成为拉动许昌旅游的流量引擎。二是蜜雪冰城文体旅融合


模式。温县立足太极拳和雪王两大IP，充分整合“一甜一咸、一种一药”特色资源，建设“太极文化名城”和“太极·蜜雪文旅融合示范区”，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文旅消费新业态。三是泡泡玛特城市潮玩模式。以自有潮玩IP为核心，通过场景创新将传统的商品零售拓展为集购物、娱乐、餐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消费场景，利用乐园、主题店、艺术装置等线下空间，深化消费者与IP的情感链接，并借助“盲盒”机制、跨界联名和社群运营等方式，有效激发二次消费与社交传播。


多措并举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


对标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我省文商旅融合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融合层次亟须提高、经营主体有待建强、要素保障亟待完善等。应立足发展实际，不断补齐短板。


健全统筹协同机制，破除融合壁垒。一是拓展“文旅+百业”“百业+文旅”融合发展机制。积极推进文旅与工业、农业、教育、体育、商业、中医药等领域融合发展，在文商旅融合板块实现突破，做大做强文旅产业。二是实施商业品牌进文旅工程。发挥胖东来、蜜雪冰城等商业品牌的流量效应，在核心景区、历史街区开设主题店、快闪店、体验店，建立流量互导、利益共享机制。三是推进文商旅一体化发展。打造郑汴洛文商旅融合标杆，统筹黄河文化旅游带、古都文旅圈商业配套，加大县域、乡村文商旅扶持力度。


提升融合业态层次，实现深度联动。一是推动观光消费向体验消费转型。在景区、街区植入沉浸式商业、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潮玩体验、手作工坊等业态，打造可逛、可玩、可购、可住的全域体验场景。二是实施IP跨界融合工程。推动黄河、少林、古都等文化IP与胖东来、蜜雪冰城等商业IP联合开发，推出联名文创、限定产品、主题活动，构建IP孵化、设计、生产、销售、体验全产业链，提升全链条变现能力。三是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促进夜经济业态模式创新，鼓励发展夜间文旅演艺、特色夜市、夜间健身等新兴业态；在郑汴洛引进国内外首店，打造首店经济文旅地标；结合文化IP打造文创市集、美食市集、潮玩市集。四是丰富消费供给。推出“景区门票+商业消费券”“住宿+文创礼包”“文旅联票+商圈折扣”等联动产品，降低门票依赖，提升过夜游、二次消费、综合消费占比，推动文旅流量向商业销量转化。


建强经营主体，提升产业竞争力。一是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打造全链条文商旅综合运营集团，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文商旅产业联盟，提升行业整合、


标准制定、品牌输出能力。二是引育高成长性企业。加大中小微文旅企业扶持力度，搭建孵化平台、提供创业辅导、减免相关费用，培育一批专精特新文旅企业。加大头部文旅企业、知名商业运营商、IP开发机构、头部演艺集团引进力度，提升项目运营水平。三是破解融资发展瓶颈。创新文旅融资增信方式，探索将景区门票、索道、停车场等具有稳定现金流的经营性收费收益权纳入融资增信评估体系；加强文旅产业风险保障，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开发场景化保险产品，提升文旅产业风险保障的精准性。


强化要素保障，夯实融合基础。一是加大专项扶持力度。探索设立文商旅融合发展专项基金，支持首店引进、IP开发、街区改造、本土品牌赋能，对融合项目给予优惠政策。二是完善配套设施。推进文旅景区与商业街区互联互通，改造提升老旧文旅街区商业配套，建设智慧商圈、智慧景区，实现数据互通、服务一体。三是建强复合型人才队伍。推动省内高校增加文商旅融合教学内容，积极引进商业运营、IP策划、场景设计人才，开展本土商户、从业者培训，提升全链条运营能力。


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推动融合模式创新。一是打造全域文商旅目的地。借鉴西安大唐不夜城、成都宽窄巷子“街区即景区、商业即旅游”的成熟经验，统筹城市商圈、文旅景区、特色街区、乡村聚落、交通枢纽一体化规划建设，推动文商旅空间贯通、功能互补、业态融合，打造主客共享、城乡联动、全景体验的文旅消费空间，全面提升全域宜游、宜购、宜体验的水平。二是塑造河南文商旅整体品牌。对标上海首店经济、杭州宋城演艺品牌化运营模式，围绕河洛文化、黄河文化、古都文化核心内涵，构建全省统一、规范鲜明的文商旅品牌体系，整合省内文旅资源、商业载体、特色品牌，持续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持续提升河南文商旅品牌辨识度、影响力和市场吸引力。三是强化全文化营销。将中原文化内核融入消费场景，把文化故事、文化符号、文化情感植入景区、商业街区、夜间消费、文创开发、特色餐饮全链条，打造有记忆、有氛围、有共鸣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以文化感染力带动消费转化力，实现文化传播与商业消费深度互促。四是激发产业内生动力。支持本土企业与外来优质运营主体深度参与项目投资、场景打造、IP开发、品牌运营，健全行业协会自律、标准规范、利益共享机制，形成政府有力引导、市场高效运作、企业主动作为、行业规范发展的良性格局。


释放风腐同查同治综合效能


福建省三明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2026年9月10日）


二十届纪委五次全会强调，以风腐同查同治为抓手，推动查治一体、纠树并举，促进党员干部牢记“三个务必”、践行“三严三实”，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实践中，福建省三明市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通过查改一体、纠树并举，着力铲除风腐问题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正风反腐一体深化，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从严同查风腐问题。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把风腐同查同治贯穿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促进深挖彻查、双向突破。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领域，将风腐同查作为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市县巡察等重要内容，市纪委常委会定期听取汇报、分析研判、部署推动，纵深推进风腐同查同治。聚焦“四风”问题新表现新特征，紧盯重要节点、“关键少数”、重点领域，锲而不舍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坚持“由风查腐”循线深挖，对享乐奢靡问题全面查，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集中查，深挖细查问题背后请托办事、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坚持“由腐纠风”双向突破，将“四风”问题作为查办腐败案件的“必问必核事项”，深挖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等背后的作风问题，做到以案查风、以案正风。把风腐同查同治与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贯通起来，深化“室组”联动、“组组”协同、片区协作等工作机制，强化下沉指导、协调保障，定期梳理分析风腐问题线索，及时精准规范处置。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加强同财政、审计、统计等部门协作配合，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线索移送、成果共享等机制，凝聚防范查处风腐问题工作合力。


从实同治风腐根源。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共性问题、反复发生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找准切口、以点带面，精准施策、靶向施治。抓实“小切口”治理，围绕优化营商环境、项目建设、招标采购、审批监管等风腐交织问题易发多发领域，抓住具有普遍性、反复性问题，统分结合、上下联动、深化整治，坚决斩断风腐一体勾连纽带。抓实全链条整治，把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优化治理结合起来，选取风腐典型案例，强化个案剖析、类案分析，认真做好“一案一剖析、一建议、一报告、一警示”案后


整改工作，通过提出纪检监察建议、工作提示等方式，推动点上促改、面上施治。抓实信息化赋能，紧盯隐形变异“四风”问题，深入分析风腐问题发生的地域性、行业性、系统性特征，分地域分领域分层级分阶段开展分析研判，贯通基层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四项监督”清单管理与智慧协同平台，构建大数据监督模型，通过数据碰撞、关联分析，提高发现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精准度和穿透力。


查治贯通清障护航。坚持统筹协调、贯通推进，推动形成办案、治理、监督、教育的有效闭环，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抓好风腐治理。突出抓早抓小，紧盯各级各部门“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前移监督关口，完善“分级分类、责任到人”的监督网络，综合信访举报、日常监督、市县巡察等掌握情况，强化多维研判，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教育提醒，对易发多发且带有腐化蜕变特征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基层“监测点”及时报、针对问题深入基层查、推动系统全面改的闭环机制，持续净化压缩腐败发生空间。突出正反两方面教育，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阐释其中蕴含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纪法意识，扎实推进思想崇廉、文化养廉、教育促廉、阵地育廉、融合倡廉工程；注重发挥典型案件、身边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通过编发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等典型案例分析、编印忏悔录、摄制警示教育片等方式，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用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引导党员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突出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严肃查处风腐交织问题，在审核风腐问题时督促相关地方、单位全面自查、深入整改；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注重纪法情理贯通融合，开展回访教育、澄清正名，既敢“问”不为之责、乱为之过，又善“容”无心之失、探索之误，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


四川消费新场景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杨慧


近年来，四川依托“蜀里安逸”品牌，重点培育打造一系列融合消费新场景。为全面掌握新场景发展现状，精准助力消费提质扩容，近期，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对省内61家企业、471名消费者开展专题调研。结果显示，四川消费新场景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但仍存在供需结构错位、同质竞争凸显、服务保障滞后等瓶颈，供需两端均期盼政府多角度发力，推动形成布局更均衡、供给更普惠、特色更鲜明、保障更完善的持续发展格局。


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新场景汇成新格局政策支持持续加力，场景培育格局成型


近年来，四川出台《实施“三品一创”消费提质扩容工程，加快培育“蜀里安逸”消费品牌的意见》等支柱性政策，创新打造120个消费新场景，全省上下初步构建起“省市联动培育、政企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如眉山每年打造5大类10个市级重点消费场景，每个给予100万元一次性激励；对利用闲置场所建成的场景，按投资额5%给予最高100万元奖补。甘孜对成功申报省级、州级消费新场景的市场主体，州财政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激励；截至2026年3月末，已培育州级消费新场景10个、州级诚信消费街（店）30个。


市场主体稳健多元，消费拉动作用凸显


一是新老主体协同发展，市场韧性较强。本次调研受访的61家企业中，成立5年以上的企业约占62.3%，3-5年的企业约占13.1%，3年以内的企业约占24.6%；近一年消费新场景相关业务营收实现增长的企业有90.2%，其中增速超过5%的企业约占55.7%。二是服务范围立足本地、辐射全省、拓展全国。调研显示，超过一半（50.8%）企业服务范围辐射全省，近一半（44.3%）企业拓展到全国。三是供给形态多元。除主流的文旅融合类场景、演艺演出类场景外，各地还发展出赛事经济、新兴商业、圈层社交等形态。四是拉动消费能力强。受访的471位消费者中，84.1%的消费者近一年在消费新场景产生消费。2025年，成都以134场大型演唱会带动综合消费突破63亿元；内江大力发展“票根经济”，2026年春节期间拉动景区、酒店、餐饮、文创等综合增收7540余万元。


市场需求有效传导，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整体来说，新消费场景企业创新意愿较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


字技术运用广泛。85.2%的企业在场景打造中运用了数字技术，其中，运用大数据的占比最高，有32家，约占52.5%；其次是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分别有18家（29.5%）和15家（24.6%）。二是主动加大研发投入。近一年消费新场景研发投入比上年增加的占55.7%，基本持平的占36.1%，减少的仅占8.2%。增加投入的34家企业认为“消费者需求倒逼企业升级”（58.8%）是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发现新的细分市场机会，主动布局”（47.1%）和“同行业均开始升级，不创新就会失去竞争力”（23.5%）（见图1），需求端将创新动力有效传导至供给端，企业已形成“不创新即落后”的共识。


供需错配与同质内卷，影响消费体验


受访的471位消费者中，65.7%对四川消费新场景感到“满意”，占比不足七成；32.1%感到“一般”；还有2.2%感到“不满意”（见图2），反映出当前消费新场景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供需结构性错配


一是空间分布错位：企业扎堆“中心热”，消费者盼“家门口”。从空间分布来看，受访的61家企业中，城市商圈类占42.6%，远高于县域乡村场景


（23.0%）。消费端反映更为强烈，近半数（46.5%）消费者反映“场景在省内分布不均，集中在大城市”；在75位近一年没体验过任何消费新场景的消费者中，有12位（16.0%）消费者明确表示“本地场景太少，想去的地方大多在大城市，不方便”。


二是价格认知错位：企业愁“买不起”，消费者怨“不值当”。从企业端看，36.1%的企业认为产品或服务价格与消费者购买力不匹配；从消费端看，分别有43.5%和21.9%的消费者认为当前产品或服务价格太贵、性价比低以及服务质量不达预期；高达74.3%的消费者希望增加“平价大众消费产品”，远高于高端品质体验（19.5%），企业的创新投入未能有效转化为消费者优质体验。


三是信息传递错位：企业愁“推不动”，消费者怨“听不到”。41.0%的企业认为“宣传不足”导致消费者对新场景知晓度低，同时，34.0%的消费者也反映“宣传不足，不知道有相关场景”。供需双方均认可的信息渠道高度集中于新媒体（企业95.1%、消费者73.0%）。


创新差异化不足


一是业态与内容高度雷同。88.5%的企业认为四川消费新场景存在同质化现象，其中反映“业态雷同，普遍为餐饮+零售+打卡方式”的占比最高（68.9%），


其次为“夜间经济内容雷同”41.0%）和“建筑风格雷同”（31.1%）（见图3）。调研的消费者里同样有19.4%将同质化列为最不满意因素。


二是文化IP开发浅层化。27.9%的企业认为“IP雷同，缺乏本地文化元素深度开发”，对本土资源挖掘和转化不够导致场景缺乏辨识度和长期吸引力。


三是数字技术应用流于表面。虽然85.2%的企业在场景打造中运用了数字技术，但有42.6%的企业反映“数字技术应用浮于表面”。


服务保障需优化


一是基础设施配套不足。29.5%的企业反映“交通、停车配套不足”和“经营场地资源紧张”，27.9%的企业反映数字基础设施不足。有14.9%的消费者表示遭遇过“交通、停车不便”，8.1%的消费者反映“配套设施、服务不完整”，7.6%的消费者反映“适老化亲子友好设施不足”。


二是市场秩序监管缺位。从企业端看，18.0%的企业反映“市场竞争无序，假冒伪劣、低价内卷现象频发”。从消费端看，471位消费者中，曾有消费纠纷经历的约占14.1%，其中，纠纷类型主要为“商品服务与宣传不符”（55.4%）、“价格欺诈、隐性消费”（53.6%）、“售后服务差”（44.6%）。


三是精准服务意识待提升。受访的61家企业中，34.4%的企业反映“消费新场景无明确行业标准”，21.3%的企业反映“跨部门监管不畅，存在多头监管”，16.4%的企业反映“监管规则不清晰、跨界审批难度大”，企业面临合规不确定性等隐性成本。


从供需两端发力，激活消费引擎


优化供需匹配效能，破解结构错配难题


一是推动场景下沉布局。设立县域、社区新场景专项扶持资金，对在乡村、社区布局的企业给予房租补贴或客流奖励；鼓励国有企业开放闲置空间，打造“家门口”的消费新场景，逐步缓解城乡分布不均的矛盾。二是引导企业优化供给结构。打造高端品质与大众普惠相结合的产品体系，在“蜀里安逸”评选标准中增设“质价比”评价维度，引导企业从“重高端”转向“重普惠”。三是构建政企协同宣传矩阵。依托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建立“蜀里安逸”官方话题矩阵，定期发布场景打卡榜单。


强化创新特色打造，破除同质发展瓶颈


一是发布差异化发展指南。分业态制定“消费新场景特色化建设指引”，明确避免过度雷同的负面清单，每年评选创新示范场景并予以奖励，引导企业


走出“千店一面”的竞争误区。二是深挖本土文化IP。建立四川文化资源数据库以及IP设计对接平台，鼓励企业与专业设计机构合作开发，提升场景的文化辨识度。三是推动数字技术实质赋能。设立数字技术赋能专项资金，优先补贴运用I、物联网、R/VR等技术实现降本增效或体验革新的项目；组织技术服务商为企业提供轻量化数字改造方案，破解重展示、轻应用，数据难以转化为生产实效的难题。


完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业态发展环境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配套。通过增设临时停车位、延长夜间公交及地铁运营时间、优化公交线路和接驳服务；对增设母婴室、无障碍通道、儿童友好设施等企业给予建设补贴，补齐适老化和亲子友好短板。二是规范市场秩序。建立消费新场景红黑榜，对投诉率高、价格欺诈的商家进行公示；设立消费纠纷“先行赔付”基金，简化维权流程；开展消费新场景专项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恶性低价竞争，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三是强化监管协同。推行“一窗受理、联合踏勘”的跨部门审批模式，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对合规经营企业实行“免打扰”监管，减少隐性负担。


新型能源体系调查：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的深刻变革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课题组


（2026年9月16日）


2026年2月底，以色列、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1/4的海运石油贸易受到影响。部分高度依赖油气进口的经济体遭受严重冲击，而我国尽管原油进口大幅减少，但能源供给保持稳定，有效抵御了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摩根大通分析显示，2月至5月全球减少的原油进口量中，中国约占3/4。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学者观点指出，中国减少石油进口是当前国际油价没有失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法国《费加罗报》则评价称“这是中国第二次拯救了全球经济”。


这场全球能源危机如同一面镜子，既映照出新型能源体系在极端情境下提供的缓冲空间与替代能力，也折射出我国推进能源战略转型的深谋远虑与大国担当。早在2014年，总书记就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能源战略转型提供指引、确定方向。党的大会明确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纳入“十五五”规划。10多年来，我们循序渐进推进能源转型，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安全基础更加稳固，涵盖风、光、水、核、储多能互补的绿色能源版图蔚然成形。新型能源体系“新”在何处？能源转型发展“难”在哪里？未来发展之路又在何方？围绕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调研。


一、新型能源体系“新”在何处


新型能源体系是以非化石能源为供给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绿色智慧节约为用能导向的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其“新”，体现在主体能源从化石到非化石能源的历史性更替。调研发现，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38.5%，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这场变革深刻之处，不是某一项技术的单点替代，也不是简单的“煤油改电”，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能源体系“单向、被动、僵化”的格局。


基础设施方面，从“源随荷动”转向“源网荷储协同”。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关键就是实现“源随荷动”到“源网荷储协同”的转变。传统电力系统如同一条单向河流，发多少、送多少、用


多少，依序而行。风光大规模并网后，发电侧从可控的确定量变为随机的波动量，推动电源、电网、负荷、储能从各管一段走向柔性互动、智能调度。与传统电力系统相比，新型电力系统特点非常明显。一是主干网更牢固。2025年全国累计建成投运“24直、21交”特高压输电通道，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超100万公里，“西电东送”、“北电南供”通道越织越密。二是配电网更智能，配电网智能化改造让每块屋顶光伏、每座充电桩都成为可感知、可调度的节点，虚拟电厂把分散的空调、充电桩、储能聚合为“看不见的电厂”。三是储能调节更灵活，抽水蓄能装机连续10年世界第一，储能正从系统的“充电宝”升级为电网的“稳定器”和“调节阀”。


安全保障方面，从“化石主导”转向“多元互补”。保障能源安全不能只盯自给率等静态指标，更要看极端冲击下体系扛不扛得住、恢复得快不快。这就决定了，新型能源体系是在传统能源体系基础上逐步建立的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的能源结构。2025年底全国发电总装机约38.9亿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六成，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煤炭产量稳定在48.5亿吨，煤电作为“压舱石”提供可调度的确定性支撑，与“看天吃饭”的新能源形成有效互补。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国保持在40个左右，中俄、中哈、中缅三条陆上管道与海上通道构成陆海并进、多元互补的输入格局。


消费体系方面，从“被动压负荷”转向“需求侧资源化”。过去需求侧管理重在压负荷、错峰用电，如今则把需求侧作为可优化配置的战略资源来“经营”。我们在深圳车网互动示范站调研时了解到，全市5天累计超2500车次电动汽车参与反向放电、放电总量超7万度，车主从交电费变成赚电费。现场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每辆电动车就是一个移动充电宝，聚合起来就是一座虚拟电厂”。分布式光伏、电动汽车等用户侧资源正推动能源消费者向“产消者”转变。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算力设施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0%。通过算电协同让算力跟着电价走，这类灵活负荷就能从“电老虎”变为削峰填谷的可调节资源。


科技创新方面，从“跟跑”转向“并跑”、“领跑”。我们在山东东营调研时看到，全国产化设计制造的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巍然矗立，轮毂中心高度相当于50多层居民楼，叶轮直径超310米，扫风面积超10.5个标准足球场。能源发展的驱动力正从“地下有什么”转向“手里会什么”，从资源禀赋转向技术能力。300兆瓦级F级重型燃气轮机总装下线，打破了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


新疆库车建成国内首个规模化光伏直接制绿氢项目，年产绿氢可达2万吨；白鹤滩等水电站连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全球首个千亿级发电行业大模型“擎源”发布，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推进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让能源支撑算力、算力反哺电网的双向循环加速跑起来。


治理体系方面，从“计划管控”转向“市场驱动”。一位地方能源局同志坦言，“以前管能源主要是管电厂、管指标，现在面对千家万户的光伏、海量充电桩，靠发文件根本管不过来”。传统能源定点开采、统一调配，管理相对简单，而新能源点多面广，家家屋顶可以发电、处处风机可以并网，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动，这就对治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及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行业标准相继出台，法治根基不断夯实。电力市场化改革提速，2025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4%，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基本实现全覆盖，价格信号开始真正牵引资源流向。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加速协同，绿电、绿证、碳核算传导链条逐步打通，清洁能源的竞争优势从政策补贴驱动转向市场收益驱动。


国际合作方面，从“规则接受”转向“规则参与”。近年来，我国能源国际合作在产能合作与规则建设两个层面同步推进。一方面，20XX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已实施数百个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布卡光伏、沙特MS和HK2大型光伏等标志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中国输出的不仅是设备和技术，更是系统解决方案和建设运营标准。另一方面，我国已发布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重要产品标准，在新能源并网、特高压等领域累计立项一批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从产品输出到标准输出、从项目合作到规则共建，我国正从规则接受者走向规则参与者，并在部分领域成为规则贡献者。


二、能源转型发展“难”在哪里


10多年来，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我国能源转型发展迈出历史性步伐。从加快建设“沙戈荒”新能源大基地，到畅通“宁电入湘”、“陇电入浙”、“藏粤直流”绿色输电通道；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到创新发展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新业态，新兴能源产品飞速迭代，传统高耗能行业加快“换血”，能源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能源转型进入深水区，我们遇到的难点已不是有没有技术、有没有装机，而是技术能否有效接入并提升系统、装机能否真正转化为系统韧性，这背后有一系列深层矛盾亟待破解。


保供韧性与外生风险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安全边界亟待重塑。传统能源安


全观侧重油气进口依存度和自给率等静态指标，但当前风险正加速向两个新维度延伸。一是关键矿产供应链风险凸显，新能源产业所需的钴、铜、锂、镍等高度依赖海外，美西方主导的“关键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试图构建排他性联盟。二是绿色标准定义权面临挑战，我国绿氢、绿氨、绿色甲醇产能虽居世界前列，但“绿不绿”、“算不算”的认证权仍掌握在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和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体系手中，我国绿色能源发展处于“有产能、缺规则”的被动局面。


规模扩张与系统适配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基础设施协同滞后。我国新能源装机规模全球第一，但“源网荷储协同”水平并未同步跟上。物理层面上，风光“看天吃饭”的波动性与电网稳定性存在冲突；空间层面上，“西电东送”通道建设跟不上西部基地装机速度，导致“有电送不出”；机制层面上，省际隐性壁垒使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占比长期偏低、价格信号失真。西部新能源发电高峰时不得不弃风弃光，东部负荷中心却因省际机制不畅难以按需购电，形成两头着急的困局。


技术领先与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创新效能释放受阻。我国新能源在能源装备制造、工程应用上已走在世界前列，但体制机制仍存在路径依赖。以储能为例，电网侧独立储能平均利用小时数已达电源侧配储的1.3倍以上，但现行体制机制在储能布局、收益分配、市场准入上仍偏向传统配储模式，效率更高的方案反而推不开。倘若技术跑得快、体制机制改革跟不上的问题不解决，很多成熟技术都难以顺畅接入系统。


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需求侧资源在沉睡。相较供给侧的突飞猛进，需求侧潜力远未激活。一端是数据中心、充电桩等用能大户标准滞后，算电协同不成熟，如中部某省一大型数据中心年耗电已超一座中等城市，却“想多用绿电而不得”；另一端是海量分布式资源参与调节渠道不畅，不少车网互动、虚拟电厂仍停留在试点，价格激励缺位。去年夏天部分城市下班充电高峰叠加导致局部电网承压，恰恰说明没有智能引导，移动充电宝就会变成新的尖峰制造者。


国内转型与国际竞争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规则话语权亟待提升。我国在光伏、风电等领域长期处于技术领先、标准跟随的被动局面。绿色能源标准是当前最激烈、最具代表性的标准博弈。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下的非生物源可再生燃料规则要求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减排不低于70%，我国产品要出口欧盟并


获得绿色溢价，必须通过这一标准认证，国内规则尚未实现国际互认，这就造成制造在我、规则在人的错位。


三、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之路怎么走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是风机与光伏板的简单叠加，而是从旧体系向新体系的系统性跨越，如同在旧地基上建新房子，既要建得好，又要保证居住者不受影响，这比推倒重建艰难得多。当前，我国能源转型发展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双碳目标刚性约束、能源安全兜底要求与终端用能持续扩张三重压力叠加，绿色低碳、安全可靠、经济可行的多维目标相互牵制，任何冒进或滞后都可能引发经济社会重大风险。“十五五”时期是全球能源向低碳零碳转型的加速期，我国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开启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可再生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主要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如何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重塑的背景下提升我国能源体系韧性与自主可控能力？如何确保可再生能源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跃升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必须坚持先立后破、破立并举，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从法律法规、发展机制、市场机制、要素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在保障能源稳定供应的前提下持续有序推进能源战略转型。


健全能源安全保障体系，从单一支撑向协同互补转变。守住能源安全底线，是一切转型的前提，绝不能未立先破、拆了旧桥没搭新桥。要稳存量，用好传统能源安全兜底作用，推动煤电从主力电源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并重转型，加快油气产供储销全链条建设，提升国家能源战略储备能力。要扩增量，加快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加快西北风光基地、西南水电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广分布式光伏与分散式风电，因地制宜开发生物质能、地热能，统筹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要补矿产，加快实施国内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推动废旧电池和光伏组件回收利用，同步推进海外多元布局，多管齐下化解关键矿产供应风险。


强化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从规模建设向智能协同转变。新能源消纳的堵点在基础设施，破题也要靠基础设施提级。着力补通道，加快跨区域输电通道建设，健全跨省跨区电力调度机制，把富集地区的绿电送得出、落得下。着力强调节，科学布局抽水蓄能，大力发展新型储能，用好储能成本持续下降的有利趋势，发展多能互补、风光火储打捆运行。着力活负荷，大力挖掘需求侧可调节资源，加快虚拟电厂从试点走向规模化，把分散的空调、充电桩、储能


聚合为可调度的系统资源。需要注意的是，储能配置、跨区互联、传统电源退坡这三件事的节奏必须统一谋划，不能单兵冒进。


推动能源消费体系变革，从需求侧管理向需求侧资源化转变。以能效标准提标扩围为牵引，把数据中心、算力、5G基站、充电桩等新型用能领域纳入标准覆盖范围，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推动换新提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浪费的能源捡回来、把有害的垃圾用起来。把绿色算电协同作为突破口，让算力跟着电价走，风光大发时多算、电力紧张时少算。完善峰谷电价、需求响应补偿、绿证、绿电直连等机制，让参与调峰、消费绿电的用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完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从局部应用向系统赋能转变。技术要真正转化为体系效能，必须同步推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是我们从设备领先走到系统建成的关键。要补齐短板，加快突破工控芯片、专用软件、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围绕自主可控构建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要选准前沿，适度超前布局可控核聚变、新一代风电光伏、高温超导、长时储能，审慎评估技术路线的机会成本，建立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强化基础理论研究。要促进融合，按照《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部署，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提升算力设施绿电占比，让算力需求就近消纳绿电，把能源支撑算力、算力反哺电网的双向循环真正跑起来。


健全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从条块分割向统一开放转变。如何把一套为化石能源旧体系设计的架构加快改造成能适配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新体系的架构？要进一步破除壁垒，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完善辅助服务市场、容量市场。探索电量流与价值流分离，允许能源输出地区分享输入地区因使用清洁能源产生的产业链增值。要进一步增进协同，推动碳排放权、电力交易、绿证等多市场协同联动，完善价格、激励和监管机制，让绿色价值真正被市场定价，防止转型成本不成比例地向欠发达地区转嫁。要进一步强化衔接，加强规划协同，做好综合性与专业性、中短期与中长期、全局性与地区性能源规划的统筹衔接，提升规划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确保落地见效、形成合力。


深化能源国际合作体系，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转变。新型能源体系不能关起门来建，在开放合作中才能赢得主动。深化全球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发挥我国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为伙伴国家提供


优质能源产品和服务。深度参与治理，主动投身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旗帜鲜明反对将能源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提升标准话语权，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净零框架等国际规则制定，同时加快健全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国内标准并推动国际互认，把我国绿色能源的制造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


调研手记：


行走在祖国辽阔大地，库布其沙漠绵延数十公里的“光伏长城”在烈日下泛着蓝色光芒，东营近海白色风机矩阵在海风中划出优美弧线，深圳街头电动汽车反向放电参与车网互动，内蒙古草原深处数据中心与风电比邻而建每度绿电的诞生、每次负荷的调度、每项标准的突破，都在重新定义能源


安全的内涵。从薪柴到煤炭，从石油到电力，能源载体的转换始终牵引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地缘格局的重塑。今天，置身于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速度最快、程度最深的能源转型浪潮之中，如何应对供给、输送、消费、治理乃至国际规则的全维度重构？如何破除绿色转型面临的成本、技术、规则的多重壁垒？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能源转型之路。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越火电，共建“一带一路”绿色能源项目数百个，“新三样”领跑全球……世界见证的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更替，还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发展中国家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主动抉择，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以自身全产业链优势和规模化应用实践，持续降低可再生能源边际成本，拓展人类可持续发展边界的不懈探索。


邢台市林下经济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邢台市林业局杨晓惠


1.发展现状


林下经济是依托森林及林地环境，以可持续方式开展林下种植、养殖、产品采集加工和景观利用等复合经营的生态型经济[1]。邢台市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积极引导林农探索林药、林菌、林苗、林粮、林禽等多元经营模式。目前全市建成国家级示范基地3个，示范面积18.1万亩。


1.1林下种植


1.1.1林药模式。适用于中幼林，主要种植喜阴、喜湿中药材，如人参、黄精、金银花等[2]。邢台市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已初步形成信都区金线莲、任泽区药菊、临城县知母等特色中药材种植格局。


其中，信都区古寨英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板栗树下仿野生种植金线莲100余亩，鲜品亩产40kg，亩产值达2万元；任泽区大地园林公司林下种植连翘、药菊等1505亩，年产值约741.1万元；经开区种植白术、黄芩等100余亩，年收入约10万元；临城县赵庄乡发展核桃间作蒲公英、知母等200亩，年产值近20万元。


1.1.2林菌模式。利用林下湿度大、光照强度低等条件，种植木耳、灵芝、羊肚菌等菌类[2]，尤其适合通道林带和片林等生态林。该模式生产周期短（一般1~3个月），效益远高于粮食作物[2]。任泽区邢台万晟秋实农业科技公司与海南中青智博生态研究院合作，发展林下赤松茸种植240亩，亩产约2500kg，亩纯效益约1万元，并与上海、广东、江苏、四川等多地批发商建立供货合作关系。


1.1.3林苗模式。林苗模式是在新造林或行距较大的林地中套种沙地柏、红叶碧桃等苗木。任泽区河北大地园林有限公司通过该模式培育沙地柏年效益约2.3万元，三红紫薇球年效益约1.6万元。


1.1.4林粮模式。林粮模式是在新造林或行距较大的林下套种红薯、花生、棉花等经济作物。巨鹿县团城林场在1200亩速生杨下种植高粱、红薯、花生等作物，其中红薯亩效益超6000元；南宫林场林下种植红薯、花生、西瓜500亩，年产值约30万元；隆尧林场林下种植花生、红薯2000余亩，亩均增收300~500元，年创收约60万元。


1.2林下养殖


1.2.1林禽模式。林禽（畜）模式是在密度小、空间大的林地放养或圈养


鸡、鹅、羊、猪等畜禽[2]。该模式投入少、见效快，产品绿色无公害，同时能控制杂草、改良土壤，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隆尧林场发展林下养殖200余亩，饲养鸡3000余只、鹅11500只、羊800余只、猪300多头、牛500多头，年总收入达178万元（其中鸡、鹅58万元，牛、羊、猪120万元）。临城县河北绿蕾公司在核桃林下养鸡5000只，亩收益7500元。南宫林场利用土地40亩引进客商养殖大鹅4000只，年产值约10万元。


1.2.2特种养殖。林特模式是指利用林下空间放养或圈养具有特殊用途或高经济价值的动物[2]。经开区开展林下蚯蚓养殖100余亩，蚯蚓既可作高蛋白饲料，亦可入药，其排泄物可作有机肥，年总收益达50万元，产品销往湖北、四川、安徽及东北三省等地。


1.3森林景观利用。森林景观利用主要是指利用森林资源的景观功能和森林内多种资源，开展有益人类身心健康的经营活动[1]。


1.3.1森林康养。邢台市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产业。市郊建成总投资2．2亿元的邢襄生态园，打造城市天然氧吧；西部山区则定位为京津冀后花园和康养基地。目前全市拥有信都区九龙峡景区和临城绿岭核桃小镇2个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并推出信都区太行山地休闲度假区、


内丘县康养休闲旅游区、临城县山水休闲度假旅游区、沙河市生态田园特色旅游区4个全域旅游示范片区。其中信都区九龙峡景区获评“中国森林养生基地”，临城绿岭核桃小镇被认定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


1.3.2生态旅游。邢台市以太行山、大运河为依托，大力发展生态观光与户外运动，已连续举办4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建成多个生态旅游片区。2024年邢襄生态园国庆假期接待游客12.6万人次；绿岭核桃小镇集李保国科技馆、核桃博物馆、文创中心及食宿娱乐于一体，已成为京津冀李保国精神教育基地，形成了以红色教育为核心，融合拓展培训、研学和体验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目的地。邢台市不断完善配套服务措施，采取“现代酒店+特色民宿”模式，确保游客吃得好、住得下、留得住。目前，全市旅游区星级酒店20家、农家乐600余家，景区服务中心全覆盖，既为市民提供了休闲空间，又带动了周边农民就业，为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发展优势


2.1森林资源丰富。邢台市位于河北省南部、太行山南段东麓，林业资源丰富。近年来围绕浅山丘陵绿化、村庄绿化、森林抚育等重点，持续推进国


土绿化，建成七彩太行、万亩酸枣示范基地等亮点工程，获评“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丰富的森林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林下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2政策大力支持。近年来，邢台市将林下经济作为促进林业提质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重点加强基础设施、技术研发和品牌培育。同时，2024年启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通过加速林权流转、推进规模经营、创新林业金融产品及培育特色品牌等举措，为林下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3市场需求旺盛。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提升，消费者对绿色、有机食品需求持续增长。林下产出的林菌、林药、林禽等产品因无污染、营养高而备受市场青睐。同时，生态旅游热度上升，森林景观利用（如森林公园、康养基地等）满足了人们亲近自然、休闲养生的需求。森林旅游与康养产业市场需求旺盛，发展潜力较大。


3.存在的问题


3.1收益不稳定。林下经济前期投入大，涉及种苗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但融资渠道有限、投资回收期较长，制约了产业规模发展。同时，市场信息不对称，产品宣传推介不足，导致产销对接不畅，产品售价和经营收益稳定性受到影响。


3.2缺乏专业技术支撑。林下经济缺乏专业种植养殖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导致产品质量不稳、生产效益偏低。例如，林下种植竹荪虽效益高，但对管理技术和人力要求较高，从外地引种试种情况来看，短期内难以在邢台市大规模推广。


3.3产业结构单一。当前林下经济仍以传统种养为主，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依托森林景观和林下产品发展观光、度假、康养等旅游项目尚不成熟，森林景观利用层次较浅，农旅融合程度不高，综合开发能力有待提升。


3.4产业链条短。林下经济产品以初级原料销售为主，分拣、包装、保鲜、精深加工等环节薄弱，产品附加值未得到有效挖掘。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等配套服务发展滞后，产业综合效益提升空间较大。


3.5缺乏特色品牌。目前林下产品品牌建设滞后，缺乏具有市场影响力的特色品牌，产品辨识度和市场竞争力不强，优质不优价现象较为普遍，制约了产业效益的进一步提升。


4.发展对策


4.1科学规划布局。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多元发展，结合邢台市各地实际，科学制定林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领域和空间布局。依据林地类型、立地条件和市场需求，合理选择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游则游，推动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4.2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对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扶持力度，引导其通过股份合作、订单生产、保底收购等方式，与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共享发展收益。


4.3加强品牌建设。品牌是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积极培育具有邢台特色和市场影响力的林下经济品牌，强化品牌认证与管理，打造绿色、有机、生态的产品形象，提升市场竞争力。


4.4推动产业融合。促进林下产品与加工业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深化与森林旅游、康养产业的融合，积极发展观光采摘、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开发多元化生态产品与服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


4.5强化科技支撑。科技是推动林下经济发展的关键。政府应积极搭建产学研用合作平台，联合科研院校推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与推广。强化技术培训，邀请高校专家开展指导，培育懂技术、善经营的专业人才，提升经营主体的科技应用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为林下经济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4.6拓展销售市场。充分利用电商平台、农产品展销会等多种形式，开展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加强与大型超市、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对接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确保产品销售渠道畅通。同时，利用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举办林下经济文化节、亲子采摘等活动，推广示范基地成功经验，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绿色转型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课题组


（2026年9月1日）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加速转型阶段，也处于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进而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基本建成目标的关键时期。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统一关系，指明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在新时代的发展形态。


深刻理解科技创新赋能绿色生产力的发展逻辑


随着科技创新的深入推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国际潮流所向、大势所趋，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绿色生产力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根本支撑，各类绿色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生产力质态实现绿色跃迁：一方面依托绿电替代、低碳工艺改造、负碳技术攻关等绿色创新技术的规模化落地，撬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深度转型，以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压减全链条碳排放。另一方面通过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等绿色创新技术的应用，聚焦污染物源头减排，破解传统重化工产业中二氧化碳与常规污染物协同排放的治理难题。


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驱动动能不断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日益完善，为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为绿色转型、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我国将如期实现碳达峰，扭转化石能源等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刚性增长的趋势，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发生深刻调整。


资源型地区作为支撑我国工业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根基，长期以来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源原材料支撑，也最早面临着产业结构偏重、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增长动力转换滞后等一系列共性挑战。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交融，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趋势，也是“十五五”时期我国构建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突破口推动资源型地区深度转型，不仅是破解区域发展深层次矛盾的必然选择，更是我国率先探索绿色生产力发展路径、在全球绿色产业竞争中抢占制高点的战略先手棋。


山西作为资源型省份，多年来为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样面临着传统产业占比偏高、转型发展任务繁重的挑战。锚定“十五五”时期的战略目标，山西将以科技创新作为撬动转型发展的核心支点，走出一条兼顾产业升级、绿色转型与民生福祉增进的特色发展路径。


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践进路


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改造为重要抓手，传统产业正在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力。以智能化改造筑牢产业提效与安全升级的支撑，通过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传统产业，着力从根源上拧紧安全生产防线。以绿色转型贯穿产业全生命周期的发展导向，系统推进重点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同时拉动企业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以融合化升级锚定产业链价值链双向跃升，在推动传统产业与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深度耦合的进程中，延伸煤炭全产业链条实现从“一块煤”到碳基新材料的高附加值转化，牵引钢铁产业向手撕钢等高端特种材料进阶，在产业跨界融合中持续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


以系统性科技创新布局牵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分层分类培育。依托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优势，立足自身数十年积累的资源禀赋与转型使命，从能源结构端精准破题，推动新能源与化石能源高效协同发展，延伸氢能、甲醇全产业链，科学布局抽水蓄能与新型储能项目、搭建能源互联网体系。以“手撕钢”等标杆产品为锚点深耕特钢、铜基、碳基等前沿新材料赛道，聚焦智能煤机、新能源重卡等特色方向攻坚高端装备，大幅提升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稳步向产业链中高端跃升。同步推进数字建设与“人工智能+”行动，前瞻布局前沿领域，为全省持续释放绿色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大力推进煤基科创成果转化基地建设。聚焦煤机装备、氢能等重点领域持续精准发力，推动越来越多煤基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落地生“金”。依托省内重点高校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搭建的高能级煤基科创平台，联动省属重点能源化工龙头企业共建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加快推进中试基地、检验检测中心等配套设施建设，有效降低科技成果转化的试错成本与市场风险，提高成果落地的成功率。面向全国推行“揭榜挂帅”机制征集顶尖科创团队攻坚转型痛点，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转化为可落地见效的新质生产力，引领全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建设加速向纵深推进。


推进科技创新与绿色生产力深度融合。一方面，立足区域优质生态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布局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环境服务等


新兴业态，将生态保护的现实需求精准转化为可落地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通过生态工业园、零碳产业园、循环经济示范区的梯次建设，实现园区内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污染集中统一治理、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充分释放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与多领域协同降碳的叠加优势，加快将科技创新的技术红利转化为全省绿色转型的发展实效。


共享村居盘活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实践探索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考察


浙大城市学院章子康


0.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我国城镇人口达95380万人，较2016年增长16.43%；农村人口仅45109万人，下降21.28%。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宅基地及农房闲置，盘活利用该类资源已成为乡村振兴的紧迫课题。


2021年至2025年，一号文件连续强调要盘活闲置宅基地及农房。2026年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规范有序做好农村各类资源盘活利用”[1]，"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2]。宅基地及农房的闲置问题，已成为影响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各地积极开展探索，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作为乡村空间资源的核心载体，“三权分置”改革因兼具激活土地要素与重构治理秩序的双重制度潜能，被赋予破解治理困境的历史使命[3]。我国宅基地盘活利用主要依靠政策推动，亟待向稳定、可预期的法治化框架转型。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宅基地流转制度、退出制度等单一维度，未能将产权界定、治理协同、政策保障等维度进行整合分析，难以有效回应实践中面临的综合性问题。


鉴于此，本研究以浙江省“共享村居”模式为研究对象，针对闲置宅基地及农房制约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在理论框架上，以宅基地“三权分置”理论为产权分析基础，依托浙江省“千万工程”背景，构建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在研究方法上，通过问卷调查取得有效问卷2514份，实地调研村落达139个，通过访谈当地村民、村委会负责人，累计形成访谈资料23万字，累计调研时长1408小时。在研究内容上，系统梳理了“自主经营、委托经营、合作经营”3种盘活模式，剖析“产权桎梏、制度转化不足、治理困境”等深层问题，最终从“三权分置物权阐释、契约体系规范、政策法律支撑”三方面提出法治优化路径，旨在构建可推广的宅基地盘活治理模式。


1.“共享村居”盘活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实践样态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积极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与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工作，各地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共享村居”模式。20XX年杭州市最早开展“共享村居”试点工作；2021年7月，西安高陵区开展第一批试点工作；2022


年6月，江西龙南市开展“共享村居”项目。自2012年起至今，各地积极探索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盘活制度。引导农民个体、村集体、社会资本通过自营、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利用闲置宅基地及农房发展乡村旅游、电商等特色产业。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近年通过自主经营、委托经营、合作经营3种方式，探索“共享村居”新业态，为破解资源闲置问题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


1.1自主经营盘活利用模式自主经营盘活利用模式以宅基地使用权未流转为前提，由农户依托自有农房发展乡村产业以实现增收；农户既可以自主经营，也可以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协作经营。利用闲置宅基地及农房发展牛、果、菜等农业特色产业，实现农户自主创业与资源就地转化。其核心优势在于决策灵活、成本可控，农户可根据市场需求自主调整经营业态，不依赖外部资本，能够有效保留乡土风貌和民俗特色，增强经营项目的差异化竞争力。例如，浙江省嘉兴市的墅丰村农户利用闲置农房经营农家乐、民宿，浙江省宁波市的虹桥村则通过农户合作运营民宿，形成合作发展模式。该模式既保留了家庭经营的灵活性，又通过集体协作弥补个体经营短板，确保农户能够深度参与乡村振兴，共享发展成果。


1.2委托经营盘活利用模式委托经营模式下，农户与村集体签订委托流转协议，明确租金或分红方式，村集体统一办理流转、对接投资，并以自己的名义与投资方订立合同，通过租赁等方式对闲置资源进行整体规划和开发，形成“精准盘活，整村运营”机制，让农户实现闲置资源的托管运营与资产化收益。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村集体的桥梁作用，破解农户谈判能力弱、资源分散难以规模化盘活的难题，实现闲置资源的集约化、规范化利用。该模式主要应用于民宿开发、乡村文旅和产业空间等领域，通过厘清资源状况、签订委托协议、实施改造运营的方式，在保障农户资源流转话语权的同时，实现资源的精准匹配与高效利用，构建起农户权益保障、集体统筹服务、投资者便捷经营的三方共赢格局。


1.3合作经营盘活利用模式合作经营模式强调政府、村民、企业三方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经营与共享收益机制。其中，政府负责整合数据、协调各方；村民通过出让宅基地使用权、劳动服务等方式获取“基础租金+经营分红十就业收入”多元收益；企业获取使用权，通过改造升级闲置农房、引入电商、文旅资源、打造产业链的方式实现创收。同时，多元联动合作经营能够有效发挥政府在基础服务和制度保障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为乡村资源的市场化盘活利用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上述3种“共享村居”盘活模式虽然在地方试点取得显著成果，为闲置资源盘活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选择，但在实践中，这些模式仍面临更深层次的法律与治理困境。


2.“共享村居”盘活闲置宅基地及农房面临的困境


各地试点实践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深层次的制度与法律困境。基于对全国范围内主要试点的政策梳理与考查，以浙江省为典型例证，根据调研取得的2514份有效问卷与访谈反馈，将各地试点实践中面临的困境抽象概括为产权、制度、治理3个层面。


2.1产权桎梏：农村宅基地及农房的权利体系不完善


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界定是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权利结构的基础命题，直接关系资格权和使用权的法律属性和制度塑造[5]。《土地管理法》第九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尽管《民法典》规定所有权由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但实践中，法律对“集体”界定不明，实践中村委会、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均可代表行使，易导致代理失范甚至“强行流转”。缺乏明确的所有权行使主体也会导致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纠纷中农民集体权益受损，出现“人人有份、人人无权”的主体虚置现象。其次，我国实行“房地一体”确权制度，将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合并登记，国务院《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规定，“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6]。除了受让主体受限，宅基地抵押权也严格受限，农村闲置宅基地的流转效率与市场价值进一步降低，无法通过市场进行有效的价值转换。此外，宅基地流转后的用途也受到严格监管，要求流转后的宅基地必须继续用于住宅建设，不得改变用途，这进一步限制了宅基地流转的灵活性和经济价值的实现[2]，形成“有资产，无资本”的结构性困境。


同时，农村“房地一体”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是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基础性前提，然而我国目前尚未实现宅基地全覆盖的确权登记。产权不完整直接导致了权利体系的不完善，进而阻滞了盘活利用的市场化进程。在未完成确权登记的情况下，成员权与用益物权无法在法律层面得到清晰界定和有效分离。农户在流转时，难以将具有财产属性的“用益物权”从身份依附性的“资格权”中


剥离出来单独处分。


对于社会资本而言，投资行为高度依赖权利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当流转来的宅基地使用权因确权不到位而面临权利瑕疵时，社会主体往往不敢轻易接受流转，或仅能接受以租赁为主的短期合作模式，这直接限制了投资规模和经营业态的创新。实践中，因确权不清引发的司法纠纷时有发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主体对参与盘活的顾虑。产权的残缺，对于“共享村居”这种强调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共营的模式而言，构成了根本性的障碍。因为无论是合作建房中的产权分割，还是长期租赁中的权益保障，都高度依赖于初始产权的清晰界定。这种残缺的产权往往导致土地市场效益功能难以发挥，并通过价格显化，表现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发流转价格远低于国有土地的流转价格。此外，不完整的土地产权也会负向影响对土地的投资和土地配置效率，这在现实中有很好的辨识度[8]。


2.2制度转化：地方智慧未能上升为体系化安排产权制度的模糊不仅导致了权利界定困境，也直接影响地方智慧的制度化进程。宅基地退出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9]，是农户自愿放弃宅基地的使用权，将其交还给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宅基地退出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以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公共利益的实现[10]，浙江省在农村土地流转与宅基地退出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根据区域特色，浙江省探索出了嘉兴“两分两”、义乌“集地券”、德清“三权分置”流转证以及绍兴（上虞）统一托收等极具代表性的地方实践模式。通过宅基地流转累计激活闲置农房2.5万宗、637.2万平方米，2.5万栋沉睡农房被唤醒，发展为精品民宿、文创空间、康养基地等新业态，带动农户就业43196人，分别带动村集体、农民年增收5.72亿元、9.46亿元。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6391元，同比增长10.7%[11]。上述四类典型模式虽在地方实践中成效显著，但尚未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推广，相关地方经验也未能上升为体系化的制度安排。


2.3治理困境：政策驱动与法治支撑不足宅基地治理的规范化，需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支撑。从地方实践层面看，试点中诸多改革措施会突破现有法律规定或遇到现有法律无法解释的情况，需要国家相关立法及时跟进，以确保在宅基地政策推进过程中政府能依法行政，其他社会主体能依法行事[12]。当前，农村闲置宅基地及农房流转实践主要呈现出鲜明的“政策驱动”特征，而非基于稳定、可预期的“法律规则”开展治理。这种治理模式虽能在短期内释放制


度红利，快速回应社会实践需要，但也造成法律预期模糊、监管职责界定不清等问题。政策的灵活性虽有助于实施宏观调控、引导市场资源合理配置，但因其缺乏相对稳定的权利义务架构，一旦政策调整或发生流转纠纷，市场主体面临巨大法律风险，且因缺乏成文法明确规定，权利救济往往陷入无法可依的困境。尽管国家政策为制度改革方向指引，但在租赁契约规制、合作建房产权界定、入股模式法律适用等具体操作上，仍缺乏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规范支撑，导致制度供给不足。


因此，如何将现行有效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保障制度连续性，是农村闲置宅基地及农房流转面临的现实挑战。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覆盖流转全过程的监管规范，构建权责法定、公开透明的流转监管框架成为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这一框架的核心是明确监管责任主体及监管方式，国家公权力介入乡村新经济活动时，既要防范行政过度干预导致市场僵化，也要规避监管缺位引发的市场失序，这直接关系到国家公权力介入乡村私权利领域的边界与合法性基础。


3.“共享村居”盘活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法治因应


对于各地试点实践中存在的困境，单纯的局部试验与政策引导已难以满足其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需求。要破解产权桎梏、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的治理困境，实现闲置宅基地及农房从“冷资产”到“热财富”的根本性转变，需要探索一条从产权界定、契约规范到监管治理的系统法治化路径。


3.1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物权法律阐释与制度落地


当前实践中，“三权”权利内涵不清是制约盘活效率的深层法律障碍。为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流转市场，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破解宅基地所有权主体虚置问题，创新资格权实现方式，设立资格权交易底线，建立宅基地指标有偿调剂、宅基地有偿选位和有偿流转宅基地使用权制度[13]。应在《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基本框架下，进一步厘清其法律属性与权利构造，推动政策表述向法律规范转化，具体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推进：一是明确宅基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与程序机制，规定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依法代表行使，以防所有权虚置与代理失范。并规定所有权人在行使重大权利（如规划、收回、收益分配）时，须经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决策，保障“村民自治”，防止权力滥用。二是应在法律中确立农户的宅基地资格权不可流转、不可抵押的基本原则，并构建有条件、有程序的有偿退出机制[14]。完善宅基地使用权


流转制度是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前提。建议突破现行流转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制度约束，探索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前提下跨村流转，以回应乡村产业发展用地需求[15]。三是将宅基地使用权分为自用使用权与流转使用权，赋予后者更完整的用益物权属性，支持其通过转让、抵押、入股等方式入市，并配套统一的权利凭证，打通银行抵押融资渠道，充分激活其财产功能，实现保障功能与财产功能的有机结合，释放宅基地的财产性功能以期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16]。系统回应“三权分置”下的权能配置与登记问题。


针对宅基地确权滞后对“共享村居”模式造成的产权障碍，亟须以2027年前全面完成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为契机，构建权属清晰、权能完整的制度基础。登记档案是农村房地一体确权工作的重要成果，是确认农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重要凭证，因此需将农民签字盖章后的档案进行信息化、数字化归档分类管理，实现证书与档案同步，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同步，为农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确认保驾护航[17]。


同时，要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将确权成果及时转化为清晰的权责关系，进一步区分“资格权”与“使用权”，引导农户实现宅基地高效有偿退出，为稳定社会预期提供法治支撑。化解“共享村居”模式中合作建房产权分割、长期租赁权益保障等核心难题，使“共享”立足于清晰的权利基点，激活闲置资源，推动构建乡村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共营新格局。


3.2规范共享实践的契约体系与治理准则针对当前共享村居实践中存在的契约文本不统一、治理机制松散等问题，需以地方试点经验为依托，推动构建更为系统化、规范化的制度安排，将处于碎片化的地方创新成果提炼成为可供参考的一般性模式，实现契约治理与政策体系的深度融合，完成从“地方智慧”到“制度共识”的跨越。


依托现有实践经验，加快构建标准化的合同指引体系与运营管理规范，明确操作准则与契约规范。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在国家政策框架下，出台闲置宅基地开发利用合同示范文本，明确闲置宅基地利用期限、交易价款支付、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约定提前收回的条件、补偿方式、使用权届满续期和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附着物处理方式，明确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18]。


在治理机制方面，可构建“村级协调-乡镇审核一县级备案”三级联动体系，发挥村集体在资源整合、主体对接、合同鉴证以及过程监督中的基础性作用。


乡镇政府重点履行审核与指导职能，确保项目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县级主管部门参与备案管理、政策配套和风险监测工作，开展效果评估和制度调适，防范潜在的社会、经济和法律风险。


为确保市场的可持续性，我国还应建立更加灵活的退出与调整机制，如制定法律实施细则，增加关于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的具体规定，包括实施主体、适用范围、退出程序、补偿标准、救济途径等内容。在制定自愿有偿退出补偿标准的过程中，需立足各地具体情况结合市场因素，综合考虑补偿金额，灵活制定补偿标准，做好安置保障，避免社会资本因退出不畅而产生投资顾虑[19]，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民参与、规范有序的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盘活利用新格局。


3.3构建协同包容的政策法律支撑体系破解宅基地盘活“政策先行、法律滞后”的困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灵活多变的“政策驱动”向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主导”转型。一是要确立权力清单，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权利内涵与边界。尤其应确立“使用权”的独立物权属性，界定其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的权能，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法律预期。同时，要建立健全宅基地交易市场，参照城镇住房交易模式，在县


（区）、乡（镇）成立专门的宅基地及农房流转与交易的公开市场，并提供宅基地及农房流转相关信息与管理服务[20]。二是为解决监管主体及监管方式不明问题，既要防范行政过度干预导致市场停滞，也要规避监管缺位引致的市场失序，加快构建精细化、差异化的监管体系。建立负面清单制度，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流转的具体情形与相关主体。在负面清单之外，则允许各类市场主体在法律框架内平等协商、自由流转，以此最大限度激活市场活力，同时确保宅基地的合理利用与风险防范。三是通过分级备案的差异化程序性规定，提升宅基地使用权市场化流通效率，针对将宅基地流转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的，实施简易备案制；针对流转给外部工商资本或用于经营性用途的，实施严格的审批与风险评估制，并协同运用遥感监测、大数据平台、社会监督等手段，将监管重心由“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实现“放活”与“管好”的有机统一，确保农地农用，坚决遏制“非农化”倾向，为乡村振兴提供既包容又安全的法治环境。


4.结语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持续转移，闲置宅基地规模


逐年扩张，该类资源已成为亟待激活的冷资产。“共享村居”既是这一背景下的有益探索，也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命题。本文立足浙江省“共享村居”的试点经验，从现行模式、治理困境及破解路径3个维度，系统剖析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盘活机制。


就试点情况而言，试点村在实践中形成了“自主经营盘活利用”“委托经营盘活利用”“合作经营盘活利用”3类主要模式，为其他村落盘活闲置宅基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目前仍存在试点经验提炼不足、地方智慧尚未上升为体系化制度安排、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未来，闲置宅基地盘活更应聚焦于“如何通过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使农户获益”而非简单的“是否流转”的问题。这需要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明确“三权分置”的权利边界，规范盘活闲置宅基地的程序，从而构建协同包容的政策法律支撑体系。与此同时，也要回归农民主体地位，尊重乡村发展规律，让农民在资源盘活中拥有话语权，将制约乡村振兴的“冷资产”，真正转化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热财富”。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实践探索基于“国家安全长城行”宣讲调研活动的思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本科新生院李松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多重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元社会思潮对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方式产生深刻影响。青年学生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生力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在高校系统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关键环节[1]，必须将国家安全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真正入脑入心。在第11个“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期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应国际关系学院、黑龙江省委国安办邀请，组织师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漠河、黑河等地开展“国家安全长城行”宣讲调研活动，围绕社会安全主题开展公益宣讲，并就基层国家安全教育现状进行实地调研。该活动坚持党建引领、专业支撑、基层实践、校地协同的工作思路，探索形成了公安院校服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模式，也为普通高校深化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实践经验。


一、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内涵与工作困境


（一）核心内涵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根本遵循，聚焦政治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重点领域，通过课堂教学、实践育人、校地协同等多种路径，全面提升师生国家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服务国家长治久安的系统性育人工作。其核心目标是培育新时代青年的国家安全素养，夯实校园安全工作基础，服务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维护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有机统一。与一般性安全知识教育不同，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兼具价值引领性、知识专业性和实践指导性，既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也要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安全防范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行动自觉。


（二）现实困境


从当前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开展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首先，国家安全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不够深入。部分高校对国家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足，存在碎片化、形式化倾向[2]，教育形式多以单向理论宣讲为主，存在重概念灌输轻价值引领、重知识传授轻信念培育的问题，难以真正转化为学生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其次，理论学习与基层治理需求存在脱节。高校国家安全


教育长期局限于校园封闭场域，缺乏一线、基层实践教学平台，学生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多停留在书本层面，缺少在真实场景中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锻炼机会。最后，传统教育模式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不足，部分教育工作者教学理念相对滞后[3]，教育内容脱离学生生活实际，话语体系缺少青年特色和生活气息[4]，导致国家安全教育的感染力和传播效果受到限制。此外，校内各部门之间、高校与地方单位之间的教育资源尚未有效整合，没有形成国家安全教育的整体合力。


二、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创新实践


（一）坚持党建引领，把准国家安全教育方向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党的领导是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根本保证。活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贯穿全过程，将育警铸魂的根本要求与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要求深度融合。一是组建临时党小组，以师生党员为核心，联动基层党组织，构建院校+基层党组织联动机制，确保调研内容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二是将红色教育融入党建实践，组织师生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活动，阐释国家安全历史与内涵，坚定师生职业信仰，强化群众国家安全意识，实现党建引领下的思政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的双向赋能。


（二）立足专业赋能，夯实国家安全教育根基


高校学科专业优势是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支撑，必须推动专业教学与安全治理需求深度融合，让国家安全教育摆脱说教。本次活动充分发挥公安院校专业特色，以扎实的专业知识技能为支撑开展教育宣讲。一是聚焦基层安全治理重点设计活动内容，围绕反诈防范、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等，依托治安、网安、国保等公安专业开发实用教育内容。二是组织师生与派出所民警开展实战交流，围绕治理难点联合调研，深化师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基层民警交流智慧警务理念，实现“教学研”与基层安全治理的双向融合。


（三）深耕基层实践，打通安全宣传教育“最后一公里”


活动坚持需求导向，贴合基层真实场景，努力打造群众可感可及的国家安全教育传播体系。一是选准基层宣讲阵地，将流动党员驿站、社区广场等作为宣讲点，采用“板凳课堂”“田间宣讲”等灵活形式，让国家安全知识走进生活。二是结合当地风俗，创新宣讲形式，结合实战案例开展情景模拟、有奖问答，制作文创产品，让抽象概念转化为易懂实用的知识。三是搭建警民互动桥梁，师生协助基层进行安全排查，解答群众的安全疑问，既强化群众的国家安


全意识，又厚植师生的公安职业情怀，实现思政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与服务公安实践的有机统一。


（四）深化校地协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本次活动积极推动公安院校与地方公安、社区村居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努力构建校地共建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格局。一是建立校地对接机制，签订合作协议，明确职责，整合院校的理论资源与地方的实践资源。二是开展双向师资交流，邀请基层优秀民警担任实践导师；院校教师为基层开展思政教育与理论培训，实现师资互补、知识互通。三是组建校地联合宣讲队，院校师生与基层民警等组成宣讲队伍，结合民警实战经历与师生理论功底，提升宣讲的实践温度与理论深度，强化传播效果。


三、高校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的经验启示


（一）坚守政治底色，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教育全程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引领是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生命线。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国家安全教育全过程，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实践表明，坚持党建引领，把红色教育、忠诚教育、纪律教育融入国家安全教育各环节，才能确保教育方向不偏、立场不移、底线不失。高校应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进教材、进课堂，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国家安全教育始终与党要求同频共振、同向同行。


（二）突出专业特色，以学科优势提升教育精准化水平


国家安全是一项系统性、全方位、多维度的系统工程。各高校拥有不同学科底蕴与专业特长，推进国家安全教育，不必局限于单一领域，而应把专业所长与国家安全所需精准对接，从“泛化宣讲”走向“精准赋能”。坚持需求导向，围绕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发挥各学科优势，研发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安全教育方案。同时，推动专业育人与安全治理双向赋能，鼓励师生把专业研究、社会实践与国家安全重点任务相结合，用专业智慧服务安全治理，实现“以专业强素养、以专业助治理、以专业服务国家”。


（三）强化实践导向，在基层一线检验育人实际成效


实战化是公安教育的鲜明特质，也是国家安全教育落地的重要路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不能停留在理论灌输，必须走向基层一线。“国家安全长城行”把阵地设在社区乡村，让师生在实践中长才干、作贡献，有效破解了理论与实


践脱节难题。这启示国家安全教育必须坚持实战导向、基层导向，把实践育人链条延伸到安全治理最前沿，让师生深化国家安全认同，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能力，实现育人与国安的有机统一。


（四）健全协同机制，以多元合力提升教育系统性


国家安全教育不是高校的“单打独斗”，而是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必须打破校内壁垒、校地界限，构建全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协同格局。“国家安全长城行”活动通过建立院校+基层党组织联动、校地共建、师资交流、联合宣讲等机制，整合资源并形成合力。高校应健全校内协同机制，推动各部门齐抓共管；完善校地协同机制，加强与地方公安、社区等深度合作，实现理论与实践互促、院校与基层互补、教育与治理互融，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教育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五）坚持守正创新，以数字化转型增强教育吸引力


新时代国家安全教育必须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以数字化、互动化创新提升传播力与吸引力。传统宣讲模式已难以适应需求，而智慧宣传等数字化手段，能够有效拉近安全教育与学生、群众的距离。“国家安全长城行”活动运用新媒体宣传、文创产品、沉浸式宣讲等创新形式，显著提升教育覆盖面与感染力。各高校要搭建线上宣传矩阵，打造智慧安全教育平台，用青年话语、群众语言、时代语态讲好国家安全故事，让总体国家安全观真正入脑入心、广泛传播。


本文系2025年度北京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首都大学生网络安全风险认知及防范策略研究”（BJSZ2025FDY37）、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时代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的治理机制研究”子课题四（24ZD122）的阶段性成果。


高校内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熊宇轩


一、引言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作为高校内部监督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规范领导干部权力运行、压实管理责任，防范经济风险、保障高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校内设学部院系、职能部门、附属单位、附属医院及附属企业数量众多、层级架构复杂，经费收支规模持续扩大，二级单位办学自主权与经费支配权限不断加大，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广度、深度、精准度提出更高要求。


二、新时期高校内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审计资源有限与审计全覆盖之间的矛盾


审计全覆盖的纵深推进，要求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现对象全覆盖、业务全涵盖、流程全穿透。现阶段多数高校年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常年维持高位运行规模，而专职从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在岗人员配置偏少，审计任务总量与人力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从审计对象来看，高校被审计主体类型既包含年度经费达亿元的二级院系、资金体量庞大的附属医院、权责链条复杂的大部制职能部门，也涵盖产业经营实体及附属学校等，审计专业难度与工作量大幅增加。若采取平均化分配审计力量、均衡配置审计资源的传统模式，极易导致审计现场核查深度不足、重点领域把控不严、疑点问题挖掘不深不透等问题，难以形成具备决策参考价值、管理指导意义的高质量审计成果。


（二）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未建立全流程闭环治理机制


审计整改是贯通审计发现、问题纠偏、制度完善、长效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制约当前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质效提升的主要瓶颈。被审计单位常以客观条件受限、历史成因复杂、跨部门协调难度大为理由，随意申请延长整改期限、调整整改认定类别，或直接申报无法整改、暂缓整改等情形。与此同时，高校尚未形成统一的整改延期审核、类别变更认定、无法整改论证备案等配套规则，审计人员缺乏明确的制度依据和处置标准，难以对不按期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等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与规范管控，整改流于形式、虎头蛇尾的问题较为突出。


（三）审计发现问题与推动学校发展未形成良性互动当前，高校领导干部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仍局限于“查错纠弊”的传统层面，与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破解发展堵点、优化内部管理的现实需求存在明显脱节。核心短板体现在：审计报告前置性谋划与系统性思考不足，审计人员多侧重于揭示显性违规问题，而对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管理短板、流程缺陷挖掘不够深入。不仅难以助力被审计单位优化管理，反而易增加其工作负担，滋生抵触审计、规避审计的消极心态，造成审计监督与服务发展相割裂，无法形成良性循环。


（四）数智化审计运用不足


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新时代内部审计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依靠人工翻阅凭证、抽样核查、线下比对的审计模式，已难以适配高校海量财务数据、科研经费数据、采购资产数据的核查需求。目前，多数高校数智化审计整体应用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信息化系统仅能实现基础的数据归集、简单关联比对、基础关系筛查等初级功能，尚未构建覆盖重点业务领域的智能化核查模型、风险预警模型和疑点自动筛查体系。


（五）审计队伍能力不足


新时代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专业能力、沟通能力和文字能力，达到“能查能说能写”的综合履职标准。当前，高校审计队伍尤其是青年审计人员存在能力结构性短板：一是政治站位不高、政策领悟力不足，对高校财经政策、干部履职规定、教育系统监管要求把握不精准；二是沟通协调能力薄弱，无法高效获取关键业务信息，难以赢得被审计单位的理解认同与配合支持；三是文字功底薄弱，文字不够规范严谨、问题定性不准、审计建议空洞笼统，缺乏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三、新时期高校内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发展对策


（一）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构建科学差异化审计实施模式


1.优化人员编制与梯队建设


高校可根据审计全覆盖任务总量、被审计单位数量、业务复杂程度，科学核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专职人员编制，配齐配强专业化审计队伍；同时，搭建校内审计人才储备库，从财务、国资、采购、科研、基建等职能部门遴选业务骨干，通过项目抽调、联合审计等方式充实审计力量。


2.实行分类分级差异化审计


依据经费收支规模、业务风险等级、管理复杂程度、历年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将被审计单位划分为高风险重点单位、常规职能单位、一般二级院系


三个层级，实行差异化资源配置，避免平均用力、资源浪费。3．建立审计项目统筹调度机制


统筹年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计划，合理安排审计项目，避免项目集中扎堆、人员超负荷运转；推行主审轮训机制，以老带新结对履职，在项目实战中提升青年审计人员业务能力。


（二）深入推进研究型审计，强化审计全过程赋能与成果转化


1.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将研究贯穿审计全过程


在审计立项阶段，深入研究学校发展战略、重点工作及各部门履职痛点，精准确定审计重点，提升审计的针对性与工作效率；在审计实施阶段，挖掘制度漏洞、管理短板和机制缺陷，形成有深度、有价值的审计分析。


2.强化审计报告前置性思考，提升审计建议的可行性和针对性


审计过程中，加强与被审计单位的深度沟通，充分听取其实际困难和合理诉求，既明确整改底线，又给出灵活可行的实施路径，推动被审计单位主动配合整改。


3.建立审计成果转化机制


将审计发现的共性问题、典型案例及整改经验进行梳理汇总，形成审计专题报告，为校领导决策提供精准参考，推动学校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优化管理流程。


（三）健全审计整改全链条制度体系，构建闭环管控机制


1.完善审计整改顶层制度规范


修订出台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整改管理办法、整改结果认定及销号管理细则，明确整改责任主体、整改标准、法定时限、分级审批流程、验收标准及追责问责条款。


2.细化整改全流程操作规范


规范整改方案报送、问题分解、措施落实、佐证材料提交、验收审核、台账销号全流程标准；专门制定整改延期申请、整改类别调整、历史遗留问题暂缓整改、无法整改事项论证备案的管理细则，明确层级审批权限和公示备案流程。


3.建立整改督导、考核与联动问责机制


对整改滞后、整改进度缓慢的单位开展约谈提醒、专项督办；将审计整改落实情况纳入被审计单位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年度绩效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考


核、评优评先的重要指标；对敷衍整改、拒不整改的单位，依规进行通报问责。


（四）加快推进审计数智化建设，实现科技强审深度赋能


1.搭建一体化审计信息化平台


打通财务系统、科研管理系统、采购招标系统、资产台账系统、人事干部系统的数据接口，实现跨业务、跨部门数据互联互通、自动归集。


2.构建重点领域智能化核查模型库


围绕差旅费、办公费、印刷费、市内交通费、科研合作经费、物资采购、资产处置等重点领域，建立数据勾稽关系与逻辑校验规则，实现疑点数据自动抓取、智能研判、批量筛查、实时预警，减少人工重复劳动。


3.强化审计人员数字能力专项培育


常态化开展大数据审计等专题培训，鼓励审计人员主动学习数据分析、大数据筛查等专业技能；建立数智化审计项目试点机制，选取重点审计项目全程运用智能模型开展核查，以实战锻炼提升审计人员数字化履职能力。


共同富裕视域下甘肃生态移民新村产业富民调查思考


兰州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綦书锐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共同富裕的内涵得到极大拓展和深化。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高度重视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届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表达了顺应人民群众的期望、坚持共同富裕的决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X会提出“使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3月，又进一步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并要求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支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总书记赋予共同富裕新的时代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共同富裕不是部分人富起来，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共富裕。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富裕，也是精神方面的富裕，二者缺一不可。正因如此，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在推进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不仅要帮助贫困群众“富口袋”，更要帮助贫困群众“富脑袋”。在物质富裕的基础上，满足人的各方面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


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经历了从初现、丰富到拓展的过程。这一概念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被提出，虽经时代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内涵，但主流说法未改变。共同富裕的内涵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其核心是推动农村整体发展，表现为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同步改善，承认合理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后，共同富裕被拓展为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渐进过程，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成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核心特征。新时代赋予共同富裕更丰富的内涵，一方面将其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另一方面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突出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民众的全民共享特性。这一演进过程反映了党对共同富裕认识的持续深化，展现了从局部突破到整体推进、从单一维度到全面发展的理论创新。


生态移民新村绘就了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到党的大会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已然形成。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等战略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成为“十五五”期间的重中之重。农村产业发展是富民的根基，特色化产业对农民富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因此，调查了解移民新村产业发展状况，是强村富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


1.甘肃生态移民新村富民振兴沿革


生态移民是由政府主导的为实现人民生活质量提升而进行的人口迁移。目的是实现“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缓解地区生态承载压力。


甘肃省将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作为系统性工程，与和美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强县域行动深度融合。根据安置规模，统筹规划建设交通道路、水电气暖等设施，同步配套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并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村卫生室、养老服务设施。这些政策落地的最终指向只有一个，即让搬迁群众出行更便捷、居住更安全、生活更便利。


甘肃省的生态移民始于1982年，在“兴河西之利，济定西之贫”的战略构想下，开启了“三西”地区移民工程。事实证明，这项规模宏大的移民工程是成功的。此后，甘肃生态移民村建设有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十三五”时期，甘肃省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对49.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搬迁，建成集中安置区1731个、安置住房11.4万套[1]，在全国率先实现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搬迁家庭至少1人就业的目标。2022年，甘肃省启动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计划分两期搬迁地质灾害威胁区、河湖管理范围等6类区域26.43万户、103.95万人[2]。截至2024年底，一期工程累计完成10.79万户搬迁安置任务，建成集中安置点675个[3]。甘肃省累计整合产业项目扶持资金18.77亿元，涉及产业项目208个，共发放贴息贷款47.10亿元[4]。甘肃省移民搬迁从解决温饱的救济式扶贫，发展到如今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产业发展于一体的系统性工程，累计投入资金数百亿元，搬迁规模全国领先，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生根本性改善，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创造了世界银行在编制移民指南时引用的“三西”移民典型案例，成为全国扶贫开发和生态治理的重要典范。“十四五”期间，一期工程累计帮助13.07万户、约46万名群众远离灾害威胁、搬入新居，建成集中安置点812个[5]，提前一年实现“五年任务四年完成”目标。甘肃省实施集中安置规划，积极推动村民搬离生态脆弱区域，住进红瓦白


墙的新居，通过合村并居建设新家园。如今的移民新村阡陌纵横、道路平整、路灯通亮，村民告别破旧土房，实现了从“挪穷窝”到“谋富业”的转变。依托良好资源禀赋和优质基础设施，生态移民新村完成生存空间重构。随着移民新村富民举措的不断出台，甘肃移民新村村民在经济发展、社会融入和心理归属方面的社会适应性逐步增强，突出表现为通过建设移民产业园，开辟新的致富道路，使村民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的多元发展经济模式助力村民长久安居。在国家及地方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外源性帮扶力量的推动下，新村村民实现了能就业、有收入。


让村民在“安居”基础上实现“乐业”，关键在于科学把握党的大会报告提出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科学内涵，最终达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一个良性循环，意味着乡村建设要实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只有在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着力施策，久久为功，才能推动移民新村的可持续发展。当前甘肃移民村建设面临乡村聚落空间品质提升、发展模式选择、产业方向确定及结构调整等挑战。如何推动移民新村实现共同致富、全面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十五五”时期实现全面发力，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需要回答好的现实命题。


2.移民新村产业体系面临的问题


2.1乡村产业的自立性不足，无法实现市场主导


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过于依赖政府的单方面推动，村民主动意识和行动缺席。村民的发展全靠带动，自主独立性不够，依赖思想严重，“造血”功能失调。虽然基层党组织主动作为、带动村民，但村民参与人数不多，内生动力不足。产业要振兴，主要在于市场机制的引导，通过市场机制使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实现经济收益，走向富裕。


2.2特色化的产业投入和创新不足，村民对乡村产业参与度有待提升随着机械化设备的大规模引入，传统农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智能


化种植设备和管理系统大大减轻了劳动力负担，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村民参与人数下降，大多数村民选择外出打工。移民新村目前除了发展种植、养殖外再无其他产业，初期确定乡村产业项目的趋同现象导致产业同质化严重。有些产业与当地产供销体系配套不紧密，在市场需求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农产品


产生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导致后期产品销售举步维艰。传统产业升级滞后，缺乏科技支撑和绿色转型动力，难以适应市场需求。


2.3就业车间生产运行波动性大，对就业人员的需求量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小企业必然在技术、场景、模式下进行系统性重塑。据工信部数据，2023年我国中小企业亏损率达到28.6％，为近十年最高水平。因此，移民新村的就业车间势必也会受到订单量的冲击，有些就业车间机器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很高，不需要大批量的工人，在现在及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下，就业车间吸纳就业能力不足，就业车间原有的“带富”、致富作用发挥有限[6]。


2.4产业带头人经营管理能力不足，不利于产业的创新驱动


产业带头人经营管理能力不足，方式方法老化，有些村的带头人年龄已过50岁。此外，在生产技术优化和农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部分带头人视野狭窄，难以在产业技术和产业统筹规划方面进行创新、做出成绩[7]。


3.移民新村产业富民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3.1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引导体制


政府在移民新村的产业发展中承担着组织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市场监管和服务保障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增强士气、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要优化部门职责，形成与服务对象的利益共同体，着重于服务和协调。统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提升监管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1）基层领导干部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思维，将工作重心聚焦群众增收致富的长效路径。在产业园、生产厂房以及特色种养基地等硬件载体落地建成后，更要统筹谋划产业链长效延伸、产业资产保值增值、多元业态扩容拓展等深层次发展问题。对外借鉴先进地区产业发展经验，不可简单照搬，必须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落地转化；对本土各类资源要素统筹整合、精准配置，方能打造特色产业发展亮点，形成可持续富民增长点[8]。2）按照市场配置优化移民村的资金、技术和人力等要素，重视市场的引导地位，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产业创新。遵循市场规律，通过供求、价格、竞争、信用和工资等机制的运行，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格局，让资源要素效益最大化。3）养成主动运用数字化思维认知、分析问题的“数感”、借助数据信息解决问题的“数用”和通过数据分析进行智慧决策的“数智”工作思路。跳出经验、习惯和模板的“窠臼”，以数字、开放、接纳和创新的胆识开拓工作局面。


3.2I赋能延展产业链，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产业链安全稳定是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移民新村发展一切从“新”开始，建立产业链条是可持续高质量的前提。既要具有埋头生产的专注，又要具有抬头看路的智慧。迎合社会发展需求，通过多元化渠道，把有地域特色的好产品宣传、推介出去，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1）依托I技术破解乡村产业同质化困局，借助大数据开展理性研判、实施动态产业规划，推动传统单一产业链实现转型升级。大数据可打通产销两端信息“壁垒”，以Y移民新村蜜桃、葡萄产业为例，两类果品市场需求旺盛，但季节性特征突出、保鲜周期极短，水蜜桃需在0℃恒温冷库储存，常规保鲜库仅能存放1～3周，葡萄常规冷藏保鲜期限仅7天。极短的货架贮藏周期对产销衔接、物流配送提出严苛要求。对此，可依托智慧供应链体系，运用I算法开展市场需求预测、动态优化库存调度，全面提升供应链抗风险韧性；借助区块链技术搭建果蔬全产业链溯源体系，打通电商平台与种植基地的直供渠道，搭建村级农产品大数据仓，实现库存实时预警、订单精准配送；建立产业动态调整机制，依据市场数据反馈优化产业资源配置。通过大数据模型测算各类产业项目投入产出效益，科学评估项目发展可行性，及时清退低效、低收益产业项目，将土地、资金、人力等要素倾斜至高回报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链纵向延伸，布局农产品深加工产业，有效化解鲜果上市窗口期短、集中滞销带来的销量不足问题，改善农业生产投入与收益失衡、资源浪费严重的现状，防止村民因付出与收入回报落差过大而滋生消极生产心态，避免农户因收益低迷丧失生产信心、放弃种养产业。2）I赋能拓宽产业链，推进移民新村的三产融合，由单链条向多链条的全面转化与延展。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观光休闲和销售等环节将一二三产业连接起来，大力推进“农庄经济”，吸引外流青壮年回乡。落实家庭农场补贴政策，开发5G生态农事场景化体验、游学等特色项目，结合本土乡村资源吸引城市客流。挖掘乡村文化，如节庆策划、非遗传承等，提升项目文化内涵。实现农村游购娱数智化发展。3）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延伸本土化旅游全产业链，破除浅层观光“走马观花、简单就餐”的传统发展模式。可采用“政府引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多元合作模式，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开发，搭建一体化新型文旅产业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活化地域历史文化符号，如甘肃省境内河西走廊、大禹导河、法显夏坐、丝路要道、唐蕃古道、霍去病西征等丰富历史文脉，交织形成多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独特文旅资源。依托数字技术制作系列动画短片、互动数字游戏，完成地域文化IP的艺术化重塑，实现古今文化有机融合。通过重构沉浸式体验场景、设计交互式叙事内容，将静态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推动区域旅游产业由单一观光型向深度体验型转型升级。


3.3推动就业帮扶车间转型发展，带动就业


就业帮扶车间吸纳劳动力规模有限，但依托各级政策扶持已落地运营十余年。步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就业帮扶车间转型升级具备现实必要性与紧迫性。


1）优化政策支持体系。统筹整合人社、发改、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多部门政策资源，以招商引资为主要抓手，吸纳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经营者等多元主体参与帮扶车间提质建设。针对达标运营的就业帮扶车间，精准落实稳岗补贴、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系列扶持政策。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推动车间转型升级为乡土特产加工工坊、电商直播车间；创新构建“车间+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主动对接跨境电商渠道，探索“乡村加工车间+海外订单”产销新模式，拓宽农产品外销市场。


2）构建产业链协同模式。推动龙头企业与就业帮扶车间形成产业链联盟，聚焦深加工产品或特定生产环节，打造轻资产化加工基地。鼓励车间将环保安全、操作简便的生产环节下沉乡村，满足村民“家门口就业”需求，兼顾增收与家庭照护。


3）完善动态管理机制。建立车间进出评估体系，对经营不善或就业不达标的车间及时取消认定，协商退出闲置资源；对存在形式主义或骗取补贴行为的“帮扶车间”启动问责，确保政策资源高效利用。


3.4完善产业带头人选拔程序，重视带头人引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带头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带头人能力不足与经营老化问题，需以“能力提升+技术赋能+管理创新”为突破口，通过引入现代技术、对标先进模式，培育年轻人才梯队。


1）强化带头人能力建设。针对50岁以上带头人，开展“数字技术+现代农业”专项培训，建立“导师帮带制”，帮助带头人突破保守思维，推动其向技能型转变。本土人才具有先天优势，在发展村集体经济方面，本土人才熟悉情况，联系群众较容易。因此，积极从返乡创业青年、退役军人中选拔“潜力股”，从选调生未被录用的考生中选优培育，将其纳入村级“头雁”“管家”后备干部库。


2）将“产业创新度”“群众增收率”等指标纳入带头人绩效评价。从综合素养、产业发展质效、风险防范、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利益相关者评价，尝试建立产业带头人胜任力指标体系，对标培育、对标考核，让善经营、懂管理的能人胜出[9-10]。


4.结束语


实现共同富裕是党的重大战略部署。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面临诸多复杂性问题，需要久久为功的意志和耐力，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立足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处理好城乡区域发展问题，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移民新村成为搬迁群众安居乐业的新家园，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上，大力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富民产业，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融入、逐步能致富”。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实践探索


首都师范大学良乡校区基础学部王晓素


党的大会报告指出，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红色资源是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鲜活教材，深入理解红色资源对“大思政课”建设的价值、全面把握属地资源融入育人场域的现实困境、守正创新开展实践探索，将助力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提升“大思政课”教育实效，实现高校与属地的双向奔赴、共建共享。


一、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一）红色资源赋能育人，提升思政引领力


红色资源具有原真性、情境性、鲜活性的教育特质[1]，切合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和认知方式，具有还原历史情景、深化精神滋养、激发情感共鸣、升华理论认知的显著优势，是思政课教学的有益补充。将红色资源有机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发掘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有利于提升思政工作的感染力和实效性。


（二）守正创新育人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将红色资源融入“大思政课”教学，实现了思政课主渠道与红色资源育人场景的有序衔接，打破了课堂教学的边界，需要处理好知识传授与实践养成的关系，创新育人方法、红色文化表达。其中，实景教学、情境展演、角色体验等沉浸式、互动式教学方式被较多地采用[2]，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主体性被激活，深度参与史料整理、课程设计、艺术创作、艺术呈现、组织协调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资源融入“大思政课”不仅是传统思政课教学的补充，也是促进五育融合、学生全面发展的实践路径。


（三）深化校地协同，构建双向奔赴格局


属地红色资源联结党政机关、高校、科研院所、纪念场馆等多元主体，把红色资源纳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为整合校地资源提供了一个枢纽，一方面，有助于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共同体，健全“大思政”格局；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高校的学科与人才优势，助力打造属地红色文旅品牌，提升区域文化影响力。


二、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现实困境


（一）红色资源阐释不够深入，课程融入衔接不够紧密


当前，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展示、轻研究”“重形式、轻内涵”等问题。有的实践仅浮于表面，停留于隔着玻璃看文物、跟着讲解听故事、拍照打卡留痕迹、参加活动写感想等层面；实践教学与思政课程体系衔接不够紧密，“理论学习—实践体验—价值引领”一体化育人链条需要进一步健全。


（二）学生主体作用发挥不足，课程质效有待提升


推动红色资源由“静态展示”转向“动态参与”，由“单向讲授”转向“双向互动”，是提升高校“大思政课”育人实效的重要路径[3]。当前，高校“大思政课”多依托主题征文、知识竞赛、校外参观、党团日活动、寒暑期社会实践等形式开展，虽然育人载体较为丰富，但仍存在活动碎片化、持续时间短、创新性不足等问题[4]。面对新时代青年成长特点和认知规律，亟须进一步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学生主体参与，引导其在自主探究、互动表达和实践创造中深化价值认同。


（三）协同育人机制尚不健全，长效保障体系有待完善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涉及高校、地方政府、红色场馆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亟须构建运行稳定、保障有力的协同育人机制。当前，部分合作仍停留在阶段性活动和项目化联动等层面，资源共享、课程共建、平台共用等协同机制尚不完善，“大课程”“大师资”“大平台”的组织领导体系需进一步健全。


三、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实践探索


（一）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构建鲜活生动的沉浸式育人场域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目标契合于深入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因此，活化利用红色资源，首要彰显的是政治属性，始终要把思想性放在首位，加强对红色资源的理论研究，讲清楚革命旧址、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承载的历史价值与精神内涵。同时，要创新红色资源表达，探索通过丰富的艺术形式，把红色精神讲透，把红色故事讲活，在具象化的历史情景、代入化的情感共鸣中，引导青年学生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自觉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首都师范大学良乡校区基础学部所在的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北平市党政组织机构所在地，在此对接管干部进行了革命理论、方针


政策、组织纪律、工作知识培训[5]。首都师范大学良乡校区基础学部充分挖掘“接管北平干训班良乡文庙旧址”的教育功能，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原创了《良乡备考光辉典范》场馆沉浸式“大思政课”。该课程以思想性为先导，深入挖掘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党的思想建设、党的纪律建设等育人元素，编创红色剧本，还原接管北平前严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展现中国共产党重视思想建设、凝聚和平接管思想共识、健全接管纪律、锤炼过硬作风的优良传统，再现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面貌变迁，采用快板、话剧、舞蹈、合唱等艺术形式，生动展示了“接管北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将理论阐释、精神内涵与艺术表达有机结合，建设了具有房山区特色的“大思政课”。


（二）坚持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结合，推动学生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


“大思政课”对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艺术、教学设计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将红色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中，要注重发挥专家教师的主导作用，严格意识形态把关，严谨内容表达，严肃艺术格调。同时，要充分彰显实践性，调动组织学生深度参与，形成“专家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参与”的教学形式。在实践探索中，首都师范大学良乡校区基础学部构建“大师资”队伍，思政课教师与艺术专业人才组建团队、协同推进，确保“大思政课”的思想性、艺术性。发挥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科与人才优势，吸收专任教师参与“大思政课”教学设计与内容把关，强化理论阐释和价值引导，确保再创作史实准确、表达严谨；引入专业编剧、剧目导演全程指导，提升人物塑造、舞台呈现的表现力。同时，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激发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全过程参与史料查阅、剧本创作和角色演绎，在学生主动将历史叙事、文献史料转化为可讲述、可演绎、可感知的过程中，深化历史认知、强化情感认同，实现自我教育。


（三）坚持融合性与贯通性相结合，衔接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应紧密围绕思政课程教学目标，准确把握历史主流主线和重大历史节点，通过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红色资源蕴含的宝贵精神内涵，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感知贯通起来。以首都师范大学良乡校区基础学部创作的“‘青年曹火星’大思政课”为例，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人民艺术家曹火星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背景为主线，但不止于讲述曹火星的个人故事，而是以人物经历为“小切口”，延展至抗日战争、革命文艺发


展、根据地建设等更广阔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大场景中，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由此，红色资源不再只是思政课程之外的碎片化素材，而是打通课上课下、贯通历史与现实的课程资源。


（四）坚持创新性与长效化相结合，彰显校地新型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良乡校区基础学部与房山团区委探索建立了校地党建赋能工作站，聚焦彰显房山区红色资源育人功能、打造“大思政课”品牌、提升红色文旅内涵等重大任务进行集中攻关，通过常态化合作、项目化驱动、成果化导向，有效发挥政府机关的统筹协调优势、高校学科研究优势、红色场馆的实践场域优势，构建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人才共育的良好生态。特别是围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等红色教育阵地，建设了“星火”志愿服务品牌，探索健全包括红色场馆讲解、革命歌曲领唱、红色剧目展演在内的系统化、常态化实践育人体系，属地与高校双向赋能的“大思政课”工作格局成效初现。


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及对策研究


三江学院刘艳博


0.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提出“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提供了指引。在此指引下，作为中国经济强省的江苏省，也积极响应号召，出台了《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年）》，提出到2025年专精特新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实现全覆盖，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过65％、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超过80％、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90％，还深入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分行业分领域编制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本文将关注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对其数字化转型现状进行分析，探索其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给出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对策建议。


1.文献综述


梳理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围绕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态势以及其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索。


1.1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态势研究


胡海峰和窦斌［1］从产业链安全视角出发，对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需要从“补链、强链、固链、畅链、优链”五个方面来应对创新动力不足、金融支持匮乏等问题。韩晶［2］也认为专精特新企业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认为其应该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并主动融入全球来促进健康可持续发展。李金华［3］发现，我国一些“小巨人”企业还处于产业链中低端，部分“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还不强，缺乏对供应链的塑造和掌控能力，应当聚焦主业，突出特色，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支持“小巨人”企业成为单项冠军，并采用精细化管理方案推动其发展。张米尔等［4］利用相关企业专利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专精特新“小巨人”遴选培育政策的效果，发现该政策实施能够促进发明专利的申请，且对离散型、专利密集型产业企业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丁黎黎等［5］也发现资管新规政策可以促进金融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1．2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后果研究部分学者关注了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问题，探讨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创业绩效、组织韧性和市场价值等的影响。


在创新创业绩效方面，李平和潘心飞［6］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信息效应和客户多元化效应提升其创新绩效，为专精特新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杜雨霈等［7］也有类似发现，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在组织韧性方面，曹钰华等［8］发现数字化转型在专精特新企业高组织韧性前因组态中发挥了创造机制、增强机制和重塑机制作用。此外，王俐等［9］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间学习能力、研发投入和融资约束的影响分别呈现非线性增长和倒Ｎ型态势，这有助于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创新韧性顺利通过“磨合期”“拓展期”和“阵痛期”。总之，以往的研究主要从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态势、障碍困难和经济后果等角度展开了一系列探索，但是聚焦江苏省，针对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问题与对策的研究尚且没有涉及，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2.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


2.1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现状分析


表1汇报了截至2025年8月，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类型、所属行业、成立年限和所属城市的基本情况。从表1来看，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中，被认定为“小巨人”企业的占比11．6％，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40．9％，创新型中小企业占比47．5％。其中“国家级小巨人”已超过2000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超过1．4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有1．3万家，总体规模较大，三级培育体系促进不同规模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培育，梯队优势较为明显。


从行业来看，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主要聚焦在核心基础零部件、新材料等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较大。其中制造行业占比较高，达到61．9％，主要包括电机制造、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专用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医药制造、合成材料制造等行业。非制造行业占比38．1％，主要涉及工程与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贸易经纪与代理、工程监理服务、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地质勘查、环境治理业、建筑安装、电气安装、专业技术服务等行业。


从企业成立年限来看，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包括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各个阶段的企业，其中成立年限在6～10年的占比最高（26．58％），0～5年的企业占比22．93％，11～15年的企业占比19．13％，超过30年的相对较少，仅占2．79％。


从城市分布来看，苏州市的专精特新企业占比最高（32．5％）；其次是无


锡市（17．3％）；占比最少的是连云港市，仅为1．7％，苏南城市占比较高，苏中次之，苏北城市占比最少。这些企业目前的数字化转型已由局部数字化转型进入深层次的全面数字化转型阶段，苏南城市的整体数字化水平较高，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同样相对较高。


2.2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


2.2.1数字化转型整体成效显著


从全省总体看，江苏省累计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3000家，总数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一。这些企业的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基本实现全覆盖，转型水平较高，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9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过70％，省级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的数量增长速度较快，建设成效显著，总体已实现规模化突破与高质量发展，核心指标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已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标。


2.2.2行业数字化转型差异较大


从具体行业来看，因为行业自身技术属性、生产模式、供应链特质等不同，导致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深度和成效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其中，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电子信息行业和新能源行业依托长三角产业集群优势，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智能工厂或车间占比较高，部分企业实现全链条数字化贯通、高端装备联网率超80％，数字化降本增效成效明显。传统的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行业，数字化研究工具利用率较低，更多以基础软件如财务或库存等软件系统为主，“数据孤岛”现象较为普遍，大多处于数字化起步阶段。


2.2.3地区梯度差异明显


江苏省各地区数字化转型差异明显，呈现“苏南领跑、苏中追赶、苏北落后”的梯度格局。2024年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指数，苏州达182．03，常州158．33，无锡153．96，均远超全省平均值。苏州工业园区内的专精特新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实现上下游数据互通，智能工厂占比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6．4％。苏中地区，2024年扬州数字化指数是145．14，南通为118．11，虽较苏南地区偏低，但明显高于苏北地区，处于数字化转型提质阶段。苏北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则明显受益于政策驱动，正在加速追赶中。


3.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分析


3.1资金压力较大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导致部分企业资金压力增大。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单


项目的平均投入通常会超过500万元，而专精特新企业平均营收规模不足1亿元，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数字化转型，往往难以覆盖硬件采购、软件定制、系统集成等全流程成本，对年营业收入低于5000万元的企业的资金压力更高。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回报周期往往较长，且回报不确定性较高，导致一些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存在“观望心态”。同时，较多企业还面临融资困难的不利局面，而银行对中小企业数字化项目的风险评估严格，抵押担保要求高，审批周期长；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直接融资工具又往往难以匹配长期资金需求；针对数字化转型的专项金融产品仍处于试点阶段，覆盖范围有限，且部分企业对新型融资工具认知不足。以上因素共同导致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时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


3.2技术自主性较低


目前，国内用于数字化转型的高端工业软件国产化率较低，较多企业依赖进口软件，尤其是核心设备，且不适用于专精特新企业。江苏省内能够满足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商企业占比较低，且大多关注于大规模企业定制化数字项目，面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技术与服务不完善，相关技术专利转化较慢，部分企业的数字化项目存在技术与业务脱节现象，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此外，部分企业存在“重硬件采购、轻软件集成”倾向，各系统平台独立运行，数据互通率不足，导致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环节难以协同，从而无法发挥数字化转型的最大效用。


3.3数字专业人才短缺


数字化转型不仅要求企业拥有数字技术人才，同时也要求企业拥有既懂工业工艺又精通数字技术的复合专业人才，这类人才目前缺口严重。与大企业相比，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人才引进竞争力较弱，数字化专业技术人才缺失严重，且薪资成本更高，引进困难，现有人才流失严重。同时，企业现有员工的数字化素养普遍不足，且企业培训速度较慢，数字技术迭代速度远超员工培训技术更新速度，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落地应用效果较差。


3.4数据整合与安全风险凸显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数据资产归属、隐私保护、跨境流动等数据安全法规以及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数据泄露和网络攻击事件时有发生，部分企业因未加密生产数据，导致工艺参数被竞争对手获取，造成经济损失，这进一步降低企业间数据共享意愿，制约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尤其是大规模龙


头企业更不愿意与中小企业共享数据，仅有15％的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开放产业链协同平台，这使得中小企业难以获取研发数据、生产计划等关键资源，抑制了数字化转型水平和效果。


4.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策建议


4.1优化资金与金融支持


针对部分企业由于资金压力较大，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不敢转”“转不起”的问题，应从政府和金融机构两方面展开支持。政府方面，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财政补贴范围应当进一步扩大，“智改数转”类项目的贷款贴息覆盖所有专精特新企业，建设和优化省内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申报通道，协助企业与金融机构精准对接。金融机构方面，可以适当扩大“专精特新贷款”规模，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开发数字化转型类设备的融资租赁贷款、数字技术应用贷款等新品种金融产品，设立专精特新转型类基金，引导各类投资资金转向数字化项目，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北交所或科创板上市。


4.2推进技术自研和落地


针对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技术自主性较低、核心软件主要依赖进口的问题，可由省工信厅、行业协会等部门协同推进，根据数字化转型企业的需求提出技术要求，在此基础上列出相关核心软件目录。在政策层面，鼓励和推动国有企业自研国产软件，协调优势互补企业建立研发联合体，对研发目录内自研软件的企业给予资金和政策补贴，并在最终应用环节鼓励和推进省内企业积极采购国产软件，并给予政策激励。在技术落地应用端，由于不同层级的专精特新企业所处的数字化转型阶段有所不同，对数字化技术的需求也有所差异。对市级专精特新企业，应当根据企业特点，优先部署生产监控、库存管理等数字化基础应用，聚焦在生产、质量检测等核心环节；苏南、苏中、苏北各企业在数字化技术应用上结对帮扶，加快国产技术在应用端快速落地和高效迭代。


4.3完善数字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


针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人才缺口较大等问题，首先由企业根据需求引进相关复合型人才和数字化高端人才，政府可对此类人才给予个人安家补贴、人才补贴等专项政策支持，在缓解企业压力的同时帮助企业引进高端人才。其次，企业可以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建立人才对接平台，根据企业在智能制造、工业软件、数据治理等方面的需求，定制人才培养方案，设置“高校—企业”联合培养项目，解决数字人才缺口问题。同时，根据企业战略发展需求，针对企


业不同层次的现有人员开展数字化培训。最后，针对苏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人才吸收力较弱的问题，可以鼓励苏南企业先行引进高端人才，由政府或行业协会建立复合型数字人才库，与苏北企业共建人才工作站，通过双方的一些合作共建项目来培养数字化人才。


4.4完善数字法规与制度流程


首先，政府应尽快完善相关数字法规，要求企业合法合规采集和使用数据，严厉打击窃取商业秘密、数据泄露等违法行为，同时发布典型违法违规案例，并为受害企业提供技术、法律等相关援助与补偿。其次，行业协会应当统一工业数据接口标准，强制推行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根据数据价值和敏感程度，对其进行分类分级，并制定相应的数字安全策略。同时，企业自身应当完善数字安全流程制度，从数据采集环节开始，到存储、传输、应用和最后的销毁处理环节，建立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制度，部署工业防火墙，实时进行风险监测，采用数据脱敏、加密等安全技术，防止内部泄露与外部窃取。


5.结语


数字化转型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系统梳理了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探寻了其当前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给出了相关对策。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数字法规和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数字化转型将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构建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等部门应当为各地区各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抓住数字化转型这一关键时机，持续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做大做强。


雷锋精神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全过程的实践探索以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与工程学院为例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丁国锋


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让学习雷锋精神在祖国大地上蔚然成风[1]。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处在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关键时期。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代浪潮中，各行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愈发强烈。高职院校是培养生产、管理、服务一线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将雷锋精神深度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全过程，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锤炼过硬本领，涵养优良品德，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2]。本文以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与工程学院为例，开展雷锋精神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全过程的实践，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还能为培养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注入强大精神动力，真正实现雷锋精神在职业教育沃土上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一、雷锋精神的内涵与时代发展


（一）雷锋精神的内涵


2012年印发的《中共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明确指出雷锋精神的内涵。首先，雷锋精神的灵魂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弘扬雷锋精神，能够引导高职院校学生筑牢思想根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自觉地将个人价值融合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伟业中。其次，雷锋精神的鲜明特征是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能够引导学生摒弃功利化思想，积极主动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在实践中锤炼品质。再次，雷锋精神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3]，高度契合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目标，激励学生潜心钻研专业技能，练就过硬本领。最后，雷锋精神是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能够引导学生突破思维局限、勇于探索实践，在技能提升中追求精益求精，在赋能自身发展中求变求新，同时培育学生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锤炼脚踏实地的奋斗品质。


（二）雷锋精神的时代传承和创新发展


雷锋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得到传承与创新发展。一方面，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的吻合之处，它是凝聚社会共识和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


关键载体。在新时代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可以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状况，把雷锋精神融入公民道德建设、志愿服务活动、职业能力培养等多个层面，从而让雷锋精神持续焕发长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雷锋精神实现了从“符号化”到“生活化”的转变，高校将雷锋精神融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通过志愿服务和专业社团活动等方式，实现雷锋精神和实践育人相统一，实现了从理论感召向自觉行动的逻辑迭代。


二、雷锋精神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全过程的时代价值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大思政”格局的战略支撑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初心和使命，高职教育肩负着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任，其“德”的养成直接关系到学生未来的职业道德水平。雷锋精神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是鲜活生动的德育资源。通过系统性融入，可以将雷锋精神零散的教育资源扩展成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教育线，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局面，推动构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深入融合的“大思政”育人体系[4]。


（二）破解高职院校育人现实困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方法


目前高职院校育人工作形势严峻。首先，学生的价值观念多元化，部分学生存在理想信念模糊、社会责任感缺失、集体观念淡薄等问题；其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过于强调技能的实用性，而忽视了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和人文素养的培育；最后，实践教学环节价值引领不足，学生在实习和实训过程中只关注技能操作，对其所蕴含的职业精神和劳动态度等理解不深。雷锋精神能够以其鲜明的实践性、榜样性和感染性持续发力，通过榜样示范、实践体验、文化浸润等方式，激发学生向上向善的内在动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三）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现代工匠精神的文化纽带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模式，雷锋精神中所提倡的敬业精神、钻研精神和奉献精神，都是企业所推崇的优秀员工的品质，同时也是现代工匠精神的核心内容。将雷锋精神融入校企协同育人过程中，可以找到校企文化融合的最佳契合点，如在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过程中，引入雷锋“干一行爱一行”的岗位故事，聘请企业劳模、技术能手担任“雷锋精神实践导师”，共同制定能够体现雷锋精神的学徒制考核标准等，最终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活动中感受职业精神和奉献意识，增强学生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让育人过程更贴近产业发展需求，培养出更多受企业欢迎的学生。


三、雷锋精神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全过程的实践探索


把雷锋精神深入系统地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更是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抓手。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与工程学院对雷锋精神融入育人全过程进行了深入实践探索，构建了“价值引领贯穿全程、五育并举协同发力、载体浸润立体融合”的育人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将雷锋精神的信仰能量、大爱胸怀、忘我精神和锐意进取的品质，融入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每一个成长阶段。


（一）构建分学段衔接的全程融入机制


将雷锋精神作为一条价值主线，系统贯穿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实现不同学段精准滴灌。大一学年是认知和认同阶段，让雷锋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筑牢思想基础。在思政必修课中设立专题模块，深刻剖析雷锋精神与社会实践的潜在联系，引导学生理解雷锋精神是平凡中的伟大[5]。在学生公寓和教学楼等场所布置雷锋精神主题展板，在班级文件墙中设立学习雷锋标兵专区，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大二学年是内化和实践阶段，把雷锋精神积极融入专业课与实践教学中，实现“技能提升”和“品德锤炼”同频共振。在专业课中，系统挖掘与雷锋精神相吻合的思政元素，强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结合数据安全和网络伦理等实际案例，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感。大三学年是践行和升华阶段，重点依托跟岗实训、顶岗实习和就业实习，实现雷锋精神从校园到社会的延伸。在企业实习阶段，实行校企“双导师”制度，企业导师负责实操技能指导，学校导师侧重学生职业精神的养成，引导学生积极学习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奉献精神。


（二）打造立体化、浸润式的融合载体


系统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网络思政等方面的育人工程，使雷锋精神在不同场景得到深刻体现。首先，深化第一课堂的主渠道作用，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通过集体备课、教学竞赛等方式引导教师将“钉子精神”“螺丝钉精神”和“服务精神”转化为课程中的教学目标和考核要求等。其次，强化第二课堂主阵地，提升校园文化与专业的吻合度，改变“重形式轻内涵”的倾向，设计与专业相关、具有精神塑造深度的品牌活动。如计算机网络专业开展“IT进社区”、汽车检测专业开展“校园爱车义务检测”活动，让专业技术在服务中闪光。再次，拓展志愿服


务和社会实践的精神滋养功能。将暑假“三下乡”和日常志愿服务纳入实践学分，强化过程指导和价值反思。最后，搭建网络课堂新空间，利用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积极推送“雷锋日记诵读”“专业领域中的雷锋式榜样”等系列活动。结合时事热点和学生学习生活解读雷锋精神时代价值，营造线上线下融合育人的良好局面。


（三）深化“五育并举”，促进融会贯通


以雷锋精神为融合剂，为“五育”深度融合提供价值引领。以德为先是价值统领和融合的基础，以雷锋精神引领智体美劳的发展，确保“五育”实践始终保持正确价值导向，实现“铸魂”与“增智”“强体”“尚劳”的有机统一。组织开展“雷锋精神与我的青春”等主题活动，采用宣讲互动、主题团日等形式强化思想引领。将雷锋精神中的“钉子精神”融入智育过程中，开展“专业


＋公益”志愿服务，引导学生用所学专业知识服务社会，让学生树立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品格，培育工匠精神。雷锋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品格，为体育和劳动教育注入了深厚的精神内涵。以校园环境整治和农耕实践等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在增强体质的同时磨炼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雷锋精神中还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开展雷锋主题海报征集等美育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艺术创造中感受奉献之美和劳动之美。雷锋精神中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和“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为“双创”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学生在创新创业项目实践中关注社会需求，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兴起一批以雷锋精神为核心的公益创作项目。在“双创”实践过程中实现了雷锋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双创”教育成为践行雷锋精神的时代延续。


（四）深化产教融合，赋能专业建设


当前产教融合存在合而不深、校企文化融通不足的痛点，以雷锋精神为纽带，推动专业建设与工匠精神培育、校企协同育人同向同行，让产教融合不仅是技能传承的平台，更是践行雷锋精神、工匠精神培育的重要载体。一方面，锚定雷锋精神与现代工匠精神的契合点，将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与企业共同开发具有雷锋精神元素的模块化课程，在考核项目中明确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等指标，实现技能培养与品格塑造同频共振，让专业建设既强技能，更育精神。另一方面，深化校企共建共享，与企业共建雷锋精神实践育人基地，聘请行业劳模及技术


能手担任企业导师，开展雷锋式工匠案例教学，把企业管理标准与雷锋勤俭节约、严谨细致的作风相融合。例如，在实训车间设立“雷锋示范岗”，引导学生从规范操作、设备养护等细节践行职业操守、锤炼工匠精神。在学徒制班和订单班中实行“双导师”制，将雷锋精神践行情况嵌入考核体系，最终实现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技能提升与价值引领双向赋能，切实发挥产教融合的纽带作用，为企业输送“品行端、本领强、情怀厚”高技能人才，实现产教融合育人价值与专业建设质量的双重提升。


四、雷锋精神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全过程的实践成效


经过实践探索，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与工程学院在将雷锋精神融入育人全过程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学生的精神面貌更加积极向上，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的积极性显著提高。


（一）思想道德素质显著提升


把雷锋精神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实践，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如以雷锋志愿服务为载体，广泛开展爱心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了分类收集废品的活动，多年来筹集资金6万余元，全部用于资助当地贫困儿童和孤寡老人，有效缓解了部分困难群体的生活压力。与此同时，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得到提升，表现突出者荣获了“省高校大学生学雷锋标兵”荣誉称号。近年来该项目的影响不断扩大，形成了公益实践与思想教育的良性循环。


（二）“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育人格局有效形成


随着雷锋精神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形成了“五育并举”的育人格局。首先，在精神层面上，德育通过志愿服务得到了升华，学生在感恩奉献中建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明显提升。其次，在专业能力方面，智育和劳育形成良性互动，通过解决一些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难题，学生不仅锻炼出扎实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培养了系统性思维、创新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次，学生身体与心理素质也得到了较大提升，在长期深入农村和生产一线服务中，磨炼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塑造出敢于吃苦、不怕困难的职业品质。最后，学生在服务中亲身感受美育的魅力，在平凡的劳动中发现美、在日常琐碎的环境中感受人文关怀，成为具备独立思考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高技能人才。


（三）职业素养与专业技能同步提升


通过将专业理论知识与服务“三农”实践融合，有效地促进了学生职业素


养与专业技能的同步提升。在专业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农机志愿服务团队常年深入农村和生产一线，在实践中巩固专业知识、锻炼动手操作能力。近年来，学生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大赛及各行业赛事中累计获奖100余项，毕业生因动手能力强、职业素质好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一批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代表。例如，某优秀学生针对一款播种机作业效率低的问题，经过反复优化，成功攻克技术难题，使设备的性能得到显著提升，并凭借该项成果获得省级奖项。该生毕业后也凭借扎实的技能和实践经验，成为企业技术骨干。


五、结束语


综上可见，雷锋精神是高职院校立德树人的生动载体。通过课程思政和专业志愿服务等路径，将其融入高职院校育人全过程，能够实现学生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的同步提升，形成“五育并举”的育人格局，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强大支撑。


民办高校外聘教师聘任与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桂林信息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何亚慧


民办高等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但当前其师资队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资深教师退休流失与青年教师大量涌入并存，中间骨干层明显薄弱。在此背景下，外聘教师因其来源广泛、聘用灵活、经验丰富等优势，成为民办高校弥补师资缺口、优化队伍结构的重要依托。但当前民办高校在外聘教师管理中普遍面临制度供给不足、治理经验欠缺、资源保障有限等现实约束，使得外聘教师在补充教学力量、指导青年教师成长等方面的潜在功能未能充分释放。本研究在调研的基础上，聚焦选聘、管理、激励、保障等关键环节，探索契合民办高校办学实际的管理优化路径，以期为民办高校提升外聘教师管理效能、推动师资队伍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民办高校外聘教师聘任与管理的现状审视


（一）民办高校外聘教师的内涵与群体特征


外聘教师是指民办高校通过兼职、返聘、项目合作等形式聘请的教师群体。本课题组调查结果表明，其来源大致可归为三类：公办院校退休教研人员、公办高校在岗兼任授课人员、企业或行业专家。这一群体整体具备三类典型特质：一是背景多元，往往拥有跨学科的学术积累或实践经验；二是指导能力差异较大，部分受聘人员未接受规范化育人指导训练；三是时间安排碎片化，因在校授课时长有限，难以提供持续连贯的教学支持。


（二）民办高校外聘教师的角色定位与功能期待


在民办高校的师资架构中，外聘教师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是作为教学任务的承担者，他们直接面向学生授课，相比较而言，外聘教师往往在实践层面、与行业的对接方面更具优势性，可以更好地实现课本教学内容与实际的融合[1]。二是作为青年教师成长的引路人，院校期望借助其深厚的教学积累、业界资源，助推青年教师快速成长。调查数据显示，将近90%的受访者认可外聘教师在“传授课堂管理技能与教学心得”上的贡献，逾75%的受访者肯定其在“指导科研课题设计与论文撰写”中的价值。可见，外聘教师的帮带作用已成为民办高校强化师资力量的重要着力点。


二、民办高校外聘教师聘任与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选聘标准模糊，供需错配突出


选聘是外聘教师管理的首要环节，但调研结果反映民办高校现阶段该流程仍存在突出短板。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认为“选聘标准含混不清，难以契合青年教师的实际需要”，另有超四成受访者指出“对教学实操能力及指导经验的考察明显不足”。不少青年教师反映，校方引入的部分外聘教师虽拥有教授、博导等耀眼头衔，但也存在课堂教学仅机械复述教材内容，极少开展教学思路交流的问题。深层原因在于，多数民办高校在聘任时过分倚重职称、学历等表层指标，但忽视了该教师是否具备指导年轻同事的意愿与实际能力，其专业特长能否对接本校青年教师的发展诉求，这造成了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位。


（二）管理制度松散，沟通渠道不畅


外聘教师主要用来临时性的教学补位，因此普遍存在“重使用、轻管理”现象[2]。调研数据显示，近七成管理人员和青年教师认为“管理制度设计松散，监督机制缺位”，超过六成受访者表示“尚未搭建定期的沟通与反馈通道”。一位教学副院长在访谈中指出，有的外聘教师上完课就离开学校，我们很难追踪他们的教学质量和指导效果。学校也没有明确的制度要求他们必须和青年教师定期交流。这种管理盲区致使二者之间缺少制度化的互动载体，指导行为常依赖于个人交情或主动意愿，无法形成常态化、体系化的支撑。


（三）激励机制缺位，内生动力不足


学校对于外聘教师的激励方式过于单一，单纯的物质奖励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的薪酬激励，而且激励效果不明显[3]。调查中，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缺乏职业发展激励”。当前，绝大多数民办高校对外聘教师的激励主要停留在按课时计酬的层面，几乎没有将教学质量提升、教研活动参与、课程建设贡献等纳入绩效考核或给予额外激励。一位受访的外聘教授表示：“学校按课时给我发工资，我只要把课上好就行了。至于参与教研活动、帮助学校建设课程，做了也没有额外的回报，自然缺少动力。”在缺乏正向激励的情况下，外聘教师在备课投入、教学创新、教研参与等方面的主动性普遍不高，工作行为往往止步于“完成任务”。


（四）服务保障薄弱，人文关怀不足


外聘教师同样是学校教学、科研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调查显示，民办高校在对外聘教师的服务保障与人文关怀方面尚存在一定不足。部分外聘教师反映，学校在办公场所、就餐便利、校内通行等基本教学与生活条件的配


置上有所欠缺，参与学校组织的重要活动的机会也相对有限。一位退休返聘的教授感慨道：“来校任教已有两年，除日常教学接触的教务人员和几位年轻同事外，与其他教师及管理部门的交流较少。”这种偏重于事务性合作的关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外聘教师对学校的心理归属与身份认同，也对其在教学工作之外主动参与学校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优化民办高校外聘教师聘任与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系统化的聘任制度，明确权责边界


聘任制度的系统化是规范管理的基础。首先，应制定《外聘教师聘任与管理办法》，从制度层面明确外聘教师的准入条件、聘任程序、岗位职责、权利义务及退出机制。准入条件不宜仅以职称为唯一标准，而应综合考量其教学能力、行业经验、指导意愿以及与学校发展需求的契合度。其次，应推行分类聘任模式。根据外聘教师来源和专长特点，将其区分为“教学型”“科研指导型”“实践导师型”等不同类别，分别设定差异化的岗位职责和考核要求。例如，对于来自企业的外聘教师，可侧重其在实践教学、实习指导方面的贡献；对于退休教授，可侧重其在青年教师科研能力培养、课程建设指导方面的作用。再次，应规范聘任协议内容。在协议中明确聘期、工作量、指导任务、薪酬标准、考核方式等核心要素，使双方权责清晰、有章可循。


（二）完善发展性评价体系，促进持续改进


评价的目的不应仅仅是“管控”和“甄别”，更应指向“发展”和“改进”。为此，民办高校应建立发展性评价体系。第一，采用多元评价主体。除传统的教学督导、学生评价外，应引入青年教师的评价、同行评价及自我评价，形成360度反馈机制。第二，注重过程性评价。改变仅以期末或聘期考核为节点的做法，建立学期中段的过程性评价机制，及时发现指导中的问题并予以调整。第三，评价结果用于发展而非单纯奖惩。评价结果应及时反馈给外聘教师本人，并组织专家或管理人员与其共同分析优势与不足，制定改进计划。对于连续评价优秀的教师，可优先续聘、提高薪酬等级或授予荣誉称号。对于存在不足的教师，应提供针对性的培训或调整指导任务，而非直接淘汰。


（三）培育合作型组织文化，增强身份认同


外聘教师管理中的许多问题，根源在于组织文化的缺失。外聘教师在日常教学工作中，除了与本职单位、院校行政人员联系密切，更需要与学生、专任教师之间进行面对面交流[4]。民办高校应着力培育合作、尊重、包容的组织文


化，使外聘教师从“局外人”转变为“共同体成员”。一是建立“教学沙龙”或“导师工作坊”等常态化交流平台，定期邀请外聘教师与青年教师共同参与，围绕教学案例、科研方法、课程设计等主题开展研讨，在专业互动中增进了解与信任。二是实施“荣誉导师”计划。对于长期服务于学校、指导成效显著的外聘教师，可授予“特聘教授”等称号，并邀请其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咨询、学术委员会等工作，提升其主人翁意识。三是加强情感联结。学校应在教师节等节点对外聘教师进行慰问，了解其工作与生活需求，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四）建立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提升管理效能


外聘教师管理涉及教务、人事、二级学院等多个部门，需要建立协同治理机制。首先，明确管理主体的职责分工。学校人事部门负责外聘教师的聘任、薪酬、档案管理等宏观事务，教务部门负责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各二级学院


（系）作为用人主体，负责外聘教师与青年教师的日常对接、指导任务落实及过程管理。应避免“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窘境。其次，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学期召开1-2次由人事、教务、二级学院负责人及外聘教师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通报外聘教师工作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研究改进措施。再次，引入信息化管理平台。开发或引进外聘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聘任审批、课表安排、指导记录、评价反馈、薪酬核算等全流程线上管理，提高效率与透明度。


四、结语


民办高校外聘教师的聘任与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核心在于从“粗放式雇佣”转向“精细化治理”。当前民办高校在外聘教师管理中存在的选聘不精准、管理松散、激励缺失、关怀不足等问题，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组织文化的薄弱以及治理机制的分割。通过构建系统化的聘任制度、完善发展性评价体系、培育合作型组织文化、建立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民办高校能够有效破解外聘教师管理的现实困境，充分发挥其在补充教学力量、指导青年教师成长方面的独特价值，为学校的内涵式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陕西省乡镇（街道）法治政府建设问题研究


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张媛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群众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满意度，往往取决于其在基层政府办事时的切身感受。乡镇（街道）层级法治政府建设是推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环节和关键步骤，对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的要求，各地仍需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法治政府建设[2]。本研究旨在通过开展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群众调查，掌握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满意度现状及现存问题，为顺利推进陕西省乡镇（街道）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提供助力。


一、调查内容与方法


本文选取陕西省西安市、铜川市、宝鸡市、延安市、汉中市等10个地级市137个乡镇（街道）343名群众为调查对象。选取标准为：户籍在陕西的本地居民，或者连续在陕西省工作、生活、学习超过1年的外地居民；年龄不低于16周岁；具备正常的语言表达及辨别能力。


（一）调查内容


根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陕西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文件内容，结合文献研究成果，设计编制《陕西省乡镇（街道）法治政府建设群众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涉及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背景、现住址等信息；第二部分为被调查者对基层乡镇（街道）法治政府建设的满意度评价，包括7个维度23道题目（见表1）；第三部分围绕法治政府建设的宣传保障、重点工作及短板，设置4道调查题目；第四部分针对基层法治政府建设及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设计2道开放式问题。


（二）评分标准


满意度调查评分标准：运用李克特量表法，将满意度划分为五个维度，并分别赋分。非常满意（5分）、满意（4分）、一般（3分）、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分）。平均得分在1.00～1.79为非常不满意，1.80～2.59为不满意，2.60～3.39为一般，3．40～4.19为满意，4.20～5.00为非常满意。平均得分越高反映该项指标的满意度越高。


（三）调查方法


本文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调查方式。线上通过“问卷星”平台发布问卷，线下采用现场发放问卷的方式。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350份，其中线上回收252份，线下实地调查回收98份。剔除不符合要求以及错填、漏填的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43份，回收有效率为98%。调查表经复核后，采用Excel2019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录入与核查，录入及核查完毕后进行统计学处理。


二、调查结果


（一）基本情况


在343名调查对象中，女性226人（65.89%），男性117人（34.11%）；16～25岁群体179人（52.19%），26～45岁群体101人（29.45%），46～59岁群体47人（13.70%），60岁及以上群体16人（4.66%）；农村户口居多，有207人（60.35%），城镇户口136人（39.65%）；被调查者整体文化程度较高，本科学历居多，有216人（62.97%），其次为大（中）专学历78人（22.74%），硕士及以上学历21人


（6.12%）。由于调查对象为年满16岁的群众，职业分布较为广泛，故本次调查未对被调查者进行详细的职业划分。在法治政府建设现状总体满意度方面，所有调查对象均表示总体感到满意。其中，女性满意度略高于男性，平均得分为3.87分；26～45岁群体对法治政府建设满意度较高，平均得分为3.86分；初中及以下人群对法治政府建设满意度较高，平均得分为3.87分；城镇和农村被调查者对法治政府建设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一致，均为3.86分。详细情况见表2。


（二）被调查者对乡镇（街道）法治政府建设总体满意度情况


七个维度一级指标的平均得分均达到满意水平。其中，建设总体满意度评价平均得分最高，为3.86分；其次为政府治理体系（3.81分）和突发事件应对体系（3.73分）。具体情况见表1。


此外，对各维度二级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平均得分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见表3）：“您对所在地区的治安状况的满意度评价”（3.95分）、“您对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总体现状的满意度评价”（3.86分）、“您对当地领导对法治政府建设重视程度的满意度评价”（3.79分）。三项指标分属政府治理体系满意度评价维度和法治政府建设总体满意度评价维度。


（三）关于法治政府建设宣传及保障工作的调查情况


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有52.19%的被调查者不清楚或认为当地基层政府未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平台；62.39%的被调查群众不清楚或认为乡镇（街道）及辖区


未配备法治专业人员（如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等）参与群众矛盾纠纷调解；83.97%的被调查群众表示近一年来未参加过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活动；同时，52.19%的被调查者认为所在基层乡镇（街道）法治工作人员配备不足。


（四）关于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应当重点推进的工作以及现存短板的调查情


况


在“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应当重点做好哪些工作”的多选题调查中，群众选


择最多的为“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66.18%），其次为“规范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服务意识”（58.6%），第三为“建立科学民主依法的行政决策机制”（48.1%）。在“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短板”多选题调查中，群众选择最多的为“部分基层公务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与能力不足”和“法治建设公众参与度不高”，两项占比均为41.98%；其次为“政务公开不够”（37.61%）和“法治政府宣传不深入”（30.32%）。


（五）关于基层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的调查情况


在“本地区基层法治政府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对本地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或行政执法工作的建议”两道开放式问题的调查中，第一道问题共收到42条作答记录，涉及11个方面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问题分别为工作人员法治意识和服务态度问题（23.81%）、法治政府建设过于表面化，未能深入群众（23.81%）、法治政府建设宣传不到位


（19.05%）。第二道问题共收到40条作答记录，涉及9个方面的建议。排在前三位的建议分别为坚持依法行政，提高依法行政能力（37.50%）；端正服务态度（22.50%）；加强行政公开（15.00%）。


三、陕西省乡镇（街道）法治政府建设现存问题及建议


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从调查结果来看，人民群众对政府尤其是乡镇（街道）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现状感到满意，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着力解决。


（一）社会矛盾纠纷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问题及优化建议


在本次调查的七个一级指标维度中（见表1），“社会矛盾纠纷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满意度评价”得分最低，为3.66分。其中，“当地政府部门处理群众投诉案件情况的满意度评价”在全部二级指标中得分最低，表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仍有待完善。基层乡镇（街道）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紧


密，群众矛盾纠纷解决不到位，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社会治理成本[3]。因此，相关部门应规范和提升乡镇（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的机构运行效能，进一步完善各类调解衔接机制；优化服务内容、载体、机制等，实现调解效能最大化，真正做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4]。同时，应构建由司法所长、法律顾问、专职人民调解员、司法协理员等协同参与的队伍，并积极培育“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等群众法治力量，充分发挥其在开展法治宣传、化解基层矛盾、参与社会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5]。


（二）行政决策制度体系问题及完善建议


法治政府建设要求重大行政决策须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但部分地区的行政决策程序在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实效性方面，与群众期待相比仍有差距[6]。在“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应当重点做好哪些工作”的多选题调查中，48.10%的被调查者选择“建立科学民主依法的行政决策机制”，排名第三；另有41.98%的被调查者反馈法治建设公众参与度不高。因此，政府的行政决策应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路径与程序，规范群众参与政府行政决策的范围和方式，明确政府对群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权利保障义务。同时，应鼓励和支持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科技支撑机制建设，运用数字技术，提高分析研判公众诉求和意见的能力及效率，并为反馈机制建立提供技术支撑[7]。此外，应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法律顾问制度的运行方式与工作机制，加大法律顾问参与乡镇（街道）政府重大决策的力度。


（三）行政执法工作体系问题及改进建议


调查发现，在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短板问题中，28.8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行政执法不严格不规范”。同时，58.6%的被调查者呼吁“规范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服务意识”。此外，在开放式问题中，被调查者反映“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和态度问题”被提及比例高达23.81%，表明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与群众期待仍有差距。因此，政府应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学习培训，增强其依法行政能力和法治意识，开展执法人员的执法资格和能力考核，规范执法证件的管理和发放，并对执法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同时，省、市应加强对基层的指导，特别是对乡镇（街道）规范执法的指导，做好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操作流程编制工作的指导，明确基层行政执法的主体、依据、职责、权限、标准、时限、程序、责任、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等内容，对重大涉法事务提供“清单式”服务与指导[8]。


（四）加强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


在法治政府建设调查中，66.18%的被调查者认为“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应当重点做好的首要工作。此外，在开放式问题中，“加强行政公开”在依法行政或行政执法工作的建议中排名前三，提及比例为15%。这反映出被调查者对行政权力透明运行的高度期待。如果权力运行未能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政务失信行为就会频繁发生，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深入推进。因此，应全面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动法定公开事项依法向社会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加强公开制度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信息化建设，完善特殊行政主体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相关惩处机制建设以及责任机制建设；有力保障群众法定信息需求，促进政务公开升级[9]。同时，应拓宽信息公开的范围，丰富信息公开的方式，健全舆论监督、群众投诉举报的法律法规与制度保障，全面推进法治政府现代化建设。


（五）法治政府建设宣传及保障问题及完善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52.19%的被调查者不清楚或认为当地未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多数被调查者对法治专业人员配置、网上政务服务等情况不了解，对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活动的参与度不高。此外，法律宣传普及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基层法治专业人员稀缺，工作人员压力较大，从业人员薪资缺乏吸引力等问题普遍存在。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宣传和保障是重要一环。当前，以开放、跨界、协同、自控为主要特征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10]。建议基层政府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平台，加强智慧政府建设，充分利用手机、网络、公众号、短视频等媒体平台，加大法治政府建设宣传力度，有针对性地推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提升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关注度，提高群众的参与度及满意度。同时，应加强法治人才队伍建设，适当扩充基层法治人员编制，适当提高薪酬待遇，加强法治人员业务培训，为基层政府法治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综上，法治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研究针对法治政府建设现状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受调查条件所限，研究样本量较小，且样本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结构上存在一定偏差，可能对结论的普适性产生局限。因此，相关结论在推广时应充分考虑样本特征，后续研究可通过扩大样本规模、优化抽样设计等方式进一步提升结论的代表性与解释力，从而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相关研究持续深入。


谁上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学生家庭背景的四大样本综合调研分析


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陆俊杰


作为一种面向独特群体的职业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各方面均表现出独特性，其学业、就业和心理等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成为职业教育的社会问题之一。职业学校学生群体总体上表现出家庭背景的弱势、分流过程中的弱势、心理的弱势、学业的弱势、成长机会的弱势等。所有这些弱势均根源于职业学校学生家庭背景的弱势，表现为家庭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方面的弱势地位，并进一步导致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业和心理弱势。近年来，学生的家庭背景及其对学业和就业的影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对家庭背景与学业的关系均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研究，其中教育社会学对家庭背景的研究形成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一是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认为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和阶级背景是影响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韦伯的社会地位理论，认为声望、政治背景、经济基础是制约学生成长的三大因素；三是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学业与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四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家庭背景包括父母的经济能力、智力水平、学历、对子女教育的关心程度和所投入的时间等，这些均影响着子女的学业成绩。本研究将家庭背景界定为家庭来源地、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及父母的职业等方面。


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职业学校学生家庭背景或许会有所变化，为了相对准确地把握相关情况，本研究以实际调研和对既有调研进行对比研究的方法进行。


一、四大样本调研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所依据的四大样本调研由不同研究机构独立开展，研究对象既包括中职学生，也包括高职学生。


第一个调研由本课题组实施，时间为2024年。为了深入了解职业教育对象的家庭与学业情况，课题组设计了“职业学校学生问卷调查表”，2024年1月2日至12日，对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5683份。在样本中，男女生人数占比分别为50.55%和49.45%；一、二、三年级的人数占比分别为43.92%、30.76%、25.32%；学校所在地农村、乡镇、县级市或县镇、


省辖市的占比分别为3.92%、7．99%、85.94%和2.15%。调查结果表明，职业学校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家庭经济收入不高，且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务农和外出打工是他们的主要职业。


第二个调研为既有调研，由尉新悦等实施，时间为2025年。尉新悦等关于“高职院校学生数字素养现实样态与提升路径”的调研，课题组以江苏、浙江、山东、河南4省8所三年制高职院校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剔除无效数据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276份。［1］该研究中关于高职学生来源、受教育程度、收入等维度的研究结论与本部分涉及的中职学生的研究情况接近，调研情况见表1。


第三个调研为既有调研，由刘云波等实施，时间为2022年。刘云波等关于“学校过程性投入如何影响高职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的调研中，采集的数据来自2022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在江苏、内蒙古、河南和四川等7个省份35所高职院校开展的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发展调查。本次调查在各省根据院校性质、规模和地理位置进行学校抽样。初始回收问卷14836份，筛除填答时间无效的问卷（填答时间小于5分钟或大于60分钟的问卷）和缺失值过多的问卷后，有效样本为14340份，有效率为96.7%。［2］其中，男生9015人（62.87%），女生5325人（37.13%）；一年级5989人，二年级5187人，三年级3164人。有效样本中，61.4%的学生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72%的学生父母在基层就业，59.3%的学生家庭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


第四个调研为既有调研，由刘轩等实施，时间为2015年。刘轩关于“就业准备对高职学生初次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的调查数据分两次收集，2015年11月至12月期间，首先采用自编的大学生就业准备问卷对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3所高职院校的在校三年级学生进行第一次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在求职前的就业准备、就业指导以及课外社会实践等情况。第一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83份，收回有效问卷630份，有效率为92.24%。


［3］其中关于高职学生家庭情况的基本结论也与本研究接近，调研情况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四个调研均为大样本调研，样本来源涉及多个省份，时间


跨度10年。然而，上述三项关于高职学生的大样本研究均与本研究中关于中职学生的诸多指标接近。这或与职业教育这种类型教育的特点有关，短期内可能也难以改变。当然，随着国家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持续优化，也乐见职业教育受教育者在教育机会公平上有更多获得感。


二、职业学校学生家庭背景的基本情况


在接下来的具体情况呈现中，数据主要来自本课题组的研究，以中职学生为主要观测点。


（一）家庭来源地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家庭来源地主要是指学生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调查数据表明，3.66%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来自省辖市，17.21%的学生来自县级市或县镇，21.71%的学生来自乡镇，高达57.42%的学生来自农村。如果把来自乡镇和农村的学生合称为乡村生源，那么有79.13%的学生都来自乡村。


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国家统计局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城镇常住人口92071万人，占比为65.22%；乡村常住人口49104万人，占比为34.78%。显然，职业学校学生中，乡村生源与城镇生源之比约为8∶2，远远高于乡村和城镇居民的比例，也高于乡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


也就是说，职业学校学生家庭来源中，农村生源占居绝对主流，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所决定的，职业学校学生在家庭来源上处于弱势地位。


（二）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学生重要的文化资本，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首先，父母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其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而这些因素又会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和引导。再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影响着他们的人脉和社交圈子，这些都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如更好的学校、更优秀的教师、更多的课外活动等。最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和情绪状态，这些因素会对子女的心理发展产生影响。一般情况下，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拥有的文化资本就会相对更多一些。


调查结果显示，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55.01%）、高中（23.77%）、小学（13.99%）为主，三者之和高达92.77%。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52.30%）、高中（20.57%）、小学（18.35%）为主，三者之和为92.22%。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各地区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可以测算出全国及河南省人口中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见表3）。


由表3可知，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占比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河南省平均水平存在差距。对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来说，其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比例分别比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0.50个百分点和


17．79个百分点；比河南省平均水平高出17.49个百分点和14.78个百分点。而大专及以上学历分布中，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比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分别高出9.14个百分点和9.18个百分点；河南省人口的平均水平比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分别高出5.41个百分点和5.45个百分点。


由此可知，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也就是说，职业学校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低，以初中及以下为主。


（三）家庭经济收入


家庭经济收入直接反映学生的家庭经济资本，这对学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家庭经济收入决定了学生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富裕家庭的学生可能有机会接受更早的启蒙教育和更丰富的课外辅导，而贫困家庭的学生则可能面临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其次，家庭经济收入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影响。富裕家庭的学生可能更容易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而贫困家庭的学生则可能面临更多的生活压力和焦虑情绪。再次，家庭经济收入还可能影响学生的社交圈子。富裕家庭的学生可能更容易结交来自社会各界的优秀人才，而贫困家庭的学生则可能面临社交圈子狭窄的问题。


从图1调查结果看，中等职业学校中，18.63%的学生家庭年收入在3500元以下，39.86%的学生家庭年收入在3501—15000元，19.99%的学生家庭年收入在15001—30000元，9.77%的学生家庭年收入在30001—50000元，11.75%的学生家庭年收入在50001元以上。综合来看，家庭年收入在15000元以下的家庭占58.49%，家庭年收入在30000元以下的家庭占78.48%。


根据年人均纯收入的多少，国家将贫困户分为绝对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27元）、相对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628—865元）和低收入人口（年人均纯收入866—1205元）。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05元的家庭人口被统称为弱势群体。


调查数据显示，18.63%的中职学生家庭年收入在3500元以下，按照这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来平均的话，这个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就是1167元。由表4可知，在家庭年收入低于3500元的1059个家庭中，来自农村和乡镇的占比为87.54%。


而对于农村和乡镇的家庭来说，每家基本都至少有两个孩子甚至更多，因此，这些家庭的贫困程度可能会更严重。


另外，2022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48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697元。本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88.25%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如果按照一个家庭一个孩子来计算，其人均年收入大概为16667元。也就是说，即使是按照最好的结果估算，河南省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中也有88.25%的家庭收入低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即近九成学生的家庭年收入低于河南省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


（四）父母的职业


父母的职业不仅影响着家庭的经济来源，也通过职业影响着这个家庭的价值观、期望、学习氛围和教育方式等，进而对孩子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甚至直接决定了孩子将来的社会地位与进入的社会层级。但父母的职业也是一个实然状态，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一般情况下，短期之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调查结果显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父母的职业以打工和务农为绝对主体。从父亲的职业来看，打工者占44.77%，务农者占26.06%。从母亲的职业来看，打工和务农二者分别占52.69%和23.58%。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父母从事的职业绝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职业，这也可能与近八成的学生来自乡村有很大的关系。下面以学生父亲的职业与学生来源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不管来自哪里，对于中职学校学生而言，打工或者务农都是其父亲职业的主要选择，但会随着学生来源地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务农者主要是来自农村和乡镇；以打工为业的占比最高；企事业单位人员比例最高的是来自县镇，之后是来自省辖市；私营企业者则是来自省辖市的最多，其次是县镇，然后是乡镇和农村，从中可以看出地域对于职业选择的影响。母亲的职业情况与父亲基本相同，不再列举数据分析。


总之，对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而言，其父母的职业绝大多数是底层职业，或打工，或务农，而从事其他职业，如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的比例特别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三、学生选择职业学校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


调研组从学生入学机会、家庭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的职业等方面，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选择职校求学的原因进行了调研。


（一）职业学校学生的入学机会


职业学校学生的起点公平主要是指学生在入学机会方面的公平。当入学机会处于公平状态时，学生就可以不受地域、家庭、文化、社会背景等多方面的影响，自由地选择自己人生中这一次重要的分流。但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初中毕业后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进行选择时，大多数学生都是被动选择职业学校，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自由选择，因此职业教育成为那些没有机会选择普通教育的学生的被动选择。学生的入学机会受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较为显著，相关权益没有得到保障。为深入了解学生选择职业学校的原因，调研组设计了以下8个选项：


1代表“没有考上普通高中”，2代表“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3代表“家庭经济有困难选择上职校”，4代表“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5代表“已有就业途径为了获得文凭”，6代表“在家没事干，家长非让来”，7代表“接受职业教育既可以享受补贴，又可以学习技能”，8代表“其他”。


虽然学生选择职业学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主观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是主动还是被动选择的问题。为了探讨学生是“主动”还是“被动”选择职业学校的意愿，调研组根据题项潜在的倾向性将原因进行了分类：把1、3、6选项作为被动接受职业教育的选择，把2、4、5、7选项作为主动接受职业教育的选择。调查数据显示：选择1、3、6的学生即被动选择职业学校的学生占67.98%，选择2、4、5、7的学生即主动选择职业学校的学生占23.56%，选择“其他”的学生占8.46%。从数据可以看出，在对选择“其他”原因未进行分析的情况下，近七成学生是被动选择就读职业学校，这说明学生或是迫于自己的学业能力，或是迫于家庭的经济能力，或是迫于父母的压力而被动选择职业学校。


学生分流过程中的主动权，是衡量学生入学机会公平与否的主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的学生是被动选择职业学校的，且有65.36%的学生是因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而迫于无奈的选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分流过程中学生的弱势地位，即在教育公平的起点——入学机会上存在严重的不公平。


（二）学生选择职校与家庭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


将家庭经济收入作为自变量，将选择职业学校的原因作为因变量进行交叉比较后的结果显示，整体来看，不管家庭收入多少，因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而选择职业学校的占60%以上，说明不管经济状况如何，职业学校是绝大多数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无奈选择。虽然整体趋势一致，但深入分析发现，不同家庭


经济收入对孩子选择职业学校的影响是多样的。


在因为“家庭经济有困难选择上职校”的103名学生中，69.9%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在15000元以下，18.45%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在15001—30000元，6.80%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在30001—50000元，4.85%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在50001元以上。从这些数据可以明显看出，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选择职业学校的人数明显减少。在因为“接受职业教育既可以享受补贴，又可以学习技能”的257名学生中，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0元的占67.31%，家庭年收入高于30001元的占12.53%。从这两项数据可以看出，不管是主动选择（接受职业教育既可以享受补贴，又可以学习技能）还是被动选择（家庭经济有困难选择上职校），只要是与经济有关的，都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而选择职业学校的比例，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从低到高依次为7.95%、8.40%、8.63%、9.88%、12.07%；因为“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而选择职业学校的比例，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从低到高依次为9.36%、9.68%、9.92%、10.03%、11.71%；因为“已有就业途径为了获得文凭”而选择职业学校的比例依次为0.28%、0.18%、0.18%、0.36%、1.80%。这说明随着家庭年收入的提高，主动选择职业学校的比例有所提升。


综合来看，家庭收入在15000元以下的中职生，选择职业学校的主要原因是未被普通高中录取，再加上家庭经济困难，即使考上大学，以家庭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未必负担得起。因此，选择职业学校既可以进一步学习文化知识，为以后进一步的学习和发展打下基础，又可以学到技能及早就业，为家庭减轻一定的经济压力。


家庭经济收入中上等水平（30001元以上）的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他们的选择主要呈现出三大趋势和特点：其一，学习成绩不理想未被普通高中录取，但又想进入大学进一步深造的学生，主要是想通过选择竞争性不强的职业学校考大学；其二，来自农村且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为学习技能及早就业、自力更生，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选择职业学校；其三，来自城市或县城的一部分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不错，为学习技能及早就业或是家庭已安排就业渠道而选择职业学校求学。


（三）学生选择职业学校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关系


调查结果显示，不管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因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而选择职业学校的比例都是最高的。而且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孩子选


择职业学校的影响趋于一致，所以下面仅以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为例分析对孩子选择职业学校的影响。


父亲是文盲的学生，其选择职业学校就读前四位的原因分别是“没有考上普通高中”（54.90%）、“其他”（11.76%）、“家庭经济有困难选择上职校”


（9.80%）和“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7.84%）；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小学的学生，其选择职业学校就读前四位的原因分别是“没有考上普通高中”（65.91%）、“其他”（8.68%）、“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8.68%）和“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7.92%）；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初中的学生，其选择职业学校就读前四位的原因是“没有考上普通高中”（67.21%）、“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9.44%）、“其他”（8.35%）和“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8.06%）；父亲受教育程度是高中的学生，其选择职业学校就读前四位的原因是“没有考上普通高中”（62.84%）、“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10.95%）、“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10.66%）、“其他”（8.22%）；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大专的学生，其选择职业学校就读前四位的原因是“没有考上普通高中”（64.22%）、“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12.25%）、“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8.82%）和“其他”（8.33%）；父亲受教育程度是本科的学生，其选择职业学校就读前四位的原因是“没有考上普通高中”（63.39%）、“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


（14.29%）、“其他”（8.93%）和“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7.14%）；父亲受教育程度是硕士及以上的学生，其选择职业学校就读的原因相对来说比较均衡，“没有考上普通高中”占22.73%，“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占18.18%，接下来是“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和“其他”，各占15.91%，然后是“在家没事干，家长非让来”和“已有就业途径为了获得文凭”，分别占11.36%和9.09%。


从排名前四位的原因来看，学生选择最多的原因是“没有考上普通高中”“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和“其他”四项。虽然选择的原因大致趋同，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其选择职业学校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同样“没有考上普通高中”而选择上职业学校的学生而言，其选择比例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先增加然后再减少，呈倒U型，父亲学历是初中的比例最高，达到67.21%，然后逐步下降。之所以出现父亲受教育程度是文盲的比例低于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初中、高中、大专甚至是本科的情况，可能原因在于父亲是文盲的情况下，让孩子继续到学校学习的人数较少，这些孩子可能初中毕业以后就外出打工不再继续学业了。


对于同样“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和“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而选择上职业学校的学生而言，其选择比例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基本呈升高趋势，其中父亲受教育程度是硕士及以上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15.91%和18.18%。


整体来看，对于父亲是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中职生来说，在具有同样的家庭经济状况和来自相同背景的地域条件下，他们选择职业学校求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自身学习成绩不理想未被普高录取，另一方面由于求学职校能及早就业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对于父亲是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中职生来说，无论他们生源地在农村还是城市，通过选择竞争不强的职业学校对口考大学则显得格外令人关注，与父亲接受过初中教育及以下的学生相比，他们的目标更为长远，在家庭父亲教育背景的支持下，他们所拥有的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与父母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有很大关联。


教育在经济学中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父母的文化分层严重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又直接影响其将来的就业。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后代教育的影响比家庭收入的影响更大。接受过高水平教育的父母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影响下一代，提高了下一代的学习能力，下一代就更容易接受更长年限的教育。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更容易轻视子女的教育问题，或者即使思想上重视，行动上也不具备必要的引导能力。


近年来，尽管职业学校学生的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职业教育依然被视为“谋生”教育或者“次等”教育。如果有选择的余地，大多数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可能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即使是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也只能把选择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无奈之举，被动选择职业教育。这种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子女接受教育的类型和程度，剥夺了子女自愿选择接受教育类型的机会，同时也导致在我国现有的教育选拔体制中，进入职业院校的学生主要是社会下层群体的子女。这种教育类型选择上的区别并不是由个体的能力特点决定的，而是由其家庭文化背景决定或直接影响的。换句话说，父母的文化水平直接影响着子女就学的类型与层次，决定着子女将来能否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又直接影响着下一代的受教育类型和程度，决定着他们的子女能进入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代际传递”。


（四）学生选择职业学校与父亲职业的关系


调查数据显示，因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而选择职业学校的比例中，只有父亲职业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比例低于20%，其他职业的比例都高于60%。父亲职业是务农的比例最高，达到70.43%。在因为“家庭经济有困难选择上职校”的选项中，父亲职业的比例从低到高依次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1.19%）、打工（1.45%）、企事业单位人员（1.74%）、务农（2.23%）和其他（8.43%），在排除重大疾病或者其他变故导致的贫穷之外，父亲的职业直接决定了家庭的经济水平。学生主动选择职业学校的因素有四个，即“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已有就业途径为了获得文凭”“接受职业教育既可以享受补贴，又可以学习技能”。在这四个主动选择职业学校的因素中，父亲职业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职业，尤其是在“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已有就业途径为了获得文凭”三个因素中，比最低的分别高出10.65、22.38、5.95个百分点。由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父亲职业地位的提高，孩子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家庭经济困难而被动选择职业学校的人数明显减少，而因“认为自己适合职业教育”“选择竞争不强的对口升学”“已有就业途径为了获得文凭”而主动选择职业学校的比例增加，说明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孩子选择的主动权越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实际上，中等职业教育近80%的学生来自乡村，70%的中职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初中及以下，88%的中职生的家庭年收入低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的中职生父母或打工或务农。由此可以看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家庭背景的显著特点就是出身乡村、职业以务农或打工（以农民为主体）为主、收入水平偏低、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其家庭背景的弱势特征明显。


四、结语


四大样本调研时间跨度10年，涉及中职和高职学生，相关结论是颇为沉重的。近两年，关于大学生“回炉”职业教育学习技能的研究一度成为热点，但小概率事件毕竟不能代表全局，职业学校学生家庭背景情况依然堪忧，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发生根本转变。面向“十五五”，职业教育要更好地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依然任重道远。


生源状况能否发生大的改变？在没有大改变背景下如何适应新局面、新格局发展需求？职业教育如何平衡推动技术进步、服务产业发展与类型教育的公


益性、民生性的关系，这些均是未来职业教育发展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4］而且，很多问题并非新问题，而是长期困扰职业教育的老问题、元问题，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需要持续深入地进行研究。


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探索以武汉市为例


武汉市委党校编辑部王琪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站在全人类文明发展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为什么建、建什么、怎么建”的重大议题，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


武汉市作为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兼具超大城市的发展特征和滨江滨湖的生态禀赋，其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自身高质量发展，更对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武汉市深入贯彻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践行制度保障理念、民生福扯理念、“两山”理念、系统治理方法论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亮眼的实践成效。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系统地梳理、研究武汉市践行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深入剖析其创新性举动及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全国同类特大城市提供可借鉴、可参考的经验总结。


一、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与武汉实践基础


（一）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模式


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要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遵循、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扯的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方法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厉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保障、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国际视野等方面。心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整体把握：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深刻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要求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发展中兼顾生态保护，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协同共进；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明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打破了“保护与发展对立”的传统思维，阐明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强调了生态价值转换的底层逻辑，为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转化提供了理论指引；从民生福扯的维度来看，明确良好生态环境的普惠价值，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将生态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从生态保护的维度来看，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生命共同体进行科学化、系统化治理；从法治建设的维度来看，要求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制体系保障生态安全，突出了制度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国际关系的维度来看，强调要打造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梳理国内各省市践行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模式，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即国家生态文明试验（示范、先行）区、国家公园体制、河（湖）长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机制等。＠其中，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是通过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以规范各类试点示范，从而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探索路径、积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复制的经验，心比较典型的代表是贵州省、福建省和江西省等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公园体制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2）以安徽省黄山市等首批先行示范区和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代表；河（湖）长制则是由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人担任河（湖）长，负责辖区内河流的管理与保护，＠以江省长兴县首次探索、“五水共治”为典型代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核心，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加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为主要实现途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机制指的是由相关人员组成的督察组代表党、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的督察，＠河北省在全国第一次启动了环保督察试点工作。整体来看，各地根据地方实际和国家政策倾斜，有选择、有计划地选取一种或几种实践模式，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走深走实。


（二）武汉市践行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武汉市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素有“江城”“东方芝加哥”之称，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禀赋为其践行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武汉市是全球唯一一个人口超千万的国际湿地城市，拥有6个国家级湿地公园、1处国际重要湿地、1处国家重要湿地。2021年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形成了“依山水而生、傍山水而长、环山水而兴”的城市发展格局。近年来，武汉市大力打造百里长江生态廊道，汉口


江滩获评国家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标杆景区，东湖获评世界级“城中湖”典范称号，东湖绿道被联合国评为“中国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示范项目”。


武汉市有着良好的生态文明治理理念和工作基础。顶层设计方面，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典范”的重要目标，出台党政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等制度文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规划层面，严格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完善生态保护相关专项规划，构建了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的规划体系。社会层面，通过广泛宣传教育，引导市民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普惠民生福扯的基本民生观”等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鼓励群众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共保共育、多方共建、共治共识”的良好氛围。另外，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经济、科教中心，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科教资源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在生态环境监测、绿色技术研发、碳减排技术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和技术保障，这些都为武汉市深入践行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武汉市践行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


武汉市为深入贯彻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开展了一系列具体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实践路径，彰显了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伟力。具体来说，武汉市在践行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制度保障理念、民生福扯理念、“两山”理念、系统治理方法论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实践成果。


（一）践行制度保障理念：创建有武汉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体制机制建设是绿色发展最根本、最有效、最持久的促进因素，需要持续推动、久久为功。总书记强调，“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祁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武汉市在践行制度保障理念的过程中，推出了大量政策和制度文件，主要以工作方案、条例、规定、规划、措施的形式发布，涵盖湿地湖泊、大气和水污染防治、生态控制线管理、生态补偿机制、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地方性法规体系。


具体来看，武汉市2002年出台《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该条例是全国第一部对湖泊进行全面、综合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为后续其他城市乃至省级湖泊立法提供了参照范本；2010年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制定《湿地自然保护区


条例》，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权力、义务和责任，实现湿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嬴的目标；2016年出台的《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是全国首部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地方立法，将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区域分为生态底线区和生态发展区，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20XX年出台《长江武汉段跨区断面水质考核奖惩和生态补偿办法（试行）》，在全国首创市域内跨区断面水质考核奖惩和生态补偿机制，实行“改善奖励、下降扣缴”的生态补偿措施，有效推动了各区生态保护责任的落实；2021年出台的《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办法》为全国首创的湿地生态补偿制度，该办法规定市、区两级每年共同出资，用千对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村（社区）和农户配合保护湿地和鸟类等野生动物给予经济补偿，有效缓解了湿地保护与周边农业生产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武汉还积极构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生态责任体系，推动建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形成了“奖惩并举、权责统一”的生态激励约束机制；深化“河湖长制”改革，创新建立“官方河湖长＋民间河湖长＋数据河湖长”的“三长联动”机制，将水环境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实现全市河流、湖泊河湖长全覆盖，推动河（湖）生态环境社会共治。武汉市通过创建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统筹安排生态、空间等自然资源，为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基础。


（二）践行民生福扯理念：不断提升城市生态宜居品质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扯，武汉市深入践行这一价值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完善绿色公共服务、培育绿色生活方式，不断提升城市生态宜居品质，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方面，武汉近年来积极打造生态保护示范区，狠抓生态保护修复。如武汉市积极推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出台《武汉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提升城市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将东湖进行绿化改造，建成了“东湖绿心”，打造百余里长的世界级城市绿道体系，新改建各类公园81座，植树造林4.5万亩，建设绿地1.3万亩。同时，通过实施防洪清障、岸坡整治、堤防加固、景观绿化等工程措施，共拆除工业、沙石码头26个，封堵一级水源保护区内溢流口4个，全面改善青青山江滩整体景观和生态环境，将其打


造成湖北省首个“海绵”江滩和武汉市首个“江、滩、城”三位一体的生态江滩。经过不懈努力，武汉市近年来在生态环保领域获得诸多殊荣：长江堤防江滩综合整治工程武青堤段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获得20XX年C400颁发的“城市的未来”奖项；20XX年戴家湖公园的园林绿化与生态修复工作荣获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成为湖北省首座劳模工匠文化公园；武汉和上海崇明、江西九江一同入选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在完善绿色公共服务方面，武汉市重点关注城市绿色交通体系建设，陆续推广共享单车、BRT快速公交、有轨电车、无人驾驶出租车、空中轨道列车等低碳出行方式。其中，“萝卜快跑”试点服务已成为中国无人驾驶出租车领域的先行者，光谷空轨作为国内首辆商业运营空轨列车，更是开创城市交通新格局。在培育绿色生活方式方面，武汉市依托世界环境B、世界湿地B等节点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向公众普及生态文明理念知识，引导青少年厚植生态环保观念。同时，广泛动员和吸纳社会人士担任民间河湖长，招募生态志愿者，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文化氛围，使绿色生活逐步成为市民的自觉选择。


（三）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生态产品价值高效转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阐明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武汉市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关键抓手，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优势，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发展模式。


2023年12月，中共武汉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提出，“要加快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并作为“三个优势转化”战略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武汉市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升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逐渐壮大。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基础，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黄鹤楼、东湖、长江生态廊道等景点成为城市名片，近年来武汉市稳居全国热门旅游城市。另一方面，武汉市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上做了不少探索，如出台《武汉市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明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措施，推动生态农业、绿色工业、生态旅游等业态融合发展，试图让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共同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市正依托“中碳登”（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着力打造全国碳市场枢纽，推动碳金融创新，推动形成“政企民”三位一体的碳普惠体系，将市民的低碳行为量化并纳入市场交易，通过“武碳江湖”平台将公众减排行为纳入碳市场抵销机制，拓宽生


态价值市场化实现路径。另外，武汉市在危废标准化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突破，制定了《武汉市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设施）环境风险防控技术规范》这一地方标准，填补全国该领域专项规范的空臼。在绿色金融方面，武汉市加大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力度，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业务，建立生态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企业“臼名单”机制，积极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探索设立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保护补偿基金，逐步形成“财政为引导、市场为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投融资体系。


（四）践行系统治理方法论：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


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高度强调要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一个整体，运用系统化治理思维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武汉市拥有大江大湖的生态特征，近年来积极开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尤其是在水、大气治理及生态空间管控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城市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武汉市围绕长江大保护战略目标要求，突出江、河、湖、山、田、绿地融合，对碧水、青山、沃野、绿城进行系统性打造，创建一


轴多廊的生态保护和修复体系，以长江为轴，以贯通长江的多条生态廊道为骨架，以涨渡湖、大东湖等生态绿樑功能片区为支撑，有效连接武汉市域范围内重要的六处绿樑，形成基于整体生态格局、生态要素与生态功能的保护性控制。


以长江、汉江治理为核心，深入推进“四水共治”工程（防洪水、排捞水、治污水、保供水），以打造“滨水生态绿城”为总体目标，实现“护一城净水、绘两江画廊、显三镇灵秀”的壮阔景象，让市民共享治水成果。心同时，武汉市积极开展了长江武汉段岸线整治，涵盖防洪体系建设、排捞能力提升、水环境治理及供水安全保障，全面改善长江岸线生态环境，统筹推进东湖、沙湖、南湖等湖泊的生态修复工程，全力打造城市“绿心”及世界级城市绿道体系。另外，创新智慧治水模式，构建“天、空、地”一体化数智化监测网络，实现对全市水环境的实时监测和精准治理，“人机共治”智慧治水等经验模式在全国推广。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武汉市深入实施“标准先行”战略，出台《武汉市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武汉市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达标提升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等标准和方案，统筹推进工业废气、机动车尾气、扬尘等污染治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显著提升，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生态空间管控方面，武汉市严格落实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定期清理控制线范围内既有项目，将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考核内容，编制


《武汉市全域生态空间管控行动规划》《武汉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等行动方案，形成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生态空间管控体系，有效保护了城市主要水系、山体、绿地等生态空间，实现了生态空间的科学化、分区化、精细化管控。


三、武汉市践行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挑战与对策建议


（一）武汉市践行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面临的现实挑战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刚性约束下，武汉市作为全国重要的老牌工业基地，需要在兼顾经济发展的同时，完成严格的减排任务，政策统一性与地方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绿色转型的速度。可以说，当前武汉市仍面临制度性、结构性、观念性、技术性等方面的多重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趋同问题突出，系统性重构不足


当前武汉制定的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文件、规音条例等趋同问题较为严重，创新要素相对匮乏，制度创新较多停留于模仿阶段，在触及体制机制深层的系统性、重构性创新方面仍显不足，尤法推动制度创新从形式趋同向实质效能的转变。这种趋同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政策文件、响应号召铺天盖地，污染形势和恶化情况依旧顽固不化。当前的政策体系虽在形式上涵盖了从宏观规划到具体细则的多种类型，但其内在机理与作用方式未能充分体现区域特性，对创新性突破造成一定阻碍，制度创新设计未能超越普遍范式的局限，根据本地实际进行个性化的制度安排进程缓慢。以生态补偿为例，尽管武汉开创了跨区断面水质考核奖惩机制，并努力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但目前运作上仍较大程度依赖行政调配与财政转移，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拓宽社会化多元化补偿渠道这些方面进展不快，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护者受益、污染者付费”这一利益调节机制本应具备的持续创新力。生态环境保护要兼顾治理和保护，但市内各区域资源环境条件不一样，经济基础也有差别，治理的手段和方法按理说也应该有所区别，如果配套政策过于趋同，会导致操作层面的困境，面临“执行难”问题。


2.跨部门协同乏力，治理合力难达预期


武汉市虽然有联席会议制度、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等协调机制，一定程度可以打破部门间的壁垒，但在实际政策制定、资源分配与执法监督过程中，各部门还是难以摆脱本位主义思维，尤其是在应对长江大保护、流域综合治理等跨


域性环境问题时，不同部门出台的政策往往存在目标交叉、标准不一甚至互相冲突的情况，这不但显著抬高了制度执行的成本，也会导致治理资源的分散与政策效能的内耗。例如在生态补偿、环境权益交易等市场化机制建设过程中，由于涉及发改、财政、环保、金融等多部门职权交叉，很难形成政策合力，导致政策实施后本应激发的市场活力与社会参与度都受到影响。在利益分配机制方面，当前还没有建立成熟有效的跨部门利益补偿与成本共担机制，当一个绿色发展项目需要多个部门资源调整、权力重构时，缺乏对利益受损部门的合理补偿和对积极参与部门的充分激励。这种分配上的不平衡，让各部门缺少深度协作的内在动力，实施过程中容易遭遇隐性阻力。以上因素带来的叠加效应，使得就算出台了形式多样的制度政策，也会因实施过程中的协同不足，导致最终治理成效与预期目标存在明显差距。


3.认知观念和技术水平制约，发展内生动力不够


武汉市一直面临着传统认知观念束缚与技术水平制约的双重难题，这些内在因素深刻影响具体实践的深度与效果。在认知观念方面，长期形成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思维定式与路径依赖还没有完全打破，部分决策者对绿色发展的理韶仍停留在末端治理与技术改良层面，没有充分意识到制度建设和创新对推动发展模式根本转变的决定作用，这种认知上的局限性，导致制度设计往往倾向于采用风险较低、见效较快的渐进式改良方案，而非突破性的制度重构。在技术水平方面，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直接限制着制度创新的广度与深度，特别是在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领域，环境监管、生态补偿、碳交易等创新制度由于缺乏落地的技术支撑，很难建立起全覆盖、高精度的监测网络与数据共享平台，这不仅影响执行中的可信度与透明度，也阻碍了跨部门协同治理效率的提升。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认知观念与技术水平之间存在着强关联的关系，受传统认知观念影响，科技研发支持不足，而技术支撑能力的薄弱又反过来让保守观念显得更加合理，形成了一个较难打破的闭环困境。


（二）武汉市深入践行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对策建议


针对这些现实挑战，结合武汉市的发展实际，从制度创新、协同治理、技术攻坚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寻求破局之道。


1.深化制度创新，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针对当前制度问题趋同、创新要素匮乏等问题，建议全面深化制度创新改


革，推动制度创新从形式趋同转向实质效能提升，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系统性重构。建议加快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把流域、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的资产所有权主体与权责边界理清楚，为生态补偿打好产权基础和交易前提。突破单一资金补偿模式，建立一套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以及发展机会成本的综合指标体系。同时，积极拓宽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在稳定增加财政纵向转移支付投入的基础上，创新融资渠道，探索设立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保护补偿基金。二是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进行前瞻性探索。发展优质生态农业、绿色低碳工业、生态文化旅游等多元化业态，做强区域公用品牌，鼓励盘活工业遗址等存量资源以发展特色生态旅游，推动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三是形成科学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激励与约束机制。严格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建立跨部门协同的审计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统计等部门的数据资源，确保审计评估结果的科学性与权威性。明确重大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认定标准、追责程序与量刑尺度，建立从问题发现、责任认定到终身追责的全链条工作机制。


2.强化协同治理，健全多元共治生态治理格局


针对跨部门协同乏力，治理合力难达预期这一问题，要始终坚持系统性治理思维，打破部门壁垒和行政区域界限，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共治生态治理格局，提升生态治理的整体效能。一是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建立常态化的跨部门协悯会议制度，明确各部门的生态治理职责，创建信息共享、资源整合、联合执法的跨部门协同治理平台，解决“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的问题。另外，建议建立跨部门利益补偿与成本共担机制，对在生态治理中利益受损的部门给予合理补偿，对积极参与的部门给予激励，激发各部门协同治理的内在动力。二是推动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加强与武汉城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周边城市的生态合作，建立跨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共同推进长江、汉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实现区域生态治理一体化。三是激发社会参与活力，完善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渠道，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积极培育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组织，推动企业履行绿色发展主体责任，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治理氛围。


3.加快技术攻坚，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为破解传统认知观念束缚与技术水平制约的双重困境，一方面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加强绿色技术的研发、转化和应用，构建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低碳技术系统，为武汉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可以依托武汉市丰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教资源，建立绿色技术研发平台，重点开展生态环境监测、生态修复、碳减排、固废资源化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引导企业、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另外，要提升智慧生态治理水平，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生态治理平台，实现生态环境监测、监管、治理的精准化、智能化，提升生态治理效能。另一方面，要形成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结构体系。在优化产业结构上，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推动重化工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大力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构建以绿色产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同时，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推动能源消费向清洁化、低碳化转变。另外，建议依托武汉都市圈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区域经济绿色协调发展优化空间结构，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区特色农业发展问题研究以烟台市为例


烟台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陈宗义


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针对目前“三农”工作的发展做出的重要的科学指引。对此引起众多学者的探讨。罗淇文分析了黑龙江东宁市特色农业的发展现状，阐述了水稻产业、烤烟产业等特色产业的发展情况，借鉴了国外日本和瑞士特色农业发展经验，提出了加强标准化体系建设，延长特色农业产业链等有针对性的建议。洪涛运用SWOT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陕北地区特色农业的发展现状，例如对苹果、中药材以及“高原+大漠”设施农业的阐述，针对陕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农业经济情况，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增强土地人才资金保障、发展黄土文化+，通过完善农业保险的风险监测，不断完善和推进农村产权改革。陕北地区特色农业的未来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烟台市特色农业发展的条件


（一）自然条件


烟台地形为低山丘陵区，山丘相连起伏和缓。山地占总面积的36.62％，丘陵占39.7％，平原占20.78％。丘陵区分布着100米至300米高的低矮山脉和延伸地带。地形绵延起伏、坡度平缓、沟壑较宽，沟谷内大量冲积物堆积，各种矿物质含量较高，土层较厚，有利于植物生长。2022年烟台市平均降水量979.1毫米，全年平均气温13.2℃。烟台的四季分明，十分适合果业的种植。烟台市的土壤包括褐土、棕壤、潮土等几种类型，其中棕壤是烟台农业用地的主要土壤。农业用地土壤肥力强，孔隙度高，有机质含量高，土质疏松，土壤的透气性良好，保水能力持久，通常该土壤厚度能够达几米到几十米。具备了以上条件才能种植出品质上乘的烟台大樱桃、烟台苹果、葡萄、草莓等多种农作物。


（二）社会条件


烟台位于中国山东半岛的东北部，目前已经形成了东连渤海，西接内陆，南北相通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这一网络非常有利于发展外贸，促进商品流通。近年来，随着蓬莱国际机场T2航站楼、烟台港以及高铁站的建设，烟台逐渐完善了海陆空三大交通枢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立体交通体系，为烟台特色农产品的发展提供了海、路、空全方位的运输保障。烟台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部，是山东省管辖的地级市之一，全市下辖5个区，包括芝罘区、福山区、莱山区、


牟平区、蓬莱区。


代管6个县级市，包括海阳市、龙口市、栖霞市、招远市、莱阳市、莱州市，总面积13，864.5平方公里。


截至2023年末，全市常住人口703.2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9.23%。


二、烟台市特色农业发展现状


烟台市在新时期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使特色农业焕发新的生机并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业的长远发展需要打破传统农业单一功能的局限性，烟台市大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智慧农业等新产业，牢牢把握市场发展方向，从“产业兴旺”切入，把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作为提升农业水平、建设发展农村的重要举措，最终以“生活富裕”为终点让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现代化铺路。


（一）特色农产品


烟台立足于本地区资源优势，把培育发展大樱桃、苹果等果业作为重点，以海洋牧场为代表的现代渔业为优势产业，同时积极支持其他产业的发展，推动农产品的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构建具有烟台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其中，福山区作为烟台农业的主产区拥有多种类型的种植业，比如拥有一百三十多年种植历史的大樱桃家喻户晓。而位于主产区，拥有广泛种植面积的张格庄镇因其生长的大樱桃果大、品质上乘被授予了“全国大樱桃第一镇”的称号。栖霞市地处北纬37°苹果黄金种植带，种植苹果有着天然的自然优势，是烟台苹果的核心区，同时也是环渤海湾苹果的优势主产区，因此成为烟台特色农业的一张明信片，优质的自然环境培植出来的苹果果形美观，色泽鲜艳诱人，口感脆爽爆汁，拥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蓬莱区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葡萄生长，能够种植出满足高端葡萄酒酿造所需要的高品质葡萄，也是张裕葡萄酒公司一直以来的原材料供货地。蓬莱区现有葡萄种植面积5万亩，种植的葡萄品种50多个，被称为“世界七大葡萄海岸”之一。荣获“中国酿酒葡萄之乡”等荣誉称号。


（二）塑造农业品牌新形象初见成效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迅猛发展，直播卖货助农等方式的大力宣传推广，让烟台大樱桃、莱阳梨等特色农产品的曝光度持续增加，让全国人民了解了烟台这座城市。烟台市政府也在努力打造“烟台农品”全品类区域品牌，培


育壮大农业市场主体，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塑造“农品万千、烟台领鲜”品牌形象，扩大“烟台农品”全国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引领农业发展新优势。同时，特色农业的发展带动相关农业产业的发展，大樱桃产业已经发展成为福山区的特色主导产业，福山区注册了“福山大樱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福山区已有11万亩的大樱桃种植面积，每年总的生产量超过8万吨，仅樱桃产值就已经突破10亿元，而在2021年该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就达到了23.21亿元。为了拓展产品的宣传渠道和销售方式，开创了“大樱桃+节庆活动”“大樱桃+互联网”“大樱桃+旅游”等多种模式，联合物流公司将新鲜刚采摘下来的大樱桃搭乘“樱桃航班”飞向全国各地，实现了一天时间从树上枝头到百姓餐桌的速度奇迹。


（三）乡村振兴助推乡村旅游


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乡村美带动旅游旺。近年来，大户陈家村在党建的有力引领下，积极践行“组织带村、产业强村、企业富村、文化兴村、生态护村”的发展理念，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们通过发展工业，实现了对农业的有力反哺，并精准把握了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交汇点。以“党建+旅游”为重要抓手，促进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提升，开创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即“三产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他们坚持主导产业的引领作用，同时推动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走出了一条富有成效的乡村振兴之路。


（四）特色观光农业蓬勃发展


特色观光农业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娱乐休闲为目的，以服务为手段，以周边城市的游客为目标群体，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多样化背景下衍生出来的特色农业类型，是现代农业的组成部分。特色观光农业是基于传统农业的基础之上，为游客提供各种体验服务，不仅包括游览果园、采摘鲜果、体验农作等基础项目，而且还打造特色小镇、主题民宿等为游客提供住宿、度假服务，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打开乡村发展新局面，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新途径。


烟台市现有的特色观光农业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休闲采摘型，随着大樱桃、草莓、蓝莓、苹果等水果的成熟，吸引各地游客走入果园，进行实地采摘，感受农业采摘的乐趣。同时积极举办主题活动吸引游客，2022年第十六届中国·烟台大樱桃节在福山区盛大举办，樱桃节期间发放了两万张大樱桃采摘券，总价值六十万元覆盖全区5个镇街的20个采摘园。以节造势、以势兴旅、以旅富民，以农产品采摘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特色资源型旅游区，以当地特有


的自然资源作为亮点吸引游客，比如莱阳市姜疃镇濯村特色农业旅游区、招远罗山黄金生态旅游区。其中罗山黄金生态旅游区里面的黄金博物馆依托罗山金矿废旧厂房和矿区打造而成，借助高科技和实景展示等展示黄金的开采、筛选、加工冶炼的全过程，具有参与性和科普性，帮助资源枯竭型企业转型升级，带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复合经营型，例如瀑拉谷休闲产业集群项目，依托自然风景与葡萄酒庄，以旅游度假区的形式打造了现代农业+休闲产业集群发展，推动三产融合，打造葡萄产业从种植、采摘、品尝、研发于一体的复合经营型产业集群项目。四是科技示范型，以“农业科技旅游”为主线，比如烟台招远市金岭镇大户庄园，该庄园是按照国家农业公园的标准建设，打造的集生态旅游、农业生产于一体的高效生态农业园区。金岭镇大户庄园与中国科学院合作，运用物联网技术，开发出了“大户庄园安全农业云”系统，构建了农业智能化管理平台，率先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园区内的高精度传感器实时联网对土壤的湿度进行监测，采用远距离控制、肥水一体化等农业技术水平全省领先，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烟台市特色观光农业的蓬勃发展，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可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新途径。


三、烟台市特色农业现存困境


（一）农业科技人才的匮乏


2022年一号文件提出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发挥人才对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烟台市农业农村要更好的发展，不仅需要一定总量的务农人口，而且需要掌握农业专业技术的人才，就目前烟台农业发展现状来看，第一，务农人口总量不足；第二，农业生产缺少专业人才；第三，务农人口老龄化严重，青年人才队伍严重不足。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年轻人涌向发达的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他们缺乏对农事的了解，脱离了农事生产活动。而他们的父母也渐渐老去，重体力的务农劳动让他们的身体已经难以适应。过去的农业生产活动还存在一个弊端，就是在农业种植过程中凭借主观经验去进行农业生产，缺乏对先进的农业技术的运用，导致靠天吃饭农业的收成率低，影响农民收入，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地区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方面与城市存在差距，使得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农村创业或者生活。


（二）农业产业化不足


烟台市的应季水果大部分依靠农户就地售卖，人们买回家直接食用，而包装成成品进行销售的情况较少，没有对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同时在本地区加工企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大企业寥寥无几，而且品牌之间的带动效应不足，不利于特色农业品牌的延伸。对于一些应季水果依旧采用一些粗加工的方式，难以应对短期内大量果品上市，导致大量的果品因为存储保鲜技术的落后而腐烂变质。就以樱桃为例，樱桃进行深加工以后不仅价值翻倍，而且还可以延长储存时间，但是目前烟台市还停留在应季水果的直接售卖阶段，水果罐头、果味饮品、水果酒等一些深加工产品市场占比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烟台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降低了地区经济发展效益。


（三）农业保障体系不完善


烟台市缺乏防范农业风险的能力，还未形成农业风险防范体系，相关的农户和涉农企业对于规避风险的意识不足，难以承受来自市场的动荡，如何降低自然、市场、技术和生产规模不匹配等风险仍然是重要的关注点。虽然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不断完善，但依然在服务过程存在的问题繁多：一是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存在着数量不多，经营范围相对简单等现象。而从深度剖析来看，在供给方面农村地区提供的金融服务存在业务类型单一的问题，难以满足农业生产对中长期业务的需要。农业资金缺乏，从而阻碍农村地区农户和乡镇加工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二是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金融机构管控难。由于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存在旱涝雨雪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也受市场的价格波动的影响，弱势产业的农业贷款本应要有较高的利率才可能补偿风险，但是国家为了更好保护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对高利率贷款进行严格监控，强调要对农业实行优惠的利率政策。但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利率补偿机制失去效用，信贷风险无法得到补偿。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烟台市特色农业实施路径


（一）培育现代农业人才队伍


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特色农业的种植对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需要更科学、更专业的耕种方式，为了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求，需要不断的提升农业主体的综合素质，从而实现特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烟台市农业主体的综合素质难以满足特色农业的发展要求，并且缺少年轻人从事农业活动，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解决：


1.政府要号召年轻人多留在农村，将自己投身


于农村的发展。我们要加大对烟台美丽农村的宣传力度，把农村的美好风景和发展前景展现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看到农村发展潜力。相关部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积极主动帮助人才找准自身发展定位，让人才看到自己以及城市未来发展潜力，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政府出台相关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专项补贴，在租房、住房、医疗、融资等方面提供帮助，让敢担当、有理想、有抱负的优秀人才在乡村能够施展自身的才华，在奋斗中前进，在奋斗中实现自身的价值，相信在农村大有可为。


2.加强对农民的专业种植技术的培训，邀请农科院工作人员到农民中科普农业知识，提高农民对特色农业的认识，从而推动特色农业朝着规模化发展。打造“新型农民”，构建并完善农民技能培训体系，以当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实际种植情况为依据，提高当地农业从业人员的劳动力素质。因此，政府应该保障农民有机会接受农业种植技术的培训，根据本地区农业种植情况设置相关培训课程，理论结合实际调动农民的主动性，提升农民群体的文化素养。


3.要完善市场信息的宣传工作，实时关注政策变化，对农业部门出台的惠农政策进行分析解读，用通俗易懂的话对农民进行政策解读，及时解答农民的疑惑更好的理解政策变化，让更多的农民对特色农业的种植以及农产品的销售前景有足够的了解。加强对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在技术水平上，农技人员的创新度要好于一般的农户，他们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能进行主动的创新，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对于新技术能够比较准确、及时地应用在农业生产中。因此加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有利于克服信息流通不畅的弊端。


（二）提升特色农业产业化水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关键，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2021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其中首要的就是依托乡村的特色优势资源，建立农业全产业链。农产品的深加工是烟台市特色农产品想要突出重围的关键，特色农产品的深加工是农产品想要牢牢稳住市场占有率的关键因素，延长产业链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经过精深加工的农产品更加适合存储和运输。农产品不同于其他商品，市场上表现出高度同质化的特征，烟台市在农产品的深加工上应当进行差异化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农产品。


烟台应该加快实施农业全产业链培育计划，加快推动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


发展。农业全产业链的发展，包括农业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在实现农产品增值的同时，还能让农民在其他多个环节中获得就业机会和额外收入。通过农业全产业链的发展，改变农民单纯依靠土地和劳动力获得收入的现状。在未来努力打造以莱阳食品工业园为样板的新建园区，以喜旺、鲁花、龙大等为龙头企业的食品产业链，在白羽肉鸡产业上，要紧紧围绕仙坛、益生、春雪等肉鸡养殖加工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优势，加快扩建肉种鸡养殖场，打造智能化鸡苗孵化厂，建造商品肉鸡养殖示范场以及智慧化鸡产品加工厂建设。在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上，要支持蓬莱区、莱山区、龙口市、开发区等葡萄种植加工、葡萄酒生产优势区发展。在龙口粉丝产业方面，积极发展即食粉丝、保健粉丝等功能性食品，积极拓展粉丝向高端蛋白深加工的市场，建设全国粉丝加工示范区，打响区域品牌提升招远“中国粉丝之都”的影响力。


烟台市农业产业应该走不断拓宽水果产业发展之路，建立草莓、樱桃、苹果深加工园区，逐渐加大产业投入，把水果产业打造成一个闭环经济链，推动特色水果产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打造具有烟台本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将水果深加工成果汁、罐头、果脯、果酒等人们喜闻乐见的农产品。不断延伸的农业产业链无疑给农民增加了一条致富的新路子，能够带动农产品加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解决农民就业也提升农民收入，加快推进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步伐，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化方向发展，从而牢牢掌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权。


（三）加大地方政府对农业扶持力度


1．加强农业资金保障体系建设。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的资金投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建立完善的农业金融服务体系。政府必须通过政策手段来下调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强化社会资本对农业发展的服务，从而让特色农业能够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农业投入要形成“规划引领、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长效稳定增长机制，优先支持保障农业财政拨款，确保对农业的投入增幅高于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幅度。加大对资金整合的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完善政府财政扶持农业发展政策，加大政府财政支农力度，同时政府加强对金融资本的引导作用，全方位的搞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强化社会金融资本精准的投向特色农业领域的意识。


积极开展农业贷款担保试点，成立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同时积极鼓励银行以及涉农企业以入股的形式进行参与，形成多元化主体支持，为农业经营主体


提供有力的贷款保障。积极开展招商引资，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和各种类型的投资主体积极参与到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来，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社会为主体、多种形式参与到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来的投资环境。最后，深入基层宣传农业保险知识，强化农民保险意识，增强农民对农业生产的信心，为农业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建议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惠农政策。2022年一号文件以做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为指导，指出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烟台市政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出台相关政策以及专项资金支持不断扩大特色农业规模，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实施助力。建议全面解读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2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以鼓励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首先，农业小微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经营主体要加大在粮食生产以及乡镇产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担保支持力度，助力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常态化服务，提升数字化、信息化服务水平，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发展首担业务。其次，烟台市政府要增加对重大农业自然灾害、农业生物灾害和灾后恢复的保费补助，尽量降低因各种灾害引起的农户收入损失，保障农业再生产的继续开展。并将财政对当地优势特色农产品的保险补助政策推广到全国各地。最后，要落实特色农业项目的资金扶持。充分利用政府的惠农资金，加速农业资金流转，优化资金的合理分配，充分激发特色农业参与人员的积极性，为发展特色农业创造良好的条件。至于特色农业基金是否能有效地起到应有的效果，相关部门要做好监督工作，建立健全支持农民增收的政策机制，对这些钱进行有效地管理，避免其流失。


综上所述，烟台市发展特色农业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落脚点。这就要求结合当前农业产业的具体情况做到因地制宜，注重加强资源的有效调控，保证各项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当地的环境优势和农业优势，坚持走特色可持续化的农业发展道路，才能够有效提高农民群众的经济收益，快速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健康发展。


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朱忠树


—、问题的缘起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首次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国家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既对乡村治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又对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提出了新的功能性和结构性诉求[1]。国内外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治理及乡村治理主体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乡村治理主体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层次分明的主体性构成以及相互间形成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由此可见，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是一个复合概念，它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基于不同动机参与乡村治理的乡村治理主体。二是各乡村治理主体在竞争与合作中所形成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乡村治理主体是指基于追求和满足自身利益的需求，以各种方式参与乡村治理实践活动并起到不同作用的组织或个体。根据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不同，可以将乡村治理主体划分为直接或间接治理主体两类。按照治理主体的属性和主要功能不同，可以划分为五个主要类型：政党性治理主体（乡镇党委，村党支部），行政性治理主体（乡镇政府及所属部门），自治性治理主体（村民自治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村民），市场性治理主体（主要包括企业，村民自发成立的种植业、养殖业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公益性治理主体（包括传统宗族会、乡贤理事会、红白理事会、各类协会、公益性服务机构、新乡贤群体、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等）。而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主要包括领导、指导、管理、服务及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等关系。例如，基层党组织对其他治理主体进行全面领导，乡镇政府对自治性治理主体、市场性治理主体、公益性治理主体进行指导、管理与服务。不同的治理主体为争夺利益或达成共同的治理目标而采取竞争或合作的策略，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以维护乡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稳定。


从乡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演变历程来看，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


呈现出差异化的形态。不同学者从多个角度来研究并将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演进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例如，何增科从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变化角度来观察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变化，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形成巩固阶段，在农村建立了“议行合一”与“议政合一”的管理体制，人民公社成为当时农村治理的唯一权威主体；第二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为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趋于解体阶段，国家向社会放权，人民公社解体，村民自治得到快速建立，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萌芽开始出现；第三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02年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奠定基础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成为农村重要的治理主体；第四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自觉构建阶段，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1]。有的学者则从乡村治理主体构成的变化来探讨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演进历程。例如，陈晓莉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几经变化，先后经历了以基层政权和农民为主体、人民公社、农民主体到地方政府、企业、农民个体、农民组织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演进过程[2]。


作者在学习借鉴前辈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四个主要历史时期进行考察：一是集体化与政社合一阶段，以人民公社为主要治理主体的一元治理主体结构（1949年—1978年）；二是改革创新与“乡政村治”阶段，以人民公社解体后到以村“两委”为主要治理主体的二元结构形成时期（1978年—2006年）；三是战略反哺与新农村建设阶段（2006年—20XX年），以村“两委”为主要治理主体，其他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结构形成时期；四是乡村振兴与治理现代化阶段


（20XX年-至今），以乡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多元主体协调共治的发展时期，而每个历史发展阶段内又可划分为若干小阶段。


自国家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向乡村投入大量的项目、资金、资源后，以企业、公益性服务机构等为代表的市场性治理主体、公益性治理主体主动参与乡村治理，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多元化的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并没能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相反，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为了争夺利益而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基层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发挥不够、乡镇政府角色缺位与越位、村委会主体地位弱化，市场性治理主体侵占其他治理主体权益等问题，导致治理主体间的功能内耗，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多元治理主体带来的资源集聚的正面效应，降低了


乡村治理的整体效能，甚至可能增加治理的成本。研究好、解决好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已成为事关乡村“治理有效”和全面振兴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关键课题。


学界关于乡村治理及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短板。比如，大多数学者很少从宏观层面来研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对乡村治理及治理主体结构产生的影响；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乡村社会内部，只限于对单一治理主体或几个治理主体进行研究，很少对不同乡村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相互关系及内部博弈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也很少有学者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来研究，并提出解决的对策和措施。因此，本文从研究乡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演变历程出发，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探究乡村治理主体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二、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国家向乡村输入了大量的项目、资金、资源，开辟了更多的利益空间，引发了治理主体间更加激烈的矛盾冲突与利益博弈，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呈现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乡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主体构成比较单一，无法担负起乡村振兴的光荣使命；二是乡村治理主体间关系因为利益博弈变得更加复杂，主体间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发挥出现偏差，限制了治理主体功能的发挥，加剧矛盾冲突，削弱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效能，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政治领导力、组织力，是农村社会治理的“排头兵”[3]。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其领导核心地位和发挥的独特作用十分明显，但离党提出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表现为乡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下降，“政党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往往成为实际的政治权力中心”[4]。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村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农村“空心化”不断加剧[5]。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4350万人，比2023年末增加1083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46478万人，比2023年末减少1222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00%。由于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只剩下少数没有多少劳动能力的“386199部队”。乡村基层党组织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现有党组织成员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空心化”和后继无人的情况普遍存在[6]。部分


乡村基层党组织存在先锋模范与战斗堡垒意识软化、党建模式“粗放化”、组织能力弱化、党内生活虚化、群众观念与群众路线弱化等问题，导致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力、示范引领力、群众凝聚力、区域统筹力不强，使得党组织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部分乡村基层党组织没有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要求组织党员开展活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形同虚设，组织党员过民主生活存在随意性、散漫性和形式主义，党员的知情权、监督权得不到有效保障。部分乡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成为事实上的“一言堂”，导致在贯彻执行党决策部署时走样，搞应付性变通或选择性执行。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协调能力不强。基层党组织是连接党战略部署与乡村具体落实的关键点。面对高度异质化的社会结构及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乡村基层党组织已很难通过传统的权威压制或以召开会议、传达文件、下达行政命令来进行有效的领导与控制，统筹协调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持治理主体结构稳定的能力不强。其次，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缺位与越位。当前，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日益呈现出治理结构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服务需求多样化等特征[7]。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加速推进，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乡镇政府受自身职能和能力的限制，在乡村治理主体结构中出现缺位和越位。缺位是指乡镇政府在为其他治理主体提供公共服务时，存在不作为或慢作为等问题；越位则是指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超越自身权责，不当干预其他治理主体的正当行为，造成矛盾与冲突，存在乱作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公共服务职能功能缺失。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乡村公共服务最直接、最主要的供给主体，其公共服务主要体现在农村养老、医疗保险、义务教育、农民就业、法律援助等方面。但受诸多因素影响，乡镇政府对乡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与满足村民真实需求之间存在偏差；同时，市场力量、社会资本与乡镇政府等供给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尚显不足[8]。乡镇政府对其他治理主体指导服务不够。“放管服”改革和简政放权仍然存在较大问题[9]，该指导的没有指导到位，该交给市场来运作的职能没有交给市场，存在管得过多过宽和服务质量、服务效果不佳等问题。不当干预其他治理主体。乡镇政府出于政绩和便于管理的考量，对村委会的自治行为进行过多干预，屡禁不止。突出表现为对村办企业生产经营品类、乡村土地流转等重大事项的干预。有的地区片面追求流转面积和流转占比，通过行政命令强行下达指标，搞一刀切，违背村民意愿，损害了村民利益；侵占


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最常见的是乡镇政府要求民营企业搞变相捐款、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新官不理旧账”现象一定程度存在。


再次，村委会主体地位被削弱。村委会是国家在基层乡村的“代理人”和“实践人”。在乡村治理实践过程中，村委会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村委会自治地位被削弱。国家对乡村治理要求越高，行政权力对基层的控制力度就越大，进一步压缩了村民自治的弹性空间，削弱其自治地位及作用。随着承担的乡村振兴工作任务增多，乡镇政府通常会将部分行政职责转嫁给村民自治组织，让村委会承担一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导致出现“自治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村民没有自治权”，村委会的部分“行政化”使其无法公正地代表村民的利益去向基层党组织和乡镇政府反映村民的现实需要[10]。同时，在利益驱动下，市场性治理主体为获得更多的利益通常会选择与村委会合作，通过出让一部分利益直接将其变为服务自身机构的一部分，造成村委会不能公正地履行好自治功能。部分经济精英、能人进入乡村，占据乡村治理的重要位置，村委会可能成为经济精英、能人治村的平台和工具。二是村委会行为越权。默顿认为，当社会成员不愿追求社会为其规定的目标，或被排斥在正统手段之外，目标与手段之间即出现不平衡状态就会产生越轨行为。我国法律规定，村委会作为由村民通过正式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应以代表好、维护好、服务好、维护村民的正当利益作为首要目标。但在具体实践中，部分村委会因利益诱导而偏离既定的自治轨道。


最后，市场性治理主体侵占其他治理主体的权益。企业作为多元治理主体结构中最具活力的构成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通常会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治理，并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通过非法手段获利。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其将乡村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委会作为潜在的合作目标或“围猎”对象。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拉拢、腐蚀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搭建起某种利益互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乡村政权”[11]，非法获得不当利益，损害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损害其他治理主体权益。在市场性治理主体过多参与乡村治理后，分散的、原子化的村民只能成为马克思笔下的“马铃薯”[12]，甚至演变为古斯塔夫·勒庞口中的“乌合之众”，其合法权益有时会被侵占[13]。例如，部分企业在乡村投资时往往会盯着国家投向乡村的资金与项目，一旦投资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则可能抽身离开，资本“跑路”导致项目“烂尾”，占用的土地无法恢复原貌，农民利益受损，留给当地党委和政府一个“烂摊子”，


影响乡村社会发展稳定。


三、乡村治理主体结构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宏观方面的诱因


根据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框架，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强力介入与全方位治理是推动乡村社会发展与秩序建构的重要外部力量。当国家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对乡村社会进行强力控制和治理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国家权力边界与权力行使得不到有效控制的问题，导致权力失范与行为出界等问题，加剧了乡村治理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党的建设与乡村社会存在“脱节”。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乡村党组织建设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仍然比较单一，尚未有效建立起同乡村治理“结构上相吻合、功能上相支撑”的嵌入形态，导致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形式化、悬空化等问题，无法适应农村治理中“新的社会权力结构”[14]。对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的认知不到位。部分市场性治理主体或公益性治理主体通常将党组织的嵌入视为会影响其正常生产活动的行为，在心理和行为上排斥党组织的正当嵌入，不支持、不重视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表面上，“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部分存在“组织空转”和“运转低效”等问题。对党的建设工作保障不到位。基层党组织活动普遍缺经费、场地、人员保障，导致部分基层党组织开展的活动千篇一律，普遍存在“有组织无活动，有活动无质量”或“只有规定动作，没有自选动作”等问题。基层党组织的协调联动功能较弱。部分治理主体为了抢夺更多的利益势必会通过自身所具备的优势来侵占其他治理主体的利益。乡村基层党组织难以担负起协调不同治理主体间利益关系的重任，使得自身形象受损、威信下降，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其次，国家强力控制导致乡村社会自主性减弱。在我国沿袭上千年的大一统思想和高度集权体制影响下，国家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加强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与控制，以维护国家政令的畅通和乡村社会的稳定，而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则促使其想方设法来摆脱国家施加的控制与影响，这种控制与反控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平衡，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乡村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种张力平衡经常被打破。从乡村治理实践中可以发现，当国家权力过多强力干预和管理乡村社会时，会削减乡村社会自我调节的能力，导致乡村治理一家独大，形成单一的治理主体结构，不利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而当国家权力过度下放至乡村社会时，则会导致治理主体间为争夺利益而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导致出现内耗与分裂，降低整体治理效能。例如，国家通过财税改革，将原本下放到地方的财政支配权上收，却将支出责任下放，直接导致基层有责无权，治权结构不断被割裂或分化。


最后，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治理主体差异较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乡村治理主体差异大，造成治理主体结构失衡。城乡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8年至2024年，乡村人口总量、占全国人口比重分别为79014万人、82.1%，46800万人、33.2%，46年间下降约48.9个百分点，反映出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乡村劳动力从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202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乡村居民收入不到城镇居民收入的一半。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平衡，2024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其中城镇为29.3%，乡村为32.2%。城乡基础设施水平相差较大。国家自2006年起实施了“村村通”工程，基本实现了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沥青路或水泥路的目标，但乡村的医疗、电力、饮用水、天然气、电话、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教育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相比城市依然显得滞后。以医疗服务为例，2024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城市、乡村分别为8.15张、6.59张[15]，这也表明乡村医疗服务与城市相比差距明显。城乡市场发展不平衡。与城市相比，乡村市场仍然存在发育滞后，市场体系“小、散、弱”，组织化程度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特别在要素市场方面，土地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市场监管缺位或不到位，农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滞后，优质农产品难卖高价。


（二）微观方面的诱因


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结构问题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宏观方面的诱因只是一个方面，还需要从乡村社会内部这一微观视角来探寻原因。


首先，法规制度不完善导致治理主体出现缺位与越位。“乡村社会的冲突问题，根源在于实际运行的一系列制度规则的缺陷。”[16]法律法规及制度不健全导致对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之间的职责权限划分不够明确，权责界限不够明晰，乡村治理面临“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困境。如在集体资源分配、土地承包及流转、宅基地盘活、优抚济困、公共服务提供、矛盾纠纷调解中，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或“无人管理”的现象。在村务决策、公开、监督等方面，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制度规范，容易出现决策随意化、


公开形式化、监督表面化，影响乡村治理的公信力和效能。


其次，工作机制运行不畅导致主体间冲突频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机制不完善。部分乡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人口外流严重的村落，基层党组织设置没能做到全面覆盖，存在部分“空白点”。对新兴市场性治理主体、公益性治理主体等的组织覆盖不全面，党的领导机制还未全面建立。乡镇政府正向激励机制缺乏。乡镇干部薪酬水平普遍偏低，且东西部地区差距较大，职务晋升空间有限，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乡镇副镇长因为工资收入低不得不利用业务时间出来兼职跑网约车的案例。随着国家反腐倡廉工作向乡村延伸，对干部的追责问责力度加大，加之缺乏完善的干事创业容错机制，部分乡镇干部为避免被追责问责，会基于“多做多错，不做不错”的心理，宁做“躺平式干部”，也不愿意主动担当作为，给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阻碍。监督机制不健全。对乡村治理主体的监督仍然存在监督覆盖不全面，监督成本高，监督能力弱、监督效果差等问题。受行政监督力量弱化及乡村政治生态、传统文化等的影响，乡镇政府在处理一些公共事务案件时通常会抱有“民不举官不纠”的态度。利益协同分配机制失衡。不同治理主体在执行上级政策时会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作出选择性解读或执行，甚至借“信息差”搞“暗箱操作”以获取超额利益，不能做到信息共享与协同合作，一些好的政策措施在基层得不到落实。治理主体间因利益的争夺而陷入冲突与内耗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协同治理的效能。


最后，权力失衡导致治理主体结构不稳定。乡村治理主体都是拥有一定的治理权力、并基于不同利益诉求，以不同方式来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内部的权力失衡导致治理主体结构出现种种问题。乡村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力难以有效实施。基于现实条件及自身能力不足，乡村基层党组织无法有效对其他治理主体实行领导与指导。特别是当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参与乡村治理后，其通过投资农业、旅游休闲等项目给村民带来就业增收机会，在较短时间内容易获得村民和其他治理主体的支持与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导致其无法有效行使治理权力。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权难以实施。乡镇政府在与大型企业集团洽谈合作时，往往会因为自身所掌握的资源有限，无法与其匹配而显得底气不足，陷于尴尬与弱势的境地，在对其他治理主体行使行政管理权时也常常力不从心。村委会自治权虚化。源于村民通过选举而授予的自治权，实际上是一种自治权的代表与让渡。由于当前乡村大量劳动力在


外务工，有的村民甚至长期不参与村里的选举，自然对选出的村委会不信任、不认可、不支持，造成村委会有名无实，有实无权，自治权悬空虚化。


四、解决乡村治理主体结构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第一，首先，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凸显领导核心地位。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有力的“结构性嵌入”来实现对其他乡村治理主体的领导与指导，实现党组织的全方位覆盖和监管，最大限度地化解治理主体间的矛盾，实现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平衡，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乡村落地生根。具体要做到为“结构性嵌入”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理顺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破除造成治理主体间矛盾冲突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治理主体间的和谐共处与协同治理。


第二，正确处理好治理关系，实现共治共享。妥善处理好“自治”与“他治”的关系。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不断强化对乡村社会的管控，促使乡村治理主体行为及治理结构在既定的法律政策框架内运行。同时，适度简政放权，为乡村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创造自由的空间和条件，调动不同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构建“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委会的领导，真正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加快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挖掘整理上千年来乡村社会所形成的道德规范，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塑造与乡村治理要求相适应的乡村德治秩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模式。将多元治理主体纳入治理主体结构中，充分调动其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共建共享乡村治理的成果。


第三，加快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减少城乡差距。优化乡村“产业结构”。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惠农兴农富农政策，大力鼓励和引导乡村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借助国家向乡村投入大量资金，项目的机会，科学谋划、积极争取资金投入交通、电力、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市场监管，对多元治理主体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营造风清气正的治理环境。


第四，充分发挥不同乡村治理主体的作用。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功能，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针对“空心村”和流动党员等，采取结对帮扶、村企联建、设立流动党员党支部等方式，确保实现党的领导全面覆盖，不留空白。全面落实“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凝聚


党心民心。完善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依据法律法规和“三定”方案，逐项明确乡镇政府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行政管理权限，建立乡镇政府履职的负面清单。提升村委会的自治与自我发展能力。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通过法定程序，选举出由村党支部负责人担任村委会主任，实现“两委”成员交叉任职。依法定期对村务、财务等情况进行公开。制定多项激励措施，使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由被动参与变为“我要参与”。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夯实经济基础，为村民自治与自我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优化乡村营商环境。加快“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简化政务办理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切实为市场性治理主体等服好务，有效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


第五，加强乡村治理法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党内规章制度。重点落实民主集中制和信息公开制度，提高政策措施的透明度。搭建更多的信息接收和合理利益诉求表达平台，方便不同治理主体畅通地表达利益诉求。优化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协调与监督机制。坚持真诚沟通、平等协商、利益共享的理念，以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加强对多元治理主体的内外部监督，注重加强对乡村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等“关键少数”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构建效果评估与矛盾调解机制。建立由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合作机制，并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合作效果进行公正评估。健全治理主体间的内部矛盾调解制度，规范调解程序，依法依规化解矛盾冲突。加强乡村人才吸纳与培养的制度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千方百计将符合乡村治理、乡村振兴要求的各类人才吸纳到乡村治理当中来，使其成为乡村治理主体结构中的一部分，实现身份上的转变与情感上的认同。


第六，充分发挥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浸润作用。乡村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根脉所在，乡村文化则承载着历史脉络、文化记忆、地域认同和伦理追求，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道德教化、秩序维护等独特功能。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与生动化。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乡土文化资源，并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善等抽象表述与之融合，进行现代性阐释和创造性转化，最终容易被村民所理解、认同和接受。同时，将乡村文化生动地融入乡村家庭文明建设、传统节日纪念、宗族庆典活动当中，使之在润物细无声中渗透到不同治理主体的价值理念之中，化作内心的价值认同与行为指南。构建多层次、沉浸式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多方筹集资金，严格保护和科学利用好古村落、


古祠堂、名人故居、古桥、老井、古道等文化古迹和传统公共空间，赋予其崭新的文化内涵与集体记忆承载。在重要时间节点，策划举办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民俗文化活动，增强仪式感与参与感。打造共建共享的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发现、吸聚和培育乡村文化带头人、非遗文化传承人、民间艺术家。通过安排专项资助资金，通过设立工作室、提供小额资助、贴息贷款、授予社会荣誉等方式，支持乡村文化人才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大力挖掘和弘扬“新乡贤”文化，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吸引新乡贤、离退休干部、教师、文化志愿者、高校艺术师生等返乡或下乡，以项目合作、驻村指导、结对帮扶、艺术巡演等形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汇集多方之力共同打造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完善文化褒奖与约束机制。发挥典型、榜样教育的引领作用，常态化选树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道德模范和标兵，组织开展“最美家庭”“最好婆媳”“最好邻居”“最美乡贤”等评选表彰活动，并给予一定的精神与物质激励。


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现状及突出问题研究基于对全国15383名教师的调查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沈有禄


总书记指出“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1]，“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引导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2]。职称结构及比例是体现教师质量的重要指标，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有必要深化教师职称改革，完善岗位管理制度，让广大中小学教师体验较强的获得感，从而以其高质量的专业发展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进而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因此，有必要通过大范围调查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职称结构及比例的分布现状与问题。


一、文献回顾


有关中小学教师职称结构及比例的已有研究发现，中高级职称岗位设置比例不足，各级职称比例在地区间、城乡间、学段间存在一定差距。[3-4]20XX年之前，在城乡分布上，城区、镇区、乡村学校的高级职称岗位比例递减，且学段间差距较大。[5-7]中小学教师职称的城乡差距在20XX年后有所改观，部分省份甚至出现乡村教师获得高级职称比例高于城区教师的情况。有研究发现，20XX年吉林省乡村初中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大幅增长，达到城区初中教师的2倍以上，这一发展主要得益于既有政策的倾斜。


还有调查显示，2023年，乡村各学段高级职称教师占比均大幅提升，总体达到24%，表明职称评聘政策向乡村教师倾斜后取得初步效果[9]，城乡之间中小学教师中级和初级职称的结构差距已基本弥合[10]。


已有成果对部分地区中小学教师在职称结构及比例上的分布差异进行了研究，重在比较高级职称比例在学段及城乡间的分布差异，但是对中小学教师职称在中级、初级及以下职称的分布问题探究较少，全国性大样本研究不足，且缺乏对中小学教师职称在学段、地区、城乡、婚姻状况、子女数量、任教学科、职务、年龄差异的全面调查与深入比较。基于此，本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小学教师职称的结构与比例分布差异进行调查分析。


二、调查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为了解中小学教师职称的差异情况，研究者自编《中小学教师职称差异调


查问卷》。问卷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50，信度值理想；同时，调查前的专家质性评议一致肯定了问卷质量，认为能够达到应有的测量效度。


本研究于2023年6月至2024年12月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5383份。其中，东部地区6313份，占比为41.04%；中部及东北地区（以下简称“中部地区”）4897份，占比为31.83%；西部地区4173份，占比为27.13%。


①答卷者中，小学教师7964人，占51.77%；初中教师4770人，占31.01%；普通高中教师2649人，占17.22%。乡村学校教师3411人，占22.17%；镇区学校教师2786人，占18.11%；县城学校教师4430人，占28.80%；地级市城区学校教师2475人，占16.09%；省会、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城区学校教师（以下简称“省会城市教师”）2281人，占14.83%。性别方面，男性教师4425人，占28.77%；女性教师10958人，占71.23%。公办有编制教师14039人，占91.26%；公办临聘教师989人，占6.43%；民办学校教师355人，占2.31%。整体而言，问卷取样的学段、地域、区域、性别、学校类型等分布较为均衡。


三、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现状


问卷调查设置了10个人口学变量，分别是：所在学段、所在区域（东中西部）、所在地行政区划级别、性别、婚姻、子女数量、班主任情况、行政管理职务、任教学科、年龄。中小学教师获得不同级别职称的比例在人口学各变量上的差异情况如表1所示。


（一）中小学教师职称分布存在层级和学段差异


中小学教师的职称主要集中在中初级及以下职称，占比高达81.81%。其中，获得中级职称的比例最高，为41.27%；其次是获得初级职称的比例，达33.20%；另有7.34%的中小学教师职称为未定级及员级（其中职称未定级的占6.07%）。中小学教师中，获得高级职称的教师比例仅为18.19%。中小学教师获得初级、中级、高级职称比例的倍数比为1.83∶2.27∶1，全部教师的平均聘任岗位级别比较低，仅为9.35级。


在各学段中，小学教师在职称晋升上处境最为不利。虽然各学段教师获得中级职称的比例差距不大，但小学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明显低于初中及普通高中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12.72%）不及普通高中教师（27.71%）的一半。与之相应，小学教师处于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45.99%）在各学段中最高，是唯一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比例超过40%的教师群体；其中，小学教师职称未定级及员级职称的比例（7.89%）在各学段中也最高。


（二）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存在地区和城乡差异


西部地区教师在职称晋升上处境最为有利，而中部地区教师处境最为不利。西部地区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为21.78%，是东、中、西部中唯一超过20%的教师群体；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比例为37.48%，是东、中、西部中唯一低于40%的教师群体。中部地区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为16.05%，在东、中、西部间最低；且中部地区教师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为41.70%，也是东、中、西部间最高的。


镇区教师在职称晋升上处境最不利，其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15.75%）在城乡间最低，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44.12%）在城乡间最高；县城教师在中级职称晋升中较有利，其获得中级职称的比例（44.09%）在城乡间最高，而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37.22%）在城乡间最低；乡村教师在高级职称中较为有利，其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19.65%）在城乡间最高，初步实现了高级职称向乡村倾斜。


（三）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存在性别和职务差异


男性教师和单子女教师在职称晋升中处境较好，女性及多子女的教师处境较差。男性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28.83%）是女性教师（13.90%）的2.07倍。只有一个子女的教师在职称晋升上处境最佳，其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最高，为25.94%；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最低，为28.91%；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教师职称晋升中存在“生育惩罚”现象，其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比只有一个子女的教师下降了35.04%，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上升了6.68%。


担任校级领导职务的教师在职称晋升中处境最有利，担任班主任职务的教师处境最不利。担任校级领导职务的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为51.24%，是唯一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超过30%的教师群体，其高级职称比例为均值的2.82倍；其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仅为7.89%，是唯一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低于20%的教师群体，这一比例仅占均值的19.46%。担任学校中层领导干部的教师处境次优，其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为29.28%，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为24.93%。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处境最差，其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最低，为19.75%；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最高，为36.51%。即，中小学教师在教学及管理岗位上担任的职务越高，则在职称晋升中处境越有利。


（四）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存在学科差异


道德与法治、政史地、理化生学科教师在职称晋升中处境最为有利，而音


体美、数学、外语学科教师在职称晋升中处境最不利。道德与法治、政史地、理化生学科的教师不仅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分别在各学科教师中最高


（28.42%）、次高（24.48%）、第三高（23.33%），且其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分别在各学科教师中最低（29.33%）、第四低（39.61%）、次低（35.54%）。而音体美、数学、外语学科的教师不仅其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分别在各学科教师中最低（11.56%）、次低（16.30%）、第三低（16.44%），且其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分别在各学科教师中最高（47.69%）、次高（41.81%）、第三高（41.59%）。其他学科（含信息科技+劳动教育+心理健康+其他）的教师职称未定级及员级职称比例在各学科教师中最高，为8.70%。


四、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的突出问题


从上述研究结论中不难发现，尽管中小学教师职称在近些年的政策扶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效，如乡村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相对有所提升，不利处境也有所改善，但性别、学段和学科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具体情况如下。


（一）性别差异突出，女性教师职称晋升处境不利


女性教师相较男性教师，在职称晋升上处境不利，职业发展明显滞后于男性教师。女性教师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教师，获得中级职称的比例相对低于男性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则明显低于男性教师：男性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为28.83%，女性教师为13.90%，前者比后者高14.93个百分点，是后者的2.07倍；男性教师获得中级职称的比例为44.05%，女性教师为40.15%，前者比后者高3.90个百分点，是后者的1.10倍；男性教师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为27.12%，女性教师为45.95%，后者比前者高18.83个百分点，是前者的1.70倍；在获得初级以下职称的教师中，女性教师职称未定级的比例为6.73%，比男性教师职称未定级的比例高2.32个百分点，是男性教师的1.53倍。男性教师平均聘任岗位级别为8.77级，女性教师平均聘任岗位级别为9.59级，比男性教师低0.82级。


女性教师在职称晋升上的弱势，与不同性别的生育责任和社会角色期待密切相关。在角色定型化的传统观念里，男性作为“养家糊口的人”，应当担当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而女性则被期待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即所谓“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性别刻板印象真实地影响了女性的发展，使得女性更容易被局限在比男性更狭窄的发展空间。[11]男性的生涯发展历程往往不容易受到婚


姻家庭的影响，而大多数女性教师婚后需要配合家庭作出生涯发展的调整，不仅需要兼顾家庭与工作，而且往往要将家庭责任置于个人发展之前。[12]调查发现，在每个年龄段上，男性教师对工作的期待均高于女性教师，职业成就和职称的性别差异则与之相对应，由此可知，女性教师对工作的低期待是影响她们充分参与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因素。


（二）学段不均衡明显，小学教师职称晋升相对困难


小学教师在职称晋升上处境最不利。小学教师不仅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最低，且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最高，普通高中教师则与小学教师相反。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分别为12.72%、22.06%、27.71%，普通高中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比小学教师高14.99个百分点，是小学教师的2.18倍。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教师获得中级职称的比例分别为41.29%、41.49%、


40.85%，差距不大。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教师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分别为45.99%、36.45%、31.44%，小学教师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比普通高中教师高14.55个百分点，是普通高中教师的1.46倍。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教师平均聘任岗位级别分别为9.63级、9.19级、8.81级，小学教师岗位聘任级别明显低于普通高中教师。


小学教师职称晋升的不利处境主要受岗位设置比例的影响。尽管国家层面的文件不断强调切实提高中小学中、高级岗位设置比例，但在实际工作中，岗位设置和职称评聘的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在高级职称岗位的数量设置上，小学的比例明显低于中学。[14]以山东省为例，虽然小学、初中、高中的中级职称岗位比例一样，但是在高级岗位比例设置上，小学的高级岗位设置比例是初中的一半，是高中的三分之一；而初级职称岗位设置的比例上，小学则明显高于初中，更明显高于高中。[15]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在中小学教师不同级别职称岗位的设置比例方面，山东省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小学总体上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这一情况主要是因为小学基本为县（区）属学校且教师规模庞大，而县（区）的财政保障能力较弱，难以负担过高的财政支出。


（三）学科间区别显著，部分学科教师职称晋升机会不足


音体美、数学、外语学科的教师在职称晋升中处境最为不利。在高级职称获得情况方面，音体美、数学、外语学科的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分别为11.56%、16.30%、16.44%，而道德与法治、政史地、理化生学科的教师获得高


级职称的比例分别为28.42%、24.48%、23.33%。从最低职称占比情况分析，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教师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为29.33%，是唯一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比例低于30%的学科；理化生、其他学科以及政史地学科的教师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也较低，在35.54%~39.61%之间；数学、外语学科的教师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分别为41.81%、41.59%；音体美学科的教师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最高，达到47.69%，是所有学科中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比例超过45%的唯一教师群体。进一步分析各学科教师的受聘岗位级别可知，音体美、数学、外语学科的教师平均聘任岗位级别分别为9.69级、9.48级、9.46级，是所有学科教师中最低的，道德与法治、政史地、理化生学科的教师平均聘任岗位级别分别为8.80级、9.10级、9.14级，是所有学科教师中最高的。


音体美等“小学科”教师职称晋升难，主要受制于担任班主任及派出到薄弱学校支教交流的机会少。201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晋升中高级职称需有担任班主任工作经验，并取得出色（正高级教师要求）或比较出色（高级教师要求）业绩，或具有“比较丰富”工作经验（一级教师要求）。[16]因此，担任班主任工作是晋升中高级职称的前置必备条件，这就对除语文等主要学科以外的教师构成了明显限制，对音体美等“小学科”教师而言尤为困难。原因在于，中小学班主任主要由语文学科教师担任，其他学科教师担任班主任的比例普遍低于语文教师，音体美、信息、心理等“小学科”教师担任班主任的机会更少，从而其缺乏职称晋升的必备条件。


《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晋升高级教师时，“城镇中小学教师原则上要有1年以上在薄弱学校或农村学校任教经历”[17]。实践中，不少地区对晋升一级教师也提出了支教要求。但是，一方面，各校能够外派支教交流的名额有限，“小学科”教师数量有限、人手紧张，更少有机会被派出支教或交流。另一方面，由于适龄人口数量减少和向城化流动，农村中小学数量递减，对教师的需求也相应减少，不少地区教师晋升中高级职称需等候派出支教，支教渠道拥堵也制约了教师晋升中高级职称的机会。


五、政策启示


《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要求“服务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强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深化教师职称改革，完善岗位管理制度，加强教师工资待遇保障”[18]。可见，畅通中小学教师的职称晋升渠道，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福


利，是增强教师获得感的核心表现，也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重要途径。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队伍是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


（一）以畅通职称晋升为突破口，提高中小学教师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


要以战略高度重视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及其结构与比例的合理分布，以职称改革为抓手来提高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职称是中小学教师的核心利益所在，不仅关乎其职业发展的荣誉，更关乎其待遇的高低及教育投入热情。改进和优化中小学教师职称结构及其比例的合理分布，是提高中小学教师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抓手，也有利于提高中小学教师的薪酬待遇，有利于稳定教师队伍建设。为此，各级政府要落实好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19]，“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腔热情关心教师，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20]。


（二）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改革要重点关注处于短板的小学、镇区及中部地区教师


目前，小学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在各学段中最低，处于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在各学段中最高，在各学段教师职称晋升中处境最为不利；镇区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在城乡间最低，且其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城乡间最高；中部地区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在东、中、西部间最低，且其处于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在东、中、西部间最高。整体而言，小学、镇区及中部地区教师在中高级职称晋升上处境不利，需要补齐短板。故新增中高级岗位投放应重点向小学、镇区及中部地区教师倾斜。各级教育、人社、发改、编办等部门要合理设置小学、初中、高中教师高级职称岗位比例，确保各地不因高考升学等教育绩效考核影响而在高级岗位设置上向普通高中教师倾斜，而牺牲小学教师利益。中部地区各级教育、人社等部门应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中高级职称岗位设置比例，以促进教师职业发展及提高教师薪酬待遇。同时，各地岗位设置上需适当向镇区教师倾斜。


（三）加快对年轻教师的职称定级步伐，关注音体美等“小学科”教师的职称晋升问题


目前，25岁及以下、26~30岁的教师职称未定级及员级职称的比例分别高达59.48%、18.82%，低职称通常意味着较低的工资，不利于稳定年轻教师队伍。各地各级教育及人社等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快对30岁及以下年轻教师的职称认定与评聘工作，提高其工资收入与获得感，从而稳定年轻教师队伍。


同时，音体美等“小学科”教师在各学科教师中职称晋升劣势明显。解决音体美等“小学科”教师的职称晋升问题，有助于激发教师活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应在比赛、观摩课、荣誉推荐等方面适当照顾音体美等“小学科”教师的利益，否则他们在各学科教师职称晋升中处境最差的状况很难改变。可加大及延长音体美等“小学科”师范生的“顶岗实习”规模与时间，多校联合分批次多派出“顶岗实习”的“小学科”师范生，解决“小学科”教师在职称评聘中因教师数较少而难以参与支教交流的限制。


（四）在职称晋升中应给予女性教师适当关切，缩小中小学教师职业发展的性别差距与收入差距


职称晋升是中小学教师职业发展的核心利益所在，决定了教师的工资收入高低。目前，女性教师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不及男性教师的一半，获得初级及以下职称的比例却是男性教师的1.70倍，女性教师在职称晋升上相对男性教师明显处于弱势地位。[21]女性教师撑起了中小学教育的半边天，应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在职称评聘中应适当照顾女性教师的利益，改变其所处的弱势地位。政府应当将实现性别平等目标纳入各级各类政策计划及战略规划，具体而言，包括消除职业发展与收入分配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保障女性流动劳动力享有平等的经济社会权利等。[22]为此，在职称晋升中应对女性教师因生育而造成的班主任管理经验中断，及进而带来的职业发展滞后甚至是中断，需要考虑适当减免女性教师职称晋升的班主任管理经验及支教年限等条件，以缩小中小学女性教师在职业发展上与男性教师的差距。总之，性别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我们应当探寻如何改变制度以实现更大的性别平等。


中职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福建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王丽霞


2026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教师是职业教育五大关键要素之一。在职教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职教师面临着职业挑战、社会期待与个人发展的多重压力，心理健康与职业倦怠问题日益凸显[1]，社会对此的关注度也在逐步提升[2]。本研究以福建省两所中职学校的教师为研究样本，围绕其心理健康状况、面临的压力、应对方式、影响因素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旨在为中职教师心理健康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对福建两所中职学校的教职工进行调查。通过线上方式发放问卷90份，回收有效问卷86份，有效回收率为95.6%。样本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二）研究工具


心理健康自评问卷（SRQ-20）：用于快速评估个体近一个月内是否存在情绪困扰，共设有20个关于焦虑、抑郁和躯体症状的问题，采用“是/否”的评分方式，“是”计1分，“否”计0分，得分范围为0—20分，总分超过7分提示存在心理困扰。


自编压力源量表：包括学生成绩提升压力、学生教育和管理压力、职称晋升压力、学校检查考核压力、教学改革压力、自我期望压力、未来担忧压力、培训会议压力、家庭负担压力、业务指导缺乏压力、他人评价压力、身心健康压力、支持力度不足压力13个条目及1项开放式压力源，得分采用5点计分法，从没有（0分）到很大（4分）。压力等级划分标准如下：0—0.8分为轻度，0.8


—1.6分为较轻度，1.6—2.4分为中度，2.4—3.2分为较重度，3.2分以上为重度。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用于评估个体在面对挫折困难时习惯采用的应对态度和方法，共20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12条）与消极应对（8条）两个维度[3]。


（三）数据分析


采用SPSS26.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数据分析中主要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中职教师心理健康总体状况


1.总体情况分析。SRQ-20测评结果显示，得分超过7分的有21人，心理困扰检出率为24.4%，这一结果远高于其他群体[4]。进一步分析显示，得分在7—10分的教师有14人（16.3%），得分在11分及以上的教师有7人（8.1%），提示部分教师已处于较为严重的心理困扰状态。


2.主要心理症状。如表2所示，从具体症状来看，教师躯体化症状最为突出，“你是否容易疲劳”检出率最高；在情绪类症状方面，“你是否感觉不安、紧张或担忧”检出率最高；在认知症状方面，“你是否思维不清晰”检出率最高。


（二）中职教师面临的压力


1.总体压力分析。如表3所示，加权均分排序显示，“学生成绩提升压力”和“学生教育和管理压力”是最突出的两个压力源，下文将这两大压力称为核心工作压力。


2.压力源结构特征分析。本次调查的13项压力中，核心工作压力最为突出，为较重度，制度性压力如“职称晋升压力”“学校检查考核压力”“教学改革压力”为中度等级，心理性压力中，“自我期望压力”与“未来担忧压力”为中度等级，这些构成了教师主要的职业压力。另外“，经济压力”“子女教育”是被高频提及的生活压力源。


（三）中职教师的压力应对方式


1.总体应对方式倾向。84.9%的教师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5]，但他们较多选择“偶尔采用”“有时采用”，较少选择“经常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积极应对方式。


2.具体应对倾向分析。如表4、表5所示，积极应对倾向中，“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得分最高，表明认知重评是教师最常用的应对策略。在消极应对方式中，“自己安慰自己”得分最高。


（四）中职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1.人口学差异分析。如表6所示，不同年龄的教师群体心理困扰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LSD）显示，26—30岁年龄组与31—40岁、41—50岁年龄组均差异显著；51—60岁年龄组与31—40岁年龄组差异显著。26—30岁青年教


师群体的心理困扰水平最高，31—40岁教师困扰程度最低。41—50岁和51—60岁教师群体得分有所回升。


如表7所示，承担不同角色的教师心理困扰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担任三重角色的教师得分最高，事后检验显示，其显著高于仅科任教师组，且班主任组的得分也高于仅科任教师组，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2.相关性分析。对SRQ-20总分、核心工作压力、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年龄（按组编码）及角色（按兼任程度编码）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SRQ-20总分与核心工作压力、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应对呈显著


负相关。年龄与SRQ-20总分、核心工作压力、应对方式、角色之间的相关性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角色与SRQ-20总分、核心工作压力、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3.回归分析。为进一步探究各因素对心理健康的独立影响，以SRQ-20总分为因变量，纳入核心工作压力、应对方式及年龄变量和承担角色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其中对年龄组和角色进行虚拟变量分析，共线性诊断均小于5且接近1。


模型R=0.65，R2=0.42，调整后R2=0.38，F=8.76，P<0.001，最终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如表9所示，回归分析表明，核心工作压力、消极应对可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困扰；积极应对可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困扰。同时，本次调查的所有因素都被考虑进去后，26—30岁、三重角色（行政人员+教师+班主任）这两个变量仍然对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因此这两个因素均为独立的风险因素。分析结果还显示，消极应对方式可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困扰，而积极应对方式可负向预测心理困扰。


三、讨论


（一）结论


1.中职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中职教师存在的心理困扰中，躯体化症状（如疲劳、睡眠差、胃部不适）最为常见。这可能是因为教师被要求“为人师表”，需要情绪稳定，工作中的负面情绪不能直接表达出来，最终只能以躯体化的形式释放出来。这个结果与情绪持续的紧张不安及认知的思维不清可能存在内在联系。


2.中职教师面临的压力。核心工作压力的程度是较重度，可能是因为中职学生的学业基础薄弱、学习习惯参差不齐，教师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教学和管理上，却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成效，从而产生挫败感。制度性压力反映了


职业教育转型带来的挑战，教师需要根据新要求不断学习和调整。同时，职称评审的竞争压力、各类检查评比等的硬性要求，也在持续不断地消耗着教师的心理资源。除了这些职业外部压力，教师还面临自我成长的心理性压力。部分教师对教学效果、专业成长有较高期待，当现实与期待不符时，容易产生自我怀疑。这些职业压力与经济和子女教育的现实生活压力相互交织，形成了系统性压力，它们相互叠加，使得单一维度的干预难以奏效。


3.中职教师的压力应对方式。本研究中，教师在面对压力时多会采用认知层面的调整策略。认知调整是理性的解决方式，也能缓解情绪困扰，但后续如果缺乏行为层面的应对（如主动寻求帮助、改变工作方法等），压力源也无法消除，长期如此会导致压力累积，从而影响教师心理健康。积极应对方式中“经常采用”选项的选择比例不高，这意味着积极应对还没有成为教师的常用行为模式。当压力持续累积时，部分教师可能会从“有时采用”转向使用消极应对方式。


4.中职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26—30岁青年教师心理困扰水平最高，可能是因为青年教师面临教学技能、班级管理、人际关系的多重适应压力。31


—40岁教师困扰程度最低，可能是因为经过10年左右的职业历练，他们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心理调节能力。三重角色教师心理困扰得分最高。班主任职责本身并非显著风险因素，但与行政、教学职责叠加时，可能出现“角色超载”现象，进一步加剧教师的心理资源损耗[6]。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一致表明，积极应对是心理困扰的保护因素，而消极应对是风险因素。这说明压力本身并不直接决定心理结果，个体如何应对才是关键。积极应对如认知重评、主动解决问题，有助于教师重新审视困境、寻找资源，进而积极解决问题；而消极应对如回避、等待、自我安慰，则容易使问题积累，加剧教师的心理困扰。


（二）建议


根据本研究结果，建议从个体、学校、社会三个层面系统构建中职教师的心理支持系统。


第一，个人需要强化积极应对，打破消极循环。教师应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主动将积极应对内化为行为习惯。在遇到困难时，教师应主动寻求支持，合理规划时间，避免内耗，打破“回避—问题加重—困扰加深”的不良循环。教师要在工作之余培养一些兴趣爱好，为心理能量提供恢复渠道[7]。同时，教师也要积极主动参加心理健康培训，学习认知重评和问题解决技


能，不断增强心理弹性[8]。


第二，学校要优化管理机制，消除结构性过载。学校应针对高风险群体实施精准干预政策。具体而言，针对青年教师，建立“师徒结对+系统培训”的入职支持体系[9]，帮助他们平稳度过适应期。对三重角色教师，应该科学核定工作量，避免压力叠加，确需兼任者可以考虑给予绩效倾斜或弹性补偿[10]。另外，优化考核评价机制，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同时，要定期对教师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对高风险教师进行主动干预。


第三，社会应完善制度保障，营造支持性生态。教育管理部门应从制度与环境层面协同发力，帮助教师减轻压力。例如，优化薪资福利，稳步提升教师待遇，缓解生活压力与职业压力的叠加效应；积极宣传优秀的中职教师和学生，逐步提升中职学校的社会美誉度；明确界定教师工作职责边界，严禁分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任务等。


总之，守护中职教师心理健康，需要教师个体强化积极应对习惯，学校优化管理机制，社会完善制度保障。只有这三方面协同推进，才能让中职教师以健康心灵托举万千学子的未来。


把脉问需服务精准山东莒南农商银行聚力支持乡村振兴片区建设


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


（2026年9月24日）


9月1日上午11点30分，山东甲子山中草药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客远在公司院里，一边张罗工作人员为中药材种植户称重药材，一边热情地邀请大家到屋里坐。


攀谈中得知，2025年收购药材关键期，王客远的资金出现缺口，借助山东莒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莒南农商银行”）提供的80万元授信才缓解了资金不足压力。


王客远深有感触地说：“收购、粗加工中药材多年，之前没有在银行贷过款。我们从收购中药材到粗加工，最后销售到药厂，这一个周期需要9个月到1年时间，周期长对资金的需求较大，如果没有莒南农商银行提供贷款支持，不仅会影响药材收购，还会影响到全年业务发展。”


立足本土，莒南农商银行紧扣地方经济发展脉搏，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项目，有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从中受益……


一、扶上马更要送一程


吕世凯是莒南县岭泉镇人，2010年大学毕业后返乡，经过半年多时间对市场的调研，最后将目光瞄向制钉业，并开启了自主创业之旅。


起步阶段，由于资金不足，吕世凯在山东省莒南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莒南农商银行前身）申请了10万元贷款，有了资金支持，产业逐步扩大。


2015年，吕世凯顺势成立莒南县金菊五金制钉厂，将小作坊生产升级为标准化生产，随着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对资金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莒南农商银行结合公司发展情况，将授信额度从10万元逐步提高到25万元、100多万元，现在授信提高到500万元，吕世凯成为当地制钉圈中的名人。


支持乡村振兴过程中，莒南农商银行严格按照全省以片区建设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部署要求，围绕省市县三级乡村振兴片区规划建设，分级对接农业农村等部门和单位，有针对性地获取片区政策、产业、重点客群和项目等清单。


为此，莒南农商银行成立乡村振兴片区金融服务工作小组，董事长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部室总经理、各网点负责人为成员，统筹推进片区


对接服务工作。


将获取的清单和自有清单梳理整合后，莒南农商银行进一步摸清了当地片区主导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现状、产业链结构、经营主体状况、资金需求特点以及行业发展趋势，根据对产业的分析研究，优化产品和服务，实行“一产一品一方案”，为全产业链提供存贷款、支付结算等综合化服务，深度融入产业发展链条。


同时，莒南农商银行借助智慧营销系统，建立乡村振兴片区专属服务网格，自动监测和动态管控工作进度，构建精准、高效片区金融服务机制，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金融保障作用，助力片区发展提质增效。


二、精准赋能种养产业


魏洁是岭泉镇淇岔河村村民，20XX年开始养鸭，高峰期达到2万只，是当地有名的养鸭大户。谈到发展情况，魏洁打开话匣子：“起步阶段手头没有多少钱，于是到莒南农商银行申请了10万元贷款，这是第一笔贷款，也是养鸭的本钱。”


眼见这几年养鸭市场行情好，魏洁今年投入10万元新建一个养鸭棚。新大棚投入使用后，魏洁的养鸭规模将达到5万只，养殖规模逐步扩大，购买饲料的资金需求将大幅提高，莒南农商银行结合实际，将授信额度逐步提高到如今的40万元，支持魏洁将养鸭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与魏洁发展养殖不同，莒南县皇家山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瞿世高，在涝坡镇东店头村种植黄金桃，现在种植规模为230亩。


瞿世高介绍，投入主要集中在支付流转土地费用和人工管理费上，2024年资金紧张，在莒南农商银行申请贷款210万元，一次授信3年，额度内循环使用，很方便。


针对辖内众多经营主体，莒南农商银行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结合乡村振兴片区建设政策、产业、重点客群和项目等清单，分析经营主体生产发展融资需求，定期举办片区融资对接活动，以现场交流、座谈、签约等形式，扎实做好重点行业客群对接和数字化营销服务工作，不断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同时，莒南农商银行充分发挥客户经理驻村办公、网格化管理、流动金融服务队等优势，加大走访对接力度和频次，在走访中掌握实际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坚持“一户一策”“一企一策”，提高多维度、多元化、全方位服务


经营主体的能力和水平，把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推向一个新高度。


三、三级联动提质增效


地处莒南县涝坡镇的临沂天佳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是通过招商引资到莒南的一家企业，公司主要从事橡胶制品和塑料制品制造、销售等。


临沂天佳塑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史高增介绍，按照公司发展规划今年扩大生产规模，但资金还有不小缺口，正为筹集资金发愁时，莒南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上门走访，他们深入了解公司发展情况后，及时提供了400万元授信。


针对辖内中小微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莒南农商银行一方面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为重要抓手，扎实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金融直达基层加速跑”活动，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加强行业客户沟通协调，做好存量行业客户维护；另一方面，借助“沂蒙慧眼”“融沂贷”等系统和产品，依托已建立的22类2684个营销网格，进一步细化责任网格，构建起“一村一策、策中定人、人负其责”的营销服务体系，加大对空白业务领域行业客户对接力度，充分发挥宜贷则贷对接快、能贷尽贷效率高的优势，深度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全力做好服务乡村振兴片区建设和发展工作。


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痛点和难点，莒南农商银行充分发挥“班子成员+部室负责人+营业机构负责人”三级联动的维护服务体系优势，结合获取的经营主体清单，深入推进客户分层分类和分岗管户营销服务，提供多元组合服务方案，满足中小微企业生产发展的融资需求。


放眼长远，莒南农商银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省市县三级乡村振兴片区规划建设，通过党建共建、异业联盟加强战略合作，配套“抵押+信用”、“第三方担保”综合授信等，提供信贷、代发、结算一体化服务，全力提升片区内经营主体融资获得感和满意度，有力有效地支持了乡村振兴片区建设和发展。


差异服务赋能生态农业日盛河北围场农商银行扎实推动“一池两新万企”行动开花结果


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


（2026年9月10日）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隶属河北省承德市，位于河北省最北部，是典型的生态农业大县，是“中国马铃薯之乡”、全国商品牛基地县、全国闻名的无公害蔬菜基地。


根植本土的河北围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场农商银行”），依托当地资源禀赋，以“一池两新万企”行动为重要抓手，聚焦马铃薯、西红柿、中草药、肉牛肉羊四大主导产业，围绕种、养、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打造差异化金融服务，在围场这片沃土上书写着农村金融人独有的强农惠农的诗与远方。


一、“活水”浇灌致富菜


围场是全国闻名的无公害蔬菜基地，腰站镇、朝阳湾镇、朝阳地镇是蔬菜重点乡镇，蔬菜产业已经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朝阳湾镇是当地西红柿主产区，朝阳湾镇三号村村民毛艳会是众多西红柿种植户中的一员。毛艳会介绍，规模化种植西红柿，搭建大棚、购买农资等的投入较大，起步阶段自有资金不足，在围场农商银行申请了10万元贷款。现在，他拥有20个西红柿种植大棚，授信额度提高到20万元，资金相对充足。


马铃薯产业是广发永乡的支柱产业，广发永乡车道沟村村民赵学林是众多马铃薯种植户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赵学林介绍，与围场农商银行建立信贷关系多年，一开始贷款15万元，用于支付土地流转费、人工费用和购买农资，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授信额度逐步提高到现在的160万元，授信三年，额度内随用随贷、循环使用，很方便。


结合蔬菜产业特点和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围场农商银行因地制宜推出“马铃薯贷”“西红柿贷”等特色信贷产品，有效保障了蔬菜经营主体生产经营。


坚守定位，围场农商银行以“一池两新万企”专项行动为指引，以“一业一品”“一链一策”为核心，推动人员和金融资源下沉，破解经营主体缺抵押、融资贵、融资慢的痛点。


二、让药材变成“药财”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近年来围场坚持“因地制宜、特色发展”理念，稳步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孙久峰是棋盘山镇金水泉村村民，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棋盘山镇丰顺家庭农场负责人，种植药材多年，目前种植红景天400多亩、升麻200多亩、苍术20多亩。


孙久峰介绍，种植的几种中药材生长周期都比较长，在田间管理、人工、土地流转等方面的支出比较大，特别是大规模种植，有充足的资金很关键。他多年前与围场农商银行建立信贷关系，贷款从最初的10多万元到几十万元，再到150万元，现在授信220万元，生产发展资金相对充足。


地处哈里哈镇八十三号村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松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当地一家有名的仿野生种植灵芝和深加工灵芝的企业。


去年，围场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在“一池两新万企”专项行动走访中得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松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和培育菌棒资金不足，第一时间上门对接，深入了解情况后给予700万元授信。今年7月，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松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扩大灵芝种植规模，围场农商银行结合其发展实际，增加了700万元贷款。


针对辖内中药材产业经营主体较多的实际，围场农商银行通过“金融服务专员+新‘双基’共建农村信用工程”模式，发挥全行33名金融服务专员深入33个乡镇驻乡包村的优势，深入推进与村级党组织互联互通工作，加强与中药材种植培育、粗加工、精深加工、销售等中药材产业各个环节经营主体对接，摸清生产发展金融需求，提供对应的金融服务。


三、“贷”动牛产业更牛气


围场是河北省畜牧业发展重点县，是全国商品牛基地县，全县肉牛产业根基深厚、链条完整、辐射带动能力强，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富民支柱产业。


董莹莹是棋盘山镇棋盘山村村民，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德利圆肉牛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董莹莹介绍，从事买卖牛行业20多年，每年农历五月到八月是买卖牛的旺季，也是资金集中使用期。之前因为资金紧张，在围场农商银行申请了20万元贷款，现在授信提高到500万元。有了资金支持，买卖牛的规模逐步扩大，高峰期存栏1000多头。


考虑到辖内从事肉牛产业的经营主体较多，围场农商银行推出“肉牛贷”，


满足他们引种、饲料采购、牛舍扩建等方面的融资需求，其中个人信用贷款最高50万元、担保贷款可达500万元，随用随贷、循环授信。截至目前，围场农商银行已发放养殖类贷款3500余户，金额13.8亿元。


立足本土，围场农商银行紧紧围绕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1357”战略规划和“一池两新万企”行动部署，落实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聚焦蔬菜、中草药、牛羊等重点产业，统筹做好信贷投放、产品创新、网点服务、普惠宣传，持续提高强农惠农质效，扎实推动“一池两新万企”行动开花结果。


同时，围场农商银行加强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沟通联系，构建协同惠农服务模式，进一步提高了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扩大了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为推动当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提供了更多农村金融力量。


集团企业资金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夏炎


一、集团企业资金管理中常见的问题


（一）资金集中管控执行力度薄弱


当前多数集团企业在管控执行层面存在一定不足，各项集中管控要求未能真正落地见效。第一，集团总部对各子公司资金账户的管控权限有限，子公司自主开立、注销账户的情况普遍存在，总部无法有效掌握所有资金账户的变动情况。第二，资金集中归集的执行标准不统一，不同子公司执行不同的归集比例和归集周期，部分子公司存在拖延资金归集的行为。第三，集团资金统一调度机制运行不畅，总部在调配跨区域、跨子公司资金时，面临较多阻力，资金无法快速流向资金需求迫切的业务板块。第四，资金集中管控的监督机制缺失，总部对各子公司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督不到位，子公司存在自主支配大额资金的情况。第五，资金集中管控的信息化支撑不足，各子公司资金管理系统相互独立，总部无法实时获取各子公司的资金存量和流量数据，难以实现对资金流向的全程跟踪。


（二）资金整体使用运行效率偏低


资金使用效率直接关系到集团企业的经营效益，但多数集团企业在资金配置和使用环节存在明显短板。第一，集团资金配置缺乏科学依据，资金分配主要依赖历史数据和主观判断，未能结合各业务板块的实际经营需求和发展潜力进行精准配置。第二，资金闲置与短缺现象并存，部分子公司有大量闲置资金沉淀在银行账户，而部分子公司因资金短缺不得不通过高成本的外部融资满足资金需求。第三，资金周转速度偏慢，应收账款回收周期较长，存货占用资金规模较大，导致资金在生产经营环节的流转效率偏低。第四，资金使用的计划性不足，各子公司资金支出缺乏合理的预算安排，存在随意支出和超前支出的情况。第五，集团资金统筹运作能力不足，未能充分利用闲置资金开展低风险理财投资，资金的增值空间有限，整体资金回报率处于较低水平。


（三）资金风险防控机制不够健全


资金风险防控是集团企业资金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但部分集团企业的资金风险防控体系存在明显短板。


第一，资金风险防控覆盖范围存在局限性，管控重心集中在资金支付审批


环节，对筹资决策、对外投资、应收账款回笼等关键环节的防控力度不足。第二，资金风险识别方式较为传统，主要依靠财务人员人工核查和定期专项检查，缺乏常态化、全流程的风险扫描与识别手段。第三，资金风险分级标准不够清晰，不同类型、不同影响程度的资金风险均采用统一的处理流程，无法实现精准化、差异化的风险管控。第四，资金风险应对模式较为被动，多数防控措施集中在风险发生后的补救环节，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的有效手段相对匮乏。第五，资金风险防控责任划分不够明确，财务、业务、法务等部门之间的防控职责存在交叉或空白，出现风险事项时难以快速明确具体责任主体。


（四）子公司资金归集管理不规范


部分集团企业在子公司资金归集管理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影响资金集中管控的整体效果。第一，资金归集范围不够全面，部分子公司将专项用途资金、履约保证金、临时往来款项等排除在统一归集范围之外，导致集团可统筹资金规模受限。第二，资金归集方式较为单一，主要采用固定周期批量归集的模式，无法根据子公司的日常经营节奏和资金需求进行灵活调整。第三，资金内部划转结算流程较为繁琐，子公司申请资金拨付需要经过多级审批，资金从集团账户划转至子公司账户的周期较长。第四，资金归集收益分配机制不够合理，归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益大部分留存于集团总部，子公司获得的收益分成比例偏低。第五，资金归集监督检查力度不足，集团总部对各子公司资金归集情况的核查频率较低，无法及时发现归集过程中的各类不规范操作。


（五）资金管理专业人才储备不足


当前，部分集团企业在资金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难以满足现代资金管理的需求。第一，人才队伍结构失衡，现有财务人员多为传统核算型人员，具备资金统筹运作、投融资管理、金融工具运用能力的专业人才占比较低。第二，现有人员专业能力有待提升，多数财务人员对集团化资金集中管控模式、跨境资金运作、税务筹划等专业领域知识的掌握不够深入。第三，人才培训体系建设滞后，培训内容多集中在基础财务知识层面，缺乏针对资金管理专项技能的系统化培训，培训形式以线下授课为主，培训效果有限。第四，人才激励约束机制不够完善，资金管理岗位的薪资待遇与其他财务岗位差距不大，晋升通道不够清晰，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第五，跨领域复合型人才匮乏，同时掌握财务、业务、信息技术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数量较少，无法适应数字化资金管理的发展需求。


二、集团企业资金管理的优化对策


（一）强化集团资金集中管控执行力


强化集团资金集中管控执行力，是实现资金集约化管理的核心环节，能够全面提升集团对资金的统筹掌控能力，为企业战略落地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第一，统一集团资金账户管理体系，明确账户开立、变更、注销的审批流程与权限，实现所有资金账户的集中备案与动态管理。第二，制定统一的资金集中归集标准，明确各子公司的归集比例和归集周期，建立常态化的资金归集执行机制，保障资金按时足额归集。第三，完善集团资金统一调度机制，搭建跨区域、跨子公司的资金调度平台，简化内部资金划转流程，实现资金在集团内部的快速流转与优化配置。第四，建立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督体系，明确各环节的监督职责与管控标准，实现对资金支出的全流程跟踪与规范化管理。第五，升级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系统，打破各子公司资金管理数据壁垒，实现资金存量、流量数据的实时共享与动态监控，提升资金管控的智能化水平。


（二）全方位提升企业资金使用效率


全方位提升企业资金使用效率，是发挥资金价值、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的关键路径，能够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一，建立科学的资金配置决策机制，结合各业务板块的经营需求和发展潜力，制定精准的资金分配方案，保障重点业务的资金需求。第二，搭建集团内部资金调剂平台，统筹调配各子公司的闲置资金，满足不同业务板块的阶段性资金需求，实现资金的高效利用。第三，优化资金周转流程，完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加快应收账款回收进度，合理控制存货占用规模，提升资金在生产经营环节的流转效率。第四，强化资金预算管理体系，细化各子公司的资金支出预算，明确预算执行的标准与要求，严格按照预算安排执行各项资金支出。第五，提升集团资金统筹运作水平，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开展低风险理财投资，拓展资金增值渠道，提高整体资金回报率，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三）构建全流程资金风险防控体系


构建全流程资金风险防控体系，是保障集团资金安全稳健运行的核心支撑，能够形成闭环式的资金防护网络，为企业持续发展筑牢安全屏障。第一，拓展资金风险防控覆盖范围，将防控要求嵌入筹资决策、对外投资、资金支付、应收账款回笼等关键资金流转环节，实现资金全链条的无缝管控。第二，升级资金风险识别手段，引入智能化风险扫描工具，建立常态化的全流程风险识别机


制，实时捕捉资金运行过程中的各类异常信号。第三，制定清晰的资金风险分级标准，根据风险影响范围和程度划分不同等级，匹配对应的处理流程和管控措施，实现精准化的风险处置。第四，完善全周期风险应对机制，强化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环节，制定各类风险场景的标准化应对预案，提升风险处置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第五，明确各部门风险防控职责，清晰划分财务、业务、法务等部门的防控边界，建立跨部门协同防控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防控格局。


（四）规范子公司资金归集管理模式


规范子公司资金归集管理模式，是提升集团资金集中管控效果的关键环节，能够扩大集团可统筹资金规模，提高资金整体运作效率。第一，扩大资金归集覆盖范围，将子公司的专项用途资金、履约保证金、临时往来款项等全部纳入统一归集体系，实现各类资金的集中统一管理。第二，采用多元化的资金归集方式，结合子公司的经营节奏和资金需求，灵活运用实时归集、定时归集、超额归集等多种模式，满足不同子公司的差异化需求。第三，简化资金拨付审批流程，优化内部资金划转环节，明确各层级的审批权限和办理时限，实现资金从集团账户到子公司账户的快速划转。第四，建立合理的归集收益分配机制，根据各子公司的资金归集规模和贡献度，制定科学的收益分成方案，充分调动子公司参与资金归集的积极性。第五，加强资金归集全过程监督，建立常态化的归集情况核查机制，定期核对各子公司的资金归集数据，保障资金归集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五）培育专业化资金管理人才队伍


培育专业化资金管理人才队伍，是支撑集团资金管理体系高效运行的核心动力，能够全面提升资金管理团队的专业素养与综合能力，为企业资金管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第一，优化资金管理人才队伍结构，引进具备资金统筹运作、投融资管理、金融工具运用能力的专业人才，调整现有人员的岗位配置比例，打造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资金管理团队。第二，开展分层分类的专业能力提升培训，聚焦集团化资金集中管控、跨境资金运作、税务筹划等核心领域，定期组织专题学习与技能实训，持续更新人员的专业知识体系。第三，完善系统化人才培训体系，丰富培训形式，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案例教学、实操演练等多种方式，构建覆盖员工全职业周期的培训成长体系。第四，健全人才激励约束机制，拉开资金


管理岗位与普通财务岗位的薪资差距，拓宽专业技术与管理双通道晋升路径，建立与业绩贡献挂钩的考核奖励制度。第五，加强跨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鼓励资金管理人员学习业务运营、信息技术等相关知识，安排跨部门轮岗交流，培养兼具多领域能力的复合型资金管理人才。


结语


本文立足集团企业经营发展实际，系统梳理现阶段集团企业资金管理的各类突出问题，围绕各项管理重点，针对性提出配套优化对策，旨在推动资金资源科学配置、高效运转，助力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与市场核心竞争力。未来，可结合集团企业规模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持续优化资金管理机制，深度融合数字化管理技术，不断细化资金管控流程，持续提升集团企业资金集约化、智能化管理水平，为企业长效稳健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聚焦融资服务贴近企业经营江苏涟水农商银行多举措提升民营经济金融服务质效


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


（2026年9月17日）


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让金融资源更精准地匹配企业成长需求，既考验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考验其扎根县域、做深普惠金融的定力。


作为扎根县域的地方银行，涟水农商银行始终坚守支农支小定位，以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江苏涟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涟水农商银行”）把服务民营经济作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重要抓手，紧扣企业融资需求，持续优化信贷供给、创新金融产品、完善服务机制，在项目建设、产业升级、企业成长等领域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截至8月末，涟水农商银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36亿元，较年初增长8.88%，为县域民营经济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一、围绕县域产业布局金融供给更加精准


企业发展离不开项目支撑。涟水农商银行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围绕县域重大产业项目和重点产业集群，推动金融服务关口前移。


针对民营企业项目建设中的融资需求，涟水农商银行向监管部门争取将大额贷款标准提升至5000万元，进一步拓展服务民营企业的信贷空间。同时，涟水农商银行开辟民营企业贷款绿色通道，建立项目研判、会商、跟踪机制，提高项目对接和信贷服务效率。


产业集群发展同样需要金融支持。围绕绿色食品、新能源与智能装备、纤维新材料、电子信息四大先进产业集群，涟水农商银行以产业链龙头企业为重点，积极向上下游延伸服务触角，通过与乡镇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联合地方政府开展银政企座谈，动态了解产业布局、招商进展和企业融资需求。今年以来，涟水农商银行已开展各类座谈对接10场，为35户小微企业授信1.68亿元。


涟水农商银行在支持民营企业成长的同时，还将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领域倾斜。今年以来，依托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作为首批参与平台试点，涟水农商银行为32户民营小微企业发放“资金流”信


用贷款1.45亿元；累计为101户科技型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贷款余额达11.69亿元。


二、聚焦企业融资难点金融服务更加贴近


服务民营企业，既要有资金支持，也要有与企业需求相匹配的服务机制。为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涟水农商银行持续推进公司业务“三台六岗”模


式转型，重塑公司业务组织架构，组建公司业务调查团队、大公司客户团队和小微营销团队，推动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向集中化、特色化、高效化、专业化转变。


针对不少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轻资产、弱抵押”等特点，涟水农商银行积极改变传统信贷思路，依托企业纳税记录、经营流水、信用评价等数据构建企业画像，为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


立足县域产业实际，涟水农商银行还创新推出“船舶贷”，加大对船舶行业的金融支持。今年以来，涟水农商银行累计发放“船舶贷”超过1亿元，较年初增长超过60%。


涟水农商银行建立民营企业走访清单，由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走访，实行专人对接、专项审批、优先放款；建立大额信贷项目研判机制，今年以来，累计开展项目研判8次，会商贷款32户，通过审批金额3.64亿元。


针对产业链融资中的难点，涟水农商银行组建敏捷小组，围绕绿色食品、新材料、服装纺织等产业开展专题调研，着力破解抵押担保难、服务响应慢等问题，让金融服务更加贴近企业生产经营实际。


三、精准助企纾困增效金融支持更有温度


对民营企业而言，融资不仅要“贷得到”，还要“成本可承受、资金接得上”。


涟水农商银行落实省市级贴息类信贷产品以及科技企业首贷、制造业贷款贴息政策，帮助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截至8月末，涟水农商银行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1亿元，累计惠及1375户经营主体；积极为符合条件的普惠型小微企业推荐省级名录产品，累计发放省级名录产品4.19亿元，惠及小微企业360户。


针对企业贷款到期后的资金衔接问题，涟水农商银行提前摸排存量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到期情况，对经营稳定、信用良好的企业做到应续尽续、应贷尽贷，并根据企业经营情况灵活确定还款方式，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周转压力。截


至8月末，涟水农商银行当年累计办理“无还本续贷”1.64万户、金额54.63亿元。


从项目建设到产业链延伸，从信用贷款到续贷支持，从特色产业到科技创新，涟水农商银行以更加精准的金融供给、更贴近企业需求的服务方式，持续提升民营经济金融服务质效，并且以“伙伴银行”的姿态陪伴企业成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力量。


数智赋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实践探索


山东能源集团兖矿能源鲍店煤矿殷岳


（2026年9月11日）


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党建工作”。在数字经济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着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治理转型的迫切要求。长期以来，基层党建工作存在业务分散、协同不畅、效能不高等突出问题，难以适应企业高质量发展对党建引领力的现实需要。如何借助数字化手段重构党建运行体系，实现党建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鲍店煤矿党委立足矿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创新搭建“数智党建”平台，推行党建工作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管理，将分散的党建要素聚成“一张网”，将繁杂的业务流程简化为“一条线”，将多元的服务场景融为“一页屏”，探索出一条“数智赋能、融合贯通、精准高效”的党建工作新路径，为矿井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红色动能”。


一、标准化协同办公：从“分治”走向“统筹”


一是业务模块集中整合，实现可视化统筹管理。将宣传思想文化、组织人事、党风廉政建设、工会群团建设、和谐矿井建设等业务统一纳入“数智党建”平台，打破部门壁垒，实现集约化管理。平台以可视化驾驶舱形式动态展示各业务开展细节、工作质量及推进进度，使管理工作“一屏可见、一网统管”，有效解决了以往监管困难、协同不畅的顽疾。


二是工作标准硬性嵌入，破解执行软化难题。系统梳理党委创新实践活动、党组织建设、宣传思想等10个方面制度体系，提炼形成可量化、可验证的工作标准，嵌入各业务流程的关键节点。平台依据内置标准自动判定任务完成质量和时间节点落实情况，对未达标事项即时向责任人推送预警提醒，确保每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标可依，推动党建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转”跃升。


三是跨平台融通整合，切实为基层减负。坚持“实用高效、便民减负”原则，整合灯塔党建在线、智慧工会、志愿汇等现有平台资源，将职工创新创效申报、困难救济救助等高频流程统一归口管理。实现“一次登录、全程办理”，彻底消除了多平台重复操作、重复填报的痛点，让基层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核心业务，真正发挥平台赋能增效作用。


二、立体化理论学习：构建“点线面”学习矩阵


在“点”上精准供给。对接共产党员网、学习强国、党建研究网等权威资源库，打通检索、学习、转化全链条。常态化开展学习需求调研，支持自定义学习链接配置，针对不同岗位、不同层级党员差异化推送学习内容，变“大水漫灌”为“靶向滴灌”，实现学习供给与个体需求同频共振。


在“线”上纵深融合。紧扣安全生产、经营创效、改革发展、合规管理等核心业务，建立常态化、专题化内容供给机制，定期推送权威理论、政策解读与行业案例。坚持学用结合，推动理论学习向工作思路、破题举措、发展实效转化，以高质量理论武装引领矿井安全高效发展。


在“面”上全域覆盖。以各领域学习线条为经纬，整合理论政策、业务素养等多元内容，搭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系统化学习体系，打破时空与层级壁垒。推动学习模式由“被动参与”转向“主动深耕”，由“阶段性集中”转向“常态化长效化”，营造全员全程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


三、“码上办”民心直通：走好线上群众路线


“码上办”服务平台是鲍店煤矿党委了解职工诉求、集中职工智慧、接受职工监督的重要窗口。平台上线以来，累计办理职工“微心愿”600余件。为进一步放大效能，该矿党委实施“1146”运行机制，即：一事一议研究工作措施，每周通报一次办理情况；采取“查看建议到现场、拟定措施到现场、跟踪进度到现场、验收结果到现场”的“四到现场”工作法；实行“承接、建档、研办、督察、公示、回访”的“六项闭环”管理模式，最大限度畅通职工诉求渠道，最大力度回应职工关心关切，最大程度提升职工幸福指数。


四、“三维对标”资源共建：以他山之石驱动自我迭代


平台专设“三维对标”学习提升模块，以“行业标杆、区域先进、自我迭代”为导向，精准对接各专业发展需求，整合标杆单位优质资源，为各专业科学遴选对标对象、汲取先进经验提供指引。同步配套建设分专业学习资源库，支持对标成果、心得体会、对比资料的集中沉淀与便捷共享，使“他山之石”可查可学、可复制可推广。该模块有效打破了认知壁垒，帮助各专业精准定位短板、明晰提升方向，营造了“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将对标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矿井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动能。


五、融媒聚力声入人心：全媒体传播矩阵赋能品牌建设


鲍店煤矿党委系统整合公众号、官方网站、发稿量统计等多元传播资


源和功能模块，聚力打造全域覆盖、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平台着力打破传播壁垒、打通内容链路，构建“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平台分发”的融合传播体系。在内容生产层面，平台紧扣矿井中心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深耕内容创作，创新表达形式，以职工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传播方式讲好鲍店故事，不断提升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在管理支撑层面，通过发稿量统计模块实时追踪各单位宣传成效，以数据驱动内容优化和传播策略调整，实现宣传工作从“凭经验干”向“用数据说话”转变。


新时代背景下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探索以交建公司为例


青岛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仲力


（2026年9月4日）


针对基层思政工作存在的短板，青岛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强化思想引领、深化业务融合、做实人文关怀、健全考核机制，有效提升思政工作质效，切实将思想优势转化为企业生产经营优势


新时代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建筑工程类国企业务模式多元、施工点位分散，传统单一说教式思政模式难以适配现代化企业管理需求。本文以青岛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研究案例，结合企业场站改造、住宅开发的主责主业，分析基层思政工作现状与突出短板，探索贴合工程类企业生产实际、适配一线职工需求的思政工作实施路径，为同类型基建国企强化思想建设、凝聚职工队伍提供实践参考。


一、思政工作开展的现实意义


作为典型工程类国企，公司工程项目分布广泛，施工班组长期驻守一线，职工岗位分散、作业节奏紧凑、岗位流动性强。高强度的施工任务、严格的工期标准，使得一线职工思想诉求趋于多元，心理压力与负面情绪极易积累。在此背景下，常态化、精细化开展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有效统一全员思想认知、疏导职工负面情绪、凝聚团队协作合力，对保障工程项目安全优质推进、稳定职工队伍、树立良好国企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企基层职工思政工作现存短板


重生产轻思想，思政工作重视力度不足。建筑工程行业普遍以项目进度、施工产值、履约成效为核心导向，部分管理层存在重经营、轻思想的片面认知，将工作重心集中在工期推进、安全管控、成本管控等硬性工作中，把思想政治工作视为软性辅助工作。在项目抢工期、赶进度的关键阶段，思政教育工作常常被动搁置，导致思政部署流于形式、落实浮于表面，难以真正发挥思想引领、凝心聚力的核心作用。


教育形式固化单一，贴合一线实际程度不足。现阶段企业思政教育方式较为传统，主要依靠集中会议、文件宣读、理论宣讲等形式开展，教育载体陈旧、形式缺乏创新。受施工点位分散、职工轮岗频繁、现场作业时间长等因素影响，全员集中学习难度较大，统一化、课堂式的理论教育模式无法适配一线施工岗


位的工作特点，思政教育针对性、吸引力和实效性不足。


人文关怀机制薄弱，职工思想摸排不够深入。施工一线作业环境艰苦、工作强度大、安全风险较高，职工长期面临工期压力与安全压力，易产生疲惫、懈怠、焦虑等负面心理。企业当前思政工作多侧重理论灌输，常态化谈心谈话、思想动态排查机制不够完善，政工人员下沉一线频次不足，无法精准掌握职工工作困惑与生活难题，思想疏导与人文关怀不到位，思政工作缺乏温度。


考核机制不够健全，工作落实缺乏刚性约束。企业思政工作考核存在重痕迹、轻实效的问题，考核依据多以会议台账、学习记录、活动资料为主，缺少结合项目履约、队伍风气、职工状态的量化考核指标。思政考核结果与部门绩效、个人评优、岗位激励联动性较弱，基层职工参与思政工作的主动性不强，责任传导不到位，存在工作上热下冷、落实虚化的现象。


三、新时代强化国企职工思政工作的实践路径


深化理论思想引领，夯实职工思想根基。贴合工程企业岗位特点，打破传统会议室集中学习模式，利用班前会、项目例会、工余时间开设“工地微课堂”，将政策理论、工匠精神、安全生产、廉洁从业教育融入日常管理。实行分层分类教育模式，针对管理干部重点开展责任担当、合规经营、廉洁自律教育。针对一线职工重点强化岗位责任、安全意识、敬业奉献教育，让理论学习贴合岗位实际，杜绝空洞说教，稳步夯实全员思想根基。


推动思政工作与生产业务深度融合。坚持围绕生产抓思政、抓好思政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彻底破解思政与业务“两张皮”难题。围绕场站改造、住宅建设、民生工程攻坚等重点任务，在施工现场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组建攻坚队伍，引导骨干职工在重难点工作中冲锋在前。深度挖掘一线职工爱岗敬业、攻坚克难的先进典型，通过内部宣传、榜样宣讲营造争先创优氛围，以思想引领助推项目高质量建设。


做实暖心人文关怀，提升职工队伍凝聚力。建立常态化职工思想动态摸排机制，政工人员定期深入施工一线、基层班组开展谈心谈话，精准掌握职工思想动态与实际困难，同步做好思想疏导与问题帮扶。依托线上平台推送轻量化学习素材，弥补人员分散、集中学习难的短板。常态化开展岗位关怀、文体活动与暖心服务，缓解一线职工工作压力，切实提升职工归属感、幸福感与企业认同感。


完善考核保障体系，压实思政工作主体责任。优化思政工作考核评价机制，


弱化台账形式化考核权重，增加队伍稳定、作风建设、项目履约、职工满意度等实质性考核指标。明确各级人员思政工作职责，形成层层落实、层层负责的工作格局。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思政工作成效与绩效薪酬、评优评先、岗位晋升挂钩，充分调动全员参与思政工作的积极性，保障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常态落地、提质增效。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代工程类国有企业稳队伍、促生产、谋发展的重要根基。青岛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立足场站改造、住宅开发的民生主业，针对基层思政工作存在的短板，通过强化思想引领、深化业务融合、做实人文关怀、健全考核机制，有效提升思政工作质效，切实将思想优势转化为企业生产经营优势。持续做细做实基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不断凝聚全员奋进合力，助力企业高质量完成民生工程建设任务，推动企业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


以法治引领以服务聚力新时代国有企业工会履职提质的实践探索


镇江市港口发展集团工会主席唐刘君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企、深化国企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工会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建设水平，直接关系企业队伍稳定、劳动关系和谐以及产业人才培育质效。工会作为连接企业管理层与广大职工的重要组织载体，必须跳出传统的事务性工作思维，把合法依规、守正履职作为工作基本准则，在法治框架内做实思想引导、民主管理、岗位建功、权益保障等重点工作。镇江市港口发展集团工会立足港口行业实际，贴合一线生产作业特点，坚持用制度约束行为、用法治规范流程、用服务凝聚队伍，持续推动工会工作从“常规开展”向“合规提质”转变，为企业稳健运营、高质量发展筑牢基层根基。


一、依托法治准则抓实思想引导，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职工思想建设是工会基础性、常态化工作。针对港口企业站点多、班组散、倒班人员多、集中学习难组织的现实情况，集团工会不固守单一宣讲模式，坚持把政策学习、法治教育和岗位实际结合起来，通过班组交流、案例导学、现场答疑等灵活形式，让理论内容、法律条款真正落地基层、融入岗位。


日常工作中，工会依托企业内部学习载体，持续推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劳动法规、职工权益、安全生产的实用内容，配合劳模骨干下沉一线分享经验、解读政策，引导全体在岗人员树立守法从业、依规履职、理性维权的职业观念，让法治意识扎根班组、融入日常。


在职工诉求处置方面，集团工会严格依照工会履职相关法规要求，主动下沉基层摸排实情，认真收集职工在岗位安全保障、职业技能提升、后勤配套服务、个人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真实想法与实际困难。对收集到的各类问题，实行“统一登记—分类处置—专人跟进—闭环销号”的管理方式，严格对照劳动用工相关规定逐项推进落实，确保基层诉求能够得到规范处理、有效回应，切实打通企业联系职工、服务职工的基层通道。


同时，严格落实国企民主管理相关制度要求，持续搭建职工参与企业建设的互动平台，鼓励职工主动建言、参与监督、融入治理，逐步形成全员共建、全员共治的良好局面，以规范化、法治化的管理方式维护企业稳定大局。


二、紧扣法治要求推进岗位建功，培育优质产业工人队伍


立足国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工作要求，集团工会严格按照劳动竞赛、岗位练兵、技能提升相关政策规范，扎实开展各类岗位技能提升活动。结合智慧港口建设升级趋势，主动贴合行业作业新标准、新技能，持续优化比武项目与实训内容，重点围绕智能设备操作、现场安全管控、专业运维处置等实战性内容开展练兵比拼。


通过常态化的技能培育与赛事锤炼，企业一线职工实操能力、专业水平稳步提升，多名职工获评市级技术先进个人，一批在岗人员顺利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资质，多个基层班组获评省、市级先进班组荣誉，有效夯实了企业基层人才梯队建设基础。


在典型培育和人才激励方面，集团工会依托劳模创新阵地，持续开展师徒帮带、技术改良、课题攻坚等实践工作，充分发挥骨干人才的传帮带作用。坚持挖掘基层先进典型，宣传在岗奉献、刻苦钻研职工的优秀事迹，搭建公平规范、持续畅通的职工职业成长通道，让踏实干事、勤学善研、创新突破成为企业队伍建设的主流导向。


在企业治理层面，集团工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规范职代会运行机制，对企业重大改革举措、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制度修订、薪酬福利、岗位调整等重要事项，均严格落实会前征集、会上审议、会后公示的规范流程，切实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持续完善企业法治化治理格局。


三、恪守法治底线做好权益保障，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是工会法明确规定的工会基本职责。集团工会坚持依法依规理顺劳动关系，常态化做好集体合同、专项保护协议的履约落实工作，通过制度化契约约束，稳定劳资关系、规范用工管理。同时依托劳动法律监督工作机制，定期深入作业现场开展用工排查、劳保检查、隐患梳理，及时发现并整改管理薄弱环节，从源头规避用工风险、减少矛盾隐患。


面向全体职工，集团工会坚持做实常态化暖心保障工作。根据季节特点、生产节奏和职工需求，有序开展高温慰问、寒冬关怀、节日暖心等基层服务，把企业关怀落到每一位一线作业人员身上。针对困难职工群体，建立动态摸排、精准帮扶、持续跟进的工作机制，从生活救助、医疗互助、助学帮扶等方面细化举措，切实减轻困难职工生活负担，不断提升职工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结合职工精神文化建设需求，集团工会常态化组织贴合企业氛围、贴合职工喜好的文体活动。搭建兴趣交流、文体展示、减压放松的多元平台，有效丰


富职工业余生活、舒缓一线工作压力，持续营造团结奋进、和谐融洽的企业文化氛围。


四、立足法治思维补齐工作短板，推动工会工作迭代升级


对照新时代依法治企、产业工人培育、基层群团建设的更高标准，当前集团工会工作仍存在数字化服务精细度不足、职工创新成果转化不充分、青年职工培育体系有待完善等现实问题。下一阶段，集团工会将继续坚持法治引领、问题导向、提质增效，持续优化工作方式、补齐工作短板。


一方面持续丰富法治宣教形式。跳出传统的固化学习模式，依托新媒体、短视频、轻宣讲等形式，打造更接地气、更易吸收的普法载体，让合规从业、依法履职的理念真正入脑入心。另一方面紧扣企业经营发展主线，持续深化职工创新创效活动。健全职工“五小”创新、工艺改良、技术攻关的申报、评审、落地、转化机制，充分释放基层岗位的创新活力。


同时持续完善一线职工培训培育体系。严格落实职工教育经费使用要求，资源重点倾斜基层一线。通过集中集训、岗位实操、导师带徒、技能比拼等多元方式，全方位提升在岗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持续优化智慧工会服务功能，简化办事流程、细化服务内容、完善阵地配套，不断升级精准化、暖心化、法治化的职工服务体系。


未来，镇江市港口发展集团工会将持续以法治建设统领群团工作全局，始终坚持依法履职、依规服务、守正创新，持续做强思想引领、做实权益保障、做优人才培育、做深暖心服务，以规范化、高质量的工会工作成效，护航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政策引领与地方实践探索


江西中医药大学健康经济与管理学院王梦杰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正是深化医改、破解基层医疗资源碎片化问题的核心切入点。医共体建设旨在提高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域内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基层诊疗人次占比超过63%，高于全国基层诊疗人次占比的平均水平，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实现全覆盖[1]。从早期县域医疗联合体的初步探索，到国家明确紧密型方向，再到当前强调利益、责任、服务、管理“四位一体”的深度融合，改革逐步实现了从组织整合向机制协同、从形式联合向内涵提升的跨越。国家层面为医共体改革确立政策制度框架，地方实践围绕治理结构、利益分配、资源整合等方面持续探索，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实践样本。基于此，文章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面深化改革为研究对象，选取江苏东台、安徽天长、湖南临湘、四川米易等全国典型案例，聚焦“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系统分析医共体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地方创新的典型经验，为县域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1.国家引领：政策制定与制度框架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政策演进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2009年新医改提出“强基层”战略奠基，2015年分级诊疗制度起步，20XX年医联体建设推开，20XX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国试点启动，2023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正式全面推进，当前医共体进入全面深化阶段。这一“由试点到全面、由松散到紧密”的演进逻辑，标志着医共体改革已经从形式联合走向质量提升阶段。


1.1试点探索与模式定型


2009年新医改将“强基层”列为核心战略，但基层医疗机构长期面临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状态，单纯依靠财政投入难以形成可持续协作机制，导致基层“接不住”患者的问题依然突出。为破解这一难题，部分地方在国家政策框架下展开自主探索。2010年上海市卫生局等部门发布《关于本市区域医疗联合体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在全国率先实施医联体改革[2]。2015年2月，安徽省医改办等5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国率先启动“县域医共体”试点工作，为后续推进医共体政策提供了实践经验。


国家在总结地方经验基础上，开始推进医联体改革。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医疗联合体作为分级诊疗的一种实现形式。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有205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医联体试点。20XX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特别指出“在县域主要组建医疗共同体”。


经过几年实践，我国医联体建设覆盖了大部分区域，但效果不甚显著。部分省份开始突破松散型模式的局限，开展更为紧密的县域一体化改革。20XX年6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推开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县乡村医疗集团整合。同年9月，浙江省医改办发布《关于开展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省内11个县启动医共体改革试点。实践研究表明，两地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山西省县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升。浙江省在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成效显著，从医联体试点到医共体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基于山西、浙江等地的改革经验，20XX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印发《关于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通知》，提出在全国试点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标志着医共体从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上升为国家政策。随着政策颁布实施，各地在国家政策框架引领下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如安徽天长的医保驱动模式，福建三明的行政推动模式，浙江德清的数字赋能模式等，这些各具特色的医共体建设模式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1.2全面推进与制度优化


为进一步巩固试点成果，扩大改革覆盖面。2023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标志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从试点探索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然而，随着改革深入推进，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主要体现在医疗资源下沉不到位、监测评价体系不适配等。为此，国家着力强化制度设计与机制创新，相继推出两项关键举措。医疗资源下沉层面，2024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机制推动城市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的通知》，要求城市三级医院向县级医院派出专家常年驻守，推动对口帮扶从短期巡诊转向长效赋。监测评价体系层面，2024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4部门发布《关于印发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监测指标体系的通知》，将评判标准与监测指标合并，从26条缩减至14条，有效减轻基层负担。


然而，对照“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总体战略目标仍面临信息化协同不足、医保支付激励不充分、分级诊疗转诊不畅等突出短板。为此，国家相继出台政策，推动医共体建设从组织搭建转向系统集成与制度完善。在智能化发展层面，2025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印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功能指引的通知》，首次提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智能化发展，全面强化数字服务与治理能力建设。在医保支付方式完善层面，2026年3月，国家医保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强调对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结余留用”，表明政策重心已从行政整合转向利益共同体和健康责任共同体的建设。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层面，202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提出要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为抓手完善分级诊疗协同机制，要加强县域内医疗资源共享。上述系列政策表明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重心从组织框架搭建逐渐转向运行机制深化与内涵质量提升，通过制度创新将组织上的“联”转化为利益上的“共”，真正实现从“治病”向“健康管理”的转型，推动各地制度深度融合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框架。


2.地方探索：试点实践与机制创新


在国家政策框架下，各地结合自身区域资源条件与治理能力，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进行多样化路径探索，形成了差异化的实践样态。本文选取江苏东台、安徽天长、湖南临湘、四川米易等地进行探究，从县域整体推进到重点领域突破，各地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国家政策引领-地方探索创新”的地方建设样本。


2.1江苏省东台市：数字赋能型


东台市坐落于江苏省中部，该市于20XX年开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2022年启动数字医共体“十张网”建设，进入数字化深入阶段。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在东台市召开经验交流会，将其作为案例向全国推广[3]。改革实践可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


2.1.1多头管理到六统筹运行。东台市建立市委书记、市长“双召集人”推进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会办重大事项。由卫健委、财政、医保、人社等部门组成工作推进专班，统筹协调域内相关工作。同时，组建独立事业法人的医共体运营发展中心，对上衔接多部门管理职能，对下统筹医共体内部运行，


实施人员、财务、药品耗材、医疗质量、信息系统、医保运行“六统一”管理，推动医共体从多头分散向一体化高效运行转型。


2.1.2资源孤岛到十大中心共享。2022年，东台市建成高标准数字健康驾驶舱，将2所龙头医院、6个农村区域医疗中心、18个乡镇卫生院、341个村卫生室组建为一体化医共体，实现全网联动[4]。内设影像云诊、集中审方、药物配供、转诊服务、健康随访、医护调度、智慧急救等十大中心，涵盖24项共享功能，打通医共体内外环节，促进优质资源共享。


2.1.3按项目付费到总额包干。东台市自20XX年启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将医保基金、财政资金、公卫资金打包交由医共体统筹，实行“总额包干、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按月拨付、年终清算，结余资金拨付医共体。同时建立四方满意、群众健康、医疗质量、服务能力、运行效率五大考核体系，考核结果用于医保资金二次分配，引导医务人员从重治疗向管健康转变。


2.1.4重治疗向管健康转变。东台市将工作重心从疾病诊疗转向健康管理，构建防、筛、诊、治、管、康全周期服务闭环。由两家牵头医院分设两个健康管理片区，围绕10类常见多发疾病组建专病协会，借助健康随访中心调动市、镇、村三级医务人员，开展疾病筛查与规范管理，对高危人群实施分类分色管理，形成全域健康管理网络[5]。


2.2安徽省天长市：行政推动型


作为我国县域医共体发源地，天长市2012年启动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2015年在全国率先开展县域医共体改革探索，2016年形成以“服务、利益、责任、发展”四位一体为核心的天长模式，被国务院医改办以第183期简报向全国推广[6]，改革实践总结为以下4个方面。


2.2.1多头管理到权责统一。2012年10月，天长市设立以市长为主任的医院管理委员会，将多部门办医权力收归统一决策。2015年6月，由市人民医院与市中医院分别牵头组建两个医共体，推行唯一法定代表人制度，实行行政、人事、财务、服务、医保、药品、信息、考核八统一管理，实现人财物统筹调配与一体化运行。牵头医院对基层机构享有管理权、经营权和分配权，统一负责人事、财务、业务管理及医保基金审核、补偿、结算工作[7]。


2.2.2按项目付费到双预算管理。2015年6月，天长市实行医保按人头总额预付制，将医保基金整体打包给医共体，超支由县级医院承担，结余按县乡村6∶3∶1比例分配，构建三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机制[8]。2024年进一步探


索双预算管理，将总额预付与住院DRG相结合，实行门诊按人头、住院按病种的复合支付方式，对基层实行更高报销比例、更低起付线，有效引导患者下沉。


2.2.3从各自为政到四位一体。天长市确立以“四个共同体”为核心的县域医共体制度框架。2015年底由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牵头组建县域医共体，形成服务共同体。2016年底正式确立医保总额预付制，构建利益共同体。通过分级诊疗病种目录和双向转诊网格，形成责任共同体。同时实行人员自由流通和1+1+1师带徒帮扶机制，形成发展共同体，推动县乡村医疗服务同质化。


2.2.4短期激励到健康导向。天长市实行书记院长“年度+任期”目标薪酬制及乡镇卫生院院长年薪制，将人均预期寿命、慢病管理率等健康指标纳入任期考核。同时探索编制备案制，备案制人员在职称评定、工资福利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内部绩效上，建立以技术价值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基础性绩效与奖励性绩效比例优化至4∶6，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2.3湖南省临湘市：集约高效型


临湘市启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较晚，首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于20XX年开始揭牌，2023年启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2024年成立医疗集团，实现对全市319所公立医疗机构的资源整合，同年12月入选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家庭健康守门人”典型案例[9]。改革实践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3.1分散作战到七统一集约。2024年，临湘市整合319所公立医疗机构成立医疗集团，设立市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两大医共体，推行行政、人员、业务、药械、财务、绩效、信息“七统一”集约管理。同步出台两套绩效考核方案，一是将医保县域内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与资金拨付、薪酬待遇直接挂钩。二是推行医保打包支付改革，进一步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整合。


2.3.2信息孤岛到智慧共享。临湘市在全域内建成健康临湘PP，创新“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模式，实现124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此外，临湘市建立了湖南省首个覆盖县域公立医疗机构的智能审方中心。2025年11月，湖南日报报道基层医疗处方合格率从68.8%提升至96.05%，促使形成数据通、服务通、质量通的数字化医共体新格局[10]。


2.3.3总额预付到转诊连续减免。临湘市实施医保基金“总额预付、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2025年8月，创新推出医共体内住院起付线连续计算机制，即下级转上级只补差价款，上级转下级全免门槛费，同级互转免费，减免部分直接退还患者，简化报销流程，有效减轻患者负担，促进双向转诊顺畅运


行。


2.3.4同质竞争到错位发展。临湘市针对市级医院同质化竞争、医保基金


外流问题，对3所市级医疗机构实施差异化发展定位。2024年11月，临湘市人民医院打造了5个省级重点学科，重点做急危重症和三级手术。临湘市妇幼保健院由市人民医院创新性托管，进一步实现1+1＞2的整合效益。临湘市中医医院突出中医特色诊疗，创新三智三联服务模式，基层中医药服务实现跨越式提升[11]。


2.4四川省米易县：全面融合型


米易县20XX年先行先试，早于国家和省级开展医共体建设，20XX年入选全国首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结合本县财政能力有限、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实际情况，逐步构建起数字赋能、机制创新的山区医共体改革路径，2024年入选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12]。改革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4.1多头分散到八统一。20XX年11月，米易县组建医疗集团，整合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资源，次年1月正式运营。实行集团党委统一领导下的理事会负责制，构建由县人民医院牵头的“1+N”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推行编制、岗位、人员、经费、管理、财务、药物、信息八统一管理，配套制定政府、部门、医共体三张权责清单，形成权责清晰、运行有序的治理格局。


2.4.2信息孤岛到云端共享。20XX年12月，全县11个乡镇卫生院全部纳入医共体管理。2021年，集中资源建立影像、检验、心电、病理、消毒供应、远程会诊六大共享中心，推行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搭建上联省市医院，下联乡镇卫生院的远程诊疗平台。在此基础上构建“1381”数字医共体平台，即一体化、三平台、八中心、一门户，促进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效能。


2.4.3费用控点到健康基点。2024年12月，米易县实行门诊+住院双打包制度设计，门诊按人头、住院按病种，形成双轨并行支付格局，既保留DRG对住院费用的精细化管理，又通过门诊“一个总额”强化对基层首诊和健康管理的激励，体现了防治融合的改革导向。双打包预算交付给医共体，既能激励其主动控制医疗成本，又能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13]。


2.4.4要我下沉到我要下沉。米易县深化县招乡用改革，对285个乡镇卫生院编制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创新推出激励积分制，将工作业绩、服务质量、群众满意度等转化为量化积分，与薪酬、晋升挂钩，实现从“要我下沉”到“我


要下沉”的转变[14]。同时推行科包院帮扶模式，由县级医院科室对口负责基层卫生院业务发展，推动优质资源精准下沉。


3.对策建议：系统重构、经验整合与制度优化


在国家政策引领与地方实践探索的双向互动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逐步由试点探索走向机制协同与系统集成。以上4地实践，呈现出“政策引领、试点先行、机制创新、整体跃升”的演进逻辑，各地围绕管理体制、医保支付、数字建设、人才机制等方面走出了各具特色的改革路径。结合现有实践成效，未来改革应持续聚焦央地协同、机制融合、体系延伸、健康管理4个方向，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不断升级，实现从经验探索向制度定型的转变。


3.1央地协同：从政策响应到结构重塑


国家通过明确紧密型方向、规范八统一管理、推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举措搭建制度框架，各地以此为基础，针对制度瓶颈展开多样化路径探索。江苏东台树立东部数字医共体标杆，安徽天长推动医共体从形式联合走向利益共享，湖南临湘成为后发逆袭的典型样本，四川米易破解西部山区人才“引不进、留不住”难题。因此，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深化改革需要构建“国家原则+地方路径”型制度模式。国家层面需进一步完善制度框架，明确改革底线与政策弹性空间，为地方差异化探索提供制度保障。地方层面需立足自身实际，形成制度创新清单与经验推广机制，推动改革从实践探索向制度规范的跃升[15]。


3.2机制融合：从分治管理到制度整合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关联医保支付、人事编制、财政投入、数字建设等多个政策系统，机制协同是改革深化与持续发展的关键[16]。江苏东台实现多元资金统筹与考核联动，安徽天长实现控费与激励共赢，湖南临湘推动管理、信息、医保等多维度协同发力，四川米易统筹多重机制形成山区医共体改革方案。借鉴以往成功经验，未来医共体建设应推动医保、人事、财政、数字、绩效等多维政策协同发力，建立县域医共体统一治理平台，理清各部门责任边界，推动资源与制度整合，构建常态化协作运行机制。


3.3体系延伸：从县域整合到全域治理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不再停留在县乡机构的物理整合层面，逐渐担当起县域医疗卫生治理体系重构的关键角色。江苏东台构建了防、筛、诊、治、管、康全周期服务闭环，安徽天长推动了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同质化，湖南临湘推动了基层服务能力的整体跃升，四川米易实现了优质资源精准下沉。因此，应


加快推动医共体改革向基层下沉，以全域治理为牵引，实现县乡村三级在人事、薪酬、考核上的制度衔接，围绕服务质量、群众满意度及健康结果构建全域评价机制，实现医疗公平性与服务可及性的共同提升。


3.4价值导向：从治病中心到健康中心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实践中，江苏东台构建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人均期望寿命达82.81岁[17]。安徽天长将人均预期寿命、慢病管理率等健康指标纳入书记院长任期考核。湖南临湘推动中医药服务下沉，全市乡镇中医药诊疗量3年增长142%，实现跨越式提升。四川米易通过双打包支付方式改革，实现由治病挣钱到防病省钱转型。未来应坚持以健康为中心，在现有医共体建设基础上，构建多维绩效评价体系，将服务质量、健康结果、群众满意度等维度纳入核心指标，强化对健康管理与疾病预防的激励导向，推动形成以健康价值为核心的县域整合型管理服务新格局。


医院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尚用华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科技与医疗卫生事业的融合发展已日臻成熟，医院信息化建设是促进医疗改革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其建设质量关乎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并直接影响医疗事业的长远发展和变革升级。大部分医院在信息化建设中，缺乏顶层设计和技术架构的整体谋划，在技术架构合理性、系统兼容性、数据标准统一化、安全技术保障等核心技术方面投入不足，致使信息化系统不能很好地满足临床诊疗、医院管理和科研教学的需求，经常出现系统卡顿、数据脱节、信息不互通等现象。这严重制约着医院信息化建设向智能型、集成化、精细化方向高质量发展。


1.医院信息化建设现状及技术应用概况


目前，我国医院信息化发展已经进入了规模普及阶段，各级别医院都开始部署信息化系统，并且基本涵盖了医疗行业的临床、管理和患者服务三大业务场景，技术和手段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初步智能化的趋势。在临床方面，以电子病历、医学影像存档与通信为代表的信息系统实现了临床诊疗过程的信息化，减少了人为出错率；在管理层面，各个管理系统对人财物进行精细化管理，为管理者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在病人服务层面，线上便民服务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改善就诊体验感。但整体而言，信息化的应用还存在不平衡、不透彻现象[1]。三级医院由于资源丰富，信息化程度高，能够做到系统的一体化融合；基层医院受限于经费和技术能力，在使用上还停留在初级水平，缺乏系统的扩展性；而各层级医院也存在系统设计、信息整合、信息安全等方面的不足，制约着医疗信息化向更高层次发展。


2.医院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核心技术问题


2.1技术架构不合理，系统兼容性差


当前，多数医院的信息化建设缺乏科学、系统的整体规划与顶层设计，普遍采用“分散建设、分步实施”的模式，导致不同时期、不同业务部门部署的信息化系统，采用了不同的技术架构、开发语言与数据格式；各类系统各自独立运行、互不兼容，形成了典型的“信息孤岛”现象，无法实现有效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严重影响了信息化系统的整体应用效能。在应用层面，一些医院早期建设的信息系统采用传统烟囱式架构。在此架构中，信息系统的功能相


对封闭、固定，无法灵活扩展和改造，不能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也不能满足医院业务发展和流程再造需求[2]。伴随医院信息化建设进程的持续推进，新上线的临床诊疗系统、医院管理系统与原有老旧系统间缺少统一的技术标准及接口规范，造成系统间不能正常通信、数据传输不畅等情况。


2.2数据治理技术薄弱，数据质量难以保障


在数据标准化方面，我国虽然已出台《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电子病历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试行）》等相关数据标准与规范，但部分医院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未严格遵循国家与行业统一的数据标准，结合自身业务特点随意制定数据编码、数据格式与数据定义，导致不同系统、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数据缺乏规范性与一致性。医疗术语、检查检验项目、诊疗代码等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导致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无法有效对接、关联与共享，制约了数据的深度分析与利用，无法充分发挥数据的核心价值。数据清洗与整合方面，多数医院缺乏专业工具与技术，无法对海量复杂的医疗、管理、患者数据进行有效筛选、清洗与整合，冗余、错误、缺失数据较多，难以形成统一的数据资源库，无法为临床与管理提供精准支撑。


数据质量管控方面，缺乏完善的管控体系与专业人员，无法对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全流程进行有效监控；数据采集缺乏校验、传输缺乏保护、存储管理不科学，严重影响数据质量与价值发挥。


2.3技术适配性不足，与临床业务融合得不深入


部分医院的信息化系统采用“通用化”“标准化”设计思路，缺乏对不同临床科室、不同诊疗场景的个性化适配与定制化开发，无法满足临床业务的差异化需求。由于各临床科室诊疗过程千差万别，工作重点、操作规范、业务需求不一，如内科以慢病管理和用药为主，外科以手术治疗和术后监护为主，妇产科以孕期保健和分娩为主；而目前大部分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临床路径管理系统等采用的是统一的功能模块和操作流程，不能针对不同科室的诊疗特点进行个性化调整和完善，造成系统的功能和临床业务流程不匹配、不协调。医护人员在使用中需要增加人工补充、修改、录入环节，不仅增加了工作负担，还降低了工作效率与系统使用率。


2.4安全技术体系不完善，数据安全风险突出


在网络安全上，一些医院的网络拓扑设计不合理、不规范，缺少完备的网


络分区及访问控制和隔离策略，没有根据业务的重要程度划分出核心网、业务网、外网访问网等多个网络区域，内外网之间缺少必要隔离手段，极易出现外来恶意攻击、病毒感染、非法访问等问题。此外，网络安全防护手段较为滞后。一些医院使用的是传统的防火墙、杀毒软件等基本防护设备，没有部署先进的入侵检测系统、入侵防御系统、网络行为审计系统等，不能应对勒索病毒、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等新类型网络攻击，一旦发生网络安全漏洞，很容易造成整个系统瘫痪、数据泄密等情况发生。在数据安全上，缺少完备的数据加密、备份及恢复技术，敏感信息在存储、传输、使用过程中未得到有效保护，存在泄露、篡改、丢失等情况；备份和应急恢复机制不够完备，在数据丢失情况下不能及时进行恢复，影响诊疗工作。在终端安全上，医院终端类型多样，一些设备没有安装相应的安全防护软件，未能及时修补漏洞；同时因个别医护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密码设置过于简单、随意使用移动存储设备，增加了终端的安全隐患，影响系统正常运转。


3.解决医院信息化建设技术问题的基本原则


3.1实用性原则


坚持实用性原则，核心是立足医院的实际发展需求与业务现状，聚焦临床诊疗、医院管理、患者服务的核心痛点与难点，优先解决影响诊疗效率、医疗质量、患者体验与管理水平的技术难题。在技术选择、系统设计、方案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要充分结合医院的规模、科室设置、业务流程、技术实力与资金状况，避免盲目追求“高端技术”“前沿技术”，杜绝“重形式、轻实效”的建设模式，确保所选技术与方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要始终坚持“以临床为中心”的建设理念，让信息化技术真正服务于临床诊疗、服务于患者就医、服务于医院管理，切实发挥信息技术的赋能作用，提升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3.2兼容性原则


针对系统兼容性差、“信息孤岛”等问题，坚持兼容性原则，注重系统互联互通及数据共享。遵循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接口规范，打破厂商技术封闭壁垒，保证不同系统无缝对接。同时兼顾技术先进性和可扩展性，选择兼容性好的技术和系统，以便后期升级迭代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整合，防止简单复制。


3.3安全性原则


坚持以安全为第一准则，在信息化建设中注重安全，把安全作为一条主线


贯穿其中，在方案制订、系统设计等各环节强化安全意识，采取先进安全防护技术，加强网络、数据、终端安全防护，防范安全风险；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及安全应急制度，进行安全检查及安全事件应急演练，确保系统运行正常及患者信息安全[3]。


3.4前瞻性原则


坚持前瞻性原则，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结合信息技术及医疗卫生行业发展规律和技术趋势进行技术选择，技术选型和系统建设应考虑新技术的应用，为未来新技术应用提供条件，并留有进一步发展和扩充的空间；防止出现技术落后于时代、系统跟不上需求的情况。加强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医院信息化人员技术水平。


4.优化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技术对策


4.1重构合理的技术架构，提升系统的兼容性


做好整体规划与顶层设计，结合医院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核心业务需求，制定统一、系统、科学的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明确技术架构选型、发展方向、建设步骤、实施重点与责任分工，避免分散建设、盲目建设与重复建设。在架构选型方面，逐步淘汰传统单体架构，积极采用分布式架构、微服务架构等先进架构；该类架构具备模块化、可扩展、高可用、易维护的特点，有利于提高系统的扩展性、兼容性和稳定性，实现系统功能模块化设计及灵活部署，方便后期的升级迭代、功能拓展以及新业务新技术的融入。统一技术标准与接口规范，严格遵循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医院内部统一的技术标准体系，明确数据编码、接口协议等内容，加强与厂商协作，推动厂商按标准进行系统开发与接口适配，实现系统无缝衔接与数据实时共享[4]。


4.2强化数据治理技术，提升数据质量


推进数据标准化建设，严格遵循国家、行业出台的医院信息化数据标准与规范，结合医院的实际业务需求，制定完善的医院内部数据标准化手册，明确患者基本信息、医疗术语、检查检验项目、诊疗流程、药品信息等各类数据的编码、格式、定义、填写规范与管理要求，确保数据的规范性、一致性与完整性。提升数据清洗与集成技术水平，引进专业的数据清洗与集成技术和设备，建立专业数据治理团队，对大量数据进行筛选、清洗、集成，处理冗余、错误数据，融合不同来源格式的数据，形成统一的数据资源库；并采用大数据技术将不同类型数据分别存储在不同数据库中，实施分类管理和控制，为数据使用


打下基础。建立健全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对数据全生命周期进行监测，及时发现和纠正数据质量问题，建立数据质量评价机制，不断提升数据质量；强化数据安全保护措施，利用加密、访问控制等手段，防范数据泄密、被篡改及遗失，实现数据安全保障功能。


4.3提升技术适配性，推动与临床业务深度融合


开展信息化系统定制化建设，坚持“以临床为中心”，根据不同的临床科室、不同的临床工作环境中的业务需求及工作方式，对信息化系统进行定制开发及优化改进，优化信息系统功能、流程及界面，实现信息系统的功能与临床业务流程紧密融合、相互契合。在ICU、手术室等场景下完善病房监护系统、手术管理系统的功能，实现对病人生命体征、手术过程的实时监测及有效控制，提高医疗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减轻医护工作者工作量。将新技术与临床紧密融合，从临床需求出发，引进大数据、I、IoT技术，拓宽应用范围。运用人工智能开发影像诊断及临床决策辅助系统以提高诊疗效率；运用物联网构建病房监护平台以确保患者安全；运用大数据分析诊疗信息并为科研与诊疗改进提供依据。优化系统操作体验，简化操作流程、降低技术门槛，贴合医护人员操作习惯，增加语音录入等便捷功能，简化系统切换流程，提升使用效率；加强医护人员技术培训，提升信息化操作能力，确保系统充分发挥作用。


4.4完善安全技术体系，防范数据安全风险


加强网络安全防护，优化医院网络架构设计，按照业务重要性与安全性要求，将网络划分为核心区、业务区、外网访问区、管理区等不同区域，建立完善的网络分区隔离机制与访问控制策略，明确不同区域、不同用户的访问权限，实现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的有效隔离，防止外部恶意攻击与非法访问。加强数据安全管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实现关键数据全链路加密保护，建立本地+异地双重备份保障体系，制定合理有效的灾备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确保数据及业务系统快速恢复；遵循数据访问最小化原则，建立数据访问日志，便于事后回溯审查。加强终端安全防护，对终端设备进行统一管理，部署安全管理软件，及时升级修复漏洞，禁止安装无关软件；加强医护人员安全意识培训，规范人员操作行为，引导其设置复杂密码、不随意插入移动存储设备，从源头防范终端安全风险。


5.结语


作为推进卫生事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以及维护患


者利益的关键环节之一，医院信息化建设已成为现代医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信息化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业务场景中，但在整体架构、数据资源管理、应用与技术匹配及信息安全等方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针对以上问题，文章从技术角度出发，根据行业特征和技术发展方向给出相应建议，并提出实用性原则、兼容性原则等4条原则供参考。医院信息化建设是长期系统工程，需医院、厂商、政府协同发力，依托新兴技术聚焦临床需求、融合医疗业务，推动其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为医疗行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服务人民群众健康。


锻强柔科技做优价值链关于湖南抢抓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机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


湖南日报、湖南省电子信息协会联合调研组


（2026年9月21日）


回望“十三五”“十四五”，硬科技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电子芯片、生物医药、海洋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硬核技术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加速迈向中国创造。


当历史车轮驶入“十五五”，柔科技的重要性则逐渐凸显——当“能不能造”的问题基本解决，“造得好不好、卖得值不值、流通顺不顺”的问题便成为主攻方向。柔科技，是指以产业互联网平台、数智供应链、工业软件、数字广告、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服务等为代表的高端服务型科技体系。如果说硬科技决定了产业“骨架”有多扎实，那么柔科技则决定了产业“血脉”有多通畅、“神经”有多灵敏。


从全球产业演变规律看，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和质量必然上升。发达国家与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普遍在30%以上，而湖南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为23.4%，与其仍有差距。环顾中部地区，安徽的先行探索值得学习借鉴：2026年7月，安徽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数智供应链专项行动方案，明确到2028年，培育50家省级领军企业、15个省级平台、10个省级集群。2026年一季度，安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60.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湖南如何在硬科技“立骨”的基础上打通柔科技“经脉”，进一步提升高质量发展成色？聚焦这一议题，湖南日报、湖南省电子信息协会近期开展了调研。


一、现状：湖南柔科技发展的短板与探索


湖南在硬科技发展中交上亮眼答卷：202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5.53万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9915.5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6.4%。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铁建重工、山河智能、星邦智能5家湘企跻身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工程机械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中车株机的轨道交通装备出口全球数十个国家；岳麓山实验室、湘江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加


速布局。在产业微笑曲线的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环节，湖南已经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硬科技的巨大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为经济优势。审视产业微笑曲线的商贸流通环节，湖南正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利润最厚的流通交易端被省外平台掌控，对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造成阻碍。


最典型的案例是工程机械产业。湖南生产了全国最优质的工程机械，但据相关调研，全省工程机械产业相当比例的线上交易发生在非本省的产业互联网平台上。而随着这些平台积累的交易数据越来越多，它们正在反向定义行业标准、掌握定价权、构建生态壁垒，湖南制造企业的议价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另一个案例是高桥大市场。位于长沙雨花区的高桥大市场，曾是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超千亿元。然而，随着各垂类细分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崛起，它们以更高效的供需匹配、更透明的价格体系、更便捷的金融服务、更智能的物流调度，逐步蚕食传统批发市场的份额。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垂类平台的总部大多不在湖南——当交易利用I技术，快速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订单流、资金流、数据流便随之迁移。


文化产业面临着类似情况。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集聚了4000多家文化科技企业，音视频装备制造产业规模达1600亿元，在8K芯片、I眼镜、沉浸式舞台等领域拥有全国领先的技术储备，却尚未形成面向全国市场的流通交易平台。而上海的河姆渡音视频弱电装备产业互联网平台，从零起步仅用10年便做到平台年交易额超200亿元，成为全国音视频弱电装备流通领域的标杆。


当然，湖南也有较为成功的探索。比如，“零食很忙”从一家社区零食店起步，短短数年便成长为全国零食量贩赛道头部平台，门店突破数万家，年销售额近千亿元。其成功的本质不是开零食店，而是打造了一个零食垂类的产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数字化系统直连上游数百家食品工厂与下游数千家门店，大幅压缩了传统流通环节层层加价产生的中间成本。更关键的是，“零食很忙”的总部、结算中心、数据中心都留在了湖南，带动了湖南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


二、原因：湖南柔科技短板的深层诊断


湖南柔科技短板的形成，既有历史路径依赖的原因，也有政策认知和资源配置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重硬轻柔”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湖南的产业政策和资源配置


高度偏向硬科技领域，对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平台型、数字型、交易型服务业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产业引育中，制造工厂项目往往是“香饽饽”，而产业互联网平台、数智供应链企业等柔科技项目，因为前期投入大、盈利周期长、税收贡献不如制造业直观，往往得不到同等力度的政策支持。


第二，本土总部型平台培育不足。产业互联网平台具有极强的网络效应和头部效应——一旦某个垂类平台建立起壁垒，后来者很难追赶。湖南除了“零食很忙”等成功案例外，在工程机械、音视频装备、建材五金、生物医药、农产品流通、文化创意等优势产业领域，都缺乏有全国影响力的本土总部型平台。这造成湖南的部分优势产业成为省外平台的“发货仓”和“用户池”，而交易结算、数据沉淀、高端就业等核心收益外流。


第三，政策体系缺乏针对性。产业互联网平台具有前期投入大、盈利周期长、网络效应强、轻资产重数据等特点，不能套用一般性的移动互联网企业政策，更不能用制造业的政策逻辑来管理。湖南目前尚未出台专门针对产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省市级专项政策，平台企业在落户装修、总部认定、研发补贴、算力使用、人才公寓、产业优惠等方面缺乏精准支持。


第四，产业生态尚未形成。培育产业互联网平台，不能靠零散的政策补贴，也不能靠一两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需要系统构建产业生态——包括产业园区集聚、专项政策支持、产业基金投资、行业会议引流、算力数据底座支撑等多个要素协同。湖南虽然有一定产业基础，但尚未围绕产业互联网平台等柔科技形成协同合力，“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生态效应没有充分释放。


三、破局：以产业互联网平台为抓手，系统构建柔科技生态


面对“十五五”时期柔科技发展的时代浪潮，湖南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学习借鉴安徽等兄弟省份的先进经验，把培育本土总部型产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战略重点，加快构建柔科技生态系统。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协同发力：


第一，厚植“土壤”，提高战略站位，把发展柔科技纳入湖南“十五五”发展重点任务。建议湖南将“大力发展柔科技、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任务之一，与硬科技创新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建议省市两级加强培育本土总部型产业互联网平台重点赛道，建立由相关领导牵头的产业互联网发展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发改、工信、商务、数据、金融、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推进，让平台企业在湖南的沃土中深扎根、


壮筋骨。


第二，播洒“阳光”，出台专项政策，精准“滴灌”平台企业。建议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湖南省支持产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若干政策》，聚焦平台企业的核心痛点给予支持：一是总部认定和落户支持，对本土总部型平台给予专项奖励和办公场地支持；二是研发投入和算力使用补贴；三是人才支持，将平台企业高端人才纳入省级高层次人才目录；四是首单交易和首年服务奖励；五是合规的税收优惠，对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参照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享受税收优惠。


第三，广施“雨露”，设立产业基金，以资本撬动产业发展。建议设立省级产业互联网发展专项基金，采取“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运行。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本土”原则进行，重点投资本土垂类产业互联网平台的早期和成长期，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关注湖南的产业互联网赛道。同时，设立“平台企业上市培育库”，推动一批优质平台企业走向资本市场。


第四，涵养“空气”，建设总部基地、打造会议品牌，系统构建产业生态。建议在长沙市天心区或湘江新区规划建设湖南产业互联网总部基地，按照工程机械、音视频装备、食品零食、建材五金、生物医药、农产品流通等湖南优势垂直赛道分区布局。同时，建议每年固定举办中国（湖南）产业互联网创新大会，并根据湖南优势产业举办垂直赛道峰会，把最前沿的行业认知、最先进的运营经验、最优质的资本、最有潜力的项目资源引入湖南。可借鉴山东举办“中国产业互联与数字经济大会”经验，以会聚势、以会促产，共同涵养出适宜平台企业生长的优质空气。


第五，选育“金种子”，聚焦优势赛道，实施“一业一平台”培育工程。建议湖南聚焦自身优势产业，精心选育本土平台企业的“良种”。工程机械赛道，支持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龙头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向交易驱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升级；音视频装备赛道，支持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的企业打造面向全国的音视频装备交易服务平台和面向全球下一代媒体的空间计算+空间广告平台；食品零食赛道，支持“零食很忙”等头部平台继续做大做强；建材五金赛道，推动高桥大市场向数字化平台转型；农产品流通赛道，支持本土平台向餐饮食材等可标准化交易复制的赛道升级发展；生物医药赛道，培育医药流通和医疗器械交易平台；文化科技赛道，聚焦音视频素材交易、数字广告投放，


培育全球性平台。每个赛道明确1至2家重点培育企业，给予“一企一策”精准支持，助力“良种”成长为“参天大树”。


迈入“十五五”，柔科技发展窗口期已经到来，上海、安徽等兄弟省市已先行探索，全国各地都在加速布局。湖南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有先行先试的成功案例、有世界计算大会这样的会议品牌、有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等创新载体，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柔科技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产业互联网平台等柔科技核心赛道，正是让湖南硬科技优势“活”起来的关键枢纽。建议全省将培育本土总部型产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十五五”时期湖南柔科技发展的战略抓手，以专项政策、产业基金、总部基地、会议品牌、优势赛道培育等为着力点，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力争在3至5年内培育出一批总部扎根湖南、面向全国市场的产业互联网平台，让湖南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锻强柔科技、做优价值链，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甘肃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王明君


一、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现状


党的大会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为新时代知识产权工作指明了核心方向[1]。知识产权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是衡量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其保护力度直接关系到区域创新活力激发、产业结构升级、营商环境优化和对外开放水平。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兼具特色农业、新能源、文旅资源、先进制造等多元产业优势。兰州百合、定西马铃薯、庆阳苹果、苦水玫瑰等地理标志产品享誉全国，酒泉风电基地、天水电子信息、兰州新区先进制造园区等产业载体逐步成型，为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提供了广阔空间。


截至2024年，全省累计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8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47件，较上年增加0.45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67件，地理标志商标178件，全年新核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企业290家；作品登记量突破11万件，同比增长84.6%，新增登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116件[2]。知识产权对特色产业的赋能作用初步显现，例如定西马铃薯通过地理标志保护实现产值突破200亿元，带动全市120万农户增收；酒泉风电产业相关专利布局达1200余件，支撑全省风电装机容量突破4000万千瓦，占全省总量的45%[3]。这些数据充分说明，知识产权已成为甘肃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部署，甘肃省先后出台《甘肃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实施方案》《甘肃省“十四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4-5]，在司法、行政、仲裁、调解等多领域开展探索实践，初步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受地域条件限制、经济基础薄弱、人才储备不足、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制约，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仍面临机制不健全、资源不均衡、人才短缺、企业主体作用不强等突出问题，协同保护的合力效应尚未充分释放，与创新驱动发展需求、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期待仍有差距。


基于此，本文以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实践为研究对象，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定位与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系统梳理协同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与存


在的短板，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机制创新、资源优化、人才支撑、企业激活、司法行政协同的五位一体实现路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体系升级、助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取得的成效


（一）协同保护机制框架初步成型


甘肃省积极响应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部署，构建了由省知识产权局牵头，司法、市场监管、公安、海关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开展工作会商，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重大事项。先后出台《甘肃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实施方案》《甘肃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明确各部门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中的职责分工，为协同保护工作提供了政策遵循[4]，这一系统性制度构建，符合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总体路径[6]。同时，部分市州建立了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搭建起政企对接、跨区域协作的基础平台。


（二）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成效显著


在行政保护方面，甘肃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铁拳”“蓝天”等知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针对商标侵权、假冒专利、地理标志滥用等突出问题重拳出击，共处理专利侵权纠纷699件，查办商标违法案件326件、地理标志案件4件[2]，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近年来，全省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结案率稳步提升，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成效尤为突出，兰州百合、定西马铃薯、庆阳苹果等特色农产品通过地理标志保护，实现了品质与价值双提升。


在司法保护方面，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及部分中基层法院已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或专门合议庭，推行案件繁简分流、在线诉讼、巡回审判等机制，知识产权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缩短至60天左右。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初步建立案件信息共享与移送机制，2024年，全省人民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2600余件，审结2500余件，结案率超过90%，维权效率显著提高。《2024年甘肃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数据显示，上述机制改革有效提升了审判质效[7]。此外，省人民检察院开展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加强民事、行政、刑事检察协同，推动形成司法保护合力。


（三）知识产权服务与产业融合初见成效


甘肃省立足产业优势，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以知识产


权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保护促创新、创新促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新能源领域，围绕光伏、风电等产业开展专利布局指导；在文旅领域，加强非遗文化、历史遗迹等知识产权保护与开发，助力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此外，全省逐步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培育了一批知识产权代理、咨询、运营机构，为企业提供从专利申请到维权诉讼的全链条服务，有效降低了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成本。


（四）保护宣传氛围日益浓厚


甘肃省通过“4·26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活动及知识产权进企业、进园区、进校园等系列宣传活动，联合多部门广泛普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保护知识。面向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万里行”“专精特新企业知识产权培训”等系列公益培训，提升企业负责人和技术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在高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保护理念。全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度和重视度显著提升，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良好氛围。


三、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遇到的问题


（一）协同保护机制不健全，部门联动效能低


一是统筹协调力度不足。当前，甘肃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主要依赖联席会议制度，缺乏常态化、实体化的协调机构，导致部门间沟通对接不及时，出现各自为战的现象。部分领域存在权责划分模糊的问题，遇到交叉性知识产权案件时，容易出现推诿扯皮或重复执法的情况。例如，


2024年某电商平台销售假冒“兰州百合”地理标志产品案，涉及网络监管、市场监管、版权保护等多个部门，但由于缺乏统一协调，案件移送流程耗时2个月，影响了执法效率。二是信息共享渠道不通畅。各部门之间尚未建成统一的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平台，专利、商标、版权等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系统中，数据标准不统一、更新不同步，导致执法司法过程中难以快速获取完整信息，影响工作效率。例如，某企业涉及专利侵权纠纷，行政机关在调查取证时需要查询该企业的专利注册信息、商标使用情况、过往侵权记录等，但由于这些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需要逐一申请查询，耗时费力。三是跨区域协同难度大。甘肃省地域辽阔，省内不同市州之间、与周边省份之间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合作较少，面对跨区域侵权案件时，调查取证、案件移送等工作衔接不畅。例如，某甘肃企业的商标在新疆被侵权，但由于两省之间缺乏商标侵权案件协查机制，调查取证极为不便，耗时耗力，维权成本也大幅增加。


（二）资源配置不均衡，基层保护力量薄弱


从地域分布来看，甘肃省知识产权保护资源主要集中在兰州、天水等中心城市，河西走廊、陇东南等偏远地区的保护资源严重匮乏，基层缺乏专业的执法队伍和维权服务机构，企业和权利人遇到侵权问题时，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从资源类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资源多集中在行政监管和司法审判环节，而在知识产权预警分析、风险防控、运营转化等前端服务领域投入不足，难以满足企业创新发展的全周期需求。此外，省级财政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项投入虽有增长，但仍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维权需求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这一问题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具有普遍性，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资源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紧密关联[3]。


（三）专业人才短缺，队伍建设滞后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专业性极强，需要既懂法律知识又懂科研技术，还熟悉产业特点的复合型人才。甘肃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对高端知识产权人才的吸引力不足，现有从业人员多为行政管理人员或传统法律工作者，缺乏在专利代理、知识产权运营、跨境维权等领域的专业人才[8]。同时，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完善。省内仅有少数高校开设知识产权本科或研究生课程，课程设置偏重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需遵循其学科交叉的内在规律[9]，当前课程体系在法律、技术、管理的融合方面仍有不足，制约了复合型人才的产出，难以持续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输送新鲜血液。人才短缺导致部分复杂知识产权案件处理不精准，知识产权服务质量难以提升。


（四）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足，自主保护能力弱


甘肃省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对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重生产轻创新、重申请轻运用、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很多企业没有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缺乏专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在面临侵权纠纷时，往往因证据不足、应对不及时而遭受损失。此外，企业在知识产权布局与运用方面也较为被动。许多企业专利申请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发明专利占比低，核心技术与关键产品领域的专利布局不足。这背后反映出企业创新质量与知识产权战略意识的薄弱，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企业进行高质量创新的关键因素[10]。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渠道狭窄，专利闲置现象较为普遍。此外，企业对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海外布局、合规管理等认知不足，制约了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五）司法与行政保护衔接不紧密


虽然甘肃省在司法与行政保护方面均有推进，但两者之间的衔接机制仍不完善。一方面，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案件移送标准、证据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部分案件在行政处理与司法审判之间出现衔接断层，影响案件办理效果。另一方面，缺乏常态化的案件会商和信息通报机制，行政机关的执法信息未能及时同步至司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审判指导意见也未能有效反馈至行政部门，难以形成保护合力。


四、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力量的实现路径


（一）健全协同保护机制，构建高效联动体系


一是搭建统一信息共享平台。整合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等各类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建设全省一体化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平台，实现部门间数据实时更新、互联互通。平台增设案件移送、信息查询、预警提示等功能，为执法司法、企业维权提供一站式服务[5]。推动平台与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兄弟省份平台互联互通，提升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水平。二是完善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主动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的知识产权合作，签订跨区域协同保护协议，建立案件协查、证据互认、结果互认机制。省内推动中心城市与偏远市州建立对口帮扶机制，促进保护资源均衡流动[11]。


（二）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基层保护支撑


一是推动保护资源下沉。加大对河西走廊、陇东南等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投入，在重点县域设立知识产权维权服务站，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和执法设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机构为基层提供知识产权代理、咨询等服务，打通保护“最后一公里”[4]。二是优化资源投入结构。调整知识产权保护资金使用方向，加大对知识产权预警分析、运营转化、风险防控等前端服务领域的投入。重点支持特色产业知识产权数据库建设，为企业创新提供精准的信息支撑。三是整合服务资源。整合省内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律师事务所、高校科研院所等服务资源，组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联盟，为企业提供从创新研发到维权诉讼的全链条、专业化服务，降低企业保护成本。


（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智力支撑基础


一是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支持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设立知识产权学院或研究方向，开设“法律+技术+管理”复合型课程，扩大知识产权硕士、博士培养规模。推动高校与法院、知识产权局、重点企业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加强对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与专题培训，提升


执法人员、审判人员与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二是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引进与激励政策。将知识产权高端人才纳入甘肃省“陇原英才”引进计划，在安家补贴、子女教育、科研经费等方面给予倾斜[3，8]。建立省级知识产权专家库，吸纳省内外学者、法官、律师、代理人等参与政策咨询、案件研讨与人才培养。对基层知识产权工作者实施职称评审与职业发展专项通道，增强职业吸引力。三是培育知识产权服务人才梯队。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发展壮大，加强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与职业规范教育，开展服务质量评价与星级评定，提升服务人员专业水平，形成高端人才引领、骨干人才支撑、基层人才补充的人才梯队[11]。


（四）激活企业主体活力，提升自主保护能力


一是强化企业意识培育。开展“知识产权进企业”专项行动，针对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开展定制化培训，帮助企业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建立管理体系、开展风险排查，提升企业负责人和员工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宣传推广优秀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引导企业重视知识产权布局和运用。二是支持企业建立管理制度。对中小企业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其设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配备专业管理人员，推动企业建立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一体化机制，将知识产权纳入企业研发、生产、销售全流程。三是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维权费用补贴。推动建立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在重点园区设立巡回审判点与仲裁调解中心，简化立案、证据调取程序，探索推行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提高调解效力与执行效率。


（五）加强司法行政衔接，凝聚保护合力


一是统一执法司法标准。由省知识产权协同保护领导小组牵头，组织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共同制定知识产权案件办理指引，统一案件移送标准、证据认定规则和法律适用尺度，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罚的情况。建立典型案例发布与参考制度，定期汇编司法裁判与行政处罚典型案例，统一执法尺度。二是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建立司法机关与行政部门的案件会商、信息通报和联合督办机制，定期交流案件办理情况，共享执法司法数据，推进行政执法人员参与司法庭审、司法人员参与行政执法指导，提升双方业务协同能力。三是加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公共利益代表作用，针对重复侵权、群体侵权、网络盗版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支持起诉。推动建立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实现线索双向移送、协同取证、联合督办，构建“行政+司法+公益”三位一体的保护格局。


结语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是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甘肃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举措[1]。当前，甘肃省在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中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机制不健全、资源不均衡、人才短缺、企业主体作用不强等问题仍亟待解决。未来，甘肃省需立足自身地域特点和产业优势，以机制创新为核心，推动协同保护从形式协作走向实质联动；以资源整合为抓手，促进保护资源向基层、向前端服务延伸；以人才建设为支撑，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知识产权工作队伍；以企业激活为重点，增强市场主体自我保护与运用能力；以司法行政协同为保障，形成有机衔接、运转高效的保护闭环。这一路径不仅是对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基层落实[12]，也是对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借鉴[13]。


通过系统推进上述路径，甘肃省有望构建起政府引导、司法保障、部门协同、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新格局，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治理效能，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贡献甘肃智慧与力量。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


辽宁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杨思莹


（2026年9月12日）


党的二十届四中X会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和人才培养主阵地，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如何将这一重大战略部署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实践体系，是当前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从现实情况看，目前部分高校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工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足，相关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统筹，育人合力难以形成。二是与教育教学主渠道融合不深，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衔接不畅。三是长效机制尚不健全，部分工作停留在活动层面，缺乏持续深化的制度支撑。破解这些难题，亟须从理念到行动进行系统建构，形成一套目标清晰、内容充实、保障有力的完整体系。


一、明确目标层次，构建从认知到行为的完整链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集认知建构、情感培育、意志锤炼和行为养成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工作，首先需要确立清晰的目标体系。从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出发，可以将总体目标分解为四个递进层次。


认知建构层是起点。这一层次重在帮助学生准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理论内涵和历史逻辑，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把握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和核心要义。没有扎实的认知基础，后续的情感培育和行为引导就缺乏根基。情感认同层是深化。在认知的基础上，通过讲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激发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感和归属意识，让共同体意识从“知”的层面上升到“情”的层面。意志坚定层是巩固。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要引导学生在价值比较和理性思考中始终保持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形成坚定的政治定力。行为践行层是归宿。推动学生将内在认同转化为自觉行动，在日常生活、学习实践和未来工作中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四个层次环环相扣，形成一个从内化到外化的完整育人链条。


二、聚焦三个维度，搭建内容体系的坚实骨架


目标明确之后，关键在于将其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实践内容。从高校工作实际出发，可以从三个维度重点发力。


在价值引领维度，要强化党建工作的核心地位。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学校党建工作的重要主线，融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之中。推动领导干部带头讲、带头学，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效应。民办高校在这一方面尤其需要下功夫，要充分借助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弥补资源条件和治理结构方面的短板，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


在课程教学维度，要推动全域融合。充分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在课程中有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内容。同时打破学科壁垒，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各类专业课程教学。紧密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开发具有校本特色的教学案例。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场景化”融入方式，使宏大叙事与学生的专业认知和生活经验深度对接。


在实践养成维度，要促进知行合一。把社会实践作为铸牢教育的有效载体，组织师生深入民族地区、红色遗址和基层一线开展田野调查、志愿服务和“三下乡”等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故事，感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厚根基，实现从认知到认同的情感升华。同时，要积极打造特色实践品牌，引导学生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与认同。


三、打通四个环节，形成长效运行的保障闭环


体系的有效运转，离不开持续的制度供给和资源保障。需要围绕四个关键环节形成管理闭环。组织领导环节是前提。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学校党建工作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要点，做到有部署、有推进、有落实。


队伍建设环节是关键。将相关内容纳入干部培训和教师继续教育体系，着力提升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和专业教师的全员育人意识与业务能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工作队伍。


资源投入环节是基础。统筹校内校外各方资源，加强课程平台和教学案例库建设，善于以机制创新弥补资源不足，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激励反馈环节是动力。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纳入基层党建


考核和师德师风考核体系，建立科学的评估反馈机制，做到年初有部署、年中有推进、年终有考核，以考核促落实、以评估促改进。四个环节环环相扣，确保体系能够自我优化、持续运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战略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高校应当立足自身实际，以系统思维推进实践体系建设，将铸牢工作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各方面，在目标设定、内容设计、路径选择和机制保障上持续探索、不断完善，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教育力量。


何以安徽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6年9月20日）


近年来，全球汽车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中国一个中部省份的逆袭崛起，格外令人瞩目：2025年，安徽省汽车产量368.65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179.41万辆，汽车（含底盘）出口量122.8万辆，三项核心数据全部跃居全国第一。2026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领跑态势进一步巩固。


与此同时，一套国内链条完备、集群密度高、内外市场双向畅通的现代化汽车产业集群已然成形。全省集聚7家整车企业多元布局，3600余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共生配套，合肥、芜湖“双核”联动，16个市差异化协同发展2025年，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20%，成为拉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引擎。


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就要做汽车强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置身全球汽车产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安徽以一组组硬核数据，交出了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


人们不禁追问：何以安徽？


近期，经济日报调研组深入皖江、淮河两岸产业一线，走访整车龙头和专精特新配套企业、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行业主管部门，梳理安徽汽车产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脉络，解码产业突围的实践经验与底层逻辑，研判产业现存短板和长远发展路径。


战略定力：谋势布先，子落盘活


目前，全国每生产9辆汽车，有1辆是“安徽造”；每生产8辆新能源汽车，有1辆是“安徽造”；每出口5辆汽车，就有1辆来自安徽。安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汽车第一大省。


安徽汽车产业的异军突起，绝非偶然。其核心密码，是超前敏锐的战略预见和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锚定制造强国、汽车强国战略目标，以长期主义布局大势、以连贯政策筑牢底盘、以久久为功积累胜势，最终实现从跟跑追赶向全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汽车产业上下游链条长、带动作用强，有“工


业中的工业”之称。曾经，汽车工业是安徽驶入工业化进程的强劲引擎。


20世纪60年代，长江北岸的合肥市，靠着东拼西凑的设备和各方支援的技术工人，手敲肩扛造出“江淮”2.5吨载货汽车；


20世纪90年代，长江南岸的芜湖市，毅然卖掉当时最赚钱的水泥厂筹来资金，在“小草房”里启动轿车项目。当年，奇瑞出产的“国民车”QQ，定格了众多中国家庭拥有第一辆车的时代记忆。


21世纪初，正值产业分化的关键阶段，安徽深刻洞察产业变革大势，主动把握新旧动能转换窗口期，率先将新能源汽车确立为主导产业。


10多年来，安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即使在行业下行周期依然持续加码产业投入，不盲目更换赛道。坚持以新能源汽车为主攻方向，统筹燃油车升级、商用车迭代、全品类汽车提质，跳出单点产业思维，形成全域汽车产业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总书记2024年10月考察安徽时，要求我们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的‘三地一区’上持续发力，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省委书记梁言顺说，安徽将新能源汽车置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位置，推动品质向新、品牌向上，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与中国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天时”同频共振。


电动化、智能化浪潮冲破原有技术壁垒，全球汽车产业面临技术体系重构、供应链重组、价值分配重塑的多重变革，这为中国汽车业带来“换道超车”的机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安徽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抢占产业发展先机。


顶层谋划，高位统筹，将产业勃兴之势上升为战略共识。在全国率先成立高规格领导小组，建立省领导联系重点企业（项目）机制，高规格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出台全国首部新能源汽车产业专项立法前瞻“落子”，顶格推进，系统铺展产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从消费端的以旧换新补贴，到产业端的技改奖补，再到土地、物流等要素保障，打出政策组合拳；探索出“招大引强”、迭代升级和内生培育、滚动发展的不同路径，培育多元化经营主体。


以国有耐心资本陪伴企业度过初创期，进而带动产业链整体落地的产业培育路径，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招引培育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20XX年，蔚来汽车正经历持续亏损和现金流紧张的“至暗时刻”。合肥果断拿出50亿元战略投资，以股权投资的形式投入，将蔚来中国总部引入合肥。2021年，合肥启动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整体规划及建设，蔚来第二工厂作为园区首个落地项目，从动工到投产，仅仅17个月，充分体现“合肥速度”。“战略投资是基于对国家战略方向、产业演进规律和技术变革趋势的战略研判，政府基金‘押’的不是具体企业，而是产业发展趋势。”合肥市建投集团副总经理郭兆志说。


——与国家发展战略叠加的“地利”双向奔赴。


凭借承东启西、联北接南的地理优势，安徽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棋盘上有了新的定位。中部地区崛起、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等多项国家发展战略的叠加实施，在全国绝无仅有。


安徽抢抓制造强国、汽车强国机遇以及区位优势红利，有效推动政策、资本、人才、要素资源落地汇聚。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安徽深化与沪苏浙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形成优势互补、整零协同的产业生态。在省内按照“双核联动、多点支撑，一盘棋发力、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在发挥合肥、芜湖带动作用的基础上，安徽将汽车产业的布局扩大到县域。全省16个设区市互补配套、差异化发展，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板块。《安徽省县域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年）》出台，开启了“县域上车”的集体行动。将“散装”的资源整合为“整装”的产业合力，为“皖车”超越带来了更多可能。


“近年来，肥西县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稳步增长，福耀玻璃、奥托立夫、大众一汽、招商车研等一批龙头企业集链成群、集群成势，目前已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2025年产业集群实现产值近500亿元，同比增长40%以上，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体的集群效应持续显现。”肥西县委书记沈校根告诉记者。


奇瑞集团、蔚来汽车、江汽集团、大众安徽、合肥比亚迪、合肥长安、汉马科技七大整车企业集聚发展。与此同时，安庆的车灯、池州的镁基新材料、马鞍山的动力电池材料、铜陵的铜基新材料、六安的新型储能、蚌埠的玻璃、黄山的汽车电子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共同释放规模效应，支撑起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最关键的是，政府谋局、企业攻坚同向发力，构建多方共赢的“人和”


格局。


正如新能源汽车的竞争要点从传统“三大件”转向芯片、操作系统、I算法等“软件定义”，充足的要素保障、高效的政务服务，是企业更为看重的营商环境。


从合肥市区驱车向北行驶约40公里，便到了长丰县下塘镇。下塘镇昔日工业基础薄弱，最有名的特产是用“天锅地灶”烤制的“下塘烧饼”。“现在这里最有名的‘特产’是比亚迪汽车。”司机指着比亚迪合肥厂区外排成长龙的新车打趣道，“打一个烧饼5分钟，下线一辆比亚迪整车不到60秒。”


比亚迪速度的背后，有一套全力支持企业发展的“安徽速度”。


“从签约到开工42天，从开工到首辆整车下线10个月。”时任长丰县委书记李命山回忆道，2021年7月，比亚迪合肥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比亚迪提出18天后交地的要求。当时正值疫情期间，相关地块上杂草丛生、水塘交错，容不得犹豫，李命山在标满了交付时间的用地图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25年，比亚迪合肥基地80.9万辆的产量，占到安徽新能源汽车总产量40%以上。


信心、决心、耐心，产生了越来越强的积聚力和虹吸力。大众汽车集团在合肥设立德国总部之外首个覆盖整车开发、零部件迭代及电池创新的全流程研发中心，作为其电动化转型的核心基地。20XX年，大众汽车投资10亿欧元获得江淮控股50%股份，并增持合资公司股份至75%，成为首个参与国有车企混改的外资车企。


“合肥市承诺把股权投资的回报用于支持产业园区发展，在1.6万亩土地上规划建设智能电动汽车产业集群。”蔚来创始人李斌告诉记者，“这给了我们进一步做优做强的动力。”


这份产业跃升的背后，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的精准引导，离不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也闪耀着敢闯敢干、矢志攻坚的企业家精神。面对技术壁垒与市场风浪，一大批本土车企带头人怀揣产业报国初心，敢做长周期重投入，把闯劲、韧劲转化为产业向上的内生动力，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市场竞争力，为安徽汽车产业行稳致远注入滚烫的精神力量。


政府顶格谋划顶层推动，市场充分释放创新活力。政企联动，链企共生，凝聚起多方协同共进、产业永续向好的强大合力。


产业生态：厚植沃土，聚木成林单项优势可凭龙头拉动，产业胜势则靠生态支撑。


汽车背后是庞大而复杂的工业化“大山”，仅安徽梳理形成的汽车全产业链统计监测体系，就涉及424个国民经济行业小类。尤其是在电动化与智能化飞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产品、技术、服务、模式等方面全面升级，汽车赛道竞争复杂程度大幅提升。


如今，安徽已培育出完备的汽车产业生态：一方面，7家整车企业作为“龙头”“主干”，牢牢撑起产业发展骨架。各大整车基地带动配套企业就近集聚，打通上下游供需循环。另一方面，动力电池、电机电控、车载芯片、轻量化材料等关键零部件企业环绕生长，枝繁叶茂，形成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群。汽车回收、二手车、出行服务等后市场业态同步延展，完善产业全生命周期链条。


调研组走访发现，持续培育适宜产业发展的气候环境，也正在成为安徽汽车产业清晰的行动逻辑。设立“产业生态建设发展中心”专职机构、以产业“生态”优势汇聚全球顶尖行业专家一系列顺势而为的举措，都是在把产业的“根系”扎得更深，不断结出技术迭代、市场扩容的累累硕果。


盯紧产业集群，密植“根系”网络，稳固产业发展基本盘——“引入一家企业，不仅要考虑这家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看其能否有力有效地提升产业集聚度和集群质量；更要考虑与国家支持的方向是否契合，项目的引入是否能引领或带动整个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曾参与引进蔚来汽车工作的合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汽车产业处处长潘澄海说，蔚来汽车的引进，激励了多个新能源整车项目的落地，大量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就近落地，推动汽车产业合理布局和高效生产。


目前，蔚来汽车在安徽的合作商已从约60家增至近150家，其中仅寿县经开区（新桥国际产业园）就有34家一级供货商入驻，形成了“零公里物流圈”，零部件下线至装车最快仅需几小时。


曾朝晖所在的科博达智能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去年将制造基地迁到这个产业园，当年就实现了10亿元产值。“接下来还会继续拓展业务，从为蔚来配套，到为安徽汽车产业集群服务。”曾朝晖说。


“比亚迪合肥基地三期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近千亿元，带动上下游就业近10万人。”合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张明明说。“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效应正在不断显现。优化产业服务，厚植生存“土壤”，滋养


市场多元主体——


作为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场景是产业落地的关键推动力，也是企业创新的土壤。


记者在马鞍山采访期间，一场以推动新能源重卡从试点示范迈向全域应用为主题的场景应用对接会正在举行。


会场外，一辆庞然大物成为“网红”，人们路过往往停下脚步，跟它比比“身高”、拍照留念。


“这是一款甲醇动力车。”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钱鑫说，近年来，汉马科技明确了“甲醇电动+纯电动”的技术路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拓展新能源应用边界，技术优势已延伸至船舶、发电机组、工程机械等非道路领域。


在安徽，像这样的对接平台接连不断。整零对接路演大厅、产需对接会、战略协商会、技术对接会、金融赋能专场活动政府不仅“牵线搭桥”，还实行政务“一站式”审批，并以要素保障化解企业融资、用地、能耗痛点，为企业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场景，使土壤更具“肥力”。


强化金融支撑，引入资金“活水”，持续灌溉产业苗圃——


汽车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更需要大量研发投入。钱从哪里来？一套“基金+信贷创新+风险共担”的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为产业链各环节创新注入活水。


“我们通过自主管理基金和参股基金累计投资了76个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项目，投资总额超26亿元。”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蕾说。公司还依托基金资源，累计招引产业项目25个，推动赛纬电子等一批链上重点项目落地合肥，签约总投资335.8亿元。今年5月25日，《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印发，为总规模已超万亿元的政府投资基


金群立下规矩。新规明确了产业投资类和创业投资类两大类基金的发展目标——产业投资类基金集中于构建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创业投资类基金则聚焦催生新质生产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以“耐心资本”陪伴科创企业成长。


集聚紧缺人才，输送丰沛“养分”，充分激活产业内生动能——


要维持行业可持续发展，还要厚植引才、育才、留才的良好环境，进而把人才密度转变成产业高度。


依托省内一批汽车相关本专科院校和职业技校，安徽推行“入学即入企、校企双元培养”模式，定向输出汽车制造、维保、工艺实操人才，扭转了早年安徽车企高薪跨省招工的被动局面。“自20XX年12月以来，我校与奇瑞共建了卓越工程师等冠名班，累计开设7个班次，培养近400名适配产业需求的技能人才。”安徽工程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凤权告诉记者，这类冠名班将企业定制的课程纳入核心培养模块，实现了教学内容与车企技术标准、岗位需求的精准衔接。


要育苗，也要筑巢。如果说积淀深厚的人才储备是起步优势，那么，广纳贤才的创新举措就是安徽立足产业发展大势作出的主动谋划。


安徽省汽车办人才和开放推进组副组长李左介绍，安徽省把“双招双引”作为培育新兴产业的关键抓手，推动招商引才协同，在项目招引中注重发现引进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形成“产业带动人才，人才支撑产业”的发展格局。


在芜湖，“紫云英人才计划”广为人知。紫云英能够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当地以此为喻，寓意通过系统性人才生态建设，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依托“紫云英人才计划”，奇瑞累计引育高层次人才2300余人，占全市引进高层次人才近四分之一。这是为新能源汽车等核心产业持续输送养分、积蓄动能的长远耕耘。


锚定区域联动，搭建产业“生态廊道”，催生全域协同共兴格局——


今年4月22日，连接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的宁马市域（郊）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实现了南京市中心区域与马鞍山中心城区30分钟快速互通互达。


对泉峰汽车精密技术（安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张闯而言，宁马铁路是一条跨越地理边界的“即时生产链”。“从厂区驱车到宁马线马鞍山段阳湖站不足5分钟，大幅压缩物流往返的时间成本，推动资源高效配置，助力企业深度融入长三角新能源汽车的‘4小时产业圈’。”


地理空间上“靠近”，本质是锚定“延链、补链、强链”的精准产业对接。依托交通干线、合作园区，安徽串联起省内各大汽车产业片区；同时联动周边省份，共建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联盟，推动整车、零部件、研发、物流资源自由流转，构建安全韧性、双向循环的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为整片产业雨林拓展更大生长空间。


科创内核：技产深融，矢志攻坚


抬手、转身、俯仰在合肥新桥产业园蔚来中心，与蔚来ET9实时“共舞”，成为不少消费者的购车新体验。


“这辆车搭载多项自主研发的关键核心技术。”现场工作人员解释，ET9能够“翩翩起舞”，得益于集成式液压全主动悬架，可瞬态调节车身姿态，结合车辆全域操作系统，精准实现底盘、灯光与车身部件协同控制。


在传统燃油车时代，底盘连同发动机、变速箱，曾是中国车企难以翻越的技术“大山”。中国车企在悬架、转向、制动技术上的突破，不仅展现了中国智能电动汽车的科技实力，更打破了西方对汽车底盘技术的百年垄断。


总书记指出，“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


安徽省牢记嘱托，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和应用：奇瑞犀牛固态电池电芯能量密度已达到400Wh/kg，续航超1500千米，奇瑞鲲鹏天擎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达48%以上，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蔚来全栈自研的5nm芯片、线控底盘以及车载世界模型等17项全球首发技术装车应用；中鼎集团突破20000转双向高速油封技术；国轩高科金石全固态电池进入中试量产阶段不仅大幅提升了安徽汽车产业技术含金量，也为企业品牌向上积聚了新动能。


富有“创新”气质的安徽，既锻长板也补短板，坚持问题导向倒逼改革、用目标导向凝聚共识，把“创新安徽”升级贯穿发展全链条，以制度自觉与行动自觉，推动汽车产业集群成势、跨越赶超，成为全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标杆。


市场导向，企业执掌创新主动权。“企业，特别是领军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也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重要的‘出题人’‘阅卷人’‘答卷人’。”安徽省科技厅重大处四级调研员司大杰告诉记者，安徽省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明确要求，80%的技术需求、50%的评审专家及60%的项目投入要来自企业，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与成果转化的核心主体。目前，涉及汽车领域的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已全部由企业牵头或深度参与。


“3—2—1！”短促的倒计时结束，震耳的轰鸣骤然炸开。搭载测试假人的实验车辆以50公里时速冲出，正面猛撞混凝土加固的刚性屏障。巨大冲击力瞬


间席卷车身，车头溃缩变形，金属碎屑四下迸射。刹那间，车内安全气囊极速弹开，稳稳包裹住座舱内的模拟假人。


“奇瑞每一款车型都要在这里经受碰撞试验。”奇瑞集团新闻发言人金弋波说。


严苛的碰撞测试，是奇瑞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从突破中国汽车工业“卡脖子”工程入手，企业不断攻坚克难、创新突破，夯实持续技术领先，提升研发效率，加速成果转化，筑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石。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弃智驾芯片、智能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李斌说，目前蔚来在技术研发领域累计投入已超670亿元，围绕智能电动汽车十二大核心技术构建体系化能力，申请及已授权专利总数近万件。


搭台筑巢，布局多元科创承载平台。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复杂性，其研发突破非单一创新主体能够独立完成，需要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与优化组合。


2024年9月20日，安徽省未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中心宣布成立。“汽车创新中心由安徽省开放型汽车生态实验室、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成果展示与转化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组建。”安徽省未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中心主任任林杰告诉记者，作为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的实体化运作机构，汽车创新中心汇聚30余名院士专家等组建高端智库，建设面向未来、立足安徽、辐射全国的汽车领域科创中心，助力安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今年1月6日，蔚来先进制造新桥第二工厂内，奇瑞、蔚来、江汽三家车企代表走上签约台，签署《关于共建汽车产业发展协同创新平台的框架协议》，定格三方携手聚力、共谋产业创新的关键瞬间。


这一重磅合作，始于去年底的一次省政府专题会议。会议提出，要强化产业发展高效协同，打破创新边界，强化跨界融合，健全核心技术攻关、供应链安全、人才培养和技能人才供应等协同机制，加快汽车产业与关联产业深度融合、相互赋能、协同发展。


双向贯通，推进技产深度耦合共生。人才短缺、科技薄弱，是制约不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而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又面临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瓶颈。如何从“双缺”变“双赢”？安徽省的破题路径是“双聘”。


谷曼，是合肥大学智能制造工程系的主任，也是安徽舜富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科技副总”。这家企业主营新能源汽车电控电机压铸件。与企业共


同梳理车辆运行的不同场景、排查电机控制器运行过程中潜在的安全隐患、有针对性地进行软硬件开发优化，是谷曼的工作日常。


当下，像谷曼这样服务于汽车产业的“科技副总”，安徽省共有40名。下沉车间一线、锚定产业痛点，他们深度协同企业，在日复一日的技术攻关中助力产业实现突围。


打破人才共享的“屏障”，也拆掉实验室共享的“围墙”。


面对技术赛道的多元分化、科技创新的迭代提速、产业发展的高端升级，科研攻关不能只靠某个实验室的“单打独斗”，必须提升研发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开阳实验室是一个开放式的创新平台，打造了一种‘人人可参与、处处是实验室’的创新生态。”奇瑞汽车开阳实验室首席技术官刘浩告诉记者，实验室整合组建了36个专业实验室，形成了目标一致的“实验室群”，与100多所高校开展项目合作，并与10余所顶尖高校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企业有新产品的研发需求，可以向高校提出；高校有创新成果，也可以在企业落地应用，从而实现“双赢”。


当研发体系从单点走向集群，体系化作战的效果便得以显现。


自2025年3月获批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安徽省实验室至今，仅一年多时间，开阳实验室就集聚高层次人才618人，突破行业关键核心技术8项，转化落地200余个项目，影响带动产业链上下游1000余家企业发展。


“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对产业创新具有引领支撑作用。产业创新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两者深度融合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够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奇瑞集团董事长尹同跃深有感触地说。


宏阔格局：锚定坐标，驶向未来


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以三项“全国第一”登顶，安徽汽车产业在空间格局、市场规模上收获亮眼成绩，但是，对标全球一流汽车产业集群，立足汽车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还存在相关弱项短板和待解难题。从“产量第一”迈向“产业强省”，从“制造大省”走向全球品牌高地，仍将是安徽汽车产业长期攻坚的核心命题。


——立足整车赛道，需持续锻造核心竞争力，聚力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整车企业。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品牌影响力、供应链管理和全球化经营能力等方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打造主流爆款车型的能力。目前，皖系车企产品矩阵丰富，但仍需要向主流爆款车型持续聚力。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企业，不仅体现在规模和利润层面，更要引领技术创新、锚定产业升级方向，掌握行业话语权。“安徽省支持整车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向平台型企业、生态主导型企业转型，期待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安徽省汽车办副主任殷启钧说。


——从产业链维度审视，需推动零部件企业加速提档升级，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阔步迈进。目前安徽已汇集3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但产业整体实力仍有短板，结构性矛盾不容忽视。记者调研发现，不少零部件企业与整车厂的合作中议价能力有限。受访企业认为，推动零部件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升级，既是打破行业“内卷”的有效路径，也是适应产业变革的迫切要求。


“特别是在高端化和智能化领域，与江浙相比，安徽相关企业数量仍然偏少，高价值链环节存在明显缺失。”不少受访人士提出，下一步，安徽要进一步加强对全球和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的招引，重点扶持自主研发能力突出的企业，同步推动本土零部件企业转型升级。


高价值链环节短板，还体现在车规级芯片、智能驾驶的算法和大模型等领域。兴泰智库研究报告《合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全景图谱》显示，与深圳、上海等地均有上百家集聚相比，合肥相关研发主体仅有20余家，数量明显偏少。“智能驾驶算法存在代差，底层架构储备偏弱，在端到端神经网络、多传感器融合等前沿方向布局滞后。”徐蕾认为，安徽应在智能化领域培育更多龙头零部件企业，提高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韧性。


——聚焦汽车后市场发展，需持续丰富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造特色鲜明的汽车文化新生态。


紧张刺激的麋鹿测试、难度拉满的42度爬坡、巨型水池的浮水航行在合肥比亚迪赛车场，游客沉浸式感受赛车运动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这是全球首批全地形专业赛车场之一，也是全球首座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综合试练场。赛车场体验专员沈雨婕介绍，精准瞄准传统赛车场高门槛、预约难等痛点，这里打造出新能源汽车专属的全民赛车场新形态，覆盖驾控体验、技能培训、品牌活动及新能源汽车文化科普等全场景服务。


从汽车大省迈向汽车强省，既要有硬核的工业制造实力，也要有深厚的汽车文化软实力。近年来，安徽举办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中国大学生电动方程式大赛和中国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奇瑞全球创新大会等一批重大会议赛事活动，推出“I汽车大探索”科创产业研学游等特色活动，品牌美誉度、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尽管相关赛事的国际影响力仍有提升空间，但已经搭建起产业、科创、大众文化相互交融的桥梁，为汽车文化厚植生长根基。


不久前，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合肥、芜湖双双入选。合肥重点探索“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芜湖聚焦“汽车消费绿色转型、二手车流通”，改革成效值得期待。


科技厚植产业根基，文化涵养气质生态。安徽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丰富旅游资源，如何深化汽车与城市、能源、信息通信、文旅等领域的跨界融合，打造一批标志性、引领性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培育汽车文化消费，同样需要各方携手开展创新探索。


“安徽汽车产业还要打造出具有鲜明辨识度和全球影响力的IP。”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认为，这个IP不仅包括产品和技术，还包括品牌形象和企业文化。


——顺应产业全球化发展态势，需推动企业从“走出去”到“融进去”，实现产业生态海外扎根。


当地时间7月3日，奇瑞集团宣布，位于南非比勒陀利亚的罗斯林工厂正式重新启用。这座始建于1963年的老牌汽车制造工厂，正式从外企手中移交至奇瑞。按照规划，奇瑞将对老旧产线进行智能化、柔性化改造，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整车量产。


汽车是高度全球化的产业。其国际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地区或企业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最大推动力量，中国汽车产业以强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整合能力成为驱动行业转型的关键引擎。只有推动企业从“走出去”到“融进去”，才能实现产业生态扎根、中外双方共赢。


作为连续23年位居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的“销冠”，奇瑞正在不断创造奇迹。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出口汽车94.38万辆，同比增长71.5%，连续刷新中国汽车出海纪录。


当汽车贸易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外部约束和挑战也不断加大。随着目的


国对本地化制造比例的要求不断提高，在目标市场推动本土化制造，成为许多企业的必然选择。


“无内不稳，无外不强。”尹同跃告诉记者，奇瑞汽车进入一个市场时，会事先深度调研当地民众的消费偏好。“这种全球化方式节奏更慢，周期也更长。它要求企业把本地化从制造、采购、开发到纳税、用工，都真正变成当地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对于安徽汽车产业而言，“融进去”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汽车技术创新引擎和产业竞争格局，挑战与机遇并存。2025年12月26日，安徽省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提出要树立世界眼光，强化使命意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守创新为强、以强促大，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产业创新生态，推动安徽汽车产业提质升级、行稳致远。


竞争提升能效，创新方有未来。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发展车用操作系统、线控底盘、多模态大模型、汽车工业软件、一体化压铸、全固态电池、高阶智能驾驶等，建设“1+N”开放型汽车生态实验室、未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提升安徽汽车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何以安徽？答案藏在持之以恒的战略定力里，藏在共生繁茂的产业生态里，藏在自主自强的科创内核里，藏在经纬舒展的宏阔格局里……


从农业大省到造车第一省的历史性跨越之后，安徽能否真正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根本性跃迁，需要时间给出答案。但有一点已经清晰：中国汽车产业的版图，正在因为安徽的逆袭而重新绘制；全球汽车产业的活力，也必将因为安徽的崛起而更加澎湃。


激活创新“一池春水”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观察和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调研组成员


（2026年9月17日）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从党的大会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进行专章部署，到“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围绕于此的变革正渐次铺展。近日，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地走访调研发现：高校课程对接产业真需求，实验室与生产线直接联通，人才评价不唯论文，科技领军企业工程师进学校上讲台，工程硕博士研究生在解决真问题中完成学业……在一些试点地区，教育因科技而鲜活，科技因人才而腾飞，人才因教育而丰沛，进而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未来的基础研究人才，怎么培养？


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基础研究的后备力量正在茁壮成长。


学院推行一项新机制：支持新入职教师将科研方向中某个关键环节设计成学生可操作的实验项目。“一笔经费投下去，既支持了教师科研，又升级了教学资源。”院长蔡建明说。如今，20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果光学频率梳实验、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果纠缠光子对贝尔不等式的违背检验实验……都已进入本科生可亲手操作的实验清单。“这个实验是参照‘天琴计划’星载加速度计的相关技术设计的。我调出第一个信号时，感觉离引力波探测近了很多。”参与“加速度传感器实现与检测”实验的学生钟义强难掩兴奋。


“让学生‘坐得住冷板凳’是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最大的难题。”蔡建明坦言。为此，学院探索了另一个办法：设立本科生自主创新基地。在这里，本科生、研究生、青年教师、资深教授每周共同研讨课题。一名正在搭建量子纠缠验证实验装置的大三学生告诉调研组：“从设计到搭光路，再到写代码分析数据，全是自己干，这种自主感很利于科研探索。”学院还设立了本科生科研基金，学生可自主提出课题，申请的项目几乎都能获得资助。


他们何以担起国家重大需求重任？


神舟十五号与空间站交会对接那一刻，测控大厅里，孙斌紧盯着屏幕。看到数据平稳跳动，他长舒一口气。作为一名入职不久的博士，他何以承担如此


重任？答案要去他的母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寻找。


孙斌毕业于该校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钱学森班。他回忆，在校期间导师要求每一份技术报告都要按发射任务标准撰写，标点错了都要重写。坐在测控大厅里，他才真正理解：“这是把‘零缺陷’融入学习和科研的每个环节。”


令孙斌印象最深的是包为民院士等航天总师们讲授的“航天金课”——没有大道理，只讲发射场遇到的故障和归零过程。“整整一下午，全场人员屏息凝神，认真倾听。”


“包院士每年多次回校，与青年教师对话，为人才培养校准方向。有位青年教师汇报科研项目，包院士听罢沉吟片刻，说道：‘做科研切忌急功近利，航天事业必须沉下心来深耕。’”该学院党委书记朱伟对此记忆犹新，为此，包院士还将“钱学森最高成就奖”奖金全额捐赠，设立探索基金，重点支持35岁以下青年人才投身“短期看不到效益、但长期国家需要”的研究。“当院士的家国情怀、学校的人才培养、青年的科研攻关共融共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就有了具象化呈现。院士们用亲身历程告诉学生：投身国家航天事业，一切都值得。”朱伟说。素有“总师摇篮”之称的西北工业大学，改革的着眼点则在另一处。改革的核心是，当国家急需攻克“卡脖子”难题，人才要第一时间顶上去！怎么做？答案是三个100%。


“论文选题100%来自大飞机、载人航天、深海探测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学生100%参与国防军工科研项目，100%赴国防科研单位实习实践。”该校电子信息学院党委副书记高敏介绍。


一位博士生参与设计的算法模块已应用于某型号装备。深度参与多项科研攻关，他深有感悟：


“我敲代码不仅是为了毕业，更是为了保家卫国。”


第二课堂也成为连接课堂与实战的“焊接点”——多个型号的总师走进校园讲课，学校的重点实验室向学生开放，各类项目与竞赛也牵引着青年学子从学习知识走向锤炼能力。


“学生们的变化很明显，他们不再问这题考不考，而是追问哪些技术还有待突破，未来的布局有多紧迫。在西工大，将人才培养‘焊’进国家重大需求，每天都在进行着。”高敏说。


北京理工大学则将功夫下在把不同学科“拧”在一起上，人才在交叉融合的环境里解决问题。教育学院助理教授郑丽娜告诉调研组，2026年学校新增“具


身智能”“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并试点“教育学博士+人工智能硕士”双学位项目。主要是希望搞技术的人多懂点教育，做教育的人多懂点技术，遇到国家重大需求的时候，两边都能接得住。


真问题，到底在哪里？


“以往教育界‘从论文到论文’，产业界则更多模仿和追赶国外，两边分得很开。”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汪玉说，他观察到在芯片、6G、I等国家急需领域存在“裂痕”，高校老师不知道产业卡在哪，产业人员没法把难题抽象成科学问题，“真问题”传不到能解决它的人手里。


为打通这条通道，清华电子系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设置四个虚拟班——人工智能+系统、集成电路、6G、光电子。从本科生中选拔学有余力的学生，配班主任和辅导员，定下规矩：企业出题，学生尝试解题。“这些学生不一样—


—他们面对的是真实产业场景里的‘硬骨头’，解决了，马上能用。”汪玉说。在“无问芯穹”公司实习的实验班学生，解决了产业界长期头疼的难题，


据此还写成了两篇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同样有所突破。


由上海市科委、闵行区与上海交大共建的“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如今已汇聚硬科技企业4300余家，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交大系”。近年来，上海交大主动谋划并获批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科技成果专项改革试点，在此基础上出台“1+5+20”成果转化政策——全国首创成果转化完成人实施模式，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有效缓解了企业转化灵活性与学校收益持续性难以兼顾的难题。绳子解开后，释放出来的不只是科研成果，还有意外收获——学生们不再只待在象牙塔里，而是走进企业，直面产业痛点，迅速成长。


一位博士生在此实习时，客户提出“功耗再降20%，否则订单取消”。他和企业工程师连续攻关数月，终于找到技术突破路径。订单保住了，方案成了下一代产品的核心卖点。毕业时，三家企业向他发出录用邀约。“他还有一篇顶刊论文，但更重要的是有真实落地的产品。”上海交大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周永丰说。


作为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上海交大探索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制度路径。学生可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系统设计方案、关键技术突破或重要技术发明等实践成果，作为申请学位的主要依据。这一制度设计，旨在推动工


程硕博士研究生评价从单一的“论文导向”转向“实践创新与系统集成能力导向”，使聚焦工程技术难题、综合性能突出的创新实践成果，同样能够获得学位授予体系的公正评价与学术认可。


慢变量正在加速但仍有梗阻与掣肘


科技迭代是“快变量”，人才培养则是“慢变量”。调研组深切感受到：如今“慢变量”正在加速——通过真问题进课堂、项目制学习、成果转化反哺教学、重大科技任务“订单式”培养，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成长为国家战略需求的参与者。然而在实践中，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耦合仍面临以下梗阻：


一是管理体制仍存条块分割现象，聚焦一体发展的政策协同不足。教育、科技、人才分属不同主管部门，各领域工作目标存在差异，治理逻辑不尽相同，难免影响三者的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此外，在省级层面，北京市委率先整合设立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广东省印发《协同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但尚有一些省份未出台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实施意见”（含任务清单等）。


二是增量人才供给错配、存量人才潜能释放不足。人才是科技创新关键因素。我国教育规模和人才队伍体量优势明显，但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仍较突出，尤其是重大科研项目的领军人才、基础研究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尚不能完全匹配原始创新需要。部分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和培养模式调整不够及时，课程内容与行业主流技术、真实项目场景脱节。此外，受限于传统人事管理中编制、身份等因素制约，各类高层次人才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跨行业流动仍不够顺畅，存量人才潜能难以充分释放。


三是科教产教融合深度不足，创新链条衔接存在断点。高校实验室与企业生产线、科研议程与产业真问题、课堂教学与前沿技术应用之间仍有错配。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尚有堵点，2025年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10.1%。部分产学研合作停留在项目委托、技术转让等层面；从深层看，既有概念验证和中试熟化不足、专业转化队伍薄弱等问题，也有权属收益不清、尽职免责机制不够健全等约束。


四是评价激励体系在执行层面存在偏差，影响创新活力释放。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核心的人才评价导向已确立，但教育评价、科技评价、人才评价在执行层面未能同步和联动。实践中功利化、短视化倾向未能彻底扭转，以人才称号、学术头衔论英雄的惯性依然存在；学术派系和圈子文化也在一定程度


上干扰评价的公正性。与评价体系相配套的薪酬分配和激励机制也有待完善，影响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投身基础研究、长期攻关的积极性。


更大力度、更深层次一体统筹推进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一个在实践中因应调整完善的动态过程，重在“一体”，也难在“一体”。须瞄准影响和制约全面创新的卡点堵点，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部署。加快形成横向协同、纵向贯通、整体联动的规划体系，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强化顶层设计与系统集成，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规划纵向贯通机制。健全高位统筹和跨部门协调机制，强化现有机制的统筹功能，实现战略、规划、政策、重大项目的统一决策和部署。压实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推广北京等地设立专门领导小组的经验，确保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部署在各地区规划中落实落地。构建一体化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期评估各地、各部门及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协同效能，将评估结果作为完善政策、优化布局的重要依据。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形成协同高效、开放共享的创新生态。在“双一流”建设和学科评估中，将服务国家战略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指标，并赋予更高权重。选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要素集聚区域，以及若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行业特色高校作为试点，赋予其更大的改革自主权。鼓励其在跨部门协调、人才评价与流动、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科研经费管理、校企深度融合等方面深化改革，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国改革。


优化人才发展全链条生态，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国家重大科研任务、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中，同步设定分层分类人才培养目标，实行平台、人才、项目一体化布局。完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的发现与支持机制，加强配套保障。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倾斜支持力度，提高其在国家重大项目中担任负责人、核心骨干的比例，设立专项长期稳定研究基金。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探索打破编制、身份限制，推行全员岗位管理。完善社保衔接、职称互认等配套政策，进一步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通道。鼓励通过“双聘”“兼聘”等方式，实现人才资源共享。加快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积极探索科教融合育人的新路径，培育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建设，


涵养风清气正的创新文化。


聚焦关键融合点，全域深化科教融汇与产教融合。建立紧密对接科技发展前沿和产业需求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常态化供需研判机制，打造“企业出题、高校领题、同题共答、联合判卷”的协同攻关新模式。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造、量子信息等重要领域，超常规布局交叉学科，建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和高水平专业特色学院。大力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更新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全面深化工程硕博士研究生培养改革，推广“校企双导师制”，让学生深度参与企业研发项目。支持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共建共享实验室和实践基地。鼓励企业专家到高校任教、高校教师到企业兼职，打造“双师型”队伍。加大力度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支持高校设立科技商学院，建立健全其认证、激励与职业发展体系。完善成果转化政策，探索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建立市场化收益分配机制。强化概念验证、中试熟化等环节的公共平台建设，有效降低成果转化风险。


深化评价体系联动改革，在多维度评价中营造人才成长生态。加强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的协同，共同制定体现一体化导向的评价标准和框架。人才评价强化对实际贡献、团队引领、人才培养成效的考察，并将科技成果转化、解决产业关键技术问题等纳入评价指标体系。科技评价全面落实代表作评价、长周期考核，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等实行分类评价。教育评价强化对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教师育人成效的考核。加强信息共享和结果衔接，减少重复评价。探索建立“同行评议”与“市场检验”相结合的评价机制，成果价值最终依据创新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来评判。厘清失信追责与探索失败的边界，为真正的创新探索提供容错空间。


陕西城乡融合发展调研报告


民建陕西省委会


一、概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X会精神，民建陕西省委员会将“陕西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列为年度重点课题，深入分析陕西城乡融合发展现状，准确把脉现存关键问题，调研组奔赴10个地市，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数据分析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基层干部、农民、企业家和专家意见，力求摸清真实情况、找准关键问题、提出务实举措，最终形成本报告，旨在为陕西省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助力陕西城乡协同迈向更高水平，为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二、发展成效


（一）县域经济规模持续壮大


2025年，全省83个县（市、区）GDP总量达到17215.66亿元，同比增长6.0%，高于全省平均增速0.9个百分点，县均GDP达207.42亿元，GDP超200亿元的县（市、区）达到29个，县域经济总量占全省GDP比重进一步提升[1]。特色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大荔县打造“冬枣+文旅”新业态，形成种植、加工、销售、旅游全链条。周至县猕猴桃品牌价值达75.31亿元，连续十年位居全国浆果类区域公用品牌首位；2024年旅游综合收入77.31亿元，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2]；2025年成功入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成为陕西省唯一入选县，此前已连续位列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全国第2位、西北第1位。蒲城高新区引进企业105家，形成能源化工、精细化工等四大产业集群。


（二）城乡要素流动互促共进


2025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1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缩小至2.54。苏陕协作机制持续发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稳步扩大，西安城乡融合要素交易市场交易活跃。农村闲置资源通过市场化手段被重新激活，城市优质资源正以更便捷的方式走向乡村。城乡产业合作、人才交流有效推动城市资源向农村流动，通过苏陕协作机制帮扶2.86万名农村劳动力、1.7万名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市场化手段盘活农村资源效率提升，2025年1—7月西安城乡融合要素交易市场累计完成农村住房和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交易687笔，总成交额18.87亿元[3]。


（三）城乡公共资源均衡提升


全省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超过92%，提前整省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评估验收。全省行政村全部具备标准化卫生室，51家县级医院入选国家“千县工程”，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覆盖90%以上城市社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面达95%，172万农村人口住房安全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96.5%，85.2%的行政村通5G网络，农村自来水、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分别达到97.7%和83.1%。西咸结合片区创新“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率先实现城乡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


（四）城乡空间格局优化增效


西安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体系初步构建，形成以西安市为核心的“米”字放射形空间格局，全省高铁建设规模进入全国第一方阵。2024年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16.3万公里，基本建成覆盖县、乡、村的农村交通网络。延安市形成中心城区与县域之间的1小时交通圈，有力支撑了城乡空间功能的高效协同。咸阳市坚持“一张图”统筹开发保护，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和口袋公园建设，空间资源利用效能显著提升。


三、存在问题


（一）城乡要素流动不畅，基础支撑不足


一是城乡要素流动仍受户籍、社保等制度制约。“实际居住+工作”落户政策仍存在落地困难，非户籍人口难以均等享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二是农村土地资源市场配置制度不完善。宅基地大量闲置，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不畅，规范的土地流转服务市场体系尚未建立，全省范围内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发育滞后。三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适应农村产业发展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金融机构对农村的信贷支持力度不足，经营主体贷款难问题仍然突出。四是城乡技术要素双向流动缓慢。农村地区缺少对新技术的应用，技术软硬件和人才等流动过程中存在着技术断层下的适配性问题。五是农村人才要素供给不足。大量农村年轻人向城市转移，农业科技、医疗教育、管理运营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下沉意愿不足，难以支撑城乡融合发展需求。


（二）县域产业融合度低，村集体经济薄弱


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特色产业不强、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产业链配套不健全等问题突出。部分县（市）“一业独大”现象明显，如咸阳市彬州、长武、旬邑3县（市）煤炭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90%左右，产业深度融合不够。


二是园区产业集聚度不高。一些县域产业园区主导产业不突出，存在高空置率和“有企业没产业”的现象，基础服务配套设施不足，产业支撑体系薄弱。同时，部分县域招商引资存在“重外轻内”现象，县域之间互相攀比、恶性竞争，不利于产业集聚和融合。三是集体经济缺乏核心竞争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5万元以下“薄弱村”占比16.7%，50万元以上村仅为25%，村集体经济过度依赖资源租赁收入和财政扶持资金的投资分红。此外，电商平台体系不健全，物流覆盖程度低，“互联网＋”农业发展受限。


（三）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均衡，内涵建设薄弱


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为44.8%[4]，陕南部分山区自然村仍未实现硬化路“户户通”。乡村5G基站密度、光纤入户率等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率较城市低30%-40%。二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不足。乡镇卫生院缺乏先进设备、缺乏高水平医疗人才的问题均未得到有效解决。一部分农村学校因生源萎缩被撤并。农村养老机构总量少，已建成的村级幸福院大多数因为经费不足而运营困难。三是农村公共设施“重建设轻管理”现象突出。公共健身器材由于缺乏维护资金，普遍管护不足、故障频出。


（四）生态价值转化机制亟待完善，绿色转型压力突出


一是生态共保联治面临挑战。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不同，对污染治理的目标和力度存在差异。同时，由于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和资金投入机制，导致生态共保联治工作难以有效推进。二是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陕南地区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承担重要生态功能，但现行生态补偿标准偏低，未能充分弥补当地产业发展受限的损失，导致“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现象。三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不足。2025年陕西省秸秆综合利用率为90%[5]，部分地区仍存在露天焚烧现象，造成空气质量下降。四是工业污染与水土流失问题。陕北地区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能源化工产业，工业污染严重。


（五）区域协同发展不足，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有待优化


一是产业链延伸和资源共享程度偏低。西安都市圈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为主导，人口和资源高度集聚。陕南地区虽生态资源丰富，但交通基础设施薄弱，难以融入关中经济带。二是西安都市圈发展存在梯度分化。核心区（西安+西咸）人均GDP可达10.15万元，而渭南市仅为4.69万元，约为西安的46%。三是县域城乡产业链条断裂问题普遍存在。县域产业布局仍以主城区和工业园区为核心，农村地区则产业基础薄弱，以传统农业和初级加工业为主，


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


四、对策建议


（一）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构建城乡双向互通新通道


1.深化要素配置机制市场化改革。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省域推进“多田套合”农用地空间布局优化改革。构建省级一体化要素流通网络，搭建城乡要素交易平台，建立人才档案电子化管理和跨域共享。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建立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考核体系，支持财政薄弱县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增强自我造血能力。推动陕北能源富集区与陕南生态保护区开展指标置换、收益共享，破解城乡资源分配失衡问题。


2.纵深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议由省公安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探索实施“居住证与户籍制度并轨”改革，建立以实际居住和合法就业为基础的户口迁移制度。在西安、榆林等人口净流入城市试点“新市民积分制”，将技能等级、社保年限、纳税贡献等纳入积分体系，凭积分享受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待遇。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省市县”三级共担机制，强化省级财政对吸纳重点人群落户城市奖补力度。


3.创新城乡人才流动机制。实施“三秦乡村振兴人才计划”和“银龄计划”，完善农村指导员、科技特派员和文化特派员制度，鼓励退休专业人才到乡村服务。鼓励科研技术人才以技术入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果转化收益按更高比例向个人倾斜。支持省内高校“研究生助力团”人才帮扶模式，以人才帮扶提高城乡融合“智力”水平。实施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强化青年入乡“引育用留”全链条政策供给。


（二）激活农村内生动力，构建三产融合发展新体系


1．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产业。建议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继续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产业。以“特色化、品牌化、规模化”为方向，推动特色农产品全链发展，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发挥重点村对周边村的示范带动作用。持续实施“陕字号”特色农业提质工程，聚焦苹果、猕猴桃、中药材等优势产业，在延安建设苹果深加工产业园、在眉县打造猕猴桃产业集群，推动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双提升。构建“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体系，加大洛川苹果、紫阳富硒茶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推广力度，充分释放铜川市宜君县


《药谷奇遇记》等IP品牌效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陕西农业品牌矩阵。2．全链条升级现代特色农业。建议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联合


牵头，以乡镇为基本单元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乡村产业和项目用地保障。编制《陕西省乡村振兴文旅融合规划》，重点打造秦岭生态游、黄河文化游、红色研学游等精品线路，推广留坝“民宿集群”“柞水木耳小镇”等典型模式，支持利用闲置农房发展乡村民宿、康养基地。在汉中、安康建设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推动“秦药”种植与养生保健、康复医疗深度融合，培育“农业+文旅+康养”新业态。以陕西农文旅发展撬动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开创“农文旅发展+人地业”协同发展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模式。


3．开展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工程。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明确资产权属。推动成员身份确认与股权量化，让村民成为集体经济股东参与收益分红，激发村民的积极性。拓展村集体经济，积极推广土地盘活、物业经营、产业引领、服务创收、联合合作等发展模式。激活人才要素，加快建立集体经济奖励激励机制，实行村干部绩效报酬与集体经济发展效益挂钩，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进行奖励。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吸引各类人员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三）夯实城乡发展基础，构建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图景


1.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强化对水利、交通、能源等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协调解决矛盾问题，合理优化空间布局，以更好地服务城乡发展。打造“一圈四极六城多镇”的城镇发展格局，以西安都市圈为核心，宝鸡、渭南、汉中和榆林为区域中心城市，铜川、延安等为市域中心城市，县城和重点镇为城镇化重要支点，统筹城乡发展。


2.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实施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农村供水提升工程和消除直饮窖水专项行动，全面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扎实开展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加快公共充电设施建设，推广千村万户“光伏+”项目。加快农村5G网络、智慧农业设施布局，推动灌区现代化智慧化改造，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建立基础设施建管并重机制，推广眉县“村民自筹+财政奖补+社会参与”管护模式，确保建成项目长期发挥效益。加大农村美丽庭院和小微公园建设，全方位提升村庄“颜值”与环境。


3.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与人口发展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服务配置机制，优化城乡学校布局，实施城乡教师“县管校聘”和校长轮岗交流制度，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深化“健康陕西”建设和三医联动改革，构建紧密型


的县域医共体，提升基层诊疗能力。建立陕西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探索建立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保险制度转换通道，实行城乡流动人员养老、医疗“便携化社保账户”管理。推广农村互助幸福院“党建+互助”模式，支持城市社区建设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完善救助联动协作机制，织密全省信息排查、帮扶救助、监督管理“三张网”，提升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水平。创新城乡文化融合传播推广模式，推进闲置设备和文化服务“双下乡”，带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软硬件“双提升”。


（四）践行生态优先理念，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


1.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议由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坚决落实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生态保护责任，建立与生态贡献挂钩的补偿机制，探索开展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森林碳汇交易试点，支持安康、商洛等地区通过GEP核算技术规范实现生态产品价值量化。设立省级生态经济发展基金，重点支持陕南绿色食品、陕北光伏农业、关中生态旅游等产业项目，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2.推进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升级。建议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按领域牵头，鼓励企业采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技术，在陕北能源基地实施双碳转型工程，支持榆林建设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打造零碳产业园。在陕南推进“两山银行”试点，整合碎片化生态资源进行规模化开发，培育林麝养殖、富硒食品等特色产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在关中平原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广循环经济产业园模式，构建工业、农业、服务业全领域绿色发展体系。


（五）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1.发挥都市圈引领作用。聚焦建设“三中心两高地一枢纽”，建强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功能体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同时，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基地等功能与设施，以及过度集中的公共服务资源，为强化核心区功能释放空间，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协同打造现代数字智慧都市圈，加快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布局，为城乡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提供支撑。深化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探索“土地指标跟着项目走、财政资金跟着绩效走”的动态调配机制。


2.打造县域经济特色化发展路径。统筹编制《城乡产业协同发展规划》，构建以西安为核心引领、三条区域发展带联动发展、多个增长点共同支撑的“一


核引领、三带联动、多点支撑”全域产业格局。针对陕南、陕北生态功能区，对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绿色食品、生物医药等产业项目给予用地指标倾斜和税费优惠。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持续提升特色小镇等产业平台，培育一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和专精特新产业园。实施“一县一业”培育计划，支持神木发展“飞地经济”、韩城建设黄河沿岸区域性中心城市、洛川打造苹果全产业链示范县，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格局。建立县域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城市化地区实施差异化评价，引导各县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3.实施纵向贯通城乡产业链工程。构建“城市研发+乡村转化”“城市市场+乡村基地”的产业链协作模式，依托现有县域工业园区配套建设检验检测、冷链物流等公共服务平台。引导银桥乳业、陕果集团等龙头企业在产地建基地、搞加工、创品牌。建立“陕企联农”对接平台，组织城市商贸流通企业与农村合作社签订长期采购协议，推广“直播电商+消费帮扶”模式，推动苹果、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直供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形成“产加销储”全链条贯通的城乡产业共同体。


新时代事业单位档案规范化管理的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付婷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档案管理法治化、标准化、数字化已成为刚性要求，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着传统档案管理模式的变革。事业单位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其档案是业务留痕、决策支撑的重要载体。当前，部分事业单位的档案规范化建设与新时代政策及技术环境脱节，管理短板日益凸显。因此，基于信息时代背景，开展事业单位档案规范化管理专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事业单位档案规范化管理概述


（一）事业单位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内涵。新时代事业单位档案规范化管理紧密契合国家档案法治建设与数字治理的整体要求，以制度建设为根基、流程管控为核心、技术应用为支撑、人员履职为保障，实现各项管理工作的协同统一。制度化管理要求事业单位严格遵循国家档案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标准，将管理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规则，确保各项操作合法合规。全流程管控需覆盖档案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利用、鉴定及销毁等全环节，通过标准化操作规范消除管理漏洞，以保障档案资源的完整性。技术应用实现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的同步规范，借助信息技术优化存储与利用模式，适配数字化发展要求。专业化的人员履职明确了各岗位人员的职责边界，依托专业履职能力保障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有序推进。


（二）新时代事业单位档案规范化管理的价值。新时代事业单位推进档案规范化管理，能够为单位的日常运转与长远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管理效能、安全保障、决策支持及合规建设四个层面。一是提升整体管理效能。通过规范档案管理，能够有效优化内部运转流程，提升档案检索与调取的便捷性，使档案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各业务环节，从而显著提升单位的整体管理效能与档案利用效率。二是强化信息安全保障。规范化的管理模式能够对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全环节进行严格把控，有效规避档案信息缺失、错漏或泄露等风险，全方位保障档案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与安全性[1]。三是夯实科学决策基础。档案资源承载着单位发展的历史数据与业务信息，推进规范化管理需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梳理与有效整合，从而为事业单位制定发展战略与规划提供真实、可靠的参考依据。四是推动事业单位合规建设。档案


规范化管理不仅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法规政策，更能主动适配数字政务的发展趋势，进而推动事业单位整体的合规建设。


二、新时代事业单位档案规范化管理的现存问题


（一）管理理念落后。在推进档案规范化管理的过程中，部分事业单位存在管理理念落后、认知偏差等问题，未将档案工作纳入单位整体管理体系。一是领导层重视程度不足。部分单位领导对档案工作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缺乏深刻认知，往往“重业务、轻档案”，导致档案工作在经费投入与人员配置等方面缺乏稳定保障，难以满足规范化管理需求。二是全员档案意识淡薄。单位内部各业务岗位工作人员尚未形成主动收集、及时归档与规范移交资料的工作习惯，各类业务资料的留存与移交工作不够规范，存在“重形成、轻归档”的现象。三是管理人员思维固化。部分档案管理人员长期受传统管理思维束缚，对信息化管理模式存在抵触情绪，缺乏主动学习和应用新型管理技术的意愿，阻碍了档案管理数字化转型的落地实施。


（二）制度体系不完善。制度体系是档案管理规范化运行的重要保障，但当前部分事业单位存在制度建设不健全、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难以形成有效的刚性约束。一是制度条款缺乏针对性。现有的档案管理制度较为宽泛笼统，未能紧密结合自身业务属性与实际需求制定细化条款，导致制度条文缺乏可操作性，难以真正落地。二是全流程规范缺失。在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借阅、利用、鉴定及销毁等环节，缺乏明确、统一的操作标准，导致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无章可循[2]。三是监督考核机制缺位。多数单位未建立常态化的档案管理监督与考核机制，制度执行过程缺乏有效监管，违规操作难以被及时发现和纠正，致使制度约束不足，管理效能难以充分释放。


（三）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较低。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与履职能力直接影响着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实际成效，但当前部分事业单位的档案管理队伍存在明显的能力短板。一是专业理论基础薄弱。部分管理人员未接受过系统的档案专业教育，在开展档案分类、整理、编目及归档等基础业务时，操作不够规范，难以达到标准化管理的基本要求。二是信息化技能欠缺。现有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素养普遍不高，无法熟练运用各类数字化管理工具对电子档案进行处理与日常维护，难以满足数字档案管理的现实需求。三是长效培养机制缺位。多数事业单位尚未建立常态化的专业培训与考核机制，导致管理人员缺乏持续学习和提升技能的稳定渠道，个人能力更新滞后。


（四）信息化建设滞后。信息化建设是新时代档案规范化管理的重要依托，但部分事业单位的档案信息化建设存在资源投入不足与建设滞后等问题，难以满足实际管理需求。一是基础设施设备陈旧。档案管理所使用的硬件设备老化严重且配置偏低，数字化处理与存储设备无法支撑多源档案的高效转换和系统的稳定运行。二是系统功能单一且存在“信息孤岛”。现有档案管理软件多仅具备基础的录入与检索功能，与单位内部其他业务系统缺乏有效对接，无法实现数据互通与资源共享。三是安全防护机制不完善。针对数字档案的安全防护体系存在短板，缺乏常态化的数据备份、精细化的分级权限管控及有效的风险预警措施，致使档案在存储和利用环节面临信息泄露与数据丢失等安全风险。


（五）档案全流程管理不规范。档案全流程管理的规范化水平直接影响着档案规范化管理的质量，但当前部分事业单位的档案收集、整理、保管、鉴定及利用等环节缺乏统一的管控标准。一是档案收集范围界定模糊。容易遗漏会议记录、内部规章及业务成果等关键资料，导致大量具备留存价值的档案资源流失。二是分类编目缺乏统一规范。不同工作人员的操作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档案目录编制混乱、检索标识不清晰，影响了后期档案查阅与利用的效率。三是纸电衔接与保管防护不到位。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的归档流程及内容核对缺乏同步管控，且未针对珍贵档案采取专业的防护措施。


三、新时代事业单位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对策


（一）更新管理理念。为扎实推进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事业单位应从更新管理理念入手，通过强化顶层统筹部署与深化全员思想认知，为各项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筑牢思想根基。一是强化顶层统筹与资源保障。单位领导班子应主动牵头，将档案规范化建设纳入单位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重点工作及绩效考核体系。同时，落实专项经费与人员保障，建议按单位年度公用经费预算的1%—3%核定档案专项经费，并按档案存量科学配置人员，夯实档案管理工作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基础。二是培育全员档案意识。依托内部会议、宣传栏、线上学习平台及岗位实操培训等渠道，深入开展档案管理宣传教育，促使单位全员深刻认识档案工作的价值，逐步树立“主动归档、及时移交、规范整理”的观念[3]。三是推动管理思维转型。引导全体档案工作人员树立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思维，积极学习数字档案管理的基础理念与实操技能。


（二）健全制度体系。事业单位需以国家档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为根本遵循，紧密结合自身业务特点与管理实际，构建一套覆盖全面、权责清晰、执行


有力的档案管理制度体系。一是提升制度条款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对现行档案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梳理与修订，针对不同门类档案的管理需求制定细化条款，摒弃笼统模糊的表述，确保各项制度内容贴合实际、便于落地。二是完善全流程操作规范。聚焦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清晰界定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借阅、利用、鉴定及销毁等步骤的具体标准与要求，为管理人员提供统一、明确的执行依据，保障全流程管理的标准化推进。三是建立常态化监督考核机制。推行“每月自查、每季度抽查、年度总评”的监督模式，明确监督主体与考核指标，定期核查制度执行情况，以严格的监督考核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确保各项管理规定落到实处。


（三）强化队伍建设。事业单位应构建“选聘—培训—考核—激励”全链条队伍建设机制，全面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与信息化能力。一是严把人员选聘关。根据档案管理的实际业务需求配齐专职工作人员，在岗位选聘与人员调配过程中，优先录用档案学、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人才，严控兼职代管比例，筑牢队伍专业化基础。二是构建常态化培训体系。建立系统化的培训体系，定期开展业务实操、数字化技能及档案法治专项培训，确保管理人员熟练掌握分类编目、数字化加工、系统运维及安全管理等核心技能[4]。三是完善科学激励机制。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将档案管理的工作质量与规范执行情况纳入绩效评价范围，对履职到位、表现突出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及优先晋升职称的机会，充分激发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主动性。


（四）推进信息化转型。事业单位推进档案规范化管


理需加快信息化升级步伐，通过持续完善软硬件设施与技术支撑体系，为数字档案管理提供坚实保障。一是完善基础设施设备。结合档案数字化处理的实际需求，及时更新各类硬件设备，配备高速扫描仪、档案级光盘刻录机、NS存储服务器及恒温恒湿调控设备，配齐数字化加工所需的配套设施。二是提升系统互联互通水平。选用符合《文书类电子文件元数据方案》等行业标准的档案管理软件，推动档案管理系统与O、业务审批、人事管理等系统实现数据互通，确保档案资源在合规范围内实现高效流转。三是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建立涵盖“‘本地备份+云端备份’、分级权限、病毒防护、风险预警”的四位一体安全机制，坚持每月进行数据备份、每季度开展安全排查，切实保障数字档案的安全性。


（五）规范全流程管控。实现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关键在于推进全流程精细


化管控，通过规范档案收集整理、分类编目、存储保管等核心环节，全方位保障档案资源的完整性与可用性。一是明确收集范围，确保应收尽收。结合单位职能与业务范围，清晰界定文书、业务、科技、会计、人事等各类档案的收集范畴，将所有具备留存价值的文件与业务成果纳入其中，杜绝有价值的档案资源遗漏或流失。二是统一分类编目，提升利用效率。严格按照行业统一规范制定档案分类与编目的执行标准，要求各岗位人员依照相同规则开展档案整理工作，构建清晰规范、检索便捷的目录体系，切实解决档案查找困难与利用效率低的问题[5]。三是强化协同保管。建立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协同保管的工作模式，做好两类档案的同步归档与内容核对。同时，为珍贵档案配备无酸纸档案盒、防磁柜、恒温恒湿库房等专业设施，全面强化对重要档案资源的保护。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在明确新时代事业单位档案规范化管理内涵与价值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当前管理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旨在为事业单位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提供可靠保障。未来，事业单位需紧扣档案法治建设与数字政务发展的时代要求，建立健全长效运维机制，推动档案工作持续提质增效，从而为单位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以“五改四好”为主攻方向探索超大城市高质量更新创新实施路径关于武汉市城市更新工作经验做法的调研报告


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肖正华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的关键阶段。湖北武汉作为超大城市，立足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坚持将城市更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人居品质、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系统谋划、精准发力、久久为功，逐步探索形成“聚焦‘五改四好’、践行‘六带五创’、推动‘五新’融合”的超大城市更新发展路径。其中，“五改”（既有建筑、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五大改造工程）是基础；“四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品质提升是目标；“六带五创”（“六带”即带改造、带开发、带建设、带整治、带保护、带管理，“五创”即实施模式、融资方式、资源配置、策划机制、审批流程五大创新）是实施路径；“五新融合”（推动城市更新与科技创新、产业焕新、治理革新、文化出新深度融合）是赋能手段。


建筑杂志社调研组结合赴武汉实地调研了解的情况，将该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有关经验做法予以总结提炼，供各地在城市更新实践中借鉴参考。


一、基本情况


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始终紧扣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要求，立足武汉发展实际，统筹空间重构、资源整合、政策集成、要素链接，锚定“四好”建设目标、抓实“五改”核心任务、深化“六带五创”实施路径、推进“五新”深度融合，以城市更新赋能城市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双重转型，全力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026年6月1日，《武汉市城市更新条例》正式施行。武汉市委、市政府还专门印发《武汉市实施“五改四好”加快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行动方案（2025


—2027年）》，明确三年攻坚目标，实行分批推进、滚动实施。全市首批启动80个市级重点更新片区，第二批谋划启动102个片区，计划至2027年累计完成182个片区更新建设。


届时，全市将新增“好房子”2万套、建成“好小区”200个、打造“好社区”173个，实现各中心城区至少建成1个“好城区”的梯次提质目标，全面构建城市更新全域提质新格局。


二、主要经验做法


（一）锚定“五改四好”工作体系，重塑城市更新价值逻辑


坚持问题、目标导向，武汉以“五改”破解城市发展难题，以“四好”树立人居品质标杆，构建从微观居住单元到宏观城区功能的全链条提质体系，打破单点改造、零散推进的传统模式。


聚焦“五改”精准施策，靶向破解城市难题。


统筹推进五大改造工程，实行“一类型一方案、一片区一策略”，精细化开展城市“微改造”，分两批审定下达182个“小而美”市级重点更新片区。既有建筑改造聚焦居住安全和功能老化问题，累计完成不安全住房、老旧不成套住房及节能改造300余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坚持民生优先，


完成300个老旧小区改造、建成173个完整社区，完善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民生配套；老旧街区改造兼顾文脉传承与业态活化，重点升级解放大道等三条城市轴线片区，打造三条特色文化游览轴线，活化利用16片历史街区；老旧厂区改造推动产业迭代与工业遗产保护双向赋能，推进北湖、汉江湾等片区升级，植入新兴业态、培育产业新动能；城中村改造提速提质，累计改造规模约560万平方米，一体化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打造“景中村”“绿中村”特色人居样板。


聚焦“四好”梯次提质，构建品质升级闭环。


以“五改”成效为基础，创新打造“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级递进建设体系，通过“单元划小、分类施策、滚动实施”模式，实现从单套住房、单个小区到完整社区、全域城区的系统性升级。同步编制武汉“四好”建设标准，实现城市更新提质“有标可依、有形可感、有量可考”，系统化提升城市人居环境与功能品质。


坚守民生为本，深化群众全程参与。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工作机制，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城市更新工作的根本标准，推行责任规划师、建筑师、评估师“三师联创”工作模式，打通群众参与城市更新全流程渠道。近五年累计完成1572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55.84万户居民。


（二）践行“六带五创”实施路径，破除超大城市更新瓶颈


针对超大城市更新协同难、落地难、运营难等堵点难点，武汉创新构建“六带联动、五创破局”实施体系，以系统思维统筹全域更新，以改革举措破除问题障碍，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依托“六带联动”，实现更新与发展同频共振。坚持“六带”六措并举，推动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功能完善、生态优化、文脉传承、智慧治理深度融合。以“带改造”激活存量空间，打造20个特色产业园，推进社区微更新，力争2027年完整社区覆盖率超50%；以“带开发”统筹存量增量，落地25个存量更新、50个增量开发项目，实现空间价值与服务品质双提升；以“带建设”补齐基建短板，优化综合交通体系，推进三大高铁枢纽功能升级，完成地下管网系统化改造；以“带整治”优化生态环境，建成100个社区公园、口袋公园，新增绿道200公里；以“带保护”传承城市文脉，实现历史建筑挂牌建档率100%、活化利用率70%以上；以“带管理”赋能智慧治理，搭建城市更新数字平台，深化BIM（建筑信息模型）/CIM（城市信息模型）技术场景应用，构建智慧化城市更新治理体系。


依托“五创破局”，健全长效实施机制。聚焦项目推进、资金保障、资源配置、方案编制、审批服务五大环节，以改革创新破除发展堵点。创新实施模式，推行“小片区、精算账、微改造、渐进式”更新方式，探索XOD（多元化导向开发）+新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EPC（工程总承包）复合型模式，落地一批“小而美、优而精”示范项目；创新融资方式，构建政府引导、国企主导、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市级财政安排5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累计落实政策性资金82.93亿元，联动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创新资源配置，推行土地混合开发、组合供应模式，完善容积率奖励、指标转移机制，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创新策划机制，强化专家研判、实地调研、公众参与，保障更新方案科学精准、贴合实际；创新审批流程，优化既有建筑改造、不动产登记等核心环节，压缩审批时限、提升服务效能，持续优化城市更新营商环境。


（三）以“五新融合”赋能引擎，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


跳出传统改造思维，立足超大城市治理痛点与转型需求，坚持把城市更新作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探索以城市更新促进科技创新、产业焕新、治理革新和文化出新，努力实现“五新”融合，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进而促进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以更新促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依托科教资源优势，聚焦环大学片区更新提质，搭建“源头创新—中试孵化—产业转化”全链条创新平台。青山楠姆科创片区聚焦新材料领域，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洪山星城中心项目探索“I+建筑”新模式，赋能建筑产业现代化升级；城投低空经济示范项目拓展


无人机应用新场景，推动创新要素向更新片区集聚、向产业一线赋能。


以更新促产业焕新，构建产业新体系。推动空间重构与产业迭代同频共振，推动老旧空间从“工业锈带”向“产业秀带”转型。复兴村烟火巷、昙华林等老旧街区成功转型网红消费地标，激发城市消费潜力；武汉航空新材料产业园聚焦高端制造，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武钢云谷·606产业园植入文创、商贸、休闲新业态，实现老旧厂区华丽蝶变；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盘活老旧工业资源，打造华中首个金融主题产业园，累计税收超16亿元，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以更新促治理革新，提升治理新效能。推动城市更新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完整社区。其中，青山区21街危旧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落地见效，实现居民安居提质；汤逊湖科技工作者社区推行定制化服务，精准助力引才留才；西马片项目创新“造服务、卖服务”可持续运营模式，破解社区长效治理难题。此外，武汉还同步建立了片区更新考核机制，构建“目标化、项目化、绩效化、考核化”闭环管理体系，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以更新促文化出新，擦亮文化新品牌。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历史文脉资源。通过推进历史片区更新、业态迭代升级、深化文旅商融合，打造“一桥两山”，推进“汉口百年风华之路”“武昌千年黄鹤之路”“汉阳万载知音之路”三大历史文化轴线。巴公房子、咸安坊、延庆里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成功焕新、火爆出圈。江汉路、黎黄陂路、吉庆街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持续擦亮江城特色文化品牌，实现文脉永续、城市焕新和多元增效。


（四）健全全域保障体系，筑牢更新落地坚实支撑


聚焦城市更新协同推进难、责任压实难、落地见效难等突出问题，武汉从统筹机制、清单管理、闭环管控三方面发力，构建全方位、常态化、长效化保障体系，全力打通各类堵点、破解各类难题，保障城市更新工作有序高效推进。


建强统筹调度机制，压实层级责任。市委、市政府加强领导，市委主要领导先后4次召开全市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人大、政协积极参与，在市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市城市更新专项工作机制，由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财政、金融等多部门组建实体化工作专班，设立5个专项工作组，建立“周例会、月调度、季拉练”常态化调度机制和“三级管理、四级服务”工作体系，形成了市区联动、部门协同、条抓块保的工作格


局。


推行清单滚动管理，精准攻坚破难。建立项目、政策、改革“三张清单”滚动推进机制。项目清单实行“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实施一批”动态管理，围绕3年182个片区更新目标分批推进、闭环落地；政策清单系统整合规划、土地、金融、审批等配套举措，搭建标准化政策工具箱，破除政策落地壁垒；改革清单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项目推进堵点难点开展专项攻坚，将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实现改革成果制度化、长效化。


完善闭环管控体系，提升落地质效。健全调度、督办、报告、调研、评价等常态化工作制度，构建“目标化、项目化、绩效化、考核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以标准化管控倒逼工作落地，规范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有效破解协同不畅、落实不力、推进滞后等难题，全面提升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政策落地、改革攻坚整体质效，为全域城市更新提质增效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三、行业启示


武汉市以“五改四好”为主攻方向的超大城市更新实践，为各地城市更新实践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加强立法为城市更新提供法治保障。


通过出台《武汉市城市更新条例》并配套3批39条专项政策，武汉城市更新形成了“法规+政策”双层保障。各地可将“城市体检先行”“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多元融资保障”等核心制度纳入地方法规，为城市更新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二是构建多元融资体系破除资金瓶颈。武


汉通过构建“财政资金引+政策性贷款跟+城市更新基金撬+社会资本参与”的四层融资体系，尤其是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融资和“统贷统还”等创新工具，为城市更新融资提供了多元化解决方案。各地可因地制宜进行制度创新设计，吸引社会资本“进得来、退得出、赚得到”。


三是坚持民生改善与动能转换统一。武汉


的创新实践表明，城市更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发展动能的转换和城市文脉的延续。将公积金政策嵌入危旧房改造、将创新社区嵌入老旧厂区更新，实现“惠民政策”与“产业政策”在城市更新场景中的有机结合；将危旧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老旧小区升级与培育新质生产力、传承城市文脉相结合，有助于实现居住品质提升与经济活力再造的双赢。


着力提升基层工会经审规范化水平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城建工会联合会的调研报告


江苏省南京市城建工会联合会马沛


新时代工会经审工作是严守工会经费安全底线、规范工会资金运行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动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贯彻落实上级单位关于工会经审工作的相关要求，江苏省南京市城建工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市城建工会）按照南京市总工会“讲政治、强基础、再创优、宁工享”的总体工作思路，对辖区内20余家基层单位工会开展经审调研。本次调研主要围绕基层单位工会经审工作现状、经审会组织管理、工会经费预决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与整改落实等关键领域开展，旨在全面摸清当前基层工会经审工作实际情况，找准存在的短板弱项，进而优化工作方法与路径，为提升基层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水平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


一、工作现状与成效


组织建设日趋规范，筑牢履职基础保障。近年来，市城建工会从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三个维度发力，指导基层单位工会完善经审组织架构，逐步形成权责清晰、运行有序的稳定架构。各基层工会严格落实工会委员会与经审会在组建、换届时同时考察、同时选举、同时报批的“三同时”要求，确保组织架构清晰、运行有序。同时，持续优化经审队伍专业结构，通过吸纳专业人才，促进具有财会、审计专业背景的委员占比稳步提升，切实夯实基层经审组织建设根基。


监督体系持续优化，构建多维协同格局。市城建工会紧扣《工会法》《中国工会审计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度，配套修订并完善了内部管理制度。本级经审会立足实际，主动下沉一线开展业务指导，督促基层单位明确岗位职责、规范实施程序、强化责任追究。通过一系列举措，使基层工会逐步构建起涵盖“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审计、闭环整改”的全链条工作机制，推动经审工作向纵深发展。


审计质效稳步提升，彰显服务大局作用。市城建工会经审会长期坚持执行常态化抽审机制，统筹谋划、突出重点，规范工会经费管理。通过严格的审计监督，有效纠治违规开支、超标准支出等问题，筑牢工会经费安全运行底线。对审计排查中发现的部分基层单位存在短板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的建议，并明确整改目标与时限，督促基层单位落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切实保障工会经费合规高效使用。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队伍建设存在短板，履职能力亟待增强。部分基层工会经审队伍存在专职人员配置不足、兼职人员占比偏高等问题，导致本级经审会难以充分发挥审计主体的监督职能，甚至出现经审会“虚设”现象。此外，部分经审人员业务功底薄弱、履职效能不强，他们对审计工作的新政策、新要求掌握不深，对绩效审计、管理审计及大数据审计等审计模式掌握不熟练，缺乏系统专业的技能培训和专项学习，难以适应新时代经审工作的发展需要。


上下内外联动不畅，全面监督合力欠缺。当前，部分基层工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壁垒仍然存在、监督联动机制尚不健全，制约了问题处置效能的充分发挥。部分基层工会经审会与财务、人事等部门的联动不够紧密，信息共享渠道不够畅通，未能形成全过程闭环的监督合力。部分基层工会存在“重事后纠偏、轻事前防控”倾向，缺乏长效管理机制，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动态监督未能完全落地见效。


重点靶向聚焦不足，多维审计深浅失衡。部分基层工会经审工作的重点监督覆盖不够全面、审计的深度与广度仍有不足。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基层工会经审会忽视了对工会经费预、决算的监管，审计工作多停留在财务收支合规性的浅层审查。对工会经费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决算核算的准确性、内部控制有效性以及资金使用绩效、风险隐患防控等深层次领域挖掘力度不够，未能充分发挥审计的“审帮促”作用。


数智赋能建设薄弱，审计转型进程缓慢。当前，基层工会信息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审计效能受限。多数基层工会尚未实现审计信息化，仍依赖传统手工审计，导致数据采集归集效率低、数据分析能力弱。审计工作仅停留在简单核对层面，缺乏常态化预警和动态监控能力，难以精准识别工会经费使用中存在的隐性风险与异常波动。


三、成因分析


（一）客观原因


普惠福利提质与经费承载能力形成供需失衡矛盾。2025年，江苏省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工会经费使用促进职工消费的若干措施》，将节日慰问福利上限标准从1800元提升至2200元，这一举措切实增强了职工的获得感


和归属感，对拉动内需、提振消费具有积极意义。然而，部分基层工会经费总额有限，收支缺口随之凸显。随着职工节日慰问、普惠性福利、文体活动等常态化刚性支出需求上涨，经费统筹空间持续收窄，导致专业技能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投入受限，经审数智化转型相对滞后。在仅考虑行政拨缴经费的留成部分，暂不计入会费、上级补助、历年结余、资产收益等其他法定收入的情况下进行粗略测算：假设某单位职工人均年薪20万元，按照基层工会60%的留成比例计算，其人均可用留成经费为2400元/年（即200000×2%×60%）。若全年节日慰问支出按上限标准2200元执行，剩余人均可用经费为200元/年，这200元需统筹覆盖职工教育、文体活动、维权帮扶及工会业务等全部法定开支，实操难度极大。在实际运行中，经费保障主要存在两种情形。一是经费保障缺位，存在较高违规风险。部分基层工会仅依靠留成经费，且无行政补助支持，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极易导致基层工会违规压缩必要的维权与服务支出；或为弥补资金缺口，违规将行政经费直接用于弥补工会经费，且未履行行政补助收入预算审批及独立核算程序，存在经费混用及违反财经纪律的风险。二是依法争取行政补助，实现合规兜底。在工会留成经费不足时，所在单位行政部门可依法按规定程序向工会拨付行政补助收入。该路径要求单位行政部门提前编制专项预算，通过对公账户向工会独立账户补充经费，以合法覆盖各项工会活动的支出缺口。综上逻辑推导，在仅依靠行政拨缴经费留成部分的前提下，若足额发放2200元节日慰问品，账面虽勉强平衡，但必然挤占其他工会法定开支，经费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合规性存疑。因此，福利标准的提高客观上倒逼基层工会必须优化经费统筹、盘活存量资金，推动工会财务管理从被动兜底的粗放型向统筹增效的精细型转变。


历史遗留沉疴难题与源头治本整改形成新旧转化矛盾。部分复杂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成因错综复杂、时间跨度较大，加之岗位人员频繁调整变动、原始资料归档不全、历史台账数据缺失等因素，导致问题定性厘清难、整改难度大。此类问题往往需要跨层级、跨科室、多部门协调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问题的整改周期，提高了问题的处置难度。


（二）主观原因


思想认识存在偏差，审计监督意识淡薄。在思想认识上，部分基层单位工会对经审工作重视不足，片面将其视为程序性工作，未充分认识到审计在防范风险、绩效管理中的作用。少数经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不强，存在怕


得罪人的畏难思想，导致审计监督质量不高。


制度执行流于形式，内控管理效力弱化。在制度执行上，部分基层单位工会虽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内控管理制度，但在实际执行中不够严格，制度流于形式、落实浮于表面，约束力和执行力未能充分有效发挥。


四、对策与建议


市城建工会聚焦健全长效机制、建强专业队伍、抓实闭环整改、深化数智转型四大重点任务，通过强化责任担当、创新工作方法、补齐工作短板，全力推动工会经审工作从“合规监督”向“绩效监督”转型，切实发挥审计监督作用，为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以系统思维优化工作流程，狠抓问题闭环整改。市城建工会坚持压实层级责任，筑牢队伍根基，配齐配强经审人员，健全内控制度，构建问题清单台账动态管理制度。为深化协同监督，强化上下联动，逐步建立本级经审会与本级财务、纪检监察、人事等部门的联动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共享审计信息，形成监督合力。同时，充分发挥工会全委会、经审会等监督载体作用，严格落实经审工作定期报告制度，持续巩固多元化监督基础，全面提升指导监督质效。


以认知提升强化专业技能，培育优质审计队伍。市城建工会坚持多维拓宽经审经验宣传渠道，推动经审人员由知识积累的量变迈向履职能力的质变。具体来看，充分运用好南京市总工会“宁工享”线上服务平台、工会官方网站、专题业务培训会等渠道，推进业务指导工作，不断提升协同指导的工作力度，扩大服务覆盖面。充分用好《中国工会财会》杂志，强化工会经审业务知识的迭代升级，重点提升经审人员“能查、能说、能写”的能力。通过组织经审委员开展对基层工会财务审计工作，实现岗位练兵、实战实操，推进“以审代训、交叉互审、现场研学”的工作模式。


以矛盾导向定向精准施策，深化审计成果运用。市城建工会坚持聚焦工会经费预决算管理，严把预算编制和决算核查关口，严格遵守工会经费收支政策，推动经费管理从重分配向精细管理、绩效管理转变。为强化成果运用，构建良性循环，将审计结果及整改成效作为工会考核、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针对长期整改不到位的典型问题及时通报，做实警示教育，切实发挥审计“审帮促”的建设性作用。


以前瞻思维推进数智赋能，提升审计监督质效。市城建工会积极搭建数智平台，强化数据预警功能，鼓励具备数智化建设条件、会员众多且工会经费较


多的基层单位，加快工会数智化建设步伐，打通工会经审、财务、资产的数据互通，全面提升审计效率和质量。同时，严守数据安全底线，规范各类材料的采集、归档与存储，做好保密管控与长效数据管理工作，为经审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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