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3【人民观点】

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3（人民观点）

编 辑 说 明

2013年，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块新闻评论版应运而生。200多块版面中，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对国际风云变幻、国内时局热点保持敏锐观察，在把握大局上下功夫，在研究大势上下功夫，在着眼大事上下功夫，对接社会现实、讲究评论艺术，准确传递中央精神。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有强烈的导向意识，守住主流价值；面对热点频发的社会矛盾，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替党分忧；面对日益激烈的公众情绪，有理性的过程意识，主动活血化瘀。在量与质的平衡、知与行的统一、天与地的结合中，理性传递“中国好声音”，谋求[readpay]3[/readpay]

最大公约数，推进社会前进的步伐。

本书汇集了“人民论坛”“人民时评”“人民观点”三个专栏2013年刊发的全部文章，其中“人民论坛”224篇，“人民时评”212篇，“人民观点”77篇（“人民观点”文章的作者均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不再一一标明），并附有电子版，敬请读者参阅、指正。

人民日报社评论部

2014年1月

“问题导向”，闯关夺隘凸显中国精神

——2013，这样演绎我们的梦想·大势篇【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回望2013，穿越问题密布的时空，越发凸显出勇毅笃行的改革决心、自我净化的政治自觉、创新突破的发展思维。这正是今日中国最为雄健的精神力量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此时此刻，不管欣喜还是忧虑，坚定还是忐忑，不舍昼夜的时光之手，正将新年之门徐徐打开。站在新旧交替的门槛上，你在想什么？

回首2013的旅程，我们走得很远，跨越38万公里之遥，“嫦娥”携“玉兔”成功登月；我们也走得很近，总书记和群众一起排队埋单，坐在包子铺里乐享21元的餐点；我们穿越经济下行压力的激流，见证党风政风的好转，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集合号。站在新的历史入口，顺着“问题导向”的视角，这样的思考意味深长：2013年，中国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这个国家闯关夺隘、奋然前行的力量源自哪里？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去年岁末，一个声音从广东传遍世界，勾勒出改革开放第三十五个年头的发展脉络。从政府改革的上下篇融会贯通，到数百项行政审批事项陆续取消下放，从开放格局在上海自贸区等的降生中不断拓展，到十八届三中X会绘就改革新蓝图，一年来，一系列改革举措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不断拓宽前行的道路。

今天的改革，不是优雅如歌的行板，不冲破关山重重的思想障碍，不突破盘根错节的利益藩篱，何以甩开膀子、迈出步子？一年来，正如“负面清单”引发管理理念之变，简政放权动了一些人的奶酪，化解过剩产能在壮士断腕的阵痛中推进，勇毅笃行的改革决心，化为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扎实行动，化作促改革、谋转型的突破之举。正是凭借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们才得以管住“看得见的手”、放开“看不见的手”，用法治重塑治理方式，成就了不可阻挡的改革之势。

政风净化，重拳反腐，在2013年留下醒目的烙印。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年前八项规定的出台，演化为改作风、反“四风”的浩荡清风；不搞警车开道、不再封路的细节改变，拓展为深入全党的教育实践活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宣示，体现为十多个省部级干部落马、上万名公职人员被处理的反腐实绩。这样的改变，诠释了“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的忧患、“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自律，也展现出一个执政大党的自信与果决。

当薄熙来案审理“以一种最为公开、最为开放的姿态来进行”；当衡阳破坏选举案被坚决查处，打破法不责众的“惯例”；当公款吃喝、豪华节礼等“老规矩”烟消云散……越是观察风气之变，就越能感受到执政党生命线的强劲搏动。中国社科院最新调查显示，超七成公众对未来反腐有信心。让权力归于为人民服务的本位，让励精图治的政治理想永不懈怠，就有天下归心、众志成城，这样的启示，超越365天的时空界限，何尝不是万古不易的铁律？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穿行在2013，各种风险挑战扑面而来。“大气十条”打响呼吸保卫战，转型升级、生态文明等课题提上重要日程；厦门公交纵火案、大兴摔婴案等恶性事件，折射出转型期的社会之痛和心灵之惑；依法集中打击网络谣言，让网络文明如何生长的思考不断深入。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从“不简单以GDP论英雄”的理念倡导，到政绩考核机制的重大调整；从中国制造掀起创新热潮，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创新精神的勃发，正在奋力突破种种瓶颈，将中国推向新的发展高度。

李大钊曾说：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走过2013，穿越问题密布的时空，越发凸显出勇毅笃行的改革决心、自我净化的政治自觉、创新突破的发展思维。这正是今日中国最为雄健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能够“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的底气所在。倾听新年的钟声，踏着《义勇军进行曲》铿锵的节奏，向着2014，向着民族复兴的光荣与梦想，我们前进，前进，前进进！

（2013年12月31日）

“逆袭人生”，个体命运诠释时代活力

——2013，这样演绎我们的梦想·人物篇

大时代、大发展、大转型、大飞跃，只有以最广大人民的福祉与尊严为正义性的来源，才能称之为“伟大”

每天、每年，我们的生命轨迹，都与无数人相交。

地铁口摆摊给手机贴膜的年轻人，在冷风中跺脚取暖；骑在拖着大货箱的电动车上，快递小哥边蹬边接着电话；路边早餐摊位旁，南方口音的小夫妻忙着把油条放入炸锅；办公楼下的保安准备交接班，满脸倦意打了个哈欠……

他们看似微不足道，在巨大的建筑、穿梭的车流、拥挤的人群中，就像一粒粒微尘。但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碎屑的日常、平凡的梦想和无限的可能中，一个时代的活力尽显。没有每段人生变奏出的旋律，怎么会有雄浑的命运交响、澎湃的时代潮音？

2013年，大时代中的一年，普通人的命运，顽强地指向未来。不管走得多难，总是努力争先；不管路有多远，总在挺身向前，这一年，普通人的“逆袭人生”，为总书记诠释中国梦时的宣示写下注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

穿越时间的河流，对于梦想、对于命运，我们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私募转公募，创办慈善基金会的白血病患者刘正琛今年梦圆，庆典现场背板上只有一句话：用爱自己的心去爱别人。湖南临澧农民父子沈克泉、沈昌健35年探求，杂交油菜之梦曙光初现，蓄须明志的沈父或可剃去长髯。时代已经为每个人将舞台搭就，让梦想的椅子转过来，需要的只是更多努力、更多坚持，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运气。

奔向幸福的长跑中，对于成功、对于生活，我们有了更丰富的感知。为了“和土地相连，感受到自我价值”的满足，80后青年霍计武，名校硕士、外企职员，却去中部一个偏远农场的移民村当了村官。抱持“穷时怎么过，富了就该怎么过”的信条，湖北武汉市民余友珍因征地拆迁“发家”成千万富翁，却继续当清洁工清扫着那条扫了十几年的街。这些“逆袭者”们，在各自不同的方向上，开拓出人生新的维度。

看起来仅是个人意愿，但支撑起这种人生的，又何尝不是一个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带来的更多人生选择？想象一下这样的图景：山谷中无数涓滴细流，汇成枝蔓水道，再流向大江大河，最终奔涌入海。而决定这一切的，是水域西高东低的走向，是大地无可抗拒的引力。正如自然的规律，每段故事，都由国家的兴衰塑造；每个人生，都与大时代骨肉相连。

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无疑是幸运的。个人奋斗成功的逆袭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4个“85后”白领辞职合伙开了家不足10平方米的包子铺，背后是社会保障的完善；不懂英文的洛阳大叔把肉夹馍卖到美国大学门口，背后是国家开放的步伐。提高最低工资、上调低保标准、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快棚户区改造、探索社保衔接……正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发育、民生改善，人生的奋斗才有了坚实的依托，个人的梦想才有了牢固的底座。

毋庸讳言，当前的中国并不是处处鲜花铺路，有苹果手机带热的“土豪”，有金价下跌制造的“大妈”，也有河北硬汉自我截肢的绝望、有90平方米租住52人的无奈。纵然最先进的仪器，也难以一一记录那些黎明时唤醒睡眼的欢笑、那些暗夜里濡染枕席的泪水。大时代、大发展、大转型、大飞跃，只有以最广大人民的福祉与尊严为正义性的来源，才能称之为“伟大”。正如伏契克向后世的恳切吁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最微不足道者所受的痛苦也并不少于名垂千古的伟人，所以，请不要忘记他们。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奋斗目标，更应把人民这一抽象概念，还原为最鲜活的生命、最真切的感受。

2014，梦想在继续，奋斗也在继续。时间顺流而下之时，惟愿每个人都能逆流而上，以蓬勃的生活，尽享时代的馈赠。

（2013年12月30日）

凝聚在改革的旗帜下

——增强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之一

“上下同欲者胜”，越是利益多元、观念多样，就越要求同存异，善于寻找最大公约数；越是纷纷扰扰、莫衷一是，就越要辨明大势，守护全党全社会坚持改革的广泛认知

“这个时刻终于来了。”短短几天之内，随着十八届三中X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说明的密集公布，13亿人乃至全世界的目光迅速聚焦于“震撼人心的内容”。尽管人们各有关注、各有解读，但普遍从中读出了“改革的雄心壮志”。当答案揭晓，高擎改革开放大旗的中国共产党人，何以焕发攻坚克难的信心、不畏艰险的勇气？处于上升势头的中国，何以迈出更加铿锵有力的步伐？

今夕何夕？1978年，十一届三中X会召开之时，我国旅客列车的平均时速仅为43公里。面对伤痕遍地、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国家，邓小平同志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今天，十八届三中X会闭幕之际，时速300公里的高铁穿梭于大江南北，世界瞩望于“中国引擎”的强劲动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十八届三中X会笔力千钧的书写，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宣示。“善战者，求之于势”，正是凝聚在改革的旗帜下，我们才能创造中国奇迹，使民族复兴之势不可阻挡；我们才能熔铸时代精神，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牢不可破的共识，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

变者，天下之公理，正如总书记一再强调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社会关系之繁、部门利益之障、统一思想之难、触动“奶酪”之阻，将世所罕见的难题摆放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在此之前，有人担心执政党不敢改革、不愿改革，甚至把改革共识说成是伪命题，似是而非的观点、悲观迷惘的忧惧，在三中X会“高举改革大旗”的坚定决心面前，在《决定》敢“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巨大勇气面前，不攻自破。

35年来，我们党靠什么来凝心聚力？靠什么来激发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诚然，在攻坚期和深水区，不同地方、不同阶层各有其改革诉求，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各有其改革指向，党内外对深化改革在认识上也存在差异。然而，越是利益多元、观念多样，就越要求同存异，善于寻找最大公约数；越是纷纷扰扰、莫衷一是，就越要辨明大势，守护全党全社会坚持改革的广泛认知。

十八届三中X会可为明证。从公报的5000多字，到《决定》的16项60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拨动着无数人的心弦。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让多少创业者迎来了新机遇？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让多少进城者看到了新希望？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顺应了多少市民对清新呼吸的渴求？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探索实行官邸制，推动纪检双重领导制度化，呼应了多少人对廉洁政治的企盼？

“每一个人都能从中看到未来”，有网友这样评价全会内容。从市场经济的完善到公平正义的促进，从国家的大转型到百姓的小日子，全会文件的字里行间，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惟其如此，全会精神才能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才能牢牢占据媒体头条位置、引发上千万条的微博讨论，才会让国际媒体慨叹：任何人或国家低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改革领域的信心和能力，都将是一个错误。这，难道不是大势之所趋、共识之所在？

人心齐，泰山移。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晚清的洋务运动，其得失成败，留下了“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深沉之思；国际上，各方龃龉、博弈，让不少国家的改革陷入僵局。“上下同欲者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上，我们只有继续高高举起改革大旗，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激发无比的信心勇气，汇聚无穷的改革合力，把三中X会精神转化成改造现实世界的强大力量，把中国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境界。

（2013年11月18日）

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

——增强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之二

对于我们党而言，解放思想不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对于改革开放实践而言，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终点，而是继续前行的起点

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一位外国观察家曾经感慨：人类21世纪是从1978年开始的。而置身其间的中国人，恐怕对一句话的感触更为深刻：一切始于解放思想。35年来，思想的解放与改革的进程总是相互激荡，“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改革突破”成为开启每一段改革新航程的必然选择。

“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X会上，总书记在论及改革条件和目的时，把“解放思想”列于首要位置，并特别强调其“总开关”作用。这再次表明，对于我们党而言，解放思想不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对于改革开放实践而言，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终点，而是继续前行的起点。

没有思想的先导，就不会有行动的跟进；思想上能否破冰，直接决定着行动上能否突围。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X会有很多新亮点、新突破。要将方案转化为行动、将蓝图转变为现实，解放思想是基本前提。反过来讲，如果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有突破性的改革举措。

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如果说，过去的解放思想更多是“头脑风暴”，今天解放思想则要面对现实的利益博弈。一些人嘴上说思想解放，骨子里怕思想解放；一些部门抽象地赞成思想解放，具体地反对思想解放。说到底是一个利益问题。从调节分配到简政放权，许多时候，影响改革的思想障碍很多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尤其来自各种既得利益的羁绊。正因如此，中央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全局和局部、长远和当前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坚决克服地方和部门利益的掣肘。

在新的时代场景中解放思想，不仅要有时不我待的历史主动，更要有自外于既得利益的政治担当。只有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改革者才能摆脱局部利益的狭隘，穿透短视思维的迷雾，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实现长远可持续的发展。试想，如果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破冰，怎么会有蕴藏于农村中的生产潜力的充分释放？如果害怕竞争拒绝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又怎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正是看到这一点，约翰·奈斯比特才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感叹：“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当然，敢于解放思想，更要善于解放思想。呼唤解放思想的勇气，激发大胆探索的豪情，并不意味着脱离实际、盲目蛮干。解放思想是探索规律、追求真理的过程，必然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解放思想，首先要有指导思想，如果不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所谓“解放”就可能走向反面；解放思想，为的是解决中国问题，如果只是闭门造车拍脑袋决策，所谓“解放”不过是头脑发热。我们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即便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而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今天思想解放不可能是一声令下的活动，也不是靠等“指示”、等“批准”就能实现的。警惕解放思想“口号化”、“标签化”，不仅需要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具体而微的基层实践；不仅要冲破思想观念障碍，还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甚至还可能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从这个角度，解放思想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个人的勇气担当，也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35年后，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要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要大胆试、大胆闯，就要坚决破、坚决改。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只要有利于”，既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共识，也应成为锐意探索者的底气所在。

改革未竟全功，思想更待解放。涵养“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情怀，秉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远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不断焕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我们将迎来的，不仅是物质之变，更是精神之变、气质之变；不仅有思想的真砥砺，更有社会的真进步、国家的大发展。

（2013年11月21日）

以现代治理续写中国奇迹

——增强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之三

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为发展扫除制度障碍、降低交易成本，才能续写中国奇迹的华章；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展现出更旺的生命力和更强的优越性

“向正确方向前进一大步”，在全世界的密集关注中，中国改革再次行进到“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紧要关头。当改革蓝图渐次铺开、改革期待点燃全社会热情，靠什么破解发展难题、化解风险挑战？靠什么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公平正义？靠什么约束权力、臻于善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三中X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无疑是撬动这些繁重任务的“总支点”。

国家治理的水准，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高。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的科技和经济，更需要现代的政府和政党；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不仅是器物和工具的现代化，更是制度和治理的现代化。

事实上，35年风云激荡的改革历程，何尝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制度变迁史？无论是联产承包的星火燎原，还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抑或是国企改革的艰难跨越，改革突破的哪一次豁然开朗，不是伴随着制度的演进和调整？归根结底，正是通过对体制机制兴利除弊，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为发展扫除了制度障碍、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创造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城镇居民收入增加10.5倍的中国奇迹；正是不断改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展现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强的优越性。

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实现了有效的国家治理，并不断探索这个问题，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也遭遇过重大曲折。数十年励精图治，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早已今非昔比。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强调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我们实现了制度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从传统自发式的制度变迁迈向自觉式的制度建设，从简单的制度模仿者逐渐向制度现代化的创新者转变。

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于其复杂性。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现代国家建设的力度越大，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今天，推进改革发展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越是面对反复发生的问题，越要运用法治思维从规律上找原因；越是遭遇凶险的暗礁潜流，越要运用制度意识从机制上寻对策。惟有不断在制度建设上推陈出新，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才能适应时代变化，引领时代潮流；惟有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才能以最少的成本达至最大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矢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谓恰得其时、适得其势。

在风险挑战中劈波斩浪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熔铸了13亿瑰丽梦想的“现代中国”，意味着什么？它是必须始终坚持的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它是亟待大力构筑的法治化基石，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让法治思维深入人心，让人民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它是需要不断推进的民主化进程，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政府与社会更多平行互动、协同治理……在“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与能力建设，定能孕育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美的现代中国。

（2013年11月28日）

破除私心 成全公义

——增强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之四

改革越难，越考验改革者的气度、格局和境界。今天对改革者而言，需要的不仅是解放思想，更要着眼全局、敢于担当，破除私心，拿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心；成全公义，秉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正如百川东去，历史的潮流总是大势所趋。在当今中国，改革无疑是能获得最多掌声、凝聚最多共识的大潮流、大趋势。

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是对既定格局的挑战。遇到反弹、碰见阻碍，在所难免。若改革者能从全局出发，跳出一己之私，敢于任事、勇于担当，便能顺势作为、应势成事。30多年来，无论是价格闯关、工资闯关，还是信息公开、简政放权，莫不说明了这一点。

今天，推动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改革之初。35年前，全中国都渴望“赶上时代”。改革开放旗帜一举，应者云集；解放思想刀锋所向，无不披靡。时至今日，改革仍是最有号召力的旗帜，但改革本身遇到的，却是诸多进退维谷的两难，是比灵魂还难触动的利益。正因此，总书记强调推进改革必须有全局观，要有改革者的信心决心、共产党人的担当勇气。

的确，如今的改革，已经不可能胜败皆服，更不可能皆大欢喜。帕累托改进变成了卡尔多改进，不可能每个人都从改革中受益，一定是要触动利益、得罪人的。无论方案多么缜密、智慧多么高超，总难免招来是非、惹上麻烦。

何况，很多时候改革者本身也是旧体制的受益者，不想改、也改不动，“只缘身在此山中”。行政审批权力下放，多少部门会感觉权去楼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多少地方会感觉束手束脚？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多少人又会感觉“体制内危机”？“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总书记的判断，显示出对改革的清醒认识和深刻自觉。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三中X会的《决定》，对全党同志提出了明确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尤其需要防止局部利益左右发展方向，警惕短期行为损害改革大业。改革越难，越考验改革者的气度、格局和境界。今天对改革者而言，需要的不仅是解放思想，更要唤回“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破除私心、成全公义。

所谓私心，是指一些人面对改革大业，有个人利益的盘算，也有私誉损毁的计较，有进退得失的斟酌，也有瞻前顾后的疑惧。戊戌变法之时，谭嗣同曾言，因变法而流血者，“请自嗣同始”。深水区的利益革命，未见得比变法轻松，信而见疑、谣诼不断仍有可能，流汗、流泪亦属难免。面对观念障碍、利益壁垒，不可能像观光旅游般轻松，要想推进改革，先得有拿手术刀壮士断腕、自我革命的勇气。如果改来改去，自己盘子里的不动，专盯着别人碗里的，怎么能啃得动硬骨头、打得好铁？破除私心，克服个人、部门和地方利益的掣肘，才能有更开阔的眼界、更高远的境界。

所谓公义，则在一事当前要先问问：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如果不能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符合全局，才是潮流所趋、人心所向。即便一些改革会减损个人利益、带来风险挑战，但共产党人追求的是利党利国利民，又岂能囿于一人一地一时一事？

“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回望30多年改革历程，邓小平的话音犹在耳畔。面对这样的伟业，一己得失何其渺小，裹足不前何其怯懦！“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今天，三中X会部署了许多重大改革，新的时间窗口已然开启。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如总书记要求的，着眼全局、敢于担当，破除私心，拿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心；成全公义，秉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身为改革者，应有这样的自信：“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2013年12月2日）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十八届三中X会再次表明改革开放的信心无可动摇、步伐无可阻挡，再次向世界宣示：共产党人的激情与梦想长存，决心和勇气仍在

英国《卫报》不久前曾发文感慨，正像100年前的1913年，全球秩序变化的种子在2013年开始显现，不过现在的焦点是中国。

随着世人瞩目的十八届三中X会落下帷幕，似乎是35年前初冬时节那次重要会议的历史共鸣，澎湃的改革潮音再次响彻神州大地。在改革声浪的上下激荡和交响之中，这次会议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行了总部署、总动员。而中国在新起点上的再次出发，也必将汇聚起改变历史的力量。

虽然一个表述的改变——如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基础性”变成“决定性”，或是一项制度的存废——如劳动教养制度，会引来众多关注。但要读懂改革，无疑需拉开更广阔的视野。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新思想、新论断形成，时间表、路线图划定，新愿景、新目标绘就，全面深化改革的恢宏蓝图，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凝聚起共识和智慧，更鼓荡起勇气和信心。

所有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近30多年发展的巨大成就；但也只要对中国稍有了解，就能看到未来改革的道阻且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预测，1个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政府要花2.4万元，2.6亿农民工哪怕1/10“市民化”就要花6300亿元，相当于中国2012年GDP的1.2%。这才是中国改革巨大成本的九牛一毛，从教育、医疗到住房、养老，哪个成本低廉？而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创新能力，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体制机制，更不是“靠人民币就能解决的问题”。

面对多元的利益格局、复杂的矛盾冲突、巨大的风险挑战，有人担心改革者的决心和勇气，有人怀疑改革者的立场和态度，甚至散布不敢改革、不愿改革、不应改革的言论。但正如总书记不断强调的，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除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没有选择；除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攻坚克险，没有他途。十八届三中X会继续高高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再次表明信心无可动摇、步伐无可阻挡，再次向世界宣示：共产党人的激情与梦想长存，决心和勇气仍在！

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行动最有说服力。改革开放之初，贵州省委书记曾以“拔河比赛”比喻包产到户的推广，“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干部的认识落在了群众的后头；而为了说明盖楼出租并非“卖国”，深圳罗湖的干部都会背列宁语录：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35年改革开放的征程，无时无刻不需要与陈旧的观念、僵化的思想、冒进的冲动、小富即安的懈怠宣战。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无论简政放权还是调节收入，仍有部门、地方的利益掣肘，仍有保守、畏难的观念藩篱。方此之时，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难以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难以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既跟不上中央的改革步伐，更会有负于人民群众的期待、愧对历史赋予的使命。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被问及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受时，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语三关”地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今天的中国，虽然高铁总里程过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却仍有“被催着跑”的紧迫感。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任重道远，但“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锲而不舍坚持、义无反顾向前，我们脚下的每一步，都是通往胜利的新里程。

（2013年11月13日）

记者的荣光永在前方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记者的荣光永远在前方。11月8日，庆祝节日、共享光荣，更当坚守节操、奋力前行

11月8日，新中国第十四个记者节。几许沉重，几多思考，在这个全国新闻工作者的节日，重申责任与使命，才能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每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都曾写下自己的荣光。民主革命时期，“盗火者”把真理遍传工农大众，下笔可敌百万兵；长征路上，《红星报》伴随始终，印刻一路牺牲一路歌；新中国64年，媒体以纸笔以镜头，忠实记录亿万人民追梦圆梦的征程。如扬声器，如宣言书，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向世界宣示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宣示自己的信仰和忠诚：对职业的信仰，对人民的忠诚。

今天，更为壮阔的时代图景在我们眼前展开。谁能如此幸运，可以在浓缩上百载现代化历程的30余年中含英咀华？谁又能如此幸运，可以在13亿人命运的改变中写尽风流？当十八大报告将舆论监督与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并列，当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闻工作者尤须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与呼。

见证、记录之上，做社会发展的参与者、时代前行的推动者，无疑是更高远的新闻理想。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的记者，可为社会共识的凝聚者；在泥沙俱下的网络空间，有“风向标意识”的记者，可为公共舆论的整流器；在偏激狭隘的极端心态中，守望真善美的记者，则可为正面能量的麦克风。即便键盘取代了纸笔、胶片退出了市场，只要怀揣公义之心，记者就永远大有可为。

中国即将“再出发”。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X会，必会激起澎湃的改革新潮。改革的关键节点上，报纸刊发真理标准、改革走向的雄文，曾为挽狂澜于既倒之力；发展的伟大进程中，媒体记录从包产到户到抗震救灾的华章，曾奏亿万心弦共鸣之音。而今迈步从头越，为改革鼓与呼，落纸当更沉，着墨当更深。如果对发展的难题缺少深切的思考，如何在火热的改革实践中寻找破题的力量？如果对群众的呼声没有深切的体认，又如何在浩荡的改革进程中发出引领舆论的强音？

正如马克思所说，记者应当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从范长江提出“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到穆青以“勿忘人民”激励青年，再到“走转改”活动提倡“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激荡不变的是赤子情怀。和留守儿童、老人谈谈心，看看思念的泪眼、夜晚的孤灯，更能感知城乡二元的差距；与白领们交个朋友，听听“房奴”、“蚁族”的心声，更能理解走进“春天里”的期盼……今天的中国，同样是“蹲下来才能听到、俯下身才能看清”。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脚上的泥土、身上的灰尘，是时代给予的馈赠，也是新闻工作者最高的奖章。

新闻界前辈张季鸾，上个世纪40年代曾对“记者节”作过两个解释：一是记者的节日，一是记者的节操。今天的记者，无疑面临更多考验。从“排队领封口费”到“陈永洲事件”，虽然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却仍足以让人警醒：金钱、权力，总有大于想象的诱惑力。牢记“敬畏事实”，力戒“心为物役”，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职业声誉，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职业底线，新闻工作者才能在众声喧哗中允中守直、在利益诱惑下激浊扬清、在信息芜杂中去伪存真，为转型社会呵护出一团春意。

“始终坚持以导向为灵魂、以真实为生命、以人民为中心。”11月7日举行的第二十三届中国新闻奖颁奖报告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殷殷勉励新闻工作者。不管铁轨延伸到何处，总有记者向着下一个站台出发；不管太阳西沉于何处，总有记者向着下一个日出眺望。“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记者的荣光永远在前方。11月8日，又一个记者节，庆祝节日、共享光荣，更当坚守节操、奋力前行。

（2013年11月8日）

政府改革，“上下篇”能否融会贯通

秉持公心，坚持民意为先、舍利为公，才能将中央的部署、人民的期待、地方的发展等融会贯通，写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新篇

“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近日，总书记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再次向世界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声音。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以“读懂中国”为主题。在十八届三中X会召开前夕，以改革之镜观照中国、思考未来，确乎是把握发展大势的关键所在。

所谓“进行时”，意味着改革大业如大江奔流不舍昼夜，往难处进发的足迹时时可见，向纵深推进的涛声处处可闻。日前召开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简政放权的号角再度吹响，自几轮大刀阔斧的“自我限权”之后，国务院的新部署，意味着中央对政府改革的顶层设计步入新阶段。政府改革这篇大文章，“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是下篇”。明确的判断，传递着清晰的信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实现同频共振，事关改革的进展和成效。

“上下篇”之喻无疑为理解改革进程提供了一个视角。中央的“上篇”破题立意、提纲挈领，地方的“下篇”铺陈开来、精微演绎。“上下篇”需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更需要起承转合、上下贯通，才能一气呵成，把整篇改革文章做好。

围绕“转变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这一主题，今年以来，中央层面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简政放权成为了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知之不易，行之更难。砍掉数百项行政审批事项，冲破了多少观念的障碍，又打破了多少部门利益的禁锢？中央写就的简政放权“上篇”可圈可点，也为地方的“下篇”提供了可供遵循的样本。

也应看到，目前中央层面仍有上千项审批项目，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项目多达上万项。改革之难，不只在于问题多，更有对权力的依恋、关系的纠葛、利益的窠臼。有人说，以前的审批项目改革，是把与部门意见一致的“连肉带汤”端了出来，随着改革攻坚战打响，剩下的基本都是“硬骨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简政放权越是深入推进，问题与矛盾就越发凸显。

比如，一些领域出现了行政审批不减反增、明减暗增、“按下葫芦浮起瓢”等乱象；一些部门难以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一些行业虽然放宽了准入限制，但民间资本依然面对“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无奈兴叹。在一些地方，群众“办事难”的顽疾依然严重，跑几千里办不下一个护照、盖几十个公章办不来一个证的“恼火事”时有发生。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类执行梗阻、歪嘴和尚念经的现象警示我们，如果上动下不动、头转身不转，改革就有可能虚晃一枪。在中央转变职能的“上篇”加快书写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下篇”尤须重点做好“接、放、管”的文章。有担当、不截留地“接”，有规矩、不藏私地“放”，有章法、不卸责地“管”，既讲“地方话”，更讲“北京话”，才能将中央的部署、人民的期待、地方的发展等融会贯通，让行政体制改革这篇文章出新出彩。

一位广州市政协委员曾算了一笔账：如果把审批时限压缩70%，当地每年能省下的建设资金利息就达30亿元。而在全国范围，由于简政放权初见成效，今年以来各类企业登记数比去年同期增长25%，带动了民间投资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长，其经济和社会效益超出了预期。深化改革是最大利益之所在，然而，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一个公章挡住一群人”、“一项程序蹉跎大半年”并不少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背后，是在思想和行动上“只算小账、不算大账”。

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上下联动、协同推进，更需正视“权力的阵痛”，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文贵旨远，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曾有“心正则笔正”的谏言，今天，挥写改革篇章，不管是冲破思想观念障碍，还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最重要的是秉持公心，坚持民意为先、舍利为公，不打“小算盘”、不搞“小九九”，才能义无反顾、一抓到底，写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新篇。

（2013年11月4日）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深化改革进行时之一

从思想观念的破冰，到利益格局的重造，再到发展方式的重塑、制度文明的涵养，改革之路从无坦途，中国前进的每一步，无不得益于迎难而上，无不功成于化危为机

“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10月8日，风云际会的APEC大会上，总书记的演讲，再次向世界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声音。天堂之岛的碧海蓝天，见证一个发展中大国现代化征程上攻坚克难的万丈雄心。

此时此刻，新中国刚刚度过了64岁华诞，改革开放35周年的时间节点正在临近，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X会承载万众期待，世界经济在复苏与低迷的冲撞中曲折向前。这一切，将改革开放和复兴之路的现实方位标示得格外清晰。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当总书记以坚定的语气，向世界重申中国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改革决心，并非所有人都能想象，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和盘根错节的难题。

几天前，在北京举办的中网公开赛，一面是“迈向中央球场”的体育豪情，一面是雾霾突袭下选手“不想呼吸”的不快吐槽。当我们建起了现代化的城市，办起了举世瞩目的顶级赛事，却又面临空气不洁、环境污染的困扰。重现蓝天白云，仅在京津冀地区，就意味着压减数以千万吨的落后产能，淘汰数以万计的污染企业，引导上亿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向着清新呼吸的每一点改变，都是如此不易。

不只是大气污染治理，在今天中国改革的“问题清单”上，“世界工厂”转型升级，完善覆盖13亿人的社保体系，为两亿多农民工打造人生出彩的发展舞台，无一不是格外艰巨的课题、极其难啃的硬骨头。置身其中，思想观念障碍、利益固化藩篱相互交织，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相互叠加，即便人们观点有差异、立场有区别、利益有分歧，却都无法否认攻坚期和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复杂性”。

共识也许就是这样在困境中渐渐缔结。时至今日，开枝散叶的各项改革，已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书写了35个春秋的历史篇章，这一字一句的激情表达，虽然未必都能尽如人意，却不可否认地唱响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推动着滚滚向前但也泥沙俱下的时代洪流。当越来越多的矛盾，积累成亟待破局的发展围城，越来越多的人坚信，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处在发展关键节点的中国，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难以维持现状，而且可能尽弃前功。“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只有坚定改革开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放，才能在现代化新航程中乘风破浪。

我们常说，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但惟其艰难，才更需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现实问题的复杂与艰巨，要求今天的改革，更自觉地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结合起来，以制度创新撬动改革大局，用制度活力推动改革进程。正如总书记向世界宣示的，中国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努力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

1992年，邓小平同志曾在南方谈话中畅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也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回首35年风雨历程，从思想观念的破冰，到利益格局的重造，再到发展方式的重塑、制度文明的涵养，改革之路从无坦途，中国前进的每一步，无不得益于迎难而上，无不功成于化危为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巴厘岛坚定的中国声音再次传递这样的信念：再高的山、再长的路，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前进，就有达到目的的那一天。

（2013年10月9日）

让“看不见的手”充分施展

——深化改革进行时之二

以改革释放发展的红利，让市场成为增长的源泉，乃是“中国奇迹”步入“第二季”的唯一选项

一位从事物价工作的老同志回忆，1966年，为解决猪肉、羊肉在销售中不分部位，出现“熟人吃好肉，生人吃骨头”的不合理现象，他们耗时耗力、反复测算，区分出优劣、不同部位的成本与定价，方才避免了“人情肉”的荒诞。而今，“定价之权”不再由计划掌控，行情取代了人情，钞票战胜了粮票，99%以上的商品均已实现市场化经营，遍布城乡琳琅满目的物质繁荣，早已超越了“菜篮子”和“米袋子”。

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回望今夕两幅镜像，促人深省。总书记关于现代中国的战略阐发：“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二字，涵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顺、社会发展活力的增强、体制机制的创新、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的提高。其中，让“看不见的手”充分施展，要害之意不言而喻，既是对35年攻坚克难的规律把握，更是在培育新的发展阶段爬坡过坎的内生动力。

今天，欣慰于市场经济的伟力，也须清醒地看到，还有不少阻断统一市场体系的“暗礁石”，一些地方保护主义依旧盛行，靠“红头文件”隔离要素流通；一些领域仍对民间资本“明开暗禁”，民企转个圈便从“旋转门”黯然撤退；还有不少妨碍公平竞争发展环境的“硬骨头”，一些地区招商引资客气有加，请进来就关门宰客，乱收费、“过头税”屡禁不绝；一些部门怀抱审批权死死不放，让计划时代争配额的“程门立雪”，变成市场经济下立项目的“跑部钱进”……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亚当·斯密说过，“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事实上，无论肉价的测算还是投资的计量，行政干预都不可能比市场这个“超级计算机”更高明。所以说，如果“看得见的手”频频越位，甚至“上下其手、左右其手”，必然紊乱市场经济的神经，干扰价值规律的生发。也正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壮士断腕的誓言犹在耳畔，啃硬骨头的决心激荡胸怀。今日之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创造一切条件让“看不见的手”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这正是新一届政府秉持的简政放权的改革理念。今年以来，经济的下行压力有所加大，若不再依靠大规模刺激政策，增长的动力又该从何而来？取消、下放审批事项，才有市场主体的活力四射；维护权利、机会与资源的公平，才有国企民企的竞相绽放；消除户籍的捆绑与社保的歧视，才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人的城镇化”……以改革释放发展的红利，让市场成为增长的源泉，乃是“中国奇迹”步入“第二季”的唯一选项。

然而，犹如怀胎之分娩、凤凰之涅槃，改革总要付出成本。根治“看得见的手”乱动的顽瘴痼疾，绕不开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城镇与农村利益格局的全方位调整。勒住地方政府的“税收冲动”，无异深水之中除暗礁；剥离审批部门的“权力依恋”，不啻险滩之上啃骨头。但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就必须忍受“调整的阵痛”、缓释“成长的烦恼”，在与既得利益的奋力一击中，赢得市场的信心，塑造法治的信仰。

市场的信心，说到底是企业家的信心。当年，有人形象地形容，国企改制是市场经济的“助产婆”。今天，垄断性国企怎样加强监管？资源性价格改革怎样提速？“两个毫不动摇”的宪法原则怎样落到实处？直接关系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风险意识。当年，有人为“带两个徒弟请五个帮手”较真，为“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发问。今天，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更是一刻离不开平等竞争与契约精神，更需要顶层设计解放思想、时时维新，呵护市场经济最可宝贵的微观基础。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深味总书记的谆谆寄语，行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通往富裕、繁荣与自由之路上，我们坚信“彩虹总在风雨后”。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市场潜力和创新活力，“中国经济升级版”必将化茧成蝶，一步步走近瑰丽动人的中国梦想。

（2013年10月11日）

让“看得见的手”更加有效

——深化改革进行时之三

“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须依“宽法”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有为”不该是恣意妄为，须靠“严法”约束公权主体的自由裁量

一份不足10页的清单，仅列出不予准入或有限制的“禁区”，其它一切领域均可自由进出。这是上海自贸区对外商投资实施的“负面清单”。相比“正面清单”的“指挥棒”效应，“负面清单”首倡“非禁止即开放”管理模式，纸面之下深蕴“非必要不干预”的治理理念，更有利于激发企业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负面清单”是不是一张可以复制的“改革纸”，尚待在那片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检验。但可以肯定，这“破冰一步”与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改革同方向、共挑战，都是为了从制度上让“看得见的手”更加有效。沿着改革之路一鼓作气，大刀阔斧的一系列举措不断印证总书记的改革宣言：“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

为“改革之轨”清铁锈、换枕木，政府机构改革已先后提速七轮，但干扰经济列车准点运行的隐患并未完全消除。“看得见的手”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情，有的审批权中央取消了，地方又增加了，机关下放了，行会又接招了；有的公共部门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资源，权力部门化、利益化的痼疾始终存在。一些该管的事情却没管好，特别是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社会管理还较薄弱；有的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有的领域权力滥用、官商勾结，限权之笼还待精心打造……

有这样一则漫画，数个公章张开“血口獠牙”，企业挣得一张许可证需“过五关斩六将”，讽刺的是层层设卡的行政乱收费，隐喻“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的朴素之理。新一轮改革，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宏观调控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不再盲目救市，不再“一喊饿就喂奶”，而是更尊重市场“稳定器”的自发升降，更倚重改革“红利源”的长期释放，着眼发展后劲。这也正是企业家们“一个包容性的政策环境比一大笔科研经费更为重要”的企盼所在。

进入10月后，大洋彼岸的“政府关门”触发人们“经济停摆”的悲观预期。政府不是无甚作为的“守夜人”，关键要“把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正因此，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守护公平正义，狙击“一罐奶粉两瓶酒”，反垄断执法渐发威；着眼结构调整，“营改增”将令中小企业节税四成，全年减负1200亿元；维系群众冷暖，兴建保障房、改造棚户区、购买公共服务，让“潜绩”击溃“显绩”——把精力投向环境，将幸福留给民生，方能告别保姆角色，回归服务本意。

有种夸张而形象的说法，讨论“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时，两个经济学家竟能拿出三种意见。实践证明，廓清“无为”与“有为”的边界，法治乃是最好的“定型剂”：有自贸区四部法律的暂停实施，才有贸易与投资的一路绿灯；若依法办事，那位离京回乡办护照的小伙又何苦往返六次？“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须依“宽法”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有为”不该是恣意妄为，须靠“严法”约束公权主体的自由裁量。一张一弛间，多些“雪中送炭”，少些“锦上添花”，鼓励“循序渐进”，禁止“揠苗助长”，“两只手”自然相得益彰。

很多时候，被改革者不是不懂改革的道理，而是囿于既有利益格局的束缚，揣着明白装糊涂。有领导同志回忆，机构改革中找负责人逐个谈话，没有一位主动表示部门该撤，谈话时间过长过累甚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今天，摆脱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不妨少算“旧账”、多算“新账”，“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以预期改善凝聚共识，以存量优化摒除阻力；跳出精兵简政的“利益博弈”，不妨多讲法治、少通人情，通过职权法授、程序法定、行为法限、责任法究的政府职能转变，涉过险滩、突破藩篱。

政府慎作为，市场才有活力；政府有担当，市场就有信心。让政府的职能跟得上市场的节拍，给“看得见的手”戴上法治的“手套”，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发展之途中，中国故事定会更精彩！

（2013年10月14日）

释放制度红利，激发市场活力

——深化改革进行时之四

为国企健身祛病，为民企清障除碍，基本经济制度的两翼不偏废、双轮共驱动，发展活力的激发才会持续澎湃

“我的孩子怎么就这么倒霉，我们这个家怎么就这么倒霉。”年初，中石化实行“网上统一公开招聘，阳光引进”，一位无法再安排子女“内部接班”的职工表示无法接受。

“银行说先把原来贷款还了，我再马上贷款给你，等还了贷款，银行马上就变脸。”上半年，面对银行的“选择性惜贷”，一家温州鞋类企业的负责人言辞颇为激烈。

两则看似不相干的抱怨，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维度上观照，一边呈现国有经济对“扭曲的劳动力市场”的艰难矫正，一边道出民营经济在信贷市场上的无奈弱势，二者交相叩问，指向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时代命题。在谈及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个重大问题时，总书记将“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列入其中。下一步改革，如何啃这块硬骨头，关系到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关系到我们能否有效激发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活力。

制度如何激发活力？告别“高度集中”，走向“充分竞争”，市场经济的铿锵足音是最好诠释。企业改革的编年史上，不乏这样的动人记述：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设备还是那些设备，一旦体制改了，效率与效益便以几何级数喷涌。这份“多出来”的活力与创造，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红利、改革硕果。积35年之经验，以“改制”推动国企的中流击水，以“松绑”鼓励民企的弄潮远航，并肩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风正一帆悬”。

豪饮红酒成“学习”，公共电梯成专用，投资运营成本高，服务群众质量低……这是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些国企查摆出的“四风”问题。对此有高管坦言，作风之弊的背后是过度行政化的“大企业病”：有的重大决策“拍脑袋”，矿产等海外投资败笔连连，缺乏责任倒究机制；有的管理者以权谋私，一些粮食企业暗藏“空买空卖”、滋生监守自盗的“硕鼠”；而作为全民利益所在的国企，不少上缴的红利与承担的社会责任，与盈利状况尚不相称……从产权明晰到管理规范，从公司治理到监督机制，改革的脉动昭示着“共和国长子”的未来方向。

相对于许多国企的顺风顺水，现实中，民企遭逢的壁垒已见多不怪：准入门槛望而生畏，“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你来我往；“吃拿卡要”的乱收费、欺下瞒上的“过头税”时有耳闻；不少企业仰赖民间借贷，年利率常高达20%以上……欣慰的是，十八大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有力举措，多方呵护非公经济。行政许可总清单即将公开，医疗服务等领域“非禁即入”，“营改增”与结构性减税在路上，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屡发力，大刀阔斧的动作，传递出“两个毫不动摇”的改革导向。善待最宽广的“就业容纳器”，尊重最温暖的“科技孵化机”，假以时日，必将造就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关键支撑。

国企民企血脉相通、休戚与共。国有企业野蛮生长，会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步履维艰，反过来又会拖拽国有企业健康发展。所以，为国企健身祛病，为民企清障除碍，基本经济制度的两翼不偏废、双轮共驱动，发展活力的激发才会持续澎湃。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企民企改革并非各行其道，而应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要求，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此基点上促动国企民企“万类霜天竞自由”。

企业改革被称为市场改革的“惊险一跃”。改革初期，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曾为赚了100万元饱受非议，雇佣140多人被指“资本家复辟”，终因邓小平的明确表态而闯过难关、迎来春天。今天，面对重重藩篱，筑牢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根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革新，以制度红利的释放，激发改革发展的活力，我们依然期待这种远见卓识，呼唤这种闯关勇气。

（2013年10月17日）【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打开社会活力的闸门

——深化改革进行时之五

思想的解放，曾打开经济发展的闸门；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和发现社会，把这一道活力的闸门打开

要不要调借周末？需不需延长假期？近日，假日办在网上就“怎样放假”征集意见，约211万人次参与的大讨论，照见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强烈参与热情，也折射社会之中蕴藏的巨大改革动力。

放在30多年前，相较于单位、组织等概念，社会一词还含义模糊，以至于未能进入“体制内”的人，被贬称为“社会青年”。然而，随着计划体制的融冰，社会也渐归其本义。而从乡镇企业到温州模式，从离职下海到“汶川一代”，来自基层、来自民间的澎湃探索热情与不竭首创活力，也把改革的潮头一次次推向崭新高度。正如总书记强调的，要深化改革，还需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在今日中国的改革棋盘上，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体制”已然形成。在一些领域，有形之手因“无力”而失守、无形之手因“无利”而失灵，社会作为“活力之手”，正可发挥关键作用。有人认为，经济改革是中国改革第一个突破口，带来了30多年持续增长；而社会改革将成为下一个突破口，决定着未来30多年的发展走向。

比如，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承受着流动时代的痛楚，社会力量正可给予更多支持；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破2亿，“银发浪潮”正需借力社会；环境敏感升级成环境焦虑，社会团体或可破解环保两难困局……“管该管的事”已成改革基本共识，那么，就不能希冀政府包办一切。这些“微观问题”，正凸显出发展好社会力量的重要与必要。

前不久，国务院出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仅仅半年多时间内，相继取消、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过去一年来，围绕“简政放权”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正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尝试。通过机构改革，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事务交给市场、还给社会，从而完成职能转变。“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都说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日益明朗的思路。

前不久，台风肆虐东南沿海，浙江余姚被大水围城多日。虽属天灾，但人们对于应对的责难，也可从反面解读出“全能政府”的无奈与社会发育的不足。这是一个全新的改革领域，艰难探索仍待破题。在社会事业上，教育改革缺少基础性顶层设计，医疗改革难以填平供需间的鸿沟，而社会保障则遇到资金管理、区域协调等新问题。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如何通过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减少行政干预、赋予更大自主权，让社会力量不断孵化、成长，也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培育社会组织、完善社会保障、创新社会治理，正是“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的基本前提。

行进在一片新的天地，能否激发社会活力，也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和勇气。一些地方“谈社会就害怕”，认为社会活力的激发会削弱政府的作用，宁愿当“保姆”；一些地方“谈社会就反对”，害怕社会力量的引入会影响到个人或者小团体利益，不愿意“放手”；还有一些地方“谈社会就摇头”，不知道怎么跟社会力量打交道，更别说服务和管理了。思想的解放，曾打开经济发展的闸门；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和发现社会，把这一道活力的闸门打开。

今天的中国宛如一列疾驰的动车组。创造“中国速度”，不只靠火车头的强有力牵引，还必须由各节车厢源源不断地同步迸发前进能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释放群众的首创精神、呵护好改革的原动力，激发不同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中国号巨轮必将以更强劲的动力驶入更宽阔的水域。

（2013年10月22日）

靠什么纾解“公平焦虑”

——深化改革进行时之六

只有让人们在各项涉及自身权益的事情中，依靠规则而不依靠关系，依靠努力而不依赖背景，改革才能获得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有人这样形容中国近1/3个世纪的改革历程：前30年，解决了做大蛋糕和“先富”的问题；今后，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要解决好分蛋糕和“共富”的问题。虽然是一种比喻，却耐人寻味。

当今时代，“公平焦虑”已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知识不是力量、户籍才有分量”的慨叹，折射出教育公平的现实处境；一个具有事业编制的清洁工岗位，引来不少大学生竞折腰，折射出体制内外待遇保障的差别……毋庸赘言，从教育、医疗到住房、养老，从收入分配到社会保障，当前改革面临的问题，大多与公平正义有关。

“我们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语，既是对群众“公平焦虑”的及时回应，更为继续深化改革标注出“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如果红利难以体现到群众切身利益上，改革如何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发展是硬道理，但如果成果不能惠及广大群众，发展如何获得持续的内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公平正义”不仅是推进改革的目标，更是改革成功的前提。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几十年前，诗人曾经用动人的诗句，写下这个民族对未来的憧憬。时至今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改革已经驶入一片开阔而光明的海域。让人人享有出彩的机会，让孩子成长得更好，是党和政府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而抵达这一梦想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升学、就业、办企业、上项目、买房子……只有让人们在各项涉及自身权益的事情中，依靠规则而不依靠关系，依靠努力而不依赖背景，改革才能获得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政府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

机会的均等，有赖于规则的完善。通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市场体系和诚信体系建设，中国正在努力为每个人面前铺上一条起点公平的金色跑道。然而，公平正义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既需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也要根据时代的条件现实地推进。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从教育公平到机会公平，从制度公平到分配公平，从权利平等到人格平等，公平正义的概念已经拓展到各种领域，成为改革进程中的“刚需”。知之者不易，行之者尤难。面对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那种“人人受益，无人受损”的普惠型改革越来越难以实现，改革常常面临众口难调、得此失彼的尴尬，遭遇“不是这部分人不如意，就是那部分人有意见”的两难。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实现公平，其难度可想而知。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改革之路固然并非坦途，但也正是因为“无限风光在险峰”，更需改革者拿出涉险滩的勇气与担当，具备走钢丝的平衡与智慧，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当今中国，无论围绕如何改革有多少分歧争议，公平正义无疑是社会最大的公约数，也是改革的最大共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身份平等的坚冰；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消体制内外无形的“双轨制”；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人人享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唯有以制度和规则为公平正义保驾护航，才能让公平正义照进现实，才能为中国梦想筑牢坚实基座。

古人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公平正义，本是人类共同的美好追求；在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改革攻坚期，公平正义的诉求更加强烈。用改革的勇气和担当坚守公平正义，反过来，公平正义所激发的力量，也定能推动转型中国涉过险滩、穿越激流，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2013年10月24日）

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深化改革进行时之七

无论是金字塔尖的顶层设计，还是方方面面的细节考量，都需要改革者有“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自省，有“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的自觉

近日，南京市长季建业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从李春城、刘铁男到李达球、蒋洁敏，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宣示执政党在“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下，着力加强自身建设，锻造改革发展更坚强领导核心的勇气与魄力。【更多免 费素材，微信lbgzkf1】

回顾中国改革历程，有国外媒体赞叹，“他们一直拥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够让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从困境中崛起，迎接前面的挑战。”1978年，十一届三中X会叩开改革开放大门；1992年，南方谈话冲破思想观念的羁绊；这些年，勇敢直面国际金融风暴，从容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如果说真有一种“神奇能力”，那正是执政党对改革的预见力、领导力、执行力和控制力。“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总书记的铿锵话语指出了中国改革的关键所在。

环视世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闯过经济社会转型关必须的政治保障。“东亚四小龙”靠着政府强势主导，相继完成现代化爬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励精图治引领新加坡完成转型。然而，对任何执政集团而言，这也都殊为不易。作为确定国家航向的方向盘、建设有效政府的生命线、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助推器，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谓至关重要。

如今，中国改革行至关键时期。粗放的增长亟需转型，一些地方PX困局折射公众环境焦虑，公众权利敏感催促社保水平提升……这些“发展起来的问题”，早已不是改革之初简单的对错判断题。改革再出发，没有快捷键可按，没有软柿子可捏，摸不到渡河用的“垫脚石”，触碰的多是比触动灵魂还难的利益调整博弈。改革越来越紧迫，也越来越艰难。无论是金字塔尖的顶层设计，还是方方面面的细节考量，都需要改革者有“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自省，有“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的自觉。

正如十八大报告的判断，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仍然严峻、“四大危险”仍然尖锐。表现在改革的认识与实践中，就是一些人的“改革综合征”。或是担心有风险、难度大而怕改革，或是担心触动利益、影响个人而不愿推进改革，也有的散布“改革已死”、“改革必败”的悲观论调，流布“改也没用”、“越改越坏”的负面言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者尤需统一思想、澄清认识，把改革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当此之时，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领导，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铸铁为钢的自身建设、雷厉风行的改革举措，十八大之后，我们党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坚韧行动，呈现了对“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一历史结论的深刻体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近一年，从清退不合格党员到严格管理干部，从践行“八项规定”到清扫“四风”污垢，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反腐到制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从身体力行倡导厉行节约的文明风尚到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集的党建举措，彰显“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一贯理念，更彰显以党的建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

1980年，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来华授课，物资分配部门的领导提问：“请告诉我们，在美国，到底由谁负责物资分配？”昔日的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肤浅认知，早已被抛入历史。旧邦新命，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X会再奏改革号角。当此之时，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建设一个更富先进性和纯洁性、更有担当更加奋发的现代政党，以深化改革引领中国进入发展新境界，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2013年10月25日）

“造城”虚火症该治了

“造城”之风，根源还是用“GDP至上”的旧思维想问题，靠行政推动的老办法谋发展，也闪现着“四风”的影子

最近，国家发改委的一个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约1.5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竟然要建200余个新城新区。这些数字，加上各地频现的“国际化大都市”规划，不时曝光的“空城”“鬼城”问题，让人们忧虑，“造城”运动会带给城市怎样的未来？

不可否认，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旧城改造、建设新区是各地普遍面临的重要发展课题。中国城市新区曾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亮点之一，前有深圳、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中有郑东新区，近有西咸新区，都为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后来者一定要重视的是，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必须因地制宜、注重质量，必须量力而行。俗话说，端多大碗、吃多少饭。新区建不建、建多少、建多大、标准多高、速度多快，这些问题应该到实践和群众中找答案，在充分细致的调研论证中明确路径和目标。

然而，遍地开花的新区、新城，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容，往往与之背道而驰。“20年站前列，50年不落后，100年不遗憾”，在这样的口号下，一些地方总想一口吃成胖子，城市建设的虚火太旺。或不顾自身条件贪大求快，或人为提高建设标准不计成本，或无视群众利益蛮干硬干，吹大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泡沫”。比如，在西南一个县级市开足马力上房地产项目，仅消化现有住房就需至少15年；而江苏某镇明知政府财力不足，征地速度却不降，直接给农民打白条，说征地补偿“过两年再给”。类似这样的现象，各地并不少见。【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这种与实际脱节、与规律相悖、与民意相违的“造城”之风，表面上红红火火、风风光光，实际上却是精血亏耗的虚火症。一些城市盘子做大了，骨架撑开了，高楼起来了，却缺乏完善的公共设施，没有可靠的产业支撑，公共服务也远远落在后面。

“农民工待不下，老百姓走不进，谈什么走向国际？”“大都市的面子，小县城的里子”，“马路越来越宽，楼越修越高，我们却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倾听群众的反映和呼声，更可以体会到，一些地方大造新城、滥建新区，就是在搞不得人心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种发展中的形式主义，更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一位领导同志曾痛心地指出，决策失误、规划错误，所造成的浪费往往是最大的。不少地方一哄而上，新城四起，大片良田被圈占，大笔财政资金注入，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一些地方更是寅吃卯粮、透支未来，借新债还旧债，“地都卖到20年后了”。然而，事实一再证明，那些“拍脑袋”拍出来、“一支笔”批出来的新城新区，那些荒草萋萋的烂尾工程、“空城”“鬼城”，其实是缺乏经济社会效益的重复建设、无效投资，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让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更让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发展病”越来越加重。

中央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放在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发展视野中来谋划。这是一项内涵丰富的现代化系统工程，也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改革过程。剖析“造城”之风，错就错在将城镇化简单地理解成圈地、盖楼、造城，还是用“GDP至上”的旧思维想问题，靠行政推动的老办法谋发展，也闪现着“四风”的影子。

这种群众反映强烈、隐患严重的发展顽疾，已经到了必须下猛药、出硬招进行治理的时候。由此进一步反思，像“造城”运动这样的发展中的“四风”问题还有哪些？对症的药方又在哪里？这不仅是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2013年8月28日）

当干部不能只会抓经济

——创新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之一

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宣传思想工作

一位外交官曾经这么说过，新中国头30年是解决“挨打”问题，第二个30年是解决“挨饿”问题，今后30年要解决“挨骂”问题。虽是一种比喻，却耐人寻味。

且不说，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在国际上遭受着更加严苛的审视，也面临着不同意识形态的龃龉较量，使“挨骂”在所难免；单从国内来说，许多干部可能都有类似感慨：经济发展了，批评声却比以前更多了；埋头苦干着，有时却得不到理解认同，一些群众甚至“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出现这种情况，有社会转型期矛盾增多的因素，有干部工作不到位的原因，也有群众水涨船高的期待。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经常被忽略，那就是一些干部只重视搞经济建设，对意识形态工作却不想做、不愿做、不会做。有的片面理解“行胜于言”，将宣传思想工作视为可有可无的点缀，新闻发言人成了“不发言人”；有的奉行明哲保身之道，害怕说错话、表错态而保持沉默，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忽略能力提升，对新的舆论环境一片茫然，躲媒体、怕网络、当鸵鸟。

不善于表达自己，就会“被表达”；不主动回应诉求，就是放弃话语权。这些年来，因为表达不当而招来的批评质疑，因为信息不畅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因为缺少沟通而导致的误解对立，无不说明，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如果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尤其在今天，国际上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内人们思想互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如果意识形态工作还停留在原地，不仅要吃大亏，甚至还要犯大错。

改革开放至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基本共识。对于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也要看到，治国理政是一项综合工程，如果把领导职责简化为“抓经济”，把执政兴国等同于“惠民生”，就会走入另外一个误区。历史和现实反复说明，经济建设做得再好，也不能一俊遮百丑。试想，如果经济发展逻辑和意识形态宣传“两张皮”，说服力从何而来？人心凝聚和政治整合只靠经济利益，持久性如何实现？如果跟群众连话都说不上，又谈何做群众工作、为人民服务？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干部说起经济工作来头头是道，但谈到意识形态工作就枯燥乏味，不是照抄照搬的老一套，就是空洞无物的旧说辞。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谈到“本领恐慌”时，曾经举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现在我们的有些战士，他们识字比营长识得多，他们从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们的营长、连长……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如今，面对迅猛发展的新媒体，面对各阶层不断提高的表达能力，领导干部如何真正跟上时代的脚步，如何避免新的“本领恐慌”？

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宣传思想工作。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两把刷子，一个道理能深入浅出地阐释清楚，走到哪里都能很快同群众打成一片，讲的话群众喜欢听，写的文章群众喜欢看，工作才会主动，才能得心应手。只有善于在众声喧哗中明辨主流支流，善于从百家争鸣中把握真实民意，把重大决策部署宣传到位，把涉及群众利益的政策解释到位，把群众关注的热点引导到位，才能真正做到解疑释惑、活血化淤、疏导情绪、平衡心理，从而实现党和政府“无形资产”的增值。

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我们党来说，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能不能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继续保持党的思想宣传优势，需要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继续做出回答。

（2013年8月27日）

让人信自己先得信

——创新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之二

意识形态宣传也好，思想文化工作也好，只有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才可能真正打动人

有的干部反映，现在有些老百姓成了“老不信”，干部表态还没张嘴，群众就觉得要说谎；干部做事还没开始，百姓就认定想作秀。尤其谈到理想信仰、宗旨信念、价值追求，听众更像是看票友穿帮，一肚子的不屑。做群众思想工作，“老办法不灵，硬办法不能，新办法不会”，一些人感到无所适从。

诚然，今天的时代条件、舆论环境乃至大众心理，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利益多元、思想多变，确实让宣传思想工作难度系数增大，“说服”与“认同”的阻力加大。但“老不信”现象的出现，也与一些党员干部的言行缺乏说服力有莫大干系。

比如，如果有的领导干部，动辄牢骚、常有抱怨，连自己都不相信所选择的道路，如何让群众产生认同？以批评马克思主义为“时尚”、噱头，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如何让群众相信共产主义理想？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如何让群众树立“三个自信”？有的心为物役，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又如何让群众相信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样的干部，即使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台下也会缺少听众；文章写得妙笔生花，也只会令读者觉得虚伪。

与上项目、搞工程等物质建设相比，宣传思想工作属于精神建设，建树的是理想信念，感染的是思想灵魂，有它的特殊性。精神家园中的劳作，如耕云播雨、凝风聚气，看似虚空玄妙，实际上照样有规可循。古人云，“行胜于言”、“事实胜于雄辩”，西谚说“别光听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意识形态宣传也好，思想文化工作也好，让人信首先得自己信，只有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才可能真正打动他人。

无庸讳言，在我们的队伍中，信仰缺失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正面努力，成为一种反面典型。“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听你调子唱得有多高，看的是实在的业绩；不看你蓝图绘得有多好，看的是实干的行动。对党员干部话语的“具象化”观感、对其行为的“具体化”判断，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我们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度。

让群众信先得自己信。老一辈革命家为了救中国于水火的崇高理想，不惜抛弃家财和家庭幸福，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周恩来、彭湃都是背叛了家庭所属的阶级，摆脱了相对宽裕的生活环境，在血雨腥风中投身革命。贺龙之女贺捷生回忆：南昌起义后，谭平山和周逸群对像学生那样虔诚地坐在一条板凳上的父亲说：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不得隐瞒。请问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等，还剩多少？父亲淡然一笑，摊开双手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这种知行合一的信仰和品行，共产党人如何能有“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力量，让亿万人民凝聚在信念的旗帜下，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缺了它，自己都得了“软骨病”，行不正、站不直，又如何去做百姓的思想工作，让群众愿听、能懂、真信？

立场端正了，信仰坚定了，还要有说服人打动人的扎实本领。“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严谨的套话多”，在群众心中就是“一百字也嫌长，一分钟也嫌久”，决不会有听众和市场。一说阐释中央精神，就全盘照搬讲话和文件；一说宣传科学理论，就在概念里打转转；一搞成就宣传，就变成工作经验总结；一搞典型报道，就无限拔高请出“高大全”。说出来的话，自己都不信，怎么能让别人信？写出来的文，自己都没感动，怎么能感动他人？这种僵化老化的思维方法，模式化套路化的工作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不愿改革创新的懒政惰政，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

“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身处社会深刻转型、观念深刻转变的新时期，最需要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领导干部。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为着自己的信念而执着奋斗，我们的行动就有无声的感召力，我们的语言就有无尽的感染力。

（2013年8月29日）

多跟不同群体交朋友

——创新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之三

意识形态工作要与时俱进，必须有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分众营销”意识。不仅要懂得工农，也要了解各种群体，这样才不会一讲宣传，就让体制内思维包打天下

有领导同志这样揶揄一些干部“不会说话”：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虽属个别现象，但也启示我们，多跟不同群体交朋友，才能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这些年来，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为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但那些“不会说话”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在一些人看来，人民是个抽象概念，群众是个集合名词。谁是人民？有哪些群众？说不清楚、也弄不明白。于是尽拿些老话、套话、官话、正确的废话出来，“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成就没有不喜人的”，只会泛泛而谈凌空蹈虚，别人自然不爱听、听不懂，达不到宣传效果，更谈不上统一思想。

“分众化”是个传播学术语，意思是针对不同对象“量体裁衣”。这应该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方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了解了不同的需求，才能有的放矢开展工作。大革命前后，恽代英常身披旧短衫，到车间、棚户、宿舍，与工人、市民、学生推心交谈，被称“最善于联系青年和劳动群众的领导人”。现在，从海归、海待到蚁族、北漂，甚至是散户、“大妈”，人群更多，分化更大，如果不能多交朋友、读懂人心，怎么搞思想宣传工作，怎么当意识形态先导？

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跟不同群体交朋友。就思想政治工作而言，只有把各种群体都了解了、摸透了，才有可能针对不同的利益关切和价值取向，做出形式风格各有针对性的宣传。意识形态工作要与时俱进，必须有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分众营销”意识。工人农民仍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毫无疑问，懂得工农大众是把握社会大势的关键，但与此同时，也要了解职业经纪人、自由撰稿人、意见领袖、独立演员等各种群体，这样才不会一讲宣传，就让体制内思维的“新闻通稿”去包打天下，才能在坚持常规新闻报道、评论文章的阵地战之外，借助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手段，从微博、贴吧、BBS、QQ群、AAA群等渠道入手，为不同群体量身定制小切口议程，与他们展开互动，让主流价值观的宣传真正入耳入脑。而这些创新，无不建立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化理解上，建立在“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真诚愿望上。

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倒也常迎来送往、呼朋唤友。可惜，不少时候却是“谈笑皆商贾，往来尽乌纱”。或是在体制中的“内部循环”，交朋友成了疏通关系、积攒人脉；或是本着“为我所用”交朋友，商人多、富人多、名人多，甚至出现王林、李一这样的“大师朋友”。对于其他群体，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认为基层群众“啥都不懂”、新兴群体“啥都不是”、知识分子“酸文假醋”，没有共同语言。让这样的“冷热失调症”患者去动员发动群众，怎么可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和认同？

“统一战线”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而宣传思想工作是其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爱国知识分子，利用其人格魅力广交朋友，让众多具有不同信念的知识分子留在了新中国。今天，宣传思想工作仍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然而一些人不做仔细甄别区分，“一竹篙扫落一船人”，在他们眼里，有个性、有主见的知识分子都是“异质者”，爱思考、能行动的社会人士都是“搅局人”，说实话、谏真言的有识之士都是“反对派”。抱着这样的态度，怎么可能争取到最大多数人，找到对话交流的公约数？

社会群体越分化，越要学会建立“统一战线”，在求同存异中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凝聚起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价值多元、观点多样的现象非常普遍。既有舆论的正面力量，也有负面言论，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要让主流思想得到更多认同、核心价值成为共同选择，就需要我们多交不同群体的朋友，说得上话、交得了心，把中间地带争取过来，形成社会转型期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参观南京雨花台时，一个数字让人震动，埋骨于此的近10万名革命烈士中，60%以上出生于殷实家庭，受过高等教育。我们的信仰，有着多么巨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同样需要激发这种信仰的力量，团结引导各种人群，“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一同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聪明才智。

（2013年8月30日）

关键时刻敢于“亮剑”

——创新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之四

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是畏手畏脚、左右摇摆，还是敢抓敢管、积极作为，这是我们党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具备担当精神的重要方面

微博上流传一个真实的故事。德国留学生雷克在中国的微博上发现大量负面情绪和过激言论，他想就一些问题交流探讨，结果却很郁闷：“我说中国还有些不完美，就被骂‘臭老外’。我说中国发展的方向是对的，就被骂‘洋五毛’。我说在家里换了个灯泡而已，被骂个‘没内涵的傻瓜’。”

“看不懂的中国微博情绪”，折射出中国当下舆论场的一种现象：在互联网上，越是偏激的、攻击性的言论，越有人叫好，越是理性和正面的表达，越有人起哄甚至围攻。这种一边倒的网上舆论倾向，其根源固然需要具体分析，但一个因素不容忽视：社会上的模棱两可态度，姑息了极端言论；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关键时刻不敢亮剑，更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偏激思想。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信息时代，个性表达和思想解放是大势所趋，兼容不同观念、包容异质思维，体现着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但“个性解放”并不意味着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理性，“包容多样”也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地模糊是非。不少领导干部遇到问题时，哪怕有理也不敢发声，生怕因言获咎，于是少说或者干脆不说。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些人出于“爱惜羽毛”的考虑，当起了“开明绅士”：对大是大非问题绕着走，态度暧昧，独善其身，担心被人说“不开明”。这种怕“惹麻烦”、不担当的干部多了，意识形态领域如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宣传思想工作又怎能排除“被动应对、被动接招”的尴尬？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发表观点最重要的不是为个人博得喝彩、赢得赞许，而是以党性原则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最大程度地消除分歧、凝聚共识。“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对那些恶意攻击、造谣生事的错误言论，领导干部有责任以鲜明的态度主动发声，帮助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绝对不能搞含糊其辞、退避三舍那一套。共产党人连流血牺牲的革命年代都走过来了，还怕损失一点蜗角虚名？我们党更不会以这种虚名来评价干部。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带头和不良言论作斗争，敢于亮剑，敢于担当，冲锋在前，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

敢于亮剑，也意味着对那些侵犯群众利益、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要态度坚决地表明立场。回应公众疑虑、化解社会矛盾，本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应尽职责。为什么湖南临武“瓜农死亡案”、海南三亚“宰客门”事件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领导该表态的不及时表态甚至顾左右而言他，反应不迅速，态度欠诚恳。问题出来了，判断清楚了，就要迅速拿出态度，让人民群众看到诚意和决心。一些领导干部至今也没认识到思想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舆论关注、众说纷纭的热点事件面前怕出头、不担当，任凭舆论鼎沸甚至谣言扩散、矛盾激化也三缄其口，殊不知，如此藏头缩尾、装聋作哑，不仅损伤党和政府公信力，更贻误解决问题的时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电视剧《亮剑》中，主人公李云龙曾以狭路相逢勇者胜来解释“亮剑精神”。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是畏手畏脚、左右摇摆，还是敢抓敢管、积极作为，这是我们党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具备担当精神的重要方面。说到底，舆论引导水准，宣传思想水平，是执政能力的体现，也是党性原则的反映。

（2013年9月2日）

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

——创新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之五

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最关键的是要有“阵地不能丢”的忧患意识，有“兴利除弊”的媒介素养，有“能力升级”的创新精神

上世纪30年代，电影刚刚在中国小成气候，上海电影界形势复杂，党内不少同志主张不要去蹚这潭浑水。瞿秋白沉思良久，决定派夏衍等文化人进军影坛。《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优秀电影一扫武侠神怪、鸳鸯蝴蝶之窠臼，在千万观众中激起强烈共鸣。党的思想和主张在声光电中熠熠生辉，点亮了民族心灵的灯塔。

面对新技术、新媒体、思想文化新领域，到底是挺身入局还是裹足不前？是与时俱进还是墨守成规？夏衍、田汉等先行者的艰辛与辉煌，已经写在了历史深处，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正面临着网络时代的挑战和考验。

蓬勃生长的互联网，堪称今日中国现代生活中一个“最大变量”。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异军突起的“第四媒体”，网络展现出色彩斑斓的思想图景和舆论生态，时而阳光灿烂，时而电闪雷鸣，让人心生“最好”与“最坏”交杂的“狄更斯之叹”。

面对错综复杂的互联网，党员干部的认知和对策，也是千姿百态。从政府网站到政务微博，从网上发布到在线交流，重网、用网者越来越多。网络是个新东西，我们要用好，这已成为很多党员领导干部的自觉。但诸如“占领天涯”的雷语、热点面前当“鸵鸟”的应对、“反正我是信了”的辩白，说明轻网、厌网、怕网等心态也还相当普遍，对网上思想舆论工作不想抓、不敢抓、不会抓的问题十分突出。

宣传思想工作的对象是人，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在中国，网络空间汇集近6亿网民，这片像息壤一样不断生长的阵地，谁都无法忽视，也根本丢失不起。不日新者必日退，只有正视互联网，唤起“阵地不能丢”的忧患意识，挺身入局，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才能为宣传思想工作赢得新的时代起点。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如何让它成为治国辅政、凝聚共识的助手，而不是搅乱社会的推手，关键在于我们树立阵地意识，积极介入，因势利导。从汶川、芦山地震时凝聚网友热情形成救灾合力，到积极疏导钓鱼岛风波中的网络情绪、倡导理性行为，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成为纪检监察部门了解民情听取民意的重要互动平台。网络举报制度的建立，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轨道，赢得访民的支持和信任。这再次证明，把握“最大变量”，关键是要有善管善用、兴利除弊的媒介素养。对谣言盛行、谬种流布当然要依法亮剑，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遏制网络活力，同样有违中央精神和时代潮流。宣传思想工作的正道，在于化解负效应、激发正能量，善于把网络活力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不是任其异化为阻力和破坏力。

近水识水性，近山识鸟音。不知网、懂网，就不可能融入网络、改变网络。做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是领导干部增强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做好网络思想舆论工作，亟须以“能力升级”的创新精神，消除网络时代的“本领恐慌”。只有摸透网络传播规律，对接网民心理与需求，创造网民喜爱的表达方式，提高感染力和说服力，“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才能在众说纷纭中凝聚共识，在众声喧哗中唱响主旋律，为改革发展赢得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资源。

回顾历史，从左翼电影激励了一代中华儿女，到“一支笔”唤起工农千百万，再到报纸、电波和荧屏积聚起改革发展的无穷力量，共产党人总是善于在学习和创新中，把传播技术、大众传媒锻造成改变历史的利器，勇立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潮头。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中。将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发展为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实现梦想的力量源，我们应该有这个心气儿，更应该有这种能力和作为。

（2013年9月4日）

一把手要亲自抓

——创新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之六

各级党委尤其是一把手应从大视野综观大势，下大决心整合资源，花大力气“虚功实做”，亲自过问亲自抓，构建“大宣传”的大格局

毛泽东同志曾经生动地讲过，“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他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假使每个县上这样的工作同志增加到十五人至二十人，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近70年过去，在重视宣传思想工作方面，我们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是不是都具备了这样的自觉呢？那些搞建设、促发展、抓“枪杆子”很有一套的一把手们，抓“笔杆子”是不是也有“几把刷子”，要么理论水平深厚、要么笔头过硬、要么口才一流，不但能把道理讲深讲透，还能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表达，迅速和群众打成一片呢？

时代进步到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大大超过以往。站在世界角度看中国，我们常常能够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强大，光靠硬实力是不够的。软实力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气神，养精聚气凝神，与强身健体同样重要。但具体到自己所在的地方、行业和单位，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就含糊了。不少人觉得，宣传思想工作是“务虚”，是宣传文化部门的事，自己点个头、画个圈、打打气、给点经费就差不多了。还有一些同志，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觉得政治性太强、驾驭起来不易，不如集中精力先把经济和民生搞上去，认为这才是“重实干，不空谈”的表现。这种一俊遮百丑的思想，更是要不得。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总书记同志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而做好这些，离不开党委班子尤其是一把手从大视野综观大势，下大决心整合资源，花大力气“虚功实做”，亲自过问亲自抓，构建“大宣传”的大格局。

一把手忽视宣传思想工作，教训不少。有些地方的主要领导，视宣传思想工作如“灭火队”，决策前不通气、决策中不让宣传部门知情，一遇突发事件，却把担子全都压在宣传部门身上，搞些不明所以的“授权发布”，弄得新闻发言人左支右绌、捉襟见肘，效果自然不好。还有些领导干部，虽然“重视”宣传思想工作，但其实是只在意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人的形象，把宣传工作等同于领导新闻，他们常常违背传播规律、不顾群众感受，热衷于搞涂脂抹粉、文过饰非的形象宣传，喜欢别人给自己抬轿子，这样的“重视”换来的，只是“皇帝的新装”。在一些地方，选人用人不考虑能力、兴趣和专长，只考虑资历和所谓待遇，最后提起来的多是些不懂行的干部，思想落伍守旧、满脑子灌输思维，张嘴就是外行话，怎么可能担当大任？

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新媒体时代，思想传播的渠道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是这样，越要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在整个社会舆论领域的主导作用。各级党委要把宣传思想工作作为政治责任来抓，像重视经济工作那样重视宣传思想工作，与经济、社会建设一同研究部署和落实，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住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在选人用人导向上，要把是不是重视宣传思想工作，能不能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作为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委以重任的重要标志。

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归根结底是全党的事，任何人都不能有旁观者心态。各级党委和一把手率先垂范亲自抓，才能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紧密配合、沟通协作，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2013年9月6日）

别让“冷漠症”寒了群众心

不把群众放在心上，不把作风顽疾当回事，是一种对上不以为然、对下无动于衷、对法漠然置之的“冷漠症”。发生在林州和鹿邑的这两起事件，为我们改进作风、务实为民提供了反面典型

最近被曝光的两件事情引起广泛关注。在河南林州，一个民警疑似酗酒后突然抢走路人怀里7个月大的女婴，举过头顶后猛摔在地，造成重伤。而在鹿邑县，一名副县长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口无遮拦，雷语不断，“你就是屁”等骂声不绝于耳。

在群众的强烈谴责中，摔婴民警17日已被依法刑拘，而此时，距孩子被摔已经蹉跎了一个多月；那个“发飙”副县长据说也会因“言语不当”受到处理。面对这样的结果，人们心里依然难以平静。不管是“酒后失德”，还是“冲动失语”，从中折射出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很值得我们警思。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踏实有力地开展，各地各部门都在认真查找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歪风。面对警察涉嫌酗酒伤人的恶性事件，林州市有关部门却只关了当事人15天禁闭，之后让其班照上、警服照穿，如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怎能让群众看到秉公执法的决心？面对孩子的伤痛、群众的反映，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却不闻不问、顾左右而言他，告诉记者“我不知道，你别问我，去问别人”，直到媒体广为报道，才“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这是不是一种无视群众疾苦和呼声的官僚主义态度？至于那位副县长，已经用言语、腔调给自己画了像。看看视频记录，“刘政（原县长）签字等于零”、“找谁都无所谓”、“整个鹿邑县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县长”……令人哭笑不得的狂妄语气中，哪里有半点人民公仆的味道？

不只是对群众的冷漠，还有对法治的漠视。民警摔婴，是执法者犯法，必须依法追究刑责，理应迅速查清事实、严惩不贷，如果仅仅关个禁闭、略施薄惩，法律的权威何在？而鹿邑的那个副县长，执行公务时酒气熏天，与别人发生争吵后竟然大发官威，口口声声称别人“法盲”，对与自己争执的人，却当场命令派出所人员“搞他们”，最终将对方拘留10天。这种霸道做派，到底谁是“法盲”，不是已经清清楚楚了吗？

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然而，像林州处理涉事民警、鹿邑副县长“发飙”这样以内部惩戒取代司法程序、用“土霸王”作风以权压法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更是“久病不觉”，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拦路虎”。一旦心里不信法、办事不依法、处置不循法，干部手中的权力就会不受约束，变得无法无天、恣意妄为，这方面的教训数不胜数，值得高度重视。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中央一再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边学边改、立行立改，力求实效。发生在林州和鹿邑的这两起事件，提供了反面典型。这再一次说明，一些人并未把群众放在心上，也没把作风顽疾当回事，患上了对上不以为然、对下无动于衷、对法漠然置之的“冷漠症”。如果任其泛滥发展，只会让群众寒心，让活动效果大打折扣，使党和政府损伤公信力。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对此类“四风”问题，不能蜻蜓点水、点到即止，就得用思想、法律、制度的“三昧真火”来“拉杂摧烧之”。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排毒去病，以凤凰涅槃的改造实现自我净化，才能真正扶正祛邪，在作风上面貌一新，交出人民满意的教育实践活动答卷。

（2013年8月19日）

珍惜网络“意见共同体”

作为先“潮”起来的中国人，时刻秉持一种“底线自觉”，并以此凝聚更多社会共识，我们就能为转型期中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就能让互联网更多地有益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

日前，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提出网络空间的“七条底线”，不仅成为与会者的共识，也引发了网络的转发热议。有“大V”表示，要“和小伙伴们”“以责任争取更大自由”；也有网友认为，“七条底线”应成为公共讨论的原点。

正如人民网总裁廖玒在论坛上的发言所述，“今天，从微博到AAA，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总汇和社交平台，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生活中的空气和盐，不可或缺”。在这个全新的公共空间里，亿万网友以无上的热情营造着平等对话的自由天地，却也有一些人将这种登临新大陆式的自由，理解成放纵恣肆的随心所欲。

近几年来，我们目睹了BBS的“六九爆吧”，民族情绪泛滥；见证了“方韩大战”，网友好勇斗狠，忘记了双方最初的分歧是什么；不同群体言语不和，动辄“微博约架”……不知不觉间，快意恩仇的畅所欲言，变成聚啸山林的狂欢，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言行规范、理性素养和道德自律，在这里被一些人抛在脑后。

网友的个性千差万别，但网络是我们的共同家园；网友的意见百花齐放，但互联网应该是一个彼此尊重的意见共同体。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园和谐生动，谁愿意生活在诽谤谩骂满天飞的公共舆论广场？正因如此，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上，一条“微倡议：微博上请别骂脏话”，转发3万次，评论近万条；一条关于“抵制日货”的“几点建议”，因呼吁文明理性，被转发11万次，评论近2万条。今天的互联网上，寻找“最大公约数”，划出“共同的底线”，不仅是人心所向，更是发展所需。推动中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比知识更重要的，是基本共识；比技术创新更迫切的，是为网络文明构筑共同底线。

“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这“七条底线”，表达了一种“权利责任对等”的要求，也体现了一种回归常识、回归责任的努力。今天的互联网，不缺“愤青”，社会转型期种种复杂问题，有的是“吐槽”的题材；缺的是建设性批评和参与性人格，缺的是推己及人的公共理性。只有守住言论底线，才有言论空间的真正自由，才有理性平和的公共讨论和交流，才有在百家争鸣中缔结意见共同体的可能，才不会用舆情撕裂民情，以舆论冲突加剧现实冲突。这一点，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都具有深远意义。

法国作家雨果在其名著《笑面人》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地位向上升，我们的责任心就逐步加重。升得愈高，责任愈重。”众声喧哗、消息芜杂的互联网上，与普通网友相比，网络名人粉丝成堆、拥趸甚众，无疑有着更高的话语分贝。他们的言论，往往能收获海量转发、裂变式传播。网络名人不仅要自己守住底线，更有责任引导普通网民塑造议事的公共理性，充当法治倡导者、伦理坚守者，而不是被浮躁情绪裹挟，成为谣言的“扩音器”；更有责任成为国民心态的压舱石，挖掘和还原民间草根的良善，修复和提振社会诚信，释放和转化社会的正能量。

一位网络名人说得好，“我们只有一个互联网”，属于同一个生命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也应该努力缔结意见共同体。5.91亿网民，有幸率先搭乘上信息时代的网络快车，我们得风气之先，实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信息共享、意见交流和感情交融。作为先“潮”起来的中国人，时刻秉持一种“底线自觉”，并以此凝聚更多社会共识，我们就能为转型期中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就能让互联网更多地有益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

（2013年8月13日）

“公共文明”标注社会成熟度

——涵养我们的公共意识之一

权利不仅是“我可以”，更是作为“我”的他人也可以。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人相善其群”，才有可能形塑真正的公共文明

“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前段日子，一张中国游客卢浮宫前水池泡脚的照片，曾引来关于国人文明素养的热烈讨论。耐人寻味的是，当人们发现许多金发碧眼的游客也在同样行事，就有声音立即“再反思”：为什么外国人可以泡，中国人泡就要背上“低素质”的污名？

“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行？”这样的提问方式，显示了国人个体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但放在卢浮宫的语境下，却少了些说服力：景观水池里泡脚，既有碍观瞻，也难言卫生，何况旁边还有禁止戏水的标牌。即便有一些“同道”，充其量证明别人和我都错了，而非我做得对。遇事只逞一己之愿，不求反躬自身，强调个人而忽略他人、强调自己而忽略社会，这样的思维方式，实乃阻碍国人提升公共意识、形塑公共文明的重要原因。

可叹的是，一些令人反感的陋习，往往被理解成与他人无关的个人选择，甚至被视为不可侵犯的“权利”。殊不知，走入公共场合，再彪悍的个人权利也有边界，绝非可以随心所欲、“我的地盘我做主”。大声说话固然是你的权利，但安静显然是更多人所需；开车打远光灯能看得更清，但对面来车也要有同样视野。视恶习为权利，恰恰是弄反了权利的概念：权利不仅是“我可以”，更是作为“我”的他人也可以。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人相善其群”，才能涵养人们的公共意识。

公共意识的背后，是在现代化之路上困扰中国百余年的国民素质大考题。传统中国遭遇现代文明时，早有外国传教士写成《中国人的素质》一书，提出中国人缺乏公德、不守时间、不懂礼貌诸般弱点，更有前贤先哲痛心疾首于“国人的词典里没有公共精神”，痛定思痛于“为未来改造国民性”。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景观水池中泡脚争论、为颐和园绿地上小便辩护。当我们自豪地宣称“用100年走过了欧美国家300年的路”，也应该更深切地记住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的论断：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国民的现代化。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不应仅是经济现代化，更应当是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

“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中国共产党，所有社会的进步力量，无不把“国民素质”作为发展的根本。正如梁启超所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而所谓“素质”，并不仅是会英语、会电脑的现代技能，更不是会穿衣、会玩乐的现代生活，而是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规则的“观念现代化”。处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公共意识，可说是最根本的现代公民意识。在个人之外，谨记还有社会；在私人领地之外，敬畏公共空间。当我们全力以赴孜孜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不能忘了只有培育规则意识、提升文化追求、涵养公共精神，才能获得几代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性”，重塑一个文明古国的时代尊严。

经过多年追赶，我们终于可以和世界“坐在一起喝咖啡”了。2012年，内地居民出境人数达到8300多万人次，而英国人口也不过6000多万，可说“凡有井水处，皆能闻汉语”。然而，如果只是抢购打折奢侈品、当世界的“金主”，得到的将只是“可以从后门进出做生意，但不要从前门进出用晚餐”的待遇。说到底，只有遵循现代文明的普遍性规则，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如果我们留给世界的，只是夹塞排队的混乱，只是“中国人就餐区”的标牌，这样的文明形态不惟不能“对人类有较大贡献”，或有可能面临“开除球籍”的危险。

鲁迅先生曾言，“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在五千年中华迈向现代社会的关键节点，“立人”之要在于培育公共精神、涵养公共文明。公共文明的程度，标注着现代社会的成熟程度。只有公共意识这一观念的水位越来越高，曾让先贤们横眉冷对的“国民性”才会向“现代性”不断进发，走向复兴的“中国梦”也才能重塑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地。

（2013年8月7日）

守住“规则”这根文明底线

——涵养我们的公共意识之二

激发对规则破坏者的文明耻感，遵守通行的基本行为规则，是涵养公共意识的开端，也是迈向文明社会的起点

“不讲规矩”令很多导游对中国游客头疼不已。说好的集合、出发时间，有人就是不守时，让一车人望眼欲穿；不遵守公共秩序、乱插队、在飞机上争夺行李架空位，令旁人侧目；明明强调不要带水果入境，有人就是要“试试运气”，被拦下之后耽误了整个团队的时间……中国虽已成为亚洲第一大出境客源国，规则意识的欠缺，却让这一庞大群体的海外形象蒙尘。

岂止游客，我们身边类似的漠视规则行为，也在屡屡上演，甚至更为夸张。从马路上“组团式闯红灯”到地铁里的不文明，从随地吐痰到景区涂鸦，从“萝卜招聘”到山寨成风，背后无不是规则意识的淡薄。“不讲规矩的中国人”不过是在异国的背景板下，对这一行为的高亮度呈现。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重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礼仪之邦，规则意识本是一个勿复多言的传统美德，何以成了让人蒙羞的“差等生”，需要从“ABC”补起？

不论在巴黎机场还是北京街头，那些让人脸红的公德缺失者中，或许不乏我们的熟人，而他们在私人生活圈中，很可能是一个彬彬有礼、颇有教养的人。为什么到了陌生的公共场合，他们就变成了文明的化外之人了呢？公共意识的缺乏，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一些人对自己人、小圈子非常讲规矩、够意思，对陌生人则视若无物，甚至一言不合就挥舞拳头。这种随亲疏远近而递减的规则观，正是缺乏公共意识和“公德”的表现。在陌生的环境，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对待陌生人像朋友那样，但起码要做到基本的尊重，这就是规则的意义，也是文明的底线。

在看得见的公共场合，无视规则是对旁人的冒犯，在目光不及的领域，则有可能是对他人权益的侵犯。别人看病要排队拿号，我找关系试图加塞；应聘本是公平竞争，我非要上蹿下跳找熟人。得逞之后，这些“关系学”的拥趸往往还自鸣得意，甚至拿出来“显摆”：这才是“能力”和“本事”。殊不知，关系压倒规则、只讲结果的庸俗“成功学”，恰恰是对社会秩序、社会文明的冲击，因为现代社会正是靠规则来治理的。

无视规则、爱走捷径或许提升了个人效率，却会让社会的齿轮处处卡壳。规则之上的秩序才是最大的公共品。在马路上，你想开得更快些，我也想开得更快些，不讲通行规则，结果只能是堵成一团；你的孩子想就业，我的孩子也想就业，不靠能力靠关系，只能造成人才选拔机制的瘫痪，损害整个社会的信心。规则固然不能让每个人都走得最快，也未必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偿所愿，但起码能保证规则之上的公平，维护公共空间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秩序。【更多免费 素材，微信lbgzkf1】

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爬坡的关键路段，能否超越对现代文明的“私利化”追逐和“物质化”诠释，决定了我们民族“现代意识”的品质。在这个时代，既然没有人可以遗世独立，社会性生活是个体公民所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那就必须唤起人们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联系的体认，推动更多人在公共领域恪守规则的底线。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规则是陌生人之间的基本伦理和相处之道。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标志着一个人的修养水平，而一个社会对规则的遵守程度，也标志着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将规则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效果，进而涵养公共意识，是融入现代文明的第一步。越出规则底线的行为，有可能造成对陌生人的伤害，而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受到伤害的“陌生人”。

早在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就曾指出，在中国，“一涉公字，其事立败”，如“公林无不斩伐，公路无不芜梗，公田无不侵占，公园无不毁坏”。有个人私念、无公共意识，这种“有私无公”的性格特征，在当今中国人身上仍有体现。

今天的中国，物质的丰裕已直追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生活曙光”也已经光芒万丈，但公民的“现代性”依然踯躅在艰难的转型路上。我们固然可以自我宽慰：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久，在陌生人社会中学会相处，还需要慢慢摸索，但对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而言，摒弃百年积弊，以公共之精神，涵养公共之文明、培育现代之公民，已经时不我待。就此而言，激发对规则破坏者的文明耻感，遵守通行的基本行为规则，是涵养公共意识的开端，也是迈向文明社会的起点。【更多免费素材，微信 lbgzkf1】

（2013年8月12日）

素质提升需要培育“公共性”

——涵养我们的公共意识之三

在一个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人与人依赖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

近日，南方很多省份进入“烧烤模式”。公共空间的一些另类纳凉，成为一道独特“风景”：图书馆里吃饭、地铁站中遛狗、商场电梯上打闹……这样的“众生相”，让人在高温天气中，更增几分焦躁。

只知有我而不知有他，只知有私而不知有公，这是19世纪末外国人对国人的观察。泱泱古国、文明之邦，行礼如仪却更多在家门内、熟人间，至于大街上，则泼脏水者有之，随地便溺者有之，当年古城南京甚至整个成了“大厕所”。惭愧的是，一百多年过去，公园绿地上仍有“随便”之人，地铁公交上还是“大嗓门”云集，而排队加塞、赤膊袒胸、争抢拥挤者，更不在少数。这些公共场合未曾改变的陋习，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文化在“公共性”上的缺失。

我们也曾有过自己的“公共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集体主义的情愫，曾让小我消融于大我。公共食堂、集体学习甚至单位活动，留下了很多关于“大集体”的深刻记忆。不过这样的“公共”，因为对个体的完全放逐，走向了一种难以持久的“道德真空”。30多年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个体意识，十亿支麦克风重构的众声喧哗的公共空间，让社会交往形态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物流、人流、信息流前所未有的奔涌交汇，格式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传统联系。每个人的言语行为的半径都大大拓展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每个人在公共空间的一言一行，都构成了影响他人福祉的宇宙粒子。在这个层面，诗人的名句同样适用：“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站立在这块联系空前紧密的大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培育一种契合现代文明的全新文化素养。这样的文化素养，核心要素是基于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个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人与人依赖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种文化素养，不仅仅是一些在公共场合的“注意事项”、出行出游的“文明守则”、与人往来的“交际法则”等浅层次的碎片化集成，而应是对“公共意识”深层次、系统性的理解。

公共意识无疑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但我们所强调的公共意识，并非期望每个人必须变得无私，也不是要求在行动上完全利他，而是意味着公民有责任既“发现”个人利益、也“发现”社群利益，最终认识到每个人对所在社群，都负有社会“契约性”的自治责任，都承担着文明“诠释者”的社会使命。如果说是公共规范意识、公共利益意识、公共环境意识、公共参与意识，构筑了现代公共意识的底座，那么“公共性”在每个人身上折射出的现代素养，则标注了一个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文明高度。

这让人想起征战美职篮9年、被赞为“一个伟大球员”的姚明。美职篮总裁大卫·斯特恩曾这样评价：“姚明是一个有礼貌、有良好教养的年轻人……在赛场上和社会活动中，他是中西两个文化之间的桥梁。”喜爱姚明，不仅是因为球技，更是从他身上，世界看到了一代中国青年所具有的文化气度。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在陌生的外国人眼里，你的文化气度有多优雅，他眼里的中华文化就有多厚重；你的行为陋习有多醒目，他眼里的中华文化就有多“粗俗”，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张中国的名片”。

有文化学者言，“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坚韧的细线，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不仅体现为一种公共生活理念，更体现为一种社会交往价值观，这样的文化素养，才会塑造令人敬重的现代公民。

（2013年8月14日）

公共空间“有话好好说”

——涵养我们的公共意识之四

在一个与陌生人频繁接触的社会，培养兼顾他人的公共空间意识，涵养自由与责任相平衡的表达伦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必须跨越的一道“现代化门槛”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段子，描述AAA与微博的不同：微博大多是“敌人”，AAA大多是朋友；微博大多表达矛盾，AAA大多表达和谐；微博大多伤心，AAA大多养心；微博是微苦的，AAA是微甜的……

这种说法是否客观有待考证，但它展示的一些细节，人们也许并不陌生。究其原因，恐怕很大程度在于，AAA上基本都是同事、朋友、同学等熟人间互动，而微博上大多是陌生人间的交流。相比于熟人社会的成熟礼仪，我们还缺乏与陌生人交往的一套规则，还不太习惯在公共空间“好好说话”。从艺人扬言“炸建委”，到干部爆粗“人渣”；从“林妙可事件”殃及未成年人，到“艾滋女事件”侵害他人名誉权，从各种“站队式”对骂，到各种“武力式”威胁，微博不断展示的话语暴力，无不揭示了这一点。

如此对比，并非贬低微博的平台意义。事实上，相较于AAA，微博更具有公共平台的特征。140个字“将平民和莎士比亚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微博让每一个“小我”都能发声、都被关注，也因此，一些公共表达的不足也更容易在微博上展现。当然话说回来，类似的情形又何止微博？君不见，在国外的地铁、餐厅里，中国游客的喧哗令当地人侧目而视，甚至让其他国家的游客避之不及；即便在国内，一些人在公共场所里的超大分贝，在陌生人面前的吐沫横飞，也并不鲜见。互联网将素不相识的彼此拉近，也将这种特点放到了最大。

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管是毫无意识，还是毫不在意；不管是擦肩而过，还是针锋相对，一些国人与陌生人交流中的无礼，在公共空间表达时的无忌，已经成为一块醒目的“文明伤疤”。尤其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交往方式的多元，在一个与陌生人频繁接触的社会，培养兼顾他人的公共空间意识，涵养自由与责任相平衡的表达伦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必须跨越的一道“现代化门槛”。

不同于私人领域的交流，可以随心所欲；也不同于锁在抽屉里面的日记本，可以率性而为。在公共空间，有表达就有责任，有自由就有担当，有言论就有边界。如果只想着自己的表达自由，却不考虑他人的合法权益，甚至社会的公序良俗，这样的表达怎能促成共识？如果一方面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喊着谁敢反对某个权威就打倒谁，这样的思维如何增进智识？如果一边高呼文明、法治，一边却藐视法律、动辄粗口，甚至以“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自我辩解，这样的态度岂会有人格魅力？

比自由更重要的，是宽容包容；比观点更重要的，是议事规则；比愤怒更有力的，是公共理性。与过去相比，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需要与陌生人打交道，也比任何时候有着更为广阔多元的公共表达平台。这样的平台，如果运用得好，就会成为珍贵的民主训练场；反之，如果只是被粗鄙表达占领，最后只能收获一地鸡毛。从这个角度看，强调公共空间的说话艺术，并不是限制表达权利，也不是泯灭说话个性，而是强调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担负一份责任，对损害他人权利、危害公共秩序存有一份敬畏。这种责任与敬畏，体现了尊重他人即尊重自己的公共意识，也彰显着“使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理性。

2500多年前，先贤孔子就曾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说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这肯定是重要一条。秉持这样的哲学去对待陌生人，在公共空间“有话好好说”，我们才能通过公共表达实现公共参与、达成社会共识，才能真正“不辜负这个时代”。

（2013年8月16日）

不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形式主义

——把握转作风的内在要求之一

集中解决“四风”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意识”，不从问题着手，其结果必然是做戏作秀不做事，甚至以新的形式主义代替旧的形式主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依然故我

“最期盼的是解决问题，最担心的是形式主义。”对此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许多人表达着这样的心声。提到形式主义，无论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还是追求表面热闹、花团锦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实际上不给群众解决问题，不去真正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对此，中央领导一针见血指出，“不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形式主义”。

著名导演谢晋执导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曾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电影中有一个镜头值得深思：一枚装着假火药的炮弹射出去，一发真炮弹马上打过来，几名战士立刻应声倒下，真可谓“形式主义害死人”。对于此次教育实践活动来说，同样要警惕形式主义的危害。如果活动搞了半天，“四风”问题纹丝不动、或者风过又回头，效果还不如不搞。不搞，大家还没有那么高的期待；搞了，最后流于形式，不仅问题没解决，还会降低党的方针政策的公信力，削弱党员干部说话办事的号召力。【更多免费素 材，微信lbgzkf1】

比如，一说联系群众，就带上记者，弄一袋大米、拎两瓶油，到贫困户家里，寒暄一番便扬长而去；一说精简会议，他来个雷厉风行，只顾数字漂亮，连该开的会也不开了；一说整改落实，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工作汇报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总之一句话，集中解决“四风”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意识”，不从问题着手，其结果必然是做戏作秀不做事，甚至以新的形式主义代替旧的形式主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依然故我。

就此而言，评判改作风的最高标准，就是看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有没有给群众带来实惠；衡量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唯一标尺，就是看真正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到什么程度；判断领导干部整改落实的根据依据，就是看能否从身边做起、从具体抓起，对于现实存在的“四风”问题，小有小改、大有大改、马上就改、改就改好。

事实上，我们身边并不缺这样的整改对象：仅从近期曝光的新闻来看，乡镇书记大办豪华婚宴，容纳千人的酒店座无虚席，收取天价礼金，镇政府全体放假半天，这是不是享乐主义？瓜农与城管冲突致死，舆情不断发酵升级，尽管事态逐渐平息，但是此前的暴力执法、强力维稳，是不是官僚主义？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耗资千万元建豪华办公楼，这是不是奢靡之风？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揭短亮丑的勇气、敢于交锋的精神、触及灵魂的态度，只是满足于表面做工作、口头负责任，改作风的承诺如何兑现？教育实践活动又如何取信于民？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四风”问题，就是要按照总书记要求，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真正取得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

不解决问题，就是最大的形式主义；不化解矛盾，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解决“四风”问题，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要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要以这样的精神去推动。

（2013年7月29日）

转变职能，才能转变作风

——把握转作风的内在要求之二

良好的政府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只有彻底改变“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形象，扭转职能部门“缺位错位、越位虚位”的问题，尽可能满足公众需求、提升服务质量，才能从制度化、规范化的权力运行中，打掉横亘在干群间的那道无形墙

公章旅行、批文难求、跑“部”前进，在不少人心目中，与履行特定职能的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是件让人头疼而纠结的事情。曾经有遭遇“办事难”的群众总结，“机关人员一般上午多见，下午难见；下雨下雪天更难见；周一和周五的下午又往往开会不办公。来办事，先要选对时间。”而地方干部到部委疏通关系、请求“照顾”，一度也是导致北京节假日前交通拥堵的原因之一。可以说，让政府管得更少，服务得更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正因此，李克强总理强调“政府转变职能也是转变作风的重要方面”。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整治“四风”、转变作风的制度抓手。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要面临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应对纷繁复杂的治理挑战，回应与日俱增的多元诉求，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群众的口碑和夸奖从哪里来？转作风的根本出发点，是要回答好这样一道必答题：我是谁，为了谁？

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宗旨所向，也是执政为民的出发点落脚点；为人民服务，是新时代的作风所指，也是现代政府的职能所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办事机关的衙门作派依旧存在，遇事推诿、态度恶劣，让老百姓跑断了腿、说破了嘴、伤透了心的事情，屡屡发生。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还有政协委员“吐槽”行政审批：有企业投资一个项目经100个审批环节，盖108个章，全程需799个工作日；有群众办理准生证，需经过10多个单位盖章，耗时两个月。如此作为，怎不让群众深恶痛绝？更何况，环节重重、效率低下的背后，往往潜伏着权力的寻租，伤害了群众利益，败坏了党风政风。

其实，群众眼中的“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求并不苛刻。审批环节少一点，便民措施多一点，办事效率高一点，就可以让老百姓跑的冤枉路少一点，牢骚怨气小一点，满意指数高一点。从这个意义看，让政府部门“瘦身”、“健身”，让管理职能归位、确位，不仅可以大大压缩行政成本，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更能切实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否则，工作人员再笑容可掬，制度规定难以便民为民，老百姓照旧不满意；狠话重话承诺再多，“九龙难治一水”，“十几个部门也管不好一头猪”，“群众利益至上”的承诺依旧难以兑现。

深层次看，作风问题与权力失控、失范、失律有关，与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相连。比如大吃大喝，花的既是公款，还可能在推杯换盏中搞寻租；再如遇事“踢皮球”，暴露的不仅是责任心问题，也反映了职责不明的尴尬。把握好转作风的深刻内涵，不仅是简单的转思想、转行为，而要在更大范围对权力运行进行规范，对行政职能进行优化。

从根本上说，转变政府职能，才能转变干部作风；能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才是最好的工作作风。最大程度地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办事环节，才能真正提升行政效率、减轻群众负担；与时俱进地加强制度创新，改革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僵化机制、陈旧做法，才能尽可能满足公众需求、提升服务质量。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央领导一再强调，要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效“体现到推动发展和改善民生上来”，“保证作风建设常态长效”；也是为什么，新一届中央政府要把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环节作为“开门首件大事”来抓。

良好的政府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只有彻底改变“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形象，扭转职能部门“缺位错位、越位虚位”的问题，让公众看到权力被关进铁笼子、放进玻璃房，才能从制度化、规范化的权力运行中，打掉横亘在干群间的那道无形墙。

（2013年7月31日）

作风建设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把握转作风的内在要求之三

“四风”问题的存在，也是当前推进发展中需要解决好的改革难点、社会焦点、群众痛点。以解决“四风”为切入点，正可以撬动深水区改革不断全面推进

有人曾对官场弊病开出一剂药方——“体制改革四钱、约权监督三钱、选拔任用二钱、考核评价一钱”，药引子为“群众观念”，认为长期煎服，对官场顽疾有药到病除之疗效。且不论这一药方是否科学合理，却也道出一个真谛：无论是治腐败重症还是治作风未病，改革举措和群众路线，缺一不可。

正如总书记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特别强调的，改进工作作风、推进党内相关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所谓“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是要求在现实中查摆问题、在思想上自我净化，进而挖出“病灶”，通过权力的规范运行、机制的调整优化、制度的创新完善，堵住作风建设的漏洞。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改进作风为目标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确可谓“一场深刻的变革”。

当然，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并不意味着简单重述传统，也不光是治治散奢风气、拢拢干群人心。改作风，本质上说，涉及的是体制机制的变革，关乎的是权力运行、利益调整。中央“八项规定”公布以来，狠刹了许多歪风弊政，群众拍手叫好，不过，高档餐厅里的公款吃喝风少了许多，但茅台酒装进矿泉水瓶之类的现象还在暗度陈仓；拦住了账面上看得见的公费旅游，但以考察、开会为幌子挤占挪用预算资金的暗箱操作还在暗流涌动；下基层活动不再是“镜头上忙里忙外”，可一些干部蜻蜓点水、敷衍塞责的“悬浮”毛病依然存在；机关文件和会议被压缩，活动轰轰烈烈、问题熟视无睹的形式主义却还没压制……这些问题说明，没有一番制度上的改易革新，改作风就永远只是雨过地皮湿，学习教育就会变成走走形式，严抓狠刹就会难挡故态复萌。

风似无形，其实有根可寻。事实上，“四风”问题的存在，也是当前推进发展中需要解决好的改革难点、社会焦点、群众痛点。正如有群众总结，形式主义逃避的是服务责任，官僚主义忽视的是群众利益，享乐主义固守的是特权意识，奢靡之风滋养的是腐败空间。以解决“四风”为切入点，正可以撬动深水区改革不断全面推进。这也是新形势下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深意所在。

比如，要扫除“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的形式主义，势必强化监督问责机制、考核机制。要破除官气十足、唯我独尊的官僚主义，势必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理念。要治理好觥筹交错、纸醉金迷的享乐主义，势必要完善干部考核任免制度、推进财务制度改革；要狠刹胡吃海喝、礼尚往来的奢靡之风，必须推动财税改革。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不正之风。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当此改革航船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发展正遭遇许多深层次矛盾挑战，深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万里江山千钧担，守业更比创业难。重拾党的传家宝，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将各项改革推向纵深，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2013年8月2日）

层层落实责任　层层传导压力

——把握转作风的内在要求之四

形成责任具体、环环相扣的“责任链”，以“不落实之事”倒查“不落实之人”，转作风才能逐步向纵深推进；对那些敷衍了事、浮光掠影的做法提出严肃批评、督促整改，各级干部转作风就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压力

百年前，一位知名作家为“差不多先生”立传，讽刺那些做事不认真、笃信“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的人。今天体现在转作风上，“差不多先生”就是那种认为教育实践活动随便搞一搞就行、不良风气多少改一点就好的人。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差不多先生”并不鲜见；深入改进作风，“差不多”的想法并非少数。

应当看到，无论是听取意见，还是查摆问题，都面临“人情困境”。在“差不多先生”看来，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上下级关系、朋友同事，彼此碍面子、顾人情，因而对真问题不愿触碰，提意见避重就轻，说建议隔靴搔痒。在他们看来，真的“当面锣对面鼓”，搞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大家就会伤了和气，影响班子团结；真给领导提意见、提真意见，既可能让人下不来台，又担心日后被“穿小鞋”，因而不可过于“较真”“用劲”，差不多就行。这种“差不多思维”，极易让转作风流于形式、走过场，使得教育实践活动浮在表面、不能深入下去。

“四风”之症，其来也久，其疾也深。转作风的实质，就是要破除那些积弊顽疾。然而，上级光打雷不下雨，下级也便不推不动。上级装模作样不下实功，下级也便虚与委蛇虚应一番。“正人先正己”，如果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却做不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却在做，这样的要求就没有号召力。但坚持领导带头，最终是要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产生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良好效果，这是转作风的内在要求。从方法论上看，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是抓落实的最好方法。从管理学角度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是破除“科层制”弊端的最有效手段。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能不能扎实深入，一个重要方面就看我们能不能形成上级带下级、主要领导带班子成员、领导干部带一般干部的好态势。

2007年发生在云南腾冲致29人遇难的“7·19”泥石流灾害中，面对灾害前的种种征兆，预警机制却完全失灵。原因在于，当地政府发布的预警主要是各种“文件、会议记录、领导讲话、领导批示、监督检查记录等”，此前数月这样的“纸上预警”竟多达120余项。这种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空对空”预警，根本无法产生实际效力。如果主要领导干部一竿子插到底，一级一级把责任落实到人，一层一层把压力传导到最底层，又怎么会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的悲剧？

层层落实不等于层层安排，那种“安排下去了事，效果无人问津”的做派，那种一批了之、一讲了之、一开会了之、一发文了之的做法，同样是官僚主义表现。明确各个环节和要求，细化目标任务，形成责任具体、环环相扣的“责任链”，以“不落实之事”倒查“不落实之人”，转作风才能逐步向纵深推进。多找左右同事和基层干部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在无形中就起到传导压力的作用。对那些敷衍了事、浮光掠影的做法提出严肃批评、督促整改，各级干部转作风就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压力。

现在，从带头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到深入最基层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中央领导同志转作风立改立行，在全党全军全国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警醒起来、投入进去，以“朝受命、夕饮冰”的使命感，以“昼无为、夜难寐”的紧迫感，使自己精神上来一次深刻洗礼，在作风上有一个新的转变，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上有一个新的突破。

（2013年8月5日）

攻坚战的决心　持久战的准备

——把握转作风的内在要求之五

攻坚战，意味着要“啃硬骨头”。什么问题紧迫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持久战，意味着作风建设要“造铁笼子”，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和持续管用的机制，教育实践活动才能有实效、起长效

改进作风会不会成为“一阵风”？联系群众会不会成为“空对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展开，“春风一拂千山绿”。不过，在治顽疾、起长效上，也还有不少人存在这样的顾虑。正因此，中央领导提出，这一活动要有“攻坚战的决心、持久战的准备”。

顾虑并非没有来由。酒楼宴请转为食堂接待，茅台佳酿装进矿泉水瓶，“八项规定”曾遭遇“抵制”；开会发文轰轰烈烈，整顿过后死灰复燃，转变作风也有难改积习。没有打攻坚战的决心，解决不了群众反映最突出、最强烈的问题，活动成效何在？没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坏风气“吹走又来”、旧毛病“断不了根”，怎么能取信于民？

当前，在发现与查摆“四风”问题时，少数地方存在这样的情况。第一种是避重就轻。把联系群众理解成“摇下车窗挥挥手，送米送面拉拉手”，不敢也不愿发现和解决深层次问题。第二种是先紧后松。抓一抓动一动、推一推挪一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出了问题紧一下，形势好了松一下，高接低挡，逐一化解。结果，活动成了运动、整风成了刮风，消解了教育实践的成效，也让群众冷了眼、寒了心。

种种“作为”或“不作为”，凸显作风建设面临的周期困境与现实挑战，也决定了教育实践活动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

攻坚战，意味着要“啃硬骨头”。“四风”并非新事物，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但为何久治不愈？原因恐怕就在于，治理手段往往浮于表面，对深层次矛盾敬而远之。什么问题紧迫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教育实践活动才能有实效。

持久战，则意味着作风建设要“造铁笼子”。正如总书记同志所说，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有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和持续管用的机制，教育实践活动才能有长效。

比如，反对形式主义，既要清理文山会海、达标评比和节庆活动，也要调整催生“虚功”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反对官僚主义，既要整治推诿扯皮、效率低下、脸色难看的“机关病”，也要加快推进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反对享乐主义，既要抓出沉湎花天酒地、纵情声色犬马的反面典型，也要有具体的标准、严格的执行；反对奢靡之风，既要严管铺张浪费、公款吃喝，也要加大“三公”支出的透明度。

尽管这些“既……也……”都并非朝夕之功，但惟其如此，才更需要有破冰勇气，有改革决心。既打好攻坚战、也打好持久战，那些因为维权无门而“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事件才会是极端个案，公义才能更加彰显；那些动辄过10亿的高额行政经费才会走入“下行区间”，资源才能合理配置；那些爆粗、踩头甚至致命的恶性管理、暴力执法才会告别历史，社会才能稳定和谐。从这个角度看，作风问题关系到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当是贯穿于发展全局的攻坚战、持久战。

过去，部级领导吃碗乌鱼蛋汤就会被批评“搞特权”，而今天的特权更增加了“特权车”、“特权房”、“特权牟利”等全新注脚。在新形势下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面临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时代语境和现实挑战。责重如山，以攻坚战的决心、持久战的准备走好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方能久久为功，取得真正实效。

（2013年8月6日）

调研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让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发挥现代功用，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搞论证、做决策、体民情、察民意的得力手段，必须和转作风结合起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总书记同志近日在湖北调研时指出，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是我们开展一切工作的思想指针。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当年，毛泽东回到湖南调查32天，实地考察湘潭、湘乡等5县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回应了对农民运动的诋毁和责难。在调研过程中，周恩来完全把自己融于群众之中。在工厂、农村、工地上，他常常同工人一起排队买饭，与农民同吃一锅饭，和民工一起席地而坐，一口白水一口干粮。正是凭着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的真功夫，正是善于把握客观情况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经验，我们党才得以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走出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之路。

长期执政之后，党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印把子握在我们手里，久而久之，一些领导干部容易产生错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仿佛决策权是与生俱来的，与群众需求、客观实际无干，既无需见微知著、通盘考虑，也无需听群众意见、与百姓商量。于是乎，决策时拍脑袋、表态时拍胸脯、出了事拍屁股，“三拍”干部不接地气的异想天开，催生了贫困县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的“领导工程”，酿成了“西部汽车工业旗舰”3年仅造4辆车的难咽苦果。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也是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汽车时代、信息社会，信息渠道的方便快捷，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也由此造就了一批“悬浮干部”。他们有的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基层调研只是走形式做样子；有的为调研而调研，在对象选择上就近避远、就富避穷、就优避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形式主义的风气一级传染一级，让一些调研变成了上下配合的“约研”，事先打好招呼、约好时间，甚至做好彩排，调研跟着脚本走；座谈会变成了“座读会”，与会者按流程读一遍事先备好的讲稿就算完事。这样的调研，又怎么会有实际意义？

让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发挥现代功用，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搞论证、做决策、体民情、察民意的得力手段，必须和转作风结合起来。不但要有正确的态度，也要有正确的方式方法。

干部与基层群众打交道，就像地里的麦穗，身子越低，分量就越重。扎实的调研态度要求各级干部踏踏实实沉下去，进得了群众的屋，吃得了百姓的饭；能上百姓的炕头聊天，也能下农民的地头问苦。群众感受不到官架子，才能打开话匣子，反映真实的情况。

“大跃进”时，彭德怀住进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与群众连夜谈心。当有干部谈到粮食亩产过千斤时，他立即同大家来到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兜禾茬，数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秆、每个穗上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每亩地的产量。有了这种深度“潜水”的态度和方法，自然会听到心声、了解到实情。

今天，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总书记强调，要下大功夫总结和运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下大功夫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下大功夫了解党内外对改革开放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这一切，都离不开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过去领导干部搞蹲点做调研，常常一蹲就是几个月。今天我们获取信息的效率提高了，但真正琢磨透一个问题的努力还不够，下深功夫、真功夫的还不多。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实践的需要。改革攻坚，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领导干部们都真正“动”起来、“深”下去，交一批基层朋友，搞一批专题调研，何愁谋事求不到妙法，何愁成事取不到真经？

（2013年7月26日）

增速不是发展的全部

——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热点之一

拿出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勇气，坚定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魄力，冷静坚持正确主张，决不能再绕回“唯GDP马首是瞻”的老路上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国家在揣测和议论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

翘首以待之中，上半年经济数据7月15日正式出炉，让许多悬着的心放了下来。4-6月7.5%的经济增速，给不少担心经济急刹车的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然而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仍然令不少人心存忐忑。如何看待各项指标的起落调整？如何领会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辩证用意？如何贯彻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的调控指引？破解中国经济的复杂命题，需要具体而微的专业剖析，更离不开格局宏大的战略思考。

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乃是主要指标仍处于年度预期的合理区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6%，符合政府工作报告7.5%左右的目标；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也控制在年初预判的3.5%以内。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市场销售平稳，夏粮再获丰收，在不同维度上表征着中国经济的总体平稳、中国航船的从容行进。

相比之前动辄两位数的增速，今天7.6%的增速，是否有些偏慢？从横向看，“后危机时代”的西方各国尚未完全走出阴霾，中国依旧处于增长速度的第一梯队。从纵向看，只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过“上限”，今年的年度计划和20XX年远景目标必定无虞，唱衰发展的杂音不足为惧，各种忧急的情绪终将脱敏。

单一增速的适度回落，换来的是发展方式的进一步转变、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上半年，三次产业增速比例调整奔向预期目标。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仅增5.14%，单位产值能耗继续下降，节能减排取得明显成效。取消和下放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简政放权彰显断腕决心……倡导内生增长、追求绿色发展的“潜绩”表明，增速绝不是发展的全部目标，也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今天再谈增长，更多应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速度与效益的平衡。

告别增长速度的一枝独秀，迎来均衡发展的百花争妍，是党中央、国务院主动调控的结果。当今中国，正处于必须依靠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特定阶段。一方面，经济增速是民生幸福的物质基础，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另一方面，应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唯有将工作重心转向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坚定不移地转方式、调结构，才能为发展增添后劲。

毋庸讳言，在全球经济复苏艰难的大环境下，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在增多。部分企业利润下降，中小企业贷款难度增加，居民收入增速同比下降，食品价格上涨较快而农民生产经营所得却下滑不少……这一切都显示出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宏观调控的难度。中央明确提出“标本兼治、短长相宜”的调控思路，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为实现“稳中提质”指明了方向。

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需要进一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战略部署上来，正确看待房地产调控加强、“两高”行业关停并转等举措对短期增长带来的“阵痛”；需要不打折扣地施用中央开出的“复方药”，既利当前又利长远，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稳增长调结构注入动力、释放红利；需要叫停一些相互攀比甚至层层加码的“锦标赛”，拿出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勇气，坚定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魄力，冷静坚持正确主张，决不能再绕回“唯GDP马首是瞻”的老路上。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单纯的GDP的增加，而是五位一体的和谐兴盛；不是贫富分化的财富累积，而是中低收入群众的幸福倍增；不是个别地区的单兵突进，而是全国一盘棋的协同作战。越是“较劲”之时，越需要“上下对称”、稳中有为，打好发展方式转变这场硬仗。

（2013年7月17日）

渐进改革需要“过程哲学”

——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热点之二

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再高的期待、再好的想法，也只能一步一步慢慢靠近，这是中国改革的“过程哲学”

养老体系改革方案有望年内出台、多地推“居住证”破冰户籍制度……心系民生、直面民瘼，近期的一些改革举措，激起公众热望。

改革，非改不可、不革不行，这已成为中国上上下下的基本共识。改革是发展的总开关，是解决一切民生难题的总钥匙。如果没有持之以恒地攻坚克难，就没有医保全覆盖、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除；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闯关，也不会有亿万群众“民生黄金时代”的深切感受。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把握好改革这关键一招。

不过，想一夜解决老问题、一天跨入新阶段，也不可能。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循着由易而难、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全局的顺序展开。民生的期待也经历着从温饱而小康、从物质而精神、从富裕而公正的“螺旋式上升”。渐进式改革不是“休克疗法”，需要更多时间和更多耐心来解决问题、谋求发展。

的确，改革发展没有速成班。追求速成，最终还得补课。城市路宽了、楼高了，地面功夫做足了，一场豪雨，还是会把欠账冲上路面。想要一步到位、一蹴而就，建起的只会是空中楼阁。不管是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还是养老保险的高水平全覆盖，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蓄力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再高的期待、再好的想法，也只能一步一步慢慢靠近，这是中国改革的“过程哲学”。

更何况，我们的基本国情、基本矛盾也决定了，很多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那么轻易的事。当前中国，规模之巨大，任何投入都像是“太平洋里打鸡蛋”；利益之复杂，所有事情莫不是“拨动一堆算盘珠”。更何况，我们还要面对长期的历史积弊、复杂的利益纠葛。比如养老保险，不仅要还历史欠账，还要应对老龄化社会，更需在公务员、企业职工和农民等不同群体之间掌握平衡。要想马上进入老有所养的社会，几乎没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需要一步一步走，公众的期待也需要与现实对接。

但是，需要“时间窗口”，并不意味着可以坐着等果子掉下来。不管是异地就医问题的解决，还是食品安全信心的重建，都需要在探索中不断前行。没有从提高标准到加强监管、从一个部门努力到各个部门合力的过程，也就不会有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食品安全监管的“无缝对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正是在跬步的迈进中，瓶颈才能被突破，难关才能被攻克，问题才能获得最终的解决。

也正因为需要“时间窗口”，改革才更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精确的末端治理。越是艰难的改革，越需要掌握好节奏、把握好节点。异地高考，需要有户籍改革、教育管理的全局关照，也需要有不断试点推进、逐步解决；医疗改革，从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到破除以药养医困局，从公立医院改革到社区医院建设，规划好了、步骤清晰，才能真正“病有所医”。

“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今天变一点，明天再变一点，持续地进步，中国就有希望。每一代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把改革比成渡河，投身这项伟大事业的每一个创新者，都应有永不停滞的坚持，也应有脚踏实地的定力，才能成为一块块坚固的础石，搭起通向彼岸的桥。

（2013年7月18日）

民生改善离不开个人奋斗

——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热点之三

民生改善，政府自当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而对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懈奋斗才是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

随着经济增速趋稳、财政增收减缓，政府部门过紧日子的声音一天高过一天。

政府过紧日子，为的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综观今年上半年的财政预算项目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的增速，分别比财政收入增速高出7.9和14.8个百分点，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节能环保支出增速也高出6.6个百分点，民生投入的力度不减。

回首过去5年，中央公共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累计16.89万亿元，年均增长21.1%，占中央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稳定在2/3以上。仅以社会保障为例，我们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社保体系，保障范围辐射到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各个阶段，基本实现了对各类人群的全覆盖。尽管与发达国家的保障水平仍然存在差距，但是民生改善的点滴进步，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社会保障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某种“自我生成”的特性：对政府而言，社会福利往往是只增不减的公共品；对公众来说，不断增长的福利水平常常会激发更高的福利预期、更多的依赖心理。大病保障扩容到20种疾病，为多数人减轻了不少医疗负担，有人却希望一下子覆盖所有大病种类；一年基本建成保障性住房470万套，让众多买不起房的城市居民住有所居，有人却盼着一夜之间解决所有人的住房；异地高考在多地破冰，为打工者子弟畅通了高考渠道，有人却幻想着所有城市一瞬间全部放开……在我们身边，这种“一口吃成胖子”的想法并不罕见。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民生福利水平。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不促进民生改善诚不可取，但是政府提供超越发展阶段的“高福利”也不现实。在经济增速下滑、财政收入趋紧的背景下，政府再怎么过紧日子，也难以满足所有旺盛增长的需求，“守住底线，突出重点”才是改善民生的务实之举；稳步推进、点滴改良，不强求全面开花、面面俱到，应该成为社会共识。

比如说医疗问题。从新农合基本实现全覆盖，到大病保障扩容，从提高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到试点推进“医药分开”，一步一个台阶的渐进改革让多数人分享到医改红利。然而，改革的速度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阶段却无法超越，社会转型的过程也不能压缩。且不论城市居民，单是涌入城市的2.6亿农民工，要想短期内彻底解决医疗问题，财政收入再高也会捉襟见肘。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共同分担，才是现阶段的解决之道。

社会保障一旦超越经济发展，就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而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社会保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民生改善很可能异化为“福利泡沫”。高福利推波助澜的欧债危机，便是前车之鉴。发展水平如此之高的欧洲国家尚且如此，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对于超越发展阶段的过高预期、脱离发展实际的夸张口号，自然更要保持警惕。

事实上，人世间很多美好梦想，更多地要靠个人奋斗才能实现；生命里的辉煌，也只有通过每个人的不懈奋斗才能铸就。很多时候，社会保障的重点只是满足基本需求，它的主要功能，是为我们奋力一跃提供一个支撑。

“财富新机会”、“中国新未来”，刚刚落幕不久的全球财富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商界人士认为，中国正日益成为孕育机会的全球梦工厂。在这里，只要愿意努力奋斗，时代就会给你施展才华的舞台、获得成功的机会。在这里，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就都能创造出来。

那些超越发展阶段的过高预期，虽然看上去很美，在现实中却无处安放。民生改善，政府自当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而对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懈奋斗才是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

（2013年7月22日）

锻造我们时代的“好干部”

——新的历史特点下“好干部”思考之一【更多 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在今天这个时代，怎样才算“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好，是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普遍关注的“干部三问”

《三国演义》中，世外高人水镜先生对刘备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后有刘备三顾茅庐，终成西蜀大业。自古而今，《墨子》提出“尚贤者，政之本”，《贞观政要》论及“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资治通鉴》明言“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讲的都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人才乃治世为政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总书记最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进行这一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进而强调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人才对于党和人民事业具有决定性作用，鲜明提出锻造我们时代的“好干部”这一重大课题。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时代任务，无数优秀干部踏着历史前进的节拍，自觉肩负起使命责任，彰显鲜明时代特点，成为独特精神符号，团结并激励着亿万群众奋勇向前。

在艰苦卓绝的烽火岁月，“好干部”就是“特殊材料”“钢铁战士”。以江姐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儿女，高擎信仰的火炬，敢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坦然面对敌人的严刑与屠刀，勇于冲锋在枪林弹雨的最前面，在“为有牺牲多壮志”的信念中英勇就义，在舍身炸碉堡、堵枪眼中壮烈牺牲。正是有这样一批“好干部”身先士卒，我们党凝聚了亿万人民，用28年时间彻底改变了1840年以来的中华民族命运。革命战争年代，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

在百废待兴的建设年代，“好干部”就是“老黄牛”“螺丝钉”。以焦裕禄等为代表的一批干部楷模，秉持共产党人的必胜信念，以吃苦耐劳为乐，以清贫奉献为甘，“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带领人民战盐碱、斗风沙，胼手胝足、开天辟地，“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有这样一批“好干部”模范带头，新中国的大厦才构筑了坚实的地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好干部。

在风雷激荡的改革开放初期，“好干部”就是“闯将”“蒲公英”。以孔繁森等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先锋，凭着“那么一股子劲和气”，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只争朝夕”精神，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生根，在思想解放的洪流中扬帆。正是有这样一批“好干部”开拓进取，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初期，拥护十一届三中X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知识、懂专业、锐意改革的干部，就是好干部。

从江姐，到焦裕禄，再到孔繁森，尽管不同时代的优秀干部各有特点，但信仰坚定、为民奉献是始终不变的价值底色。从“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具有革命斗争的精神”，到“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再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尽管各个历史时期党对干部要求不同，但德才兼备是始终贯穿的价值主线。

今天的中国，已渐渐远离贫困落后，正急速穿越“历史三峡”，驶向一片更加开阔的海域。马拉松后半程才是最难的。我们离梦想的目标前所未有的切近，但不进则退的危险、功亏一篑的忧惧，也在此时集于一身；我们赢得了数十年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但处心积虑的遏制、千方百计的打压，从未离我们远去。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段，困难、风险和挑战相互叠加。没有适应“新的历史特点”的“好干部”，如何让中国道路走得坚定、让中国航船破浪前行？

理理我们身边的各种难题，翻翻每天的社会热点，就会发现，领导干部不仅是新闻的关注点，也是发展的关键词。作为事业的推进器，时代的风向标，在今天这个时代，怎样才算“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好，可以称为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普遍关注的“干部三问”。回答好这三个问题，锻造更多符合“新的历史特点”的好干部，让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让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脱颖而出、层出不穷，才能不断坚定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洪流中，咬定青山不放松。

（2013年7月8日）

怎样才是“好干部”

——新的历史特点下“好干部”思考之二

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只有信念坚定、敢于担当的好干部越来越多，我们才会离梦想越来越近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盛唐贞观之治，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王珪激浊扬清、嫉恶好善，魏征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可以说，有非常之人，然后能成非常之事。铸就丰功伟绩，离不开人才辈出；开创太平盛世，有赖于群贤毕至。

重视人才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好干部”始终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什么样的干部才是“好干部”？

总书记用20个字描摹出好干部的“时代肖像”：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对照这20字要求，当前，我们的干部队伍在两个方面问题比较突出、亟须引起关注：一是信念，二是担当。

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理想信念是人的志向。志存高远的人，再遥远的地方也能到达，再坚固的障碍也能突破，再迷人的诱惑也能抵制，再艰难的挑战也能应对。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无数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利益做出英勇的牺牲，支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

今天，理想信念坚定，依然是好干部的第一位标准。是不是好干部，首先要看这一条。如果信念不坚定，政治不合格，经不起风浪，扛不住考验，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需要的好干部。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精神上“缺钙”，看起来再美，也会得“软骨病”。用理想信念铸就金刚不坏之身，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矛盾凸显期、改革深水区，多元思想相互激荡，挑战着主流的价值观念；物质诱惑席卷而来，冲击着干部的自律防线。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冲击之下，我们党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一些人失去了信仰、丢掉了理想。有的对共产主义理想心存怀疑，认为是水月镜花，可望不可即；有的不问苍生问鬼神、不信马列信上帝，热衷于烧香拜佛、沉迷于堪舆风水；有的政治立场不明，碰到重大问题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存心投机；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活；有的唯利是图、利令智昏，抱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不良动机，以权谋私……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仰迷失的尽头，是原则缺乏、价值虚无，甚至底线崩塌。正因为此，总书记一再强调：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没有远大理想，不可能成为“好干部”；离开责任担当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时代需要的“好干部”。有多大担当就能干多大事业。社会转型期，机遇稍纵即逝，解决问题的窗口时间越来越短；挑战越积越多，问题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执政党的“好干部”理应敢于担当、勇于负责，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才能在机遇初现时推动改革，在问题露头处化解矛盾，为改革发展赢得战略空间，把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熔铸到执政兴国的实践中。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干部中好人主义盛行，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想负责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怕得罪人、丢选票，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满足于做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有的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问题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有的为人圆滑世故，处事精明透顶，干事拈轻怕重，遇事明哲保身，有功劳抢得快，出问题推得急；有的庸懒散软，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这种不敢担当、不愿担当、不会担当的“圆滑官”、“老好人”、“墙头草”多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还怎么向前推进？发展的关键期，又如何攻坚克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敢于担当，是今天我们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衡量“好干部”的重要标准。

“一心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给他让路。”方此之时，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向梦想进发，既有春和景明的机遇，也有暗流汹涌的挑战。只有信念坚定、敢于担当的好干部越来越多，我们才会有轻舟必过万重山的坚强自信，才会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动力源泉，才会离那个激动人心的梦想越来越近。【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2013年7月9日）

怎样成长为“好干部”

——新的历史特点下“好干部”思考之三

越是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越要放到艰苦环境中、放在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线接受实践锻炼，困难的时候拉一把，得意的时候提个醒，让他们走得更稳，飞得更高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很多人评价带着群众谋发展、奔小康的领头人是“群众离不开的好干部”。能让群众感到离不开，是一个党员干部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群众对党的干部的最大褒奖，也是干部成长的最终目标。

英雄起于阡陌，壮士拔于行伍。不论是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岁月，还是筚路蓝缕的创业建设时期，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而是披沙拣金，一步步成长成熟起来的。这个过程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和党组织的培养，需要经过长期实践的打磨，更需要经过人民群众的检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为一个群众离不开的好干部，面临诸多挑战。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很多干部坚守党性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在工作中遭遇了“浮躁症”，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有些干部“两年不提拔，心中有想法，三年不挪动，到处去活动”。尤其是，随着工作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增大，有些干部认为干的越多，错的越多，秉持“守摊子”心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背后是“官念”不正，权力观、价值观出了问题。

德之不厚，行将不远。克服干部成长道路上的不良心态，需要时刻铭记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要成长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时刻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要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精神，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炫于五色之惑”。从焦裕禄、孔繁森，到郑培民、牛玉儒，再到杨善洲、沈浩，我们党在不同时期的优秀干部，无不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为官，最终才让群众“信得过、忘不了”。

立身以立学为先。身处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不加强学习，不能突破自身的能力局限和知识局限，很快就会被甩在时代后面。现实中，很多干部在面临复杂情况时有想法没办法，面对新生事物时有胆识没知识，筹划未来发展时有理想没理论，最终导致工作局面处处捉襟见肘，有冲劲没韧劲，有苦劳没功劳。还有的干部暮年未到，暮气先至，年纪轻轻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是害怕创新惹出麻烦，就是担心失误承担责任。改变这种局面，不但要学习书本知识，也要转变思维方式，形成创新能力。只有刻苦学习知识，深入调查研究，善于集中民智，工作才能不惧风险，发展才能迎难而上，事业才能日新月异。

越是基层和艰苦地方，越是干部成长的沃土。一些干部在成长过程中患上“坐等伯乐”心态，自认能力强、才华高，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没有伯乐发现自己。殊不知，群众才是干部成长的伯乐，基层才是展示才华的舞台。北京市曾经对254名年轻局级干部的成长过程进行深入研究，结论表明，扎根人民群众、打牢实践基础，是年轻干部成长的根本途径。254名年轻干部中，241人具有较为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平均基层工作时间为14.1年。正是在与群众的长时间接触中，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提升了群众工作能力、处理实际问题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

好干部还要靠组织培养。作为干部成长的“娘家人”，组织部门要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干部成长的赛场，正是在火热的实践中。越是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越要放到艰苦环境中、放在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线接受实践锻炼，让他们在成长的台阶上，一步一个脚印，拾级而上，困难的时候拉一把，得意的时候提个醒，让他们走得更稳，飞得更高。同时，要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旧观念，树立开放的、个性化的人才培养观念，为干部营造更好的成长氛围。

一名好干部的成长，离不开从身边人到全社会的帮助和鼓励。沈浩的母亲临别时叮咛他“听党的话，完成好组织交办的事”，10岁的女儿给他寄语：“爸爸我爱你，别做贪官”……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好干部的养成也是一样。全社会对他们多一分理解，少一分猜忌；多一分关心，少一分责难，他们就会多一些干劲，多一点温暖，为群众多尽一份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多发一点光。

（2013年7月10日）

怎样把“好干部”用好

——新的历史特点下“好干部”思考之四

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就会出现任人不当、用人失误。人才放错了位置，也可能变成庸才。位子不“合身”，小则屈才，大则误事

刘邦用韩信，“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终得天下。赵孝成王用赵括，错用一人，败绩连连。历朝历代，能否选贤任能、知人善任是决定兴亡的关键一环。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更是我们党治党兴国的经验昭示。从毛泽东倡导“五湖四海”、“干部决定一切”，到邓小平改革人事制度，强调选拔干部“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再到今天总书记提出“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始终都被我们党视为关乎千秋基业的核心问题。

“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会蔚然成风；用一小人，则小人群聚，投机取巧以致乌烟瘴气。把好干部用好，不仅关系到工作和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关系到干部队伍的人心聚散。把好干部用到“刀刃”上，使人尽其才、各展其志，好干部才会层出不穷、济济一堂。

必须看到，有的地方和部门，正确用人导向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一些德才平平、钻营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却没有进步机会，干部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在选人用人上，有的唯GDP是从，将发展等同GDP增长，无视“政绩泡沫”。有的唯票数是取，简单地将公选票数等同民意认可，忽视实际业绩。有的讲“背景”，招聘考试任人唯亲，提拔重用只看关系。有的论“资历”，搞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这样的风气如成一时之盛，非但出不了好干部，更会散了党心、失了民心。

古人云“为治以知人为先”，又言“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把“好干部”用好，关键在知人善任。

所谓“知人”，就是要求组织部门摸清干部的“底子”，全面深入，历史辩证。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就会出现任人不当、用人失误。春秋时，郑国子产善于识人，“择能而使之”，反对官员去做不胜任的工作，将之比作“操刀伤锦”，必成大害。于今而言，识人依然大有学问，必须深入观察：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看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能力水平。

所谓“善任”，就是要给干部合适的“位子”，用当其时，用其所长。“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人才放错了位置，也可能变成庸才。位子不“合身”，小则屈才，大则误事。现实中，好干部不一而同，有的擅长具体业务，有的善于通观全局，这就需要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特别是，应当善待那些“有棱角”的干部，他们虽有些个性，但更富原则性；应当保护那些“狮子型”的干部，他们虽易得罪人，却更富创新力。“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那些有本事、勇担当的干部，为他们说公道话，给他们大舞台，是组织部门的重要责任。

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干部在任期内把GDP增速提高0.3%，升职概率将高出8%；如果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方面，升职几率将是负值。结论未必准确，但这种倾向值得注意。当这样的倾向愈演愈烈时，就会出现一味追求GDP的不良风气。当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担保、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留下烂摊子、照样能升官时，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负效应。一千多年前，韩愈慨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最好的伯乐，是科学的干部选用考核制度。只有让这些制度，既看“高楼”又看“地基”，既看“显绩”又看“潜绩”，看经济总量也看民生改善，看经济发展也看社会和谐，看干部评议更看群众口碑，才能让好干部源源不断被发现、公道合理被使用。

“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总书记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的数量，更取决于党员的质量。“好干部”是决定执政党力量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决定执政党作用的核心战斗力。始终把“好干部”看清、选准、用好，党的伟大工程才能生生不息，人民的伟大事业才会蒸蒸日上。

（2013年7月12日）

反恐越坚决，社会越团结

有稳定才能有发展。无论从长远、大局看，还是从切身利益看，坚决反恐都是必然选择

牧场辽阔、瓜果飘香，热闹的城市、勤劳的人民……美丽、富饶，是很多人心中的“新疆印象”。然而，少数人制造的暴力恐怖，却屡屡在这片土地投下阴影。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至今还是当地人民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这一事件后4年来，从新疆的发展变化、人心的所想所向中，不难得出结论：反恐越坚决，社会越团结。

事实是最好的老师。“7·5”事件平息后，经过艰难的恢复期，新疆从激烈的震荡中，重回发展轨道。大到国内生产总值上台阶式的增长，小到乌鲁木齐机场每天400架次的飞机起降、喀什每天近万名的观光游客，都说明了一个基本常识：有稳定，才能有发展。无论从长远、大局看，还是从切身利益看，坚决反恐都是必然选择。今年“6·26”事件后，鄯善鲁克沁镇积压下来的哈密瓜、西瓜，让村民一筹莫展。“7·5”事件更致使当年新疆旅游业负增长，到第二年才走出“V”型曲线。发展如果因为少数人的阻碍而“大喘气”，影响到的只会是2200万新疆人民的福祉。

可以说，暴力恐怖活动，让新疆各族人民更认识到稳定的重要、团结的可贵。“7·5”事件造成的创伤面很大，很长时间才结疤，伤痕至今仍在。正是这些伤疤，让更多人看到了恐怖分子的本质。暴力恐怖，是自我孤立；坚决反恐，是人心所向。如果对暴恐分子不能强硬出手，就是纵容犯罪，纵容他们对其他人权利的侵害。从这个角度看，越是坚决反恐，越是能凝聚社会团结。

坚决反恐，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发生在新疆的这些犯罪行为，与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终点的爆炸、与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的袭击，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敌人。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就是妄图制造社会混乱。因为太想“不出事”而束手束脚、因为顾虑“局部利益”而行动迟疑，得到的只是鸵鸟把头埋进沙子式的“安全”。该出手时就出手，止住小创口，才能避免大面积的发炎甚至严重感染。

从更大层面看，我们打击暴力恐怖、打击“三股势力”，也是打击整个中亚和人类的敌人。正如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萨法洛夫所言，“三股势力”是“中亚国家的共同敌人”。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将欧亚大陆比喻成“世界岛”，中亚则是其“心脏地带”。如果在心脏上插一把“恐怖的尖刀”，威胁到的，恐怕不仅仅是中国或者中亚。可以说，坚决反恐，是中国作为地球村成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面对各方期待，我们在新疆的社会治理中，必须更有作为。一方面，需以铁拳谋稳定，解当下之急；另一方面，需为民生谋发展，思长远之为。这样的长短结合，是治疆的辩证法。它决定了我们不会对暴力恐怖分子手下留情，会让他们输得很惨；也决定了我们不会为这些小小的绊脚石所动，会保持中国这1/6疆域的长期稳定和持续繁荣。

“任凭狗儿叫，误不了骆驼走大道”。在新疆问题上，我们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不可能被少数几个暴恐分子给吓住。4年前的“7·5”事件如此，近期的种种暴恐活动同样如此。坚决反恐，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坚决维护社会稳定，才能奠定新疆大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才能人心凝聚、社会团结、长治久安。4年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新疆美好的未来更会佐证这一点。

（2013年7月5日）

给梦想一片更宽广的牧场

——神十归航话精神之一

把人生的价值放到尺码更大的天平上去衡量，你的生命，会有比小富即安更结实的分量

发射，飞行，实验，返航。神舟十号飞船与天宫一号联袂上演的飞天之旅，顺顺利利，圆圆满满。一切都显得那样轻而易举、顺理成章。

“最高学府”里妙趣横生的实验演示，让人们仿佛忘记了，载人航天是一项充满艰险的探索——27年前，“挑战者”号的惊天巨响，击碎了女教师麦考利夫天地授课的瑰丽梦想，留下永远难以愈合的悲伤和遗憾。10年12人次太空往返的辉煌成功，让不少人觉得，行程2000万公里的飞行，就像到另一个城市出趟差那样轻松快捷——他们很难看到，每一块路碑后面那说不完的紧张焦虑、道不尽的牺牲奉献、数不清的不眠之夜。

载人航天，绝不是只要花钱就可以堆起来的金字塔。即便是在冷战之后的全球化时代，这颗工程科技皇冠上的明珠，仍然是各国严密封锁、竞争尤为激烈的技术领域。在这片看似阳光灿烂、实则荆棘丛生的“处女地”上开垦21年，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支撑起成功率100%的工程奇迹？又是怎样坚韧的信念，烛照着航天人跨越千山万水、千难万险，不断抵达看似不可企及的高度？

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它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铁人精神一脉相承，它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摆脱重重阻挠，义无反顾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中国要免受欺凌，就要有强大的国防”，首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这样确立人生的奋斗坐标。“被祖国需要是一种幸福”，首位女航天员刘洋吐露心声。

在57年前的百废待举中艰难起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经历了整整五代人。从“用算盘算出导弹”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到经历文革十年浩劫的第三代，再到生活轨迹平稳却依然吃苦耐劳的第四代和第五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险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创业艰难，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同一个百折不回的梦想：奔向太空，奔向群星，寻找更高远的人生视野；都有同样坚不可摧的信念：为建设一个更加富强美好的中国矢志奋斗。

今天的中国，已经走过当年那个单纯激越、步调统一的年代。价值的多元，梦想的多样，让有些人对这种迎难而上的执着、奋不顾身的牺牲，感到难以理解。幸福快乐的安居梦、汽车梦、旅行梦固然是人所共求，但是，艰辛奉献的航天梦、潜海梦、攻关梦，同样要有人去实现。“大部分的人对于所谓成功，只有两个标准：小时候的分数和大了之后的钱数”，这样的生活，难道要成为所有人的追求？

透过神舟十号的舷窗，看不到UFO，太空也不是想象中的湛蓝，而是深邃的黑色。但那里有比常人飞翔得更远的梦想，有理想燃烧的光亮。

正是在这光亮的照耀之下，几十万为载人航天事业默默奉献的浩荡队伍中，面对国外的优厚待遇、优越条件，多少人毅然决然回国。面对“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反差，多少人甘守清贫、坐穿冷板凳。面对城市的优越繁华，多少人凝神静气、扎根大漠戈壁。面对利益与价值的多元选择，多少人甘洒热血从青丝熬到白发……在一些人觉得信仰失坠、精神追求属于稀缺品的今天，一支支平均年龄只有30岁出头的航天研制队伍，接过老一辈传下的接力棒，以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树立起一个个夸父逐日般不懈追梦的精神新路标。

“太空一往返，中华五千年”。神舟飞船的漫长旅程，串起一个民族穿越千年的梦想，也给新时代的人们，留下深深的启示。给梦想一片更宽广的牧场，你的梦想，会有比华屋玉食更丰盈的内涵。把人生的价值放到尺码更大的天平上去衡量，你的生命，会有比小富即安更结实的分量。

（2013年7月1日）

为梦想插上创新的翅膀

——神十归航话精神之二

将载人航天的创新精神，注入每个人的“精神燃料箱”，“中国制造”才会变成“中国创造”，“贴牌大国”才能变成“品牌大国”

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国航天的今天，也没有中国航天的明天。载人航天如此，国家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

2008年9月，神舟七号飞船发射升空前夕，时任美国宇航局局长格里芬曾发表长篇演讲，解读中国的“载人航天探索精神”。在演讲中，这位拥有7个学位的火箭专家认为，创新是中国航天精神的精髓，航天和其他领域的技术创新，是引领一个国家走向未来的关键力量。

5年过去，从神舟七号到神舟十号，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高歌猛进，其他领域的创新态势同样喜人。“蛟龙”入海，载人下潜成功突破7000米，神奇的海洋世界一览无余；高铁让人们体验“贴地飞行”的快感，动车组技术引领全球；“走你”风靡网络，“航母style”抒发着欢乐场面背后的自豪情怀……一系列创新突破，与航天领域的跨越一道，标注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铿锵步伐，也让国际媒体惊叹“创新势头在地理上正向东方转移”。载人航天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正成为各行各业争相学习的榜样，推动着整个中国奋力转型。

中国载人航天的创新，是“逼”出来的。

科学探索无国界，技术竞争有国别。晚于发达国家几十年起步，面对异常严密的技术封锁，要想放歌太空、跻身世界航天大国的俱乐部，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

犹记第一代航天人“宁可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导弹原子弹”，在筚路蓝缕、一穷二白中，创造平地起高楼的奇迹；犹记火箭发动机输料管检测，技术人员异想天开，用医疗胃镜给导管拍照；犹记飞船“试验田”里，用铁锅炒黄沙，模拟出最真实的飞船着陆环境；犹记“一切为创新开道”，成功突破自动焊接难关，让天宫与神舟的太空之吻严丝合缝……突破一系列核心技术，攻克一连串国际公认的尖端课题，正是把创新精神深深熔铸于发展战略、贯穿于攻关实践始终，才有了10年10名航天员成功往返太空的佳绩，才有了嫦娥卫星“上九天揽月”的跨越，才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向全世界免费提供服务的突破。

身处知识经济时代的激烈竞争，面对发展方式转变的艰巨任务，与载人航天的发展相比，各行各业的创新紧迫感，有过之而无不及。

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原创性成果较少，关键技术自给率低，科技队伍整体创新能力不高，高层次人才严重缺乏，多数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近些年来，尽管我们在许多领域取得不少突破，但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自主创新水平仍然亟待提高。我们拥有“世界工厂”的光环，却难掩大多数产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我们享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却仍然处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链末端。“拿来主义”建不起创新型国家，将载人航天的创新精神，注入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燃料箱”，“中国制造”才会变成“中国创造”，“贴牌大国”才能变成“品牌大国”。

需求牵引，是创新最强劲的动力。方便面的蔬菜包最早是航天食品，“尿不湿”本来是为宇航员发明的，气垫运动鞋是宇航服的衍生物，心率表、微波炉、数字温度计、笔记本电脑、食物干燥剂、烟雾检测器……航天创新成果的梯级开发应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也从另一个方面启示我们，那种为了发论文、为了拿奖、为了上市的短视型创新，难以支撑起高远的梦想。在白热化的竞争中，存一分天然的好奇，在喧闹的生活中，留一分不事功利的沉静，才有奔涌不息的创新灵感、深显功力的厚积薄发。兼具“为了什么”的战略远见，和“不为什么”的淡泊心态，创新之舟会行得更快、划得更远。

洁白的纸笺上，有奇瑰的创意，才能妙笔生花。浩渺的太空中，有非凡的创新，才有梦想的自由翱翔。从航天事业的不断飞升中感受使命的崇高，从载人航天精神里汲取创新的能量，“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

（2013年7月2日）

用实干鼓起梦想的风帆

——神十归航话精神之三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要是我们只限于梦想，那么谁来使生活成为美丽的呢？”

一个没有梦想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只有梦想的民族，同样没有前途。离开扎扎实实的苦干，任何美好的愿望都只是空中楼阁。

回首载人航天事业21年的历程，如果用一个词来描绘中国人的飞天之路，“实干”无疑再合适不过。

有人说，航天发射没有中间值，成功就是100分，失败就是0分。载人航天，更是成败系于毫发，必须确保“一丝不苟，分秒不差”。在航天领域，“安全系数”是个基本概念，假设飞行器有5万个零部件，每个零部件安全系数是99.99%，那么系统整体安全系数算下来还不到1%。正因如此，运载火箭上的20多万个零部件、载人飞船中的数十万个元器件、飞行控制中心的上百万条程序语句，任何细小环节都不容有半点差池；上百个子系统、几千家协作单位、数十万科技人员，人人都得是最可靠的螺丝钉。没有“严慎细实”的实干精神与务实作风，没有“零缺陷，零故障，零疑点”的极端责任意识，就不可能成就一次次的成功发射、安全飞行，“一盎司的责任胜过一磅的智慧”。

飞天梦很浪漫，但通往梦想的路却异常辛苦、艰苦甚至痛苦。怕吃苦、怕受累、怕清冷、怕寂寞，干不了航天。苦干实干是载人航天精神最鲜明的底色。戚发轫受命领衔神舟飞船研制时，已值花甲之年，血糖偏高的他常揣着药瓶加班加点；女研究员潘仁瑾为求解电磁干扰难题，昼夜攻关、积劳成疾，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大漠。在这个充满自由选择与物质诱惑的时代，没有人统计过，究竟有多少航天人安于清贫、自甘寂寞，为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而舍生忘死、殚精竭虑。

“要是我们只限于梦想，那么谁来使生活成为美丽的呢？”高尔基的诘问，道出一个朴素的真理：知行合一是成就美好蓝图的前提。从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到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唱响“东方红”；从勇士飞天、太空漫步，到遨游“天宫”、“嫦娥”奔月，我国航天事业迈向梦想的每一步，无不铭刻下航天人艰苦奋斗的深深足迹。

古往今来，凡事兴于实，败于虚。成就人世间的一切梦想，又有哪一个能离得了实干？盛唐三朝宰相姚崇，临终前总结为政经验，只言及“崇实充实”四个字；战国赵括纸上谈兵，让40万将士惨遭活埋。如果没有实干，“高峡出平湖”至今还只是头脑里的构想，通往拉萨的天路依旧只能在心中勾勒，南水北调无异于痴人说梦。【更多免费素材，微信dadawk0 1】

今天，日益强盛的国力，让一些人觉得，我们已经累积起可观的物质财富，到了享清福、吃红利、坐等社会保障的时候，苦干傻干还有何必要。更有少数党员干部，染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的坏习气，以投机取巧、钻研捷径为荣。方此之时，弘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倒计时”，对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需要实干；改革没有完成时，释放制度红利，需要实干；筑牢反腐防线，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需要实干；破除“四风”，赢得群众信任，需要实干。成功源自实干，祸患始于空谈。今天的中国，如逆水行舟，要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战胜严峻艰险的挑战，实干精神永不过时。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多少人把梦想描绘得奇妙瑰丽，又有多少人独对梦想空自嗟叹。多少人艳羡成功之梦绽放的光华，又有多少人知晓那梦想背后的青春与汗水。航天人把梦想写在深邃无垠的太空，用实干勾勒出令人称叹的奋斗轨迹。在追逐梦想的新征程上，汲取航天人脚踏实地的精神养料和榜样力量，我们的梦想会飞得更稳、飞得更高。

（2013年7月3日）

群众路线是“执政生命线”

——党的群众路线新思考之一

越是在经济发展关键期、社会转型深水区，越需要唤起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越需要坚守群众路线这条“执政生命线”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一场自上而下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即将在全党拉开帷幕。新形势下，作为“中国号”巨轮的掌舵者，执政党再次亮出群众路线法宝，重申、重叙、重塑党群干群之间的舟水之喻、鱼水之谊、血肉之情，用意深远，意味深长。

回溯我们党90多年光辉历程，群众路线犹如精神主线，贯穿始终。犹记井冈山上红米饭南瓜汤的质朴，犹记宝塔山下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厚意，犹记白山黑水间、大漠戈壁中无数党员不计私利、不问得失的奉献。有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我们才赢得了亿万群众的支持与信任，获得了力量之源、执政之基，筑起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有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才有了党和群众的心心相印，有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的实践力量。

近几十年来，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人民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有国外媒体由此判断，“中国共产党是迄今最成功的人民政党”。从免除农业税到免费义务教育，从脱贫人数相当于法国总人口，到织就世界最大社保网，经济发展、民生进步，是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奠定了我们党在新时期开拓进取的深厚群众基础。

然而，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在党情国情世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在民主化、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叠加之下，一方面，群众对权力的焦虑和利益敏感不断上升，我们党统筹协调群众工作的难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不闻民间疾苦、不问群众冷暖，不知民情民意、不晓民忧民愿，联系发动群众的能力有所下降。二者相互激荡，使得党群干群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越是在经济发展关键期、社会转型深水区，越需要唤起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越需要坚守群众路线这条“执政生命线”。面对矛盾与问题，总书记一再强调对人民有感情、以人民为中心，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与现实针对性。能否走好群众路线，检验着我们的执政信念、考验着我们的执政能力。

毫无疑问，今天，我们的党员干部素质有了普遍提高，思路更开阔，知识更丰富，观念更先进。然而，身处于改革开放年代、成长于市场经济时期，我们的党员干部，极易多了份对世界纵横捭阖的视野，却少了些与群众自发天然的联系。今天我们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掌握的执政资源大大增加，可以运用的技术手段也大大丰富了，但这不能成为疏远与群众联系、淡化与群众感情的理由。无论是调查研究、掌握实情的能力，还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无论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还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这些开展工作的基本能力，都需要“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

应当看到，现实中，有“让石头开出花”的“村官”王家元、有大山深处巡诊40万公里的“雷锋医生”庄仕华，但也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或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或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或追名逐利、不思进取，搞享乐主义；或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刮奢靡之风。一些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背离了群众路线，损害了党的形象，割断了与群众血脉相连的脐带。正因此，党的十八大作出部署，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确保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从改进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到深化改革激发民生红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为民情怀一以贯之，人民底色日益鲜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即将开始，这也是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坚定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全面小康必将成功在望，中国梦想定然前景可期。

（2013年6月18日）

反对形式主义，重在务实

——党的群众路线新思考之二

“形式主义害死人”。其危害，不仅在于装腔作势、有名无实，还在于它的“异化”作用，让一切工作变味走样，最后实事泡汤、好事办砸

古人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解决问题，最忌面面俱到，最后一事无成。把目标设定得小一点、准一些，集中力量解决最为紧迫的问题，这既是求真务实的品格，也体现了真抓实干的决心。【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中央反复研究，决定把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在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在为时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总书记强调要把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作为目标，可谓找准了穴位、抓住了要害；而把形式主义放在“四风”之首，也足见其流弊之广、危害之大。

“形式主义害死人”。其危害，不仅在于装腔作势、有名无实，还在于它的“异化”作用，让一切工作变味走样，最后实事泡汤、好事办砸。比如，你要求搞绿化环保，他给你来个荒山涂绿漆、枯树插新枝；你要求节能减排，他给你搞个突击拉闸限电，连居民也要几日一停电；你要求网络问政，他却热衷采购设备，空留一堆摆设；你要求依法行政，他也照猫画虎，把听证会变成了赞成会……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子的东西”。

形式主义自古有之，但缘何屡禁不绝、于今为甚，成了“四风”之首？就在于它总摆出一副“政治正确”的样子，把中央的要求挂在嘴上，说起来滔滔不绝，却轮子空转，啥也不干；把群众的呼声当成幌子，听起来热热闹闹，却虚晃一枪，掠影浮光。这种堂而皇之的“政治排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效果”，成为许多不正之风的“门神”，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大敌。比如，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对此，有心批评者担心唐突了“大好形势”，有意反对者忌惮触碰了“官场禁忌”，最终任由表面上的花团锦簇，掩盖了矛盾的存在，拖延了问题的解决。

当“形式主义问题”屡屡在“形式主义解决”中获得重生，当为民举措时常在口头上“落实”、实践中“落空”，当改革方案往往因形式主义久推难转、转而不动，形式主义就会成为横亘在理论和实践、党和群众之间的一堵无形之“墙”。如果不拆除这堵“墙”，假作真时真亦假，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失去公信力，党员干部说话办事就没有号召力，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就会缺少凝聚力。

作风不正、知行不一、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细数形式主义种种表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群众关心的问题绕着、躲着、拖着，对上镜头出风头的事情围着、追着、捧着。都有一个基本特征，“扎扎实实走程序，认认真真走过场”，只讲原则，不拿办法；只要轰动，不计成本；只图虚名，不求实效。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仪式一场接着一场，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总而言之，就是假大空、空对空。表面如火如荼，实则一地鸡毛；看似动作不少，只是原地空转；自己乐在其中，群众苦在其后。

就此而言，“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改进工作作风，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担当、敢于坚持原则，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在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中央把反对形式主义的重点，落在“务实”上，不仅契合此次教育活动的主题，也抓住了形式主义问题的要害。求真务实是形式主义的天敌，在“务实”上下功夫，从实处着眼、用实干考量、用实绩说话，才能铲除形式主义生根接枝的“土壤”，形式主义问题才不会像韭菜一样，割了又生，生了又长。

“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老百姓最重“实打实”，最烦“客里空”。回顾我们党90多年来的历史，每一次吃苦头、走弯路，往往与形式主义盛行有关；每一次大发展、新辉煌，都是在求真务实中取得的。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社会深刻复杂转型的今天，出实招、不搞形式，鼓实劲、不鼓虚劲，我们才能在实干兴邦中，“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里，写在坚实的大地上。

（2013年6月20日）

破除官僚主义，重在为民

——党的群众路线新思考之三

人心向背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官僚主义则是党群关系的天敌。总书记强调，“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这是振聋发聩的警示，也是对破除官僚主义的鞭策

提及某些部门或干部，老百姓经常感慨“官僚得很”。的确，“官僚主义”作为机关病、政治病，在现实生活中时有所见，群众十分反感。

例如，一些领导干部，只要能安坐办公室，就绝不愿下基层“受苦”，甚至不愿和群众“坐同一条板凳”，怕给自己添麻烦；喜欢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留下一堆后遗症；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对下喝五吆六、横眉立眼，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思维僵化，机械执行上级决定，生搬硬套，完全不顾实际情况；官气十足、独断专行，总觉得“自己高明、别人不行”，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凡此种种，做官心理浓厚，惰政思维盛行，权力观念错位，映照出官僚主义的病症和丑态。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官僚主义不仅惹人嫌恶，也贻害无穷，不断侵蚀着党的肌体，疏离着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批评其“久坐不动，十分无用”。70多年过去，面目可憎的官僚作风并未根绝，反而衍生出诸多变种，幽灵般附着在某些党员干部身上。正因此，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中央把官僚主义列为脱离群众的“四风”之一，要求集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治。

官僚主义常与形式主义如影相随。中央要求改作风，一些人口号喊得震天响，文件挨个接连出，实则干打雷不下雨，私底下依然故我；面对机构改革任务，名称变得比谁都快，但审批权、管理权，能不放的坚决不放，能晚改的绝不早改，职能转得比谁都慢；你找他办事，也能笑脸相迎，却拿“按规定来”、“得走程序”做挡箭牌，推三阻四，效率低下。在这个意义上，形式主义迎合、助长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捧出”、“逼出”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也是一种官僚主义，破除官僚主义就要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也与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密不可分。在官僚主义者的价值排序中，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至上。于己有利的事抢着干，于己无利的事推给别人干，心里装着一个膨胀了的自我，只想自己的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唯独没有人民群众，甚至漠视、侵害群众切身利益。对此，人们怎能不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党章明确规定，“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破除官僚主义，党的群众路线就无从贯彻，党的群众基础也无法巩固。

值得深思的是，我们一贯反对官僚主义，但官僚主义却频现反弹，在个别地区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原因何在？仔细推究，群众观念的弱化、为民信念的缺失、执政理念的模糊，正是根源。一些人之所以沦为官僚主义的俘虏，正在于动摇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淡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丢弃了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上犯了迷糊。因此，破除官僚主义，关键是要肃清“官本位”思想，树立为民意识，真正同人民群众干在一起、苦在一起、累在一起，苦群众之艰辛，甘群众之收获。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告诫全党须“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并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接地气、通下情”。此次为期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把“为民”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着力点，无疑找准了病根，抓住了关键。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才能杜绝官僚主义的潜滋暗长，涵养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

“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人心向背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官僚主义则是党群关系的天敌。总书记强调，“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这是振聋发聩的警示，也是对破除官僚主义的鞭策。

（2013年6月24日）

摈弃享乐主义，重在奋斗

——党的群众路线新思考之四

今天的环境，远比当年更为复杂，各种诱惑也比过去更多更大，全党同志务必警醒起来，奋斗起来，决不能让无数先贤为之前赴后继的民族复兴夙愿在我们手里停滞，决不能让一代代人为之流血牺牲的使命在我们这一代耽搁

“反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总书记的论述一针见血，切准了及时行乐这个“思想病灶”，击中了特权思想这个“神经中枢”。摈弃享乐主义，必须切除干净变质坏死的“思想病灶”，彻底遏制发送错误信号的“神经中枢”，以惩戒之剂安神醒脑，用信仰之方补气养元，重振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气神。

贪图安逸、耽于享受，入高档会所、泡歌厅舞厅，甚至寻求感官刺激，斗酒赌博，包养情人……近些年来，少数党员干部表现出的享乐主义倾向，令人骇然。他们在精神风貌上是“懒怠型”，萎靡恍惚，不思进取，“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价值取向上是“利己型”，拈轻怕重，怕苦怕累，事情多做一点就觉得吃亏，待遇稍差一点便满腹牢骚；在生活方式上是“玩乐型”，情趣低俗，玩风盛行，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群众质问：“这还是党的干部吗？”

一代代共产党人以“与人民同甘共苦”为要求，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准则，以“两个务必”为告诫，建树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丰碑。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写在铿锵的入党誓词里，蕴含在常抓不懈的思想教育中，体现在薪火相传的精神承续里，是我们党团结带领群众的力量之源、长期执政的道义基础。但为何总有人抵制不住侵袭和诱惑，染上享乐主义的风气？

党内有一些这样的人，或在革命年代吃过苦，或在建设岁月受过累，或在改革时期立过功，然而一旦“时位”变化，以功臣自居的情绪便潜生暗长。无论是当年刘青山所说“老子革命那么多年，该享受一下了”，还是今天一些落马者所言“干出过不小成绩，吃点喝点享受点算什么”，抑或是一些人的开脱言辞“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莫不体现内心深处的居功自傲思想。这些人把过分的享乐当成是“功劳红利”，把不当的福利看作是“辛苦溢价”，国家实力的日益雄厚更让他们觉得，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自己这一辈子艰苦奋斗几十年，可以享点福，让他人后任干去。

这种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一下的想法，一旦与手中的权力合流，滥用特权便具备了从思想到行动的主观条件。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告诫，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作祟下，利用职务便利，尽行享乐之事。拥有资金，就变相发放各种超额福利；握有土地，就超规格修建楼堂馆所；有审批权，就享受于各种“跑部钱进”的拉拉扯扯。至于那些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的，超标配备豪华公车的，肆意侵占群众利益的，明里暗里为子女亲属升官发财奔走的，俱是一些“特权通吃者”留下的劣迹。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七届二中X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深有预见地指出，要警惕那些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要警惕那些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今天的环境，远比当年更为复杂，各种诱惑也比过去更多更大，全党同志务必警醒起来，奋斗起来，决不能让无数先贤为之前赴后继的民族复兴夙愿在我们手里停滞，决不能让一代代人为之流血牺牲的使命在我们这一代耽搁。

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落实不赠送、不接受礼品的规定，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超标准享受待遇的各种问题。这些从我做起、率先垂范的举动，为全党反对享乐主义、勤政敬业、廉洁奉公树立了榜样。

成为党的一员，就当以造福人民为念，以鞠躬尽瘁萦怀。既是“当官”，就别想“发财”，更别想贪图享乐、借机牟利。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里，唯有锤炼坚定的信仰，锻造纯粹的党性，摈弃享乐主义，坚持艰苦奋斗，才能赢得民众信任和信赖，才能把事业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

（2013年6月26日）

狠刹奢靡之风，重在清廉

——党的群众路线新思考之五

唯其清廉，可抵挡物欲横流，可练就百毒不侵，可树立端方形象，可吸引万众归心

纵览历史，从“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到“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秦朝二世而没的教训引人深思；从“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令人嗟叹。治乱交替、盛衰无常，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俭则成、奢则败，历史教训发人深省。时至今日，走过筚路蓝缕的创业岁月，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不用再过毁家纾难的苦日子、红米饭南瓜汤的穷日子，适当追求生活质量可以理解。但是在一些干部中，奢靡之风潜滋暗长，在一些地方甚至渐成时尚，不以铺张浪费为耻，反以挥霍无度为荣。正因为此，奢靡之风被列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的“四风”之中。总书记严肃告诫，狠刹奢靡享乐之风、树立清廉为民之风、永葆艰苦奋斗本色。

细看那些奢靡表现：有的贫困县把政府办公楼修得豪华气派，占地百亩、一掷千金；有的热衷造节办节，泛滥成灾、劳民伤财；有的要求超规格接待，吃山珍海味，喝美酒佳酿；有的在高档会馆里乐不思蜀，在高级运动场所流连忘返，在明山秀水间朝歌夜弦……流风所及，群众无不愤慨，“贪污是极大的犯罪，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奢靡之风的盛行，不仅腐蚀干部、损害形象，也危害公信、败坏风气；不仅弱化了党自身的凝聚力，也消解着社会的“精气神”。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甫一履新，就推出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剑指奢靡之风等不良风气，在全党上下掀起改进作风、反对浪费的热潮。然而在一些地方，要求杜绝公款吃喝，他把鲍鱼海参转入地下；要求禁止迎来送往，他用矿泉水瓶装茅台、拿红塔山盒藏熊猫；要求防止超规格接待，他把高档酒店落户在机关食堂。奢靡之风，中央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群众深恶痛绝、反映强烈，在一些地方为何总能暗度陈仓、依然故我？

诚如所言，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既有思想根源，也有制度缺陷。一些党员干部，淡忘了忧患意识，热衷于享乐主义，觉得宴席不够高档，是“不给面子”；场面不够壮观，是“不够规格”；酒店不住五星，是“没有重视”；开道没有警车，是“不够隆重”。从制度上说，规则不细、管理不严、惩戒不重，让一些党员干部有条件沉迷于要待遇、比规格、讲排场、图享受。当“浪费即消费”的错误思想大行其道，当“多吃多用、啥也没错”的制度疏漏时常可寻，奢靡之风自然难以根绝。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没有什么比奢靡之风更能把党与群众隔离开来。如果成天忙于应酬、耽于享乐，穿梭于高档会所，沉迷于推杯换盏，常常是醉醺醺、昏沉沉、轻飘飘，哪有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哪有时间思考问题、研究工作？把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于满足奢华的口腹之欲，又如何不让群众追问：权力究竟是在谋一己之私，还是为人民服务？任由奢靡之风蔓延，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做到艰苦朴素、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情”。崇尚节约，艰苦朴素，是为政清廉的题中应有之义。唯其清廉，可抵挡物欲横流，可练就百毒不侵，可树立端方形象，可吸引万众归心。按照中央要求，这次整风活动“要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为重点”，先禁己身而后人，打铁还需自身硬，各级领导干部理应争当清廉的楷模、节约的表率、勤俭的标兵，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从根本上消除奢靡之风的思想土壤，打掉横亘在党与群众之间的无形之墙。

邓小平曾感慨：“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上，狠刹奢靡之风，全心全意与群众一块苦、一块干、一块过，我们才能从亿万群众中凝聚起实现梦想的磅礴力量。

（2013年6月28日）

平安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

——打造更高起点的“平安中国”之一

“平安中国”第一次上升到国家层面来提出，第一次明确作为政法工作的奋斗目标来追求，成为时代发展的新主题、社会治理的新课题、民众关注的新议题

“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风险社会的集体性格则可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我怕！”上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曾如此描述时代主题的变化。这一论断，对于解析当代中国的新使命，依然深具启迪意义。

总书记不久前指出，“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日前在苏州召开的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平安中国”建设的方略目标。进入2013年，“平安中国”第一次上升到国家层面来提出，第一次明确作为政法工作的奋斗目标来追求，成为时代发展的新主题、社会治理的新课题、民众关注的新议题。

将“平安中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今天中国所处的新方位。当社会的发展超越了生存和温饱，人们对“平安”有着水涨船高的期待。舌尖上的安全、环境问题的焦虑、网络信息的保护……今天的平安概念，不仅包括打击犯罪、维护稳定的传统项目，更包含许多非传统性风险、新的甚至未知的挑战，“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再生产”，在现代化的加速推进中，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风险社会”。

不仅如此，我国既面临着世界其他国家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又面临着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特殊挑战。正如论者所言，中国目前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需求理论金字塔底部的位置，即“安全需求”层。当安全越来越成为人们的重要需求，作为民生的重要内容，平安的基础性意义更加凸显。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努力建设领域更广、人民群众更满意、实效性更强的平安中国”。

将“平安中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折射出今天中国发展的新内涵。犹如高速奔驰的列车，安全是基础价值；快速转型发展的中国，平安同样是首要诉求。正所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任何改革发展的推进，平安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纵观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动荡，导致社会混乱、冲击经济、殃及百姓，不免令人感慨：“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什么也办不成”。

不同于其他事物，“平安”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单凭个人无法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和保障。在现代社会，高度回应公众的平安需求，有效增加安全公共品供给，已成为政府的天然责任。而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平安诉求，已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杆之一。今天中国，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就是在抓基础民生；服务平安中国建设，就是在服务改革发展。树立富民与安民共进的理念，放宽五位一体的“大平安”视野，打造“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复合的“平安中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这既是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必须进行的基础工程。

有人说，“平安中国”需要在高速发展的列车上实现，总体难度相当高。它将是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竞争力的基础性元素，有着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会中央的战略部署，把“平安中国”建设放在“两个百年”格局中审视，在更高起点上推进，不仅需要顶层的谋划设计，也需要基层的探索实践；不仅需要政法队伍的努力，也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参与支持；不仅需要解决围绕“平安”本身展开，更要注重解决深层次的矛盾问题。

“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实现中国梦，平安梦是首要保障，也是重要内容。当年，一曲《祝你平安》，唱红了大江南北，反映了中国人的普遍心愿。今天，建设“平安中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人筑梦圆梦的崭新空间。

（2013年6月3日）

以源头治理掌握主动权

——打造更高起点的“平安中国”之二

抓源头、听民意，实现的不仅是平安，还有官民之间更好的互动和信任，社会向心力的增加，这正是“平安中国”的更高起点所在

短短几天，大连中石油发生爆炸事故，中储粮林甸直属库火灾带来300余万元损失，吉林德惠一畜业公司特大火灾造成一百多人遇难。令人沉痛的消息，再次敲响安全警钟，也预示着在跨入“风险社会”的今天，打造“平安中国”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刻不容缓。【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繁难的时代课题。如今的平安，不但包括交通安全上的出入平安，还包括日常工作中的生产安全；不但包括周边环境的绿色安宁，还包括食品药品的入口安心；不但包括打击犯罪方面的除暴安良，也包括社会管理上的安居乐业；不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治安安全，还包括网络时代的信息安全。现代社会有多复杂，交织在其中的平安概念就有多丰富，平安中国的治理任务就有多艰巨。

“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解决深层次问题”。总书记近日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打造更高起点的平安中国指明方向——所谓更高起点，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源头性、基础性工作，更好地掌握平安建设的主动权。

数据表明，我国大量的社会矛盾发生在基层。基层的矛盾和问题能不能处理好，关涉群众的切身感受，也是平安建设的源头。在权利意识高涨、利益多元博弈的今天，这些矛盾和纠纷易叠加、多牵连、燃点低。处理不慎，极易引发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正因此，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在近日召开的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要求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批示精神，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一个一个地攻坚克难”。这也是很多会议代表的共识：平安不平安，群众说了算。

源头治理，意味着从产生矛盾的基层入手，从百姓感受最直接的地方入手，抓小、抓早、抓苗头。比如，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发展进程的加快，基层出现了不少因为征地补偿、拆迁拆违等具体问题产生的矛盾，被很多地方政府称为“天下第一难”。而在会议交流中，苏州市石湖地区却以自己的经验赢得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该地区在综合整治、建设改造工程中坚持“两个不拆”：安置补偿方案群众不同意不拆，各类潜在的风险因素不解决不拆。由于工作到位，矛盾在萌芽状态便通过协商等方式获得解决，拆迁安置不但没有引发矛盾纠纷，反而成了赢得群众认可的契机，最终实现动迁过程零强拆、零上访。

苏州石湖等地的经验告诉我们，破解难题，重在源头治理、倾听民意。抓源头、听民意，实现的不仅是平安，还有官民之间更好的互动和信任，社会向心力的增加，这正是“平安中国”的更高起点所在。在这一起点上，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良性的互动中得到回应，深层次矛盾在探索和创新中不断得到解决，各级政法部门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才能更好地掌握平安中国建设的主动权，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掌握平安建设的主动权，还意味着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节经济关系、协调利益冲突，否则将会变主动为被动，一时的风平浪静难掩水面之下的暗流汹涌。在这个意义上，政法机关和各级政府要坚决摒弃“稳定就是搞定、摆平就是水平”的狭隘维稳观，摒弃“花钱买平安”的错误维稳观，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群众权益、维护公平正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惩治犯罪、管理社会秩序、确保国家安全，从源头上消除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夯实平安中国的法治基础。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自古以来，平安便是中国人寻常而恒久的向往。在中国社会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今天，一句“平安”，在老百姓朴素的感情之外，更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打造更高起点的平安中国，必须唤起更多普通百姓的热情，在基层源头获得平安建设的动力，夯实平安中国的群众基础。只有如此，才能掌握平安建设的主动权，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治未病，防未然，让平安中国的理想照进现实。

（2013年6月5日）

百姓心安才有社会平安

——打造更高起点的“平安中国”之三

将维护和谐稳定的过程让群众参与、成效让群众评判、成果让群众共享，方能托举起万众一心的平安中国

此心安处是吾乡。对百姓来说，平安中国，意味着安宁的居所，安康的生活，安全的环境，安定的社会。百姓心中有平安，才是更高起点的平安中国。正如总书记所强调，“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这不仅是工作要求，更是政治责任。

社会的发展是动态的，平安中国建设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今天，面对人民群众的更高期待，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挑战，落实这一要求，关键在于创新。既包括观念理念的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的创新。对各级政法机关和党委政府来说，要把百姓平安作为政治任务来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切实担负起维护一方稳定，确保百姓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要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感受和需要，用动态开放的机制体制创新，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近日在苏州召开的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要求，把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平安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是衡量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指标。这意味着评价体系的更新，平安不平安，百姓说了算。平安建设如果只是围绕指标和排名转，就可能出现忙得团团转、群众不买账的尴尬局面，把工作指针置于群众感受的磁场，才能让平安效益最大化。比如，吉林省在社区会议室、村屯小卖店、集贸市场等群众聚集的场所设立1.4万余个“百姓说事点”，收集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意见，解决群众现实问题；江苏无锡通过12348维权热线和法律咨询平台，倾听民意，提供法律公益服务。这些都是群众意愿主导机制创新的好尝试，也说明，百姓心安才有社会平安。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让群众意愿成为工作指针，意味着各级政法机关和党委政府要创新工作方式，把转作风和平安中国建设结合起来，始终把民心民愿作为“第一信号”、始终把安民利民作为“第一选择”、始终把百姓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如何让工作方式与时俱进？实践中，一些地方摸索出“脚板加鼠标”的工作方式，既注重靠脚底板走到基层、群众中去了解社情民意，也注重用鼠标键盘倾听网络民意。在信息化时代，尤其要重视科技手段在平安建设中的作用。在湖北武汉，空巢老人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通过“一键通”发送求救信息到“智慧街道”指挥中心；儿童乘公交出行，可以携带“智慧出行”终端，方便家长实时查询。这些创新手段，是未来实现平安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深度融合的方向。

创新归根结底是治理方式的创新。平安建设的目的是百姓心安，自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正如苏州会议上所要求的，坚持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各级政法机关和党委政府来说，群众不仅是服务的对象，更是治理的主体。让群众参与到平安中国建设中，形成整体合力，才能铸就平安中国的庞大底座。近年来，从基层自治到“大调解”，从多元纠纷解决到安保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无不说明，群众的广泛参与，社会的发育和成熟，才是平安中国的活力之源。群众不仅是平安中国的参与者，更提供了正义的力量。只有将维护和谐稳定的过程让群众参与、成效让群众评判、成果让群众共享，方能托举起万众一心的平安中国。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泉源。”更高起点的平安中国，不但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有关，更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有关。在新的起点和新的历史时期，以民意为导向、法治为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平安中国建设必将实现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同步提升，成为中国梦灿烂绽放的有力保障。

（2013年6月7日）

有“问题意识”，也要有“过程意识”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一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

曾有学者慨叹，我们遭遇了一个“问题的时代”。从大都市恼人的雾霾到田野间空心化的村庄，从“蚁族”、“蜗居”难圆梦想到“舌尖上的安全”屡现危机。翻开报纸，相关讨论不绝于耳；打开网络，种种质疑迎面而来。一时间，问题让人烦恼，问题使人愤怒，问题令人“绝望”。

如何看待我们时代的问题？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总书记的要求，是对问题应有的态度。“问题是时代的声音”，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正是在解决问题中步步向前。如果眼里没有问题、心里没有期待，也就不会改革、难言发展。有“问题意识”，是认识能力提升的表现；能畅所欲言直面问题，更是时代社会的进步。

然而，过犹不及。如果“唯以问题识天下”，群情激愤中，任“问题焦虑症”裹挟成极端情绪，固化为狭隘认识，演变为偏执思想，将人人变成易燃易爆品；如果“只让问题遮望眼”，心灰意冷间，让“问题悲观症”驱逐社会自信心，抵消发展正能量，吞噬我们的幸福感，“问题意识”本身就也成了问题。

今天的中国，发展很快，矛盾高发，问题不少。我们固然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但也不能期望万年之事、朝夕解决。将问题拖成历史问题诚不可取，毕其功于一役也绝不现实。任何时候不能忘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各种问题，不切实际的空头支票，超越阶段的夸张口号，或是“一招就灵”的万能良药，不是天真幼稚，就是轻浮狂躁。

历史无非就是问题的消亡和解决，现实也无非是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一年一度的春运最为典型，一个多月34亿人次出行，而人均拥有的铁路，还不到一根香烟长度。现代化的速度提升了，过程却无法压缩，再加上不断增大的人口规模、水涨船高的期待诉求，都使问题的存在有客观性、必然性，问题的解决有复杂性、长期性。

希望找到一个总开关，按一下就解决所有问题，肯定是空想。但在充满纠结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问题的细节里，倒确实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被遮盖的意义就会一目了然。比如，农民工问题。过去十几年里，2.6亿农民相继进城，接近俄罗斯和日本人口的总和。他们的生活要在短时间内超越“绿皮车、编织袋”阶段，子女教育与就业，自身医疗与住房，十几年积累的问题要一下解决，即便是奥林匹克山上的希腊诸神，恐怕也无能为力。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消化问题同样需要时间。用辩证法的方式考量社会进程，才能还原事件的真实意义。

解决问题的愿望迫切，可以理解，更应该重视。不过，如果能多点“过程意识”，会更有利于看到主流、形成共识。比如教育公平。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占三分之一强。异地高考理应破冰，可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开闸放水，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翻番，也无法满足如此激增的就读需求。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不正是在这样的日拱一卒中，才逐渐逼近问题的最终解决？

抽象的价值，存留在理论之中；具体的公正，则需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像喊喊口号那样简单。医疗改革既需协调利益魔方，更需面对海量刚需和分布不均的现实；收入分配改革“分好蛋糕”理念明确，具体调整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知易行难，在当前中国，尤其如此。不存在一种简单化的理念，可以立竿见影搞定所有“中国式问题”。30多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正是从哲学层面上理清了问题与过程的关系，才摒弃了急于求成的冒进，拒绝了休克疗法的诱惑，找到了正确的逻辑和顺序。 【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有时候，我们的确感到被问题“追着走”、“推着走”。这可以理解，转型期中国问题一大堆，公众和舆论更加敏感，未来的改革之路肯定也充满挑战。但也要看到，正是在对问题的不断突围中，国家社会得到了实质性改善。既有“问题意识”，也有“过程意识”，才能让改革者有更多回圜余地，才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2013年5月20日）

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二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时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极短时期内高涨的权利意识，也呈现出某种“初级阶段”特征。正如《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的，“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的存在”。飞机航班延误，冲上跑道拦飞机；发生医患纠纷，把棺材花圈抬到医院；网上讨论辩论，动辄粗口相向，乃至暴力威胁……一些人为了维护个人权益，无视他人权益，罔顾公共利益，甚至更进一步，把他人权益、公共利益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走岔道的极端方式，将“权利意识”异化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为，让人遗憾，也发人深思：权利的风帆如何行进，才能抵达文明的彼岸？

“在一个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利，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的结论一针见血。“权利意识”的伸张，离不开“法治观念”护航。在法律的条款中去寻找依据，权利的主张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进，权利的实现才能顺理成章。反之，把“权利”当作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认为有了利益诉求，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去冲撞底线、挑战规则、突破边界，整个社会又如何做到和谐运转？

一个成熟的社会，有许多不言自明的遵循：在高速公路开车，尽管车是自己的，但是不能超速行驶；在城市里盖房子，尽管土地使用权是自己的，但依然要服从市政规划。这些常识的背后，是对个人权利的清醒认知——没有什么权利是绝对的。任何个人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惟其如此，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人的权利才能得到维护，社会的福利才会趋于最大化。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一边是权利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惯性思维，一边是法治观念尚未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其间的落差，很容易造成社会生活的失序。没有对公共规则的遵从，我行我素的自由，就会导致“组团式过马路”的乱象；缺乏对法律程序的敬畏，对化工项目的异议，很可能演变成行为失控的骚乱。那种只问结果不计手段、“以错纠错”式维权，看似“高效有力”，却会让更多人不讲文明、不守规矩。在这个意义上，权利如果不能正确行使，不仅不能成为法治进程的铺路石，反而可能变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任何社会行为一旦脱离法治视野，便不可能带来公共福利的实质增进，也难有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今天，如果说，“权利意识”的启蒙我们已经完成，那么“法治观念”的启蒙还在路上。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深层原因所在。既要“权利意识”，也要“法治观念”，二者彼此砥砺、相互促进，才能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使“权利意识”成为构建现代公民人格、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础。

（2013年5月21日）

有个体意识，也要有全局观念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三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还需要每一个人更多秉持目光四射的全局观念，更多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

在今日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谈全局观念，很容易招来拍砖乃至讥笑。一个传统上如此重视集体归属感的群体，又刚从“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走出来不远，很多人还沉浸在对“无我”的反思之中。追求个性的张扬，强调多元与多样，思想的松绑，仿佛才刚刚开始。有什么必要在肯定个体意识的同时，强调全局观念的“也要”？

这正是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所在。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哪种观念像个体意识与利益诉求一样，如此席卷人心。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到“我的地盘我做主”，从“言利未必非君子”到“无利不起早”，个人利益已经成为很多人处理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或含蓄或直白，或温和或激烈，对个体的强调，迅速在社会价值谱系中全线展开。

观念的演进，源自奔流的实践。个体意识勃兴的背后，是告别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进程。明确的权利主体和利益边界，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也正是因为对个体利益的尊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才赢得了亿万人发自内心的推动。只有集体没有个体的时代一去不返。

然而，“全局”从来不会因为对“个体”的强调就不复存在。辩证法的伟大在于，它永远提醒我们认识到问题的另一面。垃圾焚烧厂建在你这里不行，建在我这里也不行，但它总要建在一个地方，否则必然是垃圾围城；修桥修路修车站，拆你的房子不行，动我的奶酪不许，但它不可能修在空中，除非大家都不过桥不走路不出远门。一边抱怨雾霾遮天，一边不愿安步当车节能减排；一面痛骂就医难买房贵，一面又都想挂专家号住豪宅，这样的“通吃心态”，不止是在初级阶段的中国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恐怕也都会碰壁。

一切都让个人听命于集体，强调个人为“全局”无条件牺牲确属苛求；但“我满足了，才是公平，我满意了，才叫正义”，肯定也非理性。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一己之私的最大化，完全以自身的感受衡量社会进步，“各私其私，绝无国民同体之概念”，不仅难以发育出良好的社会，也难以长久维持个体的利益。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利益多元的时代。如果我们承认权利和利益的多元多样，欢呼由此带来的文明进步，那么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不同的利益都要尊重，个体与整体必须协调。近年来，无论是地铁禁食的争议，小区文明养犬的讨论，还是公共场所禁烟引发的热议，一系列公共事件无不提醒我们，个体行为并非是可以肆意奔突的河流，权利是有边界的。正如谚语所说，你挥舞拳头的权利止于我的鼻尖。懂得不同主体的妥协沟通，才能形成多元共存的利益格局。

社会的发展，将个体的尊严和福利推上了空前的高度，但也要看到，超乎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的个人主张，可能成为国家之痛。对“从摇篮到坟墓”高福利制度的过度追求，让欧洲国家掉入高成本、高税收的陷阱，社会危机由此而生。同样地，在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的当下，要求取消所有城乡差别，在教育、医疗、户籍制度等方面实现绝对的均等化，不仅是脱离历史的，也是超越时代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以后，传统的权利概念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即绝对的、排他的权利须受到某种限制，以服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个过程也是作为个体的公民重新进入社会的过程，是意识到权利之上还有社会责任的过程。无视他人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脱离时代的语境，抽象的权利只能在现实中逐渐风干。

不要总让“个体”与“全局”彼此排斥、互相追尾，不要总将对“全局”的考量，放在“个体”的对立面上。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容易枯萎；思维陷入绝对时，真理即成谬误。如果说，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只是公民意识成熟的第一步，那么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还需要每一个人更多秉持目光四射的全局观念，更多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

（2013年5月22日）

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建设心态”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四

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

曾有人说，批判精神，是呼唤进步的闪耀火花，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沉沦；批判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堕落；批判精神，是面向未来的热切向往，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绝望。

诚哉斯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批判是思想进步的活水、社会发展的源泉。没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就没有神学大厦的坍塌，也就没有我们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没有费尔巴哈的批判精神，就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登场；没有共产党人的批判精神，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批判中，我们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从必然王国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国。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批判则是对这呼声的回应。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为解决问题、推动进步提供了契机。然而，仅仅有批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丛生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

比批判更进一步，费尔巴哈贡献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哥白尼勾画出太阳系运行的真实图景。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毛泽东说得清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样的态度，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他们眼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他们懂得，当批判精神异化为“为批判而批判”，不加分辨地否定昨天、鄙薄今天、怀疑明天，结果只能陷入历史的虚无：昨天一无所有，今天一无是处，明天一无建树。

社会总有不完美，值得批判的事情岂止车载斗量。13亿人口的中国，快速发展的转型期，有问题，甚至有很多问题，都再正常不过；即便是已经“熊抱”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今天，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人类可以往返于地球与月球之间，但我们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依然捉襟见肘”。对这些问题拿起批判的武器，正确而且必要。问题是，如果人人都坐而论道，谁来为我们解决问题？

与解决问题相比，做个“批判家”并不难，对照理想，现实的缺憾俯拾即是。做个“愤青”就更容易，只需加一句“这个社会怎么了”，微博便会“很有气质”。但是，复杂的矛盾不会因批判自然遁形，社会的正义更不会因批判自动实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德尔诺夫舍克说得好，“单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难以改善世界的”。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都不能放弃对肌体健康所负有的责任。

批判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是体现存在感的绝佳方式，但历史的责任不允许我们满足于道德飙车。中国的进步，不只需要“好不好”、“该不该”的判断，也需要“行不行”、“能不能”的探寻。制度的改革，社会的改良，人心的改善，有待众人一起发力。鞭挞黑暗时，点亮蜡烛；蔑视贪婪时，拒绝同流；痛斥冷漠时，伸出双手……我们不仅要做提出问题的共同体，更要做解决问题的共同体。

“颠簸于批判主义的无边波浪之中，我们需要寻找一块陆地建构自己的理想。”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有18名路人漠然而过的佛山街道，也有大学生司占杰倾注爱心的麻风病村庄；有彭宇案莫衷一是的质疑，也有硕士生李英强兴办乡村图书馆的志向；有郭美美炫富的空虚手袋，也有志愿者行动的朴实守望；有校园里“怀疑的时代还需要信仰吗”的不休争论，也有新闻界“我是建设者”倡议的强烈共鸣……站在这块剧烈转型的不完美土地，有人沉溺于愤世嫉俗，有人习惯于悲观抱怨，但总有一些人以行动肩起责任，用积极主动的点滴努力，积攒起改造社会的正能量。

时代不仅需要解构，更需要建构。不要把批判的自由留给自己，却把创造的权利让给别人。历史的原野如此辽阔，作为时代的一员，你完全可以栽下花草、留下芬芳，种下树木、留下清凉。不仅当一个批判者，也要做一个建设者，每个人的一小步，就是时代前进的一大步。

（2013年5月23日）

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五

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来，关于青春的话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有声音批评，本是最富朝气锐气、最有权利做梦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却陷入利益的羁绊，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热衷实惠而耻谈理想。

实际上，时常陷入利益羁绊的又何止青年？一事当先，做还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内工作，竭尽全力还是敷衍塞责，尚得仔细权衡。得与失，取与予，风险与收益，付出与回报——在利益的坐标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演绎着价值排序，精准计算着投入产出。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准确顺畅。只是，当物质的欲望填满生活，利益的喧嚣遮蔽生命的星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也会惘然惆怅：为什么，我们“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当今中国，利益的正当性早已“除魅”。对利益名正言顺的主张，让人人得享发展成果，“利益觉醒”可说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马克思早有断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刻意回避利益，岂止是陈腐迂阔，离开利益的齿轮，世界将空挡滑行。对个人也好，对社会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但是，考量利益，并非让利益的追求绝对化。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计较未必无益于社会的进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利益最大化的风轮，很容易鼓荡物质的城堡遍地开花。然而，这样的城堡却精神凋敝，缺乏良性演进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会在意公共问题，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不会关心社会福祉。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怀，我们的身边便会充斥利己主义的铁杆拥趸，责任能够淡忘、道德可以离席、灵魂容许出丑。不是吗？毒奶粉泛滥，地沟油盛行，在唯利是图的利益尽头，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线的崩塌。

志愿服务，主动回报社会，却被猜测其中掩藏着利益动机；应对灾难，企业献出爱心，却被揣度背后有着利益交换。杨善洲图什么，用利益的逻辑说不通，就斥为“傻瓜”；郭明义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断言“神经病”。利益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一些人头顶的崇高云层，人不过是欲念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漩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与实利挂钩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矫情”，利益于是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让我们的社会只剩诛心之论，难言感动信任。

这是现代版的义利困惑，也是堕落版的利益考量。走出了“耻于言利”的时代，难道就一定要抛弃“时刻准备着”的理想？经历着“利益解放”的大潮，难道就一定要放弃“为了全人类”的信念？拒绝利益主义独步天下，理想情怀又该何处安放？

就像文学家所说的那样，“理想有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却可以借着星光在人生海洋中远航”。确实，理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优厚的工作，领一份体面的薪水。甚至一个有理想的人，活在当下，会比别人更觉生存的困难与尴尬。但是人若没有了理想，生命将走向何方？我们赞颂希望“让人类远离饥饿”的袁隆平，我们钦佩把汗水洒落山间邮路的王顺友，实际上是赞颂一种更饱满的意义、钦佩一种更丰盈的人生。循着理想的星光，我们才能跳脱一己得失，眼界更远、胸怀更大，找到一个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唯意志论”者固然举步维艰，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样苍白无力，“喻于利”不是开启幸福的万能之钥，“喻于义”才能推开梦想的必然之门。构筑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灵魂的原野郁郁葱葱，文明的河流碧波荡漾。这就是为什么写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论》，也是为什么社会的改革者，既需要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想主义的勇气担当。

翻开历史，越是大发展、大变动的时代，越需要有超越个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执着信念，法国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20世纪初叶席卷世界的红色狂飙，都曾是导引时代前进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借用叔本华的一句话，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是对一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2013年5月24日）

简政放权，开弓没有回头箭

“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总书记的重要论断，道出“头号改革”的深远意义

调整机构、转变职能，可说是本届政府的“第一件大事”。近日召开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再次彰显改革信心与决心：开弓没有回头箭，坚决打好攻坚战。

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事项……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内，改革的重拳可谓势大力沉。这场“自我削权”的改革之所以如此坚决，不仅因为中央高度重视、政府庄重承诺、社会广泛关注，更因为它涉及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总书记的重要论断，道出“头号改革”的深远意义。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转变政府职能”承担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使命，沿着这个逻辑，放权与限权，必然“不可逆转”。

实际上，这一过程早已开始。从党的十四大以来，政府机构前后七次规模较大的改革，无不围绕放权展开。1982年国务院机构达100个，而现在这一数字是25个，“煤炭工业部”、“外经贸部”等成为历史名词，都生动地表明：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过程，就是政府管得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小的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到国有企业改革，从推进分税制到培育社会组织，正是不断地向个人放权、向市场放权、向地方放权、向社会放权，激发了市场、地方和社会的创造活力，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坦率地说，我们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和定位，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对哪些权力该“放下去”、哪些该“管起来”，有一个逐步探索、不断校正的过程。我们有过“一放就活”的成功实践，也有过“一放就乱”的深刻教训。医疗、教育等领域“过度市场化”的倾向，食品、环境等方面“监管不到位”的缺失，提醒我们，政府转变职能必须有放有管，有退有进。放下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住的事，守住那些应该管、能够管、必须管的事，处理好“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保持平衡，稳健前行。

“两只手命题”，是中国30多年改革历程中的核心命题。协调好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既是改善公共治理、打造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做到取信于民的有效保障。李克强总理在要求“把该放的权力放掉”的同时，也强调“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放，绝不是大撒把，比如食品安全、比如能源发展，都需要政府这只手更多着力。正如十八大报告强调的，政府职能转变，目标是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回首过去，改革的推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一次次对上层建筑提出新的要求，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认识，推动着我们党转变政府职能的步伐。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历程，正是逐步划定政府与市场边界、逐步厘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以经济改革为核心，调整不适应的上层建筑；以解放生产力为轴心，改造不协调的生产关系，我们才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推动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造就了中国道路的不断完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协同推进”，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体现着改革者的敏锐洞察和深刻自觉。

从这个角度看，在发展的关键时刻、改革的重要关头，大刀阔斧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确为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务实之举。这不仅是政府职能的再次调整，更是包括政治、经济等领域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棋子。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这一改革“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必然要求”。以改革促进转变、以转变推动改革，进而找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最佳衔接点，为权力划出一个明确的边界，这何尝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招？

（2013年5月15日）

“转作风”本质是规范权力

——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之一

从转作风出发，无论是进一步公开政务，还是进一步完善监督，都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自我限权”的决心，惟其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方能不断走向更高境界

中央力倡转作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从长江刀鱼、龙井新茶降价，到一些高档餐厅搞起团购，涟漪之广，足见投石之沉，有群众感叹：转作风，是动了真格了。

不过，即便动了真格、见了实效，还是有问题时而曝光：面对群众责问称“国务院太遥远”，矿泉水瓶装茅台、红塔山盒藏“熊猫”，机关食堂吃燕鲍翅……不一而足。新华社记者将对八项规定的应付心态，总结成九字经：观望风，变相吃，慢三拍。

这样的情况，说明对转作风，一些人看轻了、看浅了、看走眼了。或是认为只是些鸡毛蒜皮，因而转小了；或是认为只是要吹一阵风，因而转慢了；或是认为只是做表面文章，因而转歪了。这些人正该想想：转作风，为什么中央如此重视、社会如此关注？

投注在作风上的目光，与其说是要看住个人，不如说是要看住个人手中的权力。所谓作风问题，莫不是权力突破应有边界、背离应有准则的失控、失范问题。比如大吃大喝，花的既是公帑，还可能在推杯换盏中搞寻租；再比如文山会海，占用资源不说，更降低了行政效率。所以，转作风不仅是简单的转思想、转行为，而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权力运行的规范问题。好的作风，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权力的合理认知、正确使用之上。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焦虑，源自对权力随意行事、任意作为的反感。现实里广受关注的官员丑闻，社会上不断弥散的仇官情绪，民间流传甚广的揶揄段子，其根源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权力的不自觉不自律不自爱，是重要因素。这就是总书记同志所说“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之墙。砌成这堵墙的不良风气，本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对峙。

转作风，正是看到了症结，找到了切口，不仅要进一步改造权力观，更可成为规范权力运行的着力点。从提出改进作风的政治要求，到完善规范权力的体制机制，大张旗鼓的理念教育，逐渐变成踏石留印的制度安排：看住预算管好源头，财务公开实时监控，做好审计发现问题……从这个过程，能够清晰地看出转作风这把利刃，指向的是“限制权力”这一肯綮，由此向社会释放强烈信号：要用制度给权力套上笼头。

八项规定将“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并提，正体现以转作风打破无形之墙的期许。过去，宗旨意识往往诉诸“感性的政治”。为群众扶危解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因而被拥护、被爱戴，鱼水之喻、亲人之情，可为代表。而今天，13亿人可能就有13亿种利益，在赓续传统之时，宗旨意识也应体现“理性的政治”。公众看到权力被关进铁笼子、放进玻璃房，才会对执政者产生信任与尊重。这样打下的执政基础，不是仅仅依赖个人素质，而是源于制度化、规范化的权力运行，无疑更为牢固。

作风体现着现代权力伦理问题，作风建设也可以成为权力运行现代化的途径。这也意味着，转作风本质是一个民主问题。民主的精髓，是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既要看到“权为民所赋”，也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之初如此狠抓作风，深意正存于此。这契合了世界民主潮流的趋势，顺应了人民民主意识的提升，更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执政党必然的选择。

从权力的角度看，作风、学风、文风三者，正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相互依存、相互联系，都关联着党风。正因此，总书记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二中X会上才把“三风”作为一个整体来强调，严正告诫全党进一步转变作风、端正学风、改进文风。从转作风出发，无论是进一步公开政务，还是进一步完善监督，都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自我限权”的决心，惟其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方能不断走向更高境界。

（2013年4月8日）

“正学风”是一项政治责任

——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之二

领导干部学习与否、学风如何，不仅是个人兴趣爱好的问题，更是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

3个月内4次集体学习，聚焦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依法治国等现实课题，授课者在专家学者外新增了“部级官员”。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用行动，表达了一个政党对待学习的“主体自觉”，也传递出一种“重质量、不重形式”的务实学风。

知然后行，行起于知。学习是前进的基础，而学不学、信不信、用不用，以及怎样学、怎样信、怎样用的学风问题，决定着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曾把学风问题视为思想方法问题、工作态度问题，乃至“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不难理解，如果一个领导干部书柜中的藏书蔚为壮观，却只是为了摆架子、装样子，很难说他有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如果一个领导干部热衷于钻研厚黑学、关系学，很难想象他会有公道正派的政治品格；如果一个领导干部总是遇事凭经验、做事凭感觉，从不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很难指望他能有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管理学大师杰克·韦尔奇这样说过：“在你成为领导之前，成功只同自己的成长有关。当你成为领导以后，成功都同别人的成长有关”。对普通人来说，学风如何，是个人进步问题；对领导干部而言，学风如何，却是公共责任问题；对一个执政党来讲，学风如何，则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正因如此，中央领导强调，要从看世界看中国、看现在看未来的广阔视野，从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实现党的根本宗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学习、弘扬良好学风的重要性紧迫性，在全党兴起学习之风、调研之风、实干之风，聚集推动事业发展的正能量。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今天，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学习、重视学风，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力不足”的忧患。身处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时代，置身“未知远远大于已知”的网络环境，面对尾大不掉、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和发展难题，“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焦虑，甚至捉襟见肘、动辄得咎的恐慌背后，是因为不注重学习导致的知识老化、思想僵化和能力退化。从这个角度，学以修身、学以资政、学以经世，领导干部学习与否、学风如何，不仅是个人兴趣爱好的问题，更是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

分析当前存在的一些学风问题，最大的学风不正，是不重视学习、不注意学习，有些党员干部热衷于迎来送往、忙于事务应酬，学风不浓、玩风太盛。学风不正最普遍的现象是“空对空”、“两张皮”，学的一套、说的一套、干的又是另一套。概而言之，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不愿学、不善学、不真学，主观原因在于其权力观、事业观、政绩观出了问题，客观原因则是用人机制、用人导向乃至政治生态上发生了偏差。

试想，如果那些带着“问题意识”，经常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人，往往因为“报忧多于报喜”，即使工作取得出色成绩，也引不起上级重视，而那些跟得紧、跑得勤、常在领导身边晃悠、常和领导推杯换盏的人，由于深得领导信任而被重用；如果那些经常沉下去、接地气，认真搞调查研究的人，往往因为在上级视野之外得不到提拔，而那些浮在上面，“学学词、练练嘴、表表态”的人，却因为表面文章做得好步步高升，学习的价值如何充分体现？良好的学风又怎能得到弘扬？从这个角度，只有让“学习”成为干部进步的可靠阶梯，让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的干部得到重用，才能真正形成浓郁旺盛的求知之风、刻苦钻研的探求之风、博学慎思的思考之风。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气”，是气质，更是底气。少些应酬、多些阅读，少些空谈、多些调研，少些烟酒味、多些书卷气，“把学习当作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不仅关乎领导干部的个人素养，也关系“中国梦”的成色质量。

（2013年4月10日）

“改文风”要害在于修政德

——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之三

如果思想没有变化，仅仅是在修辞表达上做文章，就难保去掉了文件气的官话套话，又来了乡土味的“新八股”

随着改作风的强劲荡涤，文风话风也有了新气象：不念稿，说实话，捞干货，谈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等成为流行语，领导人外事报道甚至比微博还短。然而，新风劲吹之下，不少文风上的积弊更显触目。

“领导不在”的托词、敷衍塞责的“红豆煮水”论、出事之后的“高度重视”说、常年挂着的“万能回复”帖……凡此种种，人们并不陌生，进行治理的文件规定也数不胜数。于是有人不免慨叹：撼山易，撼官话套话难。这既说明文风问题这块硬骨头不好啃，更要求改文风必须找准症结、抓住要害，方能有成效、见长效。

俗话说“文如其人”，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曾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劝谏唐穆宗，点明了文风与政德的相互关系。文风是一面镜子，映照了能力与水平，折射出责任与品质。文风不正，“长、空、假”泛滥，还不只是表达僵化、学识简陋，根子还在党性不纯、政德不修。

比如，明哲保身，怯于任事，就会揣着明白装糊涂，面对矛盾绕着走，讲些不痛不痒的“罗圈话”；公私不分，功利熏心，就会绞尽脑汁讨好上级，挖空心思吹嘘政绩，大写马屁文章、大放“空炮”；丧失底线，口是心非，就会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成为口言善、身行恶的“两面人”；脱离群众，漠视民生，就会居高临下打官腔，讲一堆漂亮的空话、无用的废话。

铁肩担道义，才能妙手著文章。当年，毛泽东历数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不负责任”。今天，一些人还是官话套话不离口、官样文章写不够，说到底，就是对问题不敢触碰、对事业不敢担当、对人民不尽职责。文风背后是思想，字里行间见精神，文风问题往深里说，考验的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反映的是权力观、事业观、政绩观。

不良文风，正是滋生于当官做老爷、以权谋私、个人至上等思想土壤，蔓延于因循守旧、弄虚作假、追名逐利等观念误区。文风的变味，其实也在警示权力的变质。如果任其发展，就会成为隔离干群的围墙、捆住干部的套索、掣肘改革的阻碍，从而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失去感召力、亲和力。中央之所以将改文风与转作风、正学风“三风”并提，其实正是从执政为民、实干兴邦的政治高度，努力塑造有公心、得人心的中国梦领航者。

古人云，志高则言洁，志远则旨永。改文风，只有从源头治理，在涵养政德上下功夫，才能见真章。正如总书记同志指出的，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如果思想没有变化，仅仅是在修辞表达上做文章，就难保去掉了文件气的官话套话，又来了乡土味的“新八股”。

曾有调查显示，近半数的参与者选择“看领导脸色和周围环境决定是否讲真话”，一些“老机关”也坦陈“真话危险，虚话保险”，还有群众讥讽某些干部“编了很多谎，却得了头等奖”。这些问题，凸显了文风问题的复杂性。改文风不是改文字，也不只是各级干部的“个人作业”。身处“一言堂”、置身“名利场”，只能是假话连篇、套话扎堆。越是深入改，就越要净化政治生态，重塑权力伦理，让为民、务实、清廉成为普遍的价值追求。“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常修为政之德，管用的短话、基层的实话、富有活力的新话，就有了源头活水，清新朴实的文风就有了激荡人心的力量。

（2013年4月11日）

为中国赢得下一个十年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思路聚焦之一

发展前行的新局面、豁然生动的新气象，正孕育在锐意进取的勇气之中

仿佛打开一扇时间大门，中国进入新的发展之境。全国两会落幕，从十八大后7位政治局常委在红色主席台挥手致意，到人大表决投票结束后领导人亲切握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登上舞台。“中国的下一个十年开始了”，全世界都在关注，“再出发”的中国，会给中国梦写进怎样的内容？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是国家主席总书记的就职宣言；“对法律的敬畏、对人民的敬重”，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履职理念。十八大以来的四个多月里，理念宣示背后，更有改进作风的务实举措、严惩腐败的雷厉手段，勾画出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理念的清晰轮廓。对方向的坚定自信、对问题的深刻洞察、对大势的准确把握，必将让“中国号”巨轮驶入更为开阔的水域。

中国的发展是一幅前后相继的长卷，描画新的风景，既需别开生面，也要赓续传统。“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这样的群众观、人民性，来自过去10年、30年、60年乃至90年所坚守的信念。大到对改革开放的不断思考，小到医改、社保的细节设计，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政策，宝贵的连续性尽显不变的宗旨信念。

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大致可以10年为一个阶段。以此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正是在关键时刻的一次次重要转身，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发展的“升级”，成就了今天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亿万人民激情澎湃，誓言找回“失去的十年”；南方谈话后，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中国迎来城乡巨变；科学发展的十年，面对各种“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中国经济快车毅然转轨。下一个十年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激发了人们的期待。它不仅是中国人留给自己的问题，也是世界对中国提出的疑问。

有人说，当前的中国是浓缩了上下百年、囊括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盆景”。看不到中国之大、之复杂，就无法把握住中国发展的主线。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有木秀于林的骄傲，也有风必摧之的烦恼；既有“登高望远”的豪情，也有“为山九仞”的压力。无论是“刘易斯拐点”预示的传统红利的消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带来的发展天花板，都让人不由感慨：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绕不开、躲不过的“惊险一跳”。

方此之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直被视为关键因素的“政治领导”，显得尤为重要。几个月以来，从中国方位的“三个没有变”，到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从“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到“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从“老虎苍蝇一起打”，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强调“法治思维、法治手段”两个本领，到廓清“政府、市场、社会”三个关系；从提出“中国梦”到坚持“中国路”……无论是“布点”还是“铺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果断清晰，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务实作风、改革精神，让亿万中国人为之振奋，也让世界为之瞩目。发展前行的新局面、豁然生动的新气象，正孕育在锐意进取的勇气之中。

《纽约时报》刊文称，“治理未来十年的中国，可能是全球最为艰难的工作之一。”大国崛起的烦恼，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困惑，公民无序竞争的焦虑……中国的发展，个位数的加减法早就做完了，现在需要解的是复杂方程式，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更需要韧性。而在“两个百年”的视野中，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未来十年，恰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宝贵、最关键的十年。以天下为公的信念治国理政，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发有为，不辜负全国人民的信任和重托，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就能汇聚成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自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提出“中国梦”后，3月17日总书记同志讲话，再次强调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的“国家梦想”。虽然通往梦想的道路注定不是坦途，但以科学的理念、扎实的行动，走好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必能为我们伟大的民族赢得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2013年3月18日）

为民情怀筑牢政治根基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思路聚焦之二

从改进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到深化改革激发民生红利，再到即将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凸显“为民务实清廉”，各级干部的为民情怀一以贯之，中国梦的人民底色日益鲜明

这样的声音交响，胜过激昂的乐章。“夙夜在公，为民服务，为国尽力”，“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人大闭幕会上，总书记在就任国家主席的讲话中，数十次提到“人民”。会见中外记者时，李克强总理以“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自陈政治情怀。人民大会堂的铿锵之声中，回荡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执政为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0多个日日夜夜，中央领导深入河北阜平山区踏雪“访真贫”，来到“瘠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问民生，探访湖北恩施农村记下“烦心事”，穿上陕西老乡赠送的布鞋“走百姓路”……风雨兼程的足迹，展现出强烈的“为民情怀”，坚定不移的步履，迈向人民的期待。

人民，是我们党60多年来执政兴国的主旋律。当时间的钟摆标注出全面小康的崭新目标，面对市场化、信息化、民主化的大潮涌动，如何读懂人民的期待，无疑是必须深思的首要课题。

有人形象地说，第一代农民工出来背的是“蛇皮袋”，要的只是“包吃包住，给足工钱”；新一代农民工现在拉的是拉杆箱，盼的是“体面就业，同城待遇”。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繁杂社会拼图中，期盼提高、梦想升级的何止2.6亿农民工？城市居民对蓝天的渴望、餐桌丰盛后对安全的期许、“富了口袋富脑袋”的需求……“发展起来以后”的各种期盼，在13亿的基数上排列组合，又岂止这一一列举的民生清单？

除了要解决民生的“更高”与“更多”，还要思考干群关系如何“更亲”与“更近”。一些地方，大楼高了，干部离群众却远了；网速快了，办理事情却难了。有顺口溜这样说：五六十年代同吃住，摸得到脚；七八十年代上广播，听得到声；九十年代坐小车，看得到烟；现在只能在电视上瞧到影。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种种不良风气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剪断了情感脐带，也滋生了政治冷漠，蚕食了政府的公信力，也流失了宝贵的执政资源。如何让“安泰”扎根大地，增强公信力、提高凝聚力，是今日共产党人必须破解的“生死考题”。

正视这样的现实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最受关注的施政动向，集中在两个“改”——改进作风、深化改革。

八项规定、“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简朴之风劲吹，“只减不增”的政府“紧日子”到来。“比一条微博还短”的会见报道新风扑面，会见记者时的“约法三章”令人感慨。改作风，从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地方入手，从社会反映最强烈的地方入手，增进了群众的信任，也增强了人民的信心。各项举措无不传递这样的信念：“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只有在拔除了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之风等“软钉子”后，才能扎实践行。

如果说雷厉风行的“作风新政”，指向的是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么攻坚克难的改革举措，更蕴含着深深的为民情怀。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到“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显示的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改革决心。司法改革为的是“在每个案件中体现公平正义”，整合食品监管职能为的是捍卫人民“舌尖上的安全”，大病扩容进一步缩小城乡医疗差距……一系列改革，无不是以“民生”为关键词。从社会公平到生态环境，从生活质量到公民权利，关涉广泛的施政举措，其实也在拓展着民生的内涵与外延，一种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民生”观已经呼之欲出。【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纵观十八大以来的新开局，从改进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到深化改革激发民生红利，再到即将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凸显“为民务实清廉”，各级干部的为民情怀一以贯之，中国梦的人民底色日益鲜明。我们对国家和个人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2013年3月19日）

务实是最质朴的方法论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思路聚焦之三

知难行更难，要想知行合一，既需深谋远虑，也得看准就行动

讲实情、谋实效、靠实干，严求实、看落实、重务实。梳理描绘近4个月的发展路线图，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唯实的气象使人耳目一新。如果选取一个字，来概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和施政风格，“实”字无疑再合适不过。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这些警句既朴实生动，又微言大义，被不少人记住，并在津津乐道的复述中，成为当代社会的时政流行语。

朗朗上口的短句，反映了求真务实的为政新风。转作风、动真格，访真贫、问真苦，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人们在这些郑重的表态，更在党风政风切实的转变中，体认着“有勇气、有智慧、有韧劲”的魄力和决心；从文风会风改起，从具体事抓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对中国现阶段国情尤须有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从内部状况看，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从外部视角来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我们既有GDP逾50万亿人民币的经济总量，也有PM2.5屡超500带来的环境困扰；既有粮食九连增累积的端稳饭碗的信心，也有社会信任度降低语境下的食品安全难题。复杂而庞大的中国，存在许多难解而待解的结，也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凝聚起共识，更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在这个意义上，知难行更难，要想知行合一，既需深谋远虑，也得看准就行动。

“再出发”的动员令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发出。带领13亿人一起爬坡，务实可谓最质朴、也最管用的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遮掩问题、不回避矛盾，直面困难、求解药方，找准路径、埋头苦干。求新的行动背后，乃是积极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如能看到真贫就值了”，有这样的务实调研，才能作出没有贫困地区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战略判断；“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有这样的务实忧患，才会以“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剑指沉疴痼疾；“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有如此的务实真言，就必定会展示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再深的水也得趟的革新姿态。

务实作风折射务实理念，务实理念引领务实发展。牵引中国这列动车组，并对高速疾驰中的潜在问题始终保持警惕，殊为不易。但惟其如此，才能在发展道路的规划上、具体政策的制定中，秉持客观、理性，以清醒的头脑砥砺前行。凡事欲成，也需在理想与现实间作出可能的取舍。正因此，新型城镇化这一驱动内需的强力发动机得以加速运转，并被明确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抉择。这既是对城乡、区域两大差距的勇敢直视，也是立足脚下，对几亿人生存状态的现实观照，更是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务实之选。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务实的理念，最终要靠行动的落实去体现。现实治理中，这样的不良习气并非罕见：有时是口号喊得山响，表态格外动听，实功虚做，以中看不中用的表面功夫应付组织、忽悠群众；有时是“唯上”盖过唯实，从字面上生搬硬套“精神”，却全然不顾实际情况，看似跟得很紧，实则错得离谱。如此作风，无疑是贯彻务实理念的巨大挑战。只有从吏治抓起，将诚实、务实、踏实作为考核干部才德和政绩的重要标准，才能力避“空头政治”对求实精神的无形消解，防止“虚应之道”让务实要求“悬在空中”。

怀抱梦想，风雨兼程。离彼岸越近，可能遭遇的风险和挑战往往越多。而成就中国梦，必须踏踏实实走好中国道路，这是走向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务实选择，也是亿万中国人前进中的共同心声。

（2013年3月20日）

用改革成就中国梦想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思路聚焦之四

不失时机深化改革，就能更好地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进程，也定能为实现“中国梦”输送不竭动力

历史的细节，往往意味深长。3月17日，北京复兴路10号大院门前，挂了6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牌子被“中国铁路总公司”取代，迈出了此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第一步，使人们感到中国的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异地高考过渡方案破冰，收入分配改革意见出炉，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陆续出台的改革举措，抓铁有痕的改革力度，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改革决心，也激发了人民群众对更好未来的期待。

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过去施工建厂，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利益，今天引进项目，担心的却是环境污染；过去期盼吃饱穿暖，今天却追求吃得健康、安全；过去梦想有车有房，现在则忧虑PM2.5排放……这个经济飞速发展、财富不断积累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创造着“中国式奇迹”的同时，仍有一些“中国式难题”亟待破解。正是意识到“发展起来的问题”，看到水涨船高的“权利诉求”，把握人民群众的所想所盼，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强调，“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体制改革”，发出了新时期“改革再出发”的动员令。

不同于以往，如果说过去的改革难在突破思想禁锢，那么今天改革的攻坚方向主要在于利益调整。无论是教育改革还是医疗改革，无论是收入分配还是住房政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都会遭遇多元的“利益矩阵”，甚至是某种“博弈困局”。正如中央领导所言，“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改革有时甚至是“自己割自己的肉”、“自己革自己的命”。但也因为看到了这种“难”，改革的勇气因此高涨，改革的智慧由此激发，改革的韧性不断生长。

履新不久，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沿着这一思路，秉持这种勇气，一系列知难而进的改革稳步前行：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以此推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在现代政治视野下进一步规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放权；“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以政府的紧日子换群众的好日子，服务型政府建设有了新的突破……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改革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因此，总书记告诫全党，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破除沉疴，革除积弊，没有改革开道，哪有新风和畅？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没有改革推进，如何成就梦想？“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只有改革，才能释放最大的发展红利，才能让“中国梦”照进现实。

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早已不是简单的方程式。既有攻坚克难的勇气、不得不改的紧迫，也有改革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认知，新的改革方法论在实践中酝酿。运用“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底线思维，保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使命感，遵循“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的改革路径，把“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结合起来，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些中央领导总结的改革方法论，既是我们推进改革的科学指南，也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发展要有新局面，改革要有新开拓。今天，面对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面对种种躲不开、绕不过的新命题，更需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继往开来的使命感。敢于倾听、正视并回应“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不失时机深化改革，我们就能更好地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进程，改革也定能为实现“中国梦”输送不竭动力。

（2013年3月22日）

营造法律至上的法治环境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之一

没有政府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社会的法治化。十八大强调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以此取代过去的领导思维、管理思维和行政思维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蛇年伊始，中央政治局的第四次集体学习，再次释放法治中国的强烈信号。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号召“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短短几个月内，法律的作用不断被强化，“法治”的理念反复被重申，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最为醒目的标志之一。

法律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法律是否拥有至上地位，区分着一个国家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而法律的实施水平，则检验着一个国家的法治成色。依法治国，人们不仅看你制定了多少条法律，更看你落实了多少条。没有实践的法律，只是挂在墙上的法律和写在纸上的法律，不会有实际效用，不会有尊严权威，更难以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

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一种宝贵的软实力。总书记同志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个“更高要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良好法治环境的要求，是对确保法律有效实施的要求。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无法可依”的问题，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律的实施就成为发展的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就要把重心转到法律的实施上，坚决打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深入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问题，实现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从“法律大国”向“法治强国”的跨越。

“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营造法律至上的法治环境，依法行政是核心。相比于普通个体，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在依法治国中有着重要示范作用。现代社会中，政府影响不可避免地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没有政府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社会的法治化。试想，倘若执法者奉行“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的思维，人们又怎么能相信法律？倘若执法者养成“以权压法”、“以权枉法”的习惯，人们又怎么会选择法律？十八大强调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以此取代过去的领导思维、管理思维和行政思维。

在利益多样、观念多元的今天，无论征地，信访还是拆迁，法治手段已被证明是最优选择。不仅如此，我们强调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不仅是要解决具体实际问题，还在于推动形成对法治本身的崇尚和信仰。就此而言，只有“合不合法，合不合程序”成为领导干部的日常用语，学法信法守法才会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只有政府和公民都善于运用法治思维、选择法治手段，法治环境的建设才会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营造法律至上的法治环境，执法监督是保障。依法行政，不仅要靠自律，也要靠他律；不仅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还要违法必究。在这个意义上，营造法律至上的法治环境，不仅要强化行政机关的守法观念，更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充分发挥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正如学者所言，“依法治国是人类千百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至上’之治，强调只有讲规则，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人类的秩序、增进人类的福祉。”坚持法律至上，用法治反人治、反特权、反腐败，我们方能营造出公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2013年2月27日）

在每个案件中体现公平正义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之二

每一个判例，都可能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块基石；而每一次失误，也都可能成为这一信仰崩塌的链条。正因此，从执法到司法、检察机关，不能不慎用手中的权力

大到吸了雾霾怎样吁请信息公开，小到黄灯时能不能踩一脚油门，可以说，法律就在每个人身边。生死大案毕竟相对不多，更多人还是从切身小事，感受法律的存在、认知法律的尊严。正因此，总书记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中，才再次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把这当作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不曾停步的改革，进一步彰显法治的温度和力量。1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等“顶层设计”，释放强大正能量。其实，从死刑判决后的复核到讯问时的全程录音录像，每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无不是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的。

不久前，湖南长沙一辆涉嫌违章停车的警车，被市民贴上手写的“违法行为告知单”。这张“人民罚单”，反映了人们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期待，也说明了，公众会在一张罚单、一次开庭这样的细节中，得出执法是不是严格、司法是不是公正的答案。

的确，大概念相对抽象，是价值取向、理念追求。但正如水滴会反射太阳的光，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会折射出公平正义的光辉。河南高院网上“晒”出判决书，1年内点击达到800多万；广东高院的“法耀岭南”微博，开通9个月收获粉丝近40万。法律运行中，无数眼睛在看。每一个判例，都可能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块基石；而每一次失误，也都可能成为这一信仰崩塌的链条。正因此，从执法到司法、检察机关，不能不慎用手中的权力。

虽然中国有“好人不见官”的俗语，也有“惜讼”、“厌讼”甚至“耻讼”的传统，但无法否认的是，公众与法律打交道也越来越多了。2011年，各级法院受理案件1221万多件。愿意走进法院，就是因为相信你能给“一个说法”。如果没有了执法、司法、检察机关对公正的坚守，这道最后的防线也难免失守。这是公众的期待所在，也是政法机关的压力所在。

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焦点案件，虽是极个别特例，但造成了很大影响。个案不公，于整体而言如九牛一毛，但对于当事人，就是100%，也理所当然会影响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判断。民间流传的一些顺口溜，“不是打官司，而是打关系”，“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等，也反映了公众在司法公正上的焦虑情绪。这些都说明，人们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公正，更要求“及时的正义”。我们理应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才能更好回应这种关注和期待。

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向全国政法机关提出“五个能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力、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拒腐防变能力。对于如何保障政法工作的公平公正，开出了很有针对性的药方。这些能力，都不应只是大而化之、泛泛而谈，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案例中来，成为提高日常工作能力的遵循。

法治的目的，是增加公众的安全感，让他们对未来有更稳定的预期。如若扶起摔倒老人也可能被判赔偿、开车搭载路人也要断指自证清白，这样的社会，法律缺位甚至失范，难言健康。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让人民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开创依法治国的新局面。

（2013年2月28日）

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之三

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到2012年底，我国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43件，行政法规721件，地方性法规9000多件。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部婚姻法起步，到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既让人们感慨数千年的“人治”社会已经脱胎换骨，又带来了“有法可依”以后的新思考。

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循着这样的法治建设路径，总书记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中所提出的，“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凸显了法治精神在依法治国新阶段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极具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法治建设也是如此。没有精神的法治，犹如没有灵魂的人体，再刚性的法条也难免沦为摆设。因此，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历史上，管仲指出“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明代张居正感叹“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讲的都是这个道理。这种“使法必行之法”，其实质就是法治精神。

“法之必行”的真正动力来自哪里？有人说靠监督，有人说靠激励，也有人寄希望于惩戒。这些都不无道理，但还有一点往往被人忽视，那就是有赖法治精神。常见媒体有这样的报道，一些考试即使监考人员众多，监考规则严格，技术手段先进，各种作弊依然防不胜防。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如果规则活在心中，自然会有“不逾矩”的行动约束。【更多免费素 材，微信lbgzkf1】

当遵纪守法成为一种自觉，依法办事成为一种自然，才能源源不断地释放规则的正能量。法治建设又何尝不是这样？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运用法律手段讨薪的农民工、活跃在决策听证会上的市民、按照信息公开程序查看政府“账单”的网友、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等，正凝聚着法治社会的精神与力量。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红灯面前一窝蜂的“中国式过马路”、“信访不信法”、“走关系”强于“走程序”、拼实力不如“拼爹”等现象并不少见，法律悬空、制度空转的背后，则是法治精神的缺失。

正如卢梭所说，“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从这个意义上看，法治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律条文有多么复杂严密，也不仅体现在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党的十八大把“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大要素，就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化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

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执政党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法律，把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当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就会形成”，这样的判断，也反映了我国法治建设正在迈向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培育法治精神、涵养法治文化，已经成为衡量法治文明的新标准，推动法治进程的新动力。

（2013年3月1日）

改革，回应人民的强烈期待

——深化改革方法论之一

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凝聚民智，方能干群一致、上下同心，突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可期，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可待，实现中国梦想的未来可望

新年的门槛刚刚迈入，改革的春风已经劲吹。

异地高考过渡方案，剑指教育公平老大难；改进作风八项规定，展示党风政风新形象；严惩腐败、取信于民的政治议题，进入了最热烈的讨论期。

这些消息，与近日“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的高层宣示，彼此呼应。自总书记广东考察，到去年最后一天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几十年不遇的寒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的频繁重申，点燃全社会的激情。

改革要有新开拓，改革是第二次觉醒，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掷地有声的语言，传递了斩钉截铁的决心。改革方向、改革方法、改革路径、改革主体、改革动力，逻辑缜密的阐述，呈现了干净利索的思路，表明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改革开放观。在十八大发出深化改革宣言书、动员令之后，体大思精的“深化改革方法论”，让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轮廓清晰可辨。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了深化改革、与民更始的历史新时期。

这是深化改革的难得契机。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经济的发展步入不改不行的窗口期，中国的改革迈入不进则退的关键期。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挑战，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改革释放制度新红利、寻找发展新动力。草根百姓期盼的社会温暖感、国民归属感，要靠改革；中产阶层渴望的职业安全感、未来稳定感，要靠改革；党内同志追求的“将生死存亡的忧患转化为长治久安的愿景”，要靠改革。方此之时，党心民意空前团结，改革呼声惊涛拍岸。以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党负责的勇气担当，不失时机、深化改革，改革之船定能激流勇进，发展之路就会海阔天高。

当“要不要改”在认识层面的疑惑逐渐消散，“为谁改革”的追问再度强劲，“怎么改革”的考验随之而来，“改革什么”的选择迫在眉睫。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公平的社会……时代命题的转换，既标注着改革的行进方位，也表明执政者必须面对更严苛的审视、听取更广泛的声音，为改革积聚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寻找更为深厚的动力源泉。

“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总书记的坚定表达，鲜明地阐述了这样的理念：改革只有一个指向，为人民而改革，这是改革的唯一价值；改革只有一个标准，尊重人民意愿，这是改革的唯一立场。惟其如此，每一步改革的推进，才有可能最大范围地凝聚共识；每一次改革的突破，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力量。

何谓回应群众呼声？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从社会发展凸显最突出的矛盾入手，来决定哪些改革要小步走、稳步走，哪些改革要不停步、迈大步，哪些改革需稳中有进，哪些改革要惊险一跃。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凝聚民智，方能干群一致、上下同心，突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可期，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可待，实现中国梦想的未来可望。

如何读懂人民期待？以前的改革，为的是解决温饱；今天的改革，更着眼全面发展，追求的是社会公正，关切的是民众尊严，铸就的是发展动力。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公平保障机制、权力制衡机制、社会参与机制，才能让改革为社会活血化瘀，打通官民心结，成就和谐中国。不失时机，拿出勇气，才有能力突破“纠错困境”、走出“转型陷阱”，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

回首30多年改革，来路明确，去路鲜明。还是那个结论，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取决于今天的选择；我们这一代人的作为，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2013年伊始，国际舆论已经断定“熊不会回到窝里”，“世界会继续它失去航向的漂流”，悲观预言不绝于耳。然而，中国正在快速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春天，这种春天曾经造就当代中国的新气象，这种春天也将赢得未来中国的新希望。

（2013年1月4日）

改革的方向至关重要

——深化改革方法论之二

无论是哪个层次、哪个领域的改革，都需想一想：这些改革措施，是不是保障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是不是推动了社会进步？

今日中国，改革的话题，总能引起热议。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富裕，这是“改革”二字总能点燃激情、催人奋进的重要原因。

与30多年前刚刚起步时相比，今天人们对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大到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小到异地高考、医保接续的方案，诉求不同、角度不同，所期待的改革路径也难免不同。面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新形势，总书记语重心长告诫全党：“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

讲方向，最根本的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包产到户到价格闯关，从依法治国到政务公开，各项改革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我们才获得了广阔发展空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也是今天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不管改什么、怎么改，都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恩格斯曾断言，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样的变化和改革，归根到底，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更适应中国国情、更符合人民期盼。我们总说，中国太大、太特殊、变化太快，春节回家能变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短期人口迁徙”，淘宝网节日促销1小时就能卖出20亿元。适应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期盼，就需要将改革进行到底、让道路与时俱进。否则，谈不上完善制度，更谈不上方向正确。

如何体现正确的方向？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改革必须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什么是社会主义？人民幸福才是社会主义。我们推动改革、完善制度，目的就是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教育、医疗、住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当前改革面临的问题，大多与利益诉求有关。有人可能因为孩子户口在“北上广”而不赞成异地高考，也有人因为担心污染而反对在小区外建垃圾焚烧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就有不同的意见表达，在具体改革上也有不同想法，这都很正常。关键在于，无论是哪个层次、哪个领域的改革，都需想一想：这些改革措施，是不是保障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是不是推动了社会进步？

同时，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兼顾好平衡好各方面关系，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这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应有担当。

今天的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这个时候，方向失衡就会不进而退，欲渡黄河冰塞川；方向持正才能激流勇进，直挂云帆济沧海。正如总书记强调的“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成果由更多人共享、让更多人受益，贫富差距不断缩小，公平正义阳光普照，我们的改革就一定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既体现市场经济的效率，更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让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最大程度地承载民意、凝聚人心。【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承继改革开放大业，与邓小平南方谈话一样，宣示着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决心。把人民利益放在最根本位置，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2013年1月7日）

要基层摸索，也要顶层设计

——深化改革方法论之三

改革要改得准、走得好，必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基层探索可以大胆，顶层设计必须谨慎

历史的变局常常不期而至，机会属于有勇气拨开迷雾迈步向前的人。30多年前在安徽小岗村按下的指印，悄然掀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这场改变了世界1/5人口命运的改革大业，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改革这艘巨大的航船，以惊人的勇气驶入了一片未知的水域。摸着石头过河，成为贯穿改革进程的重要方法论。

经过30多年的摸索和适应，我们已经逐渐学会了用市场的手段配置资源，用法治的方式治国理政，用通行的规则参与国际事务。改革进入深水区，下一步怎么改？总书记给出了答案，“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摸着石头过河，摸的是规律，激发的是实践热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市场机制和规则体系，这在我们以前的经验中是没有的。在历史的新变局中，试错是必要的，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破除旧体制，适应新规则的过程。

顶层设计，看的是全局，发挥的是制度力量。30多年来，中国不但是实干家的热土，也是一个沸腾的实验室。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从制度完善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人们最初的创造热情。30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民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制度自信”不断提升。

推向纵深的改革没有成例可循。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说完全掌握了改革和发展的规律。那种执一御万的想法和设计，是不现实的。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之中。

今天的改革，需要回答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需要向人们说明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河对岸的图景；需要给予多元利益以表达机制、协调机制，凝聚差异格局之下的认同感；需要勾勒何谓中国人眼中的美好生活、理想社会；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立场，体现大国担当。这是现阶段深化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来破题。

今天的摸着石头过河，摸的不仅是市场规律，还有执政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和风险弥散化的形势下，每一次日出都是崭新的，挑战面前，需要不断摸索。不但要摸经济形势，也要摸社会脉动；不但要摸中国国情，也要摸世界大势；不但要摸准摸对，还要顺势而为。

进一步深化改革，还需以顶层设计克服具体摸索中见木不见林的局限，发挥牵引机和路线图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比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城乡差异、地区差距，需要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予以解决。基层实践的单兵突进，需要宏观统筹予以整理和优化。在顶层决策与基层探索之间，亟待形成良性互动。

基层探索可以大胆，顶层设计必须谨慎。改革历程告诉我们，经过基层大胆试验、小心试错并予以完善之后的顶层设计，基本是符合国情符合民意的；未经实践检验的“拍脑袋决策”，大多漏洞较大，甚至流弊丛生。在产权改革、税制改革、司法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关键领域，改革成果无不是在广泛的试点基础上进行的。事前调研、反复论证、及时调整、开门纳谏，已经成为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事业，日日思进，步步向前。改革要改得准、走得好，必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只有不断加强宏观思考、顶层设计，改革才会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只有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改革才会不断推进、走向深入。

（2013年1月8日）

改革必须协调推进

——深化改革方法论之四

社会越转型，就越是新旧问题交织、利益主体纷起，孤军奋战、单兵突进难以走远。改革越深入，就越要触及深层问题、体制弊端，从长远到现实，从宏观到微观的综合治理才能起效

“没有哪个灯能包打天下”，最近，“闯黄灯罚6分”的新交规引起热议。不管所持观点有何不同，人们越来越发现，信号系统不配套、取证手段不升级、安全意识没跟上，“黄灯罚则”再严，也难免陷入执行困境。

“黄灯困境”折射出更为宏大的时代课题。正如红、黄、绿三色灯各司其职，人员、设施、管理一起给力，才能撑起一个交通信号系统，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的当今时代，改革开放更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

全面改革是推进改革大业的“关键一招”。邓小平早就强调：“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今天，当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改革的议题非但不能淡化，反而更加凸显。

毫无疑问，社会越转型，就越是新旧问题交织、利益主体纷起，孤军奋战、单兵突进难以走远。改革越深入，就越要触及深层问题、体制弊端，从长远到现实，从宏观到微观的综合治理才能起效。面对发展起来后的问题，需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共同解决，这也正是十八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深意所在。

从这个角度看，“黄灯困境”也是改革实践的一个缩影。没有户籍制度、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保障，农民工成为新市民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缺乏就业、住房、社保、人口管理等方面支撑，“异地高考”的阳光便难以照进现实；少了工资制度、税收调节、分配秩序、公共财政等方面创新，收入分配改革就会步履维艰；欠缺法制规范、行政整合、信息公开等配套政策，食品安全就会出现“七八个部门管不了一只鸡，十几个单位管不好一桌菜”的怪事。

这些老百姓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改革难题说明，没有全面改革的统筹谋划，没有各项改革的协同推进，就难免顾此失彼、相互掣肘。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

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明确了全面改革的方法论。搞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要求在深化改革中，要让政府与市场各归其位，权利与权力规范有序，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精神与物质相得益彰，生态与发展和谐共生。在这千帆竞发的时代洪流中，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就能形成强大合力，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最大程度释放改革红利。

恩格斯说过，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全面改革，正是为了激发这种“总的合力”。但“全面”并不意味着平均用力。今天的改革，不是“愉快的郊游”，而是啃硬骨头、涉险滩。只有既整体推进，又重点突破，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勇于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改革才能获得新动力，中国发展才能闯出新天地。

（2013年1月9日）

群众利益，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

——深化改革方法论之五

改革是最大红利，但如果“红利”难以体现在百姓切身利益上，就会丧失动力。发展是硬道理，但如果发展损害了群众权利，“硬发展”就没道理

异地高考方案引发学生家长激辩，收入分配改革反复论证修改……当改革面对的群众期待越来越高、调整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时，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如何处理好“急不得”与“慢不得”的关系，怎样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

“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总书记的要求，既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中央对当前深化改革形势的准确判断。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老话题，也是新命题。“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当年的这些论断，指明了改革发展稳定与现代化建设的辩证关系。翻阅充满传奇的“中国故事”，无论是风平浪静时，还是波涛汹涌处，改革开放的航船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中国现代化的事业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正是由于我们对三者关系的准确把握，对“硬道理”与“硬任务”的妥善处理。【更多免费素 材，微信lbgzkf1】

30多年后的今天，改革发展稳定相互交融的态势更加明显，相互作用的趋向更加突出。今日之改革，啃的是硬骨头，涉的是大险滩，必定触动利益格局、打破暂时平衡；今日之稳定，面对的是世所罕见的经济社会双转型，遭遇的是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浪潮的相互叠加。步伐稍有不慎，就会引来反弹；方案稍有不周，就会招致不满，需要用更加科学、务实的眼光，重新理解、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这是处理好三者关系必须坚持的逻辑前提。3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正是因为有改革推动，才实现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正是因为有发展成果，社会稳定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尤需看到，我们需要的稳定，是积极的稳定。不积极推进改革，不解决问题矛盾，稳定就难以长久；反之，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解决好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课题，改革就会有活力，发展就会有动力，稳定才能有根基。

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的可承受度，这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必须坚持的三个维度。力度不能小，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因此要有更大政治勇气；速度不能慢，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追赶型的，加快发展仍旧是必然要求；承受度不能冒，总结改革渐进式推进的成功经验，必须使改革从易到难、从小到大、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不断推进。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发展的目的、稳定的基石，没有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什么事也办不成，办什么也没意义。让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彼此协调、相得益彰，必须坚持改善人民生活这个结合点。改革是最大红利，但如果“红利”难以体现在百姓切身利益上，就会丧失动力。发展是硬道理，但如果发展损害了群众权利，“硬发展”就没道理。稳定是硬任务，但稳定不是简单的“搞定摆平”，而要在正视和化解矛盾中实现和谐，在推进各项改革中稳步前进。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出发点，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人民群众就会对困难多一些理解，对改革多一些支持，对未来多一份信心。

（2013年1月10日）

改革需要更广泛群众基础

——深化改革方法论之六

小微企业的困境，民间金融的困局，说明改革实践遇到了新问题。改什么、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要听一听群众的呼声，看一看群众的诉求，别让群众的创造热情撞到“玻璃门”、碰到“天花板”

30多年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也极大地推进了亿万中国人的思想解放。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待，对改革发展的参与愿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切。

群众的期待，也是我们党自身的追求。总书记在谈到进一步深化改革时强调，“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无论是包产到户的全面推开，还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无论是微慈善义举的蔚成风尚，还是志愿者行动的蓬勃兴起，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推动着中国社会步步向前。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和壮大，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改革关系人民利益，也是人民自己的事，不能没有人民参与，更不能少了人民创造。缺少群众基础、没有人民支持，再好的改革也不过是空中楼阁。今天，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社会转型复杂艰难，更需按照中央要求，通过制度创新和顶层设计，不断激发广大群众的参与激情，不断夯实改革开放的群众基础。

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个税起征点调整方案一个月收到20多万条意见，“重罚闯黄灯”交通规则短时间引发全民大讨论，莫不因为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推进各项改革，必须充分吸纳群众不同意见，积极推动公众参与，形成利益协调机制，才能处理好各方面复杂的关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实现人民利益，公众参与热情是否高涨、参与渠道是否通畅、参与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关乎改革方向、改革效果、改革成败。

如何让人民群众创新实践的点滴涓流，汇聚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今天的我们仍有必须面对的课题。小微企业的困境，民间金融的困局，说明改革实践遇到了新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改什么、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要听一听群众的呼声，看一看群众的诉求，别让群众的创造热情撞到“玻璃门”、碰到“天花板”。让群众愿望充分表达出来，让改革路向更加明确起来，让实事求是的原则更好体现出来，才能更好地推进以人民为主体的改革进程。

共同参与了，才会有共识、有合力。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也必须依靠人民。越是面对分化的复杂利益格局，越是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越要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越要善于集纳民智、凝聚民心、激发民力，为深化改革夯实坚实的群众基础。最大程度吸纳人民群众参与改革，最大程度促进共建共享，才能保证深水区的改革始终有众志成城的民意支撑，始终有破浪前行的不竭动力。【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在历经30多年蓬勃生长之后，中国的改革正在迎来新的春天。改革要有新开拓。历史在今天的重新开启，与上个世纪一样，必须依靠亿万人民的力量。呵护公众参与热情，探索公众参与机制，培养公众参与能力，创造公众参与条件，才能在共同参与中，将改革开放推向一个全新境界。

（2013年1月11日）

改革没有完成时

——深化改革方法论之七

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破解当下现实难题，为中国将来发展蓄势；强调改革“没有完成时”，就是要看到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既不盲目追求“毕其功于一役”，又能够“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最后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致千里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奋斗基本经验，瞻望改革开放30多年来路去向，可以用9个字概括：“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总书记的判断，正是对这一规律的有力阐述。今天，凝聚“改革共识”，纾解“改革焦虑”，无论乐观还是忧虑、自足还是不满，各种复杂情绪的背后，都未偏离对改革的关注。而透过不同关注，也可以大致看到，人们对于未来改革的期待是什么，推进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在哪里。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政府市场界限的厘定，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今天改革所面对的，既有“摸着石头过河”时的老问题，也有“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压力，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碰撞，利益格局板结固化的隐忧……面对种种躲不开、绕不过的新命题，更需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继往开来的使命感。这正是党中央强调“改革在路上”、号召“改革再出发”的历史场景所在。

与以往相比，今天的改革还面临着更为严苛的审视，承载着更加厚重的期盼。当那些比较容易的问题改掉以后，剩下的“硬骨头”就显得更加醒目，甚至看起来更加“难以忍受”；当先行先试的“改革红利”耗尽时，如果没有全面改革的积极稳妥跟进，任何单项改革都将独木难支。所谓“深水区”的艰难，“攻坚期”的挑战，莫不与此有关。

世界变化日新月异、民众诉求水涨船高，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将进一步增强，推进改革的挑战日益增多、难度日益加大。但更要看到，改革没有退路、不改不行。倘若拖延迟滞改革，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再成阻碍，将来会累积更多矛盾和困难，甚至形成所谓的“急症室效应”。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改革，要跟得上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要与转型期的风险赛跑，与解决问题的时间窗口赛跑。只有克服“改革疲劳症”，防止“改革疑虑症”，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让人民享有更多改革成果，让国家获得更快发展进步，我们才能牢牢把握改革主导权，始终掌握发展主动权。

回顾30多年改革开放成就，无不源自迎难而上、锐意攻坚所形成的“改革红利”，这往往又构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机遇。就此而言，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破解当下现实难题，为中国将来发展蓄势；强调改革“没有完成时”，就是要看到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既不盲目追求“毕其功于一役”，又能够“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最后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致千里。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无论推进未竟的改革大业，还是把握今天与明天的关系，党的领导都是根本保证。当年，正是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造就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党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上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一位叫福山的日裔美国人，曾充满自信地宣告，“历史终结了”。现在看来，只有“历史终结论”终结了。发展永无止境，改革未有穷期。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我们就能以新的奋斗、新的成就，无愧今天、不负明天。

（2013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