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4【人民观点】

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4【人民观点】

人民日报评论年编

2014（人民观点）

编 辑 说 明

评论是人民日报的旗帜和核心优势。2014年，按照“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的要求，人民日报评论紧跟中央、引导舆论，对重要精神作出准确阐释，对重大事件作出明确判断，发挥主流媒体“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的功能，为转型期中国提供辩证认识论，让主流价值有机会在观念竞争中胜出，为改革大业向前推进注入更多正能量。

本书汇集了“人民论坛”“人民时评”“人民观点”三个[readpay]3[/readpay]

专栏2014年刊发的全部文章，其中“人民论坛”234篇，“人民时评”212篇，“人民观点”53篇（“人民观点”文章的作者均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不再一一标明），并附有电子版，敬请读者参阅、指正。

人民日报评论部

2015年1月

猛击一掌，打掉心里“小九九”

——从严治党再出发之一

“这是总结会，更是动员会。作风建设未有穷期，从严治党刚刚开始。”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召开，有党员在“共产党员网”上这样吐露心声。

从一年多前的观望、犹疑，到今天的“不待扬鞭自奋蹄”，很多人在经历精神洗礼之后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

仍记得总书记第一次出京考察不封路、不清场，赢得一片叫好声；仍记得中央纪委网站点名通报各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例，被舆论称为“周一见”；仍记得河北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媒体“现场播报”，看得更多省部级大员红脸出汗；仍记得不少人对照检查材料一再重写，每一次修改就是一次对标、一次提高……一年多来，如果要总结教育实践活动之后8600万党员队伍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人心”二字。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猛击一掌的警醒”：对百姓，不敢轻慢了，有了亲近之心；对工作，不敢敷衍了，有了上进之心；对权力，不敢私用了，有了惕厉之心；对规则，不敢冒犯了，有了敬畏之心。

有学者认为，延安整风运动堪称“第二次建党”，大规模的思想教育活动，统一了全党思想，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奠定了基础。此次教育实践活动，何尝不是新时期的一次“整风”？看得见的变化，源于看不见的内在提升。这是对“人民”二字更深的理解，“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当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成为共识；这是对“人民”二字更深的情感，“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成为自觉。正如总书记所概括的，“广大党员、干部精神上补了‘钙’”。

20多年前，邓小平曾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谆谆告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把共产党员教育好”。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党员精神懈怠、私欲膨胀，就是干部心里的“小九九”越打越精、与群众的距离越拉越远。“政绩指挥棒”不能及时纠偏，装门面、搞形式的项目和工程就难以彻底禁绝；“小权力”有太多出口，吃拿卡要、庸懒散拖就总会换个花样卷土重来。有网友在活动总结大会消息后留言：不要结束啊，继续下去！这样的留言，折射的是群众期盼，提出的是更高要求：唯有常除垢、常击掌，才能强身健体、清淤排毒，以源头活水保霁月光风。

北平刚解放不久，一次毛泽东走进颐和园却不见人影，遂询问原因。工作人员解释说为保证安全，把人都清理出去了。他听后很生气：搞什么名堂？把水排干了，鱼还讲什么安全？毛泽东关于党和群众鱼水关系的比喻，今天依然令人警醒。“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涂不可以应万方”，我们是在开放环境下执政，更面对信息化、民主化、全球化三重浪潮冲击。在新形势下走好群众路线，需要投入更多心力、汲取更大智慧。一方面，群众的主体处于变动之中。譬如，20年前大多中国人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而如今“网友”已是“群众”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善于从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中寻找“方法论”，方可“以变应变”做好群众工作。另一方面，党从来就不是象牙塔、绝缘体，党员也难免濡染不良风气、面对利益拷问。这就要求我们，还需以活动为起点强化“本体论”，在“以不变应万变”中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一篇叫《赶考》的报告文学，曾这样写道：“人民，是永远的江山！群众，是永恒的考官！”从西柏坡到北京，从筚路蓝缕建立新中国到矢志不移追寻中国梦，不论时空如何转换，这都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硬道理。正因此，活动收尾绝不意味着作风建设收场，正风肃纪的螺丝只能越拧越牢，联系群众的发条只会越上越紧。党员干部必须主动调整，早日适应从严治党的新常态。只有自觉与人民心脉相连，跟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才能守护好永不褪色的人民政党生命线。

（2014年10月13日）

扫除“四风”，治好身体亚健康

——从严治党再出发之二

如果反“四风”变成了割韭菜，割一茬长一茬，递出去的“名片”会失去效果，要发出的“名片”也拿不出手

前不久，一位被抽调到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干部回忆，刚开始时，对于活动能否搞好、能否有效，自己心里也犯嘀咕，担心就是“做做样子”，“还琢磨着能不能调回去”。结果干了一个月下来，就一个感受：“动真碰硬”。

以解决问题开局亮相，以正风肃纪先声夺人，以专项整治寻求突破，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是中央的坚定决心和铁腕行动，打消了当初“做样子”的担心、“一阵风”的忧虑、“走着瞧”的消极。这样的“祛风解表”，达到了发汗祛邪、增强免疫能力的功效，让人对从严治党充满信心、对治理能力现代化充满期待。

以这样的心态，再来聆听总书记在活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更能感受其分量。“活动收尾绝不是作风建设收场，必须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这是对全党上下的警醒，也是对全国人民的承诺。以教育实践活动为起点，把反对“四风”、改进作风的决心坚持下去、力度保持下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才能最终兑现这一郑重承诺。

用“历时性”的眼光看，教育实践活动的作风改进，可以理解为两张“名片”。其一，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向亿万人民递上的一张“名片”。“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党的十八大后不到一个月，八项规定出台。与民更始、革故鼎新之时，中央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张名片上写的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一阵，再次让小矛盾积重难返、小问题酿成大患，群众只会加倍失望。

其二，这是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任期内向历史递上的一张“名片”。无论是精简会议文件24％以上，还是审批提速30％以上；无论是清理清退“吃空饷”16.2万多人，还是压缩“三公”经费530.2亿元，繁复的数字有如一张张体检表格、一副副祛病良方，阐释共产党人的“认真劲儿”，体现党员行为的规范、执政效率的提升和权力观念的改变。只有通过作风整党、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才能把党打造成一个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愿景夯实基础。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总书记警示全党，“四风”问题“树倒根存”，有些还“仅仅停留在‘不敢’上，‘不想’的自觉尚未完全形成”。很多人也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也确实在活动结束之际产生了“到站”思想，把收官当作“收尾”、把盘点视为终点，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如果反“四风”变成了割韭菜，割一茬长一茬，递出去的“名片”会失去效果，要发出的“名片”也拿不出手。从这个角度理解，教育实践活动扫除“四风”治好身体的亚健康之后，更会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持续用力，确保血脉蓬勃、神清气爽的良好状态。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教育实践活动不是一般性的工作任务，不是简单解决眼前问题的具体措施，而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性举措。唯有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才能真正打好这场持久战。

（2014年10月14日）

戳到麻骨，补好党内生活课

——从严治党再出发之三

有了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才能以深刻的自省求得持续的进步，让已有的疗效化为持久的健康，把应激的反应夯成自觉的习惯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因贪腐而锒铛入狱后，曾万分悔恨：“我多年没有听过批评的声音了，要是平时能对我多批评几句，兴许今日不至于落得这般下场。”听不到批评、看不到缺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政治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使得党风政风变质、政治生态恶化。

一年多的教育实践活动，让很多党员补上了党内政治生活这一课。那些习惯了一团和气者，尝到了久违的辣味和麻味；那些沉迷于“权力滋味”者，找回了共产党员的“样子”。“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当年毛泽东曾这样形容民主集中制。可以说，教育实践活动是一次政治补课，让广大党员干部明白了党内政治生活是什么样、该怎么过；又是一场灵魂革命，用党性修养把无数党员干部重新黏合在一起，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政党再造”。

“严肃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存在问题的重要途径。”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总书记要求继续扩大活动成果，“使党内政治生活在全党严肃认真开展起来”。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风政风。如果人人可以为所欲为、胡言乱语，匪气、霸气替代了党风、法纪，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如果利益集团、团伙帮派大行其道，政党岂不会沦为“私人俱乐部”？党内生活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党组织才会充满战斗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是可有可无的。苏联共产党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一些苏共干部蜕变为否定苏共和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孙中山先生曾题写过一个“推心置腹”的横幅，如今依旧悬挂在南京的总统府旧址会议室里，但民国政府却从未能摆脱派系纷争的困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今天，共产党人朝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前行中，正需要用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加把火，把党性纯一纯、把思想炼一炼。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写，但真正动起笔来，才发现要改的毛病太多了。越写越多，竟写出一身汗来。”一个党员回顾写对照检查材料时的心路历程，折射了更多党员干部在这次活动中受到的思想洗礼、内心震撼。的确，党内政治生活可以是活泼的，但绝不是轻松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个党员、干部的事，有了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才能以深刻的自省求得持续的进步，让已有的疗效化为持久的健康，把应激的反应夯成自觉的习惯，体现共产党人讲认真、重然诺的风范。

曾经有这样一个关于批评的段子：“关羽：我要批评张飞，说话声音太大，用意是好的但不利于团结基层兵士。张飞：我要批评赵云，穿着太干净、太鲜亮，看起来很骄傲。赵云：我要批评关羽，你的赤兔马违反了公务用马管理办法，属于超标配置。关羽：你，你懂不懂什么叫批评啊？”这个段子虽属对个别情况的揶揄，却也尖锐批评了一些人思想的惰性、行为的惯性。一些地方，学习教育水分大、组织生活走过场，为什么党员干部却见怪不怪？关系网越织越密、潜规则经久不息，为什么一些干部却认为理所应当？有的地方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一些人思前想后、好像做出很大牺牲似的说，这回豁出去了，一定要说回真话！这样的状态，不得不令人警醒。党内政治生活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牢牢把握“严”字诀，才能增强其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真正起到教育改造提高党员干部的作用。

风正潮平，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须奋鞭策马。听听党员的思考，“执政之路走了65年，但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看看群众的期盼，“花公家的钱心疼一点，干活儿实在一点，对老百姓好一点”；再放眼未来的征程，我们依然需要戳到麻骨不怕麻、听闻辣语不怕辣，以严肃的党内生活，铸造领导亿万人民奔向中国梦的坚强核心。

（2014年10月15日）

扎好笼子，勒紧心中“紧箍咒”

——从严治党再出发之四

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血与火的斗争是从严治党的主要动力；那么矢志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制度建设则是从严治党的根本载体

最近，听到不少领导干部说，自己在摇号买车。细问之下，原来随着公车改革持续发力，公车私用受到严格禁止，买车既是现实需求，也是价值回归。社会风尚往往是政治生态的表情，领导干部摇号买车这一细微变化，照见的正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制度对干部行止的规范、思想的触动。

制度笼子越扎越紧，又何止于公车改革这一个领域？从中央层面不断出台各类规章制度，到细大不捐先后制定19项禁令，可以说，反对“四风”的过程，也是构建制度体系的过程；作风好转的过程，也是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后活动时期”的到来，没有什么比制度的力量，更能维持改作风的成效，更能提振人们对改作风的信心。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18世纪晚期英国政府移民澳洲，由于船上拥挤不堪、条件极差，移民死亡率居高不下。对此，英国政府改变了支付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的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的人数付费。制度导向的转变，使船主自觉关心移民生存，平均死亡率直线下降。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制度是禁止更是引导，是约束更是激励。制度文明绝不仅仅是“禁令”的文明，而是改变行为方式、形塑社会风气的文明，正如教育实践活动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激发出的社会新风。

刚性的制度约束所到之处，既是对作风的激浊扬清，更是价值观的重塑再造。公车私用被明令禁止，何尝不是在提倡清简的社会化出行？月饼腐败被精准打击，何尝不是在回归传统节日本义？公款吃喝被捆住手脚，何尝不是在塑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价值理念？很多时候，制度的生效过程，是从禁止开始、因习惯定型，最终变成自觉选择、价值规范。从被动遵守转变为主动接受，从行有所止内化为心有所畏，从“不敢腐”升华为“不愿腐”，是对作风的改进、对价值的张扬、对自我的保护，更是“制度治党”最坚固的基石。

对领导干部而言，对待制度约束不能停留于被动遵守，更应从价值上树立制度认同。现实中，一些地方规章制度数量不可谓不多、逻辑不可谓不严，但却成为不能落实的“制度装潢”。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党员干部的“心”上。或是认为制度是“管理工具”，自己可以凌驾于制度之上；或是认为制度是“纸面文章”，热衷于钻制度空子打擦边球。可以说，扎好外在的笼子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需要勒紧内心的“紧箍咒”，如果缺少价值认同，制度约束再严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改变，从根本上源于各项具体制度的改变。比如，市场经济各项制度的确立，让创新的热潮涌动；政务公开种种规定的形成，让参与的热情高涨。从这个角度看，制度建设的过程，也是价值观、权力观、是非观正本清源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也是党员干部形成行为习惯、重塑价值观念的过程。我们党要获得强大的战斗力、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把思想的柔性和制度的刚性结合起来，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正如总书记在总结大会上所言，“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回顾90多年风云激荡，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血与火的斗争是从严治党的主要动力；那么矢志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制度建设则是从严治党的根本载体。一个政党的成熟，不仅体现在思想理论上，也体现在制度建设上。而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才能缔造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能打拼出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更多免费素材，微 信lbgzkf1】

（2014年10月16日）

相信群众，知政失者在草野

——从严治党再出发之五

草茎中积蓄着整个春天的力量。如果说从严治党是一场永在路上的“赶考”，那么群众既是命题人，又是监考人，还是打分人

有人可能还记得，几年前，某地一名局长因表示“一般群众不能给局长打电话”而被停职。这位局长的看法或许代表了一些人的观点：领导的电话，哪是给群众随便“骚扰”的？“领导干部的手机该接谁的电话”，这一问题看似不大，却折射出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背后正是教育实践活动要解开的心结。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路线政策对不对，发展方向偏不偏，群众最有发言权。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边区政府就告诫各级干部：要使工作检查彻底，必须做到群众能“有啥说啥”。也正是因为让群众畅所欲言，针对时弊实行精兵简政，使边区经济得以发展，民生得以改善，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歌颂党和党的领袖，唱出了《东方红》《绣金匾》。

总书记在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要求，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要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而活动也以扎扎实实的成绩告诉人们，真开门、开大门，请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我们的干部才能找到作风上的不足、工作中的短板，思之改之补之，重赢群众的信任。越来越多的单位和部门，把领导干部的联系方式写在墙上、挂在网上，还有些窗口单位的负责人24小时开机，随时接受群众“差遣”。

群众眼中没有监督死角。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可以看作这句话的生动注脚：县委门口卖早点的大爷，居然能“未卜先知”将有四位“上级领导”莅临检查，问其缘故，答曰：早上出摊儿，见县委宾馆的保安都戴上了白手套，肯定是上面要来人了；再看看停车场，县领导的车都停在了角落里，留出四个车位，说明上面要来四个领导。虽是笑谈，却不无道理地反映出：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无论你用，或不用，群众监督的力量就在那里，不离不弃，不依不饶。

群众监督，用就要用好。敢不敢打开大门，能不能用好群众监督，考验从严治党的诚意和勇气。既然群众热情高涨，能不能用制度化的形式将这股热情引导好、作用发挥好？既然群众目光如炬，可不可以在评价体系中多给群众些权重？如果说从严治党是一场永在路上的“赶考”，那么群众既是命题人，又是监考人，还是打分人。“官评官”的考核方式，必须让位于“民评官”，这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优秀传统。早在巴黎公社时期，就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群众评议活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果断推进党务公开，党内重大决策须经公开讨论后决定。而斯大林时期相反的历史经验表明，关闭党务公开的“探照灯”，会让党的活动变成帷幕后的神秘领域，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草茎中积蓄着整个春天的力量。有着8600万党员的大党，蕴含着巨人般改天换地的力量，而群众正是这个巨人脚下的大地。干部和群众有多近，就能走多远。曾经有不少干部抱怨，干得好不如关系好。事实上，所有的共产党人只有一个关系，那就是和群众的关系。而群众也通过参与治党治国、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公共事务，完成自身的民主教育，从而夯实民主政治的基座。在这个意义上，群众既是从严治党的监督力量，又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至关重要的政治参与。这一双重作用，决定了群众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了由群众路线所决定的民主方法论，是推动民主政治向上发展的动力所在。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民史。推动这部历史展卷向前，就要继续把脚本交给群众评判。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力量和智慧的源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前进道路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2014年10月17日）

层层压紧，一级带着一级干

——从严治党再出发之六

搭好天线，接好地线，疏通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权力经络，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上下同心、无往不胜

几年前，媒体曝光准生证难办后，当时的国家计生委发通知要求简化程序。通知是下了，可是记者在街道办采访，得到的回答或是“我们这里办不了”，或是“你去问我们上级部门去”，甚至是“你是看新闻看到的，那是新闻，要到我们这儿，那就得等”。类似情况，板子不能都打在基层。一级被一级领导，一级向一级负责，如果落实都只靠发文件，精神自然在传递中损耗，政策难免被对策忽悠，怎么可能让群众没意见？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层层压紧、上下互动”。活动尚未开始，中央政治局带头实行的“八项规定”，就给全党作出了良好的表率；活动刚一开始，中央领导就召开专题会议，6个半天、3项议程，做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中，七位常委每人联系一个省、一个县，调研指导、参加民主生活会、听取汇报，全程督导……上级带下级、主要领导带班子成员、领导干部带一般干部，这样的好做法，正是活动扎实深入、见实效有长效的关键。

然而要将这股认真劲儿长期保持，并非易事。这不，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开完不久，个别地方就认为领导的关注已经转移、舆论的风向已经改变，可以“松一口气”了。四川某乡一位60多岁的大娘，家门被学校新建的围墙挡死了，只能从田间小道绕行，找乡长反映问题，20多趟都吃了闭门羹。还有人反映，一些窗口单位急速“变脸”，“一夜回到整改前”，面对群众质疑还振振有词：教育实践活动都结束了，你还挑什么刺呢？正是意识到作风问题的顽固性，总书记在总结大会上强调，“活动收尾绝不是作风建设收场”，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活动中的“紧张心态”，继续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让各级党员干部时刻感受到改作风实实在在的压力。

上级领导不能光派任务，要多留一份心，及时感知下边的风向，出现问题早提醒、快纠正。1946年中秋，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召集几个纵队的负责人开会。由于连战连捷，几位司令员满面春风地上前和邓小平握手，邓小平却摆摆手说，这次开的是“不握手会议”！原来，前线部队因为胜利滋长一些骄傲自满情绪，一些干部作风有些松懈。邓小平重点对此进行批评，连敌军逼近也坚持不散会。各纵队司令员在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终生难忘这次会议。今天，一个8600多万党员的政党要“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正需要多一点“不握手会议”的严，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更多免费素材，微信 lbgzkf1】

“层层压紧、上下互动”，并非要求上下一统，更不是照猫画虎，而是因时制宜、分类作答。有的问题出在基层，根子却在上面，比如层层陪同、评比泛滥等，就应该下题上答。有的问题出在上面，需要下面配合解决，比如违规使用公车、盖豪华楼堂馆所等问题，就应该上题下答。还有的涉及多个部门的职能交叉，比如户籍改革、教育改革等民生问题，就应该各地方各部门同题共答。只有上下互动、前后照应、左右衔接，从细处入手，向实处着力，一环紧着一环拧，一锤接着一锤敲，才能积小胜为大胜，真正把工作做好。

西方有一个“巴比伦塔”的神话：人类本来说的是通用语言，交流无障碍，于是想齐心协力建一座直通天庭的高塔。而上帝只是让人类的语言一夜之间变得五花八门，上下两头的人说话互相听不懂，行动上无法协调一致，通天塔就成了“烂尾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作风建设，还是全面深化改革，疏通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权力经络，都是必须迈过去的坎。搭好天线，接好地线，打掉隔热层，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上下同心、无往不胜。

（2014年10月20日）

向生生不息的民族魂致敬

——从《绝对忠诚》引起强烈共鸣说起之一

为了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今天的英雄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绝对忠诚。他们所诠释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价值灯塔，他们所照亮的，就是中华民族披荆斩棘的崛起之路

“曾经失落的尊严，在你们手上赢了回来，为国铸剑，你们先把自己百炼成钢。和平年代，有许多东西与时间一起流逝，民族魂，最是那于无声之处的奋斗。”湖南卫视专题片《绝对忠诚》第二季日前播出，这几句铿锵的旁白，迅速成为热议话题。从甘于为国奉献的铸剑者身上，我们收获到一种久违的感动，感受到一种可贵的价值。

《绝对忠诚》第二季聚焦的，是一群默默无闻却无比重要的军工科学家。哈军工原教员丁金星，每天连续工作十几小时，总是迎着晨曦回家吃饭，埋头44年换来国产激光陀螺问世；国防科大陈华明，率队接下“北斗”卫星抗干扰项目，头上的北斗升起又落下，实验室里的“北斗”却一刻不停，终于赶上了卫星发射的时间要求；“辽宁舰”航母总监造师杨雷，做梦时都在说“下面我讲三点”，不过几年时间，满头乌黑浓发已成花白半秃……

这个时代没有战火硝烟，英雄仿佛已然随风而去，但当这些英雄再现眼帘，我们眼里满是泪水。这些铸剑者透射出来的忠诚、奉献、专注、踏实，如同穿破层层迷雾的光芒，给人们带去温暖和力量。不到10天时间，《绝对忠诚》第二季网络视频浏览量已经超过3000万，主要微博和论坛参与互动的博主超过15万人，阅读量突破1亿人次。网友称赞军工科学家是“新时代最可爱的科学家，为民族点亮了前行的价值灯塔”，可谓一语中的。

铸剑者的故事之所以引起共鸣，皆因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对忠诚的坚守。曾几何时，“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还是一种朴素的意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不用强调也无需渲染。王进喜那样“天当房、地当床”的汉子，那个年代又何止一个？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趋向多样，理想不再排斥个人追求，条件不好允许换，吃不了苦也可以走。然而，当这样的理念渐成“明智选择”，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行其道，难免会让人忧患价值危机的迷雾，把渴望的目光投向仍然践行坚守、报效国家的那些精神高峰。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鲁迅先生当年于国家危难之时发出的呐喊，今日听来仍然振聋发聩。

时代不同了，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雷锋、张华的作为可能并不那么好理解，焦裕禄、杨善洲的追求也许看来如同圣人：为什么他们想也不想就以身犯险、救人于危难？还会有人不为家庭考虑、甘做奉献吗？然而，那些活生生的精神高峰，就是对时代疑问的最好回答。当失控的车辆撞过来，张丽莉能够毫不犹豫地伸手把学生推开；当陈青的父亲脑出血的诊断和监造“歼—15”的调令同时发来，他的母亲依然坚定支持他为国效力。实际上，这些品行高尚的人，从未离我们远去。在这个喧嚣热闹的时代，他们仍然在无声处默默坚守。低头赶路的人们，只有在停下来眺望远方之时，才会猛醒，精神原野上的高峰，原来就在不远处。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先贤们的理想，在民族精魂的圣火中传承至今。每个时代都需要感动，每个时代都呼唤英雄。马雅可夫斯基说过，要像灯塔一样，为一切夜里不能航行的人，用火光把道路照明。为了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今天的英雄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绝对忠诚。他们所诠释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价值灯塔，他们所照亮的，就是中华民族披荆斩棘的崛起之路。

向生生不息的民族魂致敬，在价值灯塔的光明下前进，不仅是我们这代人的情感，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有位网友说得好，“我们要告诉世界的是，甘于奉献、坚守价值的绝不仅限于他们，我们也可以和他们一样，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言人和践行者，接过他们的价值接力棒。”

做到这一切，我们就没有错过这个英雄仍在的时代，做到这一切，我们也能成为民族精魂的传火者。

（2014年9月9日）

让忠诚成为时代旋律主音符

——从《绝对忠诚》引起强烈共鸣说起之二【更多免费素材，微信 lbgzkf1】

当今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多变，不同人有不同价值排序。但越是这样，越凸显理想信念的可贵，越需要奏响忠诚这个时代旋律的主音符

80岁高龄依然夙夜在公致力激光事业的丁金星，38摄氏度高温挡不住心怀壮志的老兵张兵志，陈青用几万个零件总装起的“飞鲨”让国人兴奋舞出“航母style”……电视专题片《绝对忠诚》的镜头中，走来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军工科学家，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像一个巨大磁场，吸引着人们紧盯荧屏？是什么情怀，让今天的我们一遍遍呼唤最可爱的人？答案就在——绝对忠诚。

易水河畔的慷慨悲歌，风波亭上的点点残血，零丁洋里的声声叹息，穿越历史时空，忠诚的底色逾远而弥存。“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腹中满是草根、宁愿饿死也不投降的气节，竹签钉入十指、痛彻心扉也不叛党的坚贞，诠释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惊世两弹、冲霄一星”的元勋，“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的县委书记榜样，还有无数不懈奋斗的中华儿女，共同托起了民族复兴的事业。古往今来，多少人用生命唱响了忠诚的强音，多少人用壮举书写了忠诚的内涵，深深印在历史深处，丝丝化入民族之魂。

然而，也应看到，在社会转型期，价值世界的变动与阵痛，使得传唱已久的忠诚之歌，出现了一些变调和杂音。比如，在利己主义者眼里，“忠诚”成了“傻瓜”“无能”的代名词；在利益交换的逻辑中，“忠诚”被视为过时无用的老古董。用功利眼光去衡量世界的那一刻，往往是陷入价值泥沼的开始。一些人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抛到一边，把个人利益、个人地位、个人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价值观的错乱，导致行为的变异，那些变了味的“忠诚”，只会让人更加浮躁、更加迷惘。

难道不是吗？一些粉丝对明星不论是非、毫无原则的“死忠”，导致悖谬言行；一些商人对金钱无底线的追逐，常常不择手段；少数干部对某个领导的“忠心”、关系网的信奉，最终让自己走上腐化堕落的不归路。这一切，与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绝对忠诚相比，显得那么卑微渺小，更引发深沉的思考。

一个人缺少能力，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团队协作来弥补；但如果缺少一颗忠诚的心，结果可能就会南辕北辙、伤人害己。有人说：有才无德是危险品，有才有德是正品。德是才的灵魂，才是德的支撑，一个心怀信仰、绝对忠诚的人，才会把自己的才华、毕生的心血，投入到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写下俯仰无愧的人生篇章。

诚然，当今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多变，不同人有不同价值排序。但越是这样，越凸显理想信念的可贵，越需要奏响忠诚这个时代旋律的主音符。荧幕上这些军工科学家的肩膀，一边担着和平与幸福，一边扛着牺牲与奉献，精忠报国，无怨无悔。他们的脊背上没有刺字，胸中却激荡着满江红，为的就是使命的召唤。“为国家，活着干，死了算”，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朴实笃定；“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没有斤斤计较，只有无私贡献，在他们眼里，被国家需要就是一种幸福。他们的人生告诉我们，活着不是生活的全部，仅仅为自己活着更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从物质名利的种种羁绊中抬起头来，多一点仰望，多一些坚守，更有价值的人生并不遥远。【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风洞专家廖达雄的歌声回荡在山沟，却响彻在我们的内心。最是于无声处的奋斗，才震撼人心。对普通人来说，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轰轰烈烈的伟绩，如何脚踏实地践行忠诚，是更为现实的课题。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言，做不了社会主义大厦的一块砖，没有关系，但做不了一颗螺丝钉，就不对了。忠诚从来都没有高居云端，它就在尽责的岗位上，就在道德的生活里，就在我们听从内心召唤的每一次选择中。

（2014年9月10日）

做守望民族精神的代言人

——从《绝对忠诚》引起强烈共鸣说起之三

别让远行者孤独，就要加入他们的队伍。沿着他们的足迹，追上他们的脚步，不断激发我们心中的正能量

“他们是一群孤独的水手。在‘国防科工’这艘‘航母’破浪前行中，他们全力奉献，却默默无闻。他们所有的牺牲、奉献、忠诚，铸成了一座座‘无字丰碑’。”一位网友在看完电视专题片《绝对忠诚》第二季后，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远行的人常常是孤独的，但那孤独并非就是苦痛。因为倘若那远方的路是属于自己的，路边的风景是自己栽下的，目的地是自己内心向往的，那么远行者就会甘之如饴、锲而不舍。尽管一路坎坷，但如果再次选择，军工科学家们也仍会毅然选择“孤独”，走上义无反顾的人生之路。或是扎根戈壁，对导弹钟爱一生，做一朵绽放的“沙漠玫瑰”；或是一头扎进川西北的大山深处，看着自己设计的新一代大型风洞群拔地而起；或是行走在狭窄的舱室，为着辽宁舰的改造，相当于走遍近大半个中国。

是的，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人“太傻”，工资不高先不说，还身处恶劣环境、远离故乡；干的活又都是保密工作，连出名都不可能。一没利，二没名，这么做的“性价比”到底有多高？持这样观点的人，眼里只有利益的算计、个人的得失，他们追求的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每天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甚至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在这个价值多样的时代，复杂中有比较，比较中分高下。听听军工科学家们的回答：“有些人就是没钱了就不干了，哪里好就跑到哪里去。自己的祖国啥时候都不能忘，对祖国有所奉献，不能说为了个人利益国家都不管了。”这些质朴的声音，一字一句，像一把重锤敲打着我们的心房。并不是对金钱没有需求，也并不是对家庭没有眷顾，而是因为在他们的人生字典中，有着比金钱更重要的词汇，那就是责任与奉献。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你不守望，我不守望，国防的尖端科技谁去攻关？国家的防卫安全谁来负责？“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他们才会迎着晨曦上班，顶着月亮回家，为国铸剑、忠诚奉献、流血流汗，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探索。这是一群淡泊无闻的人、一群尽职尽责的人，他们和无数平凡的奉献者一起，推动着我们的社会不断前行。“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刚刚逝世的哲学家汤一介先生曾以此为座右铭，身体力行。这样的告诫与鞭策，何尝不也是对世人的警醒？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拥有伟大的心灵。拜金主义和个人至上浇灌不出这样的花朵；清议空谈和动辄抱怨也无法增厚道德的土壤。涵养伟大的民族心灵，需要精神上的觉悟，更需要行动上的守护。“凡是能冲上去，能散发出来的焰火，都是美丽的”。守护者，可以是一个农民工，可以是一个学生，也可以是一个白领，不管是谁，都像这群军工科学家们一样，为着内心的高尚追求而毅然行动。

令人振奋的是，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仍有人坚守在价值的高地，照亮着道德的星空。小男孩卷入小客车车底，十几名热心市民徒手将车抬起；有人被浪卷走，三位高一男生搏击海浪，把落水者救上岸；有人戒掉20多年的烟瘾，把用于买烟的钱捐给爱心公益……宋代大儒朱熹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现实生活中，守护伟大的心灵，并非高不可攀的境界，也并不需要多么惊天动地。立志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涓涓细流也能汇聚成民族精神的浩浩长河。

哲人说，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火焰，能否点燃它，决定了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总有燃灯探路者，总有举火而行者，为民族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军工科学家们，再次用光与热带来了温暖，给予今天的人们更多的信心。别让远行者孤独，就要加入他们的队伍。沿着他们的足迹，追上他们的脚步，不断激发我们心中的正能量，一起来做守望民族精神的代言人，那么民族精神之火必将烈焰熊熊，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2014年9月11日）

不改革死路一条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一

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改革依然是社会主义存在和赓续的方式、更新与完善的方式、发展与壮大的方式，依然需要拿出党性与血性，拿出勇气和魄力

1976年10月，秋雨中的长安街，两个年轻人大声呼喊“邓小平，你在哪里”，人们唱起了愈渐高亢的国歌……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艺术性地向人们呈现了粉碎“四人帮”前夕的那个历史时刻。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望当年“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于深切的缅怀中，我们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中国是在困顿与落后中踏上改革开放之路的。1978年，时任副总理的谷牧带队赴西欧五国考察，看到瑞士发电厂已经在用计算机管理，而在中国西南一家大型炼钢厂，一台140年前的英国机器居然还在使用。那时，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法国戴高乐机场的使用效率是首都机场的30倍……

“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带着十年“文革”的重创进入世界坐标，中国开始心情复杂地审视自己所处位置。“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改革开放前夕，总设计师的沉重忧思化为掷地有声的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这样的判断，现在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可以说，从36年前揭开大幕那一刻起，“改革”二字就与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改写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那一代共产党人，正是深怀“开除球籍”的忧患，带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思考，顶着“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巨大压力，开启了激荡中国、震撼世界的伟大变革。

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深刻论断，到“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惊天一问，以1978年为起点，30多年一以贯之的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带来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催生前无古人的制度创新。中国改革的方程式，一次次突破禁区、打破定律、创新模式。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业绩，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由此开辟的“中国道路”，打破了以西方为标准的一元演进模式，在人类现代化历程中证明，“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

36年过去，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面对的是更高起点上的艰难攀登。“中国赢在了现在，但能否笑到最后还很难说，所有人都在观察，北京的改革决心有多大？”外国观察家的话固然刺耳，但也尖锐地触到了实质：现在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改革依然是社会主义存在和赓续的方式，更新与完善的方式，发展与壮大的方式，依然需要拿出党性和血性、拿出勇气和魄力。犹记邓小平同志“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的期许，以及“谁不改革谁就下台”的疾言，总书记同志“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的铿锵话语，“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坚定誓言，是对总设计师最好的告慰。穿越30多年时光，改革，始终是当代共产党人的最大历史担当，是今日中国引领方向的旗帜。

恩格斯曾断言，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以此为意象，深圳莲花山公园，有座名为“自我完善”的塑像：半身大力士用力挥舞着锤头和凿子，开山劈石、雕凿自身。30多年来，正是以“经常变化和改革”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去沉疴于自我革命，除痼疾于壮士断腕，步步逼近光辉的山巅。到今天，这一伟大的实践已经走过前半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已是呼之欲出。进一步“长风破浪会有时”，顿一步“一篙松劲退千寻”，后半程改革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事关13亿人的福祉，更关乎社会主义的未来。

1984年，邓小平在中山视察，攀登了当地的罗三妹山。下山时，工作人员建议从原路返回，他毅然回答：“我从来不走回头路！”今天的中国，新的改革窗口已然开启，新的历史转机已露端倪，以一脉相承的信念、一以贯之的决心推进改革大业，我们所创造的一切，将“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2014年8月19日）

没有公平就失败了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二

突出公平正义的主线，是提升改革社会认同度和参与度的关键，是沟通国家上下、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

1992年的那个春天，深圳仙湖公园，邓小平铲土种下一棵榕树。当旁边有人向他介绍“发财树”时，邓小平接过话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上路的。“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今天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这番话，依然振聋发聩。

而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邓小平的另一番话无疑引发了更多的共鸣：“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从致力“先富”，到强调“共富”，“让全国人民都发财”，社会公平成为邓小平晚年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因为，从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逻辑来看，“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初，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燃旺全社会的发展热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效率优先”的策略性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推动中国经济以每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这才让“站起来”的中国，有了“富起来”的今天。

“当一位领导人的生涯落幕时，观众的生活已然变化，历史的道路可能也大为转变”。应当说，正是“先富起来”的历史选择题，让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她的13亿人民，站到了一个可以讨论更高层次问题的新起点。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缺乏效率的公平，不可能是真公平；丢掉公平的效率，也绝不合乎正义。如果改革到最后连公平都没有了，何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科学社会主义蓝图时，就曾这样强调。在改革开放推进30多年之后，我们对什么是公平，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种公平，既包括结果公平，也强调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假如“寒门难出贵子”依然是人们无奈的喟叹，假如“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依然是社会潜行的规则，假如“知识不是力量、编制才有分量”依然是体制壁垒的注脚，假如“无机会群体”的出现、“马太效应”的产生依然难以避免，甚至愈演愈烈，我们就很难说，“公平”的核心价值得到了弘扬，社会主义的本质得到了体现。

这就是为什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将纾解人们的“公平焦虑”，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我们推进新一轮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从总书记在新年致辞中强调“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到十八届三中X会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雷厉风行的反腐败反特权，推进着国家的政治平等；力度空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着社会的身份平等；自我革命的简政放权，推动着市场的经济平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棋局中，频繁出现的“公平”，正是社会利益的平衡点，思想观念的交集点，社会情感的共鸣点。

伟人未竟的事业，是后辈政治家建立历史功业的起点。方今之时，突出公平正义的主线，是提升改革社会认同度和参与度的关键，是沟通国家上下、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这，正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承担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近日召开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无论是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还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无不体现着对分配公平的高度关切，对机会公平的热切倡导。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关于恢复高考决策的历史剧情，让过来人潸然泪下。当年，这一彰显公平理念的伟大决策，让千百万青年享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今天，人们有理由期待，新一轮改革能够像36年前一样，凝聚亿万人心，释放改革红利，再一次激发出整个中国社会的强大内生动力。

（2014年8月20日）

对腐败要下得了手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三

对于腐败，要有“零容忍”的认识，更要有“下得了手”的行动。在反腐这个问题上，“力度”比“态度”更重要，“效果”比“信念”更重要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时钟再次跳动”的中国。当“真理标准讨论”激荡解放思想的春潮，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释放改革开放的活力，总设计师高瞻远瞩的擘画之中，也有着对历史深处忧患洞察入微的把握，而后者可能更需要廓清迷雾的眼界、果敢坚毅的决心。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邓小平同志最鲜明的思想和实践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国情出发”。反腐败正是这样一个例子。

大潮初起，与思想一起解放的有利益，与体制一起松动的是欲望。广东沿海地区一个县委书记，侵吞缉私物资把家搞得像“广播站的器材仓库”，最终被枪决，成为反腐“改革开放第一案”。对此，邓小平严厉指出“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告诫全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如果“不坚决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就可能要“改变面貌”。

将是否反腐，上升到改变党和国家面貌的高度，这样严峻的判断，源于对腐败问题的深切思考：如果手握权力的国家公仆，堕落为以权谋私的人民公敌；如果“保护社会共同利益”的权力机关，异化为“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权集团，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背道而驰，更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水火不容。在反腐败问题上，必须拿得定主意、“下得了狠手”。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遗憾的是，反腐败也同样如此。经验表明，社会转型期的“轨道变化”制造大量“灰色地带”，伴随而来的腐败滋生，几成现代化进程中的通病。腐败作为“全球性灰色病毒”，是人类文明的公敌。上世纪初的美国、二战后的日本，莫不如此。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转型，其变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可谓绝无仅有，因此也难以逾越腐败高发的阶段性特质。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早已做出判断——“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改革势必泥沙俱下，但如果不及时清淤疏浚，听任污泥浊水泛滥，放纵老虎苍蝇横行，就会带来灭顶之灾。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就此断言，“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遏制中国，那就是中国自己”。而在中国经济社会迅疾发展的36年，反腐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彰显党的决心和反映社会民意的晴雨表，成为能否捍卫核心价值、展现自我革新能力的试金石。事实证明，对于腐败，要有“零容忍”的认识，更要有“下得了手”的行动。在反腐这个问题上，“力度”比“态度”更重要，“效果”比“信念”更重要。

当今中国，正行进在“历史的三峡”，反腐败也越发紧迫而重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让社会公众产生“相对剥夺感”，振奋社会信心要反腐；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在党和群众间隔起无形之墙，重塑执政伦理要反腐；贪官祸国，污吏殃民，是对党的宗旨信念的极大败坏，正本清源要反腐。“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今天的共产党人，正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韬略，回应着一代伟人深邃的历史洞见。

在谈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邓小平提出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一个就是抓紧惩治腐败，“至少要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今天，“打虎无禁区、拍蝇零容忍”的反腐败斗争，恰如这一告诫的隔空回响。反腐需要硬手，倡廉亟待实招，十八大以来的22个月时间，史无前例的反腐力度，信守着“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的承诺，践行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誓言，让人民充满信心，让社会充满期待。

邓小平曾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现在看来，我们党过了这一关。最重要的是，人民对腐败深恶痛绝，对反腐败全力支持，这是我们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根本保证。

（2014年8月21日）

还是法治靠得住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四

要法制，不要人治，是改革开放大幕初启时的中国迈向未来的出发点。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重温伟人教诲，会更深切地感到，树立起牢固的法治信仰，将是我们给予后来者的最宝贵的馈赠

1979年春天，一位77岁的老人常会在深夜步行经过天安门附近的东长安街，他就是当时牵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彭真。为了尽快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彭真受命和他的立法“苦力班子”一起，披星戴月，在3个多月时间里制定出了7部法律，徐徐推开了尘封已久的“法律之门”。

“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1978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位政协常委提出了一个很多人敢想不敢说的话题。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令无数中国人倍感法制陵夷的伤痛。正因此，在这一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铿锵有力地宣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让很多老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法制的春天到了！”要法制，不要人治，成为改革中国的制度出发点。

在法制的废墟和人治的积习上起步的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一蹴而就。

正如法学家所言，法的诞生与人的诞生一样，一般都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人们还记得，在江浙一带走街串巷的小贩，可能会因车筐里的几只鸡鸭被控“投机倒把”；外资领域的立法欠缺，也让不少外商心存忐忑，担心投资“有去无回”。递个“条子”、打个“招呼”就能成为私营企业迈不过去的坎，让不少“闯滩者”折戟沉沙。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邓小平的话感同身受：“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走出中国改革的新路，必须在市场与法制方面齐头并进。

“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深圳说出的质朴而深刻的道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定下法制基调。自此，“法治”和“市场”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关键词。这一年，北京新公司以每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8月份即告全数发光，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改革对社会的激活、法治对市场的促进，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从农村治理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到中央层面一再强调党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依法限制权力滥用也成为贯穿改革历程的另一重心。

在社会主义制度与法治的关系上，我们走过了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字面上的变化，昭示着由改革道路决定的制度命运。举国上下不懈奋斗几十年，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拿什么来保护？“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下来的宝贵治理经验，靠什么来巩固？如果公民合法财产有可能须臾成空，社会的安全感普遍缺乏；如果社会诚信缺失，人相害而不相帮；如果政府行为朝秦暮楚，决策过程暗箱操作，如何称得上现代国家，又怎么称得上治理的现代化？正因此，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中国，就是让每个人的安全感得到法治的承诺，让每一份合法财产得到法律的看护，让每一项合法权益得到正义的匡扶，让每一分改革信心和改革活力都有法治呵护。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有外媒评论，当代中国，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本身。在这个充满着无限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极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必须让法律成为所有人的行为指针，从而为时代铺设前行的路标，让人们看到可预期的未来。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每项改革措施都于法有据；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面对不同声音、不同主张，“请用法律说服我”，不断培育人们对法治的信心……树立起牢固的法治信仰，将是我们所能给予后来者最宝贵的馈赠。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重温这句教诲，不仅包含着人们对“好制度”的向往，也意味着在良法之下“做个好人”的德性之治。正如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寄语：法律秩序关注的是，人类不必像哨兵那样两眼不停地四处巡视，而是要能使他们经常无忧无虑地仰望星空和放眼繁茂的草木。

这是法治作为制度文明闪耀出的人性之光。让我们寄望于这个秋天，期待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X会所能唤起的制度力量。

（2014年8月22日）

让理智战胜贪欲

——“让廉洁成为一种觉悟”之一

唐代柳宗元在《蝜蝂传》中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一种叫蝜蝂的“善负小虫”，喜爱背东西，爬行时凡是遇到东西，总是抓取过来，结果越背越多。它又喜欢往高处爬，用尽力气也不肯停，最后掉下来摔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千载而下，这些警语直到今天依然发人深省。

蝜蝂的悲剧，在于背负贪欲而行。这样想来，人的欲望，有时是不是也会深陷“蝜蝂困境”？比如，很多贪官被抓后，人们才发现，他们聚敛了巨额财产。有的专门租房堆放贿金，有的藏巨款于鱼塘暗道，有的坐拥几十套乃至上百套房子，有的家里现金之多，清点时竟烧坏几台验钞机。“人不能把金钱带进坟墓，但金钱却能把人带进坟墓”，看看庭审陈述、听听狱中忏悔——“贪欲让我丧失了理智”“被钱冲昏了头”，悔恨何其沉重，教训又何其深刻。

老话说，良田万顷，日食三餐；大厦千间，夜眠八尺。人的客观需要总是有限的。仔细想想，身为领导干部，不差钱、也不缺房，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伸手要不该要的东西，开口讨不该有的利益，最后当火山口上的守财奴？即便贪得许多钱财，现在管得这么严，上上下下都有眼睛盯着，一乱花就“露馅”“犯事”，哪有地方和胆量去搞奢侈，还不像捧着一堆烫手山芋？有的贪官让子女去国外挥霍，自己胆战心惊地度日。这样的日子又有什么意思？说来说去，钱财总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已经够了还要攒，明知烫手还要拿，贪婪无度实在是一种病态心理，是为贪而贪。正如巴尔扎克所言，“贪心好比一个套结，把人的心越套越紧，结果把理智闭塞了”。

诚然，人生天地间，总有七情六欲，正常的欲望无可厚非，但更需看到，人之为人，不是一个“欲望的洞窟”，有理智、讲理性，做欲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才是人的价值所在。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想问题做事情，把握好度是关键。关心收入，但不干净的钱一分也不能要；有点爱好，但玩物丧志就不可取；有人情味，但徇私废公就碰不得。给欲望安上闸门、给行为划上边界，方能知足知止、适可而止。

总书记同志曾为领导干部算过“三笔账”。的确，我们要算算利益账，有稳定的收入，组织上从工作考虑又给了许多必要的工作待遇，退休后还有各方面的不错待遇，细细算来，得到的已经不少了，如果贪赃枉法、一失皆无，值得吗？算算法纪账，不管是谁，违纪违法终将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不要以为吃一点、拿一些、玩一下没关系。算算良心账，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如果干部以权谋私，既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家人，违背了做人的良心。“三笔账”，归结为一点，就是要守住底线、会算大账，别干得不偿失的事情，珍惜来之不易的事业和人生。

平心而论，身处纷繁复杂的社会，各级干部面临的诱惑不少，这样那样的冲动难免，这带来了挑战与压力，也是考验人、锻炼人的契机。不义之财不拿，不当之利不得，不法之事不为，每一次取舍，每一次选择，其实也在净化心灵、增强免疫力。“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让理智战胜贪欲，既是管理和驾驭欲望的过程，也是提升和完善自我的过程。只有这样，干部的腰杆才会硬起来，前行的路才会越来越好走。

“好好过日子”，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著名作家二月河这样意味深长地寄语党员领导干部。朴素的道理最深刻，洗尽铅华始见真。夜深人静之际，想一想亲人的期望，想一想家人其乐融融的情景，想一想自己这么多年的艰辛历程；扪心自问之中，掂一掂所作所为，到底有没有走错，究竟是不是值得？头脑清醒地思考下去，为官者就会更加明白：陷入了贪欲，势必走向歧途；选择了廉洁，也就选择了幸福。

（2014年7月30日）

“权力”的滋味怎样品尝

——“让廉洁成为一种觉悟”之二

成功与失败、荣誉与耻辱、幸福与悲哀，权力的滋味悬如霄壤，实则只有一步之遥——“只在公私之间尔”

《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问众臣“天下何人最快活？”大家各抒己见，有人说“富甲天下”，有人说“功成名就”，有人说“高官厚禄”……朱元璋听罢一一摇头，直到听到“畏法度者最快活”时才点头称是。故事蕴含的对“权力”的认识，引人深思。

干部手中都有一定权力，如何对待权力、使用权力，决定了不同的未来。秉公用权、积极作为，手中的权力就会促进人生价值的实现，这正是“畏法度者最快活”的现代意涵；相反，如果以权谋私、用权寻租，看似得了便宜，但就在权钱交易之时，也一同失去了人格与尊严。不管官多大，只要权力欲膨胀，就会摔跟头，滑进深渊。成功与失败、荣誉与耻辱、幸福与悲哀，权力的滋味悬如霄壤，实则只有一步之遥——“只在公私之间尔”。

也有人认为，权力和地位就得“实打实”，要想尝到权力的甜头，就得有具体支撑和现实载体，而利益和金钱正是最佳对象。殊不知，觥筹交错固然逍遥、一掷千金固然豪气，却容易喝坏了身体，搞坏了风气，最后把自己也搭进去。不少落马官员感慨：踏上不归路的起点就是“羡慕有钱人的生活”。【更多免费素材， 微信lbgzkf1】

古人说，“高飞之鸟，易死于食；深潭之鱼，易死于饵。”为官发财本应两道，公务员薪酬低于企业家也是国际通例；一个人可以选择当官，也可以选择发财，但绝不能选择通过当官来发财。权力寻租纵能短时间积累大量财富，看似风光无限，实际上不过是行贿者精心布置的陷阱而已。赖昌星修建穷奢极欲的“红楼”，多少干部被拉下水；倪发科喜爱珠宝，多少商人把送玉当做“雅贿”。万庆良被查前几天，还到会所里大吃大喝；韩先聪在被查当天，手机信息还显示有两场饭局。“你以为自己有多优美的背影，其实别人看重的只是你的背景”，那些山珍海味、奇货异宝，无非是行贿者用利益拿住干部的诱饵，一旦着了他们的道，就会处处受制于人、时时受到胁迫，这样的人生与玩偶、傀儡何异？看看有些商人在干部面前颐指气使、予取予求，甚至得意洋洋地说“打个电话人就得来”，哪里有半点尊严？行贿者理应严惩，但从干部自身出发，是不是更应反躬自省？

更何况，一旦东窗事发，带来的不仅是牢狱之灾，也有家庭破碎的悲剧、人生失败的悲叹。刘志军在接受审判之后感叹，“人生要到60岁才能懂事。”雷政富东窗事发后，年过七旬的老母亲站在村口老泪纵横；冀文林落马的消息传来，一路把他带大的姐姐在老家掩面痛哭。也曾壮怀激烈、志存高远，也曾是亲朋故旧、父老乡亲的骄傲和自豪，却在一朝一夕之间沦为阶下囚，从成功的榜样跌落为反面的典型，这样的苦楚和落差，夜阑人静时仔细想想，还不能令人警醒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诚然，敬畏法度、秉公用权，或许会失去锦衣玉食、华屋豪车，但就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取得了什么，而在于奉献了什么”。在奉公为民的价值坐标上，领导干部能够开拓更为丰盈的人生空间：挣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收获的是有价值有理想的人生；超越的是利益算计的狭隘，赢得的是造福一方的扎实事业。

路怎么走，要靠自己去悟，靠自己来选。权力，究竟是走好人生之路的铺路石，还是导致腐化堕落的绊脚石？孰是孰非，何去何从，期待党员干部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2014年7月31日）

真的是“身不由己”吗

——“让廉洁成为一种觉悟”之三

城池失守，不是因为敌军太强，而是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精神沦陷，不是因为诱惑太大，而是“自己扳倒了自己”

一些官员落马后，常有“身不由己”之说。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受贿一亿多，自辩“上了贼船下不来”，只能任由金条和现金逐渐堆满房子；河南开封市委组织部原部长李森林供述，面对别人的送钱送物，躲得了今天、躲不过明天，躲得了这个人、躲不过那个人，躲得了下级、躲不过同级甚至上级……

“身不由己”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有对官场风险的反思，有对喧嚣生活的怨艾，但更多的是对随波逐流行为的自我开解，直白点说，“换了谁在那个位子上都一样”。于是，在这种自我暗示和安慰之下，尽管殷鉴在前，明知是非对错，依然身不由己地“和光同尘”，甚至“身不由己”地走进监狱、毁掉前程。

这种看似荒唐的逻辑，其实不少当干部的都曾面对，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不可否认，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许多面子确实不好驳，尤其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贫贱闹市无人问，富贵深山有远亲”，几乎时刻都面临着“说不”的压力。但这些成为“压力”的人情，许多时候又是什么呢？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讲过一个故事，“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亲情可贵、友情难得、旧情难忘，可如果人情成了精明利益计算的借口、无所顾忌索取的理由，甚至违法犯罪的幌子，明智的人有什么理由不拒绝呢？

在有些人看来，相比于人情的“软约束”，还有一种“硬压力”更不好违抗。比如，上级“吩咐”你“关照关照”，你能否承受拒绝的后果？在所谓的权势面前，原则是不是要退避三舍？一旦怕穿小鞋的畏惧、将受重用的诱惑占得上风，“身不由己”就显得更加心安理得。甚至有受惠于此的人总结经验，“为领导干一百件好事，也不如与领导一起干一件坏事。”果真如此么？近年来，一些窝案的发生，一些圈子的覆灭，恰恰给出了相反的答案。热衷于小圈子、搞人身依附，到头来拔出萝卜带出泥，栽跟头的还是自己。

“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纵观种种“被动腐败”，与其说是身不由己，还不如说是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往往是因为心为物役，被一些东西劫持了、软化了、消解了，因此不愿去抵抗或者不能去抵抗。城池失守，不是因为敌军太强，而是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精神沦陷，不是因为诱惑太大，而是如总书记同志所说的“自己扳倒了自己”。

人总有七情六欲、故友新朋，伟人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杨开慧的挚友李淑一托人找到毛泽东，请求调到中央文史馆工作。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毛泽东以这种不失人情的方式告诉我们：人是感情动物，但人最可贵的，是他能以理智约束情感，将公益放在比私谊更高的位置。事实上，人们对洁身自好的人，内心是尊敬的，他们并未脱离群众，只是脱离了污浊；他们或许一时得罪了个别人，但获得的是长久的内心安宁。

人生在世，把握自己最重要。人云亦云，不会有正确独立的见解；随波逐流，也难以有理想自主的人生。“身不由己”关键还在于一个“身”字，换言之，就是如何理解原则、如何理解权力。如果能在这些问题上有正确的认识，哪还会有那么多的“不由己”？【更多免费素 材，微信lbgzkf1】

（2014年8月5日）

如何才算爱子女

——“让廉洁成为一种觉悟”之四

守好了公与私的分隔线，吃透了严与爱的辩证法，才能让子女结益友、行善事，找准人生的航向，活出自己的精彩

陈毅在担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期间，曾与子女“约法三章”：要求他们穿土布衣，不坐公家的小汽车，办任何事都要严格按制度来。陈云任职中央纪委书记时，曾向亲属子女提出“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严格家规、清正家风，至今仍传为美谈。

可惜这样的家规家风，并非家家都有。历数近年来落马的干部，用手中权力为子女“开路”“奠基”者，不乏其人。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放任、纵容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提拔干部以是否帮儿子为标准；广东韶关市原公安局局长叶树养受贿的“宏伟目标”，是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有时候，有些干部自己倒也谈不上多么骄奢贪婪，但为了自己的孩子，便顾不上那么多原则和是非，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难怪有人说，子女是我们面对世界时的“软肋”，领导干部不能不好好想想，怎么才算爱子女？

希望子女健康快乐成长，也许是所有为人父母者共同的心愿。但以权力兑现子女的未来，是真正的爱吗？没有坎坷，人生难说完整。生活的磨砺、困难的考验，是孩子成长最好的老师。做父母的，如果一心为孩子搭桥铺路，甚至为了他们不惜贪赃枉法，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让他们视不义之财为理所当然，拿以权谋私当家常便饭，最后滑向无底深渊。看看近年来的案例，一些干部或是利用手中权力，为子女经商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在权钱交易中吸入黑金、博得发展，或者让孩子成为收受贿赂、肆意挥霍、百无一能的败家子，最后上演“贪腐父子兵”的悲剧，一旦事发，父子同为阶下囚，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是为子女造福，还是为其招祸，一目了然。

爱之越深，越需教之有方。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曾说：“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没有立足于世的能力与水平，再多良田，也只会坐吃山空；没有为人处世的道德与准则，再大权力，也终会跌个跟头。对于领导干部，守好了公与私的分隔线，吃透了严与爱的辩证法，才能让子女结益友、行善事，找准人生的航向，活出自己的精彩。

林则徐曾留给儿子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能否给子女一个春风化雨般的教育环境，把爱落实到成长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不仅体现着父母给予爱的能力，也考验着他们经营爱的智慧。有人已经是世界首富，却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将所有财产悉数捐给名下基金会，致力于慈善事业；湛江市原政协主席陈光保，退休后开荒种果，将所有收入用于助学，并决定身后不留给子女一分钱。外人眼中近似苛刻的“裸捐”，在他们看来，恰恰是对子女最深刻的爱：唯有以自己努力获得成功者，才能收获充实的人生、赢得真正的尊重。

真正的爱子女，给子女留下的不是财富，而是精神。不妨听一听一些优秀干部的子女们对父亲的评价：“父亲很贫穷，但是我们觉得他很‘富有’，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精神的金矿”“爸爸就是那棵大树，他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谨慎用权、清正廉洁，更能教育子女如何立身处世，更能体现父母深刻而持久的爱。“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样的对联在中国人的大门上贴了数千年，真可谓至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建议全党读《触龙说赵太后》，号召党员干部树立良好的家规、家风。周恩来也曾要求所有革命后代，切不要像因为有“吃不倒的铁杆庄稼”而最终潦倒没落的“八旗子弟”。不让子女躺在长辈的功劳簿上享乐，而是让他们经历风雨、爬坡过坎，靠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此之谓也。

（2014年8月7日）

清廉是对家人的最好馈赠

——“让廉洁成为一种觉悟”之五

“一人不廉，全家不圆”，清廉是从政最好的“护身符”。作为家里的顶梁柱，那可真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再伟大的事业，也从家庭起步；再美好的人生，也离不开亲情滋养。人生在世，为官一任，谁不希望既有漂亮政绩，又有暖暖亲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怎样在仕途进取中呵护好家人、经营好家业、维系好家庭，处理好事业和家庭的关系，堪称每一名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走上领导岗位，往往意味着手中掌握了更大权力，控制了更多资源。一些人由此便开始尝试给家里人“谋福利”，想方设法让权力“变现”。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主任李永真曾忏悔：我错误地认为，自己事业的成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现在自己有能力了，应该给家人一点补偿。这番话，折射出不少贪官的真实心理。李永真错了吗？一个人的成长，背后是父母长辈的关爱、兄弟姐妹的帮助，事业有成之后知恩图报并不是错，他错只错在认错了“能力”、用错了“权力”，走上了贪腐的歪门邪道。

利用权力敛财，要么战战兢兢处于极端焦虑不能自拔，要么难逃东窗事发最终丢官去职、锒铛入狱。这不是爱家人，而是害家人。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在庭审陈述时声泪俱下，直称对不起家人。一名贪官曾在狱中写下：“监狱接见日对大多数服刑人员来说是令人期盼的，而我却总是心事重重。每次看到父母日渐苍老的面容，我的心就充满自责。”而四川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郑道访受贿案发后，母亲被活活气死，岳母服安眠药自杀。世界上哪个爹娘指望孩子为了孝敬自己伸手被捉？又有哪个妻子儿女愿意丈夫父亲为了家庭的安逸铤而走险？如果早懂得家人的心，结局何以至此。

清廉是做官的本分，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为官，也是对家人的最好慰藉。小岗村原党支部书记沈浩“一片丹心、两袖清风”，生前在办公桌上常年放着女儿照片，背面有这样一行稚嫩的字：爸爸我爱你，你别做贪官。沈浩女儿写下此言时，还只是个10岁的小女孩，但“别做贪官”的真诚告诫，却沉淀着对爸爸淳朴的爱。金钱财物是一时的，总会坐吃山空，精神、品格、能力才是长久的。正因此，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涵养清廉家风，是给子女的最好人生礼物。开国元勋任弼时次女任远征孩提时代获赠一个记事本，父亲得知后严令她送了回去：你不能搞特殊，人生底线要清楚。这句话影响了她一生，并伴随她最终走上纪检监察的重要岗位。

有人说，领导干部也是人，就不能多照顾一下家人，让他们过得好一点？应当看到，尽管当官发不了财，但公务员具有稳定、保障好等职业特点，身为领导干部，正当福利完全可以满足生活所需。“对于不知足的人，没有一把椅子是舒服的”。一切为家人谋求额外好处的想法，都十分危险。《贞观政要》曾记载，“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蕴含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动了贪念，失了自由、丢了饭碗，连照顾亲人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么，对于领导干部，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家庭的温馨，不在名车豪宅、钟鼓馔玉，而在于平淡安宁、和谐团圆。他们最希望的是你一路平安，最想要的是你拥有健康的身体、舒畅的心情、进取的事业。看看一些机关单位在干部办公室悬挂的亲人寄语，“吃菜根淡中有味，守清廉梦里不惊”“留一生廉洁给自己，送一份幸福给家人”……其实，比起金钱、享受，这些朴实的心愿才是亲人最厚重的期盼。“一人不廉，全家不圆”，清廉是从政最好的“护身符”。作为家里的顶梁柱，那可真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为官之德在于清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清廉是一种无形力量，也是对家人的最好馈赠。以家人之心为心，多想一想他们的叮嘱，多听一听他们的心愿，在面对物质诱惑、利益迷雾之时，及时警示自己慎思之、明辨之，才能以问心无愧守护好心灵港湾。

（2014年8月11日）

平和心态才有平稳人生

——“让廉洁成为一种觉悟”之六

“廉”与“腐”，一样的“广”字外表下，有颗不一样的“心”。贪心一动，信仰就开始动摇，底线就逐步失守

还记得那个李真吗？河北第一秘，曾经风光无限。

在河北某市殡仪馆，有一个灵位牌，光秃秃的没有名字，照片也被家人用小花圈遮挡。“为什么不把名字写上？”家人说，“不敢写，也不想写，怕惹麻烦。不要说写，一说是他，有公墓连骨灰都不让放。”

没错，这就是李真。这个35岁就当上省国税局局长的青年才俊，曾经看电影《焦裕禄》而泪流满面，曾因看到坐在地上割麦子的老人而感动得慷慨解囊，却最终没有抵御住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一步步走上难以回头的贪腐之路，让不少熟识他的人扼腕长叹。

纵览公开的一封封贪官忏悔书，人们有说不出的好奇，前车之覆那么多，为什么没能挽留住这些曾经意气风发、颇有才干的人才？是个别上级领导宠坏了他们，少数下级官员捧坏了他们，还是制度的漏洞纵容了他们？说一千道一万，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有个哲理故事讲得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廉”与“腐”，一样的“广”字外表下，有颗不一样的“心”。贪心一动，信仰就开始动摇，底线就逐步失守。

心态的失衡，往往始自不经意的对比。为什么相似的出身背景，相似的能力水平，仅仅因为职业不同，有的人腰缠万贯，出则奔驰宝马，吃则燕窝鱼翅，住则豪宅别墅，我却清贫依旧？为什么手中的公章盖下去，楼起来路通了，做工程的人发家致富，而我吃苦受累亏欠自己、愧对家人，却不能拿点补点？辛苦了半辈子，“过去几十年是为别人活的”，何不另辟蹊径，为自己活一把？

一念之差，人生打岔。心态一旦不平和，就会错误地看待世界上的一切，腐与廉的距离，有时也就是一步之差。李真就说，他看到个别高干子女吃、抽、穿、用极为豪奢，时间一长，就知道了其中的“秘密”——这些钱是依靠父母的权力和影响，开公司、做生意牟取的暴利；而那些廉洁的人，不仅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工作上得不到重用，反而还遭到有些人的奚落、责难、孤立和排挤。这样的“领悟”，让一些人的心态发生变化，以至于胆子变大、行为出轨。从拒绝吃请到逢请必到，从轻车简从到前呼后拥，从谨小慎微到挥霍放纵，起初的不安很快被利益带来的满足、特权带来的虚荣所取代，最终难以抑制地滑向深渊。回头再看，人生之所以踏上“不归路”，正是源于心态开始“不平和”。

平心而论，更高的职位，更多的财富，更盛的名声，更大的成就……是一般人都期望摘取的人生果实。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奢望人生“大满贯”是不现实的。因此，人生追求需要一个价值排序。作为领导干部，在跨入公务员队伍的那一刻起，就应该清楚，自己的选择已经做了人生的取舍：从政为官给了我们施展才华的舞台，给了我们实现远大抱负的大好机会，但势必与一些东西要绝缘，再也不要去奢求非分的金玉满堂、荣华富贵。俗话说，“利欲炽然即是火坑，贪爱沉溺便为苦海；一念清净烈焰成池，一念惊觉船登彼岸”，手握权力，面对诱惑保持平和心态，看到纷扰守住一颗初心，这样的人生纵然没有权力“过山车”的巅峰体验，没有浮华“名利场”的刺激风光，但“清风明月一清官”，这样的境界，不正是我们大多数人曾经追求的吗？

诚然，奋斗在为民服务的岗位，耕耘在改革发展的基层，很苦很累，有时还很委屈。然而，人生原本就需要负载，需要承担，经历了痛苦焦灼、扛住了艰难挑战，才有前行定力，才不会颠簸翻滚。实际上，不论哪种职业，都会碰到不如意的境况，既然为官，应该有吃苦多一点的觉悟。平和心态源于对生活意义的彻悟，对生命价值的领会。有些纠结，想开，就能舒坦；有些事情，尽心，就是完满；有些纷扰，看淡，就无悲颜。【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

一步很短，一生很长，有时一步即是一生。领导干部要走好每一步，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权所动，不为欲所惑。要知道“黄金带缠着忧患，紫罗襕裹着祸端，怎如俺藜杖藤冠？”唯有平和心态，方有平稳人生。

（2014年8月13日）

学点哲学，洞察大势

——与领导干部谈素养之一

今日中国，各种思潮竞逐，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观点纷纭，乱花渐欲迷人眼。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是前进的指南，作为领导干部，要花繁柳茂处拨得开、雨骤风狂时立得定，正需要学一点哲学。

“往何处？为什么？怎么走？这就是哲学的一切。”一位古罗马哲学家曾如此定义。哲学不仅回答人生的命题，也在不断发现决定历史与社会走向的河床。既有本体论的思考，也有认识论的探讨，更有方法论的总结，至大无外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正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思维武器。思考人生价值、把握社会脉动、寻求永恒真理，学哲学、用哲学，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正因此，总书记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处身当前，学点哲学的意义更为昭彰。很少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主流与支流如此纠结，现象和本质如此复杂，特殊与普遍又如此微妙，领导干部可说时时事事都面临哲学的考题。比如，“邻避效应”看似普通，却有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碰撞；“钉子户”诉求表面简单，也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辨析。改革发展过程中，不管是群众的教育、医疗、养老，还是国企改革、简政放权，无不有主有次、有源有流、有点有面，如果没有哲学的系统论、过程论、矛盾论思维，怎么胸怀全局、洞察大势，主持好一个领域的工作，领导好一个地方的发展？

领导力首先体现在思想力，正如西谚所说，“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一个问题怎么看、一件事如何处理，用哲学的眼光去分析，就能全面把握、准确判断、抓住本质，避免片面性和盲目性。所以，有的人不为表面现象所惑、次要矛盾所扰，切中要害、久久为功——如山西右玉十八任县委书记一张蓝图、一个目标，让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而有的人则模糊了人生价值、迷失了工作方向，急功近利者有之、胡乱作为者有之、得过且过者有之。可以说，哲学的素养决定了你的认识，而你的认识决定了你的方向、你的行动，决定了你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说起哲学，要么认为是虚无缥缈的“纸上谈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更遑论带来什么好处，因而轻视了哲学；要么认为哲学就是模棱两可的“心灵鸡汤”，找点浅显的人生道理，求点暧昧的心理安慰，因而误读了哲学；甚至看重的是脸厚心黑的“官场秘笈”，热衷于总结诡辩之术、成功权谋，因而扭曲了哲学。这样的认识，不仅让个人言语乏味、观点陈旧，更可能患得患失、目光短浅，最终碌碌无为甚至误入歧途。【更多免费素材，微 信lbgzkf1】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这是总书记对领导干部学哲学的要求。学点哲学，因视野宏大而观照全局，因反思自省而清醒深刻，为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提供认识论的基础；学点哲学，因逻辑分析而条理清晰，因辩证思考而头脑灵活，为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提供方法论的基础；学点哲学，因坚守初心而果断坚毅，因憧憬理想而满怀信仰，为领导干部的人格素质提供人生观的基础。王国维曾撰文：“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如果说哲学有一种“无用之用”，那么这正是让你不会偏离航向、陷入偏执、囿于狭隘的力量。

关于哲学，黑格尔有一个诗化的比喻：“哲学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它总是在黄昏时起飞。”的确，哲学是经验的升华、是实践的结晶。学点哲学，领受这“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领导干部会有更高的站位、更开阔的视野、更精彩的人生。

（2014年6月30日）

读点历史，开阔视野

——与领导干部谈素养之二

读史需要情怀，学史折射境界。通过历史来寻求内心信仰、明确前行方向，正是历史素养的真谛所在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从五千年文明史、百余年近代史阐述“中国梦”，以“徙木立信”论八项规定的作用，借“霸王别姬”说不良作风之害，引“治大国若烹小鲜”思为政之道，重申二战教训明世界和平之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等领导同志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展现出宽广的历史视野、深邃的历史眼光。

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读史以明智、知古而鉴今，不断增强历史素养，同样是修身励志、谋事创业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历史学。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最好的老师。古往今来，一切有为的治理者都明白“不知过去，无以图将来”的道理，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更是把通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作为政治自觉。对领导者而言，工作综合性、系统性强，必然要求学习多方面知识，其中历史是必修课。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领导干部都应该读点历史，才能开阔视野、加强修养、提升能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仅鉴照过往，也拷问当下。现实中，许多领导干部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以求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但也有一些人读历史，总跳不出帝王将相的“宫斗”、才子佳人的情仇，或是把历史视为权谋术、厚黑学、潜规则等的大杂烩，在谋人不谋事、信权不信法等逻辑中越陷越深。对历史的误读误用，其为害之烈，甚至比轻视历史更甚。

正如一部红楼梦，在不同的人眼中呈现各异，历史也是这样。然而，如果不相信“人心向背定兴亡”的铁律，何以透过风云变幻通古今之变？如果囿于个人私利的一亩三分地，又怎能理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追求？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读史需要情怀，学史折射境界。通过历史来寻求内心信仰、明确前行方向，正是历史素养的真谛所在。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越是剖析骄奢淫逸而败政的教训，就越能疾感今天反“四风”的迫切；越是反思苏共长期停滞僵化的历史，就越能增强深化改革的自觉；越是看清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的长远危害，就越能理解“三严三实”的要求。不管是涉猎历史知识，还是把握历史规律，只有秉持一颗公心、怀着一片赤忱，领导干部才能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读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担当、读懂“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民本情怀、读透“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政治智慧。

历史不是尘封的记忆，也不是埋没于故纸堆的故事。毛泽东同志说过，“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领导干部学习历史，是为了创造新的历史，重在以史资政、古为今用。正如总书记同志指出的，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比如，不追求一时显绩，多下打基础、利长远的苦功；不依赖个人主观，多做察实情、汇民智的工作。“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读史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要不读死书、经世致用，才能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有句话说得好：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的大变革中，从全面深化改革蓝图的落实，到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考验，再到破解种种现实问题矛盾，各级领导干部格外需要镜鉴启迪，格外需要从历史这部教科书中汲取继往开来的力量。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不断提升历史素养、增厚历史底蕴，我们就能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写下勿忘昨天、无愧今天、不负明天的雄浑篇章。

（2014年7月4日）

懂点科学，锤炼思维

——与领导干部谈素养之三

对手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而言，科学思维不仅是认识世界、分析问题、做出决策的基本方法，更是充实心灵、塑造品格、坚定信念的精神资源

AAA悄然流行，改变即时通信格局；智能手机异军突起，让移动互联更加精彩；嫦娥携玉兔登月，激发人们对天上宫阙的无尽遐思……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科学以如此贴近生活的姿态，深刻地影响着个人与社会的发展。

走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思想启蒙大旗，自从现代科学随着西风东渐传入中国，我们就对科学技术饱含热情。犹记毛泽东同志信心满怀：“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及至今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然而，一些领导干部仍心存疑虑：专业的科学知识，与日常工作究竟有何关联？领导干部真的需要懂点科学吗？

的确，落实民生政策、改善基层治理、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乍一看都无需太多现代科技的专业知识。于是乎，在一些人那里，科学变成了“物”的哲学，而社会管理者则只是致力于“人”的学问。这种直线式的思维、功利化的视角，看似有理有据，实则谬以千里。

从转基因食品到环境安全，从“垃圾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到对二甲苯（PX）化工项目辗转各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现代社会的很多矛盾都与专业性的科学问题产生关联。就拿屡屡发生的对二甲苯项目冲突来说，信息公开不足、官民互动缺失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科学常识匮乏、科普工作不够也是重要背景。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领导干部如果不具备充足的科学知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何最终获得信任、求得共识？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科学确有其专业边界，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科学又岂受范围限制？尤其对手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而言，科学思维不仅是认识世界、分析问题、做出决策的基本方法，更是充实心灵、塑造品格、坚定信念的精神资源。一些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痴迷于烧香拜佛，热衷于堪舆风水，被王林之类“大师”弄得迷迷糊糊、神魂颠倒，导致信仰失坠、信念动摇、道德滑坡，不能不说与缺少科学思维大有干系。【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这个“科技改变世界”的时代，学习科学知识、锤炼科学思维，是领导干部的基本素养。懂点环境知识，应对“环境敏感期”的挑战就能多一份从容不迫、少一点慌不择路；关注技术前沿，促进创新驱动、推动转型升级就会更具前瞻性和预见性；把科学思维融入工作流程，就会多一些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少一些拍脑袋的随意、一言堂的傲慢，从而切实提高科学执政和科学决策的水平。事实上，掌握科学知识，也是回归常识、敬畏自然的过程；运用科学思维，也会体现为尊重程序、遵守制度。而这，不正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吗？

更应看到，科学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我们常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但如果社会的管理者对科学一窍不通，整个社会也不能形成尊重科学的心理基础，那么学有专攻的专业人士如何独善其身，科技创新又如何能破浪前行？“党是全社会的表率，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领导干部带头尊重科学、学习科学，就能将科学精神遍洒社会，在全社会涵养学习科学知识、崇尚科学精神、锤炼科学思维的文化土壤——只有这样的土壤，才能孕育科技创新的兴旺生长。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曾这样慨叹科学技术的伟力。回望历史，正是科学开辟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蓝海，开启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度。今天，在改革攻坚的深水区，我们闯关夺隘不能没有科学知识，更不能缺少科学思维，学科学、用科学，正该成为领导干部的基本素养。

（2014年7月9日）

看点国学，涵养底蕴

——与领导干部谈素养之四

国学传统中俯拾即是的为人之要、处世之道、治理之策，当是领导干部修齐治平的优秀教材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久前，总书记在韩国访问时信手拈来引用古诗，比喻中韩关系发展会有新机遇、新境界，阐释友邻之国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共进，生动自然，又深刻有力，引发媒体聚焦解读。实际上，只要稍微留心就会发现，此前总书记同志许多讲话都会融会经典、不落痕迹，不仅给人思考启迪、让人印象深刻，也以厚重的国学根底，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中国领导人的文化修养。

多看点国学，能滋养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记得20多年前的一个傍晚，著名学者季羡林应邀为北大学生讲讲“国学”，一个在当时颇显冷僻的题目。季羡林劝同学们找一个小教室，以免人太少，“面子不好看”。出人意料的是，能容下400人的报告厅，连台阶上都挤满了人。在当时“商品经济”刚刚兴起的中国社会，这让季羡林热泪盈眶，认为大家对国学的热爱“顺乎人心，应乎潮流”。的确，作为中华文明的观念载体，国学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花开满树，标示着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崛起之后的“精神还乡”。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很少再有人视国学为“封建糟粕”。在很多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都摆放着成排的古典名著，然而，摆了不等于读了，更不等于懂了。一些领导干部学历不可谓不高，能力不可谓不强，但总让人感觉缺了点修养，少了分厚度。一些领导干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当别人侃侃而谈荷马、西塞罗等他们传统中的“国学”时，竟腹中空空不知何以应对。以这样的素养，如何成为文明的担纲者，又如何成为核心价值观的承载者？

国学不是摆几本线装书和假古董，也不是穿套汉服或唐装，更不是风水、堪舆、预测之学。通过去芜存菁，国学中的精华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事实上，早在17、18世纪，中华文化就已是欧洲宫廷中的时尚，文化巨匠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出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后轰动一时。时下“汉语热”持续升温，孔子学院落户世界各地，也展示着中国文化的迷人魅力。这份宝贵的遗产，更应该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砥砺情操、促进人格修养的宝库。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视野，贾谊“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的智慧，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国学传统中俯拾即是的为人之要、处世之道、治理之策，当是领导干部修齐治平的优秀教材。

正如学者所说，中国传统需要“创造性转化”。领导干部学国学，应该用知古鉴今的学习立场、多元开放的文化心灵，汲取传统经典中奔腾不止、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并用之于当代社会。总书记同志多次强调，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在他看来，“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乐和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实际上，古代经典处理的都是当时的时代问题，以“删诗讲易作春秋”而奠基国学的孔子，思考的就是如何在变革社会重塑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在捧读典籍的时候，领导干部也应该带着强烈的现实感。比如，如何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在变动不居的社会格局和观念冲突中，重新阐发传统中仁与信、和合与大同等理念，使之成为当代的文化态度？

领导干部多看点国学，不只是提高自身素养，更将为推动国学走进普通民众做出表率。钱穆有言：一国之国民，对本国以往历史应略有所知，并怀有“温情与敬意”。国学中蕴含着中国人的一整套价值观和世界观，涵括了一个独特而温润的精神世界，而我们时代的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也应该由此生发。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重要标准就是看其如何面对自己的传统，这应该由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看点国学，涵养底蕴文气、善养浩然之气，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理解传统中的智慧和我们的使命，返本开新，从文化复兴和文明再造的高度，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2014年7月11日）【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官不聊生”错在哪

——转作风干部要有积极心态之一

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赢得的是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生

没了公款吃请，没了储值卡消费，吃粽子得自己买——对置身“体制内”的一些干部而言，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意味着又一次在“寡淡”中体会“清新”。

自八项规定以来，这种转变日渐成为“新常态”。广大群众从中看到了希望，许多干部也由此卸下了包袱，不用再因送往迎来疲惫，不用再天天被酒精考验，不用再为坚持原则苦恼，关系简单了、环境单纯了、心态轻松了。

但也有一种不同声音，认为福利减少了、行动不自由了，当公务员“越来越没意思了”，甚至产生“官不聊生”的牢骚，以至于有媒体预测，新一轮“官员下海潮”或将到来。

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坐好车了，不敢上酒店了，连办公室也要挤一挤了，这确实让一些干部不那么适应。用权的紧箍咒多了，违规的成本变高了，“摊上事儿”的风险加大了，也确实让一些人觉得“为官不易”。

然而，规范干部“吃、住、行、游”的桩桩件件，哪一项管得过分、管得过度了？用公款送年货节礼，应该吗？公款吃喝奢侈浪费，不该管吗？铺张挥霍、劳民伤财，能行吗？转作风的各种要求，不过是让领导干部守住底线、坚持原则、不要违法乱纪而已，还不到“为官不易”的程度，更没到“官不聊生”的地步。

有干部“吐槽”：干得挺多、挣得太少，没有点额外收入，不来点体外循环，拉不开栓。平心而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务员工资也应该水涨船高。然而，“工资低”的抱怨，并不能成为灰色收入、隐性福利的借口。还要看到，取缔不合理收入，恰恰是增加合理收入的第一步。只有工资和收入统一了、规范了、透明了，公务员的真实收入才不至于雾里看花，给公务员涨工资才会得到社会的理解。

相比于“低收入”焦虑，一些人“官不聊生”的慨叹，还在于“高风险”用权。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在任何时候，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使用、用之何处，最能体现执政者的追求。如果把本不该有的特权剔除就感叹“为官不易”，把超标滥配的待遇归零就抱怨“官不聊生”，我们的觉悟和境界体现在哪里？我们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彰显在何处？

从这个角度，“为官不易”的形成，恰恰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态；“为官不易”的感叹，则对应着以往“为官太易”的扭曲。说白了，正是因为在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工作作风上缺乏足够的束缚，让一些人对不正之风习以为常，误以为这就是“当官”的应有状态。如果还想着“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随着转作风深入持续推进，失落实属必然；如果只信奉“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风险不可避免；如果不懂得“畏法度者最快乐”的道理，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痛苦还会加大。

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总书记同志多次告诫领导干部：“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心正心灵，则业勤业精”。公职人员之所以是特殊群体，就在于其是“公共人”，而不是“经济人”。斤斤计较于物质利益、苦心孤诣于一己之私，根本不适合进入公职人员队伍。不从思想上解决好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不具有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从古到今，为官者的价值都承载于奉公为民上，体现在民意口碑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郑板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追求，焦裕禄“我们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讲究吃穿，应该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情怀，至今令人感佩、给人启迪。找准了自身定位，明确了价值所在，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赢得的是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生。

（2014年6月4日）

“暂避风头”不可取

——转作风干部要有积极心态之二

党员干部必须学会让权力在约束下运行，打掉暂避风头的消极想法，告别静观其变的负面情绪，不敷衍、不回避、不懈怠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有个“曝光台”栏目，每周通报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五月份，又有361人被点名曝光。持续不断的公示，表明了坚定不移的决心：转作风，不是徒有声势的“风暴”，不是一涌而过的“浪头”，而是持之以恒的基础性工作。

一年多来，清风劲吹，转作风的种种规定，已实实在在成为很多党员干部的自觉选择，大家时时处处拿中央精神的标尺对一对、量一量，调整了行为的舵，绷紧了作风的弦。有基层干部说，现在一事当前，总会“想想是不是符合精神”。转作风的久久为功，正体现在这样的“时时勤拂拭”之中。

不过，也有一些人想在改作风上打个“时间差”。他们认为，八项规定精神只是“风一阵、紧一时”，时间久了还要恢复过去的“常态”，忍一忍、挺一挺就过去了。于是风声紧了收一收，动静大了躲一躲；找问题避重就轻，搞整改挂一漏万。这种暂避风头的心态，让转作风碰上了软钉子。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客观上，以前一些规定，确实存在“光打雷、不下雨”或是“一阵风、一场雨”的情况，让一些人有了可以“走着瞧”的错觉和“拖着看”的侥幸。但更重要的，还是主观上不想改、想不改，把转作风看轻了、看浅了、看走眼了。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党性不强、自律不严，视领导身份为特权符号，把公共权力当私人福利，自然就不愿意给自己带上笼头，就会搞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那一套。

避风头的想法，背后是难改的积习。一些领导干部拿着公款大吃大喝，坐着公车游山玩水，群众来办事摆脸色，去基层调研走过场，这些坏习惯、坏作风，严重影响党的形象，群众意见很大，而我们有些同志却视若无睹、掉以轻心，习惯成自然。一旦要改，就感到不能适应、难以接受，甚至抵触反弹，希望“风头”过后，还能痛快依旧、一切如常。殊不知，避风头本身就是“错把异常当正常”。任由这样不正常的风气发展下去，没有底线约束，缺乏刚性要求，怎能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侵蚀党的执政根基？

实际上，与其说转作风是“风头”，不如说是“势头”——是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方向所在，是治理现代化的大势所趋。当前，社会上的一大焦虑，就源自对权力随意行事、任意作为的反感。打“老虎”、拍“苍蝇”，简政放权、从严治党，中央一系列重拳出击，无不是在规范权力的运行。从大张旗鼓的理念教育到严密有效的制度安排，转作风就是要管住乱伸的手、乱张的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打掉隔开党和人民的无形之墙”。

站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看，转作风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立行立改、善做善成”，转作风必定是常抓不懈；“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意味着转作风永远在路上。即便想着暂避风头，也终究避不开、逃不掉。与其抱着侥幸心态，投机取巧打擦边球、找缓冲带，不如老老实实改、踏踏实实转。扔掉“免战牌”、走出“避风港”，才能跟得上中央的要求、群众的期待、时代的步伐。

当前，转作风已经是一种“新常态”，这也是权力运行的“新境界”。总书记早就警示过：权力是个神圣的东西，正确行使权力，掌权为公、用权为民，则群众喜、个人荣、事业兴；反之则群众怨、声名败、事业损。党员干部必须学会让权力在约束下运行，打掉暂避风头的消极想法，告别静观其变的负面情绪，不敷衍、不回避、不懈怠，才能在严格的自律中抵达更自由的境界，在扎实的奋斗中赢得更开阔的人生。

（2014年6月6日）

“消极怠工”要不得

——转作风干部要有积极心态之三

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干净是为了更好地干事，把握了这里面的辩证法，为官才能走正道，任事才会有实绩

“好酒没得喝了，山珍海味没得吃了，高档餐馆不敢去了”，随着转作风的深入，党员干部有种普遍感受——“严”。截至今年4月底，已有11979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被曝光，其中不乏一餐饭受处分、一顿酒挪位子、一次违规丢帽子的案例。

内设“高压线”、外念“紧箍咒”，还有方方面面的监督目光，确实让各级干部压力不小。“严”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的心态和状态。不少党员干部积极主动，把作风建设当作自我净化的契机。烟酒味变淡了，官架子放下了，办事效率提升了，群众的大拇指也竖起来了，这是“化压力为动力”的正能量。

但也应看到，一些人以“要求严了”为借口，宣称“干事就难免犯错，不干事才不会违规”，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心态，为官不为、当太平官的思想有所滋长。于是乎，一些人礼不收了饭不吃了，但该做的事也不做了；一些人平时做敲钟和尚，遇事当甩手掌柜，敷衍了事、消极怠工。

“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如此老样子”。不作为之弊，由来已久；在正风肃纪的新常态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重又抬头。固然，公职人员有其正当利益诉求，但如果把干不干、干多少，取决于“好处”有多少、“意思”有多大，这样的“动力机制”，跟“腐败润滑剂”有什么两样？诚然，铁规禁令使约束更严、标准更高，但如果因为怕打碎碗就不洗碗，人为地把“干净”与“干事”对立起来，不正违背了转作风、治积弊、促实干的初衷？

清代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了一则寓言故事。一个官员在阎王面前自称生时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清水，以“虽无功，但总无过”自辩。阎王斥道：如果不贪就是好官，那在公堂中设一木偶，连水都不用喝，岂不更好？故事虽为虚构，道理却很深刻。现实中，从为官一任无所作为误了发展，到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冷了人心，种种不作为现象证明，“公堂木偶”状态危害甚大。占着位置不干事，不仅个人蹉跎岁月、一事无成，更会把政策悬在空中、把问题拖大拖炸，让群众失望心寒。“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封建官吏尚且有此觉悟，党的各级干部，更需敢担当、能干事，以“无功就是过，庸碌就是错”时时自警。

为官避事平生耻。不作为也是作风问题，庸政、懒政同样是渎职。总书记之所以一再强调“三严三实”，提倡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正是为了正本清源，引导干部争做既干净又干事的好官。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干净是为了更好地干事，把握了这里面的辩证法，为官才能走正道，任事才会有实绩。

脱离框子的玻璃容易碎。换个角度看，“严”何尝不是一种爱护？“清”难道不是一种自由？多回家吃饭、少出去应酬，让多少干部感到一种解脱。有干部感慨，“八项规定救了我半条命，再也不用拼命喝酒了”。脱离了文山会海，远离了迎来送往，告别了觥筹交错，干部有更多时间精力抓学习、搞调研、问民情，这正是轻装上阵、大有作为的好时候，又怎能浑浑噩噩坐失良机，畏首畏尾自懈其劲？

中央带头执行八项规定，赢得的是全党全民的衷心爱戴，是同心同德、改革进取的巨大向心力。干事难免犯错，但没有理由犯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错。“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共产党的干部，命中注定是要干事创业、艰苦奋斗的，要对得起党的重托、不辜负人民的期待，要保持昂扬向上的进取心、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惟其如此，才能书写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大有作为的人生。

（2014年6月10日）

“另搞一套”行不通

——转作风干部要有积极心态之四

坚决纠正转作风中的“打擦边球”现象，果断处治“另搞一套”的行为，才能传递转作风的压力，增强各级干部转作风的决心，坚定人民群众对转作风的信心

变通，是中国文化推崇的一种智慧哲学。比如《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但这里的“变通”指的是因应时势灵活求变的改革进取之道，与在法纪面前搞“变通”完全不是一回事。

古人讲“从政有经，令行为上”。对于一支队伍，执行纪律不严明，就不可能有战斗力；对政令阳奉阴违，就会使决策徒陈空文。全党坚持“铁八条”、坚决反“四风”，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强调说到做到、令行禁止。如果对转作风的纪律要求和刚性约束，也搞起“变通”，另搞一套，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干部作风如何过得硬？又靠什么去落实改革部署？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执行不打折扣，反“四风”不搞下不为例，风气为之一新，干部精气神为之一振。到基层调研，一竿子插到底，不再有前呼后拥；反对文山会海，精简会议文件数量大见成效，工作质量效率明显提高；杜绝奢靡之风，高档消费大幅萎缩，必要的接待也趋简从俭。这样的执行力，从态度上说，就是积极主动、坚决服从；从力度上说，就是从严从实、令行禁止；从根本上说，则是讲党性、讲政治的体现。

然而也有些人，对转作风持消极心态、含抵触情绪，总想“另搞一套”。有的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按兵不动，只表态不表率；有的雷声大、雨点小，雨过地皮湿；有的热衷于研究怎样把八项规定中的“不行”变为“行”，明里暗里搞变通、打擦边球。接待不准超标，就变通报销办法，不去豪华酒店而是躲在“农家乐”里逍遥；腾退清理超标用房，就打隔断搞所谓“小会议室”；普通烟盒装软中华、矿泉水瓶灌茅台、会所取代酒店、办事处变身超标消费的避风港……种种变换“马甲”、大玩“魔术”的做法，将转作风的制度规定变成了“一团软泥随便捏”。

现实中，这套打擦边球、阳奉阴违的“变通哲学”，一些人很是擅长，成了群众眼里的“老油条”。这样的变通甚至成了一些干部沾沾自喜的“能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了“有本事”“办法多”的表现。对中央规定阳奉阴违，对政策制度任意裁剪，这样的风气一旦滋长蔓延，消解的是政策权威、突破的是制度刚性，谁还会把规章制度、纪律要求当回事？

转作风“另搞一套”，反“四风”任意变通，这种现象一旦蔓延开来，就会让人觉得规章制度、纪律禁令“管得住老实人管不住能人”，这样的“变通”比“怠工”影响更坏。坚决纠正转作风中的“打擦边球”现象，果断处治“另搞一套”的行为，才能传递转作风的压力，增强各级干部转作风的决心，坚定人民群众对转作风的信心。我们说转作风要以问题为导向，“另搞一套”“打折变通”就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那些习惯打折变通的干部，正是需要教育的对象，那些“另搞一套”的行为，正是需要狠刹的歪风。对这样的人和事，必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儆效尤、形成震慑。

转作风是一场自我革命，中央的决心坚定，群众的目光灼灼。各级干部应当转变心态，认识到“开弓没有回头箭”，另搞一套行不通。多些大情怀、大担当，少些小算盘、小机巧，行大道、守公心，才有深入持久的风气之变，才有人生境界的焕然一新。

（2014年6月12日）

互联网规则：改变仍在路上

——20年，网络把我们带向何处之一

无论存在怎样的不确定、不完美，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只有更好地完善和丰富互联网规则，才能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

到今天，不少人还记得十几年前北京中关村街头立起的大标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与互联网开始“全功能连接”算起，20年已经过去。如今，6亿多中国网民都已踏上这条高速路。

从古老的驿道到纵横的铁轨，每条路上都有自己的行车规则。聚集着如此巨大人群的信息高速路，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也转换了我们行为的方式。不管是作为容量近乎无限的信息载体，还是作为随时响起“敲门声”的社交工具，或是作为重写着产业版图的经济模式，互联网对于所有网罗其中的个人、行业和社会，都已经是一个基本语境。QQ、电子邮件让书信变得有点像古老的礼仪，网络阅读蚕食着传统出版业的空间，在专卖店试完衣服再到网上去买更便宜的，成为很多人的购物方式……怎么与眼前这个世界相处，人类生活的许多习惯和规范，都面临重新定义。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这是1987年中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长城”在这里不再只是一个地标，更代表着思想和行为原有的边界。互联网所越过的，正是这样的长城。它扩大了“社会人”的内涵，改变了人与社会的互动规则，网民作为一个群体登上舞台，对公共事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构建了国与国竞争的新格局，网络成为国家的战略高地，“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20年来，我们与互联网一起成长，逐渐适应了规则的变化，也不断丰富着规则的内涵。

然而，“互联网的未知远远大于已知”，“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互联网世界既孕育着生机、预示着可能，也带来挑战甚至潜藏风险。正如同没有完善的治理就没有现代化的国家，不能更好地适应和完善这个网络世界，我们也就难以像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做到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将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对于互联网世界的后来者，对于一个网民人数位居世界首位的国家，构建一套完善的网络规则，至为重要。

生活规则的改变，刷新我们的存在状态，“数字生存”如何才能更有意义？“网络强迫症”成了部分人的通病，搜不到网络信号就难以忍受，离开了手机就坐立不安，时间被切割成碎片，注意力也大大分散。网络本是工具，不该让它异化我们的生活。即便未来的网络可能更快捷、更丰富，也当寻回生活的沉静和从容。

参与规则的改变，再造我们的公共空间，“虚拟社会”如何才能更加文明？网络谣言仍然重复着“三人成虎”的故事，“扣帽子”“打棍子”仍然影响着网络讨论的秩序。在网络空间搭建的言论广场上，有表达就有责任，有自由就有担当。既强调发言的权利、说话的个性，也强调公共秩序、社会公德，才能有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传播规则的改变，提升我们的知识储备，“海量信息”如何成为智慧之源？当网络公开课打造出“数字常春藤”，当随身携带一部百科全书成为现实，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取知识。然而，随手“百度”毕竟不同于大脑“内存”，那些我们内化于心的知识才能成为思考的工具。知识唾手可得了，更应该让它成为智慧的水源，提升时代的智识。

治理规则的改变，要求我们的能力升级，“数字时代”如何回答治理考题？重化工项目该不该上马，雾霾袭来要不要放假，个人信息应如何保护……爆炸式的信息扩散，极端化的民意表达，多样性的管理对象，让网络成为治理变量。把网络建成知情、参与、表达与监督的平台，把网络当做走好群众路线的工具，“执网能力”就会为执政能力添砖加瓦。

疆域规则的改变，促使我们的视野扩大，“地球村”里如何维护国家安全？斯诺登推开“棱镜门”展现暗战一角，各国因特网大数据尽数被搜索引擎掌握，互联网已经成为陆、海、空、天之外，人类活动的“第五空间”。作为一个仍非网络强国的网络大国，构筑网络空间发展战略，才能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

无论存在怎样的不确定、不完美，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小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互联网规则已成为现代社会重要一维，更汇聚起巨大的改变能量。只有更好地完善和丰富互联网规则，才能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将我们、将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2014年4月21日）

互联网创新，重塑产业生态

——20年，网络把我们带向何处之二

沿着适应时代特点、顺应用户需求的创新之路走下去，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完全有能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更多免 费素材，微信lbgzkf1】

“在一个十几亿人的市场上，从每人手里挣一分钱，你马上就是千万富翁。”放在20年前，除了少数天然垄断的企业，这几乎是一份可望而不可即的遐想。但在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后的今天，很多小微企业在创业之始就已将此作为自己奋斗的梦想。给它们底气的，是伴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商业模式创新。

榜样就在眼前。一家网上坚果店，创业几个月后的最高日销售额就达近800万元，年营销额超过3亿元。一家几年前还不存在的手机厂商，4月8日在12小时内接到200万个订单。今年春节爆红的AAA红包，更是以一种“好玩”的方式，轻轻松松就与上亿张银行卡建立起支付关系。而一个利用网络购物余额理财的新创意，不到一年就打造出一只5000多亿元的货币基金……正是因为找到了新的赢利模式，曾经叫好不叫座、烧钱不挣钱的网络企业，如今满是将传统产业纳入网络版图的勃勃雄心。

离开与实业的深度融合，任何技术创新都行之不远。如果说2000年前后掀起的那一轮互联网浪潮中，“鼠标加水泥”的模式还只是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物理结合，那么到今天，化学反应终于已经出现。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借助网络这个社交平台，让尽可能多的普通用户参与到产品设计、制造、评价、销售、改进的全过程，营造出“我的商品我作主”的用户体验，从而为新创立的品牌聚集人气、赢得口碑，打造出荣辱与共的巨大粉丝群体。在这里，顾客不再只是“客”，而是成为产品和服务的中心。

不要小看这种创新带来的商业民主化趋势，它对传统产业运行的影响，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曾几何时，“买的没有卖的精”，几乎是商业运行的铁律。进入现代社会，产品的设计、制造和营销，似乎就更成了商业精英的专利，用户除了“买”或“不买”，很难有其他选择。而互联网的普及，终于给了后来者以打破传统的机会。

在这些新生代眼里，周遭各式各样的普通人身上，正蕴藏着改变世界的潜力。把他们的力量聚集起来，不仅可以零成本编纂实时更新的百科全书，更可以开发比任何高明的设计师更贴近客户需求的产品。商家要做的，很多时候变成了提供统合资源的平台，以及种种让参与者感到“走心”的社交方式。

既然是携手同行，哪里还需要狂轰滥炸的广告？世界上没有比志同道合更坚固的联盟。既然是供需合作，产品不尽完美有什么可怕？以快速的“微创新”推动产品升级就好。既然是粉丝同盟，何必再闭门造车、费力不讨好地去设计各种复杂的产品序列？联手缔造一款标志性的精品，用户就会心满意足，甚至引以为傲。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许多实力单薄的互联网企业一举跨越了传统商业中看似难以迈过的门槛，从漫长队伍的末尾一步跨到了排头。

如果说触网之初，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海量、实时、自由、免费等互联网特征，更多强调的是平等、开放、协作、创新、共赢的互联网精神，那么在融入网络20年后，这些理念已经从云端步入现实生活，更紧密地与各行各业的发展升级结合在一起。

在这样的结合中，一些传统商业理念正在动摇。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和期待，汇集每个人的力量和价值，新的商业规范和产业生态开始重新确立和生长。近乎透明的运作、充分平等的参与，给了用户更多的成就感和归属感。这使得利益不再是唯一的现实考量，商业关系在网络的纽带下注入了更多人格化的因素和新能量。

据估算，中国网络经济的规模到去年底已突破6000亿元，电子商务交易总额更达10万亿元。在全国，83%的企业已经使用互联网开展业务。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当下，这样的变化可谓意义不凡。创新无止境，沿着适应时代特点、顺应用户需求的创新之路走下去，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完全有能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2014年4月24日）

别让能力不足成为阻力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之一

某省一位厅长下基层，问了群众“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等几个简单问题后，就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对诸如此类不会说话的干部，群众的批评入木三分：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不会说话，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险。

新一轮改革已经起势。要开好局、破好题，形成千帆竞发的好态势，就得解决一些突出问题，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必须看到，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相比，各级干部在提高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全面深化改革，提高治理能力既是一大目标，又是推进改革必须着力的问题。当前，尤其需要解决推进改革能力不足的问题。

公众对信息透明期待日益强烈，有的领导仍觉得群众“给点阳光就灿烂”。面对传言流布，有的地方部门手忙脚乱、应对失当，先忙辟谣后忙证实。面对矛盾问题，有的干部首先想的是如何摆平，仍然信奉“用人民币解决”。在治理过程中习惯于老思路老套路，结果，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去年3月，总书记坦言，“我看这种状态，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以这种状态推进改革如何能攻坚克难？又怎能解决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

这种状态的背后，是一些人丧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为所学的知识、所积累的经验一辈子够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在信息时代，一年不学习，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80%，各级干部尤需砥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为政态度，强化“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求知精神。不及时吃透中央精神，怎么能向群众讲明白？不坚持调研不断变化的实际，怎么能拿出对症下药的改革决策？每月每年把时间泡在琐屑事务里，掷在觥筹交错中，如何担得起推进改革的重任？现在，从“铁八条”到反“四风”，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从酒桌拉回到书桌、从“酒精考验”状态切换到思考问题状态。各级干部都应当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时间都去哪了？现在富余下来的时间可以干些什么？

我们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因而在各级干部的能力储备上，就不仅要有智慧还要有勇气，充分蓄积那么一股子敢闯敢试、敢作敢当的劲头。有些群众常常疑惑：“为什么中央的好政策，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样了？”造成中央的“好经”念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懒和尚”“歪嘴和尚”的存在。有的人奉行“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观念，对于己有利的改革措施加快推开，对动自己奶酪的决策就阳奉阴违，对捞不着油水而费时费力的政策就犯“拖延症”。一说淘汰落后产能，他用工人失业作挡箭牌；一说简政放权、壮士断腕，他就强调“也不能都不管吧”。说到底，是私心私利消解了一些干部的勇气和担当，使他们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治理能力，反而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方能为深化改革增动力、去阻力。

两千多年前，《老子》就讲：“政善治，事善能。”今天，要把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带入现代化，善治的难度与善能的要求，远非治理一个小国可比。我们说各级干部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诚非虚言。惟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以“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着力增强推进改革的能力，着力提升现代治理能力，我们才能“乱云飞渡仍从容”，入深水得蛟龙。

（2014年3月31日）

放要真放，管要真管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之二

对于政府来说，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简单，也不容易。把该放的权真正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切实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落实改革要求、破除沉疴积弊、释放改革红利

前不久，有中央领导同志到基层调研，了解大学生创业者是否需要增加“营养”。有创业者反映，股权变更登记太复杂，影响了资金引进，把投资者给吓回去了。一番对话，引发思考：政府是不是管得过多过细过死了？是否存在该管的没能完全管住管好，而该放的没有彻底放开放到位，甚至出现明放暗不放、这边减那边增的现象？简政放权要“乘胜追击”，必须时刻回答好这一命题。

作为本届政府的“开门第一件大事”，去年中央政府下放取消了416项审批事项，力度前所未有，变化立竿见影。与之相伴的是，新注册企业增加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创下10多年来最高。企业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简政放权这门“当头炮”，成为“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事实证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政放权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点。

继续解决创业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破解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等改革难题，就要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解决好一些环节“放没有真放、管没能管住”问题，尤为关键。

对于政府来说，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简单，也不容易。现实中存在的种种“肠梗阻”现象，充分体现了这种自我革命的难度。一是放权不对位。给海岛城市下放草原经营许可，向缺煤地区下放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看上去权力不少，实际上有权难用。二是放权有水分。一些行政审批事项中央下放了，省市又捡起来；部委取消了，协会又如获至宝；行政审批少了，“红头文件”倒多了。三是放权不彻底。受理权放了，终审权紧攥手中；决定权放了，发证权却不放，于是出现一半环节在上级办、一半环节在县里办的“两头跑”现象。克服这种“没好处的容易放，有油水的死命攥”的苗头，是简政放权的难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点。

今日之改革，啃的是硬骨头，涉的是险滩，戳的是痛处。如果政府部门安于现状不想改，畏首畏尾不敢改，左右观望等待改，怎么能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如果“变相审批”抢滩登陆，“隐性审批”暗流涌动，“灰色地带”依然存在，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如何激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又如何坚定？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转变职能的实际成效，影响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节奏；而简政放权“向自己开刀”的力度，则直接来自于政府推进改革的勇气担当。

这种担当，既体现在通过大力放权，“让市场更有效”；也表现为通过强化监管，“让政府更有为”。必须看到，放权的过程也是强化监管的过程，我们不仅要撒欢一匹名叫效率的骏马，也要给马套上一副名叫公平的辔头。前者是市场作用，后者是政府作为。从这个角度看，简政放权绝不是让政府当甩手掌柜，玩大撒把游戏。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面对权力下放的过程，如何构建联动机制，让上面放得到位、基层接得住盘，使权能匹配、权责对等、权属清晰？面对简政放权后的市场，有没有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能不能建起横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和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进而跳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比“真放权、放真权”容易，不仅需要大公无私的勇气，更需要善于学习的智慧。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我国目前政府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了太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正所谓“少则得、多则惑”，把该放的权真正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切实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X会“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改革要求，从而破除沉疴积弊、释放改革红利，积微以成著，行稳而致远。

（2014年4月3日）

促进公平才见水平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之三

公平不仅体现在结果上，很多时候更体现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

同样是挂号就医，“关系户”可以批条子加塞；同样是参加招聘，性别、身高的歧视将人分级分类；同样是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在一些领域却难以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社会生活中的这些“不平事”，未必普遍，却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公平感受。

今天，追求公平已是时代的最大潮声，呵护公平则是社会的基础共识。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公平的高考制度，家庭贫困的孩子何以通过寒窗苦读成为大学生？如果没有公平的市场规则，小职员怎能凭借辛苦打拼变身大老板？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曾说，人是为了自己的希望才活着的。公平，就是希望的种子。【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在当今中国，公平更成为一把重要的价值标尺，一种凸显的权利诉求，甚至成为衡量幸福的关键指标。为什么生活变好了、物质丰富了，还有那么多牢骚不满？为什么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依然不少？说到底，是因为人们对公平等更高层次的问题有了更多期待。当网友吐槽“我奋斗了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时，我们应该思考，是否因为起点不公影响了人们奋斗的信心？当民企感叹遭遇“玻璃天花板”时，我们应该重视，是否规则不公阻碍了市场活力的迸发？权利、机会、规则方面的种种不公平，已经成为发展进步的障碍；人们对公平的朴素认知，也已经体现为对改革发展成果普惠于人的期盼。正因此，党和国家才把“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当作推进改革的重要目的；把扫除公平障碍、促进人民福祉，当作推进改革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对于各级干部来说，促进公平是必须具备的能力素养，善于促进公平才见治理水平。我们常说，做大了蛋糕，还要分好蛋糕。所谓“分蛋糕”，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利益诉求多样、权利意识高涨的今天，能不能搞好发展已经不再是评判工作的单一标准，如何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考验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在一些地方，经济发展起来了，但因为处理不好外来群体和本地居民的关系而引发争端；一些地方建设热情很高，但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却触碰到群众利益的红线。如果不公不义引发稳定问题，谈何改革发展？如果发展成果难以福泽大众，我们倾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是为了什么？

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公平不仅体现在结果上，很多时候更体现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制度出台前有没有征集民意？重大决策有没有经过论证、听证？权益受损群体有没有得到申诉机会？对程序的严格遵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需补上的一课。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用程序编好制度的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保证看得见、有实效的公平。

倡导公平、促进公平，从来不只是口头说说那么简单。冲破各种隐形的制度壁垒和透明的“玻璃门”，常常需要与旧观念进行激烈的较量；而要清除那些吃拿卡要的权力寻租者、徇私枉法的秩序破坏者，维护社会公义，更是要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没有直面矛盾的勇气、没有冲破藩篱的智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损害公平的症结难以破除，改革的深化难以持续。

篮球运动员姚明退役时曾感言，感谢这个伟大、进步的时代，使他有机会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和梦想。我们相信“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正是因为我们对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有信心。这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答题。惟有树立公平的理念，用公平的视野去决策，用公平的行动去实践，用公平的标尺去衡量，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公平上取得突破，每个人才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

（2014年4月8日）

别让热点成痛点

——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突出问题之四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那么热点就是改革的重点。善于通过热点把握真实民意，勇于解决问题为改革深化破题，我们就能将社会的热点变为跃升的拐点

从时有耳闻的拆迁纠纷，到多地出现的PX风波，近年来频发的社会热点事件，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的挑战，也反映了深化改革的现实语境。面对日益高涨的发展期待、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愈加复杂的利益纠葛，如何思之长远、调和鼎鼐，使群众关注的热点，成为改革发展的落脚点和突破点，而不是演变成社会痛点？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那么，热点就是改革的重点。今天，无论是“房价低一点”的心声，还是“舌尖更安全”的呼唤；无论是医患纠纷引发的热点事件，还是空气污染等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无不牵涉复杂的经济社会利益，包含更为多元的社会期待。正因如此，擘画新一轮改革蓝图时，中央再三强调，必须“从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入手”。如何从社会热点出发，读懂并回应群众的利益关切，直接关系到群众生活、社会公益、政府公信，决定了改革能否有效推进、是否契合民心。

面对热点问题，回应及时、勇于担当、应对有方，就会使挑战化为机遇，危机变为契机。反之，如果漠视群众利益，缓慢迟滞、畏首畏尾、击鼓传花，就会让问题拖延为更大的历史问题，甚至成为一个地方一个领域长期的社会治理之痛。试想，如果不能建立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就算征地拆迁非常必要，各种纠纷也可能继续上演；如果不能走出“雾霾困境”背后的发展观念误区，经济增长速度再快，老百姓也难说满意。这就是为什么总书记谆谆告诫，“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怎样评判？热点问题就是最好考题。我们说深化改革需要突破口，如何找准？热点问题就是最佳突破口。“积极回应百姓关切，突出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改革就能蹄疾步稳，发展就能柳暗花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转变作风到“打虎拍蝇”利剑挥出，从“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到教改医改稳步推进，正是勇于面对矛盾难题，积极解决热点问题，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真正感受到市场环境、创业条件、干部作风在一天天好起来，不断提高着人们对政府治理的满意程度，不断提升着人们对深化改革的信心指数。

今日之中国，各项改革的设计者和参与者，情感相通、血脉相连，十分重要。否则，自上而下的改革红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助力，都无法真实抵达。面对社会热点，是遇见问题绕着走，碰到矛盾躲着走，看见困难低头走，还是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到发展最困难的地方去打开局面？这些选择，不仅影响改革的全面推进，更关系改革的民心向背。可以立竿见影的改革，一刻也不能耽搁，要让群众在“言必信，行必果”中看到决心，增强信心；一时有困难的，也要及时沟通、耐心说明，让群众看得见改革的诚意，理解得了改革的难度。不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真诚沟通、迎难而上，才能顺应民心、调动民智，为改革赢得更好未来。

鲁迅先生曾说过，“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也是深化改革取之不竭的动力。30多年前，正是回应人民期待、尊重群众创造，我们开启了中国改革的第一季。今天，面对更加艰巨复杂的改革第二季，善于通过热点把握真实民意，勇于解决问题为改革深化破题，我们就能将社会的热点变为跃升的拐点，一步一步扩大共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和最真诚的拥护。

（2014年4月11日）

以战略思维谋全局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思维”之一

进入万众瞩目的“两会时间”，改革再次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改革遇到的困难就像一筐螃蟹，抓起一个又牵起另一个，必须全面启动”，“改革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环环相扣，需要顶层设计”……新一轮改革大潮已经起势，代表委员的声音发人深思：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才能适应“改革创新”的要求？如何驾驭全局，才能体现“全面深化”的内涵？

战略判断，战略部署，战略重点，重大战略机遇期……回首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这样的表述耳熟能详，战略思维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一次决定命运的关键转折，无不源于科学准确的战略判断；每一项审时度势的战略抉择，无不为曲折的改革进程迎来柳暗花明。正如西方学者所总结的：战略，一直是中国现代发展奇迹中的精髓。今天，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启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具有怎样的战略思维，决定着我们能走多远、登多高、抵达何处。

“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思想能否破冰，直接决定着行动能否突围。我们常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在纵论国际国内大势、擘画改革发展蓝图时，总书记更是反复强调要有战略思维，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也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对大局了然于胸、对大势洞幽烛微、对大事铁画银钩，才能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方今之时，改革既有击楫中流的畅快，也伴随着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把问题放到历史和世界坐标中去分析，意识到“难走的路是上坡路”，我们就能保持战略定力，对道路和制度充满信心；以全局眼光透视中国的改革方位，清晰地认识到攻坚期挑战在哪里、机遇期出路在何方，我们就能真正理解新一轮改革为何在各个领域统筹推进，自觉与中央要求“上下对称”，做到“蹄疾步稳”。

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战略思维能力意味着，要善于把解决具体问题与解决深层次问题结合起来，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善于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中去把握，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善于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划统一起来，不能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善于把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结合起来，不能闭目塞听、固步自封。

现实中也有干部认为，总揽全局是大领导的事，在地方、基层或部门工作没必要拥有战略思维。殊不知，何谓全局、何谓局部，本身就是相对的。相对于全国，地方固然是局部，但是相对于辖区，地方又何尝不是整体？一些地方，取利一时的短视决策寻常可见，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时有发生，莫不与缺少战略思维有关。

陷入鸡零狗碎的事务主义，可以说是能力短板；但有些人希图一时政绩、罔顾战略全局，则是私利驱动、有意为之。从这个意义上，战略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责任。当前，干部考核不再单纯以GDP论英雄，而是观照到地方发展全局，鼓励领导干部深谋远图；问责机制也不再局限于任期之内，即便调任也可能面对追责，政绩冲动更将无处藏身。更加科学的考核体系、更加严厉的问责机制，为领导干部涵养责任担当、培养战略思维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环境。问题是，领导干部是否准备好了？

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指出，“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如今，面对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因应接踵而至的风险挑战，如果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都能见微知著、成竹在胸，自觉以战略思维谋全局、以战略定力迎挑战，何愁改革不能破浪前行。

（2014年3月5日）

以辩证思维解忧难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思维”之二

恩格斯有句名言，“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时代的“本领恐慌”，首先就是“哲学的贫困”

一方面是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一方面是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和经济效益持续提高，一方面是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依然较多。一方面是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一方面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依然严重……

翻开政府工作报告，一幅稳中有进、进中有忧的图景，尽显今日中国错综复杂的发展局面；审视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令人既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期待，也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焦灼。正如一些代表委员的感言，改革越是往前走，就越充满信心，也越要多加小心。

这确乎是观察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窗口。今日中国大地，既浮现出新一轮改革浪潮的磅礴之势，也存在种种成长的烦恼、转型的阵痛。对领导干部来说，不论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纷繁复杂中抓关键，或者是顺势而为促改革，都需要学好辩证法、用好辩证法。惟其如此，总书记才会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即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

“天下之理，有张必有翕，有强必有弱，有兴必有废，有与必有取”，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今，情况千变万化，问题层出不穷，舆论众声喧哗，这是深化改革面临的现实基本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处理好改革过程中各种重大关系，这些充满辩证法的论述，无疑是当代中国攻坚克难的科学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只有一分为二看问题、多个角度想事情，才能避免“盲人摸象”，读懂复杂中国，把握改革大势。

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改革，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千头万绪，需要提纲挈领；千军万马，需定主攻方向。坚持辩证思维，既要看到“两点”，更应看到“重点”。问题矛盾扑面而来，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分清大小难易、明确轻重缓急、摸清内在规律，才能牵得住“牛鼻子”、找得准突破口。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强调，改革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立足于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这一年多来，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改革棋局得以一子落而满盘活；以简政放权作为“马前卒”，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探索不断深化；以作风建设为着力点，党风政风不断呈现新气象。

恩格斯有句名言，“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现实中，一些人眼里只有成绩而无问题，自以为天下无事，结果积弊丛生；一些人掉入问题陷阱看不到出路，为悲观消极的情绪所左右，结果无所作为；还有人摸不准方向、抓不到点上，患上了刚愎自用的盲动症，结果事与愿违。这种种情形，恰是缺乏辩证思维的表现。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领导干部来说，肩负艰巨的改革使命，如果缺乏辩证法等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就难以破解难题、应对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时代的“本领恐慌”，首先就是“哲学的贫困”。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好传统。然而这些年来，一些干部陷于事务主义，不会“踱方步”“弹钢琴”；精于官场“关系学”，不懂改革辩证法。理论的学习放松了，思想的磨练懈怠了，这实在是舍本逐末、事倍功半。没有过硬的理论功底、没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何以啃硬骨头、涉险滩？不愿花时间改进提高领导方法和艺术，又何以将改革大业推向前进？

胸中有丘壑，凿石堆山河。共和国60多年的风雨历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奇迹，诠释了“照辩证法办事”的历史伟力。“磨刀不误砍柴工”，改革任务越是繁重，越需要我们自觉以辩证思维武装头脑、不断提高治理能力，越需要我们用好辩证思维这个法宝，用思想力量催动改革的步伐，以科学方法善作善成。

（2014年3月7日）

以法治思维图善治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思维”之三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需要让人们围绕着规则和程序办事，而不以决策者的注意力和判断力为转移

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各类行政审批416项，并提出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修改预算法，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加快修改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以法律手段严管污染物排放……历数自去年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一个共同的特点跃然纸上：坚持在法治框架内推进改革；需要制定、修改法律或得到法律授权的，在扎实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启动。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总书记的要求，充分体现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治理理念。这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落实，也是下一步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前提。与此相呼应，“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意识，和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的思维方式，日益深入人心。正在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审议通过各项与改革有关的决定、决议，保证重大改革依法有序进行。

以法治思维推进改革，是由改革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当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下至群众的教育、医疗、养老，上到关系经济转型的国资、国企改革，无不牵一发而动全身。“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做到百姓心安、国泰民安？这就需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

现代社会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复杂社会需要简约治理，市场繁荣要求权力谦卑。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正是执简驭繁、提纲挈领的抓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要求：依法行政、简政放权的思路，贯穿报告的各个部分。而自去年以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是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的繁荣景象。法治政府和市场繁荣的相关性告诉我们，基于法律的简约治理，是市场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的制度前提。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这也是冲破既得利益藩篱，打破层层限制壁垒，铲除权力寻租土壤的必由之路。在法治思维之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以理顺。

做到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推进改革，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很多领导干部习惯于“拍脑袋决策”，往往付出很大代价。各种“半拉子工程”“政绩烂尾现象”，大都与此有关。一些人对此不加反思，反而以“方便管理”“效率优先”等理由搪塞。殊不知，法治的缺位，一时的方便将带来更大的不便，表面上的效率造成背后的资源浪费。不仅如此，“拍脑袋决策”所体现的恣意之治，将扰乱人们对确定性和稳定性的预期，而这一预期正是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法谚有云，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需要让人们围绕着规则和程序办事，而不以决策者的注意力和判断力为转移。“和尚分粥”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程序的意义：为了避免“掌勺者自肥”或“掌勺者寻租”现象，粥分好后，需要按照“大家先挑、掌勺者后挑”的原则进行分配。法治政府的运行也是如此，政府要按照利益回避原则，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改革过程中，为什么有些“硬骨头”啃不下去？很大一部分是程序不完善，或者有了程序却绕着走造成的。法治的首要特征就是讲规则、讲程序，这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从法治迈向善治的基础。

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也为改革凝聚了更大的民意基础。在法治及其正当程序下汇集起来的广泛民智，将是突破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澎湃推力。现代社会的治理，已经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管理或管控，而是营造以法律为边界的开放空间，让更多的群众和社会组织成为多元治理的主体，从而使各项改革协同配套，使改革与宏观经济运行和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协同推进。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进而通过善法实现善治，既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群众权益、维护公平正义的必由之路。

（2014年3月11日）

以系统思维聚合力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思维”之四【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统筹起各领域、各层次、各个阶段的改革，努力做到全局与局部相配套、当前与未来相协调、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我们一定可以聚合改革能量，激荡起书写历史的磅礴伟力

“1+1=2”，被推选为最伟大的数学公式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既存在“1+1>2”的可能，比如强强联手的倍增效应；也有“1+1<2”的情况，比如“九龙治水水不治”的治理难题。

有人说得好，“当别人说1+1=2的时候，如果你是智者就应该思考，如何让1+1>2”。这句话体现的思维方式，对全面深化改革同样颇有启示。以简政放权为例，只有处理好“两只手”的关系，才能让市场更有效、政府更有为。反之，如果只谈市场决定性作用，不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放权越多，市场的固有缺陷越会凸显。举一反三，其他领域的改革又何尝不是这样？

正因如此，总书记多次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而在谈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时，他再次强调，“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这些重要论述，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方法论：以系统思维聚合力，用系统方法谋全局。

系统思维，简单说就是大局观和协调意识，形象说就如杂技师同时转十几只盘子，左右开弓、运转自如。改革之广阔宏大，唯有整体考量才能驾驭全局，改革之关联耦合，唯有统筹协调才能协同推进。改革的系统思维，不仅是理顺改革复杂关联的必需，更是凝聚改革共识、催生改革动力的关键。

“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必须跳出一时一地、一部门一行业视野局限”，正如两会代表委员呼吁的，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决不能单兵突进、顾此失彼。治理雾霾，倘若难以割舍固有利益，只希望搭别人淘汰产能的便车，实现清洁呼吸有几分把握？公务员工资改革，城乡养老金并轨，每一项都少不了增加财政投入，而告别土地财政、改革税收制度，又难免减少财政收入，一增一减如何平衡，离不开高超的弹钢琴艺术。在自我革命的改革中，如果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主动调处全局和局部、局部和局部的关系，必定失却改革的综合效益。用系统方法谋划改革，首先必须把握改革的整体性。

深水区的改革，各领域各环节的关联互动更加突显。解决随迁子女上学和异地高考问题有助实现教育公平，但也引发“大城市病”的担忧，让本已薄弱的农村教育失去提升动力。如何统筹城乡教育均衡，从解决城乡二元的角度解决这些难题？股票发行注册制对于资本市场改革，“营改增”对于税收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这些改革为杠杆撬起整体改革，才可能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以系统思维汇聚改革合力，就要从改革配套上下功夫，在协调各方上做文章，使各领域改革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在发展的广阔场域里，在改革的复杂系统中，人始终是独具决定性的变量。今日之中国，既有高速驰骋、贴地飞行的发展喜悦，也面临着比航母在硬币上掉头、大象在瓷器店里跳舞更为复杂棘手的改革治理难题；今日之改革，既有击水中流、会当绝顶的畅快，也面临着浮云遮望眼、山道难登攀的险阻。方此改革大潮迅猛起势之际，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员干部事不避难、勇于担当的自觉，都是引领改革穿越认识“黑障区”、突破利益掣肘的关键因素。

春秋时期，晏子曾以煮羹设喻论述“和”，和如羹，各色食材“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羹便美味可口。“和合”形态，同样是系统推进改革的目标追求。统筹起各领域、各层次、各个阶段的改革，努力做到全局与局部相配套、当前与未来相协调、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我们一定可以聚合改革能量，激荡起书写历史的磅礴伟力。

（2014年3月13日）

以底线思维定边界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思维”之五

底线思维，是“有守”和“有为”的有机统一。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我们就能从底线出发，不断逼近顶线，让改革“蹄疾而步稳”、发展更上一重天

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设定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在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同时，以全面深化改革提高质量效益、推进转型升级、改善人民生活。

确立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是中央运用底线思维对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重要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坚持底线思维，是我们应对错综复杂形势的科学方法，更是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治理智慧。

改革，是在原本没有路的地方探索新的道路，不可能没有风险和挑战。而且，中国同时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双重转型，这是一个矛盾多样、冲突多发、薄弱环节较多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推进改革，力图以改革解决问题，必须对已知和未知的风险做充分的预案。否则，稍有不慎，不仅旧的风险无法解除，还有可能诱发新的风险。就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加强底线管理，应当是我们国家治理的重要思维取向。只有时常保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清醒头脑，把各种可能的因素想深想细，把改革的方案举措虑周虑全，既“想一万”，又“想万一”，遇到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才会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沉稳定力。

底线思维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有充分的预见和准备，而后才能谈得上“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把工作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今天，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面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最考验领导干部勇气与智慧的，就在于能不能看到“坏处”、会不会解决“难处”、敢不敢争取“好处”。

应当说，我们的大多数干部是对矛盾有认知、对问题有警觉的，但在具体决策和行动时，或因没有责任心守不住底线，或因缺乏能力找不到底线，以至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像“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青岛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以及一些地方的征地拆迁、环境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无不反映出一些干部见事迟、反应慢、缺少底线思维的问题。

如何增强底线思维？关键是要学会做这样的判断：一些事如果没办好，会不会前功尽弃，会不会不可逆转，会不会全局被动？比如：经济发展速度，快了可以调控下来，慢了可以加快发展，但是，一旦经济秩序乱了就会造成全局被动的后果。那么，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就是底线思维。又比如：发展中的安全问题决定全局，人都没了，发展又有什么用？那么，守住“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就是底线思维。以底线思维划定边界，“坏处”才能全力避免，“好处”才能尽力赢得。

在改革中坚持底线思维，也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由于担心捅娄子、出问题，于是墨守成规，谨小慎微，遇到问题绕着走，面对矛盾心发慌，该改的不敢大刀阔斧地改，该闯的不敢义无反顾地闯，该试的不敢放开手脚去试。有向好的愿望，不知底线和风险在哪儿，那是莽撞冒进；有守住底线的决心，没有努力向好的行动，则是消极保守。底线思维，应是“有守”和“有为”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我们要充分估计困难和阻力，设定调整阵痛与成长烦恼的可承受底线，继而坚守底线，严防出现颠覆性的失误；另一方面更要有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充分挖掘潜力、激发动力、释放活力，为发展赢得新的生机。

《大学》里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的“止”，既是一种理想目标，也是一种底线要求。树立底线思维，喜不忘忧、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我们就能做到从底线出发，不断逼近顶线，让改革“蹄疾而步稳”、发展更上一重天。

（2014年3月17日）

以创新思维增活力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思维”之六

只有让创新思维成为一种习惯和本能，我们才可能以求新求变的活力冲破守成的暮气，在进退两难的纠结中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同样是面对新形势下错综复杂的基层社会矛盾，为什么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就能与时俱进，成为各地借鉴的样板？同样是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四川成都靠什么保护农民权益、防止基层政府缺位和越位？同样是干部选拔任用，陕西紫阳又是怎样改变“少数人选少数人”的倾向，真正体现民意导向？

仔细探寻这些改革探索背后的成功奥妙，无处不体现着创新的强烈冲动，蕴含着创新的无畏勇气，闪烁着创新的思想火花。

在现代汉语里，改革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搭配。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以创新把握机遇的历史。我们冲破观念的桎梏，以思想的解放推动改革的突破；我们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市场经济，以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创新带动各方面制度的创新；我们把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奋力补齐生产力落后的短板。是创新，给了改革无尽的动力，重塑了整个国家的面貌。正因此，总书记才会不断强调创新思维的重要性，要求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将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没有创新的思维方式，就没有创新的行动和实践。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是凭经验翻老黄历，不是循旧例找教科书，而是努力想新办法、找新出路，并且掌握了创新的内在规律和诀窍，我们才算是真正拥有了创新思维。只有让创新思维成为一种习惯和本能，我们才可能以求新求变的活力冲破守成的暮气，在进退两难的纠结中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爱因斯坦说，“常识就是人在十八岁之前形成的各种偏见”。这里所说的“常识”和“偏见”，指的是那些在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所谓“规矩”和“惯例”。依着这些规矩和惯例行事，常常是最省力的，因为它无需绞尽脑汁思考改变，也不用为“异想天开”承担责任。然而惯例最容易捆住手脚，惯性最容易滋生惰性。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假如任由思想被“规矩”驯化，由强大的惯性推着走，既没有挑战“常识”的雄心，也没有打破“规矩”的勇气，我们靠什么克服体制的弊端、提升行政效能？又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脱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困境？

以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以新思路谋求新发展、以新眼光把握新机遇，不做墨守成规的太平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仅要克服得过且过的惰性，更须有敢冒失败风险的担当。调查显示，创新意识与年龄、职位呈现出负相关，往往是那些入职头5年的人，最富于创新精神，因为他们试错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这给我们以强烈警醒：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不我待的今天，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冲破患得患失对创新冲动的抑制，才能不断提高“创新情商”，实现革旧图新的“惊险一跃”。

如果说勇气是“创新情商”，能力则是“创新智商”。创新虽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也决非无规律可循。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培养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力，需要强化问题意识，始终对最突出的困难和问题抱有一种“不依不饶”的态度；需要提高集成创新意识，善于到群众中寻找创新的灵感火花；需要对新生事物永远保持高度的敏感，善于寻找新技术、新手段与老问题的对接点……只有不断用这些标尺丈量自己、刺激自己，我们才能摒弃“时代都变了，还是老一套”的旧、克服“群众都过河了，你还在摸石头”的慢、防止“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乱，真正激发出创新热情、凝聚起创新能量。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曾构想一个充满创新气质的国家，“创新理者为圣哲，创新术者为慧巧，创新益者为明智”，让全社会“皆创新之是图，无他志焉，无他思焉”。今天，日益强大的国力，为创新铸就了远比当年雄厚的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广舞台。以敢为人先的锐气激发创新热情，以上下求索的执著砥砺创新智慧，我们就一定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将我们这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建设成具有强劲竞争力的创新型国家。

（2014年3月20日）

晒“权力家底”，释改革红利

每一个审批项目，都对应着一项具体权力。公布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可称“正面清单”，是对公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要求

公布审批部门、解释设定依据、明确审批对象……近日，国务院决定向社会公开其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释放进一步规范“印把子”的强烈信号，划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清晰路径，更让人看到约束权力、简政放权的坚定决心。

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初便作出承诺，至少要取消、下放现有行政审批事项的1/3。“言必信，行必果”，截至目前，中央政府分五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取消下放任务已完成1/2。“自我革命”“壮士断腕”，政府用实际行动履行诺言，收获了市场和社会的一致点赞。有企业主感叹，坚持这样做下去，就不用再为一个公章操碎心、跑断腿了。

诚如专家所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回顾2013年总理记者会、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和今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简政放权始终都是“当头炮”。此次公开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更是政府晒自己的权力家底。锁定“底数”、接受监督、听取意见，这一举措抓住了牛鼻子，能起到一石三鸟之效。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还常有“边减边增、明减暗增”的数字游戏，也常有“有利不放、无利推让”的隐性规则。的确，每一个审批项目都对应着一项具体权力，调整之难可想而知。要改到实处、取得长效，需如十八届三中X会《决定》所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此次公开的目的，就在于促进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同时进一步摸清家底，便于精确锁定改革目标。此外，开门搞改革、广泛听取意见的方式，有利于凝聚众人拾柴的心劲儿，集萃群智，不断为后续改革出新招、谋实效。

行政审批制度的大动作，与简政放权的改革思路相契合，彰显了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廓清了政府运行的权力边界。下发通知中，“向‘负面清单’管理方式迈进”的表述也颇耐人寻味。如果说对市场主体日渐明晰的“负面清单”，意味着“法无禁止即自由”，那么公布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可称“正面清单”，是对公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要求。政府部门严格按照公开目录履行审批职能，清单之外事项皆由市场主体依法自主决定，一正一负，必将激发巨大的发展正能量。

公开不是目的，更不是为了固化现状，而仅仅是改革的开端。下一步，需要的是让公开真正发挥效用。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该留的留、该放的放、该规范的规范。一方面，确保审批事项目录公开在动态中保持含金量，不走形式；另一方面，也应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清除变相审批的土壤和空间。在此基础上，创新机制、畅通渠道，加强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确保公众知情权、监督权不落空。

庖丁解牛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公开权力清单，同样是行政审批改革的关节；而行政审批改革，又可谓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肯綮。从削减数量到公开目录，表明这一重要改革已不再只是盯紧数量，而是在向深水区挺进，这正体现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改革策略、“蹄疾而步稳”的改革节奏。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也都需摒弃急功近利的改革观，真正从大局着眼、从长远出发，才能真正探索出一条新路径、开拓出一种新境界。

（2014年2月21日）

“回不去的故乡”何以绽放梦想

——城镇化进程的中国思考之一

“乡愁”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将来时。比筑城造市更重要的命题是，如何在故园的地基上生长出孵化梦想的温床？

这个春节，一股浓浓的乡愁氤氲很多人心头。从年前“一觉醒来就是故乡”的期盼，到返城前“再看一眼雪中家乡”的眷恋，“故乡”这个词唤起了多少回忆与感触。在大数据时代的春运迁徙图上，30多亿人次的奔行呈现一目了然的轨迹。一头连着北上广等大城市，一头连着无数个地级市、县城、村镇。他乡和故乡交织而成的时空中，一部当代中国的“双城记”带来无尽思考。

“难忘日间禾苗香，最忆夜半月如霜。斜晖脉脉千村照，黄水悠悠万里长。念少时，想亲娘，此心安处是吾乡。”对很多人而言，回乡过年是一次温暖的旅程。然而近乡情怯，当不少漂泊者们把房价压力、雾霾侵袭、职场纷扰等抛在脑后，却发现梦中的故乡已恍如隔世，从而生发出“故乡去哪儿了”的感慨。

一项调查显示，春节过后，50.1%的受访者会去一线城市打工，30%的受访者选择二三线城市，选择老家或者家乡附近县镇的受访者，仅占13.8%。这种选择的背后，其实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奈。“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对很多人来说，人生的路径并非归去来兮的田园诗，更像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岔路口。

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痛处。当特大城市陷入人口爆炸困境，承载能力日益逼近极限；当一些人疾感“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呼喊着“逃离北上广”，却更发现，家乡小城虽然生活压力小些，却有着“机会更少，关系更多”的困扰、“拼能力不如拼爹”的重压、“物质更浓，精神更淡”的迷惘。故乡，或许还能安放一份乡愁，却难以承载躁动的梦想。于是，“故乡在沦陷”的感受在蔓延，“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选择题撕扯着人们的决断。

举棋不定的“双城记”，诉说着无数个体的命运轨迹，又何尝不是城镇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缩影？多年来，少数大城市凭借政策和资源优势，在极度扩张和膨胀之中成长为巨人，相比之下，不少中小城镇显得落后乃至凋敝，大片的农村地区更是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迁徙的故事，由此凸显更深层的问题语境——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让许多人远离家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强化着“人往高处走”的磁场。蜂拥而往大都市的城市化定然不是方向，失去人气、流失人才的中小城市难免彷徨于无地。比筑城造市更重要的命题是，如何在故园的地基上生长出孵化梦想的温床？

春节期间，一位曾在北上广打拼的网友热帖引发强烈共鸣。从一线城市回到三线城市的故乡，这个年轻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那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和逃离，与其说是向往大城市，不如说是向往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好的成长氛围、更大的生命张力。从大城市出发，重新发现故乡，我们既感受到了现代化不可阻挡的改造之力，也惊觉昔日家园正在新与旧的裂变中渐行渐远。让更多的青春重返故乡，最重要的是增进中小城市的发展活力，缩小与大城市之间的命运鸿沟，让它们有力量为梦想营造更多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轮城镇化浪潮中，“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的宣示会引起强烈共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理念会如此振聋发聩，“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成为了当代中国最为激越的声音。

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将来时。我们守望记忆中的家园，更需要在时代浪潮激荡中重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的故乡。调校过度倾向大城市的发展天平，让资源更公平地分布，让机会向每一个归来者敞开，让现代理念浸润于更多人的心中，故乡就将是一种新的可能性。实际上，随着创业就业环境改善，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始涌动“返乡发展”潮，中小城市和广袤的农村大地，正为梦想的绽放培育新的土壤。

有人曾预言，到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如果我们注定要落脚于城市，那么在这一个文明历程中，能否安顿好故乡、记得住乡愁，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能抵达怎样的境界。

（2014年2月11日）

个人努力如何突破“关系重围”

——城镇化进程的中国思考之二

提升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除了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更重要的是规范分配规则、营造公平环境

春节过后，一个段子在微博上流传，“未来几天，又将是秀兰、翠花、桂芳、大强、二饼、狗剩们陆陆续续变回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的时候了”。在今天的流动中国，人们身份转换的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

流动性变化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环境和文化。前者是土生土长的故乡，一个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熟人社会；后者则是“高端大气”的北上广，一个彼此相对独立的陌生人社会。在二者的相互切换中，从“秀兰”成为“Linda”不容易，而要从“Linda”变回“秀兰”可能更难。这几年，许多人先是“逃离”北上广，后又“逃回”北上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于是，一方面是大城市的人才高消费，一方面却是中小城市的人才紧缺。年轻人“折返跑”的背后，有着种种无奈；而中小城市人才只出不进、多出少进的现状，则是亟待解决的发展命题。尤其是，当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明确“以中小城市为重点”，中小城市既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也成为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形成正常、合理的人才流动？中小城市如何吸引高素质人才回流？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城市化的内涵和素质。

“大城市有机会，中小城市要拼爹”。一位北漂情绪化的感慨，折射出一种客观现实：大城市的艰辛，小城市永远不懂；而小城市的关系，大城市也很难解开。相对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人情、关系更浓。开车的人都知道，同样是酒驾，在北京很少有人敢以身试法，在中小城市则可能心存侥幸，因为总能找到关系。许多人回到中小城市工作，发现自己已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往往讲关系、论人情，个人的努力常常陷入关系的重围。类似的看法或许偏激，却反映了人们对某些现实逻辑的隐忧。

法学家梅因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北上广处于中国现代化最前沿，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基本上是“陌生人社会”，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个人能力的重要程度提升了，没有关系的年轻人也可以找到晋身之阶。相形之下，现代化水平不高、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小城市，资源更多集中在政府手中，“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年来，媒体爆出的“萝卜招聘”、扯出的裙带关系，出自中小城市的比例明显要高。试想，如果有关系，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没关系，草根逆袭只能是镜花水月，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从何而来？

在这个意义上，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优势不只是高楼大厦，更在于相对公平的契约关系。反过来讲，提升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除了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更重要的是规范分配规则、营造公平环境，用法治思维、规则意识取代地域情结、人情关系。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秩序着手，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全面开放、自由竞争的就业环境；另一方面，从社会法治秩序着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从源头上治理“拼爹”背后的“拼权”现象。

古人说，“公则四通八达，私则一偏而隅”。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的利益，我们的社会才有活力，中小城市也才会有吸引力。是身份和关系决定命运，还是努力和奋斗创造未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给出了坚定选择。巩固和壮大这一社会进步主流，让个人奋斗突破“关系重围”，让公平正义普照中国大地，才能让更多人看得到希望、摸得到未来、守得住理想、圆得了梦想。【更多免费素材，微信lbgzkf1 】

（2014年2月13日）

“中国式盘问”如何不再纠结

——城镇化进程的中国思考之三

让凋敝的乡村文化丰盈起来，让含混的城市精神明朗起来，让上演着文化变形记的人们，不再是永恒的漂泊者、异乡人

春节期间，网友编了两副诙谐的对联。一副描述回乡时亲朋长辈的盘问，上联“考了几分什么工作能挣多少呢”，下联“有对象没买房了吧准备结婚吗”，横批“呵呵呵呵”。另一副则是对这些盘问的“神回复”，上联“这个嘛呵呵呵呵”，下联“那什么哈哈哈哈”，横批“阿姨吃菜”。

虽是寥寥数语，但返乡年轻一代遭遇“中国式盘问”的窘迫，跃然纸上。年前恐归中的纠结，年后压力下的逃离，故乡在很多人心中成了“想回去、回不去”的痛楚，这让人想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看似矛盾的名句：返乡者到家了，却尚未抵达。不过，换个角度看，这些提问不也是亲友们对外面世界、不同生活的一种想象和好奇吗？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单刀直入的盘问和虚与委蛇的回答，折射出价值观念的碰撞、认知方式的不同。而这背后，则是城镇化过程中文化转型的大课题。

“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故乡，绝不仅是舌尖的眷恋，更是精神的栖居、心灵的归宿。不过，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乡村文明，向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文明演进的过程。变动不居中，文化难免会逝者如斯。作家托马斯·哈代曾感叹英国的城镇化毁掉了乡镇的静谧和乡民的单纯，强硬的现代化支持者印度著名导演雷伊也在后期电影中反思乡村文化的衰败。当前，走向城市的亿万国人，也正处身这样一个文化的十字路口。

有人汇集了近60位网友的春节回乡见闻，一个共同点是，物质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却仍显单调。有10多位各地网友都提到，打牌、打麻将甚至赌博，是当地过年时最主要的消遣。在微博上，也有网友感叹：回家后与亲友甚至父母都无话可说，只能“举头看电视，低头玩手机”。而“中国式盘问”也正显示出，大城市与小城镇间、城市与乡村间的文化鸿沟，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文化情趣的偏差、文化价值的溃散，让哪怕最亲近的人也难以彼此心灵拢聚。

文化落差让很多人的乡愁无处安放，这是城镇化不能承载之重。谁能想到，文化资源向城市的集中，让很多农村连文化站都只剩空空房舍，更遑论有受人尊重的“文化人”了。另一方面，则是强势的消费主义对乡土的侵蚀。有记者返乡发现，低俗甚至虚假的药品广告，已经占据了许多小城镇建筑的外墙；干涸的河道里，满是塑料袋、包装盒等城市垃圾，恰如鲁迅还乡时的感慨：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

那些要用放大镜才能在地图上找到名字的众多城镇、广袤乡村，正是我们的精神原乡。如若失去了这样的文化根基，我们的城镇化必将徒留空虚的躯壳。故乡不可能总是老模样，那只是一种原教旨的乡愁。不过，“中国式盘问”也让人审思，如何让我们的城镇化包含文化记忆、跳动历史脉搏？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这些不正是新型城镇化的文化蓝图吗？新一轮城镇化浪潮中，中小城市需要抓住超越自我的发展契机，但更要思考的是，在这样的历程中，如何让凋敝的乡村文化丰盈起来，如何让含混的城市精神明朗起来，从而承续历史、滋养心灵、形塑认同，让上演着文化变形记的人们，不再是永恒的漂泊者、异乡人。

“大地在窗外睡眠！窗内的人心，遥领着世界深秘的回音。”我们的城镇化，或许正该是这样的图景：城市在广袤的乡土生长，人们脚踏着深厚的大地。但愿明天，我们可以舍弃烦躁、放下纠结，回到亲人身旁，围着火炉轻声地谈话，寻回心灵最温暖的那一盏灯光。

（2014年2月14日）

遏制“裸官”，扎紧制度篱笆

——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之一

选什么人是风向标，不选什么人，同样也是风向标，也影响到作风和党风

何谓“裸官”？这一形象说法，在近日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有了更明确定义。该《条例》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合理的界定、严格的约束，从源头上扎紧了管住裸官的篱笆。

中央对管住裸官，可谓三令五申。党的十八届三中X会，把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列为改革内容。从“不得任正职”到“不得任班子成员”，各地在监管裸官方面多有探索。对于裸官这一新形势下的新现象严加规范，反映出党的建设从组织到纪检全方位的与时俱进，宣示着“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决心和信心。

应该说，经济全球化时代，个人有跨境迁徙的权利，即使领导干部家属也不例外。但也要看到，领导干部并不是普通人。因为手中握有权力，影响到公共利益和公众福祉，所以即便是私人生活，也需接受更严格约束。《条例》将裸官从考察对象中排除，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个人的才能、品行无关，而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和防范。

的确，裸官刺激着社会敏感的神经。从庞家钰到周金伙，从杨湘洪到张曙光，都证明了“裸”所形成的“漏斗效应”。那些在位时留好退路，事发后远走高飞的裸官，虽然比例不高，却有着极坏的社会影响。究其本质，往往是精神世界存在问题，信念信仰出现了动摇，或想利用权力为所欲为，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失去信心，因而把家人、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一有风吹草动就随时可以“闪人”。如果掌握社会公器、主政一方的是这样一个人，公众如何能放心，这样的人施政又怎能服众？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禁止裸官。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制度化的方式阻断裸官上升通道，无疑很有必要。而领导干部也必须想清楚，是做裸官还是要升迁，只能选择其一。

合理的制度有着强大的力量。有这样一则轶事：二战时美军降落伞合格率仅99.9%，军方只好改变检查制度，交货前随机选出几顶降落伞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试跳检测，终于出现百分之百合格的“奇迹”。同样，裸官不得被考察的制度，既是为了管住哪怕只是0.1%的不合格，拆除裸官这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更是为了划出“为官底线”、形成制度刚性，达到“用好制度选出好干部”的最终目标。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路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制度工作搞不起来”，干部选任要不断完善，建立合理的制度是一个根本前提。不管是破格提拔，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只有一切以制度为准绳、为依据，形成一整套科学流程，才能选出好干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而干部选任的好制度，更是根本中的根本、关键中的关键。

这些年来，从公示、测评到考核、竞聘，干部选任制度日趋合理、完善。但制度建设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新的发展形势需要新的制度构建，这是制度文明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看，管住裸官，正是制度的一种自我完善。在建立制度上，没有空白；在执行制度上，没有例外，才能真正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才能真正走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总书记说过，“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不选什么人，同样也是风向标，也影响到作风和党风。裸官只是一个小切口，深化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必将释放出更大“改革红利”，增强社会信任，筑牢民意基础，促成中国进一步发展前行。

（2014年1月20日）

注重实绩，避免唯票取人

——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之二

在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期，更加注重实干实绩，努力形成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用人导向，才能让更多的干部在矛盾面前敢碰硬，在风险面前敢担责

以何种标准选人用人，是一个重要导向问题，也是一个价值理念问题：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选出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回答这一命题尤为重要。

近日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一个重要亮点，就是把民主推荐结果由确定考察对象的重要“依据”改为重要“参考”。一词之差，反映的却是理念变化：更加注重实绩，避免唯票取人。

票选干部，是我们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能有效避免“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少数人说了算”等现象，对保障群众的“四权”、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也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在一些单位和地方，以票取人异化为“唯票取人”，在选人用人时搞教条、走形式，简单地把得票多少等同于群众基础和群众认同，一些推荐人员投“利益票”“感情票”，导致推荐结果失真失实；一些干部因怕丢票而当“老好人”、“太平官”，甚至形成了拉票贿选的不正之风。这种选票教条主义、民主形式主义，背离了民主推荐的初衷，也会挫伤一些干部求真务实、担当进取的积极性。

“唯票取人”的负面作用，必须跳出选票本身来看：唯票是举、唯票选人、唯票用人，会让选票成为一些推荐者的“资源”，也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负担。为了选票，“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问题不敢抓，面对风险不敢闯”，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为了选票，不该听的也听，不该去的也去，不该办的也办，一味和稀泥，不讲原则、不负责任、不敢担当。如此下去，如何风清气正？谈何改革发展？

选人用人中，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并且只是把人选准用好的手段之一。干部工作中有一个基本定律：大多数人不认可的一定不是德才兼备之人，但群众推荐得票较高的不一定都是德才兼备之人。因此，更加全面地考察干部，就要把实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实绩论高低、辨优劣。既看选票的多寡，又看日常表现、群众口碑；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通过注重实绩考察，淘汰那些拿原则作交易的“投机”干部，口惠而实不至的“广告”干部，只会当官不会做事的“花瓶”干部。

衡量干部的德和才，主要看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绩，看是否真正为人民群众办了实事。衡量实绩，就要鼓励实干。干部干部，干了，才是干部。干事就可能有缺点、有失误。不干事，看似不出错，却百无一用、误党误国。“为官避事平生耻”。从这个角度，要把尊重民意与选票多少辩证统一起来看待，实干人得票少要分析原因，如果因为坚持原则得罪人，也要放心大胆使用，对得票高的“老好人”，即便得票再高，也要慎用甚至坚决不用。尤其在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期，更加注重实干实绩，努力形成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用人导向，才能让更多的干部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在风险面前，敢作敢为、敢担责任，遇到困难不回避，关键时刻敢出面，处理问题能决断。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我们选用领导干部，是为了干事兴业的。干事，是目的，也是评价标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的做法，更加科学地评价领导干部的实绩，激励更多干部活跃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奋战在维护稳定的第一线、奔走于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党风政风就会为之一振，改革大业才能大有希望。

（2014年1月21日）

强化问责，严防用人失察

——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之三

“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使得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必须动真碰硬，遏制用人上的“三拍”作风，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最近，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剑指用人失察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一些专家和媒体作出了通俗化解读。人们纷纷注意到，新条例在选人用人问责方面，追究情形更具体了，责任主体更明确了。通过严格有效的问责机制，遏制用人不正之风，使“问题官”淘汰出局，让好干部脱颖而出，是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的鲜明导向。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选什么人，用什么人，责任重于泰山。选贤任能，才会造福一方；如果不善不肖者竞进，于国于民都是一种灾难。近年来，考察失真失实、“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火箭式提拔”等问题时有发生，干部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东汉桓灵时期流行的民谣，把当时的选人用人乱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留下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历史警思。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随着一些贪官陆续落马，画皮揭开之后，边腐边升、越腐越升等畸形升迁路径也浮出了水面。比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级一次，然而，“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等民意呼声不绝于耳，有关方面硬是让其顶着质疑声一路高升。如果只是在末端处置贪官坏官，却不拔除滋生腐恶的源头，反腐倡廉如何竟全功、收长效？老百姓的廉政信心又何以真正提振？“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这是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一些领导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样的“三拍”作风，在选人用人上同样存在。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以往教训表明，从举荐不当，到考察失真，从长官意志拍板，到监督机制空转，在干部选任的关键环节上，集体负责变成了“集体不负责”，制度程序成了摆设，使得任人唯亲、任人唯利之风甚嚣尘上。正如总书记一再告诫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严防用人失察，必须强化问责、动真碰硬，让权责对等，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是问题不少？除了制度本身需要不断完善，执行中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是重要因素。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没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零容忍态度，没有领导带头、严于自律的示范效应，没有一视同仁、无人例外的刚性执纪，制度公信力何以树立？无人负责、难以追究的困局又怎么破解？只有把责任融入选人用人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导干部心中，才能构筑防治用人腐败的坚固防火墙。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人们耳熟而详，但这样的细节很多人或许并不清楚。早在处决刘张两人一个月前，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讨，省长杨秀峰代表省政府作了检讨，先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下属出了问题，负管理教育之责的领导不回避、不推脱，而是主动承担责任，接受社会监督批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责任意识、敬畏之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问责力度、倒逼压力，我们才能让全党警醒起来，建设一个风清气正的新中国。

今天的共产党人，拥有比那时完善得多的各项制度，也面临比“糖衣炮弹”更为复杂的诸多考验，但能不能出于公心、敢于负责、严于问责，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时代考题。“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纯洁用人风气，建设廉洁政治，千里之行，始于充满责任的每一步。

（2014年1月22日）

有严格监督，才有为民本色

——如何看待“为官不易”之一

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赢得的是有理想更自由的人生

针对“中央禁令对公务员影响”，最近有媒体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一些省份随机抽取了100位公务员进行调查发现，全部受访者都认为中央禁令对其影响很大；更有93位受访者表示“公务员不好当”。

“为官不易”、“官不好当了”，随着中央规范各级干部行为的多项“紧箍咒”密集出台，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一些干部说，想吃点喝点，送点收点，办公室大点，车配得好点，这在以前根本不算个事儿，现在处处受到掣肘。好像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感觉头上悬着一把剑，身边有一双眼，伸手就怕碰上高压线。总归一句话，当官越来越不自在、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扪心自问，“为官不易”的慨叹在理吗？中央是对领导干部的不少行为划定了“红线”、通上了高压线，但平心而论，规范干部“吃、住、行、游”的桩桩件件，哪一项管得过分、管得过度了？用公款送年货节礼，应该吗？公款吃喝奢侈浪费，不该管吗？腐化挥霍、劳民伤财，能行吗？所谓的“为官不易”，只不过是让各级干部守住底线、坚持原则、不要违法乱纪而已，还不到为官不易的程度，更不到“官不聊生”的地步。

权力的本质是责任，权力的本色是为民。要为民尽责，立规矩、定底线、划红线，就是对各级干部最起码的要求，而不是什么难以承受的过高标准。我们说，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不要觉得当了官就可以无拘无束、随心所欲，不要以为当上官就能享受各种不当福利、收获诸多不正利益，就是这个道理。中央出台各种禁令，反对各种不正之风，为的就是促使各级干部端正自己的态度，摆正自己的位置，回归自己的本色与本位。

一些人抱怨“为官不易”，实质是一种权力观的错位、宗旨意识的淡薄。真要彰显为民本色，远离不正之风才是；真要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首先就要从弘扬清风正气开始。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自我期许，有为政清正、为人廉洁的自我要求，反而最欢迎这种“为官不易”的清新环境，觉得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为官不易”，说到底并不是官不好当了，而是如群众所言，是贪官不好贪了，庸官不好混了，坏官不好受了。

“为官不易”感叹，恐怕也对应着以前“为官太易”的现实。说白了，正是因为在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工作作风上缺乏足够的束缚，让一些人对不正之风习以为常，误以为这就是“当官”的应有状态。显然，各级干部只有从思想深处纠偏，才能赢得行为的主动，要看到在中央下大力气整饬作风的形势下，这种“为官不易”的状态，必然是一种常态。从今而后，权力不仅不会带来种种方便、福利、好处，相反，面临的约束只会越来越多，受到的监督只会越来越严，遵从的标准只会越来越高。

从另一个视角看“为官不易”，也许会让问题更加清晰。一项在2万余人中作的调查显示，81.2%的受访者一直在关注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情况，不少人认为干部作风有所改进，但仍有66.4%的人认为当地落实情况不太理想，52.9%的人期待加大落实力度。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一些干部感叹“为官不易”时，群众认为还是不够，还希望再接再厉。面对一些人“为官不易”的抱怨，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知，必须跟得上群众期待，乘胜前进，固化“为官不易”成果。

“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政府过紧日子，群众才能过好日子”。在不同的场合，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在密切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政治要求下，在转变政府职能的时代背景下，在增强现代治理能力的改革目标下，我们应该对“为官不易”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权力只有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起为官用权的底线原则，建树崇高的价值理念和追求，才能干干净净地为人民谋福祉，我们也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赢得的是有理想更自由的人生。

（2014年1月15日）

有刚性执纪，才有清正风气

——如何看待“为官不易”之二

制度的完善、纪律的执行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让制度敬畏、规则意识融入为政者的精神世界，同样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有这样两组数据耐人寻味。去年中央至少出台了14项禁令，涵盖了从“舌尖”到“车轮”、从月饼贺卡到烟花爆竹的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18万余名违纪干部，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21起。

作风在抓，腐败在查，风气在变，对“一年来最使你难忘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同版本的调查答案中，反腐倡廉都排在前三位。群众乐见“为官不易”，一些人抱怨“官不好当”，都源于这样的现实语境：党纪国法发威了，“紧箍咒”让人头痛了，纪律约束越来越成为高压线。

刚刚过去不久的2013年，被一些媒体称为“禁令之年”。有人说，去年或许不是规章制度出台最多的一年，但却是最有成效的一年。令行禁止之效从哪里来？

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去年以来，从管住吃喝到“掐灭烟头”，无不从领导干部抓起，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公开审理薄熙来案、10多个省部级干部落马，反腐“零容忍”态度让多少问题官员惊心？坚决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500多名人大代表被依法终止资格，打破法不责众“惯例”，防止了多少“破窗效应”？大问题要抓，小问题也不放过，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不懈怠，一项一项地治理“四风”问题，不少群众由此感叹，“对干部越是管得细管得严，风气就越是向好”。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正是由于坚持说到做到、敢于动真碰硬，以领导带头的示范效应、有纪必执的制度刚性、抓铁有痕的落实韧劲，我们才能充分释放从严治党的正能量，不断激扬反腐倡廉的清正风气。制度管用了，执行硬气了，“伸手必被捉”日益成为大概率事件，各项纪律也逐渐由软约束变成硬杠杠。越织越密的制度笼子，越收越紧的纪律约束，给党员干部穿上了“紧身衣”，也提供了一面面镜子，映照着各级干部对权力和自我的认识。

倘若怀着“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的信条，放不下“领导就得骑马坐轿”的“优越感”，走不出办事就得吃拿卡要的潜规则，那么放眼看去，大到党纪国法，小到条条禁令，都是与自己为难作对，处处寸步难行。整天长吁短叹“为官不易”，实则是心里难以割舍“为官不宜”所带来的权力福利，不想告别“为官不正”所误导的灰色人生。而对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者来说，两袖清风何尝不是最好的人生写照，依法办事、照章而行何尝不是最佳的工作环境？正如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的，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古人云，一心可丧邦，一心可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对人心的鉴照、对党性的考验。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抓一抓会好转，松一松就会反弹，而且有的会变本加厉。树立政坛清廉之风、养成干部廉政之习，之所以是一场持久战，既因为制度的完善、纪律的执行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也是因为，让制度敬畏、规则意识融入为政者的精神世界，让“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成为不可撼动的常识，同样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宋代朱熹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今天的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肩负着重大职责，更应心胸开阔、志存高远，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抓作风问题就是积小胜为大胜，营造廉洁从政的政治生态，以党风政风带社风民风，重塑风清气正的大好河山，需要我们遵行制度的每一条，迈好脚下的每一步。

（2014年1月16日）

有铁面问责，才有进取动力

——如何看待“为官不易”之三

监督只会越来越严格、问责只会越来越严厉、抓作风问题只会越来越深入。是囿于小我、怨天尤人，还是砥砺自我、奋发进取？为官从政真正的“不易”处，正在于此

“原来以为只是一阵风，现在相信动真格了”，这是不少干部群众的切身感受。且不说不少“老虎”“苍蝇”纷纷落马，单从百姓身边看，从办事推诿被曝光后当天就整改，到因一餐饭、一顿酒、一次公车私用受处分甚至丢了“帽子”的案例隔三差五出现，哪里有作风积弊，哪里就有铁面问责。这样的结果也就顺理成章——在多个面向公务员和干部群体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觉得禁令“真的严了”，一些人更是由此感慨“为官不易”。

实际上，我们也面临过若干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尴尬，陷入过三令五申拦不住“四菜一汤”变成“舌尖盛宴”的怪圈。现在为何风气一变、作风一新？正是铁面问责，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使制度成为说一不二的硬杠杠。

一年多来，在各种规章的制定和执行中，“原则上”少了，“一律”多了；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对顶风违纪者称“某某”少了，点名道姓多了；在各类事故的事后处理中，有关责任人能“滑脚”的难了，失职渎职者难逃惩处。铁面问责、有违必查，谁还敢把纪律当成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谁还能把制度当成可有可无的稻草人？紧箍咒越念越紧，监督网越织越密，问责的刚性力量覆盖了权力运行的各方面、各环节，这才能打掉一些人的特殊利益，消除某些人的寻租空间，以强劲的倒逼机制正风肃纪、反腐倡廉。

诚然，在禁令纷纷出台、问责不断加紧的背景下，各级干部受到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面临的各种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压力。但是，对于手握公权力、肩负一方发展之责的领导干部来说，从严要求、恪尽职守何尝不是应当应分的事情？惩恶罚劣、激浊扬清何尝不是权力健康运行的底线？更何况，问责压力之下的作风转变，还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正效应。

一位曾经忙于应酬的官员感慨说：“八项规定救了我半条命，再也不用拼命喝酒了。”在多项调查中，不少干部纷纷表示，反“四风”之后，“生活变得规律，身体趋向健康”。其实，问责力度加大、作风改到深处，对干部自身难道不也是一种解放？以前公款吃喝甚嚣尘上时，有人说“做梦都想喝小米粥”；从贯彻八项规定到执行各项禁令，又让多少干部告别了“赶不完的饭局、喝不尽的酒”？

俗话说，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有压力就有动力，改作风驰而不息，引发的“蝴蝶效应”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对干部来说，觥筹交错的宴请少了，迎来送往的风气淡了，不只是利于身体健康，更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学习、搞调研、问民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事业之中；对群众而言，严治懒散庸拖，严责政绩工程，办事办证就会顺畅得多，民生民利就会有更多保障。

“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人心就是力量，只有通过动真碰硬的作风建设，扫除沉疴积弊、不断除旧布新，“让百姓爱，让贪官怕，让官员有所忌惮，让社会充满期待”，各级干部就能以良好作风取信于民，积聚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2013年，我们之所以能赢得良好开局，一个重要经验就在于用好作风凝聚正能量，从而让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

“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总书记铿锵有力的宣示，向全党全社会释放出明确信号：气可鼓而不可泄，监督只会越来越严格、问责只会越来越严厉、抓作风问题只会越来越深入。这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是囿于小我、怨天尤人，还是砥砺自我、奋发进取？每一个党员干部都面临着这样的拷问，为官从政真正的“不易”处，正在于此。

（2014年1月17日）

2014，你将如何存在？

——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之一

2014年，你的行动，可能并不惊天动地，也无需生死抉择，但一事当前，请用最温暖的感受去抉择，用最宝贵的价值来权衡

“时间开始了！”

一个全新的年份，正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无论是国家主席摆放着家庭照的办公室，还是感怀“从一生到一世”的网络空间，时间的河流里，每个人都满怀对未来的期待和梦想，迈出新的步伐。

即便是“马上快乐”、“马上成功”之类的“马上体”在辞旧迎新之际流行，也没有人会不明白，拉来财富、幸福的小马驹，其实只能是照镜子时才看得见的那个人。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时代从来就是在每个人的参与中前行，正如总书记新年贺词所言，“改革是需要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有人曾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前一句固然太绝对，后一句却理应成为现代公民的基本准则。的确，抱怨雾霾沉沉，不如主动少开一天车；感叹道德滑坡，不如填写一张做志愿者的表格……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所抵达的地方，正是你的家园。想要一个怎样的国家？期盼一个怎样的社会？你的行动，就是你的回答。

不要看轻了你的力量。法国作家杜·伽尔说过：“在我们所具有的一切缺点中，最为粗鲁的乃是轻视我们的存在。”过去一年，“微××”跻身《咬文嚼字》年度热词，除了折射时代特性之外，何尝不隐含着这样的意蕴：再小的力量，汇在一起也能改变世界。从“双11”350亿元的销售神话到微博“我们都是雅安人”的感人活动，都诠释着“微”的力量。见微知著，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来将是何其磅礴！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历史里。重要的是，你有创造历史的豪情，也要有把豪情兑现为现实的行动。2014年，新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在这个被外国媒体预测为“决定性的一年”，多少艰难等待跋涉、多少险滩等待穿越、多少改变随之而来，历史将在我们手里造就，而我们准备好了吗？生活的激流已经涌现到万丈高峰，只要再前进一步，就会变成壮丽的瀑布。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年，最壮美的风景，离不开执政党激流勇进的决心勇气，同样离不开13亿人匹夫有责的使命担当，当此之时，每个人以怎样的状态生活存在，决定了我们的国家以怎样的姿势拥抱未来。

2014年，你的行动，可能并不惊天动地，也无需生死抉择，但一事当前，请用最温暖的感受去抉择，用最宝贵的价值来权衡。不要做活在阴影里的抱怨者——他们除了怨天尤人，找不到其他地方挥洒自己的热情，整个世界只以问题的形式消极呈现，生活在满腹牢骚中原地徘徊；不要做活在犹疑里的观望者——他们羡慕有更好的生活、渴望有最好的未来，却按兵不动、固步自封，在患得患失中错过了太阳又错过群星；不要做活在小我里的自私者——他们的所有取舍都根据个体的得失，所有是非都源于自己的有无，小我的枝叶遮蔽了生命的丛林。新的一年，无数个你我，有暖炉般发热的志愿精神、有箭矢般传递力的法治精神、有太阳般放射光的自治精神，才有一个更好的中国、一个更好的明天。

“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的，成功总是属于积极进取、不懈追求的人们。”那些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因为即便是逆流而上，他们也能在不断前行中获致充实的人生。从北大保安“站着上大学”到嫦娥团队终圆落月之梦，从“扫桥爷爷”身后延绵不绝的志愿者到“天天正能量”微公益聚集起无数青年，过去一年，我们切实感受着“进取的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有理由期待，我们同样能以蓬勃的朝气、旺盛的精神，一起刷出真实的“存在感”，在一步一个脚印中，推动社会的整体前行。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改革者的豪迈宣示，也可以理解成对每个人的期许：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就能到达。而这，正是对“我该如何存在”的回答。

（2014年1月2日）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之二

主流文化的建设者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应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

新技术当真是最伟大的“改变者”。如果以山峰为喻，从山脚的村歌社鼓，到山巅的阳春白雪，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文化构成的群落，拼贴出文化中国的四季春秋。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的层峦叠嶂架起了高速索道，不必费力攀爬，便可悠游其间、览尽风光。

打开AAA“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有痛心质问“传统文化怎么了”，也有娓娓道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脑残体”……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实体书店和报刊亭逐渐凋零，城市正在失去文化之肺；地铁上的“低头一族”，看的不是书报而是手机……商业和消费主义冲刷之下的大众审美河床，最低水位正在下降，有些地方甚至裸露出干涸的河底。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尼采曾对报纸的出现怒不可遏，认为这意味着忙乱、廉价的“短暂之物”取代了“永恒之物”。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

这样的感叹固然有其价值，但放宽视野却会发现，从印刷术的普及，到声光电的传播，再到信息技术的兴起，任何一次传媒工具的重大变革，都会带来文化话语权的转移。新中国“17年文学时期”全国仅发表长篇小说200部左右，谁又能想到如今某一文学网站号称有123万个作者，其中很多以每天1万至3万字的速度写作？正是报纸、影像、网络等技术手段的普及，让人类的文化空间拓展了而不是枯萎了，让知识和文化更能服务大众而不是被一小群精英所垄断。

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AAA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有人做过统计，在当代中国，活跃在网上的知识分子只是知识界的表层，更庞大的群体基本不在网上发声，比例甚至低于领导干部。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表浅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对于有数千年文化的中国来说，信息化和技术时代带给我们的冲击更为猛烈，产生的问题也更加复杂。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但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2014年1月6日）

教育，如何让生命蓬勃生长

——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之三

让精神生长、让灵魂发育，才会有朝气蓬勃的生命，才会有不断出彩的人生。回归精神家园，回到人性本真，转型期中国行色匆匆的征程上，整个社会都需要这样的觉醒

新的一年，承载新的期盼，开始了新一季的生长。此刻，在无数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去的急促脚步中，在大学校园穿梭而行的青春身影里，天下父母的心弦又一次被拨动。“我们的孩子在拥有广博知识的同时，能否拥有健康的体魄，美好的心灵？”日前，一些教师和家长如此叩问。一己之感慨，何尝不是面向整个社会而发？

捡拾近期的一些教育新闻，便可知此问之迫切和沉重。考试指挥棒的驱使，高考“独木桥效应”的影响，“学历竞赛”的压力，让不少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忽视了身心健康、人格发育、精神成长。在一厢情愿的灌输、望子成龙的期待中，孩子们与欢乐的童年拉开了距离。刚刚过去的这几个月，无数中国家庭都迷上了一档节目——《爸爸去哪儿》，人们羡慕节目里山野乡间的亲子生存体验，触动于“勇敢”、“珍惜”、“感恩”、“帮助”这些在考试重压下变得有些陌生的关键词，却又感叹这样的教育可望不可即。

教育是什么？是时候想想这些最为简单也至为重要的问题了，而回答原本也不应复杂。如哲人所言，“教育即生长”，是要使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长，而不是把外在的东西灌进一个容器。智育是要发展好奇心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灌输知识；德育是要鼓励崇高的理想追求，而不是灌输规范；美育是要培育丰富的灵魂，而不是灌输技艺。我们之所以在多少年前就提出“素质教育”，不正是期望那些幼小的生命，能在不断的自我认同、自我发掘中自然生长？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今天的情形却令人忧虑，一些教育者全力以赴的，正是以适应现实为目标塑造学生。功利主义盛行之下，教授以“没有4000万别见我”来励志，学生视校园为“职场训练营”，家长坚信“好工作才有好未来”，从教育流水线上下来的，可能是越来越多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眼下，那些“目中无人”、“六神无主”的教育，会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国家通往怎样的未来？

正是在这样充满忧患的问题视野中，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立德树人”振聋发聩，“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倡导别有深意。“教育首先是人学”，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首在养内心之德、张精神之维。让精神生长、灵魂发育，才会有朝气蓬勃的生命，才会有不断出彩的人生。

也许有人会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还在富强路上苦苦追赶的中国人，不可强求丰富精神世界、追求灵魂脱俗的境界。这样的认识，与环境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何其相似？事实是，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有发家致富后苦读诗书、立德立言的个案，但从来不曾有不修身齐家就治国平天下的民族，更不会有仅靠物质繁荣实现长治久安的盛世。真善美的种子早一天发芽，人格发育就早一天臻于完整，社会心态就早一天走向成熟，国家实力就早一天势不可当。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回归精神家园，回到人性本真，不只是教育领域的事。在转型期中国行色匆匆的征程上，整个社会何尝不需要这样的觉醒？1899年，梁启超在《中国魂安在乎》中提出：“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在今天这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个人也好，国家和社会也好，都需要那么一种情怀，那么一股子精气神。从2014开始，让我们重新发现精神家园，感知各种生命的呼吸与脉搏，去开拓生机无限的心灵原野，去铸造雄健而温厚的兴国之魂。

（2014年1月10日）

如何定义我们的时代气质？

——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之四

养足健康茁壮的精气神，我们就会在快速的生活节奏里，多一些心灵的沉静；在现代化的外表下，多一些思想的厚重；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多一些内心的坚守

网上最近流行这样一个笑话：一位青年人问哲人，“我很富有，却不开心。我该怎么办呢？”哲人默然，握住年轻人的手。青年顿悟道：“大师，您是想告诉我，我应该心存感恩，回报他人吗？”哲人说，“不是……我是想说，土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土豪大院”“土豪婚礼”“土豪汽车”，“为土豪写诗”，“跟土豪交朋友”……“土豪”称谓的流行，勾画出转型期中国典型的精神世相。与其说是揶揄，不如说是自嘲、是焦虑。自嘲，是因为担心“豪”起来了却仍挣不脱“土”的羁绊；焦虑的背后，则是物质日渐走向丰裕之后，对精神生活更上层楼的迷茫和向往。

思想的解放、经济的繁荣，让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和自由度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聚焦“土豪”现象，无论是旁人的艳羡，还是“土豪”们自己的焦虑，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我们的选择看似很多，成功的出口却甚显单一。财富积累往往是头号选项，名利双收常常成为终极目标。人们步履匆匆，许多时候却不知道为何向前走；人们追求成功，却难得有暇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结果往往是，没得到不开心，得到了也不见得多快乐。

凭什么一只土豪金的手机，可以卖出离谱的价格？为什么那些炫耀式行善的“土豪”，可以无视众人的观感四处孔雀开屏？看似离谱的现象背后，其实有它并不离谱的社会心理基础。某咨询公司一项调查显示，多数受访中国人表示会“根据自己拥有的东西衡量个人成功”。有人总结，说这或许是“追赶型经济体”在特定阶段的常态。问题是，把成功仅仅定义为物质的富有，我们安于这样的常态吗？谁又发自内心地喜欢这样的“常态”？

与“土豪”相似，还有一个标注时风的流行词叫“高大上”，所谓高端、大气、上档次。但什么才是“高大上”？开好车、住豪宅、喝名酒、穿名牌，如果这些都是的话，那么智识的快乐、家庭的温馨、心灵的富足、友情的温暖，算不算？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视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世易时移，今天的我们将什么奉为人生的“高大上”，才能呈现我们时代的精神疆域、不负先贤曾经抵达的精神高度？

富在我们之前的人，对此有过深刻的反思。《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的作者桑德尔早已有言：在我们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可以出售，这个世界难道没有问题？显然，不是一切美好价值都可以用数据来衡量，不是所有社会生活角落都适用市场法则。赢者通吃的成功，对大多数人并非福音；金钱统帅的逻辑，更不是生活的理想图景。真正走进人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从改革开放前的清苦日子里走出来的中年人，还是已经实现经济自由、正在努力追求更高层次的成功人士，甚或仍在供房供车的所谓房奴蚁族，几乎没有人否认，物质的满足不能替代理想的境界。那么，怎样防止市场价值观侵蚀本不该由它们主导的领域？如何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构建我们的精神空间、定义我们的时代气质？

虽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我们依然任重道远，但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无可回避地与我们遭遇。我们挣扎，不全是为公平竞争奔走、向贫富差距宣战，更为了找寻宁静的幸福、单纯的快乐、踏实的收获。我们怀旧，不是真想回到过去，只是希望回答自己，怎样找回奋斗年代那种一往无前的意气风发？

为了这个答案，无数人已经上路出发。他们有的结伴“驴行”，到大自然寻找天人一体的契合；有的跟在扫桥爷爷后面举起笤帚，一笔一画清扫心灵的积垢；有的放下手头“高大上”的白领工作，只为给留守儿童点亮烛照乡村夜路的灯光；更多的人，则是努力从柴米油盐的一地鸡毛中抬起头来，传递一个励志故事，转发一则鸡汤AAA，携手朝着那个让自己更心平气和的方向……

前一段微博AAA圈里，许多人一遍遍转发这样一段话：一位外国管理学大师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他由此担忧一种“集体智商的衰退”。这样的担忧，之所以在无数中国人心里激起共鸣，正在于见多了“毁三观”的故事，人们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其实是那样在乎、那样看重。

为时代气质重新定义，我们已经走到了这样的时段。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的脸面和躯体，治理水平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生理系统，那么价值观、财富观、幸福观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正是要为呼啸前行的中国列车，增添恒久强劲的精神动力？养足健康茁壮的精气神，我们就会在快速的生活节奏里，多一些心灵的沉静；在现代化的外表下，多一些思想的厚重；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多一些内心的坚守。

（2014年1月13日）