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2【人民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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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2【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2


人民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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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评论是人民日报的传统和优势，是人民日报的核心竞争[readpay]3[/readpay]


力之一。2012年，按照“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总要求，人民日报评论承续红色政党文化传统、接纳现代政治文明价值、考量当前社会民众诉求，打造与时俱进的现代话语体系；求同存异，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为凝聚党心民心、形成社会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各类社会群体中产生了强烈共鸣。


本书汇集了“人民论坛”、“人民时评”两个专栏2012年刊发的全部文章，其中“人民论坛”221篇，“人民时评”165篇，并附有电子版，敬请读者参阅、指正。


人民日报社评论部


2013年1月






多问些群众的“恼火事”


范正伟


群众的恼火抱怨并不可怕，相反，它是我们工作得失的检验，是改进工作的标尺，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


提问是一门艺术。许多时候，提问的方式和角度，往往决定着回答内容。换句话说，想听什么回答，就会有什么提问。


日前，在湖北恩施冒雪走访村民时，李克强副总理一句“有什么恼火事”，引发了村民“吐槽”，也引起了媒体关注。走访考察，如何问出真问题、怎样沟通真感情？这种提问方式，颇有启示意味。


“有什么恼火事”？它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就在于打破了“一团和气”的对话惯性，改变了“报喜不报忧”的汇报思维。谈成绩还是看问题？听套话还是要诤言？岁末年终，对走访基层、嘘寒问暖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展示好的一面给人看，本是人之常情。这些年来，为迎接上级考察，少数地方严密部署，对地点“精挑细选”、对人员“重重把关”，有的还准备“脚本台词”，进行“指导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群众会道实情、吐真言。当展示成了演示，汇报成了“表演”，就少了许多坦率和真诚，也让“人情”变了味，越了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上级想多看成绩，基层的粉饰雕琢自然会多一些；如果上级想知道群众“有什么恼火事”，想看看基层“没有准备的地方”，下级求真务实的风气则会浓一些。因此，去基层看什么、问什么，既体现着执政理念，也关系到作风导向。


我们历来强调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客观地总结成绩、看待成就，有助于鼓舞干劲、坚定信心。但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国家治理，要避免用总量掩盖平均、用平均掩盖差距，就必须在宏观之外，更多地关注具体问题；在成就之外，多看看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在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对问题矛盾如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仅会贻误消除弊端的时机，还会使问题难上加难、风险越积越多。正所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同志反复强调要有“问题意识”。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问题；群众的恼火抱怨并不可怕，相反，它是我们工作得失的检验，是改进工作的标尺，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只有善于引导群众说大实话、提真问题，勇于到群众意见大、怨声多的地方去，才能真正做到问政于民知得失、问需于民知冷暖、问计于民知虚实，使决策更加符合群众意愿，赢得群众发自心底的拥戴，筑牢改革发展稳定的根基。


马克思曾说过，一个问题，只有当它被提出来时，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如何提，考验着态度能力；这个“条件”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求真务实。


（2012年12月31日）




文风难改更须改


刘成友


改进文风，让报道变得有用又好看，既是群众的呼唤，也是新闻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中宣部近日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再次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的文风；强调说真话、写实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和“应景”文章；要力求报道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


中宣部就改进文风作如此具体的要求，并不多见；内容之细致、实在，让人们眼前一亮，精神一振。


中央改文风的倡导，由来已久。70年前，毛泽东就借延安整风提出整顿学风、改进文风。2010年，总书记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批评了假、长、空的文风，提倡短、实、新，让人印象深刻。问题是，我们从小就学习《反对党八股》的名篇，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不自觉地做了“八股文”的奴隶。一些僵硬刻板的报道，连媒体人自己都不爱看，甚至有“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自嘲。由此可见，改进文风殊为不易。


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改进文风，为啥这么难？


思想上不够重视，改文风就难。以为文风是形式，是外在的花架子，新闻报道讲客观，只要把事情陈述出来，把过程说清楚，就行了。至于能不能吸引读者，都不重要。岂不知，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衣着打扮、“穿适合自己的脚的鞋子”，都是气质的外在体现。


对新闻规律尊重不够，改文风就落不到实处。没有时时“在路上”的状态，难有鲜活生动的素材和发现；没有读者喜闻乐见的创新表达，难有冲击力和影响力。采访手段再现代化，代替不了面对面交流。自说自话，就会忽视受众需要和感受。党报党刊首先是媒体，不是工作简报或表扬栏，工作性和新闻性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没有长效机制，改文风就会成为一阵风。倡导改文风，善始易善终难。必须辅以制度和规范，才能抵御惰性和积习。纠正不良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这次中宣部要求各级党报党刊制定具体方案，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机制，把改进文风的要求体现到稿件使用、业务考核、业绩评价、评奖表彰中，确实是打到了点子上。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除，改文风就容易成为空谈。文风是作风的体现。政风不改，官气不除，文风就难改。群众热切盼望中央八项规定，能成为改进党风政风的契机，从根本上推动改文风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对于党报党刊来说，传统优势不是因循守旧的理由，宣传引导不是不求创新的借口。改进文风，让报道变得有用又好看，既是群众的呼唤，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诚如一位资深记者所说：作风不是“风”，它是一种习惯，一种坚持，一种养成，一种素质。当每个个体的自觉努力汇聚成一股洪流，必然会吹起一股清爽质朴的新风，拓展出一片改革创新的天地。


（2012年12月28日）




落实责任，为校车护航


王石川


不提振责任意识，不加大教育投入，不破解关涉留守儿童的制度之结，校车悲剧就很难消失


12月24日上午，江西省贵溪市滨江镇，一辆载有17人的7座面包车坠入水塘，致11名儿童死亡。目前，贵溪市政府副市长等12名事故相关责任人已被停职检查。


从刑拘肇事司机到关闭幼儿园，从赔偿遇难幼儿家属48万元到迅速启动问责机制，积极善后，体现了不苟且、不回避、不姑息的诚意与决心。只是，那11名溺毙在冰冷河水的孩子看不到这一幕，他们还没来得及绽放的人生，再也无法指向美好未来。


问责，才能告慰死难儿童；反思，才能遏制悲剧。如果早一点关闭幼儿园，早一点查处超载校车，悲剧或可避免。梳理近年来发生的校车悲剧，不难找出它们的共性：校车不达标、超载、超速……因校车事故频发而催生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已于今年4月正式施行，该条例对校车已经出现的问题、可能存在的软肋都有所着墨，可仍然无法阻拦一些校车驶向死亡终点，原因在哪里？


发现病灶容易，开出药方也容易，但是，现实中，偏偏有人不照方抓药，甚至干脆把药方扔在一边，钝感如此，悲剧能不重演？而反思这起校车事故，除了看到灰色监管，还应该看到，在一些僻远乡镇，对不少孩子来说，无论优质校车还是正规幼儿园，都还是梦想。比如，当地政府之所以没有及时关闭幼儿园，是因为一旦关闭，这些孩子将无园可上；而这辆寒酸的面包车，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校车，而是园长用来接送孩子的“私家车”，质量没保证在所难免。【更多免费素材，微 信lbgzkf1】


根据教育部去年发布的公报，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56.6%。多达近半数适龄孩子无法入园，这是无法回避的严峻命题。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50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500亿元的财政投入，也许无法保证所有适龄幼儿都有园可上，但重视和发展学前教育的思路却值得关注。


如今，我们正阔步走在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的路上，但学前教育并没有纳入免费义务教育体系。为弥补学前教育发展的短板，就需要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世人吁盼已久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今年已然实现，教育大投入的阳光也应该照进学前教育。这样，上不起、上不了幼儿园的孩子也就能更好地感受到公共财政的暖意、公共政策的善意。


因此，遏制校车悲剧，不能止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提振责任意识，不加大教育投入，不破解关涉留守儿童的制度之结，校车悲剧就很难消失。为校车护航，就是为生命护航；保证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就是播种美好未来。惟愿开往春天的校车，能够载着孩子走上安全而明媚的希望之路。


（2012年12月27日）




城门洞开等于教育公平吗


李泓冰


只有中国的乡村与城镇，都能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


这组来自上海的数字颇让人吃惊：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比重高达40%，且还在不断攀升。小学一二年级，非沪籍学生更超过一半。上海已实现随迁子女全部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民办小学免费就读，在沪就读的随迁子女达50万。这意味着，今年上海市基础教育投入的470亿元，花在非沪籍生源孩子上的教育经费已超百亿元。


很为上海及上海人的胸襟感动。


在同样的阳光下，这50万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与他们同龄的上海小囡同桌同学同游戏，同样享受沿海发达都市的优质教育。本来，他们极可能成为乡村中孤独无依的留守儿童，在亲情的饥渴中艰难成长。


这也是一个城市最大的善政之一。它为来自乡村的孩子带来了亲情、优质教育与城市的善意，正在温暖50万颗幼小的心灵以及他们未来的人生，也温暖着同龄城市儿童未来生存环境的稳定安宁。


然而，和谐下的隐忧也不容忽视。城门一旦洞开，会不会掩盖更大范围、更深领域的教育不公？


50万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也给上海基础教育带来沉重压力。从前是父母在城里打工，孩子随迁就读；现在不少人是为了孩子得到城市优质教育，跟随孩子来城里找工作。一座城市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当50万变成100万甚至更多，优质教育还能否继续优质？洞开的城门是否不得不重新关闭？会不会激起更多关于不公平的抱怨？


城市化浪潮正重塑着中国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往高处走，人们争先恐后涌入大城市，是因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教育、更有秩序的社会甚至是更有尊严的生命。而在渐次空心化的乡村，在凋敝的小城镇，这些却显得珍稀而奢侈。


应该鼓励城市善待外来务工人员，同时也应意识到，变相鼓励乡村儿童涌入城市接受教育，并不等于真正的教育公平，更不等于公共资源的阳光公平普照。相比全国约5000万的留守儿童以及更多的乡村孩子来说，50万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国的乡村与城镇，都能拥有更好的公共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


在中国GDP总量已攀升至世界第二的背景下，城乡教育资源仍然相差悬殊，这不但影响乡村与城市的安宁幸福，更将波及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和人口素质优化。


新一轮的城镇化即将开始，为了公平正义阳光普照，且让我们深深期盼。


（2012年12月26日）




电视问政不能止于眼球效应


詹勇【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把民意锻造成一种刚性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干部“目光向下”


岁末年终，正是各级干部“交答卷”的时候。且不说工作好坏优劣，如何“交卷”本身也是一个看点。相比一些地方搞关门总结、自我表扬，日前武汉、温州等地“电视问政”的火热现场令人耳目一新。


暗访短片揭短亮丑、市民“考官”毫不客气地逼问、“应考”干部脸上直冒汗珠，这富有冲击力的一幕幕，通过直播镜头传到千家万户，搭建起一个百姓参与、官民互动的考场。


通过电视传媒打开大门吸引公众参与，又通过考评百姓意见大的问题提升关注度，这样的考试颇有创意。


然而，热闹之中也有隐忧。有人担心，时间一长，观众审美疲劳了，干部学会应对技巧了，电视问政还能问出真问题吗？有人疑虑，干部在节目现场斩钉截铁，出了电视考场能不能一条条落实？还有人质疑，为什么非得上电视才能解决，平时干什么去了？


种种疑问，说明电视问政虽然是一剂猛药，但改作风、抓实干的治本良方还有待继续探索。高收视率、社会热议的“眼球效应”之下，虽然给干部造成了不小压力，但节目播出总有时间和频次的限制，面对复杂而漫长的现实工作，舆论压力难以持久，电视问政不可能包打天下。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台上流汗、台下逍遥，那么电视问政难免成为一场政治秀，火爆背后加剧着“不曝光不干事、一曝光就解决”的路径依赖，老百姓就会越问越生气、越问越失望。电视问政的烦恼，在网络回应、领导接访等方面同样存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电视问政之所以受人欢迎，就在于拓宽参与渠道、创新监督方式，让老百姓的知情权、监督权有了实现的平台。但是，监督不是一阵风，阳光更需要时时普照，如何走出短期的眼球效应，让倒逼压力可持续，检验着制度设计的科学性。


创新监督才能刷新政风。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民意锻造成一种刚性力量。电视问政的重要取向，就是不再自说自话、自我评价，而是把群众感受、人民满意作为检验标准，让老百姓来打分。加强群众监督，既要提供更多渠道，也要确保老百姓说话有分量。这次温州的电视问政，大胆地把“考分”与末位淘汰挂钩，直接影响乌纱帽，让一些干部备感压力。循此思路，如果进一步完善群众监督、社会评价机制，让民意在工作评比、政绩考核、干部升迁等方面取得更大权重，将会从根本上推动干部“目光向下”，更主动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012年12月25日）



财政“紧日子”要长期过


刘成友


应通过建章立制、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让公职人员节俭办事，严控行政开支


刚刚结束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明年依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将加剧财政收支矛盾，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过紧日子”的说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就提出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一些省份主动降低公用经费，减少“三公”支出。如果说，那时的“过紧日子”还是危机时期所采取的暂行之策，现在的“紧日子”则需从长计议，要做好长期过下去的心理准备。


为什么这么说？


算大账，财政面临的“一减一增”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各级财政税收不同程度地减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0.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8.6个百分点。而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下行，使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很可能成为中长期现象，以往每年20%—30%的财政增速，难以再现。另一方面，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特别是改善民生都需要增加财政投入，这方面只能增，不能减。财政吃紧可能成为常态，倒逼政府首先要“过紧日子”。


找问题，大手大脚的花钱方式让百姓意见纷纷。旁的不说，一些部门年底突击花钱，就很难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还有，每年审计报告披露的大量经济问题，年复一年得不到根除。预算不规范、审批“黑洞”多、支出不透明、投资欠科学等现象，蚕食着政府公信力。行政部门必须革除流弊、精打细算，善于“过紧日子”，才能给人民一个满意交待。


看形势，中央新近出台八项规定，是各级政府转变作风、降低行政成本的契机。这些富有针对性的“硬杠杠”，对于久难治愈的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是一剂良药。一级一级延伸下去、坚持下去，必然有利于减少“三公”支出、降低行政成本，避免奢侈败家，改进党风政风。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于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屡创新高局面的各级干部来说，“紧日子”可能有些难以适应。但是，如果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各级政府就要想方设法积极应对。


做好长期“过紧日子”的准备，必然要求各级政府加强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各级财政应抓紧研究制定眼下可用、立马见效的紧缩开支的预案，更应该通过建章立制、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让公职人员节俭办事。而从长远来看，如何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地方政府增加财政自主权；如何提高财政使用效率，建立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体系；如何建立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都是过好“紧日子”无法回避的课题。


（2012年12月24日）



缓解打车难，政府应有为


李拯


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


20日，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公共服务蓝皮书显示，打车难成为普遍问题，53.77％的人打车需要等10分钟以上。


为什么会出现“打车难”？宏观而言，出租车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拿北京来说，常住人口年年上涨，而出租车数量一直维持在67万辆上下，总体上供不应求，不出现“打车难”才怪。


供求失衡的背后是出租车的准入门槛问题。由于实行特许经营，出租车数量并非取决于市场需求，而取决于发出的经营牌照数量。管理部门对出租车牌照的严格管控，导致了需求青云直上、供给原地踏步的总体失衡。


供求之间还存在“时间错位”。越是早晚高峰，越是难打车。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打车的人太多造成的。而事实是，很多司机在这个时间段拒绝拉活儿。在北京一些加油站，高峰时段故意“趴窝”的出租车常常排成长龙。高需求为何没能带动供给井喷？这反映出的，是出租车的定价机制和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


政府部门审批、公司承包运作，这样的模式，本意是加强出租车市场管理。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出租车公司垄断经营，特许经营费演变成价格不菲的“份儿钱”，辗转摊到了司机身上。加上油补增加远远跟不上油价上涨，运营价格无法随着市场稀缺而上涨，这些因素使得出租车行业“活难干，钱难挣”。到了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油耗上升，司机自然就没有了运营的动力。黑车横行、挑客拒载、恶劣天气打车难，很多问题的出现都缘于此。


可见，“打车难”，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政府角色应该如何定位，是否应逐步放宽出租车准入门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个是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利益分配问题，关系到出租车的公司经营模式，如何寻求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出租车司机的积极性？


破解打车难，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在法国，公司经营模式下，司机有薪酬司机、公司司机和股份司机三种不同模式；美国纽约的运营模式分为个体经营和公司经营两种；香港政府推行配额拍卖出租车牌照的制度，但个人可以参与拍卖，避免少数公司垄断。背后的基本思路，是减少市场管制，更多借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政府完全放手，可能导致车辆激增、无序竞争甚至欺客宰客的情况，这种选择并不足取。但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比如，在适当放松管制的前提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做到用制度管事管人。比如，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日常管理、投诉受理等工作。这更能体现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打车难，下决心解决的话，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遵循市场规律，理顺利益分配关系，正是其中关键。


（2012年12月21日）



鸡吃药，人有权知道


张铁


鸡肉的“信息不对称”，提出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


近日，网文“一只鸡的生活意见”热传。根据中央电视台对速生鸡的报道，网友以第一人称重述这种鸡“悲催的一生”：从出生到出栏，只要40多天，基本不睡觉；鸡舍环境肮脏，除了饲料外还要吃20多种药品，其中大多是抗生素。


按照畜牧专家的说法，“速生”并非那么可怕。现代化育种技术、高水准饲养管理、全面均衡的饲料营养……随着养殖水平的提高，那些过去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从科学角度讲是可以实现的。所以，40天生长期是否太短、能否使用药物或许可以存而不论。对于“一只鸡的一生”，更应关注的是毫无节制地投食药品，甚至是违禁药品。在电视画面中，我们能看到一些鸡场使用了“盐酸金刚烷胺”等禁用兽药，而地塞米松则是激素类药物，可以让鸡多吃饲料。


加强对畜牧生产的监管，已经是个老话题，从毒奶粉到“健美猪”，不断被放到台面上讨论。实际上，由于大多数实行规模化生产，对鸡场的监管并不复杂。通过录像监控、突击检查、实地走访，都能发现问题。速生鸡事件中出现的编造养殖记录、花钱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暴露出的是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失职。


鸡肉这类食品，存在着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在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的链条中，消费者处于最尾端，信息经过层层传递，到消费者那里时已经大大衰减。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光泽；靠嘴巴，只能尝到鲜度、口感。服用了禁药，鸡肉中残留的相关物质超标，消费者既看不出来也尝不出来。更多信息，只有通过“试错”来积累。但这一过程，存在风险，甚至是代价高昂。


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严重的“市场失灵”。在经济学中，这叫“柠檬市场”。买方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情况，因而不互信，使得交易成本变大，最终导致市场萎缩和消失。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鸡场老板不会考虑消费者的想法，在监管缺失之时，会大胆使用违禁药品、超量投药以降低成本，整个市场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过程，损害消费者权益，降低社会福利。


从信息的角度看，速生鸡事件提出了食品安全领域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通过对全国43家地方政府网站的调研，发现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信息披露还不到七成。具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各政府机构之间如何进行信息交流与共享，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如何快速、有效地传达给消费者，建立持续动态的监督检测信息披露制度？这些都是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必须回答的问题。


（2012年12月20日）



“一端一窝”的警示


李浩燃


“团伙腐败”说明，腐败也是慢性病、传染病，须以制度破除利益共同体


近日，河南许昌东城区征地办、动迁中心60余名工作人员的腐败窝案曝光，引来广泛关注。


一端一窝，虚造协议骗取拆迁补偿款、助人编造虚假拆迁补偿协议收受贿赂，许昌拆迁领域两个科级单位的团伙作案，让人发问：他们的胆子何以如此大？干部之间的内部监督缘何失效？公民、舆论、法制等外部监督为什么没能及时介入？“一窝”腐败的曝光，再次凸显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湖南耒阳矿征办窝案、重庆校长集体贪腐案、广东棠溪村18名村官集体受贿……近年来，团伙腐败的案例不时见诸报端。2011年，社科院发布的《反腐倡廉蓝皮书》指出，腐败主体从个体向团伙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这成为贪腐发展的新走向。


与个体腐败案相比，团伙腐败显然性质更恶劣、社会危害更严重，应当引起全社会的警惕。在许昌这起团伙腐败案中，不仅负责拆迁的官员之间，甚至官员与被拆迁的村民之间也达成罕见默契，衍生出集体贪腐的利益链。表面上看，人人得好处，仿佛利益最大化了；仔细推究，少部分人发了拆迁补偿财，公共利益却在无形中蒸发。这笔账，怎么算？


当每个人都放弃互相监督，集体贪腐便有了可乘之机。集体掩护、集体失声、集体串供，部门内部风险共担，成员之间拧成一股绳，如同蚂蚱一样被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外部监督形同虚设，也让利益共同体“内部安全”的心理机制被强化。以此案为例，如果拆迁过程中要拍照、录像的规定能执行，审计、监察的力量能加强，这一窝腐败，恐怕也难以发酵、成形了。


“团伙腐败”说明，腐败也是慢性病、传染病。当“公共利益部门化、集体利益个人化”，部门成员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这让一些本想保持干净的人担心在单位内部被逆向淘汰，被迫“打湿了鞋子”。正如当事人所说，“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不做会显得不合群”。而“一起捞过钱”，更能形成攻守同盟，扩大腐败范围，演出“一抓一串、一端一窝”的剧情。


防范腐败传染病、慢性病，不能仅依赖于官员的自觉、自律，更须从法律制度给以警醒：反腐利剑高悬，无论腐败个案还是窝案，“伸手必被捉”。完善管理制度，保证决策制定、落实执行、考核审计、监督反馈等行政程序的透明公开，用阳光照亮暗角。增加监督话语权，动员公众并创造可行形式让其参与到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过程中，才能破除内部利益共同体。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断时刻警醒我们，筑牢反腐的防线，必须堵住腐败利益源、斩断腐败利益链，让各项制度真正管得住人。


（2012年12月19日）



以市场化改革激活“城镇化红利”


叶琦


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


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思路决定中国未来方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城镇化”首次单独列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凸显出这一“中国发展的大战略”的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则“制造需求”。不仅是人口进入城镇后的消费需求，还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这是巨大的“累积效应”。有经济学家估算，我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能带动居民消费总额增加1200亿元。培育得当，城市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被视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不过，数字背后有隐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2.5亿农民工参保者不足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城镇自有住房拥有率仅为0.7%。


一系列新闻事件，也佐证着这样的数字。从郑州到大连，连续发生农民工在城市中冻死的事件；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不时引发争端……城镇化，绝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


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说，“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低质量的城镇化，根源在于缺乏系统性配套。从土地制度到户籍管理制度，一系列限制让高速经济增长之下自发的城镇化，成为一种稍有些跛脚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一般在75%—80%，甚至更高。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有着广阔空间。不过，未来城镇化的跃升，不仅是量的积累，更应是质的变革。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应该“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有制度的改革，才有城镇化巨大红利的释放。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让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才能完成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高效配置；打破二元结构的户籍坚冰，才能形成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人力资源市场；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也能为进一步的城镇化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将合理的顶层设计与积极的末端治理相结合，为城镇化造就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避免与民争利、公益缺位、功利上位等现象的出现。【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中国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看好，有人唱衰。不可否认的是，潜力巨大，挑战也巨大。从“刘易斯拐点”到“中等收入陷阱”，许多险滩需要突破。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寻找自身蕴藏的巨大潜力。城镇化的推进，或可成为一个突破口。


（2012年12月18日）



校园伤害案须“双向归因”


金苍


“双向归因”，才能更好地寻绎事件的上下文，从而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无论远或是近，这样的消息都让人心痛。美国发生校园枪击事件，20个孩子和8名成人遇难；河南光山县的校园伤害事件中，22个孩子被砍伤。


尽管事实还不够清晰，但这两起事件都是极端心理刺激之下的反社会伤害行为。从媒体报道看来，美国的惨案制造者，饱受人格障碍困扰；而河南的施暴者，则有20年癫痫病史，并逐渐呈现暴力倾向。


正如现代犯罪学之父龙勃罗梭所言，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很多，绝不能“以其中一个原因代替所有原因”。在审视具体个案时，既需要有“内归因”：犯罪者的人格、动机、情绪等；也需有“外归因”,即事件的社会背景。


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归因，我们可撇开不论。需要思考的是，河南的校园伤害案中，为何300多个孩子生活其中的校园无人看守？为何有社会危害的疑似精神病人能“经常出去乱跑”？而当地拒绝采访、封锁消息甚至是教育局人员在办公室玩游戏、有关领导质疑记者“讨论这有啥意义”，都折射出这起恶性事件背后的必然。


22个受伤的孩子，暴露社会管理盲点。而每一个盲点，都可能成为吞噬生命的陷阱。消除这些盲点，需要更为精细、科学的管理方法，也需要更负责任的态度。


社会归因是必要的。但如果把一切推给社会，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偏颇。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反社会型人格”的人存在，这不是随人的意愿可以改变的。


过度的社会归因，会让更多人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社会。归因的“折扣原则”是，存在多个原因时，单个原因与结果的逻辑联系会被弱化。反过来说，弱化某些原因，必然强化其他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示范效应，给恶性犯罪以“逼上梁山”的心理错觉。


“双向归因”，才能更好地寻绎事件的上下文，从而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既需从大处着眼，形成更完善的社会风险防范体系。也需从中观着手，扩大社会工作者队伍，排查与疏导心理问题、进行精神卫生启蒙。更需在小处落实，看看身边是否有情绪或精神异常者，需要更多善意的帮助和微笑。只有这样，才能在每个人的心理完善中，提升社会文明的程度。


心香一瓣，祈福孩子们，这些世上最娇艳的花朵。唯愿在你我的共同努力中，12月14日，网友命名的“世界儿童悲伤日”，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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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7日）



从源头着手遏制“奢侈冲动”


郝洪


只有从源头着手，监督各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才能遏制“奢侈冲动”


12日，最高人民法院的禁令再掀整治“奢侈会风”高潮。包括严禁借开会之机公费旅游，严禁在高档酒店召开会议，严格控制研讨会、论坛、庆祝会等，句句切中时弊。


这一禁令既是对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积极落实，也是对前不久芜湖“奢侈会议”事件的后续回应。此前，媒体曝光了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检法部门在黄山景区五星级酒店开会，入住近500元一天的房间，餐价每桌千元以上。事件发生后，芜湖相关部门立即组成调查组，责成相关责任人检查，并在全市通报批评，会议所有费用由参会人员个人承担。


“奢侈会风”是社会潜规则之一。组织去风景名胜地、高档宾馆开会，是一些部门、行业的福利，也是不少企业、机构公关的手段。正因此，许多政府部门、单位机构的开会地点和方式越发高档、奢侈。殊不知，这种会风极易腐蚀人——不用花自己的钱四处出游、住五星级酒店，酒桌间的推杯换盏，娱乐场上的沉醉贪欢，不但冲淡了会议的主题，而且助长了骄奢淫逸，腐蚀着公权力的公信力。


今年4月，延安“公务员集体港澳公费旅游却谎称开会”的荒唐事件也是如此。报道说，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共有20名公务人员，其中10人集体去香港、澳门旅游，该局不但没有向宝塔区政府汇报出省事宜，还谎称去省卫生厅开“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会”，实际上，这次会议早在2月就举行过了。


早在30年前，国务院就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到著名风景游览胜地开会的通知》，1998年，中办和国办也联合下发《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时至今日，“开会旅游”仍然盛行，以至于，举办政府会议和公务接待成了风景旅游地不断发展壮大的产业，为拉动地方GDP贡献重大。


医治“奢侈会风”沉疴痼疾，需要严肃查办顶风而上的典型，需要阳光监督。阳光之下，才有河清海晏、官清民安。一些部门之所以会风奢侈，就在于手里有钱，花钱随便。当政府预算和三公经费等信息彻底置于民众监督之下，类似假会议之名行部门福利和公关之实的“奢侈会风”才会有所收敛。


日前，北京大学一个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11—2012》，报告显示，中央政府42个部门中仅有23个在信息公开测评中达到及格分60分以上，有近半中央部门行政透明度不及格。这意味“三公”等信息公开，距公众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只有从源头着手，监督各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才能遏制“奢侈冲动”。


（2012年12月14日）【更多免 费素材，微信lbgzkf1】



拿什么迎接“速成汽车社会”


范正伟


让更多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


不让路，将受罚。北京卫生局日前称，北京市拟为急救立法，保障急救车的道路优先权。如急救车正在紧急救援、转运危重症患者，社会车辆故意拒不让行的将受到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对北京那位50岁的女性伤者来说，这是一个迟来的规定。12月7日，该女士遭到罐车碾轧后，被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抢救，但一路几乎没有车辆让行，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最终伤者没能坚持到医院。


类似的悲剧，已经不是第一起。除了扼腕逝去的生命，指责车主的麻木不仁，抱怨北京的道路拥堵，我们还应该检讨什么？


事件发生后，有网站调查“你会为救护车主动避让吗？”95％的网友说“会”。但为什么到了现实中，却很难实现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有其他原因？


许多人都有一个感受，开车与不开车状态很不一样。平时很温和的一个人，一开车就耐心渐失、脾气见长，前车开得慢点，会焦躁不安；遇到堵车，很容易抓狂；碰到加塞儿的，脏话也会脱口而出。想要这样的“路怒族”主动让路，恐确有点难度。


所谓“内外有别”。开车时，封闭的钢铁躯壳，让人获得安全感的同时，也把人变成了孤岛。车流滚滚的马路，是比“陌生人社会”还陌生的社会。如果没有道德法律约束，“丛林法则”难免盛行，短期行为不可避免。方便自己不管他人，就会成为“理性”选择，诸如抢道、开远光灯、随意停车，也会被“去道德化”。


截至2012年10月，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38亿辆。车辆井喷增长，道路日益拥堵。对车主来说，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用“车德”去弥补不足，而非恶化本已脆弱的路况。对有关部门而言，同样要与新问题赛跑，确保制度供给跟上时代脚步。


有人对网上“实拍德国千余辆车自觉给急救车让道”的场面感到震撼，却不知道文明背后的“德国规则”：碰到急救车鸣笛，“左车道的车往左靠，右车道的车往右靠”，如果哪位司机不让道，轻者罚款、重者坐牢。其实，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类似规定：遇到消防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应当让行”。但究竟怎么让行？让行违章了怎么办？不让行又会怎样？许多人不清楚。不仅如此，前几天还曝出这样的新闻：兰州一名120急救车司机，竟然违规使用急救车去陪女朋友看演唱会！


有时候，人们麻木的背后，不一定是冷血，还可能因为陌生，因为缺乏信任。


还是在前几天，一名男子在北京地铁站台上晕厥，在列车进站时掉下站台，千钧一发之际，站台上数百人集体高喊“停车”，还有人不顾安危挥手叫停。最后，列车急停，男子获救。在一个速成的汽车社会里，如何让人们的爱心放飞车外，如何涵养中国社会的汽车文化，值得深长思之。


从曾经的自行车王国，到今天的车轮上国家，中国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实现了欧美几代人的梦想。让更多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


（2012年12月13日）



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


李泓冰


总书记和民众共同重温小平、呼应小平，倡言深化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前景可期


总书记广东调研，在深圳深情地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意味深长的举动，让人不由想起20年前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平同志南方视察。


隔着20年时空，两位领导人都在郑重地强调同一个响亮的词——改革。和20年前一样，这个充满魅力的字眼，再次让国人心头为之一暖，信心为之一振。


20年前，小平视察南方之际，中国改革正面临重大抉择。能否重建改革共识、重聚改革底气，改革开放的路应该怎样走，成了人们思考的严峻课题。就在中国需要再进一步的历史时刻，小平同志以一席举重若轻的谈话，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辉煌大幕，中国人蛰伏已久的生产力火山般迸发，以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将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小平同志曾极具前瞻性地预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绝不能低估今后的风险和挑战。居民收入差距日渐拉大，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断积累叠加，成为躲不开、绕不过的新课题。当此之际，尤其需要进一步凝聚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打造民众的安全感、温暖感，提升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正因如此，总书记反复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各项工作，明确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也正因如此，李克强副总理疾呼“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必须承担历史责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


深化改革离不开“顶层设计”，更离不开“顶层推动”。十八大报告以三个“更加注重”来强调从制度性建设层面稳步推进改革，即“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新的领导班子率先垂范,倡导改革。新的“八项规定”破除领导特权，中央领导集体从具体事情入手，开启了转作风、正党风的新努力。不封路、不清道，总书记与其他中央领导与百姓同行，赢来一片称赞。


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在中国走向利益分化和观点多元的背景下，执政党敢于倾听、正视并回应“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汲取正能量，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以推动和深化改革，这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所在。沿着20年前小平走过的道路，总书记和民众共同重温小平、呼应小平，倡言深化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前景可期。


（2012年12月12日）



用阳光慈善驱散公众疑云


王石川


走出公信力危机并无捷径，引入并健全监督体制是不可回避的环节


日前，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由迟福林、俞可平、白岩松等各界人士组成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负责项目监督、经费监督、活动监督等，并向社会公布监督、审查结果。


在这个小鼠标能绊倒大“硕鼠”的时代，公众监督意愿空前热烈，监督能力日益提升，“开门接受捐款、关门使用捐款”注定行不通。“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严重的公信力危机，不仅募捐善款减少，机构声誉也受到影响。走出公信力危机，并无捷径，引入并健全监督体制是不可回避的环节。


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既体现了中国红十字会接受社会监督的诚意，也是对民意的友善呼应。这些社会监督委员，既有良好口碑，又有深厚专业背景。公众对此事的积极反应也说明，当这些名人把自身形象与中国红十字会“绑”在一起，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形象的改善、甚而助推中国慈善事业良性发展，会更为乐观。


从建立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到“要赚钱的人请远离红会”的果决表态，再到今时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正通过一步步的制度安排，重塑公信力。当然，从现实反馈看，这种努力离公众满意尚有差距。若想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可度，需要继续创造条件接受公众监督，比如在信息公开透明上发力。


慈善事业被称为“玻璃缸里的鱼”。对慈善机构而言，公开透明是无法回避的选项。没有公开透明，公众监督就是虚妄之谈；没有公开透明，就为腐败埋下伏笔。公开透明，不是简单粗糙地晒账本，公众需要知道每一笔捐款的来源、具体流向，需要知道善款有没有发挥效用。公开透明，也不能止于晒善款，红会的开支情况如何、内部运行机制，有无灰色收入等等，也是公众关心的热点。


红十字会其实还可展示更开放的姿态，推出更务实的举措。比如，不仅要晒账单，还要邀请专业的机构审核账单。香港红十字会的做法值得借鉴：为了确保专款专用，每年年末都会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结果在年报中详细呈现。无独有偶，中国的壹基金也主动邀请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流动资金不仅由会计师事务所全程跟踪监督，且账务全部在壹基金的官方网站上公开发表。


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力，拥有公信力才有未来。监督的阳光照进慈善机构的各个角落，才能驱散人们心头的疑云，慈善事业才会有更美好的前景。


（2012年12月11日）



解决生存困境是救助之本


郝洪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


河南郑州立交桥下“农民工之死”事件已过去一周，其死前是否得到有效救助的争论仍在持续。12月5日，郑州两家律师事务所向当地民政局寄送了《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对此事件做出解释。


能否求证出该事件真相，尚难确定。至少，从当地民政局和救助站目前的回应里，我们还看不到对该事件的彻底反思。救助站拒不接受采访，民政局则以《进一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冬季救助工作的紧急通知》回应追问，并表示，“再说之前的事没什么意义了”。


真的没有意义了吗？对该事件的追问既是对逝去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生者最好的关切。对于那些仍然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而言，它意味着更温暖的救助、更有尊严地生存；对于立志公平正义的社会而言，它意味着更深切的自省和更积极的制度建设。


积极的制度建设，是完善现有救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在内的全社会救助体系，是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的落实。桥下农民工，他们渴望就业，担心欠薪，节衣缩食，用微薄的报酬供子女读书，谋求更好的生路。他们缺失的，不仅仅是慈善救助，也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在内的权益。


郑州“农民工之死”事件发生后，不少民间公益团体自发组织，购买棉衣棉被，为寒夜里仍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们送去温暖。被爱心包围的农民工心存感激，不过，他们最需要的是“有活儿干、能挣钱”。郑州一位农民工请求记者将他的手机号登到报纸上，为的是“找活儿容易点”。还有些农民工们，宁愿四处游走打零工，也不愿选择有工棚住的活儿，担心辛苦劳作的薪资被拖欠。


我们需要为这些无力者提供有力前行的最低保障——社会救助，更需要给予他们继续前行的希望和力量。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历史过程中的必然存在，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推力，还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巨大动能，他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经济崛起，他们的走向则是中国小康社会发展之路上面临的挑战。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近年来，同工同酬、同命同价、同票同权的改革开启了城乡平权之路，但落实到具体现实，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在教育、医疗资源配置、社会保障覆盖上，城乡之间仍然存在鸿沟，仍需要制度上的突破。


今年国庆前夕，全国首家农民工博物馆在广州对外开放，向那些为城市默默付出的农民工致敬。建立一个博物馆、留存中国独特的农民工历史固然好，但是，“农民工”一词还远没有到进博物馆的时候。他们是现实里活生生的存在，在我们汽车疾驰过的立交桥底下，在地铁出入口避风处，在繁华商场门厅的角落，他们，就在我们身旁，城市时刻能够感受到这个群体的温度和力度；而城市，将给予他们怎样温暖的回报？


（2012年12月7日）



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


马国英


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归根结底还得靠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12月4日，2012年度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除了评出法治人物或群体，还首次评出年度致敬媒体，“充满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获得了这个奖项。这成为本次评选一大看点。


微博在法治人物评选中获奖，说明在当前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布者”的时代，新兴媒体正成为提升法治思维、推动法治进程的重要渠道。


微博是许多法治新闻事件的信息源头，“表哥”、“房叔”、“不雅视频”，无不始自微博曝光，引发反腐行动；微博已经成为政府与民间直接互动的窗口，政务微博集群式发展，敞开了信息公开的门窗，给公众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路径。更有价值的是，在微博这个“观点广场”上，公众对复杂事件的围观，政府对网络热点的回应，本身就是法治意识、法治思维的培育过程。


当然，微博为法治建设注入动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虚假信息泛滥，谣言跑在真相的前面，引发恐慌心理；失当爆料，恶意攻击，侵犯他人权益；买卖炮制“粉丝”，炒作话题，制造舆论压力……对此有人诉苦：“在微博上没有办法讲道理，都是‘一边倒’、‘围剿式’的责难甚至谩骂，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反映出网络表达片面、非理性、情绪化的缺点。


面对微博给法治建设带来的新挑战，政府部门应当及时研究对策，进行前瞻性的制度设计。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归根结底还得靠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而坚持以法治思维处理微博及相关的互联网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网意”和民意的关系。


“网意”不能完全等同于民意，但即使这部分民意有时显得不够理性、不够冷静，却也是客观存在。因此，面对方兴未艾的新兴媒体，面对澎湃汹涌、泥沙俱下的“网意”，因噎废食不是正确的态度。


对待“网意”体现的权利诉求，首先还是要尊重倾听。中央领导同志强调，“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我们都要听”。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对于网上舆论不能置若罔闻，而是要主动了解、客观认识，并通过网上舆情了解民情、检讨工作、解决问题。


对于数亿网民来说，应该珍爱新兴媒体这个信息集散、社交互动的崭新平台，以守法、文明的行动，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2012年12月6日）



政务微博助推政务公开


李泓冰


政务微博“及时传递政府的声音”，维护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


有网友戏称，微博是上帝的礼物。这句话或许在人民网12月3日发布的《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得到印证——政务公开借助微博打开一扇窗户，在传递信息、听取意见、解释民惑、快速辟谣方面陡然加速。


2012年，光是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在覆盖面、微博质量、应用水平、综合影响力等方面不断提升，数量突破6万，比去年同期净增4万多，增长率达231%。


去年，有些人还谈微博色变，觉得微博给谣言以可乘之机。然而，微博是一种网络传播新方式，民间能用，官方为什么不能用？传谣的人能用，辟谣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求证的人能用，证伪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无数事实证明，反应滞后、应变迟缓的地区或领域，才会发生谣言比真相跑得还快的“杯具”，遏制谣言的有效手段，就是及时、透明地传递真相。政务微博“及时传递政府的声音”，维护了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


以微博活跃度、传播力、引导力三项指标综合排名位居榜首的“上海发布”为例，它并非最早开通的省市级政府微博，但后来居上，有媒体甚至说，“‘上海发布’创造了政务微博的奇迹”。


“奇迹”缘何而来？其实不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此前，各地曾尝试过的“市长热线”、“市民信箱”，效果难说尽如人意。政府微博不同，它与公众公开实时互动，回复的时效、质量与效果一目了然。“上海发布”的回应，很勤快、可亲、实用，它曾呼吁市民周末买卷心菜帮助菜农，获得热情响应后，又连连感谢市民支持；它也很“高端”，曾促成时任市委书记回复癌症临终患者家属的痛诉，“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由此推动了临终关怀事业的改进……【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正像一位领导同志说的那样，“政务公开说到底，是政府与公众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是政民互动、政府与社会共治的一次制度性安排”。政务微博给这一“制度性安排”提供了成本低、效果彰、速度快、形象佳的渠道。【更多 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走向利益多元和观点多样的中国，如何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从中汲取正能量？党的十八大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要求：“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在落实这一要求方面，政务微博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改进执政方式插上了无形的翅膀。


（2012年12月4日）



防治艾滋有治无类


王琦


彻底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他们获得走进医院的勇气和条件，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在第二十五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由于社会歧视存在，有高危行为的人不主动寻求或不愿接受检测，导致我国有近一半的艾滋病感染者没有被发现，增加了传播的风险。这沉重的事实，令人难以释怀。


近半感染者未被发现，折射出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就医率低下的严峻形势。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因手术输血感染病毒，却一直不敢正视病情。服用偏方之后，在未经检查的情况下竟然“自以为治愈”，如果不是后来因病就医期间被再次确认艾滋病感染，他恐怕还将继续自欺欺人下去。


“自欺欺人”的背后，是感染者心理上背负的巨大社会压力。尽管多年来的知识普及始终提醒人们，艾滋病的感染渠道较多，不能把艾滋病感染跟吸毒、滥性、生活不检点画等号，但很多人一提及“艾滋病”，仍然难以摆脱恐惧、憎恶、歧视等负面情绪，存在这种心态的甚至不乏医务人员。就在不久前，天津一名肺癌患者因在手术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求医屡遭拒绝，最终他私改病历隐瞒病情，才得以接受手术。


医院尚且如此，艾滋病感染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可想而知。社会的歧视，让许多高危性行为者不愿接受病毒检测，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风险。长期缺乏治疗和孤独，折磨着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心。在生命质量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中有的人迫于生计从事着可能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职业，极个别人甚至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不惜以身试法，报复社会。


“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正如总书记看望艾滋病患者时所强调的那样，防治艾滋，有治无类。不论艾滋病感染者是从什么渠道感染病毒的，他们都是弱者、是受害者，我们都不应该抛弃他们，对他们的歧视是社会的耻辱。艾滋病感染者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让他们找到治疗的途径和合适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权益保护水平，帮助他们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治疗的信心。这既是救治抚慰艾滋病感染者的需要，也是建设公平、公正社会的应有之义。


在发达国家，艾滋病已成为一种“可控疾病”，患者死亡率、母婴传染率都明显降低，大多数患者已能在药物的帮助下长期带病生活。取下有色眼镜，彻底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他们获得走进医院的勇气和条件，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艾滋病往往与贫困伴生，要让感染者得到有效的治疗，除了提高医疗救治水平外，还应该加强医疗救助，使贫困家庭的艾滋病感染者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防治艾滋病是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紧迫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全民参与、全力投入、全面预防。只有如此，才能鼓舞起与艾滋病魔勇敢抗争的决心和信心，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康和谐。


（2012年12月3日）



公积金征缴不该“锦上添花”


刘先云


公积金应为普通百姓“雪中送炭”，而不是给高收入者“锦上添花”


有媒体报道，在山东青岛，有的单位为员工一个月缴存住房公积金五六千元，有的则只有一二百元。而此前，山东省的一份年度审计报告也显示，一些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竟然相差上百倍。


这样的数字虽然有些极端，但也暴露了住房公积金缴存和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公积金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存在“缴得少用不起、缴得多有富余”的肥瘦不均现象，其带来的公平问题值得注意。


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公积金的设计初衷是“高收入者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从而让部分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房，这项制度确实也对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不少地方公积金缴存差距的存在乃至扩大，有违制度初衷。


一些效益好、福利好的单位，职工收入本来就高，而且大多已有自有住房，不存在购房难题，还能以缴纳公积金的形式避税；而真正需要购买住房的低收入阶层，因为缴费少、贷款难，难以通过公积金贷款购房。本应为普通百姓“雪中送炭”，结果却变成了给高收入者“锦上添花”。这显然不公平。


实际运行中，公积金管理的低利率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不公。随着近年房价攀升，在一线城市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动辄在200万元以上。事实上能够凭借公积金贷款购房的，往往不是困难职工，而是一部分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因此，低利率环境实际上是以低成本支持高收入群体满足住房需求，部分高收入家庭甚至是用以购买第二套住房，坐享楼市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这就产生了“马太效应”。


用发展的眼光看，时至今日，公积金制度面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住房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城市化的提速，有购房需求的群体在骤然增加，高企的房价已让中低收入群体微薄的公积金相形见绌，住房公积金的互助性、保障性功能在弱化。所以，住房公积金制度需要与时俱进，更加突出社会公平正义，着力满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同时出台更为完善和严格的监管机制，遏制擅自提高缴存比例、缴存基数等行为，从而确保公积金制度的公平性。


进一步分析，公积金缴存“肥瘦不均”也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体现。因此，除了创新和完善公积金制度，更为关键的是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认真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只有通过收入分配、利益协调不断打牢公平基础，公积金制度在运行中才会更加可靠地“公”字当头，惠及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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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30日）



法治登台，钉子户才能体面退场


王石川


对“钉子户”应该依法依规，积极寻求破解之道


因不满拆迁补偿标准，浙江省温岭市一幢5层楼房突兀地矗立在火车站附近一条未完工的马路中间，被称为“最牛钉子户”。日前，当地政府表示，在签订拆迁协议之前，不会停水断电，也不会强行拆除。


近年来，类似的“钉子户”越来越多地映入眼帘。在北京朝阳区曙光西路上，曾有几栋房屋占道数年之久，使市政干道在此处被迫“瘦身”；在江苏句容，因路中央的一栋楼房横亘不去，一条新修的六车道大马路无法正式开通。


从强拆到“不停水断电，不强行拆除”的承诺，相关部门的变化，展现了执法文明。“钉子户”虽然看起来不够雅观，但这个符号，折射着对法治的尊重。


不过，围观之后，也不免生出一丝忧思。如果温岭火车站前的马路开通，这家住户岂不终日灰尘扑鼻、噪音盈耳？也许还要面对不期而遇的车辆冲击。这不是舒适的生存，而是被风险裹挟的日子。另一方面，“钉子户”迟迟不迁，在车水马龙的火车站前路，终究给人“添堵”，势必影响到马路开通和运行。而句容那户人家就直接拖住了马路开通的步伐。


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难免发生冲突，选择搁置胜过选择对抗，而选择和解又强过选择搁置。如果说容忍“钉子户”体现了法治意识的自觉，那么积极寻求破解之道，才称得上深入法治肌理，彰显法治智慧。


“钉子户”的出现多是因为利益纠纷。比如，温岭这家住户就认为，其建房成本与补偿费用差得太多。面对这种僵局，如何既保障补偿标准的公平性，又考虑个别“钉子户”的特殊性？在倡导法治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理念下，破除“钉子户”困局，更需要法治方式、机制创新、社会协同、利益救济等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


征地难、拆迁难，也是世界性难题，放眼发达国家，破解这一困局同样依赖于法律。媒体曾报道过美国因公共利益而征地的不少案例，征地一般要满足三个要件：一是确乎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二是对拆迁户提供公平补偿，三是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很多国家都有“钉子户”，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往往是最优方案。


“钉子户”困局绝非不可解开的死结。卢梭说过，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铜板上，而是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面对“钉子户”日渐增多的现实，更需要提倡依法依规加以解决。法治登台了，“钉子户”才会体面退场。


（201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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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餐”不能做成“夹生饭”


丁汀


要让孩子们吃饱吃好，需要管住“偷吃的嘴”，需要做好与地方实际、学生胃口相适应的营养餐


虽然“巴掌大的面包”只是“赠品”，虽然只是“管理上出了漏洞”，虽然在舆论曝光下有关部门迅速将涉事校长免职，但发生在湖南凤凰县腊尔山镇所德小学的一幕，依然让人们对孩子们的“3元营养午餐”多了一些关注乃至担心。


一年多前，国务院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教育部等十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多个配套文件。原以为那些偏僻山区孩子的午餐从此可以更丰富，可竟然还有人从孩子嘴里夺食。此事无疑再次敲起警钟：必须严格堵住一切环节上的管理漏洞。只有以更坚决的措施，惩处那些胆敢从孩子口中夺食的“硕鼠”；只有以强烈的责任心，建立起严密的监管机制，才能避免餐费被克扣，让投入的每一分钱都能吃到孩子嘴里。


让孩子们吃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孩子的基本承诺，也理应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应有责任。现在，制度供给、中央投入等“大盘子”都已初步到位，学生能不能吃上营养餐、能不能吃得好，更直接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小盘子”。中央政策能否不打折扣地执行，补助标准够不够，配送体系怎么建，食品安全如何保障……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地方执行与顶层设计有效对接，把各项责任一一落实。


从记者调查反馈来看，通过自建食堂以保障营养午餐“落地入口”，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而除了管住那些“偷吃的嘴”，另一个同样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做一顿与地方实际、学生胃口相适应的营养餐，防止做成好事没办好的“夹生饭”。营养餐涉及22个省份、近千个县、3000多万学生，各地经济条件不一样，物价水平不一样，孩子们的营养状况、饮食习惯不一样，学校供餐的基础也不一样，而补助的金额是按照人头来的。在统一的餐费标准下，怎么吃、吃什么不能搞“一刀切”。


比如，有地方反映，“牛奶+X”为主的供餐模式虽然方便易行，但一些学生喝奶后有不适反应。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地方天天吃肉，孩子们“吃怕了”；而有的地方却只能天天喝奶吃饼干，孩子们“吃不饱”。类似这些问题，说明营养餐还得讲究营养学，在坚持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富有特色、营养均衡的食谱。而从国际经验看，在午餐营养指南下推出富于变化的菜单，是保障学生“吃好”的重要手段。


营养改善计划绝不是简单的一两顿饭，带来的也不只是“饭盒里的变化”。如何让“3元补助”为孩子们的成长带来更多能量与动力，需要政府部门、学校、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的努力，需要从行政管理到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对此，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多一些责任和参与，一起加柴添火，把营养午餐做得更好吃、更有营养。


（2012年11月28日）



异地高考，慢不得也急不得


袁新文


教育改革必须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既要考虑改革的力度，又要考虑群众的可接受度


作为高考改革的一块硬骨头，异地高考正逐步揭开谜底。先是国务院政策出台，随后十几个省份明确表态具体方案将在2012年年底前公布。然而，人们最期待的京沪粤等省市还动静不大。为此，教育部日前表示，将会同发改委、公安部、人社部等开展专项督查，并分赴这些“热点地区”督促指导落实方案。


异地高考改革势在必行，但审慎对待也在情理之中。这项招生考试改革，影响范围之大、涉及问题之广、争议之激烈、情况之复杂，远远超出教育领域。异地高考的门槛究竟有多高？口子开多大？条件会多严……这些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政策设计的难点。条件太严、门槛太高、数量太少，到头来只是少数人的“游戏”；条件太宽、门槛太低、数量太大，流入地的教育资源又会被稀释，流入地学生的利益可能受损。


这样的“两难”困境，在北京、上海、广东这些人口输入量大的省市尤为明显。因此，这些地方实行异地高考的难度更大、敏感度更高，其政策还具有导向和示范效应。最新统计显示，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约有50万人，创历史新高；广东省有339万外来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读书，近5年平均每年都以25万人左右的速度递增。对于这些复杂的生源“变量”，政策如何科学应对？能否实现多方共赢？在制定异地高考政策过程中，这些都是绕不开的难题，不能不慎之又慎。


并非没有前车之鉴。前些年部分省市实行春季高考改革，将高考由一年一次变成一年两次，旨在改变一考定终身问题，也为夏季高考减轻负担。虽然制度设计经过了反复论证，可是由于相关制度不配套，政策供给不给力，资源配置不合理，致使春季高考改革“先天不足，后天缺氧”，没几年就几乎偃旗息鼓。刚刚被叫停的农村学校撤点并校，由于当初只看眼前、不思长远，认为把农村孩子集中到城镇读书可以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实际上却加重了政府和家庭的教育成本，忽视了年幼孩子的亲情依恋，还埋下了学生上下学和校园安全的隐患。


这些措施的得失成败警示我们，教育改革必须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既要考虑改革的力度，又要考虑群众的可接受度。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异地高考已不是简单地做“加法”，而是一种深刻的利益调整。在多元利益格局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兼顾，难以避免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还需要从政府部门到学生家长等相关各方一起来求共识、想办法、找出路。


只有这样，才能让异地高考改革不走样变味、尽可能减少改革成本，也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的杠杆，撬动教育公平。


（2012年11月27日）



反腐，要速度更要力度


郝洪


节奏加快的政府反应、充满忧患意识的治党言辞、不惧风险的制度创新，意味着中国反腐事业的新思考新探索


最近，“提速”成了反腐领域的一个关键词。比如，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从其不雅视频曝光到被免职仅63小时，黑龙江双城市有关部门得知女记者实名举报人大代表后次日就成立调查组。对此，有网友感叹：没有最快，只有更快。


有人说，微博让反腐提速。事实上，这几起事件传递出的信息更为积极。这些被举报的官员所碰到的，绝不仅是互联网反腐的“民间技术”提升，而是他们撞到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节点。


从重庆市纪委及时公开回应、审慎调查，到市政府新闻办第一时间发布调查进展情况，直至雷政富被立案调查，快速反应彰显了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决心，公开、透明的程序则凸显了处理这一事件的思路——案件自民众监督始，民众监督也将贯穿案件全过程。


近年来，网络上，“房叔”、“表叔”等被大起底，网络舆论监督效果显著。前不久，有媒体调查显示，公众最期待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排第一，“反腐机制改革”列第二。


迅速、公开、依法推进，反腐鼓舞人心。事实上，与网络反腐相比，制度反腐的力量也在加速推进。比如，从明年起，广东顺德凡拟新提拔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一律须先接受审计调查，并向公众公开家庭财产等信息。


节奏加快的政府反应、充满忧患意识的治党言辞、不惧风险的制度创新，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反腐事业的新思考新探索，它一头连着国家的未来，一头担着执政党的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制度和民心的合力，而要凝聚这种力量，绕不开反腐败这一重大课题。


回到近期一系列反腐案例上来，其实民众更关注其后的法治进程，关注由点到面制度的修复和完善。人们对“63小时”寄托着更多的期许，愿从这个历史的小细节起步，反腐倡廉建设更加发力，更有成效。


（2012年11月26日）



准生证不该折腾人


姜赟


对于一个服务型政府来说，人民满意才是最大价值


“办理准生证需盖章签字40多个”、“新婚夫妇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最近，准生证“办证难”成为一个社会热点。


准生证难办，主要发生在流动人口身上。目前，生育服务证（准生证）还是我国人口管理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手段。随着社会流动趋势的加强，2亿多流动人口的庞大规模、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身份转变，给人口计生管理带来了新情况、新难题。


人口是流动的，但管理的步伐却没能跟上。“人户分离”之下，居住地并不掌握流动人口的生育状况，户籍地也无法跟踪流动人口情况，导致人们不得不在不同省市间来回奔波，加大了办理难度。


再者，各地准生政策不统一，材料要求、手续流程五花八门，有时还相互“打架”，给办证人设置了一个又一个“行政梗阻”。


繁复的程序关卡，已经让人心生“蜀道难”之虑，然而，现实中一些办理人员不主动、不负责、不作为的作风，“打官腔、甩冷脸、踢皮球”的态度，“公文旅行”的低下效率，又增加了办理的复杂程度和失败可能。


制度的障碍、人为的阻碍，让准生证成了不少人望而生畏的“折腾证”。类似现象在商贸投资、社会事业等领域也多多少少地存在。老百姓办事难、办证难的背后，凸显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等时代课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只有最大程度地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办事环节，才能真正提升行政效率、减轻群众负担；只有与时俱进加强制度创新，改革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僵化机制、陈旧做法，才能尽可能满足公众需求、提升服务质量。


具体到“准生证”制度，尽管其存废还有待深入研究论证，但统一各地准生政策、简化办事手续、创新审批模式、提升办事机关工作效率，引入一站式服务、网上申报等办理方式，乃至制定符合流动人口实际的户籍和计生管理政策，现在不仅能够做到，而且在流动人口办证难的呼声高涨之下，还应当又好又快地实现。


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成本。手续更顺畅，办事更便捷，对老百姓来说是方便，对公职人员来说则往往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工作难度的上升。但对于一个服务型政府来说，人民满意才是最大价值。因此，真情对待百姓，主动服务百姓，宁愿自己“累断腰”也不让百姓“跑断腿”，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得群众的“幸福指数”，是公共责任的必然要求。准生证虽小，也是检验能否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一面镜子。


（2012年11月23日）



制度供给应跟上时代脚步


范正伟


只有确保制度供给跟得上时代脚步，确保法律规章不断与时俱进，才能奠定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将一切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更多免费 素材，微信lbgzkf1】


过去两天，对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来说，可谓一波三折。先是11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其的劳动教养决定，恢复了他的人身自由；后是11月2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其申诉，讨要说法未果。


在重庆劳教委“自我纠错”获得舆论的肯定后，人们更关注的是：法院怎么看？法律怎么办？【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自任建宇被劳教以来，这一案件引发普遍关注：一个青年只是在网上转发了文字、图片，原创者未被追究，为何转发者却被劳教？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化衫，如何成为违法物证？这些听起来有些荒诞的情节，让大家在关注一审法院裁定之外，更觉有必要探讨劳教案件本身。


有明白才有清白，有公正才有公信。如今任建宇恢复自由了，但其当初为何失去自由，依然缺乏明确说法。如果说任建宇发表“负面言论”涉嫌犯罪，那么当检察院不认为是犯罪时，有关部门却通过劳教制度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一年，是否合理？在国家多次重申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背景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何避免“扣帽子”式的威胁？即便是公民表达权利被违法滥用，行政部门是否有权单独甄别判定？


这些疑问的产生，源于我国现行劳教制度的模糊。自195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来，劳教制度已在我国施行50余年。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该制度已经显现出许多不足。特别在《立法法》等法律颁布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只能由法律设定，劳教已陷入不合法的窘境。加之劳教的审批权属于公安机关，在机制上缺乏应有监督，在实践操作中弹性十足，往往成为一些地方开设的“法律小灶”，甚至成为一些人打击报复的工具。正因如此，不久前，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成社会共识，目前正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根据经典理论，法治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有良好的法律，二是法律得到普遍遵循。其中“良好的法律”是根本前提。就此而言，只有确保制度供给跟得上时代脚步，确保法律规章不断与时俱进，才能奠定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才能将一切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


（2012年11月21日）



孩子失助拷问社会底线


李泓冰


纵有再沉重的包袱、再复杂的矛盾、再纠葛的利益，也决不能让伤害落在孩子们身上


16日清晨，贵州省毕节市一处垃圾箱内，发现5名10岁左右男孩的遗体。初步查明，这些流浪孩子因为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而中毒身亡。


这个类似现代版“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事，让无数人的心为之一凛。5个流浪儿的悲惨死亡，本不该发生。他们也有自己的父母亲人，怎么就沦落到蜷缩于垃圾箱里取暖的境地？去年末，曾有过一份给流浪儿的温暖的“红包”——民政部、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通知，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提出到2012年底，我国城市街面力争基本实现无流浪的未成年人。那么，毕节这5个“街面上”的流浪儿，怎么就没有进入有关部门的救助视线？


回过头来看，一段时间以来和孩子有关的负面新闻，不只这一件。比如，暑期成为儿童溺亡事故的“黑色高峰期”，受伤害的多为监护缺失的农民工子女；又据日前某高峰论坛披露，由于一刀切的“撤校并点”，近十年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


受伤害的，不独是农村孩子，不独是失护、失教之痛。11月16日，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车展上，香车与性感美女循例招摇的同时，还出现了身着比基尼、摆出S形的儿童车模，事后照片未做任何处理，被网络疯狂猎奇转发，让家长觉得“想抽死自己的心都有”。


这些新闻事件的背后，是中国“初级阶段”的一个问题侧面：贫富差距与地区差距，客观存在的法律真空，“城挤、乡弱、村空”导致的农村凋敝，低俗商业文化四处渗透，而这种错综复杂的现实困境，正下移到最脆弱、最容易受伤的儿童身上，威胁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一个社会的未来，必须由城乡孩子的人生幸福共同来奠定。亏欠了孩子，就是亏欠民族的未来与国家的前途，就是对这个国家的不负责任。


谁来撑起为孩子们遮风挡雨的保护伞？谁来为孩子们创造健康成长的空间？这既是对全社会的拷问，更是对政府部门的考验。尤其在一些伤害孩子的事情接踵发生的背景下，“尊重孩子、爱护孩子”理应成为一种刻不容缓的自觉与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聆听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就愈加发人深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还特地提到了“孩子”，“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面对习总书记这番话，想想那些辗转于街市的流浪儿，那些拥挤在破旧校车里的学童，我们是否会如坐针毡、如履寒冰？


纵有再沉重的包袱、再复杂的矛盾、再纠葛的利益，也决不能让伤害落在孩子们的身上。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


（2012年11月20日）



“古城热”切莫丢了文化魂


闻白


文化建设需要防止不计成本、不讲实效、盲目跟风


即使你不是一个对城市改造十分敏感的人，蔓延各地的拆旧和仿古热潮也足以令你侧目。据学者的最新统计，全国有不少于30座城市欲斥巨资重建古城，如我们风闻过的开封千亿元重塑汴梁城、昆明220亿元打造古滇王国、山东聊城古城改造……


某种意义上，“拆旧”与“仿古”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两大典型现象。拆旧，是因为旧的文化遗存“挡”住了城市发展脚步；仿古，则是希望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发展契机。破与立之间，折射出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许多文物保护专家对这种“大拆大建”有过担忧和提醒。在他们看来，如果把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旧城仅仅当作改造对象，而不强调实施保护、有机更新的一面，是一种观念错位、“最没文化”的表现。将一片片历史街区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无情摧毁，然后仿建出一条条复古商业街，不但会造成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而且导致城市记忆消失，最终形成千城一面的平庸景致，令人扼腕。


值得关注的是，和过去修建一个仿古建筑相比，现在的古城重建，多为城市的重大决策项目，动辄百亿千亿元投资、几千亩占地，涉及众多文物保护和百姓搬迁，影响城市未来发展布局，因而争议更多。而最大焦点在于，一些重建项目只是打着与文化相关的旗号，背后是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的驱动，缺乏文化之魂，片面地用浮华形式、简单符号来进行文化建设，最后当然是南辕北辙，拆了真古董造了假古董，沦为笑柄不说，更成为一种政绩泡沫，造成“政府立项，百姓埋单”的严重后果。


应该承认，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进行一些重建、仿建未必是坏事。“古城重建热”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全社会的文化发展热情，甚至是渴望进一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倾向密切相关。有专家就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期，利用文化遗产来发展经济、刺激旅游成为显著特征，也应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趋势。但如果有“体”无“魂”、有形式无内涵，就难免遭遇市场和公众的双重否决。比如你争我夺的名人故里之争、大而无当的文化景观等。在文化建设成为“五位一体”重要一极的今天，任何不计成本、不讲实效、盲目跟风的伪文化行为，不但不能为人民带来福祉，而且有可能带来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方面的问题。


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文化名城名镇、历史街区和古村落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发展间的博弈协调，注定将长期存在。百姓并不反对城市旧貌换新颜，也乐见城市科学发展，只是这“新颜”也需要有历史的基因、文化的担当，让人们能够找到城市的记忆与未来。破解城市发展中新与旧的难题，需要更多的因地制宜，需要对文化的真心热爱。


（2012年11月19日）



减少蛀虫的生存空间


富子梅


要下大力气拒腐防变，减少甚至杜绝“房叔”这类蛀虫的生存空间，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一个多月前曝光的广州番禺“房叔”事件传来最新进展：番禺区城管分局政委蔡彬涉嫌受贿一事已移送司法机关，进入司法程序。


从10月初蔡彬被网络曝光全家拥有20多套房产，“房叔”进入公众视野；到该消息得到番禺区有关部门证实，“房叔”被停职；再到广州市纪委及时跟进，立案查处，将“房叔”双规……回望“房叔”落马这一个月来的过程，让人深思。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老百姓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一直在下大力气解决。仅从这十年来看，查处的大案要案，力度实属罕见，成绩有目共睹。然而，贪腐问题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仍然存在，拒腐防变任务仍然相当严峻。


回到“房叔”事件。或许，这个样本正可以为如何“下大力气解决”提供一些新思路。


我们常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看来，这个“天网”里加入了另一张实实在在的网——互联网。由网络曝光而被拉下马的贪官，“房叔”不是第一个，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网民自发编织的网络监督之网，在反腐倡廉、阳光政务里显现越来越重要的力量，拒腐防变的“人民战争”特点越来越明显。网民曝料—相关部门跟进查处，这启发我们，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借力新技术、新渠道，会使反腐的力量更加强大，发现的速度更加迅捷，进而使贪腐的空间更加狭窄。


然而，“房叔”这么多套房子多年隐而未发，也暴露出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现有规章制度仍待完善。如果网民都能轻易查到房叔20多套房子的事实，那财产申报的真实性如何保障，值得深思细究。有报道说，“房叔”在2011年和2012年的财产申报中，声称自己和儿子各有一套房产。这是不是说明，此前有关部门的所谓核实、审查根本就是一纸空谈？


“房叔”折射出的权力监督问题，更应引起高度重视。近些年来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出现了大金额案件多发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就与反腐败制度的漏洞、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有很大关系。权力一旦少了约束，后果堪忧。


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下大力气解决拒腐防变的问题，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里运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减少“房叔”这类蛀虫的生存空间。


（2012年11月16日）



诚信男孩“震惊”了什么


李泓冰


托举向善的力量，不能全都往“社会”身上一推了之，这是每一个公民必须面对的考题


江苏扬大附中学生徐砺寒估计没有想到，他在放学途中不慎弄坏了他人轿车后视镜后留下的那张道歉及赔偿联系的小纸条，会令车主“无比感动”和“极度震惊”，并引来一连串感人的后续：被撞车主感动之余主动不让徐砺寒赔偿；一家修车行表态愿意免费为受损车主修车；网友们纷纷感慨，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美好……


细看大家对此事的感叹，如出一辙，都觉得男孩的诚信弥足珍贵。现实中我们时常面对的窘境，是互信的缺失，是对陌生人留个心眼儿，是对各种商品、各种服务的疑虑重重，是可能的肇事逃离和得理不让人，更有似乎随处可见、一触即发的争执和吵闹。我们无奈地要成为各种“专家”：要学会验证阳澄湖大闸蟹的“金毛银爪白肚皮”，得掰开月饼学会辨认馅子是否隔年，去修车必须认明修车铺子会不会以次充好……


缺乏诚信，人们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才能维护商业信用、保证正常运转。我们会为了一点小事，跑遍许多部门，展示诸多证件，填写无数表格，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更不消说，我们还在为诚信缺乏付出的高昂精神代价，要为修复国家形象做更加艰苦的努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中学生的赤子之心便更显得珍贵。


在经济急剧增长、城市不断扩张中，曾经倚仗熟人社会道德压力来规制行为的文化传统正遭受挑战，诚信危机在不断挑战国人的承受极限，也弥漫到我们身边的所有领域：从学术腐败到食品安全，从能不能扶摔倒的老人到小学生的家庭作业是否家长代劳……在情感约束越来越少的“陌生人社会”里重建道德规范，虽然艰难但势在必行。徐砺寒的诚信举止，更大的意义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下一代正在告诉我们，“诚信”二字有重塑的可能。


一些城市，比如上海，已经把“诚信”二字，郑重写入城市新的价值取向。确实，诚信不光关乎道德，也关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西方学者福山在《信任》一书中说：“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他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


事实上，我们已经洞悉诚信之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中共十七届六中X会郑重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国务院也早就大力推进“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然而，托举向善的力量，我们不能全都往“社会”身上一推了之，这是每一个公民必须面对的考题——碰到需要负责的事儿，我们能否像中学生小徐一样，恪守诚信，勇于担当？


（2012年11月6日）



悬浮照背后的“悬浮政绩观”


郝洪


一个社会，巨大的正能量最应该来自驱动它运转的各级政府


10月31日，云南昭通政法委以一封公开致歉信，回应“PS送锦旗图”事件。该致歉信说，“由于把关不严，审核不力，刊用了一张经电脑合成的照片，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将吸取教训，改进工作作风，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改进工作作风能否就此杜绝类似“PS送锦旗图”事件，很让人存疑。因为这并不是工作作风出了问题，而是为政理念上出了岔。PS送锦旗图给谁看呢？向领导要表扬？还是问民众讨喝彩？


在昭通“PS送锦旗图”之前，有河南嵩县领导“悬浮”考察照事件、四川会理“飘浮”视察公路事件，至于四川乐山用消防水枪营造“领导冒雨视察工作”，则超越了PS图片时代，进入“先进的”影视特效阶段。虽然当事各方事后总是以“被悬浮”、“被PS”抑或是“拍宣传片”等理由开脱，但对政府形象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


锦旗PS出的不是政绩，而是巨大的负能量。以为“悬浮”一下不算什么事的想法，在凭一个微笑就能查出“表叔”的今天，无异于自欺欺人，更何况，这背后极可能是“悬浮政绩观”在作祟。而只要被公众发现造假，即使有“技术差错”、属“临时工”所为，公众的反应也远不只是沮丧、失望，而是反感、愤怒、高度不信任，甚至出现“塔西佗陷阱”，导致政府部门就算是说真话、做好事，也会被认为在说假话、做坏事。一个负能量就能抵消十个正能量，这方面，不少地方都有过深刻的教训。


转型时期的社会尤其需要正能量。我们是拥有正能量的，“最美司机”、“最美乡村教师”、“最美警卫战士”，那些温暖社会的平凡善举，凝聚成巨大的正能量，激励社会积极向上。但是，不应该将正能量仅仅寄望于平凡人物的精神闪光。一个社会，巨大的正能量应该来自驱动它运转的庞大机构——各级政府，尤其是与百姓关切最密的基层政府的执政思维、执政方式、运转机制。


近来，地方财政预算公开、优化组织结构、破除部门利益等改革；在问责制上的实践，乡村自治上的探索；在政务信息公开上的突破；在网络问政、微博问政方面的积极推进等，无不是向社会输送、传递着正能量。这样的正能量多了，才有助于凝聚人心，重树信心，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正能量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不是秀出来的。转型社会发展面临各种各样的热点难点，关心民情、关切民生、关注民意，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应是各级政府的执政目标。如果只会在变换政绩注水方式上、提高政绩造假水平上动脑筋，PS出一堆技术拙劣、充满黑色幽默的“政绩秀图”，怎么做到对上对下负责？而如果以为只报喜不报忧就是传递了正能量，又和“PS送锦旗图”的行为有什么本质区别？


从根本上杜绝“PS送锦旗图”这类事件，必须杜绝“悬浮政绩观”。


（2012年11月2日）



孩子们，别怕！


李泓冰


从幼儿教育的制度规范、财政投入和教师准入等诸多方面，彻底堵住已经出现的漏洞，才能还孩子以安全感


幼儿园女教师神情愉快地拎起幼儿的耳朵，双脚离地的孩子惊恐地放声痛哭——这样的画面，恐怕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震慑着我们的心魂。


给多嘴的孩子嘴上贴胶带、向做不出算术题的孩子扇70多个耳光……这些已经曝光的幼师虐童事件让人忍不住揣想，还有多少看不见的罪恶，发生在我们花朵儿一样、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孩子身上？


频频发生的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关门就听不见孩子啼哭的幼儿园。毕竟，一个妈妈如果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她就失去了最后的体面；而一个地方如果不能保护最弱势的儿童，也一样失去了自己最后的尊严和文明。


尽管，残忍的女教师已被批捕，但是，盘点新近浮出水面的相关事实，或许能更清晰地厘清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


像浙江温岭虐童主角颜艳红这样无证上岗的幼儿教师，为数不少。在温岭，持证上岗的幼师仅四成。活多钱少压力大，是这个职业的最好写照。幼师准入门槛偏低，职业培训缺失，流动性过大，监管无从谈起，成为很多地方的常态。


教育投入的匮乏，一直是舆论的焦点，但是我们时常把目光锁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忽略了更易受伤的幼儿园。被忽略的，还有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上世纪90年代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师几乎全部转为公办，但是，在很多地方，由于学前教育不算义务教育范畴，失去了地方财政的滋养，幼儿教师成为低收入群体。在这样失教、失管也失去职业体面的人群中，很容易积累戾气，让个别无良之徒有机可乘，把不满与火气，泼向最无辜的弱小。更容易失察的，还有那些够不上刑事犯罪的、因缺乏职业素养或压力过大的幼师按捺不住对幼儿进行的精神伤害——这可能是更大量、更经常发生的事情。


有多少失去安全感的孩子，走出幼儿园，开始用仇视、怯懦或自卑的眼神打量这个世界？这关乎一个民族未来的阳光与正义。对我们而言，仅有心痛是不够的。抓捕一个颜艳红，远不足以让我们释然。只有从幼儿教育的制度规范、财政投入和教师准入等诸多方面，彻底堵住已经出现的漏洞，才能还孩子以安全感。


只是，这可能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眼下，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应该是动员家长和社会的力量，加强监管，及时清除不合格的幼师……


孩子，别怕，我们已经看见了你的疼痛和眼泪，就不会坐视不管。


（2012年10月31日）



拿什么保障公民的“不理睬权”


傅达林


对于违规文件的审查与监督，重点不是依靠相对人消极的不予理睬，而应通过严格的问责机制确立起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威


日前，在向听众讲解《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时，山东省法制办负责人的一番话成为了全国性的一个热点——针对有些行政机构滥发“红头文件”的问题，该负责人强调，今后规范性文件实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没有编号，不符合规定的文件视为无效，公民可以置之不理。


在严格依法行政的制度环境中，违规文件显然不能作为行政部门的执法根据，人们当然可以置之不理。然而，重申法治常识被当成新闻，值得深思。


民间对于一些政府部门滥发文件的不满由来已久，戏称“乌龟的屁股——规定（龟腚）”。诙谐调侃表达出民众对这些文件合法性、规范性、科学性不足的无奈，也反射出公民对政府文件的监督乏力。一方面，许多造假文件、违法行为因此有了灰色市场，现实中诸如花200元可制发“政府文件”、干部伪造省政府文件收“维稳基金”等新闻，都是典型例证。另一方面，那些既没有严格程序规制、也缺乏有效事后监督、严格说没有“法力”的规定，客观上往往影响公民权利。这也正是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集中治理“红头文件”违法违规的原因所在。


不过，这种运动式的清理并不能有效防止违规文件的出台。现实中，人们想要对这类文件“置之不理”也很难。在我国行政诉讼的法律框架内，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并不在法院的审查范围内。缺乏有效的监督力量，公民对违规文件的“不理睬权”，很可能会在现实中大打折扣。对权益直接受到违规文件影响的人而言，“不理睬权”如果不是建立在充分的权利救济基础上，当他遭遇到“县官不如现管”的强制力量时，又该如何淡定地置之不理呢？


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注意到文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正像山东一样，规范了文件的制定程序，要求重大行政决策必须过“五道关”，重申了公民的“不理睬权”，这无疑是好现象。问题是，对于违规文件的审查与监督，重点不是依靠相对人消极的不予理睬，而应通过严格的问责机制确立起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威，并赋予公民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更多的监督权和救济权，其中就包括必要的司法制度安排。


随着依法行政的深入发展，对政府公共治理依据的规范越来越成为重点。如果各地都能为规范性文件套上约束的“缰绳”，融入民主监督的基因，确保公民不仅可以非常淡定的“不理睬”，必要时还能够理直气壮的监督，依法行政的步伐就能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2012年10月29日）



“耳光响亮”打醒了谁


姜泓冰


教育的改革发展，需要找回那份最基本的爱与尊重


“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这是《爱的教育》中文版译者夏丏尊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翻译此书时说过的话。19世纪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下的《爱的教育》虽然是薄薄一册小书，却已在全世界出版了数千万册，称得上是一本教育学“圣经”。


突然想起这本书和这番话，是由于发生在山西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的揪心一幕：一个5岁女童因为不会算“十加一”，被教师李竹青在短短十几分钟里扇了几十下耳光。目前，打人者已被拘留，涉事幼儿园已被取缔。


中国的上千万教师中间，为学生成长呕心沥血、恪尽职守者是绝大多数。像李竹青这样进行“耳光教育”的，虽然只是极少数，但从中折射的教育暴力问题却不容忽视。


近年来的校园暴力案，可谓五花八门。每每这样的个案揭露，那触目惊心的场面总会引来舆论的一片哗然和愤怒指责，然后，是当事教师被处以从检查、停职反省到开除等惩罚，幼儿园、学校或教育机构赔偿、道歉以至于被取缔，事件便告一段落。如是反复，警示戒除的功效却不明显。


如何减少教师体罚乃至虐童的现象发生？首要的当然是靠法治和监管。我们已有教育法、教师法、教师师德规范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对教师体罚学生皆有明确规定。只是，法律的威严并未受到重视，原本该起到作用的行业监管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说，如何建立健全针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安全的动态监管系统，防范暴力个案发生，如何以更加严格的法律和制度倒逼教师恪守师德和人性底线，值得反思。


而更重要的一点，却是要研究，一些地方的教育为何失去了它最为核心的一点——爱。


法治与管理只能维护教育的底线。缺失了爱，避过摄像头或公众眼睛的施暴者一样会换个方式作恶。在某些幼儿园里，怎么打孩子看出痕迹、怎么让孩子挨了打不告状竟然成了一个“课题”。情感教育，培养孩子爱的能力与正义感，原是幼儿园、小学时期教育的最重要功效。怒气冲冲、口不择言，甚至肆意体罚施暴，伤害的远不是一个被打的孩子。这会给更多孩子带来什么样的精神伤害，又会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想起来就不寒而栗。


仅仅事后惩戒肇事者，是不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的不是奢谈什么“蒙特梭利”之类，而是找回那份最基本的爱与尊重。这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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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5日）



“另类讨薪”呼唤制度救济


秦淮川


“另类讨薪”是一种无奈之举，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更加需要常态的制度救济


农妇“苗翠花”模仿外交部发言人的讨薪视频，近日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21日，视频策划者现身讲述拍摄过程，说明为什么要采用如此奇特的“点子”。


近年来，从拜河神到跪求范仲淹像，再到举行“网上讨薪发布会”，民工“另类讨薪”的方式不时出现。讨薪，仿佛成了比拼创意的“技术活”。然而舆论总是喜新厌旧，若非剑走偏锋的奇招、出其不意的怪招、动人心弦的狠招，很难引起关注。无论高人指点还是自己出招，这种吸引眼球的讨薪方式演绎下去，恐怕越来越难以为继。


既然如此，为什么“另类讨薪”仍然不断花样翻新，并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这当中既有少数“成功案例”出奇制胜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比如，“苗翠花”录制视频到网上发布之前，“法律程序和上访程序都走完了，没有用”。再比，一些农民工就是在欠薪者“法院判决就是一张废纸”的叫嚣下，把求助的目光从现实投向了网络世界。


讨薪，本该有理直气壮的底气，而不是被屈辱所取代；本该有尊严，而不是沦为悲情的代名词。“法律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如果欠薪方尊重法律，如果职能部门守土有责，如果农民工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有效，农民工何须求助于网络？正如有学者所言，利益表达是要付出代价的，坚持持续不断的利益表达，其成本很高，靠公个人之力很难承担。“苗翠花”自陈不知“啥是外交部”，却要模仿外交部发言人为自己讨薪，这更说明，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来说，他们不善于表达，也不长于维护自身权益，这就更加需要常态化的制度救济。


而对职能部门来说，农民工“上网讨薪”，未尝不是一种提醒。农民工既然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诉求，为何不顺势而为，把网络变成制度性的维权渠道？在网络化时代，通过网络机制维护群众权益，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群众可通过登录相关网页、发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反映信访诉求，而工作人员能直接在网上处理群众投诉。这些地方的创新实践说明，只有铺设民意通达的“高速路”，开通化解诉求的“快车道”，社会矛盾才可能消弭于无形之中。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世上没有说服不了民众，只有无意说服民众的冷漠；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只有放任矛盾越滚越大的失职。在社会转型期，更需要尊重民众的多元化利益表达，更应建立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只有利益协调机制跑在前面，人们的正当权益及时得到维护，社会运行才能健康有序。


（2012年10月23日）【更 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消除病根，“黑救护车”才会绝迹


徐立凡


“黑救护车”横行，实际上是“地下经济”部分代行了公共服务的职能


日前，媒体调查发现，不少城市各大医院周边，一些“山寨救护车”、高仿“黑救护车”频繁出没，根据病人病情漫天要价、坐地起价，甚至与正规急救车争抢病人。


“黑救护车”设备简陋、隐患不少，决定了其发生医疗或安全事故的高风险。因此，查处“黑救护车”，维持正常公共医疗秩序是有关部门应尽职责。但是，仅凭严格监管能否彻底治理“黑救护车”？或者说，“黑救护车”横行的病根到底在哪里？


“黑救护车”大行其道，固然有设租牟利的驱动力，但更源于市场供给失衡和价格体系失真。


从供求来看，公共医疗资源集中度过高和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导致患者就医集中度过高。即使加快医疗急救网络的建设，强化医院接转能力，但就目前情况看，其效果也会稀释。从成本效益看，据记者调查，目前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是急救车有偿服务，与“黑救护车”相比，正规救护车并不具备明显价格优势，如果管理不善，那么运转效率上或许还低于后者。


可见，公共医疗运行机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除，即使查掉了一批“黑救护车”，但在庞大市场需求刺激下，仍可能催生出下一批“黑救护车”。


实际上，类似“黑救护车”的“地下经济”，并不鲜见。比如，在郊区和农村等公共投入不足的地方，总有“黑校车”出没。即使家长明知有安全隐患，但依然让孩子登车上路。又比如，在许多城市，“黑出租”屡禁不绝。打车难，让许多市民不得不选择“黑车”。


从供需角度看，“黑救护车”、“黑校车”或“黑出租”，实际上都是“地下经济”部分代行了公共服务的职能。而这种“职能”之所以成立，源于两种“不够”：一是公共管理效率不高，二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地下经济”顽固生长的土壤，往往由此产生。


所以，治理“黑救护车”等“地下经济”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效率，不仅需要整合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率，更意味着管理方式的创新。如果公共医疗急救系统突出义务而非效益属性，其相对于“黑救护车”的比较优势就会凸现；如果出租车运营体制降低门槛，市场发现功能就会找到供需平衡点，从而消除人们对于“黑车”的需求。


同样，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增强，也不只是加大财政投入那么简单。政府投资是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主要推手，但常常面临支付不力、效果不彰等风险。对冲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引入社会投资。有序开放救护市场，让更多可靠的社会资本进入急救领域，使之成为正规急救的有益补充，那么险象环生的“黑救护车”就会逐渐丧失横行动力。


总之，公共服务越不漂浮，“地下经济”就越难以滋生。这既需要政府服务意识的提升，也需要对市场自主能力体现出更多的尊重和借重。


（2012年10月19日）



别让“小学化”淹没了赤子之心


李泓冰【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功利太盛，从稚龄起便学会书写、计算的孩子，却渐渐流失了赤子之心


别刻意评价幼儿发展好与差，别为“达标”对幼儿强化训练，为儿童成长设阶梯状标准……这是教育部日前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的谆谆之教，并明确坚决取缔围绕小学招生开展的选拔性考试，铲除学前教育“小学化”土壤。


很多家长都有着切肤的育儿体验——倘若没有“小学化”训练，上小学之后，孩子可能就被老师视为“差生”。孩子自信尽失，家长也在陪练中苦不堪言。口口相传，敢于让幼儿自由生长的父母越来越稀少。


近年来，相关禁令出台不少，然而效果不彰。随着监管的松紧，靠奥数升学与幼儿园小学化之类的教育乱象忽冷忽热，发烧期往往远长于冷却期。为什么教育宏观层面频频“严禁”，而进了微观的校门，“严禁”却摇身变成“纵容”？


这里并没有什么天大的秘密，一词以蔽之：功利。


这是一条环环紧扣的功利链条：社会阶层生存状态的鲜明反差，让人人皆争“上游”，渴望成功，竞争心炽盛；而通往“上游”的途径狭仄，目下高考仍是“独木桥”，孩子们在焦虑的成年人鞭策下绝尘狼奔；对名校资源的惨烈竞争，逐渐下移到了幼儿，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的名言，变成家长们“应试要趁早”的忠告。应着这样的社会风习，学校自然要网罗优质生源，才能保证继续“优质”。于是，各种怪招纷至沓来。孩子们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在教育流水线上，无论怎样闪转腾挪，都跳不出应试的如来佛掌心。偶有“严禁”的紧箍咒念诵念诵，也往往难以抵挡魔高一丈。你挡我推，法不责众，剑走偏锋的最后，便成浩荡之势。


于是，孩子们渐渐流失了创新能力、独特个性、人文素养，以及“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等公民意识。更重要的是，从稚龄起便学会书写、计算的孩子，却渐渐流失了赤子之心。一个心态健康明朗的人，常有童稚气，像孩子一样，带着天真、纯净、宽容的眼光处世为人；


而一个社会心态健康明朗的民族，也常有童稚气，天真、纯净、宽容。功利太盛，淹没了赤子之心，也导致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


不久前故去的周汝昌先生，曾是一个9岁才开蒙的村童，却由于热爱学术而改变了人生。以他的西文功底去当个洋人买办，足可舒舒服服“捞世界”。相反，他抱定一部《红楼梦》，宁为“满纸荒唐言”，付出一生心血。谁能解得了这份孩童般的、毫无功利之心的痴迷？


如今的九龄童，比开蒙较晚的周汝昌要“强”得多了，不乏中英文俱佳、奥数钢琴兼通之才，有的都会用小恩小惠“贿选”班干部了。两相比较，这样耽于竞争的孩子，与九旬老翁周汝昌比起来，谁更有赤子之心？


这样一想，还是希望着，教育部这一回的“禁令”，真的能管用。毕竟，兹事体大呵。


（2012年10月17日）



路桥免费岂是管理免责


王石川【更多免费素材，微信 lbgzkf1】


免费值得鼓励。但“一撤了之”或是“一封停之”，则是一种不作为乃至乱作为


宁夏吴忠黄河大桥辅道桥撤销了存在10年的收费站，当地民众拍手称快。不曾想，日前有媒体报道，政府部门已在路口设置路障，让行人和车辆难以通行。据说，此举是担心有安全风险。


最近一段时间，“路桥免费”一再成为公共议题的热点。看来，“免费蛋糕”吃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免费以后的问题不比收费时少。


大桥免费本来是好事，为什么却办得窝心？有的大桥停止收费的同时，也一并停止管理措施，这一停让人心生忧虑：行人和车辆的安全谁来保障？而撤销收费站后旋即以“安全考虑”封路，这一封更让人心存疑惑：收费多年从未因安全问题而停止通行，怎么一免费就不安全了？


无论是一撤了之还是一封停之，都与民众期待相去甚远。这种态度恐怕也是一种不作为乃至乱作为，与收费模式下的工作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难免让公众产生有关部门不情不愿、推卸责任的印象，更会生发“既得利益阻挡改革”之类的感想。


路桥可以免费，但管理不能免责。岂止不能免责，更应强化管理、提升服务。这是因为，在公共资源免费情况下，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课题，管理部门不仅不能缺席，而且需要有所调整和创新。重大节假日高速路免费，一下子刺激了民众开车出行，如果路桥公司和交管部门没有周全的预案，没有及时的政策调整，没有完善的救济之道，高速路难免变成停车场。同样，大桥免费之后，面对蜂拥而至的车流，如果不加强安全管理和疏导，就很可能变成“危桥”。


事实上，公共政策本身就是浑然一体的系统，既需要制定之前的问计于民，也需要制定之中的反复论证，甚至充分博弈，还需要强有力的实施以及实施之后的评估。取消收费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取消之后谁来维护道路质量，谁来保证交通畅通，谁来监管车辆超载现象，都是不能忽视的管理课题。


免费有免费的问题，不能一免费就当甩手掌柜，当然也不能因为免费后出现了问题就想着重走收费的老路。切实可行的出路，还在于顺应公共资源回归公益属性的大趋势，探索和建立“免费管理学”。


当然，任何公共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路桥免费”推行后，出现的交通拥堵、停止服务、设置路障等现象，暴露了管理转型存在的问题。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各种梗阻，不断积累经验，顺利度过磨合期。在民生善政越来越多的今天，如何做好“免费”功课，真正把好事办好，已然成为考验政府部门执政能力的一个新课题。


（2012年10月15日）



“话题奥运”呈现多元中国


张铁


对于中国，奥运话题指向的是现实、历史与未来，隐喻的是自身、他者和世界


伦敦，北京，8小时时差，跨越洲海的距离。然而，地球日益平坦，一切都如在场，时间、空间，都压不住奥运会在中国舆论场入水时掀起的波澜。


这无疑是一届“话题奥运”。不光是赛场风云、榜单起落或是明星八卦，更有人的价值、规则伦理、赛制反思……肇始于奥运赛场的讨论，已远远越过竞技的边界，扩展到整个转型期的中国。


话题奥运中，我们更好地审视自己。从雅典、北京到伦敦，面对刘翔的荣耀、落寞与悲怆，如何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找到平衡？羽毛球女双被取消资格引来拷问，规则与原则之间的罅隙如何填平，过程与结果之间的矛盾又该如何对冲？【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话题奥运中，我们更好地打量世界。陈一冰“以金牌的动作获得银牌”，叶诗文夺冠引来外媒“兴奋剂选择性猜想”，从民族情感、爱国情绪到“受害者心态”，如何认识中国军团崛起中会遭遇的阻碍与焦虑？


种种讨论背后是思考。规则、利益、道德，竞技体育不过是以极端的视角，再现了这些政治生活、社会矛盾中的关键词。崛起与遏制、融合与排斥、双输与共赢，奥运赛场也不过是用软性的方式，重启了这些贸易争端、国际关系中的潜台词。对于中国，这些奥运话题，指向的是现实、历史与未来，隐喻的是自身、他者和世界。


不过，无论抱持哪种观点、争论如何激烈，对这些话题的讨论，本身就意味深长。观念的日渐多元、思维的日渐活跃、舆论的日渐丰富，让奥运会成为四年一点的时间坐标，衡量一个社会的前行。


信息的充分披露、逻辑的差异进路、思考的不同侧面，让奥运话题有极大开放性，在深化思考中促成观念启蒙。有人从精神角度辨析，有人从规则角度考察，有人从利益角度阐释。全面的探讨，加深了对于规则、对于体育、对于公平的理解，无异“让人们参与了一堂复杂的伦理课”，让人以更广视野、更多角度认识问题。在屡屡为极端情绪所裹挟、为站队问题而纠结的中国社会，这或许能涵养出最需要的开放心态。


我们不能也不必强求每个人都观点一致。不过，正因多元，更需在讨论中确定基础、在交流中凝聚共识、在多元中形成主流。可以争议运动员培养机制，但个人的努力却值得赞美；可以质疑规则的漏洞，但公平竞争、更快更强的底线理应坚守。说到底，观念的交锋，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舌尖上的奥运”，触动的不仅是感官，更是全球化时代体育的“乡愁”。或许，试图“激励一代人”的伦敦奥运，也会因为在中国引发的种种讨论，激励我们这个奋进的东方国度，在现代化道路中持续生长。


（2012年8月9日）



警惕“宣传片冲动”


傅达林【更多免 费素材，微信lbgzkf1】


一路狂奔的天价宣传片，暴露出公共财政投资监督制约的某些环节缺位，也反映出当下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宣传片冲动”问题，值得重视


铁道部的形象宣传片事件逐渐浮出水面。据披露，总计1850万元的投资中，实际制作费用（含税）也就六七百万元，700余万元被人拿了回扣。铁道部日前也证实，涉宣传片相关负责人已被立案调查。


700多万元的投资流向不明，暴露出公共财政投资监督制约的某些环节缺位，反映出的当下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宣传片冲动”问题，值得重视。


近年来，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纷纷引入企业形象片的营销模式。从忽视宣传到重视形象展示，是主动传播的一种姿态。事实上，一部优秀的形象宣传片无异于一张精彩名片，短短几分钟短片就可以向公众展示实力、塑造形象，增强知名度尤其是美誉度。然而，在这股“宣传片热”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警惕的现象：一些欠发达地区教师工资久拖难以解决，拍宣传片倒很痛快；明明小成本就能制作精美，却偏要迷信大导演、大明星的“大制作”；打着领导重视宣传片的旗号，虚构名目虚开账目，天价开支不受约束。


按说，确保每一笔财政资金都能花在“刀刃”上，可以依靠强有力的预决算监督机制。但一方面，我国目前公共财政的约束力还有软肋，另一方面，少数地方和部门不受约束就拍板。于是，当“冲动”遭遇“软肋”，政府的预决算不但可能被浪费，还可能给寻租者留下空间。而打着给地方、部门树形象的正当理由，也使得违规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其危害也更大。欣慰的是，审计部门牢牢把关，一纸报告“拔出萝卜带出泥”，履行了其作为公共财政监督重要环节的法定职责，也让这部天价宣传片的投资成本核算及其运行细节浮出水面。无论是“糊涂账”还是其他什么账，教训都极为深刻。


近年来，中央部委、各级地方政府加大了三公经费的公开力度，然而，公务宣传片的经费使用情况却往往在视线之外。这提醒我们，只有建立起更健全、更严格的公共财政投资监督机制，只有树立起“最好的形象宣传是实干实绩”，才有可能遏制这种不健康的冲动，堵住公共财政的漏洞。


（2012年8月3日）



牢记军旗上的那颗星


辛士红


军魂所在，就是血脉所在，信念所在，力量所在，也是宗旨所在


85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夜空，将一支崭新的军队推上了历史舞台。虽然，南昌起义的军人们还穿着旧军队的军装，打着旧军队的旗帜，但在战争的洗礼中，他们逐渐打磨出自己全新的特质：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铁锤。


历史风云变幻，军旗跟随党旗飘，从“红旗跃过汀江”到“风展红旗如画”，从“红旗漫卷西风”到“壁上红旗飘落照”，从“红旗卷起农奴戟”到“妙香山上战旗妍”，党旗指向哪里，人民子弟兵就冲向哪里，战斗在哪里。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重新设计我军军旗时，毛泽东提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带来了我国历史上军事制度的重大创新，使军权第一次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从旧社会走来的军人们由此获得新生。罗荣桓元帅在回忆三湾改编时说，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由于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原则和一系列制度措施，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一个党员一面旗帜，千万座堡垒、千万面旗帜，把军心凝聚在党旗下。只有经过这样的历史性改造，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才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以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崭新形象行进在时代征程中。


庆祝建军35周年时，朱德曾赋诗：建军总原则，党的领导尊；非军指挥党，惟党指挥军。有军必有旗，有旗须有魂。人民军队铸就的军魂，就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是我军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硝烟弥漫，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改革发展，迭经考验而不变色，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党指挥枪。对于这点，即便是西方的军事家也洞若观火，有人概括了几条：一是它有一个稳定的机制；二是部队忠于人民；三是有党的坚强领导军队就不会变质；四是紧急情况下能保障效率。


军魂所在，就是血脉所在，信念所在，力量所在，是人们理解这支军队的关键所在。为什么贺龙、叶挺、朱德能够抛弃高官厚禄，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发动南昌起义？为什么张国焘叛逃时，连一名警卫员也带不走？为什么长征中红军“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为什么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某部队组织救援突击队，当喊“是独生子女的举手”时，没有一人举手，当喊“是共产党员的举手”时，官兵们却齐刷刷地举起了手？


军魂所在，也是宗旨所在。正是因为有“听党指挥”作为根本保证，与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高度一致，人民军队“服务人民”的现实行动才有了方向与动力。从战争年代浴血奋战为人民打天下，到和平年代奋勇争先为建设出大力，再到危难时刻奋不顾身抢险救灾，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军不变的宗旨，一支永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军队也得以在小米饭滋养下、独轮小车推动下、十几亿中国人民支持下发展壮大。


“金星闪耀在军旗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从历史走向未来，人民军队忠诚于党的基因永相传，服务人民的本色永不变，英勇善战的胜利篇章将更加精彩。


（2012年8月1日）



别让保障房成“闹心房”


王炜


廉租房“供需错位”的现象，不仅暴露出廉租房分配、使用中的矛盾问题，也折射出我国住房体系管理的软肋


近日，河南省审计厅对6个省辖市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审计，结果显示，6个省辖市廉租房的空置率居然高达51%，同时还有4390户违规享受保障房待遇。


一面是无房可居的低收入者，一面是大量空置的廉租房；一面是符合条件的人住不进去，一面是不该享受廉租房的人享受了待遇……近年来，河南、内蒙古等多个地方都曾出现过大量廉租房“供需错位”的现象，暴露出廉租房分配、使用中的矛盾和问题。


作为一项民生工程，保障房是为中低收入者量身打造的安居工程。去年，全国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房1000万套，今年不低于700万套，整个“十二五”期间一共要开工3600万套。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各地纷纷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列为头号民生工程、老百姓翘首以盼的今天，为什么保障房屡屡出现大量空置、分配不公等问题？


保障房之所以出现空置，很重要的原因是设计与需求“不对接”。地段离市中心太远、生活通勤不便、租金定价不合理……这些先天不足，让不少低收入家庭无奈放弃。而审核不严格、信息公开不够，给保障房的分配留下了寻租和腐败的空间，让违规享受保障房的事件屡禁不止。


保障房的分配管理制度是否完善，不仅关系保障房制度能否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在任务重、时间短、资金紧、经验不足的压力下，一些地方为了尽快完成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片面追求建设的速度和进度，萝卜快了不洗泥，忽视了前期对住房情况的摸底、项目规划和后期的分配、管理。


这些问题也折射出我国住房体系管理的软肋：我们至今没有进行过一次像模像样的住房普查；没有编制并公布住房建设规划；绝大多数地方对本地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并不清楚，制定保障房建设目标和政策还在“拍脑袋”；多数地方花重金建设的保障房信息系统还只停留在“电子登记表”的初级阶段；全国住房信息系统迟迟无法联网，已实现联网的城市上传的信息仍然不足；保障房建设搞了多年，但住房保障法却至今没有问世……


对保障房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地方已经探索出了一些破解之法。比如陕西对全省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进行了普查，重庆对公租房保障对象不设收入和户籍门槛，厦门出台了保障房地方法规严惩骗取保障房者……这些成功做法都值得尽快总结与推广。当然，住房体系改革更需抓紧推进，通过制度保障来预防问题。


根据规划，到“十二五”末，我国保障房的覆盖面将达到20%以上。我们希望，相关的制度逐步健全完善，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新就业的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都能分享保障房的阳光，让生活更体面、更有尊严。


（2012年7月31日）



“环境敏感期”的新考题


郝洪


当政府成为负责任的透明政府，当公民学会了理性表达诉求，公民与政府间才可能建立起良性互动机制


7月28日，江苏南通市政府发布消息称，永久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一场因环境问题引发的风波，因为当地政府的积极回应而渐渐平息。


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民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环境敏感期，怎样才能避免民众非理性情绪之下的极端行为？政府与民众如何理性互动，求得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由环保引发的群体冲突时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项目通过了环评，甚至是国家或省里确定的重点产业项目。这表明，中国社会发展正进入一个特殊的环保敏感期，一方面，“发展中”这一现实国情还绕不开产业的梯度转移，一些工业项目也不可能做到“零污染”；另一方面，民众的环境意识与权利意识在迅速提升。环境利益冲突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成为发展转型的一种折射。


就目前几起风波的处理方式看，有的是宣布停建，如什邡投资超过百亿的钼铜项目，以及启东的排海工程；有的是重新选址，如PX项目在厦门遭到市民反对后另选厂址。这反映了政府顺应民意的可贵姿态，但有的问题并未结束，比如大型项目停建后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重新选址后会不会引发新矛盾？


有必要从这些新矛盾新问题中吸取教训，进而审视自己：面对发展阶段的“环境敏感期”，地方在确实需要引入一些产业和项目时，是否尽了最大努力把环境风险降到最低？是否开展环境评估时也充分考虑了“社会风险评估”？选址、兴建与运营各环节是否做到了科学论证、公开透明、充分沟通，进而得到了大部分群众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固然需要公民理性表达诉求，更需要政府成为负责任的透明政府。


做责任政府，就是要将自己从具体的经济利益纠葛中独立出来，成为公共利益的执行者、经济利益的平衡者。同时，给予群众权利诉求的正常通路，确立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营造包容性舆论环境，维护包括行政诉讼在内的司法公正，推进执政方式的现代化。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看到，公众理性维权的意识渐强。这表明，在今天中国，大多数人仍然希望国家在稳定的轨道上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这是我们理性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珍惜这个基础，建立良性互动机制，相信我们能够应对社会发展转型的一切挑战。


（2012年7月30日）



从容打量伦敦奥运


李泓冰


津津乐道中国奥运夺金前景的时候，别忘了激励我们的下一代尽享运动快乐


北京奥运会辉煌的开幕式仿佛如昨，伦敦奥运会的圣火即将点燃。卸去东道主重担，打量别家主办奥运的丝丝缕缕，可以更从容地品味奥林匹克的意蕴。


一是面子和里子的辩证法。


伦敦办奥运，看上去颇为节俭，甚至寒酸。报道说，伦敦场馆投入锱铢必较，不少是临时性的，奥运村的简陋拥挤甚至招致不少抱怨。毕竟欧洲正遭遇经济危机，英国人确实手头拮据。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实用、环保，是伦敦奥运更看重的原则，这种理念也值得我们学习。


最近城市下水道争议颇多，由此念及伦敦拥有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排污下水道，据说正是因此解决了城市卫生难题，伦敦才成了世界最大都市之一。不久前暴雨袭击伦敦，他们只是担忧影响比赛的精彩，排水依然无忧。其实，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里子强了，面子也就有了。办奥运如此，下水道如此，其他事亦如此。


二是轻松与紧张的辩证法。


人们发现，伦敦的奥运气氛不浓，感觉伦敦人没太把奥运当回事儿，甚至有人调侃，这儿倒像是中国的半个主场，因为机场、新闻中心到处都晃着中国记者的身影。


作为向有好客之风的文明古国，中国在大踏步走向现代化之际，第一次担纲奥运会东道主，第一次迎接来自全球的浩荡客人，接受来自世界的聚焦和考量，那份激动、认真、不遗余力自是不言而喻。而伦敦则是第三回当东道主了，有点“司空见惯寻常事”的淡定，也属正常。


体育，本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这些年，经过奥运、世博，体育在中国也终于轻松下来，返璞归真。咱现在也能把大型赛事当成观赏性娱乐项目，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正如奥运之父顾拜旦所说，“镇静和自信成为古代文明宝贵的支撑，它们也将成为即将在暴风雨中诞生的未来新生文明必不可少的支柱”。


三是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辩证法。


对这个老话题的兴趣，源于伦敦奥运的口号“激励一代人”，着眼的是奥林匹克精神对下一代人的影响力。


这让我们平添一丝隐忧。刚刚经历中考、高考的中国下一代，在本该享受运动乐趣的年龄，却埋头于应试压力之下，运动成了奢侈的愿望。于是，他们更多的只能做赛事转播的看客，而鲜有在赛场上挥汗如雨的体验。希望咱们在津津乐道中国奥运夺金前景的时候，别忘了在充分的制度保证下，用竞技体育的胜利，激励我们的下一代在奥林匹克精神的鼓舞下，尽享运动快乐，让自己更快更高更强，更有活力。


当年，北京奥运办得很精彩，而今，奥运在彼岸继续上演，且让我们安心享受，从容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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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7日）



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


范正伟


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


《论语》记载，孔子家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来就问：伤着人了吗？而没有先问马怎么样。这就是著名的“问人不问马”典故，其所传递的“人本”理念，至今可为典范。


北京“7·21”特大暴雨后，较之房屋、道路、农作物等损失，最牵动人心的是伤亡人数。虽然从最初的10人，到翌日公布的37人，死亡人数的发布已比从前大为提速；虽然北京市政府新闻办表示，经历了非典，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隐瞒”。但在最终的准确数字出来之前，人们对伤亡数据的关切，仍然不会消减。


而这种关切，早在南丹矿难、汶川地震、蓟县大火中，在许多地方的突发性灾难中一次次呈现出来，而对这种关切的回应，我们既有成功经验，也有过一些反面教训。如何发布伤亡人数，如何为伤亡人数“脱敏”，成为治理者必须处理好的一道课题。


人命关天，对生命的关切乃人之常情。正因为生命无价牵动人心，作为权威发布者，政府自然要对伤亡人数的统计格外审慎，相关情况的核实也必须更加严肃。但与此同时，面对公众的“数字敏感”，甚至出现的一些“数字猜想”，我们也需要同时思考：这种审慎和严肃，如何与公众的关切与焦虑对接？又如何更好地彰显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网上有一句名言，“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与公民个体的信息披露不同，政府的甄别汇总有一个过程；与网络的随机发布不同，政府的数据发布也有一套程序。尤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达，手机、微博传递方式多样，今天的治理者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在许多情况下，无论多么快速及时，权威信息总是跑不过小道消息、网络传言。


然而，即便如此，从国际经验来看，权威信息依然有跑快的时间，不实传言仍然有挤压的空间。


比如，就死伤人数来说，从判断失踪到确认伤亡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否可以滚动发布，先报失踪人数，再报死亡人数？从发现死者到确认身份需要一套程序，但是否可以先报死亡人数，再报死者身份？民间传言或许不够准确，但是否可以当作线索去核实，既回应关切又查漏补缺？信息公开不是一个静态结果，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利用多种信息渠道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我们就能更好地保证群众知情权，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同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学习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尊重自媒体时代的舆情发展规律，正视权利意识高涨下的社会关切，善于在互动回应中建立公信力，是各级治理者必备的执政素养。事实上，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正如一位网友就伤亡数字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留言：“勇于面对，才能努力解决；努力解决，才能赢得民心。”


也是在这几天，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因灾死亡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只有“公开”与“及时”连在一起，提速信息发布，提高发布质量，才能真正地以人为本，为死伤人数“脱敏”，也才能如恩格斯所言，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比平时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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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6日）



莫让极端天气导致极端灾害


刘毅


不能用“抗灾中的坚强”掩盖“防灾中的脆弱”。极端天气频频出现，应对措施也要化被动为主动，实现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


北京“7·21”暴雨的善后还在继续，台风“韦森特”已登陆广东带来狂风骤雨，三峡水库也迎来最大洪峰……随着各地雨情、汛情、灾情的不断发生，人们也在追问：当极端天气正以越来越高的频率降临，我们是否具备了抵御“极端”的能力？


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环流异常，极端天气频生。老天爷不循常理出牌的“坏脾气”，大有演变成常态之势。北京等地的特大暴雨提醒我们，“几十年不遇”甚至“百年不遇”的极端天气，离我们不遥远。而过去几年，从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到川渝高温酷暑，从超强台风“桑美”到西南地区连续数年干旱，也一再显示：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会阻止极端天气发生，相反，人类活动还可能如双刃剑般加剧致灾程度——尤其是当预防与应急能力本身存在短板甚至漏洞时。


以城市排水系统建设为例，据调查，当前我国七成以上城市排水系统只能抵御一年一遇的洪水。别说难抵五十年一遇的大雨，恐怕碰到“五年一遇”都得漏洞百出。我们面临的挑战，既是“提高”——城乡规划和建设亟须重新审视防灾标准、全面提升排水管网等基础设施的抗灾能力；更是“提速”——要与极端天气赛跑，让修补短板的行动快些更快些。


事实上，这种“提高”与“提速”完全可以实现。气象监测及预报水平的提高，极端灾害性天气的踪迹大多能提前捕捉，关键是如何打通紧急信息发布的“最后一公里”。如果气象台、地震局或相关部门的预警信息，能够借助电视、电台、网络、显示屏、手机等信息发布渠道，“精确制导”地及时发送到民众手中，并有效成为大家防范应急的行动指南，那么，即使短期还无法使每条街道排洪标准达到“百年一遇”，即使一下子做不到每栋校舍都能抗击8级地震，“打不过就逃”的防灾减灾法则，仍能使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就在6月28日，四川宁南发生了一场特大泥石流灾害，镇政府提前一天给相关地区的人员发出了预警短信，然而，白鹤滩水电站施工人员收到了却当成垃圾短信随手删掉，错失了转移良机，导致40人遇难、失踪。如果，当地政府不仅仅是发出了预警而且还能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信息生效；如果，水电站建设者们能多一些防灾减灾意识，这场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国际气象防灾减灾发展的新趋势也告诉我们，提高灾害性天气的防御能力，更要重视长远的气象灾害风险防范，树立气象灾害风险管理的理念。也因此，面对极端天气，我们既不可心存侥幸，也不能借口托辞，更不能用“抗灾中的坚强”掩盖“防灾中的脆弱”。极端天气渐有常态化的倾向，对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来说，也是对其发展观念和执政能力的一次大考。唯有变被动抵御为主动防范，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防灾合力，以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的方式来应对，才能避免“极端天气”酿成“极端灾害”。


（2012年7月25日）



“自我革命”的勇气从何而来


张铁


“自我革命”不仅要“喻于义”，也要“喻于利”


医药分开，无疑是医改中“一子落而满盘活”的关键环节。7月，曾因双向转诊、预约挂号等医改探索而备受关注的北京，再次迈出决定性一步。


7月1日，北京开始在友谊医院试点医药分开。20多天过去，患者次均费用、药品费占比等下降，而医方服务质量和收益也都有所提升。尽管时间不长，但经济社会效益已然凸显。正如卫生部部长陈竺前往调研时所说：这个“新生儿”很健康，充满希望。


医疗过程中，围绕处方、药品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利益链，以药养医备受诟病。收支两条线、药房独立、药品零差率销售……一些地方打破“药品利益”的探索，使医院、医生、药商、患者、政府“一损俱损”，因而在风险和阻力下不了了之。北京的医药分开，打破以药养医潜规则，突破药商医方利益同盟，无疑是一场勇敢的“自我革命”。


对医生、医院而言，“卖药钱”被掐掉会影响收入；然而，诊疗开方要靠医生，日常管理得靠医院。对政府而言，医疗服务财政兜底很重要，但能花多少钱也要仔细盘算。可以说，他们都既是改革对象，也是改革主体。在这种情况下，“自我革命”不仅要“喻于义”，也要“喻于利”。北京医药分开改革中，“患者负担不增加、医院收入不减少、政府能承受”的原则，正是从平衡好各方利益出发。


只有玩转利益魔方，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小阻力。15%的药品加成整体平移为医事服务费，医生不再“吃药”，暗账变明账，还能有尊严地工作；医保总额预付制度，让医院乐于推行能减少医保支出的改革，也降低公共财政的压力。这种掰着手指头的利益分析，让制度设计更科学合理，给了自我革命以底气和勇气。


这也是医药分开的“北京探索”，给我们的更深层启示。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无论是医院还是政府，都是“复合方程式”中的变量。每一项变化，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让这些变量各归其位，才能解好这道方程式。在一个领域的“自我革命”中，处理好各方利益可谓关键所在。改革者需要无私无畏，冲破利益束缚、跳脱利益之上，但面对久推不转、积弊难清的局面，严丝合缝的“算计”，才是大刀阔斧前行的基础。


很多方面的改革，都如医疗领域一样，是一种自我革命，需要打破改革主体也处身其中的利益链条。公车改革要减少支出，也要保证正常公务活动需求；事业单位改革要理顺机制，也要提供更好更多公共服务。要完成自我革命，需要的不是喊口号的勇气，而是破解利益困局的政治智慧，统筹利益诉求的现实考量的勇气。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也需要共同探索。北京的医药分开改革，仅仅是开始。“健康新生儿”的茁壮成长，还有一个长期过程。医事服务费如何合理分配？怎样监督医生的诊疗行为？药品采购方式如何重构？尚未满月的医药分开，还需接受时间和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在各地大胆创新、谨慎布局走出医疗改革实质性一步之后，我们期待看到，医改这道“世界性难题”，能有真正的破解之道。


（2012年7月24日）



暴雨灾害考验城市精神


唐宋


一场暴雨洗礼出了城市精神，更给正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上了深刻的一课


61年来最大的暴雨，37个生命的骤然离去，首都全城百姓的不眠之夜。21日下午开始的这场倾盆之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应急组织指挥能力相当强的北京，更感受到了一个充满友爱善良、守望相助的北京。


为转移受困群众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派出所所长，挡在没了井盖的排水沟前的环卫工人，7000名在大雨中疏导交通的警察，徒步涉水转移学生的消防官兵……无数平凡岗位上的人们，显示了令人钦佩的敬业。


当然，最令人动容的，是全城市民迸发的那种互爱互助。尽管，排水不畅的地下管道依然引来“‘城市的良心’哪去了”的抱怨，被阻在路上的产妇急得网民痛心“救援能力太弱了”，但更多的人，则是主动从冷眼的“围观者”变成积极的“行动者”：互不相识的私家车组成车队，去机场接送滞留的乘客；一些商家和市民打开家门，为回不了家的人免费提供食宿；立交桥下积水深区，几十名路人与救援人员一起抢救被淹的车主；微博论坛，政府与民间、网民与居民遥相呼应，别忘了住在你家楼下地下室的那些打工朋友、北漂兄弟，快去看看、去帮帮……无数人用自己的行动，洗刷着“小悦悦事件”曾经引发的“路人之耻”与“社会之痛”。


其实，我们这个民族从不缺乏大爱精神。4年前汶川大地震中迸发的人间大爱，一次一次激发、扩散。昨天的北京暴雨，又一次让我们领悟，展现公民精神，并不需要挑战危险，行车路上的一次免费捎带，丢失井盖前的一个提醒，打开家门的一次收留，甚至于，微博上的一次求助转发，无数普通人的守望相助就可以构建起城市的道德高地。


高尚的公民责任和公民精神，不仅是现代生活和政治文明的基石，更是解决“发展中问题”的智慧源泉。在错综复杂的现代化进程中，少一些冷漠的“看客心态”，就会多一些“热心路人”；少一些逃避和漠视，多一些担当精神，就会少一些负效应，多一些正能量。而这样的正能量，不仅应该在抢险救灾中井喷，更应该汇聚在日常生活中，融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对于成长的公民精神，政府不仅要大力弘扬，更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在61年来最大的暴雨中，如果体育场馆也像热心市民一样，打开大门欢迎被洪水围困的民众；如果公车特别是公交车，也能够像热情的私家车主一样组织起来，接送滞留在机场、车站的乘客；如果应急预案再完备一些、措施再得力一些，风雨中无助的人们将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政府的责任和关怀，感受到以人为本的温暖。


暴雨洗礼出了城市精神，更给正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上了深刻的一课。一座城市的现代化，不仅需要把地上建设得富丽堂皇、气象万千，更需要夯实地下的百年根基；不仅需要普通人呈现出“最美”的道德风尚，也需要城市管理者时刻提醒自己：在日常建设与应急管理中，该怎样做得“更好”甚至做到“最好”？


（2012年7月23日）



“执法创新”不能丢了合法前提【更 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傅达林


若公民参与的合法性不明确，执法机关的风险防范不充分，类似“街拍小偷”这样打击违法犯罪的“创新”，则不应鼓励


现实生活中，小偷猖獗是困扰城市社会治安的顽症，难以彻底根治。为此，管辖多处繁华地段的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近日开展“大家拍小偷，携手保平安”活动，希望通过广泛发动民众力量，打一场治理盗窃违法犯罪的“人民战争”。


其具体做法是：市民只要用手机、DV等工具抓拍小偷作案的丑行，并通过彩信、微博、短信等方式，发送到警方专用的手机和微博上，警方将第一时间出动，锁定、追踪及堵截嫌疑人，市民将获得20元手机话费的奖励。警方希望用这种方式，化解公安机关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防止以往许多盗窃案由于缺乏证据而成为“无头案”，形成对盗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和防范效应，同时唤醒市民维护正义的责任感，为社会管理创新和秩序重建提供民间资源。


借助民众力量打击违法犯罪，南宁警方并非第一个“吃螃蟹”者。之前，有的地方奖励市民拍摄车辆违章，也有的拿出资金奖励市民直接抓贼。但类似举措都曾不同程度地引发舆论争议，其中焦点就在公民参与此类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执法机关对于相关风险的防范。


合法性是执法机关创新社会管理措施的基本前提。在法理上，普通市民并没有执法权。虽然在行政法上，公民有协助执法机关执法的义务，但这种协助一般仅限于消极层面，例如为抓贼的警察提供车辆等，而不是主动积极地介入执法过程。与鼓励市民抓贼相比，街拍虽然不是直接与小偷面对面“交战”，只是通过手机固定并传输证据，以便为警方提供破案线索。但在法律上，市民街拍小偷究竟是一种参与执法行为，还是行使违法犯罪举报权的行为，尚存争议。由此，警方以奖励的形式发动市民街拍小偷，可能也面临着法律根据不明的诘问。


与合法性根据相比，市民参与执法可能出现的风险更为现实。虽然市民街拍避免了与小偷正面冲突，降低了人身安全风险。但如果偷拍的过程中出现人身伤害，责任究竟由谁负？执法机关是否需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以往的案例警示执法机关，需要做出相关安排。


还需考虑的是，泛自由化的市民街拍，会不会侵犯一些人的肖像权？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环境下，警方强调街拍者将画面传到其专用手机或微博，但很难确保市民不会把视频、照片发布到互联网上，一旦扩散开来，很可能会侵害“小偷”或周围人的肖像权和人格尊严。


说到底，小偷在执法机关对其抓获和定罪前，和普通公民一样享有肖像权、名誉权和人格尊严权并受法律保护，他人无权擅自将其照片公布于众。因此，执法机关在寻求治理盗窃违法犯罪行为措施时，也应考虑嫌疑人的权利，以提高执法的文明程度。


（2012年7月20日）



“阳光法案”也需要阳光


马跃峰


各地公示对象、内容、方式的变化，恰恰说明财产公示涉及面广、压力大，宜于渐进式探索，并在关键领域突破


从民意期待到官方声音，再到一个个“炫富门”的接力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政策方向已经足够清晰，然而操作上的制度推进仍面临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淮安提出拟任干部全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值得关注。


细看淮安试点，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比起第一个“吃螃蟹”的新疆阿勒泰，淮安公示对象范围较大，从县（处）级及享有职权的干部扩至乡（科）级干部——但公示仅限于内网，不及前者通过媒体、网络向社会公开的力度大；与浙江慈溪相比，淮安的财产公示增加了问责条款，对拒绝申报或隐瞒重大财产的拟任干部不予提拔，但公示内容没有慈溪广泛，比如公示没有涉及在职、调任、离任、退休等情况。


对于一项改革，看到它的缺陷，努力拾遗补缺，是正确、理性的选择。如果一味苛责求全，抱着急迫心态，可能打击改革者的积极性。更何况，各地公示对象、内容、方式的变化，恰恰说明财产公示涉及面广、压力大，宜于渐进式探索，并在关键领域突破。


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取得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此后，世界许多国家借鉴这种做法反腐倡廉。上世纪80年代，我国提议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开，历经20多年，虽在不断探索，但总体进展缓慢。公布官员财产究竟难在何处？


公示财产的真实性难以核实。有的干部提拔时“冰清玉洁”，一旦东窗事发，却能查出大量不明财产。从现有的制度设计看，干部每年都要申报财产，为何贪腐者能瞒报收入来源而不被发现？回到淮安的方案，看似把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债务五类财产情况“一网打尽”，但要厘清这些财产谈何容易？单就房产来说，由于城市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外地房产无法查询。


公布财产还遭到官员或明或暗的抵制。纵使是合法收入，一些干部也怕“广而告之”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担心个人和家庭隐私曝光。而那些“心中有鬼”的官员，当然要想方设法隐匿、转移隐性收入和非法收入。


在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民众对官员财产公开抱有很高期待。正如中央领导一再强调的，逐步推进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落实，是防止干部贪污腐败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淮安的改革刚起步，但其勇气仍值得鼓掌。相对于一些地方“噤若寒蝉”、“雷声大雨点小”，淮安在制度设计上向前迈了一步。


公职人员申报并公布家庭财产的法律，被认为是“阳光法案”。“阳光法案”本身也需要阳光，需要决策者对公示内容真实性、公开范围、保障信息安全等进行制度设计，健全个人所得税申报监管、金融实名审查等信息统计体系，当然，更需要群众共同参与监督。


（2012年7月19日）



打击论文造假别“大棒轻举”


姜泓冰


杜绝论文造假，“秘诀”恐怕在于认真研究如何建立超越利益相关主体、行之有效的监督审查机制


对学位论文作假者撤销学位，3年内不得接受其学位申请；指导教师将承担包括暂停招生、取消导师资格直至解除聘任等处理——教育部新近公开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暂行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制裁措施相当明确和严厉。


从严从紧的处罚办法，对于一些正在为戴上学位帽而打拼苦熬、撰写论文的年轻学子，必然具有一定的震慑与警戒作用，整个社会更应乐观其成。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授出的学位数量惊人地“繁荣”，但论文“注水”、“泡沫”现象令人痛心，不同范围内被揭发的论文作假、学术不端案例之多，令人蒙羞。


但如何有效监管、打击学术作假行为，是一个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问题。近些年，从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到教育部乃至中科院、国家自然基金评选等相关系统，针对学术腐败、论文成果作假等行为，增加了不少筛查过滤、上网公示等把关程序，也制定了各种惩治不端行为的威慑措施。各高校学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规范教育和审查，也渐渐从严从紧，类似教育部这样的学位论文处理办法，包括导师的“连坐”，在许多高校的校规章程里都有明确规定，监督和处理的执行机构大多已建立。然而这些，似乎都没能彻底阻止“天下文章一大抄”的风气盛行，“注水学位论文”仍在批量问世，严规高悬下的“大棒轻举”现象，尤其堪忧。


作为学术不端行为直接责任单位的大学、科研机构乃至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假者的“同盟军”。在网上检索无所不能的今天，发现论文造假行为本不是难事。但担心自身形象受损的大学等机构，多半将“民不举官不究”和“家丑不可外扬”当作学术造假案例的第一条处置原则，对于学术含金量普遍不高又关乎学生就业、学校声望的学位论文尤其如此。专家的较真让位于人情世故，导师“连坐”多半变异为包庇护短。学术道德与风气，就在这样的姑息敷衍中被放纵败坏，一些大学的学术声誉和育人水准，也在这样“捂盖子”里陷入危机。


改变现状，“秘诀”恐怕在于认真研究如何建立超越利益相关主体、行之有效的监督审查机制。法度严明固然重要，实际执行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持法度的严肃有效，才是根本。这样说，适用的绝不只是打击学术作假一端。


拿高学位、从事学术研究者当是社会的精英与道德中坚，大学科研机构正应是社会理性良知的集中地。改变现状，根本上说，是要改变整个社会、每所大学、每位学者对于教育、科研领域所抱持的急功近利立场。惟有真正将学术道德、学术规范视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才能摆脱“学术GDP”的盲目攀高，让坚守学术道德变为自发自觉。


（2012年7月18日）



发挥公租房效应，关键在“公”


徐立凡


建得完善，分得公平，退得及时，是包括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房建设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


住建部颁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7月15日起正式生效。办法规定，本地及外来人员均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闲置公租房的应当退回，违法违规转租公租房者，不但会被强制收回房屋，更需要缴纳违法所得3倍以下、不高于3万元的罚款。


目前，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进入前所未有的建设高潮，先期建设的保障房已陆续完工交付使用。在新的保障房体系建设中，公租房和廉租房已经成为保障房的主体。作为政府主导项目，公租房和廉租房不仅凝聚了满足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居住权的供应预期，还承担了弱化住房市场投机性气氛、还原住房市场商品属性的政策导向预期。能否实现这两大预期，推动整个房地产市场向更理性健康的方向转变，公租房市场能否成为住房市场中最具公平性、公共性的一块，至关重要。


公租房能否姓“公”，首要在能否体现权利平等意识。《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最大亮点，就是突破户籍限制，规定本地及外来人员均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尽管目前公租房仍是稀缺资源，但是资源多寡不应是限制资源分配的首要条件，否则，公租房的公共性就会大打折扣。突破户籍限制，实际上也与市场需求相一致。本地人员改善性住房需求大，外来人员居住性需求大，也是住房市场常态。


公租房能否姓“公”，还要看分配是否公平。由于家庭和个人住房、收入以及金融资产等基础信息不足，对于申请资质的核定存在一定难度，导致分配权中滋生寻租漏洞。公租房管理办法的落地，须以信息的透明性为前提，公租房房源、分配程序、分配结果和退出情况，也应纳入政务公开范围，通过现有法制体系，确保分配的公平性。


公租房能否姓“公”，还要看是否具有市场品牌度。现实情况是，一些地区已交付的公租房，存在质量参差不齐、配套不健全等情况，甚至导致在公租房分配中出现供大于求的怪现象。究其原因，是对公租房建设缺乏有效的质量监督，甚至视公租房为应景式任务。公租房属于即时回报率较低、回报周期较长的工程项目，对一些地方来说，这意味着财政的无回报投入，因此，各个环节都可能拧松了螺丝。提高公租房的公信力，既需要地方部门对公租房建设的战略性认识到位，也要在制度框架中大胆创新，吸收社会资金和市场化管理机制参加。


总体来看，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的过程是一边探索一边纠错的过程。《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保障房建设的机制建设。当然，已经暴露的问题，涉及土地制度、利益机制调整、行政体制、信息化建设等诸多领域，不是一个“管理办法”就能解决的。建得完善，分得公平，退得及时，仍然是包括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房建设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这也意味着，在保障房建设方兴未艾之时，对于制度建设、机制创新，丝毫不能松懈。


（2012年7月17日）



让制度发挥好应有效力


陈焜


只有用制度的护佑与社会的温情让那些悲苦人生变得温暖起来，我们这个国家才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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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医院里传出小传旺“病情好转”的消息，即使“诈骗救妻”的廖丹获得好心人的捐款退赃及从轻判刑，我们依然听得到一声声发自心底的沉重叹息。


连日来，两位来自社会困难群体的人物的命运、两桩悲情案件，让人揪心痛心关心。13岁少年传旺，经历了母亲离世、家境贫寒、辍学打工的艰辛后，因被成年工友“玩笑般”地用电动充气泵从肛门处打气，导致身体内脏器官严重受损；下岗工人廖丹，为给无医保的妻子治好尿毒症，在用尽积蓄与借款无门的情形下铤而走险，连续4年私刻公章骗取医保17万元——他们的那种艰辛与无力感，无疑击中了人们心中的爱与痛，也引发了叩问与深思。


而他们的悲情，根本上说，本可以避免。


就小传旺而言，当他因家境贫寒而辍学打工时，当地的救助机构和学校为什么没能及时救济？企业用工明明不得招用“童工”，为什么企业可以置法规于不顾，而劳动监管机构也没能“火眼金睛”、及时发现？当少年被严重伤害生命垂危，为什么在救助的黄金时间里，看到的只是这个家庭的无力苦撑，直到媒体介入才引起社会关注？而对于廖丹，如果妻子在户口所在地参加了新农合，他本可以不必在“救妻”与“违法”这道人生选择题中犯难——但正如廖丹所叹，医保异地结算的手续过于繁琐，病人经不起折腾。如果一项本可以给许多人以希望的政策，却“用不起”，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些制度在设计时就更人性化、更具有操作的方便性呢？


的确，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救助体系还有缺陷，但最大的痛心其实并非暂时还“无”的那些制度与体系，而恰恰是“有”的东西，在不少时候“形同虚设”，没能发挥好应有的效力。


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8亿农民、2亿多流动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筑起一道周密的社会保障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人们需要体谅这一过程的复杂与艰难，然而，更需有种“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


事实上，作为困难群体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传旺与廖丹的悲情并不属于个别。那些流落于街头的孩子、缺失亲情与爱护的留守儿童、成为伤害与被伤害案件中主角的未成年人，一次次击痛我们，并警醒我们：能否把社会救助的步子迈得更大些？能不能在让人们遭遇苦难时，找得到救助的通道也能够被人及时地施救？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贫弱者的态度，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只有用制度的护佑与社会的温情让那些悲苦人生变得温暖起来，我们这个国家才会更加美好。


（2012年7月16日）



避免错案该从哪突破


王松苗


法治时代对错案实行责任“连坐”，实质就是对行使公权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连带责任，以严格司法权的规范运行


“为什么我们的法官老出问题、判错案？是我们的院长把这样一些不称职的法官留在了法官岗位上！”7月11日，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在该省法院审判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这一问一答，虽然尖锐，却发人深省。


把脉问诊，河南高院开出药方：追责的棍子“一定要打到院长的身上才行”，“只有院长真正意识到，抓不好审判管理就是你失职，才有可能不出现这样的案件。”


问责，我们从不陌生。从2003年“问责年”开始，在公共安全、重大责任事故中，问责失职渎职官员，正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政治生态。但司法工作中，办案错误，能否问责、问责能否成为一种常态，却是一个新的话题。


与封建社会个人犯罪“株连”制度完全不同，法治时代对错案实行责任“连坐”，实质是对行使公权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连带责任，以严格司法权的规范运行。发生错案，问责领导，目的就是通过责任倒逼，督促每一个诉讼环节都能秉公执法，进而共同守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当下的司法环境中，承办人固然是案件裁判的第一道关口、第一责任人，但是，“上级指令”、“集体决定”也往往是司法工作无法逾越的程序。“合议庭合而不议，合议制度形同虚设；庭长、院长审查不细，把关不严；审委会讨论案件走过场、走形式；审判管理只是个摆设。”面对尴尬，让所有司法决策环节都为且只为自己的重大过错行为埋单，发挥各个司法环节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作用，对于提高办案质量、预防错案发生，具有制度性价值。


法官办错案，问责院领导，并不缺乏上位法的支持。《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有关于领导“引咎辞职”的明确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五条、第七条也作出了类似规定。《法官法》更是明确规定了应对法官给予惩戒的各种禁止性行为。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则对此进行了细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高院今年4月发布了《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对造成错案的法官实行终身追责，即便当事法官已经升职、离岗、辞职、退休也照样予以追责。3个月之后的今天，河南高院还拟“深追”：案件质量再出问题，不仅追究办案法官的责任，还要追究主管领导直至院长的责任，对后者的追究放在首位。


一个“终身追责法官”，一个“先行追责领导”，我们不敢断言河南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定能够镇住“错判”，但有理由期待，双剑合璧之下，面对“错判”就可能付出政治生命、职业生命和个人自由的代价，重视建立科学的审判管理体系、强化审判工作监管力度的院长将越来越多，断案中草率行事、“眼睛花了”甚至徇私枉法的法官将越来越少，司法权威也由此进一步树立。


而这样的期待，希望不仅仅出现在河南，还能在更多地区展开……


（2012年7月13日）



制度性断供才能根治“吃空饷”


詹勇


治理“吃空饷”，不能止于惩处违规人员、严令闲人复岗，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


一方面是机关人员成倍超编，另一方面又有几十号闲人占着编制不干活，日前，湖北武穴市教育局暴露出来的“吃空饷”引起广泛关注。


今年以来，“吃空饷”似乎成了一个新闻孵化器，各类“剧情”不断曝光，各种“吃法”层出不穷。此次武穴教育局吃空饷，不仅在规模上是数十人，而且依托的是“退居二线”的“挪坑”政策：年满50岁的老同志把职位让出来，但是依然占有编制，这样既可享受退休般的清闲，又能享受上班时的工资待遇。对此，有关人士这样解释，“养闲”也是一种“改革成本”，目的是为了搞活机关、培养年轻人。真的是这样吗？


且不说此举有违《公务员法》中关于提前退休的规定，也与中央有关部门核减职责萎缩编制的要求相背。就其现实效果来说，一个单位既要养着大批闲人让公共财政背上沉重包袱，又要通过超编方式从二级事业单位大量调人“混编混岗”，机构设置叠床架屋，利益分配有失公平，许多人一心想着吃空饷的“内部粮票”，这样的状态下怎能激发活力，又怎能为年轻人开辟发展空间？


与一些地方机构越改越膨胀相类似，“退二线”将导致越改人越多、越改闲人懒人越多。这种与人事制度改革精神背道而驰的做法，最终只增成本，不见改革，后果就是为集体“吃空饷”大开方便之门。


值得注意的是，“退二线”的土政策并非武穴教育局专利，吃制度性空饷的嘴并不少见。四川、重庆、湖南等地清理出的“吃空饷”者中，“退二线”的有之，依靠停薪留职、人员借调等制度吃“旷工饷”、“多头饷”的也大有人在。


一直以来，人们困惑“吃空饷”为何屡禁不止，追问治理“吃空饷”到底难在哪里？“吃空饷”背后反映的原因警示我们，“制度性供养”才是顽疾难治的深层症结。


“退二线”的土政策之所以进退自如，既因为人事和财务制度不透明，编制有多少，哪些人在编，哪些人不在编，编制与人员的变动情况如何，经费支出的明细怎样，常常是一笔糊涂账，这就让一些人、一些单位发现了操作的空间；也因为干部管理机制不科学，“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惯性很强，人员安置、退出乃至淘汰机制却很薄弱，结果把工资待遇、公共资源与个人简单地捆绑起来，造成一些干部不在其位、照享其益。


因而，治理“吃空饷”，不能止于惩处违规人员、严令闲人复岗，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在顶层设计上推动人员编制、经费支出的透明化，在政府和事业单位改革中打破“终身制”、“铁饭碗”，落实编制实名、分类管理等制度，才能切断制度性供养的种种途径，收到釜底抽薪之效。


（2012年7月12日）



执法为民才能执政为民


范正伟


一线公安干警如何执法，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知，更影响社会稳定的弹性与质量


6月26日至7月31日，公安部将分三期对2010年以来新任的1400名市县两级公安局长进行集中轮训，旨在提高他们“准确把握大局、驾驭复杂形势、严格依法办事、科学管理队伍和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这是继2009年、2010年后，对基层新任公安局长的又一次大规模培训。“郡县治，则天下安。”在当前维护稳定和谐的大背景下，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萌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处置，往往都在县市一级。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对基层公安提出的新命题，更让这次培训有了深一层的意味。


“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及时、科学、有效用警，妥善化解矛盾、捍卫人民利益、维护稳定和谐，这是公安机关责无旁贷的使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面对各种压力，更需要在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


相信许多人对于类似的场景并不陌生：有些地方，大事小事，都找公安干警来解决；征地拆迁、上访截访甚至送往迎来，经常都有警察的身影。公安干警，成为一些地方的“全能型利器”，以至于有人疾呼：别把警察累坏了。单就处理突发事件而言，这方面也有不少教训。正因此，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慎用警力”。2000年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也明确规定了若干工作原则。公安部的此次培训，将提高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一线执法水平作为重要课题，可谓极具现实针对性，是全面提高公安执法为民、服务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利益诉求导致的公共事件时有发生。作为直接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线公安干警，如何执法，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知，更影响社会稳定的弹性与质量。事实上，许多事件是因利益诉求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在“末端处置”时，能多些“源头思考”，就会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慎重，从而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有人说，市县两级公安局长如同一个“窗口”，从他们身上可以反映出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希望这次基层公安局长培训，能有效提升一线执法负责人解决实际问题和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使基层公安部门更好地履行维护一方稳定、确保一方平安的责任，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2012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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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应推动楼市健康发展


王炜


国家调控楼市的决心仍然十分坚定，这种决心不仅要靠领导人来传递，也要靠央企带头落实


近日，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准备推出的海淀区万柳地块备受关注。由于地段优势，这块地的挂牌起价就达到18.66亿元，楼面地价2.4万元/平方米。从目前传递出的信息看，万柳地块最后成交的楼面价很可能超过3万元/平方米，将刷新北京土地市场单价“地王”的纪录。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北京国土局将万柳地块的拍卖日期推迟至7月10日，并计划设置价格上限，一旦到达政府规定的合理价格上限，将根据竞争地块上配建回购房的面积、体量、建设条件等方面的因素，决定地块最终归属。


土地市场的回暖并不可怕。正常回暖既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有利于稳增长，也可以增加普通商品房的供应，避免市场长期遇冷后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值得关注的是，在万柳地块的竞争者中，就有多家央企或国企背景的开发商。


人们或许还记得，2010年全国两会刚结束，“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的话音未落，几家央企一天之内在北京连拿三个“地王”，成为这轮超过两年的最严厉房地产调控的直接导火线，并导致国资委要求多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业。


如今参加万柳地块争夺的央企，虽然都被允许将房地产作为主业，但调控关键期，央企参与“地王”争夺恐怕并不合时宜。


相比很多民营企业，央企开发商有多方面优势，融资能力强、融资成本低，对成本的考虑没有民营企业那么敏感，加入竞争后，很有可能大幅拉高周边的房价和即将入市的地价，对市场起到不良的示范效应。


同时，央企的一举一动容易被认为是政策变动的风向标。如果央企又开始频频参与“地王”争夺，可能被市场解读为房地产调控放松的信号，影响整个房地产调控的大局。


“价高者得”的市场竞争原则本身没错，这个“地王”央企不当，别的企业也会当。但央企应当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在涉及国家安全以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关键行业，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房地产行业，央企开发商们也应该发挥这种作用，积极协助政府搞好调控，多建普通商品房和保障房，而不应该只盯着自己的账本。


针对当前市场变化及群众对房价反弹的担心，中央领导近期反复强调，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房地产市场各项调控工作，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决不能让房价反弹，功亏一篑。调控楼市的决心仍然十分坚定，这种决心不仅要靠领导人来传递，还要靠央企带头落实。央企能否当好房地产市场和房价的稳定器、当好房地产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推进器，现在也是一个考验。


（2012年7月10日）



卢沟桥提醒我们什么


李泓冰


如果我们真的对历史失忆，历史或许就不惮以同样的方式重演


日子过得匆匆，各种忙碌，各种琐屑，让人难以瞻前顾后。偶一抬首，便是“七七”——卢沟桥事变75周年纪念日。


对中华民族而言，这个陈年的伤口，曾经是那样鲜血淋漓。尽管这个伤口，一直如风湿痼疾一般，每到阴晴不定的时节，就会隐隐作痛。比如，几乎同一天，日本宣称要促成钓鱼岛有关岛屿的“国有化”，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中国领土不容买卖。


各种现实故事，其实一直在真切地提醒我们，历史不能轻易遗忘。遗忘，对一些人来说，是刻意的回避和粉饰；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对历史事件的习惯性麻木和漠然。如果我们真的对历史失忆，历史或许就不惮以同样的方式重演——因此，为了后人，也为了曾经的伤痛，为了永不遗忘，我们有必要继续发掘并传扬历史的真相。


要“永不遗忘”，不仅需要教科书的传扬、纪念馆的再现、节日的组织活动，恐怕，当下更重要的，是让历史真正成为“人民的历史”。比如，在孩子们的系统教育中，以庄严和科学的态度，向他们呈现真实的、全面的历史；比如，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澄清更多的历史细节，记录“小人物”的经历与痛楚；比如，从还健在的历史亲历者中，抢救性地发掘真相、还原真相……


对一个拥有五千年记忆的古国而言，历史漫长得足以令后人忽略太多的细节、太多个体人物的命运。一卷史册，本纪、列传之类，全是帝王将相，弄个把江湖人物进去，就算很另类很照顾了。至于小小百姓，在五千年的叙事中，有多少人关注呢？


不要说太远的过去，就是近百年的中国史事诸如八年抗战，尽管我们有很多概念性、结论性的宏大叙事，数亿中国民众的抗战故事，也有《四世同堂》、《亮剑》等大批优秀作品在呈现讲述，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许多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故事，正随着当事人生命的飘零，在历史长河里不留一丝痕迹。


几天前，由崔永元策划的纪录片《我的抗战2》在一家门户网站首播，这是一部类似口述实录式的历史文献片。崔永元说：“也许我们能够记住战场上将军振臂一呼，但是我们记不住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前线的士兵的身影。可是真正的历史，是由所有冲上战场的人组成。”为还原历史中“被遮蔽掉”的平民身影，这个团队就花了10年时间，抢救式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那些生命行将结束的平凡人物，在历史教科书中曾是“沉默的大多数”，被虚化成一个个庞大的数字，现在借着话筒，发出了细弱的声音。


有消息说，这个团队曾一度拮据得停发工资了。相比那些动辄5分钟上千万元却效果平平的宣传片，相较那些“拍你千遍也不厌倦”的清宫戏、穿越剧，这难道不是一种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这样的时候，纪念日正是一种提醒：在庸常的生活中，不要忘了，生命中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内容，等待我们去关注、去参与、去推动……


（2012年7月9日）



管好公家钱袋子不能仅仅靠审计


徐立凡


守好公共财政，审计、预算和决策，一个都不能少


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等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作出了部署。切实整改、着力解决好民生领域审计发现的突出问题、加大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等，被列为审计整改的重点内容。


审计整改，是严肃财经纪律、规范公共财政运作、打击震慑和预防腐败的重要一环。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因审计而得到揭露惩治；一些违法违规现象，因审计而得到纠正。


不过也要看到，“审计风暴”已历10年，每年审计报告揭露出的违法违纪问题，却未见明显减少。究其原因，存在一些机制结构的问题。比如，财政转移支付是审计出问题的多发区域，而这与分税制度中的设计漏洞不无关联。又如，对于企业领导人的责任审计，需要明确企业是独立的市场法人还是部门下属单位，但现实中许多企业的属性难以界定，由此留下监管空白。


财政运行的复杂性，决定了界定和矫正违法违纪行为的艰巨性。让审计更充分地发挥监督和矫正作用，让审计“体检单”能够成为改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推手，就需要多一些“系统视野”，从财政体制层面进行考量。事实上，所有被审计出的问题，都有一个共性：预算关口把得不牢，决策关口放得太宽。审计是事后监督，预算和决策属于事前监督。守好公共财政，审计、预算和决策，一个都不能少。


预算是公共财政的入口。尽管《预算法》等法律体系早已建成，但是在预算编制、审核和执行等各个环节，仍然存在不少空白。预算编制单位出于部门利益，宁多勿少，为不合理投资、年底突击花钱等问题埋下了隐患。此外，预算审核环节，专业性尚有欠缺，起不到应有的监督作用。而从现实来看，提高财政预算的科学性，首先应当提高预算管理权力的集约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


决策是公共财政的出口。年年审计，都暴露出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浪费、利用决策权换取个人利益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在决策环节没有形成科学决策机制，权力过多集中在一把手手中。提高决策能力，杜绝寻租空间，需要决策环节的分权。只有决策、执行、问责分开，行政权力能够平衡和相互制约，才能有效减少盲目决策和违法违纪现象。


公众是公共财政的最后监管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已有5年，信息公开范围、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都有详细规定，这是政府部门和单位的法定义务。公共财政信息作为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尤其需要走在前头。只要应该公开的全都公开，暗箱操作的机会成本就会大大提高，公共财政才能得到有力保障。


审计整改，预算和决策都不能作壁上观。如此，公共财政才能得到有力守护，审计查出的“病灶”才有望消除。


（2012年7月6日）



行乞救助需要更多善意


张彦春


一座城市对流浪者的态度，标示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繁华闹市，我们常会看到行乞者。他们的出现会引起同情，场景转换后却可能再不相干。


然而，对这样一个存在于社会边缘的流浪行乞人群，社会管理者却不能漠视。日前，《深圳经济特区社会救助条例》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对流浪乞讨人员“分类救助”引来关注，“以乞讨为职业的流浪乞讨人员”被单独列出。这种法规层面上的细化和改进，体现出一定的制度善意，也让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境遇改变有了更多期待。


不过，制度善意也体现在制度的不断合理化中。怎样算是职业行乞？如何进行合理救助？需要更明确的标准、更合理的规范和更精细的措施，才能避免在服务、管理和救助过程中出现随意性甚至造成“被强制”。


尽管广州相关部门声称，天桥底下为防止流浪者留宿而密布的水泥锥建于10多年前，但也让人感受持续的“空间挤压”；而深圳罗湖区城管可能因管区内出现流浪乞讨人员而被问责，也同样让人产生“负面联想”。如何让制度在执行中不走样，也是善意落实时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可否认，流浪乞讨人员会影响城市形象，也会给市民生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一些“恶意行乞者”背后还可能隐匿着犯罪，但这些都不应成为在管理中粗暴执法的借口。毕竟，救助是为了保障最弱势者的权利，管理也是为了让整体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正因此，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具体执行，理应以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善意”为出发点，哪怕是对职业行乞者。在日本东京，一些公园里还有专为流浪者搭设的帐篷。一座城市对流浪者的态度，标志着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制度执行，都有一个导向问题。强制救助收容的制度，不可能导向一个尊重包括流浪乞讨者在内的每个人权利的社会；而围观“犀利哥”时的集体狂欢，同样能在轻视甚至敌视流浪乞讨者的管理方式中找到根源。有句苏格兰名言说，善意是连结社会的锁链。只有更多诸如“分类救助”的制度，释放出更强大的善意，才能形成包容、尊重行乞者的社会氛围，也才能凝结广泛社会共识。


我们的社会需要从法规建设、社会保障和精神关怀等多个层面，充分展示善意，消解让流浪乞讨人群渐多的社会土壤。也需要采取更加细化、人性化的方法，发挥政府与社会共同救助的力量。唯如此，才可能使城市拥有关怀的温度。


（2012年7月5日）



楼市调控不能放松


王炜


坚定态度的同时，有关部门也需拿出更多办法


刚刚过去的6月，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延续3月以来的回暖态势，成交量环比5月再创新高。楼市的全面回暖，或许已是不争的事实。


房价反弹的风险在迅速积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尽管从统计数据上看，5月份多数城市的房价仍同比略有回落，但是，市场层面的变化比统计数据反映的要更快。很多地方排队买房的景象重现。在相同区域，新开盘项目定价普遍高于前几月，优惠促销的力度也减小了。二手房价格回升更是明显而直接，一些热点区域甚至又出现一天一价的情况。


楼市变化，“量在价先”。一般来说，成交量持续变化三个月到半年左右，房价会出现趋势性转变。第三季度，如果楼市成交量延续大幅回暖态势，对房价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同时，经济稳增长的压力、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降息带来的流动性、地方政府不断试探调控政策底线的举动、部分地方对限购政策落实不力，都对市场预期产生不利于调控的影响。市场普遍认为，楼市的“价格底”和调控的“政策底”已经双双出现，在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影响下，市场预期的改变会令房价出现趋势性反转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房地产调控已持续两年多，成绩有目共睹。但要保持这一态势，困难和压力也不断加大。如果价格反弹，楼市再次出现“越调越涨”的尴尬局面，前期调控成果可能毁于一旦。


近期，国务院、住建部、银监会等纷纷表态，一面澄清市场关于调控要放松的传言，一面重申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各级政府的坚定表态，让人们看到党和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态度仍然坚决、决心仍然坚定。这有利于缓和购房者的恐慌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市场预期。


坚定态度的同时，有关部门也需要拿出更多办法。既要继续严格落实差别化的信贷税收政策和住房限购等措施，更要针对市场变化的特点，动用相关政策储备，在支持首次购房和合理改善需求的同时，加大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的力度。尤其是对松动调控政策、房价出现较大反弹、社会舆论反映强烈的地区，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约谈甚至问责。


各方的心态也应该有所转变。地方政府应该真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上去，适应市场“退烧”以后正常的土地出让收入、住房成交量和房地产相关税收，逐步减少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开发企业应继续积极应对市场，采取以价换量的策略，更好地适应市场。购房者也应打消通过房地产投资实现财富快速增值的想法，认清住房将逐步回归到居住的基本属性。


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是调控的既定目标，继续巩固调控成果、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既是履行对人民群众的承诺，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构建符合国情的住房体系的必然要求。这不仅是少数人和少数地方的利益问题，更是事关推进转方式调结构、事关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事关筑牢执政基础的重大问题。房地产调控，任务仍未完成，不能放松，更不能反复。


（2012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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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电价“探路”仍需继续【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姜泓冰


举凡涉及民生利益、牵动社会利益格局的改革事项，惟有信任百姓、尊重民意，才能获得真心拥护，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


7月1日，除西藏和新疆外的29个省区市，一齐步入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时代。从两个月前的“闻调色变”，到5月份全国各省区市“集中听证”、6月份陆续公布实施方案，阶梯电价终于在备受关注、纷纷扰扰中有了定局，平静上路。


不过，阶梯电价方案的落地实施，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而对以水、电、气先行先试的中国资源价格改革来说，阶梯电价无疑更是一次“探路先锋”。


水、电、气、煤这类资源的价格改革，既牵涉长长的产业链条，又关乎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中国各地差异很大。这些领域的价格改革，重要紧迫却又格外敏感。以此次电价新政为例，越来越受重视的“节能减排”行动、越来越巨大的发电企业亏损额，令改革势在必行。但电是每个家庭的日常必需品，即便有的地方苦口婆心强调“不会使大多数家庭电费增加”，也难免引发公众的“恐涨心理”。此前水价调价、汽油涨跌，几乎每一个地方、每一次听证，都会引来关注、担忧乃至质疑。因此，资源价格改革中，改革的合理性与民意的承受度该如何理顺、求得平衡，是一个新课题。


尽管，还有一些省份的电价方案没有在7月1日前按规定公布，还有一些地方的群众对最敏感的“阶梯”首档电量额度不满，但客观地说，大部分地方电价的调整方案，是一次政府与民意间良性互动的体现。


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在方案制定过程中，能拿出诚意倾听民声、正视民意；另一方面，从媒体到消费者，日渐懂得要“主张”不要“抱怨”，用好听证会等正常渠道来主张权利。我们看到，“民意质量”在提高，不少消费者不再只是走过场的“听证帝”，大胆说话、理性主张，甚至出现过没有一名消费者代表对听证方案表示完全赞同的情况；我们也看到，“民意地位”在上升，许多地方的最终方案里，吸收了不少民意。最典型的一例，便是居民首档用电量标准平均覆盖了近九成百姓的日常需要，高出有关部门最初设计的80%目标。


并不是说，只有不涨价甚至降价才算“尊重民意”。其实，即使是一项利国又利民的方案，群众也可能会产生疑惑、发生误解。这种时候，耐心解释、求得共识也是尊重民意的表现。从这点上说，阶梯电价改革从草案、征询公众意见到听证会和方案修改、实施，也是一次吸纳群众智慧、完善公共政策、求得社会共识的过程。公共政策不可能让全体社会成员、不同利益体都满意，但必定是维护最大多数民众根本利益，必定最大程度地考虑民众的满意度。


电价改革仅是开始，“上路”后的方案也还需继续“探路”。但它走过的路也是一个提醒：举凡涉及民生利益、牵动社会利益格局的改革事项，惟有信任百姓、尊重民意，才能获得真心拥护，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


（2012年7月2日）



社保需要走出“碎片化”困境


白天亮


弥合“碎片”间的缝隙、满足不同群体的诉求、平衡方方面面的利益、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更加完善的顶层设计


国家《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27日向社会公布，引起了很多人的期待。许多人注意到，《纲要》明确，要在“十二五”期间，推进制度的统筹和衔接，并就养老、医疗保险方面的接续提出具体要求。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处于“碎片化”状态的社保制度，有望逐步实现“一盘棋”。


社会保障的“各自为政”状态一直备受批评。养老保险，就有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保、机关事业单位四种养老模式，缴纳方式、缴费标准不同、待遇更是相差甚远。医疗保险，也分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种，筹资方式、报销比例、起付线、封顶线等均不一致。制度的不同影响着公平的实现，也使参保人员在就业状态变动时面临不同种类社会保险的“选择难”、“衔接难”。


社会保障的“分疆而治”，让许多人深受其苦。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最高只做到省级统筹，虽然近年来国家制定了转移接续办法，但一些地方欢迎年轻人来缴纳社保、却不愿他们在那里退休，人为设置障碍，增加了不少参保人员的办理难度，甚至影响到其养老待遇的享受。更有大量随儿女在异地生活的退休老人，医保卡在异地失灵，看病吃药仍须回原工作地报销，一年年辛苦奔波，平添许多烦恼。


既然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医疗保险已基本实现对象全覆盖，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为什么整合衔接始终难以做到“无缝”，“一盘棋”的推进仍举步维艰？


是技术上不具备条件？还是缺少政策措施？这些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并非问题关键。我国“金保工程”开展近10年，预计到“十二五”末将有8亿人拥有社保卡，技术支持已经没太大问题。而政策方面，经过不少探索和努力，《社会保险法》已经相当明确，应该说方向清清楚楚、没有疑义。真正的难点，恐怕就在于利益调整。不同制度能不能进一步统筹整合？那些处于待遇较高制度中的参保者，会不会在这种“调整”中担心待遇降低而产生抵制拖延情绪？人员流动时社会保险关系能不能顺畅地跟着走？“转出地”希望人走了但别把统筹基金带走，“转入地”则担心要用积累的资金来补贴新来的劳动力，地方财政利益分配如果不合理，就会影响接续的实际操作。也正是利益的反复羁绊，使一些整合接续政策即使出了台也难以顺畅落地。


社会保障制度走到现在，成就和问题都不是一天形成的，不可能推倒重来再从零起步进行完美安排。弥合“碎片”间的缝隙、满足不同群体的诉求、平衡方方面面的利益、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更加完善的顶层设计。如今《纲要》的出台，给广大参保者以信心和希望。另一方面，有了顶层设计还要实施到位，这就需要方方面面打破陈旧的思维模式，提高对社会保障公平性、统一性的认识，不再光算自己的“小账本”，真正做到为百姓利益着想、为长远发展着想。


（2012年6月29日）



敢“审”更要督“改”


崔鹏


审计发现的问题能否得到彻底整改，是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考验


一年一度的审计工作报告受到社会关注。相比往年，27日发布的最新审计报告中，很多内容直指改革深水区和敏感区，进一步加大了对相关领域中妨碍科学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的相关问题的反映力度，可谓直面热点、不避敏感。


敢于触碰敏感问题，是审计工作应尽的职责，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涉及民生、关乎民心的政治问题。比如，报告中“5400多户未经资格审核即被纳入保障范围”、“2.1万户不符合条件或重复享受保障待遇”等，提出了一些决定保障房政策成效的关键问题，更关系到弱势群体住房权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当前，改革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凸显。以新医改为例，审计报告中“23家县级医院超过规定比例加价售药，多收取药费6732万元”等，折射共性问题，也提示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首先就要求我们善于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


当然，仅仅从宏观上指出问题还不够，还要从深层次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审计是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完善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审计监督的目的不是为了查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是通过揭示问题，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减少问题发生的几率。


今年，审计报告在深入分析审计署向有关部门移送的112起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及经济犯罪案件特点的基础上，总结出这些问题和案件的规律，包括日益呈现向民生领域渗透的趋势、借道“中介服务”等第三方进行权钱交易成为新形式等。这些分析从腐败案件与权力滥用之间的联系出发，既对案件的多发领域、新型手段和客观条件逐一梳理，又有典型案例佐证，对于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查出问题之后，不仅要分析“怎么看”，关键还要看“怎么办”。纵观历年审计报告可以发现，一些部门会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表示“积极整改”，但下一年却还是我行我素、“榜上有名”。


诸多问题之所以反复出现，同制度不完善有关系。事实上，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在很多领域已经建立起严谨、规范的制度体系，但审计报告反映的“老问题”却说明，很多制度并未被落实好。这也提示我们，审计只是监督形式的一种，还需与其他日常监督形式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审计发现的问题能否得到彻底整改，是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重大考验。这就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责任，切实加大整改力度，对于拖延、推诿甚至拒不整改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不仅如此，整改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审计报告中反映的具体问题，更要从这些问题中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健全制度、规范管理，达到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目的。


（2012年6月28日）



乱花公家钱，必须有人管


黄冠


“公益”、“公利”，需要不断调整、严格规范的制度予以保证


用得好好的办公楼，却斥资4000余万元装修，加钢结构、加大理石装饰，最终因为“楼体严重超负荷”成为危房，只好择址另建新楼。海南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座“装修死”的办公楼，引发人们追问：谁来为一个“公”字负责？


计划不断改动、预算水涨船高，工期几经拖延、职工租房办公……装修如此大手大脚又如此尴尬收场，恐怕与“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有关。花“公家”的钱往往不心疼，若是自掏腰包给自家装修，谁会如此漫不经心？还不货比三家、考量性价比，对品质负责，也对自己的钱包负责？


对于办公楼装修，相关规定清清楚楚。今年3月，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就强调，严格控制行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修建装修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禁止超标准使用和豪华装修办公室等。不论三亚这栋办公楼是否属于“豪华装修”、是否符合相关规定，都已在事实上造成了公帑的浪费，暴露出相关领导在决策、规划和执行时责任感的缺失。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公款虽然来自政府的“钱袋子”，却是为全体人民所有，包含着纳税人的贡献，不容挥霍。盯紧这一钱袋子，让政府行为能够“低投入、高产出”，是现代政治运行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管住公家的钱袋子，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基础。这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停在嘴上的装饰，而是检验执政能力、科学发展、民心向背的试金石。以三亚这栋办公楼为例，是谁提出装修动议、为何更改装修方案、是否经过专家论证，必须查个清楚，即使是集体决策，也应有主要负责人。拍脑袋工程、一言堂决策之下，难免会导致大楼倾斜的“不专业结果”，更可能产生“工程一响，黄金万两”的腐败猜想。


管住公家的钱袋子，阳光是最好的催化剂，权力需要关进“玻璃门”。“公家钱”用于何处、效果如何，纳税人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如果严控预算、公众监督，不断更改装修方案导致费用从最初的1800多万元到“4000万元也没打住”的情况，恐怕就不会发生。


管住公家的钱袋子，更要加强问责。2009年公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情形包括“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为了豪华，好楼竟装修成了“危楼”甚至可能成为“弃楼”，浪费了大量钱财，影响了为民服务，也极大地损害了政府部门的自身形象，倘只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另择新址重建，或只会轻描淡写地内部通报一下，这种睁只眼闭只眼的处理方式、当事人“不痛不痒”的结果，必然会让不少人心存侥幸，加剧“花公家钱不心疼”的心态。只有问责常态化，才能让更多手握公权之人，在涉及公款、公事、公务之时掂量掂量自己的乌纱帽，改掉“记吃不记打”的坏毛病。


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时代，“公益”、“公利”，需要不断调整、严格规范的制度予以保证。非如此，人人有责而人人不负责的“公地悲剧”，难免会在现实中一再上演。


（2012年6月27日）



电光幻影，如何呈现真实的中国


李泓冰


用电影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消解误读之墙的最好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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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人来说，电影从来都不仅是一两个小时的光影故事那么简单。看电影曾经是一次体面的约会，也曾标示文艺生活的一种风向。


6月24日谢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仿佛满足了对电影的一切想象。电影人的盛大约会，上千部中外电影……不单是尖叫着追星的年轻影迷乐此不疲，修复的《十字街头》等经典老片让中老年观众也穿着旗袍、西装走进影院，重温青春梦想。国内第一个国际电影节，世界九大国际电影节之一，亚洲地区最具规模、权威性和影响力……电影属于大众，电影节也是属于大众的节日。


然而，电影节也透出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在上千部影片中，中国现实题材的重量级电影付诸阙如。当全世界电影业都面临好莱坞电影冲击，当全世界的电影制片和编导都试图敲响中国市场的阿里巴巴之门，中国人如何做出、能不能做出关注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现实题材影片——这是一个醒目的问号。


根据年初的中美电影协议，中国每年将增加进口14部美国大片，美国电影票房分账比例从13%提高到25%。好莱坞影片正挤占着中国影院的空间和资源，也给中国电影制作造成极大压力。当美国人用《拯救大兵瑞恩》、日本人用《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等影片，或强悍或温情地向世界“赤裸裸”地宣说他们的爱国主义之际，中国故事难道只剩下旧俗奇观、武侠大片？


海外对中国的了解，曾经是“文革”的“小红书”和“蓝蚂蚁”，是千篇一律的大熊猫和双面绣，是清朝男人的长辫子和女人的小脚，是环境污染和廉价的“中国制造”甚至假冒伪劣……那也是中国，但是过去的中国，和中国的另一面。中国人和中国故事，在很长时间、很大程度上被遮蔽、选择和误读。世界对中国的兴趣与偏见同样强烈。可惜，银幕上不假思索地粉饰与不由自主地妖魔化，都让中国难以真实地呈现在世界面前。用电影来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消解误读之墙的最好渠道之一。唯有沟通才能了解，唯有了解才能信任，唯有信任才能合作。


要创作出好的故事，让好的故事变成东西方都喜欢的电影语境，这不仅仅是中国电影人的责任。我们有没有一个开放的、宽松的创作环境？我们有没有勇气在惨烈的电影市场大战中鼓励并坚持原创？我们能不能理性直面现实题材的复杂多元，同时又善于感性表达？


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观众令人感动的热情告诉我们，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先要让中国观众认可。他们是最善意也是最有水准的电影观众，他们需要尊重而不是取媚，需要多元而不是杂乱，需要被感动而不是被感化。而这，需要让银幕铺展于这片正发生着复杂而深刻变化的土地，需要让光影呈现出时代悲欢喜怒中最真实的况味。


赢得中国故事亲历者的关注与掌声，也必会赢得世界。


（2012年6月26日）



打破公共服务的“身份藩篱”


尹世昌


对治理者来说，改变公共服务中的“身份藩篱”现象，关键是更新治理理念，把公正、开放、包容的追求放在首位


近日的一些新闻，放在一起读别有感触。


一类是凸显“门槛”的。在北京，实名出租公共自行车进行试运营，但服务对象须有北京市户口。在杭州，新颁布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规定，想申领居住证须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另一类是消除“门槛”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外来务工人员也有了租住公租房的机会。


公共自行车，因为户籍限制，让“公共”有些缩水；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规定，因为学历限制，让“服务”打了折扣。对此，有网友感叹，租赁保障房都打破户籍限制了，为什么租公共自行车反倒念起了紧箍咒？


类似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还时有所闻。诸如招聘资格、落户限制、就学条件、贵宾席位等，把原本属于共享的公共资源和权益，按照各种身份标签进行再分配，其中暴露的问题值得反思。


诚然，由于供需矛盾尖锐、政府财力有限，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做到人人满意、个个高兴显然并不现实，实现有质量的普惠也需要一个过程，比如北京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已经承诺，试运营后会逐步放开，服务对象将由本地人覆盖到外来务工人员乃至旅游人口。但问题在于，只有在公正的治理规则下、公平的资源分配中，人人共享才会有坚实基础。


如何把握公共治理中的“公正”？有学者指出，这需要接受“无知之幕”的检验——判断一项决策是否公正，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放到一个幕布后面，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走出这个幕布后是什么角色。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也不会去谋求不必要的过多利益，保证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


走出“幕布”，你可能是本地人，也可能是外地人，可能是大学毕业生，也可能是大字不识一筐的人，这时候，你还会把本市户口作为拿到公共自行车钥匙的条件吗？会把高中学历作为申领居住证的条件吗？这就是转变思维方式带来的观念变化。


对治理者来说，改变公共服务中的“身份藩篱”现象，关键是更新治理理念，把公正、开放、包容的追求放在首位，在人们权利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习惯性地依赖户籍约束、条件准入、区别对待等老办法，换取管理上的“便利”和“效率”。


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是包容性发展的根本目的。实现这一目的，需要长期的过程，但更需要从一开始就在公平正义、开放共享的轨道上运行，扫除由于区域差别、城乡差距、经济条件等造成的现实障碍，让社会管理者的思维更为开放亲民，让社会成员的心态更为理性豁达。正如北京公共自行车可在全市通存通取，人们期待，用社会公正之轮驱动的公共服务，不断打破身份藩篱，实现全国的“通存通取”。


（201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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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奇迹离我们有多远


郝洪


“一丝不苟”的使命与责任，不仅体现在“神舟”飞天、“蛟龙”入海的辉煌时刻，同样需要直面日常的现实问题


这是值得每个中国人自豪的时刻。6月16日，浩瀚星空再次迎来中国客，神舟九号成功发射，续写人类太空探索传奇。此前一天，遥远的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中国自主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下潜至6671米，又一次刷新中国载人深潜纪录。


可上九天，可下五洋，中国的探索成就令世界印象深刻。而国人自豪之余，也引来更多感叹。正如有网友在人民微博上写道：一丝不苟零失误，全力托起中国魂。


对当下中国而言，这种解读似乎更具现实意义。航天技术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唯有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能创造出一系列“神舟”奇迹。对航天人而言，要长期保持这样的工作状态，依靠的是严格的制度保障，以及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他们的脚踏实地、淡泊名利、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看似远离了现实生活，被定格为一种特殊的风景，然而，扪心自问：这样的精神品质和职责坚守，难道不正是我们社会的“稀缺品”，不正为人们呼唤和渴求吗？


是的，这种责任与需求，不仅体现在“神舟”飞天、“蛟龙”入海的辉煌时刻，也同样需要直面日常的现实问题。不管是关系国家荣誉、民族发展的重大工程项目，还是牵涉千千万万百姓利益的民生事项，都需要以责任来护航，以扎实的行动去达成。


社会生活中，因为对责任的忽视与逃避，让许多“不该发生的事”频现，进而从反面凸显了“尽责”对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性。“神舟”奇迹给我们以启示：责任感不是天生的，有赖科学的教育和制度的培养。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说“被祖国需要是一种幸福”，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是一代代航天人执着、奉献的航天精神、航天文化孕育出来的，是严密的制度管理中培养起来的。此次“神九”飞天，就有107份详尽的应急预案、500多种故障预案，其中仅涉及手控交会对接的就有100多种，具体到每个岗位、每个人、每一环节。


中国航天技术的进步，见证了新中国60多年曲折的发展历程。今天，当我们仰望星空，为“神舟”自豪、为航天人喝彩的时候，也应当让“一丝不苟”的职业精神渗透进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岗位，融入社会肌体的运行。那样，能有多少事情比“登天”还难？


（2012年6月18日）【更 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托起飞天之梦


赵永新


正是凭借务实的精神、扎实的作风、笃实的干劲，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才书写了世界航天史上的传奇【更多免费 素材，微信lbgzkf1】


6月16日18时37分，搭载景海鹏、刘旺、刘洋3名航天员的神舟九号飞船点火，顷刻间直冲云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此次飞行任务又将创造中国载人航天多项新纪录：航天员首次拜访太空小型空间实验室，女航天员首次写下太空传奇……中国人朝着20XX年前后建成空间站的梦想，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此时，让人不禁想起冰心老人的诗：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夺目的载人航天辉煌，正是几代航天人不懈奋斗的成果。


漫游浩瀚太空、探索宇宙奥秘的载人航天事业，是全人类的梦想，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苏联、美国在1961年就把航天员送入太空。面对如此大的差距，起步于1992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没有急躁冒进、好高骛远，而是立足国情、求真务实，制定了发射载人飞船、实现交会对接、建造空间站的“三步走”战略，也正是由于坚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中国载人航天路线图得以稳步实施、扎实推进。


载人航天是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风险无处不在，成败系于毫发，因而质量就是生命。上起工程总指挥、下至车间工人，所有参演参试人员都时刻铭记“扎实”二字，态度老老实实、干活踏踏实实，“严、深、细、实”体现在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力求分秒不差、万无一失，夯实了“神九”飞天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基础。


载人航天事业是挑战极大、难度极高的科学攀登，每一次成功飞行的背后，都要面对意想不到的困难、经历大大小小的失败。在局外人难以想象的挑战面前，载人航天工作者迎难而上、知难而进。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夜以继日、遇挫弥坚，让一个个问题“归零”，把一个个障碍消灭，最终实现设施设备零故障、技术操作零差错、组织指挥零失误，用精益求精的出色表现托举起“神九”飞船的太空之旅。


正是凭借务实的精神、扎实的作风、笃实的干劲，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才书写了世界航天史上的传奇：从“神一”到“神八”，从无人到有人，从一人到多人，从一天到数天，从首次出舱到首次交会对接，中国航天人次次成功、步步向前，写下了与熠熠星空交相辉映的“中国故事”。


与前无古人的载人航天事业一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梦，也不会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前进路上挑战重重。载人航天工程的成功实践，对于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给予了诸多启示。


此时此刻，神舟九号飞船正沿着预定轨道平稳飞行，向天宫一号一步步靠近；此时此刻，世界导弹之父冯·布劳恩的名言更加清晰响亮：那些一次次为人类进军宇宙的喜讯翩翩起舞的人们，我向诸位请求——请不要把你们的舞鞋挂起来。


（2012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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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中国”呼唤社会参与


张彦春


推行“有奖举报”，善用公众能量，才能让食品安全监管更加“耳聪目明”，让“舌尖上的中国”散发出幸福滋味


食品安全看来要下决心打一场“人民战争”了。6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引人注目的是，国务院将治理视野进一步投向了社会层面，提出动员全社会参与、构建群防群控工作格局。推行食品安全有奖举报成为其中最受关注的一项举措。


社会力量一直是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参与者。虽然有过“致癌香蕉”的误以为、“生蛆柑橘”的夸大化，但从总体上看，媒体、网友、普通消费者的举报作用举足轻重，从三聚氰胺牛奶的曝光，到发现“地沟油”利益链条，再到最近“药袋苹果”问题浮出水面，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而美国食品安全治理之所以迎来拐点，也得益于19世纪下半叶的全民“扒粪运动”。


尽管我国高度重视并不断完善食品安全体系，但问题依然严峻。这与当前食品安全的风险监测与评估预警水平不高有很大关系。因此，从制度层面推行举报，尤其是用“有奖”方式来鼓励倡导，体现了国家层面调动民间力量、治理食品安全顽疾的诚意和决心。


实际上，早在去年7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就出台了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各地也纷纷“悬赏”以待爆料者。但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实施上，如何善待举报人，激发和呵护举报热情，进而形成公众参与和政府监管的合力，依然需要继续探索和创新。


举报者需要宽松的环境。不管是“网友曝”还是“媒体报”，抑或是“深喉说”，都可能只是发出了食品安全问题的“第一信号”，信息本身也往往有待于核实调查。那么，对待举报，是闻过则喜、有错必纠？或者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还是把举报人视为麻烦制造者，揪住举报内容的个别失实细节倒打一耙，甚至打击报复？对举报内容的不同态度，反过来影响了举报者人数的多少和音量的大小。


食品安全关系每个人的健康。对老百姓来说，举报既是公民的社会责任，也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方式。有没有奖金并不是最重要的，大家更关心的是，有没有顺畅的举报流程和有效的反馈机制。目前，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举报无门、回应无期、问题无解的现状，一方面让不少举报人很受伤，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删帖网站等“李鬼式”维权机构借举报牟利的行为，恶化了举报环境。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完善受理环节，规范核查程序，及时查处并回复举报人，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保证举报人安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举报人与受理方的正向反馈，增强人们的举报意愿和举报实效。


食品安全是重大民生问题，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只有善用公众的信息能量，才能为餐桌安全多设置一些预警器，让食品安全监管更加“耳聪目明”；也只有打好这场攻坚战，才能让“舌尖上的中国”真正散发出幸福滋味。


（2012年6月15日）



四千万选票说明了什么


唐宋


千万网民“鼠标投票”，不仅放大了“党员之星”的示范效应，更开辟了新媒体时代扩大政治民主的新途径


4300多万张选票，14万条留言……为期10天的网上投票推荐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活动近日落下帷幕，参与投票的人数之多，在历次网上投票活动中可谓罕见。


井喷的投票热情，折射了民众怎样的心声和期待，传递了哪些信息？


4000多万选票的背后，是沉甸甸的民意。这次票选的“党员之星”，大多来自基层一线，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业绩，赢得了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对这些“民星”的追捧，体现了民众心中向真向善向美的情怀，体现了巨大的参与热情。


在互联网成为“第五空间”的今天，千万网民“鼠标投票”的热情，不仅放大了“党员之星”的示范效应，为时代提供了新的精神支撑，更开辟了新媒体时代扩大政治民主的新途径。


近年来，我们在很多热点新闻中看到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忱，不仅体现在民主选举等政治活动中，还体现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诸多方面。浙江永康在报纸上公布“吃空饷”名单，被民众抢购一空，让“吃空饷”者吃不下去。湖北利川市人社局“萝卜招聘”事件引发网民热议，最终违规招聘被及时取消。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像森林中的“啄木鸟”一样，帮助我们党清除肌体的“病虫”，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指明了方向。群众的参与热情，是治国理政的民意基础和智慧来源。对此，各级党组织不仅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还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来。这次网上票选优秀共产党员，就是一次主动设置议题、让群众有序参与的生动实践。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的良性互动，让我们对民主参与给予新的期待。


在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有人曾有这样那样的担心。这些担心自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因噎废食，裹足不前，不敢探索和实践。正如群众认可的党员才是真正优秀的党员一样，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才是真正到位的民主。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无论是政治民主还是经济民主，都不能关起门来，把广大群众排除在外。近年来，从村民自治到城乡同票同权，从开门立法到网络问政，从政务公开到党务公开……为了吸引群众参与民主政治，我们党从理论到制度都有新突破、新举措，不断夯实民主的群众基础，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公众有序参与已经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亮点。


从延安时期的“扔豆子投票”到信息时代的“鼠标投票”，民主的形式更现代，群众的参与更广泛，民主的范围和领域逐步拓展。期待饱含民众真情的4000多万选票，不仅推动全党的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而且推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稳步前进。


（2012年6月14日）



谁为“无人问责”担责


李泓冰


类似货运安全、秸秆回收等问题的久拖不决、无人问责，在很多领域都大面积存在，就此埋下多少隐患，付出多少血的代价


最近，高速公路上险情不断。


与最美司机吴斌遭遇“飞来横祸”相仿，光是浙江境内的高速公路，3天内就接踵发生两起飞物伤人事件。都是大货车飞落物体，制动毂、脚踏板、挡泥板……也均属交通意外，无人承担刑责。


更惨痛的是，6月9日晚，安徽蒙城段发生连环追尾事故，致11死59伤——仍然没有直接责任人，警方给出的原因是“沿线焚烧秸秆产生烟雾影响能见度”。


是了，小小的秸秆近来成了新闻主角。5月下旬以来，各地进入秸秆焚烧高峰期，武汉、南京等大城市雾霾锁城，PM2.5污染爆表，百姓深受其害……


不管是高速公路上的大货车飞出物体，还是秸秆焚烧，都只能让人徒感无奈——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生命屡受伤害，却无人为此担责。


然而，这些“飞来横祸”、“交通意外”就真的无法防范、没有责任人吗？


中国的大型货运，其病在骨，由来已久。有一个反差强烈的怪现状：欧美的大型货运汽车往往是外形洁净、内饰舒适、安全性能极高的昂贵品牌，国内的货运卡车却常是尘满面、鬓如霜的寒碜面目，品质差、安全性低，四处抛撒，踉跄上路，惹得路人生厌生惧，土方车频频肇事、危险品运输也事故频发。而面对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抱怨“不超载根本赚不到钱”的货车司机常常铤而走险，超载现象相当普遍，更加剧了车况、路况的恶化。倘若没有建设性的疏导举措，赢利与安全的冲突还会更加尖锐，无人担责的恶性事故还会发生。


而说起惹是生非的秸秆焚烧，农民也一肚子无奈：秸秆无人回收，不烧如何处理？让农民为此花钱似也不近情理。那么，政府就没出过招吗？非也。据报道，南京就有不少政府出资建的秸秆气化站。然而，有的气化站就从来没烧过秸秆，建成不久就荒废了。原因一是无人上门收秸秆，二是生产的燃气质量差、不稳定，村民不愿用。至于为此浪费的资金，仍是无人追责，而失控的秸秆焚烧则继续大摇大摆狼烟四起。


类似货运安全、秸秆回收等问题的久拖不决、无人问责，在很多领域都大面积存在，像秸秆焚烧般蔓延成了一种“会呼吸的痛”——不负责任的惰政气息、漠视规则的民众意识，甚至于对问题的集体宽容，一起弥漫于我们周围，就此埋下多少隐患、产生多少病灶、付出多少血的代价。而恰恰是因为出了事、死了人也无法追责，任何人、任何部门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反过来又使这类隐患病灶继续潜伏、恶化，让痛在我们身上来回流动。


要治愈这种“会呼吸的痛”，需要加强管控，把无形的责任有形化、具体化，让环保、安监、交通运输等部门立下军令状，让“有关部门”和当事人逃无可逃，让那些想在“无为”中顺利升迁的官员落空……


（2012年6月13日）



靠什么打破“打车难”僵局


徐立凡


“打车难”的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利益格局。仅凭放开市场和价格管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服务水平


打车难，是国内不少城市的顽疾，社会各界为此颇费脑筋。最近，关于取消特许经营、从而取消出租车承租金即出租车司机们常说的“份子钱”的呼声较高，希望以此撬动“打车难”僵局。


但这是否真能破解“打车难”呢？并没有这么简单。


打车难，实质是供需关系失衡、服务水平不高在出租车市场的表现。按理说，放松数量和价格管制，通过市场对出租车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应该能对症。但是，出租车行业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竞争性行业，也是公共交通的补充体系，具有公务服务的属性。完全通过市场化配置是否能够保证公共服务性不受损伤，需要打个问号。


实际上，“打车难”的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利益格局。特许经营的高门槛、公司化管理模式、成品油价格的波动，构成了出租车市场的主要成本，影响着司机和乘客的行为选择。如果“份子钱”在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中占比过高，那么司机作为服务终端就会算：什么时段跑车性价比最高、什么路径最划算，由此导致需求与供给错位，甚至出现“高峰期是‘的哥’休息时”的怪现象；如果公司偏重于收钱和罚款，就会造成公司利益与出租车司机利益脱节，进而转化为与市场需求的脱节；如果油价补贴机制不能及时兑现，司机和乘客就会认为自己是最后的埋单人，加剧这个市场的互不信任。


取消特许经营，固然有助于平抑价格上涨，但由于出租车业的基础平均价格还包括上游的成品油价格，仅凭放开市场和价格管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不能解决提升服务水平的问题。


还要看到，市场完全放开后，出租车业势必要通过供大于求这个阶段才能形成新的行业价格水平。由于出租车业优化服务的空间有限，最后只能通过价格战占领市场，难免导致服务水平下降。此外，取消公司化模式后，行业管理的职责只能落到政府身上。问题是，政府的触角不可能触及每辆出租车，这就有可能导致管理盲点出现、运营潜规则滋生。


所以，取消特许经营未必药到病除，对其潜在风险更需充分评估。就现有运营和管理模式看，恐怕还是应该寻求更稳妥有效的办法。比如，对特许经营的价格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份子钱”实行集体协商，改变当前普遍存在的公司强司机弱的情形、增强司机的话语权。最近，兰州市有关方面通过平等协商，决定从7月1日起把出租车每月“份子钱”下调180元，希望有助于调动司机积极性。再如，把目前的承包挂靠模式转化为员工制经营模式，将司机角色转变为公司的出资人、股东角色，相信利益格局的合理调整必能改变公司利益与司机、乘客利益的脱节。


出租车是流动的微型社会，出租车业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从根本上说与社会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同质。从这个角度说，包括财税体制、道路规划和交通管理在内的诸多环节，都需要加入到改革中来，“打车难”的顽疾，才会找到医治良方。


（2012年6月12日）



干部应拥有“诚信身份证”


王石川


对造假之害认识不足，尤其无视干部造假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损伤，是“宽容”造假的思想症结


山西省河津市一名科级干部履历造假事件有了新进展，曾11次填报不同出生日期、伪造学历的该市住建局局长薛新民，8日被免去行政职务。


“百变局长”的称号，描绘着薛新民的人生轨迹。为了入党、升迁，他需要年龄大时就改大，需要年龄小时就改小；需要工龄提前时就提前；需要学历高时就改高。本应严肃准确的履历，成了可随意揉捏的橡皮泥。“百变局长”终被免职，这是对群众举报和媒体曝光的正面回应，亦是捍卫制度尊严的必然要求。


履历造假显然违反了《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更是禁止在干部录用、考核、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而薛新民造假20余年，2010年才受到了“略施薄惩”的党内严重警告，今年2月还能在舆论风波中调任住建局局长。少数造假者如此“位稳权固”，折射出怎样的问题？


从一身是假的王亚丽到一路造假的薛新民，近年来，官员履历造假频频被曝光。一个常见的处理逻辑是，当事人被群众举报、媒体报道之后引发了舆情震动，有关方面在舆论压力下终于“动真格”。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有的干部当初只是蚁贪，但慢慢成为硕鼠。同样的道理，如果干部连履历也敢造假，那会不会如法炮制其政绩？如果造假成本总是很低，事后问责总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那又怎能遏制后来者为“前程”修改履历的冲动？面对造假干部，一些部门为何手下留情，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姑且不论这种“宽容”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从观念上反思，对造假之害认识不足，尤其无视干部造假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损伤，是重要的思想症结。表面上看，“百变局长”10多次修改履历是个人行为，但由于其公职身份和社会影响，造假游戏也在挥霍当地政府的信用资源。从不无担忧的街谈巷议中，从网友的拍砖乃至恶搞中，人们感受到的不只是“百变局长”个人信用的破产，更有政府公信等“无形资产”的悄然流失。


“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一大支柱，党的干部理应成为求真务实的表率，把说真话、办实事作为政德底线，如此才能用好手中权力，取信于民。如果容忍造假行为、宽纵造假干部，让造假者吃香，难免形成恶劣的破窗效应，也让不少公众面对干部简历，“自发”地滋生怀疑情绪。


“百变局长”虽然被处理，但如何让干部拥有“诚信身份证”，实现政府公信力保值增值，依然是摆在党员干部和监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2012年6月11日）



“生源危机”能否成改革契机


郝洪


东部地区毕业生的多元化选择与中西部地区愈加激烈的高考竞争，使高考改革问题迫在眉睫


高考日，全国900多万考生走进考场，开始人生关键的一场搏击。不过，与以往相比，这也许算不上是“搏击”了——高考生源逐年下降，高校扩招不减，加上保送、留学、自主招生的多元选择，通往大学的路似乎不那么拥挤。有人甚至断言，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时代正在过去，未来高校甚至将面临生源不足的危机。


据有关机构日前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从2008年的1050万人，到今年的915万人，4年来，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下降近140万。以上海为例，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仅5.5万人，录取计划为4.9万人，剔除部分不填报志愿和最后不参加考试的，在上海，“高考落榜”或许真的可以成为历史。


但是，请不要忽略报告里另外一组有价值的数据——今年，在全国高考报名总数减少的情况下，12个省（区、市）的报名人数较去年增加，其中一半在西部地区。这意味着，当一些地区笑谈90%甚至可能是100%的高考录取率的时候，上述这些省份里，拥挤在高考“独木桥”上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这就是今天中国高考面临的现实：一方面，在东部发达地区，高中毕业生们的选择越发多元；另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广袤的乡村，孩子们仍然需要在每年夏季进行一场“鲤鱼跃龙门”似的激烈搏杀。高考的区域不平衡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中西部高考人数为何不降反增？一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教育基础薄弱，在自主招生、保送、出国留学的竞争上先输了一截，拥挤在高考“独木桥”上的人必然不少；二是，因为户籍问题，不少在大城市上学的孩子须返乡高考。对前者，需加大对中西部基础教育的投资；对后者，则需要进一步加大高考招生的均衡化。


加大中西部教育投资是一项长期政策，需要可持续的制度保障；解决好招生比例的区域差距，恐怕迫在眉睫。有数据表明，2011年，北京大学在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每万名考生中录取不到一人，在北京却高达32.6人，而上海籍考生考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数的53倍。一直以来，“异地高考”呼声日隆，改革却难以迈出实质性步伐，既是因为以户籍制度为名、画地为牢的高考模式保护了某些地域利益，也是因为高考涉及的面广而杂。


既然我们把统一高考作为现阶段高校人才选拔的重要手段，就要追求和确保竞争的公平公正，这不仅顺应流动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也能通过这种改革避免生源锐减高校面临的“生源危机”。


可喜的是，从今年开始，北京、福建、山东等一些地区已经计划开始异地高考的尝试。教育部门也表示，鼓励各省区市结合实际，尽快推出异地高考方案。我们期待这项“重新切割蛋糕”的改革，有更好的突破和进展。


（2012年6月8日）



“善待”不能仅靠曝光倒逼


李天扬


若凡事都像算盘珠子一样，非要等到舆论之手来拨一拨，方才动一动，那离责任政府的标准、离人民群众的要求，相差太远


在我们身处的大城市，25元能干什么？打一次车？买一本书？喝一杯咖啡？吃一顿快餐？可是，这区区25元，竟是一位乡村代课教师一个月的工资！


贵州省纳雍县代课教师的25元工资在网上“晒”出后，立刻引起围观、留言。贵州省纳雍县政府5日作出回应，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未转岗代课人员“按每月1000元的待遇进行发放”。仅一天时间，代课教师的收入涨了近40倍，不得不让人感叹网络力量的强大。


对于媒体的监督，不少地方的态度是充耳不闻，不回应、不解释、没举措、没行动。相比较下，纳雍县政府能够及时关注网络舆论，作出迅捷反应，值得肯定。可是，值得深思的是，既然问题一天就能解决，为什么在网友曝光之前，当地行动迟缓？


诚然，乡村代课老师的结构，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在乡村学校撤并的背景下，乡村老师的“门槛”也提高了。但即便如此，对那些学历低、水平低的代课老师，也要善待。一则，目前还不可能将他们完全取代；二则，他们为西部乡村教育奉献了青春、作出了贡献，不能冷冰冰地“清退”，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靠每月25元艰难度日。


前几天，另一则代课教师的故事感动着大家。四川省宣汉县厂溪乡东梅教学点的代课教师官晓峰，坚守深山小学25年，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不得不冒风险跑“黑摩的”。可以说，纳雍和宣汉的代课教师们，凭着对孩子的爱、凭着理想信念坚守在三尺讲台。


亿万网民的点击和关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乡村儿童、投向代课教师。“六一”期间，不少网友贴出西部乡村儿童的照片，提醒身处大城市的人们关注乡村，那破旧的校舍，令人眼睛发酸、心情发沉。同样艰苦的条件下，坚守教学岗位的乡村教师像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没有他们，贫困山村孩子们的求学之路，必将灰暗很多。


善待乡村代课教师，是政府的责任。对代课教师这些作出重大贡献的弱势群体，政府部门应格外关心，主动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诉求和苦衷。即使有些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也要把实际情况和困难向群众说清楚，做好疏导工作，而不是漠然视之，坐等问题发酵、矛盾激化。


面对网民关注和舆论监督，各级政府部门纷纷设立网络舆情监测部门和应对机制，这是进步、是好事。但是，不能总是消极被动地等着舆论倒逼。若凡事都像算盘珠子一样，非要等到舆论之手来拨一拨，方才动一动，那离责任政府的标准、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相差太远。对于存在的问题，政府部门必须从大局出发、从群众利益出发，周密谋划、主动工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方不负“人民政府”之称谓。


（2012年6月7日）



谁来保护农村的“碧水蓝天”


孙秀艳


农村环境质量是保障菜篮子、米袋子、水缸子安全的命根子。保不住这个底线，我们的健康福祉将成为空谈


6月5日，环境保护部发布《2011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其中指出，虽然我国环境总体质量保持平稳，但农村环境却令人揪心。这不啻是一个提醒：当全社会的“环境权益”意识越来越浓、一个PM2.5就可以在全国引发一场“城市环境风暴”时，有多少人注意到，农村的生态环境却在变得越来越脆弱？


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曾是人们对农村最深刻的印象，而现在，许多地方的农村正在告别“世外桃源”、远离“鱼米之乡”，成为污水横流、黑烟四散、土壤含毒的污染重灾区。


农村环境何以失守？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农村环境失守，是农村环境保护长期缺位的结果。由于城市污染相对集中、治理技术工艺成熟，治理效果容易显现。长期以来，国家及地方污染治理项目、资金的倾斜，使城市环境有了较大改观。相较之下，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许多乡村甚至没有基本的垃圾、污水收集设施，更谈不上就地处理，“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现象十分普遍。更让人忧心的是，农村污染防治机制还没有理顺，资金保障、监管力量都还很缺乏，致使污染状况持续恶化。


农村环境失守，也是一些地方忽视农村污染防治、对污染转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目前，农村既有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化肥农药使用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还有工业点源污染。随着城市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被城市拒绝的重污染工业，又成了不少农村招商引资的香饽饽。这些重污染工业吞噬、蚕食着青山绿水，造成农村环境质量急速下降。


客观地说，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以奖促治”等政策措施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不小进步。但由于资金有限，目前多停留在示范阶段，难以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城市居民一样，广大农村群众也有权利获得质优的环境公共产品。这是保障数亿农村群众身体健康的需要，更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


从更大的视野看，农村环境并不只是农民的环境权益问题。农村环境质量是保障菜篮子、米袋子、水缸子安全的“命根子”，保不住这个底线，百姓的健康福祉都将成为空想，而各级政府承诺的“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也难免沦为一句空谈。


遏制农村污染加剧的趋势，固然要加大投入、加大查处力度，搞好末端治理；更要关口前移，防止城市“人人喊打”的重污染工业潜入广袤农村。只有改变当前一些地方环境保护重城市轻农村、重治理轻预防的现象，提速农村环境治理，才能有农村的“青山绿水”，也才可能有全国的“天天天蓝”。


（2012年6月6日）



驱散“精神留守”的阴云


詹勇


在流动时代中成长的许多孩子，面临着亲情饥渴、关爱缺乏等问题。精神上的“留守”状态成为他们心灵一角最触目惊心的标识


儿童节虽已过去，但关于儿童的话题与思考依然在继续。


日前，一部3分多钟的视频短片《给爱多一点时间》，讲述了一个农村留守女孩用5年时间盼来了有父母陪伴的儿童节的故事。片尾字幕“父母的时间是对孩子最好的礼物”让很多人心里一动。而近日发布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群体成为家庭暴力重灾区。累累伤痕让人心疼，但孩子心灵会刻下怎样的印记更使人忧心。


这些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社会症结：在流动时代洪流中成长的许多孩子，更突出地面临亲情饥渴、关爱缺乏等问题。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空间距离产生“心理疏离”，到城市生活压力之下的家庭暴力潜流，精神上的“留守”状态成为他们心灵一角最触目惊心的标识。


在教育学上，父母被视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孩子最好的成长是与父母在一起，在爱的注视下渐渐长大。那些“精神留守”的孩子们，在暮云四合的村口苦苦守望父母归来，在午夜梦回的呓语中念叨着爸妈，在回家挨打的恐惧中沉迷于城市网吧，孤独与紧张、失落与焦虑，成为这个年龄段本不该时常体会的心理感受，化为笼罩童年的重重阴云。


这样的心理状况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个体成长的问题，更是市场化、城镇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在广西天等县温江村，新生代农民工从“被遗忘的角落”冲向城市，“砍手党村”的恶名向人们警示着道德畸变、心理失衡对一代人的毁伤；在浙江侨乡青田，一些留守儿童在自家别墅阳台上顾影自怜，“捧着欧元的精神孤儿”诉说着幼小心灵渴望用物质之外的力量来充实。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要像对待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儿童的心灵。实际上，近年来“精神关爱”的阳光，正倾洒在越来越多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上：“代理妈妈”的出现、“儿童之家”的成立、城市教育资源的共享、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怎样减少孩子们为“不完整的城镇化”付出的幸福代价，正处于艰难探索中。


“妈妈，我不要新书包，只要你回来……”农民工陈九英无意中看到女儿的日记，“心在滴血，却又不得不远离孩子，到城市里谋生”。也许，当我们的社会读懂并破解了这样的无奈与痛楚，“精神留守”的阴云才能被驱散，5800多万留守儿童与父母“在一起”的愿望才会不再遥远。


（2012年6月5日）



伟大高尚从平凡中起步


姜泓冰


如果每个行业都有“最美司机”、“最美女教师”这样的人，我们的生活就会少些焦虑紧张，多些信任与快乐


在平凡和伟大之间，究竟相隔多远？在庸常与高尚之间，如何搭建起顺畅的通道？


这几天，在网上疯传的“最美司机”视频，让我们在唏嘘和感动之余，有所思索和感悟。


“最美司机”名叫吴斌，是杭州的长途客运司机。5月29日中午，他驾车载着24名乘客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被一块迎面飞来的数斤重大铁片砸中。此后1分16秒里，吴师傅强忍疼痛将大客车缓缓减速、停车，拉好手刹、打起双闪灯、打开车门疏散旅客。最后一刻，他还不忘叮嘱乘客“别乱跑”。


因为伤势过重，6月1日，48岁的吴师傅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面对媒体，他的同事没讲出多少他的“故事”或“闪光点”，只说“他是一名非常平凡的驾驶员”。


但，就是这位“平凡的驾驶员”，从2003年驾驶长途客车至今安全行驶100多万公里，从来没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和旅客投诉。他在生命最后一刻艰难完成的一系列动作，最真实地展现了一名职业驾驶员高度的职业素养。如果不是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将维护乘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很难想象，一个人会有那样毫不犹豫的瞬间选择。


吴斌和“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原本都是我们身边无数外表平常、职业普通、生活平凡的普通人，却因为意外遭遇的瞬间考验而陡然焕发出令人敬仰、感铭的耀眼光亮。在这个造假横行、有人专靠突破道德底线成名获利的喧嚣年代里，他们让冷漠、自私的人看到了人性本善的光辉。


一般来说，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终身都不会经受“千钧一发”式的考验。这样的考验机会，越少越好，因为它要么意味着遭遇天灾，要么就是出现了制度缺陷或某些人的行为疏漏——比如从高速公路中间飞出、成为凶器的铁块，没准就是由于某个人工作的疏漏所致。但吴斌、张丽莉们接连涌现，却也击中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我们知道，即使在浮躁、功利、戾气深重的社会环境里，依然有一大批人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高尚的品格。我们可以安心地将自己幼小的孩子交托给张丽莉这样的老师，将在异乡旅程的生命安全交托给吴斌这样的司机。如果每个行业都有这样一些人在，我们就会少些焦虑紧张，多些信任与快乐，生活就能更美好一些。


伟大与高尚多半来自日常细行的积累和沉淀。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因为任何高尚、伟大的品性，归根结底，都起于一个人的日常行为和修养。在社会道德重建中，多些职业操守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和锤炼，我们的身边就会少些假大空，多些真善美，少些平庸，多些高尚。


（2012年6月4日）



乡村“野草莓”怎样有春天


李泓冰


倘若任由留守儿童在乡村“野蛮生长”，缺少父母关爱、缺乏安全感的他们，可能引爆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问题


“六一”儿童节，孩子们的好日子。可是，在江西宜春塘溪村的王家，有5个孩子再也过不上儿童节了——相约去采摘野草莓的他们，在水塘中溺亡，父母在外地打工，祖父母年迈，这个家的未来骤然崩塌……


据央视报道，农村儿童的群体性溺亡事件时有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监护，有如散布原野的“野草莓”。当孩子们接近危险时，无人提示，乏人搭救。威胁他们的，还不独是水与火的无情，更有心灵上的情感荒漠，他们对社会、对家庭、对父母都有严重的疏离感，甚至从极度的亲情饥渴中生出恨意。


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已经十余年了。儿童节在即，这样的忧困不断跑上报纸的版面，跑进电视新闻的画面，逼视着我们：还能继续漠视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吗？儿童节一过，“野草莓”们会不会继续散失天涯，走出公众视野？


在谈到孩子的话题时，媒体通常更热心关注的是，小升初拼抢、小胖墩儿现象、高校自主招生等，集中于城里孩子“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而不是农村“野草莓”们的基本生存困境。倘若任由这些“野草莓”在乡村“野蛮生长”，缺少父母关爱、缺乏安全感的他们，会不会引爆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问题：失学、失业、失婚，家庭失和、犯罪率上升……


教育公平是衡量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基点。乡村大量留守儿童面临家庭资源、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失衡，人生上升的空间逼仄。其责任不在他们的父母，而在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对乡村的多取少予。这造成了城乡人力资源、教育资源、社会保障的巨大反差。对乡村儿童来说，暂时处于底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独的成长过程带来的安全感缺失、反社会倾向，更有城乡二元结构侵蚀着他们向上的希望。


在这样的严峻现实中，有没有更好的渠道，给“野草莓”们输送物质和精神的养分？让父母返乡显然不现实，那么，从教育入手是否可行？借着教育投入占GDP超4%的承诺在各地渐次实现，不妨由政府牵头，大力巩固并改善乡村教育，大幅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多种方式鼓励城市富余的人才资源向乡村教育流动，给留守儿童更多关爱和希望。


当下，农村学校营养午餐的试点正在进行，乡村学校的盲目撤并也得到反思。改善留守儿童的困境，我们在寄望于政府的同时，同样寄望于乡村学校和老师，他们是孩子们的文明之光和情感之烛。当年，叶圣陶、陶行知等大师级教育家，都曾身体力行从事乡村教育；不少县、乡的中小学校长，曾是当地颇受礼遇的社会贤达。今天，进一步提高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提高乡村教育的条件和质量，对于点亮“野草莓”的人生希望，至关重要。


（2012年6月1日）



喜看农民工就业新变化


王慧敏


从为劳动力转移发愁到高薪“抢”农民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如果时光倒流10年，恐怕没有人会相信这则新闻：中西部高薪“抢”农民工。


一家权威媒体的调查表明：今年4月以来，许多内陆省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上调幅度大大超出沿海发达地区。这使沿海和内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大幅缩小。宁夏与北京最低工资仅差160元。有些内陆省份农民工在省内的收入，逼近甚至超过了在沿海地区的打工收入。


这一报道，得到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的佐证：今年一季度，湖南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省内从业的人均月收入2110元，高于在省外从业的人均月收入1896元。为了争抢农民工，内陆一些省份还打起了感情牌：安徽黄山喊出“打工还是家乡好”，湖南浏阳则高分贝呼吁“孔雀何必东南飞”。


曾几何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困扰着各级政府。为了让农民工走出家门，干部们绞尽了脑汁。10多年前我在河南一个贫困县挂职时，曾多次和县委书记带着有关部门同志到沿海地区“推销”农民工。


那时候，在沿海发达城市的劳务市场上，从早到晚都会看到满面灰尘的农民工。他们或坐或蹲在马路牙子上，一看到有雇主模样的人走过，便忙不迭走上前去搓着骨节粗大的手殷勤地问：“要人吗？工钱好商量。”这些打工者，大多来自中西部地区。


如今，这些游走在城市和乡村边缘的人，成了“香饽饽”——沿海地区“用工荒”的报道不时挤上媒体的重要位置。为了解决“用工荒”，沿海地区从省委书记到工厂的老板，都一再放低身段、露出真诚笑脸。许多地方甚至春节还没过完，“一把手”便纷纷带队到中西部地区联络情感、招兵买马。即使如此，“用工荒”问题依然存在。杭州梅家坞的茶农们一再抱怨：“以前一天50元，许多人抢着干；现在给到100元，还是没人愿意来……”


从为劳动力转移发愁到高薪“抢”农民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更趋平衡——不再是沿海地区单兵突进，中西部地区也迎头赶了上来，说明亿万农民兄弟有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透过“抢”，我们看到城乡二元结构正在一点点打破。过去对农民工，老板动辄拖欠工资，或同工不同酬；现在呢，在很多用工荒的地方，欠薪不行，低薪也不行。浙江率先提出“新浙江人”的概念，本地人、外地人的藩篱正在被拆除，众多非本地户籍建设者持有了居住证，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福利。


这种“抢”，还带来另外的好处：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由“低小散”转向“高精尖”；促使老板们密切劳动关系，要想留住员工，就必须改善福利待遇，把农民工当兄弟姐妹。


浙江萧山一个老板告诉我，随着境遇逐渐改善，80后、90后打工者，跟他们的父辈有很大的不同，打工不再单纯为了钱，甚至出现了“旅游打工”的新现象——今年在浙江打工，游遍浙江；明年到广东打工，游遍广东；有的年轻人还发誓：结婚前游遍全中国！


这些农民工就业方面的新变化，让人们对农民工群体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待。


（2012年5月31日）



乡村不应成被安全遗忘的角落


李泓冰


在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现象突出的乡村，迫切需要建立长久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故园之思。故乡在哪里？中国人的故乡大多在乡村，那里有“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温存旖旎，也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的壮阔清奇，更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逸踏实……“君言不得意，退守南山陲”、“礼失求诸野”——国人的安全感往往来自故乡的可靠后盾，那曾经是我们天堂般的精神家园。


然而，“天堂”如今正失去往昔的宁静。诸多触目惊心的连环大案，都发生在曾经如田园诗般的乡野。


云南省晋宁县晋城镇多人莫名失踪，经公安部介入，悬案得以告破，原来是一个刑事惯犯趁着乡村路僻人稀，对至少11名男性实施暴力侵害。此前，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乌蒙乡乌蒙村也发生过6人死亡、1人失踪的特大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同样是藉村中只有妇孺、殊少男丁之际趁机作案。近期破案的还有广西全州县犯罪嫌疑人陆某行走乡村，持刀威胁单身农村中老年妇女，抢劫、强奸竟达百余起。稍早，还有安徽临泉县一农民在17年间涉嫌强奸上百人，受害人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被侵犯后往往不敢报案……


随着中国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村民自我防范与官方治安联防能力都在不断削弱，那些心怀歹念的人在唯余妇孺的空虚村庄，如入无人之境，宁靖和谐的乡村成了被安全遗忘的角落。于是，受害人连环失踪竟乏人过问，妇孺被侵害达上百起才引起重视。


城镇化大潮席卷乡村，意味着中国人文地理的重塑。无数留守儿童与城里打工的父母两地悬望，意味着亲情流失与堪忧的农村未来，青壮年的离土离乡意味着土地抛荒，乡村学校大量撤并意味着人文教化飘离乡村……如今，乡村安全感的消解，让人担心农村基本安全保障的防线也面临失守的危险。


广袤农村中暴露出的治安问题警示我们，在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现象突出的农村，迫切需要加快实施农村警务战略，建立长久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在治安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的同时，应该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村级治安联防，还必须强化打击和防范犯罪力度，为亿万农民创造安全的生活空间。


诚然，城市化、城镇化不管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然而，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使这个世界性难题在中国呈现得更为突出和棘手。此前，我们常常关注的是它带来的经济困境，比如农村土地抛荒、农民高龄化、农业孱弱化倾向；现在，深层的人文困境与社会管理困境则更加令人忧心。


乡村不仅是中国人的心灵家园，更是中国发展的重心。重心不稳，国人会失去最后的安全感。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巩固农村的安全防线已经刻不容缓。


（2012年5月30日）



金融创新需要怎样的“包容”


周人杰


能否珍惜金融改革共识、在“包容”的空间中开辟新天地，是检验改革者们的一块“试金石”


近日，两条消息让我们对金融创新有了新期待。一是在26日召开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部际协调会上，再次传递出“支持创新、大胆探索”的信号；二是《关于推进证券公司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思路与措施》已完成业内征求意见，监管方明确表达了“在守住监管底线的前提下，包容失败”的态度。


创新是金融行业的永恒难题。由于天然的高风险属性，金融领域自发的创新行为往往缺乏规范审慎意识，容易诱发金融风险。而监管方的过度管控，虽能保住“不出事”的底线，却也容易陷入金融工具创新不足的窘境，使金融服务跟不上实体经济发展步伐——以温州金融改革为例，长期累积的矛盾让当地一些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


就我国现阶段金融行业的发展瓶颈而言，有监管如何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但创新不足、体制老化、服务退化的情况更为突出。改革进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关键期，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平衡度要求更高。正因此，这些“包容失败”、“支持创新”的信号，既让人看到关键领域坚定改革的勇气，也显现出对金融改革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历史上，几乎每一种金融创新，都离不开反复试验、试点，再到推广。今天已成为中小企业孵化器的创业板市场，起步之时不仅规模较小，很多地方也不规范，一度处于“朦胧和分割”状态。历经市场淘汰的“关停并转”、法律制度设计与系统操作技术的不断完善，最终才有了美国NASDAQ、英国AIM等创业板的辉煌。恰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也就是企业家对企业要素实行新的组合”，而“新的组合”能否获得市场欢迎与监管认可，唯一的途径就是不断试——也包括试错。


一分为二地看，创新中的“试错”，是成本也是收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一次试验中就遭遇了“稻谷减产、稻草增产”的挫折。面对风凉话，他指出“杂交稻表现出了强大的优势，至于优势表现在谷上还是草上是技术问题，改进技术就可以表现在稻谷上了”，所以，试验田“表面上看起来失败，本质上是成功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只有善于在创新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才能令“试错”具有价值。


话说回来，金融领域的创新失败，远比杂交稻的试验风险要大。正是华尔街金融衍生工具无视风险的过度创新，直接诱发了美国的“次贷危机”，并进而触发国际金融海啸。一旦偏离理性判断与专业分析，无序创新将面临难以挽回的风险和代价。这也正是为什么证券行业的创新虽须“最大限度地放松行业管制”，但前提还要“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温州金融改革强调放松管制，却又要严守监管底线。唯如此，才能避免影响改革进程的重大失误。


对证券金融行业来说，现在迎来了创新发展的春天。能否抓住这个机遇，珍惜金融改革共识，在“包容”的空间中开辟新天地，是检验改革者们的一块“试金石”。


（2012年5月29日）



大爱厚土不让“最美”凋零【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姜赟


923万元善款，意义不仅在于数字上创新高，更在于表达了人们凝聚向善的力量，融化社会冷漠的期盼


据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慈善总会统计，截至24日，社会各界为“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的爱心捐款已达923万元。这笔对个人见义勇为的捐款，数额之巨，近年少见，令人欣慰，也让人深思。


踊跃捐款，表明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人间大爱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从未缺失。923万元，不仅刻写着世道人心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标注着老百姓对英雄的崇敬，更说明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善行义举的向往依然常驻人们心间。


人们如此慷慨解囊，是因为这样的感动震撼人心。当失控的汽车冲向人群时，张丽莉其实可以做出另外一种选择。然而，她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从死神手上挽救了两条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勇敢与怯懦、崇高与卑微，高下立现。因而，在一瞬间，让人们看到生与死选择的背后，其实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支撑。她不是军人，也不是专业抢险队员，即使紧急避险，也是人的本能；即便迟疑片刻而进行事后施救，也无可非议。人们可以想象，那一刻，她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才能做出英雄壮举。人们把张丽莉比作“美丽的茉莉花”，就是因为这样的行为令人仰之弥高，却又发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姑娘身上，可钦可敬而又可望可及。


我们的社会不应让英雄孤独地承担义举的损失。下肢高位截除，是张丽莉在危险时刻想不到也来不及想的后果。可以想象，美丽人生在她28岁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她将永远失去健康的肢体，面对无数的生活困顿。她如何去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如何撑起自食其力的生活，如何营造家庭的未来幸福，这都是今后现实的问题。我们可以相信，政府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见义勇为的英雄。但一切善良的人们都会思考，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帮助张丽莉，减少生活的困难，让她像其他人一样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一笔笔捐款寄托着无数人的祝福和期许，绝不能让那些英雄们流血流汗又流泪。人们愿意尽绵薄之力，还她一个美丽的人生。


好人应该有好报。好的回报，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由千千万万的人用爱心筑成的。923万元善款，意义不仅在于数字上创新高，更在于表达了人们凝聚向善的力量，融化社会冷漠的期盼。中国的温暖，不仅仅依靠一些人和一部分人的善心爱举，更需要靠普通平凡的人们一起，一点一滴汇聚而成。做好人做好事，不需要计算成本，而那些为我们的社会无私奉献的人们，终会得到世人帮助和支持。923万元捐款以及还在继续增加的善款，使我们从这起不幸的事件中感到了温暖，看到了阳光。其实，主导我们社会的道德力量，始终是真善美，也一定会荡涤那些不健康的社会风气。


让我们人人都撒下爱的种子。


（2012年5月28日）



机场改名为何一“名”惊人


范正伟


城市的地名，其内在魅力价值和外在名片功能，远非某个企业名称和商家品牌所能承载


5月23日，四川宜宾市发布消息：宜宾机场将搬迁并命名为“五粮液机场”。消息一出，立刻引来“围观”，有网友揶揄：建议其他地方机场改名为西安西凤20年机场、呼和浩特河套王酒机场、北京红星二锅头机场……


这些调侃看似玩笑，反映的却是公众对机场改名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从一些城市道路冠名权拍卖，到各地以楼盘命名的公交车站，浓厚的商业气息扑面而来，新的尴尬也接踵而至，市民诉苦：站台在此，以之命名的企业却在一公里外；企业倒闭多年，公交站名仍未更改；道路频繁改名，绕晕老市民……企业扬名，地方获利，看似双赢之举的企业冠名，却让公众百感交集。


企业冠名地标建筑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以地铁站为例，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城市就在拍卖冠名权，迪拜2009年出售地铁车站命名权获益4.9亿美元。而我国1986年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也并未禁止企业冠名地名。北京的联想桥、长虹桥，已经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一概对企业冠名说不，似乎也失之简单。


然而，地名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无论是对企业冠名的决策过程，还是对冠名收益的流向，当地居民都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而不能只是被告知的对象。同时，重要地名往往包含着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民众的文化情感，如果没有广泛征集民意，仅仅以一纸行政命令变更，甚至简化为“价高者得”，不仅与《地名管理条例》“尊重当地群众的愿望”的规定背离，更是对人们文化权益的一种无视。


管理部门在“经营城市”时应该意识到，相较于地方形象、文化认同等隐形价值，冠名带来的经济利益尽管直接却也短暂，考虑不周还会带来副作用。比如，企业冠名道路，万一企业涉嫌违法怎么办？如果坚持“一视同仁”，诸如成人保健类产品企业能否冠名？而对于“15年到20年”的冠名期限，怎样评估到期后的改名成本？


或许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扎紧篱笆。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尝试道路有偿命名后，很快取消了这一做法，因为“对长远投资不利”：一些被企业命名的道路区域，对更多投资者丧失了吸引力。而北京、南京等地也纷纷出台新规，告别了“用名字换银子”的做法。比如，2009年《北京市地名规划编制导则》规定，北京新地名命名中将禁用人名、企事业单位名称。这些转变，或许能给修改中的《地名管理条例》一些启示。


一个地方的名字，哪怕是公交站名，往往记载着一段历史、一种民俗，体现着一个城市的人文底蕴和精神气质，其内在魅力价值和外在名片功能，远非某个企业名称和商家品牌所能承载。就此而言，从突出经济效益到统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仅呼唤政府角色的转换，更体现发展理念的重塑、民主观念的提升。


（2012年5月25日）



有学校在，乡村的“灯”就亮着


李泓冰


对遥远的乡村来说，每一个学校，是一堆火；每一个老师，是一盏灯【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盲目撤并乡村学校，已呈现诸多问题。而下面这则消息，让人稍稍舒了一口气：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是重要前提；准备撤并农村中小学前，必须征求家长意见。


十年间，因为学龄人口减少，我国农村开始大规模调整学校布局，学生向县乡中心学校集中，目的是集中利用教育资源。这一调整的初衷是好的，对一些地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也有积极意义。然而，大量村级小学、乡级中学消失，孩子们上学路途遥远，交通、住宿、餐饮成本如何解决？更令人忧心的是，“超载车”、“黑校车”应运而生，让孩子们辗转于乡村道路上时险象丛生。


乡村学校大量消失，还有影响更深远的“事故”，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曾经以乡村学校的存在形式，深埋于中国乡野的文化种子，正有被渐次抽离、掏空的危险，继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入城市、农村老龄化、留守儿童骤增之后，农村空心化的趋势因此再一次加剧。


拥有数千年农耕文化的中国，靠什么维系农村道德秩序，保存文明火种，化怨解困、和睦乡里？两千多年前，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给汉武帝献的国策之一就是，“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太学是国家级教育，庠序则是设于地方特别是乡村的学校。而教书并非设庠序的唯一目的，教化乡邑，才是根本。我们时常说，教育是强国兴邦之本，除了指教育有培育人才之功，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要义——乡村学校也承担这样的潜在责任：传承文化、维护社会安定、培育有凝聚力的民风民俗……


《红楼梦》里，秦可卿死前托梦凤姐，说“永保无虞”的法子，就是在祖茔边多置田产、就近设家塾，便能保住家族最后的退路。敬祖守孝，尊孔兴学，曾是中国文化“永保无虞”最核心的精神家园，而这“就近”二字，极是要紧。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教书先生依然受人尊敬，排解纠纷一言九鼎，婚丧嫁娶指点仪轨，代写家书咫尺天涯……小学校书声琅琅，听着就让村民踏实，一村老小，“就近”也能熏着点儿书香，多少儿时微贱后来成才的栋梁，都有早年在村小窗外听课的偷师经历。


现在，大量小学搬离了村庄，中学搬离了乡镇。没了活蹦乱跳的读书郎，没了知书达理的教书先生，没了就近的学校，乡村的文化主心骨何处寄放？当孩子们翻山越岭奔向遥远的学校，他们的父母在城里胼手胝足打拼，祖父母则孤守于空荡荡的村落倚门盼归，靠谁来振兴中国乡村？


对遥远的乡村来说，每一个学校，是一堆火；每一个老师，是一盏灯，那光虽是暗淡，却明明灭灭地闪了几千年，是烛照中国乡村的一线微芒，让人温暖且踏实。


因此，当听到十年间，我国乡村小学数量竟锐减了一半，不免心中一痛。这可能意味着在许多乡村，那盏灯黯然熄灭。教育部的亡羊补牢之策，可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灯灭去，然而，如何能让遥远的乡村以让人心安的方式重燃人文教化之灯，依然是一个待解的问号……


有学校在，乡村希望的灯就亮着。这意义岂非远远大于省下的几文教育经费？


（2012年5月24日）



“延安命题”期待当代回答


金苍


在体现时代、贴近生活、服务人民上，“延安命题”需要全新的当代回答


70年前的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毛泽东所作讲话，引来与会者热烈掌声。


当年，面对4万多怀抱报国激情汇聚延安的文化青年，面对他们与现实接触不多、对群众“不熟、不懂”等种种问题，毛泽东以高超的理论智慧，厘清了“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文艺与大众”等基本问题。文艺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作品的源泉是人民生活，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这些论断，为中国文艺工作和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些“延安命题”，也是每个时代的文化工作者都必须面对的“元命题”。放在70年后的今天，《兄妹开荒》可能吸引不到哼唱《双节棍》的嘻哈青年，《王贵与李香香》也难以获取数字化一代的共鸣。时代场景的转换，必然需要文化推陈出新，这正意味着，在体现时代、贴近生活、服务人民上，“延安命题”需要全新的当代回答。


电视剧、出版物生产数量都已世界第一，文化产业增加值加速递增……近年来，文化发展成就斐然。然而，繁荣之下，仍有“虚胖”嫌疑。如果电视里或是长袍马褂、宽袍大袖，或是高级饭店、时尚派对，如何表现时代的深刻变革？如果“山寨”成为创意的源泉，“仿制”成为设计的标准，如何体现社会的文化品质？如果一拥而上建人造景点，生搬硬造搞大型节庆，如何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正因此，“延安命题”显出其穿越时代的意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通过消费进行文化选择。产品没有市场，就意味着不能吸引观众；得到了市场认可，就赢得了观众的掌声。这虽与延安时代艺术家们面对的情势大不一样了，但“群众”这个关键词却始终没变。自认为“现实性”、“时代化”的文化产品，如果不能经受市场的挑战，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只能证明对时代体察不够深刻、对社会了解不够深入。“格格”红了，男主角就都设计成“阿哥”；一本书火了，所有书名就都带上“那些事儿”……在产品和市场也陷入恶性循环时，终究需要文化工作者制作出更吸引人的产品来打破。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心术》，编剧以“卧底”医院大半年的亲身经历写成，切中医患关系的社会痛点，因而得到较高收视率。而源于几个年轻演员“北漂”经历的《北京爱情故事》，同样在年轻人中引来广泛共鸣。从《潜伏》到《双面胶》，事实证明，你选择了时代、社会和人民，时代、社会和人民也会选择你。


我们每年生产500多部电影、1万多集电视剧、过亿册图书……正是因为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文化工作者才更需要深思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振聋发聩的提问。“穿盔甲、舞大刀、骑战马”的电影输给一个世纪前的冰海沉船，是不是因为远离了公众最真实的情感？高投入、高科技、大场面的演出却落得个票房寥落，是不是缺少更深入的思考和最基本的真诚？实际上，即便是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考量，也需要更多想想，文化产品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公众所需？


时隔70年重温《讲话》，虽然其中一些观点，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但回答好“延安命题”，仍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2012年5月23日）



招投标改革，铁路要当好“探路者”


徐立凡


铁路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每一步，都将为公共资源管理改革积累经验


继向民间资本开放投资领域后，铁路系统改革再出新政：6月前，铁道部所属18个铁路局（公司）管理的工程项目将按照属地或授权原则，分两批进入地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招投标。这是我国铁路工程招投标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


过去，尽管从规定上看铁路工程的招投标从标准到程序都很严谨，但事实上，与铁路系统行政隶属关系、产权关系或决策关系密切的企业，往往会成为招标工程的胜出者，其他有资质的社会企业只能扮演陪标者的角色。这种局面，让审核和竞标应遵循的市场原则、低价优先原则大打折扣，既大大降低了投资效率，还留下了巨大的寻租漏洞。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铁路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源自铁路工程招投标的问题随之扩大，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影响了铁路事业的整体发展。


铁路工程建设，既事关政府投资效率，也事关区域经济发展，还事关重大公共安全，必须对权钱交易、明标暗定等进行有效治理。铁路工程招投标进入地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不仅有助于通过招投标的透明化在源头上防止腐败，有助于民间资本在公平原则下积极进入铁路投资领域，而且对于破除现有的部门权益格局、推动铁路系统的政企分开，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当然，铁路工程在地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招投标，其实也对地方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铁路建设的专业性、高科技性和管理性要求，决定了对中标企业的特殊要求。如果地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不能达到高度市场化、透明化，那么从地方企业的市场考量出发，鼓励地方企业与铁路专业企业进行充分竞争，就可能在新的潜规则主导下，异化为鼓励地方企业代替专业化程度更高的企业，从而出现资源配置劣质化的倾向。


另一方面，尽管目前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市场都对项目交易的各个环节进行公开披露，但仍缺乏全国性的信息集合。在这种情况下，工程招投标应起到的价格发现功能仍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工程交易成本仍然可能难以下降。还要看到，即使工程招投标进入地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但也还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对工程层层转包缺乏有力监管措施，工程安全仍然面临重大考验。


今年3月，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年要着力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化政府采购管理交易平台，加快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市场。铁路工程招投标进入地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为地方平台的改革带来了新契机。交易程序和信息发布的统一和规范，以及外部监管的有效到位，将决定铁路工程招投标转入后的成效。


应该看到，铁路工程招投标的改革，不仅涉及铁路领域的改革，也涉及所有公共资源管理的改革。铁路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每一步，都将为公共资源管理改革积累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铁路工程招投标改革应成为公共资源管理改革的榜样。


（2012年5月22日）



《舌尖上的中国》何以走红


范正伟


真诚是艺术的第一要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自己相信才能说服别人


这几天，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火了，不仅吸引无数观众深夜守候，垂涎不止，更让许多人流下感动的泪水。


本来，无论从选题还是从播出时间来看，《舌尖上的中国》都只能算是荧屏上的“弱者”。它出乎意外地走红荧屏，带给我们超越美食的思考。


哲学家费尔巴哈有句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从一开始，《舌尖上的中国》就不只是一部关于吃的纪录片。“看着笋挖出来，火腿吊起来，渔网里闪闪发亮，揭开蒸笼白花花、冒着蒸汽的馒头，拉面摔打在案板上的脆响……都让人激动得落泪。多可爱的中国。”从舌尖上的中国，到味蕾中的故乡，影片所展示的厚重感，体现了该片的独特性——“通过美食这个窗口更多地看到中国人、人和食物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


看这部充满温情的纪录片，有人想起了小时候“妈妈的味道”，有人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不易，也有人升华到了“爱国主义”的境界，还有人上升到了“文化输出”的高度……一部作品为何能在不经意间获得超越话题的巨大影响？


“不是空洞地宣扬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是从美食背后的制作工艺和生产过程入手，配合平常百姓的生活，在情感上引起共鸣。”一位网友的评价，指出了该片的成功所在：真诚的态度，真实的力量。反观当下许多作品，高投入、高科技、大场面……什么都不缺，却惟独少了真实；什么都尽心尽力，却惟独没有真诚。


有一个不太悦耳的说法：美国人喜欢拍科幻片是因为找不到历史，中国人喜欢拍穿越剧是因为不展望未来。这样的武断结论值得商榷，但它提出的问题却发人深省。如果满足于闭门造车，没有对现实的观照，或者只关注少数人锦衣玉食的奢靡，却无视普通人丰衣足食的愿望，不管是穿越历史，还是畅想未来，都不可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深入推进。转型的挑战、创新的压力，考验着每一个文化从业者。然而，有一些人依然故我，在陈旧空洞的说辞中打转；有一些人以种种束缚为由，在改革创新中趑趄不前；也有一些人在遭遇批评质疑时，归咎于观众的“审美取向”和论者的“外行身份”……作为商业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告诉我们，即便是“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也可以充满细节与温情；即便是对外传播中国形象，也应该展示普通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即便是纯粹的商业类节目，也可以实现艺术与经济的双赢。


“带着对食物的敬意和感情做这个纪录片”。导演陈晓卿这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真诚是艺术的第一要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自己相信才能说服别人，这是该片走红的“秘诀”，也是每个文化创作者应该深思的问题。


（2012年5月21日）



爱心不曾冬眠围观温暖中国


李泓冰


从网上擦肩而过，到网下抱团取暖，每一个人的举手之劳，都可能照亮并温暖别人的世界


“外公，带你来上海新天地，下次请你喝一杯！”“这是悉尼，自家阳台。这个城市蛮美的，玩一趟很值的，外公！”“同在北京没什么好拍，照一张我们班黑板，还有二十几天高考，希望外公好起来。一起加油！”……


86岁的重病老人几乎在世界各大洲都留下了微笑的身影，而这是他孝顺的外孙女凌一凡5月11日晚7点在微博求助后结的善果。短短数日，数万网友亲热地带着“外公”游遍全球，包括南极洲，温暖了老人的生命记忆。


凌一凡的外公有幸生活在网络时代，生活在“围观”之中。如果倒退二三十年，带着重病的外公游遍世界，只能是女孩编织的一个美妙而辛酸的童话。如今，一条微博数日即被十万网友围观，全世界的美景蓦然涌到病床上的老外公眼前——围观的力量，让一个女孩对外公的依恋迅速在全球升温，让每一个带外公游览的、每一个转发的、每一个旁观的网友，都心头一暖。举手之劳，却让世界在外公以及更多的人心中瞬间美好。


还有一位被围观的年轻人是美国留学生陆杰森。他在麦当劳门口陪着乞讨老人吃薯条的情形被网友拍下，他在网上瞬间“亮了”。很多人在为这一幕感动的时候，会自问：举手之劳，可我能做得到吗？


最让人温暖、也最让人痛楚的一幕，发生在佳木斯市。29岁的女教师张丽莉在大客车撞来时，奋力推开学生，自己却被轧断了双腿……这一幕在网上被迅速传播，“最美女教师”牵动人心，数以万计的网友纷纷留言为张丽莉祈福……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网络和微博时常热衷传递“坏消息”，特别是在社会诚信被众多“坏消息”屡屡伤害的当下。有网友调侃，看半天微博，需要看一周的“好消息”才能疗伤。美国尼尔森弄了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用户习惯报告，称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有62%表示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在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然而，上述三个真实的故事，也是经由网络发酵，让温暖迅速传遍全国，乃至全球。这说明，尽管遭遇诚信危机，特别是慈善事业曾经遭遇重创，但国人心中的善念从来不曾冬眠。


围观可以改变中国，围观也可以温暖中国。中国从来不乏舍生取义的英雄，不乏古道热肠的芳邻，民间也依然潜伏着巨大的公益热情，只需给大家一个可以信赖的出口，这份爱与善的力量就会喷薄而出，纷起响应。


民气从来可用，围观让爱升温。爱心与善举，在民间拥有海量的精神资源、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这是一座足以支撑民族精神的富矿，网络的力量足以唤醒因个别事件而变得小心翼翼的爱心，并让善名远播，让英雄的光亮烛照你我。


有句诗说，别忘了，你的世界我曾经来过。这可以恰切地形容在网上相遇的你我。从网上擦肩而过，到网下抱团取暖，每一个人的举手之劳，都可能照亮并温暖别人的世界。


这真好，不是吗？


（2012年5月18日）



让“没死不算工伤”的遗憾少些


傅达林


在执法中，就工伤认定作出更合乎立法意图的宽松性解释，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能更好地体现劳动者利益优先的价值追求


哈尔滨市香坊区城管局环卫工人张志娟，在清扫大街时突发脑溢血，虽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但目前生活不能自理，连治病的钱也没有着落。香坊区城管局第二清洁中心表示，根据规定，人不死不能算工伤或视同工伤。


从事了20年的环卫工作，获得无数荣誉，在岗发病却陷入无钱治疗的困境，张志娟的遭遇再度指向工伤认定的制度正义，也让人重新审视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执法理念。在网络上，“人没死不算工伤”的标题引起了网民的强烈质疑。不过实事求是地分析，这种解释或许难称“无稽之谈”。


现实生活中，上班期间发病能否认定为工伤，历来争议颇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十五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可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能视同工伤。不难看出，工伤的认定更强调当事人遭遇的事故、意外伤害或职业病，而对一般岗位发病则以死亡作为工伤条件。


如果对上述条文作出限定性的从严解释，那么“没死不算工伤”就有几分道理。但回归到工伤保险的设计初衷，保障因工作遭受伤害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合理分担处在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权益风险，这应当是首要目的。本着这一目的，对工伤认定也需要以人本主义的立场作出宽松解释，进而最大程度地保障弱者权益。


不可否认，像高血压、脑溢血这类病，发病原因和发病时间很难确定，现行制度也没有按工伤处理的规定。这种立法上的缺憾有待进一步完善。不过根据1996年原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在工作时间发病是否可比照工伤处理的复函》精神，劳动者在发病前，有连续加班加点工作的具体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疾病发展并造成全残的，应比照工伤待遇处理。可见，对于工作期间发病是否构成工伤，关键要看发病与工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张志娟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当日累计工作时间已超过12小时，其发病显然与过度疲劳有关，完全可以比照工伤待遇处理。


工伤认定是个复杂的问题，立法上的界定难免挂一漏万，此时，执法者的解释往往决定着劳动者权益的实现。有的地方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解释倾向于保护劳动者权益，有的则本着“从严”的原则作解读，不同执法理念，反映了一个地方对劳动者权益尊严的保护程度。近年来，将工伤范围扩大和认定宽泛几乎成为世界趋势和潮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执法中就工伤认定作出更合乎立法意图的宽松性解释，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能更好地体现劳动者利益优先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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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7日）



实名制怎样才不会“挂空挡”


张铁


一项制度的向心力，归根结底来自对公共利益诉求的满足


买手机卡、买火车票、上网吧、发快递……近年来，需要使用实名的地方越来越多。然而，有媒体报道，一些实名制推行力度弱、范围窄，甚至“名存实亡”。


实名制早已走入国人生活。自有民航以来，乘客就要实名购票；上银行开户带身份证，也从2000年起就成为习惯。加强监管、打击犯罪，降低交往成本、涵养和谐生态，在社会安全、社会管理的很多领域，实名制是一项很有必要的管理手段。比如今年开始的火车票实名制，就有效打击了倒票黄牛，有利于保障乘客出行权。


一些领域的实名制未能落实，执行难是重要原因。比如手机卡，销售代理在营业厅实名拿货，再出售时就进入监管真空。这时，考虑到销售成本、用户需求，实名制也就容易被架空。自行车实名制、快递实名制等，也大多是因为执行起来“不方便、没人管、没必要”而被悬置。


从系统论的思路看，一项制度未能实现设立初衷，考察执行力度是一方面，从操作性角度反过来推敲设计的科学性，也是值得重视的必要环节。


转型加速中，社会管理的难题越来越多。为确保公共安全，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将菜刀纳入管制刀具；像邮局寄送邮件一样，对快递投寄人身份进行核实以防危险品漏网，这些做法的出发点无疑都是好的。但换个角度看，紧急避孕药实名制带来隐私泄露风险，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更可能让需要治疗者望而却步。一旦制度的潜在受益人对某项制度的益处感受有限、“麻烦”却十分具体，制度就很可能因“不领情”而空挡运行。【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空挡运行造成的“制度浪费”不容忽视。制度出台，要调研、要发文、要执行甚至还要检查，一旦起不到实效，这些就都成了白白投入的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令不行禁不止”会让人怀疑规定的可行性、可靠性，从而消耗制度乃至社会管理者最宝贵的公信力。


实名制要落实，需要增加制度吸引力。问一问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卖家，实名制肯定是首选：不实名，怎么吸引买家，怎么积攒信用，怎么卖货赚钱？一项制度的向心力，归根结底来自对公共利益诉求的满足。


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实名制的好处是大范围、深层次的，个人不一定能感受到，反而会觉得增加麻烦。也正因此，实名制的推行更需广泛征求民意，说清利弊得失，求取社会共识，凝聚公众合力。否则，制度推行受阻，公众无法受益，反过来让制度更难推行。这样的恶性循环，需要社会管理者以更多的耐心和智慧去打破。


（201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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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岂能出卖个人信息


李拯


对政府工作人员而言，保守国家秘密是岗位要求，保护公民信息安全同样是职业操守


日前，江西鹰潭一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灰色利益链浮出水面：在犯罪嫌疑人“黑土草莓”3月份的交易记录中，出售的个人信息竟有超过3/4是由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提供的，其他提供个人信息的“上家”还包括银行、民航等企事业单位。


而在公安机关近期的专项治理行动中，也有不少公职人员涉嫌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这样的现象发人深省：理应成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港湾的职能部门，缘何屡屡成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发源地”？


现代社会，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旦泄露，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将造成巨大威胁。有关部门由于公共职能所系，掌握着公民大量的个人信息，包括户籍、通信、出入境、住宿、车辆档案、图片图像等各个方面，确保这些信息的安全，是一份沉甸甸的公共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极少数公职人员却经不住利益诱惑，不惜利用工作便利和制度漏洞，将信息泄密当作自己的生财之道。究其原因，一是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几无成本，悄然转手即能高价出售，巨大的利益空间激发了某些人的贪欲；二是我国缺少专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职能部门对信息泄露的监管机制尚未健全，给这些人的不法行为留下可乘之机。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职能部门和公职人员理应率先垂范。对公职人员而言，如果说保守国家秘密是岗位要求，保护公民信息安全同样是职业操守。从观念上讲，必须加强教育，在公职人员中加固自觉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理念，像维护国家秘密那样呵护个人信息。从制度上讲，只有在政府内部建立起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对工作人员收集、使用、披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全程监管，才能使“跑冒漏滴”无处藏身。源清则流净，根除而叶落，信息泄露的源头一旦堵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利益链也便不斩自断。


立足长远，无论对政府部门还是其他单位而言，法律仍然是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根本保障。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将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入罪；日前，“个人信息保护”专项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也已制定完成，进入报批程序。如何确定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与违法侵犯之间的界定标准？如何明确其他个人、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法律责任？这些都将随着立法进程的深入而不断清晰和完善。


网络使社会越来越演变为“透明社会”，公民却不应因个人信息泄露而成为“透明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政府部门发挥领跑表率作用，企事业单位自觉依法行动，全体公民积极主动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立体保护伞，我们就能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撑起一片蓝天。


（2012年5月15日）



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公众参与


范正伟


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鼓励公众参与，让献计献策取代抱怨对抗，有利于推动民众与政府在互动中分担责任


日前，因公布“吃空饷”者名单，浙江永康市《永康日报》一时“洛阳纸贵”、观者云集。一份地方党报被争相抢购，其所释放出来的积极信号令人鼓舞。


当地“自曝家丑”的勇气值得肯定，而最令人感慨的，还是公众和舆论的关注热情。之前永康也开展多次“吃空饷”清查活动，但只是在部门内部公示，结果都不彻底。此次向社会公示，一方面是希望进一步核实已公示人的信息，另一方面是希望有人举报有关情况。


面对公共事务，公众从来都不乏参与热情。近年来，从微博打拐到网络反腐，从价格听证到空气检测，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参与热情的高涨，折射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无论是2007年国家预防腐败局官方网站开通后、访问量过大致使网站几度瘫痪，还是2011年个税起征点征求民意、一个月收到意见超过23万条，都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公共性”吁求，反映了权利时代公众主体意识的增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并引导公众的参与热情，就成为一个重要命题。正如政治学所揭示的，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只有给个人或团体的参与提供顺畅渠道，其行为才不致冲击社会秩序。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引导志愿精神、征求立法意见、举行价格听证等正面经验，也有过将维权事件拖延成群体性事件的反面教训。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公众参与热情的高与低、参与渠道的通与堵、参与机制的顺与阻，直接关系到政府治理的改进与优化、社会管理的加强和创新。


现实中有一种误区，认为政府治理是“内部事务”，社会管理是“分内之事”，而往往忽略了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公众参与本身就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认同，只有通过公众参与，才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做出的决策才能得到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鼓励公众参与，让献计献策取代抱怨对抗，有利于推动民众与政府在互动中分担责任。正因如此，中央才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并把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面对未知远大于已知的互联网、面对日益高涨的各种权利诉求，今天，公共治理改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呵护公众参与热情，探索公众参与机制，培养公众参与能力，创造公众参与条件，从“单向管理”走向“社会共治”，我们就一定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推动国家全方位发展进步。


（2012年5月14日）



食品监管应主动前置


陈家兴


只有走出被动应对的尴尬，才能不断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近日，媒体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山东青州等地部分商贩竟用甲醛溶液喷洒白菜，以实现长途运输保鲜。据一些菜贩反映，此法已沿用若干年。


甲醛这样一种有毒化学品，为什么会被商贩用作保鲜剂？


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利益。在有的地方，一大壶2.5升左右的甲醛溶液售价仅7元钱，一车10吨白菜用半壶就够了，且喷过甲醛的白菜根部白净、“卖相”更好。与恒温车、冰块降温等保鲜方式相比，甲醛保鲜以其低廉价格带来的利润空间，难免让一些人心有所动。正是不菲的利益诱惑，令一些人无视商业道德和社会诚信，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却让消费者为此埋单。


另一方面，我们更应深思：甲醛保鲜做法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了，监管机构为何管不住那只喷洒药水的手？


从事发当地的电线杆上、告示栏里贴着“违规过量使用甲醛将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宣传纸来看，当地管理部门并非对此事毫不知情；从“已经进行安全检查”的申辩看，监管机构也并非毫无作为，只是效果不彰。再往深一步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下列尴尬的事实：目前对大白菜喷洒甲醛的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罚的依据并不明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也没有明确提出可使用的保鲜剂、添加剂范围和剂量，只是原则性地提出“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有的地方甚至连甲醛检测项目都没有。


于人有害，于己有利，于法无据，正是在不当利益侵蚀、监管体系空白、检测方法缺失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甲醛白菜”才得以悄然混入市场。


“曝光—查处—治理”，类似食品安全事件的反复出现提醒我们，必须对这种事后应对式的食品安全治理方式进行重新考量。以“甲醛白菜”为例，媒体曝光后，各地有关部门积极行动，加强了农副产品甲醛含量的检测工作，全力防止已经喷药保鲜的白菜流入市场。这些措施固然必要而迫切，但从长远看，还须从制度上评估蔬菜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的危害性，对蔬菜保鲜剂的具体种类和合理用量作出明确规定，对蔬菜保鲜技术进行攻关，让安全而廉价的保鲜剂取代甲醛，才能从根本上把“甲醛白菜”变成放心白菜。


目前，从绝大多数地方的检测结果来看，蔬菜样本中并未发现含甲醛，“甲醛白菜”只是个别现象。实事求是地说，每一起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具体的、个案的，未必表明同类食品就不安全，更不能得出所有食品都不安全的结论。但公众的焦虑也提醒有关部门，在食品生产日益专业化、规模化的背景下，一个产品的问题可能也是一条生产线上、一个地区所有同类产品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在客观上要求食品安全治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对关系百姓健康的食品行业进行全面梳理和检视，调整和创新监管方式，积极应对新出现的安全挑战。惟其如此，才能走出被动应对的尴尬，不断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感。【更多免费素 材，微信lbgzkf1】


（2012年5月11日）



企业重新办社会的“另一面”


洪乐风


只有市场、政府、社会各守其位、各尽其责，社会运行才会和谐健康


“企业办社会”是一个跨越时空的老话题。曾几何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无所不包，由于承担职工生活、福利、保障等与生产经营没有直接联系的职能，不堪重负还饱受诟病。今天，一些大型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市场经济主体纷纷“重操旧业”，办起了住房、幼儿园、医院、电影院等生活设施。对此，有人称其为“螺旋式”上升。


两相比较，形式上几多相似，实质则大有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仅政企不分、社企不分，而且在出资方一元的前提下，似乎也没有分开的动力。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必然是清晰的产权与明确的责权。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原本没有强制义务的企业，能够主动履行社会服务职责，确是日趋成熟理性的市场行为。【更多免费素 材，微信lbgzkf1】


事实上，无论是创办医疗大楼的志高空调，还是建造宽敞职工过渡房的格力电器，以及将4万多农民工视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的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自掏腰包”办社会已经成了越来越多企业的自主选择。从短期看，福利的改善有利于留住人才，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长期来说，则是源于企业对转型升级的追求，对文化再造的渴望，对可持续成长的期冀。


肯定进步的同时，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企业对于办社会的热情，也从侧面反映了相关社会系统的缺失、社会发育的不足。试想，如果员工的孩子入园不再难、看病很方便、吃饭也够放心、房价也并非难以企及，企业又何须另起炉灶再搞一套？而且，如果说大型企业尚有财力支撑，还能勉强吃得消，那么对于那些财薄力弱的小微企业，其员工又该何去何从呢？


因此，企业重新办社会，虽是市场行为，但也存在着颇多现实无奈。客观上，企业在正常的市场规律支配下，经营总会有盈有亏，福利难免有起有落。而一旦发生破产倒闭等极端情况，员工的原有福利保障就会打折、甚至彻底丧失。可见，除了具有弥补社会功能缺位的企业办社会，人们还需要更加基础而稳定的保障防火墙。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并不等于让政府甩手不管，也不等于让社会力量袖手旁观。因而，党中央富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近年来政府部门不断加强民生工作，建立起医疗、教育等领域保基本、广覆盖的保障体系，各种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跟进，与政府部门形成合力，从慈善浪潮的涌动，到志愿者队伍的壮大，再到“免费午餐”的推广，都说明了这一点。


只有市场、政府、社会各守其位、各尽其责，社会运行才会和谐健康。当我们忧虑“n连跳”、批评“血汗工厂”之时，理应呼唤企业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的回归；当我们为企业重新办社会感到欣慰之余，也应继续思考如何才能让社会成员获得稳定可持续的福利保障。


（2012年5月10日）



用制度堵住国企公款私用


徐立凡


规范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既要在制度上对消费行为设限，也需要激发制度监管的功能


日前，财政部等部委印发《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于豪华装饰办公场所、用公款为亲属和子女埋单等12种行为严格禁止。这是继有关部门出台“限薪令”之后，加强国企管理的又一重要改革举措。


近年来，社会上对国有企业部分负责人职务消费不规范和奢侈消费问题反映较多。从严监管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行为，顺应了民意呼声，也是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也只有在这样的制度和经营环境下，国有资产私用的可能性才会杜绝。然而现实中，一些人混淆了行政领导者与企业管理者两种角色，把职务行为和个人消费搅和在一起，超标配车是“工作需要”，出国旅游是“因公考察”，职务消费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存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


对于违规的职务消费，一直不乏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督，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政企不分、权责不明、激励约束机制失衡等是重要原因。由于政企不分，一些企业的法人治理机构不健全，厂务公开滞后，导致监管机制若有若无、无力乏力。此外，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地位，尊重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的理念，在具体实践中有所跑偏，在一些国企表现为重激励而轻约束，重业务而轻监督，助长了灰色职务消费的势头。


此次出台的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12条禁令”，在制度上划出了行为禁区，但要真正落到实处，恐怕不是一禁了之那么简单。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在推进《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落实的同时，设定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的法治边界，大力压缩灰色职务消费行为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运用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办法，激发制度监管的功能。


国有企业并不缺乏监管平台，关键是让这些平台真正发挥监管效力。国企出资人应该加大对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的监管力度，国企内部的监事会、职代会和内部财务、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对于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透明化、规范化也应各司其职、把好关口。上市国企，在必要时还应该发挥股东大会的作用。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既有市场经济中企业所具有的一般属性，又有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殊属性。这就决定了对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行为，应该有高于一般企业的监管标准，需要在薪酬结构、薪酬制度、职务消费以及监管体制等各个方面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制度，不断优化公司治理，在改革发展中增强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为全民谋求更大的福祉。


（2012年5月9日）



“油气电”价改需突破涨价思维


张彦春


涨价不是资源类产品市场化改革的全部。企业、行业内部的改革，也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6月开始，我国将实行居民阶梯电价，目前已有近20个省市公布了听证方案。在此前汽油价格屡创新高、水价和气价也历经上涨的背景下，电价的新一轮调整引发了种种议论。


油气电等资源类公共产品调价，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过程。我国资源、能源紧缺，环境压力逐渐加大，在全社会厉行节约、倡行环保，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之举。每年的电荒、油荒、气荒都在警示我们，资源类公共产品市场化改革迫在眉睫。正因如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涉及电力、成品油、天然气等领域的价格改革。国家发改委也把深化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作为今年的改革重点，力图用价格杠杆调节需求，合理配置资源。


然而，改革不能局限于涨价，我们还应该从多方面思考处理这类问题的路径。


公共资源类产品具有公益性，不能等同于一般商品。其涉及面广，处于产业链上游，屡屡上调难免产生涨价的蝴蝶效应，难保其他行业不借此跟风涨价，最终让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水涨船高。因此，公众对电价上涨几分钱“斤斤计较”在所难免，对“逢改必涨”冲击公益性也不无担忧。


其实，只要合乎市场规律、真实反映企业成本压力，涨价并非不可行。问题是，现在一些价格调整方案信息不够透明，缺乏公信力。一些企业一边哭穷喊穷，一边却利润高涨，高年薪、高福利屡受诟病；一面声称成本压力巨大，一面却对运营成本遮遮掩掩，即便是公开成本，也只见粗线条，不见“细纹路”。在成本公开成为难题的情况下，该涨多少似乎只有企业自己清楚，对公众而言则是一本糊涂账。因此，只有诚实坦率地把事实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才能纾解公众的焦虑。


不管是成本不透明，还是质价不相符，都一再表明，资源类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听证涨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企业、行业内部的改革，也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不能只在涨价上打算盘，更要在企业和行业的层面发现问题，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成本压力。


说到底，理顺资源类产品的价格机制，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最根本的是要引入竞争机制，破除垄断，公开成本，完善监管。涨价从来不是价格改革的初衷，要突破逢听必涨、逢改必涨的价改思维，亟须建立一个利益相关方参与互动、博弈充分的价格形成机制，以此走出“一改就涨、越改越涨”的怪圈，实现企业利益和民生改善的共赢。


当前，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积聚多发，而深化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尤需谨慎实施、稳中求进。只有进一步公开透明、广纳民意、加快企业自身改革，才能切实推进价格改革，让公众享受到与价格相符的资源类产品质量和服务。【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


（2012年5月7日）



企业大了，更别忘社会担当


周人杰


无论什么样的企业，都理应遵守法律规范、谨守市场规则、尊重广大消费者


从员工微博爆料，到公司高调辟谣，再到质监局介入认定属实，在“含氯门”中，可口可乐公司终于宣布，更换回收已售出的该批次产品并销毁。然而，客服人员“只能更换不能退货”的表态仍让舆论质疑：此举与之前的简单致歉、“无害”辩词一样，仅是危机公关而已。


事实上，早在去年7月，可口可乐就被质疑在两岸执行不同的防腐剂添加标准。而从肯德基的苏丹红到麦当劳的过期食品，从碘超标的雀巢奶粉到涉及塑化剂的世界药业巨擘葛兰素史克，以及丰田、宝马等知名车企在车辆召回上的双重标准，在华跨国公司的不负责任之举屡受诟病。


一系列产品安全问题的背后，监管者固然难逃失察之责，也可能存在相关标准模糊滞后的问题，但从当事者的角度看，为何事后的处置、公告总是姗姗来迟？为何道歉、召回的态度常常缺乏真诚？为何对于质监部门的调查遮遮掩掩，“方法不对头、配合不积极？”对于百年企业，恐怕不是一句“橘生淮北”就能敷衍了事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显然无法推卸。


凡企业者，作为市场经济之主体，在商言商亦无过错。但若一门心思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背弃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甚至会走到消费者、员工与环境、社会的对立面，最终也将贻误企业自身的发展。毕竟，“企业唯一的定义，就是创造顾客的组织”。


现实中，一些企业往往错误理解了社会责任，或是将其异化为出现问题后的公关，或是将其简化为盈利之余的捐赠。殊不知，企业社会责任最为基本的要义，就是为公众、为社会提供安全可信赖的产品与服务。亡羊补牢本是应该，但这仅仅是应对危机事件的手段，并非社会责任的体现；而如若因为质量问题损害了基本的社会功能，再多“慈善秀”也难以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中国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国家，政府对于各种类型、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向来一视同仁、平等待之。不管是可口可乐这样的跨国企业，还是跻身世界500强的大型国企，都理应遵守法律规范、谨守市场规则、尊重广大消费者。更重要的是，大型企业在市场、行业内的影响力，也让他们更容易影响商业文化的风尚。知耻而后勇，富而思进，摒弃眼前的蝇头小利，做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的领航员，是消费者对大型企业的期许。对大企业而言，这不只是单纯的成本付出，更是塑造品牌形象、锻造持久商誉的难得机缘。


目前，中国的市场秩序需要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与产品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对此，大型企业肩负着比一般企业更重的责任。只有形塑成熟的商业伦理、成为社会责任的标杆，“企业公民”才能与中国的经济一起，获得持续而有力的成长。


（2012年5月4日）



化解医患矛盾需釜底抽薪


李强


医生的安全需要保护，患者的权益同样需要重视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陕西横山县一家医院患者死亡，院长披麻戴孝带领医护人员致辞检讨，集体下跪磕头。而与这条消息一起受到关注的，是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将被依法严厉打击。


因误解怀疑，17岁少年杀害哈医大医院的一名医生；因心有怨怼，一男子在北京连续两次刺伤医生……近年来，从辱骂、殴打甚至砍杀医务人员，到患者家属冲击医疗机构，种种医患纠纷时有发生。两部门的联合通告，针对的正是这种极端行为，其目的在于维护医务工作者安全和尊严，保证医疗机构正常就医秩序。


实际上，部分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看病难，看病贵”、“大处方，大检查”等行业弊病，让一些患者心有抵触，正常的诊疗也可能招来怀疑；而以药养医的体制弊端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让医生同样觉得委屈。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之下，一点小小的纠纷，都可能成为点燃医患对抗的火种。


不论怎样的纠纷和矛盾，都应在制度规定的框架下寻求救济和解之道。采用暴力手段、进行人身攻击，企图以此促成调解赔偿，这是对法律正义、科学权威的肆意践踏。暴力维权，不仅牵扯了医患双方本应攻克病症的精力，更恶化了已经受损的医患关系。归根结底，承受代价和伤害最深的，仍是患者。对于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理应按照法律规定予以惩治。这既是对医生的保护，也是对公众健康权的长远保障。


但也要看到，医生的人身安全需要保护，患者的权益同样需要重视。医患关系中，患者在信息、资源等方面处于弱势。发生纠纷后，畅通患者救济渠道，降低他们维权的成本，是医患关系中不能忽视的“另一面”。


医疗纠纷成因复杂，举证、鉴定、赔偿……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一场拉锯战。而鉴定费、律师费、食宿费、误工费等开支，也让许多想上法庭讨说法者望而却步。一场官司下来，时间长、费用高、程序多，患方筋疲力尽，得到的补偿往往还没有“医闹”多，这促使“告不如闹”的逻辑大行其道，甚至催生出“职业医闹”这样的产业化组织。而这正是在重建和谐医患关系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医疗纠纷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在欧美一些国家，已经探索形成了一整套处置机制：患者可以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第三方仲裁机构的介入，也能给予较为公正的鉴定和判断；医疗机构同样可以通过责任保险等方法，降低自己的职业风险和纠纷成本。


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破解医患困局的宝贵借鉴。在利用法律武器约束违法行为的同时，拓宽患方申诉渠道，完善医方监督管理，建立权威仲裁体系，让医患双方都能以更理性、更宽容的心态面对纠纷，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才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根本出路。


（2012年5月3日）



车展的主角该是谁？


姜泓冰


有效治理低俗现象，需要凝聚公众对道德秩序的共识


2012北京国际车展今天即将落幕。车展上各种新概念、新技术、新设计，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也必将助力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然而，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引来舆论哗然的，还有车展上大尺度着装的汽车模特。


平心而论，车展引入车模，符合行业惯例，在某种程度上，这属于商家的广告行为，并非难以理喻。然而，如果车模反客为主，“香车美人”的风雅韵致堕落成“豪车裸模”的低俗噱头，就不仅有违车展初衷，更有违公序良俗的要求。


14个国家和地区、2000余家厂商、1125辆展车……作为目前国内最高级别的车展大会，北京车展理应在汽车技术、工业设计的进步上，发挥更大影响力。这不仅需要举办方有更明确的定位，而且需要参展商理念的更新。如果仅仅是以搞销售为目的、以打广告为宗旨，车展便难免蜕变为堆砌车模的竞赛，靠大尺度着装吸引眼球也就成为参展商难以拒绝的诱惑。


退一步说，即便是把车展当作4S店的营销，广告也需要符合品牌的定位。正如有网友所追问：使用“布条装”车模的展商，究竟是要塑造怎样的品牌形象？相信那些以感官刺激震撼顾客神经、以豪华昂贵挑逗消费欲望者，除了猎奇的眼球之外，终归无法获得真正的青睐。


仔细想来，忽视内涵、强调炒作，北京车展并非特例。从靠人体彩绘宣传景点到以接吻大赛进行促销，各种打擦边球博取眼球的商业活动，近年来时有所闻。对此，应该清楚的一点在于，商业活动固然需要有关注度，但靠低俗赢取的关注度，绝不能跟美誉度等量齐观。那些低俗的炒作即便观者甚夥，也不意味着商业文化的繁荣，而只是商业文化的堕落。


更重要的是，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商业文化在大众审美、社会心态方面的影响日渐扩大。以北京车展为例，如果这样一项高端专业展会，却以满眼“薄露透”车模和炒作不雅新闻走红，不仅会对同类展会产生不良示范效应，也可能令部分观众混淆美与丑、高雅与低俗的界限。


越是观念混杂、欲望生长，越需要恪守道德责任，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所在。在商业活动、市场行为中，展示更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传达更多真善美的道德追求，才真正是“企业公民”应有之为。无数健康向上的经典营销策划、无数感人美好的成功广告案例，都证明商业文化绝不仅仅是“眼球文化”。更多地诉诸美好情感，达成更广品牌认同；更多地投身公益事业，塑造更好企业形象，才能在长久的竞争中赢得市场。


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北京车展引来首都精神文明办的干预，很大程度上源于网友们对低俗炒作的不满。而这正是我们值得珍视的道德资源。说到底，有效治理低俗现象，让“欲望号街车”停回它该停的地方，不仅考验着社会管理者的智慧和能力，更需要凝聚起公众对重建道德秩序的共识、凝聚起维护社会公德的公民力量。


（2012年5月2日）



要维护个人信息自主权


姜赟


无论是加强监管，还是进行立法，个人信息的自主权都是基础


日前，我国首次大规模集中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1700余名。在保证公众个人信息免受侵害的同时，这次行动更释放出强烈信号：保护个人信息，力度将越来越大，防线将越来越牢。


个人信息的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置身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挑战尤其严峻。即便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早、执法严的欧美国家，信息泄露事件仍经常发生。谷歌网和脸谱网已经不止一次被指责泄露个人隐私，苹果手机也因为定位信息收集收到一张来自韩国的罚单。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同样不容乐观。此次集中打击，揭露出各个环节的“跑冒滴漏”：有的被部门“内鬼”泄露，有的遭到黑客盗取，有的则是机构主动售卖牟利，一个覆盖个人信息收集、加工、转移各环节的利益链已经形成。


从垃圾邮件、垃圾短信骚扰不断，到更为严重的电信诈骗、敲诈勒索，个人信息泄露威胁到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个人信息管理的乱局，可能严重影响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导致正规商业经营失去竞争优势。可以说，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个人权利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需求。


然而，公众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力却显然处于弱势。安装手机软件，动辄要授权其使用通讯录；办张商场会员卡，也被要求填写多种个人信息。这些霸王条款只是个人对自己基本信息失去掌控的开始，这些采集到的信息之后如何保存、如何使用、流向何方等，都沉入黑箱，其保护状况令人担忧。


无论加强监管，还是进行立法，个人信息的自主权都是基础。要维护个人权益，就需要还权于人，加强对这一基本权利的保障。比如，会员卡到期不再续办，我们是否有权要求删除之前提供的个人信息？再比如，收到垃圾短信骚扰电话，没有发生现实侵害，是否也可以申请法律保护？这些现实情境背后，是个人信息的保密权、知情权、支配权、删除权，更是个人信息自主权的大问题。


个人信息的大面积泄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公众和社会对这项基本权利缺少必要的认知和重视。实际上，每个人的个人信息，就是一幅“人格画像”。这一权利受到损害，不仅损及当事人的物质利益，更可能影响其精神权益和社会的基本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才会有在个人信息保护上越来越严格的执法行动，也才会有不断高涨的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呼声。


一次专项行动，抓获1700多名嫌疑人，可谓成效显著。拍手称快之余，也让人忧心：集中打击的风头过去之后，侵权行为会不会回潮？要从根本上治理个人信息泄露的乱象，赋公众以信息自主权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不仅需要公众“信息权意识”的觉醒，更需要以立法、执法等手段，保护公众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使用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201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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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景区不是“公司资源”


李长虹


把景区承包出去后，地方政府更应当好公共资源看门人


今年是景区票价调整的“解禁期”，至今有20多个知名景区门票已经或即将涨价，涨幅从20%到60%不等。消费者颇有怨言，景区却底气十足：有行政许可，是市场行为，涨价无可厚非。


如果涨价源于成本提高所迫、源于改善服务所需，只要摊开账本解释清楚，公众自然可以理解。但近期，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的年报却显示，掌控部分旅游景区经营权的上市公司，坐拥超过70%的主营业务毛利率，甚至连寺院都承包给了旅游公司经营。


相应的，却是旅游服务的滞后。一些景区配套建设落后，不仅坐椅、厕所等设施陈旧稀少，一些景点内餐饮、住宿更是搭车涨价，屡屡遭致投诉。以北京一家公司为例，2011年其旅游服务收入超1.6亿元，而旅游服务成本支出却不足0.7亿元。在某种程度上，部分旅游资源已成为一些公司的赚钱工具。


大部分景区资源，都属于公共资源。不管是文化遗存，还是自然风物，景区携载着一个地方历史和文化的基因，本身就具有全民性和公益性，理应为人们所共赏、共享、共保。


把景区承包给企业经营，进行市场化运作，可以提高管理效率，有一定合理性。但问题是，企业有逐利本性，一旦掌握了景区这样的优质资源，难免想要更多、更快地获取高额利润，而不顾其公益性和公共性。现实中，少数旅游公司或是跑马圈地粗放式发展，或是巧立名目乱收费损害消费者利益。门票涨价，也正因此而屡屡招来质疑。


一些地方政府的想法也可以理解：让本地景区发挥更大效益，既是政绩需要，也是真金白银。但是，把景区承包出去，并不是把公共资源拱手让人。如果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景区建设和保护的主动权，就容易被企业牵着鼻子走，造成毁灭性开发。如果放任公司的逐利行为，任由古迹和环境被破坏，损失的将不仅是景区形象，更是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那种单纯为了追求利润而吸引众多投机性资本的发展方式，那种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长期利益的行为，都可谓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不仅将影响到普通游客的利益，扭曲资本市场的配置作用，更可能使我国旅游行业畸形发展，有悖于中央发展文化产业的精神，更有悖于建设文化强国的目的。


景区是公共资源，不属于某个地方、某家企业，而是属于公众所有；这资源不仅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对于企业，不能承包之后就急于变现、无序开发，而应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对于地方政府，不能把景区承包出去后，就放弃了监管责任、坐等分成，而应该当好公共资源的看门人。这不仅是为了旅游公司、旅游资源的长远发展考虑，更是为了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考虑。


（2012年4月26日）



干部选任离不开群众参与


朱磊


公众的“嘘声”，是对干部选任的“监督之哨”【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近期，几则消息引来社会热议。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任用90后副局长，曝光后发现确系违规；山西长治提拔80后副处级干部，则因及时澄清质疑，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认可。


群众的质疑、舆论的热议，有可能说中要害，也有可能怀疑错了、让当事人受到一时的委屈，这些都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关键还在于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选任中，能否把守规矩、讲程序作为第一标准。山西的80后干部之所以能够洗去嫌疑，则在于组织部门守住了线、把住了关，又能及时以事实为依据予以澄清。【更多免费素 材，微信lbgzkf1】


实际上，近年来“被围观”的年轻干部，远不止这几位。不管是否合格合规，他们都曾招来众多质疑。这样的习惯性质疑，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每有年轻干部出现时，总会引来负面猜想。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和深思。


“不拘一格选人才”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应当注重选拔任用优秀年轻干部。看到提拔年轻干部就不分青红皂白，“未审先判”，一棍子打死，肯定不是可取的态度。但也要看到，这种思维定势有其现实的土壤——的确有少数地方误读中央精神，片面追求年轻化，破格提拔缺乏民意与程序基础的“低龄干部”，使得年龄造假屡屡出现。


从这样的角度看，公众的“嘘声”，其实是对年轻干部选任中各种问题的“监督之哨”。选人用人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公众有知情、参与和监督的权利。通过正常渠道提出问题、要求解答，是对年轻干部选任的正当态度，与干部选任测评、公示的初衷是一致的。


要让哨声不再响起，靠夺走哨子肯定不行。今年初，甘肃武威22岁的年轻干部焦三牛面对巨大质疑时，当地组织部门以完备的公选程序和优异的考试成绩，打消公众种种猜测，更让人看到这位清华毕业生的朴素情怀。这充分说明，及时回应嘘声背后的质疑，有效做好沟通交流工作，是对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尊重，也是对应该提拔任用的年轻干部的关心和保护。


干部的选任，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和支持，这是我们做好选人用人工作的基础。只要严把年轻干部选拔关、正确对待公众的质询、及时回应群众的关切，选人用人工作就一定能够更加健康有序。


（2012年4月25日）



穿上“马甲”，也是强拆


张彦春


我们需要的社会管理创新，不是东台这种穿上“马甲”、钻法规空子、损害群众利益的“创新”


江苏东台金北村村民最近有点烦。两个宣讲拆迁政策的高音喇叭，扰乱了他们的生活。


据央视报道，为了在一个月内完成拆迁任务，东台市中心城区拆迁指挥部在金北村架起两个喇叭，天天向村民“宣讲政策”，晚上播到零时，周末24小时播，持续已有半个来月，居民生活、学生学习受到严重影响。而据记者调查，这一拆迁项目属于“先拆再补审批手续”的违规工程。


一边是发展诉求，一边是群众利益诉求，拆迁之难，可以理解。近年来一些强拆事件引来广泛关注，出了问题往往会被“一票否决”，更增加了拆迁者背负的巨大压力。但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能成为少数地方挖空心思打擦边球，试图突破法律规范、政策限制的理由。像东台金北村拆迁工程这样，打着“宣讲政策”的名义对村民进行噪音滋扰，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软性强拆”。


近年来，对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行为的管理和规范，一直在不断完善，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2011年初《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发布实施，最高法最近又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被拆迁者的利益，也有利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然而不管多么完备的政策法规，也难以囊括实际运行中的一切情况，难以穷尽对有违群众利益行为的禁止。于是，面对日益规范的法律法规，少数地方开始琢磨种种“创新手段”，千方百计逼被拆迁方就范。


类似“软性强拆”，此前已有先例。有的地方，工商部门查执照、计生部门查超生、强制被拆迁方的公职人员亲属进行规劝……凡是有利于拆迁的“积极因素”，都被调动起来为拆迁服务。这些新型拆迁方式虽然比之强拆“文明”了些许，但从本质上讲仍然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强制性行为。


拆迁涉及利益的调整，涉及市场的运作，涉及公众的参与，尤其需要以社会管理创新来化解矛盾。近年来，山东德州、湖南江华等一些地方“阳光拆迁”的探索，让人们看到拆迁中的另一种实践样本。我们需要的创新，正是这种平衡各方利益、做好互动沟通的努力。而那些穿上“马甲”、钻法规空子、损害群众利益的“创新”，应该坚决杜绝。


发展之路上，土地的征收、房屋的拆迁，肯定还会在不同地方进行。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之下，如何兼顾公共利益和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如何与被拆迁者实现良好的互动和沟通？对于相关部门，这不仅是执政智慧的考题，更是对执政宗旨的检验。


（2012年4月24日）



农民工断指，痛了谁？


李泓冰


农民工“断指”的背后，是工伤频发、工伤保险缺乏、有效救治滞后的权利困境


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现象——当“农民工”三个字成为新闻热点时，常常伴随着“几连跳”、“开胸验肺”等惊心动魄的事件。热点触动社会的痛点，暴露存在已久的难点。


这一回的“痛点”，源自在江西南昌打工、被钢筋打断左手拇指的熊春根——因为工厂老板推脱不管，自己也无力负担就医费用，他不得不捧着断指黯然离开医院。


十指连心，熊春根痛何如之！而在一个旨在让劳动者“生活得更有尊严”的社会，这显然不是一个人的痛。当地社会管理部门更应反思，这份痛楚是否只能由农民工个人来承受？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漂泊中画下的类似问号，已经悬挂多年。解开问号的努力从未停止过，从最初的盲流身份、打黑工，到初享社会保障的滋味；从欠薪成常态，到普遍受到最低工资标准保护；从被劝说返乡，到劝其留城过年；从没有身份证就可能被拘留、被遣送，到参加全国两会共商国是……


然而，在农民工权利不断彰显的同时，一些痛点也日益凸显。农民工“断指”的背后，是工伤频发、工伤保险缺乏、有效救治滞后的权利困境。


因为“农民”身份无法逾越，不少农民工未能享受平等待遇。始终难以化解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社会保障。城市一直存在着两个劳动力市场：一个是正式的，享有户籍、社保等各项保障的劳动力市场；另一个是非正式的，合法权益时常被侵犯的劳动力市场。设备老化、很少培训、休息不足、心理负担重，这些容易引发工伤的因素，都由农民工默默承受。而在巨大的劳动风险之下，许多农民工没有必要的保障。在一些小规模、作坊式小企业，农民工与私人老板之间连劳动合同都没签，更遑论缴纳社会保险。据统计，去年年末，江西省农民工在省内就业的220.86万人中，仅有106万人参加工伤保险。光是在珠三角，农民工一年的断指事故就达3万多起，多半不了了之。


每当农民工遭遇不幸，媒体总会善意提醒农民工兄弟要有法律意识，学会保障合法权益。倘若一个群体中的个别人受到伤害，这样的提醒固然必要，但是，如果一个群体总是集体性受伤，责任主体就不再是受害者个人，甚至也不独是吝拔一毛的企业主。


如果管理部门以发展经济那样的急切，去关注劳动者的生存与工作环境；以招商引资那样的热情，去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依法处罚伤害农民工权益的无良企业和老板，并将之提升到维护和谐稳定的高度……熊春根们要么幸免于断指之痛，要么断指还有接续的可能。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曾让我们认识了工业时代流水线对人的异化。如今在一些地方，如何走出漠视工人生命健康的“摩登”怪圈，不是银幕上的故事，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一直强调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是最大的“以人为本”，农民工的现实待遇和权利保障如何，应该成为治理者议事日程的重要内容。


（2012年4月23日）



利民的大树也不能硬栽


李强


让群众对决策信息有充分了解，让决策过程体现公众参与，决策的科学性才有可靠保障


最近，一项轰轰烈烈的“植树增绿”工程，将青岛市推上风口浪尖。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本是令市民受益的生态工程，可不少市民不但“不领情”，反而从论证公开、成本核算、种植密度、位置布局等多方面提出质疑。日前，青岛市相关部门公开道歉，承认存在论证不细致、沟通不主动等问题。


青岛市坦率诚恳的态度，值得肯定。需要省思的是：一项有着良好初衷的城市绿化工程，为何引发强烈争议？


作为城市公共工程，种树显然远远不是刨坑一埋那么简单，这涉及植物、园林、地质、规划等多个领域，也牵扯到成千上万市民的切身利益。要完成好如此宏大的工程，不仅需要科学严密的考察论证，也需要及时有效的交流沟通，这两个方面工作虽然着力点不同，却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使政府决策更加合理，获得更为坚实的民意基础。


青岛市民关于海边种树、岩石上种树、过分密植等不乏专业水准的质疑，让人认识到，重大工程的前期论证、方案设计十分重要，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疏漏；同时，在决策过程中倾听民意、吸收意见，也十分重要。通过沟通才能增加共识。


无论是当地群众长期对植树工程决策过程知之甚少，还是工作人员面对市民询问发出“你要干什么”的反弹，或者是一些植树工地上“说了算，算了干”的醒目标语，都说明有关方面与公众的沟通存在不畅、不深、不细的瑕疵，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的程序链条出现了问题。


不论证就难免有疏失，不知情就难免不领情，正是由于缺乏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不仅使得决策者失去了一个了解实情、吸纳民智的好渠道，为工程方案埋下了种种技术“地雷”，而且放弃了回应社会关切、及时解疑释惑的主动，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理解，给工程实施带来了种种情绪障碍。


通过青岛植树这件事，人们对如何科学决策当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所谓科学决策，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体现在制度领域。只有让群众对决策信息有充分了解，让决策过程体现公众参与，决策的科学性才有可靠保障。


更进一步说，在公众参与热情日渐高涨的今天，治理者应该更加重视民意、善待民意。民意把握得充分准确，决策做事就有准头；如果剃头挑子一头热，就会出现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因此，各级干部在埋头工作的同时，也要时刻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良性互动实现科学决策，推动社会进步。


（2012年4月20日）



从普通人的幸福瞬间读懂中国


詹勇


读懂了普通人的幸福与困惑，也就理解了当下的中国，认识了我们自己


“老人走了，却把幸福留下了。”日前，感动过众多网友的“幸福环卫工”张景和因病去世。人们难以忘记，那年夏天，一位身穿环卫工人橘黄色背心的老人，坐在马路边绿化带水泥台上，用手捧着孙女的脸蛋，两人满脸笑意地鼻吻。如今斯人已逝，但它所引发的幸福思考，仍然没有画上句号。


回顾这些年感动过我们的“小人物”，从白方礼老人蹬三轮车捐资助学的背影，到只会写5个字的“三嫂院士”登上讲台接受荣誉，再到“微笑哥”绽放烟花一样的笑容，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为什么普通人的幸福瞬间总会如此有力地拨动人们的心弦，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


关于幸福，我们的社会存在无数定义。毋庸讳言，仰望偶像、憧憬成功、追求财富，这样的念头激励着从出租房里蜗居的北漂到金融街上疾行的白领，也激发出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这似乎是变动时代难以撼动的幸福主题。


然而，当物质潮流席卷而来，当市场规则无孔不入，当利益考量精打细算，有的教授以“40岁没4000万别来见我”励志门生，有的女生对追求者直言“宁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有的人以手袋是某牌、我爸是某官为炫耀。在这样的众生相中，幸福的节拍有些错乱，幸福的图景变得模糊。如何重新定义和感受幸福，当代中国人或多或少都面临这样的心灵困惑。


一位哲人说：所有的不平凡最终都要回归平凡，所有不平凡的价值都要用平凡生活来衡量。小人物的幸福瞬间，诠释了幸福的本义。“幸福环卫工”告诉我们，亲情有时就是一个亲热的拥抱；“三嫂院士”告诉我们，相较那些同台领奖的各界名流，“做好自己这份工”，为他人默默奉献、带来快乐，这样的成功毫不逊色。


感受普通人的幸福瞬间，我们不只获得了另一种幸福体验，更在省思中重新探索幸福的涵义。事实上，近年来，无论是网上秀“随手拍”还是手机转发生活感悟，无论是农民工演唱的《春天里》被千万次下载，还是微电影《老男孩》让无数人热泪盈眶，人们越来越关注身边的普通人，体味他们的喜怒哀乐，把他们的感受放大传播，把他们的故事演绎讲述。


正是在这样的观照中，我们越来越发现一个被忽视的心灵现实：原来在硬邦邦的物质追求之外，一直有一种温暖而柔软的幸福追求悄然生长，它本于人性、直击人心，为世人指引着最为真实的幸福路径。也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与幸福的心灵距离。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在一个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在一个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变的社会，读懂了普通人的幸福与困惑，也就理解了当下的中国，认识了我们自己。


（2012年4月19日）



靠什么管住补习班？


朱磊


越贵越补，越禁越补，这种看起来很不理性的集体选择背后，存在着扭曲的分数逻辑


又到了会考、升学的冲刺阶段，各地的补习班又开始频频冒头，价格更是屡屡冲高。近日媒体报道，有的学生一学期补课费超过10万元，有的班一学年单科补课费多达67万元。


一方面是不断攀升的补课费用，一方面是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的“禁补令”，但不管是经济压力还是行政命令，都挡不住众多家长、学生奔向补习班的急切脚步。补习课堂的“魅力”何来，又是什么力量让“补课市场”如此兴旺？


越贵越补，越禁越补，这样看起来很不理性的集体选择背后，却存在着非常“理性”的个体选择。在教育评价体系不完善尤其是考分成为决定性指标的背景下，单考课堂内的那些基本内容，区分度有限，而要体现区分度，就要加考一些更偏更难的内容，学生为了提高分数，补习班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正如一位教育专家所坦言：在考分决定一切的现实下，即使教师不想补，家长也要追着补。


扭曲的分数逻辑误导下，人们对补习班趋之若鹜，一些培训机构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不惜以“漏题”等方式体现补习“效果”，取得家长和学生对补习班的信任，使得本应作为附加教育手段的补习班，变成了家长拼学费、孩子拼课外时间、老师拼失德的“三拼班”。


不可否认，补习班有其存在的市场需求。补习班可以有，关键是规范发展。现在不少补习班鱼龙混杂，游离在教育、物价、工商等系统之外难以监管，一些在职教师“走穴”进行有偿补课，某些培训机构借补课高额收费，种种乱象助长了教育的商业化、畸形化发展，迫切需要进行治理。


当然，补习班红火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也不能忽视。“别人的孩子都在学，我的孩子也不能落后”的从众心理，往往刺激了补习市场的需求，也对补习价格的高涨推波助澜。如何帮助家长树立正确教育观，认识“教育即生长，生长就是目的”的教育之道，摆脱分数逻辑的影响，显然需要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各方面努力。


更深一步看，如果考试分数作为“通行证”的单一性不改变，如果优质教育资源“粥少僧多”、分布不均的现状没有缓解，如果“素质教育讲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干得扎扎实实”的反差没有消除，补习班就有生长的土壤，违规操作也难以根绝。治本之策，还在加大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并促进分配公平，改革创新教育体制以走出应试教育的围城。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大学校长在一所世界名校门口遇见一位女孩，她正准备迈入大学生活。而在此前的一年里，她必须拿出一份足以说服学校的社会调研，她的母亲则利用周末时间在一旁忙着发放问卷。


听完这个故事不禁想到，假如我们的教育评价，也能将社会实践、综合素质与考试分数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结果又会怎样？如果从教育部门到家长都把精力放在孩子的全面成长上，补习班还会有“疯狂”的砝码吗？


（2012年4月18日）



“布衣参事”让决策更接地气


张志峰


老百姓是最大的智囊团，民情民意是最重要的决策参考。政府决策固然需要勇气与魄力，但最基本的还是先接好地气


人们印象中，政府参事多是专家学者等社会名流。日前，武汉市宣布，将从普通市民中选聘3位政府参事，不限身份、学历和职业，其意见和建议可以直通市长。这一举措在全国尚不多见。


来自普通市民的“布衣参事”对政府意味着什么？在武汉市长眼里，此举有利于集思广益、提高政府工作的科学性和民主决策水平。当地政府参事室更是期望，“布衣参事”能以超脱的身份、独特的视角和“直通车”的优势，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布衣参事”是个新事物，但试图破解的还是老问题：政府决策如何创造条件让公众有序参与？如何准确对接民情民意，实现科学化民主化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直通市长”的“布衣参事”，与在人民大会堂里参政议政的两会代表、委员一样，发出的都是群众的声音，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布衣参事”的一个特点就是草根化，他们本身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甚至与弱势群体生活在一起，能够零距离了解民情民意。他们是民生的“温度计”，也是群众身边的“意见箱”。百姓生活到底有哪些现实困难，市政工程如何规划才能皆大欢喜，城市管理还存在哪些短板，通过“布衣参事”等民间触角摸清这些问题，相关决策才会更有准头，减少失误和偏差。


当今社会越来越专业化，决策者的信息渠道也越来越多元。不管是调查研究、专家咨询，还是通过听证会、媒体发布等公开征求群众意见，以公开透明赢得决策的科学民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而在众多的信息渠道中，老百姓才是最大的智囊团，民情民意才是最重要的决策参考。政府决策固然需要勇气与魄力，但最基本的还是先接好地气。


由人们对政府延揽“布衣参事”改进决策的期待，不禁想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在一些地方，市民质疑“退坪种树”，港口改名被迫叫停，如果从决策方面反思，恐怕也在于事先没有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充分吸收公众意见，造成决策不仅脱离现实，而且缺乏社会基础，最终在执行实施上打了折扣。


武汉这次选聘的“布衣参事”只有3名，相对于已有的30多名“名流型”参事，人数固然有限，但传递的积极信号令人欣喜：政府决策越来越重视来自民间的声音，越来越自觉主动地接地气。决策之道千万条，以人为本第一要。只有多接地气，工作才有底气，决策才有人气。


当然，如何让“布衣参事”能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这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实践的课题。


（2012年4月17日）



为卫生部的“较真”叫好


林尧


监督不只是公民的权利，更是管理部门的职责。管理部门必须彻底弃绝“差不多”心态，把自己的责任勇敢地担起来


最近，对于“低危害”烟草制品研究该不该参评国家科技进步奖，卫生部结结实实较了一回真。针对30位院士联名抵制烟草技术参评国家科技奖这一事件，卫生部有关负责人明确表态：要避免烟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吸烟，而不是用其他方法降低危害。国家科技奖应该鼓励保护老百姓的健康，不应该鼓励类似“低危害”烟草制品的研究。如此鲜明的态度，令业内外人士普遍击节叫好。


事实上，烟草业科研成果参评国家科技奖并非首次。据统计，近10年来，已有7项烟草领域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对这种情况，此前不是没有人提出异议。去年某烟草行业的专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曾遭遇强烈质疑。但在科学研究、科技政策这样一个门槛很高的领域，普通人的意见很难引起重视，即便是专家观点，也容易在部门管理的高墙前碰壁。这一回，有了来自卫生部门的权威声音，相信问题定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平心而论，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主管的事务发声，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在这一事务“已有先例”的情况下。试想，假使最终结果是这项研究退出评奖，那就说明此前已经获奖的7项成果，其获奖资格同样有待商榷。这不仅可能让参评单位和获奖人心生不悦，也可能让主持评奖的部门“没有面子”。对于这样一种结果，卫生部门不可能没考虑到，但他们仍然敢于坚持原则，敢于鲜明表态，这一态度令人钦佩。


90多年前，胡适曾经为“差不多先生”立传，讽刺当时中国社会那些处世不认真的人。到今天，“差不多先生”仍未绝迹。“差不多”的情况主要有二：


一种是责任心缺失，懒得较真，自己应尽的责任“差不多就可以了”，遇事爱往人家身上推。以“人造鸡蛋”为例，面对记者的提问，工商局认为应由技术监督局认定，质量技术监督系统认为该由农业局管，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则表示“这完完全全属于工商部门管的事”，最后几个部门管不了一只蛋。


另一种情况则是碍于情面，担心得罪人，该管的事情“差不多就得”，不想为此“唱黑脸”。科技部门成立的科研诚信建设机构曾经承诺，对所有实名举报，如不受理必通知举报人，凡受理者必有处理结果。但5年多过去，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仍未建立，接受举报的受理、调查、复核、处理程序和制度也不完善，许多时候，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由项目承担单位进行，相当于“自己查自己”。这样的监督如何能有效发挥作用？


监督不只是公民的权利，更是管理部门的职责。与普通民众相比，管理部门有更多资源、更强能力，更大的责任，要让社会管理日臻完善、社会风气日益好转，必须彻底弃绝“差不多”心态，像卫生部这次的表态一样，把公众的感受放在心上，把自己的责任勇敢地担起来。


（2012年4月16日）



宽容是给“出格”的最好一课


斯壮


被孩子惹怒，往往是大人情绪失控的表现。对自己的引导能力有信心的人，不会声色俱厉地搞“激情教育”


一名高二学生偷换掉事先经老师把关的讲稿，用“自己的声音”对现行升学和教育制度提出质疑。


身处青春期的中学生不听“安排”、独树一帜，甚至做出某些逆反的举动，并非多大的新闻。反倒是该校汇龙中学对待此事的态度，值得成年人尤其是为人父母、为人师长者借鉴思考。


这名同学的演讲被认为是“言论不当，用词过激”，对这个结论我们存而不论。这所学校按其认定，对这位学生进行了批评教育，但校领导表示，本着宽容的态度，不会对其进行处分。更让人触动的细节是：当时，音响主控台就在不远处，也有老师站在演讲台附近，完全可以断掉电源或让该生停止演讲，“但那样也会打击他的自尊心，我们还是坚持让他讲完”。


保护未成年人的自尊心，坚持让“言论不当”的学生把话讲完，能有多少老师、多少学校有这样的心思和气度？


答案恐怕很难乐观。


“师道尊严”，是中国教育几千年的传统；“严是爱，松是害”，在很多家长、老师的心目中，是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原则。就在不久前，一名中学生玩笑式地将一段《兰州二十七中逃学指南》的视频发到网上，被学校勒令退学。在广西平南县，19名高中生因为上课带手机被“劝退”或“动员转学”。在江西宜春市第四小学，十几个孩子竟然因为“到校过早”，被老师把脸颊掐青……这些新闻拼接出的图景与严苛的应试教育一起，让校园在一些孩子的心中成为令人生畏的所在。


曾有这样的故事：小学生进校不跟老师打招呼低头而过，老师提醒家长，让他们连续几个早上陪孩子一同步行上学，见到小鸟说声“早上好”，见到目光相接的路人说声“早上好”，结果一进校门，孩子向老师的问好变得特别自然。也听过这样的讲述：孩子入学第一天，学校会发一本厚厚的指南，第一部分是《权利》，上课举手的权利，给老师提意见的权利，受同学欺负时投诉的权利；第二部分是《义务》，上楼梯靠右走的义务，穿校服的义务，按时完成作业的义务……紧跟着权利的义务，让小孩子觉得平等公正、理所当然。


可惜这些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数是在国外。像汇龙中学这样“坚持让他讲完”的学校，在我们身边遍寻难觅。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过家长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事实上，被孩子惹怒，往往是大人情绪失控的表现。凡是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的人，都会冷静、克制、宽容地对待孩子的“出格”，耐心分析问题的起因，寻找有效应对的办法，而不是声色俱厉地搞“激情教育”。


教育如此，社会管理也是如此。为什么那个面对老人错拿游戏币当硬币却从不拆穿的馄饨店，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为什么有的小区自助小卖部，敢于让顾客自己付账却几乎没有丢过钱物？那是因为他们懂得，激活人的良知，更多的时候要靠鼓励和信任。


（2012年4月13日）



合理制度是虚假数据“还原剂”


朱剑红


有缺陷的管理、监督机制，为一些弄虚作假者开了方便之门【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国家统计局最近连连发声，对统计造假宣战。对外，连续通报了重庆永川区、山西河津市、甘肃玉门市、福建建瓯市等四个地方公然干扰企业直报数据的事件；对内，国家统计局明确提出，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首要任务。


从2009年70城市房价上涨仅为1.5%引发公众“呛声”，到各省GDP总量相加超出国家数据，或是因与民众感受有差距，或是因统计方法需改进，近年来，统计工作屡受质疑。这体现了社会对真实数据的需求，也折射出大家对统计工作的关注。也正是这样的需求和关注，推动了国家统计部门开门纳言、革除旧弊，统计方法不断改进，统计体系日臻完善。


今年2月，统计领域又一项重大改革拉开帷幕，全国70万家企业开始向国家统计局直接填报数据，这是确保统计源头数据真实准确的重要举措。如果把统计数据比作一条河，那么这条河有千万源头。源头数据的真实，正是宏观数据真实的基础。正因此，统计部门广大工作人员对这项改革寄予厚望，甚至认为这是事关中国统计前途命运的关键之战。


然而，这一改革，却在一些地方遭遇“执行梗阻”。或是成立“统计改革领导小组”来“领导”企业直报数据，或是发文件要求企业的数据要先送审再上报，一些地方甚至搞起了数据“双轨制”，一套对外，一套自用。依照统计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企业独立报送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企业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统计失真的危害人人皆知，却为什么总是有人热衷造假？统计法利剑高悬，为什么造假却能借政府文件和组织之力？“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官员”，让一些人视统计数据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不健全的考核、监管机制，更是为一些弄虚作假者开了方便之门。


而且，在少数地方，无论是企业还是统计部门，“统计话语权”都偏弱。虽然企业有权抵制那些暗示、授意甚至强令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行为，但哪家企业不需要顾虑生存环境，敢跟“婆婆”叫板？统计部门也是如此。由于地方统计局受地方政府领导，各级统计工作者吃在地方、住在地方，进行统计工作时，很难毫不顾及地方的脸色。正如有专家所言，如果地方统计局只是“小兵一个”，统计数据的质量很难凭一己之力掌控。


数据造假伤了谁？从表面看是伤了数据生产部门——统计局，但其实是伤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扭曲的统计数据会误导对发展态势的研判，最终影响经济社会的前行。推进统计改革，加强统计执法，需要政府统计机构承担更多责任、拿出更大勇气，更需要各方联手，合力改进方法、完善制度，才能给虚假数据注入“还原剂”。


（2012年4月12日）



给利益博弈套上法治缰绳


徐立凡


防止建设高峰期成为矛盾高峰期，需要从法治完善和严格执法两方面夯实基础。让利益博弈和法治完善结伴而行，共同成长，本来就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应有图景


遏制强制拆迁，又有新的“尚方宝剑”：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继2011年1月国务院颁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废除行政强拆后，最高法继续完善司法原则，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为社会管理注入新的法治内核。


近年来，房屋征收与补偿屡屡成为社会热点，强拆中发生的违法现象和侵犯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高风险因素，给政府公信力造成不小的伤害。


过去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出于追求发展速度的考量，地方行政部门可以自行制定补偿标准，自行组织或责成有关单位执行强制拆迁。随着土地收益占地方财政的比重越来越大，地方行政部门成为土地市场的参与者，成为土地、房屋拆迁的利益相关方。由于地方行政部门天然处于强势地位，被征收人的权利救济渠道狭窄，往往引发暴力拆迁事件，致使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成本剧增。


这次最高法发布的《规定》，有很多引人关注的“亮点”：当事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房屋征收补偿明显不公平应裁定不准予执行，明确“裁执分离”的强制执行方式……这些规定，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效对接，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完善了对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和保护手段，体现了限公权、保民权的法治精神，有助于遏制房屋征收与补偿中的乱象。


让法治的阳光遍洒每一个角落，立法固然重要，执法更为关键。在法院应裁定不准予执行的七种情形当中，什么是“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尚有不同的理解。此外，政府申请强拆前如何评估稳定风险，有什么样的标准可以参照，尚无明确的标准……最高法的《规定》如何落实、能否落地，还有待实践的探索和检验。


目前，中国仍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土地征用、性质变更、项目建设的高频率不可避免，这种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也意味着，围绕土地、房屋征收和补偿的权益博弈不可避免。如果处理得好，博弈的高发期就不会成为矛盾的高发期；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上升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防止建设高峰期成为矛盾高峰期，需要从法治完善和严格执法两方面夯实基础。让行政机关、被征收人等利益相关方习惯法律的审视，遵守法律确定的边界，是实现和谐拆迁的唯一保障。实际上，利益博弈和法治完善结伴而行、共同成长，本来就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应有图景。


（2012年4月11日）



对权力的监督不能“慢半拍”


邵景均


如何让监督更及时、更刚性，贯穿领导干部履职的全过程，是陈明宪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警示


近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涉嫌在高速公路工程招标等环节严重违纪，被纪委立案调查。


陈明宪最终被立案调查，这说明监督的效力。只是，人们不禁追问：这样的监督是不是来得晚了些？


据媒体报道，陈明宪“生活极度奢靡”，“大约两三年内，一直住在五星级酒店，每天搓麻受贿无数”，“近年塌的桥，都有他参与”。对于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官员，知情者当不在少数，为什么没有及时监督举报，反而让他“带病运行”？


陈明宪任人唯亲，大笔一挥，他的儿子、弟弟等亲属就相继被安排进入交通系统，形成家族式的腐败链条。对这种任人唯亲的行为，有关部门为什么没能及时察觉、及时制止？


“早在两年前纪委就开始在外围调查陈明宪”，这期间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及时遏制他的腐败行为、尽可能将其危害降低到最小限度？


对权力的监督不能“慢半拍”。


陈明宪的案例表明，没有及时的监督，干部的错误会越犯越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损害也会越来越多。这些年，因为工程落马的干部不在少数。一些地方路修通了，干部却倒下了，堪称“前腐后继”，教训非常深刻。对交通运输、国土资源、工程招标等腐败高发的行业、领域，应该前移监督的关口，在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上多下功夫。这既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也是对干部本人的爱护。


提高监督的速度和质量，首先要擦亮群众的眼睛。人人负起责任，人人勇于监督，政府才不会松懈，干部才不敢滥用权力。一方面，要切实加大政务信息公开的力度，防止招投标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必须切实畅通监督的渠道，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有条件监督重大工程。


陈明宪之流的腐败并非高深莫测，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关键是监督者是否尽职尽责，尽心竭力。对于来自信访、网络等渠道的反映和举报，纪检部门、检察机关有责任及时调查，及时采取措施，而不是慢慢悠悠、“后知后觉”。


提高监督的速度和质量，离不开制度的强力支撑。在法治社会，对权力运行监督的及时性、有效性，必须由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证。这些年，针对工程招标等环节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频发的态势，国家制订实施了《招标投标法》，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在工程建设领域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通知》，一些省份出台了加强招标投标监督管理的规定。这些法律法规不可谓不严密，关键是如何进一步在制度上予以细化落实，在执行过程中有效克服纪检监督失之于软、法律惩处失之于晚的问题。


如何让监督更及时、更刚性，如何让监督贯穿领导干部履职的全过程，是陈明宪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警示。


（2012年4月10日）



当干部，请离“河边”再远些


包蹇


当干部的，一定要慎权、慎言、慎行、慎友，不沾那些可能引发议论的事情，不给外界的猜疑和想象留下空间


近日，一则“县长豪华坐驾违章停车，交警贴罚单却遭保安围殴”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尽管当事人和所在单位及时公开信息、说明情况，澄清了一些疑问，但它所反映出的问题，仍然值得领导干部思考。【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事件的经过是：在甘肃庆阳市驻西安办事处附近的庆阳大厦，原庆阳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现庆阳市华池县县长的司机违规停车，当交警进行处罚时，庆阳大厦的保安表示“这是我领导的车”，联手将交警打伤。


华池县委、县政府迅速通报了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表示事件发生时，县长和司机不在现场，而那辆市价70万元以上的豪华越野车，是县政府临时从企业借用的，并非县长专车。县长也出具证据，证明自己的专车是一辆帕萨特，当时正在送修。在庆阳市政府的要求下，有关责任人受到处分，市政府工作组和华池县县长本人专程赶到西安，向交警表示慰问和道歉。


到这里，事情似乎得到圆满解决，但舆论对其中不少疑团的追问尚未停止——


首先，县政府为什么可以从企业借用价值不菲的越野车，究竟是无偿还是有偿，是偶尔为之还是常态？其次，据华池县委、县政府的通报，县长是去西安参加“西洽会”的，可为何事发时县长却在其西安的家中？再有，事件发生后，为什么县长于当天即匆匆赶回华池，到第二天才折回“路途较远”、有必要借用越野车才好走的西安，“代表县政府”向交警当面致歉？


复述这些疑问，并非不相信当事人的申辩和有关方面的解释，更不是根据怀疑进行“有罪推断”。这里想强调的是，华池离211国道并不算远，去一趟西安，即使一般的车不好走，也不一定要向企业借用越野车，而且是一辆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华池形成强烈反差的高档越野车；既然事发第二天有必要去看望受伤交警，县长就最好是当天赶赴医院及时道歉，而不是跑回华池，待县委、县政府开完紧急会议后才折回西安；既然县长在庆阳驻西安办事处当过十几年主任，就更有责任叮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打消他们为了“领导的车”跟交警执法冲突的任何念头。


也许有人会说，现实生活中，不乏比这严重得多的情况，遇上这样的事情只能怪当事人倒霉。这样的认识值得商榷。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当干部的，尤其是为政一方的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时时刻刻警醒自己，慎权、慎言、慎行、慎友，一言一行，不和那些可能引发议论的事情沾边，不给外界的猜疑和想象留下空间。


这是对干部的基本要求而决非苛求。恰恰是因为现实中“不乏比这严重得多的情况”，领导干部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改变一些干部在群众中留下的不良印象。既然有“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说法，领导干部就更要洁身自好，离“河边”远些、再远些。


（2012年4月9日）



农村教改，创新思路更重要


姜泓冰


正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东西部和城乡落差，利用人力资源市场的梯度转移规律，完全有办法、有能力让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迎来“放牛班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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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变“资教”，一字之变，让湖北省的乡村孩子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近日有关湖北省“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的报道，给人启示，令人鼓舞。


中国的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各个地方的教育改革举措不断推出，创新之势方兴未艾。然而一些难题持续多年，各种因素相互缠绕制约，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其中最受关注、也最令人心情沉重者，莫过于广大农村的基础教育发展问题。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城乡教育落差进一步扩大，薄弱的中西部农村教育令人揪心。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其重要意义人人皆知，可是，让人眼前一亮的破解办法却并不多见。当很多省份为“教育投入不足”而叹息的时候，湖北省在有限的财政教育经费之内，动足脑筋通过制度创新、政策激励来改变窘况，让人耳目一新。通过政府购买阶段性服务岗位的方式，每年选拔一批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到乡镇学校“资教”，任期3年——已实行八年之久的“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是一种宝贵的探索和创新。


大学生西部支教计划已开展多年，在高校中反响热烈，报名者踊跃。很多年轻学子因此收获了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农村孩子也因为大学生的到来开阔了眼界。但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如果不能通过制度设计，将“志愿行动”变成经常性、普遍性的力量，不能将“匆匆过客”转化为“固定师资”，教学质量的提高就会昙花一现，很难给学校面貌带来根本的改变。湖北的实践，恰好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做了拓展，他们因势利导，鼓励大学毕业生走进农村、扎根农村，迎来了大学毕业生人尽其才、农村教育水平大幅提升的多赢局面。


从当年感动中国的徐本禹、查文红等模范典型的支教事迹中，我们看到了具有道德示范意义的“高尚情操”，更能感悟到，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我们完全可以将少数个人的“好人好事”，变为改变教育困局的新行动。正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东西部和城乡落差，利用人力资源市场的梯度转移规律，我们完全有办法、有能力让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迎来“放牛班的春天”。


如果说改善农村学校的简陋校舍、落后设施等硬件，更多需要倚仗财政资金投入的话，那么，解决师资问题，弥补农村教育发展“软件”不足，更需要教育管理理念和制度设计的创新智慧，需要开放的胸襟和多元化的探索实践。这是“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告诉我们的经验。


（2012年4月6日）



给逝者一份“节俭的尊严”


富子梅


为移风易俗者提供尽可能周到的服务，让各种新安葬方式实施起来更为便捷、更加体面，还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


“豪华的死不起，经济的没问题。”北京市殡葬协会负责人近日表示，近年来，民政部门开展“零消费骨灰海撒、百元骨灰盒、千元殡仪服务、万元骨灰安置”的“零百千万”工程，可是很多不被市民接受。北京其实有便宜的墓地，但不少市民“不领情”，挑大小、挑风水。


如此说来，这些年不绝于耳的“死不起”的议论，完全是市民“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结果？答案恐怕不是这样简单。


的确，正如专家所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婚丧嫁娶都是人生大事，有些人将墓地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有人将先人安葬与子孙福祉、家族兴旺联系在一起。因此，很多人宁愿花大价钱买墓地，也不愿接受绿色殡葬。墓地开发商借此炒作经营性墓地，风水上佳、豪华天堂、尊贵长眠……通过各种概念的炒作，一些地方万元以下的墓地已成稀缺品，价格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这当中确实有“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成分。


对于这种情况，管理部门一方面应该加大对经营性墓地开发的监管，用税收杠杆调节价格，不能任由墓地开发商肆无忌惮地赚取暴利，更不能让无序的墓地开发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该合理规划墓地，将绝大部分墓葬用地用于建立价廉质优的保障性墓园，同时将对超标准墓地征收的税收用于公益性、保障性墓园的日常维护，使之良性运转，给逝者一份“节俭的尊严”。


说到“节俭的尊严”，这正是让倡导殡葬新观念的“零百千万”等工程落到实处的关键。一分钱一分货，优质优价，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但假如将这种理念无限放大，其结果很可能就是“尊严的不节俭，节俭的没尊严”。事实上，“豪华的死不起，经济的没问题”这样的表达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意味。


从新闻报道的情况看，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不少市民对“零百千万”这一低价工程的质量持怀疑态度。在一些殡仪馆，“骨灰盒价格从10元到数万元不等，材质分纸、红木、紫檀木、黑檀木、楠木，甚至有翡翠玉石打造的六七万元的骨灰盒”。如果低价骨灰盒只是一个饭盒大小的纸制产品，跻身在众多“又好又贵”的同类骨灰盒中间，逝者家属的感受可想而知。令人对比强烈的不只是骨灰盒。据了解，一些推行树葬、壁葬的公墓，临近就是高价的土葬墓地，想不让人产生尊卑有别的想法都难。


“节俭的尊严”是既节俭又有尊严。给逝者一份“节俭的尊严”，有关部门不能只是简单提供一个“节俭”的选择就自感仁至义尽。追求正当的尊严和体面，不可都被视作“死要面子”，它们同样是人的基本权利。强化服务意识，为移风易俗者提供尽可能周到的服务，让树葬、海葬、壁葬、花葬、坪葬等低碳环保新安葬方式实施起来更为便捷、更有尊严，还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2012年4月5日）



正视高门票带来的“文化鸿沟”


郝洪


旅游资源多是公共资源，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具有很强公益性，理应最大限度地用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旅游旺季将至，各景点门票涨价声又起。据报道，全国130家5A级景区中近一半门票价格过百元，超过一成门票价格在200元以上。


门票岁岁涨，质疑年年有。今次，在众多“门票经济”、“畸形旅游产业”的追问中，有一种声音格外值得认真倾听——有专家指出，高门票实际上是把中低收入者拒之门外，这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


确实，高门票越来越多的将中低收入者阻挡在景区、旅游区之外。100元的门票，一家三口出游，加上餐饮、交通费等支出，中低收入人群还真是“玩不起”。


作为文化消费的一种，旅游正成为社会分层的新标尺。一如教育鸿沟、数字鸿沟，贫富差距正导致社会文化消费分层，让文化休闲走向“奢侈品”。虽然门票在整个旅游消费中的比重也许不算太大，但因为门票背后的旅游景区多是公共资源，本身具有公益性质，高价门票不仅在经济上给中低收入者更多压力，也在公共产品服务导向上让人滋生不满，进一步加深这道“文化鸿沟”。


这几年，人们感叹大学教育的不公平，这当然有多种因素，但必须承认，生活在大中城市、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孩子，确实有更多条件享受从幼儿园到中学的优质教育资源，有更多机会参加各种兴趣班进行“素质教育”，有更多能力于名山大川的游历中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丰富阅历。当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卢浮宫里流连忘返时，许多偏僻农村的留守儿童却因无钱支付门票，连家门口的“世界遗产”都无法一睹。


市场经济不可能没有贫富差别，作为政府，既有责任鼓励人们积极创造财富，也有义务让公共资源服务更多的人，以公共资源共享填平社会鸿沟。旅游资源多具公共性，尤其是那些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是社会的共同财富，理应最大限度地用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启迪国民心智，滋养国民心灵，而不仅仅成为促进一地GDP增长的发动机。


对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公益性质的强调，并不妨碍旅游产业的发展，相反，门票优惠政策往往能给一地的旅游带来乘法效应，兼顾旅游业的公平与效率。杭州西湖免费开放就是一个经典案例，“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西湖之美面向天下所有人，无关贫富，无论贵贱；低价门票甚至免门票，能够吸引更多的参观者，他们在门票之外的商业消费往往数倍于门票收入。


贫富差异是无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如果说，那些因城乡分割、教育发展不均衡等等造成的历史鸿沟，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努力才能填平，那么，我们现在起码要做到不再人为加大社会裂痕。比如，从降低景区门票，博物馆、美术馆免费开放等细微处做起，努力弥补不平等、积极促成社会公平。


（2012年3月30日）



“重大工程”就能违法用地吗？


徐立凡


本应是依法依规、依法行政模范的相关部门，在用地上却带头违法违规，既伤害了资源，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随着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高潮的兴起，违法用地现象给国土资源保护带来的挑战愈加严峻。27日，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等6部委联手会商建立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以求破解重大项目违法违规用地顽疾。


事实上，土地管理并不缺乏制度约束。到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出台了十余部，还颁布实施了3次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实施了国家土地监察制度和地方行政首长问责制。然而，一系列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仍未从根本上遏制违法违规用地现象。在一些领域，重大工程项目俨然成了违法用地的“特区”，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一方面，在一些地方，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要素资源，寄托了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的主要利益要求。土地财政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让有的地方对土地资源支配权的重视程度超过对土地管理的重视程度。二者一旦不能协调，往往会选择前者。重大工程项目因为时间紧、建设周期长、用地类别多、涉及范围广、用地报批工作难度大等客观原因，“未报即用”现象越来越多，甚至有地方把重大工程项目视为规避土地制度约束的挡箭牌。


另一方面，土地监管程序不畅，也是违法用地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目前，在土地管理格局上，地方政府部门与中央政府部门之间、中央政府的部门之间，仍然缺乏联动机制。在有的地方，许多重大工程项目异化成圈地游戏，造成大量土地闲置。近3年的土地执法检查数据表明，这一现象依然严重。


相关部门本应是依法依规、依法行政的模范，如今在用地问题上却违法违规，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而在人地关系长期紧张的形势下浪费土地，降低土地集约使用效率，又严重伤害了资源。


6部委建立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的尝试，无疑是打通土地监管脉络的效率改进。要让土地使用真正形成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个人意志服从客观规律的态势，还需进一步加强制度改进。比如，建立用地违法审查制度，通过提高土地监察在项目建设特别是重大项目建设中的权重，扭转监察成本过大、效果不彰的被动局面，让政府部门从土地的利益迷思中跳出来，实现土地的有序开发。此外，还需加快财税体制改革，通过新的长期税种的培育，帮助地方财政减轻对土地的过度依赖。


“十二五”期间，预计全国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在4000万—4500万亩，超出规划安排规模1000万亩以上。能否通过制度改进平衡发展与国土资源保护间的关系，能否将政府部门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定好位，不仅决定房地产调控的前景，也将影响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


（2012年3月29日）



如何关上安置房“质量门”


闻悟


如果为了速度不管质量是“讲政治”，那么，安置房“质量门”造成的后果又算什么呢？


江西省最大的地震灾民安置小区瑞昌市（县级）瑞民家园，日前被媒体曝光存在竹篾窨井盖、“纸壳”单元门等质量问题。当地政府也承认，因建设工期短，房屋“或多或少”存在质量问题。


安置房的对象主要是困难群众，政府有责任让他们住上舒心、满意的房子。开工前，也常能看到地方政府要做“民心工程”、“阳光工程”的凿凿表态；但建成后，却不时曝出各种“质量门”。这种反差不仅让百姓期待落空，也使政府公信力受损。


安置房“质量门”的出现，自然与开发商缺乏“道德血液”有关。不过从道理上讲，安置房建设要经过设计、开发、施工、监理、政府验收等关卡。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安置房带病闯关的能力怎么那么强？明明有监管验收环节，为何有人看守却无人设防？


监理专家被称为房屋质量的“把关人”。就瑞昌安置房来说，问题反映多年，却长期未能解决。是把关能力不足，还是监管态度不正？群众疑惑重重。监理本应是公正的第三方，然而，从以往媒体披露的其他地方情况看，一些监理专家往往“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监管功能无法发挥。不仅如此，在“竞争”的逻辑下，一些监理企业底线频频失守，不再做给开发商找麻烦的“婆婆”，而当起了听话的“管家”。


如果说，监理企业的花瓶角色中看不中用，那么作为验收主体，政府的作为同样值得反思。目前，政府验收房屋，采取“抽检”和“竣工备案”制。“抽检”就不会挨家挨户，存在漏洞；“备案”是例行公事，不出事不追究。这种监管稍显粗糙，离百姓需求距离较远，还需积极创新。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瑞昌当地一方面表示“房屋结构安全可靠”，一方面也承认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并解释安置房在建设过程中，在当时是政治任务，工期被缩短，对质量肯定有影响。这种解释其实难以说通。如果为了速度是“讲政治”，那么，安置房“质量门”造成的后果又算什么呢？据悉，瑞昌政府称已成立调查组，保证十天内处理到位。这样的姿态固然值得鼓励，但为何不能提前做到呢？


今年保障房要基本建成500万套，新开工700万套以上。质量问题不容丝毫马虎和放松，它直接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房地产调控大局。保障房质量不过关，没人愿买愿住，就起不到保障百姓居住权利的作用，难以达到分流刚性需求的效果，给楼市调控埋下隐患。


“要对保障房建设实行质量终身责任制，一旦质量出了问题，不论责任人走到哪里，都要追究其责任。”中央领导的表态，言犹在耳，政府相关部门还是莫要当成耳边风，还请提前关上安置房的“质量门”。


（2012年3月28日）



让“大快人心”化为长期信心


李强


运动式打假，固然能收获一时之效，但消费者维权牵涉利益多元、内容多样，必将是一场长期战役


质检部门查处“造炸弹”的液化气站，麦当劳中国公司负责人连夜对问题门店停业整顿，卖“假柴鸡”的家乐福负责人鞠躬致歉，贩卖个人信息的公司被封查……近日，央视“3·15”晚会的能量持续释放，曝光的商家被处理，消费者感觉“大快人心”。


小到柴米油盐，大到汽车楼房，消费行为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质量问题，事关健康权、生命权，是公众切身利益所在；也事关消费取向、消费信心，是社会经济关键所系。正如一位投资者所说：“股民可以不看春晚，但是必须看‘3·15’晚会。”其实，何止是股民、何止是“3·15”晚会，亿万公众都关注着媒体对产品质量的每一次监督。


一场曝光维权的电视晚会能引发如此规模的关注，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下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和保障问题，不容乐观。


从数年前的“三无”假抗生素、假奶粉、假音响，到近两年锦湖轮胎、双汇、中国电信及至家乐福、麦当劳相继曝出质量丑闻，以往多由不法中小企业引发的消费权益侵害行为，正在向知名大企业甚至跨国企业蔓延。不仅如此，网络欺诈销售、个人信息泄露、通信资费乱象……这类利用高科技进行的违法活动，也呈新的增长趋势，在侵害权益的同时，更因其技术性、隐蔽性，增加了对其监督和打击的难度。这固然说明媒体监督力量的进步和成长，也表明打假维权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这样的局面，亟待相关部门更为严厉和有效的监管治理。今年“3·15”之后，我们看到，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对不法企业予以清理整顿，涉事企业也纷纷第一时间予以回应。这样的效率虽令人满意，也不免让人思考：倘若不是被曝光，消费者的权益是否能有如此高效的保障？“‘3·15’举国打假，‘3·16’恢复平常”的调侃，虽言过其实，却也折射出消费者的焦虑和期待。


运动式打假固然能收获一时之效，但消费者维权牵涉利益多元、内容多样，必将是一场长期战役。一方面要有高压的措施，对不法行为露头即打，从严从快；另一方面，更要着眼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背后的利益链条。


以垃圾短信为例，这一行业弊病之所以屡禁不绝，绝不仅是通信运营商管理疏失，更在其与信息服务商牢固的利益分成机制。而外部监管或因利益纠葛的考量、或因九龙治水的低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提示我们，只有切断企业不法行为背后的利益链条，让企业付出高昂代价，让监管形成长期效应，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消费者权益不被侵害。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让老百姓消费得安心顺心，无疑是这一理念的直接体现。与“3·15”曝光的“大快人心”相比，更期待在日常的消费行为中，人人充满安全感和信心。


（2012年3月27日）



医患关系再也“伤不起”


李泓冰


请将手术刀对准制度之弊，请像提升教育投入一样，为提升医疗投入而呼吁努力


一起恶性的医患冲突事件，让许多人无法享受周末的轻松。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患者持刀行凶，致一死三伤。遇害的实习医生刚刚接到香港一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


舆论一片唏嘘。骂行凶者丧心病狂者有之，叹医生没有沟通技巧、不谙患者心理者有之，怨医生已成低收入高风险职业者有之，盼医生有尊严地活着者有之，忧未来病无所医者亦有之……甚至竟有零星的叫好声，让行医者更添痛楚，身心受伤。


尽管我们大力提倡医患和谐，但医患冲突在近年来依然时有所闻，医患关系紧张的忧虑依然挥之难去。“医者父母心”，中国传统曾最受人尊敬、并与人伦至尊父母相提并论的职业，屡屡因冲突事件受伤，令人深思。


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总有病重不治者、铤而走险者，也总有缺乏沟通技巧的医者，医患冲突何以在今天令人震惊？这次哈尔滨被杀的医生，和凶手并无直接接触，受伤的医生在替谁挨刀？


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积累了不少欠账，而“教育”和“医疗”就是被拖累的两个大户。今年，我们终于有望实现一个承诺近20年的目标——教育投入占GDP的4%。然而，政府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也是一个长期低迷、至今仍未引起重视的指标。2011年，我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


投入偏低，造成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城乡与东西部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医药不分家带来的“以药养医”、大处方等乱象，医药市场监管不力带来的医托作祟、假药横行……这一切恰与国民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形成反差。百姓在温饱之后，健康长寿的欲望激增，求医问药时却殚精竭虑。人命关天，一些非理性患者便将怨气宣泄到了一线临床医生头上。


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水准绝不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相反大多数都是医者仁心。对13亿人而言，这是接触最多、依赖最深、受益最大的职业之一。绝大多数医生护士，都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支撑着13亿人的健康大业，为了治病救人，他们拿着低工资，“白加黑”地工作，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心理压力，以及被一些无良同行倒出的、泼向这个职业的污泥浊水，甚至还得挨上虽然个别、却令人痛心的无妄之刀，承受直接伤害。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携手迎击共同的敌人——疾病。处于对立的两极，只会两败俱伤。因此，请将手术刀对准制度之弊，请像提升教育投入一样，为提升医疗投入而呼吁努力。


这，才是让医生再不挨刀的治本之策。


（2012年3月26日）



为全民养老铸就安全防线


周人杰


尊重民众的担忧，就是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正视民众的情绪，就要始终践行承诺、审慎操作


日前，经国务院批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投资运营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对于“委托投资运营”，有人理解为“养老金入股市”，因而引发担忧：“我的养老钱安全吗？”


其实，正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21日回应所言，养老金的委托投资运营，并不等于委托入股市。一方面，相关政策已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比例中，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另一方面，该理事会也表示，他们会采取更为审慎的投资方针。投资的主要方向——国债、银行存款、企业债、金融债等，都是有固定收益的产品。如果能谨守“分散投资”与“谨慎操作”的原则，应能确保老百姓养老钱的保值增值。


委托投资运营，是为了更好增进民众养老福利。一段时间以来，地方管理的养老金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收益率过低。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养老金实际上处于不断缩水当中。正因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只有拓展投资渠道、开展市场化运作，才能让未来的社会化养老继续分享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带来的红利。


尽管如此，社会上的一些疑虑也可以理解。毕竟，这笔基金事关老有所养的社会理想，涉及广大民众的切身福祉。毕竟，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各类投机炒作、内幕交易等未完全杜绝，尚无法充分发挥经济质量晴雨表的功能。在养老金这样的敏感议题上，尊重民众的担忧，就是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正视民众的情绪，就要始终践行承诺、审慎操作。


更要看到，民众的担忧情绪并不止于“养老金投资如何更安全”。当前，我国有养老制度保障的总人数已达6亿多，尽管从“制度全覆盖”到“对象全覆盖”还有不少路要走，但是“全民养老”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从“养儿防老”到“全民养老”，老龄化社会中的民众关切，应该不断激发社会管理者的主动思考：养老体系的保障对象能否更多一些？保障水平能否再高一点？个人账户的高额缺口又能否早日做实？


铸就全民养老的安全防线，还须把民众的担忧化作改革的动力，把民众的情绪凝聚为改革的魄力。推动养老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离不开规范的金融市场，离不开有效的监管制度，更离不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在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之下，涵盖养老、工伤、失业、生育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而为民众的安全感构筑起坚实的闸门，不仅要算好投资的经济账，更要算好民生账与民心账。


（2012年3月23日）



脱贫最需要“自我革新”


郝洪


珍惜并善用每一笔扶贫资金、每一项扶贫政策，让贫困不再生长，当成为贫困地区干部的政治自觉


3月19日，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公布。因此前“高调炫贫”的湖南新邵县未列其中，这则简单的新闻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新邵“高调炫贫”事件发生于一个多月前。今年1月30日，新邵县城一些醒目的电子宣传牌上，“热烈祝贺”其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国家级贫困县与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并非一回事，新邵未列其中也并不意外。舆论的关注，除了对新邵的揶揄，更有对国家扶贫政策的期待，希望扶贫资金能有效地投入到真正的贫困地区，踏踏实实地落在百姓头上，而不是被一些地方当成“来之不易”的政绩，助长一些地区“以贫为喜”、“以困为荣”的等、靠、要思维。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贫困地区投入。据报道，2011年国家综合扶贫投入2272亿元，比上年增加了逾40%；专项扶贫投入272亿元，比上年增加了21.56%。这些投入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扶贫投入增长之下，有自我发展、脱贫致富的喜悦，有勤勉奋进、攻坚克难的精神，却也有乱作为、穷折腾的怪相，甚至出现干部超编、形象工程、奢侈腐败的丑闻。


像新邵这样以“雷人”方式进入公众视野的国家级贫困县，并不少见。有大手笔投建市政工程，有一鸣惊人的天价接待费……错误的政绩观，走偏的扶贫思维，把本应是造福贫困地区的国家扶贫政策，弄出一地鸡毛来。


扶贫，扶助谁？怎么扶？扶贫制度设计的原则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领导在参加一些西部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努力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这句话很值得那些努力“跑部钱进”、争抢“贫困帽子”的地区深思。脱贫不只是要资金、要政策，只有明确了科学的发展理念、找到了适宜的发展思路，资金、政策才能激活贫瘠的土地，才是可以额手称庆的事。


贫困地区要发展，除了需要政策和资金的扶持，更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除去贫困的“细菌”，这些细菌隐藏在官僚主义的思想温床上、权力寻租的制度漏洞里。当公开、公正的原则被遗忘，扶贫资金和政策使用落实难免在暗箱操作中流失殆尽；当“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信仰被抛弃，肌体将失去抵抗贫困的免疫力。


我们早应走出以贫为荣的时代，贫困县、特困区不是一组冷冰冰的数字，数字背后站立的是一家一户因贫而困的生活。珍惜并善用每一笔扶贫资金、每一项扶贫政策，让贫困不再生长，当成为贫困地区干部的政治自觉。


（2012年3月22日）



高铁工程不容“小算盘”


顾兆农


建设领域问题不断，表明监督工作有效性还需不断提高，更需避免有制度不坚决执行、有程序不严格遵循的现象


近日公布的京沪高铁审计结果让人有些吃惊，这让人想起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显示，工程建设领域仍是腐败高发地。


京沪高铁是国内外高度关注的国家标志性重大建设项目。据悉，3年建设周期中，平均每年都有100多名审计人员、花100多天时间扑在现场进行审计，防范之严，前所未有。


在重大工程建设中，包括审计在内的各种监督工作，不仅起到了利剑高悬的威慑作用，对被审计和监督的单位，也是一种及时必要的提醒和实实在在的帮助。如果没有如此密集而严格的审计，恐怕漏洞会更多。


还应看到，概算2000多亿元的超大型工程项目，时间压缩成3年建设周期，空间涉及7省市，施工单位和人员浩瀚庞大。如此特大型工程项目，难免会让人钻空子，就此否定京沪高铁的全部建设工作，不客观也不公正。但无论如何，作为国家重大工程，特别是人命关天的高铁工程，发生如此严重的资金违纪违规现象，都必须认真反思、高度重视。无论是中央要求，还是群众期待，都无法容忍这样的大事业存在任何个人和部门的“小九九”。


高铁审计中查出的问题，相当部分属于部门利益、集体违规。现在“潜规则”里有一种解读，认为只要不把钱放到自己口袋里，违点纪犯点规，都不算什么。


这样的想法和行为极其危险。这次查出套取、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资金近5亿元的“公罪”，破坏性一点不比个人贪污受贿的“私罪”小；同时，因为“私罪好问，公罪难罚”，往往会因法不责众而使相关部门和领导“脱罪”。这显然而且必将危害我们的大事业。


一旦打起“小算盘”，往往会在工程设计、规划建设时不再把遵循科学规律放在必须、不再把“安全重于泰山”置之首位。比如，审计查出有关方面擅自取消部分路段风屏障的问题。风屏障是确保高铁在大风状况下正常运行的重要防线，取消之后，可能会节约成本，但安全隐患却增加了，“速度风险”也提高了。遭遇这样的小算盘，“世界第一”的水平也被打了折扣。


在预防工程建设腐败问题方面，我们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措施、规则、制度，实行了纪检、审计前置、全程跟踪监督等多种方式，对抑制建设领域腐败高发现象起到积极作用。但更应看到，建设领域问题不断，表明监督工作有效性还需不断提高，更需避免有制度不坚决执行、有程序不严格遵循的现象。尤其是像高铁这样的重大工程，不仅要避免失范，相反更应成为遵纪守规的示范。


我们应该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有事”就有责任人；处理责任人时，要防止失之于软，避免罚酒三杯式的轻描淡写。要让每个人，特别是负决策责任领导，既不敢自己伸手，也不敢因部门利益而在大事业中存“小心思”，打“小算盘”。


（2012年3月21日）



空心化农村如何“养活中国”


吴秋余


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的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


有一组以“缺席者”为主题的照片，发人深省：田间水渠边，老人独坐，旁边是两张空椅子，留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农家小院中，老两口带着孙子，全家十余口人出外打工或上学，留下一地空板凳……


照片反映的劳动力流失后农村空心化现象，近日为15名两院院士所关注。他们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局面。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忧心忡忡：青壮年劳力、有文化的劳力都进城打工了，将来谁来种地？


这不是20年前“谁来养活中国”问题的升级版，而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去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而据统计，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也下降到38.1%。“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


应该说，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大部分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这对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发展不无裨益。从另一方面看，农民“洗脚进城”也是用脚投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可能倒逼出农业的转型升级。以日本为例，1955年到1975年间，农业人口减少近一半，然而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率等，也都在这一阶段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农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空心化农村的照片隐藏着很大的挑战。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32.5%。而据媒体报道，中西部一些地区80%的农民都是50—70岁的老人。更有院士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竟高达95%。


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而这，不仅关乎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更关乎国家的经济稳定、长治久安。


在一些地方，农民与农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虽然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然而在调查中，20岁以下的农民工中高达6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而同时，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没有人，农业发展不起来，进而造成劳动力和人才进一步流失，几成怪圈。


打破怪圈，同样需要双向着力。一方面，需要遏制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的趋势，提高农民收入、加强相关培训，同时更多引入社会化力量，以“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走出农村人才荒；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用政策杠杆、税收杠杆等，推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


“三农”问题，我们一向视之为根本。中央1号文件已连续九年锁定“三农”问题。“三农”领域既需面对积累下的老问题，也需解决时代化的新矛盾，任重道远。或许，农村劳动力问题正可成为一个支点，撬动“三农”问题解决，让田野更加充满生机。


（2012年3月20日）



工会尽职，从公开电话开始


姜赟


职工的权利诉求，绝不是接听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但公开手机号，仍堪称一个好的开始


“有事找工会”，这是很多职工耳熟能详的口号。近日，山西省总工会要求10万名企业工会干部公开手机号，覆盖到750万名职工，力求破解这一口号背后“工会在哪里”、“怎么找工会”的问题。


工会干部主动公开手机号，拉近了与职工的距离，让工会工作进一步由幕后走到台前，是公开承诺、敢于担当的表现，能更好地保障职工合法权益，预防和化解劳资矛盾，更有利于增强工会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不过，公开电话，可能只是挑战的开始。类似举措，其他领域、不同地方也曾有尝试。今年2月，湖南长沙公布5200多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却引来“双向不适”。公众揶揄“作秀”：很多电话打不通，通了没人接，接了没耐心，交不上心、解不了难；官员抱怨“被扰”：试探性电话多，盲目打的多，甚至推销电话、“走后门”电话也随之而来，不胜其扰。


这些问题，电话两头的山西工会干部与职工，可能马上就会遇到。如果公开的号码总是“不在服务区”或“正在通话中”，如果打通了电话不过是发发牢骚、听听安慰甚至遭遇“哦”、“嗯”、“啊”的单音节回应，恐怕不仅达不到公开号码应有的效果，反而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每一起劳动关系纠纷背后，都有复杂的矛盾。面对职工诉求，工会干部既要有解决问题的技巧，也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绝不是接听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说到底，公开电话体现积极、主动的姿态，但要更好地发挥工会作用、履行工会职责，还需要更多有效的创新举措。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以农民工为例，截至去年9月，工会中农民工会员有9286万人，但相对2.5亿农民工，比例仍不过半。从跳楼讨薪到开胸验肺，折射出这一群体的劳动权益保护亟待加强。再比如，近年来劳务派遣明显增多，但劳务派遣超出适用范围，派遣工合法权益易受损害，问题甚至蔓延到一些大型国企。这些都是工会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只有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才能有效应对。


要超越“接线员”的定位，工会本身的制度建设，同样需要加强和改进。广州市总工会曾做过一项调查，八成工会主席属“兼职”，且多为党委、纪检、行政干部。在很多企业，工会干部的饭碗是企业给的，这让工会工作难免受到掣肘。据报道，上海一外企员工甚至因组建工会而被解聘。如何在组织设计与人事安排上，让工会走出与企业的依附关系？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进一步完善工会职能与工作方式？这呼唤着工会制度更科学的路径选择。


无论是“通钢事件”、“富士康悲剧”还是出租车司机停运，如果有工会的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可能会呈现不同的走向。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工会组织需要不断变革、创新，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公开手机号，或许正可成为一个好的开始。


（2012年3月19日）



消费维权，农村岂能成死角


张彦春


保障好农村消费者权益，才能让农村市场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


“康师傅”变“康帅博”、“雪碧”变“雷露”……城市中很少能见到的这类“山寨商品”，大多被销往农村地区。


在一些农村中小学校门口，总有商贩出售“五毛食品”。这些小零食包装印刷模糊、厂商信息混乱，还往往有“三无”食品、过期食品充斥其间。


“3·15”到来之时，消费维权再成热点。从达芬奇家具到西门子冰箱，从东南亚血燕到奥的斯电梯，消费维权的热点事件往往发生在城市，而占到我国总人口近一半的农民、占到我国总面积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在消费维权上还存在一定盲区。


应该看到，我国消费维权方面进展不小。以全国12315受理投诉举报为例，去年的消费申诉虽然有所增加，但80多万件申诉中办结率达九成以上，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88亿元。不过，如果把目光投向农村，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很多地方的工商部门数据显示，农村消费投诉比例已超过五成，而最终维权的成功率却较低。


而且，生产资料的消费占去了农村消费的很大比重。如果这方面的消费权益未能得到保护，农村消费者会比城市消费者“更受伤”：用了伪劣农药，秧苗几天之后就死了；喂了“山寨饲料”，养猪户损失惨重；甚至还屡屡出现不出芽、难长大的假种子。


如果说消费者在维权中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农村消费者可谓弱中之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农村较多留守老人和儿童，他们文化程度不高，相关知识缺乏，消费维权意识淡薄；另一方面，考虑到消费维权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多数农村消费者最终选择自认倒霉，默不作声；而且，农村地区广阔，监管机构迫于成本压力，监管未能充分覆盖农村地区，广大农民更容易掉入“消费陷阱”。


去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1.4%，连续两年超过了城镇居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市场日趋活跃。无论是家电下乡还是汽车下乡，都充分证明，只有保障好农村消费者权益，才能增加农民消费信心、释放农村消费需求，进而真正打开农村消费市场，让农村市场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


实际上，农村消费维权，更应该放入消费维权的整体形势中去把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消费维权的范围更广、层次更深，已成必然。比如电子商务领域、跨国消费领域等，都提出了维权的全新课题。更重要的是，随着各领域改革不断深入，一些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都会更多地走向市场，比如水电、医疗、非义务教育等等。这些，与农村的消费维权一样，呼唤着对具体程序、法律原则等做出新的实践解读和考量。


深刻转型的中国社会，公众正经历权利觉醒，农民同样会对自身的利益更加敏感。农村消费者的权益不能被忽视，农村不应成为消费维权的死角，而更应成为相关部门监管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地带。说到底，保护好农村消费者权益，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2012年3月16日）



迎难而上，更需凝聚共识


张铁


要把工作做好、措施落实，更需凝聚最广泛的共识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政府改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部署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这些领域，既有长期积累的老矛盾，也有转型时期的新问题，需要以极大决心、极高智慧去推动解决。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会内会外，各种政策信号强劲释放。财政部以“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方式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教育部将在10个月内出台异地高考相关措施。从会前国务院下发通知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到会中国家工商总局出台“32条”支持广东转型升级，“迎难而上”的积极探索，正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进行。


改革的渐进式路径选择，本身就决定了改革越向前，困难就越多。面对新的闯关，迎难而上探索前行的勇气至关重要。从中央部门“晒三公”，到四川珠嘉乡的15元公务餐；从全国范围铺开的新农合，到红十字会公开招标审计，正是在一次次探索中，改革发展才能不断向好，国家社会才能不断向前。


对这些探索之举，公众乐见其成。然而，也有一些举措，会被争议甚至被质疑。一方面，一项新举措难免会触碰不同利益，产生不同意见。比如，医疗改革，医生、患者、药商之间，平衡利益殊非易事。另一方面，随着权利意识增强，公众要求更高、期待更大，也会给各项政策措施以“完美压力”。比如，个税法修改，仅网上征集的意见就近24万条，众口难调。这些，难免给人“物议汹汹”之感，让一些改革者束手束脚、不敢前行。


批评、建言，可以帮助、监督、改进工作。不过，要把工作做好、措施落实，更需凝聚最广泛的共识。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之下，只有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旨归，才能赢得最广泛认同。而社会和公众也需要充分估计改革的困难和阻力，以理性、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各种探索举措。“一有动静就围观、一有举措就怀疑”的舆论环境，不利于改革稳健前行。


迎难而上，对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改革深水区，各项举措需要更合理科学、更具规划性与前瞻性。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谈及异地高考时，就不仅谈到了山东等地的探索，同样谈到了这一举措可能面临的诸如城市承载力、考生资格认定等现实问题。勇气可贵，但周密计划、详尽预案，充分调研、广开言路，同样重要。“大胆探索，合理迈步”，这也是凝聚起更多改革共识的关键。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各项改革全面推进、不断深化之时，中央更重视对改革的研判与设计。“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胡锦涛同志这样的要求，既是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改革的更高要求。


今年的发展会遇到不小困难，特别是进入转型升级的时期，风险和挑战是难免的。但我们相信，只要迎难而上、群策群力，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有机遇有希望。


（2012年3月15日）【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生态补偿”亟须法律护航


王社坤


生态补偿制度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再分配，如果没有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提供保障，则会陷入“只说不做”的困境


上游的山青了、水秀了，但当地居民却因“无工不富”依然贫穷，这种“保了生态、饿了肚子”、“下游受益、上游牺牲”的环保困境，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出现，反映出生态保护者和生态受益者之间公平利益分配机制的缺乏。近日，浙江、安徽两省经过多年酝酿、反复磋商形成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这也是我国跨省域生态补偿中的首个“吃螃蟹者”，无疑为走出困境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生态利益具有正外部性，如果没有强制性的利益再分配机制，受益者无偿或低成本占有生态利益、生态保护者付出却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矛盾将会出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当然是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活动中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区与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之间的“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我国已经在森林、草原、流域、湿地、区域、海洋、矿区等七大领域开展了生态补偿试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金机制迈出实质性步伐，部分省市初步建立了省内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然而，困难和问题也逐渐凸显，补偿领域和主体、客体不明确，造成生态受益者与生态保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脱节；补偿方式单一，标准偏低，资金来源渠道较少，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影响了生态保护者的积极性；而补偿资金使用不规范，缺乏有效监督考核体系，也制约了可持续效果。


生态补偿制度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再分配，如果没有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提供保障，则会陷入“只说不做”的困境。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中仅有《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水土保持法》对生态补偿有原则性规定，并不能满足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需求，因此亟需针对生态补偿制定专门的立法，这也是“十二五”规划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的任务和目标。对生态补偿的定义和原则、领域与补偿对象，以及标准、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等内容，都还需进一步规定，建立起完整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框架。


生态补偿“知易行难”，以新安江为代表的生态补偿试点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相信随着生态补偿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将进一步改变“我花钱植树种草、他免费乘凉享受”的不合理现象，使生态补偿从“道义要求”变为“强制制度”，从而有效解决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实现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201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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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权责方能遏制临时工乱象


李强


对“临时工”权责方面的模糊处理，既可能损害行政执法部门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临时工的一种伤害


“临时工乱象”有望得到治理。日前，黑龙江省出台的行政执法规范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拟规定临时工以及被开除公职和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不得成为行政执法人员。


这些年，“临时工”成了网络热词，特别是一些来自行政执法部门的临时聘用人员，其暴力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形象时常见诸报端，成为一些负面新闻的“主角”：打人的是“临时工”、公车私用的是“临时工”，雷人雷语的还是“临时工”……这就涉及临时工的权责界限问题。


执法权力的授予和使用本应是谨慎而严肃的，临时聘用人员有没有行政执法资格，本不是问题。然而，事实上，当前的法律对这一问题并无明确详尽的规定，一句“协助执法人员开展工作”，无法厘清临时工权力和责任的边界。这让很多用人单位打起了“擦边球”，临时工干了不临时的活，甚至拥有了本不应有的执法权力，而在少数地方，临时工们还成了基层行政执法的“主力军”。在难以约束的情况下，私用滥用公权的现象，在临时工们身上发生的概率较高。


尽管“临时工现象”给社会管理带来不小风险，但对一些部门和机构来说，“好处”也很明显：经济成本较低，用人单位支付的临时工福利相当有限，劳资关系非常简单；管理成本和违规成本较低，用得不顺，出了问题，单位一“开”了事。


问题在于，随着“临时工乱象”的日益受关注，无论是行政权力机关还是公众，对此都相当不满。对“临时工”权责方面的模糊处理，既可能损害行政执法部门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临时工的一种伤害。黑龙江等地从权责边界上加以厘清，并特别针对临时工的执法资格给予明确说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执法队伍的综合素质，更确保了执法的合法性。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采取怎样的管理方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将执法管理工作做好。“临时工乱象”的背后，既有执法力量不足、经费短缺的原因，也有执法主体不统一、法律规定模糊等问题。将临时工排除在执法队伍之外，仅仅是第一步。要实现文明有序的行政执法管理，还需要相关部门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整个行政执法体系的改革创新。


（2012年3月1日）



谁来给出租车“导航定位”


陆娅楠


给出租车行业一个科学、明确的定位，不仅关系到行业自身发展，也影响城市规划布局，关系居民幸福指数


3月1日起，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将联手出拳，规范出租汽车企业劳动关系，合理确定承包费用，确保司机休息休假权。被“份儿钱”、油钱、工钱困扰多时的出租车司机，终于有了新盼头。


出租车虽小，却是民生大事。一方面，我国200多万“的哥”、“的姐”，流动性大、聚集性强，深刻影响着社会公共秩序；另一方面，随着百姓收入的提高，出租车不再贵族化，而是与大众日常出行息息相关。


出租车虽小，管理起来却很复杂。由于各地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各异，从业门槛不一，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可能“一刀切”。近些年来，不少城市出租车拒载现象严重，甚至出现过停运的极端个案，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关系不规范、承包费用不合理、司机权益难得保障有关。如今，国家三部门携手诊病，听取社会迫切呼声，开出稳定劳动关系的方子，可谓“对症下药”。


当然，要破解“打车难、服务差、黑车多”等出租车业怪现状，这张以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为基础的药方，恐怕还只是根治的第一步。


出租车不是孤立存在的交通工具，而是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中的一分子。由于城市道路交通存在占地、占道的问题，受到土地制约，运输结构中优先发展城市公交。然而，由于载客量小，出租车是否属于公交工具，是否算是基础性公共服务，至今仍没有定论。


由于始终缺乏科学、明确的定位，出租车在城市交通规划中常常缺席。出租车投放总量究竟需要多少、行业是否可以完全市场化、地方财政是否给予补贴、与城市公交车如何比价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一直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这些待解的难题又衍生出出租车企业与出租车司机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不少城市的“打车难”现象。


尽快给出租车一个科学的“名分”，也许难度不小，但看来难以回避。这不仅关系行业自身发展，也影响着城市规划布局，关系居民出行幸福。如今，医院、商场等乘客密集区的出租车需求缺口很大，亟须建设出租车免费停车位；出租车司机的吃饭难、如厕难等“老大难”问题，呼唤加快建设配套服务点。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长期投入、动态管理。如果出租车行业定位模糊，资金从哪里来、又采取怎样的管理模式，势必也将陷入争议。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如果说，规范劳动关系是为出租车司机的权益“保驾护航”，那么，出租车行业的健康发展，也需要尽快“导航定位”。


（2012年2月29日）



医改要多一些“双赢”思维


吴帅


当下我们很多的医改措施，恐怕都需要多一些“双赢”思维，不断破冰前行


这两天，山东的一则消息引起了普遍关注。今年起，山东将在县级及县以下医疗机构全面实施“先诊疗后付费”服务方式，并逐步向市级医疗机构推广。


表面看，这只是一种收费模式的变化，但意义非同一般。以前，病人住院，得先缴押金再看病。一旦押金缴少了欠费了，医院还会催缴费用，如果病人不及时缴足，甚至可能被停药。现在，在新付费模式下，先看病再缴费，简化了就医流程，降低了看病门槛，病人不再因为钱的问题而耽误了诊治。


推行这一模式，受益的其实绝不只是患者，还有医院及医生。对基层医疗机构而言，提早实施这种人性化的管理，不但能够帮助基层医疗机构赢得更多的病源与口碑，也有利于缓和医患矛盾；对医生而言，过去总担心患者欠费而连累自己被罚，现在可以卸下这个心理包袱，全心全意地专注于医疗工作中。应该说，这是一次“百姓得实惠，医疗机构得发展”的“双赢”。


走出这一步并不易。之前一些地方，也曾提出实施类似的“先诊疗后付费”模式，却一直雷声大雨点小，难以迈出实质性一大步。很大原因在于阻力太大，很多医院担心会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病人逃费会造成负债累累。


细看山东医改的创新，也正是从打消“担心”入手，为自己赢得了改革的底气和成功的可能。


事实上，山东此次医改并非“横空出世”。客观上，新农合、城镇职工、居民医保的覆盖率和报销比例不断提高，为其全面实施改革奠定基础。正如当地医院管理者透露的那样，“即使有逃费的，医院也能保本”，医疗机构有了改革的承受能力。主观上，这几年，当地一直在积极探索力推改革，并积累了信心和经验。济宁就是全国率先试点“先看病后付费”的城市，试点以来，惠及18万余名患者，却没出现一位恶意逃费患者。事实本身具有说服力，自然能够增强医院管理者改革的决心与信心。


当然，必须承认，任何一项改革都有风险与缺陷。要想将这种风险降至最低，政府卫生部门必须未雨绸缪，在让患者获得实惠的同时，完成机制衔接，确保医院能够不被“恶意欠费”所伤。比如，建立个人就医诚信系统，对恶意欠费、社会诚信等级过低的患者设立黑名单，将其恶意欠费行为列入社会诚信不良记录，使之受到监管与惩罚；还可以由政府财政为某些欠费造成的坏账买单，为医院免除后顾之忧。


其实，无论是“先诊疗后付费”，还是其他医改探索，如果能调动各方积极性，让医患各方都享有应得利益，这样的改革，才会落地生根，受到社会欢迎，得到更大推广。当下我们很多的医改措施，恐怕也都需要多一些“双赢”思维，不断破冰前行。


（2012年2月28日）



两起极端个案，仍可令人反思


姜泓冰


如果不肯在塑造一个孩子健全、正直、充实的精神世界或者是培养一个合格公民方面多花一点工夫，我们的未来堪忧


接连爆出的两个17岁男孩的残忍故事，令人发指且困惑。


一个，是合肥某中学的学生陶某，求爱不成便疯狂地将油泼向16岁女生，将一个清秀女孩烧得面目全非；另一个，是郑州某名校高二的优秀生，因为母亲对他学习要求严、压力大，竟然残忍弑母，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上学，直到被捕受审还说“不后悔”……


后一个事件，很容易让人想起十多年前发生在浙江金华的徐力杀母案件。逆子弑亲，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人伦惨剧。前一个事件，恋爱不成，走向极端，古今中外，时有所闻，但是如此生生将两户原本平和美好的家庭拉入无底的黑暗深渊，仍令人不忍面对。17岁，还是所谓花季年华，漫漫人生长路才刚刚起步，宽广复杂的世界刚刚向他们敞开大门，两个男孩却已只能在此等待法律的制裁。


有预谋地伤害身边人、手段残忍的行为，与17岁年龄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他们不可能天生了残忍的基因、注定要成为罪犯，那么，我们的教育又能从中反思些什么？


“虎妈”、“鹰爸”式教育眼下很是流行。虽然不时听到反对之声，但当“虎妈”们祭出自家孩子的名校校徽、各式证书和耀眼成绩单时，反对者也只能低头服气。近年来，国内少年成名成家者传递的“教育经验”，最有影响力者莫过于钢琴家郎朗和斯诺克选手丁俊晖。而他们的成功“奥秘”，都偏离了孩子的正常成长途径，都有严格到近乎残酷的管教和强制训练。当年郎父逼儿子在练琴和跳楼里做选择的细节，在其成名之后，仿佛也成了父母苦心育儿的“成功经验”，却很少有人想过，少年意气的郎朗也完全有可能选择跳楼，或者，像郑州孩子一样，用极端行为来去除沉重的压力。


两个残忍的17岁少年，以及如今几乎每个学期开学时都要发生的青少年自杀事件，确实是极少数的个案。但是，从中也可以反思我们教育方式的不足和缺失。今天的中国式教育，是以悄悄抢跑和拔苗助长的方式，批量生产出一小批望之俨然的“哈佛女孩”、“耶鲁小子”，但在此后更远的人生发展中，却少培育出从创新能力到精神人格都令人敬仰的大师。相反，在持续20余年的沉重单调的机械学习和惟分数论的应试机制下，大多数孩子注定要一次次感受心理的无力和挫败，在一张张考卷之间，失落了对世界、对人生的鲜活了解与追求。


物质丰盈精神苍白，是这一代青少年的致命伤。过于关注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知识学习，却没有给予他们的精神世界发育、建设以足够的重视与帮助，才是最大败笔。


如果我们的学校、父母和社会，继续抱持着这种只见少数成功个案、不懂尊重平凡个体身心健康的教育理念，如果我们不肯在塑造一个孩子健全、正直、充实的精神世界，或者是培养一个合格公民方面多花一点工夫，纵然有诸多善拿高分、得享厚禄的“精英”，我们的未来堪忧。


（2012年2月27日）



坦诚开放寻求共识


赵鹏


出现质疑和争论时，最好办法不是静默或对立，而是彼此平等直面、置之社会公众，在开放之中求得归于真实、归于真理的路径


2月22日，饱受“虐熊”指责的福建归真堂公司终于打破常规，举办了开放日活动。200多名媒体人员，亲临现场探访究竟。


尽管所有的争论并不会因这一次开放而平息，但“开放日”还是为真实还原“活熊取胆”生产过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公开机会和表达平台。观点依然对立，争论依然激烈，报道各有不同，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方向——当出现质疑和争论时，解决的最好办法不是静默或是对立，而是平等直面、置之公众，在开放之中求得归于真实、归于真理的路径。


中医药事业历史上曾数次遭遇被人提出“取代”甚至“消灭”的论断，中医药发展境况已经出现大面积萎缩：专业从事中医者大量减少；中药秘方不断流失；中药材资源市场屡屡受限……


“放不开”，表现在政策与制度设计上。中医药事业的保护与传承，仅仅依靠一家企业与一批头发花白的老专家们，在“开放日”上表达，总让人觉得难以服众。既然生产合法合规，为何不闻官方“正名”？中医药完全可以、也应该能“理直气壮”。正是因为我们独特的中医药体系，当非典这样重大突发疫情肆虐时，我们也拥有了为13亿中国人健康保障多一份自主选择的底气和能力。


“放不开”，反映在教育和传播上。中医西医本无谁优谁劣之分，中医甚至还被视为中国“软实力”标志之一。中医药本身及其产品能否被人工化学合成取代，按说不该成争议焦点，现在却成了普及常识。


“放不开”，体现在心态与观念上。中医药产业在中国的巨大市场与潜力，从来都是西方医药企业界竞争和紧盯的目标。是利益竞争，战场就从来不止在正面。用“静默”与“神秘”维护利益，只能在不明不白中屡屡败退。


也因为“放不开”，在动物福利和保护最新话题中，我们始终没有建立起恒定的话语体系和道德标准。正因此，我们既要为归真堂面对质疑举办“开放日”的这种做法给予鼓励，也必须为那些面对不透明、不开放的大环境，发出质疑问责的组织和人士叫好。


真理只有越辩越明。开放的社会，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了解更多的信息，构建讨论基础，进而才能达成共识，作出最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抉择。


（2012年2月24日）



林书豪的梦想可以复制


庞自立


也许我们不能复制林书豪的成功，但是他的努力、他的梦想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复制的


林书豪是谁？


如果十几天之前问这个问题，除了篮球迷恐怕没几个人知道。而如今，这个刚刚加入NBA两年、拿着最低工资的“临时工”，却带领状态低迷的纽约尼克斯队连创佳绩，登上《时代》杂志封面，成了风靡一时的明星，而他的华裔身份，更让其在海峡两岸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有人说，林书豪的成功，为华裔乃至亚洲人正名，表明除了姚明这样的大个子，普通黄种人也可以在强手如云的篮球世界取得一席之地。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又一项非洲裔的专属特长被亚裔抢走了。


有人说，林书豪的成功，更多得益于他是一个美国人。的确，他的中文不流利，他的思维是美国化的，就连怀才不遇、备遭歧视，抓住机遇、一飞冲天的个人经历，都太像传统美国英雄主义电影里的情节。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如果我们超出国籍、族裔的视野，放下这些外部环境的争论，去细细探求林书豪的成功之路，就会发现，出身也好、国籍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他的成功，首先得益于自身的努力。


人前的风光，源自背后的汗水。娴熟的运球，精准的投篮，都来自极端刻苦的训练。即便是在联赛停摆、饭碗无着之时，他的训练也没有中断。而来大陆做活动时，他问得最多的是能否解决训练场所、条件如何、离宾馆多远……天分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后天的勤奋，一切自然无从谈起。


个人的成长，与家庭也有莫大的关系。林书豪的成功，还得益于家庭的宽容和开明。与一般家长不同，林书豪的父母支持他的兴趣爱好，允许他做自己最愿意做的事。正是有了这样的空间，才使他在遭遇逆境时少有来自家庭和亲友的压力，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


对，还有梦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不管你喜欢什么，都要努力去做、做到最好，不一定只是篮球。而且你要去追逐梦想，不要别人告诉你能或者不能”。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也许我们不能复制林书豪的成功，但是他的努力、他的梦想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复制的。这与一个人的能力无关，而仅仅是一种精神品质。如果说林书豪能够吸引华人的关注是与其身份有关的话，那么为数众多的非华裔也对其疯狂追捧，则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超越国籍、族裔的朴素情感和价值认同。


而对于当下的中国，林书豪的成功则更显意味深长：它不应仅仅是篮球界的狂欢，而更应是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镜鉴——如何能够让年轻人更加自由和快乐地成长，又如何能够让他们坚持梦想，通过自身努力在社会中取得一席之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思考的问题。


（2012年2月23日）



一辆自行车，能否捍卫城市尊严


李泓冰


一个城市和国家是否体面，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势、最无助的普通劳动者


一则来自武汉的自行车的小故事，温暖了这个依然凛冽的残冬。


自行车的主人河源启一郎，是一位打算骑车环游世界、救助贫困病患的日本青年医生。三周前，河源启一郎骑车来到武汉，17日傍晚，他的计划出了点纰漏：自行车失窃了。


按理说，在偌大的城市，偶然的失窃并不算意外。但是，接下来的故事却给了河源启一郎意外的惊喜。他的朋友19日将此事发到微博求助，很快得到5万博友响应，甚至有人将之提升到捍卫城市尊严的高度。于是，河源感动地发现，“整个城市都在为我寻找自行车”，自行车最终失而复得……


这个故事，有几个要素不可或缺：失主是外国人士，要周游世界，还是做慈善的——于是这辆自行车的丢失，便显得异乎寻常了。一个偶然事件，也就被放大到关系武汉的国际形象，放大到与世界其他地区道德水准作比。大家善意地认定，不能让行善的人在武汉吃亏受累。武汉网友甚至警方的古道热肠由是显得十分可爱。这样一个呵护家乡形象的集体行为，一方面再次显示了强大的“围观”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民气可用的丰富呈现。正是拥有如此积极阳光，珍爱国家尊严、家乡形象的国民，中国才有弥足珍贵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不断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


只是，要从根本上捍卫城市的尊严，靠一辆自行车的失窃到复得，还远远不够。


“围观”事件圆满结束，这位国际人士享受了一把VIP待遇，感受到网友和警方的热情与仗义。但是，显然不是所有普通市民和游客都有此殊遇。不光是武汉，在中国很多地方，自行车失窃司空见惯。我们显然不能武断地从丢车频繁就认定一个城市的道德沦丧，治安不好，但这至少反映了城市治安管理的一些疏漏。而从根本上看，这一顽症的久治难愈，恐怕也和某些行政权力对普通人权益的漫不经心有关。【 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在中国的城市，谁是骑自行车的人？选择骑车代步，往往是这座城市最普通而且收入不丰的劳动者，话语权不大，维权能力不强。而对窃贼来说，下手容易、风险低廉，就算“失手”，小偷小摸也不会重判。于是，非但警方不重视，包括自行车企业、交通管理部门在内，对自行车防窃装置、防窃措施和出行便利设施，也都懒得严密、贴心地设计并实施。甚至连自行车主，对“失窃”也习以为常。毕竟，不可能人人都享受到“警方迅速侦破”的待遇。


其实，一个城市和国家是否体面，不在它拥有多少高楼大厦、创造了多少经济奇迹，也不在于其精英人群生活得多么风光，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势、最无助的普通劳动者。中央领导一再强调，要让人民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活得更有尊严”。小小一辆自行车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也是劳动者是否拥有足够体面和安全感的一面镜子。当中国的“张源”、“李源”们也都能获得如此“捍卫”时，我们的城市和国家，才拥有真正的体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每一个骑车人的故事，都是衡量社会文明水准的一根标尺。


（2012年2月22日）



欲解“血荒”，先解“信任荒”


尹世昌


我国无偿献血潜力巨大。用公开透明的办法消除了献血者的疑虑，无偿献血完全可以自解“血忧”


近日，一条求献血的微博在网上流转。一位名叫程云涛的父亲为身患白血病的三岁儿子手术用血，急得四处求血。医院也望血兴叹。而据媒体报道，这样的“艰难求血”正因许多地方血库紧张变得平常起来。


血为何“荒”？许多人把原因归咎为“无偿献血、有偿使用”这一采血机制。其实，这一机制并非中国特有，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呼吁医疗用血采用无偿献血原则，这既是一种高尚的奉献之举，也可以防止献血者在体检中隐瞒病史，保证血液卫生安全。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证明，依赖无偿献血完全可以满足用血需求。在法国，每年有50多万人接受输血，平均每天需8000人次献血才能满足需求；在香港，平均每天需要800人捐血，才能满足1年内近24万个单位的血液需要。依靠无偿献血，他们已经做到了血库血量的自给自足。


是我们缺乏无偿献血的热情和认识？未必。程云涛儿子最终获得的宝贵献血，正来自他网上求救后志愿者伸出的援手。而在北京，90%以上的无偿献血来自街头流动采血点。有统计说，全国临床用血中，自愿无偿献血的比例高达99%。这些说明，“无偿”并非、或者不完全是“血荒”的障碍。


“血荒”的形成，其实更多缘于“信任荒”——供血机制欠缺透明，由此导致了信任缺失，阻挡了人们的献血热情。据一项网上调查的结果，83.8%的人表示不愿意献血是因为“制度不透明，担心献血被牟利”。


正因此，各地为提高献血量而对“无偿献血”采取各种“暗补”政策——比如经济“利诱”，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对“无偿”献血者的补贴；比如“评优挂钩”，高校评优要参考学生的献血情况……然而，这些措施非但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和担忧，某种程度上还招致更多质疑，“血荒”依然发生。如果任由其发展，可能还会引发更多后果：因血液供应紧张而促使病人被迫想方设法求救命血，地下血液买卖借机死灰复燃，血头、血霸卷土重来，无偿献血机制受到损害。


“血荒”的解决之道，恐怕还在于尽快解好“信任之扣”，提高献血、供血全程的透明度。既要用公开事实向献血者证明，献血的程序会被严格遵守，献血的过程卫生安全；也要用更畅通的信息、更扎实的数据向用血者讲明白，无偿献血，在医院用血为何要交钱。


当前，我国的人口献血率8.7%，远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这说明，我国无偿献血的潜力巨大。而要开发这种潜力，激发公众热情，唯有用公开透明的办法消除献血者的疑虑，无偿献血才能告别“血荒”。


（2012年2月21日）



别误读了“稳增长”的信号


郝洪


所谓增长，是有效增长，是“转方式、调结构”之下的创新驱动与转型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18日晚间宣布，自2012年2月24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今年以来我国央行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距离上次下调不到三个月时间。


央行准备金率的连续下调显然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压力有关。自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稳中求进”已成为经济工作的基调，而基本要求就是“稳增长”和“稳物价”。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地方举措，都在积极调整方向，为下半年经济发展做准备。


正如中央领导所言，没有增长作基础，发展无从谈起，但这种“增长”必须是确保经济运行质量下的稳定增长，而非盲目增长，更不意味着对一些能短期内刺激GDP泡沫的行业放松限制。比如房地产行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而存款准备金率的两次下调，目标直指中小实业，亦与房地产业无关。


但在一些地方，“稳增长”的信号却被误读了。人民网的调查发现，备受争议的芜湖“补助契税”的楼市新政虽暂缓执行，地方城市的楼市微调政策“明紧暗松”的迹象却有增无减，在这份调查报道中，所列十多个城市楼市微调政策，涉及土地出让、房源解禁、税费优惠及购房补贴、购房落户等多方面。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多次“增长”，有经验，也有教训。曾经，积极宽松的促增长政策，保持了经济的高速运行，却也令地方经济深陷“GDP崇拜”的泥淖。近几年，经过反复修正，科学发展渐成社会共识，这一成果来之不易，正因此，面临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需要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时刻警醒，不能陷入“GDP崇拜”的轮回。


新一轮发展如何能够避免“GDP崇拜”的陷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能否找到一条经济自主增长的途径，依靠市场和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发展优势，关键是能不能够风物长宜放眼量，把目光放远，立足地方长远利益确立发展思路、挖掘和引导地方发展优势。上世纪90年代，残酷的市场现实曾给海南一个深刻的教训。以三亚为例，过去几年里，这座城市曾经因房地产开发经济爆发式增长，如今冰封的楼市使之经济增长受阻，而本身的旅游业优势又没有充分受到重视，市场环境备受诟病，地方赖以持续发展的旅游业亦面临不少障碍。究竟是着眼于短期拉动经济的“产业泡沫”，还是着力于能使地方长远受益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事实上，这是所有地方都必须答好的考题。


种种经验教训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不仅要在全球经济速度放缓这一大背景下来解读“稳增长”，还要在改革开放30年来波澜起伏的发展浪潮中来认识它。所谓增长，是有效增长，是“转方式、调结构”之下“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不可图一时之利，忘却了转型发展的历史使命。


（2012年2月20日）



谁来拆除民间资本“玻璃门”


周人杰


法律与契约可以评判一商一贾荣辱得失，却难以纾缓民间借贷长久累积的“冲动”与“饥渴”


从涉嫌非法吸收存款等罪被刑拘一年多的“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无罪获释，到无法偿还22亿元民间借款的“立人集团集资案”东窗事发，近日，民间借贷问题引来各方关注。


如果说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那么民间资本则是遍布经济肌体的毛细血管：数量巨大、不可或缺。正因此，温家宝总理日前在听取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今年上半年一定要把“新36条”的实施细则制订出来，避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遇到“玻璃门”、“弹簧门”。


从“旧36条”到“新36条”，政府鼓励、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态度和努力始终如一。而在民间资本的“输血”之下，中小企业也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贡献了我国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创造了80%的城镇就业。民营经济成绩更是骄人，可说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正如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所言：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温州的企业家。


然而，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中小企业一度出现经营困难。一边是“民间资金投资难”，一边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共同促动了民间借贷热潮。缺乏规范与有效监管的地下资本暗流，往往过分依赖亲友间的信任、恶性担保乃至高利贷等危险模式。一旦有风吹草动，脆弱的资金链条常常不堪重负，就有了中小企业老板的破产、跑路、跳楼，就有了众多债权人资金的有去无回。


应当承认，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背后蕴含着多元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民间金融借贷的种种问题，应当依法依规严肃治理。但，法律与契约可以评判一商一贾的荣辱得失，却难以纾缓民间借贷长久累积的“冲动”与“饥渴”。中小企业与民间借贷的“错位”，还得从实体经济与金融体制关系中找出路。去年底研究制定的《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增加了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出台《放贷人管理条例》等创新之举。实际上，早在2002年，温州就成为了我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10年之后，温州、中国与世界，经济格局已然不同。无论是向中小企业“输血”、“造血”的乏力，还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滞后，都是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中国金融生态的健康，中国经济血脉的畅通，离不开民间借贷在阳光下的良性循环，更离不开金融领域制度建设的改革攻坚。而这些，无不迫切要求改革者拿出魄力和勇气，面对全新的问题“再出发”。


（2012年2月16日）



莫为一时之利贻误发展大计


吴秋余


谋划一地发展之时，或许要更多地在全国、全盘、全局的宏观视角下思考


执行仅3天，12日，安徽芜湖的楼市新政就在一片争议声中叫停。这次来去匆匆的新政，与此前佛山、成都等地的“松绑”政策一样，再次给出一个明确信号：房地产调控还在进行中，不允许有任何松动。


尽管芜湖否认此举为“救市”，一再强调仍将严格执行楼市限价、限贷政策，然而，先前“新政”甫一出台，沪深股市房地产类股票便出现集体连续上涨，更有部分地产中介因此高呼国家楼市调控政策即将结束。


或许，芜湖的部分政策能让部分购房者得到实惠，也能增强城市对特殊人才的吸引力。但是，即便这一新政不会带来当地房价大幅上涨，放在全国房地产调控一盘棋的大局之下，它所释放的房地产调控可能转向等信号，也会使其作用大打折扣。这样的连锁反应和社会影响，恐怕也非芜湖所能预料。


房地产调控政策执行已有一年多，在住房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中央政府的调控决心一直不变，得到了民众广泛支持，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全国房价已开始停涨回落，2011年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仅有两个城市上涨，其中北京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连跌19个月。这些，证明了房地产调控在“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中的重要作用，也证明“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的重要性。


也要看到，房地产行业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巨大影响，房价理性回落，是很多地方政府牺牲一时经济发展指标换取的来之不易的成果。据北京市统计局估算，2011年北京因为严格执行房产限购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约0.5个百分点，但就在芜湖楼市新政出台当天，北京市住建委仍再次表态，将坚持限购和差别化税收、信贷政策不变。这种为了百姓幸福和社会长远发展、宁可牺牲地方一时经济增长也要坚决执行中央调控政策的做法，值得其他各级地方政府效仿。


房地产调控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关系着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大局，关系着政府公信力的维护与提升，这样一个命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房地产原有的经济范畴，而是一个需要通盘考量的民生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各级地方政府在谋划一地发展之计时，或许需要更多地在全国、全盘、全局的宏观视角下思考，不仅要看到一时之利，更要顾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久影响，顾及对国家发展大局可能带来的影响。【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眼下，房地产调控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坚持下去不容易。地方政府作为房地产调控的主要执行者，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更需要“放眼量”，莫让楼市调控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更不能为了地方一时之小利，贻误了国家长远发展之大计。


（2012年2月14日）



国家赔偿，让求偿路更平坦


包蹇【更多免费素材，微信dadawk01 】


如果从一开始就能顺利进入依法处理的渠道，“求偿难”将有望逐步破解


国家赔偿是一个敏感话题。


公权力机构庞大、职责广泛，难免有疏失错漏，对无辜公民造成伤害。由公权力造成的伤害，一经确认，当由国家赔偿予以弥补。然而，现实中，常常是邻居摘了自家的枣，立马会“寻他说理”；而抓错人、断错案，却鲜有人具备向“公家”要说法的“秋菊之勇”。观念影响之外，也折射出争取国家赔偿的程序之多、门槛之高、难度之大。


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国家赔偿申请不受理，法院要出具决定书；对不予受理的给予程序救济……这项从15日开始施行的新规，可遏制法院以不予受理名义规避赔偿义务的行为。


这一司法解释，在新《国家赔偿法》奠定的基础上，使国家赔偿案件首先能“告进门”。如果从一开始就能顺利进入依法处理的渠道，“求偿难”将有望逐步破解。此外，司法解释还畅通了求偿渠道，规范了立案标准，完善了救济措施，进一步保障公民、法人等可能被侵害的合法权益。


回望国家赔偿之路，从1995年《国家赔偿法》实施，到2010年新《国家赔偿法》施行，再到农历龙年年初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赔偿法律从无到有，制度设计从粗到精，赔偿意识从弱到强。我们看到，2001年，陕西少女麻旦旦“处女嫖娼”案，无辜关押两天受尽屈辱，最后却仅获74.66元的国家赔偿；2004年，湖北佘祥林蒙冤坐牢11年平反昭雪，随后获赔“人身侵权赔偿金”25万余元；2010年5月，“河南佘祥林”赵作海在媒体高度关注下获赔65万元……特别是新《国家赔偿法》实施后，首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特殊情况下举证责任倒置，申请赔偿渠道更加通畅，刑事赔偿申诉数、决定赔偿数较快上升，仅湖南一地，2011年全省法院就依法审结国家赔偿案件63件，决定赔偿327.68万元。一条渐趋平坦的求偿之路，正在我们脚下延伸。


国家赔偿，本身强调的就是国家责任、人权保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不仅关系到个体在遭遇权力侵害时的救济，更关乎公权力的形象与公信。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家赔偿制度的变化，铭刻下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一次次调整，记录下公民权利的日渐彰显，更反映出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


然而，这条路仍然很长。年初，广东深圳警方在东莞一家夜总会对涉黑人员的围剿行动中误杀一位“的哥”，引来关于国家赔偿责任认定的争议。这也启示我们，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面对不断高涨的权利意识，国家赔偿从程序到标准、从范围到落实，都还需要在公权与私权的互动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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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3日）



“海外安保”如何跟上走出去步伐


周人杰


频发的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呼唤海外安保工作更多从事后转向事前，让“安全网”编织得更牢


又一次成功的海外营救，再次彰显“中国实力”。


2月9日下午，在苏丹被劫持10余天的29名同胞，飞抵首都国际机场。党中央、国务院强调要千方百计确保人员安全获救，外交部门统一指挥、多方斡旋，相关各方共同努力，让一起牵动人心的突发事件得以圆满解决。正是强大国家能力的托举，让这些同胞安然着陆。


从应对海盗侵扰的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到被称为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利比亚大撤离”，再到成为第一个从日本地震海啸重灾区大规模撤离本国公民的国家，我国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和企业“四位一体”的境外安全保护工作联动机制已经基本建立，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有了坚强后盾。2008年以来，从突发各类事件的海外，我国共撤回5万余名中国公民。


然而，我们的海外安保，还需进一步跟上公民“走出去”的步伐。仅2010年，我国出境人员就突破6000万人次，在海外发展的企业达16000多家。跨出国门，面对的是一个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复杂世界。更何况，劳务派遣目的地，还多为民族宗教矛盾突出、政治军事动荡不断、自然灾害严重频仍的后发国家与地区。


外交部领事司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有关部门处理各类领事保护案件约3万起。从湄公河上的中国船员被枪杀，到阿富汗的中国工程师被劫持，频发的海外安全事件也呼唤海外安保工作从事后转向事前。然而，一些企业却并未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没有将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在项目调研期间充分展开，对群体庞大的劳务派遣工作者的安全教育与安全防护也有杯水车薪之虞。面对公民的海外安保需求，尤其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尽快编织起以人为本、互利多赢的“安全网”。


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有着较为成熟的经验。在欧洲，很多跨国企业都拥有专门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能够实时监测、评估、应对海外投资的安全风险。


这些，我们也许无法照搬。虽然，国家层面在保护海外公民安全的投入上越来越大，但面对中国公民不断加快的“走出去”步伐，恐怕还需企业、个人等方面更开阔的海外投资战略思维、更全面地了解掌握区域形势、更自觉的自我保护意识；也需要我们去打量：硬件上，在国际法与反恐合作框架下，我们的安保力量是否能保障、能够实现快速救援反应？软件上，现有的相关举措能否上升为领事保护专门立法？特别是，政府能否进一步主导、推动完善企业风险保障机制与安全预案，尤其是对投资目的地利益与风险进行正确评估，使海外安保的“安全网”编织得更结实？


海外安保课题，涉及公民个体安全、企业海外发展，关乎聚光灯下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中国的发展必然催动中国人的脚步向更多的地方延伸。这也使境外公民的安全，需要被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去研究、破题。


（2012年2月10日）



希望药家鑫案再没有“如果”


张铁


复盘药家鑫案以及此后种种事态，需要追问：究竟是怎样的阻力，让宽容与理解面对仇视与对立屡屡败下阵来？


备受关注的药家鑫案，在一纸死刑判决之后，仍余波不断。案件审理期间，药家鑫父亲药庆卫表示愿意“赠与”20万元，却被张妙家人拒绝。近日，张妙家人表示愿意接受，前往药庆卫处接受该款，但场面一度混乱。


且不论20万元该不该给、该不该要，这起新的风波，是此案的又一次返场。一起肇事杀人案件，两条生命提前退场，法律最终的裁决，以命偿命的果报，都不能平息卷入两个普通家庭的漩涡。究竟是怎样的阻力，让隔阂难以消融、心灵不能沟通，让宽容与理解面对仇视与对立屡屡败下阵来？


复盘药家鑫案以及此后种种事态，总是让人生发“当初为何会如此”的感喟。如果时间可以倒带、事实可以假设，带着事后的审视与反思，重新回到事件的一个个节点，又能如何？


如果，无论是药家还是张家，能以“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感同身受，进行更多接触与互动，或许能在更大程度上求取理解、达成共识，让两个家庭流血的伤口慢慢结疤。可惜，张家对于药家，产生长期“不接触”的印象；药家对于张家，也因各种流言颇多微词，最后让怨恨的阴影笼罩一切。【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如果，相关人士能以更客观的姿态介入案件，以法律与事实为准绳，此案还会不会激起良知与冲动、真相与谎言、司法与舆论的纠结，引来方向截然不同的诉讼？


如果，张家拒绝20万元赠款后，能有更多力量介入，对本就弱势的张家进行更及时也更合理的帮助与支持，20万元可能也就不会在事后演成悲剧甚至闹剧。可惜，很多人未能跳出“杀与不杀”的意气之争，张家的困难未能解决，甚至捐赠款也去向不明。


甚至，如果，药家鑫面对倒地的张妙，即便在“激情状态”下，也能发现“撞伤”与“撞死”的巨大区别，这起案件可能早已与各种普通交通肇事一样沉入警方卷宗。可惜，“撞伤不如撞死”的案例与迷思，让药家鑫以偏颇的想象和利益考量，把事情推向了另一个结局。


还有，如果，媒体能以更理性的态度面对，给双方同样音量的麦克风；如果，司法在诉诸正义的同时也诉诸情感，以制度化的方式消弭怨恨；如果，社会舆论能以更理性的态度介入，而不是挺起摧枯拉朽的“民意之枪”……


面对诸多林中岔路，因预设的观点与立场、道德的控诉与想象、情感的裹挟与冲刷、利益的诱惑与纠结，我们未能走向另外一条。受害者不能沉默，受损者不能屈膝，但有时，或许可以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化解矛盾。的确，我们不能以旁观者的立场要求当事人的理智，但至少，我们可以更好地抓住转机，阻止这一承载着公众焦虑的案件向社会举起“第九刀”、“第十刀”。


无论侵权官司还是20万元风波，仍会继续。但变化的事态，或许也正是又一个转机的到来。这次，希望再没有“如果”。


（2012年2月9日）



压缩贪官的潜伏空间


张铁


尽管只是个案，贪官“潜伏”也反映出制约权力、完善机制、公开透明的紧迫与必要


从1991年到2009年，走过19年贪腐之路，江西南昌市委原常委、南昌县委原书记汤成奇，近日被一审判处死缓。贪污3901万余元、受贿350余次，这一腐败个案再次让人思索：从开始贪腐到受到查处，少数贪官的“潜伏期”为何那么长？


与漫长潜伏期相伴的，是汤成奇平坦的仕途。从镇长助理到镇党委书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再到副市长、市委常委……每一步都是“带病任职”。而且，汤成奇的腐败还是“全能型”，既涉及土地征用、建筑工程承接、国家专项补助资金拨付，也涉及职务升迁、工作调动、就业等人情往来。


照理，潜伏期就是贪腐期，时间越长越容易留下线索、露出马脚。但为什么汤成奇这样的少数贪官，却能够一次次逃脱“被发现”，从小蝼蚁变成了大巨贪？


究其原因，一方面，潜伏期能让他们积累政治资本，产生晕圈效应，群众与相关机构因此放松警惕。汤成奇创造“南昌速度”、博得“经济能人”名头，都可能成为掩盖阴影的光环。另一方面，长期的潜伏也让他们有更从容的时间编织关系网络、掩盖犯罪证据，甚至会因不断上升的权势获得更大便利。汤成奇通过“皮包公司”套现权力，可为例证。


还要看到，经济、政治体制的转型仍在探索之中，政府仍有“万能政府”的色彩，这使权力的影响在一些该退出的领域内不降反升，使领导干部插手一些该放下的事务不减反增。这给一些心怀鬼胎者提供了肥沃的腐败土壤，也是贪官的作案手法愈发隐蔽、“反调查”能力越来越强的重要原因。


有着漫长潜伏期的贪官，并不只汤成奇一个。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上任开始卖官，潜伏10余年；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落马时，贪腐时间已长达20年。《法制晚报》曾分析，1991年至2004年审判后经媒体公开的200个典型腐败官员案例中，60%的贪官潜伏期都在5年以上。与“贪腐一两年，铁窗一辈子”相比，这些长期逃脱惩罚的贪官，为害尤烈，会让人心存侥幸，刺激更多贪腐行为出现。而贪官的潜伏期越长，破坏就越大，我们的执政资源也就流失得越多。


尽管只是少数个案，贪官“潜伏”也反映出制约权力、完善机制、公开透明的紧迫与必要。它提醒我们：面对“腐败能人”，对干部的任用、考察制度，已有的制度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是否还能更有针对性、反应更灵敏？述职述廉、任职前考察公示、民意测评这些干部任用、考核的制度，如何能够避免失察、及时发现问题？如何通过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换、缩短改革阵痛期、压缩甚至杜绝“潜伏空间”呢？


汤成奇今天的下场正应了陈毅诗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显示了我们党在查处贪官方面绝不手软的决心。不过，面对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要求，面对群众对反腐败的期待，如果“伸手速被捉”，则能减轻汤成奇们的腐败影响，也才能彻底清除党的肌体上腐败的坏疽。


（2012年2月8日）



惠民工程也要“守规矩”


苗苗


惠民工程屡成“毁民工程”甚至“伤民工程”，背后都有决策机制不完善、监督管理不到位的现象，是制度与程序出了问题


黑龙江林甸县最近挺尴尬。被当地视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工程”、“菜篮子工程”、“民生工程”的“天字号项目”——大庆温泉果菜基地，不仅因征地问题造成上访，而且被部分村民指为“败家工程”。


且不论在工程建设中是否存在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一项惠民工程，建设的结果却是38栋实验大棚撂荒损坏、大部分大棚未投入生产、上百万元的别墅成了种子商店。更有专家指出，根据土壤本身条件，此地要种植蔬菜有一定难度。这实在难说起到了惠民之效。


工作没有达到初衷，是决策有误，还是执行不力？是能力不足，还是另有猫腻？或许都需要给个说法。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项工程，究竟是如何仓促出台、匆忙上马的？


一张违法用地罚单，暴露出程序问题。2011年5月，国家土地督察沈阳局曝光此项目“未批先建”、“违法占用耕地”，当地政府以“时间紧，任务重”，“赶工期，抢进度”等借口加以搪塞。如此违规行为，让这一工程先天就有不足。无论多么急切地想要办好事、办成事，都应当遵循基本的程序。这样不仅能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监督，也是在更大范围内保证好事办好的前提。


而且，惠民工程的服务对象是群众，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而不是服务者的需求，应是一个基本前提。因此，在立项、可行性论证、实施的过程中，充分听取和吸纳公众的意见，也应是一个基本程序。林甸的这个项目，从舆论反馈上看，群众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同意见；从实际效果看，种植难成功、取暖成本大。这就难免让人怀疑是“拍脑袋”的结果。


这几年，从河南某县为促农增收强迫农民毁掉麦子种烟草，到一些地方建了就拆甚至随建随拆的“短命工程”，再到“楼脆脆”、“墙裂裂”的保障性住房，惠民工程屡成“毁民工程”甚至“伤民工程”。就连一些地方典型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诸如斥巨资打造不知所谓的人造景点、修建外形奇特用途不明的“山寨建筑”，也打出了“惠民”旗号：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提升形象……


这些，或是因为没有经过科学决策、合理论证仓促上马，或是缺乏严格监管造成铺张浪费、质量隐患甚至贪污腐败，背后都有决策机制不完善、监督管理不到位的现象，是制度与程序出了问题。从立项、预算、财政拨付到后期审计，每一分资金使用都应该严而又严，每一项措施的推出都应该慎之又慎，更应随时接受监督，保证出现问题及时纠偏。在程序与制度的保证之下，才能防止一些措施“挂惠民羊头，卖私利狗肉”。


如今，公众的需求越发多元化，对于自身利益也愈加敏感。即便初衷确是惠民，也同样要讲程序、守规矩，如果不顾制度、疏于监管，发生问题后引起的负面效果可能对政府形象的损伤程度更甚。说到底，惠民工程要既见实效，又得民心，是一个态度活，也是一个技术活。


（2012年2月7日）



“序长不序爵”挑战大学行政化


李泓冰


大学之病，病根或在于数年驱之不去的“行政化”阴影


这个周末，南京大学一句“序长不序爵”成为网络热词。


这句文绉绉的话，出自南大110周年校庆的官方微博，还附以注释——我校110周年校庆校友接待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序长不序爵。“长”指的是年龄、入校时间早晚，“爵”指的是官位。


舆论为之哗然。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看来，“官本位”观念之根深蒂固，已经让大家难以相信还可以有所谓的“例外”。事实上，就连南大校庆办主任也含蓄地承认，南大提出的是一个大的原则，可能某些细节方面，无法避免官员排序的相对考量，但在整体精神上，南大希望对每个人持有平等的态度……


显然，有关“序长不序爵”的讨论，已经超出了一所大学的校庆仪规本身，也更发人深思：这句简单的、看上去也很合乎情理的表白，何以引来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倘若南大依然因循“序爵不序长”，大家是否反而安之若素？而这场讨论，让我们再一次发现了大学之病，病根或在于数年驱之不去的“行政化”阴影。


大学应该是什么？在西方大学发展史上，有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德国的威廉·冯·洪堡。他认为，大学首先应相对独立，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和目标追求，而不仅仅成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庸。这一思想历经两个世纪，对后来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具有深远影响。对理想主义者来说，大学应该是一个相对疏离于现实功利、以开放而自由的心态追求学问的教育桃花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倾向，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大学的管理者被纳入固化的官员行政级别序列，县处级院长、厅局级校长、省部级书记，是让聪明学子眼热的目标，以至于有人调侃，大学里智商最高的都在官阶上攀登，退而求其次的才去搞学术，于是对大学的管理也不由自主地采取了层级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官大一级压死人，取代了本该是平等的、教授本位的运作模式。二是学术资源、项目资金的配置也和权力扯上关系，校长、院长相对强势，而普通教授的发言权相应弱化。


学府成了官府，或可解释曾经醒目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更进一步，大家痛诋大学创新精神不强，还停留在“工具”层面，而大学缺失本该担当的社会良知和民族脊梁精神，其“失魂落魄”之害，更甚于前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大校庆“序长不序爵”的提法，让人为之一振。曾经有人形容某大学拥有“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在大学的衙门色彩过重和现实功利诱惑太多的今天，我们亟需发掘并重建大学的精神追求，让“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融入中国脊梁，让“不序爵”成为大学的常态……


（2012年2月6日）



当奢侈品消费成为时尚……


姜泓冰


过去30年勤恳积累下的个人和社会财富，如何避免快速集中的奢侈品过度消费，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资本，是个大问题


当英国牛津街、美国第五大道逐渐成为一些中国人挂在嘴边随意评点的名词，当原本望之俨然的欧洲北美高档百货商店或名品专卖店纷纷配上刷银联卡的机器和讲中文的售货员，接待中国游客时——我们究竟是该自豪，还是该忧虑？


世界奢侈品协会2月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龙年春节，中国人在境外奢侈品消费同比增长近三成。在欧洲和港澳台地区的奢侈品消费总量中，中国人的消费额几乎占了2/3，在北美市场也占了1/3。照此速度发展，前两年有关人士预测的“中国将在2015年超过日本成为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时间表，只怕还要提前。


中国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从国家到国民消费能力的大大提高。为购物成群结队专程飞去伦敦、巴黎、纽约，奢侈品店铺和柜台前挤挤挨挨抢货、像买萝卜白菜般爽气的中国消费者，向世界实实在在地演示了一把“中国式富裕”。面对这样的消费群体，再傲慢挑剔的商人恐怕都会换上殷勤热忱的表情，投入更多关注与研究。


仓廪实知礼仪。当年过节都未必吃上肉的中国人，如今开始懂得欣赏和追求高品质、有设计、有文化含量的高档生活用品，越来越懂得珍惜和享受美好的生活。与拉动了世界经济发展一样，他们的消费行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更是一件值得自豪和庆贺的好事。


据说日本人对奢侈品从狂热追求到回归理性经历了20年时间。中国人要代谢掉原始积累过程中对于财富消费难以避免的“暴发户心态”，或许也要这样一个周期。眼下少数人奢侈品消费呈现的非理性的“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标志迷恋”倾向，无需过分担心。


但让人忧虑和纠结的，则是透过疯狂的奢侈品消费显示出的畸形社会心理。我们追逐奢侈品的消费人群太过庞大和年轻。据说，与欧美相比，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年轻了10岁以上。原本该是少数富人、富二代关注的高档消费品，如今却是都市年轻一代人人皆知乃至崇拜的“大众情人”。“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泣”的拜金宣言，一脸自得炫着名牌包、跑车的“郭美美”们频频被热炒，月薪数千也“败”数万元的名包，都是过分沉迷于物欲现象的注脚。


过去30年勤恳积累下的个人和社会财富，如何避免快速集中的奢侈品过度消费，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资本，是个大问题。往近一点说，我们需要更多有计划的社会教育，而不是为了扩大消费而纵容奢欲、任其侵蚀天真心灵——毕竟，13亿人口大部分未富裕，主流理想只是奔小康；往大一点说，未富先奢，过分迷恋奢侈品，正是当下人们信仰目标缺失、精神空虚的表征。如果不能及早根治，那么我们一有钱就乱花、盲目拜倒在海外奢侈品脚下的周期，还会更长。


（2012年2月3日）



旅游景区要走出“公地怪圈”


马跃峰


旅游景区拥有独特的“公地”资源。如果人们把美景演变成“诱饵”，最终伤害的是自身利益


尽管海南三亚海鲜排档“宰客”事件，因当事人“隐身”至今难以取证，真相有些扑朔迷离，但此事显然对三亚旅游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1日就“宰客”现象向大家表示歉意，同时表示，对旅游行业出现的“害群之马”实行“零容忍”，一经查实，绝不姑息。


从2010年重庆王女士等人一顿饭被索3万元，到不久前黑心店用含水泥夹层的纸箱包装水果；从旅行者的亲身体验，到网友们的大倒苦水，近年来，海南三亚旅游环境屡遭质疑。按说，商贩正当经营，合理赚利，凭借独具特色的天涯宝地，不是不可以赚钱，为什么偏要“宰”客？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旅行者大多是一次性消费。不留回头客的心态与必不可少的花销，给疯狂宰客者创造了条件。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三亚出租车没有机打发票，如果不记下车号，不录音拍照，“挨宰”后难以取证。


处理力度小，监管不到位，导致一些商贩心存侥幸。当地政府三令五申，节前有“军令状”，有倡议书；节中有“一次性死亡”、“信用分类监管”制度，有联合执法队、固定执法岗，然而歪风难刹、欺客仍行。原因在于：宰得多，罚得少，我还赚，逮不着，更划算。一旦出现问题，取证难、执行难，商户与执法人玩起“躲猫猫”。


其实，游客纷至，宰客不绝，并非三亚一地。河南少林景区因管理混乱，面临“5A级景区摘牌”危机；云南省一寺庙年承包费720万元，游客被强捐2万多元功德钱。种种怪象，不禁让人想起“公地悲剧”的故事：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每个牧民都想多养牛。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草地将被过度放牧，牛终被饿死。旅游景区拥有独特的“公地”资源。如果人们把美景演变成“诱饵”，最终伤害的是自己的利益。


就海南而言，国际旅游岛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已有两年。从政策优惠、项目落地到赛会频频，乘着国家战略的东风，普通民众享受到更多优惠，也遇到“成长的烦恼”。为生计考虑，不少人加入旅游从业大军。由于观念没有跟上、管理没有到位，一旦出现“开门迎客，关门宰人”现象，虽获一时之利，却给旅游业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亚里士多德曾言：“那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作为绿色朝阳产业，旅游业已成为越来越多地方的经济支柱。对海南而言，尤其应该珍惜大自然的恩赐，用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令人欣喜的是，三亚市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大对拒绝履行合同、恶意欺诈等行为的惩罚力度。我们期待，包括三亚在内的所有旅游胜地，都能警惕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危害，更多考虑如何提供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服务，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2012年2月2日）



谁在制造“疯狂的礼品”


詹勇


物质与功利裹挟之下的礼品，难免成为人们难解的“心结”，也容易沦为违法犯罪、谋取私利的工具


虫草价格疯涨至每克700元以上，53度飞天茅台已然“飞龙在天”，市场零售价普遍冲破2000元，洋酒拉菲势头也很凶猛，1982年的拉菲价格十年间上涨近10倍，这还不算，这些东西价格越上涨，越是受人吹捧。龙年春节到来之际，一些商品“龙腾虎跃”的气势颇为引人注目。国内礼品市场上，高档礼品呈上升势头。


虫草到底多补人？茅台到底多好喝？拉菲究竟是个什么味儿？在精明的生意人看来，这都不是关键。譬如虫草，尽管价比黄金高，尽管有专家认为其药用价值如同蘑菇，但人们大多“买的不吃，吃的不买”，而是把它当作一种高档礼品你来我往。也就是说，虫草之所以贵，不是因为是“好药”而受青睐，而是作为“豪礼”受追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腰包鼓了，市场的选择多了，社会交往频繁了，礼品升级换代、价格提升，也顺理成章。更何况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正常的人情往来，只要个人经济能力允许，本来无可厚非。但在礼品市场，诸如“疯狂虫草”、天价烟酒等高档礼品大行其道，并且“越贵越抢手”，这种连经济学家们都感到困惑的“吉芬现象”，值得人们深思：“疯狂的礼品”背后，是否存在深层的社会原因？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重视传情达意、精神交流，是送礼真谛。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用礼品价格衡量送礼心意，把高端礼品视为身份象征，在贵重程度的攀比中炫富斗富，误以为“礼越重越亲”，宁愿“只送贵的不送对的”。在物质潮流冲刷下，礼品的情感内涵、文化意味被稀释乃至变味。面对一件件光华四射而人情味不足的礼品，人们难以感受到孝心、敬意和祝福。这种“重礼轻情”的社会心理滋长蔓延，不仅持续推高着一些高档礼品价格，更让不少人逢年过节有“送礼焦虑”，比如在“重礼”压力之下，春节“恐归族”们以回家为畏途、视过节为“过劫”。


物质与功利裹挟之下的礼品，难免成为人们难解的“心结”，也容易沦为违法犯罪、谋取私利的工具。当名家字画成为“雅贿”载体，当购物卡暗藏行贿玄机、奢侈品充当“关系通行证”，被金钱、权力异化了的礼品，如同一个个吞噬社会资源、毒化社会风气的潘多拉魔盒，滋生了“盒子里的腐败”。


异化的礼品，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物质越来越丰盛、选择越来越多元的今天，坚守价值理念、彰显文化追求、保持生活品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考验。那些拎着名烟名酒奔走于送礼之途去完成“任务”的人们，或许正陷入某种物质迷局与心灵之惑。因此，让礼品回归情意本位，让送礼变得清新亲切，还有赖于人们的文化自觉，有赖于一种新型消费文化的塑造。


（2012年2月1日）



价格听证如何压缩“公开泡沫”


范正伟


全面公开才能消弭公众质疑，回应质疑才能提升公开质量，也只有公开与质疑充分交锋才能收获真正的公信力


“将成本数据原封不动公示”、“咨询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由专人回复”、“政府雇员不能当听证会普通市民代表”……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广州市围绕水价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关注，也获得了普遍好评。


就像中国足球、央视春晚，尽管是老话题，但公共产品价格的每一丝变化，都能触动公众的复杂情感。仔细分析广州的创新举措，既是中央公开要求的落实，也是对当前部分社会焦虑的回应。


与立法、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领域的听证相比，涉及水、电、气的价格听证，受到公众的格外关切。这既是由于资源价格调整关乎每个人的利益，也是因为此类听证会每每成为“听涨会”，甚至伴随着“听证专业户”等传闻，被质疑为“公开作秀”。


公允地说，在物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资源价格的上涨也在情理之中。对于这一点，相信只要不是“天然反对派”，都能接受并理解。事实上，一些听证会之所以遭到质疑，甚至听证主持人被扔矿泉水瓶，也并非只是因为涨价。


就此而言，价格听证会究竟是“逢听必涨”还是“逢涨必听”？“听证会专业户”的背后到底是“内部指定”还是“无人报名”？如果不从听证会本身出发，对类似问题的争论只能是雾里看花、难有定论。


从计划年代的“关门定价”到今天的“开门论证”，听证会的初衷就是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提高政府定价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既然是民主机制，就要允许有“意外”，而不能搞“主题先行”；既然作为“民主训练场”，就应该鼓励各种表达。我们不妨反思：那些被质疑的听证会，是否有提前定调子、设框子的嫌疑？那些门庭冷落的听证会，是否是公众用脚投票的一种无声抗议？


在涉及自身利益的领域，每个人都是判断者。提升价格听证的公信力，固然要提倡公众积极参与、理智表达，更要提高听证制度本身的成熟度。价格听证的前提，是有一本清清楚楚的“明白账”。用详实的数据说话，而不是仅以姿态动人；让群众参与判断，而不能让“自己当自己的法官”。进而言之，无论是成本核算还是听证表决，本身就是一种互动机制、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对质疑没有回应，对批评没有改进，所谓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就会成为“权利泡沫”，不仅无助和谐，还会招来怨气。


“只有把市民的疑问解释清楚，这样的公开才算是有意义的公开。”对于晒账本，广州自来水公司负责人这样表态。公开从来与质疑相伴，只有全面公开才能消弭公众质疑，只有回应质疑才能提升公开质量，也只有公开与质疑充分交锋才能收获真正的公信力。


在这个意义上，听证会拒绝政府雇员固然是“矫枉过正”，但比这种努力更重要的是，无论信息公开，还是听证会完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进程中，我们始终要明白石头是什么，而对岸又在哪里。


（2012年1月31日）



别让年味儿的“魂”溜走


吕绍刚


回归春节的文化本位，才能让中国的年文化成为不断凝聚家族民族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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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方看冰灯、逛庙会，到南方逛花市、乡村游；从乡村大集演出、自办“春晚”，到城市看电影、进书店；从短信拜年、电子贺卡，到AAA传情、网购年货……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着实让文化消费火了一把。商务部1月28日发布的监测报告也证实：2012年春节，休闲娱乐文化消费渐成主流。


中国的年文化，正在回归春节的文化本位。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不过，“消费主流”的同时，也听到另一种“感叹”——“年味儿越来越淡了”。为什么日渐红火的春节文化消费市场，仍然驱散不了人们对年味儿远去的担忧？


这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焦虑：年文化的“体”五彩纷呈，年文化的“魂”是否安好？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洋节日不断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怎样过年才算有“年味儿”？


不同的人对“年味儿”有不同理解，也不断变化。今年春节，北京清东陵举行一场“穿越”庙会，试图“完整再现原汁原味的大清文化”，里面混杂着“穿越版”的阿凡达、机器猫，有人认为是创新，很喜欢；有人则觉得是亵渎，很反感。又如，没有鞭炮喧天的春节，算不算有年味？有的城市先“禁放”，后顺应民意解禁。如今，随着环保意识增强，特别是P M2.5的触动，一些人再次提出“禁放”……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个体选择怎么过本无可厚非，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不让年文化的“魂”溜走，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文化命题。因为，每一个春节，都包含着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丰富故事，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复杂内涵，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镜像。


“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春节根植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时序观，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节日。重人伦与重仪式是其核心。“人伦”联系着亲情友情，勾连着代际关系，所以，人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只为和家人朋友吃顿团圆饭；“仪式”则钩沉着集体记忆，培养着神圣感、凝聚力，所以，扫尘、写春联、包饺子、守岁、祭祀祈福，强化的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


许多人之所以感觉年味越来越淡，恰恰缘于春节的情感性与仪式感在弱化。有中学生这样写道：“春节，就是你家亲戚喊你去吃饭。可我是独生子女，亲戚很少，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网上流传“中国年轻人最讨厌的长辈春节问候语”，诸如“期末考试怎么样？”“你什么时候结婚？”让长辈们很是尴尬。与此同时，新的文化娱乐方式的兴起，也冲击着春节的传统仪式感。


应该承认，这些“冲击”是必然。但反过来也提醒我们：要想留住年味儿的“魂”，恐怕既需要增进代际沟通，让情感的力量更获得认同感，也需要使节日的仪式感更具吸引力和传播力，成为不断凝聚家族民族的纽带。


这不仅需要我们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更好地担负起责任，也需要我们每个人读懂“春节”的文化内涵。


（2012年1月30日）



靠什么根治欠薪“病灶”


郝洪


农民工追薪之路，是维权之路，也是正当权利回归之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近日联合发文，合力查处恶意欠薪犯罪，再次显现中国持续铁腕整治欠薪这一社会顽疾的决心。此前一个月，人社部、发改委、公安部等九部委联合发文，要求确保元旦春节前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10人以上集体劳动报酬争议7天内结案。


自“欠薪”成为热词，如何根治欠薪的追问就一直没有停止，各方也一直在寻找根治欠薪痼疾的路径，从组织清欠、治欠机构到公开欠薪企业黑名单，从欠薪连带责任制到现场监督企业工资发放，政府部门的措施一次比一次具体、严厉，甚至将恶意欠薪入罪，期待以严刑峻法彻底治理欠薪。


铁腕整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欠薪问题的蔓延，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的欠薪案件、涉及欠薪问题的信访案件、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逐年下降。在有着2600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广东省，去年前10个月受理工资支付案件总数比上一年下降7.8%，因欠薪逃匿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同比下降15.82%，欠薪金额同比则下降了25.5%。


但是，欠薪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岁末年初，“清欠”仍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有消息说，自去年12月1日起，一个半月时间，粤、滇、湘、津等15个省区市共清欠近20亿元，涉及农民工近60万人，可见欠薪问题积弊甚重。


严刑峻法为何奈何不了欠薪痼疾？因为它还难从根本上改善欠薪这一社会问题滋长的大环境。欠薪问题的累积，有法律不完善的因素，有社会缺乏保护弱势群体有效体制机制的因素，一旦法律精神欠缺、司法权威不足，强权者对弱势者的欺凌、强势企业对弱势劳动者权利的践踏也就在所难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7日曝光的6起欠薪案，都与农民工权利缺失有深切关系。这些发生在建筑、装修、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恶意欠薪问题由来已久，也是历次清欠、监督责罚的重点，但屡罚屡犯的背后，是这样的现实：农民工在总体上仍然供大于求，处于弱势地位，不能平等地与雇主进行谈判，包括平等签署劳动合同。加上申诉渠道有限、缺少工会组织，难以对用工者进行有效监督。


农民工追薪之路，是维权之路，也是正当权利回归之路——对广大农民工而言，最现实、最迫切的权利诉求就是谋求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平待遇，获得平等的劳动者权益、畅达的权利伸张途径。这一切的确无法靠严刑峻法来实现，而应有赖于社会的系统整治，有赖于社会民主政治的文明进程。


岁末年初，那些手执“给我工资，我要回家”讨薪牌立于寒风中的农民工，那些以极端方式发出最后声讨的讨薪者，他们的存在是一种提醒——落实权利，保障权利，是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基础，只有尊重并保护正当权利，才能清除“病灶”，从根本上治理包括欠薪在内的社会顽疾。


（2012年1月20日）



直面“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李泓冰


重温20年前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让我们既有忧患意识，又有坚持改革的信心与勇气


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


当中国历史走到1992年那个春天的十字路口，88岁的邓小平同志自1992年1月18日一路南下，以高超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要求停止姓“社”姓“资”的争论，使当时甚嚣尘上的否定改革的舆论戛然而止，直接促成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重温小平当年的讲话，仍觉振聋发聩，酣畅淋漓：


改革“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必须敢闯、敢试、敢“冒”，用“三个有利于”突破思想禁锢……


此后20年，中国经济奇迹般的腾飞，其政治基础、舆论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小平同志那席南方谈话开始奠定。改革，始终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最强音，改革的宗旨，也未曾改变。“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更成为党心与民意的共振。


改革走到今天，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暂时绕过去的问题，以及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此起彼伏地冒将出来。


尽管从GDP的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阶层还有许多怨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开始出现，正如小平同志当年所预言的，“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虽然，这些矛盾和问题里，有的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有的是改革本身不到位所造成的；有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因经验不丰富、设计不周密、操作不规范所致，但都需要高度警惕，厘清矛盾性质，靠不断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问题，以深化改革来破解改革中难题，才能更加坚定改革。


欣慰的是，深化改革已经有了新的突破。本届政府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并郑重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胡锦涛总书记更是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要求全体党员“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也许，今天的我们最需深问：究竟是什么成为了我们改革最大的阻力？我们又该怎样激活全社会的改革动力与创造力？


小平同志当年指出，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化解。中国改革仍然还有漫长的征途，重温20年前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让我们既有忧患意识，又有坚持改革的信心与勇气。


（2012年1月19日）



“订票哥”的温暖需要传递更远


刘成友【更多免费素 材，微信lbgzkf1】


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点点滴滴的力量，汇成了一股感动人心的暖流，温暖着每一个回家人的心灵


春运高峰里，一位名叫张平的年轻人，用他的“举手之劳”，温暖了很多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和残疾人的心。这位哈工大威海校区的大四学生，连续10天，在威海火车站为老年人、农民工、残疾人免费电话订票1000多张。为提高订票效率，细心的张平还绘制了简易订票流程图，被车站方面复印1000多张分发给旅客，张平也因此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订票哥”。


在亿万人匆匆踏上回家路途的时候，在很多人还在为买票难发愁的时候，在很多农民工和老人因为不熟悉订票方法而为难的时候，张平的热心善举不但温暖了他帮助过的旅客，也温暖了这个寒冷的冬天。更让人欣慰的是，“订票哥”的队伍还在扩大，不仅有更多网络达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张平所在的哈工大，也在号召和组织更多大学生，利用所学所能为他人提供帮助。


与数十亿的春运客流量相比，受到“订票哥”们帮助的旅客极其有限，但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点点滴滴的力量，汇成了一股感动人心的暖流，温暖着每一个回家人的心灵，也带来更多的启示。


正像“订票哥”说的，“每个去火车站买票的人心情都很迫切，能帮助他们回家，是我最大收获。”“订票哥”的行为让人们意识到：应对春运难题，当然需要铁路等部门的给力工作，但一些群体的特殊困难、一些个体的现实需求，更需要而且应该得到社会助力。这种“助力”，既是奉献，也是获得；既是社会建设的组成，也是个体心灵的成长。授人玫瑰，手有余香；举手之劳，温暖他人，何乐不为？这温暖并非单向传递，而是双向反馈，感染世界，化育人间。


温暖，来自细节。行色匆匆的人流中，看到抱着小孩、行走吃力的妇女，你是否会帮上一把？面对提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你是否会伸手相援？眼见蹒跚过马路的老人，你是否会热情相扶？而对于铁路部门来说，或许更应思考一个细节：那张制作并不困难、让人一看即懂的“订票流程图”，化解了多少旅客怨气，减轻了多少买票难度，提高了多少售票效率，为什么自己“想不到”？的确，有时候，一个微笑可以融化满川冰雪，一个搀扶可以免去很多遗憾，一个细节可以决定事情成败。细节的力量，让疲惫的人畅快，让紧张的人放松，让人人都感到关爱和温暖，让人人都如沐春风。


温暖，来自责任。如果还有什么促使我们不得不去做点什么的话，那一定是作为一名公民的基本责任。这种责任，让人不是被动停留在“不跟陌生人说话”的敌意和困窘中，而是尽其所能，提醒自己为社会为他人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凡人的微言善行是一抹暖色，人人都做，会让暖色成片、成团，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冬天不再寒冷。


（2012年1月18日）



清除“萝卜招聘”更要清污泥


王石川


对“萝卜招聘”应该“大棒”伺候。不仅要拔掉“小萝卜”，还要拔掉“大萝卜”，清除萝卜背后的污泥


近日沸沸扬扬的“山西静乐县委书记女儿五年吃空饷10万元”一事有了结果，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被免职，相关责任人也将被依法处理。


与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相比，县委书记之女王某刚读大学就能进入山西省疾控中心“上班”，并高调吃空饷，这种“不上位、先占位”的行为性质更严重、影响更恶劣。令人欣慰的是，媒体7日披露这起丑闻，山西省纪委14日就公布处理结果，省委常委会15日作出免职决定，也以此向公众表明一种态度：对“萝卜招聘”就该“大棒”伺候，不仅要拔掉“小萝卜”，还要拔掉“大萝卜”，清除萝卜背后的污泥。


但仍需追问，在事业单位招录过程中，“萝卜招聘”为何此起彼伏？在一些地方，除了“萝卜招聘”还有舞弊招聘、乒乓球招聘，甚至出现“不考试就录取”的隐秘招聘，“萝卜招聘”俨然有蔓延之势，让人忧虑。一些人热衷于权力的非法代际传承，不仅要将子女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这在政治文明深入人心、公民权利日益提高的今天，格外刺目。


事实上，2006年起施行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事业单位“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进人已有明确规定，但形形色色的“萝卜招聘”显然践踏了这一刚性规定，其原因正在于权力的过于随意和强悍。有些“萝卜招聘”发生在官员掌权的势力范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官员便上下其手、任意胡来。为遮人耳目，有的官员则通过交叉安排，把子女送到别的事业单位……万变不离其宗，“萝卜招聘”不管披上什么马甲，都是为了达到违法违规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的目的。


问责力度的绵软也造成了“萝卜招聘”的蔓延。不少时候，“萝卜招聘”被坐实了，但当事人要么矢口否认要么辩称“这是巧合”，甚至大言不惭曰“人之常情”。而上级主管部门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象征性地“罚酒三杯”，予以叫停，但直接操作者和幕后指使者毫发未损或另觅“替罪羊”。之所以如此，实因这些人已把安排子女就业当成一种潜规则，视作理所应当的“权力福利”。


“萝卜招聘”现象不仅伤损制度尊严，还让整个政府部门跟着背黑锅，更直接把就业演化为一场可怕的“拼爹”游戏，这无疑会导致种种不良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就《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对事业单位招聘将出台更强有力的规定。我们期待，随着法律不断健全，监督不断强化，违法成本不断提高，令人深恶痛绝的各类“萝卜招聘”现象，最终能够减少乃至消弭。


（2012年1月17日）



公众人物请好好学“说话”


程煜佳


提高话语水平，决不是要八面玲珑，而是要补习政治常识、培养文化自觉，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说这话的那位佛山市人大代表大概不会想到，寥寥数语几天来掀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闻者都认为此言不妥。


从后续报道看，这位代表的本意，似乎是对一些地方“花钱买稳定”、一些事情“一闹就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象不满，因而提出应由教育引导入手，从源头上化解极个别不合理的诉求。可惜的是，虽然反复进行解释，这位代表也没把这层意思说清楚，反而“难掩心中的愤怒”，认为媒体断章取义，曲解了自己的原意。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公众人物参政议政的话语水平问题。


从有关此事的舆论评价看，大多数人认为该代表“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表达了一个错误的理念”。平心而论，这样的批评堪称中肯。


首先是定位有偏。作为人大代表，在两会这样的政治场合，开诚布公宣示自己的观点，是法律和选民赋予的责任，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但这个责任，主要是以公正为旨归，代民众立言，为庶民谋福祉。用那样的语气说话，将百姓视作被“教养”的对象，首先就是自己的位置没有摆正。


其次是判断有失。不合理的诉求是否存在？“市民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被政府满足”的情况有没有？不能说没有。从人们的切身感受出发，这样的现象即使存在，也是个别的；与合理要求因各种原因暂未满足的情况相比，孰多孰少，众人心中自有公断。在这种情况下，发言时有必要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否则不仅容易引发公众的逆反心理，还可能误导行政部门片面走“强硬路线”。


再次是方法有误。次要矛盾可不可以触及呢？当然可以。两会讨论的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说发言只能针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像“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人民币解决”这种目无法治、以为“摆平就是水平”的做法，人大代表完全有必要予以监督和批评。但请注意，如果真要批评“花钱买稳定”息事宁人，就应该举出具体的例子来，以免以偏概全。


近年来，随着群众权利意识的日渐觉醒，民主空气的日益浓厚，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无论是在报纸、电视、网络这样的公共平台上，还是在全国、地方的会议活动中，“敢言”者越来越多，这是可喜的进步。但越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公众人物越要适应新的形势，好好学习“说话”，提高自己的话语水平。


提高话语水平，决不是要巧言令色、八面玲珑，操练滴水不漏的政客本领，而是补习政治常识、培养文化自觉，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只有上好了这一课，公众人物才会更少些“雷人雷语”，更多些真知灼见；群众才会对自己的代言者放心，对社会的管理者满意。


（2012年1月13日）



谁来给“碧生源神话”洗洗澡？


张彦春


监管困境需要监管部门、媒体和消费者的良性互动来打破


“快给你的肠子洗洗澡吧”，碧生源常润茶的广告，恐怕很多人都不陌生。电视上、网络上、公交车上、电梯里……广告“轰炸”，遍地皆是。


鲜亮的广告背后，却是灰色的现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显示，该产品功能仅是改善便秘；而广告中，口臭、色斑、痤疮甚至失眠健忘等，都纳入了疗效范围。其主要成分番泻叶，在医学专家看来更是需严格控制使用的“泻药”。


其实，碧生源广告的问题，早已有监管部门介入。碧生源公司上市前的三年，其广告违规23次。该产品广告还因严重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夸大保健功效等原因，上过广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黑榜”。


一边是频繁违规的广告和屡屡曝出的“不良反应”，一边却是碧生源的销售奇迹——2011年销量达13.7亿袋，相当于给每个中国人的肠子“洗了一次澡”。这样一边违规一边攫利的“碧生源神话”，正来自不成比例的违规成本。


虽然广告多次违规，处罚却似乎轻描淡写。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处罚多为警告、停售或撤销批文；仅在广东，2007年至2009年碧生源接到了19份公开警告。另一方面，在一些知名网络搜索引擎中，输入“碧生源”，前几页满是广告信息、正面信息。更有甚者，在碧生源广告涉嫌违规的新闻曝出后，还有一些网站刊发该产品的宣传软文，而相关负面新闻却在搜索引擎上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毛毛雨般的经济处罚、范围有限的舆论批评，对违规行为的行政与舆论监督，在某种程度上几成“沉没的监督”。也正因此，碧生源才敢于把年销售总额的30%、多达近两亿元的资金，用于夸张、不实的广告宣传。广告监管、食品药品监管、网络信息提供核查等，层层把关却未形成有效制约，令人深思。


从政府部门的角度看，目前我国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保健品广告只有监管权，处罚权则归口工商部门。在监管和处罚分离的情况下，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力度。而在监管上，保健品也处于食品和药品的中间地带。这可谓碧生源“查不倒”的死结所在。


媒体监督，是增加违规行为舆论成本、社会压力的重要手段。然而，产品涉嫌虚假宣传，企业媒体形象却完好无损，广告继续大量投放的情形并不鲜见。一些网络搜索企业和少数媒介，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理应掂量一下自己作为公共信息提供者的社会责任。


事实上，对于保健产品的监管，消费者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主张权利是维护权利的前提，面对违规广告的不实宣传，上当的消费者不能吃“哑巴亏”，有必要积极主动维护自身权益，拿起法律武器，与监管部门配合，形成合力。


面对监管困境，需要的正是包括监管部门、媒体和消费者在内各方的良性互动，形成消费者举报、媒体广告审核和曝光、相关部门明确职责严格执法的监管链条。只有如此，才能给碧生源之类的“神话”好好洗个澡，洗掉它们身上具有欺骗性的华丽妆容，营造安全、放心的保健品消费环境。


（2012年1月12日）



“发展接力”不能变成“污染接力”


王社坤


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一定要坚守环保红线


是转移产业，还是转移污染？近日的几条新闻中，这个问题切实地摆在“转移”的两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面前。


在安徽利辛县和涡阳县，沿海某省化工企业“转移”来20多吨有毒废料，造成大面积土壤污染。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石药集团中润（内蒙古）公司等企业转移来后，违法排污形成多个“污水湖”。此类事例，让人深思：为何会有先发展地区与后发展地区的“污染接力”？产业转移是否必然“携带”污染转移？


东部地区环境容量有限，对污染的限制更为严格。一些地方和企业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之下，不是在自主创新、转型升级上下功夫，而是千方百计寻找政策缺口，甚至不惜违规违法。发生在安徽的危险废料转移倾倒事件，可谓典型。


而中西部地区面临的，则是发展的巨大压力。少数地方患上了“引资饥饿症”：招商引资成为第一大政绩，一些地方的教育局、环保局甚至法院、检察院也有招商引资任务，“地上有的圈起来，地下有的挖出来，外地老板敲锣打鼓请进来”，甚至饥不择食地承接东部转移来的高污染项目。


这两方面压力的作用，使得我国的“经济版图”和“污染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要通过转移提升产业结构，一方则要承接转移实现跨越发展，“产业大转移”因此自东向西、自南向北、自城市向乡镇与农村，不断延伸。而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看，这种产业转移也符合经济梯度推进的规律和全国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环境容量，环境质量令人担忧，环境事故进入高发期……在这种背景下，后发展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之时，也难免会承接环境成本，让以“发展接力”为目的的产业转移，畸变成“污染接力”。


究其根源，产业转移沦为污染转移，首先是因为片面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一些中西部官员将发展简单理解为GDP的数量增长，环境保护基本上处于“讲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阶段。同时，环保执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也为污染转移开了方便之门。隶属地方政府的环保部门常常出现执法“疲软”，为迎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而降低环保执法水平；一些在东部地区不允许存在的污染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却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工生产，甚至成为当地的重点保护企业。


因此，根绝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嫁现象，一方面要求中西部地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国家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地区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因地制宜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也要求中西部地区积极履行环保职责，严格执行环保法律和环境准入标准，坚守环保红线。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东部地区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既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较快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再也不能重蹈覆辙。


（2012年1月11日）



走向成熟才有“股市信心”


许志峰


提振市场信心，关键在于给投资者稳定的合理回报


刚刚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振股市信心”的表态，让投资者备感振奋。1月9日，沪指放量涨2.89%。从抓紧完善发行、退市和分红制度到加强股市监管，低迷的市场氛围下，一系列政策明确了未来股市的发展方向。


经过20多年发展，中国股市已跃居全球市值第三，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力“推动器”。然而，中国股市依然年轻，这意味着活力，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意味着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不足。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是股市信心受到抑制和伤害的主要根源。


从2010年到2011年，股市连续两年背离宏观经济大势，跌幅在全球股市中居于前列，投资者因此“伤痕累累”。也应看到，与“大落”如影随形的，是“大起”：2006年和2007年，A股曾出现一波历史性大牛市；2009年A股涨幅也曾居全球第一。大起之后，必有大落。巨幅的股市波动，表明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的基础不厚实，投机炒作、追涨杀跌风气浓郁。


“新股热”持续不退，也是股市健康发展的顽症之一。这两年，市场偏爱新股，给新股支付较高的价格，已成为我国股市的一个独特现象。统计显示，新股的发行市盈率超过沪深300指数的两倍，且上市首日后还能有超过30%的整体涨幅。作为一个特别的群体，新股定价水平似乎已独立于其他上市公司，形成自我循环，造成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吃亏的局面。


股价结构不合理，则是中国股市长期存在的现象。缺乏“想象空间”的绩优股无人问津，饱受冷落，而那些带着“朦胧题材”的垃圾股却被反复炒作，股价高企。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也助长了市场的投机之风。


此外，证券行业和产品的结构不完善，服务国民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内在约束机制还不健全，市场主体诚实守信、规范守法的意识淡漠；监管理念和方式不能完全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都是今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市场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提振市场信心，关键在于给投资者稳定的合理回报。股市回报，一方面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需要成熟而公平的市场环境。如果一项制度或政策只让少数人得利、多数人受损，就有必要进行深入反思并尽快纠正。中国股市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完全依托吸引“增量资金”、外延式扩大规模的发展模式。只有通过完善市场制度，强化内生增长机制，让投资者的财富与市场共同成长，使市场成为融资者与投资者共同的“乐园”，股市才能获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可喜的是，近一段时间来，监管部门在强化上市公司分红、推出创业板退市制度、严打违规违法行为等方面频频出手，这些都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提振市场信心的有力举措。我们期待，中国股市在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更快，早日褪去青涩，走向成熟。


（2012年1月10日）



用什么把“老虎”、“蝇蚁”都管住


李泓冰


值得关注的不光是“虎贪”，也要高度警惕蚕食百姓利益的“蚁贪”


临近春节，年味儿渐浓，有那么一部分人却注定与快乐新年无缘。但他们的“不痛快”，让百姓拍手称快。


1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总计对超过14万人进行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并将777人移送司法机关，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4.4亿元。


这些数字一方面触目惊心，一方面也令人解气，既说明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也反映出反腐斗争的严峻形势，同时表明老虎、苍蝇甚至蚂蚁都煮在这口反腐的高压锅里了。正在立案调查的有像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这样的“老虎”；还有没资格列进这个队伍的“苍蝇”，如已被执行死刑的疯狂敛财1亿多元的辽宁省抚顺市科级女贪官罗亚平；更多的则是处在权力末端、连官儿都算不上的“蚁贪”，如村主任、股长，甚至是要害部门的“门房”……


事实上，值得关注的不光是“老虎”式鲸吞国家资产的巨贪，蚕食百姓利益的“蚁贪”也要高度警惕。他们蚁行于最基层，善于找到并撕开制度的漏洞，但凡手中有一丁点儿权力，就要“咬一口是一口、不咬白不咬”。当老虎、苍蝇、蚂蚁一起疯狂食利，其贪腐行为将消解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颠覆财富分配的公平感，销蚀全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幸福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层层堆叠的“蚁贪”，正在大口吞嚼这些年的发展成果，令人悲哀且愤怒。这提醒我们，必须强化制度管官，制度的堤坝绝不能决口。事后处分固然能够标志反腐成果，但更应该强化的，是源头的防范。


很快我们将迎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周年。当年，小平同志睿智地预言“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30年”已经过去了2/3，在反腐领域，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呼之欲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再次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始终贯穿制度建设。是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唯有制度监督，才能逼使大大小小的权力晾晒在公开透明的阳光下。有纪检官员认为，收入申报制度、年终考核制度，就是“两个最管用的制度”，把管用的制度真正用起来，才能使老虎、苍蝇和蚂蚁无所遁形，才能根治腐败，满足公众不断上升的反腐败期望值。


（2012年1月9日）



农民工融入不只是改称谓


姜赟


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春运火车票网络出售，一位农民工通过媒体投书铁道部，直言网络售票对一些农民工而言“太复杂，不太切合实际”。这样的呼声，让人心酸，也再次折射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相对弱势处境。


此前，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主要领导，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消除附着在称谓上的歧视确实很重要，但农民工遭遇火车票网购门槛一事也提示人们，要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并非称谓改变就能完成。


实际上，对农民工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不断推出给力的“顶层设计”。“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对农民工同工同酬、户籍转换、就业培训、权益保障等提出明确要求；民政部出台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这样的政策导向和制度构建，无疑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保证。


然而，要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不仅需要政策壁垒的渐次打破，也不仅需要“身份迷失”的不断厘清，更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比如，网络售票是好事，但如果能更多考虑不会上网的农民工等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合理的售票策略，开辟更多农民工团购票渠道，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售票服务，或许能让农民工的春运之旅更加畅通。交通部门如此，邮政、银行、医疗、教育等相关机构、部门，同样可以做得更好。


从这个角度上说，“融入”不是一种物理行为，而要形成一种生物学效应：社区是城市肌体的组成器官，农民工是流动的细胞。只有农民工个体融入社区，才能实现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从赋予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政治融合，到扶持就业的经济融合，再到拓宽社会交往空间的心理融合等等，发挥社会、社区之力，农民工融入才能减少“排异反应”。


社会组织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有了群体的文化生活，工作之余的空闲可能就不会显得如此漫长；有了社团的培训辅导，流动的渠道、上升的空间可能就能更多更大一些。孤单寂寞时，如果能有心理志愿者聆听倾诉；权益受损时，如果能有法律援助予以支持……这些，都是在农民工问题上，“社会协同”大有可为之处。


回家的车票、年终的讨薪，甚至仅仅是提供一本书籍、开通一个信箱，对于农民工，就不仅是生活的便利，更是心灵的慰藉。而正是这样的“末端治理”，才能让农民工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毛细血管”里，无障碍地融入城市。


（2012年1月6日）



以宽容共度网络售票“调适期”


陆娅楠


无论对铁路部门还是普通旅客，网络售票都是铁路服务改革过程中的新事物，需要有个“调适期”


2012年元旦起，随着网络售票全面推行，中国铁路终于全面迈入电子商务时代。不过，春运临近，网络售票也出现了“不适”：登录、浏览慢、扣款不出票、登录就没票……很多旅客反映，火车票网售不怎么靠谱！


说起网络售票，要先说说春运买票难。买票难，一难难在买不到票，大家都想在节前回家，可铁路拼了家底儿，一天也就479.8万席位，很难完全满足庞大的客流需求；二难难在买票过程辛苦，为了“抢”到回家的票，人们不得不到火车站、代售点的窗口前，顶着严寒，彻夜排队。


网络售票，实际上就是借助信息化手段，解决这第二难。这种售票方式不能增加席位，但舒适、灵活、方便，可以把旅客购票的空间从寒冷的室外转移到温暖的室内，从固定的车站、代售点扩展到任意地点，是件便民利民的好事儿。


为了把好事儿办好，铁路部门下了不少功夫。去年6月12日起，高铁、动车组、特快、快车等车票陆续上线，到年底，仅京津城际高铁一条线就网售车票35.8万张。近日网络拥堵发生，铁路部门也相继推出增加带宽、延长支付时限等措施，对网购普遍存在的身份信息抢注问题也提出了应对办法。


铁路的功夫没少下，但信息化是个新挑战，破解难题恐怕还要转变思路，从根源上对售票机制进行更多改革。比如售票网站登录难的问题，铁路车票预售期只有12天，春运临近，几亿人抢几百万张票，网站登录自然免不了个“难”字。对此，铁路是否可以借鉴民航做法，拉长预售期？这样，一些旅客就可以提前订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流量压力。再比如，国外一些铁路售票系统采用排队制原则，旅客提交订单后，电脑系统可按下单时间自动排队。旅客不仅可即时查询排位，也可以审时度势改选其他旅行方式。


帮助“铁老大”适应“信息化”，旅客们也可以尽一份力。同样以登录难问题为例，目前网络售票是错峰发售，即不同车站的车票在不同时间段发售。旅客们是不是可以放弃“占座”，而是按图索骥，区分不同时段“伺机”登录？要知道，春运旅客人数众多，即便一部分人在同一时间点击同一页面，也是个巨大的数字。再比如，网上支付时限目前是45分钟，可实际上完成一笔支付的时间完全可以不超过5分钟，已经下单的旅客是否可以“手脚麻利些”，缩短“闲逛”时间，留下些带宽资源给后面着急回家的旅客？


2005年，广铁集团开始推行电话订票，去年广东地区电话订票占总票数比例已近七成，成了百姓订票主渠道。如今的网络售票刚刚起步，无论对铁路部门，还是普通旅客，都是铁路服务改革过程中的新事物，需要有个“调适期”。对于新事物，大家不妨有颗包容的心，共同努力，缩短“调适期”。参与者善意提出改进意见，改革者虚心接纳社会批评，围观者少些冷嘲热讽、捧杀棒喝，这样，才能让本不平坦的改革之路一路向前。


（2012年1月5日）



收费站谢幕能否开启“通达时代”


姜泓冰


让道路更宽敞、更便捷，让公众日子更滋润、更顺畅，是发展与建设最重要的目标


18公里，23年。上世纪80年代耗时4年修建起的国内首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今年元旦又成为国内首条提前停止收费的高速公路。


23年，比起沪嘉高速原定收费期限缩短了两年。这条连接上海城区与郊区嘉定的高速公路，原本5元的过路费在上海这座城市并不算高，但竟有开车族特意在不收费的第一时间驶去，只为感受一下收费“0元”的过关快感——“特别爽、特别棒”。


不只是沪嘉高速。2011年，全国18个省市取消了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撤销收费站1892个。新年伊始，不少地方还宣布，取消或降低城市路桥通行费。比如浙江，61个公路收费站点停止代收杭州、宁波等省内7座大中城市的道路通行费。比如江苏，省内联网高速公路一类客货车的最低收费标准也即将从15元降为5元。


这些改变，从2011年夏天的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行动就已开始。目前，虽然还有公众对巨额公路收费的依据和使用情况追问诘责，但清理公路收费，毕竟有了实实在在的阶段成果。


减免公路收费，要算的绝不只是减少企业负担、降低经济成本的账，它也是一条通达民心的“高速公路”。对单车单程，减免5元10元的物质收益可能有限，但这种畅通给人带来享有公共产品、享受公共服务的“主人感”，是更应珍视、也更为重要的心理感受。实际上，当沪嘉高速取消收费后出现车流量激增、局部拥堵的“烦恼”时，公众更看重的，依然是“取消”释放的信号。还路于民、让利于民的努力，哪怕只是一小步，也可以让人们燃起更多欣悦与期待。


然而，仅一条沪嘉高速取消收费是不够的。在高速公路里程已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公路的收费管理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政府还贷公路和经营性公路，经依法批准后，“可收取车辆通行费”。客观地说，在资金缺口和发展压力的矛盾之下，政府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有偿集资建设公路，仍是难以避免的建设“路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对我国公路建设的突飞猛进功不可没，从根本上改善了交通条件。但收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有简单化甚至异化的地方，特别是那些秘不示人的收费标准、永不过期的收费期限、名目繁多的收费种类，越来越引起公众关注与不满。


2012年，道路或许还将继续拥堵，但这些减免、撤销收费的消息，这样一批收费站的谢幕，无疑可以让人们少一些堵心，让中国社会前进的车轮多一点欢快。说到底，拆除隔离、降低门槛，少设人为的关卡与盘索，让道路更宽敞、更便捷，让经济运行的血脉流通更通达、更自然，让百姓日子更滋润、更顺畅，才是发展与建设最重要的目标。【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201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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