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评论汇编【7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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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评论汇编【70篇】


目录


1.一寸丹心图报国4


2.如何缓解石窟寺考古人才断档之痛8


3.以“正确党史观”观党史11


4.扩大消费，先要让消费者感受到友好14


5.明代府衙遗址变驾校 怎样整改15


6.实现“双碳”目标须推进源头防治16


7.艺术考级改革应该提上日程19


8.托幼事业需要尽早做好顶层设计21


9.城市筹建新大学应处理好两大关系22


10.农村不能成为打击“黑医美”盲区25[readpay]3[/readpay]【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11.好莱坞在中国电影市场何以式微26


12.提高政治执行力的着力点28


13.生育养育教育 公共政策如何设计共“育”未来30


14.以产业升级破解劳动力短缺问题32


15.“社恐”会成为我们时代的流行病吗35


16.严守耕地红线，别再打挖田造湖的算盘38


17.对举报家暴进行奖励值得提倡38


18.科技赋能，防范“因病返贫”41


19.区块链技术适于推进个人征信体系建设43


20.基础学科“又难又穷”？刻板印象该破除了46


21.客观看待社会心态挑战，提升治理效能48


22.坚决把假劣农资清出市场51


23.“芯片跃进”之后别再来一波“量子跃进”了吧51


24.“链长制”是构建全产业链生态有益探索53


25.摒弃唯升学率的政绩观 扭转义务教育应试导向56


26.“清华取消申请硕士学位须发论文”的启发59


27.延迟退休会挤压年轻人就业吗60


28.规范大学生网贷，有政策更要有落实64


29.留学回国者众 就业如何保稳65


30.锚定目标，笃行实干66


31.“三十五岁困境”从何而来69


32.确定工作时长应从劳动力市场全局出发72


33.扫码点单侵权维权为何成了老大难75


34.影视圈“唯流量”现象该终结了76


35.“婚姻推迟”背后是社会学命题77


36.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80


37.坚定自信建设文化强国83


38.医美整形为何成为一种时尚85


39.引导更多社会捐赠资金进入基础研究领域88


40.当代诗为李商隐所作？引经据典切忌人云亦云90


41.村史馆“变味走样”是形式主义之祸91


42.有效衔接，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92


43.专业知识作者正在改变网络文学95


44.中国应努力率先形成“数字生态”97


45.青少年模式能否有效，平台态度最关键99


46.高能低就：我们的教育失配了吗100


47.“剑桥英语”怎就成了一种资质103


48.“双一流”建设评价新规释放出何种信号105


49.多多关心青年“尼特族”107


50.零工经济是一种新的工作范式110


51.别让校外培训退费成为老大难113


52.学史明理，把握规律明方向114


53.三星堆文物为何再度引发高度关注117


54.科技兴警，助推公安工作质量与效率变革120


55.“县中塌陷”是县域整体教育的警示信号122


56.课程思政重在协同育人124


57.短视频不能成为假医生的“行骗工具”126


58.找回走失的“数字自我”127


59.先修课程能有效衔接“大”“中”教育吗 130


60.沙尘暴“卷土再来”，治沙任重道远 132


61.依法治理App 过度索权是强化个人信息安全的基础135


62.夯实乡村振兴的治理根基137


63.舌尖上的文化建构140


64.《觉醒年代》“破圈”贵在一个“真”字141


65.GEP 核算，让生态保护由“缰绳”变“引擎”142


66.“公民同招”后，民办校学费缘何齐涨145


67.“剧本杀”是如何俘获年轻人的148


68.疫苗接种超一亿人次 加油群体免疫151


69.“啥都会”的“吹牛干部”越少越好152


70.推行文明祭祀应多靠引导而非强制153


一寸丹心图报国


作者：王杰《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6 日 11 版）


受邀担任《平“语”近人——总书记喜欢的典故》（第 二季）第五集《愿得此身长报国》、第六集《一言为重百金 轻》的思想解读人，笔者深感荣幸。在准备笔杆子君和录制节目过程中，对爱国主义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理解。当前，全国上下仍处于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 时期，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认为，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大环境下，更需要我们大力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过无数难以想象的磨难、危机和挑战，但是，中华民族始终能够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以顽强拼搏的强大生命力，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深厚而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旗帜。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自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百年的风雨漂泊，一百年的砥砺前行，始终高扬的旗帜就是爱国主义。我们党成立之初，国家 正处于军阀割据、外患深重、民不聊生的局面。中国共产党 义无反顾，肩负起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重任。中国共产党人将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解放道路。经过 28 年的不懈努力，一举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外国侵略者架起几尊



大炮就可以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的历史，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是支撑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投身中国革命实践的强大信念。纵观无数共产党人的一生，支撑其生命火花的强大精神力量，当属蕴含在内心深处深厚的爱国情怀。一百多年前，在沈阳东关模范小学的小小课堂上，少年周恩来发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呐喊。 一百多年前，少年邓小平怀报着“工业救国”的梦想，漂洋过海，到达法国勤工俭学，在实践中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像周恩来、邓小平一样的共产党人还有许多，他们都忧国忧民、志向远大，不仅心存梦想，而且努力为梦想去奋斗。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把实现中华民族富强的重任扛在肩上。党带领人民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 权，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面对“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外国封锁的局面，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富裕之道。新中国成立后近 30 年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重大成就， 为经济独立自主、持续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亿万中国人民过上了富足安康的幸福生活。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话的背后是他炽热的爱国情怀。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人民的安康和



幸福而奋斗，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情怀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各项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前列，科技创新不断涌现，重大工程捷报频传。现在我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百姓收入不断提升，人均收入进入世界中等国家的行列，电视机、电冰箱、电脑、汽车等进入普通百姓之家，百姓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为了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我们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数以千万计的人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新时代、新征程，新担当、新作为。爱国主义精神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精神支撑。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在世界上率先控制住了疫情蔓延，一个重要依托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扣人心弦的动人事迹。武汉疫情暴发后，广大医务工作者不畏艰辛、义无反顾，从四面八方、天南海北赶来支持武汉人民、湖北人民抗疫。在党和政府的领导组织下， 众多建筑工人放弃回家过年团圆，舍小家为大家，不怕苦， 不怕累，敢于拼搏，用了十几天就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



医院，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广大人民群众听从党和国家的领导，自觉遵守防疫要求，减少社会交往，主动戴口罩， 用实际行动支持全国的抗疫。在疫情防控的艰难时期，脱贫攻坚工作仍然紧锣密鼓地进行，广大扶贫干部深入一线，走进困难百姓中间，为百姓脱贫想方法、谋思路，帮助困难群众摘掉贫困帽子。在这些扶贫干部中，有的是家有老人需要照料，有的是孩子依然年幼，有的是面临着其他生活困难， 但他们依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奔波在脱贫攻坚一线。2020 年 6 月，在中国西部边陲，边防官兵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与外军进行英勇搏斗，团长祁发宝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壮烈牺牲。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在其他生产和建设领域，爱国主义精神同样结出累累硕果。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对于这些成就的取得，爱国主义精神是动力，是引力，也是合力，汇合无数的力量，建设祖国。


爱国主义精神也是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 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奋进的主旋律，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是推动中华民族历史不断前进的磅礴力量。爱国主义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爱国主义精神构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爱国情怀，是对国家和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的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集中体现。对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来讲，爱国主义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是一支凝聚人心的火炬。只要我们心中有祖国，只要我们始终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帜，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以何种方式，都能使 自己成为一名正气凛然的爱国者！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成就伟大的事业。近代以来，从林则徐到谭嗣同，从孙中山到黄兴， 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 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复兴时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应该看到，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高扬爱国主义旗帜，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让爱国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在品质，让爱国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呼声，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创造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丰功伟绩，汇聚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 量。


（作者：王杰，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总书记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何缓解石窟寺考古人才断档之痛


作者：张剑葳《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6 日 11 版）


【文化评析】


中国石窟寺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内涵深厚，是我国灿烂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中华



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中国的石窟寺， 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世界同类文化遗产数量的 63。


几十年来，中国石窟寺研究与保护成绩斐然。目前，中国的石窟寺保护逐步实现了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的转变，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石窟寺研究与保护领域的成绩，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努力奋斗，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然而， 研究和保护这一重要文化遗产的人才队伍却十分薄弱。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指出，我国石窟寺人才培养体系有待完善，“考古人才渐现断档之势，全国不到 20 人”，石窟寺文物保护、数字化技术人才更是严重缺乏。


据笔者所在的团队统计，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龟兹、大足石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各大石窟寺保护或相关研究机构的正式在编人员仅有 1500 余人；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认定的具有石窟寺保护执业资格的“文物保护责任设计师”仅有 252 人，“文物保护责任工程师”仅有 278 人。全国各大高校中，石窟寺考古（含石窟寺艺术）研究方向的导师仅有 34 名，石窟寺保护科技方向的导师仅有 19 名， 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机构也在培养石窟寺人才，全国每年能够培养的专门人才总量仍非常有限。


为了突破石窟寺在研究、保护、管理方面的人才瓶颈，


近年来我国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目前，近 50的石窟寺国保单位成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并创新了管理方式，例如敦煌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和新疆文博院克孜尔石窟研



究所就整体负责区域内和临近多处的石窟寺保护管理和研 究任务，让现有的人才力量发挥更大的辐射效应。


石窟寺数量众多，基本信息的记录、保存状态的观察和存在问题的分析，都需要石窟寺所在地基层文物保管机构的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早就指出，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主要应依靠石窟寺所在地基层文博单位的力量。尤其是那些石窟寺保存数量较多、规模较 小、位置较分散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石 窟寺所在地的文物保管机构来完成。自 1988 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等与北京大学先后联合举办了两届石窟寺考古专修 班，四川省文物局与北京大学合作举办了一届佛教考古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这些人才培养的探索为推动石窟寺研究和保护事业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当下，石窟寺研究与保护事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事业的开展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而人才队伍的建设， 笔者认为应在高等教育与行业人才培养两个轨道上协同开展，既要支持引导开展石窟寺考古和保护专业人才的学历学位教育，也要延续基层行业人才培养、进修的有效经验和良好传统，支持有能力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在这两方面都加大投入，承担人才培养的责任。


石窟寺考古人才培养涉及的专业领域较多，既包括中国佛教史、佛教与石窟寺考古、汉文佛籍目录、石窟艺术史等核心内容，也包括石窟寺中表现的古代建筑、服饰艺术、乐 舞艺术、社会生活等专题内容，还要包括石窟寺的数字化记录、石窟寺保护工程等科技保护的相关内容。综合性大学在



这方面优势显著，理应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调动多学科力 量助力人才培养与储备。


在敦煌莫高窟，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要“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在云冈石窟考察时，总书记又叮嘱道，“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无论研究、保护还是利用，都离不开人才队伍的代代传承。要积极培养壮大石窟寺考古的人才队伍，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具有传统优势的高校、科研机构和遗产地应协同合作，在石窟寺考古的教学、研究和保护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张剑葳，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副院


长）


以“正确党史观”观党史


作者：沈传亮《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6 日 11 版）


【光明论坛】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总书记明确提出 “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观点，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观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继承发展，又富 有现实针对性，为党史学习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本遵循。【更多 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坚持唯物史观是树立正确党史观的基础。中国素有深厚史学传统，强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不仅深受优秀史学传统的滋养，而且信服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鲜明指出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 的前提，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具体的人，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个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意识，而不是相反，不同时代的物质实践条件决定了不同的思想观念。这不仅让唯心史观威风扫地，更让我们眼界为之一宽，能科学分析人类发展大势和世界风云变幻。毛泽东同志深谙此道，撰文《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强调运用“古今 中外法”，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富有创见的大量论述，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是我们树立正确党史观的根本遵循。


准确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是树立正确党史观的应有之义。大党百年一路走来，犹如大江入海，奔腾不息。 只有把握住历史前进的方向，站在正确的一边，才能乘风破浪，浩荡前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而进行的不懈奋斗，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围绕这一主题主线展开的党的不懈奋斗史、党的理论探索史和党的自身建设史，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我们党的一百年， 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准确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就要坚持以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正确对待党史上的人和事，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看、辩证看，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明确会议的前因后果，剖析人物的褒贬是非。


处理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是树立正确党史观的必然要求。百年党史是一脉相承的有机统一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但其本质都是我们党领



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以形而上学的眼光将二者割裂对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同时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了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因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全面认识与科学把握不同时期的时代条 件、发展水平、社会认知，分清主流与支流，这是树立正确党史观的必然要求。


树立正确党史观还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 误史学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打着“戏说”“恶搞”的幌子， 歪曲历史、抹黑英雄、解构崇高，其本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理合法性。对错误思潮我们应注重用事实和史料说话、用扎实的学术研究支撑，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揭开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虚伪性与荒谬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不可或缺的清醒剂。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歪曲历史意味着忘本。不少国家的政权被颠覆，不少民族备受屈辱，都与忘记或歪曲历史，进而人心被 搞乱有关。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的深刻教训，告诉 我们不尊重历史、没有正确史观，会造成怎样无可挽回的颠 覆性后果。知所从来，方知所去。党史中蕴藏着党取得伟大 成就的密码，我们要以正确党史观为引领，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以更加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作者：沈传亮，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 副主任、教授）


扩大消费，先要让消费者感受到友好


作者：斯远《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6 日 11 版）


【光明时评】 又到“3·15”。


这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各部门打假的辉煌成绩：2020 年， 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侵权假冒犯罪、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破获刑事案件 2.1 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2 万余名，涉


案价值 180 余亿元。这一天，我们也会看到各种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案例，如山东聊城给活羊灌水后宰杀，注水羊肉居然行销多省；广西南宁武鸣给当地特产沃柑浸防菌药保鲜，两 三个月都鲜亮如故……在这些案例背后，更多的是消费者在沉默地期待“事情慢慢好起来”。


应该说，我们的消费环境在改变，至少在公开层面，鲜 有商家明目张胆欺瞒消费者，而监管方面也较以往更加注重响应民意。但是也该看到，造假的财大气粗，售假的咋咋呼呼，而受了委屈的消费者来来回回被敷衍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商家的自觉自愿上，也不能 指望通过每年一度的消费者权益日解决所有的消费困境。改 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40 多个年头，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成为社会共识，消费者维权不该只在一个节日，消费者的地位也 该逐步提升。扩大消费、提振经济一直被反复强调，因此， 更需要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创建一个消费者友好型社会。 消费者所遭遇的困境也折射出一些地方长期存在的错


误认知与行为：重生产，轻消费；重推销，轻维权；重个案 查处，轻普遍治理。这些问题传导到社会终端的消费者，无



疑会使其成为价值排序中靠后者。消费社会，首先要对消费者友好，眼下最迫切的或许是保障平等交易，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能让商家垄断信息，故意误导、刻意欺诈消费者。


在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了，识别能力也提高了，这是好事，但也面临着新的风险。监管方应该与时俱进，迅速跟进，提高消费者维权的效率与精准度。以 举报热线为例，当下的网络互动如此便捷，继续依靠一部投诉热线，很难实现更高效率的维权，一些新的维权平台开始被更多人选择。这也提醒有关方面，应该重新规划设计消费者维权体系构架。当前，各地高度重视扩大消费，更要拿出 实实在在的措施，以更坚决的态度和手段，严厉打击假冒伪 劣，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消费者权益。


一个让消费者感受到友好的环境，才会有真正的商业文明，才能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实际上，这也是提升社会治理 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斯远，系媒体评论员）


明代府衙遗址变驾校怎样整改


作者：王钟的《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6 日 11 版）


【网言】


山西长治潞安府衙遗址是 2006 年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近日有媒体调查证实，有企业在遗址 一类保护范围内铺水泥地，改建成驾校训练场。当地文旅局称，该企业经营困难，故通过此举创收。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对不可移 动文物所核定的最高保护级别，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潞



安府衙遗址被破坏，文物部门显然要进行深刻反思，将执法责任落实到位。根据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或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因此，文保单位的使用人和所有者要尽到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从根本上 说，由专业的文保机构对文保单位实施修缮和保养，进行日常的管理，才能更好地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就地保护，这也有利于对公众进行开放、实现文物价值的传承。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各种条件，积极协调，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日得到专业文物保护力量的日常支持和维护。通过协调产权单位腾退等办法，解决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责任虚置的问题， 各地已有丰富的案例经验可循。2006 年，恭王府历经 28 年完成腾退，实现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了解清代王府和王府文化的“网红”景点。可见，只要下定决心，很多看起来难以克服的困难都可以一步步克服。与此同时，现有文保单位的使用人和所有人也要服从大局，守土有责，给子孙后代一个交代。


（原载于光明网 作者：王钟的 摘编：刘朝）


实现“双碳”目标须推进源头防治


作者：许光清《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7 日 02 版）


【光明论坛】


3 月 15 日，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 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成为热点， 会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减污降碳” “坚持源头防治、综合施策”“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落实 2030 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 2030 年前【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锚定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已然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有力抓手，成为我国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 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议题。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总体上取得了明显成效，能源产业和工业领域内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常规大气污染物的末端治理设备应用广泛，“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生态环境 9 项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大气环境方面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但是，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总体上还处于中低水平上的提 升，城市空气质量总体仍未摆脱“气象影响型”。以京津冀地区为例，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污染物排放基数尚处于高位，遇到不利气象条件，极易出现污染过程。近日有专家认为，华北地区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在现有基础上再减少 70到 80，才有可能完成“十四五”期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的目标。可见，末端治理已经难以满足大气污染防治的要求。


实现“双碳”目标，要求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进一步从末 端治理向源头防治转变，倒逼我国能源结构深刻转变，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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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实现能源转型变 革。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虽然煤炭消费比重逐年降低，但 2020 年初步


核算仍高达 56.8。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了降碳与减污之间有很强的协同性。因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与常规大气污染物具有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点，我国 70以上的常


规大气污染物和近 90的二氧化碳排放都与化石能源的燃烧利用紧密相关。加快推动能源转型变革，从源头推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这是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必经之途。


“双碳”目标的本质要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走上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近 10 年来，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共识，实现“双碳”目标要依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本质上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逐渐“脱钩”。近年来，我国能源利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缓慢增长的平台期，由于二氧化碳的收集与封存设施价格昂贵，适用条件严苛，中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应用。在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下，更应该重视源头防治，注重将“绿色+”理念贯穿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推动产业结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的绿色化转型。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未来全球都将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和碳中和，低碳发展能力、低碳先进技术和低碳经济体系将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阶段。“双碳” 目标的实现要依托以创新驱动为导向的经济体系的建立，通过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优



势，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这既顺应了现代化发展进程， 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赢，也将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经济在全球的长期竞争力。


（作者：许光清，系中国人民大学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系主任）


艺术考级改革应该提上日程


作者：许洪帅《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7 日 02 版）


【新闻随笔】


两会期间，曾有委员和代表聚焦音乐美术等科目的社会考级问题，提出了“调整或取消音乐类考级制度”“制止儿 童美术考级”等建议。


最近几年，音乐美术等艺术考级问题屡屡在两会期间被关注提及。社会艺术考级在中国已经开展近 40 年，经过发展，目前在中国已形成了音乐考级、美术考级（含书法考级）、 舞蹈考级和表演考级等四大类、覆盖 70 多个专业的庞大业余考级体系。


艺术考级的大发展，为中国广大青少年敞开了艺术学习的大门，解决了数量庞大的艺术培训教师的就业问题，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在长期 发展过程中，艺术考级存在重技轻艺、重教轻育的导向，对 考级评定结果的利用过于功利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教与学的扭曲，使艺术教育走向短视与失真。再加上诸多 利益的深度勾连以及由此形成的持续“逼迫”，在相当程度上给学习艺术的孩子们带来不小的干扰甚至痛苦，使他们丧失了艺术学习的快乐和享受，让越来越多的考级参与者陷入彷徨无助，致使艺术考级饱受诟病，持续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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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学习而言，考级仍然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自我学习、约束、激励、肯定的学习方式，其“教会、勤练、有演有展”的教学路径，能够为青少年提供继续学习的目标、动力和手段，培养良好的学习态度及习惯，培养聚精会神、持之以恒、自我控制等能力，并增进青少年对人与世界的理解。 因此，在艺术学习及其社会考级方面，与其“取消”和“制止”，不如就此整体审视近 40 年的艺术考级带来的发展效益与社会融入情况，比如，到底是考级本身出了问题，还是考级治理的体制机制出了问题，对于那些亟待破解、纠正和变革之处，应下大气力推进相关工作。


2017 年《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再次修订，其在制度设计上出现的非连续性、选择性收缩等问题，应在艺术学习的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和完善。推进艺术考级制度改 革，要牢牢抓住艺术考级教学大纲和改革评价体系这个“牛鼻子”，引导行业和家长面向青少年终身学习的成长目标， 锚定健康成熟的人格发展。要紧密依靠工作专委会职责，严格规范考级专业设置，精准提升指导教师专业素养和考评教师职业操守。此外，还需全面优化相关监管体系，畅通舆论监督渠道，利用自查报告、行业报告、年度发展报告制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以艺术考级的名义侵害广大青少年群体利益的行为，要紧盯不放，从严治理。唯有坚定改的决心，改到位、改彻底，方能推动艺术考级高质量发展。


（作者：许洪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艺术与国防教 育研究室主任）


托幼事业需要尽早做好顶层设计


作者：济兼《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7 日 02 版）


针对当前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妇女生育意愿不高的现 状，今年两会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多部门合作加强生 育社会支持政策，加快建设普惠性托育机构，增加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财政补贴力度和覆盖范围，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幼服务。


加强生育的社会支持，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命题。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剧和社会人口结构变化，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但配套支撑政策仍亟待优化。当前，社会发展节奏快，年轻父母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隔代看护仍是幼儿养育的主要模式。但一些家庭因为老人身体状况不佳等原因，难以承担看护幼儿的重任，这成为一些家庭的烦恼。因此，寻求托幼服务成为许多家庭的刚需。


从目前情形看，无论公共托幼机构还是民办托幼行业， 发展都面临着不少问题。由于缺乏政策支持，一些公共机构对托幼工作重视不够，配套激励手段不足，甚至将其视为“烫手的山芋”。而民办托幼机构普遍呈现“小散弱”的特点， 特别是由于 3 岁以下幼儿看护的特殊性，托幼机构收费普遍比较高，并且孩子年纪越小收费越高。与此同时，托幼机构从业者薪资水平普遍较低，人才引进困难，人员水平也参差不齐。


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同时，社会支持缺失的短板日益显现。养育成本过高、无人照顾成为不少家庭不想或延迟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快完善公共托幼事业、规范托幼市场发展已刻不容缓。某种程度上讲，托幼是一件“大事”，



而不应该成为一些家庭的“私事”。为此，要鼓励公办教育机构资源向托幼领域延伸，通过政策支持建立公共托幼体 系。近年来，一些城市中小学探索出台延迟放学、托管支持等服务，但多是零星试点，没有形成机制。此外，也要适当 发挥幼儿父母单位的积极性，鼓励用人单位创办母婴室和托育服务设施，实施弹性工时、居家办公等灵活措施。


另一方面，也要激发托幼市场的活力。市场是最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目前一些托管机构既未在工商局注册登记， 也未在教育部门备案，长期处于监管的盲区，导致幼儿人身安全、食品安全和托幼服务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对此，相关部门应当加快制定有关校外托管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明确托幼机构的服务标准以及经营者、消费者、监管者的权利和义务，让托幼市场的发展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托幼事业需要尽早做好顶层设计，加强系统谋划，既发挥好政策指挥棒作用，推动托幼公共事业尽快普及，促进托幼产业健康发展，又通过政策引导，培养一批既懂教育又懂经营、既懂教学又会沟通的从业者，研发针对性强的精品课程，引导托幼产业高质量发展，免除更多家庭的后顾之忧。


（作者：济兼，系媒体评论员）


城市筹建新大学应处理好两大关系


作者：熊丙奇《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7 日 02 版）


【光明时评】


大学是城市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当城市间的竞争愈加激烈，高教资源作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后发优势，自然越来越受到重视。据媒体近日报道，积极筹办新大学，已成 为近年来一座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根据 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2020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2738 所。而 2000 年这一数字仅为 1041


所，也就是说，在过去 20 年间，我国高校数量翻了近 3 倍。最近几年来，一批正在积极筹建中的新大学，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扎根。2018 年，深圳市与中国科学院正式签约共建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2020 年 8 月香港城市大学


（东莞）建设公开招标，估算投资 307 亿元的香港理工大学


（佛山）也于同年启动建设。


对于各地筹建新大学，舆论的反应不一。赞成者认为， 高起点筹建新大学，可以丰富当地的高等教育资源，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尤其是软实力；反对者则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过了快速扩张的年代，进入普及化时代，一些地方的高校已经面临生源危机，不宜再筹建新大学。


在笔者看来，各地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筹建新大学，只 要经过严密论证，并无不可。关键是在筹建一事中处理好两 大关系：一是大学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二是新与旧的关系。


“一流城市，一流大学”，这是不少人对大学和城市关 系的界定，说的是大学与城市相互成就。表面上看，这个观点没什么问题，不过从地方政府支持大学发展角度看，过于功利的质疑难以避免。有的地方政府支持兴办大学，包括引进国内外知名大学办学，多是希望大学马上能够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回报，比如通过建大学拉动当地经济，或者要求大学把更多招生名额投放在当地，提高当地的升学率。这就会给大学的建设及发展带来影响。地方政府需要明确的 是，办大学不能只盯着为地方培养人才，如果要办成高水平



的大学，就需要面向全国，而且办学是“百年大计”，不能 指望在短时间就给当地带来回报。


从过去 20 年的大学发展史来看，我国一些开办在地级市的高校，最初地方政府是高度支持的，然而在度过最初的 “蜜月期”后，有的大学已经准备搬迁到省会城市。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获得预期的回报，对大学的支持力度减小；而 大学也觉得获取资源不便利，而选择离开。在美国，一些知名大学就办在镇上，这并没有影响学校发展成有影响力的学府，原因正在于学校虽开办在小地方，但具有国际视野，且 建立了健全的募款体系，学校的办学经费也主要源于社会


（校友）捐赠以及相关经营收入，并不依赖财政拨款。


采用基金会办学模式，对于理顺城市（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极为重要。一方面，财政对学校办学的投入、学校获得的捐赠收入、学费收入，都进入基金会，可以确保学校 办学的公益属性，无论公办还是民办。另一方面，由基金会 兴办大学，实行学校的现代治理，可减少或避免大学创办者 对办学的干扰，利于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018 年正式成立的西湖大学，采用的就是基金会办学模式。


新建大学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增加一所大学、增加高等教育资源，而在于探索高等教育改革、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为此，评价一地的高等教育发 展，不在于是否有新建大学，而在于高等教育是否有新的改 革、突破与作为，这是地方政府应该有的“新”观念。一些 网友不支持兴办新大学，也在于此，如果能把所有已有的大 学都办好，提高这些学校的办学水平，为何一定要新建大学



呢？没有改革的理念，新建大学依旧采取传统的管理方式， 既耗费资金，又难以起到推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作用。


概而言之，进入教育普及化时代，提高教育质量是发展教育的首要目标。“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到“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这要求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因此，要聚焦高等教育 的内涵发展，即便兴办新大学，也要基于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构建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进行。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农村不能成为打击“黑医美”盲区


作者：董小红 黄筱 梁军《光明日报》


【网言】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美消费下沉趋势逐渐明显，不仅大城市医美市场火爆，“小镇青年”们的逐美热情也日益高涨。然而，在广大乡镇青年们开始热衷打针、动刀等医美项目时，却遭遇了各种花式“黑医美”套路，让人叫苦不迭。


“黑医美”为何能下乡泛滥？一方面，随着大中城市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监管逐步强化，一些“黑医美” 机构在大城市难以生存，顺势不断向县区、乡镇渗透；另一方面，农村“小镇青年”们求美意识刚萌芽，对“黑医美” 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监管难以触及“最后一公里”，也催化农村“黑医美”花样不断翻新。打击“黑医美”，农村不能一直成为监管盲区。实施行之有效的动态监管手段，加大打击力度，促进农村“美丽经济”规范化、健康化发展迫在眉睫。针对当下农村“黑医美”活动需要加快形成联动机制，



药监、公安、卫健、网信、行业协会等多部门常态化配合。此外，“小镇青年”们也要擦亮双眼，提高辨别和选择的能力，让农村“游击走穴”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利用成熟消费者这只“无形之手”，倒逼市场加速净化。


（原载于新华每日电讯AAA公众号 作者：董小红、黄筱、梁军 摘编：郝悦）


好莱坞在中国电影市场何以式微


作者：梁君健《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7 日 02 版）


【文化评析】


近日，由好莱坞出品的两部动画电影《猫和老鼠》《寻 龙传说》先后在中国院线上映。不过，与连续刷新纪录的春节档相比，不论是主打情怀回忆的《猫和老鼠》，还是部分 采用中国元素的《寻龙传说》，都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如果将视野拉回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 2020 年，上映的几部好莱坞大片也没有令人满意的票房表现。同年，进口片票房占国内总票房的比例降至 16。由此，人们不禁问道， 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真的水土不服，已经日薄西山了吗？


事实上，直到今天，好莱坞电影仍是最为成功、也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性文化产品，其跨文化传播水平堪称优异，拥有成熟的 IP 资源和文化影响力。自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起， 好莱坞制片厂就摸索出一整套全球发行的系统，编导创作者也发展出适宜大银幕观看的普适性故事模式，这让绝大多数地区的电影观众对好莱坞电影十分熟悉，也很依赖。可以说， 好莱坞电影至今在全球绝大多数的银幕上依然保持着主导者的位置。



不过同为事实的是，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性在日益下降。以 2019 年为例，好莱坞进口片中只有 2 部进入年度票房前十榜单。好莱坞电影一度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扮演着救市角色。1994 年，针对市场的不景气，电影局批准以国际通行的分账方式每年引进 10 部外国影片，主要是好莱坞商业大片。自第一部进口分账片《亡命天涯》引进以来， 中国电影市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增长动力，国产电影也找到了提升自身水准的参照，将娱乐性和艺术性相结合成为国产影片努力的方向。与此同时，好莱坞电影也成为中国电影业的最大威胁。随着世纪之交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进口片配额的提升一直是高悬之剑。中国电影业在 21 世纪初下定决心展开全方位改革，也是为了更好应对市场开放后好莱坞电影这一最大外来竞争者的挑战。【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近年来好莱坞电影在国内影响力日益下降，首先是 21 世纪以来国产电影快速发展带来的此消彼长。2004 年，国产片票房在改革的推动下首次超过好莱坞电影。2012 年中国进口片配额正式从 20 部提升到 34 部时，也仅仅影响了 2012 年这一年的国内票房分布，2013 年国产片随即重新夺回优势。截至 2021 年年初，内地历史总票房前 10 名中仅有一部进口影片，其他影片或是将类型化特征和娱乐性需求充分结合的影片，如《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或是成功传递当代共享价值的新主流电影，如《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可以说，今天的国产电影基本上可以满足国人各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的类型意识和工业美学，对于国 人当下议题和情绪的主动呼应，对于主流价值和历史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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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发展，都让国产电影牢牢地占据了中国市场核心，也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


此外，也正如一些从业者所言，好莱坞电影不及预期的表现，也与其针对中国观众的宣发策略没能与时俱进有关。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数字技术带来的媒介变迁， 中国电影的宣发也不断创新，短视频、粉丝文化、社交媒体账号传播等社交媒体时代催生的新的宣发手段已经被国产 影片广泛使用。这些宣发方式更接地气，也更加贴近人们的接受习惯，为国产电影带来重要机遇。中国目前是网络售票比例最高的市场，票务平台成为很多国产影片的制作发行 方，这也让互联网的宣发资源更多地流向国产影片中。


未来，中国电影行业仍要与好莱坞这样的全球领先电影机构密切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进口影片仍然是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电影市场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全球多元文化产品的贡献。而全球电影业也需要在持续发展的中国市场中分享机会，这也是中国市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方面。一直期待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电影，应学习好莱坞的全球化市场策略及创作经验，尊重生产创作规律，坚持专业导向，在互相借鉴 和充分竞争中继续成长。


（作者：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提高政治执行力的着力点


作者：霍庆生《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8 日 02 版）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这深刻地阐明了讲政治的核心要义和



实践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指南。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最终都要落实到政治执行力上来。


提高政治执行力，要坚定政治方向。把牢政治引领“方向盘”，始终坚守政治信仰不变。要始终坚持以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紧紧围绕党中央的战略目标，以求真务实、明职细责为原则，确保党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


提高政治执行力，要抓好党史学习。回顾和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用好红色资源，全面了解党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奋斗历程，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我们要深刻领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大历史观中感受自觉自信、体味坦荡忠诚，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努力汲取革命历史中的智慧及经验，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只争朝夕、 勤奋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提高政治执行力，要强化责任担当。在坚定信心中奋勇担当，牢固树立重担当的导向，以行动同向诠释思想同心， 以实干真干表达奋斗真情，以工作高效展现执行到位。我们要在攻坚克难中努力前行，始终保持拼劲，不忘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切入点抓落实。要在守正创新中抢抓先机，保持敢为人先、勇争第一的志气和胆气，在“滚石上山”的改革中提升创新意识，在“风霜雨雪”的磨砺中彰显实干精神，带领人民群众冲锋陷阵、斩棘过关，推动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实现新发展格局的高水平崛起，努力促进国家和社会实现新的发展目标。



提高政治执行力，要提升能力素质。提升应对重大风险能力和水平，努力掌握有关风险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注重研究把握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练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斗争本领，全力抵御前进中的风险，积极破解发展中的危局，扫除“绊脚石”，消灭“拦路虎”，着力 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火墙”。要进行风清气正的干部作风建设，秉承崇高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政治追求，树立强 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坚持按法律办事、按政策办事、按规则办事，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规范服务，简化办事程序，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以新风气开创新事业，以好作风干出好成绩，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作者：霍庆生，系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生育养育教育公共政策如何设计共“育”


未来


作者：马亮《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8 日 02 版）


【光明时评】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中有许多都是“育”字当头，同生育、养育、教育等高度相关。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同人口红利 有关。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为生育政策的变化带来了契机。但是，全面二孩的相关政策变动并 没有带来预期的人口出生小高潮，这就让生育政策是否需要方向性转换的问题摆上了台面。


现实情况下，很多适龄夫妻之所以不愿意生育，同目前 的养育成本过高密不可分。无论是入托难、无人照料，还是



学区房一房难求和课外辅导“压力山大”，都让一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望而却步。延长产检、夫妻同休（产假）等建议， 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养育成本、激励年轻人成家生子，对就业、经济增长等方面有何影响，其效果都有待评估。


如此多的建议都不谋而合地围绕“育”字展开，足见这些问题长期累积并交叠在一起，的确到了需要更加高度重视的新阶段。去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 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印发，着力解决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一老一小”问题。养老和托育问题针对的对象不同，但都涉及人口的再生产和家庭的整体性。


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家国同构和家文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越来越表现为如何满足以家庭为核心的生育、养育和教育需求。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更加突出人的社会属性和价值考量，而不仅仅是其经济属性和工具意义。众多城市之所以都卷入“抢人大战”，原因就在于各地日益认识到人的再生产问题是未来城市活力的主要依托。这也说明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可能有更大的群众基础，更容易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


对生育、养育和教育等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样引发了人们对如何“育”的热议。“育”的问题，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和乡村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和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大不相同的。“一老一小”的问题带有跨部门和跨层级色彩，比如养老托育涉及的 28 个部委、单位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协同推进。在政策实施方面，政府的财政投入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更有赖于全社会的参与和推动。这些领域的难题带有联动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唯有政府、市场和社会携手推



行一揽子的政策组合，才能共同破解问题，避免政策单打一和顾此失彼。去年中央政府建立了资金直达机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建立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并扩大范围。在财政支出方面可以采取类似举措，将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家庭，使众多家庭真正受益。


与“育”字相关的问题有一定的长期性，政策见效也相对较慢。过去各级政府对养老托育重视不够，同这一工作难以衡量绩效和见效慢不无关系。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将各级政府收支预算全面纳入绩效管理，特别是在民生方面政府要“交账”。目前来看，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同政府绩效的关联性还不够，绩效指标仍然是以投入和产出为主，而很少涉及结果和影响。政府不仅要看花了多少钱，还要看花钱的效果如何，特别是各项财政支出有没有实质性解决问题并有效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作者：马亮，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以产业升级破解劳动力短缺问题


作者：崔成《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8 日 02 版）


【光明论坛】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再次明确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 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而继续对中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深化多双边与区域经济合作、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也成为热点议题。


早在年初，与上述议题相关的一则“广州出现招工逆向 潮，老板排队站街被工人挑”的新闻便引起广泛关注。当地 服装厂老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现在是工人挑老板，简



单工作招到人的概率还大一些，比较麻烦的工作根本没人愿意做，日收入五六百元仍很难招到人。”事实上，这一社会现象不仅侧面反映了我国中低端制造业目前所面临的窘境， 而且涉及更多复杂和多元的深层次因素，各层面须高度重视并妥善应对。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并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在这一大趋势下，国内企业必须主动顺应变革趋势，在产业升级、突出质量与品牌效应上下功夫，对前 述新闻中所涉及的国内纺织企业来说尤为如此。唯有在新发展理念下谋进步，在新发展阶段中上台阶，才能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均工资水平不断上涨， 确实存在部分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中国向国外 转移产能的现象。对于那些依靠低成本存活的企业来说，若想继续留在国内发展，只有依靠提升质量与建立品牌才能有进一步发展空间。不仅如此，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来说，其工作理念也已发生较大转变，工资水平只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时间与舒适度、灵活性等都成为新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显现，劳动力短缺的影响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而且有逐步加剧的趋势。仅采取单一的鼓励生育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还需在托幼、教育、医疗、社保等各方面提供一系列帮扶措施，以解决适龄人口的后顾之 忧。当然，招工难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 特别是中部崛起。不仅部分产业由沿海转移至中部或西部， 中西部地区主要城市的工资水平也出现明显提升，这就使得



劳动力输出大省中一部分人选择留在本省工作，在客观上减少了外出打工者的数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中国-东盟自贸 区形成，以及近年来国际贸易摩擦影响，一些中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区持续转移，这也对留在国内的相关产业利润构成竞争影响，降低了它们的工资承受能力。同时，新 冠肺炎疫情也对全球产业链布局产生了重大冲击，出于安全性等因素考虑，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产业向外转移有进一步加剧趋势。尽管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成就全球瞩目，但也对地区间人员流动产生明显阻碍，使得劳动力输出 地区人员留在当地就业的倾向更为明显。此外，疫情也使得线上购物比重明显上升，进一步加快了快递等行业用人需求增长速度，城市用工结构随之出现调整，对部分行业产生挤 兑效应。


正是上述各种因素交织影响，使得一些地区出现了老板排队站街被工人挑的招工逆向潮。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敏锐捕捉到经济发展进程中我国中低端产业面临的窘境， 也要清醒意识到只有实现产业升级，使其逐步走向中高端， 相关产业才能继续在国内生存和发展。顺应发展潮流，主动实施产业转移、培育工匠精神、缓解老龄化等都是当前紧迫又必须完成的任务。只有准确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国内各项改革进程， 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才能有效对冲各种外部压力，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作者：崔成，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社恐”会成为我们时代的流行病吗


作者：严飞《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8 日 02 版）


【新闻随笔】


最近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在介绍自己或者解释事情时，会给自己贴上一个“社恐”的标签，“社恐” 似乎正在成为当下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中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社恐”呢？


所谓“社恐”，原本指心理学中的“社交恐惧症”。在 这一症状下，个人过分和不合理地惧怕外界的人以及社交情 境，产生明显的焦虑、惊惧和自主神经症状。相对于心理学 的定义，许多给自己贴上“社恐”标签的年轻人，往往是表 明自己不擅长与人交往或踏足需要展示自己的社交场合，害 怕尴尬，更习惯于私密圈子或独处，在社交时会感受到压力 并且表现得比较紧张……进一步来说，一些“社恐星人”会 主动减少与他人接触的机会，无论是眼神接触还是语言接 触，甚至是彻底避免与他人碰面。作为标签的“社恐”确实 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它不仅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中国 年轻人身上，也存在于不同国家和文化中，并且展现出不同 的属性，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北欧人和日本人的“社恐”。 在最早的时候，一提起“社恐”，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北


欧人。与其他文化不同，北欧社会和北欧人更被认为习惯于独来独往、不愿与人接触、不愿社交、极度重视不被打扰的个人空间。在这里，街头的一些座椅会被排列成单向错落， 以便人们可以避免被迫对视；在寒冷的公交车站，芬兰人排的队每人精准相隔两米。或许跟靠近北极圈的地理位置以及长时间寒冷、黑暗的环境有关，北欧人的“社恐”本质上是



对个人时间和空间的极度重视，是一种主动选择，是一种自我精神上的丰富。


与北欧不同，日本社会中的“社恐”文化则更多源于被动的社会压力。日本传统社会文化极度重视集体意识和同一性。在日本职场，经历过泡沫经济的老一辈上班族讲究将公 司作为集体，主动加班奉献，加班后继续去深夜居酒屋放松和交际；在社交场合，讲究融入和避免矛盾，个人要花大力气“读空气”，也就是推测观察现场的气氛和情况，判断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方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也 就是通过察言观色保持和谐的气氛，一旦打破“和”，就要 收到他人的异样眼光甚至向他人道歉赔罪。上班长时间谨小慎微，下班之后还要跟大量半熟人和陌生人打交道：同学同事聚会、健谈的邻居、话痨的司机、热情的商场店员……每一个场景都直接触发日本年轻人的疲惫和恐惧。因此面对这些日常困境，日本“社恐”的解决思路很简单，那就是和全 世界“决裂”。有研究调查发现，65 的日本人比起集体行动更喜欢一个人待着。于是日本社会衍生出越来越多的一人设施，据调查，7 的人曾经躲在厕所独自吃饭，年轻人中也逐步形成“蛰居族”“御宅族”。


“社恐”成为流行，背后必然存在时代和社会成因。与


主动重视个人空间的北欧型“社恐”和迫于沉重社会压力的日本型“社恐”相比，中国流行的“社恐流行病”则具有综 合的特征。一方面是个人独立意识的提升，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复杂导致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度下降。在今天这样一个加速时代之下，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真实的紧张和焦



虑，从而导致更多的年轻人更愿意在一个自我的空间内保持独立。


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曾经在《私人生活的变革》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等论著中发现，与父母一辈拼命赚钱、一切为了家庭和下一代有更好的发展相比，这代年轻人在注重家庭的同时也开始注重个人的幸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人生活转型的核心，一方面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在私人生活领域的退出。


与公社制和单位制相比，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有活力，但同时也更加具有竞争性——年轻人面对“996” 的工作时长和高速的生活节奏，刚毕业的他们离开家庭和学校、成为“社会人”“打工人”，工作中的压力、在大城市 生存的压力、高频率和陌生人打交道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目前对于成功较为狭窄的定义和激烈的攀比竞争……不少年 轻人被这些压力挤压着，因而感到疲惫和恐惧。


为了重新掌握自己的个人生活，一些人主动选择为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从一部分社交生活中退出一步。同时，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线上社交和兴趣平台越来越宽广， 年轻人可以选择活跃于轻松多样的个人兴趣圈子，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社交场合的互动中退出。“社恐”虽然是一种个体的自由选择，但当所有的社交网络和媒体都在鼓励“自我关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去关心一下别人， 把自己从心灵“内卷”当中拯救出来，更多地投入到真实而丰富的人生之中。


（作者：严飞，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严守耕地红线，别再打挖田造湖的算盘


作者：秦川《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8 日 02 版）


【网言】


一段时间以来，记者深入多地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存在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的问题。比如黄河上游某市，这几年 以养殖项目工程为名，占用当地两个村超 7000 亩土地建设


湿地公园，其中占用耕地约 1500 亩，湖面利用耕地 957 亩。占用耕地挖湖造景，既违背中央政策，也“拂逆”当地


民意，还造成巨大浪费。一些地方之所以热衷于挖田造湖， 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出于打造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有的是为了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无论什么原因，都说明政绩观出现了偏差，为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国人多地少，解决 14 亿人吃饭问题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不容丝毫麻痹。遏制土地违法行为，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完善土地执法监管体制机制。一些地方重项目建设、轻耕地保护，对耕地保护红线和高质量发展的理解不深不透，值得深刻反思。唯有真正矫正跑偏的政绩观，真正意识到耕地的重要性，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是摆在各地各部门面前的重要任务。在严守耕地红线、生态红线和城市边界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和生态建设有机统一、充分协调，便能实现多赢。


（原载于人民网 作者：秦川 摘编：刘朝）


对举报家暴进行奖励值得提倡【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作者：金泽刚《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8 日 02 版）



近日，常州市妇联、常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出台《关 于给举报家暴及侵害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人员实施见义勇 为奖励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江苏省率先将“举 报家暴和侵害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纳入见义勇为奖励范畴， 鼓励全社会发现报告家暴行为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 行为。这一地方性规定向全社会明确释放出这样的信息—— 家暴不再是家务事，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每 一个成员的共同责任。《通知》的宗旨就是要鼓励人人都能 积极投入到反对家暴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动之中。 法律是社会运行的基本规范，法律必须由责任或后果作


保障，而责任和后果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违反规范的惩罚， 二是符合规范的奖励。大多数情况下，法律责任与后果是惩罚性的，只有少数社会管理规范或者地方性法律法规对某些行为予以奖励，从而引导民众积极向上向善，促进社会文明发展。随着社会物质生活不断丰富，民众文化水平普遍提升， 奖励性规范应该越来越多。社会治理不仅仅需要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罚，也需要对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进行奖励。


多年来，奖励见义勇为已成为各地典型的地方性奖励型立法，但对见义勇为的界定都不包括举报违法犯罪行为。常州此次《通知》的突破，体现出“处罚不能过限，奖励可以提高”的法治共识。常州的尝试无疑也是契合当前社会现实的。今年全国两会上，加强对家暴的治理也成了很多代表委 员关注的热点话题。而对于家暴案件，外人往往难以入室干预，举报就可使干预成为可能，因而也非常必要。在侵害未 成年人案件中，由于未成年人的反抗能力以及主动寻求法律



救济的能力都偏弱，更没有留存证据之类的意识，借助外来干预也很有必要。


早在 2020 年 5 月，最高检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 对性侵、虐待、欺凌、遗弃、拐卖等 9 类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有关单位和个人须立即报告，发现“疑似”情形的，也要报告。为此，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截至 2020 年 9 月，各地通过强制


报告立案并审查起诉的案件近 500 件。近日最高检的工作报告还通报了相关案例，对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隐瞒不报者被追究刑责，涉嫌违纪违法人员也受到了处罚。而对于没有强制报告义务的普通民众而言，作为见义勇为者予以奖励正是对国家强制报告制度的重要补充，使得这一强制报告制度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对于实施家暴和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者必将形成有力的威慑。


《汉语大词典》将见义勇为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论语·为政》认为“见义不为，无勇也”。 自古至今，见义勇为一直是我们追求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面对新“义”的出现，常州率先将其纳入见义勇为的范畴，打破了传统见义勇为的条条框框，鼓励全社会发现报告家暴行为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类似这样的地方性尝试不妨再多一些。


（作者：金泽刚，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科技赋能，防范“因病返贫”


作者：包蕾萍《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9 日 02 版）


【光明论坛】


以开放创新的思维，加快乡村地区 5G 互联网、移动检测设备、线上问诊 App、异地辅助医疗系统等的建设，建立起针对农村疾病特征的智能化动态数据库，以“智慧医疗” 来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工作，有助于打通农村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切实防范因病返贫。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解决好的问题。近日，上海社科院等机构发布《中国乡村健康扶贫报告》，用 2018 至 2020 年间来自 609 个贫困乡村居民的大健康数据说明健康扶贫成效显著，贫困地区居民体质改善，营养不良状况得到有效控制，但部分疾病仍然存在患病风险。要突破“贫病相连”壁垒，降低因营养不良、疾病侵害带来的返贫风险，必须创新思维，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贫困治理道路。


在人类历史上，贫困始终是一个与疾病密切相关的议题。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半数人口无法获得基本卫生服务，其中，因病致贫的人数有 1 亿左右。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太平洋地区和中国西南大凉山“悬崖村”等贫困地区和乡村，由于自然环境艰苦、交通不便， 都曾面临医卫资源不足、营养不良导致的健康威胁。全民健康覆盖也因此成为实现新千年发展目标和国际减贫运动的重要议题。目前中国已经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健康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障覆盖 13.6 亿人，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 健康医疗服务“神经末梢”不断延伸，贫困地区县域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在“十四五”期间，全民健康覆 盖的网络还需要进一步向相对贫困的乡村地区下沉，提高乡村全民健康意识。


乘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和数字化浪潮的春风，积极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创新手段，是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重要实践。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以后，中低收入群体因病返贫的风险仍然存在。就原贫困地区居民健康体检的结果来看，高血压、肝功能、肿瘤指标、贫血等指标反映出来的健 康风险仍然较大，加强疾病监测和早期干预的需求迫切，对农村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以科技赋能，打造新型“互联网医院”，能够几何级数地开发人力资本，促进东西部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均等化。动员各方力量，逐步提高村卫的数字化建设水平，体检数据通过 5G 互联网传输至云端，开展线上问诊或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为农村居民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异地就诊服务，在不远的未来都是可以实现的梦想。因此，以开放创新的思维， 加快乡村地区 5G 互联网、移动检测设备、线上问诊 App、异地辅助医疗系统等的建设，建立起针对农村疾病特征的智能化动态数据库，以“智慧医疗”来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工作， 有助于打通农村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切实防范因病返贫。


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等国民健康指标都不断向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增加迅速，在消除绝对贫困状况方面，尤其是在减轻绝对贫困对农村健康影响方面，中 国创造了全球减贫史上的奇迹。“后扶贫时代”在乡村振兴



战略引导下，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地区全民健康保障，在农村地区积极推进“三级预防”，全面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树立“治未病”理念，建立统一、重预防、精准、基本的“四位一体”健康策略，至关重要。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政府在战疾战贫过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重要经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启动后健康福祉的主要目标。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有效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发挥出政府部门、企业 和社会组织“三圈互动”优势，早发现早干预，打造城乡联动的互联网智慧医院，跨越地域限制连接城乡医疗资源，使农村人口可以共享科技医疗的成果，切实践行全民健康理 念，有力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战略的转型升 级。


（作者：包蕾萍，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区块链技术适于推进个人征信体系建设


作者：周育红 汪倩怡《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9


日 02 版）


党的十九届四中X会强调，要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加强失信惩戒。多年实践表明， 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个人征信体系。而区块链技术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新生力量，具有可追溯、不可篡改、数据公开透明和弱中心化等特点，可应用于我国个人征信信息的记录、核实和提取过程，是解决征信体系现存问题的有利技术手段。



目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突出，这导致需要以诚信为基础的共享经济模式发展受到限制。个人征信体系的建设未能跟上新兴经济高速发展的需求，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腾飞的软肋。一方面，当前个人征信信息收集受限，个人征信记录远未普及。目前我国征信机构的征信数据来源局限于自有的交易数据，征信记录只反映个人在某些特定领域的诚信情况。机构之间征信数据不共享，形成“信息孤岛”局面， 难以构建全方位的个人信用画像。而且，现有的征信数据收集方式会导致某些人征信记录空白。例如，电商平台依据交易信息征信，无交易记录则无法评分；银行不会为没有开通信用卡且没有贷款记录的人出具征信报告。


另一方面，当前征信信息的核实和错漏问题较多。目前， 征信机构核实征信记录真实性的能力受限，导致征信信息错漏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现有的征信信息修改机制不够严谨。行为人提出征信异议后，经过商业银行审核便能修改记录，存在数据篡改风险。此外，征信信息需求方难以获取相关数据。目前，我国仍未形成覆盖全社会的个人征信体系。除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等政府、银行征信系统会有限度公开征信信息外，其他民营征信机构一般不愿意共享征信数据。共享经济有效运行需要较低的征信成本，征信信息提取困难，极大限制了共享经济的发展。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我国个人征信信息缺失、错漏和提取难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有助于推进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和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的诚信基础。区块链具有弱中心化特点，能解决征信信息收集难问题。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


我国已备案的征信机构达 131 家，是实现数据上传区块链的



基础。执法部门、银行、重要民生领域的国企和民营征信机 构通力合作共同上传数据，加强数据的相互验证和整合，构成覆盖全社会且包含全方位征信信息的个人征信体系，降低信息收集难度。


区块链的共识机制能有效避免征信数据错漏。区块链技术基于传统的分布式一致性技术建立的验证池（Pool）共识机制，能实现秒级共识验证，保证链上征信数据的一致性， 避免错漏。同时，征信机构错误录入数据的行为将在区块链上留痕，受政府部门监督，从而督促征信机构尽职经营。


区块链技术具有不可篡改的特点，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区块链要求 51以上的节点共同修改数据，才能完成数据修改，篡改信息的可能性极低。从而，征信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得到保证，并能倒逼企业诚信经营，提高社会 诚信意识。


区块链兼具数据公开和保密机制，保证数据的可得性和安全性。区块链通过为有征信数据需求的企业提供不同权限的密钥，让企业得以根据需求提取征信数据。降低企业征信信息获取成本的同时，保障个人征信信息的私密性和安全 性。


区块链技术具有可追溯性，便于企业查询历史征信记 录。区块链中各区块的数据通过哈希值加密，并按时间顺序 串联。从事共享经济行业的企业能利用区块链技术查询目标对象的历史失信记录，从而打击失信人侥幸心理，提升征信体系震慑力。


为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区块链技术优势，推动执法部门、 银行征信系统、重要民生领域的国企和民营征信机构等部门



发挥联动作用，共同推进个人征信体系建设，为共享经济的发展奠定征信基石。


（作者：周育红 汪倩怡，分别系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


基础学科“又难又穷”？刻板印象该破除了


作者：艾萍娇《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9 日 02 版）


“奉献”“冷板凳”“异常艰苦”，数十年间，大学生选报志愿时对基础学科一直抱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在众多年轻人活跃的网络社区，基础学科更是被贴上“又难又穷”的标签。而与之对应的是，近年来，随着面向青年人才的“强基计划”推出，不少从基础学科走出来的专业人才受到瞩目。 哪个才是基础学科的“真面目”？如何消除基础学科以往的刻板印象？


2020 年，我国推出旨在培养基础学科领域拔尖人才的“强基计划”，实施首年的情况并不理想。强基计划“遇冷”，背后是不少考生和家长在拿到高考成绩后，放弃了之前填报的志愿，认为读基础学科专业很辛苦，且“钱景”不好。当时，有人建议，要吸引学生选择基础学科专业，在推进“强基计划”的同时，要出台扶持基础学科的措施，解决基础学科人才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由此看来，这些建议暴露出人们对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毕业生的真实就业情况的不甚了解。实际上，这些基础学科专业的就业前景远远好于很多考生认为的所谓“热门”专业， 那些“热门”专业由于招生人数多、报考学生多，毕业生就业时反而不易找到理想工作。



为何会出现关于基础学科的这些认知偏差？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不少学生不希望考进大学后还学得那么苦， 因此希望选一些学起来更加轻松的专业。基础学科专业学习辛苦，这是事实，也是学生不愿选择这些专业的重要原因。这也折射出当前扭曲的教育生态，所谓“玩命中小学，快乐上大学”，有的中学教师和家长还以“考上大学就解放了” 来“激励”学生复习应考。这无疑是错误的。只有学得辛苦， 才能掌握真本事，大学专业领域的学习更是如此。解决我国学生选专业“去苦趋乐”的问题，需要基础教育摆脱应试倾向，不能只盯着高考进行教育，也需要大学所有专业都严把人才培养质量关，不要有所谓的“好混”专业。这才能整体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引导学生从提升能力出发，理性选择专业。


学科认知偏差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对基础学科专业的宣传与“00 后”考生之间有明显的“代沟”，如更多强调奉献、牺牲而不是职业本身的吸引力。在市场经济时代，吸引 青年人选择某个学科领域，继而成为专业人才的，是职业本身的吸引力，包括薪酬待遇、工作环境、事业发展空间、个人价值实现等。去年国内某公司招聘数学博士开出 200 万元年薪，就曾轰动一时。此外，在对基础学科领域的科学家进行宣传时，也要更接地气一些。很多基础学科的工作环境早 已大大改善，但一些宣传报道仍沿用“艰苦”话语，这固化了基础学科给公众留下的印象。


当然，还值得进一步追问的就是我国基础教育对学生兴趣的培养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学奥数、参加奥数竞赛获奖的学生，很多都选择继续就读数学专业，做数学研究；而



在我国，也不排除这样的学生，但更多人将参赛获奖作为进名校的途径，进入名校后也并不选择数学专业深造。我国基础教育功利化对待兴趣发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少基础学科成绩优异的学生“弃选”基础学科专业。培养学生的兴趣，不仅关系到培养基础学科领域的拔尖人才，事实上， 培养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都需要关注学生的兴趣培养。因此，教育要转向关注学生的发展，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 兴趣，结合能力和社会发展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成为各自领域的优秀人才。


（作者：艾萍娇，系教育研究者）


客观看待社会心态挑战，提升治理效能


作者：王明姬《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9 日 02 版）


【光明时评】


社会心态代表了全社会的心理感受、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价值观，是民心民意的晴雨表。了解社会心态，不仅对于了解社会热点和公众情绪非常重要，也是化解潜在社会矛盾、夯实社会心理基础、维护安定社会环境的重要前提。国 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全国社会心态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社会心态主流积极健康、明显向上向好，人民群众获得感的 成色、幸福感的暖色、安全感的底色明显提升。但近年来一些恶意伤人案和报复社会案等负面事件的出现，也说明当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若干需要特别关注的现象，有必要予以重视。


举例来说，全国城乡居民社会心态调查显示，居民对国家治理效果评价较高，但居民生活情绪中负面情绪与正面情绪交织，部分居民尤其是年轻居民悲观、不满、浮躁情绪突



出，而生活压力感是产生消极情绪的重要因素。全国抽样调 查结果显示，“养老”和“看病就医”是城乡居民生活压力 的主要来源。在法治国家层面，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选择个人协商、打官司和上访等较为理性的方式来解决不公平事 件，但当前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的群体是“管理 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等，因此需要继续高度重视社会群际关系，及时疏导化解社会矛盾。


努力塑造积极社会价值观，化解消极情绪根源。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良好的社会“黏合剂”，具有降低社交成本、减少矛盾冲突、维护和谐稳定等多种功能。社会价值观是社会心态的核心动力，也是个体在社会认知情绪行为的基础。科学的信仰是缓解社会焦虑的路径之一，在全社会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关键。要增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意识，提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涵养理性自信的大国心态。


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提升治理效能，不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让每个公民都有尊严、受尊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主动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解决其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不断完善对群众的信息反馈机制，实行人性化、透明化管理，深入开展信访积案化解、公共服务提升、结对帮扶困难人群等惠民行动，让人民群众的归属感更强、认同感更高。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补



齐发展过程中的民生短板，持续加大改善民生政策力度，并将其常态化制度化。


精准分类化解高危群体，消除心理健康隐患。要让心理服务全面覆盖重点人群。例如，努力降低农村居民社会疏离感。由于城乡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和观念差异以及主观体验与客观现实的冲突，农村群体更易产生心理危机、更难获得心理援助。可结合新农村社区建设，采取心理广场、心理周、讲座等群众易接触或接受的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改善农村社区氛围，提高居民归属感，降低社会疏离感。再比如， 努力提高无业失业人员的生活价值感，提高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感。制定鼓励老年人再就业或志愿服务政策，使老年居民重新参与社会活动，塑造和谐人际交往关系，降低孤独和压抑感，通过组织老年心理健康讲座或团体辅导，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助力提升社会心态。加速推进社会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和落实，形成心理评估、心理健康辅导、危机干预等配套的一系列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一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搭建基层心理健康平台。从婚姻家庭、不 良情绪、疾病预防等话题切入，以讲座、义诊等多种形式开展，打造多功能一体化的社会心理服务站点。二是以科学普 及为基础，树立正确舆论导向。引导居民科学认识心理疾病 与精神疾病，避免社会偏见与刻板效应对病患产生不良影 响。三是以个体咨询为手段，提供有力社会支持。建设公益 性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坚持全民心态涵养提升和个体心理疏导相结合，培养专业性更强的心理健康人才队伍，完善监督 考核机制，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作者：王明姬，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坚决把假劣农资清出市场


作者：金安《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9 日 02 版）


【网言】


近日，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供销总社等七部门联合召开 2021 年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视频会议，


联合启动 2021 年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


春耕正当时，农资是关键。能不能买到可靠、放心的农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收成。这对农民来说，是关乎收益的大事；对普通人而言，关乎能否吃好饭、吃饱饭；对国家则意味着，能否保障好粮食安全。因此，保驾农资就是保驾生产，这就要从农资打假入手，清除市场中的“害群之马”。 农资保障工作是系统性工作。打假治理是“减法”的第一步， 为农资市场和农业生产营造良好的环境；引导生产、确保供应是“加法”的关键一步，让老百姓真正放心买、放心用。只有做到加减同步，坚持标本兼治、打防结合，才能从源头、从供应链、从全环节确保农资不误农时、不负农人。春耕时节打假是阶段性的，人们更期待可以常抓、长抓。农资打假不成“一阵风”，农民播种时方能如沐春风。如今，从南到北的春耕景象繁忙喜人，确保农资安全到位，让好农资“遇” 沃土，生根发芽不用愁，开花结果幸福有，美好生活往前走。


（原载于人民网 作者：金安 摘编：刘朝）


“芯片跃进”之后别再来一波“量子跃进” 了吧


作者：杨资德《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19 日 02 版）



【新闻随笔】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早两年对普通人而言还玄之又玄的量子概念及其理论，在逐渐出现于一些应用场景之后，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产品营销的一种手段。据媒体记者从公开渠道了解，仅过去一年，全国就成立了各类“量子企业” 2100 多家。这些企业要么冠名以“XX 量子公司”，要么在经营范围内注明量子类产品。当然，也有很多“量子公司” 的主营业务与量子科技无甚关联，比如量子建筑公司、量子物流公司、量子体育公司，“有一名创业者注册了 9 家公司，


将 8 家冠名‘量子’，分布在采矿、农业、旅游、咨询、养老等行业”。


这种“量子热”的场面，人们是不是多少有些熟悉？年龄稍大的人，有些是不是还不只熟悉，甚或还同此凉热过？ 实事求是地说，不独在中国，就是在世界范围，能将量子以及此前热闹了一阵的所谓“量子纠缠”说囫囵者恐怕不多。说囫囵不易，说透彻就更不易。这是因为量子理论本身也尚有许多基本问题没有得到完满的解释。甚至现今量子理论在实际中的一些应用，量子科学家们对此也莫衷一是。在对某些量子理论应用“进展”的评价上，量子专家们即使没有直接对其质疑，也往往是惜字如金，很少表示肯定和赞誉。


如此“吝啬”，并非这些科学家出于嫉妒，而确是源自 科学精神所内含的谨慎。量子概念及其理论，已经远远超出 了“眼见”的经验范围。因此，对普通人而言，人们一闻量子，提前就在心理上放弃了以经验去观察和检验的尝试和努力。而这种放弃，则正给了另外一些人机会。这些人，当然 不知道量子为何，但他们的胆子却足够肥硕，趁着人们普遍



懵懂，他们拿起了镰刀，磨刀霍霍，等待被量子“浇灌”的 “韭菜”发芽冒头。


这也不奇怪。在芯片热时，不是有钱多者声称要“今年投 100 亿元、明年投 100 亿元，3 年投 300 亿元甚至 500 亿元”造芯片么？这样发狠打赌式的诺言，除了为饭后茶余徒增笑料，让人贻笑大方以外，还能有什么！借用科学外衣， 打着科技旗号，一哄而起，复一哄而散，这实际上正是缺乏科学精神的结果。当然，用量子作为公司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并不违法，也难说就一定违背科学精神。但是，如果称其产品为量子产品，其真伪的结论则可直接得出。显然，那些生产量子产品的“量子公司”，不仅缺乏科学精神，更缺乏法治观念。


其实，那些“拉量子作虎皮”的公司，也正游刃于科学精神稀缺的整体氛围中，得益于量子概念及其理论正处于 “你不懂、他不懂、谁都不懂”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兴起的“量子产品热”，还是为其吹点凉风好。


（作者：杨资德，系媒体评论员）


“链长制”是构建全产业链生态有益探索


作者：李芳《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2 日 02 版）


【光明论坛】


当前，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探索实施“链长制”，与市场机制互为补充，有助于推进我国产业链的纵深拓展和升级再造，夯实双循环发展的产业基础， 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根基。


近日，为了进一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 化，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广东、浙江、山东等地全面推进产



业链“链长制”的实施。一时间，“链长制”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制度设计，成为公共管理政策和产业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今年 1 月，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直接提出：“探索实施‘链长制’，培育一批控制力和根植性强的链主企业和生态主导型企业。”2 月，山东省也进一步强调在 2021 年围绕10 强产业和 35 条产业链推进链长负责制。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以“链长制”为抓手，积极构建全产业链生态，是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一种有益探索。


何为“链长制”？这是一种强化产业链责任的制度创新， 即在一条产业链上培育龙头企业作为链主，以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任产业链“链长”，并以此为抓手，贯通上下游产业链条，在要素保障、市场需求、政策帮扶等领域精准发力， 补链、延链、强链，推动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一些地方探索的“链长制”就发挥了帮助修复产业体系、协调连接产业链“断点”、疏通连贯产业循环“堵点”、化解与全球产业链断链脱钩风险的作用。比如，去年 2 月，浙江省发起开发区“链长制”试点工作，加快实现了浙江全省经济开发区企业的复工复产，有效弥补了疫情冲击下市场失灵的缺陷。从浙江的实践探索来看，“链长制”拓宽了产业链联动发展的时空维度，充实了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加强国际产业精准合作的内核。


总书记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链长制”的加速铺开，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创新实践。当前，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的背景下，价值链、创新链和产业链上各类企业



连接的网络化特征更为凸显，任何一家企业和一个地方产业集群想要提升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位置，都需要加强与产业链上其他企业的融通合作。产业链的连接聚合能力成为我国加强对外经济交往和畅通国内经济的基本环节。“链长制” 的实施与市场机制互为补充，有助于推进我国产业链纵深拓展和升级再造，夯实双循环发展的产业基础。


近段时期，“链长制”成为地方政府双招双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和完善产业配套的重要制度支撑。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工具篮”中，“链长制” 成为打造新型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链长制”将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协同放在本地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明晰区域产业发展的图谱，直观展现出产业链“短板”，为精准制定产业配套政策、提供产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指明了方向。“链长”发挥统筹协调产业要素的优势，链主企业发挥头雁的引领作用，合力推动新业态、新领域的培育，共同锻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队”，畅通产业循环和市场循环，形成产业链健康长效发展的新动能。


推行“链长制”是促进经济领域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有益探索。各地政府应结合本地区产业发展实际不断推陈出新， 改进产业政策体系，做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链长”应加强与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创新服务观念和服务手段，拓宽产业融合与区域协调的领域，打造适合产业链发展的产业共同体。推行“链长制”需要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以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为依据，善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辅助决策功能，将制度、技术、市场形成合力，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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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和“卡脖子”难题。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背景下，更要以“链长制”布局产业战略支撑点，强 化高端产业的国际合作，把握前沿技术应用的话语权。


应该看到，“链长制”有助于畅通双循环，但在具体实 践中却不能过分依赖“链长制”。“链长制”不能完全代替 市场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无法独立实现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智慧决策功能。探索“链长制”的合理边界，要厘清政 府和市场的关系，遵循“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避免政府越界干预产业发 展过程。趋利避害，扬长避短，“链长制”就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纵深拓展和升级再造，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根基。


（作者：李芳，系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山东 省重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摒弃唯升学率的政绩观扭转义务教育应试


导向


作者：熊丙奇《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2 日 02 版）


【光明时评】


针对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教育部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明确规定，健全作业管理办法，统筹调控作业量和作业时间； 严控考试次数，不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有媒体援引相关负责人的话指出，《指南》将着力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根据《指南》，义务教育质量评价包括县域、学校、学生 3 个层面，每个层面又各有 12 项关键指标及若干



考查要点。正如有教育研究者指出，《指南》的亮点之一在 于，其不仅对学校、学生、教师进行评价，还将县级党委政 府作为评价对象。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办学存在较为严重的应试倾 向，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存在的唯升学率的政绩导向，简单 说就是以升学率考核学校办学质量与教师教育教学质量。如此导向的结果就是，学校围着升学考试组织教学，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并不完整。还有的地方纵容学校违规办学，对学校违规招生、违规补课等视而不见。要扭转义务教育的应试导向，首要的就是扭转地方政府的唯升学率的政绩导向。“唯分数论”和“唯升学论”是基础教育的两大问题，不宜将两 者混为一谈。唯分数针对的是升学评价体系，只看分数而不考查学生除分数之外的其他能力与素质；唯升学则直指学校办学只围着升学来，这又与管理部门及社会对学校的评价标准有关。唯升学导向，叠加升学评价体系过度看重分数，就会出现严重的“唯分数论”。


在任何国家，学生在高中毕业后，都面临升学与就业的问题。学生进名校的竞争都非常激烈。不过，像我国这样的基础教育面临巨大应试压力，以及学校在组织教学中的升学导向如此强烈的，似乎并不多。这与相关管理部门对学校办学的评价体系有密切关系。比如，在日韩，高考竞争虽然也异常激烈，但中小学给学生开设的课程是相对完整的，体育等课程也不存在被边缘化的问题。这正是因为升学是学生的选择，学校的职责只是给学生这一求学阶段提供高质量的、完整的教育。换句话说，学校举办者即政府部门，只关注、



考核学校按规定开设及完成课程教学的情况，而并不以学生的升学考试成绩来评价学校。


以学校的升学率考核学校办学，其实是与政府举办教育的职责背离的。政府作为教育举办者，重要的职责是办好各类教育、学校，若以升学率评价学校办学，就必然出现强化某类教育、学校，歧视其他类教育、学校的问题，还会影响 学生在就业与升学之间作出理性的选择。这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无异于给自己发展面向所有学生的教育制造障碍。笔者 在调研中发现，高中的合格率而非升学率，是国外教育主管部门更为关注的。


政府部门的关注点由升学率转为学校开设课程及完成 课程教学的情况，系依法治教。对于义务教育来说，各级政 府的重要职责就是依法按“五育并举”的要求保障教育投入 以及监督学校依法办学。至于学校如何办学，应该把自主权 交给学校；办学质量如何，也应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价；教师教得如何，应由教师共同体评价。简言之，就是要切实推进国家一直在强调的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这是地方政府树立正确教育政绩观，构建良好教育生态的关键。


据媒体报道，为研制《指南》，有关方面重点搜集整理 并研究分析了 1555 份中央与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为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我国先后已发布 1000 多份文件，不可谓不重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落实与推进之难。持续推进问题解决，必须在关键点上寻求突破。 从长远看，我国必须深化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明确政府发展教育的基本职责，形成科学的教育政绩观。而就当前看，



则有必要建立教育问责机制，对违反减负规定、纵容违规办学的地方政府严肃问责，不能让规定只停留在文件上。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清华取消申请硕士学位须发论文”的启发


作者：何人可《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2 日 02 版）


据媒体报道，近日，清华大学公布了 2020 至 2021 学年


度第 9 次校务会议修订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该规定确认，发表学术论文不再是申请硕士学位论文 答辩或申请硕士学位的前置条件。


清华大学的规定，无疑是根据本校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作出的决定，但对其他大学以及整个硕士研究生相关状况的判断也不无启发。稍早几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外交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7 所大学已经取消了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或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性指标，率先打破了这个已不合时宜的规定。


在普通高等教育愈益普及化的当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越来越具有学科专业高级训练的性质。在恢复高考的头一二十年里，高层次高等级人才稀缺的现实，抬升了人们对硕士研究生的期望。在那个时期，每个大学都把相当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资源用于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面。并且，许多硕 士研究生也确实不负众望，在“小材大用”的岗位上挑起了大梁，有的甚至成为一代栋梁。适应当时的学术界整体水平和情势，与教育资源分配及其所应产生的效果相当，规定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或毕业的前置条件为发表论文，虽是一个不低的学术要求，似也不太为过。



当然，这个规定在目前看来已经过时无疑。最主要的在 于，这种规定，既与当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及其所占用 的高等教育资源占比的现状不匹配、不适应，也与硕士研究生本人所处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现实相脱离。以中国学术界的整体水平而言，硕士研究生所具有的普遍水平，已经不宜再占用仍属稀缺的学术刊物等资源。确立这样的衡量标准，并非降低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水平，而恰是适应学术标准提升以及学术资源稀缺现状的结果。


更加现实的情况是，在非发表论文不能申请硕士学位或不能毕业的前置条件下，许多研究生不得不“剑走偏锋”， 东拼西凑论文，继而再托关系找门路，甚至为发表文章贿赂那些控制学术资源的人，由此不仅败坏了学术环境，也迈错了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对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或毕业所规定的发表论文的前置条件导致的种种不正常现象，许多人心知肚明。显然，废除这种以及其他不合时宜的规定，仅有 7 所大学还不够，加上清华大学也不够。


废除硕士研究生非发表论文不能申请硕士学位或不能 毕业的前置条件，不会降低研究生的培养水平，也不会改变 研究生的既定培养目标。这就像破除“唯论文”，实际上反 而有助于提高论文水平。


（作者：何人可，系媒体评论员）


延迟退休会挤压年轻人就业吗


作者：程杰《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2 日 02 版）


【新闻随笔】


近日，延迟退休实施原则公布。“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



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随着延迟 退休日渐临近，关于该政策对年轻人就业影响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职场上日渐显著的“35 岁困境”，加剧了人们对该政策挤压年轻人就业的担忧。


假如社会经济系统处于静止状态，社会总需求不变，就业市场完全饱和，那么延迟退休意味着老年人的工作岗位不能空出，新成长的劳动力不能获得工作岗位，从而处于失业状态。显然，就中国的社会现实来说，这一逻辑假设的前提条件并不成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趋缓， 然而就业形势始终保持大体稳定，即便受疫情冲击，2020 年城镇新增就业仍达 1186 万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四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将保持在合理区间，这意味着就业总需求仍将持续扩张，延迟退休不会造成全社会就业岗位供应紧张。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持续加快，中度老龄化阶段和人口负增长阶段即将到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减少，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总体上有利于求职者。“十四五”期末，15 至64 岁劳动力供给总量将下降到 7.3 亿人左右，“十四五”时


期劳动力供给累计将减少约 3000 万人。按经济增速保持在


3 至 6区间估算，“十四五”期末中国劳动力需求总量将保持在约 7.8 亿人。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国就业总需求将超过劳动力总供给，就业总量矛盾将趋于缓和，结构性矛盾将 成为就业主要矛盾。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看，当前总体上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格局为延迟退休改革创造了良好环境，实施改革不会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造成较大冲击。



此外，老年人与年轻人就业之间也并非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是更接近互补关系。延迟退休挤压年轻人就业的观点，是基于“劳动合成谬误”的错误判断，对此相关学术研 究者已达成共识。国际经验早已表明，老年人就业率与年轻 人失业率之间没有明显正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老年人就业率的提高还有助于促进年轻人就业。这是因为，有丰富工作经验积累的老年人继续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中，能够发挥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年轻人在与老年人的合作中学习，促进其积累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延迟退休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尤其是补充一些技能型和专业型岗位缺口，有助于增强经济活力，扩大社会总需求，年轻人也将从中受益。


近些年来，世界多国宣布延迟退休年龄，退休人员重返劳动力市场已成新趋势。2000 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持续提高，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在2000 至2018 年提高了约5 个百分点， 达 15，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日本，2018 年这一数字达到


25 ，韩国甚至超过 30。退休人员重返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出于生计需求，他们更看重能继续与同事、客户和社会保持联系，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从长期来看，延迟退休有利于增强劳动力市场活力，对 年轻人就业具有积极影响。即便从短期来看，延迟退休也未 必会导致年轻人失业率升高。尤其在渐进式、有弹性、有差 别地实施延迟退休过程中，延迟退休人员与年轻人就业之间 的替代效应会缓慢释放，能够通过就业需求扩大逐步抵消。 当然，青年就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青年作为劳动力市


场中相对脆弱群体，呈现出失业率高、就业不充分、就业稳



定性差的普遍特征，尤其在疫情持续影响下，就业形势更加 严峻。年轻人对延迟退休改革的复杂情绪，表面上看似忧心 就业岗位可能被挤占，但从深层看更多的是对当前及未来就 业形势的焦虑，担心自身就业能力不足可能导致失业风险。 延迟退休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当前这一改革对就业带来的最大挑战在于，中老年人群体的就业能力不足。在供给侧，人力资本短板突出，当前处于退休前后的这一代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偏低，接受新知识、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较弱。在需求侧，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推动就业需求结构变化，新兴产业需要兼具“硬技能”和“软技能” 的复合型人才，中老年人适应这一需求转变的难度较大。


延迟退休改革要与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同步推进，尤其要注重人力资本积累。加快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关注“数字鸿沟”和“技术性失业”，加强中老年技能培训，试点实施“教育券”或“培训券”政策，确保延迟退休群体的就业稳 定。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将高校毕业生和青年农民工作为防 范大规模失业风险的重点，妥善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加强青年技能培训体系建设，鼓励青年创新创业，广泛拓展就业渠道，依托城镇的社区、技能培训中心、职业学校、普通 高等院校等平台，将失业或待岗的青年农民工、暂未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吸纳到本地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中，为受到冲击的青年建立“蓄水池”。


（作者：程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规范大学生网贷，有政策更要有落实


作者：李哲《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2 日 02 版）


【网言】


近年来，由“大学生网贷”引发的悲惨故事，可谓数不胜数。针对这种现象，近日，银保监会等五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禁止非持牌机构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


不可否认，有一些大学生确实会遇到需要钱的时候。比如家庭贫困的，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申请助学金、助学贷款甚至社会捐赠等方式来解决，而不是诉求到小额贷款公司、非持牌金融机构上去。再比如，有些大学生需要创业资金， 这方面也有专门的大学生创业贷款，很多地方、高校、银行也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明明有康庄大道可以走，为什么偏偏要去挤各种套路贷的独木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少大学生被一些平台的浮夸宣传蒙蔽了双眼，进而使得市场上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银保监会等部门联合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对于贷款公司来说是一种约束，也是针对各路“校园贷”的对症下药。接下来就需要相关部门严格执行，促进政策的落地与实施。这同样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保持关注、 跟踪与督促。对大学生而言，也要自觉抵制那些消费主义的宣传，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念。在自己的能力尚不足以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时，保持克制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智慧。 不要为了一时欲望，让青春背负沉重的负担；而要将其转化为一种动力，敦促自己学习、成长，这才是阳光的方向。



（原载于光明网 作者：李哲 摘编：刘朝）


留学回国者众就业如何保稳


作者：刘敏《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2 日 02 版）


2021 年春招大幕即将拉开，由于疫情带来的影响尚未消除，909 万应届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在相关报道中， 部分媒体特别提到了越来越多的出国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就业，加剧了就业竞争的情况。这一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首先，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促进了留学人数的稳步增长。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人才的国际流动相对不平衡，流出、流失严重。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的蓬勃发展，国内就业、创业环境优化，中国对人才的吸引力自然不断攀升。根据教育部官方统计数据，“十三五” 期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了 251.8 万，学成回国人员


201.3 万，占比超过 80。2020 至 2021 年，受国际新冠肺炎疫情及部分国家就业签证政策收缩的影响，预计今年海归就业人数还将有所增长。


高校应届毕业生和海归人员在就业市场上比例的增加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和教育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结果，也是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的表现。相对于数量本身，我们更应该关注人才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以及当前就业仍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制造业、服务业普工难招， 技术工人短缺，海归群体虽在自贸区、跨国企业等受到青睐， 但从就业的热门专业、热门城市等几个指标看，其同国内毕业生表现出基本趋同的结构矛盾。所以，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围绕“就业优先”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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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就业规模需要形成新的就业增长点，挖掘新岗位。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在“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就是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围绕人力资本健全教育培训、劳动用工、创业创客、健康保险、知识产权等系列产业链，形成新业态。同时，依靠科技创新“补链”“强链”，创造新岗位。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服务就业人群本身创造就业岗位。人力资本产业的发展还可以探索人才金融服务模式，为人才创业提供资本保障，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专项补贴、减税等办法支持劳动力市场的建设。


结构优化需要就业前端的积极配合，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等机构要持续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这样几个问题是由目前的就业结构提出的，应该成为引导培养模式改革的问题意识，比如，高校如何平衡基础研究人才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比例？如何借专业学位教育改革东风促进产教融合？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学徒制？职业院校如何灵活回应人才市 场需求，确保“有岗有人”？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并需要马上回应的问题。形成新时代的就业风尚，引导和鼓励国内和海外归来的有志青年更容易融入大展才能的事业中去。


（作者：刘敏，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副教授）


锚定目标，笃行实干


作者：郑超愚《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3 日 02 版）


【光明论坛】


去年至今，我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不仅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任务，



而且在去年第四季度已恢复到 6以上的疫情前年均增长速度水平。考虑恢复性增长情况和基数效应因素，2021 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在 8以上。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引导


合理增长预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仅设定 2021 年经济


增长速度 6底限目标，平稳衔接“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


锚定高质量经济发展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目标笃行实干。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稳中求进总方针指引下将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强化改革创 新动力，能够确保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相对快速的持续健康增长。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越 1 万美元和经济总量跨越


100 万亿元人民币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经历对美国


经济相应指标的依次赶超过程，必须在 2035 年前维持 5 以上年均增长速度。对此，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历史原因和未来 趋势的理论分析，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红利解释和悲观预测失之简单和偏颇。在人口和资源因素以外，需要看到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制度、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环境以及我国经济政策的发展主义目标导向和现实主义工具理性，才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庄严承诺和不懈奋斗 目标。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再到当前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现代化的路线、目标和任务主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全 部历史。与传统经济不同，现代经济本质上是进步的，起飞后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而国际收入是可收敛的。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最重要和迫切的现实意义和实际要求，就是重新培育、获得和维护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能力。


要注重新发展格局下的国内需求管理。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各种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潜在问题。不过， 20 世纪 80 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和次贷危机后的 3 次经


济萧条均是输入型的，而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启的外向经济发展和加入 WTO 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有力促进了前两次经济萧条后的经济复苏以及后续高速增长。次贷危机至今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我国经济景气难以继续耦合国际经济景气，无法完全依靠外部需求扩张来完成从萧条到繁荣的本次周期形态转换，必须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坚持扩大内需战略， 主要依靠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来支持短期经济复苏和 长期经济增长。


参照国际经验，弥合二元经济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继续深化，非平衡增长战略后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补偿性增长， 从大规模生产到大规模消费的增长阶段变迁，隐含在消费升级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嵌入型技术进步要求的固定资本积 累，上述国内需求扩张因素能够继续拉动我国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在二元经济和成长经济的条件下，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储蓄倾向是相互正向依存的，同时蕴含“高储蓄


—高投资—高增长”与“低储蓄—低投资—低增长”的宏观经济运行多重均衡态势。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需要建立以投资需求管理为轴心的需求管理政策体系，促进高储蓄向高投资



的有效转化，以充分积累的资本存量与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互补来支持日益临近的老龄化社会。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的短期复苏进程和长期增长趋势在相当程度上是预期依存和政策依存的。我国需求管理应该采取微撞模式，通过间歇增加总需求探索潜在总供给前沿，在乐观经济增长预期和积极需求管理政策支持下，实现与所谓最低可持续失业率目标对应的最高可持续增长速度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需求管理政策仍具有较为宽松的扩张性操作空间：一方面，由于汇率和利率的制度设计，我国稳健货币政策能够独立于国外货币政策取向，并能够同时运用货币供应数量管理工具和利率水平价格管理工具；另一方面，我 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支出能够创造自己的财政收入。按当前利率前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自然冲销能力将有效降低国民收入债务比率而实现财政健全化。


（作者：郑超愚，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三十五岁困境”从何而来


作者：王淑娟《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3 日 02 版）


【新闻随笔】


近来，关于“35 岁困境”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不少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型员工发现，本以为是黄金年龄的 35 岁竟成了职业发展的分水岭，不少公司根本就不接受 35 岁以上求职者的简历，就算不跳槽，在原公司的晋升压力也与日俱增。


35 岁何以成为瓶颈？“35 岁困境”从何而来？


35 岁往往意味着一个人步入中年，多是“夹心层”和“顶梁柱”，多重社会角色带来了多重压力。人到中年后，除了



体力、精力等生理属性开始下降，思维方式也逐渐固化。面对社会激烈竞争和技术快速变迁，创新性要求的提高使得员工随年龄增长的“资历”反而成了一种“障碍”。按照正常 规律，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在中年之后会达到或者接近职业发展的一个高度，之后会遇到瓶颈，然而在心理层面，“层级高原”和“内容高原”现象普遍，导致职业倦怠。有些人尽管职业发展有些开始走下坡路，但仍不愿意接受和选择向下流动。


在人际社会系统方面，随着传统网络的支持部分消解， 家庭、亲属的非正式社会网络由于个体的空间流动而削弱， 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社会压力。通过“锦标赛”来决定晋升名额是很多组织的常见做法。这种“赛马不相马”的制度可以促进员工之间的互相竞争。大部分 35 岁员工已是中层管理者，在传统的金字塔组织中越往上，面临的职业晋升空间就越窄。而越来越多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更加不能满足很多员工进一步实现晋升目标的需求。


外部环境快速变化和竞争加剧，对组织的敏捷性和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组织采取日益灵活化的雇佣策略和通过快速的人员迭代来提高组织效能，将这种外部不确定性又进一步转移给员工，增加了工作的不稳定。在用工模式方面， 企业更倾向于日趋弹性灵活的雇佣模式，组织可以摆脱对员工的长期责任，员工就要承担一大部分企业的运营风险。近几年，许多国内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互联网企业倾向于“短期化”“年轻化”的招聘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35 岁以上知识型员工的职业发展空间。



在社会环境系统方面，中年员工面临时代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个体化。以长期雇佣、层级化为特征的传统职业发展模式日益消解，劳动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可以自主选择职业和单位，命运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然而，另一方面，打破铁饭碗的就业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风险由个体承担。在当前社会急剧变化的过程中，固定的模式被打破，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职业分类的变化、长期稳定工作合同的减少、非正式工作种类的增多、工作流动性的加剧等，都加剧了风险的个体化。此外， “黑天鹅事件”的频发，让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变得愈加困难， 并产生了道德问题、伦理问题、社会失范行为、个人认同危机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无一不让中年人感到焦虑和挫败。目前存在的另一问题是，相关劳动保护政策仍不完善，立法也尚不明确。目前年龄歧视现象普遍存在，在招聘网站中进行职位搜索，岗位要求中明确提出“35 岁以下”“30岁以下”甚至“28 岁以下”的比比皆是。与性别、健康、地域、相貌等方面的就业歧视相比，年龄歧视最为赤裸裸。


个人系统、人际社会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彼此隔离的，而是持续地相互作用，多个因素共同形成了知识型员工的“35 岁困境”。就业市场中的年龄歧视不仅侵犯了员工就业权，也有损劳动市场资源的公平配置。随着年龄增长，知识型员工的体力和职场竞争力双双下降，而在部分高科技企业，年轻员工被迫“996”，导致劳动力资源“过度使用”和“过度浪费”并存。知识型员工步入 35 岁后，当骤增的家庭责任与经济压力遭遇职业发展危机，降岗、 转岗甚至失业的风险将对员工自身及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应对“35 岁困境”，个人系统是核心。个体要重新审视环境的变化以及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从内生角度提升自己的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和组 织文化是实现员工发展和企业发展双赢的基础。对于组织来说，有必要塑造组织内部公平开放、员工参与的文化，积极 构建并畅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激励员工创造更大价值。


“35 岁困境”是个体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的反映。个人系统虽是核心，但问题的结构性矛盾仅凭个体努力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在风险个体化和就业灵活多样化的背景下，这对社会保障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或需要以更完善的外部制度环境来规范和引导个人系统和人际社会系统，如“996”、 就业年龄歧视治理等。“35 岁困境”及附在其上的诸多社会问题，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和思考。


（作者：王淑娟，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 资源学院高级经济师）


确定工作时长应从劳动力市场全局出发


作者：梁萌《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3 日 02 版）


无论是经典劳动理论研究中对“工作日”的详尽探讨， 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生活主张， 都蕴含着人们对理想生活的理解和向往。何为更理想的生活？简单说，即希望工作与生活能保持一个适切的分配比例，将工作时间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以便实现多元化与多维度的幸福生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标准日渐清晰，需求水平也水涨船高。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有关“4.5 天工作制” 建议进行了回复，引发公众热议。据报道，人社部的回复基



本上较为明确地否决了现阶段推广实行“4.5 天工作制”的可能性。“4.5 天工作制”既然已在多地试行，且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何人社部会做出这样的答复呢？笔者认为，这项有关“4.5 天工作制”的建议，是仅仅基于我国特定劳动力群体就业情况而对整体进行的过度浪漫推论，尚未观照到我国宏观劳动力就业框架中的客观全局。


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一些社会学学者借鉴制度经济学有关“市场分割”等视角，聚焦社会分层领域进行了相 关研究，提出劳动力市场也同样被多重制度规则所分割，从而形成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企业组织中的多元就业类型、薪酬福利水平和职业发展路径。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论 断。


在首属劳动力市场，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或社会资本的精英劳动者与核心产业的企业组织结成正式劳动关系，并享有相应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而次属劳动力市场的中低层劳动者，则大部分从事偏重体力的边缘产业且缺乏稳定的雇佣关系和与之相关的保障与权益。不仅如此，在组织内部，首 属劳动力市场的企业还会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形成劳动 者职业发展路径，激励劳动者长期投入；而组织外和次属劳 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则既难以维持长期工作又没有相应的晋升通道。因此，首属、次属维度是劳动力市场一直以来的主要划分结构。据此而言，我国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存在着多重分化结构，其中包括社会结构的影响、经济结构的影响和劳 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这 3 个主要维度。除前述已经提到的劳动力市场的首属、次属结构外，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指因城



乡间的户籍制度、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导致的结构性分化；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指体制内外以及企业组织间因所有制不同而造成的分化差异。


在这 3 类分化要素的作用下，当前我国劳动力就业情况也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点。具体来说，既存在经济发达地区效率驱动下频频加班的超时工作，也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充分就业群体；既存在首属劳动力市场下恪守“朝九晚五” 的体制内单位与企业，也存在名义弹性工时制下实则“996” 的互联网大厂员工，以及非正规就业模式下长期无明确工作时间边界的家政、外卖等服务业劳动者。另一个被公众长久以来忽视的情况是，即便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尚未完全实行已被写入劳动法的 5 天工作制。


总的来说，从现实情况看，当前法定 5 天工作制尚未得到充分推行，“4.5 天工作制”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多元分化而显得过于超前和脱离实 际。当前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为尚未被现有法律法规保护和惠及的劳动者群体“雪中送炭”，而非为首属劳动力市场的 劳动者群体“锦上添花”。这不仅将有利于推动更为规范和 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建设，减少结构性分化给不同劳动者带来的制度性歧视和损失，还将进而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合理分配、适切流动的良性结构和发展趋势。


关于“4.5 天工作制”，相关部门和企业组织虽然在现有条件下难以一蹴而就，但毕竟传递出公众对高质量的工作与生活的殷殷期许，仍有必要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和战略规划的高度审视之。直面劳动力市场结构分化的既有现实，更加有效地推进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的落实，为实现人们



的美好生活开辟路径，未来，“4.5 天工作制”可执行可落地的时代或将真的到来。


（作者：梁萌，系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学会 劳动社会学分会理事）


扫码点单侵权维权为何成了老大难


作者：陈城《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3 日 02 版）


【光明时评】


扫码点单，是近些年来很常见的餐饮点单方式。作为传统纸质菜单点单的补充，扫码点单的出现大大方便了消费 者，但同样也成为餐饮消费权益纠纷的一个难点。近日，有 媒体再次报道类似事件，称扫码点单强制关注公众号属侵 权。


扫码点单的侵权行为主要有两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这意 味着倘若经营者强制要求消费者扫码点单，就是侵权。同样根据消保法的规定，经营者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并在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后，经消费者同意，方可收集消费者信息。现实中，大部分经营者都要求在强制关注公众号的基础上扫码点单并要求授权手机 号注册等，这显然也是侵权。今年 3 月 15 日，深圳市消委


会调查显示，有 97.02的经营者采用了扫码消费方式，其中


95.64 的经营者在扫码后仍需关注或授权才可进行消费。 扫码点单中的经营者侵权行为是很容易清晰判定的，那


为何在餐饮消费权益纠纷中，这又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小事”，很多消费者受制于时间成本等 因素，没有精力或不愿意花费精力维权。近几年互联网生活



中要求授权个人信息的场景越来越多，不授权就无法使用的现状让消费者被迫同意，对类似行为趋于麻木，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促使经营者在扫码点单服务上，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尊重越发降低。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无接触式服务大面积推广，间接让经营者以为自己强制要求扫码点单的行为有了科学支持。


应该看到，扫码点单所造成的侵权行为及消费者困境， 实质上同过往常见的如收取开瓶费、不得自带酒水、不提供免费干净餐具等行为性质相同。消费者因维权难而放弃维 权，不代表经营者就可以“名正言顺”侵权，对于这样明显侵权违法的行为，有责部门必须有所作为。这几年在媒体大量曝光关注下，经营者过往常见的那些侵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敛，就说明了市场监管的必要性。


当然，除了市场监管这一被动方式，让经营者能够主动尊重消费者也应当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生活场景、消费方式产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相关法律法规及所对应的权利救济途径，显然还远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这一问题值得重视。事实上，近些年社会上并不缺乏要求制度规章等尽快适应互联网的呼声，而当下电子政务服务业已成熟，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多种政务服务。因此，治理扫码点单侵权可以基于现有成熟的电子政务服务， 拓展消费者低成本维权渠道，让日常消费侵权行为拥有诉求出口，也让经营者能够真正意识到该如何守法尊重消费者。


（作者：陈城）


影视圈“唯流量”现象该终结了


作者：赵倩《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3 日 02 版）



【网言】


有口碑，却没热度；频上热搜，口碑却“扑街”。口碑与流量之间形成反差现象，在近几年的影视行业已司空见 惯。


流量是收视率在网络时代的一种延续和升级。因为它关乎热度和变现，很多时候甚至被当成唯一评价标准。因此， “IP+流量”成为这几年许多影视剧的标配，但同时，这也 导致作品同质化、套路化严重，演员无演技，作品无内涵， “白甜宠”现象一时竟成为潮流。从根本上看，当影视剧被流量所困，行业的天花板也在被拉低。流量可以带来热度， 可以变现，从影视作品的商业属性来看，流量“无罪”。然而，影视作品还具有文化属性，是丰富百姓精神生活和展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唯流量”是文化审美和价值观的错位。从大趋势看，流量终究扛不起收视大旗，而优秀的作品必然会带来流量。2020 年，我国电视剧产量同比降幅不少，希望减量能成为推动提质的契机。观众的审美素养会越来越高，不会一味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因此，影视产业要从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并紧跟时代变化，围绕题材选择、剧本创作、拍摄制作等关键环节下功夫，最终依靠内容输出来获得口碑和流量双丰收，寻求商业属性和文化价值的平衡点。


（原载于半月谈新媒体 作者：赵倩 摘编：郝悦）


“婚姻推迟”背后是社会学命题


作者：杭苏红《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3 日 02 版）


日前，民政部公布了我国去年的结婚登记数据。全年


813.1 万对的结婚登记数量，比 2019 年减少了 112.9 万对，



创下了 17 年来的历史新低。这固然受到了疫情期间全国多


地婚姻登记处长时间关闭的影响，但也基本上延续了 2013 年之后结婚登记数量不断下降的趋势。一时间，“中国正成 为单身大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言论又开始在舆论场中持续发酵。如何解读这些统计数据？中国的婚姻状况究竟在发生什么变化？


2013 年以来婚姻登记数量的逐年下降，既源于主要适婚人口（20 至 39 岁）数量减少的客观原因，也受到“婚姻推迟”乃至不婚等因素的影响。“婚姻推迟”是指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根据截至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1980 年至 1984


年出生的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相比于 1940 年至


1944 年出生者，分别推迟了 1.9 岁和 3.3 岁。可以推测，随


着 85 后与 90 后初婚年龄的公布，这一趋势将更加凸显，并且会在未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婚姻状况的一大显著特征。


“婚姻推迟”现象的出现，与这些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社会更加重视年轻人的教育投入， 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不可避免地使个体结婚成家的时间点向 后推迟。而且，经济水平的提高也相应地提高了人们对于结婚条件的要求。在“房子、车子、票子”成为 21 世纪结婚“三大件”的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与养育成本，使得很多适龄青年不得不选择推迟结婚的时 间。比如，作为国内经济发展最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地区的“婚姻推迟”幅度更大。这 4 个城市中，出生于 1980


年至 1984 年的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分别为 27.6 岁



与 25.7 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推迟了 2 岁以上。另外，经济发展区域性与结构性不平衡所产生的城市“剩女”与农村 “剩男”问题，也对推迟初婚年龄造成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个体化趋势，促进了婚姻家庭观念


的变迁。随着个体化程度的提高，年轻人对于自己何时缔结婚姻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但是，在“996”工作制度与狭小的社交圈内，如果不依靠更多外在助力，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在“婚姻推迟”的整体趋势中，女性的推迟幅度更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发展、收入水平等方面与男性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某些方面出现了反超。这使得她们更期望在职场上有所成就，获得经济独立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非早早进入婚姻、生育子女。不过，她们在拥有自主选择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婚姻推迟”带来更多的生育风险与健康代价。在一个“婚姻推迟” “生育推迟”趋势不断增强的社会中，如何保障高龄产妇和胎儿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未来一段时期，“婚姻推迟”的趋势仍将持续。对于这一趋势，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去评价。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并将带来进一步的挑战。比如，面对结婚的经济压力、社交焦虑；高龄女性生育风险的增加；潜在的不婚不育对生育水平下降趋势的强化等。总书记强调：“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为此，我们需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更好地回应“婚姻推迟”背后的问题与挑战。需要鼓励和提倡适龄婚育， 进一步推进婚育支持性政策的出台；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



房，满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加强对企 业加班现象的监管，提倡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保障孕产妇群体的特殊权益及母婴安全，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婚育问题关系到适婚人群及其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我国婚姻家庭的整体发展，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杭苏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总书记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作者：王磊《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4 日 02 版）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从本质上 而言它是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思维。


近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备受世界瞩目，中方在对话中 重申坚持多边主义、顺应世界潮流的一贯立场，指出多边主义是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基石，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当坚持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世界各国主权，尊重文明多样性，致力于国际关系民主化。正如总书记在中国农历除夕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时 所强调的：“面对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着特殊国际责任和义务。双方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


新年伊始至今，多边主义正摆脱近年来遭遇的颓势，在国际舞台展现出强劲的回归之势，让人类重拾对成功应对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发展赤字的信心。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国家却是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试图继续给霸权主义和排他行径披上一层虚伪的面纱，这对世



界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构成巨大威胁。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明确指出：“‘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不应成为我们的选择。”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从本质上 而言它是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思维。此外，在国际社会中 打着多边主义幌子的各种“伪多边主义”，还包括封闭排他 的“小圈子的多边主义”、表现为政治军事同盟的“俱乐部 式的多边主义”等。这些“伪多边主义”以邻为壑、偏狭自 私，不仅无法团结全人类应对共同挑战，相反只会把世界推 向分裂和对抗，甚至引入自相残杀的死胡同。面对当今世界 层出不穷的难题挑战，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才是解决之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乱交织、相互激


荡的国际形势给人类社会带来严峻挑战，世所罕见的多重危机叠加让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经受着考验。目前，包括中 美在内的各国都面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等当前国际社会最紧迫的任务。面对这些全球性挑战，只能通过加强全球治理、开展全球行动、协调全 球应对、推动全球合作，而要达成上述目标的根本原则就是要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首先，真正的多边主义厉行国际法治。这就要求世界各 国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真正的多边主义按照国际法的精神来治理国际事务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维护和加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普遍公认的国际准则，作为协调规范各国关系的制度性框 架，顺应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



其次，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就意味着多边主义的理念必须转化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可执行方案和有效力的行动。多边机构既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平台，也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框架，是将多边主义由理念转化为全球治理各领域务实行动的机制保障。多边主义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根基和支柱，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维护联合国、世贸组织、世卫组织等全球多边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并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 全球经贸体系、世界公共卫生体系等的改革和完善。


再次，真正的多边主义有赖于负责任大国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重振多边主义，世界主要大国应成为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模范者、遵循国际规则的引领者、为全球福祉提供必要国际公共产品的先行者。尤为重要的 是，世界主要大国应引领国际社会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进一步加深和拓展多边主义的内涵与外延。


最后，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多边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要认识到国际上的事应由大家共同商 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历史潮流奠定了多边主义的根基，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应持续推动建设性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从而确保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公正公平地参与国际事务决策，共享全球发展的成果。



（作者：王磊，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坚定自信建设文化强国


作者：徐文俊《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4 日 02 版）


【光明论坛】


当今世界，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国都在综合国力竞争的天平上追逐文化的砝码。党的十九届五中X会明确提出了到 2035 年要把我国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反映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怎样理解文化强国， 如何建设文化强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坚定文化自信。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自信成为最为厚重的文化底色；近代中国由盛到衰，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陷入了低谷；今日中国，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大国就要有大国的样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化心态。大国的文化心态应该是从容自信、开放宽容、温和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文化与世界的文化，既不会因自身发展的不足而自卑自怜，也不会因自身的快速发展而自以为是。


传承文化基因。建设文化强国，需要面向未来，但也不能忘记本来。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 支撑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文化基因，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也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就此而言，传承文化基因、弘扬传统文化，不仅是个文化命题，也是个政治命题，不仅事关文化发展，也事关



道路认同。也正因如此，曾经“冷门”的传统文化，逐渐走 到聚光灯下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热学”。当然，高度关注 并不意味着可以浮躁和喧嚣。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绝不是僵化模仿、简单复古，而是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深化文化交流。封闭的文化不仅是无声的，也是无力的。 在当代中国，积极构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文化发展格局，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基本文化政策。但也要看到，在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比上，我国仍存在着一定的“逆差”。这种“逆差”，不仅表现在“量”上， 也表现在“质”上，即我国“走出去”的文化主要集中在器物文化层面，思想文化则很难“走出去”。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应是思想上的交流。要坚定价值观自信和文化自信， 提高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层次，不仅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不仅要让世界知道历史中的中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让世界知道今天的中国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维护文化安全。文化领域的斗争虽然较量无声，但影响深远。就此而言，维护文化安全，事关民族兴衰，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党的执政地位。近年来，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西方文化霸权冲击不断，国内各种错误思潮沉渣泛起， 文化安全始终面临着现实的风险挑战。维护文化安全，根本在提高文化实力。实力不足是最大的安全问题，文化实力不



足则是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发展，就是要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提升文化创新力、扩大文化影响力。同时还要敢于斗争。对各种错误思潮，各方要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既要敢于“亮剑”，也要善于“亮剑”。


（作者：徐文俊，系北京市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医美整形为何成为一种时尚


作者：严飞《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4 日 02 版）


【新闻随笔】


过去几年，医美整形正在成为一种时尚。越来越多的女性被医疗美容所吸引，不少男性也逐渐加入到这一波“变美” 大潮中。面对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审美流行，有人冷静旁观，觉得这只是人们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追求面子；更多人则选择热情追随，迫不及待地参与其中，使医美整形变成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


是什么“成就”了这股医美整形时尚？换句话说，这股医美整形时尚背后的深层动因是什么？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早在 100 多年前就曾对时尚发表了见解，在一篇名为《时尚的哲学》的文章中，齐美尔给时尚下了这样的定义：“通过某些生活方式，人们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性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妥协，而时尚便是其中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在这里，社会平等化指的是人人都处在一个频道上，穿着打扮都一样。个性差异魅力指的是在全民统一的基础之上，一些人选择突出自我的特色，展现出不一样的元素和风貌。譬如 20 世纪 80 年代，大家都穿着千篇一律的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成为一个时代的集



体记忆。而随着电影《霹雳舞》在国内上映，年轻人纷纷“跟风”烫起了爆炸头，走起了太空步，这就是一种追逐时尚、展现自我的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思 想观念也显著更新，对美的追求逐渐萌芽，并且发现追求美 的门槛不再高不可攀。或许只需要通过几个疗程或一些小手 术，前沿的医美整形技术就能让自己更有光彩。人们开始有 机会掌握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点点改变就能带来更大自信。 然而，在个人对美的追求之上，更多时候，其实是社会


在对个人产生着强大的推力和拉力。一方面，社会对审美具有压迫性的推力，比如“网红脸”的诞生就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大众对“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巴”和“白皮肤”的单一审美。在此基础之上，不少用人单位都会把容貌作为用人考核的一个潜在指标，从而无形中增加了年轻人求职时的“容貌焦虑”。另一方面，社会对审美具有吸引性的拉力。医美机构的轰炸式宣传推广、一些 App 上动辄数十万篇的经验分享、短视频等拍摄软件的神奇滤镜等，都是“拉力之手”。以“热玛吉”为例，这项宣称“激光去皱紧肤、促进胶原蛋白重生”的医美项目近两年在 95 后群体中不断爆红，其“秘诀”就是邀请意见领袖代言造势，再通过各类社交媒体不断进行轰炸式宣传，让其化身为无所不能的逆龄神器。最后，通过贴上“除了贵，没毛病”的鲜明标签，该项目又被成功赋予了轻奢与“小资”的属性。如此看， 社会在审美形塑和行动催化上的力量甚至是主导的。


如果说，出于对美的追求进行适度调整，只要不太超越自己的支付能力，还算是一种现代生活刚需。然而，当下参



与医美整形的群体越来越年轻化、消费项目也呈现越来越昂贵化的趋势。一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即便借贷也要手术，整了不满意又多次再整。这一现象背后，鲜明地展现出人们在当代审美上的迷失。不断通过医疗技术来塑造美，其背后是一种与社会分层相关的“时尚的游戏”。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新颖的时尚，无论怎样都仅仅顺应较高阶层。一旦较低阶层开始养成这种时尚，那么，较高阶层便远离这种时尚， 转向新的时尚。通过新的时尚，较高阶层重新同广大芸芸众生区别开来。”


换句话说，时尚始终处在新旧交替的变换过程之中。较低阶层在看到较高阶层的时尚后，也开始产生了仿效较高阶层对于时尚的追逐。这反而促使较高阶层抛弃掉旧的时尚， 转而去创造新的时尚，以凸显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于是， “时尚的游戏就这样快乐地周而复始”。


过分追求所谓的“美”，可能会导致从众甚至盲从的心理，其实反而会带来个性的消失：本来是为了让自己更美一点，整形到连自己看自己都觉得陌生的程度，甚至失去了原来的特色。所以，在追求美的过程中，有人会被外在的浮华所吸引，并因此迷失了自我；在金钱利益和虚名地位里穿行， 却很少关注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什么是适合自己的。时尚的本质就是“模仿—同化—形成阶层”这样不断循环的过程， 时尚并不是简单的物质需求，而是由社会塑造的。社会风潮的更迭虽然短暂快速，但是时尚本身是永不改变的，它会一直存在并深深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


事实上，医美整形之“美”作为一个社会的产物，本身 是无辜的。时尚是一面镜子，折射了当下的光怪陆离、善恶



交织和社会的螺旋式发展。希望每个人都不掉入一些由美而起却又因为人心而变的陷阱和套路中，植根于内心的修养， 保有内心的自由。


（作者：严飞，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引导更多社会捐赠资金进入基础研究领域


作者：杨维东《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4 日 02 版）


【光明时评】


近年来，中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与经济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不过，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性仍不强，基础研究、原创性研究还比较薄弱，创新能力尚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科技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 有效突破产业瓶颈，是牢牢把握创新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方面。


在新发展阶段，科技领域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发挥，有赖于科技创新力量布局、要素配置，人才队伍的体系化、协 同化，也离不开科技投入与经费保障机制的优化与创新。一方面，持续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资金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支持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潜心钻研；另一方面，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推动科研经费保障、成果评价和人才激励机制多元化，拓宽基础研究资金供给渠道，以此形成对财政资金的有益补充，共同支持科研人员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


在基础科研经费多元来源中，社会捐赠资金具有巨大潜力，是可以深入开发的重要战略资源。纵观人类科技发展史，



许多改变人类社会的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背后都有社会捐赠资金支持的影子。与国外成熟的科技捐赠及资助模式相 比，我国社会捐赠资金支持科技创新的实践才刚刚开始，捐赠资金的潜力尚待深入挖掘，如何用好政府与社会两种资源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值得进一步探索。


需要指出的是，倡导社会捐赠资金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并不是对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主渠道的弱化或否定。相反，社会捐赠资金是对财政资金的有益补充。社会捐赠资金将提升我国研发投入的强度和供给规模，且两者在某些领域还存在携手合作的可能性，将共同加强科技领域研发与攻关经费保障，推动科技进步。此外，社会捐赠资金的供给者往往在研发方向的判断和捕捉上更具敏锐性，对潜在科学家的识别能力更强，在资助对象遴选方面也更灵活，或在科技攻关“揭榜挂帅”中有更多突破。


鼓励、引导社会捐赠资金投向基础研究领域，还有利于 打造健康清新的基础研究科研生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 的良好氛围，引导更多年轻人投身科学研究。近年来，先后 发起的“未来科学奖”“科学探索奖”等民间科学奖项，已 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资助了一批在基础科学和前沿 技术领域潜心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事实上，早在 2018 年，国务院印发相关文件提出，要


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探索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联合资助、慈善捐赠等措施，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2020 年科技部办公厅等 6 部门在有关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支持社会各界设立基础研究捐赠基金。引导社会捐赠资金支持基础研究及科技工作者，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基础研究保障机制，将推动科技资助体系更加多样和丰富，形成更大支撑合力，这也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凝聚推动基础研究与科技探索创新的强大合力，需要积极构建相关各方互动与互益的平台与渠道，完善鼓励社会捐赠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的顶层设计与配套措施。下一步，笔者 认为应探索通过科技捐赠配比、共建基础学科永续留本基金等政策措施，将“第三次分配”有机嵌入基础研究资助体系 中，鼓励、引导更多力量参与到科技公益中来，协同建设若干品牌性科技捐赠基金，做大做强支撑我国科技创新的资金池，共同“孕育”更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科技成果。


（作者：杨维东，系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副 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当代诗为李商隐所作？引经据典切忌人云


亦云


作者：王钟的《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4 日 02 版）


【网言】


“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一首题为《送母回乡》的古体诗，在各大网站和诗词读本上广为传播，作者被署名为唐代诗人李商隐。然而，据考证，其真实作者实际上是当代诗人寓真。令人尴尬的是，这首署名以讹传讹的诗不仅入选了大量少年儿童诗词读本，甚至被冠以“小学必背”进入各种音视频课程。


对正在接受教育的中小学生来说，如果学习了这首署名为李商隐的诗，无疑会给他们留下严肃的知识谬误。网络上， 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也非个例。在传播的传统年代，经典文



本通过教材、大众传媒等介质，得到解读、分析和扩散，从 而为公众所熟知。随着互联网文化深入大众，出现了一种新 的逆向传播现象：一些教材和媒体在互联网上寻找素材，有 的教师不加辨别地从网络上搜集教辅资料。少年儿童处于求知欲的旺盛期和学习记忆能力最强的阶段，年少时背诵的诗词，往往会留下终身记忆。基础教育阶段积累的知识，同样会影响一生的眼界和见识。尤其是对于经典教育来说，只有坚决地维护经典的纯正性，才能原汁原味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许在短时间内肃清网络上流传的错误信息存在一定困难，但对教育工作者来说，仔细甄别网络信息的真伪，是不容推卸的责任。总而言之，对待经典文化的传播与教育，每个人都要保持慎重之心。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和文化先人应有的尊重和敬畏，也是对下一代教育必须秉持的严肃与认真。


（原载于光明网 作者：王钟的 摘编：王营）


村史馆“变味走样”是形式主义之祸


作者：沈慎《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4 日 02 版）


【网言】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村史馆、脱贫攻坚陈列馆等乡村文化设施如雨后春笋，蔚然成风。然而有媒体采访发现，一些新建村史馆不接地气，甚至“变味走样”：老百姓去看的少，干部看的多；展品中，有本村特色的少，全国通用的多； 展板上，本村内容少，领导照片多……这些村史馆建设中存在的乱象引发了网友的吐槽。


建立村史馆，初衷是通过挖掘村史，展现乡土文化和民 俗风情，反映人民群众奋斗创业历程。当村史馆变成不接地



气的“文件摘抄和标语展示”，变成千篇一律的“旧货杂物市场”，变成“村民不看、专为领导考察准备”的景观工程， 不仅与建设初衷背道而驰，更承担不了乡村文化建设的重任。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形式主义。破除形式主义不能停留在口头呼吁上，关键要落实到行动中。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建设来纠正错误的政绩观、通过强化监督来规避形式主义，对于那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及时查处、予以纠正，另一方面要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从科学决策的角度强化对乡村建设项目全过程管控和监督，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更多吸引社会专业力量参与。作为基层干部，想问题、办事情应多从老百姓立场出发，而不是从自身的政绩得失出发，这类形式主义尴尬就能避免。


（原载于人民网 作者：沈慎 摘编：刘朝）


有效衔接，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作者：张琦《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5 日 02 版）


【光明论坛】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必须循序渐进， 分阶段分目标逐步实现。


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对外公布。《意见》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推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明确了总体要求，提出了基本思路和目标【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任务，强调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为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提供了重要遵循。


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有效衔接的总体要求。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再一次让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再一次证明了党的坚强领导是夺取各项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我们必将面临新情况，遇到新问题，遭遇新挑战。为此，一方面，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将脱贫攻坚阶段形成行之有效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落实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来，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坚持帮扶政策有序调整，着重激发群众主体内生动力， 实现政府推动引导和社会市场协同发力，推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明确基本思路和目标任务，对标对表全面推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必须循序渐进，分阶段分目标逐步实现。在过渡期内， 实现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衔接将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内容。《意见》提出，过渡期内脱贫地区要根据形势变化，理清工作思路，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 2025 年，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这一科学安排符合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对于脱贫家庭和地区来讲，脱贫摘帽离不开脱贫攻坚期内超常规举措的支持，若在脱贫攻坚结束后实行扶贫举措“急刹车”，大幅度减少帮扶



资源与帮扶力量投入，极易引起大规模返贫现象。在主要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对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不仅可以实现对脱贫攻坚成果的全方位拓展，还可以为 已脱贫地区理清乡村振兴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振兴规划。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可以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基础，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内部外部环境。《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主要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严重困难户要开展定期检查、动态管理。着眼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持续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加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和监督。


突出工作重点，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需要做好五项衔接：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在过渡期内，脱贫地区要结合形势变化，从这五个方面出发，实现“三农”工作重点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稳定转移。同时，相比其他人群和地区，低收入人口发展能力较弱，西部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推进乡村振兴的短板弱项依旧突出。为此，《意见》提出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机制，改善脱贫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等具体举措，充分体现了精准施策的战略思想，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帮扶政策目标。



脱贫攻坚目标已经胜利完成，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性、紧迫性，乘势而上、埋头苦干，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奋力谱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篇章。


（作者：张琦，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专业知识作者正在改变网络文学


作者：夏烈《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5 日 02 版）


【文化评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近发布的《2020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中，当下中国网络文学创作队伍的一个新趋势值 得关注。随着国家政策倡导和平台支持引导，网络文学对现实题材的关切已融入创作类型化发展中，大量都市文、职业流作品背后涌现出一批专业技术人员的身影。


第 31 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网络文学奖获奖作品《我真没想当救世主啊》的作者，毕业于四川大学环境科学专业， 曾长期从事一线环保科研工作；获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协联合推介作品《大国重工》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的统计学副教授；被称为“2020 都市职业文最强王者”的《当医生开了外挂》作者， 是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这种新趋势，与年轻化、低龄化的网络文学创作队伍有所区别。


从网络文学发展历史看，早期的网络文学因新媒介与知识分子的率先遭遇，短暂出现过一批拥有名校背景的知名网文作者。受到中西幻想小说传统的洗礼，武侠、玄幻、奇幻



等类型是这些高学历作者的创作乐土。之后，随着中国网络文学市场化，读者受众分层，资本驱使下的类型化复制提速， 使得网络文学写作过分依赖“爽感”套路。相应的，大众阅读的数字化转型在为网文作者创造财富和 IP 奇迹的同时， 也形成了低年龄、低学历、非专技化的创作队伍。固然好作家未必与年龄、学历、专技背景画等号，但泥沙俱下是网络文学发展至今毋庸讳言的基本事实，网络文学的品质与内涵问题始终是一个待解命题，这与作者人群结构性密切相关。


也因此，近年来社会对网络文学发展的核心关切，就是 现实题材创作如何提质增量，如何总体提升网络文学的审美 水平，完成精品化，迈向经典化。网络文学所拥有的骄人之 处不仅仅是“爽文”可读性，还有强大的知识传递能力—— 作者专业知识背景多元化后，在网文中呈现各行业专业信息 与丰富经验。在此意义上，各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兼职或转 为专职的网文作者，将逐渐成为网文界最为硬核的特点。我 们有理由把网络文学精品化的一部分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从既有专技人员撰写的网文作品来看，技术知识脉络细


节精准、故事与科技融合密切，呈现出了真实感和历史感。比如《大国重工》作者对于中国重工业各门类基本知识体系和发展历程的熟稔度，读之宛然帮助我们弥补了认知的短 板，从故事和人物中温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发展的筚路蓝缕和精神风貌。又比如《大江东去》，便蕴含了作者作为一个企业管理层，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型企业实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发展和经营的理解。读这些小说，不只是代入回忆，同时也是增补见闻。



另一方面，专技人员网文创作呈现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值得肯定。他们所呈现的知识与价值，会影响更多有追求的网文作者，与网文传统里重考据、擅物质与历史建构的特质完全融合，于是出现了《大医凌然》这一类的作品。虽然依旧用的是网络文学的“爽感”机制，但对医学、生物学的知识及实践体系几近专业级水准，令读者体验到科学的美感、一种写一行而专一行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


专技人员参与网络文学写作，这会是网络文学发展的未来趋势。也即是说，由网络文学及其 IP 改编等带来的生产机制将创作的中心由语言转向故事，类型化的模式也为专技人员展开他们的作品提供了基本的情节递进模板。网络文学障碍的破除、门槛的降低将鼓励更多各行业群体来到创作的园囿，他们埋藏在心中的创作欲、表达欲将转化为叙事力、生产力。在这当中，更具综合修养和思想力量的专技人员会恰逢其时，他们的优质作品会纳入网文创作史的经典卷帙， 为网络文学重塑强烈的社会关切与专业精神。


（作者：夏烈，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教授）


中国应努力率先形成“数字生态”


作者：盘和林《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5 日 02 版）


【光明时评】


伴随数字化的发展，全球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数字 经济生态时代。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简单高效地获得大量数据，并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5G、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生态，让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发生巨大的改变甚至颠覆。



作为生产要素，数字化技术和数据的应用，促进了行业内其他生产要素形成合力，拓展生产边界，提升要素生产率。 这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制造、能源、材料、生物等技术的交叉融合，又有利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间的互联互通。


数字经济的发展及数字基建的建设，也带动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兴起，为数字化产业和数字化经济创造了更好的匹配环境。从公共交通、医疗服务到智能交通、智能电力、智能物流，渐次且有序的“智治”得以实现。服务资源从政府、地区下沉到社区，并不断向基层延伸，智能服务的场景及场景维度的不断丰富和细化，也推动城市“智理”水平和质量不断实现提升。


不过，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数字要素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推动数据全生命周期内价值的探索、开发及利用，对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提升数据的长尾效应，助力个性化产品设计，提升产品竞争力；把握资金流向，推动市场信用建设；研究金融产品价格变动、推动产业精细化，形成数字资源到数字资产、数字资本的转换。


良好的数字生态，可以使地方的小循环带动地区大循 环，进而参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从经济学的角 度讲，作为一种具有规模价值的生产要素，数字化企业很容易形成自然垄断，这也就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竞争是极其激烈的，要么成就自己的数字生态，要么加入别人的数字生态。



因此，中国需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即全局性与普惠性，一方面促进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打通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区块链之间、不同领域间的数据壁垒，同时促进数 字化创新下沉，疏通各行各业的链条数据，拓展数字化的深度。


除了拓展数字化的深度，还应提升数字化的广度，这里的广度不仅仅指将数字化扩展到生活、政务、生产、娱乐等方方面面，还包括促进区块链内数据共享，引导平台开放资源，提升平台的公共性普惠性，共建数字化价值开发方案。如此，可以起到降低经营成本、提升产业协同效率的功能， 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最终助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融合是数据经济的特点，而跨行业、跨要素、跨区域的融合也会带来相应的监管风险。因此，安全也应是打造数字 生态需要兼顾的重要方面。当前，或应进一步推进数据安全法的颁布完善，明确数据要素的边界以及各个主体和职能部门的责任与义务，规范数据要素的流动，对数字经济新业态 进行高效监管。在数字生态体系下，数据资产等无形资产占比会更高，因而也需要对会计制度等一系列监管体系进行升级。


（作者：盘和林，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 执行院长、教授）


青少年模式能否有效，平台态度最关键


作者：田宇《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5 日 02 版）


【网言】



青少年沉迷网络一直是个让家庭头疼、社会揪心的话题。然而一些平台的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漏洞百出，比如， 即使限制了时长，只要卸载重新下载安装就可继续玩；就算实名，随便一个身份证号码足以顺利避开监管……有网友直言，如此防沉迷，简直“防了个寂寞”“像纸糊的一样”。


青少年模式“失灵”的背后，凸显出平台的失位、失责、失守。倘若平台赚的钱，是拿孩子的过度沉迷、盲目消费、畸形心理换来的，岂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无论如何， 透支青少年的未来，压榨成长的空间和价值，都不应是平台企业的生财之道。不管是实名认证还是人脸识别，无论是控制时长还是内容优化，这些构成青少年模式的底层要素，难度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态度。平台企业要认识到：青少年模式不是阻碍发展的“洪水猛兽”，而是有助于长远发展、良性发展的“护城河”。当然也必须看到，青少年模式并非万能， 对互联网“严防死守”“围追堵截”，也不是防范沉迷的治本之策。堵不如疏的道理，放在青少年沉迷网络的语境下同样管用。对家长来说，能否多一些兴趣引导？对学校来说， 能否多一些观念指导？对孩子来说，能否多一些“网外时空”？把所有的问号拉直，才能让沉迷的身影挺直。6 月 1 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即将实施，其中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单设一章。如此说来，对平台企业而言，“守土有责”正在从一种责任变为一种义务。让防沉迷真正防到位， 才是平台企业应有的作为。


（原载于人民网 作者：田宇 摘编：刘朝）


高能低就：我们的教育失配了吗


作者：李晓光《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5 日 02 版）



【新闻随笔】


当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就业难”的讨论又被勾起。“清北毕业生下余杭”“海归入职中小学”……几 乎每一个跟教育与职业相关的热点话题，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社会现象：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失配问题。


教育失配，主要反映个人实际教育程度超过其工作岗位所需教育水平的现象，也被称为过度教育或教育错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全球性教育扩招，高等教育入学率快速增长， 许多国家劳动力市场中的技能需求已经远远滞后于教育发展，职业结构无法消化快速增长的教育文凭，因此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教育失配现象。


中国也正在出现教育失配现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2003-2017）显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大约有 35的劳动者发生了教育失配。反映在就业现实中就是，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无法找到合适岗位，不得不接受教育水平需求较低的职业岗位。


中国教育失配现象的宏观变迁趋势，深深植根于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双重变迁轨迹之中。就经济制度变迁来看， 中国持续推进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快速创造了大量高等技能职业岗位，整体职业结构不断趋于高级化，有力提升了劳动力市场消化高等教育文凭的能力。未来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教育失配现象很有可能会继续减 少。也就是说，中国教育失配比例随着时间进程呈现下降趋势。


但另一方面，从教育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教育失配比例随出生世代提高。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扩招，



给越晚出生的世代创造了越多教育机会，从而导致越晚世代的整体教育水平越高，同一教育文凭的相对“含金量”也因此相应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的求职竞争通常发生在年龄相仿群体，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越晚出生世代面临越大同辈竞争压力，最终越有可能发生教育失配。


对于具体的教育失配个体来说，或许有机会通过积累经验、更换工作来摆脱失配困境，但教育失配的经历，尤其是 “高能低就”现象，会在工作履历上留下一道“疤痕”，这 种“疤痕”很有可能在未来职业流动中向雇主释放出一种负面信号，教育失配困境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可以轻易摆 脱。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离不开教育事业发展所供给的宝贵人力资源支撑，而教 育失配现象的出现，势必使得一部分劳动者无法将专业技能转化到劳动力市场中，是一种人力资本浪费。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在对单个的热点事件讨论过后，真正将关注点聚焦到控制教育失配发生风险这个核心问题上。对此，就教育领域来说，要加强普通高等教育的内涵建设，提升毕业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毕业生实现教育匹配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为未来 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培养创新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加强职 业教育的培养质量和社会声望，为未来产业结构升级储备充足的人力资源财富。


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加 强科技创新和基础研发岗位的投资，提高职业结构中此类岗位的比重。这不仅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的经



济增长，也有助于劳动力市场消化高等教育学历人群，从而降低教育失配风险和减少人力资本浪费。


此外，还需创新增强学校教育和职场岗位的联结强度。事实上，教育失配现象的部分根源正是教育系统和经济系统发展出现脱节，导致毕业生找不到合适岗位，雇主招不到理想人才。对此，未来大学教育需要创新性地加强校企合作， 推动知识双向流动，促进产学研转化。


值得澄清的一点是，尽管中国目前存在教育失配风险， 一些劳动个体不得不面对高能低就的现实，但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教育远未到过度的程度。而且，教育从来就不是完全为了劳动和就业，其在提升全民素质、传承文化遗产和引导社会变迁等方面，均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就此而言， 未来我们仍需继续实施教育强国战略，不断提升教育内涵。


（作者：李晓光，系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剑桥英语”怎就成了一种资质


作者：乾逸玫《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5 日 02 版）


据媒体报道，近两年剑桥英语 KET/PET（入门/初级）考试的报名费用被越炒越高，相关培训机构以高价锁定考位为诱饵，将 500 元的报名费炒至 4000 元左右，溢价了七八倍。


报道举例说，在去年 12 月，全上海只有一个考点，人为制


造紧缺，而一家教育机构宣称在 200 个考位中已锁定了 167 个……


英语要不要学、要不要学好，对这个问题，经前不久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取消英语主科地位时的相关反馈，人们即可知晓社会的基本共识，那就是在整个小、中、大的学校教育



阶段，英语——也包括其他语言不仅要学，而且要学好。由 此，英语的主科地位当然不能动摇。但是，提出取消英语主 科地位的委员也并非“无事生非”，其提议的背景中，也许 就有上述剑桥英语等级考试所引发的乱象。


作为一种英语学习评价的考试，其与相应培训机构的存在似无可厚非。并且，实事求是地说，一个人要学好母语以外的一种语言，仅靠学校安排的课程是远远不够的。从这个角度讲，树立一种在一定范围内被认可的语言能力测试和评价的标准，是对英语学习的一个促进，而相关提升学习水平 和能力的培训机构也正是应了这种广泛需求而产生。


不过，这也正像奥数学习一样，培养数学兴趣、发现数学天才的正当目的，并不能保证过程的正当，尤其是这一目的被过度标榜用来逐利之后。本来，无论从道理上讲，还是从实际情况看，适龄学生中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对数学有那么大的兴趣，或者说对奥数感兴趣的学生不可能填满那么多培训机构的课位。英语学习又何不如此？英语固然重要， 固然应该学好，但不感兴趣以及因其他原因而不想在课标之外“超越”者，完全有理由无视什么这英语、那英语。


然而问题在于，从上述情况看，“剑桥英语”不仅催生了大量的培训机构，更通过考位限制制造和扩散了学生及其家长的焦虑。更关键还在于，这种制造和扩散焦虑的过程， 正是由正规教育体系中的一些公立学校的背书而完成的。此谓“背书”，就是在小升初以及中考中，一些掌握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学校，公开或变相地将“剑桥英语”或其他英语测试评价标准的考试（等级）证书作为录取学生的参考因素。



正是这一细思起来极其荒谬的“背书”，让相关考试和培训 机构大发利市，也让学生及其家长破费且焦虑。


对此，当然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严格制止 公立学校的“背书”行为，对那些公开或变相将有关考级证书作为学生录取参考条件的学校进行严肃处理，对所谓考位紧张来一个釜底抽薪。


（作者：乾逸玫，系媒体评论员）


“双一流”建设评价新规释放出何种信号


作者：翁秋怡《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6 日 02 版）


【光明时评】


日前，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不 能数论文、数“帽子”，不能简单以条件、数量、排名变化 作为评价指标，这引发了舆论关注。


评价办法是在总结首轮“双一流”建设成效基础上制定的，对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评价办法明 确，“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坚持需求导向，聚焦服务贡 献，在科学研究评价和社会服务评价中衡量高校对国家重大需求的贡献、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以及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双一流”建设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基本导向，是实现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从内容上看，“双一流”建设评价打破了以往简单的数量指标评价体系，以成效代替数量，突出质量贡献，引导高 校关注长远发展。具体来说，一是关注贡献。与以往评价重 视期刊论文发表不同，评价办法强调科研成果的创新质量和



贡献，包括重大原始创新成果、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贡献、服务区域发展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对大学使命及社会服务职能的强调，或将引导高校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为区域产业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持。


评价办法对人才培养的评价，不单只考察毕业生的培养结果，更重视人才培养过程。未来的成效评价将综合考察“建设高校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教学投入与改革、创新创业教育、毕业生就业质量以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等方面的建设举措与成效”。通过评价引导高校强化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培育一流人才。


评价办法在克服“五唯”上有明显的针对性。科研评价 采取代表作制，重视成果质量，教师队伍建设评价考察突出 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建设，教师的教育教学、社会 服务和专业发展与科研并重，关注教师队伍质量的整体提 升。照此，高校需创新人事制度改革，重视教师专业发展。 关于评价的实施，此次评价办法释放不再一评定终身的


明确信号，有利于推进高校可持续发展。评价办法明确注重诊断式、增值性的评价，综合呈现高校自我评价、专家评价、 第三方评价以及动态监测评价的结果。对学校成长性评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将引导高校和学科制定长期发展目标， 潜心发展，不追求短期效益。实施动态调整机制，综合评价结果与下一轮建设范围动态调整挂钩，与国家支持力度挂钩，引入竞争机制，扭转了以往项目建设中高校身份固化的局面，这对纳入“双一流”建设范围的高校来说是一种鞭策，



而对于那些暂时未纳入建设范围的高校来说，则意味着流动的机会。


评价办法中明确了评价的原则、重点内容和实施程序， 但就落地的要求来说，仍有待细化。在具体的操作中，成效指标如何制定，监测体系如何建立，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何保障，综合评价的结果如何做到客观、准确，信息公开如何确保落到实处等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明确。对于高校来说，则应以“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为契机，坚持内涵式发展，着眼长远发展，注重建设成效，不断增强办学实力， 真正肩负起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民族复兴大局中的重 要使命。


（作者：翁秋怡，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多多关心青年“尼特族”


作者：周宇香《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6 日 02 版）


当前，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劳动力短缺问题越发明显， 似乎社会上应该是“四海无闲人，青年皆就业”的图景。可现实恰恰相反，当前青年“慢就业”“主动不就业”现象日益凸显。这个现象有一个国际通用名称——“尼特族”，它是英文“NEETs”的音译，是英国政府反社会排斥办公室于1999 年首创的术语，指处于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三种状态并存的社会群体。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


《2020 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显示，全球有将近五分之一的青年属于“尼特族”，而且自 2005 年以来，任何地区的“尼特族”青年比例都未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这表明“尼 特族”现象已然成为困扰各国的全球趋势性问题。



“尼特族”现象之所以在全世界同时兴起，共同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经济日益发展。“尼特族”最早出现在发达国家和经济高增长、生活水平较高地区的青年之中，这是“尼特族”兴起的经济社会基础。二是社会日益宽容。社会分层愈加分化，不同阶层和社会人群对于工作生活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差异越来越大，彼此之间对这种分化和差异的容忍度越来越高。三是社会保障机制越来越完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为未就业或失业青年能够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尼特族”的后顾之忧。四是新的代际更替。作为 90 后尤其是Z 世代（指在 1995 年—2009 年间出生的人）登上历史前台，以主体认同和自我实现为主要内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日益成为新生代青年的主导价值观，“尼特族”与 90 后、Z 世代青年追求生活品质、不委屈自己、注重自由等特征密切相关。因此，从本质上说，“尼特族”是一种社会发展与新一代青年共同作用形成的新现 象，已成为部分青年自觉或不自觉选择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我国的“尼特族”“慢就业”现象还有四个特殊成因。一是全面竞争加剧。当代青年的成长旅程，可以说是竞争全面化、外在化、白热化的发展历程。经合组织发布的《社会概览 2016》显示：从 2007 年至 2014 年间，经合组织成员国


中针对 39 岁以下工人的工作消失了近十分之一。我国大学生规模逐年增加，就业竞争愈发激烈。二是家庭愿意提供支 持。我国家庭观念依然比较强烈。许多青年即使已成年，在 父母眼里还是孩子，父母还会承担抚养责任，使得少数青年外出就业动力不足，“佛系”就业观不断滋长。三是代际补



偿心理。当代青年的父母很多人是苦出身，吃过很多生活的苦。出于代际补偿心理，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遭“二茬 罪”。一旦孩子遭遇工作不如意、生活不开心，父母的舐犊之情护犊之行随之出现，或插手孩子工作选择，或鼓动孩子干脆回家待着。四是成功学心态对奋斗意识的冲击，期望自己短期内致富出名，认为“工作太累”“工作没意思”“跟 人打交道太累”，即使有一定的就业意愿，付诸实际行动的概率也不高，在遭遇工作挫折后更趋向于选择“家里蹲”而成为“尼特族”。


青春期是生命历程发展的关键时期，青年参与就业和融入社会是青年发展的主要方面和重要基础。“尼特族”青年 虽然属于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权利，但无疑对国家、社会、自身都是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尼特族”是对青年自身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在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自动放弃了最宝贵的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自身、实现全面发展的大好机遇。青年发展一旦错过这个青春期的窗口 期，当下的安逸将会为青春后期、成年期带来接踵而至的诸 多阻碍，人生发展难免留下诸多遗憾甚至失败。


在尊重青年对“尼特族”“家里蹲”“慢就业”生活方 式拥有自我选择权利的基础上，要采取措施缓解这些问题给青年、家庭、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人力资源部门、高校就业机构、共青团组织、社区基层组织等要织密自身服务对象中成为“尼特族”青年的经常性联系网络，同学、朋友、亲戚、邻里、社工也要多多关心，主动与“尼特族”青年保持联系，避免“尼特族”青年的自我封闭。“尼特族”青年表面状态虽然一样，但不同人、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形成“尼【更多免 费素材，微信lbgzkf1】



特族”的主要原因并不一样，必须精准施策，通过对每一位“尼特族”青年的建档分析和相应举措，强化自身的奋斗意 识，形成家庭对青年进入社会的适当推力，让“尼特族”在 融入社会中成就精彩人生。


（作者：周宇香，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核心


专家）


零工经济是一种新的工作范式


作者：杨伟国《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6 日 02 版）


【新闻随笔】


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送餐员、家政阿姨……也 许你不打零工，但你的生活或已无法与零工经济完全切割开来。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2005 年到 2015 年，全球零工经济从业者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从 10增加到 16。官


方统计显示，中国目前从事零工的劳动者已达 2 亿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的调研发现，零工经济已经从互联网行业、短视频直播平台、音响文娱行业，快速渗透到金融行业、房地产行业等几乎所有传统上以长期就业为主的行业之中,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 续甚至加速。


零工经济的发展，是对外部冲击的一种回应。疫情的持续蔓延导致一些工作岗位消失，但一些必需的工作内容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它们中的一部分演变为“零工工作”。此外， 疫情通过直接威胁人类基本生存安全而在实际上消减了传统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在有效的劳动者供给和需求都难以形成的情况下，零工经济借助数字赋能，在满足物理隔离要求



的基础上完成远程工作，从而成为危机下实现劳动力供需的有效解决方案。零工经济的发展，是技术赋能的结果。数字技术可以突破集中型就业模式，向分布型零工经济范式转 换。


从本质上说，零工经济就是从“就业”向“工作”的范式转换。形象一点表述就是，工作是一种颗粒度更加精细化的就业，而且是一种质变后的就业。“工作”表现出来的， 已经不再是“就业”模式下一个劳动者去承担一个岗位的全部职责，而是一个劳动者的不同技能或能力来完成一个岗位中的不同工作任务。更重要的是，因为颗粒度的精细化，“工作”不再像“就业”那样受到时空的严格限制，而具有更好的扩展性与流动性以及更强的可交付性与可交易性。就其形式特征而言，零工经济表现为从组织型、集中型与单一型就业模式向自主型、分布型与多元型工作范式的转换，是一种新工作范式。


从微观层面来看，零工经济可以真正实现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最优配置。针对每一个工作任务的工作技能（人力资本） 资源和工作时间资源都得到了最优配置和最优利用，对企业、个人和社会都是“帕累托式”（各方都增益）的改进。零工经济还可以通过劳动力资源与工作任务的无缝衔接，而提升工作流程效率。但必须指出的是，零工经济并不是低技能工作的代名词，背后是职业技能的重构及深化，从去技能化到再技能化的转型。


从宏观层面来看，零工经济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还能够缓解就业波动。近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农村的人数 持续减少，城市就业压力增加，零工经济不仅接纳了大量的



农村劳动力，而且兼职比例很高。这种分布式、弹性大的工作形态有效地减缓了经济外生冲击对就业的影响。当然，这里的就业机会是指基于工作任务的机会，而不是传统的基于岗位的就业机会。


在零工经济快速创新发展中，劳动者权益流失现象必然会出现。然而，零工经济既不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缺失的代名词，也不是企业用工责任规避的新工具，更不是政府就业政 策设计的无人区。政府应在构建工作市场基础设施、创造更 多零工经济机会的基础上，建立“劳动者保护新模式”：更 新劳动者工作技能，探索全覆盖的社会保护。


如何更新劳动者工作技能？一方面，需要在宏观上推动人力资本投资系统再设计。实施高质量教育战略，鼓励并认可各类教育创新，有序贯通学校教育与家庭学习、国民教育与社会培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等，构建人力资本投资新系统新动能。另一方面，要在微观上强化高效的实施路径， 如鼓励大型企业或行业协会独立或共建与本行业紧密相关 的产业学院（或大学），建立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等。


探索全覆盖的社会保护方面，则需做到两类“双覆盖”。第一个“双覆盖”是，社会保护既覆盖全体国民，又覆盖全部工作。“十四五”规划已明确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 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与此同时，零工经济必然要求基于数字技术平台准确采集劳动者工作任务、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报酬等数据信息，实时掌握工作任务交易情况，加快探索建立基于工作任务交易的新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确保每一个劳动者、每一次工作交付都能够纳入国家社会



保障体系之中，从而真正做到既覆盖全体国民，也覆盖全部工作。


第二个“双覆盖”是，既做到社会保障覆盖又做到基本收入覆盖。伴随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智能化自动化生 产制造与经营管理技术快速在社会经济体系中部署，我们还需要加快研究从基本收入计划（UBI）到基于工作的基本收 入计划（UWBI）的可行性，以保障可能的“无人工作”的经 济范式下工作任务的重组与创造，特别是要提供普遍的基本生活保障。


（作者：杨伟国，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国家与战略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别让校外培训退费成为老大难


作者：谭敏《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6 日 02 版）


【网言】


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校外培训风险提示，为避免“退费难”和培训机构“卷钱跑路”造成经济 损失，请家长选择有资质正规培训机构，不一次性缴纳超 3


个月或 60 课时的培训费用。


管理机构专门发布风险提示，说明校外培训机构退费难如今已是“老大难”，不少家长对此都深有体会。


为什么校外培训机构问题多多？这跟市场规模骤增、行业野蛮生长有很大关系。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发展迅速， 尤其是疫情以来，校外培训市场蛋糕越做越大。为了能够招揽更多生源，获取更大利益，不少校外培训机构不惜夸大自身的业务能力和师资力量，虚假宣传、超前超纲培训、交费



容易退费难等现象屡屡发生。这不仅让家长的钱包受损、孩子的教育受伤，也影响校外培训行业的健康发展。


“退费难”是不少预付费行业的顽疾。预付资金难以有效监管，就很难不被挪用和卷走。在资金监管上，管理部门也不妨大胆探索创新手段。日前，北京海淀区教委联合海淀区金融办，为校外培训机构和银行牵线。培训机构可以将预 付学费自动存进监管银行免费开设的学费资金监管账户。学生按次上课，学费按相应课时划转培训机构。机构不能自行提前动用未上课的学费，这就从源头化解了退费风险。这样 的办法不妨推而广之。


（原载于《广州日报》 作者：谭敏 摘编：项锋、贾月洋、赵家明）


学史明理，把握规律明方向


作者：张志丹《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6 日 02 版）


学习党史，“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之“理”，实质是树立 正确历史观，把握历史规律和大势。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成就辉煌，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是一大奇迹。因此，中国共产党最有理由自信。党史是教科书、清醒剂。学习党史不是为学而学，而是为了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其中“学史明理”放在第一条， 可见它是后面三者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学史明理，才能把握历史规律，明确历史发展走势和大方向。


学习党史，“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之“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先进理论武装的新型政党，更是一个承续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根脉、与中国人民心连心的政党。



它之所以“能”，就在于自身的先进性。共产党的先进性是与生俱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头脑”与“心脏”的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两大“先进基因”的结晶。为了保持先进性，百年来我们党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有“刮骨疗毒”的狠心，有“锲而不舍”的恒心，在推进社会革命的同时保持自我革命精神，自我修复、自我提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还在于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甘当人民的“勤务员”。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二者内在是统一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民至上”“人民为本”“人民中心、生命至上”等价值观生动诠释了百年来党一心“为人民服务” 的铮铮誓言。为了人民不仅体现在“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战争时期、“激情燃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且体现在“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时期，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惊天动地”新时代。百年党史反复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复兴之路就失去航向。


学习党史，“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之“理”。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种思想，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力。百年党史是党一心为民的奋斗史，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史。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之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才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铸就辉煌伟业。毛泽东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邓小平曾说过：“共产党人干事业， 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有强大的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党的正确理



论。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快速发展之路、伟大复兴之路。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生机勃勃， 一路豪歌，归根结底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真理力量。党的百年， 始终坚持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坚持理论武装和批判错误思潮，铸就了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的人间传奇。


学习党史，“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之“理”。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渴盼和实践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于其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整体推进；在于其既承载了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也为实现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其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要相信实践的证明以及中国人民自己的判断。同时我们要从学理去阐发，回应各种相关的质疑和问题，树立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中，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与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学习党史，“明”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之“理”，实质是树立正确历史观，把握历史规律和大势。在正确历史观的指引下，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更多免费 素材，微信lbgzkf1】



和主线，党史的主流和本质，深刻理解历史规律，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够无往不胜。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唯有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牢坚持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坚定发展方向，才能在变局中开新局，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作者：张志丹，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


授）


三星堆文物为何再度引发高度关注


作者：王学斌《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9 日 02 版）


【文化评析】


近来三星堆遗址又“火”了！在这一轮考古挖掘中，新发现的 6 个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


物 500 余件。其中一件黄金面具体量非常大，有可能成为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大黄金面具和最重金器。一时间网上热议不断，甚至有媒体将三星堆称为“热搜顶流”。


公众纷纷讨论三星堆遗址，彰显了三星堆的独特魅力和深沉内涵，强化的是文化自信的力量。申言之，一个拥有高 度文化自信的民族，其文明必定是持久、厚重、包容的，其自身主体性一定是鲜明、强烈、稳固的，三星堆遗址正印证 了中华文明的如上特质。


三星堆遗址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厚度。3 月 22 日，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朱熹园时，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悠久绵延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历史沃土培育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从枝叶可以追溯到根脉。三星堆遗址便与古蜀文明的【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起源密不可分。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别位于成都平原至川东及三峡一带的两支青铜文化，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圈（区）。自夏时期起，这个文化圈内开始渗入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时期，又大量接受了二里头和殷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三星堆遗址共分四期， 依次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至商代前期、商代中期或略晚、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中最早的宝墩文化距今约4800~4000 年前，历史可谓悠久，其积淀亦因之深厚。


三星堆遗址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文明高度。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他进而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以此论断反观三星堆遗址，其文明特征极为显著。从陶器上看，三星堆早期的陶盉与二里头早期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无区别；三星堆的“将军盔”，也与河南安阳殷墟的同类器物非常近似。从青铜器上看，三星堆的铜尊、铜罍明显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可知在与彼时中原文化的交流融汇中， 古蜀文明得到了较大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其三、四期出土的诸多带有强烈信仰色彩的特征性器物说明，三星堆古城曾是雄极一时的蜀地共主


——鱼凫王朝的都城。这恰可与《蜀王本纪》中“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之记载相印证。



古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神像、礼器和祭品，说明了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发展到了一个高 峰，通过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


三星堆文明呈现出中华文明的交流广度。三星堆遗址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依据已发现的诸如金杖、青铜雕像、海贝等文物， 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早在那时，古蜀国先人已与印度、中亚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触。由此设想，三星堆文明虽处于所谓“华夏边缘”，但却与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往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甚至可以穿越历来被视为“人类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与该地域文明发生交往。因此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绝不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强力支撑。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它关乎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的探寻，对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理解，对中华文明世界贡献的把握，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历史主体性、民族凝聚力的认知与塑造，意义堪称重大。80 多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学人筚路蓝缕、接续探求，终于让三星堆遗址绽放出绚烂的文明光辉。我们相信，此次的考古发现，也仅是辉煌博大的中华文明遗存之冰山一角，今后的发掘研究前景更可期，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事业定当再上层 楼。



（作者：王学斌，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 研部教授）


科技兴警，助推公安工作质量与效率变革


作者：周顺忠 薛宏伟 谢全发《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9 日 02 版）


【光明论坛】


总书记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 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总书记高度重视公安科技创新，强调“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要把大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擎、培育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全面助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公安科技创新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信息孤岛”，而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牢固树立协同的方法论。科技兴警亟须研发关于涉藏涉疆反分裂反恐怖斗争和维护稳定的科技手段，细化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侦破敌对势力渗透颠覆分裂国家和危害国家安全、加强首脑机关保卫工作和保护首长安全等一系列深层次情报研判平台、快速侦破案件及警卫工作的科技举措，以“三牛”精神和实际行动忠实实践行总书记法治思想，坚决捍卫党的执政地位与政治安全。


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人民警察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人民警察的性质所在。必须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忠



实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科技兴警就要大力研发出更多的民生科技，推出新举措，改革“放管服”，使掌上办、网上办、刷脸办、一卡办、 异地办常态化，贴近民生、服务人民、改进服务、提升质量。通过科技平台和大数据研判，找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打击整治并重，完善科技化、立体化防控体系，打防管控并举，依法严打涉黑涉恶、涉枪涉爆、新型网络犯罪、跨国犯罪和“黄赌毒”“食药环” “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治安稳定、人民安全。


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运用科技力量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助力情报研判、维护稳定、侦查破案、治安防控和矛盾化解及群众工作，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科技化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科技信息化催生执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每一件事情的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运用科技力量健全执法监督管理平台，改革执法监督管理机制，深化受立案改革和刑事案件“两统一”改革，加快推进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运用网上执法监管平台对执法办案全流程、全要素、全环节管理，改革执法绩效考核体系，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公安队伍建设是根本也是保证。要运用科技手段来绷紧“严”弦，保持“严”调，严明警纪、纯洁队伍，聚焦实战、强化训练，注重教化、秉公执法。查摆问题，运用科技推进队伍教育整顿，刀刃向内、刮骨疗毒、自我革命，打一场铁



腕治警、正风肃纪攻坚战，使公安队伍在淬炼中刚强有力、队伍形象根本变化。运用科技手段治腐纠风，清除害群之马， 纯洁公安队伍，营造“赛场选马”、以业绩论英雄的管理平台，激发制度的杠杆作用，见贤思齐，人人思进。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职责，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始终以坚决捍卫党的执政地位与政治安全为第一追求。我们要借助科技力量来加速公安事业的集成创新和势如破竹的改革攻坚态势，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战斗力生成，进一步提升公安事业的发展质态，锻造一支让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素质过硬的公安队伍。


（作者：周顺忠，系公安部智库特约研究员；薛宏伟， 系公安部改革所常务副所长；谢全发，系江苏警官学院副教授）【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县中塌陷”是县域整体教育的警示信号


作者：吴汉锋《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9 日 02 版）


【光明时评】


近年来，“县中塌陷”现象引发教育界持续关注。去年全国两会，有政协委员提出，县中是城乡教育的纽带，寄托着乡村老百姓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最后期望，县中“塌陷”了， 也就打碎了老百姓最后的“教育梦”，建议全面振兴县中教育。今年全国两会，有政协委员再次提出，在不少省份，许多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发展起来的历史名校在一些“超级中学”的挤压下，生源、师资流失，质量严重下滑，辉煌多年的“县中模式”整体消解，“县中塌陷”现象亟须重视并得到妥善解决。



县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正如有研究者所言，高中教育是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的“软腰”，这个“腰”直不起来， 教育强国梦就无法实现，高中教育亟待“强筋壮骨”。县中的困境也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去年年底，有媒体援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话称，“要扩大普通高中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进一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着力解决‘县中塌陷’问题。”【 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问题是，尽管县中地位重要，“县中塌陷”的表现也很相同——基本上都是优质师生流失，教育质量下降，教育成绩连年不好，教育信心丧失，但导致“县中塌陷”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有些是出于外部原因，比如，省城或者地市的“超 级中学”把好师生都给“吸”走了，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导致 人群发生异常的流动，教育投入“偏科”严重、重硬件不重 软件等。有些是出于内部原因，比如，县域教育行政管理水平的低下或者学校领导管理水平的不足，师资的老化或者能力的固化等等。一般来说，内部原因比外部原因更容易被忽视，应该格外加以重视。


由于情况多样，有必要在对“县中塌陷”的具体原因进 行把脉问诊的基础上，再对症下药。比如有研究者提出，要 提高县域普通高中教育的保障水平，全面提升县域普通高中 教育办学条件，实施“县中”振兴人才固本计划，实施优质 高中优秀人才县中支教工程，在高等学校招生中给予县及县 以下中学政策倾斜。这些有力度的措施，具体在应对某一县 域或者更大区域时，需要对症下药，辨证施治，综合治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县中固然是一县百姓希望之所寄，


是一县教育质量之试金石与风向标，但县中绝不是孤立的，



更不是唯一的。换句话说，县中不可能脱离全县义务教育的基本发展而独善其身。事实上，那些“县中塌陷”的县域， 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也难言可观。笔者在调研中，一些所谓“塌陷”的县中的教师们的一些观点颇具代表性，也发人深省，他们认为，“我们的小学教育支撑不了我们的初中教育， 我们的初中教育支撑不了我们的高中教育。高中再拼命补课也于事无补。”


一些县中拼尽全力也就只能维持一定水平，触摸更高的“天花板”，则需要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来共同实现。以县中提升为引领，一体化提升学前阶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的整体质量，通过县管校聘、学区制、集团化办学、“公民同招”等优化办学格局，通过定向培养和精准培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甚至加强地校合作，引入高质量办学集群等有效办法，推动县域教育均衡迈向高位优质均衡， 冲抵“掐尖”和流动带来的负面效果。振兴县中的治本之举正在乎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县中塌陷”更应该是县域整体教育的一个警示信号，其治理应对也应标本兼治、整体考量。


（作者：吴汉锋，系北京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培训与 基础教育管理处处长）


课程思政重在协同育人


作者：丁义浩《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9 日 02 版）【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光明时评】


课程思政，就是要深入挖掘并运用各门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有效引导教师发挥课程育人的主体作用，切实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学实践的全过程，实现



各门课程协同育人。可见，课程思政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 动态的系统，如何真正做到育知和育德的有机融合，达到育人和育才的真正统一，是当前各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教育价值旨归的重点难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理念架构、组织设计、实施推进等多方面着手，凝练经验、总结规律、创新形式、丰富内容，着力构建高水平的课程思政协同发展体系，实现高校课程思政教师队伍从“良心活”向“政治强”转变、教学内容从“讲教材”向“讲学理”转变、 教学方式从“单独唱”向“大合唱”转变。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协同。教师首先要增强“教育者先受教育”的自觉，提升对科学理论掌握的系统性，强化育心铸魂的主动性责任感，将思政教育体系与知识教育体系相贯通。提高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的功力，提高思政元素的融入量、提升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的融合度。注重教育内容设计的逻辑自洽和内涵延展，“显隐结合”、以“隐” 为主。实践证明，只有做到从设计、实施到效果检验“一盘棋”，以多维的推进举措不断彰显课程的价值属性，做到“课程设计有灵魂、课堂教学有活力”，才能有效释放所有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


打造标准与激励创新相协同。课程思政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既遵循课程建设的逻辑，又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成才需求；既兼顾课程内容的学术性、发展性，又注重建设的个性化、多元化，做到因材施教、顺势而为。逐渐构建课程思政建设的科学标准和评价体系，使课程思政要求深入教案修订、教材编审，体现在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中。 要结合工作实际和办学特点，在典型示范的基础上实现课程



体系、专业体系、学科体系的全链条贯穿，使课程思政由小到大、由点到面，实现全覆盖。同时，要做到创新赋能，鼓励先行先试，将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评优奖励等指标体系中，建立起逐步完善的考核和激励相结合的评价体系。


科学设计与有序实施相协同。教师们需围绕“价值目标” 的实现度，对课程思政的内容、手段、方法进行科学设计， 将定量与定性结合，改变惯性的“量化”思维，克服用“完成任务”数量来机械评价教育效果的错误倾向。注重渐进化推进，坚持问题和目标双导向，杜绝一蹴而就，防止一哄而起、一哄而散，逐渐实现“建”“评”“改”一体化，切实提高课程思政实效。实践证明，课程思政建设必须坚持个性化评价，不搞人人过关、避免层层留痕，从教学目标达成度、 学生培养质量等维度进行客观考量，动态监测课程思政建设质量，建立问题快速反馈和有效解决的评价机制，使课程思政建设行之有效、行稳致远。


（作者：丁义浩，系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东北大学教授）


短视频不能成为假医生的“行骗工具”


作者：沈慎《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9 日 02 版）


【网言】


前不久流传网络的“神医”语录视频中，“违背祖训” 式行骗令人大跌眼镜。最近的报道，让短视频平台上大量招摇撞骗的假医生现出原形。他们靠东拼西凑、搬运抄袭来的内容维持更新，把健康医疗科普当成生意，等到被网友扒出



黑料，要么忙着撇清关系，要么注销跑路、换个马甲东山再起。【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真医生费尽心力做科普却难有流量，漏洞百出的假科普不光误导人们面对疾病时的选择，也在贩卖和制造健康焦虑。假医生屡禁不止、卷土重来，根源在于利益。整治乱象， 关键也在于切断这个灰色利益链条。比方说，注册认证时短视频平台对医生身份审核更严格些；再比如落实广告法中关于医药广告的规定，杜绝通过科普视频间接或者直接发布广告信息。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而是“愿意不愿意”。彻底铲除假医生存在的土壤，有待相关部门和企业共同发力。如何防止短视频沦为“行骗工具”，应当成为产品设计、开发、运营过程中的底线要求，成为平台壮大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任由假医生大行其道，虽能赚得一时流量利益，但降低了公共服务的品质、动摇了用户信任的基石，恐怕得不偿失。


（原载于人民日报评论AAA公众号 作者：沈慎 摘编：


孙晓）


找回走失的“数字自我”


作者：高宇《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29 日 02 版）


【光明时评】


数字信息革命以来，人在网络空间逐渐有了新的对象化存在——数字自我。数字自我的本质是数据体，来源于人的意识的数字化表达和实践活动的数字化痕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活动的丰富，复刻着人的思想意识、性格秉性、 活动轨迹等各方面信息的数字自我变得日益“丰满”，但也因为“发育”得太快，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诸多畸形，凸显了



数字自我异化程度的加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 考。 【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数字自我“碾压”现实自我。当前，网络“自媚”现象愈演愈烈，很多网民耗费大量精力财力“美化”数字自我， 涌现出海量“蛇精脸”“网红妆”等与现实自我大相径庭的同质化数字自我。有很多网瘾沉迷者在游戏中夸张奔放、英勇神武，但现实中却腼腆内向、懒惰消沉。还有众多网民被智能设备绑架，长期脱离现实生活，沉浸在网络活动中不能自拔。不论是“刻奇”“自媚”还是沉迷，不少网民已产生“我就是游戏中的‘我’、现实的我远不及虚拟的‘我’、我要成为网络中的‘我’”等想法，久而久之变得厌弃现实自我、逃离真实生活。


虚假、多重数字自我遍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身份验证和角色定位也依赖现实社会关系。网民的身份和角色可以相对自由地塑造，且难以识别和追溯，滋生了众多身份不明且角色多重的数字自我。“多机多卡多待”直接衍生出了“多号多身多面”的“数字众生”。很多人刻意隐藏现实身份，制造多重数字角色，把网络空间中“肆意妄为”的惯性也延伸至现实生活中，逐渐模糊了现实和网络的界限。由此，电信诈骗、网络欺诈、盗用冒用他人账号等行为屡禁不止，“被代言”“借身份”等现象屡见不鲜，还出现了一些“李鬼遇上李鬼”的假数字自我之间的“翻车事件”。


数字自我的分裂和迷失。在互联网时代，数字自我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多人却使之成为异己的对抗性力量， 分裂为自我的对立面。很多网友在现实生活中能够保持理性的自我，但在网络空间中却易受裹挟而表现出“盲动主义”。



还有的人置身信息洪流产生自身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大幅 提升的幻觉，或是因网络生活的便捷而出现“无所不能”的 错觉，“宅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盛行与此不无关系。 更有甚者，为博眼球、吸流量，不惜自毁形象，为“泛娱乐 浪潮”推波助澜，制造出一些有失道德和体面的负面事件。 数字自我异化，根源于人的网络实践活动异化。网络实


践，本来是人们利用数字化中介从事的主体性的、发挥自觉能动性的新实践方式，但随着网络应用、内容、终端的剧增， 很多网络行为日益被平台和算法所引导，信息交换被无关信息和雷同信息所扰攘，社交活动更多被陌生人社交和人机互动所挤占，时间和精力愈加被网络游戏和视频直播所分散。随着网络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和在网时间的持续增长，数字自我将愈加“壮大”，如果任由其“畸形”发展，将造成数字自我与现实自我更加明显的反差，可能更加排斥现实自我，并逃离现实生活，在制造与经营多重数字自我的过程中彻底迷失。这些都将严重影响和阻碍人的数字化生存发展。


纠正数字自我异化需要他律和自律相结合。从组织和社会层面来讲，需要绵绵用力提高社会整体数字化技能和素 养，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网络平台监管及治理法规，坚决遏 制平台“流量为王”，严厉打击利用虚假数字自我从事违法违规的行为，总体上提升对数字自我的治理水平。对于平台方来说，作为网络运营和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则应承担起应尽的社会服务功能，加大对数字自我的甄别、认证和信用评估，利用技术优势有效引导和规范网民的网络行为。


数字自我快速崛起并与现实自我长期共存已成为无法 回避的事实和常态，如何正确认识和理性塑造数字自我是每



个网民必须面对的新问题。身处数字时代，网民必须加速主体觉醒，强化让网络服务人而非异化人、让技术造福人而非裹挟人的认识与能力，全面提升识网、用网、适网水平。纠 正数字自我异化，个体需主动提升网络道德，自觉遵守网络 规约，主动适应技术变革和发展趋势，努力调适线上与线下的关系，用自省自控自律将数字自我导向健康发展，实现从被动地“活着”转向智慧地“生存”。


（作者：高宇，系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先修课程能有效衔接“大”“中”教育吗


作者：艾萍娇《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30 日 02 版）


【光明时评】


据媒体报道，上周六，来自上海多所高中的百余名高一学生走进复旦课堂，与复旦教授面对面学习交流。这个特殊的“周末课堂”开课，意味着复旦大学拔尖学科高中先修计 划正式实施。


“周末课堂”的开设引来众多称赞，同时也让不少人疑惑此举是否与学校招生关联。好在复旦方面的回应给不少家长吃了颗“定心丸”，官方称这个计划与“拉取”高分考生无关，就是“让孩子学有余力时，愿意和复旦的教授在学科、 学术上进行对话和交流”。其实，这也正是此次复旦大学“先修计划”的最大看点，其既与美国大学先修课程不同，又与之前我国大学曾推行的大学先修课程计划不同。此次的先修课程摆脱了与招生挂钩这一功利因素，而重在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学科兴趣。更多的大学也应大胆



尝试、合作面向高中生开设类似先修课程，推进先修课程学分互认，为高中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


美国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简称AP）， 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在高中阶段开设的具有大学水平的课程，高中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AP 课程，并以 AP 课程成绩去申请大学，被大学录取后，承诺认可 AP 课程学分的大学会认可这些课程的学分。2013 年，北京大学正式宣布应全国部分中学要求，将与中学合作试点开设“中国大学先修课程”。2014 年，中国教育学会启动中国大学先修课程（CAP） 试点项目，计划在年内联合国内多所知名大学，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100 所左右中学组织实施。


中国大学在这一期间推出的先修课程，借鉴了美国大学先修课程的经验。由于当时有包括北大、清华等高校在内的90 所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先修课程的最大卖点就是与获得自主招生入围资格挂钩。这就难免让先修课程遭遇舆论质疑。一方面，由于先修课程只面向少数高中开设，这被质疑“制造不公平”，另外，因为参与试点的大学只认可选修本校先修课程的学生的课程及学分，被质疑是“掐尖”抢生源。 随后，教育部下发文件明确，严禁将参加大学组织的先修课程、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作为自主招生的前提条件，或与自主招生考核工作挂钩，以避免影响考核的公平公正。而在失去了可凭先修课程成绩参加自主招生这一“卖点”后，大学先修课程的吸引力也大为减弱。


2020 年，我国取消传统的自主招生方式，同时启动“强基计划”。在新的招生办法中，高考成绩作为入围门槛，高考成绩的 85和校测成绩的 15合计构成综合成绩，按此进



行评价录取，并规定被该计划录取的学生不能换专业。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一计划让自主招生不再与“录取优惠”、名校“跳板”相关联，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让高校从重招生转向重培养，并且在培养中向下延伸至参与高中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学科兴趣，拓宽学生的视野。从强基计划首年实施情况来看，部分学校没有完成招生计划，这确实与高中阶段对学生基础学科兴趣及志向的培养存在一定问题有关，进一步凸显大学参与高中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若在此背景下审视，复旦大学拔尖学科高中先修计划的实施，正是对这一现实的有力呼应，其探索效果及经验值得持续关注。【更多免 费素材，微信dadawk01】


让先修课程计划更好发挥人才培养作用，有赖于所有参与者的协同努力。包括学生家长需摆脱功利思维，将其视作拓展学生素质的平台而非仅仅是考入名校的“捷径”，走出“和升学挂钩就学，不挂钩就不学”的误区。此外，高校间也要积极合作，以给所有学生创造更好成长环境作为共同的出发点，向学生提供更多先修课程，并对先修课程学分实行互认，由此增加先修课程的吸引力，进而构建“大”“中” 教育的有效衔接，真正发挥先修课程的作用。


（作者：艾萍娇，系教育研究者）


沙尘暴“卷土再来”，治沙任重道远


作者：时忠杰《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30 日 02 版）


近来，北方多省市黄沙漫漫，引发了公众对于防沙治沙 问题的关注。经过几代治沙人的努力，我国治沙问题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此次沙尘暴的再侵袭，说明治沙之路仍然漫漫。



早在 1979 年，我国就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此后又陆续启动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有效改善了北方沙区的生态环境，基本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但也要看到，成果背后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在防沙治沙过程中非常重视植树造林的作用，它在阻挡风沙、保护农田、改善环境方面贡献巨大。然而，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综合权衡考虑长期气候变化、水资源、林分密度、人为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过去 10 多年来，北方很多地区的人工林出现了大面积


死亡问题，比如 2013 年至 2014 年，河北张家口坝上曾出现上百万亩防护林濒临衰死；辽宁章古台的樟子松人工林也曾出现衰退性枯死、枯顶等问题。这两起事件的主要原因就是 缺水。沙区造林耗水量大、地区土壤水和地下水位下降、极端干旱天气、治沙项目水指标较少等因素的影响叠加，都导致水资源成为防沙治沙中最关键的制约因素。


在防沙治沙过程中，必须重点考虑水资源承载问题，不 考虑水资源承载力而随意造林必然会导致防护林的衰退死 亡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努力做到“以水定绿”，协调造林 与耗水的关系。根据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在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和呼伦贝尔沙地的研究，在东部沙地与林草交错带地区，要施法自然，营造“疏林草原”式生 态系统，平衡生态与水的关系，以更好地维持治沙、生态服务与生态稳定的关系。


提高北方沙区防护林的可持续性，不仅需要考虑水资源的配置问题，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说，通过间伐降低林分密



度也是维持防护林长期发挥服务功能，增强其可持续性的重要手段。我国不少地区早期治理土地荒漠化的过程中，急于求成而使沙区植树造林的密度过大，随着树木生长，加之后续管理跟进不及时等，就容易出现树木衰退、死亡等问题。因此，在造林时适当降低林分密度，对治理效果有积极影响。 但从长期来看，增强林分的气候适应性，坚持林草结合、宜林则林、宜草则草，才能降低林分的衰退和死亡的风险。


还有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即防护林的死亡。以坝上、章古台出现的防护林死亡为例，尽管其与造林密度、耗水量有很大关系，但我们也要改变传统的“防护林死亡就是不好的”定式思维，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性思维认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目前，我国治沙区造林以杨树为主，其寿命相对较短，死亡也属于正常现象，而这些树种在造林地区多数无法自然更新，需要人工促进更新造林。此外，有些地区通过人工营造防护林，改善了区域小环境，地表灌木或草本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沙地固定了。在此情况下，人工防护林的正常死亡可以为林下的灌草提供更多的水分供应， 对整个生态系统来说也具有稳定性。


回到近日的沙尘暴事件中，还应该看到，此次北方多地出现的沙尘暴起源于蒙古国，并在我国北方加强。沙尘暴是不分国界的，根据多年来专家的研究估计，蒙古国中南部戈壁荒漠提供了亚洲沙尘 29左右的沙尘物质源，由于我国处于下风向地区，经常会受到来自蒙古国跨境沙尘暴的影响， 对我国造成较大的经济社会损害。长期以来，我国对本国范围内的荒漠治理与沙尘暴起源等方面的研究较多，也基本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防沙治沙体系，但由于国界的限制，对蒙古



国荒漠化问题的了解和认识相对较少，缺乏对两国的荒漠化与沙尘暴防控方面的系统性科学研究。因此，若能加强中蒙 荒漠化与沙尘暴防控系统性研究与科技合作，建立起跨越中蒙两国的荒漠化防治体系，加强对草原和重要生态区的保 护，将会在一定程度减轻沙尘暴对我国的危害。


（作者：时忠杰，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 副研究员）


依法治理App 过度索权是强化个人信息安全


的基础


作者：朱巍《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30 日 02 版）


近日，国家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对 39 类常见 App 在使用过程中，对必要个人信息的采集类型作出了具体规定。


当前，我国以网络安全法、民法典、刑法及其司法解释 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已经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法（草 案）》也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不过，从相对抽象的立 法条文，到具体落实在特定 App 应用尚存一定距离，新规通过类型化的方式，将具体应用与抽象规定相结合，对个人信 息保护将起到重要抓手作用。


互联网实践中，利用 App 对消费者个人信息过度索权的情况非常普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网民协议格式条款，甚至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通过霸王条款，强制消费者“同意”对个人信息的无限制索取。二是以技术手段、技术迭代、大数据幌子等方式，掩盖过度获取个人信息目的， 消费者维权成本很高，违法成本较低。三是大量不法App 通过过度索权，形成了个人信息黑产，导致个人信息被不法分



子利用，精准诈骗、撞库窃取、人肉搜索等互联网犯罪行为屡见不鲜。


此外，个别 App 平台忽视本该承担的主体责任，在个人信息采集层面、使用层面、保护层面和处分层面都存在巨大安全隐患。以往执法实践更重视个人信息的使用、保护、处分和事后处罚，忽视了个人信息违法采集的前期责任。其实， 从治理成本、执法效率角度看，在个人信息采集层面治理下的功夫越大，后续风险就会变得越小。因此，新规将执法前移，从采集个人信息范围角度加大治理力度，保护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安全的治理工作不能过度依靠企业自律和事 后执法处罚。平台自律应有法律法规作为基础，只有在足够具体、有效和针对性的规则面前，自律才会在个人信息保护中起到应有的效果。新规把实践中 39 类 App 对个人信息索权类别，以非常简练、具体、明确的方式作出了规定，旨在督促平台尽到依法、依约采集个人信息的责任，目的在于强化平台作为信息采集者的主体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


各部门在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监管工作中，很难逐款判断App 采集个人信息范围的必要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具体边界。执法和司法都面临对个人信息采集类型、范围、边界判断困难的情况，这就导致对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多集中在事后追责，缺乏技术监管的预判。新规出台的目的就是要进行“穿透式”监管，从个人信息采集源头抓起。这就需要 App 设计者、开发者、经营者、所有者与使用者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定， 落实采集类型和范围责任，明确采集的必要性、正当性，只有达到新规具体标准，才能符合合法性基本原则。换言之，



如果平台没有履行新规相关标准，即便采集的信息事先“获得”了消费者同意，或没有对采集的个人信息进行滥用，也 不能以此进行抗辩。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不仅列明了各类App 个人信息采集类别，而且还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利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这就畅通了公众对个人信息安全监督的权利， 也拓展了相关部门对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治理渠道，反过 来，也更加夯实了互联网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的必要性。


（作者：朱巍，系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夯实乡村振兴的治理根基


作者：陈朋《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30 日 02 版）


【光明论坛】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党“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治理有效是基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总书记指出：“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历史和实践证明，加快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根基。


之所以说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是因为它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秩序供给。自古以来，秩序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人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然有序、和谐稳 定的社会环境中。当前，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广度和



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良好的秩序， 则很难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全面振兴的目标。而有效的乡村治理恰恰是建构良好秩序的源头活水。一方面，它可以激发村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诸多经验表明，充分调动村民的主动性、创造性，能让广大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变“要我参与”为“我要参与”，从而为建构良好的乡村秩序奠定扎实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它可以搭建乡村秩序建构的平台载体。江苏、浙江等地实践探索表明，“协商议事会”“移风易俗劝导队”等不仅给村民参与的乡村治理提供了多元化渠道，而且规范了基层的权力运行，形成了正确价值导向，化解了矛盾纠纷，继而为形成良好的乡村秩序提供有力支撑。正是基于这些考虑，


《意见》把“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思路和目标任务。


然而，有效的乡村治理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解决“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这三个问题。就“谁来治理”而言，它解决的是治理主体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广大村民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要充分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观自觉性。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日渐开放，各种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志愿者团体等社会组织，以及企业等市场主体也逐渐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这些多元主体的参与为乡村治理贡献了积极力量，但是尚缺乏有效整合，亟须一种组织化的力量将其整合起来。这种力量就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实践证明，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压舵石”“定盘星”“掌舵人”，主导乡村治理 的发展方向，因此必须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让其成为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党的决策部署、领导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就“治理什么”而言，它解决的是治理客体问题。乡村 治理要紧扣秩序建设中的突出重点问题。比如，应重点聚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扫除乡村黑恶势力、加强互帮互助 社会网络建设、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等，都是与乡村秩序建设直接相关的问题。


就“如何治理”而言，它解决的是治理方式问题。只有方式科学、方法合理，才能事半功倍。综观各种实践探索发现，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契合乡村治理需求的有效方式。在“三治”体系下，自治是基础，其优势是在确保党和国家政策得到落实的同时，能减少乡村治理成本；在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同时，能激发乡村社会活力。 法治是保障，它在减少村民行为不规范性、铲除黑恶势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德治是灵魂，它通过价值引领和风尚传扬，能从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等方面对村民进行规劝和引导，进而自觉遵守乡村社会规范，共同营造良好的乡村秩序。这说明，当前要坚持“三治”融合、协同推进， 通过发挥自治的基础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和德治的引领作用，让乡村治理走在健康有序的康庄大道上。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实施有效的乡村治理本身就是一项长期性战略。今天当它恰逢乡村全面振兴这一重大任务 时，则成了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因而，更加需要 久久为功、走善治之路，为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涌现出更多“春天的故事”汇聚更多正能量。



（作者：陈朋，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江苏省社科院基地特约研究员）


舌尖上的文化建构


作者：晁阗霄《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30 日 02 版）


【文化评析】


文化的建构随时随处都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在文化 交流和交融的大背景下，文化建构活动在从每种、每类文化 既有的根脉和谱系中传承其区别于他种和他类的特色外，也在建构活动中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共性成分。


前两年，《舌尖上的中国》以具象的方式，比较系统地归纳和呈现了中国的“吃文化”，从而将以往因地域广阔而概念宽泛、又因个体活动范围所限而体验有限的吃文化，通过现代传播手段而实现了视觉共享，完成了一场有关吃的文化建构。在当代社会，这样有意识的文化建构活动，以不同文化都具有的共性的传播方式，表现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色，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情感“渠化”到彼此欣赏、交互体验的交往交流中去，在比较中意识到不同文化的特色，在交流中增强对各自文化的自信。


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化建构活动，越来越具有系统性，也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契合。而只有嵌入到生产和生活中的文化建构活动，才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参与，也才能形成系统及系统性的互动，进而增强人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近发布的“2021 黑珍珠餐厅指南” 正是吃文化系统建构的一部分。如果说《舌尖上的中国》还多有发掘和甄选成分的话，那么，作为“中国人自己的美食



榜”的“黑珍珠餐厅指南”则不仅将吃文化的内容具体定位， 而且还为人们参与这一文化建构活动指出了路径。


人们广泛参与建构的文化是活的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是可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文化。从文化建构和社会生产生活建构的角度讲，在有着绵长而丰富的吃文化传承的社会， 确实应该有一个“吃什么”和“到哪吃”的榜单，也确实应该有一个可以促进生活品质提高的标准。唯其如此，有关吃文化的建构及其所建构的文化才可言系统性。


在当代，文化的形成及其存续发展，对体制的依赖性以及互动程度，与现代体制性建构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成正比。现代文化建构活动的系统性，在相当程度上渊源于市场的导向作用。因此，与《舌尖上的中国》建构方式不同的是， 黑珍珠榜单对吃文化的建构方式，就具有明显市场导向的作用，因而也是使文化产生效益、进而驱动文化加速发展的方式。


相对而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吃文化建构，是最容易使人们进行无间交往和交流的活动。说到底，吃文化的建构活动，既是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提高的前提，也是其结果。 因此，这个建构方式，实际上也是在民众参与建构的基础上， 对吃文化所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有意识、有（市场）强制力的甄别和筛选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黑珍珠榜单的产生以及几年来的扩容，正是通过吃文化的变迁讲述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故事。


（作者：晁阗霄，系媒体评论员）


《觉醒年代》“破圈”贵在一个“真”字


作者：陈尚营《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30 日 02 版）



【网言】


一部《觉醒年代》热播“破圈”，豆瓣评分 9.1。百年之前革命先驱们的奋斗之路，引发许多年轻人共鸣。这部正剧拍得好看，好就好在一个“真”字。


剧中每个重要人物的出场方式没有千篇一律，他们的第一个镜头或意气风发、或不修边幅、或步履匆匆，十分用心。 剧中的革命先驱们，少了以往正剧里的“高大全”形象，既有登高台慷慨陈词之大义，也有生活中各种烦恼之小节，更加契合人物原型的时代特征，显得真实可信。初心之纯、信仰之坚贯穿始终。剧中的革命先驱，对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难过悲愤哀其不幸，但对未来之中国又都充满了信心与希望，在他们身上，理想主义熠熠生辉。剧中，长城之上，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带领下，进步学生朗诵《青春》：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场面令人热血沸腾。前有《山海情》，后有《觉醒年代》，都在年轻人当中“圈粉”无数。事实证明，主旋律可以“叫好又叫座”，真诚的创作，总是会有回报。


（原载于半月谈新媒体 作者：陈尚营 摘编：孙晓）


GEP 核算，让生态保护由“缰绳”变“引擎”


作者：刘诚《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10 版）


【光明论坛】


日前，深圳市发布了全国首个完整的 GEP（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核算制度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成果，GEP 核算制度体系彰显了深圳特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特区精神，



对全国各地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具有较高的示范 引领效应。


GEP，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通俗地说就是给绿水青山定价。从统计指标来看，GEP 提升了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 而且是一种增值。以往，人们对生态系统的价值衡量大都局限于生态本身，对其经济价值的考量集中在提供生态产品


（如林木）和文化旅游等较窄的方面。GEP 核算制度体系作了较大改进，增列了“调节服务”这个经济指标，包括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削减噪音等。正如总书记在今年两会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所强调，“生态本身就是价值。这里面不仅有林木本身的价值，还有绿肺效应， 更能带来旅游、林下经济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实际上是增值的”。


GEP 不是对 GDP 的否定，而是一种有效补充。大家熟知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对经济增值的统计，确切地说， 是对人们生产经营活动中产品与服务增加值的统计。GEP 与GDP 的逻辑内涵是一致的，分别是对经济活动和生态系统中的经济增值部分进行核算，GEP 填补了评估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提供的总价值的空白。


GEP 不仅是一套全新的生态和经济社会统计体系，更是政府行为的“指挥棒”。近年来，我国大刀阔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污染治理、环保督察、试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宏观上的顶层设计已经日趋完善。这些制度设计主要是给“唯GDP 论”设置底线和



红线，套上“缰绳”，用一票否决和问责等非常规化手段约 束地方政府为经济发展而污染环境的冲动。


推进 GEP 核算有了量化指标，有利于生态文明理念在微观层面、实践层面落地执行和精细化考量，促进绿色发展政绩考核的常规化。GEP 将保护生态环境由“缰绳”变成“引擎”，各级政府将更加主动地去保护环境，提升和释放生态环境的潜在经济价值，积极助推“两山”双向转化，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促进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各地 GEP 核算体系的出台和落实很可能进入快车道。一方面，GEP 核算的制度设计更加便利。深圳 GEP 较好地衔接了国际通行的环境经济核算标准以及国家正在研制的 GEP 核算国家标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链条和运行方案，为其他地区提供了示范样本和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各地可以以此为基础并结合当地实际适度调整优化制度设计。另一方面，GEP 的政策应用性大幅提高。深圳正加快 GEP 四进工作，即“进（环境）监测”“进（发展）规划”“进（政绩）考核”“进（重大项目）决策”，把GEP 嵌入到多层次的政策体系之中。这也为其他地区如何落实 GEP 提供了思路， 真正做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切切实实践行新发展理念。


GEP 为核算生态价值和落实新发展理念迈出了关键一步。面向未来，还需要妥善处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地区 差异问题。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更愿意去复制和落实深圳GEP 的制度经验，相反，那些亟须改善生态环境的地区却可能缺乏积极性，如何处理这种逆向选择问题？而且，一些生态环【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境较好地区为全国作出了生态价值的贡献，一些流域或地区之间存在生态价值转移或污染外溢等问题，如何进行协调和补偿？


二是 GEP 和 GDP 的“双轨制”问题。GEP 是在充分借鉴GDP 基础上针对生态环境的经济增加值制定的核算体系，所以二者相容性较强。但对于企业和政府而言，同时考量两个统计体系需花费较多制度性成本。而且，二者在一些统计细节上如何兼容仍存在理论和现实困难，如调节服务如何定 价、其具体指标分别对应于三次产业的哪些细分行业等。这 都需要学者、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通力合作，加强研究、细化规则、落实行动，不断完善 GEP 核算体系，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作者：刘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 究员）


“公民同招”后，民办校学费缘何齐涨


作者：熊丙奇《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10 版）


【新闻随笔】


又到每年的小升初招生季，广州的“公民同招”转眼满一年。据媒体报道，去年是广州“佛系”小升初元年——中 小学生免试就近入学、“公民同招”、对报名人数超招生计 划数的民办校实行电脑摇号派位。也是从去年开始，民办学校掀起涨价潮，今年涨价趋势有增无减。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市至少有 14 所民办中小学涨价，最大涨幅达 135。


民办学校涨学费现象并非只发生在广州，其他省市也存在实施公民同招政策后、当地优质民办学校涨学费的情况。如何看待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涨学费现象？在实施“公民



同招”、电脑摇号录取后，涨学费是否会成为民办学校的共同选择？


2018 年，广东省出台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有关文件，放开了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民办学校收费，总体上自主定价、市场调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收费，原则上实行政府定价，根据相关改革进程及市场竞争程度适当放 开。根据这一意见，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的学费定价， 可照此向发改委申请，学费可按学期或学年收取，但不得收取公示项目和标准之外的其他费用。2019 年，广东省发布的相关文件则要求，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学费通过生均成本和亏损成本相结合的方式，制定收费标准。


据媒体报道，广州民办学校提高学费标准，是经过发改委审批的，因此属于合法合规的涨学费。涨学费之所以引发舆论关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一次性涨幅过大，民办学校随办学成本增加而提高学费无可非议，但一次性涨幅过大难免会让人质疑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过度逐利的倾向。二是从2020 年推进“公民同招”、电脑摇号录取政策以来，涨学费成为不少优质民办小学、民办初中应对新政的对策，一些人倾向于将其解释为，学校是希望通过提高学费门槛“吓退” 一批报名者，由此让其“目标报名者”有更高摇中率，并通过提高教师待遇、推进教学改革提高质量，将学校打造为“高端学校”。对于前者，有赖于物价审核部门在尊重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基础上，对民办学校申请涨学费行为进行合规审核，严防哄抬学费。而对于后者，则需要民办学校树立新办学理念，此外要求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在推进“公民同招”政策的同时，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通过提高整



体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质量，引导家长理性选择民办学校，从根本上防止民办学校成高端高价学校。


民办学校提高学费标准，把学费作为筛选生源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之前传统的按考试分数选择学生，在一定程度 上转变为按家庭经济条件选择学生。从办学逻辑上看，这种转向短期是行得通的。在提高学费标准后，自会导致报名者减少，参与摇号的学生也相应减少，进而提高摇中率。学费标准提高后，学校也能够在优化师资上投入更多，并推进教学改革。但从长期看，如果学校在提高学费标准后，整体教育质量并没有提高，就会受到家长质疑。更重要的是，义务教育阶段高价学校的存在，也会让公众质疑其偏离义务教育的公益属性。毕竟，在“公民同招”时代，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走个性化、特色办学之路才是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彰显自 身价值的关键所在。


从根本上说，义务教育阶段存在民办学校，是为了满足 受教育者的差异化选择。而一个地区的家长对民办学校的需求，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公办学校的质量，如果公办校教 育教学已经满足了其需求，那么选择民办学校的家长自然就不会多，民办学校想提高学费标准，或也较难实现，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因此，赋予民办学校自主定价权，就是发挥市场机制对民办学校学费的调节作用，但同时最为重要的，还是地方政府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向适龄学生提供 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实施“公民同招”政策，为各地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加快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投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剧本杀”是如何俘获年轻人的


作者：马中红《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10 版）


【文化评析】


2016 年前后悄然出现的“剧本杀”游戏，在短短几年间俘获了众多年轻玩家。某生活服务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年底，“剧本杀”线下门店已突破 3 万家，剧本杀App 在苹果应用商店游戏免费榜中飙升至第三位，俨然新游戏霸 主。 何 谓“ 剧本 杀” ？ 它 其实是 “ 谋杀 之谜


（murder mystery game）”的中文译名，是欧美年轻人喜欢的一种多人角色扮演的推理游戏，具有戏剧和游戏双重属性。国内一些综艺节目等借鉴“剧本杀”游戏模式设计内容， 从而带动了“剧本杀”在国内的流行。当下国内“剧本杀” 风格已呈现多样化，不过它们拥有共同的叙事框架和底层逻辑，即“谋杀—调查—推理—找出凶手或洗脱嫌疑”，也就是一群玩家围绕一个案件或事件，分别扮演正派和反派角色，最后玩家们通力合作发现真凶。这样的过程称为“打本” “玩本”“盘本”，一场下来需要 4～6 小时。


时下的“剧本杀”有线上和线下“打本”两种方式。线上 App 提供的剧本大部分免费，少数精品剧本需要付费，玩家在同一个“房间”以声音展开角色扮演游戏；线下实体店通常根据剧本设定布置场景，玩家同处一室，通过语言、表情、谈吐、肢体动作等表演故事。不难看出，“剧本杀”集合了 90 后、00 后所喜爱的流行文化样式，如真人秀、直播、脱口秀、Cosplay（角色扮演）、吐槽大会等，不同的是， “剧本杀”让普通观看者摇身一变为剧情表演者，由此带来全方位、多感官、深度卷入的极致体验。



从组团选本、研读剧本到开始表演，“剧本杀”长时间的身心投入、沉浸式的游戏氛围，观察、揣摩、讨论的玩本过程，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一次难得的深度交流沟通。毫不夸张地说，“剧本杀”已成为年轻人扩大社交圈的一种有效媒介。就组团来说，线上“剧本杀”以陌生人为主，线下“剧本杀”则叠加了熟人和陌生人。笔者研究团队在访谈中发现， 年轻人之所以偏爱线下打本，在于这种玩法重新恢复了被互联网社交媒体“弱连接”蚕食的线下真实身份的强连接，有助于跳出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圈子，结识更多有趣好玩的人，甚至发展成为好朋友。游戏外玩家的线下聚会活动，也很难让“独自打保龄球”的“空巢青年”“免疫”。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跳房子、捉迷藏、拼乐高、玩 王者荣耀……在众多游戏类型中，最迷人的莫过于关于身份想象与角色扮演类的游戏。换言之，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魔鬼”，都不愿意服从现实生活分配给他的角色，都在等待和寻找逾越现实身份的时机。“剧本杀”无疑为当下生活在庸常状态的年轻人提供了想象和超越的游戏空间。大量“剧本 杀”的故事框架虚构了时空，遮蔽了真实身份，留出肆意想 象的游戏空间。这种时空和角色身份的转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解决关系紧张、释放对峙情绪、获得内心平衡的一种方法。


在“剧本杀”中，玩家自主挑选角色、发挥想象力补充和丰富角色的过程，也是逐渐放下自己，进入想象和扮演“他者”的过程。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玩家忘掉“自我”，无惧“超我”，仅留“本我”在场。如此，现实世界的规范、法则和道德便失去约束力，玩家按游戏的规则而非现实的规



则，按本能的、快乐的原则而非社会的、道德的原则行事， 甚至可以不断触碰自我底线，挑战超我，在游戏空间里安全地享受不被现实世界所允许的奇情幻想。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的剧本，都可以让参与其中的玩家产生更好的游戏和人生体验。


游戏是人的本能欲望，也是构建完整人格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现代社会快速发展伴随着的失控，正在撕裂完整人生，我们不得不面对异化的威胁，因而挣脱束缚，从片面、 功利的人回归完整的人便成为人们需要游戏的重要动因。“剧本杀”为玩家提供了非日常的游戏娱乐空间，沉浸式玩本过程具有释放压力、寻觅刺激、获得愉悦的治愈功效。在游戏提供的充满想象力的异度空间中，玩家得以摆脱日常羁绊，以“他者”身份体验天马行空的多样人生。玩本作为媒介，也为年轻人创造了深度互动交流和拓展社交关系的可能性。


不过，由于“剧本杀”仍为新兴文化娱乐方式，目前处在无序发展阶段，一些隐忧需要特别关注。一方面，“剧本杀”故事设定中通常有凶案发生，硬核推理的“本格本”中 凶手作案手法和作案工具，如毒药杀人、枪支杀人、密室杀人等都要符合科学性和真实性；“变格本”虽然可以不受真实性约束，但巫术、诅咒、秘方杀人是常见情节，这对年轻人的生命教育将是一种挑战。另一方面，“剧本杀”充斥着 神秘、恐怖、离奇、惊悚元素，也难免暴力、血腥景象，与现实生活如此巨大的反差，容易令年轻人迷失自我，这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



（作者：马中红，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新媒介与 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疫苗接种超一亿人次加油群体免疫


作者：杨朗《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10 版）


【光明时评】


近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负责人在介绍新冠疫苗接种有关情况 时称，目前中国已有超过 1 亿人次接种了新冠疫苗，接种人


次最多的一天是 3 月 26 日，达到 611.9 万人次。


1 亿人次接种新冠疫苗，距离在中国国内形成群体免疫的局面，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如果中国实现对新冠病毒的群体免疫，新冠疫苗的接种率要达到 70～80，即大约有 9 亿至 10 亿人接种【更多免费 素材，微信lbgzkf1】


了新冠疫苗。这样看来，即使以 3 月 26 日接种人数最多累加，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最快也要到明年上半年。


群体免疫局面的形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制约着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群体免疫局面形成的速度，实则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竞争状态。国家或地区间免疫落差的存在，依然有可能导致新冠病毒的大规模传播，因此实现群体免疫目标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共同推进。


根据国家的总体部署和安排，各地按照“应接尽接、梯次推进、突出重点、保障安全”的原则，做好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人群的接种工作，集中力量在疫情发生风险高的大中型城市、口岸城市、边境地区来开展接种，并据此先期安排了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高等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工、大型商



超的服务人员等人群接种疫苗。现阶段，各地正稳步推进 60 岁以上人群、慢性病等人群接种。根据中国目前城镇人口分布及其流动情况，新冠疫苗接种的数量虽日益趋近群体免疫的基本线，但其工作开展的难度并不会减少，甚至还要增加。


显然，对流动性较大的民众群体疫苗接种的组织工作异常重要和关键。对此，除了要拓展接种服务能力，通过多种方式增加接种点和接种台数量外，还应将流动人口的用工单位纳入疫苗接种的组织网络中，加强部门联动。当然，接种疫苗只是第一步，有关部门应该随时随机对不同批次的疫苗进行接种效果抽查，掌握疫苗接种的整体效果，进而有针对性地监督疫苗的生产和运输，如此方能对群体免疫局面是否真正形成做出正确判断。


（作者：杨朗，系媒体评论员）


“啥都会”的“吹牛干部”越少越好


作者：黄帅《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10 版）


【网言】


日前，《半月谈》报道了基层当前存在的一些“啥都会” 干部，很多人形象地称之为“黄牛干部”“吹牛干部”和“最牛干部”。这些干部表面上看起来“啥都会”，然而“有的是被动无奈，有的是主动吹嘘，还有的是权力加身后的自我膨胀”——可以说，“啥都会”干部反映的是基层政治生态中一些不够健康的问题。


应对方式上，要因人而异。对“黄牛干部”，要切实落实减负措施，卸下沉重负担，让他们在真正可以发挥才能的岗位上潜心耕耘。对于“吹牛干部”和“最牛干部”，则要动真格：通过廉政教育和工作监管，让这类干部心存警惕，



从观念和行为上约束自我，而不是追求虚名与滥用权力，偏离正轨。获得一定权力就忘乎所以的干部，注定是走不远的。 不论是什么干部，都应该坚守底线，恪尽职守，审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让权力始终服务于民众的事业，而不是满足一己之利，才能保证基层政治生态的清净与健康。希望随着媒体曝光，这类“啥都会”的干部和这些不健康的现象越来越少。


（原载于中青评论AAA公众号 作者：黄帅 摘编：孙晓）


推行文明祭祀应多靠引导而非强制


作者：佘宗明《光明日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10 版）


【网言】


清明节临近，哈尔滨市发布通知，要求严打生产源头、严查运输渠道、严罚销售环节、严控末端焚烧，让冥纸冥币无处可买、无纸可烧。


虽然此举政策初衷挺好，但铁腕推进的刚性必然得咎。从舆论反馈看，很多人反对的并不是寓于其中的移风易俗取向，而是强行一刀切的简单粗暴方式，是无法可依却打着“依法”之名的权力越位倾向。焚烧纸币，有着民俗层面的悠久性与环保意义上的负面性双重特征。围绕焚烧纸币的公共治理，自然也应通盘考量、审慎决策，争取在民意认同与有效作为的共振中，将善作善为的同心圆越画越大。在此事上， 当地用“严打、严查、严罚、严控”4 个“严”字，足见对禁烧冥币工作的重视，其政策用意的确有其合理性，但再严， 也得于法有据。“法无禁止即可为”，当成为这方面决策的逻辑基点。在国家或地方层面未明确立法禁止焚烧纸钱之前，还得保障权利应有的空间。另外，从其他地方推行文明



祭祀的经验看，也应该着重在“疏”上下功夫。如有些地方允许市民在相对空旷、空气流通的地方烧纸钱，有的地方此前还有为祭祀者提供纸钱、香烛换鲜花的服务，以倡导绿色祭祀等。因此，要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靶向发力，多靠“引导性”而非“强制性”，比如加强防火 预案、重点治理街头焚烧现象，并试行以鲜花置换冥币等服务。说到底，还得把握好尊重民众习惯与改变传统风俗的平衡，让民意向度与治理力度相向而行。


（原载于凤凰网 作者：佘宗明 摘编：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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